体制性因素（精选10篇）
体制性因素 篇1
会计要素是按经济特征对会计对象进行的基本分类, 它对会计对象进行第一层次的分划, 使是会计对象更具体化, 更能有效反映出会计主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 它是以财务报表为核心的。但目前我国的会计要素设置严密性、合理性的缺失造成了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使财务信息的使用者不能做出有效的正确经济决策。我国会计要素要在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 完善体系框架的建设, 以便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一、会计要素设置现状
我国规定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企业要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特征对会计要素进行确定。会计要素分为静态的财务状况要素和动态的经营成果要素两大基本类型。利润是我国会计要素的一个重要指标, 收入、费用和利润都是利润表要素, 它能够反映出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收入是形成于企业日常活动中的, 能够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且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费用是使所有者权益减少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二、我国会计要素设置存在的缺陷
(一) 利得和损失不是独立要素且概念模糊不清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中的利得和损失是会计要素的关键环节, 但却不是独立的会计要素。使会计要素存在界定上的缺陷。会计要素体现的是财务报表中的各类项目, 包括收入、费用和利润, 对利得和损失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 造成了会计理论和实务中的混乱, 为会计学术研究和实务造成了不利影响。利得和损失包括已实现的收益和未实现的收益, 它包含了所有者权益变动的所有项目, 即利润表的项目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项目, 这样模糊不清的概念为会计实务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 会计要素存在交叉且动态会计等式存在矛盾
我国会计要素中的利润要素与收入费用要素并列为一个层次使得其存在一定的矛盾, 人们对此观点不一。“收入-费用=利润”是由动态会计要素组成的动态会计等式, 它反应了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等式并不完全成立, 利润其实体现的是收入与费用、部分利得与损失相抵后的净额, 与其他动态要素没有互排性。与既互相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会计要素特点不相符。而且我国企业利润表中的利润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会计收益。
(三) 会计要素的设置与会计科目不同
我国会计科目按经济内容可以分为五个科目即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成本类和损益类。其中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在内容和类别上与会计要素中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没有显著的差别, 但在另外三个会计要素上与会计科目的设置无论是内容还是在划分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会计科目中的损益类科目其实是对会计要素中收入和费用两个要素的合并, 至于利润要素在会计科目中则没有体现, 会计要素与会计科目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实际操作和运用中对两者间的关系不能明确, 为学习和运用会计知识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三、会计假设
(一) 会计主体的假设
会计主体假设规定了有关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所涉及的部分的界限, 对财务会计系统的空间范围进行了限定。一些存在主体间的相互控制导致了假设的复杂性, 同时对主体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限定。主体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 但也在所有者权益要素中相互结合。
(二) 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是会计分期假设的必然结果, 二者共同为财务会计系统设定时间界限。这两个假设对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等问题实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非清算基础上使会计理论得以发展。
(三) 货币计量假设
货币计量假设包含货币购买力稳定的假设, 它能够有效把管理能力、产品质量等不能够用货币计量的因素排除在会计要素之外。
(四) 权责发生制假设
权责发生制原则是会计理论中与收入费用确认标准和收付实现制相对应的原则, 通过这个假设使得会计要素设置时要对现金流量表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衡量, 现金流量表会导致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之间的假设冲突突显出来。
总之会计假设是会计要素设置的前提条件, 会计假设是会计要素推理体系中必须存在的客观基础。
四、会计要素设置中限制性因素的重要性
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会计信息和会计结论以及其对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单纯的只是一个无实际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概念和技术手段。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性决定了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设置时要对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及表述信息的使用者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在市场经济中的会计理论需要对各种利益进行有效权衡, 以发挥会计对象在会计要素设计中的作用。在研究社会经济进要以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性为基础, 这样就使会计要素设置中要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仅改变传统会计要素设置的思路是不切实际的。
五、结语
在财务会计目标的引导下, 结合信息使用者的要求, 对会计基本假设特别是权责发生制当作限制性因素进行全面考虑, 进行有效的会计要素设置, 同时以一定数量的互相联系性质迥异的会计对象确认和计量大类的举措。会计要素设置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和会计对象, 它是会计对象具体化的体现, 也符合会计目标的基本要求, 会计基本假设制约着会计要素的设置。
参考文献
[1]万继峰, 李静.损益要素的国际比较、协调及对我国的启示.财会通讯, 2004 (8)
[2]李英贵.会计要素的比较与建议.会计之友, 200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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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碧霞.会计集中核算的局限性及改进对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02)
[5]程淮中.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几个问题的再认识[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01)
体制性因素 篇2
课程管理是课程设计与实施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管理体制的适当与否，直接制约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设计以及课程组织和课程评价的运行。本文从国内外的经验和现实分析入手，从教育外部和教育内部两个维度上，分析影响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确立的主要因素，为我国不同地区适当、合理地实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提供理论依据。
一、影响课程管理体制的外部因素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教育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等教育外部因素，与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课程管理体制涉及权力分配的问题，与教育以外的多种因素相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
“政治”是一种近乎“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在此，笔者只重点展示“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实体部分）对课程的影响。作为教育的一种社会背景，政治体制的作用就在于形成教育控制的一定模式。一般来说，政治体制可以划分为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两种，那么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也相应地可以划分为这样两种形式。下面以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和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例，阐述政治体制对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确立的影响。
美国是从最初各不相关的殖民地社会发展起来的“联合社会”。[1]这一历史传统使美国地方分权的程度甚于其他任何国家。在美国，各州虽然并非主权机构，但却履行着其他国家通常只能由中央权力机构承担的许多职能。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实行国家统一控制教育，无异于天方夜谭。所以，美国人选择的教育控制方式只能是分散、多样的。在美国，教育权属于州政府职权范围，课程决策的所有权力都属于地方，而地方又赋予学校在课程事务方面的自主权，由学校和教师决策、编制课程。因此，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学校课程，地方和学校课程占据美国的主导地位。
法国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政府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地方是一种绝对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执政的法国社会党进行了“权力下放”改革，也没有改变法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这一政治体制在教育上表现为全国集中统一与刻板划一的基本特征。法国自拿破仑统治时代开始，就由中央政府颁布指令性教育计划与课程目标。因此，法国国家教育部掌握着整个教育系统的资源与权力的组织、分配，控制着学校所有课程。学校课程由国家教育部组织专家决策和编制，实行全国统一课程，并采用自上而下的推广模式。所以，法国“学校每一分钟活动的内容都由国家教育部具体规定”[2]，国家课程在法国占据着主导地位。
从以上对美、法两国政治体制的分析及其对课程管理体制的影响来看，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存在，就有什么样的课程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虽然课程管理体制决定了国家、地方和学校在课程决策上的权力分配，但根源却在于政治体制。因此，一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是政治体制的反映，也必然是为政治发展的需要服务的。
（二）经济
经济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引起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在此，笔者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资金投入、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两方面关系来考察经济对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确立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资金投入之间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资金投入一般呈正比。当前，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要求给予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体现学生的个性特点，所以许多国家都鼓励学校开设符合本地区、本学校实际的课程。但问题在于国家下放权力的同时，也在下放负担与责任，要求地区与学校具备相当的财力。特别是教育技术的进步使得学校要为所开设的课程添置或者更新仪器设备，如电视机、录像机、计算机等，这些设备更新换代周期短（一般为五年），经常运转和维护费相当可观。同时还要购置大量的教科书、图书资料，以备教师和学生使用。此外，开设新课程，还要进行大量的师资培训，这笔人员培训费用也是相当可观的。所有这 些都需要教育资金给以保证，否则课程的开设就是一种奢望，更无法保证课程开设的质量。由此可见，教育资金投入的多少制约着课程管理权限下放的力度。
从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这个国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当国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国民就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给经济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一些传统的行业消失，应运而生了另一些新的行业和经济活动的新领域。据统计，美国1949—1965年间约有8 000种职业从劳动力市场消失，同时出现了3 000种以上的新职业。[3]而且，1970—1980年高度工业化国家开创了1 7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90%是用于信息、知识传播和一般性服务。[4]这些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结构中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使得产业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发展，劳动力的耗费也由以体力为主向以智力为主过渡。总之，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新的就业结构的形成，也必然导致劳动者素质结构的变化。劳动者的素质结构是教育的综合产物，是对所学课程的综合表达。个体素质中存在着基础、稳定和类似的倾向，但更多涌动的是独特、差异的素质，正是这种独特、差异的素质构成才能适应多元化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课程设置应该考虑到人本身的素质结构，单一的课程设置不足以形成人的多方面素质，也就无法满足人对就业的不同需求。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产业界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在课程方面要求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具有弹性的课程。[5]这说明国家划一的课程设置无法满足就业结构的多元化需求，结果必然带来课程权力的下放，由一级课程变为多级课程。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制约着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确立，但是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确立也一定要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适应经济发展中的变化，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三）民族文化传统
所谓民族文化传统，就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现实社会仍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6](6)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生存、繁衍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尽管历史绵延几千年、社会形态几经变化，但民族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在一定范围内对人们具有普遍的内在约束力。因此，任何一种教育选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不同民族文化传统背景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当然体制形成的格局也就不同。不过，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经常被人忽略，因为其影响方式相当隐蔽，让人不易觉察。在此，仍以美、法两国的文化传统对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制约为例，来深入探讨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影响力。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17世纪初欧洲各国人民移居到北美大陆后，就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相互合作，逐渐形成了平等议事、共同参与解决问题的传统，即所谓美国人崇尚的“自由、平等、民主、参与”和共和文化雏形。后来，共和文化发展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之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教育上最初则表现为在当地以小村镇为单位设立教育行政机关，主持本地的教育事业，即“学区制”移民们登上北美新大陆以后，在各地方集群而居，构筑房舍，拓疆开荒，由教会或私人团体设立学校，教育自己的子女，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在当地设立教育行政机关，来主持本地的教育事业。这种以小村镇为单位的教育行政制度，是后来美国全国采用的“学区制”的由来。这种制度，发源于移民们最早登陆的新英格兰地区，后来随着向西部开发，而传至中部，再推广至西部。不仅准许各学区自行征收教育税，学区不隶属于州或其他政府机关；而且各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可以颁发教育证书，选用教科书和规定课程标准等，并将此写入1791年的《美国*法》，即“本*法未授予合众国或禁止州行使之权力皆由州或人民保留之”[6](162)。正是由于共和文化的影响，决定了联邦不能够集权领导，只能通过立法、拨款来影响教育的发展方向，实现联邦的战略意图。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管理、课程管理的权力重心在上移，但也只是在地方分权的总体框架范围内的局部调整。
法国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十分凝重的国家，“民族主义”与“集权主义”的文化传统促使法兰西民族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而且，法国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天主教文化，即它的意识形态（神学、伦理、观念）、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及其规约，都在法国文化传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因此，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深深扎根于法国人的文化价值观里，渗透于法国社会的行为准则中。而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法国现代教育的总体设计上，并在课程管理体制上也深深烙上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印迹。这样，法国就形成了极具个性的国家干预教育的方式，实行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设置全国统一的课程，实行统一的考试。
正是由于各国民族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所以，尽管美国与法国社会制度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由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
二、影响课程管理体制的教育内部因素
回顾历史，考察不同国家课程管理体制的发展，分析教育内容各因素对课程管理体制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和实践课程管理体制的改革会有一定的启示。
（一）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是对受教育者进行培养和教育的总的要求，规定着人才培养规格，也决定着课程发展的方向。课程权力的分配实际上是对人的学习经验的选择、组织与实施方式的调整，它必然要以教育目标为先导。由于教育目标总是随着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国际环境、以及教育观念等不同而不断地进行调整，这必然引起人的学习经验的重新组织和课程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且，教育目标要通过课程权力的重新分配与调整，重新组织并构建人的学习经验，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教育者素质
在地方教育部门中，校长和教师是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的主导力量，他们的素质制约着课程管理体制实施的水平和质量。
校长是学校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宏观协调者，他在学校教育活动的运作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一所学校要想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和管理模式，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三级课程在学校层面上的实施。校长的素质表现为要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和办学思想；要对学校教师队伍的组建、培养与使用提出明确的主张；要建立适合课程与学校发展的学校文化。校长不仅要指导校本课程开发，更要参与校本课程开发。
教师应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往一直把教师视为课程的“忠实”执行者。但课程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教师并不是完全“忠实地”传递文件所规定的课程内容，教师应当而且可能对课程内容进行调适，而课程的制定者也会从教师的反馈中对课程的目标和内容进行调整。这一过程也被称为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互动调适观”。教师对课程的“调试”则是教师开发课程能力的一种体现。从这一点来看，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承担着课程开发的责任。而且教师只有参与到课程开发中来，才能达到课程的预期功效。许多国家的课程改革都越来越强调教师参与课程开发，教师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也发生很大变化。校本课程开发要求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正如马什所说：“校本课程开发试图打破教师作为‘消极接受者’的角色而将其定位为‘课程决策者’，除非教师能完成这个转变，否则校本课程开发就不能有效实施。”[7]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应具有与课程开发的相关专业技能。校本课程开发包含设计、编制、实施与评价等方面的问题，以往课程设计、课程编制问题都与教师无关，但课程管理权限下放到学校后，部分的课程设计与编制工作就要由教师来承担。因此，教师仅具备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他不仅要明确学校的发展方向、学校教育资源情况以及学生的个性特点，而且要懂得课程设计的原理、程序、技术等一些与课程开发相关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设计出符合本校特色的课程。同时，教师还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教学活动已经占去教师的大部分时间，而且开发课程较执行课程要困难、复杂得多，这不仅会给教师带来更多的压力与负担，而且还会耗费教师大量的业余时间与精力。因此，校本课程的开发需要教师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与敬业精神。
总之，校长与教师的素质越高，承担开发课程的可能性越大，相应的学校一级课程所占比例也就会越大。但是，如果校长和教师素质不高，即使承担开发课程的任务，也将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活动的进行，当然也就无法确保学校的教育质量。
（三）教育的阶段性
教育呈现的阶段性怎样制约着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确立呢？在此，先来看一下英、法、俄、日、韩五国基础教育各阶段各级课程的比例分配表。
英、法、俄、日、韩五国三级课程比例分配表（%）
表中的数字表明：教育阶段不同，各级（国家、地方、学校）教育部门课程管理权限的比例分配也不同。而且，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国家课程占整个课程比例呈递减趋势，而地方和学校课程则呈渐增趋势。这说明教育的阶段性与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确立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一方面，基础教育各阶段学生身心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影响着各级课程比例的分配。基础教育分为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学生身心发展都有独特的特点和特定的发展水平。小学生是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刚刚开始进入学校从事正规、系统的学习。这一时期学生身心发展虽然相对平稳，心理发展无尖锐的冲突，但意志力薄弱，鉴别事物的能力较弱，学习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差，对成人的依赖感较强。正是小学生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该阶段学校课程偏重于共性和统一性，因此国家课程在此阶段几乎占据全部课时。中学生是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开始向成熟过度。这一时期学生身心发生急剧变化，思维能力、抽象概括和逻辑推理能力明显增强；男女生对事物的认识兴趣与方式的差异变得明显，学习上的个体倾向性开始显现出来；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明显增强，心理上的“成人感”日益显露出来，在任何活动中都不再完全是被动的适应者、服从者和摹仿者，而是力求成为主动的探索者、选择者和设计者。初中生表现出来的特点要求学校教育给他们一定的选择权，以适应其个性发展。因此，国家统一课程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个体倾向性的需要，于是要下放一部分课程管理权限。但出于对教育质量的考虑，以及这一时期学生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差和被动性仍较明显的特点，国家下放的课程管理权限只能是少部分。高中生是十五六岁至十八九岁，正准备走向独立生活。这一时期学生生理与心理都接近成熟，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增强，并表现出较高的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也达到较高水平，而且他们大多对世界、社会、自己和未来都开始有较清晰的认识和较深入的思考，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已开始形成。一切发展都表现得很稳定，目的性和方向性都较强，因而国家对高中课程的管理可适当放开，地方和学校的课程管理权限自然要比小学和初中大。但与此相应的是，地方和学校更应加强自己在课程改革实践中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
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各阶段的培养目标不同，决定了各教育阶段承担的教育任务不同，安排的课程内容不同，当然也就影响各级课程比例的分配。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是为人生打基础的教育。其培养目标的重要特征是为学生今后全面和谐充分的发展打下“初步”基础。也就是说，学生在这一阶段无论是获得的知识技能、形成的能力，还是养成的道德品质，都是每一个国家公民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最基础的素质。因此，小学阶段承担的教育任务就更多地体现教育中共性和一致的方面，课程内容当然也就是最基础的读写算以及常识性知识。所以，国家课程居于主导地位，基本包揽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初中教育不仅是小学教育的继续，同时又是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成人高中打基础的教育。初中阶段是学生从儿童到少年又由少年走向青年的过渡时期，是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同时也是为学生全面发展、全面提高素质打基础的关键时期。因此，初中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在小学阶段使学生“初步”得到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为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初中阶段所承担的教育任务相对来说就有复杂性，既要继续为学生发展“打基础”，又要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服务。而且初中课程门类增多，难度加大，此时学生的发展不是齐头并进的，接受能力的差异性表现显著。这一阶段既要有保证共性和一致性的课程，即国家课程；又要有选择性、差异性和灵活性的课程，主要由地方和学校来承担。而高中阶段，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都趋于成熟，他们在已有文化科学知识、生活经验和思想道德水平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这一时期学生面临着择业，为走向生活、走向独立作准备，培养目标就自然体现出这些特点。因此，高中阶段承担的教育任务就更强调、更倾向于为学生个性发展服务，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所占比例自然增多，但国家课程仍应居主导。
综上所述，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确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受到来自教育外部与内部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更有复杂性。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的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是符合课程发展趋势和我国教育改革目标的重要改革措施。在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应认真分析影响课程管理体制的各种因素，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创造性地组织和落实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为科学、合理地推动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体制性因素 篇3
1 企业集团主要财务管理体制分析
1.1 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
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也被称为U型结构体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组织模式，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大型集团中最常见的财务管理体制，它包含直线型和智能型两种。与分权的财务管理体制相对比来说，是相干职权在公司组织中较高层次的体现。在集权型财务管理体制下，母公司拥有所有战略决策和谋划经营自主控制权，对其子公司和相干成员企业来进行集权式的统一筹划和治理。其中包括财务决策的制定和管理、财务战略的实施、资金的筹划和投放方向、成本的控制和核算、利润的分配和归纳。集权式的财务管理体制是指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权差不多集中在母公司，集团公司对其成员企业具有绝对的财务治理权，而且实行统一管理和严格控制，下属单位财务管理机构的成立、财务成员的设置和对相关重大财务事项进行决策都需要由集团本部来决定，下属单位及其子公司只拥有小部分财务决策经营权。集团公司下达种种任务，并且会以直接治理的方式来控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子公司不需要做出任何财务经营决策。
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的长处主要集中在：在集团公司内部的各项财务经营计划都由总公司来集中安排和制定，这样集团内部就能够充分显示规模效益、降低成本、减少损失和财务风险。集团决策也能够高度统一，财务权力高度集中在集团公司手里，有利于集团公司发挥调控功能，使集团公司的整体目标能够保持一致，有利于提高整体的财务管理效率，实现财务目标；有利于最大限度的集中人力物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各下属公司能够共享集团公司的资源；有利于推出统一的财务管理计划，降低行政管理的相关成本；有利于统一调配资金的使用状况，实现资金成本的节约；有利于发挥集团公司财务专家的力量，对下属公司进行培训和指导，减少财务风险。
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的缺点主要包括：集权过度强调集团公司整体利益，弱化了下属单位企业人员的小部分利益，不利于调动下属单位人员的积极性，也影响了下属单位的经营业绩；对下属单位的过多控制，加大了集团公司的管理成本，增加了负担，不利于集团长远发展；在时刻强调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容易滋生官僚主义，造成管理层的独断专行，影响财务效率，一旦发生高层决策错误，会给集团带来巨大损失。
1.2 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
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也被称为H型财务管理体制模式，是一种具有组织性的结构。它主要是指集团母公司不干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下属单位及其子拥有充分的财务管理计划经营权，集团公司只对其间接统治，只对一些关系重大的财务事项进行决策和经营，下属公司和总公司之间彼此建立各自独立决策、单独经营和管理、单独核算的财务管理体制。
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的优点包括：总公司与下属单位之间相互独立，下属单位之间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经营决策权上，企业集团各级公司都能够灵活调整经营战略，实现利益最大化，促进企业集团的多元化发展；下属子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市场环境，在资金调配和运行、融资、投资、财务收支、人员招聘和职工福利待遇等各方面自行决策。这样有利于减轻母公司的决策压力，减轻了母公司的负担，各个成员公司的经营决策可以灵活转变，更快更好的适应市场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利于捕捉转瞬即逝的商机；有利于下属单位子公司针对市场状况作出快速反应，确保财务决策的时效性；有利于减轻集团管理层的工作压力，降低由管理层的错误干涉造成的经营损失；有利于激发下属单位的工作热情，提升下属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本领和实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经济效益。
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的缺点包括：分权造成各个下属单位权力较分散，难以集中统一指挥，不利于快速找到基层存在的风险和迅速解决问题；下属公司各自为政，不听上级单位命令擅自做主，作出错误决策，导致损失，不利于提高财务效率和增加集团盈利；不利于发挥集团公司的整体优势，不利于整体内部的资源优化配置；子公司光顾着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不利于集团公司进行统一治理，甚至会对集团整体利益造成损害；不利于集团高层决策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增加公司财务负担。集团公司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不够紧密，这样会导致各部门成员之间不够团结一致，很难集中精力去提高公司的业绩。
1.3 综合式财务管理体制
综合式财务管理体制同样被称为M型的财务管理体制模式。它是由分权和集权相结合的财务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多种层次的体制。由三个阶层构成，第一层是指挥层，成员由董事会和各个部门经理构成。第二层由服务部门、支持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构成。第三层包括各个彼此自立的子公司。综合制财务管理体制是当前大部分集团公司都会采取的组织形式。在这种财务体制下，企业集团的重大经营权由母公司控制，子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经营环境和发展状况来拥有部分经营决策权，但是子公司需要向母公司汇报。母公司可以根据集团所处的发展阶段来处理好各个时期和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尺度。集团总部对下属单位的财务事项拥有决策权，其他财务部门对公司的资金筹划和运转负责，各个子公司的财务部只能算是企业集团的会计核算部门，对其他经济活动拥有自主权。
综合式财务管理体制的优点包括：集团总公司对所有分公司的重大财务问题进行领导，对方向性的问题进行指导和控制，有利于提高集团公司的整体效益和工作效率；由各分公司拥有自己的其他事项的自主权，各分公司只管理自己的具体事务，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实现工作效率的提高。这类管理模式不仅能够发挥总公司的财务把持功能，激发子公司的财务运转经营创造性和积极性，而且能克制过度集权或者分权带来的危害性。混合型财务管理体系既完成了财务管理决策的统一化，又同时具备人性化，能够充分调动子公司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
综合式财务管理体制的缺点包括：集团总部很难把握集权和分权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这种体制很可能会变成单独的集权制或分权制；集团管理的链条过长，产生的相关成本就会过高；下属单位可能会在相关的财务考核中过分重视本级利益而忽视了企业公司集团的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体制是多样化的，需要随着企业所处的不同时代和特点来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结合不同影响因素进行不断地进步和完善。
2 影响企业财务管理体制选择的因素
2.1 企业规模
企业集团的规模大小关系着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选择，规模越大，企业在财务管理体制选择的范围也越广。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论认为，一个组织管理层次的多少关系着组织规模和管理幅度的大小。在限制管理幅度的条件下，机构规模的大小和管理层次的多少成正比，机构规模越大，管理层次就越多。因此，当企业集团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时，纷纷成立分公司，集团管理者受其时间、精力和管理范围的影响，就需要实行分层次的授权管理来维护集团公司正常运转。如果企业集团规模不大，其下属公司数量少，业务量不大，经营范围窄，公司人员也不多，企业就可以相对进行集权管理。一旦企业集团规模变大，下属公司数量变多，经营业务范围变广，集团内部关系开始复杂起来，企业集团难以进行集中的管理并且管理效率低下，机构团体就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分权的方式来进行财务管理。
2.2 企业经济环境
财务管理的经济环境对企业集团财务治理的各种经济因素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经济周期循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程度、通货膨胀等。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一般不会呈现较长期间的持续增长或者较短时间的连续下降，而是在波动中不断曲折前进的，这就是经济周期对企业财务的相关影响。其次，经济体制的划分也影响着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例如，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来自高层的指令，企业的经营决策都由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信息来做出，企业只需要适应市场来进行灵活反应，财务管理水平也因此而提高。最后，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和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水平息息相关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水平也就越高。企业环境对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内部财务环境。企业集团初步成立，要建立的财务管理体制与国家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3 企业所处发展阶段
企业集团都是由单个的企业经历不断发展强大而来的，都经过一个萌芽、成长壮大、成熟和没落的生命周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集团公司也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自身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目标，企业集团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它的财务管理体制也随之产生不同的特点。在公司萌芽时期，集团总公司需要高度集中财务管理权对公司负责，所以企业需要选择集权的财务管理体制。在公司发展壮大阶段，总公司需要放弃一部分控制权来实现利益最大化，下属公司就拥有一部分自主经营权和决策权，需要降低财务管理体制的集权性。当公司走向成熟阶段，企业集团已经可以自由灵活运转，财务管理体制也更灵活，分权也就进一步扩大，总部与下属公司之间的权力得到了平衡。当企业开始有了衰退的迹象，企业集团就要开始追求稳定的收入，财务管理体制也开始僵化，因此，财务管理体制就需要变革来适应此时的公司状态。
2.4 企业文化
每个企业的文化经历不同，所宣扬的企业集团文化也有差别，因此，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体制的选择方式也会不同。企业文化对企业集团经营活动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一个热衷于倾听企业员工各阶层的意见的企业集团，它的企业环境是轻松开放、以人为本的，在财务管理体制的选择上自然倾向于分权式。相反，对一个封闭且等级制度森严的企业集团而言，它必然会选择集权式的财务管理体制来强调自己的威严与权力，示意下属公司必须严格按照集团总部指示来做事。
2.5 企业战略
企业集团需要采取哪一种财务管理体制必须由企业当前制订的发展战略来决定。当集团公司准备发展对与之有密切经济联系和核心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并且对公司实行统一管理时，企业就会采取集权式的财务管理体制。而那些对企业没有太大关联的企业，并且参与不到集团的核心业务，集团一般会选择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总而言之，企业发展战略不同，所采取的管理方法不同，企业的财务管理体制也就有很大区别。
[1] 霍云泽.电力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研究[J].科技与企业，2015.
[2] 方加奇，李倩.集权式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
体制性因素 篇4
一、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
长期以来, 在“重工轻农”与“重城轻乡”思想的影响下, 我国在公共产品方面一直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这是导致城乡公共产品差距过于悬殊的根本原因。例如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 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实行集体化改造, 以便于从组织上保证政策干预农业生产的有效性;在产业发展上, 强制性地规定农业产业活动空间, 限制甚至取消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人为地割断了城乡产业间的联系;在资源配置上, 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正常的流动, 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 并严格规定, 没有城市当局的许可, 农村人口不得流入城市, 农业户不得转为非农业户口。
在执行上述政策的同时, 我国国家财政也大多数投向了城市, 城市居民在没有为道路、水、电、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建设付费或所付很少的情况下就可享受很多福利。然而, 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却实行自筹与转移支付相结合的办法。转移支付的额度又很少, 地方财力较紧, 大多数乡镇财政赤字, 不少连正常运转经费都成问题, 更不用说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了。因而, 转变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建立一种城市支持农村, 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显得尤为重要。
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
1. 供给决策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直接影响了供给效率。
“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其供给总量、供给结构和在这种“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中, 农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直接受用者, 却处于决策的最低层, 加上各种监督与约束机制尚不完善, 对各级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几乎没有太大的影响, 进而失去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第二, 行政命令式的决策机制从体制上决定了供给与需求是脱节的, 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很容易出现矛盾, 不但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不可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 而且还可能超越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极易导致供给过度等问题。第三, 这种供给体制的执行偏差与监督成本都较高。“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将决策提高到较高层次, 政策执行链较长, 存在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 而每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都会因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的不一致而使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偏差, 并会产生一定的监督成本。
2. 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具体表现为强调对对短平快等“硬”公共产品的考核, 如农村交通要道建设、公路沿线农田改造、办公大楼建设等, 具有加强供给的内在激励;而对那些见效慢、难度大的、长期性的“软”公共产品, 如农田水利维护、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科技、信息、新型合作医疗、教育质量等, 没有太大的兴趣。
3. 政府的缺位、越位与错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第一, 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中对相关部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权利与责任划分都很笼统, 许多部门着实不知道自己的责权与定位。第二,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还存在多头领导问题, 这种多头领导很容易造成各主管部门推诿责任与争夺权利的行为, 最后行政管理费支出不少, 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起色却不大。第三,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实行事权与财权的高度统一, 而对供给过程则监督不力。目前, 对供给过程的监督主要是由审计和农民负担管理部门执行, 由于农民负担多为预算外资金, 而预算外资金又大部分分散在各行政事业单位, 不仅增加监督努力的成本很高, 而且也很难界定合理与不合理的界限。
三、不完善的激励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
1. 缺乏决策参与体制。
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来看, 公共政策应是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结果, 在某些主体缺位情况下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大多数会被此类主体的抵制。因此, 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 由于缺乏农民的决策参与机制, 致使一些村民对于通过“一事一议”解决公共事务不关心, 很多村民不参加开会, 除了一些极端贫困的村民外, 条件不错的村民也不愿意承担自己在公共物品上相应分担的责任。
2. 缺乏信息沟通体制。
农民虽作为公共产品的需求者与消费者, 是公共产品的直接利益主体, 但没有相应的表达信息的平台, 而部分积极参与者的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由于不能有效征集农民群众的真实意见, 确保农民的意愿能在供给中得到尊重与体现。所以不能很好的刺激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导致大多数人采取一种相机而动的策略, 根据政府制定的政策制定自己的应对之策, 对自己有利就接受, 若对自己不利就拒绝或变相抵制。
3. 缺乏市场竞争体制。
农村税费改革后, 为减轻农民负担, 必须按一事一议制度进行筹措资金, 因此由政府或集体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必然严重不足。然而就是在这种急需引进资本的情况下, 却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 使得农民资本没有一种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 因为在没有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条件下, 以及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 农民资本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经营的风险很大, 收益率也不高, 因而缺乏参与供给的内在激励。
摘要：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的体制因素有很多, 主要有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以及不完善的激励体制与利益保护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滞后,体制因素
参考文献
[1]尹成杰: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J].求是, 2003, (2)
[2]邹农俭: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关改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5)
[3]党国英:论村民自治与社区管理[J].农业经济问题, 2006, (2)
体制性因素 篇5
【关键词】儿童 ； 行为抑制性 ； 非抑制性 ； 家庭环境 ；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5-0285-01
行为抑制性是指在面临陌生情境的最初一小段时间内（10min-15min）儿童表现出来的敏感、逃避、害怕的行为特征；非抑制性则指在这段时间内，儿童表现出来的不怕生、主动接近陌生人和陌生情境的行为特征。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对其影响颇为深刻的关键人物，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成长环境中，父母与儿童之间的亲子关系，父母之间以及父母与儿童之间良好与否的情感氛围，以及相同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对儿童教养方式的个体差异等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儿童抑制性、非抑制性的发展变化。
1.亲子关系对儿童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的影响
Kochanska等人（1991）研究了抑郁症患者的母亲的和正常心理的母亲分别对她们2至3.5岁孩子抑制性气质的影响过程以及母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由于母亲抑郁的性格特质，造成她教养方式和行为表现的不同对孩子抑制性气质的发展是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在亲子游戏等母子交流情境下的研究，母亲对孩子行为方式的反应采用不同的回应态度会影响儿童抑制性情绪的不同表现，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母亲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应对那些性格过于害羞的孩子，安抚他们的情绪进而鼓励其在陌生环境下勇敢地探索周围事物并与陌生对象初步接触。
2.家庭情感氛围对儿童行为抑制、非抑制性的影响
有研究得出父母的情感流露，如关心、悲观、惭愧和难堪情境会影响儿童的抑制性行为。对于抑制性的孩子，母亲的抚养方式和态度有两面性，她们不仅关心孩子，对孩子表现的不满反应也比较多。抚养人对非抑制性的儿童在培养独立性上鼓励的最多，其次是中间型儿童，然后行为抑制性儿童得到的家长支持鼓励最少。在使用惩罚的方式上，父亲对行为抑制性儿童的惩罚次数最多，然后是中间型，非抑制性儿童最少。
另外，父母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影响着父母对儿童的教养方式。侯静等人利用实验室观察法研究在自由游戏和拼图游戏过程中，父母之间及父母与儿童之间的情绪情感交流并对此进行评价，其中包括对父母间的协调性和配合程度，父母间的温暖氛围及父母对儿童言语、肢体情感的表达几个维度。父母之间情绪越和谐、温馨感越强烈，父亲在肢体语言、言语上对儿童传达的积极情感越多，幼儿的非抑制性倾向发展得越快，即父母之间良好的氛围以及父亲对孩子传达的积极情绪更有利于儿童非抑制性行为的发展。研究也显示出中国的父母与孩子在进行亲子互动时，夫妻双方之间情感的流露较平淡、含蓄，很少表达温暖、亲密的情感氛围，积极地目光交流与接触也很少。
3.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行为抑制、非抑制性的影响
Park等人（1997）对儿童的情绪性、父母教养行为及3岁儿童的抑制性行为进行了研究，以此来对比得出父母教养方式及幼儿自身的气质对3岁儿童抑制性行为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由于儿童早期的行为特质，母亲过多的行为干预会致使2岁和3岁儿童抑制性表现降低，父亲通常对幼儿行为不够敏感的特点和积极热烈的爱会使儿童抑制性行为发生率降低。这些研究的对象多选取国外的父母及儿童，我国学者陈会昌、张越波、陈欣银等人在2003年对影响我国2岁儿童行为抑制性的相关父母教养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父母对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和中间型儿童在接受性上没有显著差异，（陈会昌，张越波，陈欣银，2003）此结论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有出入。母亲对行为抑制性儿童除了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保护，还会在教育过程中较多采取惩罚，与中间型、非抑制性儿童相比，培养自理能力上对抑制性儿童的鼓励最少。父亲在追求儿童获得更高的成就时，惩罚的方式就使用的更多，而在非抑制性儿童的家庭里，母亲对他们的保护行为较少，经常鼓励其独立面对挑战，来自父亲的处罚和拒绝也最少。
4.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
行为抑制性作为一种气质特征，它一方面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父母受到所在地区文化、环境的影响，其作用于儿童身上的教养方式也有所差别，且各有千秋。
早在行为抑制性的研究初期，凯根和他的同事从生活背景类似的社会环境中选取了华裔美国人和白人的婴儿，研究他们从3个月到29个月日常看护作用的纵向比较。结果发现，即便婴儿所生长的环境相似，但华裔美国儿童无论是在托儿所还是在家里，都比白人儿童显得更为拘束、克制、腼腆、胆怯，当他们遇到不熟悉的成人或同伴，亦或是母亲短暂的离开后，他们哭得往往更厉害。在实验室的观察中，他们通常拥有比白人儿童更加稳定的心率。这些发现提示，由于不同的父母受各自原来国家不同文化历史及行为习惯的影响，有一些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累和内化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特有的生物基础，因此这些习惯特征也被父母们不断的继承，使得华裔儿童也受其父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带来的教育方式的不同。此后，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发现，由于东西方文化认同及历史习惯的差异，中国大陆、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的儿童在新异环境中往往比北美儿童表现出较多的忧虑、缄默、被迫及社会退缩行为。
以上研究结果不难看出，由于不同的环境背景，文化中存在特定的行为准则，风俗风貌，价值观念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父母对儿童的教养方式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已有研究多从心理学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实验观察与问题的分析，以笔者的研究角度从文献中选取的材料也多显零碎而未见更多系统的论述。综观已有相关文献不难得出，抑制行为程度不同的儿童家庭环境因素的差异，以及相同抑制行为儿童其家庭环境因素的共性均有规律可循。然而已有文献中几乎并未涉及跟踪研究家庭环境对儿童行为的影响过程，以及随着儿童年龄的成长他的行为抑制、非抑制性有无改变。另外国内外的此类研究仍不够充分，对家庭环境因素的界定还不足。针对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实际推广和应用中存在局限性，也需要后来的学者加以完善、实现。
参考文献
[1]陈会昌，张越波. （1998）.两岁儿童的行为抑制-非抑制特征. 心理学报， 30， 460-466.
体制性因素 篇6
目前, 乡村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业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亮点。在乡村旅游业中, 在农村社区之间展开的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尤其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目前我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实际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却比较普遍, 村民参与能力普遍较低, 一些学者通过对成都、杭州、四川等地乡村旅游发展的实地调研发现, 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 随着越来越多村民的参与, 村民个体利益之间以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 出现了利益纷争的消极影响, 导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基于这样的缘由, 本研究选取北京近郊一个社区主导型旅游村落进行个案研究, 通过对个案的深入分析, 对社区居民采用深度访谈、入户问卷调查及观察法, 发现制约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并针对影响因素提出整体性的解决思路。
2 南石城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概况
南石城自然村位于北京密云县石城镇政府所在地, 是密云县开发西线旅游的中心地段, 距密云县城25公里。这里东临密云水库, 西倚云蒙山。南石城自然村共有142户, 360口人, 隶属于石城行政村, 石城行政村分南北石城两个自然村。
从石城村随机调查的86户村民家庭参与旅游的情况可知, 村民参与旅游的形式最多的是开农家饭店和农家旅馆, 分别占总体86户的85.1%和85.3%。其次是卖给旅游者各类土特产品, 包括核桃、板栗、山梨等, 占总体86户的37.7%。此外, 还有部分村民开旅游出租车, 从事村旅游环保、当地导游、从事景区管理工作和歌舞厅。总体来看农民参与旅游的形式比较单一。在入户走访村民的时候, 发现他们参与旅游的积极性比较高, 他们希望参与到村旅游发展、旅游资源的经营管理中去, 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提一些意见和能做些什么。在“本地居民应有权利参与有关旅游发展的决定”、“ 旅游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应尽可能由当地满足”、“本地居民应有权利直接决定有关旅游规划的问题”调查问题上, 86户的村民都选择在4分以上 (1) , 也表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愿望很高。
3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过程中的问题
3.1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的程度低
在调查的86户村民家庭中, 认为征求了桃源仙谷景区及村庄发展规划及决策意见, 并采纳的占48.2%, 而认为征求了意见, 但没有采纳, 或没有征求意见的村民占总体的51.8%, 说明石城村在村庄与旅游发展规划方面仍没有征求过多数村民意见。关于一年内参与村中旅游发展会议的机会来看, 从没有参加过会议的户数占51.4%, 而参与1～3次的家户, 占总体的26.3%, 也说明多数村民参与村中旅游发展会议的机会整体来看并不多。在笔者访问村民的时候, 一些村民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如问“咱们的景区开发和规划征求过咱们村民的意见吗?采纳了吗?”村民回答“从来没有, 应该跟老百姓商量事情, 不然老百姓为什么要闹呢” (2) , 而当问到“一年中参与村中旅游发展会议的机会有没有?”村民回答:“没有, 因为村民对他 (村主任) 的意见太大了, 开会总是给他提意见, 所以求着他他都躲着你不给开。村主任连镇长找他他都不理, 本事可大了” (3) 。
3.2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的形式单一
石城村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的形式主要有旅游旅店与农家饭, 参与旅游经营的形式单一, 在我们调查的86户村民家庭中, 有22户没有参与到民俗接待经营中, 当被问起没有参与民俗接待的原因时, 有6户次选择了缺乏资金, 22户次选择了现在搞民俗旅游竞争激烈而且接待不好干, 有7户次选择了家中缺乏人手, 有16户次选择了不善于经营, 此外, 由于其他原因而没有参与旅游经营的有3户次。而当问这22户中今后是否想参与到旅游中来, 有18户想参与到旅游中来, 而且18户都希望今后从事旅游的主要形式是开农家乐。除搞农家乐形式外, 有8户选择了搞旅游出租车, 6户选择了卖各种土特产品, 4户选择当导游, 但没有人选择开KTV歌舞厅, 主要原因是游客来到村中主要是为了吃农家饭、住宿、体验农家风情, 很少有游客唱KTV或跳舞。
3.3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过程中的民主监督被动且不透明
从石城村旅游发展过程我们发现, 村民参与旅游是被动参与其中的, 而表现之一就是村民只有被监督, 而没有监督村旅游产业的规划决策, 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的权利。石城镇政府为了规范村民民俗旅游接待业, 于2007 年成立的石城镇民俗旅游合作社, 并制定了民俗户经营管理制度。从经营原则、安全管理、接待规范、环境卫生、饮食注意事项、游客入住申报、文明用语、杜绝拉客、禁止燃放烟花等做了规定 (4) 。一方面规范了民俗旅游业的有序发展, 另一方面, 也将民俗户纳入了被监督的对象。但在发挥民俗户民主监督村干部这一方面, 却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正是由于缺乏有效地民主机制, 在监督村中集体旅游资源中, 常见的一种监督缺位就是信息不透明, 普通村民压根就不知道村集体旅游资源经营与收益的情况, 因为这一方面村干部往往是“保密”的, 如问村民“你了解村景区的经营模式与利益分配方式吗?”村民回答“不了解, 他们 (村干部) 不告诉村民” (5) 当问及“您了解当地政府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的相关的制度、政策、条例和手续吗?”村民回答说“不了解, 不跟我们说, 跟当官的说。” (6)
3.4 社区居民在景区管理与利益分配过程中纠纷严重
石城村旅游产业之一就是桃源仙谷景区, 南石城村桃源仙谷景区采取的是村办股份制形式, 根据股份合作制的章程规定, 规定1000元为1股, 年终税后利润分红为自然股东占南石城村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分红总额70%, 南石城村法人股东占30%。1997年6月份桃源仙谷旅游管理处正式成立, 村民投入股金12.6万元, 村西山林资源作价5.4万元, 景区注册资金18万元。2000年, 景区引进北京金凤凰公司投资入股资金30万元。根据景区发展情况, 经双方商定, 北京的入股资金按分红比例实行专项分红。从2003年开始股东分红以30%、60%、100%、110%、120%、130%的比例逐年递增 (7) 。随着逐年分红比例的提高, 利润的增大, 普通村民、村干部、景区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出现了 (8) 。在经营与管理景区的过程中, 村生产队干部往往兼任景区管理处的职务, 这种兼任导致了景区实际管理权仍然掌控在村生产队干部手中, 这也为村干部牟取私利提供了方便之门, 如私自入股, 领取双份工资等, 这也造成了后来堵路事件中普通村民对村干部行为的严重不满, 2009年五一之前, 南石城村部分未入股的村民集体堵路, 要求参与桃源仙谷景区的利益分配, 经桃源仙谷景区管理处与村民协商, 允许村民入股, 但每股为8000元, 村民觉得价格太高, 不能接受, 故此事作罢。2010年五一之前, 村民发现了该村生产队长等几名干部既拿生产队工资, 同时又拿景区工资, 且村干部不经过董事会同意私自入股等行为, 导致了收益分配在全村内部的不均衡, 引起了村民的强烈不满, 进而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村民集体性堵路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 村民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村内旅游企业入股时候没有严格遵守制定的规章制度, 导致村民入股机会不均等, 一些村干部竟然自己不遵守景区管理处制定的入股制度, 私自入股, 且领取景区与生产队双份工资, 在村民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二是入股的比例的问题, 村民认为既然是村集体企业, 村集体就应该占多数股份, 而不应该仅仅为30%。三是收益分配阶段, 自然人股东按照税后70%领取红利, 而村集体只能税前领取30%的红利, 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村集体的实际红利不到30%, 最让村民不满的是, 北京金凤凰公司和一些与村两委有关系的外地人后来也介入了进来, 并参与了税后分红, 这让开始没有入股的村民很是愤怒, 觉得本村人没有机会入股, 反而外来企业和人员有机会入股, 这是对本村人不公平。而且均分的税前30%的那部分红利, 多数村民都认为他们拿到的可能不是公司的30%股份, 也许连10%都得不到, 因为公司的财务多数村民谁也不清楚, 从来没有公开过, 到底是否分了30%股份谁也不清楚。上述几点原因导致了村民要求公开公司的账目, 要求重新核算入股比例, 村集体要占绝对股份, 村民有权利二次入股、撤销村生产队等村干部的双份工资等问题。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 2010年换届选举后的新一届村领导集体开始重视景区的收益分配问题, 对景区中存在管理与利益分配的问题进行纠正, 并承诺解决村民提出的合理要求。
4 制约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的体制性因素
上面分析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参与村资源旅游经营、参与旅游监督、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而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可能不在于村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村民话语权与知情权的问题, 而在于忽视了社区参与的过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过程, 普遍忽略了社区参与是村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权的过程。而村民参与旅游不足的成因根本问题就在于旅游资源控制权的缺失的问题。而旅游资源控制权的缺失主要是由体制性或制度性原因造成的, 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体制性影响因素:
4.1 委托—代理制度:村干部对村旅游资源占有成为可能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看, 村干部实际上拥有双重代理角色:它既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区的代理人, 又是乡村社区全体成员的代理人。村干部群体相对于村民而言是官方代言人, 相对于政府而言又是乡村社会自治性组织的领导集体。作为官方代言人他们的权力来自政府, 村民对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任免权, 进而丧失了有效监督权。作为自治性组织的领导群体, 政府只需其委托代理收取各种税费和安全管理, 其余权力则由其自己行使, 政府对此只保持一种形式上的监督。村干部群体因此而成为与政府、与村民都保持着一定利益距离的特殊中间层。由于有效监督的缺失, 为村干部群体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利提供了机会, 为村干部事实上拥有旅游资产的控制权力和决定权力提供了可能。在南石城村, 村干部一方面利用村集体景区资源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景区的经营管理与利益分配;另一方面, 利用国家授予的代理人身份并利用政策变通的方式获取民俗旅游补贴款, 说明了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政策变通的方式扣留上级民俗旅游补贴款, 但上述的权力没有村民的有效监督, 而使村干部事实上拥有了旅游资产的控制权力和决定权力, 为谋取私人利益提供了可能。
4.2 村干部公共管理角色与经营角色的混合:
村干部旅游资源控制权运作的方式
在中国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而村干部按照上述的委托—代理制度理所当然的承担着各种资源的公共管理工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村干部还发展出了一个新角色, 成为村中各种产业的经营者, 而这个经营者的职能就像企业家一样, 对该村的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而村干部的这种公共管理角色与经营角色在南石城村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 这可以从南石城村主要组织的人员构成看出来, 南石城村共建立了三套班子, 分别是石城村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 (主要在南石城村) 、南石城村生产队、桃源仙谷景区管理处。在这三套班子中, 干部兼职现象普遍存在, 石城村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的社长是村党支部书记, 桃源仙谷景区管理处的经理是南石城村生产队长, 而副经理也是该村的干部。这种双重角色的混合带来的结果就是村干部往往利用其经营管理者的身份实现自身的私利化运作, 如在上述的桃源仙谷景区入股事件中, 村干部利用其双重身份, 为牟取私利提供了方便之门, 如私自入股, 领取双份工资。村干部的这种行为导致了村民的强烈不满, 进而爆发了村中的堵路事件。
4.3 乡村干部的内部利益的庇护网:乡村干部旅游资源控制权延续的保障
乡村制度架构是由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分别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实施控制。乡镇党委不仅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实际领导权, 也通过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乡镇党委与村级党组织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乡镇党委在组织上的基本职责就是选拔、培养和任命村支委的主要成员, 村支书并不是依靠自己的权威、声望、名誉、地位而获得, 而是乡镇党委的“赐予”。乡镇干部是村干部在政治和利益上的靠山, 政治和利益上的依附是乡镇干部充当村干部保护者的重要资本。反过来, 当乡镇干部面临体制压力时, 需要村干部帮忙分担。乡镇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 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和任务, 最终都要由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这些指标、计划和任务是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由各级政府层层下达, 并逐级分解落实到人, 乡镇干部往往面临很大的压力, 并且难以通过正常手段向下转移压力, 压力下延必须靠村委会的行政化才能实现。这迫使乡镇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指标, 特别是那些直接由村民负担的任务, 如垃圾分类、计划生育、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生态环保和治安等。乡镇干部普遍有任务在身, 他们要顺利完成任务就离不开村干部的支持, 一旦村干部不配合, 乡镇政府的工作就难以正常开展。而乡镇干部完不成任务则很有可能丢掉乌纱帽, 甚至下岗走人。尽管有规章制度对村干部完成任务作出了一些规定, 但由于村干部并不在体制之内, 即使完不成任务, 影响也不是很大, 顶多不做村干部。因而, 乡干部往往利用与村干部的“私人感情”来保证乡政府政策的贯彻与实施, 结果是乡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普遍发展成一种私人关系。一方面, “维持这样的私人关系就需要双方经常性地利用公共资源作利益交换, 最终结果是私人关系普遍演变为利益关系。这种互惠关系促进了保护主义政治的蔓延”。
5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路径选择
上述分析了石城村村民参与旅游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要解决南石城村村民社区参与旅游程度不足的困局, 实际上就要解决景区资源控制权为少数人垄断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制度根源就在于这种资源控制权的性质“实际属于一种地方权威性自治, 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村民代表自治” , 换句话说, 这种景区资源控制权的性质是属于少数人控制的资源, 而不是多数人控制的资源。要解决少数人控制资源这个问题, 就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村民的话语权与知情权的建设, 提高村民参与旅游能力。二是重视村民“公民权利”的构建, 在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的公民权利方面, 西方旅游社区增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该理论认为, 要通过“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来实现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 然而, 正如左冰、保继刚所言, 上述两种权利仅仅是个体权利的一种, 还需要将居民个人权利扩展到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权利方面。然而, 上述南石城村村民还远远没有拥有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权利, 要赋予村民旅游决策的真正权利, 使他们成为旅游资源支配权的行使者, 使他们成为参与旅游的主体和监督旅游发展的主体。三是从国家层面推动的公共权力的重建, 村民权利的保障离不开国家的制度保障, 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各级政权的重建, 通过推行新规则, 改变各级政权的治理规则, 使各级政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机构, 能够保护公民的权利, 只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将旅游资源经营与支配的事情交还给村民, 只有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我国社区主导型旅游村落的居民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 本研究通过以京郊一个自然村落为例, 针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过程中旅游规划与决策、村资源旅游经营、旅游监督、旅游收益分配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问题背后的三个体制性影响因素, 即村干部委托代理制度、村干部公共管理角色与经营角色的混合制度以及乡村干部内部利益的庇护网, 并提出了村民参与旅游可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社区主导型,参与旅游发展,社区居民,体制性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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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冰, 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 2008 (4) :58-63.
[5]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6]荣敬本, 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体制性因素 篇7
制定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是以实现集团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目标为目的。通过规范、控制和监督各利益主体和财务层级的各项财务行为, 提高财务资源配置的秩序性和效率性。财务管理体制的核心是财务管理权限的划分、明确各层级财务责任和利益。根据财务管理权限的不同,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可分为三种模式
(一) 集权型财务管理体制模式
在这种管理体制模式下, 母公司对子公司严格控制, 将财务决策全部集中于母公司, 事无巨细都由母公司统一管理。集权型的管理体制优点在于统一性。可以避免由于规模扩张导致的管理失控, 减少财务风险。集权型财务管理体制的缺点也显而易见。企业集团往往规模较大, 相关联的经济组织众多, 如果全部都归结到母公司进行管理, 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设置庞大的管理机构, 并且核心管理人员也需要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专业素质, 必须能够高效处理各方面汇集到总部来的财务资料和数据。面对海量的信息, 人为的处理难免出现失误和臆断, 容易导致重大决策错误。
(二) 分权型财务管理体制模式
与集权型管理模式不同的是, 分权型模式下母公司将日常经营所涉及的基本财务事项的决定权以及大部分的重大决策权和管理权分配给公司, 母公司只保留了少量管理权。分权的优点其实也正是集权的缺点, 由于上报层级较少, 能够对市场信息迅速反应, 决策更灵活, 有利于抓住商业机会。但是分权容易导致集团整体目标的模糊。具体到财务方面, 由于缺乏全面细致的监管, 难以及时发现财务问题和漏洞, 可能导致重大风险。由此可见, 分权最大的弊端在于约束能力有限和控制性缺失。
(三) 混合型财务管理体制模式
这是一种较为中和的管理模式, 适度集权与适度分权相结合, 实践证明混合制的管理模式是最优选择, 也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财务管理体制。每一层级的财务管理机构都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权和决策权, 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决策机构也是执行机构。对权力的有效划分, 可以扬集权与分权之所长, 避之所短。核心管理层控制着集团重大事项的决策权, 能够充分发挥集团的调控职能, 优化资源分配, 提高管理效率;混合型管理模式对于集权与分权的度量没有严格划分, 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局势相结合后分析而定。这种模式能够较好的控制风险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也能适应企业集团规模的扩大、信息中心下移的趋势, 避免管理僵化和极端, 是目前财务管理体制的首选形式。
二、影响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因素
(一) 宏观经济环境决定着企业财务管理体制
根据政府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同, 可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 资源十分有限, 分配是由国家决定的, 政府对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 企业即使有更优的管理体制, 但是由于资源及政府因素的限制也很难实施。在这种经济形势下, 企业事实上只是一个执行者, 政府才是领导者。采用何种财务管理体制对企业来说意义并不大, 因而也谈不上选择的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公平开放的, 此时, 企业间竞争的就是效率, 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协调好各方面的权责利关系, 规范财务管理, 发挥资源优势, 向效率要效益, 为集团的发展和优化提供保障。
(二) 组织结构不同决定着企业财务管理体制
企业集团在合并、扩大的过程中可分为横向扩张和纵向延伸。横向扩张是指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相同产品类型的企业, 以扩大生产规模, 增加市场份额。纵向延伸是指企业对上下游产业链的收购兼并。在第一种模式下, 企业间独立性较高, 适宜采用分权制, 而在纵向产业链模式下, 企业间联系紧密, 链条中企业相互影响大, 宜采用集权制, 由集团统一管理, 统一配置, 能够使有限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外部因素虽然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但是最适合选用哪种管理模式, 则是由企业集团本身的客观组织结构及领导层主观意愿决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二者是独立的体系但又互相依存, 抛开组织结构无法体现管理模式, 反之管理模式也依存于组织结构。科学的组织结构明确了组织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对各机构的权责有清晰的划分, 因而能够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三) 集团规模影响着企业财务管理体制
集团规模的影响作用主要是考虑到了领导者的能力和精力。当集团规模较小, 经营业务简单, 组织内权责关系明确时, 较多采用集权型管理模式。但是如果集团规模很大, 旗下拥有众多子公司, 业务范围覆盖面广时, 采用集权型会使集团受限于领导者的时间精力能力因素, 影响企业后期的发展。并且当集团内涉及众多行业与领域时, 统一的管理模式也许不能适应各行业的生产经营需求, 还可能导致效率低下, 因此分权制是更优选择。
三、总结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体制不能独立存在, 是依存于企业集团组织结构并且受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 应随时关注内外环境的潜在变化和影响后果, 合理评价管理模式, 发挥财务管理的最大效力。
摘要：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它与集团组织机构、管理模式、内外部环境因素等有很大的关系。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集团型企业的大量涌现, 相互间由于不同的纽带关系而联系起来, 涉及多方面的经营领域。下面就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
关键词：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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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性因素 篇8
一、对北京高校在校留学生调查的主要发现
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 并通过选用“重要性因素分析模型”、“衡量品牌表现的优先模型”、“满意度研究模型”等调查模型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 主要得出以下调查结论:
(一) 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在为北京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
同时, 更重要的是能为北京发展提供高素质国际化的人力资源, 为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做出重要贡献
1. 直接经济收益。
根据调查统计, 被访在校留学生在京月平均支出总费用约为11541元。被访留学生中的59.7%表示会在假期外出旅游, 平均每年用于旅游或医疗的费用分别约为4586.28元和1555.79元。若根据此数据推算, 在京高校留学生人均年支出总费用约为144636元。以2005年高校在校留学生26309人计算, 则北京高校留学生总计为北京带来了近38亿元的消费支出。此项直接经济收益的测算要远高于此前其他研究机构对2005年在京留学生消费支出贡献的有关预测 (2) 。
2. 高素质国际化人力资源。
从对北京高校在校留学生毕业后的计划的调查结果来看, 尽管有相对较多的被访者在毕业后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工作或学习, 但仍总计有约33.5%的留学生有继续留在北京工作或学习的意愿。此部分留学生除接受过高等学历教育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外, 更重要的是其具有国际视野, 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具备较强的国际交往能力, 是北京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所需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提升国家“软实力”。
来华留学工作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有2/3的被访者对在京高校的留学经历感到满意, 有72%的被访留学生表示可能或肯定会推荐其他人到北京留学, 而推荐的原因基本是源于对北京城市的正面评价、对留学经历和留学效益的正面评价以及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因此, 可以认定的是, 尽管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 但其确实为促进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培养对华友好人士、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不同城市异常激烈的竞争
调查发现, 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面临竞争威胁的激烈程度远高于我们的预想。在所调查的北京高校在校留学生中, 只有略高于1∕4的留学生最想去留学的城市是北京。在留学生最想去留学的城市中, 共62个国家或地区被列在考虑范围内。除北京之外, 还有其他共51个中国城市或地区被列为留学生最想去留学的目的地。北京面临着来自于国际和国内不同城市的竞争威胁。国际竞争主要来自于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而在国内, 上海是北京最主要的竞争者。
(三) 从对影响留学选择行为因素的重要程度的调查来
看, 在留学申请的过程中, 城市因素与学校的影响力都很重要。
其中, 学校所在城市的教育发展水平重要性最高, 其次是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所申请专业的教学实力、学校所在城市的安全程度、学校的教学设施和知名度等, 费用因素仅位居第13位。
(四) 从在校留学生来京留学的动机和选择来看, 北京最
主要的竞争优势在于北京的城市区位优势, 其次是教育发展水平
调查发现, 在校留学生选择到北京留学的原因涉及方面广泛。从北京的区位优势、教育发展水平, 到留学生本人的情感因素、家庭朋友的影响以及地缘因素等共计几十种不同的理由。但其中排在各类原因首位的是北京的城市区位优势和适宜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有37.4%的被访者将北京的区位优势作为选择到北京留学的主要原因;其次, 是北京的教育发展水平, 约占被访者的23.4%。而具体而言, 学习汉语/普通话是被访留学生选择到北京留学的最重要动机。
(五) 从来京留学生选择就读学校考虑的因素来看, 能够
提供适合的专业和课程是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是学校的知名度、历史和排名
调查发现, 来京留学生选择就读的学校考虑几十种不同的因素, 包括专业和课程的适合程度、学校的知名度和软硬件条件、个人的发展方向等。但其中该校能够提供适合的专业和课程排在各类因素首位, 有32.4%的被访者认为此项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其次, 是学校的知名度、历史和排名因素, 约占被访者的30.2%。而“专业是最好的”、“学校是这个领域中最好的”、“高校或政府间有合作项目”等3项位居来京留学生选择目前就读学校的具体原因的前3位。
(六) 被访留学生对于在北京的留学经历总体满意度较高 (65.
4%) 。在留学的不同方面, 对于学习方面的满意程度最高 (68.8%) , 不满意程度最低 (6%) ;对于社会活动的满意程度最低 (35.3%) , 不满意程度最高 (21.5%)
1. 学习方面的满意程度。
大部分被访留学生 (70.5%) 对教师的授课水平感到满意, 而对诸如“选课办法”、“单独授课”、“双语授课”、“补考制度”等针对留学生的特殊政策和制度方面, 仅有37.3%的被访留学生表示满意, 而有18.1%的被访留学生表示不满意, 此项成为在校留学生在学习方面满意度最低, 而不满意度最高的选项。
2. 生活方面的满意程度。
在生活的不同方面, 对于学校的生活环境满意程度最高 (55.1%) , 不满意程度最低。对于学校的娱乐设施和业余活动的满意程度最低 (26.6%) 。对于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和态度不满意程度最高 (31.9%) , 其次是对学校的信息通讯设施 (如电话、网络) 感到不满意, 约占被访者的30.8%。生活的安全感得到了被访者较高程度的认同 (62.4%) 。
(七) 北京高校在校留学生的留学预期和留学收获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获得中国高校的学历证书只是少部分被访者的愿望。未来的职业发展是被访留学生更加关注的方面, 半数以上 (54.3%) 的被访留学生希望通过留学学习到专业知识和技能, 以便找到更好的工作。可在留学生实际获得的收获方面, 汉语语言水平的提高是大部分学生的共同收获, 但增加职业技能或工作能力方面的收获则相对较低 (42.5%) 。
(八) “互联网”和“经在中国留学过的亲戚或朋友推荐”是留学生获得来京留学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
通过“互联网”和“经在中国留学过的亲戚或朋友推荐”是同等重要的信息渠道, 均占被访留学生的43.5%。而通过“留学中介机构”和“留学生在母国就读学校的宣传”也是不可忽视的信息渠道。
(九) 被访留学生推荐其他人到北京留学的可能性很高, 而提高在校留学生的满意程度是增加口碑推荐的关键
72%的被访留学生表示可能或肯定会推荐, 其中表示肯定会推荐的被访者占36.6%。推荐的原因首先是对北京城市的正面评价, 其次是留学经历的正面感受。
二、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分析
本文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主要指目前阻滞北京高校留学生规模扩大的教育系统内部的影响因素。基于对在校留学生的调查以及对部分留学生管理干部的访谈, 课题组认为, 目前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系统内部阻滞留学生规模扩大的因素, 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北京在高等教育发展整体水平、高校的师资力量和留学所申请专业的教学实力等三个方面客观存在的比较差距是影响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最根本的限制性因素。调查表明, 从影响留学选择行为因素角度, 北京高等教育发展整体水平、高校的师资力量和留学所申请专业的教学实力是影响留学生选择是否来京留学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而北京在这三个因素方面的实力与水平与其他主要竞争城市之间的比较差距是限制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这三个因素不仅直接影响来京留学生规模的扩大, 同时对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的结构优化、层次提高、质量保证均产生深刻影响。
2.来京留学生在留学预期与留学收获之间存在的偏差是影响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潜在的限制性因素。调查表明, 绝大多数留学生希望通过来京留学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 以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 但在留学生实际收获方面, 汉语语言水平的提高是大部分学生的共同收获, 但增加职业技能或工作能力方面的收获则相对较低。这种留学预期与留学收获之间存在的偏差, 将从深层次上影响留学生对来京留学经历的满意度, 并可能直接影响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3.留学生在京高校就读经验中, 目前在学习、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存在的满意度相对较低的状况, 是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最直接的限制性因素。具体包括: (1) 针对留学生的特殊政策和制度有待健全:如打工和就业政策、“奖学金”制度、简化签证程序;学校内部的“选课办法”、“单独授课”、“双语授课”、“补考制度”等。 (2) 课程设置和师资水平有待提高:如提供更多的适合的专业和课程;提高教师的素质。 (3) 学校生活设施和后勤保障有待完善:如呼声最高的建议是提高住宿条件;增加学校的娱乐设施和业余活动;提高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和态度;提高学校的信息化 (网络) 水平。 (4) 沟通与交流有待加强:北京城市和北京人对于留学生的接纳和包容程度还有待提高, 增加社会活动, 增进与中国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三、促进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高度, 充分认识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性, 坚持“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优化结构、保证质量”, 努力实现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力来看, 发展留学生教育主要有“技术转移”、“收入驱动”、“能力建设”及“相互理解”四种动力发展模式。根据OECD的有关研究指出 (1) , 中国及中国香港均属于“能力建设模式”。“能力建设”模式鼓励跨境高等教育是因为把它作为提升国家能力的一个捷径。在这种模式下外国的机构、项目和学者、学生被鼓励来到本国。而从短期看, 这种模式也会导致出国留学人员和外国营利教育项目和机构的大量增加。因此, 从“能力建设”的角度,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充分认识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对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采取积极鼓励的措施促进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应全面了解北京高校留学生的教育需求, 努力缩小来京留学生在留学预期与留学收获之间的偏差, 逐步探索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留学生课程体系。吸引留学生来京高校就读, 关键在于能够为其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教育服务和产品, 而核心即是课程。了解留学生的需求并以需求为导向建立留学生课程体系是高校留学生教育提供和扩大有效供给的关键。根据调查发现, 在对北京高校在校留学生感兴趣的专业的调查中, 位居前5位的分别是经济 (贸易) 、文学 (汉语言) 、医学、法学、历史学。因此, 北京高校应在巩固文学 (汉语言) 、中医、历史等传统特色专业优势的基础上, 积极提升在经济 (贸易) 、法律、旅游、工商管理及其他具有潜在优势的学科专业的吸引力。运用市场营销战略对留学生市场进行准确定位并细分, 根据留学生群体的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学历层次、不同留学动机等差异性推出多元化的选择性的教育项目和课程体系。
3.应突出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的竞争优势, 实施积极的留学生教育推广计划, 逐步实现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的结构优化。打造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的强势品牌, 以增强并保持北京高校的竞争优势。在品牌的核心优势方面, 可强化宣传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 宣传北京标准的普通话和北京的历史文化。对于不同的高校可突出不同的特点并给予不同的支持。不断优化留学生的国别结构, 在巩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留学生生源的吸引力的同时, 采取积极措施吸引欧美、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州等地区的生源。
4.有针对性地提高留学生对来京高校就读的满意度, 推动北京尽快形成与国际大都市地位相适应的留学生教育发展环境和运行机制。 (1) 加强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 建立健全质量评估体系。一方面, 教育行政部门应切实加强对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宏观管理, 推进教育外事工作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不断构建和完善留学生教育质量监控和评估体系, 定期发布留学生教育质量报告, 提供相关的资讯和预警信息, 引导高校不断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另一方面, 高校在全面提高留学生教育师资水平的同时, 也要重视留学生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 努力建设一支懂业务、责任心强的高素质国际学生教育管理服务队伍, 保证留学生教育工作的规范有序。 (2) 注重文化的包容性, 健全留学生附加服务体系。国际大都市普遍都具有多样性文化和谐共生的特征。为帮助留学生缩短文化适应期, 北京市应借鉴美、澳、日等国留学生服务方面的经验, 健全留学生附加服务体系, 针对留学生在陌生的留学环境遇到的文化、语言以及学习上的困难, 为留学生提供入学指导、信息服务和专业咨询等学业以外的附加服务, 使留学生更快适应本地环境和文化。 (3) 针对在校留学生满意度相对较低的方面积极改进工作, 提高现有留学生的满意度至关重要。学习方面是影响留学生总体满意度的最重要驱动因素, 提高留学生的满意度还是要从改善学习相关的因素入手。在学习各方面中, 优化课程安排是最重要的。在专业学习的同时, 增加职业技能和工作能力的培养, 为留学生日后职业发展提供充分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十分重要。而生活方面的满意度的提高, 有赖于硬件和软件建设的并举。改善学校的生活设施、娱乐设施、信息通讯设施等硬件条件的同时, 应加强对服务人员进行培训, 提高其服务质量并改善其服务态度。根据留学生对于感兴趣的社会活动方面的潜在需求, 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相关社会活动, 可采用创立留学生俱乐部或学生组织的形式, 进一步拓宽留学生人际交往, 增进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
(作者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教科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北京100031)
参考文献
②1999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采用乘数方法估算了居民教育支出及教育相关支出对GDP的贡献, 该报告指出1998年在京留学生约为1.88万人, 其学费与生活费支出合计人均年约7万元, 总计为北京带来13.16亿元的消费支出。该报告预计, 假设学费与生活费支出到2005年不变, 同时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 到2005年在校留学生规模为4万人, 届时留学生规模教育将为北京带来28亿元的消费支出 (参见刘淇主编, 《首都经济》, 中国方正出版社, 第328页) 。
体制性因素 篇9
1 天水市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主要制约因素
1.1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研究内容在低水平上重复
天水市农业科研机构设置虽然相对而言并不庞杂,主要有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天水市果树研究所两家公益类科研机构,市农业局下属蔬菜产业办公室、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植检站等站所也承担开展相关农业研究工作。但各农业科研机构之间相对封闭,自成体系,导致了科研机构重叠力量分散,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研究内容在同一层次上低水平重复等问题。科研资源很难做到跨部门择优配置,层次不清,难以形成特色和优势,很少推出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而现有科研成果寿命短暂,常常是通过审定或报奖之后转瞬即逝。
1.2 科研成果与农业产业结合不紧密,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就天水市农业科研方面而言,科研成果转化率一直偏低,科技成果和技术不能顺利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无法为农业经济更好地服务。以天水市农科所为例,科研成果转化空间较小。天水市农民收入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家庭经营收益较低,大宗农作物增收难度较大,科技成果转化比较困难,与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其次,科研成果既无知识产权保护,也缺乏应用于生产的积极性等。在科研项目结束后,只注重其本身的科学理论价值,而不在意其潜在的技术应用等实用价值,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再加上后续科研经费短缺,不能使我们的科技成果及时应用到生产中,导致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
1.3 农业科研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人才培养环境不佳,研发资金投入不足
政府投入一直是天水市农业科研机构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旦缺少政府支持,农业科研资金投入不足,经费缺乏稳定的增长机制,投入的结构、方式不完善,特别是长期性和基础性的农业科研工作得不到应有支持,农业科研必将面临举步维艰的困境,而农业科研机构的运行效率也将受到限制。近年来,国家、省级项目在支持方式上向扶优扶强和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省级科研院所和综合性高等院校集中,在支持方向上向“基础—应用—产业”的链式拓展,向企业倾斜,作为市级科研机构争取国家、省级重大科技项目难度加大。以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例:“十一五”期间,全所争取省级项目年均不到2项,市级项目经费年均约6~10万元,且多集中在育种领域。缺少资金等问题导致科研机构产出低下,政府和社会不再重视,资金投入更加减少,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这是目前最需要研究的紧迫问题。除此之外,分配与激励机制的缺乏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挥。农业科研机构产出能力较弱,导致科研人员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而薪酬等激励机制的缺乏使得农业科研单位的人才流失严重。
2 天水市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对策
2.1 调整农业科研结构,优化农业科技布局
天水市农业综合效益的流失,并不是农产品总量到了绝对过剩的地步导致农产品市场供求失衡,而是农业和农村经济不合理使得农产品的质量层次较低,销售不畅,加工转化率低。要适应农产品市场转型的需要,必须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方向。要瞄准优势学科领域及天水经济发展战略需求,完善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运行机制。根据不同的市场要求,结合天水市现有农业科研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基础设施,确定各自的重点研究方向和任务。农业科研单位可根据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结构,对自身的优势专业、优势人员进行优化组合,建立精干高效科研队伍,集中力量进行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攻关,形成信息渠道畅通、科研层次合理、结构优良的农业研究体系。
2.2 加强科研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就目前而言,天水市农业科研管理部门还比较缺乏相应的科研成果管理和评价体系,许多科研成果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项目完成后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寿命短暂,在通过审定和报奖之后便转瞬即逝,浪费了科技资源。所以建立新的科研成果管理评价体系变得势在必行,其中重点强调知识产权和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成果的物化形态,淡化成果鉴定获奖及获奖名额的限制。对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科研成果,不论是从科研经费上还是从科技攻关力量上,都要给予重点关注和有力支持。以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例,组建了小麦、油菜、马铃薯、蔬菜四个创新团队;成立了科技成果示范推广中心,建成粮食作物、蔬菜等试验、示范、生产基点20多个,2015年,建立各类生产繁殖及示范基点61个,面积326.27hm2。其中,冬小麦8个,冬油菜6个,马铃薯7个,辣椒2个,大蒜4个。
2.3 加强合作交流引进人才,提高科研人员创新意识与积极性
政府要建立健全鼓励科技人才柔性流动的政策体系,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创新人才双向交流。改革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岗位聘用制度,改变片面将论文数量、项目和经费数量、专利数量等与科研人员评价和晋升直接挂钩的做法,突出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业绩评价权重。要进一步加大各类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设岗管理,提高福利待遇,吸引硕士、博士到基层农科单位工作,为人才发挥才干提供科研平台。
以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例,根据发展需要,自主决定不同职务等级任职条件和比例,实行固定和流动相结合的用人方式,干部能上能下,促进科研人员合理流动,注重体现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真实意义,提高农业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对外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对外合作能力不断增强引进硕士10名,培养在读硕士3名,多次组织科技考察活动,先后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海大学、新疆农林科学院、甘肃省农科院、甘肃农业大学、洛阳农科院、张掖农科院、定西旱农中心、宁夏固原农科所等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开展合作研究,邀请和接待农业部、中科院、省农牧厅、省科技厅、省农科院、甘农大等单位的领导、专家480人(次)。通过人才引进和培养,造就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其中省级学科带头人名,市级9名,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明显提高。
3 结语
天水市农业体制深化改革应以“分类指导、由点到面、分步实施、稳妥推进”为指导思想,最终目标是逐步建立起机构布局合理、学科结构优化、科研队伍精干、科技经济紧密结合的新体制。对于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机构来说,只有通过改革,优化科技布局和农业资源配置,构建新型科研体制框架,才是农村经济和农业科技发展的唯一出路。进一步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对推进农业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4]。
摘要：通过对天水市农业科研单位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问题中存在的具体制约因素,提出了调整农业科研结构,优化农业科技布局;加强科研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合作交流引进人才;提高科研人员创新意识与积极性,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关键词：地市级,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佟屏亚.剖析中国农业科研体制的深层弊端[J].农业科技管理,2003,(3):31-32.
[2]孙丽萍.我国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研究所,2002.
[3]夏文胜.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J].科技管理研究,2002,(1):36-37.
体制性因素 篇10
关键词：健身俱乐部,健美操教练,职业发展,限制性因素
一、研究方法
我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及数理统计法等对沈阳市健身俱乐部健美操教练职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进行分析,具体阐述如下:
1.健美操教练的年龄与性别构成现状
沈阳市健身俱乐部的健美操教练队伍中, 男性教练占57.8%,男性教练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教练。对于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通过访谈得知,是由于大部分参与健美操健身的为女性, 而男性健美操教练无论是从身体素质方面还是从职业素养方面都会有很好的视觉冲击效果, 能够更好地吸引健身者积极参与, 而且男性健美操教练数量偏多有利于沈阳市健身教练队伍的优化, 但是随着健身俱乐部在沈阳市蓬勃稳定发展,应该加大女性教练的比例使之平衡协调发展。
2.健美操教练的资格等级构成与学历构成现状
第一,国家级教练数量较少。第二,等级数量失调,级别比例差距显著。说明沈阳市健美操教练队伍在数量不足的前提下,一、二级数量较多,国家级较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健美操教练从业者的整体素质偏低,与健身服务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3.健美操教练的指导年限与指导动机现状
沈阳市健美操教练的指导年限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分别为5年以下和5-10年。说明沈阳市健美操教练的工作启动较早,而当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健美操教练投身于工作,只是称谓与现在不同。5年以下的大多与最近几年的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是分不开的, 而且健美操教练的培训也开始在高校的体育院系开展,很多年轻健美操教练被培养出来,以致这个时间段从事健身指导的人较多。
4.健美操教练的职业水平调查
健身锻炼者对健美操教练的职业水平并不满意。大多数健身锻炼者认为健美操教练行业鱼龙混杂,高素质教练并不多。目前沈阳市健身俱乐部的健美操教练主要分为两种人群, 一种来自于体育院校或相关体育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健身俱乐部做健身教练。另一种是通过参加各种相关培训班,经过考核之后获取相关健身教练资格证进入各大健身俱乐部做健身教练。除了理论功底,健美操教练还需要很多相关技能,一般来说,高学历的健美操教练更能提高健身行业的服务水平。
5.健美操教练的培训体系调查
沈阳市大部分的健身中心或者健身俱乐部尚无完善的健美操教练培训体系, 健身俱乐部的发展远远达不到会员制发展的服务要求。整体呈现行业管理滞后,市场意识淡薄,行政指导失控。
6.健美操教练职业能力调查
健美操教练的职业能力是体现健身俱乐部训练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标志,这直接影响会员的健身兴趣和效果。健身教练的能力对吸引会员具有很重要作用。所以,能力强的健美操教练是健身房的重要资源,是俱乐部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保证。
7.健美操教练的资格认证分析
我国健美操教练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行的是靠政府权威力量推行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权威性高,推广速度快,容易集中统一管理。因此,应充分发挥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的职能, 在国家劳动和保障部的业务指导下对健美操教练进行综合管理,统筹规划健美操教练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及时修订健美操教练国家职业标准, 制定技能鉴定的相关政策和实施办法。
8.通过多渠道完善健美操教练的职业培训体系
第一,确立教练培训基地的申请制度。第二,建立资深培训导师团队。第三,合理限定培训学员的自身运动技能条件和学历;建立健身教练职业培训制度。
二、结论
1.沈阳市健美操教练的性别结构中男性偏多 , 健身俱乐部会员中女性会员占了一大部分, 访谈中也发现男性健美操教练比较受欢迎,因此应该加强对男性教练的培养。
2.沈阳市完全以健美操教练为专职的人较少 , 而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的较少, 这一方面影响健美操教练职业发展的稳定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直接影响学员的锻炼效果增加专业化、规范化的岗位培训制度非常重要。
3.沈阳市健美操教练的指导动机以经济利益为主 , 以健康利益和兴趣爱好为其次。说明全民健身宣传的力度不够,而宣传的力度不够直接影响体育健身组织工作的整体发展。健美操教练作为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重视加大舆论宣传的力度。
三、建议
1.通过对沈阳市健身俱乐部健美操教练职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的分析, 特别是对沈阳市健美操教练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从而发现目前沈阳市健美操教练行业还是不够完善特别是一定要加强体育健身管理,改革俱乐部的运行机制。
2. 通过对影响沈阳市健美操教练限制性因素进行论述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完善的健美操教练的培训体系,规范健美操教练职业技术,解决健身行业流动性问题等策略,为沈阳市健身行业健美操教练的职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进而能够促进沈阳市健身行业健康而稳定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