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问题

体制性问题（共12篇）

体制性问题 篇1

一、引言

众所周知, 失业有两种主要的影响, 即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失业的社会影响虽然难以估计和衡量, 但却最易为人们所感受到。失业威胁着作为社会单位和经济单位的家庭的稳定。失业的经济影响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理解。当失业率上升时, 经济中本可由失业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劳务就损失了 (注:以上内容来自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 。严重的失业问题还会引发社会的动乱和危及政治的稳定, 所以各国都把失业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不是用与国际接轨的调查方法得到的, 因此很难说明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状况, 也与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情形不尽相符。在城镇登记失业率中, 作为分子的登记失业人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非农业户口;在一定年龄内 (男性为16~50岁, 女性为16~45岁) ;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 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作为分母的城镇劳动人口包括:城镇单位从业人员 (扣除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港澳台及外方人员) ;城镇单位中的不在岗职工;城镇私营业主、个体户主;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

从上述计算口径可以看出, 城镇登记失业率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低估了真实失业程度。仅包括城镇本地非农户口的失业人员, 未包括下岗失业人口、高校毕业生中失业人口、城镇外来人口中的失业人员;那些没有去登记的失业人员被排除在失业者统计之外 (通过媒体、熟人、亲身去企业求职以及网络等方式的也都不计算在内) , 显然它低估了真实的失业程度。另外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可计算出我国农村目前人均耕地只有2.76亩, 按历年来的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估计, 这些土地带来的收入微乎其微, 而在农村对大多数农民来说, 出售土地上的粮食又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相对中国城镇人均收入而言, 中国农村存在很大的农村隐性失业人口, 如果也把这部分隐性失业人口计算在内, 中国的失业率有多高将不言而喻。所以, 目前公布的失业率不是我国真实的失业率, 我国的失业问题要比官方公布的严重。另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2年5月14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可知目前中小微企业就业已占城镇就业80%以上, 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体, 而那些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还不足中国就业就业人数的20%。

二、中国失业问题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很多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对我国的失业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董志强 (2001) , 霍爱英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失业问题原因及对策》, 袁志刚在《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 聂金在《中国失业问题的根源探究》, 刘江, 王丽婕 (2012) 在《对我国失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探讨》从结构性失业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 牟萌在《对马克思失业理论与我国失业问题的再思考》, 聂金在《中国失业问题的根源探究》, 刘江、王丽婕 (2012) 在《对我国失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探讨》, 霍爱英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失业问题原因及对策》, 李德贵 (2012) 在《失业问题再探》, 从总量性失业的角度解释了我国的失业问题;牟萌在《对马克思失业理论与我国失业问题的再思考》, 袁志刚在《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从农村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的角度解释了我国的失业问题;牟萌在《对马克思失业理论与我国失业问题的再思考》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外来冲击型失业”的角度解释了我国的失业问题, 宋军亮 (2008) 在《中国失业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 霍爱英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失业问题原因及对策》, 张子凤 (2011) 在《近十年中国城镇青年失业问题研究与回顾》, 牟萌在《对马克思失业理论与我国失业问题的再思考》, 从劳动的供需矛盾的角度解释了我国的失业的问题;刘江、王丽婕 (2012) 等从摩擦性失业的角度解释了我国的失业问题。从我国劳动参与率高的角度解释了我国的失业问题, 当然也与个别经济工作者从户籍制度不合理的角度, 传统就业意识等制度的角度对我国的失业问题给予一定的解释。综上所述, 已有的中国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主要还是归纳为自愿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四种, 我国经济体制特征方面的原因的探索不多, 具体的、表面的分析较多, 深入的分析不多。本文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所具有的特征出发, 探究我国失业问题深层次的原因, 分析中国特有的体制性失业问题。

三、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 造成我国真实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中的垄断程度过高和国有成分过多。下面先就垄断导致产量低, 使用劳动少做一次分析。 (注:以下分析的基本模型来源于周惠中的微观经济学, 本文只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垄断程度与市场均衡产量之间的关系说明)

一是假若寡头垄断厂商生产同质产品。利用古诺模型, 考虑n个企业, 它们独立作出产量决策市场需求, p=100- (q1+q2+...+qn) 。各自的成本函数都是, C=4qi。企业i的利润函数:

每个企业的纳什均衡产量是qi= (100-4) / (n+1) , 总产量Q=n (100-4) / (n+1) 。

价格P=100-Q=100-n (100-4) / (n+1) ,

企业越多, 总产量越高, 价格越低, n充分大就是完全竞争市场, 总产量最高为96。

n=1, 产量为Q=q= (100-4) /2=48最少, 价格52最高。这是垄断市场的情况。

二是变异产品的竞争。利用代表环路模型, 假定环路长1个单元, 消费者均匀地分布在环路上, 密度为L, n个厂商均匀地分布在环路上, 间隔为1/n。一个消费者购买一个产品, 处于位置t*点的消费者若能在t*点买到产品, 得效用v。他在t点购买的净效用为v-d│t-t*│-Pt, d是单位赶路成本。

一个企业的剩余需求:处于相邻甲、乙两企业之间的一个消费者距离甲为x, 从甲处购买品种的净效用v-dx-P, 从乙处购买的净效用为v-d (1/n-x) -P’, 令两式相等, 得临界消费者所处位置。

临界消费者所处位置:

甲与X0之间的消费者是甲的需求量, 为X0L。对等地考虑甲的另一侧, 得它的总需求量是

它选择价格P求解利润最大,

可得反应函数, P= (d/n+P’+c) /2, 可得纳什均衡,

特别, 对称均衡为P*=c+d/n

由此可得厂商n越多, 产品差异越小, 价格越低, 竞争越激烈, 均衡价格接近于边际成本, 消费者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市场上的均衡供应量最多, 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也即n越少, 产品差异越大, 竞争越不激烈, 相应的价格也就越高, 产品产量也就越低。当n=1时, 这是处于完全垄断, 价格最高, 此时, 由于那些远离唯一生产者的消费者的净效用V-dx-p中与产家的距离x和价格p过大, 净效用转为负, 消费者停止购买, 市场上的均衡供应量最低。由此可以得到:无论是同质产品还是异质产品, 市场竞争越趋激烈, 产品的价格越低, 市场的均衡产量也越高。市场的垄断程度越高, 产品的价格越高, 市场的均衡产量越少。

根据生产函数理论, 企业的上产要素和产品生产量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Q=Q (L) 。这里, L为企业使用的要素数量 (如劳动) , Q为使用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它们通过生产函数而“一一对应”, 是一个单调增加的函数。企业一旦决定了购买多少生产要素, 它也就同时决定了应当生产多少产量;同样, 一旦企业决定了生产多少产量, 他也就相应的决定了使用多少生产要素。由上面我们对垄断市场程度与市场均衡供应量的关系分析垄断程度越高, 市场的均衡供应量越少。由此, 企业使用的劳动量也越少。我们可以得出, 垄断程度越高的市场和行业, 使用的劳动量也越少。结论:经济中垄断程度越高, 就业越困难。[2]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国有企业为职工谋取过多福利。究其原因, 部分是因为企业领导得靠此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部分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意识。总之, 企业企业互相攀比, 竞相提高奖金, 增加职工福利, 等等。这些国有企业的目标可以抽象为职工人均收入最大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目标也可以归结为职工人均收入最大化。下面我们考察这种企业对投入的需求行为。[3]

假定生产过程使用两种生产要素, 资本和劳动, 生产函数为:f (K, L) 。又假定产品的价格为p, 资本的价格分别为r。补偿资本成本, 企业的净收入为pf (K, L) -r K, 净收入用于发放员工的职工的报酬。因此人均收入为是人均收入。这样于不追求利润最大化, 只追求职工人均收入最大化的国有企业来说, 对要素投入的需求问题可以写成:

资本和劳动的最优投入量满足以下一阶条件:;上述等式又可写成: (2) 式表明, 在对资本的需求方面, 以职工人均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并无差别, 资本投入的水平都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值恰好等于其价格。但对劳动的需求, 两种不同的企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我们把 (3) 式转化为为:

由于p.f (K, L) -r K-w L≥0, 所以p.MPl≥w。以L*和L'分别表示以利润为目标和人均收入为目标的企业的最优劳动投入, 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对劳动的需求的一阶条件作比较, 利润最大化企业对劳动的需求条件如下:

于是MPl (L') , MPl (L*) 。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MPl是劳动的递减函数, 因此上述不等式等价于L'≤L*。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 以人均收入为目标的企业比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雇佣较少的劳动。这是因为对于以人均收入为目标的企业来说, 劳动的成本比较高, 它等于工资加劳动红利。而在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里, 劳动成本就等于劳动工资。[3]

由此, 可以得出结论, 以内部职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会雇佣较少的劳动力。在我国, 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其内部职工谋福利, 追求内部职工收入最大化, 所以相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 雇佣的劳动力要少。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正是因为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经过分析我们得出垄断企业生产的产量低, 劳动力需求少;当然国有企业部分就是垄断企业, 比如,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但也有的国有企业不是垄断企业, 比如, 北京的同仁堂, 等等;即使不是垄断的国有企业也会导致劳动力需求少, 因为它同样追求内部职工收入最大化;所以, 在当前我国真实的失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为尽可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政府应该下大力气打破各行各业的垄断情况, 加快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过程;大力培育和扶持非公有制企业。如果这样做下去, 会加快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增加就业, 降低失业率, 从而对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居民收入, 维护社会稳定更加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失业问题是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视的问题, 当然, 处于经济发展中的我国也不例外, 同样面临着失业问题的困扰, 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的失业问题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但鲜有从体制的角度对我国的失业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正是专门从体制的角度对我国的失业问题进行剖析, 认为造成我国真实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中的垄断程度过多和国有成分过多。

关键词：失业问题,生产要素,垄断,国有企业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宏观部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周惠中.微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5]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体制性问题 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还比较突出。主要包括：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农村和社区医疗卫生工作比较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得不到更多的实惠；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医药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过重；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卫生投入不足等等。

上述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引起强烈反响，所以，要始终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益问题。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合理配置资源，推进医疗卫生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卫生事业均衡发展。大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建立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以维护社区居民健康为中心，提供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性、一般性、多发性病的初级疹疗、康复服务。充分发挥城市医院在危重急症和疑难病症的诊疗和科研、指导和培训基层卫生人员等方面的骨干作用。推进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农村医院、发达地区对口技援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采取临床服务、人员培训、技术指导、设备支援等方式，帮助其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促进医疗资源合理流

动。

二、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从重点保障大病起步，逐步向门诊小病延伸，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国家、单位、家庭和个人责任明确、分担合理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实现社会互助共济。建立和完善以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鼓励工会等社会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互助活动。引导各类组织和个人发展社会慈善医疗救助。鼓励和推行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算的办法。

三、建立健全药品保障体系及基本药物制度，规范药品生产流通。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严格市场准入和药品注册审批，大力规范和整顿生产流通秩序，基本药物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减少中间环节，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和统一采购价格，提高透明度，利用价格杠杆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促进国家基本药物的生产和使用。医院要大力采取增强服务能力、降低收费标准、制定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基本药物处方集，提高报销比例等综合措施。坚决治理医药购销中的商业贿赂。加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建立药品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

机制。

四、完善医疗卫生的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科技与人才、信息、法制建设投入，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明确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卫生投入责任，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均等化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合理确定人员编制、工资水平和经费标准，明确各类人员岗位职责，严格人员准入，完善内部管理，加强绩效考核，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逐步提高人均公共卫生经费，健全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公平长效保障机制。扶持重点学科发展，对中医院（民族医院）、传染病院、精神病院、职业病防治院、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等在投入政策上予以倾斜。

“治理问题体制化”的思想误区 篇3

作为分析病灶抑或现实焦虑的“中国问题”来自哪里？领土争端、经济主权漏洞、社会不安宁，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税负的不均衡分布，正当性危机、边疆民族分离倾向、核心价值观缺席，政令不出中枢、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城乡、贫富、地区、收入）四大差距、（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座大山，假冒伪劣、生产安全治乱循环，环保关切、群体性事件、网络谣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困境，公共卫生事故、突发事件、紧急状况、国际经济危机的应对不力，以及基础信息资源的部门分隔、各自为战，种种问题究竟是治理问题，还是体制问题？何者为先？

“治理”问题不能被“体制”遮蔽

就历史逻辑而言，治理先于体制，治理更直接，体制更间接。所谓“治理问题体制化”，就是说一遇到问题就撇开“治理”直奔“体制”，把治理问题简单化为非左即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立场选择，这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因为它同时忽略了治理问题和体制问题的复杂性。

近五十年前，亨廷顿以其一贯的冷酷现实观尖锐指出治理问题体制化为什么错了：“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水平”，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体制形式的优劣，而在于国家治理的能力及水平。亨廷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老辣独到地反驳了当时流行的“放弃国家”理论倾向，其后的政治理论演化与世界政治秩序变化也证明了这一反拨极为成功。

二战结束直至1970年代的30年里，行为主义成为西方政治学主流大行其道，传统国家研究萎靡不振，国家概念的核心地位摇摇欲坠。阿尔蒙德和伊斯顿等比较政治学者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政治系统”取代“国家”、用“功能”取代“权力”、用“角色”取代“职务”、用“结构”取代“政府机关”，但这种“放弃国家”的学术努力在努力提高国家概念的可操作性的同时，也让国家面目变得模糊起来，国家从自变量变成了因变量，国家的基本职能和正常行动不再重要，“国家中心论”让位于“社会中心论”。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同发达国家的内部发展差异上，行为主义力不从心，国家本身再度受到青睐，从因变量转变为自变量，国家治理研究重新回归主流。这一转变首先要归功于“新国家主义”的领军人物史考朴（Theda Skocpol），她针对“社会中心论”提出了“国家中心论”，强调国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斗争的舞台，更是由行政权威领导和协调的一整套行政、治安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都首先并且主要从社会汲取资源，进而利用这些资源来建立和维系行政机构。因此，她主张应该把重心放在国家的自主行为、利益和偏好上，放在国家本身执行政策、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上，尽管国家的政策和目标未必与社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和需求相符。

史考朴希望用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这两个核心概念，来丰富理论阐释的可能性，强调二者对社会经济、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国家治理研究的学术谱系获得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国家治理研究尝试更多地将国家作为自变量，从国家对社会经济和个体生活的影响中观察国家职能的转变、国家行为的轨迹以及政治逻辑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研究以去意识形态化为出发点，反对将“治理问题体制化”。其核心主张在于，国家调控社会经济事务的外延范围与有效程度是两码事，“管得宽并不意味着管得住”，所以有必要把“政权形式”与“国家（治理）能力”区分开来，不纠缠于意识形态化的政体优劣，不在民主制和权威制、中央集权和分权、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简单的二元取舍，不把弱政府视为民主制、分权制、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也不把强政府视为权威制、中央集权、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必然特征。

因此，国家治理能力是指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通过发挥认证、汲取、强制、濡化、统领、再分配、监管、吸纳、整合和学习--适应等基本职能，有效运用和分配社会资源，将自身意志和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基础能力。王绍光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受两个变量影响：即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和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越大，国家能力越弱；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越大，国家能力越强。

国家治理离不开国家权力谱系

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决定着国家能否有效动员、分配、使用各种资源实现既定政策，决定着国家权力能否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后者正是国家治理研究的现代理论渊源。正如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所言，主张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必然导致政治现代化、现代国家必然与更为复杂多样的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化理论，主张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国家必须提供公共服务来维护公众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的公共物品理论，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的福利国家理论，主张“劫富济贫”维护社会正义的政治再分配理论，以及主张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开启了国家权力理性化过程的国家建设理论等等政治学思想，都尝试从财政、税收、人口、生育、婚姻、死亡、精神病、社会救济和福利保障等实证角度，对现代国家权力的理性化过程做出规范解释。

国家权力的理性化是伴随国家职能的重大转型而来。新韦伯主义者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传统国家的职能以军事为主，现代国家越来越以民事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建设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君主国和工业国干预经济生活的范围和深度日益扩大，经济发达国家为个人提供现代社会保障。职能的转变让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的规模日益宏大，也让现代国家本身的专业化和官僚化不断加深。作为结果，现代国家权力越来越理性化，国家越来越有能力“将例行的、规范的、合理化的制度加诸其治下的国民与社会，既通过法律也通过行政实现全面渗透，实现了外延范围与有效程度为前现代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国家干预”。国家职能的重大转型，国家对社会干预程度的突飞猛进，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国家权力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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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根据现代国家的这些显著特征，将下述国家权力两分法作为其国家理论的核心：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专制权力是指国家精英不需与社会群体做例行化的协商即可实施的权力。基础能力是指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将其命令贯彻全境、协调社会生活的制度能力。基础能力是一种双轨权力，国家用它来“渗透”社会，社会群体用它来控制国家。也就是说，基础能力的增强不一定增强或削弱专制权力，但行之有效的基础能力会增强集体性国家权力。社会生活越需要国家制度的协调，基础能力对社会生活的建构作用也就越来越强化，不能有效调控和干预社会的国家，必然走向消亡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关切正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制度建设。以政治权力集中和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的调控能力增强为主要标志的民族国家形成与国家建设过程，均可视为从专制权力向基础能力转化、基础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

在迈克尔?曼看来，社会权力是个复杂的有组织的权力网络，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四个支柱，最有效的权力组织方式需要同时具备三对权力的特性：个别性权力（Distributive Power，A对B的零和博弈能力）与集体性权力（Collective Power，人们合力控制第三方或者自然界的能力）；广泛性权力（Extensive Power，在辽阔领土上组织大量人民、实现最低限度稳定合作的能力）与深入性（Intensive Power，紧密组织和指挥高度动员、让参与者服从的能力）；以及权威性权力（Authoritative Power，下达明确命令、获得主动服从的能力）与弥散性权力（Diffused Power，通过自然的、传统的、不言而喻的共同利益获得共识性服从的能力）。每种权力的行使又都依赖于权力组织技术的成熟度。

基础能力的增强，就是权力组织技术的增强，就是手段、组织、后勤、沟通等基础结构的增强，因为这些组织和控制人、物、领土的能力及其贯穿整个历史的过程，正是权力的核心所在。因此，在迈克尔?曼看来，国家职能通过基础结构弥散、覆盖与渗透整个国境，而基础能力就是国家通过基础结构协调、限制与规范社会生活的能力。今天，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渗透社会生活的基础能力最为强大，几乎无处不在，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国家和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其国民甚至难以找到“一块现代国家的基础能力不入之地”。相比之下，其他时代和其他地区的政府也许专制权力更大一些，但却常常在深入社会和经济生活上遭遇巨大困难。基础能力的强弱，已经成为各国政治水平差异的重要尺度。

那么，国家都有哪些基础能力呢？在蒂利、派伊、宾德和格鲁等人研究基础上，王绍光强调了十种国家基础能力，即，强制：对外维护政权和领土完整，对内维护社会秩序；汲取：动员和调度社会资源，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从资金上保证国家各项机制的正常运作；濡化：培育与巩固以国家认同和公民平等为特征的社会核心价值；统领：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加以规范和限制，使国家工作人员尽职、廉洁，使整个国家极其统一协调；再分配：降低各类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和分配正义；监管：为了保护人和自然，规范和限制市场和社会；吸纳：将民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的能力；整合：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学习---适应：面对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种种不确定性时，发现和纠正现有缺陷，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应对新挑战，改进制度运作的能力；以及认证：收集、识别和确认自然人和法人的基本事实。

这十项国家基础权力分别对应十项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它们的价值目标也各自不同。强制追求是主权的安全，包括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即实现主权对外的独立性、自主性，对内的至上性、最高性，保障国家的自由存活和国民的个体权利与自由。汲取是国家理性的开端，为政治共同体的存活提供血液，财政统一让血液在国境内自由流动，预算监督让血液更加健康的流动。再分配是为了回应社会在市场全面压力下的反向保护需求，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平等。濡化试图建构认同、塑造共识，实现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和统一性。监管将对安全的关注从国家总体转向个体生命，尤其考验政府相对于市场力量的自主性。统领追求实现官僚制国家机构内部的效率和廉洁，这取决于针对公务员个体的行为监控和财产申报是否健全。吸纳与整合都是政治民主的一部分，追求统和、均衡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和利益相关方的参政需求和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认证是为了实现信息与权力的对称分布，建构有能力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政府。

这些基本制度也有其理想形态，比如“安全国家”、“法治国家”、“行政国家”、“税收国家”、“预算国家”、“廉效国家”、“福利国家”、“监管国家”、“民主国家”、“认证国家”等等。

国家治理就是由上述追求不同价值目标和理想形态的基本制度构成的体系化过程， 每个国家基本制度领域的运动方向可以首先概括为两个：嵌入与脱嵌，由此可以界定两类社会群体：想进来的和想出去的，进而提炼出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比如包容模式与排斥模式，每个方向、每个群体、每个模式的规模、广度、深度与长度都存在差异，彼此之间也可能会互相影响。

每个具体领域都存在着方向不同的运动及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历史趋势，极大地影响着深深嵌入在这个治理体系中的国家、经济、自然、社会与个体，无论人们希望以何者为视角、中心抑或焦点来观察、评判和预估，都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不同方向的运动，国家基本制度在这里生长发育，国家的治道与治术也从此域走向成熟。在政治的历史与逻辑有效整合的国家治理体系面前，怀疑、逃避、恐惧、极端排斥与盲目乐观都是要不得的，无论这些心理反应来自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改革派、保守派、政府派、市场派，还是别的什么政治经济意识形态。

把国家治理问题误归“体制”的后果

很明显，治理有其非常复杂的体系化内涵，有其完全不同于体制的构成，这决定了它实际上是无法体制化的，把治理问题体制化，实际上也就忽略了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双重普遍性与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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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体制说到底是一种文明框架，不是模式，不是道路，不是经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单一的某个时期的阶段性产物，体制的时间更长、空间更大。毋庸置疑，只有大国才有可能形成对人类有贡献的体制，只有大国之人才有可能对体制做出有自主性的思考。因此，中国体制本质上指向的是一系列具有时空超越性和普遍性的中华文明的基本制度框架。

体制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立足于上的地板，不要把它想象成天花板，尤其是不能把它想象成别人家的天花板。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地板，也都有自己的天花板，不管人们想要欧式的、美式的，田园的、现代的，简约的、复杂的，自己家的风格取决于自己的想象力，也取决于自己的投入，东施效颦只会贻笑大方。说到底，以自信、自觉的文明自主意识反思中国体制，而非跟着西方理论亦步亦趋，才能为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打下更扎实、更反映现实政治的地基。

对于中国体制的理解，也不例外。学习，需要搞清楚什么值得学习，什么不必学，也就是要有体制自觉、体制自信。无论是拒斥中国体制有任何优越性，还是强调中国体制有很大特殊性，都有可能忽略在现实政治世界和政治科学领域，中国体制对于世界政治体系的贡献，我们不是说古已有之，不是说西方有、中国更有，而是从文明框架的奠定角度而言，承认中国体制的根本贡献，这其中包括：治道与治式之争，王道、霸道之争，郡县、分封之争，中央集权制，以及政令、文字、度量衡、生产交通的标准化，风俗习惯的文明化，基本社会规则的法治化，以及内外相重、轻重相权等轻重之学，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中国体制可以有内外、古今、时间空间多重观察视角。发现、认识、理解、承认、认可中国体制的各种基础贡献，才可能对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学有所贡献。

但是，晚近三十多年来，我们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体制自觉与体制自信慢慢丧失殆尽，我们在各种现代性话语支配下的全球化时代失去了语言能力，更糟糕的是，也有很多人丧失了思考能力。中性一点说，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拿来主义成了单向道的顶礼膜拜，丧失了相互理解这个前提。

现代性左右了体制思考，当你把体制加上先进、停滞、落后，发达、发展中、不发达等各种现代政治经济标签之后，当它成为官方、思想界与各类社会精英的共识之后，中华民族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谦逊的民族，没有哪个民族在漫长的一百七十多年里从各个领域发起向别人的学习！是的，中国人都是好学生！

除了谦虚、谨慎、乐于学习之外，我们还因为普遍的怀疑、悲观和犬儒主义，充满了批判精神。二者相结合，很容易产生一些认知偏差。当我们批评本国税负比别国过高时，除了究竟高不高的真正比较以外，我们还可能忽略了政府税收正是国民自由、权利与财产保障的代价；当我们批评自己享受的福利太低而艳羡别国时，我们可能忽略了福利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追求，而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涵义；当我们批评本国的食品药品产品不安全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安全是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必须提供的首要公共服务；当我们呼吁政治民主时，我们可能忘了经济民主可能更重要或者至少同样重要；当我们呼吁某个层面的直接选举时，我们可能忘了所谓“发达工业化民主制”在其本国已经走到了“精英民主”的极端，而且受到越来越多本国人的批判；当我们主张政治领导层要有决断能力，我们可能忘了只有决心、没有能力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可能忘了好心办坏事所可能催生的悲剧；当我们说中国数千年有某某病症，只有采取某个现代西方体制才能避免这类问题时，我们的时空观念可能错乱了，同时期的西方也许一点也不比我们好。事实上，任何时代的宪法只能约束当代人、后代人，不能约束前代人。

在很多人心目中，也在很多政治理论、社会理论中，国家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它宛如一架庞大无情的暴力机器，威力无穷，无所不在，总是从各个层面对公民个体施以结构性的重压。于是，人们需要“为承认而斗争”，也要“为权利而斗争”，还要“为反抗国家而斗争”，需要时时质疑、警惕并防范着。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看上去就像国民的一个“大监狱”，人们既然无法逃出国家，也就势必要受这个人造利维坦支配。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公民生命、权利和财产的最大保护者，也是普通人生存的真正庇护所。现代国家所面临的社会，既不同于以自由人和奴隶为标准区分公民与非公民的古代社会，也不同于世俗与宗教、王权与神权交战的中古社会，而是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高度复杂分化的“抽象社会”，是一个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荆棘密布的“风险社会”，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已经须臾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国家治理的体系化，就像二者从未真正截然二分过那样。

忽略国家治理体系的复杂性，把一切归结为体制，导致我们方寸大乱、进退失据，失去了本该具备的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我们也就彻底忘记了1300年前柳宗元的忠告：公天下自秦始，秦之失，在政不在制。治道治式之别、王道霸道之争，核心在于分封、郡县之异，而分封、郡县各有其“势”，关键又在于民政、军政、财税及治安等基本权力的合理配置，而非简单化的道德文章修辞之争。

“治理问题的体制化”，这个20年前思想界有过一场大讨论的命题仍然值得反思。否则，激烈的思想动荡就很有可能演化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内战”，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只会导致事与愿违的战争，只会放大精英政治和寡头制成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将极可能因此再来一次兴衰存亡的痛苦轮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浅析体育体制的问题和改革 篇4

关键词：体育体制,问题,举国体制,改革

0 引言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10年来中国人体质持续走下坡, 青少年肥胖率猛增近50%。而与之相对的是, 我国的体育事业在奥运会、全运会上宣告着一次又一次的辉煌。两条紧密联系的直线却在一个点上出现了矛盾, 这个点就是我国的体育体制。在全国青少年体制的研究中, 普遍呈现出“高身材, 低体制”的趋势, 甚至在某些指标上还低于日本的平均水平。反映了国民对体育锻炼没有应有的重视, 体育事业还没有融入百姓的生活。大家都认为体育就只是那些运动员的事, 我们自己只要吃饱穿暖就好了。在这种观念和制度的双重背景下, 我国的体育事业因此很难向全民化发展。

1 体育体制带来的荣誉以及现行的问题

众所周知, 我国的体育事业采用的是“举国体制”。也就是说要积累和调配全国优秀的运动员, 集中起来, 按统一的标准进行封闭式的训练, 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并且要以奥运会等世界大赛的冠军为最高目标。在这种体制下, 运动员参加国外的比赛或是国内的比赛都由政府出资, 体育局统一领导、规划和组织。这种体制的突出特点就是从属并依赖于政府体制和经济体制, 政府收入的稳定和财政预算是竞技体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举国体制”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促进了社会公平, 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凡是有体育天赋的孩子都可以进入到体校, 平等地参加锻炼, 减少家中的教育费用支出, 这使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可以改变家庭的命运。二是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政府机构的统一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确保运动员们没有资金和物质的担忧。因此, 竞技体育成就的高低关乎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的好坏。不可否认的是, “举国体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为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珍贵的经验, 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使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封闭式的集训体制为而我国带来了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运动员来说, 最大的困难就是退役后的就业问题。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专业化的训练, 从小学到初中, 从省队到国家队都是一条线的。很多有体育天赋的孩子从小就进入了体育学校进行专业化的训练, 因而耽误了文化课的学习, 致使他们在退役后的就业和创业困难重重。而且, 2008年奥运会51金的结果震撼了很多权威的专家, 因为金牌数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测。这说明我国的金牌数还有一定的偶然性。对全国人民来说, “举国体制”的专业化没有带动非运动员的体质锻炼, 因此这20年以来, 国民体质持续下降, 尤其是青少年身体素质差, 体标严重不及格。

2 体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建议

一般来说, 全球普遍推行的都是市场经济, 由市场来主导配置资源, 各种商业活动都在市场的调配下进行。因此, 西方的很多国家在推动经济体育的发展时都采用市场筹资方式, 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不只是少数人的运动。这充分体现了体育“强身健体”宗旨。而“举国体制”是一种适应计划经济的体育制度。在我国经济转型中虽然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地位的巩固, “举国体制”将会阻碍我国竞技体育事业走向国际化。因此, 我认为体育体制改革要从两个方向下手: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变为社会主导。使竞技体育有更多灵活发展的空间, 让运动员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比赛。改变传统的“牺牲”运动员来创造金牌的现实。这也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必然要求。二是调整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的比例。加强学校体育锻炼, 尤其是要注重青少年的身体素质的提升。还要增加专业运动员的文化课程, 校体结合, 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总之, 就是要实现体育的社会化。

参考文献

[1]韩丹, 杨士宝.论我国体育体制和体育理论的改革创新[J].体育与科学, 2009, 30 (3) :1-7, 15.

[2]高雪峰.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体制变革走向[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6, 40 (11) :1-7.

[3]于永慧.中国体育体制的"认受性"危机[J].体育与科学, 2010, 31 (1) :1-4.

[4]焦峪平.由“冠军门”引发的对中国体育体制缺陷的思考[J].山东体育科技, 2014, 36 (1) :15-18.

市管县体制存在的问题 篇5

（一）市管县体制束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县”在中国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和调节者，也是国家政治行为和经济发展的聚结点。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强县，因为县域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层单元。当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体制障碍是行政管理体制僵化，这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层级过多，“市管县”体制效率较低，上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职权干涉太多，没有真正发挥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市管县体制下，城乡的资源不是依据市场的原则来配置，而是以人为的行政力量来分配，自然会进一步侵害县及农村地区的利益，从而形成所谓“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的局面。由于“市管县”体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它主要是为市里服务的，因而它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地级城市无法带动所辖县市的经济发展

市管县的主要目的是以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拉动所辖县乡的经济发展，但是，许多城市由于综合经济实力不强，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根本发挥不出这一作用，形成“小马拉大车”现象。除省会城市和一些中等发达城市带动力量较强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和由县级升为地级规格的城市就很难有力量来带动县乡的发展，更无法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地级市与县市同处发展初始阶段，根本没有能力带动周边县区，中西部地区问题更为严重。

（三）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管理层次和成本

实行市管县体制之前，行政层级主要由中央—省—县市—乡镇四级组成，省县之间的地区行署只是省级派出的虚级建制。市管县市后，省县之间的层次由虚变实，行政层次主要由中央—省—地级市—县市—乡镇五级组成，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秦汉以来，中国多级制超过三级以上的年限仅有３５０年，占所有年份的１６．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行政区划实行二级制或三级制，很少四级制。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表明，行政组织每多出一个层次，信息的失真率就会成倍增加。市管县体制的设计，人为地制造出一个中间层级，省县之间权力被层层截留，信息沟通受到阻滞，这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和交通十分便利的今天更是不合时宜。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等改革的推进，地级市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一个地区的区划层次过多、规模过小，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的问题，最终使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同时，过多的行政层级与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城镇同构、重复建设的弊端愈演愈烈

（四）市管县体制造成了城乡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由于城市面临的是城市管理，与农村政府所面临的公共事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世界性的惯例是城乡分治，城市自己组织政府，实行自我管理。由于市与县在社会结构、功能作用、发展需要和事务繁杂等方面各不相同，实行市管县后，地级市在管理上就需要两套人马，而城市的特殊性又决定城市系统非常复杂。这既增加了地级市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又使得地级市的机构大而全、臃肿不堪。在市领导县体制下，市里既要抓城市工作，又要抓农村工作，而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一般放在城区，特别是把发展二三产业放在突出的位置，在工作部署、城乡利益分配等方面难免不平衡，从而出现重城轻乡、重市轻县的现象，甚至相互争投资、争原料、争项目，尤其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市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路

市管县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伴生物，无法适应以分散、自主、灵活为核心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而需要改革，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同时要兼顾市县关系，协调好中心城市的扩张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县与中心城市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竞争—合作—分工关系，使城市和区域共生、共荣、共赢，相互依托，合作发展。

（一）发展县域经济，推广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

浅谈当前法医鉴定体制若干问题 篇6

一、我国现行法医鉴定体制的现状

司法鉴定是指专业技术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依法对诉讼、仲裁活动中所存在的某些待定事实，进行鉴别和判定，并出具相关意见的科学实证活动。根据检验和鉴定内容的不同，分为不同的门类，其中对有关人体损伤的法医临床鉴定，是司法鉴定实践中的一个主要类别。据我市统计，法医鉴定的数量约占整个司法鉴定业务量的80%.我国的现行法医鉴定机构共有四类，即公检法在其自身设置的鉴定机构和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和管理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其中公检法系统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四级鉴定组织，形成了多系统多层次相对独立的法医鉴定格局。面向社会服务的法医鉴定机构，由于种种原因，其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部门利益驱动下，法医门诊遍地开花。这种多系统体制的产生虽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受“权力至上”、“部门利益至上”的观念影响，各系统各部门建立自己的法医机构就像设立一个职能科室一样，认为顺理成章，既便于部门领导和使用，又能为部门创收。这是我国法医鉴定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二、现行法医鉴定体制的弊端

我国广大的法医工作者，在配合刑事侦查、民事审判方面做了大量的鉴定工作，对于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司法鉴定体制的缺陷，造成法医鉴定无序，法制约束不严，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这种体制缺陷引发的弊端也日益突出。

（一）法医鉴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损害。既然司法鉴定是科学实证活动，那么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保持中立的社会角色。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独立地指派法医进行鉴定，容易导致司法鉴定的暗箱操作，出现“自侦自鉴”、“自檢自鉴”、“自审自鉴”等现象。特别是法院，集司法鉴定的鉴定权、对结论的采信权于一身，无形中便担负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这从根本上违反了法院居中裁判的原则，容易造成司法不公。老百姓往往认为法医同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同属一个单位，缺乏回避，影响法医鉴定的社会效果，群众信任度下降，公正性受到怀疑。

（二）法医鉴定机构重复，资源浪费。多系统相对独立的法医鉴定机构，由于分别隶属于各自部门，因而容易造成人员分散，资金不足，力量薄弱。面对复杂的、业务面很宽的法医鉴定工作无法做到专业化分工，造成很多法医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从而影响鉴定质量，也严重浪费了司法鉴定资源，使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不能集中使用，鉴定设备重复而简陋，无法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三）鉴定效力不明确，增加诉讼成本。由于鉴定机构林立，在鉴定职能上也没有明确的区分，公检法各个机构的鉴定结论证明力没有效力等级的区别，经常导致不同鉴定机构对同一客观事实得出的鉴定结论大相径庭，使得公检法在办理案件时，无所适从，损害了法医鉴定的严肃性，降低了诉讼效率。同时，法医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立，各自为鉴，容易导致互不信任、互相扯皮的现象发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四）鉴定人的主体资格不统一，鉴定程序不规范。目前，对在诉讼活动中担负重要角色的法医鉴定人，没有统一的考试、考核制度，更没有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客观上造成法医鉴定人的素质良莠不齐，引发鉴定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甚至导致幕后交易，让人质疑法医鉴定的公正性。另外，由于在鉴定程序方面没有统一的规范，鉴定人的随意性较大，致使鉴定结论经常和事实有所出入甚至冲突，这也是造成公检法各部门之间不能互相配合，在鉴定结论上互不信任的客观原因。在鉴定文书方面，也没有统一的格式和用语。这些情形使得鉴定结论无法显示其证明案件事实的完全功效。

三、改革我国现行法医鉴定体制的建议

我国现阶段无序混乱的法医鉴定体制，极大损害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与我国的法制化建设格格不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现行法医鉴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建立统一的法医鉴定机构。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决定了法医鉴定机构不应与公检法存在隶属关系，而是以委托关系的形式为司法活动服务。鉴于法医鉴定在司法鉴定中所占比例及其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将分散在公检法系统的鉴定人员和设备剥离出原单位，合并组建统一的法医鉴定机构。同时，根据学科不同，将法医鉴定再实行专业化分工。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侦自鉴、自检自监、自审自鉴，保证鉴定结果的质量和可信性。同时还可充分整合人才资源和设备潜力，避免相互推诿扯皮，提高工作效率。

（二）对法医鉴定机构实行分级管理，明确鉴定效力。将法医鉴定机构按照资金、技术、设备、人员资格、条件等标准划分为初、中、高级三个层次，上一级别鉴定结论的证明力高于下一级，并明确各级鉴定机构的管辖范围。同时，为限制无限次鉴定权的行使，应参照我国诉讼法“两审终审”制，规定对同一事实只可进行两次鉴定。

探讨我国证券管理体制的问题 篇7

任何一个国家的证券管理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中国引进资本市场不过短短20多年, 要形成一个完善的证券管理体制谈何容易。当代的中国, 股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这就更需要相关部门理性思考, 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证券管理体制, 这是稳定中国股票走势较为直接且有效的措施之一。对于股票发行额度, 每年上市公司数量都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 这就让股票经济较大程度地受到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 难以发挥出其自身调节经济的功效。要加大对证券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 使证券管理的模式更为合理。

一、我国证券管理的现状

我国的证券管理机制是由多个部门构成的。首先, “证监会”是国务院下属的部门, 它也被称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 国家通过“证监会”对证券市场发展情况有着较为清晰的掌握, 同时国家也能利用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适当调整。其次, 国家计委也是证券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关系着国家年度证券计划的制定, 也就是说国家计委根据证监会反映的各类情况进行统一考虑, 制定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证券发行量。最后, 中国人民银行则负责对各类、各地区的证券管理机构进行审批, 使得合格的证券管理机构进入市场, 保障证券市场的平稳运行。

这是我国历经20多年探究出来的证券管理体制, 但是在实际运行中, 这样的管理体制虽然在前期取得较好的效果,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证券交易的成熟, 这样的管理模式就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了。

二、我国证券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 受到传统管理理念影响

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简政放权”, 这充分说明了传统的管理体制中政府采用了过多行政干预手段, 使市场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与效力。这一现象在我国证券管理体制中更为明显, 我国证券交易从引进到发展不过短短20多年, 没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对证券管理体制进行探讨修改, 这就使证券管理模式依然延续老路子, 政府在证券管理中依然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证券交易一旦出现了问题, 政府便加强行政干预, 这就让市场调节的作用被进一步地削弱。但是, 证券市场本来就是自由度较高的市场, 过度的行政干预只会让证券市场变得更加脆弱, 也阻碍了证券市场化的进程。市场自行调节与政府行政干预没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市场规律没有被严格遵守, 再加上政府干预时间、干预力度、干预地方没有被严格规范, 这就使政府管得较细、较杂, 对于一些本该政府管理的地方却没有精力与时间进行管理, 整个证券交易市场都处于无序管理的状态。

(二) 证券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阻碍我国证券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方面便是证券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难以适应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法律法规的存在是为了保障证券市场的平稳合理运行, 使整个证券市场得到良性的发展, 但是不合理的法律法规不仅对于证券交易中存在的问题不能有效地规范和引导, 个别企业和个人还会钻法律法规中的漏洞, 让整个证券交易存在诸多问题。值得一提的是, 证监会只是国务院的下属事业单位, 法律地位不清晰, 是非独立的 (真正意义上的) 行政主体, 这就为证监会在监督管理证券市场时造成了很大阻力, 缺乏相应的法律条例保障证监会的监督职能, 很大程度来说, 证监会的监管效力是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的。

(三) 市场的“淘汰”机制没有被充分发挥

我国针对上市公司的撤离有着如下规定, 连续亏损三年的企业便自行退市。这项规定的本意是希望效益较好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好、更多的资源从而加快发展, 淘汰掉亏损、不适合社会发展的企业, 真正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但是这样的规定较为模糊, 在执行时也有较大的难度。缺乏对亏损额度的规定, 仅仅依靠亏损时间来进行规定不符合市场的运行规律, 市场的淘汰机制也没有被充分地发挥出来。其次, 一些地方政府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 为了保住地区的上市企业“空壳”, 不惜采取对企业发放高额贷款、减少企业的税收、保障企业产品的出口与买卖等多种手段, 让企业在表面看起来还是处于盈利状态, 但实质企业已经“病入膏肓”。市场不能有效发挥“淘汰”机制, 这就让市场的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 大量资源被浪费, 资源重组与优化难以得到真正实现。

(四) 证券监管组织不合理

我国的证券管理部门除了证监会为主体外, 还存在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等多重监管部门, 各个部门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 多头管理不仅在进行证券管理时存在着很多问题, 各部门的权力交叉又使证券管理出现了“真空地带”, 这大大影响了整个证券有序管理。同时, 由于各部门权力分配不均, 权力不明确, 使用权力时不规范, 这就使证券市场在管理时存在着诸多漏洞, 这也是证券市场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如何建立起合理有效的证券管理模式

要建立起合理有效的证券管理模式, 最为重要的就是对现存的证券管理模式中存在的漏洞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 结合当前证券交易现状, 引进一些先进的经验对证券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与优化。

(一) 转变传统观念, 发挥市场效力

“简政放权”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更需要各个部门切实履行, 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效力, 真正实现证券的市场化运作。这就需要各个部门明确权责范围, 尽量减少对证券市场的干预, 让市场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其次, 要明确证监会的地位和作用, 使其变成一个行政实体, 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 这样一来, 证监会就会变成相对独立的证券监管部门, 能够让证券管理部门不再冗杂, 使证监会成为管理证券交易的主要部门, 这就大大减少了各部门权力交叉的可能性, 能够使得每一个部门的管理都落到实处。

(二) 要对上市公司进行规范

对上市公司进行规范, 首先是对上市企业进行严格管控, 要对申请上市的公司的各项资料进行严格考察, 考察内容不仅包括了该企业近年来的盈利状况、发展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要对企业进行信用度测评, 确保进入证券市场的企业都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其次, 对于一些接连亏损、回天无力的企业进行下市处理, 要严格执行企业市场退出机制, 针对个别企业, 可以让企业只从全国性的证券交易中退出, 仍然保留在地方证券中流通的权利, 这是对证券交易市场的补充, 能够推动证券交易的良性发展。同时注重发挥市场的淘汰机制, 让市场来淘汰一些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足的企业,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减少对一些上市公司的行政干预, 让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证券交易,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三) 加快相关证券法规建设

要保障证券市场的平稳运行, 就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出有关的法律法规, 同时, 加快证券市场的法规建设是减少市场出现较大波动的重要举措。要实现这一举措最为重要的就是在法律层面上确立将传统银行主导融资向市场经济主导融资进行切换, 摈除传统条例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容, 使相关法律法规服务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证券交易。

(四) 明确政府职责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国政府在证券交易中的地位都是极为微妙的, 它既是证券交易的管理者, 有时也是证券交易中的参与者。这就好比足球运动, 政府既是运动中的裁判员, 看着局势发生变化了又不由得上场踢两脚。政府不仅负责着证券的审批, 也是一些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东, 这样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使得证券的管理处于较为混乱的局面, 因此, 政府部门要抓住自己的定位, 明确自己在证券交易中的职责所在。

四、结束语

我国的证券交易发展时间较短, 这就使我国的证券管理体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分析, 同时制定出适合证券发展的措施, 进而完善我国证券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陈雄.国外证券市场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兼对我国证券管理体制的检讨[J].云南法学, 1996 (02) :77—79, 66

[2]陈印歧.世界各国证券管理体制比较及我国证券业发展战略选择[J].计划经济研究, 1992 (03) :84—90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篇8

作为农村经济不断前进的前提条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制度的层面为农村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环境与结构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传统的体制已经很难满足当前的需要。鉴于这一方面的原因,一定要着手改革,将传统的模式彻底打破,妥善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体制性束缚,为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本文主要研究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对策。

2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对策

2. 1大力推进乡镇配套改革,为农民减负

作为为广大农民群众减负的重要举措,农村税费改革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一定要长期进行。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的要求,不断推动农村税改,以进一步理顺农民、国家间的分配关系。因此,各地政府应当牢牢把握这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深化改革,进一步对村级债务进行整合,妥善处理好乡镇配套改革问题,及时构建起一个科学合理的新农税收征管体系,进一步完善经济收支管理体系,努力对乱收费行为进行克制,避免负担反弹,认真执行国家关于农民减负方面的制度,使农村收费不断趋于规范化发展,努力将 “三乱”堵住,具体来说,农村应当将相关问题纳进四议两公开的范畴,充分确保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进一步巩固为农民减负的成果。

2. 2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土地流转

作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物权,关系着他们的生计。要想不断优化农村土地的经营体制,重点是严格执行 《土地承包法》,将二轮延包工作做好。

第一,确保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加大力度对他们进行引导,使他们加倍珍惜土地,不断增加投入,提高地力,使土地的产出效率不断提高。严厉打击各种违反土地承包制度的现象; 第二,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尽可能地 “激活”每寸土地。在流转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流转办法,科学合理地配置农村资源; 第三,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确保他们在承包时间范围内的各项权利。加大力度支持各种类型的适度规模经营,例如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推动土地使用权市场不断发展,规范其流转行为,逐渐推出各种新型的土地经营模式。例如,在一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农村,在充分确保农民承包经营权地位的基础上,尝试着开展股份合作模式。鼓励广大农民通过自己手中的土地使用权来换取一定的股份, 使土地使用价值不断提升; 第四,各级地方应当制定一套有效的土地约束机制,认真按照我国 《土地管理法》的条文开展工作。使土地的审批制度得到贯彻落实,构建起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不断优化土地收入分配办法,深入贯彻落实土地出让金分成制度。

2. 3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针对农民工就业难题,应当积极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进一步降低我国的农业人口,这属于政府的一项长期政策,基层政府一定要认真对待。首先, 积极发展镇、县域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重点是帮助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企业,使它们不断壮大,进一步拓宽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其附加值,使农村就业空间不断拓宽,使许多农民 “离土不离乡”,防止农村人才过度流失。其次,应当大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统筹发展, 将广大农民进城就业的一系列限制性规定取消,构建起一个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充分尊重进城的农民工,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合理转移到农村地区。

2. 4积极发展市场农业

首先,应当进一步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构建起完善的管理体系,对于这一个方面,政府部门应当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制定且实施这方面的服务细则。另一方面,逐渐对其运作结构与管理体制进行改善。按照社会化服务管理工作发展的需要,该项工作必须将管理效益与效率的提升作为行动指导。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农村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 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一步对农村资源进行整合。例如,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地方政府积极进行引导,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品,一个村子或者一个乡镇种植一种产品,指导农民标准化种植,并负责为他们联系销售, 使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因此,对于政府来说,不仅应当大力支持农村企业发展,根据地方现实状况以及发展趋势,发展区域种植,而且需要选择多种经营模式,例如 “企业+ 农民+ 基地”的模式,协调农民与公司两者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工商企业,使它们主动向农产品加工和营销方面投资,着力构建各种新型的农村产业化经营模式,始终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改革,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积极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例如,可以为农产品开通专门的 “绿色大道”。

最后,进一步改革粮补政策,对那些进行农业生产的人实施综合直补。另一方面,还应当加速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进程, 积极引入各种新型的信息技术模式,例如网络促销、电子商务等途径,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民不断增收。

2. 5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

首先,如果想实现农民生产素质的不断提升,重点内容是落实。例如,我国的许多农村地区,尽管许多村委挂着农民技术培训班、农村书屋,一些小学甚至挂有家长学校等牌子,然而,只是在做表面文章,现实状况并非如此。有关工作人员仅仅是编造一些数据,以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这对农村生产素质的提升没有一点作用。因此,今后需要充分利用好这些场所,认真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其次,加大对农村教育基金的支持,努力将当前投资单一化的现状改变,积极引导社会各界进行投资,使投资主体趋向多元化发展。切实强化县级教育经费统筹,基层应当大力支持办学,引导各种社会资金前来投资,同时还应当从政策、法律等方面为其提供支持,以充分保障基础教育经费的来源。最后,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体系,始终坚持科学、实用的指导思想。定期在农村地区开展不同的培训班,根据地方特色为农民举办实用培训,努力为农村培育大量实用型人才。

3结论

综上所述,农村发展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 唯有准确定位,找好方向,才能够推动农村健康持续发展, 才能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基于此,今后需要进一步推进乡镇配套改革,为广大农民群众减轻负担,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促进土地流转,加大对农村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推动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还需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开展电子商务、网络促销,以进一步发展市场农业。

参考文献

[1]陈晨,董棣,文冰.关于完善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与对策[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2).

[2]韩彦红.新形势下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J].经济视野,2014(24).

浅析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问题 篇9

关键词：农村公路,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

0 引言

农村公路有利于农村住民的出行,并且加快了农村经济文化的进步,在交通运输业中占据着重要的、无可取代的地位。为了落实完成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改善居民的生存状态以及加快产业发展的问题,则需要从农业、农村、农民等问题上着手。现今,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农村公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大力推广农村公路建设的意义,不断增大里程,提升技术级别,完善路面状况,让农村公路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形势。但对农村公路而言,为了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和服务质量,并促进交通事业的大力发展,也是有些问题是需要被改进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农村公路建设发展速度是有很大的提高。

1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

1.1 农村公路分类及特点

农村公路是保障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设施之一,农村公路分为县道、乡道、和村道三个层次。通常专业化一致管理的农村公路指的是县道和乡道全部加入管养,村道部分加入管养。非专业化一致管养的农村公路指的是乡、镇、村、组实行管制的其他乡村公路。

和干线公路相比较而言,农村公路的线形较差,路面结构等级不高,大多是水泥混凝土路面,而且路上行驶的大多数是拖拉机、以及载重较轻,速度较慢的农用车等。农村公路的管理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农村公路上的车辆行驶规范很不标准,有时会在路肩行车或停车,这种现象处处可见;再就是农村公路的配套设施不是很全面,比如农村公路有些沿线可能没有排水设施,所以遇雨天,会有大量的雨水存留在路面,以至进入路基,这样就会减轻农村公路的承载能力,最终导致公路出现各种问题。

1.2 现行体制的主要弊端

总的来看,目前农村公路管理还存在着很多缺陷,比如政企不分、效率不高等。伴随着经济体制深入的改进,农村公路管理体制的冲突渐渐的显露出来。主要体现在:现今,我国公路管制部门,体现了政府承担农村公路管理的行政性能和负责农村公路养护,施工等一系列生产职责,我国公路管理体制是具有政、事、企合一的管理机制。这种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多不足,比如是按生产计划支配,费用按人数发放,投入和生产成反比的现象相当严重,管理者对竞争的认识相当薄弱。很多生产性的单位缺乏积极性,依赖于各级农村公路管理机构,主要以收过路费为主要任务,这样,对农村公路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如今,各个地方的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增多,再加上大家都认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构的工资福利,待遇优厚,以至于农村公路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日益增加。而且对于人多事少的现状造成了员工缺乏工作积极性,使生产效率不能提高。所以造成了农村公路无养护、服务质量低下等现象。

(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构职责不明确,使农村公路处于没人管养的状态,而且对于农村公路来说,行驶不规范的车辆很多,这样对农村公路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加快了农村公路被破坏的节奏,也大大降低了当地居民对修路的积极性,给当地农民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三)近年来,对农村公路的整修有很大的要求,公路等级也在不断的提高,像柏油路、水泥路等不断地出现,像这种情况,对于公路养护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养护设施就有了相对应的要求,之前公路养护管理机构处于人多事少、效率低下的阶段,所以,现在必须提高养护机构人员的技术,让其对柏油路面、水泥路面的常见问题有所了解,并具有解决此问题的技术。

2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完善措施

2.1 农村公路养护应走市场化道路

我国现在实行的农村公路管理机制不仅调动了各地政府对公路建设的积极性,也对公路的规划、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具有“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伴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不断地发展,现行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不符合现在经济体制的要求,所以,政府需要根据经济情况不断地完善农村公路管理的体制。

现有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市场的需求,所以,是需要尽快寻找农村公路养护的市场,建立适应市场的管理体制。对于现有的人多事少,效率低下的农村公路养护单位,应该逐渐地取消,允许成立不同形式的养护专业团队和单位,采取竞争项目的手段,来提高养护技术团队的积极性,把具有专业养护技术的团队及公司推向市场,来提高养护的效果。

2.2 建立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处

在县里建立农村公路管理机构,调查需要养护的农村公路,进行全面的规划,提供周到的服务等一列工程。改善目前管理机构重复、人多事少、效率低下的农村公路管理现状,保障农村公路的养护及时并得以重视。

3 结束语

为了延长道路使用的寿命,必须要注重道路养护工作,才能更好的保护道路。目前,对于农村公路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建后的养护问题,农村公路不同于其他公路,农村公路的建造等级不高,承载破坏能力不强,所以必须把农村公路养护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反之,则会加快农村公路由好到坏的速度。目前,农村公路处于无人管养,或管养技术不专业,都会使农村公路路况降低,使之使用功能降低,也就意味着建造道路的资金被浪费。所以建立高效、专业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张志彬.关于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的探讨[J].中国交通报,2004.

[2]李敏.我国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3.

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问题探讨 篇10

一、现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

会计是社会发展过程和经济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发展渐渐地越来越完善, 而越是发展得好, 则会计就会越来越被需要, 由此可知会计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经济管理活动。会计人员所指的是那些专门在财务部门管理的基本单位进行核算的人员, 是会计在企业中平稳进行的重要的执行人, 在会计法律法规和其他财务活动中担任各种责任, 所以说是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我们十分重视会计人员的管理和编制。用一些特定的法律来对会计人员进行管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做法。众所周知, 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发挥特别的用处。会计人员在基层单位承担责任的同时, 还应该为国家的经济负责, 为投资人和债券持有者负责, 因此, 我们国家的政府就要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管理。

二、会计人员体制管制过程中的问题

我们国家自从加入了WTO之后, 市场经济开始不断地完善和进步, 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是平稳市场的经济体制,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 问题也一一的显现出来。

1. 管理法制的不完善。

我们通过相关法律知道县级以上的人员才有资格管理政府的相关会计工作, 意思就是会计人员也是由这些政府管理的, 但因为总会让一些人认为有机可乘, 使得管理发生不通顺的状态, 这样就造成乡级政府不去管农村的会计人员, 而是乡村管理站来接受会计的相关工作, 发生会计人员出问题都是财政部门管理的情况, 这对农村的会计人员组织管理很不利。

2. 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对于会计管理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十分松垮, 具体来说, 在大学或者校园里只要你能够考下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那么你就可以从事相关的会计工作, 这就说明会计的门槛十分低, 可以想象会计工作人员的平均素质必然也不是很高的。那么在利益的驱使之下, 很多人就会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 即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假账, 而这时却没有专门的管制来制止这样的行为,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3. 保障不到位。

第一是法律保障上的不到位, 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对会计工作人员有报复行为, 然而有些资料却显示了很多对坚持原则的会计人员报复的事件, 且形式多种多样, 有些人一个不小心就会被炒鱿鱼, 或者在评职称时进行打压, 此时大多数的人员选择忍气吞声, 因为他们始终无法撼动领导人的位置;第二是工资待遇上的不到位, 在一些较大型的企业工资待遇就会很好, 这已经成为大众所认知的一个共识, 我们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可以知道, 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人, 我们同种的职业应该享受的待遇是相同公正的, 但有的人又都是自私的, 利己的, 为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而做假账, 也是由于会计人员保障的不到位, 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三、实行新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

在我们经济发展越来愈好的阶段, 我们社会经济就有了各种经济共存的现象, 而且每个经济主体的发展都有很好的趋势, 这就需要会计人员根据不同的情况到达不同的需求, 按照各个管理经济性质的不同, 应该以派遣会计为主, 会计管理协会助推为辅的会计人员管理模式。

实行会计派遣具有必然性。当前, 因为管理体制的落后状况, 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于会计工作之中, 就如同上面所说的做假账的问题就十分普遍, 我国的会计人员之境并非是一片净土, 有的人会因为一己私欲而出卖自己的工作本质, 派遣可以大大减轻这样的状况, 把不同的会计人员派遣到不熟悉的工作环境之中, 在还没有弄清内部情况的条件之下, 便会更加的谨慎和小心, 这会使会计管理工作走向规制的重要的一步。实行会计派遣机制, 可以加强对会计的监管, 同时还能够大大减少贪污腐败的现象, 这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十分有利。

四、结语

会计人员的管理机制对于会计服务业的要求是很高的, WTO是围绕着资格认可, 条件认可还有技术标志进行的, 在市场上实行之后, 我们国家的市场开始对外开放, 同时国外也对外开放了会计市场, 我国现行会计管理机制在这种状态下, 为了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利, 是一定要进行改变的。

参考文献

[1]牛峰.中国会计伦理体系构建研究[D].山东大学, 2012.

[2]张艳.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东北大学, 2013.

政府信息化建设体制问题研究 篇11

内发达地区政府信息化建设经历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

设阶段和各部门业务应用系统建设阶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政府部门核心业务信息化支撑率已达到90%以上。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提出，面向公众服务的重大应用和创新城市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任务越来越艰巨，需要进行跨部门业务协调的问题越来越多，要求政府在信息化建设体制方面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创新。

政府信息化建设体制方面遇到的问题

政府信息化建设体制是指政府信息化建设的组织体系，包括机构设置和相应的人员编配，以及对其职责的划分。政府信息化建设体制在支持政府部门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经受住了奥运、六十年大庆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的考验。但是随着政府信息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一些体制方面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一)难以保障跨部门重大应用等方面的统筹和协调

当前，面向公众服务的跨部门重大应用和创新城市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任务越来越重，需要解决的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系统整合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而现行重大应用推进的领导体制(通常是由政府某位领导牵头，相关部门领导组成的临时性专项领导小组负责相关事宜）很难站在整体和长远角度解决问题，更不用说跨领域统筹业务创新了。

(二)难以从体制上解决应用系统重复建设、信息共享困难等问题

应用系统重复建设、业务协同困难、信息无法共享等一系列政府信息化建设初期产生而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阻碍了新阶段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现行的以部门信息化建设为中心的传统工作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各部门站在部门自身的角度规划和组织信息化建设，难以从根本上统筹解决这些久已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值得借鉴的经验

针对存在的问题，笔者重点研究了当今世界率先进入业务整合阶段的新加坡和美国国防部政府信息化建设体制，从中汲取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发达国家政府信息化建设战略管理体系框架及特点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在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注重按照战略管理的思想，采用战略管理的方法和途径，构建政府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其战略管理体系框架就是在战略构想的指导下，建立目标体系、政策体系、组织体系、建设体系、信息系统体系、信息基础体系、评估监督体系等七类体系（如图1所示），以保持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创新发展、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构想。按照政府自身的发展要求，提出总体战略构想，并随着不同阶段发展要求的变化而调整内容。例如，2006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智慧国2015计划”，作为其核心内容的“整合政府2010规划”于2000年提出了“电子政府”发展构想，2006年又更新提出“整合政府”发展构想。又如，美军后勤1998年为适应“联合构想2010”的建设要求，提出“聚焦后勤”发展构想，2005年为适应“部队转型”要求，提出“业务转型”发展构想。

目标体系。随着战略构想的调整，目标的内容也在作相应变化和调整，并按照“目标—属性—指标”进行层层分解、细化和量化，以保证目标具有可评测和可追踪性。对于不易量化的目标也要对其涵义进行规范。例如，200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共享构想是：通过灵活的企业级组织和对信息环境的自主操纵,充分利用信息力量,确保使命任务成功。紧接着就对信息共享的内涵与范围进行界定：信息共享就是使信息可为参与者（含人、程序或系统）所用，即一个参与者可利用另一个参与者拥有或创造的信息；信息共享包括文化、管理和技术行为。

政策体系。美军发布的政策不仅非常注意保持其延续性，而且注意根据形势发展更新其版本。例如，美军信息资源管理政策(8000.01)先后推出3个版本，明显看出其由重视技术向重视信息管理转变的轨迹：1997年《信息技术管理（ITM）计划》、2002年《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IT/IM）》、2009年《信息企业（IE）管理》等。

组织体系。近年来，为了统筹政府信息化建设和推进业务转型，摈弃以部门为中心的信息化建设方式，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以政府CIO为中心的组织管理体系，最新趋向是设立“首席管理官(CMO)”或类似机构。例如，美军为了加强对各业务部门的业务流程整合和改革的协调力度，于2008年10月建立了以“首席管理官(CMO)”、“首席信息官(CIO)”为中心的“双首席”管理制度来联合推进美军业务转型与信息化建设。

与目标体系、政策体系、组织体系相同，其它体系也随着形势发展在进行更新和改进，特别注重充实和引进与当前阶段要求相适应的内容。例如，建设体系。美国国防部组织项目建设时提出并推行统一的“国防部企业体系结构（DOD EA）”，再按照“概念——计划——项目——专项办公室——路线图”的途径展开实施，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办公和资源共享。又如，信息系统体系。美国国防部采取措施对日常业务系统的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在各部门和各军种之间实现资产信息的融合和共享。又如，信息基础体系。美军利用国防信息基础设施，依据统一的信息技术标准，采用多种方法，对系统业务数据进行了集成，建立了面向各类用户的后勤网络化共享信息环境；新加坡政府普遍加强了以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力图更好地整合数据资源，充分发挥数据资源在电子政府发展中的决定性的作用。再如，评估监督体系。由内部评估监督和外部第三方评估监督两部分组成。如，美军引进美国联邦政府审计办公室（GAO）作为第三方评估监督机构，对项目投资及其效益进行全程跟踪评估。

(二)美国国防部、新加坡政府信息化建设新体制

（1）美国国防部业务转型与信息化建设管理的“双首席”组织领导体系。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以政府CIO为中心的组织管理体系，统一协调政府业务改革与业务转型。美军经过多年的业务现代化建设，逐步感觉到仅靠CIO来协调各业务部门的业务流程整合也是十分困难的，需要增设更高层的领导，来推动信息化支撑条件下的业务转型和改革。因此，美国国防部于2008年10月，在原有CIO基础上增设了由国防部副部长兼任的首席管理官（CMO），从而建立了以“首席管理官(CMO)”、“首席信息官(CIO)”为中心的“双首席”管理制度，来联合推进美军业务转型与信息化建设。

图2是美国国防部“双首席”组织领导体系示意图。图中的首席管理官（CMO）由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在参联会下成立了副首席管理官（DCMO）办公室，副首席管理官（DCMO）直接对首席管理官负责，其主要职责是通过国防部业务系统管理委员会，制定和维护国防部战略管理计划，协助国防部副部长统筹、协调、确保各项计划和政策的落实。业务转型局（BTA）是一个隶属副首席管理官的信息化职能机构，具体负责确保业务转型政策和计划的设计和管理，以改善政府信息化建设绩效水平、经济性和效率，来满足国防部内外客户的需求。

对照外国的经验，近年来国内一些发达城市也建立了相当于CMO的协调机制，但产生的效果不明显，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做法是一种临时性措施，而美国则是通过常设机构将其制度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业务改革和转型忽视了信息化部门的协同。因为，离开了信息化部门的协同，在手工方式下要解决一、两个业务部门的业务改进和系统整合问题可能会取得成功，但要实现多个甚至大量业务部门的协调和整合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必须强化业务部门与信息化部门的协调，增强政府在信息化条件下的业务改革能力。

（2）美军的重大信息化项目管理办公室，即专项办公室。美军在后勤信息化建设中，对每一个重大专项都成立一个专项办公室，办公室人员根据项目需要从各军种和各部门抽调，被抽调人员同时也负责与原部门的联络工作。例如，美军后勤为了加强重大信息化项目的管理和统一领导，分别设立了联合全资产可视办公室(JTAV)、国防电子商务项目办公室(DEBPO)、自动识别技术办公室(AIT)、国防后勤管理标准办公室(DLMSO)，并统一纳入国防部国防后勤局信息管理司令部(DLA J-6)的领导。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每个专项办公室都负责一个重大项目，而这个重大项目都承载着一项跨部门的重大应用。联合全资产可视性办公室（JTAV）的主要职责是监督联合全资产可视性计划的执行情况，对其进展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等；国防电子业务项目办公室(DEBPO)的任务是加快在军用物资的采办与支付中应用电子业务处理方法和相关的信息技术，以改进国防部的采办工作；自动识别技术办公室（AIT）的工作重点是将国防部后勤自动识别技术运行理念付诸行动、对国防部自动识别技术运行原型方案进行调整以及制定国防部后勤自动识别技术实施计划；作为国防部后勤数据交换的管理单位，国防后勤管理标准化办公室（DLMSO）负责制定业务规则和执行国防部政策。

可见，通过成立专项办公室来实施重大项目建设，可以站在全局的立场来统筹各相关部门的业务需求，有利于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今后国内发达城市在推进跨部门重大应用项目时，可以考虑抽调各单位相关人员组成专项办公室，具体负责各项跨部门重大应用的统筹和协调，以避免重复建设、分散建设、协同困难等问题的发生。

（3）新加坡电子政府治理体系。为了保证“整合政府”战略构想的实现，新加坡政府专门成立了由财政部常任秘书长担任主席的“整合政府理事会（i Gov Council）”，按照“分层管理、分类处理、分权执行”的模式，形成一套由“一部、一局、四委员会”组成的电子政府治理体系。“一部”即财政部，“一局”即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四委员会”即公共服务21系统委员会、信息通信技术（ICT）委员会、公共领域ICT指导委员会和公共领域ICT审查委员会。如图4所示。

新加坡政府也建立了类似于美国政府的“双首席”组织领导体系。隶属于财政部的整合政府理事会，相当于美国政府的CMO，负责带领公共部门利用创新与技术，建立一个能更好地满足国民和企业需求的“整合政府”。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的主要职能是为财政部和政府机构提供技术咨询、总体规划和项目管理服务。隶属于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的政府首席资讯办公室（GCIO），相当于新加坡政府的首席信息技术官，主要职能是为政府信息化的总体规划提供技术领导，并为政府信息技术开发提供指导等。

新加坡政府组织体系的亮点是其派出制度。为了加强各部门信息系统的整合建设，新加坡电子政府治理体系实行CIO派出官员制度，由GCIO为政府各部及其他政府机构提供信息技术专业人力资源，GCIO官员被派往这些“客户区”担任首席信息官（CIO）、信息系统经理（ISM）、技术经理、项目经理及信息技术顾问等各种职务。派出制度的优点是这些被派往政府各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CIO，站在政府的角度 “说话”和办事，能够发挥统筹、指导和协调作用，抑制部门各自为政、分散建设的情况。

联系我国的现状来看，编配在政府各部门内部的信息化机构，在信息化建设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部门信息化建设任务基本完成，需要进行跨部门应用系统整合和改造的时候，这些信息化机构就很难继续发挥出积极作用。因此，怎样把这部分技术力量使用好、管理好，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新加坡的CIO派出官员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三)国内典型案例提供了将体制创新与业务转型同步推进的经验

宝钢于2001年在企业管理处的基础上成立了“企业系统创新部”，部长由总经理助理兼任，由企业的业务主管主导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我军近年来也在逐步建立CIO体系：任命相当于CIO的高层信息化领导人员，以加强信息化建设的统筹与协调；将信息化研究机构的职能由原来的以技术研究为主调整为以业务需求分析为主。

关于改进政府信息化建设体制的建议

（一）在现行信息化领导小组体系框架下，由负责政府体制改革的主管领导来统筹协调业务创新，优化业务流程，推进政府业务与信息化的融合（相当于国外政府的CMO），由负责政府信息化建设的主管领导辅助之（相当于国外政府的CIO）, 并使之制度化,以改变现行电子政务重大应用多头领导、交叉负责的情况。

同时，建立政府业务转型联席会议制度（相当于新加坡的整合政府理事会），具体研究和落实业务转型相关政策措施，协调解决电子政务重大应用业务协同、信息共享、服务整合等问题。

（二）为了提高面向公众服务的跨部门重大应用和创新城市管理的整体协调能力，解决重复建设、跨部门协调困难等问题，建议：从政府各部门抽调优秀人才，同时吸收业界拥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信息化领域高层次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成立电子政务研究院。电子政务研究院应有充分的经费保障，保证高层次人才的薪酬待遇。电子政务研究院作为政府信息化建设领导体系的业务与技术支撑机构，依托其专业功底扎实且结构层次合理的人才队伍，具体承担政府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和顶层设计，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的研究与编制，重大应用项目的论证、规划与设计，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和信息化项目审查等工作。并且，尝试从研究院选派各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到政府各部门任职，站在政府的角度，统筹、指导解决重复建设、业务协同和系统整合等问题。对派出人员实行研究院和派往部门双重管理。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优化问题探讨 篇12

村委会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后在县乡 (镇) 政府以下设置的一级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它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与之相适应的是村级党组织村支委会, 村委会是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组织。在农村,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构成了农村的两大主要公共权力机构, 而且村党支部是农村政治权利的核心。此外, 村委会按照村民居住情况分设村民小组, 村民小组是我国农村居民的基本组织单位, 在农村基层管理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上是关于现在农村基层的组织管理体制状况, 自新中国建设以来农村建设取得了进步, 然而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现行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 “两委”关系不协调

农村基层管理只能定位于村委会, 村民会议或者村民小组这一层面, 而不能是村级党组织, 更不能是乡镇党员和政府, 然而村级党组织却经常主导村级管理。有学者认为, 村党支部不仅仅对村庄公共生活进行政治领导,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扮演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角色, 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力, 因为像计划生育、征兵、收缴税费等这些“政务”几乎都是由村党支部组织实施, 另外, 有些学者还发现, 村党支部在农村牢牢掌握着控制权, 支部书记仍然是村内的“主心骨”和“当家人”。与村委会相比, 村党支部仍处于村庄公共权力的核心位置, 致使村委会不能真正行使自己的实权, 只是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组织。当然也存在村委会干脆避开村级党组织, 不听取其意见建议, 直接进行村务决策和管理, 导致两委关系僵化。

(二)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和村干部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

农村基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以及村干部的权力寻租导致农民参选热情不是太高, 农民们表现出来的“漠视”、“冷淡”村委会直接选举的现状, 其实是一种回避、抵制行为, 在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对民主非常渴望的, 只是觉得这种选举不够民主罢了。“贿选”是“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等收买, 贿赂手段, 使选民,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候选人, 选举工作人员违背自己的意愿参加选举或者选举中进行舞弊活动等不法行为。”选举过程中存在一种不法行为叫做“贿不选”, 是指通过一定手段让选民违背自己的意愿不认同某人当选。对于权力寻租, 主要是指借助于权力的力量, 来追寻自身经济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村干部通过自己手中所掌握的一些权利, 对选民进行寻租, 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 干群关系不和谐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 逐年取消了村级提留款、统筹款和农业税, 干群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村干群关系仍存在不稳定因素, 在税改之前是“敌我关系”, 税改后就是“脱了, 谁也不管谁”, 村干部“啥都不做, 漠不关心”。随着农民增收难度的提高, 国家农村建设投入的不足, 城乡差距的拉大以及“被迫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 干群关系一度呈现激化现象, 再加上干部工作方法简单, 独断专行, 作风粗暴, 村民自身文化水平低下, 不能了解干部们的行为是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弊。

(四) 村民自治政策难以执行

村民自治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基层社会最重要的民主形式,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民主选举, 民主管理, 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从民主选举方面讲, 许多地方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 只重视选举, 而轻视选举后的制度建设;村民没有真正享有对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对日常事务管理的参与权;对村委会成员的监督权。有学者认为村民会议没有自己的常务机构而完全由村委会主持, 缺乏独立性, 变为村委会的附庸, 难以形成对村委会的监督。

二、完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对策

(一) 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加强沟通与协调

据一些案例调查, 有些村为了解决“两委”之间的矛盾, 在基层实际工作中, 实行“两委会一体化”, 村党组织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 回到一元化时代。结果虽然实现了“两委合一”但却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本人认为可以从加强二者分工合作角度考虑并解决问题。村党支部与村委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党支部书记应该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 不能越权, 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党支部的自身建设上, 从总体上引导村委会的工作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村委会主任要在坚持村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村务管理, 不能自作主张地对村务进行决策和管理。

(二) 规范并完善选举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 村委会的选举制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的执行机构和工作机构, 其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 是一种开放的村委会干部选举机制, 这与传统的村党支部书记选举是由乡镇党委提出候选人, 交由村党员大会等额选举的办法是有所进步的, 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 应当要适时引进竞选机制, 虽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没有竞选的规定, 但有些地方已经自发的采用了竞选方式。“组合竞选制”“海选”和“两票制”等优秀成果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 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化规定使其更加完善, 对于村干部|组干部以及联络员要分户联络人员, 向他们宣传选举知识, 使农民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 充分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发挥新闻媒体在监督公正选举过程中的作用, 杜绝贿选, 健全选举制度。从而不断提高村民的参选热情。

(三) 规范和加强干部制度建设

村委会有些干部思想老化,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要适当注入新鲜力量, 像大学生、专家人士这类群体, 用他们的新思想来进行和完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 缓解干群紧张关系。同时, 村委会必须改善传统的工作方式, 把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 寓管理与服务中, 在服务中加强管理, 形成管理与服务的合力, 组织和帮助村民群众建立各种互助合作形式, 并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下, 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 真正的为村民做实事, 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支持和拥护干部的工作。

(四) 贯彻落实村民自治制度

有学者认为可以设立村民会议常务机构———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系统中村民会议闭会期间最高的议事决策机构, 本人认为这种设想不无道理。除此, 还要实行村务管理规范化和村务公开制度, 把村务党务在公开栏上公布,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积极建立起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把村中重大事情纳入民主决策之中, 让农民积极参与村庄事务, 享有对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同时还要加强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建设, 对现行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进行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2006-2010) 规划纲要第九章

[2]党国英.中国农业, 农村, 农民[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