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代价

经济发展代价（共11篇）

经济发展代价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即社会发展代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 代价作为人类在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 代价的内涵必然是不断发展的, 代价理论也在实践中日益完善。下面本文就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简要分析。

1.就西方社会发展而言, 早在17世纪, 霍布斯就从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立场出发, 认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与资本家阶级的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一样, 都是人的“自然倾向”的具体表现, 是必然的历史过程。在论证过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 首次提出社会发展代价问题。此后, 引起众多哲学家、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

2.18世纪, 卢梭着重从人的本性出发揭示发展代价产生的根源, 他首先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入手, 深入探讨了社会进步与社会道德沦丧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在他看来,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类的善良本性却日趋败坏, 人的道德日益沦丧, 特别是所有制的产生及社会不公正关系的发展, 更使人的本性趋于恶,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 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他指出, 人的道德堕落是由社会的不平等引起的, 要恢复人的良心, 使道德高尚起来, 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按照社会契约建立起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其理论内容也蕴涵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科学进步要不要以道德和社会风尚的败坏为代价;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以人的堕落为代价。卢梭从人的本性出发, 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3.黑格尔则从人的“恶欲”出发, 辩证地说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展”与“代价”之间的矛盾关系, 认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 人类对自身利益和进步的追求会造成对某一正义、合理事物的否定, 即产生“恶”的后果, 而这种“恶”既可以用来否定日趋衰亡的旧秩序, 也可构成社会历史进步或发展的新的推动力量。它还能给社会的前进带来诸多不良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黑格尔那里,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 一方面, 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 表现为对陈旧的、日趋衰亡的、为习惯所信奉的秩序的叛逆, 另一方面, 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 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 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立足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和人的恶欲来揭示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 指出了历史的发展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并且付出代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与霍布斯、卢梭的发展代价思想相比, 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

4.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以往社会发展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 从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角度出发, 以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关系上, 进一步深入考察了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是一种以自己的垄断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 也就是, 是以劳动者被剥夺为前提的。

首先, 他们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及其建立和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指出,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使劳动者从封建束缚和行会控制下解放出来, 大大解放了劳动生产力, 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又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这一剥削制度, 不仅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沦为奴隶, 受物统治, 而且把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变成了资本统治的世界, 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金钱关系。

其次, 他们基于人类社会自我否定的辩证矛盾运动, 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付出的代价内在客观必然性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历史普遍性。指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必然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代价。马克思也论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内在必然性, 指出人类才能的发展必然“以牺牲多数个人, 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为代价, “因为在人类, 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 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最后, 他们还论述了发展与代价的得失辩证法以及对待代价的正确态度。他们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的世界的贬值, 换取了物的世界的增值, 这种失与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辩证性。对此, 我们不能为付出代价而丧失对社会发展的信心, 而应承认这种历史必然性, 并积极寻求摒弃代价的方法和途径, 减少这种负面的影响。

5.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 即“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实质是代价最小、成效最高的发展观, 是一种新的科学发展观。

首先, 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要改变过去那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和征服、统治、索取的方式, 尊重自然规律, 要清醒地认识到实践的双重效应, 重视实践过程的合理性, 综合开发、利用资源, 尽量减少发展中的资源、环境与生态代价, 在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中谋求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中心, 又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标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条件, 只有造就了全面发展的人,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只有造就了人的现代人格与现代品质, 现代的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并真正发挥作用, 当代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必须回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上来;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任何一个领域和子系统的突进, 都将使旧有的系统失衡。因此, 一个社会要想实现长期健康的发展, 就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做到政治、文化、教育及人自身等诸方面的协调发展,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其次, 它要求善于科学的付出代价。第一, 超前性与补偿性相结合。代价是人们在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对其他价值的抑制或否定, 由此决定人们在确立和实现发展目标之前必须预测它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的程度和性质。因为过高代价的付出不仅会阻碍既定目标的实现, 而且会埋没甚至毁坏已取得的发展成果, 这就是代价选择要具有超前性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 我们在我们谋求发展, 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时, 也会把新的不良后果以代价的方式遗留给后代。因此, 为了后代的发展, 我们就应该谨慎选择发展的代价。应正确预见代价的各种效应, 寻求质量优化的代价, 用高质的投入换取高质的产出, 以求事半功倍之效。第二, 系统性与精确性相结合。为了在支付代价时避重就轻, 必须坚持系统性与精确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 为了促进代价的合理付出, 思维的视角应该超越某个或某些细节方面, 避免离散、片面、枝节化, 在整体上对实践活动环节作全面的、系统的、宏观的考察, 而不是顾此失彼、盲目变动。另一方面, 在追求代价效益的最大化过程中, 需要对代价付出进行准确的分析, 尽可能精确地评估, 预测代价的大小、范围, 力图对代价作定量的把握。

总之, 社会发展代价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 社会发展与社会代价的“二律背反”规律制约和调节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研究社会发展代价理论, 深刻把握其要义,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坚持并落实科学发展观, 对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即社会发展代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 代价作为人类在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 代价的内涵必然是不断发展的, 代价理论也在实践中日益完善。

关键词：代价理论,历史演进,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卢梭文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M].李常山, 译.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7:72.

[2]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2.

[5]梁言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8.

[6]邱耕田.低代价发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86-187.

日本“经济起飞”的代价 篇2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了几年的恢复和重建，于一九五五年开始了震惊世界的所谓“经济起飞”。一九六○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世界第七位，一九六八年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一九七三年开始的殃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能源危机给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加之国内日益尖锐的政治、社会矛盾和在国际贸易竞争方面的挫折，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于是，日本国内出现了关于今后发展道路问题的激烈争论。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普通国民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社会发展问题。他们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忽视社会发展的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对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日本的前途深感忧虑，对政府能否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解决面临的问题表示怀疑；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却使国外许多人神往，某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决心奉日本为楷模，试图在本国不惜代价地实现日本式的“经济起飞”。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的《当今日本社会》一书(JapaneseSocietyToday，东京大学一九八一年英文版)，就是在上述背景下问世的。作者在谈到他写作该书的意图时说：“我为日本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及其根深蒂固而忧虑。……但愿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关心眼前的问题并严肃地思考我国社会的前景。我希望外国朋友们能够全面地了解日本社会的长处与弱点，从而给它以正确的评价。……我期待日本走上平衡、稳步发展的道路，并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

福武直是当代日本社会学界所谓“实证主义派”的代表，他长期致力于农村社会学研究，曾在亚洲几个国家的农村作过不少实地调查。他在研究日本社会的历史及其变迁方面也卓有成就。《当今日本社会》一书是福武直七十年代初开始写作的。该书第一版于一九七四年问世，受到日本国内外社会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曾多次再版。直到八十年代初，仍有许多读者、出版商写信给福武直要求再版此书。作者感到，该书出版后的几年内，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有所变化，一九八○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又提供了若干新资料，所以他决定修订原著，以便把后来几年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统计资料补充进去。但他指出，由于几年前谈论的日本社会中那些基本问题依然存在，因而原著表明的总的观点无修改之必要。他说，他衷心地希望他对日本社会的批判意见变得过时，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这种迹象。

《当今日本社会》一书，除序言和结论以外，内容分为九章，包括：人口与社会结构；家庭与社会化；农村社会的变迁；城市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劳动环境的改变；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社会病态与环境污染；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保守派与改革力量。

福武直在其著作中所描绘的现代日本社会，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封建传统根深蒂固，民主制度无法确立。

百年之前日本还称不上现代社会，日语中甚至找不到表示“社会”这一概念的专门术语。明治维新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但其发展道路与西方不同。政府的方针是在保持日本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吸取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因此，西方的自由民主并未和它的科学技术一同来到日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社会还未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战后日本虽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在政治、教育和社会等方面，封建保守势力仍占统治地位。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大大改变了社会人口结构和阶级结构。

明治初年，日本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开始带来城市的繁荣，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城市人口已占百分之四十；战后形势更是急剧变化，工业的飞速发展造成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现在，日本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百年之前的人口结构完全颠倒过来。在人口分布上，太平洋沿岸几个大城市人口极其稠密，东京已拥挤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而且，在城市的繁荣背后，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农村地区人口越来越稀少，且多半是老年人和妇女，景象甚为萧条。

在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也很显著。战前的上层统治阶级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商人；下层百姓地位低下，生活贫困，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战后，大地主阶级衰败，工业化加强了新兴中间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地位亦有所提高。社会上出现了多种势力，改革派走上了政治舞台，从而打破了先前保守派的“一统天下”。然而，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由垄断资本所控制，其基本目标是追逐利润，这就注定了统治当局不可能为整个社会谋福利。

三、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生活上的高消费，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差距悬殊。

日本“经济起飞”的奇迹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的。政府一味追求“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一指标，而不看国民从这一“总值”中到底有多少得益，更不顾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在日本，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合理，在资本主义商业刺激下的消费狂热，给社会带来严重灾难。现代化的机器生产使人逐渐成为机器的奴隶。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及其它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完全变了，物质上的丰富与精神上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者大声疾呼：日本的社会问题确实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他还为矫治日本社会的弊病开了如下处方：一、结束“国民生产总值第一”的方针，把国民实际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增长等指标放在首位；

二、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把日本从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变成一个真正实现社会平等的“福利大国”；

三、发展民主教育，提倡精神文明，培养有道德的國民。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使每个人都能过“健康与文明的生活”。

然而，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日本政府不可能放弃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既定方针。被社会病害触怒的广大国民的呼吁乃至示威尚且未能改变几十年来的现实，社会学家的处方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医治“日本病”呢？

论社会发展与代价的问题 篇3

关键词：社会发展,代价,涵义,关系

社会发展代价问题是当今社会不可回避的一个社会矛盾问题。因为社会的发展总是与代价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人类怎样的不理解,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的进步总是以代惨重的价为前提的。因此, 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与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发展的涵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 社会是具体的存在, 而不是抽象的。发展则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 从哲学意义上讲, 发展“即前进的变化或进化, 是对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趋势和本质特征的哲学概括, 指事物从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 或从一种运动形式中产生出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过程, 特别指人类所处的现实世界中从低级向高级、从无序向有序、从简单向复杂的上升运动。”从本质上讲, 是指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即所谓的新事物的产生, 旧事物的灭亡。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内涵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 认为社会发展是指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出现从个人到社会总体的自由延伸, 个人的自由延伸到社会整体关系面。从形态上讲, 社会发展包括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发展;从内涵上来讲, 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断合理的的变化过程;从本质上讲, 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的不断完善、逐渐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经历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个阶段, 呈现出由低到高的发展态势, 这个过程以物质是基础, 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过程受制于历史环境、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 然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 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整体性的前进趋势。社会的发展都要以人的发展为前提, “要为个体, 群体, 整体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创造与提供有利的条件, 以便来衡量评价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二、代价的涵义

“代价”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在经济学中, 代价是购买一指定的物品需要的钱款, 要用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的利润;在社会学中, 代价是指社会人基于自身的价值选择, 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 必须在价值目标和实现过程中进行博弈, 为了达到目标, 必须牺牲一些价值;在经济学中, 代价被理解为生产成本、机会成本、成本投入、各种损耗和日常消费;而在哲学中, “代价是事物发展的矛盾或背反性质的体现, 是否定代价产生的外化或对象化形式, 即发挥着转化功能且自身要被否定掉的价值。”

代价产生的根源可分为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 客观根源和主观根源。首先从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来看, 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造成的舍弃与付出。而自然界是有规律的, 如果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能够遵循自然界的规律, 将会降低代价的付出。人类不能过分强调片面的征服自然, 而应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从社会根源可以看出, 社会的发展也是具有规律的。如经济危机等, 当人们的生活秩序不能与社会规律相一致时, 势必造成一定的社会代价。其次, 从客观根源和主观根源来看, 自然界和社会中有很多条件和规律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但却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的发展成果起到了否定作用, 如发展必须造成的消耗等等。“这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造成的付出的牺牲就是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客观根源。也可称为必然代价。而在社会发展中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势必会导致人在判断选择过程中造成的偏差, 实践活动也必将不适应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 从而使人们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实践活动所付出的代价称之为社会发展代价的主观。

三、社会发展与代价的关系

人类社会之起始就存在着发展问题, 代价一直就伴随着发展而存在, 社会发展与代价是辩证统一, 遵循对立规律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内部对立双方的统一和斗争, 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 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内在源泉。代价的付出在一定的程度上否定了发展的部分成果, 但代价的付出也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

(一) 社会发展与代价是对立的关系

社会的发展不是没有边际的, 随心所欲的发展, 而是受到代价这一条件的限制的。即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代价对发展的成果的消解与否定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一是代价决定发展的可行性和约束发展的全过程。二是代价否定消耗发展的成果。三是社会发展扬弃的代价也可能造成否定自身的代价。四是代价与发展某种程度上价值取向和目标相对立。

(二) 社会发展与代价是统一的关系

首先, 社会发展与代价互为条件。社会发展是在代价付出的伴随下进行的, 因此两者是相伴相随的, 相互不能脱离的。没有无发展的代价, 也没有无代价的发展。社会发展为代价付出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代价的付出推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其次, 社会发展与代价互相创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发展创造了代价, 主要体现在社会发展给代价的付出提供了物质等基础和产生代价的机会。代价创造了发展, 主要体现在代价的付出出早了社会的进步, 代价与社会发展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代价与发展是矛盾的对立, 发展是对代价的扬弃, 进一步的发展又是对代价的一种肯定。

综上所述, 社会发展与代价既是对立统一的, 又是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是发展否定代价, 代价否定发展, 发展肯定代价, 代价肯定发展的过程, 是发展与代价相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

参考文献

[1]韩庆祥、张曙光、范燕宁:《代价论与当代中国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3)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 人民出版社, 1999, 123。

[3]袁吉富等著:《社会发展的代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3。

[4]韩庆祥著:《发展与代价》, 人民出版社, 2002, 98。

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代价问题 篇4

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代价问题

代价问题是哲学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剖析代价的`内涵及其本体基础入手,分析了代价何以可能的根据;同时又从人类创造价值的现实实践活动出发对代价的合理性标准进行了多维度考察,进而提出了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社会最大发展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作 者：刘占峰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刊 名：泰安师专学报英文刊名：TAIAN TEACHERS COLLEGE JOURNAL年，卷(期)：24(1)分类号：B018关键词：代价 文体基础 评价标准 方法论原则

代价沉重的“竞次发展模式” 篇5

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一些潜在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原来促进我们发展的因素开始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曾几何时，我们陶醉于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满足于我们的“比较优势”，但如今，这些因素反而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时代，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劳动者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办法则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

曾经，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石，也是外界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

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这不但与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某种不协调性，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

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这种人为因素作用之下，劳动力被当做一种自然资源在使用，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甚至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还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人为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的结果。

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大多处于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地位。而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劳动者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引进外资战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是基本国策，但地方部门为发展GDP、解决就业，在引进外资的具体实践中相互竞争，重速度轻效率，重规模轻质量。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

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地区，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此战略发挥到极致的城市成为榜样，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为了引进外资，地价甚至压至开发成本的75%。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地区纷纷将地价压至超低水平。如此，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不降价，就意味着失去竞争力。而这种竞相压价的行为，将中国各地FDI竞争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那个引进外资最为炽热的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地方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的肉其实都是劳动者的福利。以牺牲劳动者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劳动者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对方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各地政府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在各地政府争相提高FDI指标，宣扬自己的政绩背后，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市场的让渡，对本地民营经济的忽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如果仅仅是地方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地方民营企业变得衰弱，当地百姓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

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由于外资、合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享有资源、土地、税率等方面优惠，引资方面成效卓著，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但同时使具有本土优势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却因不公平待遇而受到抑制。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近年来才重视并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不合理现象，如同统一内外资税赋、在资金上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发展。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

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总之，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决策层显然也早已意识到个中困境，频繁强调要强化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推出收紧银根、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实行新劳动法、推进节能减排和强化环保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以求通过对上游节约资源、对下游实现产业升级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宏观调控措施能否有效？何时奏效？又能否帮助中国实现发展转型？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代价与对策思考 篇6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代价,对策

传统的发展模式是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受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人类长期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70 年代以来, 日益恶化的全球性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 人类开始质疑传统的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观逐渐为各国所接受。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中的价值选择, 也是工业发展后环境污染的代价逼迫。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因长期粗放式的发展也给我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顺应国际发展新形势, 可持续发展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发展的一种最优选择。然而, 任何事物的发展中必然包含着一定的利弊,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如何审视这些代价, 是我们在回顾以往可持续发展之路, 建设美丽中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十八大中美丽中国的提出再一次表明了我们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与信心。认识我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代价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 早日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

一、可持续发展的代价论意蕴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是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深化的重要标志。1987 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 首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报告指出, 所谓“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在“不损害未来一代需求的前提下, 满足当前一代人的需求”。换句话说, 可持续发展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 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 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 但要求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前,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 它由三大支柱组成, 旨在以平衡的方式, 实现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

代价论告诉我们, 人类始终面临着选择, 所有的选择中都会有代价, 任何一种选择都不会是没有代价的。在面临众多选择的时候, 人们会权衡利弊, 衡量成本与收益, 择优选择价值目标大而代价小的。“这些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实质上就是对价值、收益与代价、成本的权衡, 或者说是在不同的价值目标中争取最大, 在相应的代价力求最小的一种抉择。”同样, 人类社会存在的制度、模式和规范也都是在带给人类利益的同时, 使人类同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无论是传统的发展模式还是可持续发展都是人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 其中都不可避免的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可持续发展作为适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在带给人类发展的长久性、稳定性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使人类承受了一定的代价, 如:各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由于价值需求不同所产生的矛盾;可持续发展中的科技代价等。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面临一系列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 它能够较好的协调现在与未来、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 达到一种平衡态, 但是它不是万能的, 不可能回避矛盾, 不可能实现没有代价的发展。

二、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前提的, 并且代价内含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代价问题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 它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发展发生于各种活动和相反活动的过程中, 发生于人类行为者彼此冲突的评价中。”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因为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深刻认识到以往发展模式代价的基础上, 顺应潮流, 我国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实施可持续发展以来, 我国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因粗放式增长模式而引发的矛盾有所缓解, 我国发展的后劲更足。但是, 我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等代价, 这些代价不可小觑, 只有在认真审视这些代价的基础上, 可持续发展才有望实现。

1、可持续发展中的“新的人口危机”问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的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世界人口快速增长, 人们面临着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 控制人口,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呼声不绝于耳。我国也认识到了因人口多带给我国社会发展的压力, 因此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 1980 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 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被遏制, 中国的人口轨迹也因此而改变。但是, 因人口政策而带来的“新的人口危机”问题使我们正在承受并且将要承受更大的代价。

(1) 低下的生育率使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形势更加严峻

上世纪80 年代, 中国新生人口数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其中1990 年是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 此后开始大幅下降。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 我国人口规模有所控制, 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中国已经进入了未富先老的时代, 因人口老龄化而承受的社会代价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大。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 人均GDP一般在5000 ~ 10000 美元, 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去解决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时, 人均GDP仅1000 美元, 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能力不足, 未富先老使中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首先, 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的老年赡养系数上升,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重的社会负担。社会抚养比的上升, 严重挑战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 这就要求国家解决好社会保障体制问题。其次,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结构及劳动力供应产生影响。老龄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 使得劳动力年龄结构趋于老化。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已渐趋消失, 因中青年劳动力缺乏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近几年东南沿海的用工荒就是典型的例子。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对于劳动力的年龄、接受新事物的要求也高, 人口老龄化必然影响我国生产的发展。

(2) 可持续发展中的低生育率导致性别失衡

低生育率、男孩偏好的传统, 使中国未来人口在年龄结构和性别比出现失衡。在2000 年之后, 我国婴幼儿的性别比仍继续升高。到2020 年, 中国25 岁到35 岁男性将比20 岁到30 岁的女性多出约四千万。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暴力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2、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地位, 决定了其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要付出很高代价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比发展中国家要早的多, 在长期工业化的进程中, 发达国家局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这些财富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国家因其经济实力的雄厚而在国际上有更多的话语权, 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关规则也是发达国家为保护和增进自身利益而制定的。这些“先发”国家通过已有利的、既成的国际分工和不平等贸易体系掠夺“后发”国家的财富, 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其实现发展目标的代价承担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全球问题上没有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国际经济秩序不公正所带来的挑战, 特别是近几年, 由于我国社会的发展,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一些发达国家在处理全球问题上借“中国崛起论”对我国施压, 要求我国在处理全球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国际贸易中, 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贸易壁垒战, 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发达国家借我国劳动力低廉的条件, 把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转嫁到我国, 使我国的环境治理和资源节约的成本增加。我国可持续发展相当程度上受外在因素制约, 我们不仅要加快发展步伐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 而且还要适应工业文明对人类实践活动、生存环境的影响, 这一切都使我国社会发展的代价上升。

三、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 保持适度的人口出生率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我国当前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自身生产的可持续性, 人自身生产要与物质生产条件相联系才能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人和物的比例关系不能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 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无法进行。我国当前人口总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是人口基数还是很大, 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很大, 强调低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是要放松计划生育, 而是在合理控制人口数量的基础上, 稳定生育, 防止低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影响, 决不能让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消失殆尽。要注重对人口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加强对低生育水平的实时监测和前瞻性研究,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解决好老龄化、区域人口负增长等问题, 解决就业和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 建立健全养老保障机制,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2、切实解决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将发展的代价控制在生态系统能够容纳的范围内, 坚定不移地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道路

发展与保护是可持续发展中相辅相成的关系, 资源环境的保护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会对资源环境的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可持续发展具体实施过程中, 要协调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生态系统是一个有容量的系统, 其所能容纳的代价是有限的, 如果人类活动的范围与程度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所能容纳的范围, 生态系统就会崩溃进而使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危机。马克思指出:“自然界, 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相联系, 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的所有活动不是孤立的人的活动, 人类进行的活动都和自然生态紧密相连。虽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 我国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现象有所改变, 但不可否认, 由于技术、环保意识缺乏等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仍然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 绿色GDP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不少地方政府抱着错误的政绩观, 依然把GDP的增长视为压倒一切的硬道理。为此, 要大力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动员公众参加环保公益活动, 做好媒体的环保宣传工作, 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从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意识。注意运用经济手段解决好环境问题, 国家应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取缔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要给予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低、质量效益好的产业以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激发这些产业的发展活力, 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四、加强国际合作, 在认清各国共同利益和人类文化共同性前提下增进全球性意识

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类的共同利益,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大于各国自身的利益, 特别是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愈演愈烈, 人类的共同利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应引起人们的注意。世界各国只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 但是也有人类文化的共同性, 那就是包容、融合与共进, 这些文化理念都把世界各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存在使得人类能够认识到,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识到, 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在一定意义上高于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由于各方面的局限, 目前我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着诸多的不足, 如资金缺乏、管理理念落后、技术含量低等问题, 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都要优于我国, 而我国的发展潜力大, 市场广, 因此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 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 认真分析国际环境、资源、人口的发展态势, 积极参与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 吸收发达国家宝贵的发展经验, 积极且有选择的引进其先进的技术, 吸收最新的管理理念。充分利用国际旨在解决中国环境资源等方面的资金、技术, 加强合作, 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

五、加快我国科技发展的步伐, 让科技引领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一种全新探索, 其作用发挥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能够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开发替代资源的能力, 没有科技的助推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也终究只是人类的一个幻想。“我们要依靠科学技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 依靠科学技术形成少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方式和少排放、多利用的消费模式,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当前国际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 我们必须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 掌握好新型产业的核心技术, 同时要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领域突破核心和关键技术。要不断吸收国际上优秀的科技成果, 做好我们自己的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进一步发挥好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总要作用, 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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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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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雪.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特征[J].天中学刊, 2005 (3) .

[5]程恩富, 王新建.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与展望[J].中州学刊, 2009 (5) .

[6]王小刚.中国可持续发展及实现途径[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2004 (2) .

经济发展代价 篇7

一、代价的涵义及成因

“代价”一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 其日常含义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消耗的物质、精力或所作出的牺牲。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代价是指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以实现社会发展的过程和价值追求的活动中, 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作出的牺牲、损失、放弃, 以及由此所承担的与主体价值取向相悖的负效应或消极后果。

恩格斯曾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1) 这种报复也就是在我们发展过程中付出的沉重代价。代价是与社会发展相伴而生的, 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作为哲学范畴的代价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发展有必然联系的“必然性代价”。所谓“必然性代价”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即与发展有内在必然联系并为换取某种发展所必须作出的损失和牺牲。 (2) 代价是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因而发展总是要通过付出代价为自己开辟道路, 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例如, 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这种进步却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私有制的出现为代价的。暴力和私有制作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代价, 具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同样是一种历史进步, 这种进步也是通过不断地付出代价来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但却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阵痛中取得的, 同样是通过付出、承受、扬弃代价实现的, 具有它的普遍性。但是, 需要同时指出的是, 代价也是发展社会结果的特殊价值表现形态, 它以负面价值的形式, 表现着、暗含着事物发展得正面价值。例如, 英国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前提, 而这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手工业、工业的发展为英国革命提供了技术前提, 但它却是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在这些沉重的代价背后, 隐含着历史的巨大进步。另一类是由于主观原因人为造成的“人为性代价”。所谓“人为性代价”是指由于主体自身的主观局限性所造成的人为失误而导致的发展代价。 (3) 它包括由认识主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认识客体的认识不够所造成的损失和由某些具体个人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损失两种情况。由于人类认识具有历史局限性, 人类对发展本身带来的后果不可能有充分的正确认识, 所以, 必然带来人们在判断、选择和实践行动方面的历史局限性, 从而使人们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活动付出一定的发展代价, 以及我们未能及时地觉察和突破这种局限性, 导致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代价。例如,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取决于人们当时的认识, 而当时的认识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也有局限性, 等等。同时, 由于某些具体个人主要是领导者、决策者的主观失误和不良的思想品德也造成发展的代价。例如, 现代社会由于人治管理和法制不健全所造成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蔓延, 使社会整体利益受到损害, 等等。对上述由主观失误所造成的代价, 是可以经过强化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狠抓党风建设和完善法制, 将其控制或者避免的。

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新特点及其表现

新世纪的中国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同时也是要求我们在新的环境下如何能更好地处理好发展与代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过程。那么, 在当今社会, 放眼世界,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纵观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进行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代价也就具有了以下一些新特点。

1. 发展代价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

在当今, 全球化正以其不可遏制的态势将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民族纳入到一个普遍联系和交往的历史进程中, 使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经济全球化又在全球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各国在获益全球化过程的同时, 也在为全球化付出代价。换句话说就是,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无论你是全球化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与此同时, 各个国家所能做的就应该是正视社会发展与代价, 客观看待发展与代价的关系, 寻找一条既积级参与全球化, 又能将为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的发展道路。我国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 如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拓宽国际市场、不断增加就业途径等等, 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随之而来的发展代价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首先, 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代价观, 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 放眼世界;其次, 要求我们借鉴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 又能将发展代价降至最低, 造就最优发展状态。

2. 发展代价以社会转型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 伴随重大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代价。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 马克思没有讲过, 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 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 所以,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 在实践中摸索。” (3) 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 既不能照搬照抄经典原著或西方成功案例、忽视本国国情, 也不能只顾实践而不讲理论方法。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的, 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此过程中, 也就增加了我们在体制改革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代价付出与风险。

3. 发展代价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同时又是一系列的改革过程, 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和层次。在改革过程中, 想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 必须做到有效的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生产发展;其次, 坚持合理适度的宏观调控, 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是与此同时, 改革的过程就是对僵化的思想观念进行革新与扬弃的过程, 在其本质上也就是一种付出与舍弃的过程。这个过程势必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系列深刻变革, 极易造成短期行为的横行、社会发展的无序以及人们思维的混乱。没有正确的发展观做指导, 没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观念,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会困难重重, 举步维艰。因此, 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正视代价, 承认代价, 争取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 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三、树立正确的发展代价观, 使中国社会发展代价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 一方面, 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生态失衡和“金钱至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 不得不使人们想到, 中国社会要想健康发展, 就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代价观, 使我国社会发展代价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

1. 树立正确的发展代价观, 是使中国社会发展代价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前提。

首先, 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代价存在的客观性。在看到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要现实地看到社会发展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以冷静、坚毅的态度去面对改革开放过程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负面问题。

其次, 要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代价的关系。发展代价对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社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付出较小代价来换取较大利益得过程。在社会发展中, 由于决策者的主观失误造成的代价,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的, 但是, 这种代价不能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主流。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提高领导层和民众层的素质。

最后, 要正确地把握代价的“度”。所谓的“度”就是运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把代价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必然要付出代价, 如果代价超出这个“度”时, 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就会被付出的代价所掩盖;如果代价等于这个“度”时, 社会发展就会出现停滞;如果代价低于这个“度”时, 社会发展就会有丰富的财富积累做基础, 才会为社会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所以, 代价的付出应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正确把握代价的“度”, 有助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2. 树立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是使中国社会发展代价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指导原则。

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中, 审时度势, 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即“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代价问题认识深化的一个标志, 其中包含着以最小代价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观念和要求。 (4)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充分认识、理解科学发展观。

首先,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他将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向外延伸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马克思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把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5) 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切为了人, 一切依靠人, 二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江泽民同志指出,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克服了过去片面地追求社会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 确立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大要求, 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利益将人的发展掩埋的代价。

其次,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全面协调的发展观。它是对以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扬弃, 是对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西方发展历程中经验的借鉴。虽然, 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 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社会发展。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就是全面的发展, 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 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也就是说, 人们在谋求经济增长的同时, 还必须追求社会公平、政治民主和社会文明的提升。科学发展观克服了过去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 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以追求经济增长来牺牲其他领域的发展为代价。

再次, 科学发展观也是一种系统的发展观。要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不能为了一方面的发展而牺牲或滞待其它方面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任务很多, 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 经济与政治、法律等关系, 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 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 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 不能单打一。” (6) 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尤为重要,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以合理的代价意识为指导,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 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发展过程中以牺牲或滞待一些方面来推进另一方面的发展为代价。

最后, 科学发展观还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就是既要满足当前发展的需要, 又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 更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 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需要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科学发展观已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基本要求纳入其中, 满足现在, 面向未来, 使我国社会经济能够又好又快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为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摘要：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 但是, 这种代价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为此, 我们要正视社会发展的代价, 及时调整和完善发展目标, 以减少不必要的代价,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努力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社会发展,代价,科学发展观

注释

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 李玉娟, 魏刚, 曹鹏飞.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理性思考[J].求实, 2004 (6)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58-259

4 徐惠.浅谈科学发展观中的代价问题[J].兵团党校学报, 2006 (1)

5 马克思.资本论 (第1卷) [M].人民出版社, 1975

经济发展代价 篇8

一种新的理念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而不是单纯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DP。这是因为，旧的以追求GDP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存在着一个悖论：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随GDP高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等各种发展代价，使许多GDP很高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幸福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

一、对幸福感指数的理解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分为三类指标：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 (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 ，生活质量满意度 (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 。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哲学语境中, 幸福与和谐都是一种价值判断。只有对人类有意义的境界、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 才会有价值。对人类有意义的境界、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有类型之分, 又有层次之别。幸福的体验不是一种具体的、有限的满足与快感, 而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满意度和对生命质量的一种全面评价。社会和谐的判断, 也不是一种局部的、零散的肯定, 而是对社会整体状态的全面肯定。幸福与和谐, 是人类永恒追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终极价值。[1]

二、从价值论的角度审视

价值论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价值就是满足人的本质和人类规律的实现。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人们所进行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践过程。对这个过程中的代价问题进行考察，就是社会发展代价的价值论考察。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付出的代价包括许多方面，人们“精神GDP”即生活幸福感指数的降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社会发展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各个个人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的总和。人的某一或某些价值需求以及价值目标的满足，需要以别的价值需求以及价值目标的受抑制或暂时受抑制为代价，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一方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2] (P215) 也可以说人生价值的实现常常要以人的本质的暂时迷失或异化为代价。[3]

三、幸福感指数的价值实现

从国家宏观角度来看，现在提倡的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手抓、三手都要硬”；我们党所坚持的科学发展观,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指导下, 深刻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发展依靠人民群众, 发展为了人民群众, 为了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幸福, 为了子孙后代谋利益、谋幸福。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就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监测评估社会建设的成效、社会发展的水平, 不仅要重视客观指标, 而且要重视主观指标, 不仅要关注人们物质方面的生活质量, 而且要关注人们精神方面的生活质量。把幸福指数作为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的价值尺度、监测和评估指标, 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对于个体而言, 快乐与幸福, 是体现生活质量的本质内容；对于社会整体而言, 人民群众的快乐和幸福, 是衡量社会整体发展水准的基本尺度。

参考文献

[1]刘崇顺.《幸福指数与社会和谐》.学习与实践, 2007 (1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P215.人民出版社, 1979

经济发展代价 篇9

改革开放30 年以来, 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状态,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这主要在数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在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经济结构、经济增的稳定性、福利分配不平等以及资源环境代价高等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近年来, 环境污染严重, 石油、煤炭等资源的大量消耗、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关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源泉和动力问题, 而目前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焦点问题, 然而关于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研究甚少, 不仅缺乏理论框架, 也没有相应的实证支撑。陕西省作为能源大省, 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 远景储量均居全国前列, 但陕西省作为西部的雕头堡之一, 其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什么关系?经济增长质量又如何呢?基于此, 本文研究基于资源环境代价的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 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 国内外理论文献综述

王玉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应该从对个角度来解释, 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性、经济增长效率、经济结构优化、产品质量、资源环境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六个方面的内涵。

2.1 国外文献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 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可以代替资源环境要素, 因此破坏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本不会损害人类未来的福利。Grossman和Kr Lleger (1991) 在分析NAFTA协议的环境效应时, 并实证考察了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Selden和Song (1995) 利用Forster (1973) 的增长—污染模型, 建立了环境污染、环境治理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解释了所谓的倒“U”形曲线和“J”形曲线。Stokey (1998) 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生产函数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环境标准是优化选择。

2.2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引起的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 尤其是1994 年的《中国21 世纪议程》发表之后, 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受到了人们极大关注。肖红叶 (1999) 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高度综合的统计指标, 影响它的因素很多, 既有经济因素, 也有社会和制度因素, 同时还收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影响。焦必方 (2001) 在《环保型经济增长》中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并假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是与产品同时产生的, 进一步构建了包括耗竭性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在内的较完整的环保型经济增长综合模型。彭得芬 (2002) 在《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中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生活环境质量的几个指标体系进行了综合评价, 指出人类加强环境保护可以提高生活环境质量。梁言顺 (2004) 在《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中提出了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 建立了低代价经济增长的模型, 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 提出了低代价经济增长的路径。毕秀水 (2005) 在《有效经济增长研究: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现代经济增长分析》中, 提出了有效的经济增长的衡量以及中国经济有效增长的途径与政策。任保平 (2009) 在《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一书中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面临资源环境的强约束, 现阶段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就是降低环境代价, 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

3 指标选取和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陕西也不例外, 但由于有效机制的缺乏出现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 生态破坏和资源严重短缺, 环境污染也有所增加, 因此本文从陕西省能源消费状况、环境污染状况及经济增长质量中环境代价的总体状况三各方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经济增长质量;数据来源于1995—2014 年《陕西省统计年鉴》以及整理计算而得。

3.1 能源消费状况

本文利用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系数来表示能源消费状况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系数如图1、2 所示:

注:1998和1999年两年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数据不可得。

从能源消费图1 中可以可出, 陕西的能源消费总量趋势是持续上升的, 从1995 年小幅度的上升, 在1998 年达到最高点之后, 开始下降。其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 2000 年之后曲线较为陡峭, 与之前相比, 陕西的能源年消费总量成明显上升趋势, 但波动幅度不大, 较为稳定。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增加, 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能力也会不断加强。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指标, 通常用两者的年平均增长率的比值表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变化与国民经济结构、技术设备、生产水平、能源利用效率、管理水平及人们的生活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在科学水平比较低和高耗能的部门中, 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总是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也逐步提高, 经济结构合理化和低耗能的工业部门的发展,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就会逐渐下降, 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1。

从图2 中可知, 能源弹性系数的波动幅度是比较大的, 极不稳定, 2001—2005 年这几年陕西的能源利用效率是比较低的, 且高耗能部门所占比重比较大。由于经济的发展受阻, 环境污染严重, 能源消费总量的持续上升, 政府部门开始重视其经济发展质量问题, 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提高科学技术, 使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

3.2 环境污染状况

本文重点关注工业生产工对环境的污染状况, 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三个方面考察。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 近二十年随着陕西经济的迅速增长、工业的发展, 从1994—2013 年二十年陕西省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整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 在2000 年之后上升幅度更快, 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在1998 年呈急剧下降, 随即又在1999 年急剧上升, 之后一直呈快速上升趋势, 直到2008 年开始有所下降。工业废气排放量则是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且幅度越来越大。如果这样长此以往, 陕西省的可耗竭资源也要趋于耗竭, 生态环境也要面临崩溃, 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

3.3 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中环境代价的总体状况

注:“—”表示1998和1999年两年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数据不可得。

根据资源环境代价指标可以看出, 陕西这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还是一种资源驱动型和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增长, 对资源的消耗也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经济的增长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自身的净化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资本的边际效益也不断下降。

我们借用任保平 (2009) 利用因子分析法和以2007—2013年六年样本值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评价分析的指标值, 测算的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测量结果, 可知陕西的综合因子得分是-0.14, 资源环境因子得分是-0.58, 这两个指标得分充分说明了陕西省的经济增长质量是比较低的, 并且能源利用率也较低即资源环境代价比较高, 所以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就是急需提高陕西省的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加强环境保护。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能源的消费状况、环境污染状况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4.1 从图中可以看出, 陕西省的能源年消费总量是一直呈上升趋势的, 且能源利用效率不高, 环境污染严重, 超过了环境自身的承载力和净化能力, 经济增长是一种资源和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需要的资源环境代价比较大。

合理的资源环境的消耗不会降低经济增长质量, 即经济生产活动对资源环境的损耗是在环境可以自动恢复的限度进行的, 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资源环境——经济增长系统中, 存在着负反馈的回路, 经济的增长会受到资源过度消耗的限制。而经济增长越迅速,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资源的要素成本也就越大, 就会越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 要合理利用陕西省的丰裕的自然资源, 避免出现“资源诅咒”现象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 加强环境保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4.1.1 加快陕西省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建立经济增长成本内化的经济增长模式, 把资源、环境、生态内化为经济增长的内部要素, 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前提下, 追求实现资源环境低代价的经济增长;追求低耗能、轻污染的生产方式。

4.1.2 建立以环境保护和降低资源消耗为中心的新的技术创新体系。研究、开发和推广无污染的新技术和治理环境污染的新技术;研究和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新技术, 降低资源消耗, 拓宽资源的利用空间和范围。

4.1.3 建立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以经济增长成本和经济增长的净收益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生态效益。改进消费结构, 提倡文明消费和适度消费, 加强对消费过程中破坏环境行为的抑制。

4.2 在表1 中可以看出在陕西省地区的生产总值中, 第二产业的比重比较大, 与第一、三产业相比, 第二产业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就要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技术进步率, 提高生产率及要素的贡献率, 来降低本文中提到的投入产出比, 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益。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4.2.1 促进产业结构有资源消耗型和污染密集型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和清洁型。以此来降低资源消耗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 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严格限制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发展;积极扶住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性、资源节约型的产业发展。

4.2.2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培育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主导产业, 通过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 促进第二产业中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高加工度化的向技术集约化产业的转变, 提高技术集约型产业的比重, 改变资源环境强约束, 加大研发力度、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质量。

摘要：本文从资源环境代价的视角分析了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 利用1994—2013年数据分析了陕西省能源消费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以及资源环境代价的总体状况三个方面, 得出结论: (1) 陕西省的经济增长质量比较低, 经济增长是一种资源和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增长; (2) 能源消耗逐年增加, 能源利用效率一直较低, 环境污染严重, 其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较高。本文针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关键词：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增长质量,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1]肖红叶.经济增长质量的显示性判断[J].南开经济研究, 1999 (3) .

[2]彭德芬.经济增长质量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经济发展代价 篇10

水俣病是指人或其他动物食用了含有机水银污染的鱼贝类，使有机水银侵入脑神经细胞而引起的一种综合性疾病，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公害病之一。水俣病于1953年首先在日本九州熊本县水俣镇发生，当时由于病因不明，故称之为水俣病。熊本水俣病、新潟水俣病、富山县的“痛痛病”和三重县的“四日市哮喘”被称为日本四大公害病，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留下的负面遗产。

水俣湾时刻

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外围的不知火海是被九州本土和天草诸岛围起来的内海，那里海产丰富，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渔场。水俣镇是水俣湾东部的一个小镇，有4万多人居住，周围的村庄还居住着1万多农民和渔民。不知火海丰富的渔产使小镇格外兴旺。

1925年，日本氮肥公司在这里建厂，后又开办了合成醋酸厂。1949年后，这个公司开始生产氯乙烯，年产量不断提高，1956年超过6000吨。与此同时，工厂把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水排放到水俣湾中。

1956年，水俣湾附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病。这种病症最初出现在猫身上，被称为“猫舞蹈症”。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死去，被称为“自杀猫”。随后不久，此地也发现了患这种病症的人。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则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则神经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当时这种病由于病因不明而被叫做“怪病”。这种怪病就是日后轰动世界的水俣病，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

水俣病的罪魁祸首是当时处于世界化工业尖端技术的氮生产企业。氮用于肥皂、化学调味料等日用品以及醋酸、硫酸等工业用品的制造上。日本的氮产业始创于1906年，其后由于化学肥料的大量使用而使化肥制造业飞速发展，甚至有人说“氮的历史就是日本化学工业的历史”，日本的经济成长是“在以氮为首的化学工业的支撑下完成的”。然而，这个“先驱产业”的肆意发展，却给当地居民及其生存环境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氯乙烯和醋酸乙烯在制造过程中要使用含汞的催化剂，这使排放的废水含有大量的汞。当汞在水中被水生物食用后，会转化成甲基汞，这种剧毒物质只要有挖耳勺容量的一半就可以致人于死地，而当时由于氮的持续生产已使水俣湾的甲基汞含量达到了足以毒死日本全国人口两次都有余的程度。水俣湾由于常年的工业废水排放而被严重污染了，水俣湾里的鱼虾类也因此被污染了。这些被污染的鱼虾通过食物链又进入了动物和人类的体内。甲基汞通过鱼虾进入人体后被肠胃吸收，侵害脑部和身体其他部分。进入脑部的甲基汞会使脑萎缩，侵害神经细胞，破坏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和知觉系统。据统计，有数十万人食用了水俣湾中被甲基汞污染的鱼虾。1972年日本环境厅公布：水俣湾和新县阿贺野川下游有汞中毒者283人，其中60人死亡。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日本水俣湾汞污染事件就成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快速工业化的代名词。当地将近3000人因倒入湾中的含汞废水患病死亡。虽然日本起初对该事件反应缓慢，但此后，污染防治逐渐成为日本的优先国策。此事件成为日本政府重视环境治理的开始，媒体称之为“水俣湾时刻”。

污染代价高昂

1968年9月26日，日本政府承认水俣病是窒素工厂废水中含有的甲基汞引起的，患者和家属随之要求窒素公司进行赔偿，却迟迟无法取得进展。1969年，29个家庭的112名患者和家属诉诸法律，起诉窒素公司。1973年3月20日，患者胜诉，这就是“水俣病第一次诉讼”。诉讼结果是死者每人获得赔偿1800万日元，生者每人获得赔偿1600万至1800万日元，总额9.373亿日元。此后，窒素公司向被认定的水俣病患者支付了赔偿金，包括慰问费、医疗费、各种补贴及生活赔偿等。截至2012年9月30日，共认定了2273名患者。

已获认定的水俣病患者在水俣市的医疗机构内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专门收治水俣病患者的水俣市立明水园于1972年12月15日建立，建筑面积5173平方米，有65个床位，包括园长、医师、护士、护理员、营养师等68名工作人员，基本是一对一、三班倒照顾患者。

据园长满崎久介绍，这里对所有患者免费，每年明水园运营经费约5亿日元，日本政府负担一半，熊本县和水俣市各负担四分之一，而每年将近5亿日元的医疗费则完全由窒素公司承担。据满崎久介绍，迄今为止，窒素公司至少已经付出了约2300亿日元的赔偿。可以说，公司也为制造公害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明水园最年轻的患者51岁，最年长的则已是101岁高龄，如今除10名患者能够自理外，其他老人都是卧床不起。由于遭受破坏的神经已经无法恢复，所以明水园采取的是尽量恢复患者肢体机能的康复疗法。园内设施完善，理疗间、浴室、餐厅等各种设施齐全。医护人员给患者定期检查身体，每周洗三次澡，并且采取音乐疗法和饮食疗法，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提供适合的饮食，进行康复训练。

历史教训与反思

窒素工厂从1932年至1968年的36年间，向水俣湾排放的废水中含有约70至150吨水银，并且产生了更多的含有水银的淤泥，有大量鱼类被水银污染。

1974年，为了不使水俣湾内遭受污染的鱼游到外海，熊本县在水俣湾设置了隔离网，开始捕捞受到污染的鱼。直到1997年拆除隔离网，23年间共捕捞了487吨鱼。

从1977年开始，水俣湾内开始实施清除海底受污染淤泥的填埋工程。首先建设围堰，然后用工具吸出湾内含有水银的淤泥，注入填埋地内侧，再用土石覆盖。这项工程足足用了14年时间，花费约485亿日元。直到1990年，填埋工程终于完工，共打捞了约151万立方米淤泥，填埋了58.2公顷。工程约60%的费用由窒素公司承担，剩余部分由日本政府和熊本县出资。

1968年窒素公司不再生产乙醛、不再产生含水银的废水后，水俣湾的水银污染开始减少。经过填埋后，根据调查，现在水俣湾内已经没有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鱼类，成人即使食用也不会出现水俣病症状。不过，虽然水银被深深埋入地下，但也只是被封闭而已，并没有消除。如果发生地震等不测事态，还是有泄漏的可能。

发人深思的是，在1956年确认日本氮肥公司的排污为病源之后，日本政府对此毫无作为，以至于该公司肆无忌惮地继续排污12年，直到1968年为止。后来，46名受害者联合向日本最高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在水俣病事件中的不作为，并在2004年获得胜诉。法院判决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对未能及时做出决定而导致水俣病伤害范围扩大的过错承担行政责任。

纵观历史，日本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速发展，但由于没有环境保护措施，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泛滥成灾。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环境破坏和贻害无穷的公害病使日本政府和企业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经济发展代价 篇11

一、审视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效益与代价二重性的全新理论视角:辩证法主客体统一论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社会机制, 是“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概念,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 是由种种因素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是各种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 对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理解当然也不能作单一的阐释, 而应当从总体上予以全面把握。

那么, 应该如何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呢?尽管有学者已经从某些侧面涉及到了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性问题, 例如:经济领域的学者从均衡性和非均衡性角度论述过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性问题, 发展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则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协调的角度讨论过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性问题, 但这些都没有能够从辩证法主客体统一论的总体性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力图结合学术界有关讨论的情况,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辩证法主客体统一论为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 对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效益与代价二重性问题进行新的解读, 以就教于学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强调“客体”发展的同时, 尤其突出“主体” (即人自身) 的发展。康德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提出“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 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 “你要这样行动, 永远把你的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 而决不只是用作手段。”[1]康德认为, “人的目的”贯穿在人的一切其他目的中, 其他目的都可以成为单纯的手段, 唯有“人性本身”、“人格”不能再成为单纯的手段, 它是自己实现自己的终极目的。可见, 仅仅从发展的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的角度, 或仅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协调的层面来探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性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这些都只涉及到了发展的客体方面, 都只是从发展客体的整体性角度来思考, 并未涉及到发展的主体, 而生产力跨越式发展说到底还是“人”自身的发展, 因此, 还必须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 所以本论文将主客体统一论作为分析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总体性的逻辑起点。这样才能对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有一个更为准确和全面的理解, 这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恰好也是相通的。在这一意义上, 辩证法主客体统一论的“新视焦”与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阈”也是内在统一的, 二者辩证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二、辩证法主客体统一论视角下, 解读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效益与代价二重性的新路径

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多样化的,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既有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情形, 但在科学发展观的语境下, 特别是在辩证法主客体统一论的新维度下, 也有与社会发展目标的某些方面相悖的情形。因此, 我们说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也具有效益与代价二重性。

有学者认为, 可持续发展隐含着一个成问题的预设:从任何代价都是对后代人的需要和追求来考虑, 可持续发展应当是没有代价的。但是, 人作为自为存在物必然要打破自然的自在状态, 从而影响生态平衡, 故而没有任何代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2]。笔者认为, 这个难题的提出恰好触及到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即发展与代价的悖论。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语境下, 跨越式发展与科学发展的内在关系日益凸显,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代价尤为突出。

如果仅仅从客体的角度看,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效益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将其置于辩证法主客体统一论的新的理论视角下, 将“人”的因素考虑进来, 其代价也是惨重的。实际上,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代价早已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均有所体现。归结起来,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代价大致可以分为经济代价、政治代价、文化代价、社会代价、生态代价等基本形式:

1. 经济代价。

经济代价主要表现为某些后发展国家或地区由于片面地追求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发展, 却损害了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 不顾客观实际主观冒进, 结果使前期投入血本无归。

2. 政治代价。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中的政治代价与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密切相关, 后发展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我们承认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和组织活动是完成各项社会发展任务所不可或缺的环节, 但另一方面, 政府过多的干预和介入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和弊端。例如,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可乘之机, 使腐败问题成为政治生活的顽症。

3. 文化代价。

所谓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文化代价是指后发展国家在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 西方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渗透进来, 这往往使这些后发展国家建设民族特色文化面临不利的态势, 尤为突出的是, 某些西方文化的糟粕被吸收进来, 本国大量优秀的思想文化观念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反而丧失了自身的优势, 结果在这些后发展国家中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 “到处是西方的商品, 到处是西方的音乐和图像, 本国的图像反倒作为陪衬, 成为自己贫穷愚昧的自惭形秽的证明……本民族的服饰被看做守旧的象征。勤劳刻苦的价值观荡然无存, 西方明星和嬉皮士成了青年的楷模。人们在衣食住行、举手投足和娱乐方面努力比赛, 看谁更像西方人, 甚至一件西装、一盒西方化妆品、一种西方发式或能够结结巴巴地讲几句英语, 也成为身价倍增的标志。”[3]

4. 社会代价。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必然要求把追求效率放在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这样社会公平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 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尖锐化, 贫富差距拉大, 两极分化明显, 弱势群体数量庞大, 诸如此类,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5. 生态代价。

生态代价是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中人与自然矛盾的集中体现,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当然离不开资源和环境的支持, 丰富的资源与和谐的生态环境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 随着后发展国家大规模地加快工业化进程,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 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严重、生态平衡破坏、温室效应、赤潮、臭氧空洞, 很多珍稀动物濒临灭绝……人类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实在令人怵目惊心。

三、在辩证法主客体统一论维度和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阈下, 有效控制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代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们讨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代价的实质及根源, 明确其基本形式,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有效地控制其代价, 将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代价控制在最低限度。笔者认为, 在辩证法主客体统一论的维度下, 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阈下, 有效控制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代价应自觉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全面性原则。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 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然而,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实践长期存在一个误区, 即认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可是,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快速增长, 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方面的共同进步。因此, 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 应摒弃“唯GDP高速增长论”的错误观念, 极力避免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中的“短板”, 努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

2. 协调性原则。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 同时又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并且,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此, 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野下, 处理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代价时, 应坚持协调性原则, 妥善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 掌握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代价支付的灵活性与协调性。

3. 可持续性原则。

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阈下, 还应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所谓可持续, 是指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强调发展进程的连续性和持久性。

4. 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主客体统一论和科学发展观共同的主题, 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理念。在主客体统一论的维度和科学发展观的视阈下,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尤其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 应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5. 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原则。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必然要求把追求效率放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社会公平, 事实上,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真正实现恰恰是以社会公平为基本条件的。效率与公平互为前提, 二者辩证地统一于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

参考文献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47.

[2]何中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几个难题[J].天津社会科学, 20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