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文化

转型文化（精选12篇）

转型文化 篇1

一种文化是一种行为主体之价值观、精神意识和行为的总和。在内表现为精准的意识和判断,在外则表现在物质和行为上。大学的文化,指的是大学的精、气、神和大学各类行为的精神表达,是大学的“理念要素、制度要素和特色要素”的总和[1]。大学的文化,集中表现于它的知识生产活动中,表现于大学人对知识生产活动本身之价值、功能的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大学本质的体认和践行,并由此上升到一种大学信仰和对大学事业忠诚的高度。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转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大学文化的转型,是一种新的大学信念和大学身份的确立[2]175-176。新的大学文化,既是大学转型过程中各种文化要素冲突融合的结果,也是决定大学转型能否成功和持续的充要性条件。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文化转型主要反映在大学的创业文化、学术文化、质量文化以及引领文化等诸方面。

一、创业文化

众创时代,创业文化成为中国大学的首要文化特征。这一特征把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与传统大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对于这一文化类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创新创业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进入了它的大众化发展时代。中国大众化高等教育在其最初阶段只是量的而非质的变化,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支配下的专业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加之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处于转型期,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变得越发突出和严峻。大学教育的专业设置与社会产业类型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大学与社会之间便出现了结构性脱离的现象,中国的大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落入失业状态的困境。在这种境况下,单方面的调整已经无济于事,它需要大学和社会产业部门两方面积极做出相互适应的变革,以应对社会失业的压力和挑战,创业即是在这一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一个社会学和教育学概念。自从这一概念被提出来,中国的大学生创业及其教育就成为整个社会创业发展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创业型大学”是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路径》一书中提出的表征现代大学转型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伯顿·克拉克之所以使用“创业型”(entrepreneurial)而不是“创新型”(innovative)的概念来表征新型大学的特征及其行为,主要有四个原因[2]:一是创业“更有力地指向地方上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指向导致改变组织姿态的行动。”二是创业是“全部大学及其内部系科、科研中心、学部和学院的”一个总体特征。三是创业本身含有“事业”的意涵在内,指向大学师生为了做好教育事业而积极主动地寻求学术的创新活动。四是在深层次内涵上,创业已经成为新型大学的一种整体的组织文化特征,指向了大学创业文化的建设。很显然,单纯的创新概念已无法包含现代大学变革的这些内涵。因为创新几乎是所有时代大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在创业型大学,创新只是其中一个关键要素而已。在2004年出版的《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中,伯顿·克拉克又根据大量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发展出创业概念的一个新内涵,即经由大学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行为,大学可以成为一个自力更生、自主创业和发展、持续变革的有机体[3]。这样,大学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各种需要。

(二)大学的创业活动必然具有教育性和知识性

大学的创新创业活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创业而创业,它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特征。首先是教育性。只要学生没有毕业,大学里包括创业在内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首先具有教育性。对于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而言,尽管直接的大学生创业实践,比如学生休学创业是大学创业教育的方式之一,但它并不是创业教育的全部。切不可简单盲目地鼓励学生辍学创业,更不可用简单的物质利益绑架现代大学的学习和科学研究。如果学生的休学创业只是在低水平上重复了社会的简单职业,远离了学科知识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业是不可鼓励的,否则我们就是在鼓励学生在其最富创造力的人生阶段浪费他的大好青春年华。而且这种浪费造成的损失不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是无法弥补的。其次是知识性。大学生的创业必须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不能落后于他所学专业所达到的平均知识水准。以计算机专业为例,比尔·盖茨的微软创业、乔布斯的苹果创业、扎克伯格的Facebook创业等,都建立在他们所学专业最新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创业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已经超出了大学里教授的知识范围,大学里教授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如果让学生从事简单的零售业等活动,去与农民工争岗位,就会从根本上失掉大学创业文化的本质。

(三)大学的转型是一种新型大学文化教育转型

大学的创业文化教育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主要是一种与学科相关涉的学习态度和创业素养的生成教育。其最为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创业文化培育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观念和创业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创业的新生力量和优秀力量,疏解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中国大学自身也会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完成学科专业的结构性调整,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传统大学把纯粹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作为大学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大学本身也被看作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教育则要求大学把知识看作一种生产力量,一种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学术资本。这就要求大学的师生在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要以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为中心,围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企业技术的改造升级、政治力量的优化和整合、人文信念的改组和改造、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保持等,从专业的角度增加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唯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通过大学的创业文化导向现代人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引导现代人在创业中超越物质功利主义陷阱,走向诗意生存之境。

二、学术文化

崇尚学术是大学学术文化的核心特征[1],现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文化要求大学的学术活动围绕创业活动展开。大学学术文化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互为表里,相互促进。

(一)大学创业文化的丰富性拓展了众创时代大学学术概念的内涵

现实的压力是理论探索的根本动力,受大学创业活动的影响,以及大学对创业价值的认同,高等教育家们自觉地对学术的概念和内涵加以重思和重建。自从当代美国教育家博耶(Ernest L.Boyer)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把学术的概念扩展为发现的(discovery)、整合的(integration)、应用的(application)、教学的(teaching)学术等四个方面[4],现代大学对学术的理解和认识便被推进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阶段。至少在理论上,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把学术仅仅与科学发现活动等同。另外四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在大学里也取得了同样的合法性地位,尽管在实践中还有待于大学的管理者们去探索更加合理有效的措施对其加以制度化保证。每一种类型的学术都有它自身不可替代的特点,都有各自的学理演绎以及处理该学理的技术。这些学术类型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大学学术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自的领域诠释着大学的真理。只是在大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大学的不同类型之间,这四种类型的学术各有侧重。如从整体上看,中世纪大学的发现学术要略逊于现代大学,但是不论是中世纪大学还是现代大学,发现的学术都是其学术活动的应有之义;同样地,在现代大学,尽管发现的学术较为突出,但是在一些应用技术型大学中,它们更加侧重应用学术。从大学学术活动与其所服务的外部环境来说,学术的概念正如梁启超所言,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5]723“学者术之体,术者体之用”[5]724。各种学术活动都在其终极的意义上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动。在这个路径上,不同的学术活动在直接服务社会的面向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教学学术通过教学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发现的学术通过学理的研究和观念的发明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心理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整合和应用的学术则通过技术的发明和改造直接服务于社会,等等。

(二)众创时代要求建立一种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的学术文化

首先,要对学术活动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不可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学术活动标准裁判另外三种。要充分认识到,上述四种学术活动对真正的大学都不可或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任何一所大学,不论是何种类型都是在有所侧重的前提下共享着四种学术活动的思想资源和技术成果。在现代大学里,学术活动是其最高的利益所在。“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四种学术活动除了各自具有不同的学理和技术的路径,它们还共有着大学之为大学的学术价值观,那就是对知识真、善、美的追求,借由学术的创造活动不断增加知识的财富,不断拓展人类解放的视界,以承续人类的文明。

其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学术文化正在向应用技术方向转移,这种转移具有世界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合理性,是中国大学创业型转型的必然逻辑,值得倡导和鼓励。问题在于,受中国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观的影响,现代中国大学较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技术发明需要精益求精,基本学理的研究也需要愚公移山精神,代代接力。实用主义与物质功利主义相结合,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文化充满了功利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学术研究的应用取向和对策倾向较多,大学的学术活动完全被现实的政策和市场需要所左右,沉潜地关注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则相对不足。长此以往,必将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影响力。因此,在加强大学应用学术文化建设和倡导的同时,要谨防中国大学学术文化在创新创业教育的浪潮中加剧物质功利主义倾向,必须把发现的学术文化建设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以平衡大学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由于长期受到物质功利化学术研究及其评价的影响,大学教授们忙于争取各种课题和项目,忙于科研活动和成果评奖,忙于各种形式的外出讲学,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科生的教学效果。中国大学教学学术文化的隐而不彰,直接影响了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纵观拥有本科生教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实践,它们都是把本科生教学视作大学发展的生命线,视作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如在美国大学,本科生教育一直是大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正是通过本科教育,美国大学把美国价值观以及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理性传授给了学生[7]61。离开了本科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科学研究将会受到根本的削弱,因为“本科生教育和源于此的学术学科构成了学术的心脏,构成了我们大学的学术核心,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将会决定大学的声望以及大学在专业、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实力。”[7]为中国大学未来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尤其需要加强大学的教学学术文化建设,彰显教学学术文化的魅力,以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没有着眼于提升本科教育质量的教学学术文化,一如美国教育家刘易斯(Harry Lewis)所言,大学的卓越也只会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大学也将会迷失教育方向[8]。

三、质量文化

大学质量文化是大学追求卓越的学术文化本质的内在要求[9]。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走文化强国之路,是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共识,也是中国大学对时代最为重大的承诺和使命。

(一)大学的知识生产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何为高的高等教育质量,这是一个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否则,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也可能走入歧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要想澄明这一问题,又需要弄清楚大学最关心的事是什么。也即从对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大学的存在具有怎样独特的价值,且这一价值又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取代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始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大学最主要关心的事情应是知识生产。“我认为,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6]18“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也明确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很多社会组织因其对知识生产活动的依赖或参与越发接近大学,大学的知识生产活动仍然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组织,高深知识依然是任何社会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实质性核心,是大学师生共同操作的内容。“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及其方法的一个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的主题由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相关技能构成。”[10]可见,知识或者高深知识是大学的核心关怀,大学的一切其他活动都围绕着知识生产活动展开,大学的创业及其创业教育也必须以此为基础。既然大学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而存在,其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是为社会发展提供知识、观念和技术,那么它所提供的知识的有效性就自然成为判断大学乃至高等教育质量的最为重要的标准。

(二)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共同构成了大学生产的有效知识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何种知识是最为有效的。在古典时代,最有效的知识是伦理知识,人类靠它才可以进行人禽之辩,彰显德性,以保持人类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健康延续;到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最有价值的,利用它人类可以驾驭环境,开发自然,直接增加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寻求确定性,保证生活的富足和安康。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走在科学技术知识大昌其道的路上,海德格尔说,“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完全受现代科学的知识意愿所支配的”[11]。实践证明,这一意愿是借由科学的物化———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因其明显的功用成为支配人们思维的最为有效的知识。在支配和改造现代世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构造了现代人的心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大学以其自身独特的知识优势成为这一改造工程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吊诡的是,塑造者总是被其所塑造的反过来加以规定,“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场所(因此它们是19世纪的产物),变成纯粹的、越来越‘现实的’操作机构’”[12]。即使如此,科学技术知识并不是大学唯一合法的知识。仅就科学知识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可以直接地物化为技术,能够被直接技术化的知识也只是整个科学知识宝库的冰山一角。爱因斯坦通过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引力波”的存在,在100年后的2016年人类才通过实验验证。科学家们已经相信,这一验证必将会对人类未来的生活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如果用直接物化的标准衡量引力波的问题,今天的科学进步就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说过,技术性知识作为人之存在真理解蔽的一种手段,仅是一工具性存在。更何况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尚存有巨大的无法量化的关于人之心性价值探讨的人文知识宇宙。所以,大学的质量文化中除了包含可以直接物化、增加社会有形资产的技术性知识———它们是显明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活动的最为直接的智力支撑,无法量化的各类知识的发现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如陶冶人之文化心理和人性的人文知识,这些知识无法量化,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正是这些人文知识才从根本上划定了人禽之界限,确立了人心之秩序,也定位了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序。因此,在一定情况下,无法量化的知识的生产活动更加值得关注,它们不惟是技术性知识赖以发达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决定了大学的心胸和气度,划定了人类存在的福祉范围。

(三)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落脚点

创新创业是个体的一种外在能力,更是个体的一种潜在素质。在创新创业和个体的专业知识之间并不必然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个体的创新创业素质包含身体的、心理的和文化的三个方面,是个体的一种综合素养和整体智慧。从知识类型的角度,要想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养的高级人才,仅仅靠外显的可以物化的科学技术类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需要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契机,把关涉人之培养的心性知识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全过程,使之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灵魂。除此之外,要想培养理想的、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承担责任的一代新人,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还需要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学生兴趣———包含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在内的兴趣的教育引领价值。毕竟到目前为止,人类生存的这颗星球仍然充满了无限的不确定性,这一包围着确定性的不确定性由于处在外围,它的界限更加的广大和深远。人类现有的知识相对于未知的世界永远不够,除了基于个体兴趣的知识学习和科学研究,大学别无选择。因此,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不只要教会青年学生必要的生存求职本领,它还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保持持久深切的关注,变未知为已知,不断拓展人类存在的外围空间。同时,以此为参照,不断探测人性的深度。

四、引领文化

经由创业文化教育及其创新创业活动,现代中国大学走出适应论阶段,发挥主体性,日益彰显其超越性特点,彰显它引领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文化境界。

(一)大学存在于它所塑造的文明之中

自大学从中世纪产生以来的一千年间,大学始终是人类优秀文化的凝聚[13],是人类文明间互通的文化使者[14]。没有大学,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文明会成为现在的样子。无论未来的大学会变成怎样的形式,这一大学对新文明塑造的价值和作用总会是我们判断大学存在价值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大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设计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扎下它的根基,担当起民族文化精神塑造的历史重任。短短20年间,在严复和蔡元培的先后领导下,北京大学迅速成长为中国文化赓续与新生的胚胎,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民主和科学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与北京大学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并举,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大学极力倡导“允公允能”“建设一个民主国”[15]80,把社会民主和公民道德的新观念深植于人们大众心中;梅贻琦掌校的清华大学提倡大学教育要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极力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急需的领袖人才[15]100-101,把工业技术精神注入中国社会的文化沃土;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提出大学是“社会之光”“海上灯塔”,要着眼于“服务社会”“组织改造”,坚守“学术自由”,实施“教授治校”,“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以“求是”为根本原则,为国家民族培养精英式领袖人才[16]351。不断地把科学求实的精神和健全理性扩展为社会发展所依托的鲜活力量。尤其难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已经开始探索直接服务社会国家的有效途径。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倡导“(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需解决者。”又“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15]82竺可桢要求大学办学要“联络省政府建、教各厅及中央机关,参照社会之需求,造就致用之人才。”[16]347“大学应为一地方的楷模。”[16]533正是经由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自觉努力,自由、民主、科学、公民、技术、理性等现代观念才有效植入中国文化的基因,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机体的组成要素,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代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大学再次融入社会变革的大潮,经由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大学之道,努力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做出新贡献。在众创时代的当下,中国大学自觉投入到创新创业教育的大潮中,承担起文化创造和引领时代的重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专业为基础,以科学研究为推动力,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以人的诗意存在为最终价值皈依,努力打造大学新文化,不断丰富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影响力。

(二)引领时代文化发展是大学文化的最高境界

大学经由创新创业活动对未来社会文明的塑造,决定了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化从整体上讲是一种引领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成为其最为重要的文化使命[17]。这种引领文化具有如下的内涵。

第一,大学的引领文化是主动适应中的引领,不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式的引领。离开了对现实的适应,是谈不上什么引领的。涂尔干说过,“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18]。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的杜德斯达(James Johnson Duderstadt)也曾说过,“现代大学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是社会变革、经济要求、科学技术,这些力量也许要比现行教育机构的适应能力强得多。”[7]221这就告诉我们,大学首先需要作出适应社会的变革,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如果大学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就会失去大学存在的意义。接下来大学还要在适应中担当起创业的文化使命,寻求和创新能够使我们的社会走向真善美的因素,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二,大学的引领文化是通过它所培养的人的实践来变为现实的。梅贻琦明确提出为中国社会培养它所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领导一个即将兴起的工业社会和工业国家,以使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不再受外族的欺压。竺可桢同样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有赖于它的大学培养出一批批社会各界的精英,用科学和智识团结和领导社会各界的力量,这样,国家才会拥有一个持续繁荣富强的深厚基础。也就是说,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机构,就在于它拥有一个经由培养社会各界领袖引领社会发展的宏伟抱负。

第三,大学的引领文化集中反映在它的领导者身上。蔡元培是民主和科学的学术精神的体现,张伯苓是社会公德和民主实践的代表,梅贻琦是大师文化和技术理性的象征,竺可桢是科学文化的化身。这些大学的领导者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凝聚,是社会文化进步的风向标。一所理想的大学,它的领导者必然是引领文化的形象化象征。唯有这样,它的师生员工才有了凝聚力,才会形成引领文化的合力。

第四,大学的引领文化是在知识创造活动中实现的,离开了知识创造活动,无所谓大学的文化引领。经由知识的创造活动,大学的引领文化除了上面所说的通过它所培养的优秀人才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和引领,大学还可以通过它所创造的先进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在社会上的广为传播,以及通过它所创造的新的科学技术发明在企业内的大面积使用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和引领。正是因为大学文化是作为一种引领文化而存在,所以只需要考察一个国家大学文化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水平,基本就可以判定这个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潜力和所能达到的文明成就,进而可以判定这一国家在未来世界的生存机会和生存命运。

转型文化 篇2

一、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多数基础设施是在“一五”计划时期形成的，蕴含其中的文化底蕴、思维方法及活动方式类似于当时的农业社会的文化模式，即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建立初期我国实行的又是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仍然按照传统文化的模式构建。虽然曾经历过几番改造，仍无法彻底消除传统体制弊端的影响，也无法从原则上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而文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直接影响东北人民的命运和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文化转型是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精神逐渐传入了我国。工业文明的两种文化精神——人本精神和科技精神如果能够和谐发展，就能促进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但自从20世纪以来，二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并且在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弊端。西方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就是在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进入我国的。与此同时，东北老工业地区的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政策才导致大量山东、河北移民涌入这一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再加上网络的迅速蔓延，加速了这几种文化精神的相互碰撞，正是这一系列的文化精神的冲突下，使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们时时会感到困惑和迷茫。

二、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转型的路径和对策建议

企业转型与文化变革 篇3

文化在企业发展中，具有基础的、核心的、主导的作用。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特别是处于重要战略转型期的企业，文化的反作用力更为明显。企业改制，调整发展战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新的管理运行机制，要求企业的人，在价值理念上要认同企业新的战略和新的制度。如果思想观念不转变，文化不清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就会成为实施新战略和新制度的阻力。因此，在企业变革中，制度的再造与文化的再造是并存的，变革时期的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一种优秀文化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倡导和培育。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文化是经营者文化、企业家文化，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起着主导的作用，企业文化需要经营者的长期倡导培育；必须被广大员工认同接受，企业愿景、企业价值观变成每一个员工的共同认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企业文化不是花瓶，被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一定要付诸实施。因此，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者长期倡导的，被广大员工认同接受并实践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把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总结为一个核心、三个关系、五项任务和七个基本形态。

一个核心，是指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培育企业价值观。企业管理发展到今天，管理价值观已经成为企业家的基本功，管理者一定要通过培育核心价值观，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使员工自觉地产生有利于实现企业新的战略目标的行为，企业价值观需要企业管理者坚持不懈地去传输、培育。

三个关系，是指企业在复杂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需要认识和解决的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即：

一是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现实中还需要我们不断深化认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四自”的市场主体，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担负对社会的责任，这是企业使命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企业必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个企业如果连自己的利润都不能保证，濒临破产，员工的工资福利发不了，都要下岗回家，谈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利润对于企业，就像空气对于人，人没有空气不能活，可人不是为了空气而生存的；企业没有利润不行，但企业不能只是为了利润而存在。企业存在于社会，应该有超越于利润之上的更高层面的追求。

二是企业与人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内,企业应该是员工的家庭、学校、平台。企业要营造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融洽、温暖、创新的家庭氛围；要把企业建设成学习型组织，让员工在为企业做贡献的同时，自己也得到成长；要为员工搭建发挥潜能、施展才能的平台。对外, 企业还有与客户、投资者、合作者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单纯地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就不够了，还要以人为本、客户至上、以社会为己任，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创造实现共赢和长期发展的人文生态环境。

三是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任何一个有长远发展目标、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立志打造百年老店的企业，一定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自觉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为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健康、协调、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同的境界、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经营理念，决定了企业如何处理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每个企业都必须面对这三个基本问题。

企业文化建设的五项基本任务，我们总结为“道”、“魂”、“形”、“本”、“标” 五个字。

“道”就是讲求经营之道。“道”是规律、法则、经验，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但是“道”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企业经营管理一定要谋道，用什么样的“道”去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用什么样的“道” 去参与竞争，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许多失败的经营者，并非一念之差，而是经营之道有问题。决定经营之道的，是价值观。企业在做每一项重大决策的时候，经营之道都实实在在地起着作用。作为一个把握企业发展方向的经营者，必须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价值判断。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一样，都是由价值判断、由“道”所决定的。

“魂”就是培育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理想信念、敬业精神、职业道德、精神风貌，是企业和员工价值观的集中表现。人的精神、理想、欲望、追求在企业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在企业的发展中，精神激励具有乘积效应：企业成果＝原材料×设备×人力，人力＝人数×能力×态度。

“形”就是塑造企业形象。企业形象是企业经营之道和企业精神的外在表现，塑造企业形象的实质是实施品牌战略，它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要通过形象识别系统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外在形象，塑造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要打造诚信的内质。诚信、美誉、信誉体现在产品、服务、环境、队伍、人际关系、社会公德、公益事业等各个方面，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标语口号、标识、服装、环境布置等浅表层面的文化活动。

“本”是坚持以人为本。企业文化要通过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培育人，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提升企业整体能力。坚持以人为本，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员工的创造性潜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性任务。

“标”是实现战略目标。国际上用来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是一个系统竞争力的指标。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是硬件、软件，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个轮子的协调运转。全球500强的评选，不仅包括资产增值、效益提高、销售额提升、产品开发与市场营销等，特别还包括了制度创新、环境氛围、企业家和企业文化的培育等方面。

七个基本形态，是指企业文化力的基本形态。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都在影响着、左右着企业的发展。其中，文化力对企业兴衰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大，文化力已经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但文化力到底是什么？作为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它的基本形态和着力点是什么？我们在与许多企业共同整合提升企业文化的实践中，总结出企业文化力的七个基本形态。

1、战略目标的凝聚力。战略目标是企业发展的航标图。一个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金、技术的支撑，更需要价值观念、事业目标的支撑。共同事业目标的认同会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力量。重组变革时期的企业文化建设，一定要紧紧围绕企业战略目标来展开，构建战略导向型的企业文化，自觉地将企业文化紧紧围绕企业新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从战略目标出发，为战略目标服务，用企业文化提升战略思维，才能真正发挥先进文化力的作用。因此，让企业员工认同企业新的战略目标，并自觉地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企业文化凝聚力的体现。

2、价值追求的驱动力。培育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价值观对企业和员工的行为具有驱动作用。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是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出发，延伸出包括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价值尺度，形成系统的价值观体系，并转化为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员工的行为准则。企业的价值观体系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员工在处理各种关系时的行为规范与判断标准，形成由价值驱动力所支配的内在约束力。北京同仁堂“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和“以义为上，义利共生” 的价值观体系，引领着同仁堂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使得同仁堂三百多年金字招牌不倒。

3、机制激励的生长力。机制是观念、行为产生的土壤。机制是有生长性的，在什么样的机制土壤上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行为。机制创新要以企业文化为支撑，以先进的文化理念为指导。机制与观念的创新可以极大地解放生产力，释放人的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文化要注重在观念变革和制度、机制转换的关键环节上创新,不断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培育先进的生产力；企业改制要用先进的文化理念为指导，安排科学的制度规范，并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北汽福田超常规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

4、决策理念的主导力。在未来的竞争中，企业家素质和决策力将越来越重要。经营者对企业发展的主导作用，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企业的成长轨迹与成败荣辱。企业如何经营，反映经营者的人品，是企业经营之道的体现；企业有何风貌，反映经营者的境界，是企业精神的体现；企业如何展现，反映经营者的形象，是企业形象的体现；企业有何素质，反映经营者的内质，是企业素质的体现；企业如何生长，反映经营者的追求，是企业发展境界的体现。以经营者群体精神为代表的企业精神，一旦转化为全体管理人员和员工的自觉行为，就会形成巨大的创造力量，成为企业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从领导人做起，着力培育优秀的经营团队。

5、和合氛围的协同力。“和”是和睦、和谐；“合”是合作、合一。营造和谐、和睦，合作、合一的氛围实际上是讲团结出战斗力，是讲家和万事兴。和谐、和睦、合作、合一的氛围，能够形成一种意志统一、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力量。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企业的生存环境优化到最佳状态，在企业内、外部营造一种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恰当、适度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减少可能出现的摩擦和矛盾；争取方方面的理解与支持；不断改善和优化企业的生存环境，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信誉与形象。这既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智慧的体现。

6、科技创新的提升力。科学技术是改造传统经营模式，提升员工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我们在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企业管理的过程中，不仅是硬件的提升，同时也是软件的变革，也在转变着员工的科技意识，树立着员工的科技观念，提高着员工的科技能力。科学技术的创新，需要一种新的理念的支撑，不断用新的理念来拉动企业的科技创新，带动企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就会形成一种提升力。因此，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搭建员工素质越升的科技平台，已经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

7、协调发展的持续力。企业是发展的、动态的、变化的。企业要根据发展战略的需要，不断整合提升自己的企业文化，剔除阻碍企业发展的不良文化，吸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文化，进行企业管理理念的创新，追求自身优良传统与现代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先进文化体系，这是快速发展中的企业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变革转型时期的企业文化，既要坚持不断地创新、发展，还要有坚持先进文化的定力，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要达到无限的地方，必须有一点定力，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核心价值观是不能变的。同时，要建设学习型组织，努力使企业具备强大的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培养、具备全新的、前瞻而开阔的思维方式，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转型文化 篇4

针对民国时期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 陈序经等学者认为应当全盘西化, 提出“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 使整个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针对该全盘西化的倡导, 主张保持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于1935年共同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 主张对中国文化“存其所当存, 去其所当去”, 对西方文化则是“吸收其所当吸收”。对此, 胡适随即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新式的化妆出现”。胡适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但是与陈序经相比, 胡适是折中的全盘西化论者, 他认为“文化固有一种惰性, 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全盘接受了, 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文化本位”。当时的一些反对全盘西化论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纵是中国固有文化, 纵有可存, 也不应存;西方文化纵有可舍, 也不应舍”。此论断一出, 直接戳中全盘西化论者的要害。对于中国当时的困境, 有识之士分别从自己的理解角度开出药方, 体现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和社会担当, 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全盘西化论都有自己明显的缺陷, 都不是解救中国文化弊病的良方。对此, 冯友兰先生从文化类型的角度出发, 认为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不是由中国这个特殊个体变为西方这个特殊个体, 而是由一种类型变为另一个类型。“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 现代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和现代化, 这并不是专有名词的改变, 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是优越的, 并不因为它是西洋的, 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 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 这一个觉悟是很大的。”

那么如何由中古的文化步入现代的文化, 冯友兰先生给出的解答是必须改变中国的文化类型, 由生产家庭化转入生产社会化, 因为中国农业社会是生产家庭化的文化, 而西方工业社会是生产社会化的文化。冯先生是七十多年前提出这一论断的, 纵观七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 虽然历经曲折, 但基本上是从生产的家庭化朝着生产的社会化的方向转变。我们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转型, 事实上我们从近代以来一直就在进行转型。现代学者张磊提出评判文化是否转型的四个标准:“其一, 原文化类型借以建立的经济政治基础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二, 是否有新文化观念的产生并对旧文化类型形成冲击;其三, 新文化观念是否得到了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其四, 大众文化是否改变”。以之来对比观照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 可以肯定地说, 转型并不理想。文化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与人们努力爬山最后会到达山顶这个终点不同, 文化转型的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原因在于:一方面, 假如中国转型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阶段, 那也只是一部分人的观点, 持不同观点的人仍会憋足干劲, 努力追赶;另一方面, 我们在学习、转型和发展, 但是西方国家并不是停滞不前等待中国赶超, 它们看到中国快速的转型升级, 必然有更大的干劲推动发展, 若连这点拼搏的精神都没有, 那么这些国家断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绩, 也即不值得我们去学习。

二、中国文化转型出现困境的原因

承上述, 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根本精神和基本道德到底有哪些呢?现代著名文化学者李宗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不是同等内涵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是中性的概念, 中华民族精神是褒义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的优秀成分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那么作为中国文化精神核心价值的民族精神有哪些?李宗桂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可划分为:古代以崇古、征圣、宗经为表现, 以唯伦理思维为特征的守成精神;近现代以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为表现, 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革命精神;当代以改革开放为表现, 以唯经济思维为特征的开拓创新精神。”开拓创新是现代中国文化好的一面, 唯经济思维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滋生一些弊病。农业社会时代一些基本的文化观念, 如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均平意识、封闭心态等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而在社会中产生着影响。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用几年的时间要想完成对有几千年历史渊源和经济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变更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变迁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没有经济发展, 单靠制度变更去改变社会结构是不可能的。”如此, 则造成了先进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倡导与较低水平经济状况之间的错位。下面截取几个方面对中西文化做一对比, 对中国文化转型困难的原因, 也可以窥见一斑。

(一) 喜洋洋与米老鼠

喜洋洋与米老鼠分别是中西方不同题材的动画片, 动画片在教育孩子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判断一部动画片的好坏不仅仅是画面色彩, 故事的趣味性, 考虑到它对下一代的直接教育作用, 所以其中蕴含的文化内容和价值观念是颇为关键的。米老鼠与唐老鸭这部动画片, 两个动物总是打和闹, 但是却总是没有将对方置于死地, 这其中蕴含着的人文关怀值得我们深思, 对待自己的对手或者敌人, 不要总是斩草除根, 给对方留一点空间就是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喜洋洋与灰太狼这部动画片里主角太多, 不仅有喜洋洋与灰太狼, 还有美羊羊、懒羊羊等, 总共九只羊。每个羊代表一种类型, 这其实是一种平均主义在作祟, 对孩子们起到的教育意义恐怕有待商榷。反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带有绝对平均的弊端, 它反对不同的人或者集团利用自己的优势提前过上富足的日子, “它注重的是静态的平衡, 以牺牲效率和进步为代价, 而不是鼓励动态的竞争, 通过提高工作效率、生产效率, 推动社会进步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对照现实, 这种平均主义的小农思想根深蒂固, 似乎从未在中国消失过, 社会上屡屡有仇富的事情出现, 人们不去思考别人为什么富有, 却总是质疑别人业已取得的成就, 将各种“走后门、后台硬、裙带关系”之类的猜测扣在这些先富者的头上, 这样的现象令人痛心。我不排除是有一小撮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先人一步富裕起来, 但是大部分人是靠努力和聪敏得来的。我们国人应当将注意力放在这些人先富起来的方法上面, 惟其如此, 才能形成良好的致富风气。在这方面加强引导, 政府责无旁贷, “使富者足以示其贵而不至于骄, 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以此为良度而调均之” (《春秋繁露·度制》)

(二) 禅宗与阿奎那

禅宗主流的基本理路是“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禅宗是以禅悟为达到成佛的目的和修持方式的, 这种独特的修持觉悟方式决定了它是超越思维、推理的, 是排斥语言文字作用的, “不立文字”也因此成为禅宗作为佛教特殊一系修持实践的本质要求。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是13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其学说在1879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托马斯的《神学大全》体系完整, “是书有三大支, 支分为论, 论凡数百, 论分为章, 章凡数千, 章分为引, 为疏、为驳、为止。而引疏驳正中, 又各有始有终, 此见数则更仆难矣。然而由初迄未, 尽尽相发, 序岩鳞次, 垒垒交承, 贯似珠连, 望之浩瀚, 拟河汉之无极”。由此观之, 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极大的宗教在中西的特点是有很大不同, 这在中国古代的其他方面也有反映:《老子》五千言微言大义, 而西方圣贤亚里士多德却是著作等身, 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中国好经验和传统, 注重血缘关系, 在很多事情上倾向于用非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而西方文化却长于以文字培育起人们的理性思维方式。

三、中国文化转型的出路

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 与之相适应, 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为适应这一“新常态”而做出转变, 须推动新一轮的文化转型, 而这一转型的宏观建构和战略思想必须统一且清晰具体, 符合中国的阶段性特征。追溯民国知识分子对文化转型的精辟论述, 并反观我国现今文化建设的弊病, 我们不得不深思该如何从以前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宝贵营养以促成这一转变。文化转型一是要坚持理论自信, 毫不动摇地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反对妄自菲薄的和思想和行为。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 各高校的商科和工科专业大收追捧, 而文史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专业备受冷落, 许多著名高校将马克思主义学院“悄悄”改名为思想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在与国内外其他高校交流时甚至不敢掏出自己的名片, 此种妄自菲薄的怪诞行为实在令人不解。倘若对自家的学问都不自信, 遑论得到别人的尊重?

二是要搞清楚制度与道德的区别, 在保持我们中国文化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基本道德的前提下与西方平等交流学习。冯先生的文化哲学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冯先生的论点从横向上解决了怎么学习西方的问题, 然而从纵向上怎么继承传统, 冯友兰先生也有独到见解:“我们是提倡所谓现代化的, 但是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 或不现代化的。某些人常把某种社会制度与基本道德混为一谈, 这是很不对的。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的, 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一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冯友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割裂了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广义上讲, 制度属于文化的范畴, 如果制度作为文化有机体的一部分改变了, 那么作为其整体的文化也是不得不改变的。因为文化滋生制度, 制度滋养文化。如果只改变制度, 而不改变文化环境和文化习惯, 那么这样的制度即使学习过来也只是会起到短期效果, 长期来看, 其必然会被文化惰性所消磨而所剩无几。实际上冯友兰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见解是精微独到, 可以说, 他在七十年前即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宿命, 他认为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 基本的道德是不可变的, 这一见解一语中的, 正暗合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且看我们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我们向欧美学习的制度、管理、技术等对我国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可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基本类型并没有多大改变,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是农业社会的中古文化心态, 这种以小农意识和官本位为表现特征的中古文化心态表现在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 我们只须看每日发生在身边的新闻即可了解, 毋庸赘言。对于基本的道德, 不必强力去改, 只须顺其自然即可。

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讲的那样, “文化的基本机身就是文化发展中精微的内在动力, 也就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在他看来, 这些基本思想有:刚健有为 (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 、和与中 (人与人) 、崇德利用 (人自身精神与物质) 、天人协调 (人与自然) , 这些基本道德是中国文化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 是基本的支撑, 万万不可丢弃, 应将之作为转型的思想来源, 惟其如此, 才可以期望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

结论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与之相伴随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缺失却层出不穷, 这些问题通过经济和政策手段可以在短时间内得以缓解, 但是却难以彻底解决, 同样问题在不同时间的重复涌现就是最好的例证。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趋于平稳, 生产资料的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正在弥合。与这一经济发展的趋势相适应, 我们须推动新一轮的文化转型, 而这一转型的宏观建构和战略思想不仅要统一而且要清晰具体, 符合中国的阶段性特征。文化转型一是要坚持理论自信, 毫不动摇地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要搞清楚制度与道德的区别, 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 但是前提是要保持我们中国文化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基本道德。这种看法并非不可争议, 相反, 恰恰是为了激发争议, 激发学界对于此问题的关切, 以期共同探讨中国新一轮的文化转型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序经.对于一般西化论者的一个浅说.独立评论, 第79号.

[2]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 第444页.

[3]张磊.文化转型的评判标准探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02.

中国企业文化面临转型 篇5

企业文化对企业，相当于思想对于人。如果一个人再强壮但没有思想，那他只是一个四肢发达的人而已。所以对企业来讲，为什么设备资金差不多，有的会发展，有的不发展，甚至有的设备资金都很雄厚但最后都没有发展起来，企业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建设企业文化的基本思路，大致应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服务战略、基于管理、面向流程、不断创新。

服务战略――企业文化是自上而下的

企业文化是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家个人素质的外化，很多集团性质的企业在试图建立企业文化体系时，不是自上而下去推进，而往往是要部下建立企业文化体系，部下建立起的文化体系往往不是服务战略，所以在实施的时候往往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企业文化是服务战略的文化，企业的一把手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观念是决定方向的，企业要到哪里首先决定于观念。观念不对，很可能是南辕北辙。改革开放就是观念的变革、观念的开放。

如果没有观念的改革就没有改革开放。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最重要的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原来没有这个口号的时候，还是这些时间，但是没有创造财富；现在我们把时间看成金钱，与时间赛跑，财富是必然的结果。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观念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事实的本身，改变的是人们对事实的看法”。

“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提出后，并没有改变一天24小时这个事实的本身，但是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干事情不再拖拖拉拉了，今天的事不能再拖到明天了。所以企业文化首先是观念的改变，而观念是一把手以战略作为导向的。

基于管理――观念首先由管理者来实施

企业文化并不是办张报纸就是企业文化，内部报刊只是企业文化的一个载体，关键是看载体要传播的内容――一切内容是基于管理，而不是很多企业的内部报刊一样，只是让员工投几篇散文、诗歌，现代的媒体的信息量已经足够丰富，欣赏诗歌、散文已经不是企业内刊的主要任务。

观念的改变只能由管理者来推进，不可能由被管理者的人来推进。凡是观念的改变都要涉及到整个系统，这就牵扯到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CCO（首席文化官），每天看报表是必须的、到现场发现问题也是必须的，从报表当中要看出文化存在的问题，如果这个人不懂管理，就不会从管理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不会从报表的“数”分析到“人”的问题，更不会从“人”的问题落实到“观念”的问题。

现在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流于形式，首席文化官不懂管理是致命硬伤。

面向流程――套话与空话是没有行动支持的真理

企业文化体现的是全员的创新精神，这种观念如果不被所有的成员所接受，转化为每一个人的创新精神，那么这个观念也是没有用的。有的人就会讲套话、空话，其实套话和空话都是很有道理的话，问题是不去做，所以才叫套话。要让这种套话落实到行动当中，必须让企业文化面向流程，从流程当中解析哪些是符合企业文化的，哪些是背离企业文化的行为。企业文化要面向流程的观点我在“文化筐”里面已经做过阐释。

不断创新――企业文化对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企业本身必须是一个很开放的系统，必须和外界不断地交换信息，不断地接受外面的信息。再成功的企业文化的模式，不能把它固化下来，如果一旦固化下来，就等于和外界封闭起来。

在外因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企业文化对企业来说是把双刃剑。日本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比较迅速靠的是企业文化，而现在日本处于一个停滞状态，例如松下的成功是因为企业文化，现在的停滞也是由企业文化造成的，一开始对日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它发展的阻碍，所以企业文化就是把双刃剑。像年功序列工资、所有零部件都是自己干（“肥水不流外人田）等观念和做法，现在都成了阻碍自己发展的因素。

年功序列工资就很难把没有成绩的员工淘汰掉，把成绩好的员工真正提升起来。工人的工资也是靠年限而不是绩效。在今天的网络经济时代，这种做法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另外，像“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与网络经济时代的要求是相悖的：现在要求企业尽最大可能进行外包，过去企业自己产品的部件都是自己生产，现在有的人可能做得更好，为什么不让给别人做？外包的方式就可以满足网络经济时代的要求。

所以对企业文化来说，企业本身必须是一个很开放的系统，必须和外界不断地交换信息，不断地接受外面的信息。再成功的企业文化的模式，不能把它固化下来，如果一旦固化下来，就等于和外界封闭起来。

总之，企业文化的观念必须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把这个观念贯彻到每个人的身上去，继而形成这种企业文化的氛围，实际上，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复杂，不管哪个环节有一个人出现一点问题，整个系统都转不动。从这个意义上上说，技术和设备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观念，观念不改变，计算机是傻瓜，它不会有逻辑思维，它会的只是你设计什么，它给你打印什么，你输入垃圾，它出来的还是垃圾，它会比你做得还糟糕，它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更错误的东西给整出来。

企业文化的咨询工作在国内是最难的，外国的咨询公司最大的劣势就在于不熟悉中国的文化大环境；国内的咨询公司包括研究企业文化专家最大的劣势就在于并没有多少人有实践经验，有的人甚至在靠“忽悠”致富。

所以，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转型势在必行，这是新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的要求，企业文化必须由“务虚”向“务实”转型。

文化引领发展创新驱动转型 篇6

近日，首都精神文明颁奖大会暨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交流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新世纪服装大厦荣获“首都文明单位”光荣称号。会上，首都文明办副主任卜秀均作了总结发言，勉励获奖企业珍惜荣誉，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坚持“以文化人”，将企业文化铸成企业之魂，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企业的品格和最强有力的文化凝聚力。

据悉，本次首都文明单位评选活动是历年来要求最高、把关最严的一次。在提交申报报告的同时，需要按照《首都文明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和《首都文明单位测评体系》的要求进行审核和测评。除此之外，申报材料不a仅要求真实准确，还要鲜活生动，内容涵盖了文字、图片、数字等。经过各个环节的严格评审，新世纪服装大厦被授予“首都文明单位”光荣称号。

多年来，新世纪服装大厦认真贯彻首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各项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贯穿于市场改革、发展、创新的全过程，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同时，新世纪服装大厦结合市场自身特点，丰富创新载体，举行了“诚信文明示范店”、“文明服务之星”评选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创先争优，不断提升文明单位创建水平，取得了明显成效。面临首都核心功能转变的历史机遇，新世纪服装大厦还策划启动了“时尚创客营”项目，对市场功能和业态作出了新的诠释和再定位，未来将打造“一个基地两个中心”，即时尚创意设计专业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时尚创意与产品营销体验中心、时尚产品贸易与电子商务中心。进一步为地区产业提升、人员结构优化、精神文明创建和地区和谐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转型文化 篇7

关键词：群众文化,传播媒介,文化馆建设

所谓数字时代, 是与数字化革命的概念密不可分的。数字化革命, 即第三次工业革命, 是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为代表, 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太阳能、风能等高新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数字化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造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 传统工业经济转变为以信息管理为主的知识经济, 使得获得信息和传播信息变得异常简单与迅捷。数字时代的来临, 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媒介, 原本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互联网的应用、新媒体的诞生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许多原本只能在线下进行的服务, 变得可以在线上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成为了当代文化馆服务方式的主流。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提高当代文化馆等群众文化服务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更好地履行公益文化服务单位的职责, 当代文化馆的群文信息传播媒介也面临着必须转型的境地。

一、传播媒介的定义和分类

所谓传播媒介, 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 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的组织或机构, 本文所说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指第一种含义。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的传播媒介, 也可以再继续细分。传统的传播媒介, 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四大类, 而当代的传播媒介则可以根据媒体的性质分为纸媒 (包括杂志、报纸、书籍等) 、电子媒体 (电视、广播、电话等) 和第五媒体 (即新媒体, 包括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博客、桌面视窗等) 。传统的群文工作, 以传统媒介为传播方式, 主要采用的是纸媒的方式, 通过编辑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来进行群文工作的宣传和辅导工作, 扩大其影响。在新媒体尚未兴起的时代, 这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手段。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传统的传播媒介已经渐渐为时代所淘汰, 代之而起的是新媒体的发展。

二、纸媒的衰落和新媒体的发展

随着信息获得的途径越来越多, 越来越便捷, 纸媒的衰落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先是实体书和杂志的销售大幅下滑, 许多老牌的杂志纷纷停刊, 而后连报纸这种纸媒中销量最大的媒介也受到了波及, 2014年1月1日, 在上海创办了14年的《新闻晚报》宣布停刊。其余的传统媒体在冲击之下纷纷转型, 力图谋求与新媒体的合作, 在数字时代继续生存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 新媒体正以其强劲的势头席卷整个媒体业。所谓的新媒体泛指利用计算机 (计算及信息处理) 及网络 (传播及交换) 等新科技传播的媒体, 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产生了质变, 一般来讲, 具有数字化、互动性、超文本、虚拟性、网络化、模拟性的特点。

截止至2015年6月, 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6.68亿, 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达到了5.95亿。QQ、微信、微博等即时通讯工具的长足发展,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方便, 这些迅捷的通讯工具的使用, 使得舆论不再为传统的媒体所垄断, 普通民众的话语权日益扩展, 影响日益扩大。可以说, 在数字时代, 网络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同于传统的“发布——接收”、只有一个权威的信息传递模式, 在新媒体中, 每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形成多中心的信息传递格局。这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有可能成为权威, 完全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所存在的“一言堂”的情况。对于文化馆的文化服务来说, 原本单向的发布信息变为了双向的互动, 所有的服务 (不论线上线下) 都能以最快的方式得到反馈及评价, 而这评价又会以最快的速度在市民之中进行传播。可以说, 新媒体的介入对文化馆的服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三、数字时代文化馆群文工作面临的挑战

1.群文讯息传播方式的滞后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 传统的以杂志、报纸等纸媒为主要媒介传播的群文传播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虽然许多文化馆也在不断探索前进, 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论坛等作为与群众进行交流和传播群文信息的平台, 但是其内容往往设计的极为简单, 更新也较为滞后, 不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文化需求。如何通过更好、更方便的形式传播群文资讯, 群文信息, 扩大文化馆等群文文化单位的影响, 使得文化馆的服务对象不再集中于一老一小, 而是将更多的年轻人纳入到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中, 是建设高水平文化馆需要解决的难题。

2.群文服务内容、形式的革新

文化馆的职责涉及到多方面, 就性质而言, “群众艺术馆是组织、指导群众文化艺术活动, 培训业余文艺骨干及研究群众文化艺术的文化事业单位, 也是群众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场所。文化馆是开展社会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组织辅导群众文化艺术 (娱乐) 活动的综合性文化事业单位和活动场所。”文化馆的传统文化服务, 包含书法、摄影、乐器、声乐等艺术门类的培训与辅导工作及展览、演出, 而传统上, 这些工作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学习、交流而进行的。面对面的学习交流当然必不可少, 但只有这种传播方式则显得较为单一, 无法满足现阶段群众文化服务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改革的要求, 其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建设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对于文化馆来说, 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所接受, 使得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的大众, 这是当代文化馆转型摆在面前的难题。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在今天, 不仅仅意味着多样的、富于个性与适应性的学习内容, 也意味着多样化的传播途径。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 依托网络而进行的多媒体教学已经悄然兴起, 成为了传统面对面教学的一个重要补充。网络似乎成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方式。而如何利用现有科技的力量, 将群众文化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 使得群文工作的步伐跟上时代, 这是在群文工作改革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3.文化馆文化资源的更新

文化馆是省、市一级重要的文化服务单位, 从立馆至今, 积累下不少的文化资源, 这既包括书籍、文献、视频等资料, 也包括一些硬件的配套设施。但是, 数字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 不少文化馆的硬件配套设施和文化资料资源并不能与时俱进, 及时更新, 而是显得比较陈旧, 这造成了不少文化馆的服务与时代脱节, 难以满足人民现阶段的需要。

就艺术门类而言, 一般的市级文化馆都设有美术、摄影、声乐、器乐、戏剧、文学等门类, 但对于一些新兴而普及度极高的艺术门类, 如微电影等, 却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四、变革与对策:建设当代服务转型的高水平文化馆

1.建设高水平群文交流平台, 推进线上活动与线下的结合

鉴于互联网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普及, 积极引入计算机人才, 搭建高水平群文交流平台已经迫在眉睫。高水平群文交流平台的建设能够使得群文工作者更好地了解群众文化的需求, 扩大文化馆公益文化服务的受众, 使得更多的民众能够接触到群文的服务, 了解群文的资讯, 极大地提升文化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就目前文化馆的情况来说, 虽说文化馆内业务干部占据主流, 但是配备有专业计算机人才的却很少。良好的网上平台能够集成多种服务形式, 比如培训班及日常活动的预定、退订、评价、个性化定制, 信息的采集与反馈, 甚至许多大型活动的报名、初赛、复赛与征集。互联网的普及与便捷使得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合理地配置资源, 让原有的有限文化资源获得最大的效能。

2.资源数字化, 拓宽传播途径

馆藏的线下资源如果只能够通过线下传播, 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只能够服务于极少数人。因此, 从扩大资源的角度来说, 对于馆藏的一些资料和文献、视频, 能够进行数字化的尽可能数字化, 同时, 对于一些基础的普及性的培训内容, 可以组织人员摄制成视频教程上传网站资源, 方便大众学习和查阅, 不失为一个提高文化馆服务水平的好方法。

3.加强馆际交流, 共享文化资源

各地的文化馆经过数年的积累, 都有着较为深厚的资源, 而不同的文化馆依据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 又有着极大的互补性。中国地域辽阔, 发展也极不均衡, 优势地区与弱势地区的差异也十分巨大。一地文化馆的资源固然是有限的, 很可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但如果能够加强文化馆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分享文化资源, 就能够极大地拓展一时一地的文化馆资源, 从而提高公益文化服务的水平, 文化服务的档次。如果能够依托现有的各地区的文化馆资源, 集成一个大型的数据库, 那对于后期文化馆、站的建设, 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4.投入资金, 加强硬件、软件配套设施建设

文化馆的硬件设施无法跟上, 将会极大地影响到文化馆服务水平的提升。因此投入资金, 进行文化馆旧有设施的更新与淘汰是非常必要的。对于知识和资料及时更新, 引入最新的专业和教学知识, 也是提升文化馆效能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走在人民的前面, 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文化馆在当代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指引作用。

5.专业人才的进出与提升

新时代对于群文的业务骨干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的一进一出, 是把握人才管理的两个关键。

就人才的培养而论, 组织业务骨干参与培训, 观摩学习, 能够很好地加强业务骨干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使得他们不断学习并拓展原来的业务领域, 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五、结语

本文从数字时代传播媒介的转变入手, 提出现阶段文化馆建设在提高服务水平、适应时代要求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给出对策, 希望能够为促进高水平公益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略尽绵薄之力。文化馆的服务转型不是一时一地之功, 而是需要大量的政策、资金、人才投入, 以及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的。但是文化馆作为群众文化普及的重要媒介, 对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当代文化馆建设将是惠及民众的大工程。

参考文献

[1]《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5.7.

[2]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企业转型文化先行 篇8

201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等十几个部委组成调研组到开滦集团进行调研。调研报告评价说:“开滦集团创造了国有大型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新经验, 资源型企业转型的新路子, 也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鲜活案例。”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企业转型, 文化先行”。

一、构筑变革文化, 提供企业转型发展的支持力。

为了改变130多年形成的“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 推进开滦快速可持续发展, 我们积极引导员工解放思想, 构筑变革文化, 转变发展思路。经过全员的不懈努力, 逐步形成了具有开滦特色的六大转型模式:一是从以煤为主的一元发展战略转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多元发展战略;二是从以产量增长为导向的资源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向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的科技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三是从着眼企业自身的发展模式转向融入区域经济的城企互动发展模式;四是从单区域挖潜型发展模式转向以总部经济为基础的多区域发展模式;五是从封闭式整合发展模式转向开放式横向战略合作发展模式;六是从传统粗放型管理方式转向以精细化、科学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

二、突出主体文化, 提供企业转型发展的控制力。

随着发展战略的推进, 开滦形成了多区域、多产业、多种组织形式的发展格局。为了实现主体文化统领、多种文化融合, 我们一是明确了企业文化建设总体目标——铸魂、立道、固本、塑型、聚力, 即:铸企业“特别能战斗”精神之魂, 立科学发展经营之道, 固精细管理基础之本, 塑国有大企业公众品牌之形, 聚全员攻坚克难之力。二是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在主体文化大框架下, 推进子公司建设个性文化、特色文化、创新文化, 形成“主干突出、枝繁叶茂”的多元文化体系, 较好地实现了遵循与创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三、完善制度文化, 提供企业转型发展的执行力。

强大的执行力是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稳固基石。我们通过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 持续推进企业管理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是营造高效执行的文化氛围;二是强化目标和责任的落实;三是正激励与负激励并重, 奖优罚劣。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的有机结合, 提高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员工的执行力, 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证。

四、打造创新文化, 提供企业转型发展的驱动力。

实施文化再造引领企业转型 篇9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万合集团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并以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契机, 结合企业战略转型实际, 全面实施了企业文化体系再造。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逐步推进和渗透, 提炼出万合集团“客户是天, 员工是地”的核心价值观, 并确保了集团企业文化再造工作的深入、高效开展;新的万合文化的落地实施, 有效推动了集团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化, 为企业转型升级凝聚了力量, 指明了方向。

一、深入分析, 广泛调研, 形成了新的企业文化体系

实施企业文化再造, 首先要正确把握企业文化再造的方向, 准确定位企业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为此, 万合集团从问卷调查、网络论坛、专题座谈会、外出学习调研等多种形式入手, 开展了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一是开展问卷调查。2014年初, 集团在全司范围内开展了问卷调查, 就企业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和主要问题广泛征求意见。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400份, 收回有效问卷398份, 经过系统的整理、汇总和分析, 形成了许多方向性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召开专题座谈会。万合集团先后多次组织各产业板块相关负责人及专业人员召开专题座谈会, 结合企业转型发展实际, 对原企业文化体系的内容进行了逐条逐项分析探讨。三是组织外出调研, 开阔思路。集团先后组织人员赴聊城、济南、保定、扬州等先进企业考察调研, 学习借鉴企业文化先进经验。

通过深入广泛的学习调研, 万合集团认真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分析, 最终达成共识, 明确了“客户是天, 员工是地”的核心价值观, 对原企业文化理念系统中的缺项、模糊项、不合理项、不适应项进行了剔除, 进一步完善了理念系统的基本要素, 增强了企业文化体系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完整性。

二、丰富载体, 培养人才, 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宣贯

随着新的企业文化体系的建立, 万合集团迅速建立了相应的宣传推广机制, 重点从以下三方面开展了企业文化宣贯工作:

1. 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载体。

一是建立了新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了企业文化管理流程, 把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转化成具体的制度规定, 为文化的宣贯提供了制度保证。二是编印了企业文化手册, 发放至员工手中, 为新的企业文化体系的普及提供了第一套教材;三是结合企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的特点和战略规划目标, 对企业文化展室进行重建, 并作为员工培训教育基地, 面向全体员工和社会开放, 为企业文化的宣传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2. 大力培养企业文化管理人才。

为切实搞好企业文化宣贯工作, 万合集团着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人才。对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和企业文化管理人员进行了企业文化管理专题培训, 先后选派企业文化管理骨干参加培训。召开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研讨会。为广大企业文化工作人员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通过学习交流带动和提升了企业文化工作人员的整体水平。

3. 建立企业文化宣传培训机制, 全方位、多层面开展企业文化培训。

一是开展企业文化宣讲。新的企业文化体系形成后, 万合集团党工部召集相关专业人员组成宣讲团, 分赴各基层单位开展巡回宣讲活动, 对万合集团新的企业文化体系及企业文化相关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宣传和讲解, 使新的企业文化迅速渗透到广大员工之中。二是结合技师学院, 成立了企业文化内部培训机构, 分批对基层一线600余名司乘人员进行了企业文化理念、行为、服务礼仪等方面认真严格的标准化培训。通过培训, 普及了企业文化知识, 提升了集团司乘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三、促进文化落地, 提升万合品牌, 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2013年来, 万合集团结合集团转型发展实际, 加大了企业文化的落地实施力度, 主要从服务品牌创建、制度文化体系建设、一流员工队伍建设、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开展工作。

1. 选树优秀服务品牌, 培育优势产业品牌, 形成品牌建设标准化程序及流程。

我们选树了邯郸客运总站的“七姐妹温馨服务班”, 客运三公司的“温馨旅途”品牌班线, 第四分公司的“快乐乘”服务队, 就服务人员的品牌形象建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推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品牌建设理念和服务流程。2016年, 我们免费在城乡公交车上安装了WIFI, 提供了增值服务。通过服务品牌创建工作, 极大地提高了服务班组的服务意识与服务水平, 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第四分公司“快乐乘”和邯郸客运总站的“七姐妹温馨服务班”两个品牌先后被评选为河北省服务名牌, 并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集团启动了“1+5+N”服务品牌创建工程, 即在宇驰公交班线全面推广复制“快乐乘”服务品牌, 在汽贸、物流、房地产、汽车场站、长途班线创建5个品牌, 探索创建N个服务品牌。当前, 我们正在所有公营班线打造“快乐旅途”服务品牌, 在各汽车站推广“快乐驿站”服务品牌, 在物流系统打造“万合物流”服务品牌, 在万合汽贸打造“快乐车生活”服务品牌, 在天润房地产打造“商友360”服务品牌。服务品牌的建立和完善, 为提升集团整体服务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打造一流员工队伍, 形成优秀的独具万合特色的员工文化。

一是强化激励和正面引导, “育员工成才”。近几年, 集团不断深入地帮助员工搞好职业生涯规划, 开展“员工晋升通道”建设, 精心编纂了《员工成长指导手册》, 通过一线访谈、典型推荐等方式, 收集、整理不同岗位优秀员工成长案例, 编印成册, 为各岗位员工的成长和进步提供真实、具体、实用的方法和经验。二是创新人才选拔任用机制, 给予员工舞台。在全面推行员工晋升通道的基础上, 实施高学历人才竞聘上岗, 构建了内部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三是选树先进, 弘扬正气。在内部报刊《天下万合》开设“一线访谈”专栏, 针对一线优秀员工进行现场采访报道, 激励他们爱岗敬业、诚信服务。

3. 用诚信回馈社会, 让万合文化在责任和担当中落地生根。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 我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致力于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实施助学工程, 为西部山区失学儿童送去学习用品。积极参与扶贫工程, 每年确定一个扶贫点, 投入资金, 联系专家, 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我们还赞助了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从而让万合文化在回馈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中落地生根。

下一步, 万合集团将在推进文化再造、文化融合的基础上,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现企业文化的全面升级和落地创新, 塑造思想、行动统一, 素质过硬的一流员工队伍, 打造万合文化品牌, 在打造全国同行业先进企业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全国行业文化名牌, 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更好地引领企业的转型升级, 实现企业的健康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宣纸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略论 篇10

作为文房四宝之首的宣纸,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产业发展基础。但近年来,宣纸产业历经了诸如书画纸冒充宣纸、品名混用、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等诸多事件的冲击,产业发展遭受了较大影响。宣纸产业在转型升级的发展过程中正面临着一系列现实挑战和客观困难。

一是原材料供求矛盾突出,难以满足生产扩能的需求。宣纸的原料来自青檀皮、沙田稻草。但由于上述都是非经济作物,种植成本高,经济回报低,当地农民大都不愿意种植。再加上青檀树生长周期长,且宣纸用料的青檀皮要求极为苛刻,导致其价格不断攀升。

二是技术工人相对匮乏,极大制约了宣纸行业的生产与发展,严重影响到了宣纸手工制作技艺的传承。宣纸生产苦、脏、累、闷,劳动强度大,待遇较低;因其制作的特殊性,全是手上功夫,讲究熟练和技巧,一般人不习得三五年难以达到造纸标准。

三是企业赋税较重,企业不堪重负。产业因其行业特点难以进行机械化大生产,又由于原材料农产品化和加工手工化,导致行业整体抵扣率低、增值税高,综合税率高于其他行业,使得企业职工福利待遇等相关问题难以解决,长期以往恶性循环。

四是宣纸非遗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差距较大,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保护工作投入不足。就目前而言,除了宣纸传习基地、宣纸博物馆等一批硬性的项目建设和确立非遗传承人外,其他方面的保护建设措施尚为空白。

二、宣纸文化创意产业链的打造

当前,宣纸文化产业尽管面临着上述诸多困境,但其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和前景。在深入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的大背景下,宣纸文化创意产业是安徽省经济发展中最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目前,宣纸文化产业正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由传统的宣纸制造向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宣纸集团公司2014 年10 月引进科大讯飞、国运证券、海螺集团等进行股权改造,资本运营势头良好。因此,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尊重产业自身历史文化的前提下,提出了宣纸文化创意产业链打造的若干设想。

(一)宣纸文化旅游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旅游成为放松精神,减轻生活、工作压力的主要消费方式,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文化旅游的地位日益上升。文化旅游是对文化资源的旅游综合开发利用,既是旅游产业、产品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播、传承和升华的重要载体。

长期研究宣纸发展历史的专家曹天生提出,可以通过深挖宣纸的文化内涵,结合本地特色优势,开发出以宣纸为主题的旅游项目、文化工艺品、珍藏品等[1]。如宣纸文化体验园工程建成开放半年多来,就接待海内外游客1 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0 多万元[2],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宣纸文化旅游的创意开发要紧随时代热点,如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战略的不断推进,智慧旅游、智慧城市的概念不断兴起。在宣纸文化旅游开发中如果能和智慧城市、旅游进行深度结合,在线上进行旅游营销传播,并给予一定的线下旅游优惠激励等措施,相信一定能给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带来诸多益处。

(二)宣纸影视文化产业

一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往往能成为人们心之向往的旅游胜地,如香格里拉、乌镇、丽江、大理等的例子已充分说明影视作品带来的相关产业的发展效应。对于拥有众多人文、自然资源的宣纸产地泾县来说,通过将宣纸文化和当地的宝贵文化资源进行融合,将是宣纸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出口。

宣纸出泾县,而泾县是“汉家旧县、江左名邦”,李白有诗赞云“泾川三百里,佳境千万曲”。泾川大地的山清水秀孕育了宣纸,而宣纸也给泾川大气带来了灵气,文风昌盛,名人辈出。而泾县又受地缘文化“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当地现存并保留了不少的宋、明、清时期的古遗迹、民居,有些已经成为国家、省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村。如泾县蔡村镇的月亮湾就曾诞生过诸如《月亮湾的笑声》、《小兵张嘎》等经典红色电影,现已是上海文广集团的影视剧拍摄基地;查济被誉为中国写生第一村,中央美院、天津美院常年驻扎师生在此写生作画。泾川风景众多,不论是人文古迹还是自然风光,均数不胜数;而宣纸发源地丁家桥镇小岭村更是山清水秀、特色独具。将风光美好的宣纸发源地泾县作为影视文化基地,是扩宽宣纸产业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方面可以丰富宣纸文化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则是可以宣传地方文化,宣传宣纸文化,更好地树立起宣纸的品牌形象。

基于此,宣纸行业应加快建立宣纸文化影视基地暨皖南影视文化基地,积极招商引资,与旅游业、制造业并举,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同时,整合相关宣纸旅游资源,如宣纸博物馆、宣纸文化园、宣纸古槽坊等,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一些遗址加以保护性修复,和周围相关人文自然景点连接成片,形成全套的旅游线路,进行深度开发。同时,建设宣纸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村,利用当地的自然风光,形成养生文化、宣纸文化、休闲度假三位一体的体验之旅,进一步丰富产业链条。值得一提的是,2014 年各大卫视热播剧《生活启示录》就是在泾县拍摄的,其中对宣纸也有过植入式的广告,尽管缺乏深度文化内涵的植入,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

(三)“互联网+”宣纸产业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发展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现实生活。目前的几大电商平台上,均有为数不少售卖宣纸及其周边产品的店铺。经过搜索不难发现,这些店铺几乎均为泾县当地的一些厂家直销,或是一些当地宣纸爱好者通过网上售卖赚取生活补助。而这些店铺售卖的宣纸产品大多数属于以次充好,一方面是因为宣纸资源的稀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宣纸自身市场的可发掘性。

对于宣纸产业而言,互联网的作用在于如何将宣纸产业由传统的线下销售和圈层文化放到互联网上形成全民文化浪潮。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熟知互联网营销传播的常识,开通相关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积极运用网络资源传播宣纸文化和宣纸产品。同时,将线下商铺与线上渠道进行深度融合,如插入企业信息的二维码、赠送周边小礼品等。此外,可以考虑制作传播迅速的众筹类H5 互动,增加宣纸产品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力度。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互联网+ 让互联网成为一个切入口,融入到宣纸文化创意产业链打造的各个环节中,通过互联网传播倒流的作用,将更多的资源导入到产业链的打造中,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实利。

三、宣纸文化产业转型的风险应对

任何文化产业的转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若不能在其萌芽之初给予足够重视,就可能会导致整个转型过程出现重大变故,甚至导致转型升级的倒退,走历史的弯路。对比其他产业转型的遭遇,笔者认为,宣纸文化产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以下风险。

(一)宣纸文化产业转型的思想阻力

因宣纸自身的特殊性和遗产性,在转型过程中部分利益相关者形成的阻力较大。如部分宣纸生产者、管理者、艺术家等对于宣纸产业的保守思维根深蒂固,对宣纸有着特殊的情感,一时间思想难以转变,从而可能间接地成为宣纸产业转型发展的阻力。

(二)宣纸文化产业转型发展资金不足,外来资本可靠性难以预估,市场融资渠道受阻

目前,在建及筹建的部分宣纸旅游和产能提升项目已出现资金短缺现象,地方财政资金难以到位,不能及时有效地投入生产建设当中,这一困境亟须解决。

(三)宣纸生产企业高层、主管部门领导等的人事变动,导致产业发展方向和政策的不稳定和相对随意性

因为人员变动导致某地代表性产业的转型出现转折,从而政策左右摇摆,产业发展延续性不强,有例可循。中国宣纸集团公司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走出去”的战略思路,积极开发相关衍生产业,在当地投资了数一数二的红星大酒店,经营效益颇佳,后因公司及当地政府领导变更等一系列问题,最后被迫拍卖。

鉴于此,宣纸文化产业转型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应当制定较为详备的产业转型规划,分批分步骤制定阶段性目标,确立发展方向并坚持不动摇。相关企业自身要加强管理,避免出现管理漏洞并重视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宣传公关部门要与上级主管部门和媒体、社会相关机构等建立良好关系,一是防止出现政策性的较大变动,二是可以在舆论上为产业的转型升级营造良好氛围,三是运用社会资源为宣纸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社会保障。此外,要加强行业间各企业间的协同合作,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致力于宣纸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还要积极邀请业内专家和研究人员、从业人员定期会商产业发展对策,为产业转型升级出谋划策。只有各方坚定信心、协同合作,才能最大程度减少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相关风险,顺利实现宣纸产业的平稳升级。

摘要：宣纸作为文房四宝之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产业发展基础,但在其产业发展转型中面临着现实挑战与客观困难。因此,依据宣纸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探讨宣纸产业的转型策略与思路,探索打造宣纸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具体举措,为宣纸及其他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化产业,宣纸,转型升级,产业链

参考文献

[1]张敬波.泾县产业集群效应明显[N].安徽日报,2008-08-13.

出版转型与阅读文化重建 篇11

关键词：出版转型；阅读文化；重建

一

出版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专业人士对专业出版、教育出版的数字化演进所取得的业绩给出了几乎是激动人心的评价，对大众出版也表示了乐观的估计和展望，表达了欣喜之感。在几乎所有以数字化出版为主题的论坛上，专家们在演讲中都要重复地不厌其烦地指出，出版数字化转型不可阻挡，出版业剩下的几乎只有顺昌逆亡的选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出版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进行之中。我在2008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数字出版：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5年过去，数字出版毫无疑问还有长路要走。转型的现在进行时态告诉我们，作为一种全新介质的出版行为，数字出版的成熟程度还远远不能与传统纸介质出版比肩。因而，我们在为数字出版的某些奇迹惊呼与赞叹的同时，决不能就此满足从而停止探讨的步伐。一部科技发展史告诉我们，质疑与不满，进而推动不断的探讨，乃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内在逻辑。

倘若我们能理解人类科技进步这一内在逻辑，那么，对于数字出版的某些质疑与不满，就不会简单地被看做是保守主义的灰暗心态和时代落伍者的酸葡萄心理。对于出版数字化转型，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数字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未必昌，逆之者一定亡。为什么顺之者未必昌？因为成就一份事业不仅要看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还要看是否在正确地做事情。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能看得出，问题永远处于解决与未解决之中。记得电子邮件最初使用时，人们欢呼这是一项伟大的创新，我们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伊妹儿。紧接着就产生了垃圾邮件，伊妹儿就受到了警惕，电邮创新好像就没那么伟大了，提供电邮的网站就有了过滤垃圾邮件、欺骗性邮件乃至攻击性邮件的责任。网络阅读遇到的问题几乎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网络出版，网络阅读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阅读，而网络阅读中的不可靠又随处可见。最近在网上看到揭露网络出版的问题。一些无良出版商利用开放获取模式，欺骗研究者，特别是那些在学术交流中没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作者，出版由研究人员作者付费的假冒期刊。这些期刊的总部许多都宣称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但实际上却在巴基斯坦、印度或者尼日利亚运作。无良出版商向研究者们发送垃圾邮件，招揽论文，但却绝口不提需要作者缴费的事。之后，等到文章被接受出版时，作者们才被告知需要缴纳一般为1800美元的费用。学术出版挑选最好研究成果的职能正在消失，他们几乎愿意接收全部的文章，只要作者愿意出钱就好了。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是，作者们失去了保持质量的强劲内在推动力，而读者在这些文章面前也失去了阅读的可靠感觉。据说，在印度新的无良出版商或期刊每周都有涌现，他们的出现是因为市场的需要——成百上千个印度和其邻国的科学家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出来，以此获得职称和晋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出版业的权威性、公信力迅速大打折扣。

在人们为出版数字化转型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举出这样一个实例，不免有些扫兴。我也很喜欢出版数字化转型，总在为接踵而至的数字出版创新激动不已。但这些扫兴的实例却是必须设法解决的事实。我们要使得数字化出版顺之者比较昌，就得以必不可少的忧患意识来清醒认识数字出版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数字出版目前尚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二

出版数字化转型与阅读文化重建的问题，显然是数字出版实践中最需要讨论的问题。阅读问题从来就是出版业发展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阅读是出版业传播知识文化的功能最直接的现实。出版业人士通常所说的“读者是上帝”、“上帝”的满意度，亦即受众阅读的满意度，应当是出版业发展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出版数字化转型给人们的阅读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而讨论阅读文化重建的理念和实践，显然有利于客观审视数字出版发展的现状，有利于人们趋利避害地接受数字出版，有利于从根本意义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数字出版业态。

在数字化转型中，人们在为阅读效率的极大提高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为阅读的碎片化问题、浏览式阅读问题、实用主义阅读问题以及浅阅读、泛阅读、读图、读视频、网络狂欢等等负面问题表示了深刻的忧虑。然而，更为深刻的问题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达尔文主义被人们所接受，数字化带来的这些负面问题，似乎已经被众多的读者忽略不计或者说就此接受，甚至包括原先的许多忧虑者。对于原先那些忧虑乃至抱怨，似乎可以用得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一些诗句来嘲笑和自嘲。也就是说，忧虑者尽管忧虑，抱怨者尽管抱怨，数字阅读中上述那些负面问题依旧快乐地进行。这样的态度一方面体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乐于迎接新事物的乐天心态，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新事物成为潮流时，许多人很自然会出现的从众心理、盲目状态、犬儒主义。

正因为此，在人们为数字出版的某些神奇现象啧啧称奇而狂欢的今天，作为有责任感的出版人和出版理论研究者，更应当针对出版业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鉴于出版数字化转型对传统的阅读文化正在造成致命的冲击乃至消解，故而这种讨论具有价值体系重建的意义，可以称之为阅读文化重建。

三

阅读文化问题，主要涉及到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价值、阅读的方式、阅读的选择、阅读的环境等。其中，核心的是阅读的价值问题。

下面从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三种出版类型的数字出版看看对阅读价值带来的问题。

首先从数字化专业出版来看阅读方面存在的问题。数字化专业出版最为令人心仪的是其为读者提供解决方案的高效出版与阅读的神话。人们总是感兴趣于阅读效率的提高，惊讶于相关知识检索能力的提升。数字专业出版确实有效解决了这方面的实用性需求。然而，专业阅读并不仅仅要解决阅读速度和效率提高的问题，也不只是需要解决检索需求问题。在专业阅读过程中，还有相当多元价值的东西可以在阅读中获得。当一位博士研究生就一部博士论文的写作从专业数字出版商获得解决方案的同时，极有可能的是，他将因此失去了一系列完整的专业阅读的机会。就拿最为抽象的数学来说，哈尔莫斯就说过：“数学是一种别具匠心的艺术。”波莱尔说过：“数学是一门艺术，因为它主要是思维的创造，靠才智取得进展，很多进展出自人类脑海深处，只有美学标准才是最后的鉴定者。”菲尔兹数学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认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漂亮的艺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数学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种学科都具有各自的艺术魅力。如果人们的专业阅读仅仅满足于各种知识元的检索和知识云朵的解决，如果人们把专业出版和专业阅读仅仅看成是知识处理过程，那么，人类社会将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淖，各种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完整性研究将被忽略，思维科学将遭到弱化，蕴含于学科研究成果中的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将遭到遗弃，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是残缺的。为此，我们要说，数字化专业出版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果只是满足于解决方案的获得，极有可能给读者造成多方面的损失，特别是人文精神和思维科学方面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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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阅读问题与专业出版比较类似，但层次更为丰富，问题更为复杂。现代教育事业越来越需要弘扬人文精神，需要对人的素质的全面培养，需要更多的人与人的交流，而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升学。数字教育出版在这方面有可能造成阅读上的很大损失。快速的检索在为学生提供现成答案、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正好违反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当然，通过数字化出版来提高学习效率是必要的，我们都在享受提高效率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能把学习简单化，把阅读简单化，更不能为了提高出版的效率而造成阅读学习的简单化。

大众出版的阅读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的，一类是休闲的。休闲的大众阅读主要是指读者为了休闲、审美、娱乐、愉悦等目的的阅读。实用的大众阅读即指读者通过阅读获得思想文化上的教益、写作艺术的修养以及各类知识的认知。许多时候实用与休闲交融于大众的阅读生活中。诚然，在电子阅读器上人们已经可以读到很多很好的小说、人物传记和文化读物，读了之后一样会有很好的收获。但是，目前对于大众阅读影响最大的是移动阅读而不是电子书，移动阅读包括移动阅读碎片式信息、原创园地的海量文字以及视频、读图、播客、微博乃至短信，凡此种种的数字出版物，充斥大众阅读的时空，这就不能不予以认真对待。尽管大众阅读与专业阅读、教育阅读的专门性要求不同，但求开卷有益，通常无所谓碎片还是完整，浏览还是专注，浅阅读还是深阅读，泛读还是研读，可大众阅读事关国民素质的养成，又绝非无可无不可之事。在大众阅读过程中，如果普通大众读者总是处于碎片式的移动阅读状态、鼠标快速浏览状态、只言片语的浅表性阅读层面，更有甚者，如果总是处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张口就来的即时l生阅读状态，缺少必要的完整性，缺乏真挚的感受，无意于深致的体验，加上数字出版传输的便捷和样式的新鲜，使得大众中潜心阅读者越来越少而走马观花者、道听途说者越来越多，则不仅实用性阅读的收获无从谈起，就连休闲性的阅读享受也会堕入混乱之中，作为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大众阅读则可能南其辕而北其辙，适得其反，误入歧途。

四

我们之所以要针对出版数字化转型来讨论阅读文化重建的问题，乃是因为出版业的每一次重要创新，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阅读行为。从数字出版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阅读的过程来看，由于拥有许多技术手段的支撑，数字出版使得读者的被动、被选择、被接受的程度空前上升。这一问题也应当在阅读文化重建时加以讨论。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应当予以大众进行阅读选择的自由，并且建立起保障这一自由的秩序。尽管一个人从小阅读或许是被动的，是被选择的过程，但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却是从被选择到自主选择的过程，自主选择的能力越强，个人的阅读能力就越强，阅读心态、阅读心智也越成熟，而社会的阅读文化也就越成熟。

然而，在数字出版阅读上，人们在阅读的选择方式上出现了由主动选择向被动阅读反向发展的趋势。在很多时候，人们在网络上接受的是侵入式阅读，广场式阅读，甚至还会出现反复冲击式的阅读。此类阅读信息服务体现了出版主体传播能力的提高和服务意识的强化，事实上读者从来就需要不断地接受各种信息从而做出阅读的选择。但是，问题在于，在电脑上，读者经常需要停下已经开始的阅读，对于屏幕上忽然跳出的一个又一个八卦的新闻标题做出阅读与否的选择，当读者正在倾尽心血研读一部专著或者倾情体验一部纯情文学作品的时候，忽然遭到屏幕上倏然闪出的颇具情色冲击力的广告冲击，主动的阅读与被动的阅读经常面临博弈。更不要说在博客世界里那种竟日进行的广场式阅读，在强化了阅读自由度的同时，阅读的主体性同时也被消解了。

我们得承认，上述被动阅读的问题不是数字出版的错，而是数字技术魔匣里经常会蹦出的怪物，倘若理性的人类不加控制，那魔匣里指不定还要蹦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东西来。在这样的时代里，需要我们对阅读的方式和环境保持必要的自主能力，也需要数字出版者做出共同的努力，在发展数字出版的同时，不断地优化我们的阅读方式和环境。

五

数字出版最为引为骄傲自豪的是速度问题。数字出版的阅读速度无疑也得到了极大提高，阅读的快与慢也就形成了激烈矛盾。在传统出版条件下，人们讨论阅读的快与慢这对矛盾，仅仅在于治学修养的不同需要上。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阅读的快与慢矛盾则几乎达到“生存还是死亡”的激烈程度。

为此，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读书界出现了一个慢阅读运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有一位教授托马斯正在大力开展慢阅读的实践。他主张细细阅读一本好书，反对一目十行。他说，慢阅读能唤回阅读的愉悦，从高品质的文字中找到乐趣和意义。他严厉批评学校鼓励学生开展阅读速度和阅读数量的竞赛，认为只是对阅读价值的破坏。托马斯教授还在课堂上开展慢阅读教学。他鼓励学生回到传统阅读中去——大声诵读甚至背诵，要求学生“琢磨”和“品味”文字。可想而知，已经习惯在网上快速浏览网页的年轻大学生们，再次面对纸质读物时，竟然出现了注意力很难集中的阅读障碍——托马斯说，“我想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一目十行中失去了多少。”他要求学生一定要慢阅读。前不久也有大学教授跟我说，现在学生都没必要去图书馆，就在数字图书馆上边直接借阅图书。我想这也很好，节约跑路借书的时间，有相当的好处。但是我们要谈的还都是阅读方式的问题。由于网络化借书的便捷，学生们现在屏幕上读书效果如何，会对我们的阅读带来哪些影响，需要认真讨论。加拿大约翰·米德马还以《慢阅读》为名出版了一本专著，力挺慢阅读。书中展开对慢阅读的价值分析，继而把慢阅读引申到作者与读者乃至与社会的关系上来看待。

一直以来，许多文化名人都主张缓慢生活，他们的一些主张可以对今天在数字化条件下忙碌生活的人们有所启悟。米兰·昆德拉有一部专著专门讨论缓慢生活的意义，书名叫《缓慢》。他写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逛的人都去了哪里？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的流浪汉去了哪里？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地空间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米兰·昆德拉为田园风情的消失唱了一曲幽怨的挽歌。现代化、数字化进程必然不断加快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人们已经开始抱怨生活节奏快得令人喘不过气来，似乎都知道不快不行，可又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着急。阅读速度当然不可能幸免于其问。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不能一味地以快为美，而必须解决以人为本，科学解决好速度的控制问题，努力做到该快则快，该慢则慢。阅读文化的重建也应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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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出版数字化转型中提出阅读文化重建问题，本质上是对社会阅读以及出版业坚守和弘扬人文精神的呼唤和引导。

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社会阅读以及出版业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弘扬，其次才是知识、信息的传播。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嬗变、解构乃至丧失，这是人类社会无可奈何的悲哀。人们已经被市场竞争、效率至上弄得相当疲惫，现在又要被数字技术搞得如此这般的支离破碎、踉踉跄跄，且不说那些急功近利的专业阅读、教育阅读，就连大众阅读的休闲式阅读，情意绵绵的阅读，思考人类命运的阅读，都变得匆匆太匆匆，好像明天立刻就要获得一个重大发现，然而这分明不过是人生应有的精神休憩。重建阅读文化，必须在人文精神的导引下，建立合理的阅读价值取向，构建多元的阅读方式，改善阅读环境，减少阅读的盲目性、从众性，增强阅读的理性、自主性。

重建阅读文化，则需要在出版数字化的各种载体和传播方式运行中建立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阅读评价体系。此类阅读评价体系在纸介质出版的传统格局里业已形成，而这是成熟的阅读文化所必须的。尽管这种评价也许对大众阅读的自由度有所压制，容易造成社会管理机构权力的滥用，造成过于强化精英阶层权威的僵化现象，然而，这毕竟是文明社会在无序与有序、理性与非理性一系列悖论面前的理智选择。数字出版特别是当前的网络出版，还没有形成应有的书评制度，这就不是一个完善的阅读文化环境。诚实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缺少标准、缺少价值评价的困境中会感到严重的困惑。不道德的作者和无良出版商却可以在系统内耍阴谋、玩阴招而无须担心受到正面力量的谴责，如此便将对人类社会正当的出版和阅读形成严重的威胁。作者和出版者应当抵制不受任何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拘束的出版方式的诱惑。为此，出版界和阅读界要立足于建立行业规则，提高行业识别出版舞弊行为的能力，建立起开放的评价环境，让亿万热情的网民睁大眼睛审视出版物的质量，发出批评的声音，从而建立起有序的阅读文化环境。

七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数字出版派生出来的阅读问题，还应当通过数字出版理念和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来解决。这一轮出版的技术革命乃是在新技术引领下发生的，基本上是数字技术有何发明，数字出版物读者便去尝试进而被吸引、被接受。可是任何先进技术都存在着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的两重性，人文精神将要求我们趋利避害，不能让技术的负面作用肆意放大。阅读文化重建，正在对数字技术提出要求，数字出版业不能不负起相当的责任。

审视直至目前为止的数字出版与阅读状况，至少可以提炼出以下需要反思的问题：1.提供解决方案的服务并非数字化专业出版的全部，专业出版的全面价值和严肃性需要得到维护；2.数字化教育出版要把引导学生深度阅读、慢阅读作为业务突破的重点方向；3.数字化大众出版要提倡开卷有益，倡导品味和价值的提升，可以有原创园地海量文字上传，更需要强化网络出版的编辑环节；4.网络出版与阅读应当建立起以诚实为基础、内容为导向的作品评价体系，数字图书馆要把那些无良出版商从目录中删除；5.为确保用户阅读选择的自主权而建立更加健全有序的网络环境；6.网络技术提供商、移动技术运营商有责任为建立网络阅读环境和移动阅读环境的秩序而努力。

总之，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出版业较之于出版业以往任何时候的社会责任都要重大而复杂，服务于社会阅读的责任也空前地受到高度关注，而目前正遭到相当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但无论遭到怎样的批评和质疑，绝大多数人士并不会因此诅咒数字出版，更不会诅咒数字出版的命运。《第一财经日报》曾于2006年3月28日发表一篇文章《因为互联网，我们需要做得更多》，其中，美国《华尔街日报》运营副总裁潘瑟艾罗说道：“内容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应该做出最棒的内容。至于读者的阅读形式，我们不应该苛求。因为互联网，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正如他所说，我们希望数字出版在阅读文化重建方面做得更多更主动一些。这是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也是读者维护阅读权益的需求，无疑，更是包括数字出版业在内的整个出版界无可推卸的责任。

唱响千年文化,敲开转型坚冰 篇12

平定县自古崇文重教, 北宋年间建冠山精舍, 后相继建有明贤书院、高岭书院、槐音书院等, 以及逐渐形成的冠山书院文化、冠山舍利文化;县城内有中国近现代女作家、革命活动家,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石评梅的故居;平定县是古代连接长安、北京的古驿道, 从旧城的上城、下城到双塔, 各处分布着许多古建筑, 还有传承已久的刻花瓷文化、亮晶晶制作工艺等, 这些都是古州平定千百年来宝贵的人文遗产。

位于平定县东北绵山山麓的娘子关有万里长城第九关之称, 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已和固关长城形成了娘子关景区及特有的关隘文化。娘子关还以山明水秀的宜人景色闻名遐迩, “娘子关瀑布”悬流百尺, 瀑布旁又有水帘洞、趵突泉等景点, 景色极为优美。

太行山亿万年的沉淀, 形成了平定县的两大自然奇观:一是太行山屋脊溶洞, 此天然溶洞位于岔口乡主铺掌村, 是迄今为止在北方山脉中发现的规模最大、钟乳石最丰富的溶洞, 二是古石柏 (崖柏) , 分布在岔口、东回、娘子关一线, 其中以麦家岩成林、成片的石柏为代表, 有着飘逸、弯曲、灵动造型, 木质密度高、油性大, 并有着醇厚的柏木香味, 成为根雕、根艺的最佳材料, 极具观赏价值。这两大自然奇观都是太行山之瑰宝, 也是近年来平定开发的旅游新场所。

此外, 抗日战争时期, 发生在平定的七亘大捷, 成为八路军“重叠设伏”的经典战例, 现七亘大捷纪念碑成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百团大战冠山阵地遗址、 血战磨河滩 ( 娘子关) 遗址及铁路沿线日军遗留的炮楼, 正成为新的红色景点;此外, 还有张庄药林寺保留的抗战时期太行二分区利华制药厂遗址、抗战时期的平定路北、平东、平西抗日民主政府遗址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