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转型（精选7篇）
大学文化转型 篇1
一种文化是一种行为主体之价值观、精神意识和行为的总和。在内表现为精准的意识和判断,在外则表现在物质和行为上。大学的文化,指的是大学的精、气、神和大学各类行为的精神表达,是大学的“理念要素、制度要素和特色要素”的总和[1]。大学的文化,集中表现于它的知识生产活动中,表现于大学人对知识生产活动本身之价值、功能的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大学本质的体认和践行,并由此上升到一种大学信仰和对大学事业忠诚的高度。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转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大学文化的转型,是一种新的大学信念和大学身份的确立[2]175-176。新的大学文化,既是大学转型过程中各种文化要素冲突融合的结果,也是决定大学转型能否成功和持续的充要性条件。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文化转型主要反映在大学的创业文化、学术文化、质量文化以及引领文化等诸方面。
一、创业文化
众创时代,创业文化成为中国大学的首要文化特征。这一特征把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与传统大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对于这一文化类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创新创业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进入了它的大众化发展时代。中国大众化高等教育在其最初阶段只是量的而非质的变化,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支配下的专业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加之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处于转型期,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变得越发突出和严峻。大学教育的专业设置与社会产业类型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大学与社会之间便出现了结构性脱离的现象,中国的大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落入失业状态的困境。在这种境况下,单方面的调整已经无济于事,它需要大学和社会产业部门两方面积极做出相互适应的变革,以应对社会失业的压力和挑战,创业即是在这一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一个社会学和教育学概念。自从这一概念被提出来,中国的大学生创业及其教育就成为整个社会创业发展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创业型大学”是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路径》一书中提出的表征现代大学转型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伯顿·克拉克之所以使用“创业型”(entrepreneurial)而不是“创新型”(innovative)的概念来表征新型大学的特征及其行为,主要有四个原因[2]:一是创业“更有力地指向地方上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指向导致改变组织姿态的行动。”二是创业是“全部大学及其内部系科、科研中心、学部和学院的”一个总体特征。三是创业本身含有“事业”的意涵在内,指向大学师生为了做好教育事业而积极主动地寻求学术的创新活动。四是在深层次内涵上,创业已经成为新型大学的一种整体的组织文化特征,指向了大学创业文化的建设。很显然,单纯的创新概念已无法包含现代大学变革的这些内涵。因为创新几乎是所有时代大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在创业型大学,创新只是其中一个关键要素而已。在2004年出版的《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中,伯顿·克拉克又根据大量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发展出创业概念的一个新内涵,即经由大学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行为,大学可以成为一个自力更生、自主创业和发展、持续变革的有机体[3]。这样,大学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各种需要。
(二)大学的创业活动必然具有教育性和知识性
大学的创新创业活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创业而创业,它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特征。首先是教育性。只要学生没有毕业,大学里包括创业在内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首先具有教育性。对于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而言,尽管直接的大学生创业实践,比如学生休学创业是大学创业教育的方式之一,但它并不是创业教育的全部。切不可简单盲目地鼓励学生辍学创业,更不可用简单的物质利益绑架现代大学的学习和科学研究。如果学生的休学创业只是在低水平上重复了社会的简单职业,远离了学科知识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业是不可鼓励的,否则我们就是在鼓励学生在其最富创造力的人生阶段浪费他的大好青春年华。而且这种浪费造成的损失不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是无法弥补的。其次是知识性。大学生的创业必须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不能落后于他所学专业所达到的平均知识水准。以计算机专业为例,比尔·盖茨的微软创业、乔布斯的苹果创业、扎克伯格的Facebook创业等,都建立在他们所学专业最新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创业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已经超出了大学里教授的知识范围,大学里教授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如果让学生从事简单的零售业等活动,去与农民工争岗位,就会从根本上失掉大学创业文化的本质。
(三)大学的转型是一种新型大学文化教育转型
大学的创业文化教育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主要是一种与学科相关涉的学习态度和创业素养的生成教育。其最为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创业文化培育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观念和创业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创业的新生力量和优秀力量,疏解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中国大学自身也会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完成学科专业的结构性调整,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传统大学把纯粹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作为大学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大学本身也被看作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教育则要求大学把知识看作一种生产力量,一种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学术资本。这就要求大学的师生在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要以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为中心,围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企业技术的改造升级、政治力量的优化和整合、人文信念的改组和改造、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保持等,从专业的角度增加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唯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通过大学的创业文化导向现代人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引导现代人在创业中超越物质功利主义陷阱,走向诗意生存之境。
二、学术文化
崇尚学术是大学学术文化的核心特征[1],现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文化要求大学的学术活动围绕创业活动展开。大学学术文化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互为表里,相互促进。
(一)大学创业文化的丰富性拓展了众创时代大学学术概念的内涵
现实的压力是理论探索的根本动力,受大学创业活动的影响,以及大学对创业价值的认同,高等教育家们自觉地对学术的概念和内涵加以重思和重建。自从当代美国教育家博耶(Ernest L.Boyer)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把学术的概念扩展为发现的(discovery)、整合的(integration)、应用的(application)、教学的(teaching)学术等四个方面[4],现代大学对学术的理解和认识便被推进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阶段。至少在理论上,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把学术仅仅与科学发现活动等同。另外四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在大学里也取得了同样的合法性地位,尽管在实践中还有待于大学的管理者们去探索更加合理有效的措施对其加以制度化保证。每一种类型的学术都有它自身不可替代的特点,都有各自的学理演绎以及处理该学理的技术。这些学术类型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大学学术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自的领域诠释着大学的真理。只是在大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大学的不同类型之间,这四种类型的学术各有侧重。如从整体上看,中世纪大学的发现学术要略逊于现代大学,但是不论是中世纪大学还是现代大学,发现的学术都是其学术活动的应有之义;同样地,在现代大学,尽管发现的学术较为突出,但是在一些应用技术型大学中,它们更加侧重应用学术。从大学学术活动与其所服务的外部环境来说,学术的概念正如梁启超所言,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5]723“学者术之体,术者体之用”[5]724。各种学术活动都在其终极的意义上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动。在这个路径上,不同的学术活动在直接服务社会的面向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教学学术通过教学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发现的学术通过学理的研究和观念的发明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心理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整合和应用的学术则通过技术的发明和改造直接服务于社会,等等。
(二)众创时代要求建立一种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的学术文化
首先,要对学术活动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不可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学术活动标准裁判另外三种。要充分认识到,上述四种学术活动对真正的大学都不可或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任何一所大学,不论是何种类型都是在有所侧重的前提下共享着四种学术活动的思想资源和技术成果。在现代大学里,学术活动是其最高的利益所在。“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四种学术活动除了各自具有不同的学理和技术的路径,它们还共有着大学之为大学的学术价值观,那就是对知识真、善、美的追求,借由学术的创造活动不断增加知识的财富,不断拓展人类解放的视界,以承续人类的文明。
其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学术文化正在向应用技术方向转移,这种转移具有世界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合理性,是中国大学创业型转型的必然逻辑,值得倡导和鼓励。问题在于,受中国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观的影响,现代中国大学较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技术发明需要精益求精,基本学理的研究也需要愚公移山精神,代代接力。实用主义与物质功利主义相结合,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文化充满了功利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学术研究的应用取向和对策倾向较多,大学的学术活动完全被现实的政策和市场需要所左右,沉潜地关注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则相对不足。长此以往,必将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影响力。因此,在加强大学应用学术文化建设和倡导的同时,要谨防中国大学学术文化在创新创业教育的浪潮中加剧物质功利主义倾向,必须把发现的学术文化建设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以平衡大学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由于长期受到物质功利化学术研究及其评价的影响,大学教授们忙于争取各种课题和项目,忙于科研活动和成果评奖,忙于各种形式的外出讲学,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科生的教学效果。中国大学教学学术文化的隐而不彰,直接影响了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纵观拥有本科生教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实践,它们都是把本科生教学视作大学发展的生命线,视作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如在美国大学,本科生教育一直是大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正是通过本科教育,美国大学把美国价值观以及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理性传授给了学生[7]61。离开了本科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科学研究将会受到根本的削弱,因为“本科生教育和源于此的学术学科构成了学术的心脏,构成了我们大学的学术核心,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将会决定大学的声望以及大学在专业、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实力。”[7]为中国大学未来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尤其需要加强大学的教学学术文化建设,彰显教学学术文化的魅力,以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没有着眼于提升本科教育质量的教学学术文化,一如美国教育家刘易斯(Harry Lewis)所言,大学的卓越也只会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大学也将会迷失教育方向[8]。
三、质量文化
大学质量文化是大学追求卓越的学术文化本质的内在要求[9]。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走文化强国之路,是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共识,也是中国大学对时代最为重大的承诺和使命。
(一)大学的知识生产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何为高的高等教育质量,这是一个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否则,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也可能走入歧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要想澄明这一问题,又需要弄清楚大学最关心的事是什么。也即从对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大学的存在具有怎样独特的价值,且这一价值又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取代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始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大学最主要关心的事情应是知识生产。“我认为,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6]18“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也明确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很多社会组织因其对知识生产活动的依赖或参与越发接近大学,大学的知识生产活动仍然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组织,高深知识依然是任何社会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实质性核心,是大学师生共同操作的内容。“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及其方法的一个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的主题由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相关技能构成。”[10]可见,知识或者高深知识是大学的核心关怀,大学的一切其他活动都围绕着知识生产活动展开,大学的创业及其创业教育也必须以此为基础。既然大学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而存在,其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是为社会发展提供知识、观念和技术,那么它所提供的知识的有效性就自然成为判断大学乃至高等教育质量的最为重要的标准。
(二)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共同构成了大学生产的有效知识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何种知识是最为有效的。在古典时代,最有效的知识是伦理知识,人类靠它才可以进行人禽之辩,彰显德性,以保持人类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健康延续;到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最有价值的,利用它人类可以驾驭环境,开发自然,直接增加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寻求确定性,保证生活的富足和安康。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走在科学技术知识大昌其道的路上,海德格尔说,“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完全受现代科学的知识意愿所支配的”[11]。实践证明,这一意愿是借由科学的物化———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因其明显的功用成为支配人们思维的最为有效的知识。在支配和改造现代世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构造了现代人的心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大学以其自身独特的知识优势成为这一改造工程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吊诡的是,塑造者总是被其所塑造的反过来加以规定,“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场所(因此它们是19世纪的产物),变成纯粹的、越来越‘现实的’操作机构’”[12]。即使如此,科学技术知识并不是大学唯一合法的知识。仅就科学知识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可以直接地物化为技术,能够被直接技术化的知识也只是整个科学知识宝库的冰山一角。爱因斯坦通过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引力波”的存在,在100年后的2016年人类才通过实验验证。科学家们已经相信,这一验证必将会对人类未来的生活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如果用直接物化的标准衡量引力波的问题,今天的科学进步就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说过,技术性知识作为人之存在真理解蔽的一种手段,仅是一工具性存在。更何况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尚存有巨大的无法量化的关于人之心性价值探讨的人文知识宇宙。所以,大学的质量文化中除了包含可以直接物化、增加社会有形资产的技术性知识———它们是显明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活动的最为直接的智力支撑,无法量化的各类知识的发现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如陶冶人之文化心理和人性的人文知识,这些知识无法量化,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正是这些人文知识才从根本上划定了人禽之界限,确立了人心之秩序,也定位了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序。因此,在一定情况下,无法量化的知识的生产活动更加值得关注,它们不惟是技术性知识赖以发达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决定了大学的心胸和气度,划定了人类存在的福祉范围。
(三)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落脚点
创新创业是个体的一种外在能力,更是个体的一种潜在素质。在创新创业和个体的专业知识之间并不必然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个体的创新创业素质包含身体的、心理的和文化的三个方面,是个体的一种综合素养和整体智慧。从知识类型的角度,要想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养的高级人才,仅仅靠外显的可以物化的科学技术类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需要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契机,把关涉人之培养的心性知识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全过程,使之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灵魂。除此之外,要想培养理想的、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承担责任的一代新人,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还需要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学生兴趣———包含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在内的兴趣的教育引领价值。毕竟到目前为止,人类生存的这颗星球仍然充满了无限的不确定性,这一包围着确定性的不确定性由于处在外围,它的界限更加的广大和深远。人类现有的知识相对于未知的世界永远不够,除了基于个体兴趣的知识学习和科学研究,大学别无选择。因此,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不只要教会青年学生必要的生存求职本领,它还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保持持久深切的关注,变未知为已知,不断拓展人类存在的外围空间。同时,以此为参照,不断探测人性的深度。
四、引领文化
经由创业文化教育及其创新创业活动,现代中国大学走出适应论阶段,发挥主体性,日益彰显其超越性特点,彰显它引领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文化境界。
(一)大学存在于它所塑造的文明之中
自大学从中世纪产生以来的一千年间,大学始终是人类优秀文化的凝聚[13],是人类文明间互通的文化使者[14]。没有大学,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文明会成为现在的样子。无论未来的大学会变成怎样的形式,这一大学对新文明塑造的价值和作用总会是我们判断大学存在价值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大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设计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扎下它的根基,担当起民族文化精神塑造的历史重任。短短20年间,在严复和蔡元培的先后领导下,北京大学迅速成长为中国文化赓续与新生的胚胎,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民主和科学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与北京大学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并举,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大学极力倡导“允公允能”“建设一个民主国”[15]80,把社会民主和公民道德的新观念深植于人们大众心中;梅贻琦掌校的清华大学提倡大学教育要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极力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急需的领袖人才[15]100-101,把工业技术精神注入中国社会的文化沃土;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提出大学是“社会之光”“海上灯塔”,要着眼于“服务社会”“组织改造”,坚守“学术自由”,实施“教授治校”,“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以“求是”为根本原则,为国家民族培养精英式领袖人才[16]351。不断地把科学求实的精神和健全理性扩展为社会发展所依托的鲜活力量。尤其难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已经开始探索直接服务社会国家的有效途径。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倡导“(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需解决者。”又“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15]82竺可桢要求大学办学要“联络省政府建、教各厅及中央机关,参照社会之需求,造就致用之人才。”[16]347“大学应为一地方的楷模。”[16]533正是经由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自觉努力,自由、民主、科学、公民、技术、理性等现代观念才有效植入中国文化的基因,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机体的组成要素,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代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大学再次融入社会变革的大潮,经由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大学之道,努力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做出新贡献。在众创时代的当下,中国大学自觉投入到创新创业教育的大潮中,承担起文化创造和引领时代的重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专业为基础,以科学研究为推动力,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以人的诗意存在为最终价值皈依,努力打造大学新文化,不断丰富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影响力。
(二)引领时代文化发展是大学文化的最高境界
大学经由创新创业活动对未来社会文明的塑造,决定了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化从整体上讲是一种引领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成为其最为重要的文化使命[17]。这种引领文化具有如下的内涵。
第一,大学的引领文化是主动适应中的引领,不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式的引领。离开了对现实的适应,是谈不上什么引领的。涂尔干说过,“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18]。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的杜德斯达(James Johnson Duderstadt)也曾说过,“现代大学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是社会变革、经济要求、科学技术,这些力量也许要比现行教育机构的适应能力强得多。”[7]221这就告诉我们,大学首先需要作出适应社会的变革,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如果大学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就会失去大学存在的意义。接下来大学还要在适应中担当起创业的文化使命,寻求和创新能够使我们的社会走向真善美的因素,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二,大学的引领文化是通过它所培养的人的实践来变为现实的。梅贻琦明确提出为中国社会培养它所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领导一个即将兴起的工业社会和工业国家,以使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不再受外族的欺压。竺可桢同样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有赖于它的大学培养出一批批社会各界的精英,用科学和智识团结和领导社会各界的力量,这样,国家才会拥有一个持续繁荣富强的深厚基础。也就是说,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机构,就在于它拥有一个经由培养社会各界领袖引领社会发展的宏伟抱负。
第三,大学的引领文化集中反映在它的领导者身上。蔡元培是民主和科学的学术精神的体现,张伯苓是社会公德和民主实践的代表,梅贻琦是大师文化和技术理性的象征,竺可桢是科学文化的化身。这些大学的领导者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凝聚,是社会文化进步的风向标。一所理想的大学,它的领导者必然是引领文化的形象化象征。唯有这样,它的师生员工才有了凝聚力,才会形成引领文化的合力。
第四,大学的引领文化是在知识创造活动中实现的,离开了知识创造活动,无所谓大学的文化引领。经由知识的创造活动,大学的引领文化除了上面所说的通过它所培养的优秀人才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和引领,大学还可以通过它所创造的先进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在社会上的广为传播,以及通过它所创造的新的科学技术发明在企业内的大面积使用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和引领。正是因为大学文化是作为一种引领文化而存在,所以只需要考察一个国家大学文化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水平,基本就可以判定这个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潜力和所能达到的文明成就,进而可以判定这一国家在未来世界的生存机会和生存命运。
大学文化转型 篇2
关键词：专业发展,教师文化,大学学术,文化转型
教师文化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相互关系,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在当今大学教师从“技术工匠”角色向“实践创造者”角色转变的过程中,重视教师文化的转型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师文化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关联性
一般来说,教师文化是指大学教师群体“在长期的职业行为过程中不断汲取社会道德和其他文化因素的营养,经过积淀、整合和提炼而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群体意识、角色特征、行为特征等,反映大学教师的精神信念、价值取向、学术风范和职业道德。”［１］佐藤学认为教师文化包含了“教师的职业意识、专业知识与技能、……规范意识与价值观、 思考、感悟和行动的方式,等等,是教师特有的职业文化范式”［２］。可见,大学教师文化集教师群体价值信念、态度、习惯以及行为规范、同事关系形态与成员结合方式为一体,其核心就是凝聚了教师生命意义的价值观体系,对教师的职业行为、自我修养、 职业人格等起到“软性”的优化与提升作用。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对教师要求的变化而变化。台湾是我国最早研究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地区。台湾师范大学陈碧祥教授从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了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他认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就是教师在教学、科研或者服务社会时,通过独立、合作、反思等方法来提升学术文化、完成教育目标、提升教育质量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过程。基于此,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对教育理念、课程教学、学术精神、学术研究、专业知识、服务精神以及文化批判等多维度的提升。潘懋元教授也认为,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该包括学术水平、职业技能以及师德。潘先生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师德就应该包含学术道德与教师职业道德。显然,潘先生认为师德就是指教师的价值观念体系。
由此可见,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但关乎技术层面的内容,更包含了教师价值观念层面的内容, 这与教师文化的内涵存在诸多交集。并且,两者之间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一方面,教师文化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教师个体或群体在教书育人的专业实践中逐步形成,并随教师职业实践的拓展与深化而产生新的内容与形式。教师的生存环境与职业成熟度是教师文化赖以形成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教师文化的内涵与层次。另一方面,教师文化蕴涵了教师群体的共同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在教师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先导性,并在教师职业群体中起到指导专业实践的作用,从而促进或制约着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因此,教师的专业实践状况是教师文化生成的基础性条件,促进或制约了教师专业的发展层次;教师文化是教师专业实践状况的“投射”, 同样引领或制约了教师的专业实践水平。换句话说,“教师的专业发展必须以一定的教师文化为依托,教师文化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土壤。教师专业发展的状况又决定了教师文化发展的状况。”［３］
二、大学教师文化转型的维度与路径
教师是文化的受动者,其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无不受教师文化的影响。必须通过转变传统的教师文化,建立新型的文化机制来促进其专业发展。
1.价值取向:从工具型向意义型转变
对教师职业本质的认识决定了教师文化的类型。教师作为一种职业经历了非制度化与制度化两个阶段,但是,无论哪个阶段,教师主要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和工具而存在,其本质与一般的手工业者差异不大,教师往往以“教书匠”的角色不断重复某一种操作性行为,这就形成了保守服从与工具化的教师文化特性。在这种工具化的文化背景下,教育功能开始功利化,教师职业蜕化为纯粹的知识传授,消解了师生人生意义的建构。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师应该作为专业而存在,教师的知识与技能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而获得,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教师也不能仅仅为了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料而工作,而应该引导学生从自然生命向价值生命升华,为学生创造“可能生活”提供准备;同时,也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以及精神层次在工作中不断得到完善、提升与超越。可以看出,基于专业而形成的教师文化实质就是一种价值性的文化。
当前,很多人认为大学教师传授的知识属于 “高深知识”范畴,因此,大学教师已经专业化了。 这种认识实质上是将教学内容中的专业知识与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混为一谈,将大学教师职业简化为纯粹的知识传授,偏离了大学教师的价值性本源, 凸显了教师职业的工具性,职业意识与职业行为发生裂变,使大学教师心态浮躁、成就感与使命感淡化、价值观世俗化、职业操守平庸化,最终导致教师的学术精神与治学动力衰竭［４］。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语境中,大学教师的职业文化应该从工具性文化向价值性文化转型。为了促进这种文化转型,我们除了应该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确立教师专业地位以及强化教师个体对教师专业化的认识以外,特别要注重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以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为目标,以制度规约与制度激励为手段,既要提升大学教师的职业理想、职业使命以及职业操守,又要促成大学教师从“教书匠人”角色向“专家学者”角色转变,让教师在职业生涯中不断研究与反思,使自己的专业水平得到提升,生命价值得到实现。通过制度文化的建设可以促成大学教师共同教育信念的形成,教师可以超越 “用生命回应职业需要”的工作状态,达到“用职业体现生命价值”的境界,作为谋生手段的教师职业就会升华为一种事业。
2.管理文化:从被动型向自觉型转变
由于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认识不够,我国在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建设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如建立了严格的职称评审制度,强调对教师的教学、 进修、科研等进行量化评价。制度与文化具有很强的同构性。行政干预使教师长期处于被动的生存状态,导致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出现形式化、官僚化和低效化现象。但是,教师的专业素养应该是教师在专业实践中通过自主化的知识积累与反思而逐步提升的,因此,教师专业发展是一种自觉自为的过程,也就是说教师应该具有专业发展的文化自觉,才能增强自我专业发展的意识和动力。
基于此,教师专业发展要求教师文化从被动型文化向自觉型文化转变。从本质上看,大学是一个学术组织,学术发展需要自主自由的文化氛围,而不是外在规约与强制性的引导;教师作为学术组织中最活跃的要素应该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性,能够自省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进而将这种使命感与责任心转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专业发展行为。自觉型的教师文化可以唤醒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使教师从自身出发来理解学生、理解学术、理解自己,实现自我反思与自我发展;同时,自觉型的教师文化可以激发教师的学术创造力,使教师既能很好地传授知识与传承文化,又能发挥自身智力与道德影响力,科学预判未来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引导学生在知识技能与精神境界等方面的提升,使教育活动充满生命的灵动与创造,提升教师的职业认同度与专业发展的层次。
3.学术文化:从单一型向多元型转变
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围绕高深学问进行学术研究是大学合法性存在的基石,因此,学术性是大学的核心价值所在。大学学术与大学职能紧密相关。教师既是大学的主体又是大学职能的实践者,因此,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在根本上说就是大学学术的发展。博耶认为,大学教师的学术“不仅意味探究知识、整合知识和应用知识,而且意味着传播知识,我们把传播知识的学术称之为教学的学术。”［５］“学术意味着从事基础研究,但一个学者的工作还意味着走出单纯的问题研究,寻求问题间的相互联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桥梁, 并把自己的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教授的工作应该包括四个不同又相互重叠的功能,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学术。”［６］可见,教学是研究教与学的一种学术活动。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教学活动面对的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并且在变动不居的教育情景中,因此,教学学术具有很强的情境性,需要教师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知识以及教学智慧去解决和探究。这就必然要求大学教师具有多元化的知识、综合化的思维模式以及灵活机动的处事技巧。过去, 我们将大学学术误读为纯粹的专业学术,导致大学教师学术文化走向偏狭的“重科研、轻教学”的单一的学术文化。基于此,大学应以教师和大学管理者的观念为突破口来扩大大学学术文化的意蕴,使其包容发现的学术、应用的学术、综合的学术以及教学学术等四种学术。同时,大学还要从办学宗旨、 政策体系、教师评价标准等多方面来促使大学教师文化对教学学术理念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教学学术文化运动就推动了大学教师从“学术型教师”到“教学型教师”最后到“策略— 结果型教师”的转变,使大学教师发展更加关注教师教学策略与学生学习结果的关联性。这无疑为我国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4.合作文化:从“人为”型向“自为”型转变
由于专业界限的存在,长期以来形成了“孤立主义的文化模式”以及“垂直控制的管理模式”,造成了大学教师“自给自足”的工作方式,拒绝甚至排斥同事或其他学科的合作与批评,在个体经验世界与自身学科范式中追求独立的成功观,导致了个人主义或派别主义教师文化的形成。尽管这种封闭式的个人主义与科学派别主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可以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但是,“任何行业的成长都依赖于它的参与者分享经验和进行诚实的对话……同事的共同体中有着丰富的教师成长所需要的资源。”［７］因此,“现代教师的专业发展从本质上而言是基于社会参与网络中的一种知识共享过程。”［８］这种“社会参与网络”就是一种社会合作。教师在合作中通过知识互动将个体知识共享为公共资源,并使自身知识实现存量增长、价值放大和持续创新。
“合作是具有共同目标的个体或群体之间通过平等的方式自愿参与决策、承担责任的一种社会共生方式。成员们组织在一起,实行资源、信息、权利共享,共同行动,以实现单个成员无法达到的目标。”［９］高校教师之间开放、互动、信赖的合作关系是在自身专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合作的内生性动力,而非制度安排或人为引导的结果, 因而不同教师之间能够超越既有的知识背景、思维模式、价值取向或学术专长等方面的差异,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实现资源共享。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大学的教学合作或科研合作具有明显的人为合作文化特征:外部制度通过强制或者利诱方式促成教师的合作,这种不是以教师自身专业发展内在需求为核心动力的合作机制很难形成教师之间真正的合作、交流与学习,往往是流于形式的合作表象遮蔽着彼此疏离的利益纷争。人为的教师合作文化实际上限制了大学教师的个性发展,使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形成“随大流、合大体”的庸俗状态。因此,大学需要在尊重教师专业个性的基础上,从政策与制度方面挖掘潜力引导教师增强合作的意愿, 使教师逐步理解、内化、认可和接受同伴合作的价值观,超越个人主义的职业发展思维模式。大学还应为教师的合作搭建支持平台,通过教研活动、协同教学、科研团队以及专业对话等专业活动强化教师之间的跨学科合作与横向联系,使教师群体形成宽松、自由与民主的学术氛围,在保证学术自由的基础上,在合作中既包容学习又批判创新,既相互鼓励又相互竞争,从而活化教师思维,改变教师的观念、心智模式与价值观念,提升教师的反思能力,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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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转型 篇3
有学者企图把企业质量文化的概念植入高等教育的质量文化, 用企业质量文化的特征来囊括高等教育的质量文化的特征。笔者以为大学内部的质量文化与企业的质量文化还是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 企业的质量文化是对利润而言, 它对质量的理解是符合顾客的“要求”、符合产品的“标准”。大学当然也可以创造利润, 但它却不能像一个追求利润的企业那样运转, 因为大学的质量文化是针对“人的培养”, 对象是有个性的人, 大学找不到一个特定的精准的尺度来出售自己的知识产品。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其核心是“人”的发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质量标准, 是为“人”的培养营造真、善、美的教育氛围。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高等学校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 自觉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环境意识及传统、习惯等“软件”的总和[1] 。这一概念描述了质量文化的状态性结构, 忽视了质量文化的生成性过程和“人”在质量文化上的能动性, 由于“人”这个主体, 才赋予了大学内部的质量文化以活力, 从而形成一种动态的结构。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是一种教师、学生、管理者与学校的物质环境对话交流的相融境界, 是一种逐步改进、追求卓越的过程。
大学作为社会组织是多种属性的统一体, 它是一个兼有学术、行政、产业三重属性的机构。大学组织的学术属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 反映了大学的本质特征, 行政属性与产业属性都是从学术属性中衍生演化而来, 是大学发展到现代的产物[2] 。大学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其组织文化的特点:学术文化是大学组织的核心文化, 管理服务文化和产业文化是大学学术文化的支撑。那么, 作为大学组织核心文化的学术文化与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两者具有同一性和异质性。两者的同一性表现在:1.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是以大学的学术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亚文化, 它与大学的主文化即学术文化是同一的、相辅相成的。2.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 大学学术文化的品质和风格决定了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的品质和风格。两者的异质性表现在:1.不同的主体和载体。大学学术文化的主体主要是教职员以学科和院校为载体, 而质量文化的主体不仅仅是教职员还包括学生以院校和学校的教学组织、管理组织以及学生组织为载体。2.不同的利益诉求。学术文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教师, 其关涉到大学的学术质量。而质量文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是学生, 其关涉到社会问责。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以为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是以学生为核心的多重文化作用下的动态结构, 它不仅是学术文化、产业服务文化、行政管理文化相互循环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整合的“情境化”的场域, 更是一种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心力”的场域。
二、转型期中国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形态的演变
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是学术文化、产业服务文化和行政管理文化相互循环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整合的情境化的场域, 是我们在认知上对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的性质、意义的理解和把握, 但其意义的传达需要一些文化的形态即一个符号系统来呈现质量文化的结构。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的形态大致分成显性形态、隐性形态和关系形态三种:显性形态是指大学质量文化中可以耳濡目染的物质形态即质量文化的依托物。质量文化是学校传统的历史凝聚, 这一凝聚的过程意味着质量文化的选择性即大学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与大学组织中的“人”即教师、学生和管理者这个群体相互作用的过程。隐性形态是一种对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中物质形态的二级抽象。是教师、学生、管理者对大学质量的理性认识, 这种理性认识会成为他们的信仰、工作和生活方式, 形成他们关于知识的新的信念和规范。关系形态是联系大学质量文化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的“中介”, 指人们在文化的创造、占有或享受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 以及为维护这些关系而建成或制定的、充分体现这些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3] 。大学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如杰德勒·德兰迪所形容的大学是与社会相互联系的交往的场所, 关系形态正体现着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其内外部的交往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逐步由精英教育阶段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 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由无意识地存在向有意识地生成转变, 学生入学率的变化导致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隐性形态和关系形态的变化, 质量文化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 显性形态的变化:学生、校园和教师
1.学生入学率的变化。
中国从1992年扩招以来, 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急剧增长, 到2005年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的年增长率均保持在15%以上[4] 。学生数量上的变化意味着更多的适龄青年来上大学, 学生群体在心理特征、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程度要比精英教育阶段高, 这就要求高等学校的教育措施、培养过程都应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学生仅仅把大学教育当成是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 实用的知识和课程将在大学取得合法的地位。在学生数量的变化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根据《人民政协报》2001年3月12日所载的调查报告, 2001年中国文科在校生所占的比例约为8.9%。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所做的统计, 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50个国家中, 文科生占在校大学生50%的有13个国家, 占30%-50%的有26个国家, 占20%-30%的有6个国家学, 占18%-20%的有四个国家。也就是说, 中国大学生中文科生所占比例低得离谱[5] 。为什么在学生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而在中国高校文科生所占的比例是如此之低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由于市场的导向和学生的选择, 人文学科在大学面临着被忽视的危险。
2.校园环境的变化。
从1999年开始到2004年,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高校校园面积的扩张;2005年之后, 中国大学校园的扩张趋于平缓。中国大学校园的扩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部分高校在新建校区, 另一部分高校通过合并实现资源的共享, 提高办学的质量。校园环境作为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的物质依托, 其存在的作用就是为学生创造一种学习的氛围, 让学生在校园中能够耳濡目染一种特有的校园文化和精神。那么, 那些新建的教学楼、合并的校园能够带给学生一种情感上的归属和一种拼搏奋发的精神吗?大学组织内部要生成一种独特的质量文化就需要重新面对不同校园文化带来的矛盾。
3.教师的变化。
教师作为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的创造者,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其数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将近一半的在职大学专任教师是新教师[6] 。新教师数量的增加会给中国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的生成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些新的教师会带来新的学术文化从而使教育方式和教学技能发生改变, 大学质量文化是大学教师集体行动的结果。教师数量的变化还表现在科类结构上, 由于市场因素的影响, 1980-2007年中国普通高校不同学科专任教师人数及所占的比例,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 在两个学科门类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是经济学科教师所占比例的提高, 从1980年的1.74%提高到2007年的12.78%;另外一个是理学教师所占比例的降低, 从1980年的23.89%下降到2007年的12.11%[7]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使大学的课程更强调应用性和职业性课程, 因此一些应用学科的教师的数量明显提升, 这也意味着大学学术文化的一种转型, 科学主义文化和商业主义文化正悄然地侵蚀着中国大学的学术文化。
(二) 隐性形态的变化:知识生产模式的游离
大学显性方面的变化必然使大学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信仰、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发生很大的改变, 他们对大学质量的认识也逐渐变得理性和全面。随着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数量的增加, 高等教育的质量观由单一的向度转向一种多元、多层面的维度。多元化的质量观不仅仅是针对学生, 多元化的学生培养的质量要求必然导致教师学术劳动性质的变化, 多元化也是针对大学教师。中国大学在显性形态上的变革, 对知识的本性再一次提出挑战, 中国大学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 大学的课程更多地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传统的教学模式将会被打破。大学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知识的认识论方面的变化:在这个多样化的社会, 面临多元的选择和高度灵活的市场体系, 教师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如何才能最有效地组织生产知识、生产什么样的知识?怎样有效地传递知识、传递什么样的知识?难道知识只有被同化并成为知识的社会力量的实验场才能成为力量吗?这些困惑渗透到教师的日常生活之中, 改变着他们学术生活的方式。传统大学教师的知识生产只是把大学看作一个研究的场所, 以知识为目的, 而大众化时代的大学教师是在一个应用的环境中生产知识, 其知识生产模式是跨学科的和流动的。在这个不确定的高风险的社会, 教师的知识生产和传递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如何才能超越工具理性对大学的控制?科技和人文这对古老的矛盾在大学中将如何被教师重塑?这是转型期的中国大学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 只有把这些转型中的问题处理得当, 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才能从游离的状态走向一种秩序和范式。
(三) 关系形态的转变:大学、政府、市场三角关系的重构
由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影响, 高校一直处于政府的行政化的体制之中,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学生主体需求的变化, 这种高校行政化的体制与大学的发展不相适应, 从本质上来说按照行政机关的机制来确定大学的管理模式是不符合大学自身的逻辑的。大学学生数量的增多已经使其成为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独立的实体, 他们对大学的教育活动有问责的权利。大学面临多元的相关利益者, 该如何协调各方利益而同时又能独善其身已不是容易之事。行政化的、命令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要发生转变, 中国大学、政府与市场的三角关系需要得到重新的建构, “去行政化”将成为大学新型交往关系建立的基础。新型的三角关系应该能够促进大学对自己的管理, 切实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成功的大学管理应该是院校能够激励教职员工出色表现的管理, 我们需要采取这样一种管理方式, 使大学能够促使所有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实现自己的潜力, 而不是用过时的、管理者说了算的或者是控制型管理的方法去扼杀人们的主动性[8] 。
三、 转型期中国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的生成
转型期中国大学组织内部应该如何有意识地生成一种质量文化呢?转型期的中国大学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选择, 大学组织内部没有一种固定的质量文化的模式, 它是大学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特点生成的一种多样性的文化, 每一所大学其构成的要素不同, 其质量文化的形态也会不同。中国大学组织内部多样性质量文化的形成遇到最大的障碍应该是中国大学在组织模式上的趋同化, 这种趋同化使得中国的大学没有形成一种具有自己风格的质量文化, 没有与学生多样的能力倾向相适应。现代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是对传统质量文化统一性、趋同性的解构。笔者以为大学组织内部要形成一种独特风格的质量文化有赖于三个要素:
(一) 大学的自反性功能的形成
在这里用吉登斯和贝克等人的“自反性”这个概念来说明大学本身对自己的反思和监控。笔者以为大学组织内部要形成自己的质量文化, 大学必须要对自身有清楚的认知, 形成大学的自反性。吉登斯和贝克等人认为自反性包括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反身性。即反对和否定的对象指向自身。二是客观性。客观性也就是内在性, 即这种自反性不是人们从外部“思”入其中的, 不是想象的, 不是思想反思的结果, 而是事实。三是过程性和分岔性[9] 。大学的自反性是指大学能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反思和监控, 这种反思与监控不是由于外部的压力, 而是由于大学能从自己实际的教育行为中认识到自身的具体问题。那么大学的自反性功能如何形成呢?笔者以为大学对学生培养的质量应该有一种自己的价值取向, 用这种价值取向塑造大学组织内的行为。大学内部应该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有意识地生成自己的质量标准, 这样大学才能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修正, 大学才能真正做到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负责, 在社会生活中为学生的未来寻找到更为准确的坐标, 大学才能培养有个性的学生。大学自身对学生培养的过程最了解, 因此对于学生的质量标准肯定有足够的发言权, 政府和一些外部评估机构只是通过考察这些学校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大学自身制定的质量标准来督促大学办学质量的逐步改进。
(二) 大学学术评价模式的变革
学术文化是影响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生成的核心因素, 学术文化是特定的学术群体组织及其学术生活的方式, 与他们所从事的知识活动是密切相关的[10] 。不同教师学术生活方式、学术信念、行为方式决定了其知识生产方式。托尼·比彻 (Tony Becher ) 曾运用“都市/田园”这对隐喻来指代不同学科领域间风格的差异, 这也正体现了不同学科学术文化的差异和风格。通过教师在不同领地上的耕耘, 大学的学术文化可能是都市、田园或者二者的混合体, 随之生长出来的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也会形态、风格各异。中国的大学采取统一的量化标准来考核教师学术成果, 忽视了不同学科学术文化的差异, 这不利于多样性的质量文化的形成, 大学需要新的学术评价机制来厘定不同学科的大学学术成果, 从而对大学的学术文化的价值形成正确的判断。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和奖励, 大学更需要一种无法量化的追求学术的境界。
(三) 大学、政府和市场新型交往关系的建构
大学的知识生产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政府也不再是大学办学资源的唯一的提供者, 市场和社会参与到大学的办学中来。在大学、市场与政府的动态关系中,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主导作用开始转变为一种监督作用。政府通过制定多元的质量标准、开展评估和提供经费资助来对大学的质量进行宏观的指导和监督。市场力量参与到对大学教育质量的监控中来, 公共问责成为一种对大学质量监控的新生力量在逐步地形成, 大学、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三角关系也日益地复杂和纠缠, 但笔者以为不管这种关系多么的复杂和纠缠, 其宗旨还是为了促进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递, 大学与政府、市场这些外部关系的建立只是为了在交往中提高大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和知识传递的效率, 新型的大学、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三者之间形成一个交往的共同体。大学最终还是要摆脱权力和金钱的诱惑, 进行自身的文化的再生产, 大学在与外部的交往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种质量文化的生成需要经历一个整合、认同和创新的过程。大学内部的学术文化、行政文化、产业文化、质量文化等的合力确定了大学的教育质量, 大学组织内部各种文化的整合导致大学内部不再是统一、标准、官僚式的文化而逐步构建的是一种包容、多样和有弹性的质量文化。整合是一种由部分之间独特的组合和相互联系而产生的新实体。所形成的复合体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潜在性质, 它们是各个元素所不具备的, 而复合体的行为模式和这些元素与其他组合方式中的模型相比, 显得截然不同[11] 。这种新形成的复合体——新型的质量文化会使大学组织内部的教育活动真正地发生“质”的变化。多样化的质量文化如何得到组织的认同呢?质量文化的认同就是指大学组织内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 其实更具体地说是大学组织内部各种文化的“自我设限”, “自我设限”并不是说各种文化之间设置一定的鸿沟, 而是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度, 各种文化的载体和组织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多样性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样态, 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 是对大学内部各种思想的一种尊重和包容。质量文化的新的复合体如何在大学组织内部生根发芽, 必须要求大学组织内部有一套相匹配的组织机制, 这就需要大学组织内部逐步地改进和创生, 这样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才能逐步走向“卓越”[12] 。卓越是一个空洞的词语, 同时也是一个很丰富的词语, 笔者以为大学的质量文化的卓越要根据大学创造的教育氛围是否有利于提升学生才能开发的效率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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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转型 篇4
一、不仅要收藏传播优秀文化成果, 更要创建特色文献、新文献数据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图联共同制订的《图书馆宣言》强调:“图书馆藏书及各种服务必须包含各类必要的媒体形式和现代技术以及传统的资料。最主要的是保证质量和适合当地的需要及情况。馆藏资料必须反映当前的各种潮流和社会的演变情况以及有关人类的成就和幻想的记录。”高校图书馆与地方图书馆在文献收集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差异———高校图书馆偏重学术性的新文献;但是, 在“云”时代, 不论是高校图书馆还是地方图书馆, 都必须大量收集“媒体形式和现代技术以及传统的资料”;尤其是数字化的、最前沿的特色文献和新文献;因为文献需求者的阅读载体、时间、方式、内容等已经过渡到了“娱乐时代”的、随机的、手持的移动阅读;如果还停留在纸质文献是图书馆唯一服务方式的时代, 图书馆事业也必将“门庭冷落鞍马稀”。
“云”时代的高校图书馆, 收集文献不仅要多元———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而收藏纸质文献、数字化文献、实物文献等;而且更应该有选择地收藏地域独有各种介质的特色文献、新文献, 并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数字化———创建地域特色文献、新文献数据库, 因为:首先, 文献需求者 (教研人员、大学生) 的文化修养的定位是“立足本地, 放眼世界”, 不论是学术还是技术创新, 没有本地本民族深厚的文化为基础而直接步入世界的前列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化、物质条件等是直接制约要件;其次, 地方特色文献、新文献往往是孤本、残本、珍本、实物、非物质文化等, 如果不进行数字化, 就很难满足读者群的个性化需求;再次, 地方特色文献、新文献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至善精神和创新实践的引领作用———读者不仅有人文积淀背景, 而且作为大学生、教研人员, 当再一次看到这类曾有感悟的文献时, 不仅会产生亲近感, 更能站在学术、精神的高度去探究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再结合外域优秀成果进行比较分析, 更能创造出可喜的成就;这不仅提升民族自豪感, 更能真正展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地方的才是全国的”文化价值。例如:贵阳学院图书馆, 学院不仅每年预算有专项经费支持“王阳明文献专题库”和“贵阳特色文献数据库”建设, 图书馆人还把贵阳历史的老照片、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 (手工、蜡染、银饰、唱词等) 能进行数字化的全部数字化, 暂时不能数字化的则进行实物装裱、展示, 这不仅为学院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起到了支撑作用, 也赢得了域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
二、不仅要提供优质文献需求服务, 更要提供个性化文献需求服务
随着数字文献的不断发展, 文献需求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纸质文献需求呈逐年递减趋势, 数字文献呈现出逐年快速递增趋势, 文献需求已经完全没有时空限制———通过网络完全实现了个性化、随机化。对此, 高校图书馆不仅要提供优质文献快捷服务, 更要提供个性化的文献需求服务:每年购买纸质和数字文献已经实现了团购、共享———在省域内争取各高校图书馆只购买基藏纸质文献 (进行数字化) ;数字文献则实行高校集团共建、共享 (除有高校单独购买本校特殊需要的数据库外, 其它数据库实行合资购买、共享) ;各高校图书馆分工协作收集特色文献、新文献, 并创建特色文献数据库、新文献数据库, 并提供可能的共享服务。另外, 各高校图书馆还积极争取加入图书馆联盟、CALIS等, 预留经费以为实现馆际互借和文献远程传递服务。
在提供各类优质文献需求服务的同时, 高校图书馆已经在创新个性化需求服务方面做积极的试验性实践:首先, 对文献检索系统做改造、升级、换代, 为个性化文献需求提供硬件支撑;其次, 突破人工纸质对文献服务的时空限制———在高校内设置“自助借还平台”、“自助复印、打印、装订、下载、刻录平台”等新型人性化文献服务, 不仅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经济条件者的文献需求, 还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文献需求者的诚实、守信、自律的人格精神。
三、不仅要提供高雅的阅读空间, 更要不断提升第二课堂的教育教学功能
传统学者一再呼吁“大学四年应该有1/3的时间在图书馆度过”;其实, 在“云”时代, 这个观点似乎应改为“大学四年应该有1/3的时间在充分使用图书馆的资源”。不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 乃至高职高专学校, 课堂学习基本上都是按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进行施教的, 教学内容是有限的, 更何况许多非专业、半专业的内容很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对此, 大学生只有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纸质的、数字的、实物的) , 才能不断丰富自己学识技能, 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修养的;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在“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大学教育理念主导下, 大学生若不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广泛而深入地涉猎相关课堂之外的知识、技能、思想等, 毕业时也仅仅是年龄增加了的社会人而已。
在“云时代”, 大学生没有必要像上世纪的大学生一样“泡在图书馆”这个特定空间中, 而是完全可以在家、在宿舍、在鸟语花香的校园或校外的某个地方, 甚至是在交通工具上, 不受时空限制地利用图书馆的各类文献、自在自为自律地学习、实践、创新、体悟、验证各种知识技能——只要有网络信号, 就可以学习、创造。在“云时代”, 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不仅是免费的, 而且没有插件、没有广告, 是其它网络不可能拥有的系统化的资源。
后现代图书馆, 不仅要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各类文献及个人化、人性化、网络化服务, 更应该在“高校第二课堂”方面做足文章———提供快捷方便的、可供手机或电脑阅读的各种数字化的系统知识或碎片知识、派生知识等;在馆内更要开辟主题阅览区———把各种可资利用的文献进行声像、实训、检测等服务。例如:贵阳学院图书馆不仅开设了“生态阅览室”, 提供生态系列书刊报和声像视屏阅览赏析;还在馆内充分利用小空间开设“名师讲坛视频主题赏析区”, 包括文艺视屏区、国学视屏区、创造发明视屏区、博士教授沙龙室等———把国内外名家、名师授课或讲座的视频进行分学科滚动播放、点播 (电子阅览室) 、下载 (馆外) , 使图书馆不仅仅成为优质文献馆藏、服务的阵地, 更要使图书馆资源成为名家大师授课 (视频) 的主要阵地。
四、不仅要改变传统文献的定义域及其服务方式, 更要打造人文精神垂范团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献需求的全面化、完整化、立体化、关联化、个性化等的不断发展, 后现代图书馆不仅要尽可能地提供全方位的纸质文献、数字文献、特色文献、新文献的服务, 更要尽可能地实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史馆等多馆合一;当然, 要实现多馆藏文献的完全合一, 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基于高校图书馆库容空间等各种资源的限制, 高校图书馆应该充分运用现代技术、云储存等, 把各类实物 (动植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古迹等) 进行新文献、特色文献的数字化处理 (扫描、三维照、录音、录像等, 并配以相关文字、图片材料) , 并不断丰富其内容和提高文献需求服务质量。也就是说, 高校图书馆必须充分利用最新科技、云储存或开发相关技术, 必须遵循“存在即为文献”的后现代文献观, 本着“把一切知识交给一切人”的后现代图书馆建设理念, 不仅要收藏人类的优秀文化 (文献) ;更要开展把不是传统文献的存在物转化为现代文献的建设实践, 并提供共建、共享服务。例如:贵阳学院图书馆就在省长资金项目的支持下, 除了收藏传统文献定义域的纸质、声像文献并对其数字化外, 正在着手把贵阳的历史古迹、独有动植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进行数字文献化试验, 并在广泛吸收良好建议和充分利用前沿技术的基础上, 不断丰富“贵阳特色文献数据库”的内容和提供文献需求服务。
作为后现代图书馆人, 不仅要跟上文献外延多元化发展的步伐, 更要转变文献服务方式。应遵循图书馆人不仅是文献的优质服务者, 更是特色文献、新文献的开发者、建设者、守护人、推介人。虽然图书馆人是高校中被边缘化的群体, 但是, 我们必须以服务质量、图情项目研究建设成果、值得敬佩的人文团队去证明图书馆人的存在。贵阳学院图书馆一直实行“以图情科研项目带动图书馆人才、服务、建设发展, 以打造高素质的人文团队证明图书馆人的价值”为指导, 近几年, 除了青年馆员申报获学院立项资助科研项目外, 其他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教授等还争取到市政府、省政府、国家部委等相关图情科研项目。通过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 带动图书馆绝大多数馆员在图情研究中提升自我、提升服务质量, 更为图书馆的特色文献、新文献建设、学科知识建设、校园精神建设等凸显图书馆不可或缺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英〕卡尔·波普尔著.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A].赵玮等译.苏霍姆林斯基选集 (4) [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3].阮朝辉.基于后现代图书馆发展趋势的思考[J].教学与管理, 2012 (15)
大学文化转型 篇5
一、体育全球化
随着交通的便利、通讯技术的发展, 世界进入全球化发展时代。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系统, 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体育全球化超越国界和地域, 打破了地域环境与人文壁垒, 使不同地域的、民族的体育以丰富的个性, 进行多元融合, 相互吸纳、补充发展为一种新的世界体育文化模式。在体育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每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发展的, 各国体育文化相互交汇融合。体育全球化给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机遇, 也带来了挑战, 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
(一) 体育全球化促使我们重视传统民族体育文化
体育全球化给了各个国家民族体育文化一个交流融合的平台, 同时各个国家的民族体育文化也给体育全球化注入了活力。
(二) 体育全球化促使体育人才大范围内流动
体育人才的大范围流动, 不仅可以使我们把更多的体育人才和体育理念引进来, 同时也可以是我国的体育人才走出去。更重要的是, 这有利于培养人们正确体育价值观, 有助于消解部分体育政治化和工具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在法国教练的率领下, 中国剑客仲满击败了法国对手;郎平教练率领的美国女排, 击败了中国女排, 但是在美国女排对巴西女排的决赛上, 中国观众会喊出“郎平加油”支持美国队。乌兹别克人, 33岁的丘索维金娜曾经是苏联体操冠军, 在北京代表德国取得了跳马银牌。中国也引进了大批外国教练, 来提高一些项目的成绩。
(三) 体育法规全球范围的制定、颁布和执行, 能促使人们更加重视规则, 加快完善国内的体育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
体育法规的全球制定、执行使得体育参与者的行为更加符合国际准则。全球范围的执法监督和处罚, 使任何触犯体育法规的体育运动参与者不能逃脱规则的制裁。统一的国际规则, 制定了统一的衡量技术动作、运动成绩、违规行为、参赛资格的标准, 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公正。在中国, 借鉴国籍法律法规的相关经验, 完善国内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经济市场化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步入了市场经济国家行列。经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资源的调配方式, 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市场经济不仅刺激了中国体育的发展, 同时也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 经济市场化使人们有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 从而可以将更多时间投入体育运动
市场化条件下, 广泛的社会分工合作、机械化社会大生产, 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把人们从小农经济、手工劳动的低效生产中解放出来。人们在八小时工作之外, 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 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体育运动中去。
(二) 经济市场化提高了人们的体育消费能力, 也增强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
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体育基础设施的发展, 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体育消费能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 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 而体育运动无疑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 经济市场化将体育纳入市场, 在促进体育繁荣发展的同时, 促使我们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完整的机制
体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在经济市场化环境下, 体育也逐步走上产业化道路。事实上, 在很多国家体育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颇有前途的产业部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避免体育完全被商业所操控, 使得体育产业良性发展, 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三、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 就是指“人从传统人格转化为现代人格的过程”。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 本质上是从传统农业中国向现代工业中国转型的过程, 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人口及伦理价值观念等方面传统性到现代性的全面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主体性逐渐体现出来, 可以说,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灵魂。具体来说, 人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强烈的自主自立意识、有所作为的创新意识、积极进取的竞争意识、讲究效益的意识以及良好的法制意识等等现代化意识的确立。随着人的现代化意识的逐渐形成, 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期待更加科学先进的体育文化。
(一)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自主意识觉醒, 人们越来越重视人作为个体的感受, 而不满足于作为社会生产和发展中的一个工具存在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采取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培养完全是流水线式的培养, 虽然我国在国际体育赛事中, 金牌数量连连走高, 但是这种机械化的运动员培养方式, 越来越引发争议。
(二)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独立性和民主意识加强
人们更加具备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这一点变得尤其显著。同时, 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权益, 希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应有的资源, 这显然有利于我们正视城乡体育发展差距过大、体育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民族体育发展薄弱的问题, 并促使决策部门对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调整, 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
(三)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们更加注重全面发展, 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 更愿意通过体育的方式来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人们也具有更高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来欣赏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美。最后, 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积极进取、公平竞争的意识, 都可以通过体育运动进行展现和释放。
摘要：体育文化在社会转型中, 推动了体育文化的发展, 促进了体育市场化和运动员职业化进程。分析社会转型期促使体育文化转型的因素, 对于加强体育文化建设, 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体育文化,转型因素
参考文献
[1]安婕, 许嫒.世界体育环境的西方化倾向的初步研究.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08.
[2]陈晓宁.中国体育文化发展中传统精神文化传承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
[3]黄玮.揭秘美国体育产业.时事报告, 2012.
[4]陈雄.当前经济环境下我国篮球产业化发展研究.现代营销 (学苑版) , 2012.
[5]邓春艳, 刘转青.学校体育边缘化的管理学思考.价值工程, 2010.
[6]刘长江, 王雪岭.高校体育产业属性归属案例分析.经营管理者, 2010.
大学文化转型 篇6
关键词：群众文化,传播媒介,文化馆建设
所谓数字时代, 是与数字化革命的概念密不可分的。数字化革命, 即第三次工业革命, 是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为代表, 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太阳能、风能等高新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数字化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造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 传统工业经济转变为以信息管理为主的知识经济, 使得获得信息和传播信息变得异常简单与迅捷。数字时代的来临, 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媒介, 原本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互联网的应用、新媒体的诞生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许多原本只能在线下进行的服务, 变得可以在线上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成为了当代文化馆服务方式的主流。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提高当代文化馆等群众文化服务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更好地履行公益文化服务单位的职责, 当代文化馆的群文信息传播媒介也面临着必须转型的境地。
一、传播媒介的定义和分类
所谓传播媒介, 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 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的组织或机构, 本文所说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指第一种含义。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的传播媒介, 也可以再继续细分。传统的传播媒介, 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四大类, 而当代的传播媒介则可以根据媒体的性质分为纸媒 (包括杂志、报纸、书籍等) 、电子媒体 (电视、广播、电话等) 和第五媒体 (即新媒体, 包括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博客、桌面视窗等) 。传统的群文工作, 以传统媒介为传播方式, 主要采用的是纸媒的方式, 通过编辑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来进行群文工作的宣传和辅导工作, 扩大其影响。在新媒体尚未兴起的时代, 这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手段。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传统的传播媒介已经渐渐为时代所淘汰, 代之而起的是新媒体的发展。
二、纸媒的衰落和新媒体的发展
随着信息获得的途径越来越多, 越来越便捷, 纸媒的衰落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先是实体书和杂志的销售大幅下滑, 许多老牌的杂志纷纷停刊, 而后连报纸这种纸媒中销量最大的媒介也受到了波及, 2014年1月1日, 在上海创办了14年的《新闻晚报》宣布停刊。其余的传统媒体在冲击之下纷纷转型, 力图谋求与新媒体的合作, 在数字时代继续生存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 新媒体正以其强劲的势头席卷整个媒体业。所谓的新媒体泛指利用计算机 (计算及信息处理) 及网络 (传播及交换) 等新科技传播的媒体, 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产生了质变, 一般来讲, 具有数字化、互动性、超文本、虚拟性、网络化、模拟性的特点。
截止至2015年6月, 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6.68亿, 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达到了5.95亿。QQ、微信、微博等即时通讯工具的长足发展,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方便, 这些迅捷的通讯工具的使用, 使得舆论不再为传统的媒体所垄断, 普通民众的话语权日益扩展, 影响日益扩大。可以说, 在数字时代, 网络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同于传统的“发布——接收”、只有一个权威的信息传递模式, 在新媒体中, 每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形成多中心的信息传递格局。这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有可能成为权威, 完全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所存在的“一言堂”的情况。对于文化馆的文化服务来说, 原本单向的发布信息变为了双向的互动, 所有的服务 (不论线上线下) 都能以最快的方式得到反馈及评价, 而这评价又会以最快的速度在市民之中进行传播。可以说, 新媒体的介入对文化馆的服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三、数字时代文化馆群文工作面临的挑战
1.群文讯息传播方式的滞后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 传统的以杂志、报纸等纸媒为主要媒介传播的群文传播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虽然许多文化馆也在不断探索前进, 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论坛等作为与群众进行交流和传播群文信息的平台, 但是其内容往往设计的极为简单, 更新也较为滞后, 不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文化需求。如何通过更好、更方便的形式传播群文资讯, 群文信息, 扩大文化馆等群文文化单位的影响, 使得文化馆的服务对象不再集中于一老一小, 而是将更多的年轻人纳入到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中, 是建设高水平文化馆需要解决的难题。
2.群文服务内容、形式的革新
文化馆的职责涉及到多方面, 就性质而言, “群众艺术馆是组织、指导群众文化艺术活动, 培训业余文艺骨干及研究群众文化艺术的文化事业单位, 也是群众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场所。文化馆是开展社会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组织辅导群众文化艺术 (娱乐) 活动的综合性文化事业单位和活动场所。”文化馆的传统文化服务, 包含书法、摄影、乐器、声乐等艺术门类的培训与辅导工作及展览、演出, 而传统上, 这些工作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学习、交流而进行的。面对面的学习交流当然必不可少, 但只有这种传播方式则显得较为单一, 无法满足现阶段群众文化服务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改革的要求, 其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建设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对于文化馆来说, 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所接受, 使得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的大众, 这是当代文化馆转型摆在面前的难题。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在今天, 不仅仅意味着多样的、富于个性与适应性的学习内容, 也意味着多样化的传播途径。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 依托网络而进行的多媒体教学已经悄然兴起, 成为了传统面对面教学的一个重要补充。网络似乎成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方式。而如何利用现有科技的力量, 将群众文化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 使得群文工作的步伐跟上时代, 这是在群文工作改革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3.文化馆文化资源的更新
文化馆是省、市一级重要的文化服务单位, 从立馆至今, 积累下不少的文化资源, 这既包括书籍、文献、视频等资料, 也包括一些硬件的配套设施。但是, 数字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 不少文化馆的硬件配套设施和文化资料资源并不能与时俱进, 及时更新, 而是显得比较陈旧, 这造成了不少文化馆的服务与时代脱节, 难以满足人民现阶段的需要。
就艺术门类而言, 一般的市级文化馆都设有美术、摄影、声乐、器乐、戏剧、文学等门类, 但对于一些新兴而普及度极高的艺术门类, 如微电影等, 却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四、变革与对策:建设当代服务转型的高水平文化馆
1.建设高水平群文交流平台, 推进线上活动与线下的结合
鉴于互联网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普及, 积极引入计算机人才, 搭建高水平群文交流平台已经迫在眉睫。高水平群文交流平台的建设能够使得群文工作者更好地了解群众文化的需求, 扩大文化馆公益文化服务的受众, 使得更多的民众能够接触到群文的服务, 了解群文的资讯, 极大地提升文化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就目前文化馆的情况来说, 虽说文化馆内业务干部占据主流, 但是配备有专业计算机人才的却很少。良好的网上平台能够集成多种服务形式, 比如培训班及日常活动的预定、退订、评价、个性化定制, 信息的采集与反馈, 甚至许多大型活动的报名、初赛、复赛与征集。互联网的普及与便捷使得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合理地配置资源, 让原有的有限文化资源获得最大的效能。
2.资源数字化, 拓宽传播途径
馆藏的线下资源如果只能够通过线下传播, 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只能够服务于极少数人。因此, 从扩大资源的角度来说, 对于馆藏的一些资料和文献、视频, 能够进行数字化的尽可能数字化, 同时, 对于一些基础的普及性的培训内容, 可以组织人员摄制成视频教程上传网站资源, 方便大众学习和查阅, 不失为一个提高文化馆服务水平的好方法。
3.加强馆际交流, 共享文化资源
各地的文化馆经过数年的积累, 都有着较为深厚的资源, 而不同的文化馆依据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 又有着极大的互补性。中国地域辽阔, 发展也极不均衡, 优势地区与弱势地区的差异也十分巨大。一地文化馆的资源固然是有限的, 很可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但如果能够加强文化馆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分享文化资源, 就能够极大地拓展一时一地的文化馆资源, 从而提高公益文化服务的水平, 文化服务的档次。如果能够依托现有的各地区的文化馆资源, 集成一个大型的数据库, 那对于后期文化馆、站的建设, 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4.投入资金, 加强硬件、软件配套设施建设
文化馆的硬件设施无法跟上, 将会极大地影响到文化馆服务水平的提升。因此投入资金, 进行文化馆旧有设施的更新与淘汰是非常必要的。对于知识和资料及时更新, 引入最新的专业和教学知识, 也是提升文化馆效能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走在人民的前面, 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文化馆在当代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指引作用。
5.专业人才的进出与提升
新时代对于群文的业务骨干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的一进一出, 是把握人才管理的两个关键。
就人才的培养而论, 组织业务骨干参与培训, 观摩学习, 能够很好地加强业务骨干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使得他们不断学习并拓展原来的业务领域, 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五、结语
本文从数字时代传播媒介的转变入手, 提出现阶段文化馆建设在提高服务水平、适应时代要求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给出对策, 希望能够为促进高水平公益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略尽绵薄之力。文化馆的服务转型不是一时一地之功, 而是需要大量的政策、资金、人才投入, 以及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的。但是文化馆作为群众文化普及的重要媒介, 对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当代文化馆建设将是惠及民众的大工程。
参考文献
[1]《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5.7.
[2]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文化转型时期的信仰建设 篇7
信仰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群体和生活于该社群文化条件下的个体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或人等的信服和崇拜, 是带有倾向特征的心理状态;信仰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作为人对待生活的根本态度, 信仰是以认同永恒价值或终极意义的“存在”为基本前提, 是对生命不朽的精神追求, 是每个生命安身立命的根本, 是精神寄托的基础。信仰一方面包含了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对某种规则的遵从, 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自我精神的救赎, 是现实与理想、当下与未来的统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型时期,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社会各个层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思想上也经历了大的变化。“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1 当前中国民众信仰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生活世界的改变必然带来思想上的改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之所以会产生信仰, 与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环境是紧密相关的, 它来源于物质世界, 植根于人的灵魂深处。在这样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中国民众的信仰也呈现出的新的特点和状况。
1.1 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
80年代末90年代初, 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有七十多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发生了剧变。这些失败的教训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展没有真正的扎下根。由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使得中国民众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 对社会主义信仰产生了动摇。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也使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将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1.2 信仰的缺失和虚无主义
信仰的虚无主义, 拜倒在物质利益脚下是当今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不能回避的一种现象。信仰的缺失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征, 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说:“20世纪的信仰危机和21世纪的信仰迷茫, 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 无论是宗教文化的, 还是世俗文化的, 都承认20世纪的人类文化将带着信仰危机步入21世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信仰缺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1.3 信仰的多元化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多信仰、多宗教、有神论和无神论长期并存的国家。当今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社会转变, 由商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变革中, 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在这种巨大的变革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同时, 人的精神生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在正常的思维观念不断涌现的同时, 各种错误的观念、各种危机意识也在悄悄涌动。任何社会都有主流信仰和非主流信仰。正当信仰和非正当信仰之分。社会上也出现了粗俗、低级、动物式的非理性欲望信仰。
2 文化转型期对民众信仰的影响
中国社会正在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中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中国民众正从传统深处走出来, 与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会面, 从而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向自安代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转型。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以文化转型为先导的。信仰本身构成了人类文化本身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信仰隶属文化范畴, 有它特有的文化价值。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 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激荡并日益加剧的趋势。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创造了一个文化交流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接受世界思想文化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文化方面的联系和谋合以世界范围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为深刻背景。文化转型期的特殊特点构成了中国民众信仰特点的原因和背景。
2.1 古今中外文化的融合和冲突
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革时期。现代市场经济在理论上最终被认可, 并且成为社会运动自觉追求的一个目标, 是这一变革时期最本质的内容之一。尤其是促动社会的最深层的变化, 即传统文化模式的失范, 引起新旧文化模式和中外文化精神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植根于传统的农耕文明, 是一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机制、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庞大而复杂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矛盾。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 两者之间的差别必然产生冲突。可以说文化冲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特征。林毓生曾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和持续。”
2.2 精神和物质发展的不协调
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不可否认的出现了物质和精神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前, 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 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使得我国综合国力增长不快, 人民生活改善不大。物质条件薄弱, 人民没有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给生活带来的富足生活。邓小平同志曾经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于是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在物质上取得的成绩是每个人都切实体会到的。但也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 忽视了对精神文明的建设。
2.3 现实和理想的反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的平等和社会的平等并没有完全实现, 市场经济的轨道造成贫富差距, 心理不平衡, 邓小平说, 商品经济是手段, 共同富裕才是目的。市场不相信未来, 市场经济的全球和由之而生的经济理性对生活的宰制作用是现代信仰危机的根源, 市场只相信当下的现实结果和实际利益。
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不成熟阶段的现实状况之间产生了落差和失望心理。因此会产生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 进而转向追求物质利益和非理性的低级的信仰。
2.4 破而未立的尴尬
传统文化中儒学有自上而下的教化, 现在这种教化没有了, 人们只好自己寻求各种切合自己实际的精神信仰。人们以往的信仰都被“破”了, 但社会主义信仰却未牢固的建立起来, 民众在信仰的层面出现了“真空状态”, 就给其他的信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中国社会在这样的文化转型期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支撑现代化进程的相对统一的、主导型的文化精神。
2.5 现代性的未完成和后现代性的冲击
中国进行的现代性文化转型不是像西方国家采取内源式的, 而是外源式的, 是在西方列强武力逼迫下被动进行的现代化转型。文化上从近代以来就发生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到今天仍然非常剧烈, 现代性带来的风险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很突出, 尤其是随着体制转轨, 许多人面临的风险不仅有来自自然界的威胁, 而且来自于体制转轨中有可能面临的失业与社会救济等风险, 而且制度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西方的后现代学者开始对现代性的弊端进行反思的时候, 中国的现代性建设还没有完成, 这样不成熟的现代性遭遇后现代性, 产生了时代的落差和冲突。
3 社会主义信仰建设的方法和路径
信仰具有巨大凝聚力。信仰是形成强有力的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 是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千千万万群众凝聚起来的法宝。
如今中国的社会日趋多元, 要成功走过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 需要求得多元价值观在道德底线上的共识, 为中国的持续发展积淀厚实的精神文明资本。
改革开放首先从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但许多人还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阶段, 从而对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危机。作为主导社会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一旦受到了危机的困扰, 社会和个体的精神价值体系受到的冲击就可想而知。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信仰, 并使中国民众在思想深处确立社会主义信仰需要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给出了我们要遵循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 走自己的道路, 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个历史告诉我们,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 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 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不要说实现‘小康’, 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信仰, 我们要注意处理好几对关系:
1) 主流信仰和非主流信仰之间的关系;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信仰, 也就是我国的主流信仰的同时, 还要注意对非主流信仰的指导和借鉴, 争取用主流信仰来规范非主流信仰。2)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也要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 而更重要的课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要使民众确立发展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正确观念。真正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信仰时一定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结合。
从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的现实中, 民众以确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从这样的物质基础上进而坚定思想上社会主义信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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