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重建（共11篇）
经济重建 篇1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整体不仅有着现实而紧迫的共同利益,同时也面临着威胁生存的共同问题。因此全球经济治理成为时代的需要,但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存在诸多缺陷,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制度对全球性危机的预防与调节能力的严重不足,也激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制度的信心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对现有的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强烈呼吁。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概要
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达。全球治理理论最初由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缺陷
1.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权威性缺陷。现阶段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主要是由主权国家成员所垄断,这种制度主要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是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协商和多重博弈的结果,是代表各种利益的国家势力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因此,这就会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带有很重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会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与全球公正公平的标准不一致,从而影响着制度的权威性,影响国际制度作用的发挥。各个主权国家会在与自身相关的特定问题上表达强烈的呼吁和关切,而在涉及全球性问题上又会显得无所关心,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单个主权国家会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违背现有的经济治理制度,使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条文名不副实、强制力有限。这种带有妥协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必然会使现有的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制度的权威性会遭受着重大的挑战,权威性缺失必然会使大多数成员对国际制度和规则丧失信心,这又影响着未来新制度,新规则的重建。
2.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公正性缺陷。当前的国际制度主要是在二战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二战之后,美国凭借着经济绝对优势,主导了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及国际体系的重建。随后时期,虽然这些制度和规则在国家之间的博弈和国家实力的演变中有所调整,但是经济的绝对实力依然掌握在美国等为数不多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所以总体的规则本质没有变,它仍然反应和维护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比如说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美元既是国际货币又充当了本国的货币,美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可以不顾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巨大的经济泡沫及资产泡沫,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以更加严重的形式暴露,最终引起国际金融、经济动荡和危机。显然,这种反应少数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并不能够代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旦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国际规则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它所产生的影响不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而是国际经济的危机动荡。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这种规则的实施和制度的运行能都维护和解决但是国际经济所面临的矛盾性问题,但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是暂时性的,是短时期的,并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触及问题和矛盾的更本,假以时日,问题还会出现,矛盾还会暴露而且会更加突出。
3.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代表性缺陷。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相应的经济改革或者经济战略的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正在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但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地位不相称,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规则和制度中的话语权以及规则制度的制定权是很少的,而现有的规则和制度又是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靠着这种规则和制度,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赚的是盆钵满溢,因此,它们必然会维护这种给它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制度和规则。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增强使得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意愿和诉求不断增强,这必然会造成与大国主导下的治理体系的矛盾冲突。
4.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价值性缺陷。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是在二战后西方大国协调下建立的,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自由经济思想也被内嵌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之中。国际制度和规则都深深的打上了自由主义的烙印。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该组织旨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通过双边和多边的谈判消减关税,减少关税壁垒,减少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障碍。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美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进而传播世界,造成世界经济的危机和动荡,这其中的原因离不了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之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它反映了自由主义理念在金融领域充分实施,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主张金融、贸易、技术、资本等要素自由的跨国流动。这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在08年金融危机的风暴下,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是,相比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更低的国家,其所受的损失程度是很小的,也有数据表明,在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率先从危机中走出,而中小国家的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甚至一些国家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单一的价值理念是不能够满足国情不同、利益不同的世界各国的需求的,崛起中国家的国际治理理念也在逐步形成。
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重构
世界经济在发展,在前行,全球问题也不断在出现,危机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变化中的世界的需要,对于缺陷的制度必须重构,让它更能满足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这是关乎世界各国的重大课题,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构建一系列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
世界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度,要求有新的制度来与之适应,以促进国际经济的平稳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资本、技术、人才不断的跨越国界自由的流动,全球经济市场融为一体,在资本流动、汇率变动、金融危机防范等方面,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新的经济治理体系来进行国际协调和监管。特别是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看到了缺乏统一的监管和调节的金融自由流动给世界经济的重创,虽然在此之前,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24小时不分国界的金融交易给世界金融业务国带来丰厚的利益,但是这场危机的重创也是让人们记忆犹新。现有的金融监管大多数是限于单个主权国家,这些机构难以对跨境投资和融资业务进行有效的监管,局部的带有国别的金融体制是不适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今天,因此,构建一个新的且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2.调整现有的国际经济调剂机制
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是在二战之后,由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的优势地位建立起来的,所代表和反应的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面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强力发展,现有的国际经济调节机制难以发挥它的作用。如果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实施中,少了全球经济第二位,货物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的中国,那是难以成立的。所以,调整现有的国际经济调节机制成为国际社会的需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美国独享该组织16.77%的投票权和17.09%的份额。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七国集团,曾长期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明确规则制度,根据新情况提出新的规则制度,克服自身的缺陷,朝着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能够切实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建立并完善非正式制度
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此,一方面应该通过非正式制度来塑造出新的制度,由此来弥补制度的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应该要求不同点的行为体参与进来。当前,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成员多是主权国家,非国家主体没有在其中表达意见的机会,这就不更够准确的代表世界公民的诉求,通过国际非政府间的广泛参与,能促使经济治理制度的社会化和多元化。如果能让国际公民参与进来,加强与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良性互动,将有助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更能兼顾多方的利益诉求,从而有利于在世界范围的推行。
4.强化制度的实施及问责制并增加透明度
当前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在制定和决策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就缺少必要的监督,相应的制度在实施人员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没有实行问责。这样,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就收到质疑。应该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定、监督、实施的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执行机构,加强制度和规则的评估,建立执行董事会机制,对人员的任免、选拔要公开透明。建立问责制,对不履行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国家,组织,团体,要进行与之相应的制裁,增强权威性。
四、结束语
总之,经济危机后,国际社会看到了合作共治的必要的,国际合作意愿空前增强,这些都积极推动着相关全球治理规则的改革和建设。对全球经济治理离不开发展中国家,也离不了发达国家,这是危机后国际社会所取得的共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增加了。但是,也应该看到,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不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它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因此其重构和完善必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参考文献
[1]张伯里.《当代世界经济》[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修订版).
[2]庞中英.《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M].北京大学出版社.
[3][英]亚当·罗伯茨/[加]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呈志成等译.《全球治理》[M].中央编译出版社.
经济重建 篇2
平朔矿区生态经济重建的意义及其内容
以处于生产鼎盛期的全国最大露天煤矿之一的`平朔矿区为例,针对它与区域生态经济紧密相关的特点,分析它在生态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生态经济重建对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提出生态经济重建的主要内容.
作 者：郭青霞 白中科 吕春娟 周孝 GUO Qing-xia BAI Zhong-ke Lü Chun-juan Zhou Xiao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山西,太谷,030801 刊 名：资源开发与市场 英文刊名：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年，卷(期)： 21(4) 分类号：F062.2 F061.3 关键词：平朔矿区 生态经济重建 可持续发展汶川重建计划经济型城市 篇3
首先，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前遭遇唐山大地震的中国。1976年，除了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以外，中国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当今中国已经面向全世界开放，非常乐于接受国际援助组织和医疗队的援助。中国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去证明她的危机管理机制比缅甸的好，地震后的四川不是飓风过后的新泽西。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中国向世界证明她是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那就是一个超越一般的重建汶川计划。这一计划将超越所需，在外界的帮助下，采取新型技术来建设一个新型城市。类似于这样的转变在灾难过后并不罕见。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地震中近6万人遇难。葡萄牙的King Joseph将里斯本重建成为一个宏伟壮丽的城市，并以最早具有防震设计的建筑而闻名于世。里斯本的Pombaline King Joseph区自复兴时代直到今天都是旅游热点。
中国可以比葡萄牙做得更好。在国际帮助下，汶川将被重建成为一座节能的经济型城市。同时绿化环保概念可能启发世界。这样的经济型城市将成为在根据能源消耗指向的经济增长矛盾之外可持续发展的模型。汶川会如同巴西的库里蒂巴一样，因其优秀的公共交通和城市环境规划而受到赞扬。贯彻可以拯救星球的解决方案，是比所有匾或纪念碑都更合适的对地震遇难者的颂词。
中国已经显示出对城市创立的开放政策。上海崇明东滩岛，是雄心勃勃的上海产业投资公司供给动力努力创建，并由能承担的节能组织设计的一个下一代低能量耗能社区。由全球性工程公司ARUP建立的东滩，将以当地广泛的自给自足的有机农业为特色。其公共交通将由氢燃料电池供给动力，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碳的污染。通过在内陆地区实行类似的计划，中国可以改变的不仅是如何亲近保护环境，而且是世界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楷模。
将汶川重建成为一个生态城市可以依靠一个已经很广泛的环境合作区域网。韩国、中国、日本在1993年签署了环境合作合约。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已成立十几年。特别是日本和中国正合作控制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同时，为了更好地加强技术交流，日本的一些城市与中国城市成为了姐妹城市。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5月上旬访问日本，在到一个拥有当今最先进技术的回收工厂参观时，他提出了用日本最先进技术来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的殷切期望。
汶川能够进一步提高区域合作水平。日本的技术、韩国的资金以及海外华人的支持都将在东南亚地区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台湾特别指定特种基金，也作为与中国大陆开展经济合作关系的一部分。但是汶川不能只是摆放在陈列室的展览品，它必须是可承受的并且是可复制的。就如同汶川作为模范不管是在只有空白石板的地方还是在已经存在的城市中，都应该是实际可操作的。为了有效地、公正地处理来自污染、气候变化和能源不合理利用的问题，我们必须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那些经济发展问题比其他问题都严重的被忽略的地区。在富裕的国家使用节能汽车或更有效节能的冰箱是必需的，但是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富裕的国家应该提供资金来帮助像汶川这样的城市，以达到全球性减少碳排放的新标准。
经济重建 篇4
一、四川地震灾区自然条件及区域环境特点
“5·12”汶川大地震主要发生于龙门山脉断裂带,是历史地震的多发区。该区域包括成都、德阳、绵阳地区,既是成都平原经济圈的核心,又是中国成渝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发达的现代工业,也有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是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混合区。从自然条件分析,该区域处于龙门山脉,地形山高陡峭,相对海拔3 500~4 300M。东部山地基带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西部山地为干旱河谷气候,年均温5℃~15℃。伴随气候的垂直地带性,龙门山植被垂直地带性明显,山地土壤矿产元素丰富,土质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龙门山为岷江、涪江等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内支流的分水岭,是四川水能资源的富集区。从区域环境分析,其特点:一是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大。21个县区中,2006年经济密度最高的和最低的区县差距达到400倍以上;人均GDP最高和最低的县区差距达到5倍多。二是产业沿江沿路布局明显。除部分位于成都平原的县区以外,大部分县区基本位于川西和川西北高原山区,水资源分布不均和交通可进入性差,使该区域产业沿江分布的特征十分明显。三是产业结构层次水平低。该区域是中国重要的农牧业交错带,大部分县区的第一产业占有重要地位,以传统农业和畜牧业为主;部分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县(汶川、黑水、理县、茂县等)以矿产资源开发型、高耗能型、粗放型工业为主,产业层次低、竞争能力差。四是水电开发布点广强度大。该区域以岷江为主导的水电开发强度大、已建和在建的大小水电站沿江密布,为水能资源开发打下了良好基础。五是农村城镇化进程比较缓慢。龙门山前为平原丘陵区,山后为高山峡谷去,地形多样,耕地资源质量差异明显,农业人口比重为大,人地矛盾突出。且地质灾害频繁发生,交通条件差。地理条件严重制约了城镇化进程。六是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该区域自然条件独特,旅游资源丰富,既有四川熊猫栖息地、都江堰水利工程等世界遗产地,又有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包括以熊猫为主要对象的自然保护区,以及羌、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二、以恢复重建为契机,促进灾区区域经济发展
1. 用好灾后重建政策,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目前,四川灾区应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区域政策,以及区域经济的恢复性政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性政策,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一是用好财政转移支付与税收减免政策,改善灾区生活和生产环境问题。转移支付政策是政府通过实行财政资金转移到灾区人民生活、医疗救助等方面的补贴,使灾区迅速解决衣食住用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灾区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加快受灾地区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灾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税收政策是国家实施的灾后重建区域政策之一,使灾区尽快地担负起恢复生产的作用。灾区利用税收减免政策,即有重点、有选择地运用优惠或限制性的税收措施,减免灾区企业的负担,从而改善企业发展的投资环境,对企业恢复生产起到积极作用。二是用好信贷优惠与产业发展投资政策,解决灾区工农业生产恢复问题。灾区利用国家倾斜性的信贷优惠与产业发展投资政策,针对当地中小企业争取信贷支持和灾后贷款投放的需求,积极支持灾后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因地制宜地重新规划和布局一批工业企业,以谋求灾区经济稳定发展,利用投资巩固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增加农业信贷投入,重点支持农户贷款,使灾区农民尽快恢复生产,对灾区农业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用好人口管理与开发政策,解决灾区劳动力培训和就业问题。灾区政府应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人口管理政策,积极进行灾区人力资源开发,抓好青壮年的劳动技能培训和教育,提高灾区劳动力素质。在加快重建过程中,尽量地为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同时,认真引导极重灾区的人口本着“自愿、平稳、有序”的原则向外地转移,妥善解决外迁安置问题。四是用好灾区特殊开放政策,鼓励国内外重建资金再投入。灾区政府应利用类似特区的某些特殊开放政策,以各种激励措施吸引其他地区和国外对灾区的投资或引进项目,特别应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灾区恢复重建工作。
2. 利用对口援建支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步伐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制定下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组织东中部地区19个省(直辖市)对口支援汶川地震的19个县(市),每年投入资金下限为各省(直辖市)上一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连续支援三年。国家确定四川极重灾区和重灾区39个,其中18个重灾县(市、区)得到对口支援省(市)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对这些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建议当前还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方面,统筹安排援建资金,建立使用监督机制。灾区应利用对中央财政建立的灾后支援基金、对口省市援建资金、社会捐助资金,以及受灾地区自筹资金应统筹安排,建立使用监督机制,合理投入利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灾区各项援建项目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加强与对口建援省市的区域合作。灾区应找准本区域发展的薄弱环节,充分利用援建省市的优势资源,在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金项目优势等方面,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着力把“输血”功能,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把短期援建手段变为长期经济发展措施,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如,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在安徽省的支援下,与安徽省马钢、铜陵有色、中钢天源科技、安徽朝山新材料、皖酒集团等知名企业联系,达成了工业硅加工项目、金矿开采项目、牦牛肉深加工项目、矿泉水开发项目、青稞酒开发项目、锰系列产品开发等项目,起到了带动灾区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
3. 统筹灾区城乡建设,加快区域经济发展进程
加强区域与城乡统筹,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一项重要内容。灾区政府应以科学规划为前提,以重建项目为抓手,以提升产业为支撑,以统筹城乡为载体,来推动灾区经济发展进程。一是完善灾后重建规划。灾区应根据当地自然环境特点和区位优势,调整完善重建规划,提出新的目标与措施。具体来讲,就是在编制乡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时,应从整体出发,合理配置市政基础实施和公共服务实设施的标准,加强区域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引导人口、产业合理布局。重点扶持综合条件较好的乡镇,增强城镇抗灾防灾功能,提高灾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二是调整重建产业内容。灾后重建是实现结构调整优化的良好机遇,灾区应利用调整灾后重建规划的契机,淘汰落后生产力,调整产业结构,突出当地产业布局,以基础性产业、特色效益产业、骨干优势产业作为重点,加快恢复重建。还要把灾后重建与建设工业园区、开发区和集中发展区相结合,使灾后重建项目实现集中发展,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三是统筹城乡体系建设。以区域优先发展战略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同步提升城乡统筹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大力提高灾区城乡统筹发展的整体水平,这是四川都江堰、崇州等市县实现灾后恢复重建发展,推动灾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都江堰市按照城乡统筹整体思路,贯穿“全域成都”理念,借鉴国际国内灾后重建的先进经验,把灾后重建、城乡统筹、突出城市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对接成都打造国际旅游化城市,并且提出“一体两翼三带”的城乡统筹发展格局,带动城乡统筹发展功能,逐步完善构建城乡资源共享体系,起到了区域经济互补、互促、互融的发展效果。这种灾后恢复重建的发展思路和措施,值得其他灾区借鉴。
4. 发挥灾区自然优势,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效益
加快灾后重建,应结合当地县域经济特点,充分发挥自然优势和区位优势,把现有优势转变为商品优势和产业优势,不断增强灾区经济发展效益。一是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灾区应根据当地区域经济特点,充分发挥水电开发、矿山资源、畜牧业、立体农业等自然优势,通过招商引资,着力挖掘现有资源找项目,积极培育水电、铁矿石、煤炭、畜牧、现代中药、茶叶等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加大优势资源的力度,提高特色产业经济效益。二是大力发展灾区农业产业化项目。结合灾区农业生产实际,应注重加快灾区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项目对接,以发展牛、羊、猪等畜牧业与茶叶、特色水果、马铃薯等种植业作为龙头产业,加快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综合发展能力,加大灾区农业经济的增产增收效益。三是积极发展灾区生态旅游业。四川灾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加快恢复重建,需要结合藏、羌少数民族特色、世界自然遗产、熊猫自然保护区以及地震遗址等旅游资源,大力开发灾区旅游产品。通过开展国际国内旅游促销活动,扩大旅游业在灾区经济推动作用,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长远发展效益。
三、重视处理好灾区恢复重建与发展区域经济的关系
1. 重视灾后生产生活恢复与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灾区应重视处理好恢复当前生产生活与规划长远经济
发展的关系。不能仅限于恢复紧迫性、急切性和短期性的项目建设,而忽略灾区经济长远发展建设项目,以及整个灾区经济重建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要求。“恢复”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是“恢复”基础上的延伸,是“恢复”过程中的持续和提升。因此,在加快灾区恢复重建中,既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尽快恢复实现灾区生产生活正常化,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又要与灾区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合理布局、城镇化推进、新农村建设等问题相结合,研究解决灾区长远经济重建规划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2. 重视灾区就地重建与加强生态移民扶贫的关系
灾区应立足于当地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可持续性实际出发,充分利用灾后重建投资项目,全面加强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优势支柱产业、特色效益产业、生态旅游产业等方面,应注重培育灾区产业的持续性潜力,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增长点。由于地震灾区多处于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交通不便,且地质灾害频繁严重,少数极重灾区天然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条件,需要进行生态移民,外迁安置到土地资源相对富裕和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因此,在加快灾区就地重建的同时,还要注重把极重灾区移民与扶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尤其要解决好灾后失地农民外迁安置的生产生活问题,确保生态移民和扶贫攻坚工作的顺利进行。
3. 重视灾区统筹城乡建设与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城乡统筹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包括农村组织制度、农民文化在内的社会问题。加快灾区重建不仅要解决恢复重建过程中复杂、多样的经济问题,而且要解决灾区诸多社会与组织制度问题。成都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德阳是四川省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市,这些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由于四川主灾区域地处成都、德阳、绵阳经济带,又集中在主要平丘县区,因此,加强城乡统筹建设应作为灾区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中,应当把灾区城镇与新农村建设一起规划与实施,坚持走统筹城乡一体化路子,逐步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格局,从而促进灾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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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奇葆.加快恢复重建步伐服务全国经济大局[N].四川日报,200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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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建 篇5
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基础--论道德不适与道德重建
不同的经济体制以不同的道德为基础.自然经济中的“家庭道德”和计划经济中的.“单位道德都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否则只会产生”个人主义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而要使新道德内化为人的自觉行为,必须培育”社会人“,因为”单位人“在摆脱对单位的结构性依赖后首先成为”个人“,而不会自动成为具有公益心的”社会人“.
作 者：夏洁 作者单位：南京工程学院社科部,南京,210011 刊 名：天府新论 CSSCI英文刊名：TIAN FU NEW IDEABIMONTHLY 年，卷(期)： ”“(3)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市场经济 道德 道德不适 道德重建经济重建 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传统道德 重建
中图分类号:F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09(2009)5-0002-02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它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相辅相成。在人们的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吸收我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实守信”传统美德的重建
在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诚”指诚实无欺、真实无妄;“信”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讲诚信,就是重承诺守信用,求真务实,不弄虚作假。诚信是中国古代哲人极为重视的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先哲们把诚信视为“进德修业之本”,所以中国历史上把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因而需要诚实守信。因为,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合同与契约经济,是一种有各种利益需求的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与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市场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受商品生产一般特性的制约,都具有为他性、服务性和为己性、牟利性相存的伦理二重性。互惠互利、诚实守信、公平竞争自然成为市场经济内生的道德律令和“游戏规划”。其实,西方早就有个说法,叫做“信用就是金钱”, “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资本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更应如此。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社会中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问题奶粉、“苏丹红”辣酱、毛发酱油、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恶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问题,正在沉重地打击人们的饮食信心……中国的食品怎么了?明天我们还能吃什么?不难设想,经商者不讲诚信,势必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尤其严重的是影响人的心理,使人无安全感,导致诚信出现危机,其后患无穷。这里不仅是一个法制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所以,重建诚实守信这一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便显得尤为必要。
2 社会生义市场经济中的“艰苦奋斗”作风的重建
自古以来,无论是国家民族的兴旺,还是个人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这些优良传统,在我国的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初期曾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当今仍然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一种现代精神。
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特别是物质生活水平也随之极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人滋长了一种不健康、腐朽的享乐主义心态。一些人把追求奢侈豪华的享受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缺乏高尚的理想。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一部分人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心里甚至荡然无存。“讲排场、比阔气、攀富贵、傍款爷、一掷千金”的陋俗时有发生。一些人患上了“贫困国家的富贵病”和“只要曾经拥有的享乐症”,其结果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因此,艰苦奋斗、勤劳节俭、自强不息,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更要发扬光大。当然,我们讲艰苦奋斗,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正当的、合理的享受是人的本性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但必须坚决反对那种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腐朽的享乐主义。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化为每个人的优良品德,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先公后私”传统美德的重建
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十分重视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群体意识,主张以公利为本,先公利后私利,讲公利光荣,争私利耻辱。传统道德的“公利主义”发人深思,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整体利益,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调节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舍身而取义”,即牺牲个人利益确保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古人这些朴素的整体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承认个人价值、个人利益,调动了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个人能力积极性的发挥,使个人价值得以充分实现,这有助于强化人的个体意识,增强了人的自主、自强精神,使个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有利于发挥和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但是,这也容易使人们受“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支配,习惯于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不顾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如政府官员为了追求GDP的增长而不顾环境污染,为了突出个人政绩而造假制假等等,有的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可能牺牲后者保护前者,由此产生极端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第一,只强调自我设计、自我奋斗,把自我与他人对立起来;只有个体意识,没有整体观念。因此,传统道德中的整体价值观念,有助于弥补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一方面,集体、国家和社会利益应当尊重,同时关心正当的个人利益,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就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上,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的利益。只有树立这样的价值观,才符合社会主义的传统道德,才能构建和谐、健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讲正气、树新风”美德的重建
讲正气,树新风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一个国家没有正气,就可能亡国;一个民族没有正气,就可能灭族;一个单位没有正气,就会衰败。
一个人树立了浩然正气、有正义感,才能无所畏惧地前进,才能不屈不挠地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一个民族、一个团队能否树立正气,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看似个人问题,实质上关乎党和政府形象,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看似小节,但如果处理不好,往往可能酿成大祸。大量事实表明,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到最终的违纪违法,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开始的,经济上的违法犯罪,往往伴随着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古人云:“贪欲者,众恶之本;寡欲者,众善之基”。因此,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歪风邪气,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不断提升精神境界,轻名利,讲操守,重品行,带头遵守和落实党纪国法,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带头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同时要大兴“求真务实、崇尚实干”之风,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抓落实上,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凝炼而成的社会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我们重视自身修养,同时又具有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传统道德的本质和目的是调节人际关系,协调社会利益格局,使之和谐与稳定。而人际关系的和谐、利益格局的协调,从经济方面来看,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总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遵守经济规律、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之外,最重要的是行为主体对职业道德和商业道德的遵守,如果每个生产者和经营者都具有从我做起的那种诚实守信的传统道德观念,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把传统的道德精髓化为自己的良心与行动,那就会从根本上杜绝行贿受贿、掺杂使假、缺斤短两、欺行霸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保障市场竞争的公正、公平和有序,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欧阳康.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反思与建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8卷1期.
经济重建 篇7
1.地震灾损破坏与灾后重建成果。
“5·12”汶川特大地震波及我国西部10个省区市, 最严重的四川省有2000多万人受灾, 600多万户城乡住房毁损。地震已过三年, 灾后重建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震后一年内, 363.8万户农房重建全部完成;震后一年半, 148.5万户农房重建全部完成;震后两年, 25.9万户城镇居民住房基本完成, 3002所学校和1362个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完工, 灾区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配套[1]。城乡互动、产业提升、安居乐业、推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系统成为灾后新一轮发展的诉求。
2.灾后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
“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区阿坝州是我国藏族羌族人口聚居的核心区。在灾后重建中,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族地区民生条件放在首位, 修建永久性住房使民族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同时, 还设立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村、精品村寨、博物馆、传习所、演艺广场等文化空间项目, 积极抢救与保护地方民族传统文化。
汶川县以四川省委“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为发展战略, 按照阿坝州委政府对“三百示范工程”的统一部署, 在建设“全国藏区第一州”的进程中,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形成特色鲜明、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功能配套的乡村体系。
震后民族地区依托交通基础设施, 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213、317国道和新建成的全长82公里的都汶高速公路, 起于都江堰, 经映秀至汶川, 把都江堰、汶川、茂县、理县、成都、松潘、九寨沟等区域串联起来, 现在驾车一小时左右可从灾区到达成都, 这为民族地区面向成都发展、融入成都经济圈创造了现实条件。成都既是四川经济的领头羊, 又是连接东中西部枢纽, 而且是中国西部消费的大都市。民族地区跨越发展就是要依托成都, 主动融入大成都市休闲度假圈。便捷的交通既为旅游提供可进入条件, 也为市场信息共享等灾区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
3.研究意义与价值。
本文以汶川县为例, 针对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机遇与困境, 从实践层面创新地通过旅游规划梳理乡村生态和文化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 通过剖析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亮点和全局扩展, 通过点面结合、以点促面、梯次推进, 推动率先发展, 形成民族地区的门户区域, 促进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现状
1.旅游资源单体向组合发展。
灾后重建的民族地区地处四川省西北高原东南缘, 沿岷江上游及支流 (杂谷脑河、黑水河) 高山河谷地带, 在海拔1000米至2500米间分布, 呈现高山或半山村寨基本格局, 并逐渐向山脚、河谷平坝迁移和向城镇聚居演变, 特别是在汶川、茂县等沟谷地带, 形成块状村落和集中场镇, 人口相对密集。
汶川的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素有阿坝州南大门之称。其地势地貌呈比较完整的垂直气候带, 可分为8个不同的自然气候区, 故有“十里不同天”之称。这里不仅是全国仅有的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 也是大禹故里, 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羌绣之乡”, 更是动物活化石大熊猫、植物活化石珙桐的家园。汶川县域内和周边的重要旅游资源见表1。
可见, 目前灾后重建民族地区的单项旅游资源特色较之周边的青城山、都江堰、卧龙自然保护区等世界资源禀赋而言, 其他县域内资源尚未形成突出的精品旅游产品。但是根据实际区情, 以熊猫、生态、禹羌、民族手工艺、乡村休闲等特色进行旅游资源组合, 尽快连点成线形成线路、项目, 将有利于联手开拓客源市场, 达到共赢效果。
2.旅游市场需求趋于多元化。
随着旅游业恢复重建, 九环线仍是四川省核心旅游线路。然而“5·12”汶川特大地震从某种程度上对旅游发展格局和游客流向产生影响, 如汶川县映秀镇作为震中, 将由原来的过境地转变为世界级的地震遗址公园目的地, 这将对周边旅游区产生辐射和分流作用。因此, 地震专项旅游市场对旅游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而且, 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社会各界及广东、湖南等省市援建的支持下,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 旅游市场需求趋于多元, 以自然灾害警示教育、挖掘抗震救灾和对口援建精神为内容, 以援建志愿者为对象, 开展感恩、表演、回访等活动, 不仅有大爱无疆的感恩市场、也有倡导顺应天人合一的养生市场、更衍生出青年群体的阳光运动的骑游市场等。
3.生态和文化恢复时间较长。
考虑灾后重建民族地区属于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区, 境内每逢汛期易发生地质灾害, 这为生态环境、文化延续和游客信心培育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 民族地区对国土资源管理、地质灾害评估、安全保障建设、应急系统建设、濒危珍稀动植物保育、绿化景观建设的要求极为迫切。加上发展旅游经济, 需提升道路等级路况, 改善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培训人力资源, 提升民族文化学习传承条件。现阶段发展旅游经济, 必须正视灾后生态和文化恢复时间较长的严峻考验。
三、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策略
生态是当今大众旅游者最主要的需求, 也是人类对绿色环境追求的反映。而教育是地区发展的原动力和服务供给来源。因此, 灾后重建的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策略, 要在充分了解地方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从两方面推进旅游经济发展, 一方面是打造提升乡村生态质量, 另一方面则是加强提升文化教育质量。这二者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围绕发展旅游业的核心, 倡导以旅促农, 形成农业链、生态链、文化链与旅游链的交互相承。
由于民族地区独特文化特点, 在灾后重建的关头, 需以文化生态整合的方式, 改善居所、教育、卫生等社会环境, 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
1.落实基础数据的收集与实地调研, 编制旅游规划。
民族旅游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落实基础数据收集和实地调研。首先是民族地区区域概况, 含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沿革、行政区划、地震情况、经济社会人口信息。其次是区域建设现状, 包括居住环境、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 (给排水工程、防洪工程、电力工程、电信工程、能源工程、环卫工程) 与旅游用地情况。最后是区域旅游资源考察调查, 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遗址遗迹景观、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等单体类型, 以及资源价值和开发价值评价。
因此, 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首要策略是编制各层次规划, 落实项目策划与概念性规划, 细化旅游项目立项、地形图测绘、地灾评估、环境评估、文化资产评估、创A景区工作方案、品牌网络、商标注册、邮政纪念服务、旅游宣传、资料制作、标识标牌信息化建设等。重点要依托高水平的规划体系落实项目, 争取资金政策支持, 以旅游项目推进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
2.打造观光农业与乡村绿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灾后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需紧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态势, 打造观光农业旅游产品。通过突出民族村寨特有的自然生态和民族人文景观等吸引物, 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经济的经验, 保持乡村自然、人文环境的原真性, 以大量体验性劳动、生动民族表演活动和优美的乡间别墅和乡野庄园为核心, 以都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 通过满足旅游者休闲, 求知和回归自然等需求而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发展观光农业旅游中, 以打造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成为省级和全国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目标, 促进特色农业和山区土特产业向旅游产业的转化, 实现良性互动和产业融合。同时, 对乡村旅游设施进行提档升级, 可建设乡村绿道 (rural greenway) 和乡村遗产廊道 (rural heritage corridor) 。
乡村绿道是基于绿道 (greenway) 基础的生态廊道和绿色土地网络, 并开展可持续性规划管理城镇与乡村、乡村之间的线性区域。在城乡层面上, 重组城乡间零散的自然地域, 连接城市绿地体系与乡村的田野、森林、湿地系统, 营造城乡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发展的大环境。在游憩层面上, 有助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便于城市居民进入民族村寨的景区、景点, 缓解乡村缺少公园绿地和活动空间的矛盾, 同时保护乡村传统文化[2]。因此, 打造集自驾车道、自行车道和步行道为一体的旅游绿道和风景环线, 体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特色组合, 将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3.提供旅游职业教育, 构建“研学产”的服务体系。
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需要提供特色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服务和管理专门人才, 使其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 并掌握较好的服务技能。
同时, 加强与成都、广东等区域的旅游企业商家的合作, 建立稳定的培训基地和畅通的就业渠道, 了解重点旅游景区建设、销售的最新信息。加强市场联系, 结合“研究传承—学习培训—生产销售”, 成立地方精英行会和外聘专家顾问团, 适时把旅游景区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的相关科研成果、信息用于指导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产品设计、生产、加工和营销, 并把优秀的民族艺人、技术能手、传承人派出学习、培训, 提高生产技术技能, 以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健康循环。
参考文献
[1]刘裕国.四川灾区重建两周年扫描[N].人民日报, 2010-12-15 (1) .
经济重建 篇8
法国的当代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1]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认为, 人类创造的所有资本形式包括四种类型: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2]他们对资本形态的划分尽管有差异, 但都把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主要资本形式列出, 这显示“社会资本”在当代社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影响力。
自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提出来以后, 对其外延的界定众说纷纭, 但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社会资本看作是建立于社会网络结构基础之上的, 并都认为社会网络结构越大, 该社会网络结构所能调动的资源越多, 社会资本的量就越大。如布迪厄认为, “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社会资本的另一位研究者R·普特南认为, “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 以及体现在这种参与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社会学研究大师S·科尔曼也认为, 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社会组织等。[3]国内学者有的仅将之狭义地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资本, [4]也有学者将之界定为通过关系网络乃至整个社会结构来获得资源的能力。[5]
实质上, 社会资本是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及其衍生物, 如信任、规范等视为一种社会资源, 并借助这种特殊的关系机制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及个人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获得能力与具体配置。
以对“社会资本”普遍认可的外延界定来看, 中国农民的社会资本受其较为深厚的家族和乡土传统影响, 最基础的存量就是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系统。费孝通先生通过对乡土关系的研究, 揭示过类似的课题。费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概括整个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 它是对乡土社会关系的一种描述。在这种“差序格局”中, 没有可以普遍应用的道德, 社会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才起作用, 人们遵循着传统的正式制度之外的规则, 追求“礼治”, 人际之间信用普遍较好。这些显示出农民社会资本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 这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农民社会资本的主要存在形式。
然而,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农村, 农民的社会资本存量不应仅仅限于“三缘”关系所构筑的网络系统, 那么, 如何扩大农民社会资本存量, 提升农民社会资本的现代含量, 应该成为“三农”工作者的研究课题。
二、作为增加农民收益的农民社会资本
任何资本概念的提出, 最终都会和经济发展发生必然联系, 社会资本也不例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 人类活动花费时间与精力创造出来的所有资本形式都是为了发展出可以在未来增加收益的当前工具和资产;[2]布迪厄认为, 一切的资本都会被简化为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也最终会被简化为经济资本。[1]在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过程中, 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农民社会资本又是如何为农民增加收益的呢?
社会资本的提出使人们首次关注到利用网络配置资源的新形式, 社会网络不同于经济网络, 但它可为经济资源的配置提供许多渠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着不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方式。在由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 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 人们的生产互助、经济交换、甚至贸易都是在熟人网络中进行, 这虽然是一种生产力水平低、市场范围狭窄、经营规模小、交易关系比较简单的经济运行机制, 但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扩大农民就业渠道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民社会资本首先表现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上。无论解放初期土地改革以后的互助组、农业初级合作社, 还是农村改革初期出现的农村专业协会、农业生产合作社, 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都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所组成。亲朋邻里自发地结合起来, 今天你帮我, 明天我帮你, 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 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农业产量显著增加, 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 互助不如合作”现象。[7]
20世纪90年代,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兴起, 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 农民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 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社会组织层面上建立起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使农民突破了个人关系网络的不足, 并有组织提供合作规范, 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组织参与市场活动, 与陌生人建立合作关系, 以协商互惠的方式进行资源互享互助, 从而增加自身可得资源, 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 提高收入水平。据《农民日报》记载, 截止2009年底, 海南省注册成立234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利益为纽带, 将资金、土地、劳动力联结起来, 进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海南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比一般农户高出20%左右。
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 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据对全国“面点师之乡”之一的安徽省怀宁县江镇的调查, 这个镇90%以上的劳动力在全国各地经营包子、馒头, 年收入人均高达5 万元, 是安徽省最富有的“藏富于民”的乡镇之一。江镇自古以稻米为主食, 并非面点之乡, 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有个别人在外做面点生意, 如今却成了全国著名的“面点师之乡”, 何故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最早从事该生意的农民所形成的赚钱效应, 其亲朋乡邻便要求为他们打工, 同时学习面点技术, 亲朋乡邻们将面点技术学会后便独立开店, 如此过程在亲朋邻里之间不断重复着, “面点师”数量以几何级数快速上升, 很快全镇90%以上的农民都学会了制作面点技术, 并独立开店。如今, 江镇已有1.5万农民在全国各地经营面点生意, 并创造了上海“巴比”、北京“蒸功夫”、南京“麦喜”等著名面点品牌, 全镇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
据笔者2010年对在北京从事保安、电梯服务、宾馆服务、家政服务、建筑等领域的农民工调查, 通过职业介绍和人才交流中心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只占8%, 自己直接通过陌生的用工单位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占5%, 而通过朋友、同事、亲戚、乡邻、同学等关系较为密切的人介绍找到工作的占87%。这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信息的收集、筛选起到重要作用。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民工节省了大量的就业信息收集时间, 降低了交易成本, 提高了成功就业的概率。笔者的调查还显示, 农民工在进城时及进城后的求职过程中是否动用了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情况有着极其明显的影响, 使用过社会资本的农民工较没有使用社会资本农民工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
三、作为致使市场和政策调节“失灵”的农民社会资本
毫无疑问, 农民社会资本能转化为经济收益。但另一方面, 由于农民社会资本的分布不均衡以及农民社会资本结构的异化, 也造成了农村市场的“失灵”, 甚至成为政府农村政策贯彻执行的障碍。
无论是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来看, 还是从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来看, 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 经济关系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 交易就要有契约, 就要维系契约, 而契约是通过法制来维系的, 所以市场经济虽然是充分自由的经济, 但也是一个有序化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经济关系主要包括两种经济关系, 一个是财产关系, 另一个则是市场经济关系。当市场经济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主要靠法律和政策形式来调节。
然而, 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 当市场关系出现问题时, 行政法规、行政机构的决定、领导批示都将可能参与市场调节, 但最先寻求解决的方案往往是从关系网络中寻找, 借助法律调节只是最后的选择。事实上, 甚至即使是选择了法律形式解决纠纷, “关系网络”依然对其调节作用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 以关系网络形式存在的农村社会资本有时会导致“市场失灵”。
乡村的社会资本在农民之间分布不平衡也会导致市场失灵。乡村中的权力拥有者通过权力的滥用, 形成人治氛围, 使得追逐社会资本的人们转而表现为对权力的追求, 并表现出对权力拥有者的盲目屈从与崇拜, 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中国俗语中常说的“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深刻地表达了权力、关系、社会资本之间的深刻联系。另一方面, 对于乡村中“无依无靠”的社会弱势群体, 由于社会政策难以对无形的社会资本进行调控, 不可能阻止人们向社会资本集中区流动, 导致其社会资本存量越来越少, 机会越来越少, 能力越来越小, 生存境况每况愈下, 社会公正难以实现。
在毛泽东时代一度销声匿迹的传统宗族观念, 随着农村社会的日益开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乡村村民中又开始滋长并日趋强化, 宗族组织在宗族观念复兴和宗族活动开展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重生。一般宗族都是崇尚光宗耀祖、遵纪守法、恤贫助学、与邻族和睦相处的, 因而从某种角度看, 宗族文化在扶贫救灾、互助友爱、社会保障等方面起到了正面社会功能。但宗族文化也会产生负面效应, 一些地方的大宗族势力, 在村级民主选举中获得垄断地位, 其结果是村委会形成一个垄断集团, 并用政治手段控制家族及外族, 经济收入也集中于家族核心人物。 另一方面, “家本位”、“族本位”的传统思想使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 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使中国农民难以自发形成跨血缘与跨地域的互助社团, 对组织自治社团的必要性也没有应有的认识, 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缺乏兴趣。
建立在黑金政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扩张近年来在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个别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被称为“先富起来”的人, 用金钱开道, 结交乡村权势, 广建社会联系, 他们甚至通过贿赂选民寻求选举取胜或干涉选举结果, 以追求对当地乡村政治与经济的垄断态势。他们中还有一些人依靠其所编织的网络为背景, 欺行霸市, 强买强卖, 横行一方, 扰乱农村市场经济秩序, 破坏农村经济发展。
在一些地方, 政府政策的贯彻渠道有时也会被权力拥有者、宗族势力、黑金势力所构成的社会资本网络所封堵。目前,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垄断等现象无不与此有关。
四、对农民社会资本的改造与重建
根据以上分析, 农民社会资本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 同时, 由于农民社会资本的分布和结构的不均衡, 可能使市场调节和政策调节“失灵”。很显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 中国乡村农民的社会资本需要进行改造, 一方面要挖掘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 破除权力拥有者、宗族势力、黑金势力对市场经济和政府政策所构成的封堵;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创造现代意义上的农民社会资本, 使全体农民享有的社会资本达到基本均衡。现代意义上的农民社会资本不再以“三缘”乡土关系为基础, 而是以现代社会网络组织、规则、信用为基础。在完全自发的条件下, 农民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所以政府必须在现代意义上的农民社会资本构建中有所作为。
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积累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型积累, 主要通过民众自觉的信任与合作、自组织参与网络、自发演进的社会秩序来形成社会资本;二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培育, 主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来强制性地推动信任、合作、规范等社会资本的形成。所以, 在农民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 无论是哪种形式, 政府都可以发挥作用。
对于第一种途径, 政府应为农民创造横向交流的环境和机会, 鼓励农民组建各种农业中介组织、农村专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自组织, 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制度环境, 并适时地推进民间组织自主性、自治化的发展。同时, 国家应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 营造有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 并对政策、资金上的扶持加以规定。对于第二条途径,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可根据农村不同行业发展情况, 成立相应的行业协会、行业联合会等社会团体, 主动吸收相关从业人员为会员, 为他们搭建起交流平台。
就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资本来说, 其存量和质量对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甚至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 笔者不得不提到日本和韩国, 他们在构建农村社会资本方面对于我国有重要借鉴作用。
日本民协和韩国民协都是在工业化初中期, 由国家主导立法成立的, 然后自上而下形成三级层级网络, 95%以上的日韩农民都加入了这个网络。 日韩民协成为各自国家农民的主要社会资本, 借助民协网络, 农民解决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等各个环节难题以及农业信贷、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居民的生活、农民的培训服务;政府的政策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贯彻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管理借鉴现代企业制度, 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日韩民协事实上是通过国家与政府的推动力量, 为农民构建的现代社会资本形式, 正是这种社会资本力量的存在, 日韩农民才有了强大的依靠, 日韩农业才逐步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日韩的经验表明, 由国家和政府主导, 为农民重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期, 民间的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方兴未艾, 但总体上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民数量比例还很低。如海南省截止2009年底, 农民专业化服务组织入社人数仅4.8万人, 占全省110万农户不足5%。所以, 政府还应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时, 通过制度建构整合本土社会资本, 实现本土社会资本与合作社正式制度的融合,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一些地方的农民不愿意加入合作社, 其原因是合作社的内部管理不完善, 股权结构异化, 日常经营管理决策不民主, 个人或依托单位擅自主张。所以, 国家对合作社内部的运行机制应制定规范, 实行民主监督、民主管理, 使合作社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表。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发展将使农民突破个人关系网络的不足, 通过合作组织参与市场活动, 与陌生人建立合作关系, 以协商互惠的方式进行资源互享互助, 从而增加自身可得资源。
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拉泽研究, 在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 个体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可能是最紧密和最重要的。[8]对于教育而言,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部分就是学习社会技能和职业技能, 也就是说政府不仅要重视农村基础教育, 也要重视职业教育, 把传统农民培训成为既具有职业技能, 又具有与陌生人交往合作能力的新型农民。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阳光工程”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实施, 这项工程旨在通过培训,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 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实现稳定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实际上, 这也是一种增加农民社会资本的工程。“阳光工程”打破了以“三缘”关系为基础的“师傅带徒弟”式的技能传递模式, 同时传授基本的社会交往技能, 无疑会加快农民增收步伐。
乡村基层的民主建设有利于限制权力拥有者对权力的滥用, 从而消除或减轻人们对权力拥有者的盲目屈从与崇拜, 消除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 让农村的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保证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 对于农村宗族势力和黑金势力, 政府必须加强法制宣传, 严厉的法津制裁可以阻止一些人对选举秩序的破坏。
政府本身能不能成为农民的社会资本呢?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在法制规范内为农民着想、为农民说话、为农民谋利益的政府, 是值得农民信任的, 在农民心里就是其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成员, 因而就能成为农民的社会资本。所以, 改造和重建农民社会资本应包括对地方政府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改造与重塑。首先, 政府官员必须提高整体素质, 包括服务意识、科技文化素质、运用现代化手段的能力, 做到既有心为农民服务, 又有能力为农民服务;其次,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并严格依法执行, 确立公务员政治行为规范与道德行为规范;另外, 政务公开、透明, 改进行政审批制度等都是需要改造的方面。
要改造和重建农村社会资本, 还必须建立起现代信用体系。在农民的传统关系网络中, 网络不具有正式制度层面的合法性, 缺乏强力性制度规范的约制, 信息获得与经济支持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 因而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对于增强信任社会资本具有直接的作用。增强社会信用应以保护农民私有产权为起点, 让农民形成立足长远的稳定的投资心理和预期。产权是信誉的基础, 明晰的产权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 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产权越不明晰, 人们越只追逐短期利益, 规则的约束力越小, 互相欺诈的行为盛行, 社会关系网络就越不易建立, 社会资本就越少。所以, 乡村政府应把保护农民的产权作为主要职能, 并不断提高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能力与有效性, 以增强人们的诚信意识, 从而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
信用机制的建立需要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政策环境越不确定, 人们就越追求短期利益。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 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为了使信用机制发挥作用, 除了规范政府的管制程序外, 还必须减少政府部门的直接交易行为, 如土地交易。广泛、快捷的信息沟通渠道对建立信用制度非常重要。快速的信息传递能使交易双方及时获取必要信息, 及时发现信用不良记录, 从而终止合作, 并让不守信用的一方付出高昂的成本。所以, 乡村政府和社团自组织应推动乡村的信息化建设, 建立起专业化的信息机构和系统, 为交易提供企业和个人行为的真实信用信息。法律作为维护信用的底线作用不可低估, 严厉的法律制裁可以使人们更讲信用, 因而司法制度越健全, 人们相互之间便更信任。
五、结语
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能给农民带来收益, 也会使市场“失灵”, 甚至会堵塞政府政策的执行通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 传统的农民社会资本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 改造和重建农民社会资本成为当务之急。
改造和重建农民社会资本, 不仅要鼓励农民组建自组织系统, 帮助农民搭建网络,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推动乡村社会现代信用体系的建立, 同时用乡村民主政治取代乡村威权政治, 让法律、法规和信任共同规范交易行为。唯有如此, 农民的社会资本存量及其质量才能有效提高, 才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根本革新, 从而成为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摘要：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能给农民带来收益, 也会使市场“失灵”, 甚至会堵塞政府政策的执行通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 传统的农民社会资本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 改造和重建农民社会资本成为当务之急。政府不仅要鼓励农民组建自组织系统, 帮助农民搭建网络, 更重要的是要推动乡村社会现代信用体系的建立, 同时用乡村民主政治取代乡村威权政治, 让法律、法规和信用共同规范交易行为。唯有如此, 农民的社会资本才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根本革新, 从而成为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农民,社会资本,农民收益,改造,重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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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建 篇9
韦伯与米塞斯都是德语世界中对社会科学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他们不仅私交甚好,而且在思想上尤其是方法论上也有许多相互倾慕之处。[1]拉赫曼(LudwigM.Lachmann,1906-1990)在为米塞斯(LudwigvonMises,1881-1973)的《人的行为》所写的书评中声称,“这里所阐述的其实是马克思·韦伯的思想。韦伯一直坚持认为,理论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独立于自然科学,他强调的是手段和目的作为人的活动的基本范畴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韦伯的理解的方法(解释学的或移情的方法)也是奥地利学派无意识地利用的一种理论方法。本文试图探讨韦伯的方法论思想与米塞斯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以及后来极力倡导人类行为学的先验观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介绍韦伯所提出的客观性、理想类型和“理解”的方法对米塞斯重建经济科学之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阐明米塞斯对韦伯方法论的一些不同意见,并基于批判性的吸取韦伯的这些方法论观点的同时,米塞斯继承和发展门格尔理论与历史的二分法,从而试图重建纯理论性的经济科学——“人类行为学”。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提出了很多有创见性的观点。韦伯在1903-1909年间的大多数作品都与他对经济学的一般理解有关。他的方法论论文中有一些主要处理经济学的方法论,韦伯试图超越历史的和分析的经济学方法,发展出一个既吸收奥地利经济学,又吸收历史学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07)他的这一努力的主要贡献体现在1904年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学报》第一卷所写的经典文章“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和社会政策”中,他在这一论文里至少引出了与本论题相关的三个重要方面:客观性、理想类型和“理解”的方法。
二、客观性和价值无涉
首先,韦伯对历史学派沉浸于经验实在的数据积累,试图从“事实本身”推演出一整套观念来的做法提出了严正质疑,他认为“这只是来源于专家的自我欺骗”。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面对繁复多变的具体实在时,都或多或少的是透过某种为现实赋予意义的“视角”来观察经验实在的。毕竟,“认识到某物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是它成为研究对象的前提。”所以,完全没有预设、“毫无成见”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如何保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问题。韦伯认为,科学在判断社会政策时的职责是澄清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选定的具体目标做出裁决。韦伯宣称,“一切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的严肃思考首先是目的与手段这两个范畴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通过科学分析,我们可以准确知晓手段对于给定目的的适用性……科学可以帮助行为者意识到,所有的行为都意味着在其结果中拥护某些特定价值,并同时反对另一些特定价值。而选择行为本身则是他自己的责任。”(韦伯,2007)[2]他还强调,在经济分析中,在任何情况下,事实与价值不可以混淆,经济现象必须以行为者本人所秉持的意义来理解,所有用来分析经济的概念必然伴随着分析性的抽象,无论它们来自哪一种社会科学。
毫无疑问,韦伯的客观性标准、目的与手段的范畴以及区分价值与事实的观点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研究取向有某种共通之处。[3]米塞斯就认为,现代经济学正是摒弃了主观价值背后的目的或原因的分析,彻底脱离道德哲学和心理学的羁绊,而仅仅分析可观察行为的事实本身(即手段对于目的的适合),才成功实现了经济学的“哥白尼革命”,使其获得了客观的科学地位。[4]
米塞斯强调,“经济行为总是与行为人赋予他必须直接从中选择的那个有限数量的重要性相一致,它与他所得到的全部供给对他的重要性无关,与社会哲学家关于人们所能得到的全部供给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的判读也无关。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是现代理论的本质。它与所有哲学的和伦理的考虑无关。”(Mises,2003,P180)为防止对主观价值理论的各种误解,米塞斯在继承主观价值论的同时,也对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理论中没有严格脱离客观价值论的部分做了详尽的批评,这是他对主观价值论的发展。米塞斯认为,门格尔对物质欲望和非物质欲望的区分或者实际的欲望与想像的欲望的区分,以及庞巴维克对“交易中的直接获益”与习惯、习俗、公正、仁慈等其他动机的二分法,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于行为者来说,只要他行为了,就表明他的选择,而我们不去问行为人是出于什么动机或者欲望。他指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这种表述虽然没有影响到他们经济理论问题分析的正确性,但极其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而事实上,可以把主观价值论应用到更广泛的人类行为科学中去。这样,米塞斯的主观价值论就完全脱离了心理学的基础,与心理学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韦伯所宣称的,边际效用理论“不是心理学所可以证明的,而是———如果用一个认识论的名词来讲———建立在实效主义基础上,也即基于目的与手段这两个范畴的发展”。[5]
总之,米塞斯的主要论点是:借助于韦伯价值无涉的观点,他认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开创的主观价值论超越了传统的经济科学的界限,实际上可称之为人类行为一般理论的核心要素。价值理论能够应用到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人类行为,而经济理论只能应用到人类行为的一个狭窄领域,即经济计算指导下的人类行为。
三、理想类型还是精确类型?
韦伯在对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分析性抽象表示赞同时,也提出了自己不同于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我们感兴趣的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具体实在的经验科学”。但是,“一旦当我们试图思考在直接具体的情景中所面对的生活方式,生活便向我们呈现出无限的多样性,在我们之中或之外的种种事物同时或不同时地出现或消失……有限的人类心智对无限的实在的所有分析都依赖于以下的隐含前提:科学研究的推向仅仅包括这个无限实在的有限部分,唯有那些值得认识的部分才是重要的。但是,这个部分是依据什么标准选择出来的呢?很多人一向认为,文化科学中的决定性标准很可能也在于某些符合规律的、特定因果关系的反复发生……然而,我们所讨论的,不是严密精确的狭义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而是在规则中表现出来的恰当的因果关系和对客观可能性范畴的运用;这一说法即便对于一切所谓的经济规律也完全有效。建立这样的合规律性,与其说是知识的目的,不如说是获取知识的手段。”(韦伯,2007)正因为如此,他建议,门格尔所说的“精确类型”,最好用另一个概念“理想类型”(Ideal Type)来表示。理想类型只是一个工具,是我们用以接近无限实在来阐释文化事实的途径,它不看重现象的本质的方面,而是从无限丰富的现实中挑选出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方面。理想类型不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而是一种韦伯所谓的“乌托邦”或“一种纯粹理想的有限概念,用来与现实条件或行为进行对比”。这个特定的理想类型是否有用,取决于社会的性质。他还提到,在今天的生存条件下,现实与经济学理论前提的相似性一直在持续增加。(考德威尔,2007)
米塞斯同意韦伯否认自然科学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学的观点,他也同意使用理想类型去研究某种类型的历史,但是,他不同意经济学也采用理想类型。[6]他认为,建立在普遍规律上的先验的人类行为科学是可能的,经济学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分支。行为学的理论研究不采用理想类型,也就是说,它不选取行为的某些方面,而是以所有人类行为中永远存在的因素为基础。(考德威尔,2007)米塞斯以“理性”这一理想类型为例来来论证他对经济学采用理想类型的否定。他说普遍的误解在于似乎存在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之分,而经济原则仅仅存在于理性的经济行为之中。他针对韦伯在“有意义的行为”的范围内区分的四种类型的行为———目的理性的、价值的、感情的和传统的行为———进行了驳斥。首先他驳斥了有意义与单纯本能反射的行为之分,他认为当人们发现纯粹反应性的行为并不明智的时候,则会有意识的去消除这类行为,有意义的行为与纯粹反应性行为之间的界限难以确定。[7]其次,他对理性行为与其他三类行为的划分逐一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一再坚持彻底的主观价值论的观点,认为行为学理论不考虑行为的内容是什么,而仅仅关注其形式,也就是手段达成目的的有效性,即行为本身。至于行为是否是价值的、感情的、或者传统的,那是行为人本身的主观价值,行为学视之为给定的,并不问它是否“理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在有意义的行为范围内所做的划分对于经济学理论并不成立。行为学的概念并不是理想类型也不是平均类型,而是涉及每个单独事例中特征的一般化,它表述的是在它们假设条件已给定的范围内总是必然地必定出现的东西。(Mises,2003)
四、“理解”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重建
拉赫曼在为米塞斯的《经济学认识论》第二版写的前言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这两位思想家(指米塞斯和韦伯)共同努力建立行为科学,即有关文化问题的一般化学科”。米塞斯的专门研究者休斯曼(Jo咬rg Guido Hülsmann)在为同一本书的第三版所写的简介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米塞斯一直致力于这样的一般行为科学,只是在其思想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上赋予该学科不同的名称术语,起初他也采用类似于韦伯的广义的“社会学”,后来出于对先验的行为学理论的强调,他称之为“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8]
韦伯和米塞斯都认为,必须把经济学看作更广泛的有关人类行为科学的一部分,他们都反对实证主义的一元论。一元论宣称,无论对于诸如物理学的自然科学还是诸如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只有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借助物理学实验的研究方法。逻辑实证主义,尤其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他们宣称,在人心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先验的原则,任何以内省或不可实证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依据可观察的事实,科学理论必须经过经验的检验,能够证伪的理论才能称之为理论,这是唯一的科学方法。而韦伯认为,人类行为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自然科学,由于存在严格的规律,我们可以首先提出一套假设和推论,然后借助物理的实验方法控制参数的变化来研究它的严格规律性,最后依据试验结果来证实或者证伪我们的理论假设。社会科学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严格意义上的规律,不存在自然世界中严格普遍的因果关系,没有可以重复的实验数据,势必存在有些无法通过外部手段来了解的因素,社会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构建不同的理想类型来对无限复杂多变的具体实在进行归因(Imputation),找出各种因素的合规律性。那么,社会学家怎样来进行这种有效的归因呢?这就要依靠韦伯意义上的“理解”(Verstehen)方法。因为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他们可以借助内省的方式,通过“移情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来获得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能力。[9]米塞斯也同意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认识论上的二元论,他认为自然学科服从因果律,我们不能对自然世界说出任何最终理由或者第一推动力,自然科学家不知道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而人类行为学科是目的论的,我们能够通过内省的方式了解任何行为的最终性——目的,理解的方法是我们了解人类行为目的和意义的重要方法。
米塞斯赞扬韦伯对观察可以没有预设前提的历史主义观点的批判,他一再坚持说,历史研究的每一步骤都要利用理论,历史研究的每一个前提都内含着社会学原理,没有理论的历史是不可设想的。他也同意,理解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他指出,历史研究因为不存在任何将来的经验部分,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处理的是过去发生的经验,然而,两者有本质区别。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经验部分,它是人的行为之记录。关于人类行为的经验部分往往是一种复杂现象的经验,没有任何关于人类行为的实验室试验可以重复这类经验。因此,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及其类似的学派研究历史仅仅是一种幻想。作为探究人类行为历史科学的方法,理解在范畴上与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世俗事务的程序并无不同,它并不是仅仅属于历史学家的特殊方法。人类行为的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是自然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是人类行为自身形成的。未来的不确定,不仅由于他人的将来行为之不确定性,也因为我们对许多影响行为的自然现象的知识不够。在面临将来的不确定情况下,理解使人们得以了解过去,这只是为预测将来和适应将来做准备。它包括处理那些决定人们行为的心智活动,那些自然科学所不能察觉的无形的东西。人心的逻辑结构,连同所有的先验范畴,是形成理解的必要条件。理解为的是预测未来,未来的情形又取决于人的观念、价值判断和行为,包括其他人的行为。其具体目的是要确认如下事实:人们对于他们的环境赋予一定的意义并作出价值判断,而且采取某些手段来保持或取得某种状态,从而满足某些符合其价值判断的目的。因此,理解必定涉及价值判断,涉及目的及其手段的选择,涉及行为后果的评价。历史就是记述着人们在何种观念激发下,作出何种价值判断,选择了哪些目的,采取了哪些手段和行为,以及其行为带来哪些结果,并作出评价。(Mises,1962)
然而,米塞斯不仅仅停留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元论上,他追随门格尔的方法论立场,严格区分理论与历史,并认为这种区分极为重要。在他看来,对人类行为研究也存在着二元分野:一类偏重于理论的行为学,另一类是偏重经验的历史学。为了实现人类行为科学研究人类行为的相关性及其意义的目的,我们有两种认识论的方法:概念化(Concep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它们分别对应为处理行为学和历史学的两种独特的心智工具。(Mises,1962)在韦伯看来,历史研究和经济学研究采用同样的方法,这两个领域都利用从现实中选择出的某个方面,或是对其加以强化的理想类型,两者仅仅是接近理想的程度不同而已。韦伯主张所有的描述都包含着理论,理想类型本身绝不是目的,仅仅是一个理解的工具,社会研究者借此来获得他对具体实在的解释能力。而米塞斯不同意经济学采用理想类型,他试图采用“概念化”的方法来证明建立一门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的人类行为的理论学科也是可能的。概念化的方法就是要基于先验的行为学公理,澄清行为学范畴所蕴含的概念,并证明它们之间的必然关系。米塞斯说:“作为思考并行为着的人,我们抓住行为这个概念。在把握这个概念时,我们同时把握了价值、财富、交换、价格和成本这些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在行为的概念中必然蕴含着这些概念,而且与这些概念一起还有评价、价值的范围与重要性、稀缺与丰富、利与弊、成功、利润和亏损的概念。所有这些概念和范畴在基本的行为概念的推衍中逻辑展开,以及对它们之间的必然关系的证明,构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主要任务。”(Mises,2003)米塞斯后来在《人的行为》中就是要来构建这样一门人类行为学,以此来展现所有的经济理论是如何从人的行为的基本范畴中逻辑推衍而来,正因为他在逻辑上先于经验,所以他把它看作是先验的行为学理论。
五、总结评述
通过以上对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来自韦伯方法论以及奥地利传统的回顾梳理,我们大致清楚了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和自身发展逻辑:米塞斯首先是继承门格尔理论与历史的二分法,重点发展了他的主观价值论,结合韦伯提出的价值无涉的观点,使得基于个人主义的主观价值论突破了纯物质经济领域的行为研究,并试图建立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广的“人类行为学”,最后他为了对付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夹击,从康德那里借来“先验”一词标记在自己的学科上,并从先验的“人的行为公理”出发严格演绎出一整套经济学先验命题,以展示他所倡导建立的人类行为学先验论的可能性。
经济重建 篇10
一、灾区战略性重建的涵义与要求
1.灾区重建的三种思路
(1) 安辑论。[2]
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全球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每遇灾荒, 为了生存, 大批灾民被迫背井离乡, 沦为“流民”。“流民”现象导致“农耕废弃”, 灾区经济凋敝, 灾民生活困苦, 而且“流民”往往是引发暴动、起义的主体力量。因此,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安辑”思想, 即政府和社会采取各种办法动员“流民”回乡, 重建家园, 去除流弊。“安辑”的思路是约束灾民外流, 依靠灾民自力更生,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由于灾民能力有限, 在缺少外部资源支持的情况下, 安辑论鲜有成功范例。
(2) 恢复性重建。
灾之所以成“害 ”, 即在于它对人类生命和财产权利的无情剥夺, 对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的破坏。因此, 谈及灾后重建, 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恢复灾前既有的秩序, 恢复灾区人们曾经有过的生产和生活。“生产达到灾前水平”、“人们的生活达到灾前水平”, 也成为了评价减灾成败的标准。从经验上看, 恢复性重建应该是当代灾后重建的主流思路。然而, 同样从经验上来看, 现在灾区, 绝大部分就是曾经恢复性重建过的灾区, 甚至恢复性重建未及完成, 又沦为灾区, 如上述映秀镇的重建。一句话, 恢复性重建, 容易陷入受灾→重建→再受灾→再重建的悲剧性循环之中。
(3) 战略性重建。
所谓战略性重建, 是一种不同于恢复性重建的新思路, 战略性重建不是简单的还原式的复兴, 而是以灾害为契机, 因地制宜, 着眼长远, 使灾区获得一次再创造机会。战略性重建, 不是“复印机”, 而是“凤凰涅般木”式的再创造。
“不死鸟计划”堪称灾区战略性重建的典范。1995年1月17日, 日本坂神地区发生7.2级地震, 死亡5466人, 3万多人受伤, 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受灾人口达到140余万, 被毁房屋超过10万栋。据日本官方称, 这次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计超过960亿美元。地震之后, 兵库县开始了长达10年的重建工程——“不死鸟计划”。“不死鸟计划”指出:“震灾后的复兴不仅要让兵库县恢复到震灾前的状态, 而且要着眼于全力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社会课题, 同时创造未来”。该计划将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分为4个阶段——“应急对应期”、“复旧期”、“复兴前期”、“复兴后期”。第一阶段为避难所时期, 主要任务是生命救助、提供避难所、收集灾害信息等。第二阶段为临时住宅期, 其主要任务包括临时住宅的建设和入住、地震复兴基金的创立、为中小企业提供临时工场和紧急贷款等。第三阶段为固定住宅迁移期, 任务包括灾害复兴住宅的大量供给、生活复兴资金借贷、心灵创伤医治等。第四阶段为复兴后期, 主要设置了“人与防灾未来中心”、“世界性防灾基地”, 在正常生活恢复的基础上, 总结地震的经验教训, 为建设一个能够更加安心生活的都市持续努力。[3]
2.战略性重建的要求
战略性重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恢复性重建的思路, 它目标长远、着眼全局, 强调灾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相对于恢复性重建, 战略性重建有以下一些要求。
(1) 前瞻性。
战略性重建要求目光长远, 把握灾区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 将灾区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相结合, 科学地设定灾区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在这方面, 云南丽江震后重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1996年, 云南丽江发生了里氏7.0级地震。震灾之后, 丽江利用重建的机会, 对古建筑进行重点保护和修缮, 对与古建筑不协调的其它建筑, 或拆迁或改造, 从而极大提升了古城的历史文化内涵。1997年, 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 丽江由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 迅速演变为蜚声全球的旅游胜地。
(2) 预防性。
灾区重建的目标之一, 是预防灾害的再次发生。灾害的发生, 是学习减灾、提升减灾意识与能力的宝贵机会。灾害发生, 意味着社会结构中潜在风险的暴露, 人们可以借此认识风险, 学会管理风险, 把社会风险降到最小, 从而预防灾害的发生。
(3) 全局性。
灾害对灾区的破坏是全方位的。与之对应, 灾区重建也应当是全局性的。战略性重建要有全局观念。灾区战略性重建, 应当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以乡村重建为例, 硬件方面, 包括住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的重建;软件方面, 包括灾区灾害风险的全面调查评估, 乡村日常管理和应急管理组织体系、预警机制和制度建设、乡村精神文化的重建等。上述的映秀镇二次遭灾, 其教训之一就是重建缺乏全局性, 将重建的注意力过分集中于住房重建等显而易见的项目上, 而对地震之后的泥石流、汛期的洪水等现实风险缺乏起码的评估和预防措施。[1]
(4) 整合性。
“政治现代性的来源是城市, 政治安定性的来源是农村”。[4]灾区重建的根本目标是提升灾区居民的福利, 促进灾区的长治久安。政府、市场、乡村社会以及城市社会, 都是灾区乡村重建的利益关系人, 都是灾区乡村重建的依靠力量。尤其是灾区的干部和居民, 他们是灾区重建的主要受益者和主体性力量。因此, 灾区重建要求尊重灾区居民的意愿, 整合多方面的资源, 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 形成社会合力, 提高重建的效率与效益。
(5) 规划性。
灾区重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要在时间、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完成复杂、综合的灾区重建任务, 必须倚重规划。灾区重建, 规划先行。科学、周密的重建规划, 为灾区重建项目建设提供了“路线图”和“控制表”, 确保各项重建行动有条不紊的迈向预设的战略目标。“不死鸟计划”耗时近10年之久, 所费近10万亿日元之巨。日本是个非常重视效率的国家, 但他们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 却是有条不紊的, 并没有为了效率而忽略长远的规划和安排。[5]
二、基于战略性重建新思路的灾区乡村重建
1.灾区乡村战略性重建的动态过程
这是关于“如何重建”的问题, 即灾区战略性重建是如何从方案构想变为现实的。战略性重建绝不是一个“拍脑袋”决策的过程, 而是理性决策——协调行动的过程, 遵循科学民主精神。灾区战略性重建包括重建信息收集、重建方案拟定、重建方案决策、重建方案执行和监控与问责等五个环节, 其中监控与问责贯穿于灾区重建的全过程。
(1) 灾区重建信息的全面收集。
灾区重建, 规划先行。规划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准确、及时和完备的信息支持。为此, 灾区政府应当组织各级各类规划人员, 深入灾区, 爬山涉水, 走访各相关部门和单位, 勘测地质地貌, 标定灾害源, 排查灾害隐患;进村入户, 切身感受当地的资源特色、文化底蕴;入乡随俗, 深入倾听, 了解灾区干部群众的真实想法和迫切需要。通过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 形成严密科学的研究报告, 为重建规划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支撑。
(2) 重建方案的拟定。
灾区乡村重建, 涉及国家与农民、个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眼前与长远等多种利益的冲突与协调, 因此, 各方利益的综合与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拟定战略性重建方案, 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为了保障各种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在重建方案的拟定过程中, 应当开展多种形式意见征询活动:既要有现场的直接交流, 也要有书面的意见征询;既要有针对具体问题的非正式恳谈, 也要有会议表决形式的正式讨论;既要重视普通群众的意见, 也要邀请专家学者对方案进行论证与审查;既要服从上级政府的指示和要求, 也要吸纳当地基层政府的合理化建议。通过多种形式的沟通交流, 充分满足方案拟定的民主性、多样性和可行性等方面的要求, 最终提高方案拟定的质量。
(3) 灾区重建方案的决策。
这是灾区重建的关键环节。决策是一次性的, 一旦失误, 满盘皆输!为保证决策质量, 战略性重建应当贯彻多方案原则、方案公示与优选原则和民主决议原则, 鼓励灾区干部群众广泛参与方案评议过程, 多提合理化建议。
(4) 重建方案的执行。
重建方案的执行, 意味着重建方案正从纸面的规划变成物质的现实。执行过程, 牵涉面广, 情况复杂多变, 必须加强监控。
(5) 灾区重建过程的监控与问责。
一般意义上的监控主要集中于执行环节, 其目的是避免实际的行动偏离了预设目标。战略性重建则强调全程监控和全面监控。全程监控, 不仅包括对信息收集、方案拟定、方案决策、方案执行等环节的监控, 也包括对监控本身的监控。全面监控, 不仅重视体制内的专门机关的监控, 还强调发挥媒体、舆论和公民等社会监督形式的作用。问责是监督的必然后果和制度保证。通过监控, 一旦发现重建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必须问责, 从而保障重建过程的效率、效益和公平。
2.灾区乡村战略性重建的具体内容
这是关于“重建什么”的问题。传统的灾区重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房屋重建和产业重建等显性的物质层面, 当然, 这些是不可或缺的, 但战略性重建则立足长远, 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
(1) 重建灾区居民的灾患意识、主体精神和合作能力。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 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防灾减灾文化, 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新中国建立后,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人民的主体精神被极大地激发了起来。在20世纪50至70年代,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 先后完成了以红旗渠、江都水利枢纽工程、黄河、海河、淮河、荆江治理为代表的一系列巨型水利工程, 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 20世纪80年代以后, 经济社会长期的稳定发展, 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极致迷恋, 逐渐淡去了人们的灾患意识, 消解了人们的主体精神和合作能力。一方面, 掠夺性的经济开发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另一方面, 既有的减灾设施或遭毁弃, 或带病运行……。2009年以来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约4.8亿人受灾, 死亡和失踪1528人, 紧急转移安置709.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721.4万公顷, 绝收面积491.8万公顷;倒塌房屋83.8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523.7亿元。[6]可见, 减灾形势依然严峻, 必须重建灾区居民的灾患意识、主体精神和合作能力, 提高减灾效益。
①灾患意识的重建。
灾变不可避免, 但灾害可以避免, 损失可以减轻。减灾效果, 不仅取决于灾害的程度, 更取决于政府和居民的灾患意识、备灾程度和减灾能力。其中, 公民的灾患意识是基础, 是关键。灾患意识的重建, 在于牢记灾害的残暴, 更在于日常持久的宣传、教育和演练。
②主体精神的重建。
灾区干部群众是防灾减灾的主体。防灾减灾成败之关键, 在于群防群治, 在于灾区干部群众主人翁精神的发挥。乡村布局分散, 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薄弱, 外援来之不易, 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 自救互救, 切不可形成“等靠要”等消极依赖思想。
③合作能力的重建。
灾害面前, 个人力量是渺小的。防灾减灾, 依赖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团结。当前的农业家庭承包制, 在实质上仍然是小农经济, 相对于人民公社制度, 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乡村的合作精神与合作能力。灾区重建, 依赖于灾区干部群众的团结与合作, 对灾区干部群众的合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应当利用灾区重建的机会, 重建灾区乡村干部群众的合作能力。
(2) 灾害应急预案的重建。
灾害应急预案, 是指人们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综合本地、本部门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情况, 针对各种可能的灾害类型, 预先制定的一套能迅速、有效、有序地应对各种灾害的行动计划。灾害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的重要基础。灾害的发生, 意味着先前制定的应急预案存在问题, 有待完善。未雨绸缪。灾害过后, 应当充分吸取防灾减灾过程中的教训, 总结新经验, 形成新认识, 重建或更新灾害应急预案。
(3) 村镇重建。
村镇重建, 当然要重建房舍, 但是, 村镇重建不等于房屋重建。乡村战略性重建, 应在总结灾害教训的基础上, 对村镇布局和功能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
①灾害隐患的排查和灾害源的勘测标定。
远离灾害源, 避免重复遭灾, 这是灾区乡村重建的首要原则。借助于乡村重建的机会, 一要对乡村区域的灾害隐患进行全面、系统的勘测与排查;二要对洪水、地震、泥石流等灾害源进行精确地标定与监测;三要重新布局村镇建筑设施, 使之尽量远离各种灾害源。
②疏散空间预留、逃生路线设定和避难场所建设。
居住、生产、生活, 这些都是乡村的基本功能。然而, 严重的灾害现实却证明, 应当重新规划村镇功能。不仅要重视村镇既有的居住、生产、生活等基本功能, 也要重视村镇应有的安全功能和生态功能。村镇重建要注意预留疏散空间, 预先设定多条逃生路线, 建设避难场所。实际上, 许多传统乡村建筑, 比如徽州民居, 其特征之一就是建筑群被“风火墙”、“三尺巷”所分割, 被“风水林”、“风水塘”所包围, 形成镶嵌于自然生态基底中的“星点状”人居空间。这种生产、生活、生态与安全功能有机融合的图景, 集中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秩序。又如, 1993年, 日本修改《城市公园实施令》, 将公园提到“紧急救灾对策所需要的设施”的高度, 第一次将发生灾害时作为避难场所和避难通道的城市公园称为“防灾公园”。[7]
(4) 基础设施重建。
灾区重建中, 基础设施尤为重要。一方面, 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交通不便、用电难、灌溉难、人畜饮水难仍然是农村贫困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既是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严重依赖的物质基础, 又是洪水、地震、泥石流等灾害严重破坏的对象。因此, 灾区乡村战略性重建, 要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着眼于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 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财政支出的范筹, 重点增加对乡村道路、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等项目的投入, 着力解决运输难、行路难、灌溉难、人畜饮水难、发展难等现实问题。
(5) 以生态农业为目标, 重建乡村主导产业。
近些年来, 各种灾害发作频繁, 究其原因, 可谓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一方面, 由于过度开发, 山林毁坏、土壤流失、草地沙化、江河淤积;另一方面, 由于减灾设施投入不足, 陂塘失修, 沟渠壅堵。于是, 洪水、干旱、泥石流等灾害肆虐逞威。因此, 保护生态, 发展生态农业, 是乡村减灾的根本性手段之一, 也是乡村重建的内容与目标。灾区乡村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资源特色和产业基础, 摆脱传统生产习惯的束缚, 发展生态农业。例如, 四川绵竹山区林果业资源丰富, 梨、枇杷、猕猴桃等水果长势好, 品种多样。震灾过后, 绵竹山区产业重建就以生态农业为主, 在产业布局上, 规划发展了园林经济、果园经济、庭院经济为主题的七大生态产业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绵竹山区还规划了相关产业配套服务基地, 包括九龙高效农业示范园、遵道生态农业园、山货物资集散中心、果品会展交易中心、玫瑰花卉及香水博览交易中心, 以便形成完整的生态农业产业链。[8]
参考文献
(1) 杨勤, 王迪, 朱光荣, 杨攀, 李立平, 束水归槽.誓卫映秀——四川全力抗击“8.14”映秀特大山洪泥石流纪实[N].中国水利报, 2010-08-23.
(2) 曾国安.灾害保障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3) 王国培.“不死鸟计划”重建日本阪神[J].中国建设信息, 2008, (17) .
(4)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出版社, 1989.
(5) 肖晋, 肖勇等.我国坟川地震灾后重建和科学规划研究[J].四川改革, 2008, (07) .
(6) 国家减灾中心灾害信息部.2009年全国自然灾害损失情况[J].中国减灾, 2010, (01) .
(7) 鲁小军, 李建华等.小城镇灾后重建规划的四点思考——以绵竹市汉旺镇总体规划为例[J].小城镇建设研究, 2010, (05) .
经济重建 篇11
1 临时安置点社区建设概况
虽然地震已经过去数月, 但是近百万灾区居民的临时安置住房仍在紧张的规划、设计、建造之中。截至14日, 中国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 (活动板房) 已安装138 000套、正安装34 200套、待安装91 000套, 生产地已发运56 100套、待发运74 700套。截至15日12时, 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537.63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投入491.54亿元;地方财政投入46.09亿元。
2 重建社区环境设计中新的社会责任与价值趋向
传统社区环境的营建大多考虑丰富居民生活, 美化居住环境, 改善小气候, 保护环境卫生等几个方面, 侧重于整个社区环境品质的提高。由于传统社区环境的设计和营建时间较长, 维护管理成本较高, 显然不能完全适用于灾后临时安置点社区的环境营建。因此, 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设计并建造具有一定归属感与安全感的社区景观环境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探讨的实践性问题。
此次灾后临时安置点建设计划在全社会的关心与帮助下, 与时间赛跑, 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与初步胜利。但是, 由于时间紧迫、物资短缺, 临时安置社区均采取活动板房的兵营式布局。这种布局带来了大面积的单调雷同的社区空间, 在满足人们居住保障的同时不能解决人们正常社区活动的需求, 已经有部分安置点的人们提出缺乏足够的社区活动空间与家的归属感。
如果长期居住在没有公共空间、没有公共活动、缺乏识别性的单调社区环境里, 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心理重建, 甚至会对灾区人民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因此, 此次灾后社区重建计划对社区环境设计赋予新的社会责任, 并提出了新的设计趋向——“如何避免不好的社区环境对灾民心理造成二次伤害, 以及如何建造能够促进灾民心理重建的社区环境”, 这成为灾后社区重建计划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3 提出促进心理重建的景观设计原则
笔者认为灾后安置社区环境的设计至少应该满足3个方面的原则:服务性社区空间原则、交流性社区空间原则和参与性社区空间原则。
1) 服务性社区空间可以在整个社区范围内组织一系列社区活动, 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区服务。通过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给社区居民提供一种社区归属感与安全感。
2) 交流性社区空间相对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社区范围内, 成为有效组织各个社区组团的公共空间体系。交流性公共空间又分为多个层次:中心服务空间、组团交流空间、邻里交流空间。
多层次的交流空间不仅有机地组织了整个社区, 而且引导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交往。通过多层的交往活动, 强化了人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进而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心理重建。
3) 参与性社区空间的设计强调引导社区居民通过自己动手, 构建自己的邻里公共空间。人们在创作良好社区环境的同时, 体验生活的乐趣与生命的价值。这种参与性社区空间营造的过程, 即是人们心理恢复与重建的过程。参与性社区空间营建的结果, 即是可识别性社区空间的诞生。
参与性社区空间可以与交流性社区空间有机结合, 共同设计, 进而更好地促进社区环境引导人们心理重建的作用。
4 三种设计方案的构想
按照以上3个基本设计原则, 分别作出3种社区设计方案的构想。
1) 兵营式社区布局中的公共服务空间设计构想 (见图1) 。
在兵营式社区布局中设计服务性社区空间, 由社区服务中心控制组织整个社区, 几组均衡分布的公共服务绿地将整个社区有机地划分为多个组团, 这样由社区中心到组团中心, 将整个兵营式社区组建成以公共服务空间为骨架的有机整体。在统一层级组织下, 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区服务与社区活动, 促进居民社区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形成。
2) 多层次交流性社区空间设计构想。
社区组团交流空间与邻里交流空间既相互联系又保持一定的层次体系。两个层次的交流空间相互配合, 在更大程度上丰富了居民间的交往活动, 进而有效地促进居民的心理重建。
虽然每一组邻里的基本布局形式都相同, 但是每组邻里在各自组团中的方向和位置又各不相同, 既符合灾后重建的时效性与统一性要求, 又满足了居民对邻里单元可识别性的需求。
3) 居民参与性营建产生可识别性社区空间设计构想 (见图2) 。
图中4个邻里交流空间的环境设计邀请各单元居民参与营造与建设。在营建的过程中, 居民们根据各自的喜好与创意, 创造出四组各具特色的邻里公共交流空间。这些富于变化的小环境设计, 给原本单调雷同的建筑布局添加了无限的趣味, 增强了邻里单元的可识别性。更有价值的是, 居民相互合作, 自己动手营建社区环境的同时, 体验生活的乐趣与生命的价值。
5 不断探究社区环境的现实意义
通过灾后临时安置社区的大量建设, 社区环境设计理念在实际营建中不断探索与革新。相信在全社会的关注与努力下, 重建社区环境设计与居民心理重建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 并逐渐完善设计理念, 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设计体系, 进而更好地发挥社区环境设计在心理康复方面的作用与功能。
参考文献
[1]林玉莲, 胡正凡.环境心理学[M].第2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2][丹]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第4版.何人可, 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