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重建（共6篇）
意义重建 篇1
汶川5.12特大地震的突发灾难对我国四川、甘肃、陕西三省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这次地震不仅带来了重大的直接物质损失, 更重要的是对灾区人民造成不可估计的持久的心理创伤。如何消减治愈这种心理创伤, 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因此促进心理重建成为灾后社区环境设计与建造中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与新的设计导向。
1 临时安置点社区建设概况
虽然地震已经过去数月, 但是近百万灾区居民的临时安置住房仍在紧张的规划、设计、建造之中。截至14日, 中国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 (活动板房) 已安装138 000套、正安装34 200套、待安装91 000套, 生产地已发运56 100套、待发运74 700套。截至15日12时, 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537.63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投入491.54亿元;地方财政投入46.09亿元。
2 重建社区环境设计中新的社会责任与价值趋向
传统社区环境的营建大多考虑丰富居民生活, 美化居住环境, 改善小气候, 保护环境卫生等几个方面, 侧重于整个社区环境品质的提高。由于传统社区环境的设计和营建时间较长, 维护管理成本较高, 显然不能完全适用于灾后临时安置点社区的环境营建。因此, 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设计并建造具有一定归属感与安全感的社区景观环境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探讨的实践性问题。
此次灾后临时安置点建设计划在全社会的关心与帮助下, 与时间赛跑, 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与初步胜利。但是, 由于时间紧迫、物资短缺, 临时安置社区均采取活动板房的兵营式布局。这种布局带来了大面积的单调雷同的社区空间, 在满足人们居住保障的同时不能解决人们正常社区活动的需求, 已经有部分安置点的人们提出缺乏足够的社区活动空间与家的归属感。
如果长期居住在没有公共空间、没有公共活动、缺乏识别性的单调社区环境里, 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心理重建, 甚至会对灾区人民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因此, 此次灾后社区重建计划对社区环境设计赋予新的社会责任, 并提出了新的设计趋向——“如何避免不好的社区环境对灾民心理造成二次伤害, 以及如何建造能够促进灾民心理重建的社区环境”, 这成为灾后社区重建计划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3 提出促进心理重建的景观设计原则
笔者认为灾后安置社区环境的设计至少应该满足3个方面的原则:服务性社区空间原则、交流性社区空间原则和参与性社区空间原则。
1) 服务性社区空间可以在整个社区范围内组织一系列社区活动, 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区服务。通过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给社区居民提供一种社区归属感与安全感。
2) 交流性社区空间相对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社区范围内, 成为有效组织各个社区组团的公共空间体系。交流性公共空间又分为多个层次:中心服务空间、组团交流空间、邻里交流空间。
多层次的交流空间不仅有机地组织了整个社区, 而且引导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交往。通过多层的交往活动, 强化了人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进而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心理重建。
3) 参与性社区空间的设计强调引导社区居民通过自己动手, 构建自己的邻里公共空间。人们在创作良好社区环境的同时, 体验生活的乐趣与生命的价值。这种参与性社区空间营造的过程, 即是人们心理恢复与重建的过程。参与性社区空间营建的结果, 即是可识别性社区空间的诞生。
参与性社区空间可以与交流性社区空间有机结合, 共同设计, 进而更好地促进社区环境引导人们心理重建的作用。
4 三种设计方案的构想
按照以上3个基本设计原则, 分别作出3种社区设计方案的构想。
1) 兵营式社区布局中的公共服务空间设计构想 (见图1) 。
在兵营式社区布局中设计服务性社区空间, 由社区服务中心控制组织整个社区, 几组均衡分布的公共服务绿地将整个社区有机地划分为多个组团, 这样由社区中心到组团中心, 将整个兵营式社区组建成以公共服务空间为骨架的有机整体。在统一层级组织下, 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区服务与社区活动, 促进居民社区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形成。
2) 多层次交流性社区空间设计构想。
社区组团交流空间与邻里交流空间既相互联系又保持一定的层次体系。两个层次的交流空间相互配合, 在更大程度上丰富了居民间的交往活动, 进而有效地促进居民的心理重建。
虽然每一组邻里的基本布局形式都相同, 但是每组邻里在各自组团中的方向和位置又各不相同, 既符合灾后重建的时效性与统一性要求, 又满足了居民对邻里单元可识别性的需求。
3) 居民参与性营建产生可识别性社区空间设计构想 (见图2) 。
图中4个邻里交流空间的环境设计邀请各单元居民参与营造与建设。在营建的过程中, 居民们根据各自的喜好与创意, 创造出四组各具特色的邻里公共交流空间。这些富于变化的小环境设计, 给原本单调雷同的建筑布局添加了无限的趣味, 增强了邻里单元的可识别性。更有价值的是, 居民相互合作, 自己动手营建社区环境的同时, 体验生活的乐趣与生命的价值。
5 不断探究社区环境的现实意义
通过灾后临时安置社区的大量建设, 社区环境设计理念在实际营建中不断探索与革新。相信在全社会的关注与努力下, 重建社区环境设计与居民心理重建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 并逐渐完善设计理念, 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设计体系, 进而更好地发挥社区环境设计在心理康复方面的作用与功能。
参考文献
[1]林玉莲, 胡正凡.环境心理学[M].第2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2][丹]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第4版.何人可, 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3]薛慧明.社区环境的认识和设计及改善[J].山西建筑, 2007, 33 (5) :24-25.
意义重建 篇2
航天遥感获取遥感影像为灾后灾害评估提供资料和数据分析 重大突发性火害爆发的`时候,一般伴有通讯终止、交通瘫痪、受灾地区基础设施遭受重大破坏等紧急情况,往往让救灾部门无法及时获取准确的地形资料,从而不能对灾害进行一个整体的、精确的评估.
作 者：王甜 作者单位：湖南省第三测绘院,湖南,长沙,410007 刊 名：国土资源导刊 英文刊名：LAND & RESOURCES HERALD 年，卷(期)： 6(7) 分类号：P2 关键词：
意义重建 篇3
反思一：基础=附属？——如何解读高职语文阅读教学的意义及地位
语文，是“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中各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主要文化基础课”[1]。作为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及阅读教学的基础地位、主要地位毋庸置疑。但纵观当前以“专业建设”为核心的高职院校，不约而同地对“基础”两字作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运用：阅读教学的课时一缩再缩，减至最低；学生的文本阅读时间、文本阅读质量大幅下降；阅读教学方法陈旧，阅读教学改革鲜有提及；阅读教学和专业学科教学相比，受重视程度明显低，甚至很难和同出一门的《应用文写作》相提并论……凡此种种，都反映出阅读教学在高职教学实践中仅仅处于附属地位。
事实上，“阅读仿佛一个个车站”[2]，高职学生能在阅读中丰富个人的人生阅历，体味到别样的人生；而且，阅读是学生洗涤内在、叩问灵魂的过程，每个学生的心灵会因阅读而高贵，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教学是引导高职学生做人的基础。其次，高职阅读教学重在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等，这些正是高职学生踏上工作岗位之后进一步发展的必备条件，可以说，阅读教学是其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和人生发展的基础。当然，阅读教学中培养的这一系列能力同样是高职学生学习其他各科知识、掌握各种职业技能的前提，所以我们也常说，阅读教学是高职学生学习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高等职业教育“为生产和服务第一线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高级实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指导下，如何解读高职语文阅读教学的意义及地位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反思二：“四轻”“四重”——高职语文教师使用阅读教材面面观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3]教师、学生、教材，是阅读教学的三要素。当前高职语文教学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教师如何使用阅读教材，这直接关系到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积极性，也是提高高职语文阅读教学效率的前提和关键。具体来看，高职语文教师使用阅读教材不当的情况可概括为以下四种：
第一，轻整体重局部。教材，大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高职语文阅读教材也不例外。以《电大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语文〉教材》为例：这套教材以推进素质教育和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能力为主线，以针对性、应用性和实践性为基本特色，以必需、够用为度，分别对每一册、每一单元的阅读教学提出了训练的重点（详见每一册“编写说明”和每一单元的“单元指要”）。同时又在每篇课文前穿插了“阅读提示”，在每一单元的结尾处安排了相应的“语文活动”。充分体现由面到点、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教材结构布局。但很多高职语文教师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教课文而教课文，忽略了对课文所在的单元教学重点和本册教学方向的兼顾，造成“轻整体重局部”的现象。
第二，轻独立重教参。由于高职院校对语文学科建设的忽视，不少语文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能简则简，大都唯教参是从，少个人思考，少独立钻研。不可否认，教参是很多教师备课、教学时的得力助手。但其呈现出的内容毕竟是单一的、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较陈旧的；同时一名语文教师如果长期依赖于教参的话，其对教材的理解能力、驾驭能力都会逐步退化，从而直接影响到他的阅读教学水平的提高。
第三，轻客观重主观。这主要表现在教师对阅读教材的取舍和阅读教学进度的安排上。考虑到课时安排较少的因素，教学中，阅读教学的内容和时间大都要经过不同程度的调整，这时，就经常会出现教师根据个人喜好，随意地对既定教材的篇目进行取舍的现象，基本上不再考虑到整套教材编排的特点和重点。以有些老教师为例，为了节约精力，他们往往更多选择自己以前教过的，或是资料较多的文章，导致不少具有时代性、独创性的文质兼美的文本材料被人为地舍弃了。同样，因为语文学科的不受重视，阅读教学进度的安排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课文教学顺序的孰先孰后，某篇课文课时的多或少，一学期阅读教学任务的重或轻，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落实，教师们常常缺少的是对阅读教学要求、阅读教材编排用意的推敲以及对科学理性精神的思考和追求。
第四，轻创新重传统。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一张嘴，目前高职阅读教学还仅仅停留在最传统的形式和内容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是语文教师的安于现状心理，一是学校教研氛围不浓，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高职学校对语文等基础学科教学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不够。事实上，阅读教学方法的改革、阅读教材使用的创新、适应新形势要求的阅读技能的引进、阅读教学新理念的贯彻等等，都会让高职阅读教学课堂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反思三：能读？会读？——高职学生阅读习惯和阅读技能培养的缺失
高职学生阅读水平如何？他们能读书、会读书吗？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很可能将不少人问倒。从阅读习惯到阅读技能，高职学生真正掌握的少之又少。
先以“阅读习惯”为例。《电大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语文〉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了两大方面：一方面要“在初中语文基础上，进一步培养自读习惯”；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多读书、记诵名句、背诵名篇的习惯”。但现实不容乐观。高职学生或者缺少必要的引导，尚不能自主阅读；或者缺乏有效的激励，未能调动起他们对阅读的浓厚的兴趣；或者欠缺有力的督促，很难让学生不断加强自己的文学积累。
再看“阅读技能”。它主要包括学生运用阅读方法、使用工具书、收集并处理信息资料三方面的能力。其中阅读方法有泛读、略读和精读三种。泛读，是指能从报纸、杂志和一般社科、技术资料中迅速找到所需要的内容。略读，是指能迅速把握文章中的主要内容。精读，则指能划分文章层次、概括段落大意、总结全文中心、理解写作特点。目前，高职学生阅读技能培养的缺失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要求，但少系统安排。在高职阅读教学的各个阶段，应掌握哪一种（或几种）阅读方法，培养怎样的阅读习惯、如何培养，怎样引导学生自如地使用工具书等等，都缺少统筹考虑。二是有方法，但实践中少交叉使用。三种阅读方法各有侧重，但高职阅读教学实践中往往较多地运用精读一法，帮助学生“吃精粮”“精吃粮”，导致的后果是学生口味发生变化，粗粮的作用和尝试完全被忽视。三是有理论，但教学中少摸索探讨。阅读技能是个宽泛的概念，很多的操作方法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思考探究。简单的一种方法，只有经过不断的尝试和练习，才能掌握其要领，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提高，才会真正将其落到实处。
反思四：“学”“教”之间——当前高职语文阅读教学方法的若干弊端
当代教育意义的失落、反思与重建 篇4
一、现实困境:教育意义的沦落与丧失
教育意义或教育价值的存在、建构及彰显与其所立足的时代背景或存在境域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时代精神与趣味的诉求与召唤影响或决定着教育意义与价值的生成逻辑与文化向度。而在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化时期, 尤其在工业革命及现代科技的膨胀发展与推动下, 以生产工具变革为主要特征的技术文明以及其内含的工具价值和经济价值得以彰显, 人们在追求方便、实用、快捷、立竿见影式的当前利益与暂时功效时, 也就使得具有长期效用与边际效用属性的教育价值、意义及人文性精神趋向式微与消解。这样, 教育的品质、蕴涵与旨趣也就在这种断裂式、突变式的社会结构变革中必然遭遇到了异化。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学活动中的教育蕴涵流失
教育意义无疑是构成教育情境与教学实践活动实施的最具朝气、价值与活力的基本元素。一方面, 教育意义的生命化张力和存在论诠释内隐于五彩缤纷的复杂化教育实践情境之中, 构成了其必不可少的文化学意味与旨趣。另一方面, 教育实践情境的立足与生成也必然要以丰富性的教育意义为底衬与铺垫, 唯有如此, 才能使其具有更强的被吸引特质与存在向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 “教学活动是作为整体的人在其中的活动, 好的教学过程并不是单纯的认识过程, 它是人与世界积极相关涉的过程, 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过程, 是师生对话、理解而达成‘我———你’关系的过程, 是一种特殊的游戏的过程, 是一个内在的价值关涉的过程。”[2]
然而, 在当前物质至上, 技术一统的时代背景下, 教育意义的时空场已濒临沦陷与丧失的危机境地。首先, 对“实用主义”的迷恋与追逐放弃了对意义世界与理念的渴望与守护。例如, 在当前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上, 具有一定实效性、功用性与工具性的科目充斥于大部分的课堂教学活动之中, 而与人的整体发展、性格陶冶、审美训练、理想培植等紧密相关的课程则被严重地挤兑而趋于边缘化的窘境。其次, 对“科学主义”的臣服与膜拜导致了对意义情趣与意义人生的抛弃与放逐。在传统的认知范畴内, 科学意味着真理、绝对与永恒, 凡是被贴上“科学”标签的东西则统统被当作无可置疑与辩驳的圣物, 于是, 人之所以为人的主动性、创造性、能动性的存在论价值与意义也就流于虚无与消亡。
2. 教育价值中的文化品性扭曲
教育无疑是具有多重功能与价值的一种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公众化的组织活动和行为, 而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人们在认识水平上的巨大提高, 教育价值的“潜力”与作用便渐渐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密切联结与“媾和”, 教育的单一育人价值便逐步被政治统治、伦理教化、经济发展、利益分配等等外在功能所代替。“教育价值取向的复杂多样, 主观上是源于人的差异, 不同社会、不同人群的世界观、人生观各异, 自身文化哲学素养不同, 导致其价值判断标准不一, 他们对教育各取所需, 从而出现了历史上的政治型教育、伦理型教育、审美型教育、文化型教育、人格型教育、经济型教育。”[3]这样, 教育价值选择取向的多元化格局、倾向与旨趣也就进一步导致了其心性熏染、灵魂陶冶、人格养护、精神充实等本体价值的折损与式微。
例如受我国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成了人们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经典座右铭, 积极“入仕”成了许多人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和终极旨趣, 尤其在“官本位”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里, 这样的向往与渴望像链条一样一直捆绑在人们的思维与人生逻辑之中。因为“入仕”在更大的程度上意味着物质上的富足、地位上的优越、权力上的占有以及精神上的享受!而这一切又随着仕途上的进一步升级与攀高, 也就换来了更大的利益与“好处”。所以, 在这红尘滚滚的花花世界中, 对官的趋之若鹜、对权的顶礼膜拜、对利的竞相追逐, 也就构成了这个百色人生的一幅无比繁华的图像与景观。这样, 教育价值的文化功能与品性就受到了更多来自其他事物的破坏、攻击与诋毁, 教育的目的、旨趣、底蕴、价值取向也就随着这一世俗化、功利化、媚俗化的追求而变得异常的扭曲与变态, 教育的文化场也就在这种波涛汹涌的大潮中坍塌与毁灭了。
3. 教学场域中的生命意识虚无
在当前, 对学生生命的尊重与爱护更多地体现在对学生精神层面上的体悟与熏陶以及个体肉身层面上的关心与保护。“人的生命是完整的, 不仅包括动物性的自然生命, 也包括人特有的价值生命、社会生命;不仅包括知识、技能、智慧等认知因素, 而且包括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情意因素。生命是肉体与精神、知情意的统一体。”[4]然而, 长期以来, 在“应试教育”的魔咒之下, 学生的精神与肉身往往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与保障。首先, 在精神构建方面, 在以规约化、控制化、秩序化为主要特征的教学场域内, 重知识、重效率和强调统一性的价值取向, 导致了学生自由意识、主动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丧失。而此则又进一步导致了没有自由的意志, 没有自由的权力, 只是作为一种规约化的异己的存在, 使学生严重丧失了内在的灵性和情趣。其次, 在生命成长层面, “在这里, 笼罩在校园里的是‘警告、禁止、责罚’的压制气氛, 运用在课堂教学中的是‘听话、服从、守纪’的话语锁定, 表征的是管制、保守、封闭的文化样态, 从而造成了学生的老气横秋、死气沉沉。显然, 这种说教式、线性的、结构化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不能从根本上打动学生的内心世界的, 它本质上是对学生情感诉求的框定和禁锢, 是对学生性情舒展的扼杀和湮灭。”[5]而更为严重的是, 此种压抑、苍白的教学方式所造成的学生的轻生行为, 戕害别人生命、损害他人利益的事件常常见诸报端, 而这一幕幕极其让人痛心的悲剧却常常发生在鲜花烂漫的校园里, 则又怎么不让人扼腕叹息?
二、现状反思:症结的诘问与审查
教育问题与矛盾的存在必然会引起人们的警觉、叩问与醒悟。所以, 探究、发现、清理教育矛盾中的症结所在, 也就成为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局面与课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深刻地指出:“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 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 它就会维持原状, 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 必须把它‘连根拔起’, 使它彻底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6]根植于上述教育意义失落的种种病理表征, 谨做出以下的反省与思考。
1.“唯知主义”的僭越
在当代社会强大的物质、经济、技术等相关因素的刺激之下, 对科学知识的生产、传输、存储、垄断渐渐成了工业化大生产链条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 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也就沦为了以占有更多的知识为根本追求, 以增长各式各样的技能为根本手段, 对知识的占有和支配成了所谓社会精英分子最恰切的修饰和装潢。首先, 在科学化思维的视域之下, 知识的确定性、稳固性、封闭性以及规范性, 也就进一步加据了主体理性认识与经验感受之间的鸿沟, 导致了对非主流知识形态 (隐性知识、缄默知识) 的压迫、排除与拒斥。所以, 这种“唯知主义”的价值倾向严重破坏了日常生活世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纽结, 使学生的整体文化认识处于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尴尬局面。其次, 在知识结构的编排上, 又由于对学生自身所处的心理发展阶段和心理特点视而不见, 也容易使学生产生极强的排斥心理和逆反行为, 造成知识价值和意义的低效和流失。同时, 它也让大多数“低等生”们望“知”兴叹、退而却步, 趋于边缘化的无奈境地而不敢登大雅之堂。早在20世纪初, 美国著名哲学家与教育家杜威就对现代教育思潮的这种极端倾向提出了严肃批评:“现代教育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 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些东西的价值被认为多半要取决于遥远的未来;儿童所以必须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将来他要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只是预备而已。结果是, 它们并不成为儿童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因而并不具有真正教育的作用。”[7]所以, 在充分享用这一知识盛宴的同时也就渐渐迷失了自我、疏离了自我, 只是在由知识堆砌的空中楼阁中自娱自乐, 陷入了精神的迷惘与灵魂的困顿之中。
2.“技术理性”的扩张
“技术兴趣”亦称“技术理性”, 是通过合规律的行为而对环境加以控制的人类基本兴趣, 它指向对环境的控制和管理, 其核心是“控制”[8]。自工业革命以来, 工具性或工具价值的触角像无所不在的幽灵已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层面。一般而言, 积极寻求与发现人的存在之根, 人的价值所在, 应当是当前教育中的应有之意, 因为教育的存在必然是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场域之中的。然而, 在这种“工具理性”思想范式的影响之下, 异化、变形、扭曲的教育所带来的所谓价值更多表现为一种控制化、工具化, 技术化的存在。“韦伯曾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概括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 尤其是受工具理性支配的理性化过程。只关注手段及效率而不问目的, 这便是现代主义文化所昭示的理性。它在抛弃神秘主义的同时, 也抛弃了文化的神圣品质与追求;它在抛弃宗教神道‘彼岸’逻辑的同时, 也抛弃了终极关怀的原则与立场。”[9]这样, 学生作为教育的对象, 则被死死地框定在固定的尺寸之中, 其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受到致命性的影响。在教育领域, 这种思维范式更多地表现在对“分数价值”, “名次价值”、“证书价值”的争抢与掠夺之中, 学生不是在关心自己所受教育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而在是关心自己在众多竞争者中所处的地位和次序, 丧失与遗弃了其内在的文化旨趣、审美蕴涵与人生意义。
3. 主体性原则的放逐
众所周知, 让学生在教育的天地、情境之中自由、充分地成长与发展是教育者的职责所在。所以, 积极张扬学生的主体性精神、恪守完整的主体性原则、确立有效的主体性理念, 则应当成为最起码的共识与准则。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就其在古典哲学中的基本含义来说, 主体性原则是指人对自身的独立自主、自由、能动性本质, 对自身的价值和尊严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 它是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历史发展的产物。”[10]然而, 当前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西方享受文化的入侵、教育者自身素质的下滑等一系列因素, 尤其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都在严重危及着对主体性原则、精神、理念的尊重与守护, 这样的思维与看法在许多人的眼中早已显得不合时宜而落入俗套, 似乎成了人们相互调侃、讥笑的话柄与对象。在传统教育的局限之下, “学校从一个智慧、知识、道德的传导、熏陶的场所变成了等级化的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普遍存在于教育过程中的考试, 远远超出了它的评价和改进教育的功能, 形成了它自身无法胜任的主宰和导向作用。同时, 激烈的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 学生的寄托与学校的梦想破灭了, 面对的是他们不愿面对的无边的考试、无聊的重复和无情的筛选。”[11]于是, 这种对学生能动精神的严格控制, 标准化、模塑化、雷同化的大规模生产也就必然导致了对学生主体性原则的放逐与遗弃, 从而走向自主精神的匮乏与虚空。
三、时代重建:教育意义的生成与超越
病理的梳理、症结的探究无疑为教育的救赎提供了前提、依据与动力。长期以来, 我们的教育模式始终都在一种封闭性、静止性、单一性的体系中运行, 逐渐呈现与暴露出僵化、教条的弊端, 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目前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及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 摧毁、解构传统的认知模式与思维方式, 而完成对教育意义的生成与超越将成为必不可少的拯救之路。
1. 解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实现教学方式变革
知识与智慧的辩证关系无疑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 理念上的认同与化一并不表征出实践行动中的一致与协调。学生知识的获得与智慧能力的培养之间的分野与对立, 是传统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和症结。追溯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长期统治着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课堂的原因, 是二元论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此, 杜威曾作出过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杜威认为, 二元论源于一个团体内部壁垒森严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划分:富与贫、男与女、贵族与平民、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壁垒[12]。所以, 这种人为的、僵硬的、机械的分离, 就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储藏器, 使很多学生根本就不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甚至连自主学习的技能都不具备, 综合素质和创造能力不强、兴趣单调、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学生缺乏个性等等。
总结历史, 展望未来。深入挖掘当前教育意义失落的原因与困境, 我们谨做出以下的努力与向往。第一, 改革当前的教学方式。即从传统说教式、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 而走向与我们的学生息息相关的经验感知与个体感受中, 从而在动态、开放、协商的情境中生成对教学意蕴的理解, 进而实现学生主体性的守护与张扬。第二, 拓展学生的活动空间。即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抽象思辨中, 不能从理论到理论, 而必须紧密联系与贴近鲜活的、现实的、当下的种种实际, 并对当前复杂社会现实中突发的事件与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只有这样, 才能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理论的生命力与指导作用。第三, 建立学生社会实践的长效机制。实践的效度如何是对理论教学的最有力的检验, 在其中, 学生的亲历亲为除了有力地增加自身的阅历与经验之外, 还会积极引发学生对种种事件的反省与思考, 从而为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行为方式提供可能与机缘。
2. 跨跃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鸿沟, 体现对受教育者的终极关怀
“工具论”中的教育概念界定即是通过对人的培养来达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 从而体现出了一种强有力的规约性和工具性。因为社会所包含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引发和导致了教育的政治化统治功能, 促进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刺激功能, 还有就是文化单向的传递和适应功能。而正是因为这种离散性、分裂化的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 也就导致了整体的人处于一种排斥、激化的状态。如以一种知识人、政治人、经济人的面目出现, 而不是一个具有美好情感、全面发展的人。所以, 这种工具主义价值取向本身就暗含着一种功利化色彩, 它讲究的是一种实用和对主体的利益, 而不考虑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 本文的意思并非否定任何事物的工具性和实用性, 而是批判和否定一种工具化的异己的存在。自古以来, 教育就以培养人的完整德性及美好品质为标杆和旗帜, 它的存在价值和根本旨趣也就在于对人的灵魂呵护及对于整个有机世界的优化、高效、和谐的整体改造。就是在当下, 在1995年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上, 人们呼吁要重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价值体系, 重视人的和谐发展, 重视包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都应该走文化内涵发展的道路。因此, 作为充盈着智慧、灵性、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应当永恒恪守以人为本的理念, 秉持以德化人的原则, 培养推己及人的精神, 从而体现出对受教育者的终极关怀。
3. 以生为本, 实现对人文精神的守护[13]
对学生实行高质量、高水平、高品质的综合素质教育无疑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范畴, 并已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认可与赞同。但在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的大小考试之中, 智育的地位被空前提高, 而学生的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则被无情地湮没在学生的考分之中, 成了考试之后的修饰和摆设。升学率是每一个学校谋发展、求进步的生命线, 学生的考试分数变成了老师谈优论劣的底线。于是, 教师最关注的是试卷上的分数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学生品德、习惯的养成及学生情感的需要和表达。在这样的教育逻辑中, 学生成了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书生而缺乏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感恩与珍惜。
意义重建 篇5
颅内动脉狭窄会导致临床出现缺血性脑血管病,如果不能早发现、早治疗,最终结果是血管完全闭塞,而出现严重的临床症状,甚至危及生命。准确判断狭窄程度是治疗的前提。常规DSA只能显示二维影像,由于血管重叠及对斑块显示的局限性,并不能为诊断提供足够的信息。三维重建技术是建立在旋转DSA基础之上,可以从各种角度观察并测量病变情况,同时其独有的仿真内窥镜(virfual angiosopy,VA)技术可观察血管内表面斑块情况。本文通过对我院2007-10—2011-03期间53例颅内动脉狭窄患者诊断的回顾性研究,探讨三维重建技术在诊断颅内动脉狭窄中的意义。
2 材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2007-10—2011-03期间对53例82处颅内动脉狭窄的患者实施2D DSA和旋转DSA造影检查,并对所有狭窄处行三维重建及仿真血管内窥镜技术进一步分析。患者男性29例,女性24例,年龄37~82岁,平均60.5岁。血管造影机使用GE公司INNOVA 3100平板大C臂及Mark V Provis高压注射器,使用ADW4.3工作站进行图像后处理。
2.2 影像学资料
82处狭窄中,颈内动脉主干狭窄21例;大脑中动脉M1段狭窄19例,M2段狭窄3例,M3段狭窄1例;大脑前动脉A1段狭窄4例,A3段狭窄5例,A4段狭窄9例;椎动脉颅内段狭窄7例,基底动脉狭窄8例;大脑后动脉P1段狭窄3例,P2段1例,P3段1例。53例患者中有15例为多发,最多可达6处狭窄。
2.3 检查方法
患者仰卧于治疗床上,听眶线垂直床面,双外耳孔与床面等距。采用Seldings技术,行股动脉穿刺,用5F脑血管造影导管分别行左右颈总动脉及左右椎动脉造影、正侧位摄影。对比剂用碘海醇(300 mgI/mL),左右颈内用量为7 mL,注射速率4 mL/s,左右椎用量为6 mL,注射速率4 m L/s。对可疑狭窄处,行3D DSA摄影:在正位将兴趣区影像置于监视器中央,然后将C臂旋转到侧位,同样把兴趣区置于监视器中央,最后进行旋转测试,测试成功后进行3D DSA摄影。C臂绕患者脑轴位共旋转200°,旋转速度40°/s,共转5 s,采集147帧图像,造影剂总量18 m L,注射速率4 mL/s,注射压限200 ps(1 psi=6.89 kPa),注射延迟时间一般为1.5 s。旋转造影采集的图像数据自动传输至ADW4.3工作站,进行图像重建,包括采用最大密度投影法(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表面阴影成像(surface shaded display,SSD)、容积再现技术(volume rendering,VR)、仿真内窥镜技术(virtual angioscopy,VA)等。为排除颅骨影像和毛细血管影像的干扰,可适当选择曝光参数值。
2.4 测量和计算方法
利用狭窄分析(stenosis analysis)中的手动与自动测量功能进行测量。为更好地比较狭窄率,须保证所测量的血管狭窄部位相同。为避免测量时人为因素的干扰,由2名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副主任医师采用双盲法分别对2D和三维重建图像测量颅内动脉狭窄。同时计算直径狭窄率和面积狭窄率。直径狭窄率(%)=[1-(最小残余管腔直径/狭窄远端颈动脉的正常直径)]×100%,面积狭窄率(%)=[1-(最小残余管腔横截面积/狭窄远端颈动脉的正常横截面积)]×100%[1]。
2.5 统计学处理
2D DSA与三维重建图像对狭窄显示阳性率的比较分析。血管面积狭窄率与狭窄血管横截面最大直径比的关系采用直线相关分析。2D DSA与三维重建图像对斑块显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53例患者、82处颅内动脉狭窄的造影中,由2D DSA显示出80处狭窄(主要因血管重叠有2处未能显示),三维重建图像则全部显示82处狭窄,经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维重建图像测得的面积狭窄率与2D DSA测得的直径狭窄率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注:2D DSA与MIP、VR、SSD测量的直径狭窄率比较,t值分别为1.998、1.934、1.944,P值均﹥0.05。2D DSA、MIP、SSD及VR图像测得的直径狭窄率与三维重建图像测得的面积狭窄率比较,t值分别为7.108、6.673、7.004、7.281,P值均<0.01
斑块显示情况。三维重建图像利用仿真内窥镜技术(VR)显示46条(56%)血管有动脉硬化斑块,而2D DSA仅显示8条(1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87,P<0.005)。
4 讨论
颅内动脉狭窄会导致局部脑血流灌注不足或血栓形成,动脉狭窄的主要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使血管内膜增厚或斑块形成使血管内径逐渐缩小[2],随着颅内动脉狭窄程度的增加,就会在临床上出现缺血性脑血管病的症状,而且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表面不规则也增加了血管进一步狭窄的风险。因此,准确判断脑血管狭窄程度和有无斑块可为进一步治疗提供重要依据。目前,CTA与MRA均能非创伤性评价血管形态和解剖的改变,但在显示颅内病变时空间分辨率低,易产生假阴性或假阳性等不足[3],所以脑血管造影仍是目前诊断颅内动脉狭窄的金标准。临床上对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和血管内介入治疗广泛采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4]。但常规DSA技术只能显示二维影像,颅内血管重叠较多,必须利用多角度投影图像来评估血管的狭窄程度及与周围血管的空间关系,往往不能得到准确的影像信息,还增加了患者和医生接受的X线辐射剂量(如图1~2所示)。三维重建技术以3D DSA采集的影像数据为基础,采用三维可视化技术显示出逼真的血管影像,可对影像在三维空间进行任意角度的观察[5],利用三维重建技术来研究颅内动脉狭窄,可为临床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影像信息(如图3~5所示)。
注:大脑中动脉M1段狭窄,但由于周围血管的重叠,分不清M1狭窄处的血管主干,更无法判断狭窄程度
注:无法显示出狭窄处
注:清晰显示出大脑中动脉M1处狭窄,通过角度的旋转,狭窄处可避免与周围血管重叠
(1)三维重建技术比2D DSA能更准确显示出狭窄,虽然二者无统计学意义,但由于血管重叠,可导致局限性狭窄,由于2D DSA投照角度不佳和周围血管的遮挡而被漏诊。在实践中,虽只有2例被2D DSA漏诊,但亦可能给患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2)三维重建技术获得的面积狭窄率比2D DSA的直径狭窄率更能精确反映血管狭窄程度。血管狭窄的准确测量对缺血性脑血管的诊疗非常重要。2D DSA通过测量狭窄段直径及狭窄远端正常血管直径来确定狭窄程度,即狭窄程度=狭窄段直径/狭窄远端正常直径。由于狭窄段血管大多为偏心性狭窄,虽通过多角度投照,但很难保证会显示最大狭窄影像;同时由于血管的重叠,使狭窄处不能充分显示。因此,2D DSA显示的狭窄率难以准确反映血管的真实狭窄程度。根据人体生理学理论,血液动力学的评价是通过血管截面的血流量来表示的[5],血管截面的改变才能准确反映血液动力学的变化。黄明迁等[6]曾提出测量狭窄血管的残腔面积比测量直径更能反映狭窄程度。本研究中,2D DSA的平均狭窄率只有44%,而三维重建的面积狭窄率达56%,2D DSA得到的直径狭窄率明显低于面积狭窄率,说明直径狭窄率不能准确反映血流动力学的变化。血管狭窄程度对治疗的决策有重要意义。直径狭窄率测量的结果会导致部分有手术指征的患者丧失治疗机会。
注:狭窄的血管腔呈扁形,内壁不光滑
(3)在斑块的显示上,三维重建技术有着明显的优势。颅内动脉狭窄的临床意义主要在于血管狭窄处斑块脱落或血小板聚集引起血栓形成而造成的缺血性脑病。对颅内动脉狭窄的治疗主要在于消除斑块,消除血小板聚集的基础,因而对血管内斑块的显示具有重要意义。利用VA技术,可显示血管内斑块情况,弥补了2D DSA的不足。本研究中,VA显示出46条(56%)血管内有斑块,而2D DSA仅显示出8条(10%),也证明了VA技术在斑块显示上的价值。
综上所述,三维重建技术在颅内动脉狭窄的诊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临床的诊治提供了更加丰富、准确的影像学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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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立斌,刘瑞宏,张思迅,等.旋转DSA三维重建成像对观察血管空间解剖关系的价值[J].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2009,6(1):79-83.
[4]黄惠芳,胡广书.脑血管DSA三维重建技术[J].北京生物医学工程,2008,27(2):215-218.
[5]黄永,王艳芹,张伟,等.三维重建技术在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中的应用价值[J].医疗卫生装备,2011,32(2):56-57.
[6]范少光,汤浩,潘伟丰.人体生理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126-127.
意义重建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资料
选择本院于2010年6月至2012年1月确诊收治的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50例 (所有患者术前均经胃镜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 且符合中华糖尿病学会采纳的糖尿病诊断标准) , 其中男性27例, 女性23例, 年龄37～81岁, 平均年龄 (54.6±6.8) 岁, 其中胃体癌28例, 胃窦癌22例。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将所有患者采用抽签法随机分为两组, 其中试验组25例行BillrothⅡ式, 对照组25例行BillrothⅠ式。对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进行对比, 无组间差异性 (P>0.05) 。
1.2 干预措施
患者全麻后根据各自的胃癌手术治疗原则行全胃或远端胃根治性手术, 并分组行BillrothⅠ、Ⅱ式消化道重建, 其中试验组25例行BillrothⅡ式胃大部切除, D2腹腔淋巴结清扫术;对照组25例行BillrothⅠ式胃大部切除, D2腹腔淋巴结清扫术。所有患者围手术期间监测血糖, 并继续行原药物治疗, 术后依具体情况使用降糖药物。
1.3 评价标准
治疗前后, 选取2～3名有经验的调查员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患者进行资料登记, 随访2～3个月, 无随访丢失现象, 监测患者治疗前后的空腹血糖值。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及处理, 评分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计量资料的组间显著性测试采用t检验, 若P<0.05则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术后两组间对比, 所有患者的空腹血糖优于术前, 且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体情况见表1。
注:*治疗前两组无差异 (P>0.05) ;#治疗后试验组低于对照组 (P<0.05)
3 讨论
虽然近年来采用胃切除手术治疗糖尿病已逐渐推广开来, 且疗效确切, 但其治疗机制仍尚未清楚。但就国外发现减肥的直接因素已被排除在外, 有研究认为无肥胖的患者术后血糖变化明显, 肥胖患者术后1个月的减肥效果尚未明显时, 患者的糖耐量就已变化显著[2]。据陆莹等人研究认为[3], 胃切除治疗2型糖尿病机制主要与神经内分泌机制关系密切, 从而降低血糖, 但具体与2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有关的内分泌因子是什么, 如何作用, 目前仍无进展。就消化道重建术式而言, BillrothⅡ式疗效优于BillrothⅠ式, 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几方面有关[4]: (1) BillrothⅡ式术后胰岛素的敏感性随食欲减弱和体质量减轻而增加, 从而缓解2型糖尿病; (2) BillrothⅡ式术后食物未经上段空肠及十二指肠, 从而改变肠-胰岛轴分泌, 从而有利于胰岛素抵抗, 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 (3) 此外, 我们认为其还可能与BillrothⅡ式术后瘦素水平降低、脂连素水平升高、促炎性因子分泌、避免异常信号应答等一系列机制关系密切, 从而有效改善血糖及糖耐量。术后两组间对比, 所有患者的空腹血糖优于术前 (P<0.05) , 说明BillrothⅠ式手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积极的治疗效果。且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P<0.05) , 这说明BillrothⅡ式通过一系列机制, 更能有效改善患者术后的血糖状况。
总而言之, 采用BillrothⅡ式消化道重建术治疗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 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远期血糖指标, 临床疗效显著, 值得推广使用。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消化道重建方式对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远期血糖变化的影响及可行性。方法 选择本院确诊收治的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50例均行根治性远端胃切除术, 其中试验组25例行BillrothⅡ式, 对照组25例行BillrothⅠ式。随访2～3个月, 对比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变化。结果 术后两组间对比, 所有患者的空腹血糖优于术前 (P<0.05) , 且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采用BillrothⅡ式消化道重建术治疗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 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远期血糖指标, 临床疗效显著, 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消化道重建术,糖尿病,胃癌,血糖
参考文献
[1]陈刚, 刘浩.糖尿病对腹部手术患者胃肠道功能的影响[J].中国医药指南, 2009, 7 (23) :30-31.
[2]朱胜利.胃癌根治消化道重建术对Ⅰ型糖尿病的治疗作用[J].中国现代药应用, 2011, 5 (8) :203-205.
[3]陆莹.糖尿病胃轻瘫的临床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 2009, 7 (4) :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