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中国化的管理理论

2024-11-03

真正中国化的管理理论(精选12篇)

真正中国化的管理理论 篇1

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有一个认识是, 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 且很顽固, 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 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 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 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 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 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 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 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那还是差十万八千里。

其实, 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都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 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 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浏览最近的新闻, 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 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以过去的经验推断, 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 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补贴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 但总量已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 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 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联系当下经济形势, 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 但往下行时, 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搞改革, 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 因此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

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为什么对产权界定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 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 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 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 遣返老家务农。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 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 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 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 (产权与合约) 的意义。

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 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 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 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 “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 让人想起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 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 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一个合约?可是, 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 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 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 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 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 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 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 进而扩展到城市, 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 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 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 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 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 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 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 但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与邓小平的“会面”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 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的“创新”, 却“引起经济学理论, 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在科学上, 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 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 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如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 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 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建立与运行, 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 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 就得以重新扩展, 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 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 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 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 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 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时, 中国的现实世界里既没有发达公司, 也缺乏法治传统, 也就是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但科斯经济学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 不易引起西方读者注意, 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在那篇论述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里, 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里, 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命令来组织运行的企业?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一个“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又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那么, 是不是企业越大, 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 经济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废止了市场交易, 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 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 市场运行不免费, 价格机制不免费, 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 也不免费。这就是科斯命名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的存在, 限制了所能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

在不经意间, 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 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 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 交易被消灭了, 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样看, 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 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 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 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 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 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 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 (科斯) 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 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协调机制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邓小平) 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 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 就是改革的中国!如果科斯教授与邓小平真的有机会谋面, “他们可能会相互欣赏”——我大胆推断。

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 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 “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 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 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 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 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 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国家超级公司”的理论洞察力, 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 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 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 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 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 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 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在真实成本限制下, “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出限度, 得不偿失, 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 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 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 “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 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 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 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 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 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 都可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 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可能还需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 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所以我的观点是, 正是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 才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 早已存在的成本优势, 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 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 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 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 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真正中国化的管理理论 篇2

两年前,南海问题只是中国和南海诸国的一般性海洋权益摩擦,但从2012年起,这个问题突然一跃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热点问题。中国一直努力奉行“和平崛起”的战略,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并为避免事态扩大,未进行实际的开发。可以说,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诚意和牺牲。但南海诸国却连续采取咄咄逼人政策和行动,屡屡置中国于不利境地,特别是美国自2010年宣布高调介入南海事务以后,俄、日、澳、印都有趁火打劫之意,而当事南海诸国更加有恃无恐,局势对中国更加不利。

从世界角度看南海问题

南海正成为世界第三热海。当今的世界有三大战略热点:一是曾经进行利比亚战争的地中海地区,二是美国、欧洲与俄罗斯因油气管线和北约东扩顶牛的里海地区,第三就是不断升温的南海了。这三个海域有共同的特点,都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都是美国21世纪三大潜在战略对手——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的所在地。由于南海的油气储备接近中东,未来南海肯定会形成类似于中东的能源中心。积以时日,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世界主要国际政治力量,必然云集于此,南海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一个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既使中国不动武,别国也会在这里大打出手——看看中东就知道了。

资料图:5月28日,我海警船在南海巡航执法

因此,南海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领土、领海的国别争端问题,也不是中国以往担心的局部争端国际化的问题。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结束,围堵中国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控制中国的海外能源和运输通道,将成为美国必然的战略选择,而南海是最理想的地方。美国船只屡次来此地调查水文地理资料,与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展开各种演习,说明继东北亚、台海之后,美国正在将此地开辟为第三大海空战场。

南海正形成国际联合对付中国的态势。中国的南海周边邻国在南海的实际利益越来越大,并且联合欧美国家共同开发资源,利益交织越来越深。除了菲律宾、越南等国非法侵占我南沙群岛、非法开发我南海油气资源等,其他各方势力也乘南海乱局不断渗透。日本为在东海问题上牵制中国,在南海积极搅局;印度为在边界问题上牵制中国,暗中大力发展与越南的军事关系,参与南海军演;俄罗斯则以向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出售重型武器的方式,戒备中国。2011年6月25日,在南海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俄罗斯向越南交付了专门攻击水面舰艇的苏-30MKK2战斗机。

可以肯定,欧、美、俄、日、印等当今世界大国或集团在南海问题上都不会支持中国,这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期的国际态势是一样的。所以,南海成为国际性乱局的态势已经呼之欲出,并且不可逆转。邓小平留下的基本原则“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已基本不被南海诸国接纳,而只被用作虚与委蛇的借口。对中国而言,不仅维权不可能,事实上维稳也不可能。

各国疯狂进行军备竞赛,南海正在蓄积大规模战争势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在竭尽所能添置远程重型海空兵器,连不涉足南海的新加坡也准备引进尖端的隐身战斗机。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二线大国,更是摩拳擦掌,其军备计划都是为进行世界级战争准备的。以谁为对手?不言而喻。美国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主要军火供应者,是地区紧张形势的主要制造者,也是未来南海地区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和大力参与者。去年,美国在东北亚针对朝鲜的演习中检验了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今年,“华盛顿”号航母开到南海,与南海周边国家联合军演这些事实表明:南海也是美国“空战一体化”的战场。俄罗斯是另一个军火供应商,也希望在南海浑水摸鱼。

南海地区的战争势能在蓄积。由于大国的介入,一旦这个地方战火燃起,可能会持续百年之久。当年,一个日本在中国的东海,断送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今天,一大群“日本”准备在南海断送中国的复兴。

从中国角度看南海问题

对中国而言,南海的意义有发展和安全两个层面。

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全局看,南海是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作为世界级油气储备地域,以当下的油气消耗,足够中国使用一百年;作为海洋经济带,可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中国的安全态势看,南海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美国对华包围圈中的重要缺口。美国在对中国进行的C形包围中,也发现南海这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结合部对中国的重要性,所以不遗余力: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形成东大门;联合印度在印度洋形成西大门;联合东南亚国家,以越南为主,插门闩。美国就站在门后,顶住门。和平时期,美国和它的这些盟友,死死看住各个海峡、主要军港;战时,一声令下,迅速切断中国的能源供应和贸易通道,瘫痪中国经济。

资料图:中方海警船在钻井附近海域巡航

通过以上从世界角度和中国角度对南海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南海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发展与安全的不能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南海作为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命门”,南海问题拖下去对中国最不利,因为时间在美国和南海诸国一边。美国在按部就班地解决着世界问题,在日益加紧开发资源和加速武装,中国现行的南海问题政策已基本失效,再拖下去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效果,只会让局面更加糜烂,最后很可能出现和不了、打不成、实际上弃守的结果。这将会带来与甲午战败同等的国内效应,这是中国承受不起的。

南海问题已经国际化,接下来将成为国际争议问题的重点,这是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和平维护南海主张权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被动的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关于南海问题,当前主流的解决思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像中俄边界争端一样,中国承认现状,各国依据各自占有的岛礁和海域,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划分其余部分;二是强力维护传统主张,武力驱逐入侵势力,收复全部岛礁;三是努力维持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把问题留给后人解决。

笔者认为,解决南海问题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一、中国要制定南海“持久战”战略

首以战略心理战慑服诸国。现阶段,中国对于南海问题,最希望的结果是和平与稳定。而长期以来,中国是以退让、安抚来达到这一目标的。在美国调整全球战略目标,小国争夺油气资源加剧的情况下,原有的绥靖政策已渐渐失效。当年进行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领导人说: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和不了。这话对今天解决南海问题依然有着指导意义。欲求南海问题和平解决,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必须要有战争的心理准备,须知战争是我们多年的疏忽必须付出的代价。面对大国的阴谋策动和小国的无理取闹,中国必须摆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如此方能震慑美国,进而对南海诸国釜底抽薪,求得和平、合理解决,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一种战略心理战。

心理战没有实质性的战争准备是不会凑效的。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中国在南海展示强硬,那些东南亚小国会投到美国怀抱里。这是很可笑的。想投的早已投过去了,不想投的中国怎么强硬也过不去。中国不能作茧自缚。

战争并不单指军事层面。其实,经常性、大量的“战争”行为,还是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军事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中国为此要制定一整套“持久战”战略,经济、外交、军事综合运用,务求实质性控制南海局势,维护国家利益,为下一步彻底解决南海问题奠定基础。

南海胜,则日本、韩国在东海,印度在边界等都会收敛。杀鸡儆猴,正当其时。

二、将当前的南海危机作为我军事战略重点转移的良机

长期以来,我国军事战略的重点都是台海。但台湾问题的本质在于两岸文化、经济对接和政治融合,在大陆政局稳定的情况下,台湾绝无独立之可能。

南海则不然。诸国不仅蚕食中国经济资源,更在法理上抢夺、分割中国主权,威胁中国长远发展与安全,更会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故中国不能置之不理。

当前南海危机,是菲律宾和越南主动向我国挑衅,我们应以此道义优势,抓住不放,炒热做大南海话题,对国人进行思想动员,然后进行战略转移。

中国将重点转向南海,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故此举可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

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到南海地区,还可以带动中国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大大促进“十二五”新兴产业的发展。以争夺并控制南海为拉动,大力发展航空、航天、造船、信息产业,振兴现代战略产业和军工技术,锻造空海一体、攻防兼备的新型军队,构筑常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把威胁中国的外部军事力量,拦截、压制在4000公里之外,将南海地区纳入我国基本火力打击圈,为本土赢得安全纵深。

中国经济建设应该从国家现代化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调整舍近求远的发展思路,以南海能源开发为主,以海外为辅。在中国本土军事力量的防卫范围之内,经济开发才是安全的,不用过分害怕外国资本。

三、不顾争议,以独自大规模开发的行动,引来国际合作

长期以来,中国各界把求和平、求和谐教条化、机械化,都有一种恐惧争议的思维定势,这间接鼓励和怂恿了别国的非法入侵行为,以至于今日各方群起效尤,中国周边危机呈此起彼伏之势。

今天的南海问题,主要是中国的长期缺席造成的。首先是守护不积极,其次是制止别国入侵不得力。换成美国,美国是不会同意别人在自己海域打一千多口油井的;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行动已经告诉世人,它也不会。中国如此“大度”,首先让人疑惑,其次让人觉得软弱可欺,欺了不仅不会有麻烦,还有好处。示弱已然招祸,继续主张和谈

“克制”,无异于抱薪救火。

其实,换一种思路立即会柳暗花明。虎不去,猴不散;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中国到了南海,那里就不闹了。

中国不要在意南海地区的所谓争议,首先应与欧美大型石油公司在南海开展大规模合作;同时,独自展开油气作业。以挤压的办法,争取与其他小国合作。南海诸国如果合作则欢迎,不合作则不必顾及。

争议是和平的前奏。敢于争议,既是自信,又是真诚的表现。争议无非两种结果:和解或对决。和解,中国所愿;对决,中国不怕。惟其不怕,才能和解。

故当下中国应该一边检讨过去的疏忽,一边制定鼓励开发南海的政策。经济项目进去了,军事自然跟进。争议必然要来,但接着磋商也会来,离最后解决就不远了。

资料图:最新中越南海对峙画面。

四、未来5年~10年,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机会之窗

眼下的中东、北非骚乱,美国和欧洲介入,短期难以抽身,客观上给中国提供了解决南海的天赐良机。加上美国最终解决伊朗的耗时,这个机会最长可能有10年。在此期间内,只要中国在南海动作量不大,不直接影响美国战略利益,美国不会贸然和中国短兵相接。

兵法云:兵半渡可击。目前,美国和周边小国在南海就处于这样的“半渡”状态。

当前,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伊朗,无力同时对付伊朗和中国,它重返亚洲,目前只是牵制中国,为下一步围堵肢解中国进行战略布局。所以,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与中国是伐谋、伐交的博弈,还没到伐兵的阶段。

所以,中国必须趁美国深陷伊斯兰战场之机,趁南海石油产量尚不足勾起美国和俄罗斯胃口之机,趁越南羽翼尚未丰满、不敢与中国放手一搏之机,迅速、大举进入南海,控制局面。做得好,中国可以有一张能源王牌和海洋运输王牌,可以主导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可以发展和东南亚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可以和美国共同承担亚洲和平、世界和平的责任。

为了化解美国的阻力,在做好大力介入南海的同时,还可以与美国研讨利益交换问题。南海已是中国核心利益,但目前还不是美国核心利益,美国存在交换让步的可能。

因为中国在南海并不颠覆美国的亚洲战略格局,所以,只要注意不影响国际航运,美国不会全力介入。即使美国介入,我们也可以起到支援中东的作用,长远有利于中国。客观上,中国自身的实力足够在南海大有作为。

五、南海对手应锁定越南

南海问题虽然复杂,但依然有入手的地方。根据抓主要矛盾的哲学原理,笔者认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应锁定越南。美国是中国的潜在全球对手,越南则是直接、现实的对手。虽然菲律宾在南海跳得很高,但越南才是此次南海危机的主角。越南想当南海地区霸主的野心,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显露无遗。越南刚一独立,就借着苏联的扩张势头入侵柬埔寨。所以,当时中国批评它是地区霸权主义,并没有冤枉它,由于自卫反击作战的威慑和随后苏联倒台,越南意识到在中国不支持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进行地区扩张的条件,于是收敛许多。1989年以后,由于美国重新调整中美关系,试图把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对手,越南看到机会,于是又跳出来。南海岛礁问题只是导火索,借助美国成为东南亚地区大国的梦想,才是越南敢于向中国二次挑衅的根本原因。

美越在南海各有所取,美国需要越南遏制中国,越南迎合这一心理,得到实际利益和地区大国地位,于是忘记12年的丛林血仇,和美国走在一起。美国为中国准备了日本、台独势力、越南和印度等四大战将。这其中,以越南的冒险性为最强。

随着形势的发展,越南将成为中国主要的心腹大患,但目前越南实力尚不足,与美国的战略沟通尚存障碍,这正是我国对越战略行动的有利之机。

资料图:今朝守卫西沙,明天立业南海!

六、解决南海问题的具体建议

1.定下解决南海问题的决心,开始进行各方面的统合准备。眼下美国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武装好那些小国,日本等外力尚未实质性进入,中国必须抢先占领未来的战略制高点,不能再让南海成为黄海。

2.统一思想,坚守九段线。九段线是中国拥有南沙的法理依据,决不能自我否决。不能把谈判基调定在《联合国海洋公约》上。

3.在思想统一层面上,要破除“恐美症”。纵观俄美关系可以看出,美国是尊重强者的思维方式。俄罗斯在维护自身利益时的猛烈做法,最终导致美国战略进攻在中亚的止步,北约东扩受阻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韬光养晦不能说不正确,但中国没有趁火打劫的意识。中国必须有全球博弈的意识。中国要参与南美洲的事务,参与北极资源争夺,参与中东事务,参与非洲事务,让美国在全球进行围堵,以此围魏救赵,减轻门口压力。加大和俄罗斯的合作力度,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合作,吸引日本北上,削弱美国的盟军。

4.中国应成立跨部门的南海问题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由军方、学者、海洋局、海南省政府、外交部共同组成。改变外交部一家应对南海复杂战略局势的吃力状况,统一协调所有涉及南海部门的行动。

5.对南海政策要进行重大调整,突出开发。在外交无法解决,我国又不愿意轻易动武的情况下,惟有大力加强经济开发。我国南海方针应该调整为:主权在我,加紧开发,欢迎合作,不怕争议,打击挑衅。这其中,开发是核心。为了减少国际社会疑虑,中国开发应以服务世界为首要目标。比如建立国际船只补给基地、世界旅游观光基地等。为此,应该成立南海特区,作为南海屏障,发挥经济国防的作用。

6.呼吁所有国家军队撤出南海。由于越南和菲律宾现在的驻军做法,影响了地区航运安全,中国应提出所有国家同时撤军。这样,中国可以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

7.做好战争准备。中国应适时调整战略重点,对南海进行前瞻性、现实性研究。做好南海地区的各种样式的战争准备,特别是对越作战准备。一旦战事爆发,要将越南的设施全部摧毁,对越南进行海港封锁。

对越南进行战略遏制,有利于南海地区的长期稳定,也有利于我国总体安全态势的改善。

作者署名:戴旭,现任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空军大校军衔。本文摘编自《学术前沿》2012年7期。南海问题的现状

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益基本未受到严重挑战。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组织了一次从黄海到南海的科考活动。一位美国科学家对东海和南海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惊叹不已,惊呼这一海域为“第二个海湾”。此后,东海、南海的不少周边国家都陆续提出主权要求,尤其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甚至开始出兵抢占南沙群岛的岛屿。至1973年8月底,南越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197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武力回击,使南越老实了一阵子。20世纪80年代,南海的丰富资源被更多的国家觊觎,一些岛礁逐步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侵占。这种“渐进式”的过程,大体上是以舆论造势、外交试探再到驱逐中国渔船、实际控制周边海域的方式进行的。

截至2000年,在南沙群岛较大的52个岛礁中,中国仅控制9个(其中太平岛礁由中国台湾控制),越南在南沙群岛抢占岛礁29个,非律宾抢占岛礁9个,马来西亚抢占岛礁5个。按照这些国家政府宣布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范围,越南侵入中国断续线内海域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非律宾可达41万平方公里,马来西亚可达27万平方公里。印度尼西亚提出以纳土纳群岛为基线.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也进入了中国断续线以内。文莱单方面声称的专属经济区,侵入中国断续线内约3000平方公里。截至2005年,中国在南沙群岛仅控制8个岛礁(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其他44个岛礁基本上被周边国家瓜分。其中,越南29个,菲律宾10个,马来西亚5个。此外,越南仍对中国实际控制下的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南海一些较小的岛礁,也有许多处于他国的控制之下,“九段线”已名存实亡。这样,在中国南海岛礁争夺中,主要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加上中国台湾,共四国五方的争议。在中国南海海域争夺中,涉入的国家更多,形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中国,加上中国台湾,共有六国七方的争议。截至2009年,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已在占据的岛礁上扩展建设,以逐步实现“驻军常态化、工事永久化、阵地纵深化”。它们改变抢占岛礁扩大“主权”范围的政策,转为以军事控制、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并重的方式强化对南沙群岛的“有效占领”,企图谋求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合法化。

最新油气勘探显示,南海海域有24个含油气盆地,估计油气储量约420亿吨。其中,中国断续线内的石油储量约295亿吨,天然气10万亿立方米。2004年7月,中国政府批准开采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主要集中于北部大陆架。南海南部石油大部分都沉积在靠近周边国家的大陆架上,如果按照大陆架的原则来确定石油资源的归属权.中国并不具有优势。如果按照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中国则可以拥有对断续线内海域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权。截至2006年,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通过国际招标,先后吸引60多家外国石油公司参与南海开发,钻井600口以上,每年开采石油超过5000万吨,相当于中国大庆油田的年产量。其中,马来西亚在中国断续线内开采的油田达18个,很多油气井已深入断续线内100海里。越南同50多个外国石油公司签订30多份合同,在南海的年采油量达1100万吨。

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不仅物产丰富,岛屿众多,而且有可观的海底矿藏。其中,磷矿的储量就达25万多吨,超过了世界著名磷矿产地智利、秘鲁和整个非洲的总和。

从1997年6月开始,马来西亚海军舰船对南海的侦巡范围扩大至北纬8度以北海域,空军飞机亦频繁到它所占岛礁及“专属经济区”侦察巡逻。自1998年派兵侵驻榆亚暗沙和簸箕礁后,马来西亚在南沙群岛东南海域的防御已基本成为一个整体,可控制南沙群岛约1/4的海域。

菲律宾不断增派舰艇、飞机到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黄岩岛海域进行“主权”巡逻,拆除和炸毁中国设在无人礁滩上的主权和考察标志物,划定外国渔船“活动禁区”,肆意扣押中国在南沙群岛和黄岩岛海域作业的渔船,并派舰艇“坐滩”南沙群岛仁爱礁,对黄岩岛进行实际控制等。至2001年,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大队接替海军建筑部队驻防南沙群岛,在已占岛礁增建雷达站、机场等设施,以确保能在两小时内将增援部队部署到预定岛礁。

中国真正的品牌在哪里? 篇3

2004年,中国企业界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海尔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排在第95位。但是兴奋之余,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是谁评选出来的?是一个叫世界品牌实验室的机构,由一位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A. Mundell教授担任主席,2003年才开始涉足中国本土品牌研究的所谓的国际性机构。

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机构的专业性,从品牌价值评估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上来看,它是完全不能同Interbrand、Brand Finance、Future Brand 、Young&Rubicam这些国际价值评估机构同日而语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一个无关轻重的评选而沾沾自喜。

让我们用数据对比一下2003年世界前10位的品牌和同期的中国前十位的品牌价值。(表一)

中国前10位的品牌与世界前10位的品牌价值最小的距离是200多亿美元。作为T&T中国品牌管理研究中心,我们结合自身在国内和国际品牌中国市场的实战经验,剖析过中国本土品牌的5大深层次病症:

第一,几乎不存在对品牌价值的准确定位,甚至沉醉于“模仿秀”;

第二,广告表现诉求主题月月新、年年变,患上“夜游症”;

第三,对广告依赖过高,这是典型的由“点子大王”到“广告大王”的“狂躁症”;

第四,急功近利,这是中国品牌的“自虐狂”;

第五,品牌形象苍白单薄,严重贫血。

当我们还在《商业周刊》全球100品牌排行榜前深思的时候,2005年度《财富》世界500强公司排行榜新鲜出炉,又传来令我们几欲欢呼雀跃的消息:中国有18家企业赫然在列,其中内地企业15家。但是,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性质的企业。(表二)

几乎全部是国有大型企业,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只能称作世界500大企业。但是他们真的够大吗?我们把这闯入世界500强公司的15家内地企业2004年的销售收入全部加起来为4471.97亿美元,而2005年度世界500强公司排行第一的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 Stores)一家公司的年度销售收入就达到了2879.89亿美元。而今年的世界500强公司中亚洲排名最靠前的5家公司全部是日本公司:日本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Nippon Telegraph & Telephone)、日本日立公司( Hitachi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日本本田汽车公司( Honda Motor)。而真正令我们触目惊心的是:这些日本公司的品牌全部跻身2004年全球最有价值100品牌。

我们想大声呼吁:我们不要世界500强企业,我们力争100大品牌。

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 篇4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还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现在有一个认识是, 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 并且很顽固, 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是, 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 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 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 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 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 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 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 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那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 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所以, 这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 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大词汇”当头, 一动就触犯了制度底线, 既得利益就特别顽固, 难以触动。

其实, 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 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 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

浏览最近的新闻, 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 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一个国家粮库, 一次过火就是几万吨存粮。以过去的经验推断, 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 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 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 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的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 是为两难。出路之一, 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 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 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 但往下行时, 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 现在搞改革, 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 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 将派生出更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本文所讨论的是, 目前形势下, 中国继续搞改革的逻辑。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我为什么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 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 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 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 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 遣返老家务农。

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 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 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 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 就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 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 (产权与合约) 的意义。

2002年, 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 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 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 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 “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 让人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 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 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 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 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 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 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 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 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 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 进而扩展到城市, 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 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 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 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 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

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 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 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邓小平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或者准确地说是开放下取得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 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 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与邓小平的“会面”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 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的“创新”, 却“引起经济学理论, 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在科学上, 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 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 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 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 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建立与运行, 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样一来, 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 就得以重新扩展, 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 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 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 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 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 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 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 中国的现实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 也缺乏法治的传统, 也就是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但科斯经济学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 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 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在那篇论述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里, 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里, 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命令来组织运行的企业?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一个“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又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那么, 是不是企业越大, 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 经济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废止了市场交易, 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 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 市场运行不免费, 价格机制不免费, 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 也不免费。这就是科斯命名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的存在, 限制了所能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

仿佛在不经意间, 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 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 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 交易被消灭了, 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样看, 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 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 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 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 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 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 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 (科斯) 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 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协调机制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邓小平) 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 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 就是改革的中国!如果科斯教授与邓小平真的有机会谋面, “他们可能会相互欣赏”——我大胆推断。

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 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 “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 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 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 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 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 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国家超级公司”的理论洞察力, 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 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 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 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 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 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 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

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 “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出限度, 得不偿失, 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 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 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 “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 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 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 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 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 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 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 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初中作文 篇5

“爱我中华,健儿奋起步伐,爱我中华,中华雄姿英发……”一听到这首歌曲,我的心便会变得激情澎湃,因为它教育着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在现实生活中,爱国不单只是嘴皮子上说说,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后才能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在学习的同时,更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与社会活动,学会关心残疾人,照顾老人,这正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所以我们要将它发扬光大。中国有一名谚语:不怕慢,就怕站,它是间接的告诉我们要想实现远大的理想,就要努力向前走,尽管这条道路有多么遥远,有多少困难,可我们也要坚强的面对它,在原地摔倒后重新站起来,继续向前走。

在战斗中,生活中,科技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他们在战斗中抛头颅、洒热血,在生活中表现出的顽强意志,在科技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比起他们,我们只有蚂蚁一般大,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中,能创造出那么多不朽的事迹,而我们现在能做的便是用青春和热血筑写未来,不有负于死去的革命战士,把中国建设的更加繁荣,更加强大。

一泄万丈的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母亲河用她甘美的乳汁哺育了我们,用她的手把我们捧在手心,使我们感到温馨。而现在的她则会时不时的发脾气,因为她对我们太失望了。为了不再让母亲生气,我们应该加强爱护环境意识,让母亲河又一次“柳暗花明”。

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人海如潮,可正是国为人心不齐,而造就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曾有这样一句话: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这句话出现后,大家纷纷反驳,可是这话是有根据的,如果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一切的现象是常有的。为什么多次战斗都得不到胜利,这也是因为人心不齐而造成的结果。俗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将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就能越过各个困难关口。

世界上有一种长得最高的人——顶天立地之人。而中国人却要达到这个目标,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自愿并赴全力顶起一片天,勇敢的承担责任,遇到困难,勇敢前进,不退缩。

长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标志,它集聚了多少古代劳动人民的心血和智慧,而今,它仍在伫立,这不是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已构筑了一座永不倒的钢铁长城。

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 篇6

而在此之前,海外一些投行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看空中国经济的“大合唱”,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之前,高盛就预测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只有6%。

统计局最终公布的数据给了国际投行有力的回击,但是,并未消除外界对中国经济进一步下滑的担忧。

悲观情绪三个来源

尽管如今7.4%这一增速高于此前的一些预测,但在数据公布后,仍有很多机构希望中国出台刺激计划以稳定经济增速。

确实,从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来看,处在经济换档期、结构调整期和风险释放期的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确很大。比如,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比上年同期大幅度回落0.8%;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度放缓,同比名义增长1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3%),比上年同期回落3.3%,创下了2002年以来最低的增速。同时,在欧美经济回暖的情况下,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却同比下降。发电量、铁路货运量以及PMI指数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

笔者认为,7.4%的增长之所以引发悲观情绪,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强烈的、根深蒂固的“保八”思维和情结;其二,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利益代言人颇多,特别是投行,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习惯从看空的角度解读数据,并影响政策,这是近年来多次事例证明过的;第三,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经济增速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就业,但很多人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还有不得不说的中国房地产,进入201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调整,房地产行业在期待重温2008年4万亿救市的旧梦。

改革已没时间挥霍

笔者一直认同新一届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速问题上的看法,“七上八下”的中速增长周期是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所决定的,7.2%的“克强底线”也是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现实的。一季度7.4%的增长并没有糟糕到必须调整政策的时候,如果管理层追求“有就业的增长”,那就应该接受这个数字,并持续观察,而不是跟着唱空者的指挥棒翩翩起舞。对于立志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国而言,有无信心的关键绝不在于数据表面上的漂亮,而是扎扎实实地推进各项改革议程。

事实上,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绝非经济增速。

就当下的中国经济而言,最大的风险有三:第一,不改革的风险。尽管三中全会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但民间资本的信心并没有恢复,改革是否有决心,决定民间投资的选择;第二,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今年年初以来,包括超日债、信托在内的企业债务局部爆发;第三,房地产业调整的风险。笔者在年初预计,今年房价调整是大概率事件。而一季度的数据,无论是新房开工面积的暴跌,还是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的双双下降,都预示着房地产业进入到了敏感期。考虑到当前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的密切关系,要警惕房地产调整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经济下行期的确考验高层的决心和勇气,是坚持年初制定的方针和目标,坚持改革的主基调,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还是重新回到“刺激”的老路,保一时的增长?这一命题在价值观判断上很简单,但在政策的选择上,决策者却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从中长期而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会出现“崩盘”,但一系列系统风险却随时可能爆发,解决这些风险,排除这些隐患的唯一路径就是放弃短期刺激,真正推动重大改革,唤回国人、唤回民间投资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改革的迟缓,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左右,一再挑战并削弱这些信心。是该放弃激素的麻痹,回归正确选择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的确已经没有太多可以挥霍和浪费的时间了。

少年的梦,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篇7

嘉颖:

从小,我便拥有许多梦想:画家、外交官、软件设计师、CEO……我曾在无数个夜晚许愿,希望梦想可以成为现实,却无一与报效祖国、振兴中华有所关联。也许你纳闷了:梦想,何必一定要有祖国呢?没有祖国的梦想同样也很美丽。但它们之间却着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人生之始是一张白纸,梦想便是手中紧握的画笔。有的人一生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浮生若梦,白纸依旧是当初的模样;有的人少年时便执起绚丽的画笔,去描摹未来,将祖国建设与发展的美好蓝图勾勒于心。后者造就的不仅是自己的未来,更是祖国的欣欣向荣与繁荣昌盛,少年们的中国梦,才是真正的梦想!

……

嘉颖,你曾对我说过,你要成为一名考古学家,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职业,需要走访各地,每天与许多历史文物打交道。当看到你那坚定不移的目光时,我深深地被你打动了。痴迷于考古的女孩,加油!愿你梦想成真!

你最好的朋友顾珈静

2013年4月30日

珈静:

的确,人人都拥有梦想,你有,我也有。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一个有着美好梦想的国度,一个在不停地努力追梦的国度。

正如你所说,我的梦想———做一名考古学家。或许有人会说,一个女孩子,当个考古学家可不是个明智之选。的确,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但有这样一个成语:鉴往知来。我愿意去挖掘各种历史的真相,让少年梦、中国梦在历史的警示下,正确前行,让梦想离我们不再遥远。

珈静,看了你的信,我知道你有许多美好的梦想:艺术家、外交官、软件设计师、CEO……梦想很好,我为你高兴。

然而,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只有在年少时养成好习惯,打好基础,将来才能心无旁骛地去追梦,让我们的梦想听起来不再渺茫……志存高远,努力学习,增长知识,锤炼意志,当我们心中的高楼插入云霄时,就是我们的中国梦开花结果之时。

爱梦想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播下种子,携手共进,共同追逐!

你最好的朋友薛嘉颖

中国真正丹道 篇8

金丹大道, 传统亦称性命之学。因旁门小法种类繁多, 混乱大道.人多乏辨别之眼力, 11得遇真师并1卜:易屮。访道, 必须慎审求真, 焉知你所遇真师非盲师耶?金丹大道的入手工夫是为救治衰病而设添油接命法.古称“百二丨-岁.只一口气在, 亦可返还”, 但因很多旁门丹法也谎称栽接, 致使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奥正栽接, 真il?:的栽接法不耑要复杂的条件, 在尘世中而修.在市朝屮而作.通都大邑, 混俗和光, 应物不迷。

现在社会上各种旁门左道纷繁.无知自大、自误误人者多矣!真正的丹道并未被大部分人认i只到。什么是的金丹大道?什么是真正的栽接法?这是最蜇要的核心问题。正统丹道“神仙栽接法”简介:

1、添油接命真正延长寿命能长寿, 使修炼者达到高质!的长寿。老以之人可恢复生命活力, 须知古人活到六七十岁已是衰老残年, 待?仙翁六丨-岁闻道:吕祖六十四岁遇钟离权;北宋马自然六丨四岁时遇刘海蟾:白输六十四岁遇师得法:三丰祖师七十四岁始闻道, 而上述ffl师在如此卨龄才修道并皆练就大丹.全赖‘‘沖仙栽接法”筑猫医.老接命之返还功用》

2、K治i?病。丹逍中人常讲“没有得病的神仙”, 身患度病之人谈何还丹?丹道修炼一幵始能够治愈疾病, 使色身强健.在色身坚间的基础上才能做进一步向上彳i业。我亲见很多医院无能为力的?病.虫者修炼祌仙栽接法获得康复。

3、老而不袞。神仙栽接法所要达到高质!, 1:的长寿是指活到极高券数但身体机能像年轻人-样。身体的各种生理机能可以到八九十岁还保持胷^ h年的水平, 已经裒老的人通过修炼各种葑体机能屯新恢复到青壮年水平!我的恩师黑发重生, 气血充盈.面色红润, 精神十足, 骨髓似胎儿盈满, 现在依然身体轻健有力如青年人。

4、医老修道入手, 先救老扶衰, 去病疗疾.救护命宝。古师曰“一息尚存, 皆可还丹。”, 使衰老的身体重新恢复生命力和青春, 使原来已经离死亡很近的机体义?新恢复年轻人一样的生理机能.并再充满活力、稍力充沛的活上几十年! “接命添汕诸病去, 丹田温暖返竜颜”。练功儿卜天能验证栽接丹法对生理机能的实际效果。

‘5、本传承是真师传授, 上承吕祖、二丰祖历代祖师, 乃高人所传寊丹道。是金丹大道的正法。不是世间的三千六百旁门、各种小法小术。现在到处是教丹道的伪师, 以盲引盲, 其实没儿个尨恼丹道的。只有以大智慧先穷理, 才能明辨真假, 才能不被各种伪丹法所淆惑!

中国真丹道学习须知

1、我的老师在上世纪曾将真丹法传授过很多人, 我亲眼见过很多人At病转康的实际效果。但是当年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这是-种治病的气功.而不知道其为真正丹道的入手功法。

2、教学内容是栽接法.是丹道入T-與正能老树嫩枝、衰老色身返还、医老治病、续命添油的小乘工夫, 并非金丹大道全程, 本处现在还无法传授高层工夫。本处可以给学道之人指一条明路, 指明真正的金丹大道, 是指路之人。

3、真金不怕火炼。真实不虚。效果经得起实践检验。

4、迕履实践.治疗重病.真正延缓衰老并使已经衰老的机体重新恢复裔春活力。

5、E正神仙栽接法没有什么难凑条件, 真丹道不需别人做鼎器, 自己就可以修炼!学习后就可以实际修炼, 十多天就可以验证功效。

6、III丨授传承指点费一万二, 是一对一传授方式, 如没时间过来本处可上门教学, 欢迎见病患者学习验证。函授学费一万, 资料丰富, 有大较视频资料, 完全以箪握。孰:正想学的人再联系本处, 否则勿扰。

据传练到“血化白裔”功夫的清末中和遒袓师四川定远人三复子唐吉汉 (又名唐淑洲、唐三复、著庵先生、唐道宗等) 的第三子道号玉溪子的旃还三 (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九月, 又名唐兴易、唐复本.字德修) 曾円:玄关窍即内黄庭, 又即薪传之“中”也。

弘扬大道、自渡渡人, 如此壮丽的事业, 只有真正大智慧、大福德的人才能尊享!西安屮道养生文化传播公司高级顾问高德先生, 愿结缘有识之士共襄大业。屮国丹道, 选知灼见, 知一分, 行一分。

高德先生电话:13379057816

农业银行:6228481846704041669户名:于高德

真正中国化的管理理论 篇9

据《中国教育报》消息, 语文特级教师王栋生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称:学校能否成为名校, 教师的学养是决定因素。中国不缺想做官的教师, 缺的是爱读书的教师;中国不缺搞应试的教师, 缺的是有思想的教师。目前有不少教师, 不爱读书, 很少读书甚至不读书,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师自身的学习观念有问题。教师不爱读书, 与对阅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教育教学任务比较重、缺乏读书习惯等都有关, 但内在原因主要是教师个人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当然, 必须承认, 现在整个社会的读书环境不是很好, 一些学校在引领教师读书上做得还不够。一些校长不学无术, 也不支持教师读书, 我就听到过有校长训斥教师:“读什么书?把你的书教好就行了!”我也知道, 有些学校的语文教研组老师读书相对比较多, 爱分析各种问题, 可谓聪明人群体, 然而却经常被学校领导认为是“不大好管理的群体”, 因为他们爱读书, 见多识广, 能敏感地发现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 学校能否成为名校, 除了要有正确的教育方针, 教师的学养是决定因素。一支爱读书并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师队伍, 是学校不可多得的财富。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正的教师, 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 同时也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如果教育行政领导把教师“听话”当作教改的优势, 那简直是无可拯救的愚蠢。

真正中国化的管理理论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建筑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更是在飞速前进。新的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和建筑设备的高度发达为建造各式各样的建筑提供了卓越的基础条件。但在人们为一幢幢快速耸立起来的建筑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孰不知在这城市的建筑之林里已悄然朽木丛生、怪象林立。山寨建筑遍地丛生;原创建筑贪大雷人;市政建设千城一面;求大、求快、求洋的建筑比比皆是。很多城市建筑商品化、广告化、恶俗化的案例也是层出不穷,如北京燕郊的天子大厦(又名福禄寿大厦)是一栋以福禄寿三个老头的形象做外貌而内部实为旅馆的建筑物。同样名列丑陋建筑名单的还有沈阳的方圆大厦,它以“孔方兄”直接作为建筑形象,其商品化广告化的倾向可谓丧心病狂。此前被网友戏称“大裤衩”的央视大楼,以及苏州“秋裤”大厦、珠海“铜钱楼”、云南“手机楼”等等大厦的诞生尽管新潮、独特,却经常引起公众的争议和不解。在如此乱象横行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建筑师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这既要整合、传承民族传统,又要在与西方建筑技艺上相互思考、相互启发、相互挖掘、相互借鉴。

2. 勒·柯布西耶的机器美学

勒·柯布西耶是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倡导者,机器美学的重要奠基人。其机器主义美学理论改变了人们对城市面貌、生活方式和建筑样式的看法。其观点主要有:(1)以机器产品来说明机器美学;(2)机器美学的实质来源于古典精神;(3)建筑设计遵循五个原则;(4)体、表面、平面是机器美学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3. 对机器美学的思考

3.1 尊重古典精神,吸取古典美学成就

古典精神是作为隐喻的形式出现,为现代建筑的设计理念服务。让人们徜徉在现代建筑里能时时闻到不经意间的古典气息,它似有似无,或在桌腿的弧线,或在门框的花边,或在一套茶几上……不轻易看见,弥散在空气中。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古典浪漫精神。

3.2 建筑要随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装备等因素的发展而发展

建筑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上的一个缩影,其发展依赖于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和建筑设备等的发展进步。当然,它的发展也是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完善和升级的,各个时期有其不同的特征。而在现代社会,由现代材料、技术等促成的建筑要快速且巨大甚至要批量生产和满足跨度大、强度高等传统建筑所不能满足的功用,传统建筑是必然是要遭受被淘汰命运的。建筑要随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装备等因素的发展而发展,这也是现代建筑相对于传统建筑发展至今所必须面临的。我国当今的城市建筑乱象,就充斥着许多一味复古、不加改进(还有的改得不伦不类、中不中、洋不洋),不尊重建筑技术手法的建筑,在这点上,柯布的机器美学为我们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3.3 建筑体系满足设计布局的多样变化

“房屋是居住的机器”。现代持续膨胀的人口对房屋的大量需求要求房屋如机器一样,能够快速生产和预制,组装起来快捷方便易行。建筑空间体系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是流动的、共享的、通用的,这样的建筑空间不管在以后的扩建或是改造当中都能很便捷地加以利用。而现在国内诸多的求高、求大、求洋的建筑,既浪费时间、金钱、资源,又浪费建筑空间,像辽宁抚顺的“生命之环”,造价颇高,却只供观赏,建筑本身无实际功用,这就得不偿失了,作为建筑师应该从这一点来考虑。

3.4 新建筑五点是乱象覆灭的关键

底层架空、屋顶花园这两点原则的精髓不管运用到单独家庭的小环境还是现代城市建设的总体大环境上,在增加城市总体绿地面积,创造舒适惬意的自然氛围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处理手段。自由平面、自由立面、水平长窗很好地协调了体、表面、平面三者的关系。通用空间、流通空间使不管水平还是垂直空间都得到了高效利用。自由立面、水平长窗使建筑样式既多变又统一,它的多变是有韵律的,符合美学原则的变化,统一于建筑内在的和谐、浪漫精神。

上文分析了现今中国城市建筑设计领域中不容小视的乱象,并以此为问题的出发点,对勒·柯布西耶的机器美学进行了学习和思考。下文将根据这些学习和思考结合中国的建筑美学意境挖掘出符合现代中国建筑设计,能真正缓解这些乱象的“建筑意”的表达。

4. 现代中国建筑设计中真正“建筑意“的表达

4.1 何为“建筑意”

梁思成、林徽因先生认为建筑中有一种“建筑意”。这与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精神”有着本质的一致。这种有意境的自然和谐的,富有圣地感的“场所精神”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五个“感”:(1)历史感,(2)含蓄感,(3)和谐感,(4)秩序感,(5)纯真感。

4.2 真正“建筑意”的表达

通过以上思考,在如今乱象面前所研究的“建筑意”的表达要包括以下五大境界,这五大境界分别从历史感、含蓄感、和谐感、秩序感和纯真感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4.2.1 古今之境

柯布的机器美学理论来源于古典,吸精华于古典,而且是用现代的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和建筑设计手段加以实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很丰富的蕴藏,关键在于自己的理解、挖掘和运用,而且从文化深层结构中创新,这也是机器美学里所蕴含的。有些西方流派理论难懂,它们所创造的形式也难懂,看似新奇、洋气、高大上,实际上透着荒诞、怪异、媚俗,谈不上品质。我们所追求的当然还是融古贯今的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意味隽永的艺术形式。但这种建筑形式也不是对中国古典建筑的生搬硬套,如果现代建筑设计不结合古今的优秀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论等因素,不把握流传至今的内外虚实、动静刚柔、曲直方圆、远近疏密、浓淡相宜、巧拙雅俗的法度,做出来的建筑都是没有灵魂和生命力的。

所以,要摆脱一味地“复古”和“前卫”思潮,融古贯今之境尤为重要。

4.2.2 意象之境

“意象”是先从客观物的观察以提取抽象,再以“象征”去表达认知,表现内容。是从具体到抽象,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种源于自然,再经过头脑创造后回归自然的方法,决定了中国艺术中兼具写实与抽象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柯布的机器美学更是给我们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这样的意象之境将破除如天子大厦、孔方兄、铜钱楼、手机楼等的魔咒,还“隐喻”和“含蓄”之美一个清白。

4.2.3 天人之境

这里的“天人之境”是天、地、人同理同构的认识境界。“人生天地间”“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对于自身存在境遇的认知和体悟,是从天地宇宙这个再大不过的时空场所来考察人的存在价值的。“时间—空间—人间”将艺术的时空视为其生命整体存在的氛围。心灵的无限与宇宙的无限豁然贯通,天与人的时空浑然契合。“天人之境”思想的结果就是使建筑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在这点上,受柯布的新建筑五点里的“屋顶花园”影响颇深。柯布的花园达到如世外桃源般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多么和谐、温馨的人与自然的景象。除此之外,还有保留大片绿地的底层和大自然相通,这与天相连、与地相接的天人之境是否是对现代城市建筑拥挤不堪、杂乱无章的一种最好的提醒呢?

天人之境,把建筑置于松声鸟语、生命不绝、意境无穷的氛围中,最终目的是加深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2.4 礼乐之境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天肯定万物生长的规律是“乐”,地规定万物有序的关系是“礼”。礼乐相配就如天地阴阳的相辅相成。“立于礼,成于乐”,中国传统既认同有序的“礼”对社会的良性制约,又肯定愉悦的“乐”从审美角度的调和作用。“礼”的规定性是基础,最终达到“乐”的自由。机器美学里“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建筑要像机器一样精准和有效率”,这是所透露出来的相当于“礼”的规定性,而其自由平面、立面和水平长窗则是“乐”的自由性。从机器美学里找到适应中国当今建筑设计的新境界——礼乐之境,以除去建筑乱象的假大空,显示出人文之美,这既是理想的追求,更是现实的需要。

4.2.5 诗画之境

中国人对艺术生活的体验是一种纯真的诗情画意,这种诗意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共同的审美追求。中国艺术中流露着对宇宙的超然态度和对纯真自然的诗意向往。柯布的作品就呈现给我们这样的情怀:继承了地中海天井式住宅的传统;把墙后的院子开向天空;把底层的绿地留给城市。他的作品不管位于城市哪个角落,都可以创造出如诗如画的意境,他的屋顶花园,底层架空层里一草一木的构成,自然景观与人工建筑的布置,立意构思所蕴含的胸襟情怀……都与书画艺术形异而理通。这是笔者从柯布的机器美学所寻得到的一个符合中国人生活品位的最美的境界。这种诗、书、画、境高度统一的纯真自然的“诗画之境”就是中国建筑设计之中的至境所在。这是许多城市的“白宫”“凯旋门”“罗马柱廊”和“意大利花园”这些荒缪景象所无法匹及的。

中西方建筑学在各自创造的基础上融合将开拓建筑艺术的新未来。这五大境界即是勒·柯布西耶的机器美学和中国的博大精深的传统建筑美学相融合而成的。“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它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承载着不同的建筑文化,都终可以在解决城市的共同建筑问题上殊途同归。它们相互启发,相互交融,相辅相成,为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5. 结语

处在现今的城市建筑乱象之中,每一位建筑工作者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文化和传统,重新学习和研究伟大建筑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建筑理念,从中寻找出更理性、更纯粹、更和谐、更自然的贴近中国建筑良性发展的“建筑意”的表达。就像勒·柯布西耶在1936年9月23日于巴黎致CIAM的信中所期望的那样:建筑师应当是敏感者中的敏感者,是艺术行家中的行家。相对于算数,他对造型艺术和美的形式应当更在行。映着精神之光,映着感激与微笑,建筑以带给机器文明新时代的人类以欢乐,而绝非最低限的功用。今天,是时候点燃光明;今天,是时候驱逐愚昧!当人们在阅览此文章时有所启发,笔者也能为当前的建筑设计领域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摘要:对当前中国城市存在着的许多不容小视的建筑设计领域的乱象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以此为问题的出发点,融合现代西方的建筑哲学和建筑技艺(以勒·柯布西耶的机器美学为代表)并对其进行了学习和思考,探索出几点符合现代中国建筑设计中能真正缓解这些乱象的“建筑意”的表达。

关键词:建筑乱象,建筑,机器美学,建筑意

参考文献

[1].荆其敏,张丽安.世界顶级建筑师系列之勒·柯布西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2].[瑞士]W·博奥席耶.勒·柯布西耶全集[M].牛燕芳,程超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吴良镛.吴良镛选集·建筑作品·曲阜孔子研究院[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易平安,诗意·画意·建筑意——论岳麓书院建筑之美[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

中国真正的武术去哪里了? 篇11

然而,试问今天的武术,成了个什么样子啦?虽然我不能日夜忧愤,亦不愿在此肆意抨击,但我不能过于缄默。试看现在海内外流行的武术,粗、俗鄙、浅、舞、样板,而在充斥整个武术园地,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情况下能不使人忧心吗?目前科技日益昌明,武术在农业社会里,和现代社会里,其意义功能自是有所不同,但它仍然是修炼身心最好的途径,能够使一个人化弱为强,进而入道,得道。这种修炼的方法,只要是人,不管处身那个朝代,那种社会里,都是渴望需要的。事实上,修炼武术有成就的前辈们,都能体悟到:要想得道,从“武”的根基上,兼修“文”的功夫,是最切实而有效的道路。这就是为何古代如此重视文武兼修的道理。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近数百年来,中国不但贬低而拋弃了“武”的修炼,连带“文”的方面,也沦落为虚妄,不切实际的浮文饰词了,这不是很可悲的吗?

明朝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影响了当世。其传习录中,他一再强调“静”的功夫,认为做学问,敦品行,要从定心做起;而“致静”是对付心猿意马的最佳针砭。他得力于此,所以文事,武功才能卓绝一代,流芳千古。在武术修炼中,“定,静”是一个最基本而又始终一贯的要求。在四书《大学》中,就开宗明义地主张“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然而,在当今一般文士,对于止,定,静的功夫从何做起?里头的境界是什么?恐怕十之八九不见得就明白。如此这般读《大学》一书,则它是它,你是你。书中义理何尝有半分入你脑中,引起变化?古人读书讲究“学,问,思,辨”外,还要“笃行”;这步工夫有几个读书人做得到?宋明以来,唱玄理、吟八股的腐儒多如过江之鲫,恐怕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吧!

从武术的入门修炼上看,做老师的教弟子,一开始即先练定式站桩,求的就是个止,定的工夫;在这定桩中,进一步要学生尽量放松,并且要松透,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紧张,所求的便是个定中有“静”的工夫。待日久功深,定静有常,则渐渐在变化中能安;能安能静,才谈得上“功夫”二字,才能虑,才能得。因此,在行家眼里,《大学》中“止,定,静,安,虑,得”的工夫,绝不是一些知识的空话,而是早晚实际修炼的“功课”。这步工夫根基有了以后,做老师的就要求学生在招式运动上,气劲变化中,必须刻刻求安静,这叫“动中求静”。前头定静桩步中,脑子虽然无思安静,却是要求气机之“动”,这叫“静中求动。古代导引术以意领气,行遍身躯,也是一种修炼的法子。

以“动中求静”而言,“八卦掌”一般人只知道“转圈子”是练八卦掌的象征,但转圈子做什么用呢?说穿了,无非是在不断的盘旋绕转中,仍然能够身体放松,脑子精神安静舒适,然后再“静中求动”达到专一而不乱。否则,一但和敌人搏斗,血液一下子冲上头部,脸红脖子粗,心脏快要跳出腔子似的;结果,敌我拳脚怎么来怎么去?全然无知!双方都是亢奋,激昂地拼命对打着,没有半分计量,胜负全靠体能,跟过去的练法,打法和战法,一点也不相干。我们看看这十多年来的武术比赛,不就是这种乱拼一气的场面吗?

太极拳经中有“形如搏兔之鹘,神如捕鼠之猫”的主张,试想一想,鹘、猫这种狠辣,灵敏的动物,在窥视,捕食时,那种剎那间闪电一击的威势,不正是搏击要求的标准吗?在极动之中,仍有如雷达般的清晰,冷静,不正是鹘,猫一击之狠的精神状态吗?准此而言,当今的武术比赛,那种搂搂抱抱,胡缠乱打的样子,实在是不堪闻问,真是连鹘,猫都不如了。不过,比起现在大陆上粉装衣锦,戏剧化的“样板武术”来,我们的武术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像大陆这种叫人作呕的东西,国内也有人在编造,翻印,学习,提倡,而自称之为“武艺”,自命要把武术艺术化了。这不但是严重的误解武术的真谛,而且贻笑大方。因此,武术修炼中,要求“动中求静,静中求动”的工夫,是不可或缺,且是交互修炼,一体而不可分的。在动中,招式的变化,没有心意的冷静,便没有高度的杀伤力;没有气劲的运用,只有手足舞蹈,那就成了“样板武术”或是“舞术”,花拳绣腿,不值识者一笑。在定静中,求气机之培炼发动,仍须在心思清静的前提下,使其身体健全,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看时下为赚钱求名之辈,动辄提倡某某“气功”速成,从数月,数日,到立刻即有感应,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人,不管是出自无知或争利,实为中国武术的罪人。

真正的中国武术,求静的工夫乃是孟子所说“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意思;和“吾善養吾浩然之气”的道理一致。而不论是养心,炼气,中国五千年来圣贤心传,所传的就是这个。谈道统,论正统,舍此其谁?这步工夫,加上拳法,义理的融合,不论是向“武”或“文”的方面发展,自然就形成一个人的气势,气概或气节了。比如,义理上,培养忠烈思想的,自然具有一种壮烈气势,如武圣关公即是;胸中正直不屈的,自有一股正气,如“正气歌”之文天祥;飘逸之气,如好剑术的诗仙李白;豪雄之气,如楚霸王项羽;忠义之气,如“还我河山”的岳武穆等。这些历史上垂名后世的英雄秀士,虽不以武道的成就扬名于世,但实际上,他们的武功文采,却都是植根在武道的培炼上,才得以气雄万人,雄距一世,在青史上留下不朽的榜样。然而,凡夫俗子不知道这步工夫的厉害和宝贵,所以一生终是懵懵无知,和草木同生死罢了。虽然,不必每一个习武者都有这些成就,但是,最起码的大原则,大目标是不能错的。尤其是身上负有责任的政府主管,社会团体的领导者,这些人主宰了一代风气的转变,在观念上更不能有所偏差。因为你提倡什么,社会大众缺乏辨识能力,多半就会跟着走,蔚成潮流;这不是很严重,很需要慎重思考的事吗?

中国的哲学思想,所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可说是放诸四海皆准,颠扑不破的道理了。问题是为什么来修身呢?近三十几年来,提倡文化复兴,民俗技艺的人,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动用大笔经费。前者把孔孟的大道理搬来挪去,要人这样那样,要仁要义,要孝要悌,却叫人不知从何下手?不知如何循阶而达?好比稚童大呼要上天摘月亮一般,徒然空言罢了,无甚益处。

至于民俗技艺呢?则视其为文化遗产,在学校,社会大力扩展捏面人,踢毽子,魁垒戏,摔泥巴。我倒不是否定这些游戏的价值,只是说,中华文化就是这些雕虫小技,就未免大荒唐了!难道从前岳飞,关公是靠这些培养成功的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而这些居然是政府文化部门推行的主要内容呢!

诸君,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认为那是极高超的境界了。在武道修习中,这是有法可循,一点也不玄的。武术中,讲人为本。人之一身分为头部,身躯,腿足,为天地人三盘。上盘吸收天然空气,下盘择取地理灵气,中盘保存人初元气,是天地人一气贯通的。所以人生天地之间,一呼一吸,无时不与天地连;一动一静,无时不与天地合。一个对武术有深刻体认及造诣深厚的人,明白人和天地万物相存的利害关系,就能够身受其利,而不受其害;能够吸收到天地万物的好处,而避免它的害处。所以说,中国武术有夺天地造化,参万物化育的工夫。古人所谓参天地,赞化物的理想,才不致沦为唱高调,而是确确实实可以循序渐进,一步步达成的。

中国所以主张“文武合一”,是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只有在这个根基上才能落实。综观历朝历代,专做文章理论,而不修心养气的,常常流于空言高论。这个现象,在今天还是存在着!因此,武道是包括儒家思想,道家精神,释家修养。一门高深的武术,必然具备有完整的修炼方法。从站桩定式起,生理的调整,内心的修炼,血气的培养,力劲的运化,拳法器械的应用,乃至于兵法战略等等,才算得上通盘完全。虽然各门各派特色不同,然而其注重心意,气劲之锻炼;气势,境界之培养,应无二致。而且唯有理论和实践,默悟和修炼并重,这种武道的教育,才较有可能造就出一个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有节操的大丈夫。我们现在要复兴中华文化,要重健中华雄风,除了这个武道的教育外,恐怕是别无他途了!

真正中国化的管理理论 篇12

上世纪90年代以前, 各国基本上都使用GNP这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经济总量, 说明其经济规模的大小。但自90年代之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 很难找出一件完全由本国生产的产品, 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用GDP代替GNP来衡量经济的总规模。1993年, 联合国统计司也正式宣布用GDP代替GNP。中国也不例外, 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 使用GDP统计指标来衡量经济总量。

从GDP指标来看, 中国作为全球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 经济总量快速增加。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国人振奋, 世人瞩目。但是, 从人均GDP指标来看, 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除此之外, 中国更应该从GDP指标背后探究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清醒认识到自身成为经济强国的路途仍然比较漫长和艰难。

二、中国GDP经济总量衡量指标存在的问题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人口众多, 经济快速发展, GDP迅速增长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发展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国内很多问题需要通过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只有经济快速发展, GDP迅速增长, 才能缓解就业压力, 增加人均收入, 使人们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 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健康医疗条件, 实现中国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同时, 从国际上来看, 中国只有经济快速发展, GDP总量快速增加, 才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提升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 为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 中国经济发展, GDP总量快速增长, 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但是, 中国应该认识到GDP经济总量衡量指标存在的问题。

1、总体上忽视增长方式转变。

GDP作为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 只能说明一国经济的总体规模的大小, 但是无法反映一国经济为获得经济发展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众所周知, 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 更多是建立在国内劳动力和相关资源的大量投入和消耗的基础上, 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代价, 给经济的后续发展带来的很多负面的影响。当前, 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给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2、内涵上忽视竞争力提高。

GDP作为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 往往会忽视一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竞争力情况。GDP主要是衡量一国在一年内使用本国范围的资源所创造的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 但是至于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生产和竞争, 生产的技术水平如何, GDP指标并不能予以很好的反映。但是, 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及生产的技术水平往往代表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竞争力, 这无疑是GDP统计指标的一大缺陷。中国的GDP是增长迅速, 但资源使用浪费现象严重, 总体生产技术水平较低, 很多产业都是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基础上才能够生存和发展, 处于分工价值链的低端, 内在竞争力有待提高。

3、所有权上忽视实际控制权。

众所周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GDP之所以增长迅速, 其中外资和外贸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GDP中很大比例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产值, 虽然计入中国的GDP, 但是实际所有权仍然是外国企业和个人所有, 中国无权支配和使用。这部分GDP无疑增大了中国的GDP总量, 但是并属于中国所掌控的财富。这点在GDP指标中没有很好的反映。如果扣除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创造的产值, 中国的GDP总量将大大减少。

三、中国重视GNP总量指标的必要性

与GDP相对应的另一个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为GNP, 它系指一国所拥有的的资源 (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在一年所创造的价值总和。与GDP指标相比, 由GNP指标所衡量的经济总量能够很好的反映一国经济实际创造财富的水平和能力, 体现出其综合竞争力。因此, 中国用GDP指标测度经济规模时, 也应该考虑GNP指标的水平。

1、GNP更加体现可持续发展。

由于GNP指标指的是一国所拥有的资源在一年中所创造的财富水平, 而不管这个财富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创造的。因此, 如果一国GNP所衡量的经济总规模比较大时, 往往说明该国企业“走出去”的比例较大, 其中很大比例可能是该国在国外利用当地资源所创造的价值。因此, 与GDP不同, GNP既包括对本国资源的开发利用, 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对国外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可以很好的节约本国资源,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GNP更能体现经济竞争力。

GNP能够很好地反映一国资源在国外所创造的价值, 这部分价值通常是由本国在国际上比较有竞争力的企业利用国外当地资源所创造的价值, 是国外的劳动力按照本国的经营理念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本国企业则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中高端, 具有支配权。因此, 只有当一国GNP所衡量出的经济总量较大时, 说明该国的总体竞争力才有了较大的提高。当前, 中国虽然GDP增长迅速, 但是GNP的增长至少要比GDP的增长低3个百分点。中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 重视GNP指标, 通过竞争力的提高来改变多年来中国GDP和GNP不同步增长的局面。

3、GNP更能体现实际控制权。

通常, GNP所衡量的经济总量是一国所拥有的财富, 所有权归属于本国所有, 而不管这部分资源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因此, GNP指标更能代表一国的经济总量和实力, 体现出一国所实际支配和控制的财富水平。这才是一国真正经济规模和实力的体现, 代表一国在国际上可以用来和他国进行竞争的财富和资源。对此, 中国应该予以重视, 不能以GDP指标替代GNP指标, 忽视GNP指标所体现出的财富价值实际控制权问题。

四、结论

GDP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 但是存在很多缺陷。与之相比, GNP指标能更好地反映一国的经济所拥有的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 体现出一国真正竞争力的高低。因此, 在用GDP指标所衡量的经济总量水平同他国进行比较时, 即使有较大优势, 也不能盲目乐观。尤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 由于经济发展对外资外贸依赖程度较大, GDP指标所衡量的经济总量中有很多价值是国外所拥有的资源创造的, 不属于本国所有, 不能体现本国的经济竞争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 外资外贸依存度都很高, 就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 意识到GDP这一衡量经济总量指标的内在问题。即使中国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 成为从GDP指标来看的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也不能盲目乐观。这最多只能说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经济体, 但还不足以说明是一个经济强国。在衡量经济总量和说明经济总体实力方面时, 中国更应该重视GNP指标的情况。中国目前GNP的增长速度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 中国应该切实提高GNP的增长速度, 提高GNP指标多衡量的经济总量, 实现两者的同步增长, 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真正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郑志国, 刘明珍.从中国GNP与GDP差额看经济开放结构[J].中国工业经济, 2004, (3) .

[2]刘太忠.关于我国GDP与GNP的比较分析[J].理论界, 20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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