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专业化（精选7篇）
地区间专业化 篇1
辽宁农业产业化研究是振兴辽宁经济的重大课题。辽宁作为一个工业大省, 由于政策导向对产业的偏重, 农业发展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本文从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和实际出发, 研究评价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指标, 分析辽宁省各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差异, 制定推进辽宁省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对于推进省内各地区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辽宁省农业产业化水平总体特征分析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南部, 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出海口, 是东北地区和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 区位优势明显。辽宁省也是我国的工业大省, 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完善, 为辽宁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工业基础。辽宁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侯, 四季分明, 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 是畜牧业、渔业, 优质水果及多种特色产品的重点产区。辽宁省委、省政府把农业产业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新农村建设重要载体, 加大了政策扶持力度, 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优先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服务, 重点项目给予专项资金扶持等, 使辽宁省龙头企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2009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3561个, 其中, 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39个, 数量居全国第五位;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到397个。这些企业拥有固定资产总额878亿元, 实现销售收入3795亿元。2011年, 辽宁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3834个, 产值达到7301亿元。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辽宁省第二大支柱产业。全省基本形成玉米、稻谷、水果、蔬菜、饲料、生猪、牛羊、肉禽、蛋品、乳品、水产和土特产品等12大产业链, 有力地带动了农民增收。
虽然辽宁省农业产业化近些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与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省份相比,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一是产业分区基本形成。根据产业特色, 形成五大分区, 即以特产农业和生态农业为主的辽东产业区;以畜牧、干鲜果、优质杂粮为主的辽西产业区;以特用专用粮食及农区畜牧业为主的辽北产业区;以精品农业、设施农业、城郊农业为主的中部产业区;以“两水一牧”农业、出口创汇农业、现代园区农业为主的南部沿海产业区。
二是农业产业化发达和龙头企业集中地区, 主要分布在辽宁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大连和沈阳地区, 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朝阳, 农业产业化发展也相应滞后, 全省39个国家级龙头企业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部, 辽西北五市仅占4个。可以说农业产业化在辽中南和沿海地区发展较快, 辽西北和辽东山区从总体上仍未摆脱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 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还没有建立起来。
二、辽宁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一) 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根据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内涵, 发展进程的特征、规律和各区域农业产业化的具体情况, 我们本着指标选择的可操作性、有用性、可比较性等原则, 将农业产业化指标划分为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布局区域化、协作化;农业科学化;农产品商品化、市场化;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农业管理企业化;农业生产组织化;农业服务社会化;农产品质量标准化;农业产业化综合指标等八大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最大值法、综合评价法进行农业产业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1.产业基础指标。包括人均播种面积、人均农产品产量、人均交通运输能力、信息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5个二级指标。我们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与总人口之比来表示人均播种面积, 用农产品产量与总人口之比来表示人均农产品产量, 用公路货物运输量与总人口之比表示人均交通运输能力, 用人均邮电业务总量来表示信息化水平, 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
2.产业配套指标。包括农产品加工能力、农村消费市场规模、社会化服务能力、经济外向度4个二级指标。我们用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来表示农产品加工能力, 用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农村消费市场规模, 用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表示社会化服务能力, 用产品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经济外向度。
3.技术水平指标。技术水平反映产业化发展的技术层次, 其指数越高, 说明产业化未来发展的形式越好, 包括农村科技人员的比重, 农村科技进步率和企业科研投入强度等3个二级指标。农村科技人员的比重等于农村科技人员数量与农村全体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 企业科研投入强度等于企业研发投入资金与企业总产值的比值。用农村水事务支出增长率代替农村科技进步率。
4.产业组织化指标。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个数, 龙头企业规模, 商品基地规模和劳动力市场规模等4个二级指标。龙头企业规模用龙头企业总产值表示, 商品基地规模用商品基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表示, 劳动力市场规模用农业产业化从业人员与全体农业劳动力的比值表示。
这样就形成了由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农业产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所用数据均取自相关统计年鉴、相关统计公报和报告。
(二) 辽宁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1.综合模型评价。设有i个评价单元, 有j个评价指标, 则所有的评价指标数据构成了指标矩阵R, R为一系列具体的评价指标数据rij的集合, 其中i=1, 2, …, m为评价单元序号;j=1, 2, …, n为评价指标序号;给定评价指标权重集P, P={P1, P2, …, Pn}, 且满足1= (P1+P2…Pn) , 按照下式计算评价单元的综合评价值Ii, Ii=∑Pj×rij, 这时m个评价单元的综合评价值构成评价值向量集I, I={I1, I2, …, In}, 根据计算的综合价值Ii进行分析, 确定适当的评价截系数, 即可划分参评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水平。
在选择评价指标时, 由于各指标具有不同的计量单位, 有的是面积, 有的是金额, 有的是比例, 有的是重量等等, 量纲不同的数据在一起无法使用, 因此必须对采取标准化处理使各指标能进行比较和计算。标准化公式为:ri=Xi/Xmax或ri= (Xi-Xmax) / (Xmax-Xmin) , 式中ri为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列, Xi为原始数列, Xmax为该序列中的最大值, Xmin为最小值。本文采取最大值法, 即ri=Xi/Xmax, 所求指标值在[0, 1]之间, 数值越大越好。
在建立农业产业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后, 通过系统分析将各指标体系分成若干有序层次, 由专家对每一层次相关因素进行比较判断, 然后根据专家意见用yaahp0.5.0 (层次分析法) 软件对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确定权重, 相关计算过程。最终得出农业产业化水平评价中各层次指标的权重。各级指标的综合分值由其下一级各指标的分值按照不同的权重相加而得。产业基础、产业配套、技术水平、产业组织化的权重分别为0.2059、0.2484、0.2712、0.2745。根据辽宁省2009的相关数据, 最终结果如表1。
选取截系数K1=0.6, K2=0.6时, 如表所示, 可分成三类。
当综合评价指数I在0.8以上时, 为农业产业化高水平地区, 包括大连和沈阳两市。这两市各项指标值都比较高, 经济实力强, 产业组织化程度高, 科技实力高, 二、三产业的比重达90%以上, 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
当综合评价指数I在0.6和0.8之间时, 为农业产业化中等水平地区, 包括鞍山、抚顺、丹东、营口和盘锦五市。
当综合评价指数I在0.6以下时, 为农业产业化低水平地区。包括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和葫芦岛七市。阜新仅0.438, 为七市中最低。
三、辽宁省各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选择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应以农村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 以各地区发展实际为基础, 结合农村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来定位辽宁省各区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 在机制创新, 资源互动的过程中协调推进各区域农业产业化。
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比较优势合理分工, 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
一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要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 做大做强现有主导产业的地位,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通过形成发展极来带动落后地区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必然要求我们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即使是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区, 也面临着龙头企业总体规模小、创新能力不足、市场竞争力较弱、生产成本攀升、融资难、负担重等突出问题, 迫切需要扶持和加强。政府应当在资金、人才等方面促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要围绕优势特色农产品资源, 实现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的良性互动;积极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引进、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 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 推广成套农业技术, 健全信息服务体系和优势农产品全程监控体系。
二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要充分利用地区优势, 寻找地区发展的突破口。要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对外经济联系和合作等方面着手。各地区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是加强强弱地区的交流合作,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对于农业产业化发展落后的地区, 应围绕发展县域特色主导产业, 通过内引外联等多种方式, 积极实施重点项目。依托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建立起适应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要求的开放型科技创新体系, 实现科技资源的共享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区要抓住机会, 充分利用农业产业化落后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 打造更大规模的产业集群, 辐射、带动相关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政府要加强调度、跟踪、协调、服务等工作, 鼓励农村产业化发展水平好的地区积极支援落后地区, 给与相应的扶持政策。
地区间公共支出效率比较分析 篇2
关键词：DEA,公共支出,效率
一、引言
公共支出效率是指公共支出在实现支出目标的过程中, 投入规模与产出指标之间的对比关系。现实中由于各区域产出效率的差异, 公共支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一致的, 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应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近期的许多文献虽然关注到了地区间的均衡性问题, 并由此形成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得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 但这些研究通常缺乏基本政策本身以及政策与经济效果的量化分析, 难以剖析导致地区差异扩大背后的深沉原因。本文拟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揭示我国各地公共支出的相对经济效率, 从而为政府在推进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中制定科学公共支出政策提供可靠地数据。
二、数据包络分析原理及其模型设定
(一)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DEA是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的缩写, 该分析方法最初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查恩斯 (A Charnes) 、库伯 (W Cooper) 和罗兹 (E Rhodes) 等人在1978年提出来的、评价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学者Rolf Fare等人逐步发展了Charnes的方法, 以生产理论的集合论描述为基础, 形成了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为基础的、描述生产过程中多种经济意义下的基于非参数模型的理论体系。该方法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 借助于数学规划将DMU投影到DEA前沿面上, 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DEA方法的最大优点是:DEA方法不仅可以处理多输入、多输出的生产系统, 而且还可以处理诸如医院、学校、政府等非生产性系统。同时, DEA方法在评价生产前沿面的有效性时, 能够将整个样本中生产有效点和非有效点分离, 可以对所评价的系统给予一个综合的评价。
(二) 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DEA主要以CCR模型和BCC模型为分析基础。CCR模型是假定决策单元在固定规模报酬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 下对决策单元的经济效率进行的评价, 容易忽视规模报酬对经济效率的影响。BCC模型考虑了变动规模报酬 (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 VRS) 的情况, 将CCR模型中的固定规模报酬假设剔除, 从而可以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
假定有n个部门或单位 (DMU) , 每个DMU都有m种输入和s种输出, 则评价DMU有效的CCR模型为:
其中, xj= (x1j, x2j, …, xmj) T>0, yj= (y1j, y2j, …, ysj) T>0, x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输入的投入量, yr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输出的产出量 (j=1, 2, …, n;i=1, 2, …, m;r=1, 2, …, s) 。分别为m种输入和s种输出的权系数。
根据1962年Charnes和Cooper提出的对于分式规划的Charnes-Cooper变换, 即C2变换:, ω=tv, μ=tu可将分式形式的CCR模型可划为等价的线性规划模型, 其中 (DC2R) 模型为 (PC2R) 模型的对偶模型:
CCR模型得出的效率指数 (h0、θ) 一般称为技术效率 (Technology Efficiency, TE) , 它是指相对于产出边界而言, 在给定的一系列投入的前提下, 能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θ=1表示DEA相对有效, 即决策单元的生产可能集位于“前沿面”上, 没有落实“前沿面”上的DMU称为DEA无效率, 其效率值大于0小于1。1984年Banker、Charnes和Cooper在CCR模型的基础上, 剔除了CCR模型中关于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 形成了BCC模型, 以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BCC模型的形式如下:
BCC模型求出的效率一般称为纯技术效率 (Pure Technology Efficiency, PTE) , 它反映了决策单元当前的生产点与规模报酬变化的生产前沿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用技术效率除以纯技术效率即可得出规模效率 (Scale Efficiency, SE) , 它用于衡量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前沿与规模报酬变化的生产前沿之间的距离。决策单元的规模有效就是指投入量x既不偏大, 也不过小, 是介于规模收益由递增 (递减) 到递减 (递减) 之间的一种状态。规模效率 (SE) 经常用于比较TE与PTE的差别, 如果两者没有差异, 说明决策单元的无效率并非来自规模因素, 反之, 则表明DEA无效主要来自投入规模上的无效率。
三、地区间公共支出效率分析
(一) 地区间公共支出效率分析方法
在研究公共支出对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时, 我们将结合CCR模型和BCC模型, 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作为决策单元 (DMU) , 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输出变量, 将各地区人口数以及公共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教育支出、科研支出等项目作为输入变量 (将人口数纳入投入因素, 主要是由于它本身就是影响GDP的一个因素, 同时也便于在分析财政支出影响时作为参考) , 对各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进行评价。由于DEA计算比较复杂, 在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时, 需要借助软件进行计算。本文主要采用EMS (EfficiencyMeasureSystem) Version1.3.0进行数据处理。在进行实证分析时, 本文选取1998年、2001年、2004年和2006年间31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相关数据作样本, 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具体计算结果汇总后如 (表1) 、 (表2) 。
(二) 公共支出总量的经济效率分析
各区域公共支出相对于GDP效率的梯级特征十分明显, 并有随时间变化逐渐下降的趋势。 (表1) 反映了1998年至2006年间, 各地区GDP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具体情况。从技术效率看, 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在0.95以上;西部地区低于0.6, 远过低于东部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则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纯技术效率的角度看, 东部地区同样优于中、西部地区, 特别是西部地区基本上维持在0.75左右。
(图1) 、 (图2) 、 (图3) 反映了三大区域的平均特征及变化情况, 显而易见, 东部的技术效率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 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十分突出。从动态分析看, 三大区域的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东部地区的平均效率降低趋势不显著, 一直保持在0.95以上, `中西部效率值却远低于全国平均数, 由此使得全国的技术效率趋于降低。与2005年相比, 各地区效率略有上升, 这与国家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这表明区域发展在长期单极驱动后的两极推进战略难如人意, 而多轮驱动的积极效果已经显现。各地区公共支出相对GDP的规模效率 (SE) 。从 (表1) 可以看出, 2006全国的规模效率只有0.86, 应该是比较低的, 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比较低造成的, 而东部和中部的规模效率水平则比较接近。从1998年至2005年, 西部地区规模效率水平的下降特征十分明显。西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比较低, 说明了关键该地区不仅存在着投入不足的问题, 产出效率低也是影响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因素。从 (图2) 、 (图3) 的横向比较来看, 中部地区的PTE与SE之间差异最为明显, 说明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偏低是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重要因素。
(三) 各区域公共支出效率的结构分析
松弛变量 (Slack) 是线性规划中经常要讨论的重要变量。在生产领域中, 当松弛变量大于0时, 表示资源对产出没有约束, 反映了在合理的资源配置条件下, 相对于敏感变量而言其它资源的过剩情况。 (表2) 是各区域公共支出项目中松弛变量相对冗余 (Slack) 值。从表中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科研支出的相对冗余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基本建设支出高于中部地区, 说明相对于最优的投入产出结构来讲, 东部地区的这两项支出是比较过剩的。这表明在影响东部经济的支出因素中, 行政管理支出、教育支出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2006年的情况来看, 人口因素更是影响东部经济的敏感变量和制约因素。对劳动力要素的巨大需求源于东部经济的“集聚效应”, 使大量劳动力资源流向东部, 为东部地区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 致使中西部的教育支出严重过剩。
从三个年度各项财政支出冗余的变化情况来看, 1998年, 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已比较合理, 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支出都存在较大的冗余。到2006年, 东部地区的这种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表现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教育支出、科研支出的冗余越来越小, 反映了资源配置合理度越来越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部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取向明显强化, 由过去支持扩张型生产转变为推进内涵型生产。对中西部地区来讲, 2000年在基本建设支出的松弛变量的相对值比1998年有明显增大的趋势, 一方面说明基本建设投资扩张过快, 另一方面说明整个经济的产出效率并没得到提高。与此相对应的是, 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却没有跟上, 制约了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06年西部的基本建设和人口冗余都有所降低, 说明中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 结合西部大开发政策, 可以理解为国家在西部投入的产出效应开始显现。从教育冗余看, 西部地区基本上和中部地区差别不大, 但都较2000年有所提高, 说明中央加大了对西部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 使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由于教育产出相对于投入具有较长的“时滞”和劳动力的流动性, 教育支出的大幅增加并没有明显改善该地区GDP的增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全国公共支出的经济效率较低, 三大区域的技术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 (表1) 来看, 2006年, 公共支出相对于GDP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73, 是相当低的。说明大部分地区在公共支出的投入上存在着较大的缺口, 公共支出没有很好地发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的作用。公共支出的结构性效率失衡, 需以均等化和公共财政取向加以调整。从对各支出项目冗余值的比较来看, 中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冗余说明中部的教育支出并没有给当地的GDP带来明显的增长, 这与教育的外部性有关。东部地区在效率比较高的前提下, 在基本建设支出方面仍有较大的冗余, 说明国家支出政策具有效率导向的特征, 同时也说明了西部公共支出不足的现状。从各决策单元支出项目冗余情况的比较来看, 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说明了支出结构上的不合理。
在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调整时期, 有必要以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中央对中西部财政支持的力度;以公共财政为取向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配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突出以人为本, 加大民生性和社会性支出。从整体分析来看, 东部地区的相对效率水平远高于全国其它省市。比较2006年的计算结果, 我们认为东部地区目前在资源配置方面已趋向逐渐合理, 基本走上良好发展的轨道。因此, 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 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促进中西部的发展势必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中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1]庄子银、邹薇:《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 《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2]吕炜:《公平增长与公共支出的政策安排》,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5期。
[3]魏权龄:《数据包络分析 (DEA) 》, 《科学通报》2000年第17期。
[4]Barro, R.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5、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研究 篇3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内在的技术经济联系，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是一个地区经济的支撑，直接决定了地区的经济实力、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所具有的特征：系统性、层次性、有序性。
本文中的地区间的产业结构的趋同是指各地方的产业结构在演变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区间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性。这种产业结构的相似性的增强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严重影响着经济的发展。由于各地方没有充分发挥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降低，盲目追求门类齐全、自成体系的完整工业体系。
产业结构趋同的表现：一是各地区没有按照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原则，盲目进行投资建设，引发严重的重复性建设，形成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二是各地区均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自成体系的封闭式产业结构;三是地区间的产业结构高度相似，并且使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四是产业结构趋同会造成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升级的过程中处于低水平状态，即引发产业结构的低度化。
二、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分析
（一）交通运输条件落后、交易成本过高
交通条件是比较落后造成了地区间在空间上的运输成本较高，相互间经济联系较弱，限制了各地区间的分工与协作，从而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致使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交通条件，吸引了企业在交通沿线的聚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从而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甚至是国家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的128公路沿线就形成了高科技信息产业集群，美国的波士顿-华盛顿高速公路沿线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从而进一步的带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甚至是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地方政府的行政性垄断
政府的行政垄断这也造成了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既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也需要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干预是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杠杆和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有目的的调控，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高级化。市场机制是对区域产业结构产生作用的途径，是供需关系、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及升级，使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高级化。但是政府的干预也是有度的，对市场过度干预会使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制约经济的发展。
（三）市场的自由进入和退出机制不对称
市场的自由进入和退出机制的不对称也是导致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求有完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使得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自由、公平竞争环境，增强市场经济的活力。地区之间同样也要完善的市场经济，建立地区之间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使的产业能够自由进入某一地区。如果限制企业或产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实行地方保护，则会阻碍资源的自由流动，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遏止经济的发展。
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阻碍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存在这进入和退出机制的不对称，往往只具有进入市场的偏好，而对退出市场有着很大的抵抗力，限制退出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致使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出现，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制约着地区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形似也是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由于有些地区之间存在着相似的资源禀赋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条件、传统文化、要素禀赋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等，这些相似条件构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物质基础。各地区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发展战略和选择主导产业时，必然会出现相似的选择。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的相近，会产生相似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并形成相近的生产函数和需求函数。因此在进行产业发展和产业选择上就会趋同，造成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趋同。
三、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
（一）产业结构趋同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积极影响
地方为了追求产业自成体系，有可能背离专业化分工原则，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不能有效发挥，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得不到有效的发展。产业结构当符合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坚持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不需要担忧。并且出现这种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前提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完善的市场体制，有对称的市场(产业)进入和退出机制。另一方面，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资源能够自由流动，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如硅谷是美国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中心，集中了全美96%的半导体公司，如思科、英特尔等。在硅谷聚集了上万及高科技企业，其中有4000多家是电子工业公司，众多企业之间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推动硅谷经济的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趋同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前提条件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向消极方面转变。事实上产业结构的趋同积极影响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存在，所以本文对产业结构趋同造成的消极影响进行重点分析。
（二）产业结构趋同产生的消极影响
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利于产业的发展。现在的产业结构趋同发展状况给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
1. 产业结构趋同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使地方保护和地方割据现象趋于严重，宏观管理失调，影响产业的合理布局，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如小煤窑、小冶炼厂、小磷厂、小水泥厂、小造纸厂等大量存在，不仅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还污染了环境。
2.产业结构趋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发展, 特别是在产业结构趋同化的过程中, 那些资源丰富、具有资源开发优势的地区, 由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进行行政性的干预, 在基础产业薄弱, 加工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 劳动生产效率低, 总体经济效益低的情况下, 盲目的追求高高工度化, 形成加工业比重过度提高的现象。而对于资源贫乏但加工发达的地区, 由于资源丰富的地区的产业虚高度化减少了原材料输出而得不到足够的原材料, 从而出现加工业大量技术设备或生产能力闲置及技术力量过剩的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加工发达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3. 不能形成规模经济，不利于城市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本质包括：一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二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三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四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五是城市化过程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产业结构趋同的弊端要远远大于它的积极影响，所以本文将产业结构趋同的消极影响作为分析重点，根据分析产生的原因并结合矫正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基本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四、针对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采取的对策建议
（一）引导趋同的产业结构向积极的方面转变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忽视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引导产业结构趋同向积极的方面转变。政府应该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正确选择主导产业，以更好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鼓励制度、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此外，政府还要有意识的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沟通，促进地区间产业的分工与合作，提高各地区的竞争力。积极的引导企业根据本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改变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现状, 促进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高级化。
（二）继续完善交通网络
加强交通设施建设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继续加大运输设施建设规模。自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已来，运输需求越来越高了，运输需求与运输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要求继续加大交通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加大公路的建设规模，提高运输效率，同时，还需加强对铁路和民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二是坚持交通设施建设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要采取多种融资渠道，扩大资金来源，保证交通设施建设顺利进行。融资渠道在争取得到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同时，也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来筹集资金，还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来向民间进行融资，此外还可以采用BOT模式、TOT模式等。
（三）加强政府对产业选择的引导
市场机制对产业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不能解决产业发展的所有问题的，所以进行产业选择还得需要政府的引导。政府为了促进产业的发展，根据不同类型、性质的产业来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进行恰当的产业管理。政府除了对产业选择进行引导外，还要制定相应的措施，有意识的培养各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相关的前后向产业进行配套。
（四）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
产业集群是指在一特定领域中，相关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和相关支持机构如集群中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政府、教育和培训机构等，在空间上的集中，形成的即合作有竞争的现象和机制。产业集群本身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产业链中若干配套的企业和相关的支持服务体系集群在一起而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网络。分工专业化与产业集群有着密切的联系，分工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会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创新、形成专业化市场、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该市场，使得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分工得到进一步深化。
（五）促进专业市镇的形成与发展
专业市镇是在特定区域内某一两种产业内的企业因为比较优势、运输和生产中的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的存在而聚集在一起，吸引了众多的同类企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城镇。
美国工业化时期，经济迅速发展，与市镇专业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达的东北部各市镇专业化生产特征十分明显，形成一系列的专业市镇。专业城镇的形成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专业城镇间的分工协作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经济协调、稳定、健康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城镇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深化了城镇间的分工协作，促进城市群的建设，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六）促进城市群的建设
城市群是在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工深化与城市群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分工深化促进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城市群的发展又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分工的深化能够带来专业化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了城市的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产业链条的延长和附加值的提高，吸引了众多产业的聚集，促进了产业集群和专业市镇的形成与发展，城市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各个城市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得到加强，进行着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最终促进了城市群的形成。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利于规避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
分工深化与城市群相互促进的机理，用图3表示如下：
（七）继续完善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能够有效的调整产业结构。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在于各地区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鞭策企业和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益，以促进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协调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的发挥，能够有效的促使稀缺资源从低效率行业或地区向高效率行业或地区自由的流动，而那些不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退出市场，或是对结构趋同的产业进行重组、合并，从而可以解决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
摘要：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及高级化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快速、有效的发展, 反之, 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 该问题会导致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从而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产业结构趋同问题, 采取相关有效①的对策建议来对其进行矫正, 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产业结构,趋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
参考文献
[1]郭斯顿.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问题研究[D].中南大学.2006.03:1-3.
[2]韩宝江.走出产业结构趋同的误区[J].领导之友, 2001 (1) :27-28.
[3]张明龙.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46-47
[4]刘世锦.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16-17
地区间专业化 篇4
能源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重要时期，对能源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然而，此时地区间的能源强度水平存在的巨大差异成为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的一大障碍。因此，积极探寻降低各地区能源强度的政策和措施，对实现我国总体能耗水平的降低，实现节能减排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合理设定各地区的能源强度目标
地区能源强度受当地多种影响因素及邻近地区的空间效应共同影响，各地区的能源强度状况和相关的影响因素也差别较大，因此地区能源强度政策必须与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能源强度的目标设定不能采取“一刀切”方式，而应该根据各地区实际合理设定能源强度目标，有序降低各地区能源强度水平，逐步降低地区间能源强度差异。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区要素禀赋的差异巨大，使得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在各个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按照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各地区的要素投入比例也会不一样，各地区在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上的巨大差别使得各地开展节能降耗工作的成本和效率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要实现全国2010年总体20%的节能指标以及2020年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40%到50%的承诺，必须明确考虑各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与区域发展政策或规划相结合的能源强度发展目标。
2 要素价格体系要进一步完善
2.1 消除地区间要素的流动限制
能源强度不仅跟能源价格有关，还跟其他要素的价格相关。总体能源禀赋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影响非常明显，而当前我国各地区在要素流动方面还有很多限制，如户籍制度、信贷资源配给等等。这些限制都会对各地区的要素配置产生扭曲，从而提高要素的价格。要想从总体上降低各地区的能源强度以及地区间能源强度差异水平，必须要努力消除各地区间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流动限制，从制度上保证要素流动的顺利实现，从而实现各地区的要素合理配置。
2.2 改革与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与价格政策
要积极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研究制定和完善有利于节能环保的能源价格体系，使价格的节能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具体包括：在电价改革中实行环境折价，使发电外部成本内部化；对高耗能产业坚决执行差别电价，取消地方实行的针对高耗能产业的各种优惠政策，以抑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扩张；进一步完善用电峰谷差别定价机制；积极推行自愿性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形成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和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
2.3 对不同地区实行有差别的能源税收政策
各个地区能源消费量不同，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损害也有所不同，这必须在各地区的能源税收方案中体现出来，即高耗能地区应当承担更重的能源税负，而低能耗地区则应在税负方面进行相应的减免。
3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
3.1 加大对各地区尤其是高能源强度地区新能源应用的扶持力度，提高新能源在总体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大量应用对于解决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能源供需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大部分新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且具有低污染、低排放的优良性能，新能源对于降低我国总体能源强度同样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3.2 优化各地区产业结构，尤其是提高能源强度较高地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
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来看，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当前正处于改革的重要时期，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刻不容缓。
4 大力提高技术进步的支持力度
4.1 提高各地区尤其是高能源强度地区技术改进的支持力度
高能源强度地区由于其能源工业企业众多，因此在相关的技术改进方面的微小进步都能带来非常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能源节约。因此，国家可以在技术改进的加大对该部分地区的支持力度，如在中央政府投入的研发资金中，提高高能源强度地区的预算比重，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给予高能源强度地区更大力度的支持和优惠等。
4.2 鼓励各地区节能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提高高能源强度地区出口退税率
鼓励节能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能够有效的提高当地的节能技术水平，从而达到降低能源强度，缩小地区间能源强度差异的目标。
4.3 加大各地区尤其是高能源强度地区外商投资的引入力度，特别是控制能源强度相关项目的支持
加大节能项目的FDI引入力度尤其是能源强度较高地区的引入力度，对于我国总体意义上能源强度的降低以及各地区能源强度差异的缩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FDI能够显著刺激当地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降低地区能源强度，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加大对高能源强度地区FDI的支持，能够有效的降低该地区的能源强度，并进而降低各地区间的能源强度差异。
4.4 最后加大各地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能源强度相关技术水平的提高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才能得到充分调动，技术水平才会加速上升，从而有效的降低各地区能源强度以及各地区间能源强度差异水平。
5 规范地方政府竞争和优化绩效考核体系
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降低能源强度的工作离不开政府行为的支持。
5.1 建立纳入能源强度指标的政绩综合考核体系
将能源强度指标纳入到目标评价考核机制中，其重点是要将各级政府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评价考核工作中加入能源强度指标。明确国家有关部门在节能降耗方面的相关职责，对其职能范围内与节能降耗有关的政策制定和管理情况进行考评是非常必要的。而各省级的节能降耗工作的考核也应该由国家发改委进行认真的考核，并签订节能降耗责任书。明确各省级政府节能降耗相关工作职责和降耗指标。最终要建立起中央、地方和企业三级节能目标评价考核体系，并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度。
5.2 完善各地区法规体系建设。
5.2.1 结合《节约能源法》实施10年来的情况，以及节能执法检查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对现行《节约能源法》的修订工作，力争《节约能源法》修订稿尽快完稿并提交人大审议，为其他与节能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订或制定奠定基础。
5.2.2 其次应做好节能法与其他国家相关法律的协调工作。由于我国当前的法律非常多，各种法律在规定方面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相互抵触和不统一，不同法律间的协调工作非常重要。当前我国正在制定的能源法、循环经济法，以及正在修订中的《电力法》等等，这些相关法律中都有关于节能的条款，因此在制定过程中应重点注意各个法律与《节约能源法》间的协调和衔接工作，尽量避免造成冲突。
5.2.3 相关的法规方面尽量做好与《节约能源法》的配套和完善工作。随着《节约能源法》的修订，与此相配套的节约能源的法规也应进行相应的建立和完善。我们建议国家相关的法规制定部门应该努力完善下列法规：电力需求侧管理条例、节能技术进步条例、节能监察条例、建筑节能条例以及节能管理条例。
5.2.4 地方相关节能的法规建设和配套实行。全国各地区都应当结合《节约能源法》的修订，以及在各地方节能执法检查中反映的各级节能法规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的优秀经验，努力的完善相关节能法规的建设以及配套措施的实行。
总之，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对于能源的需求增长非常迅速，需求量也日益庞大。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而且，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性和能源的供需矛盾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成为摆在我国面前的首要问题，应引起政府当局的高度重视。
摘要：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性和能源的供需矛盾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成为摆在我国面前的首要问题。本文从价格、结构、技术进步和地方政府行为等多角度因素进行分析,提出降低我国地区间能源强度水平和其差异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地区能源,能源强度,政策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源远.中国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及收敛性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8.
[2]Gylfason T.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4-6):847-859.
[3]阎敏.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效应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7(06):74-78.
[4]李廉水,周勇.技术进步能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06(10):82-89.
地区间专业化 篇5
1 免疫失败的原因
1.1 疫苗质量下降
疫苗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 特别在高温、光照、冻结等条件下造成疫苗的抗原性下降, 甚至失效。高原地区一般三、四月, 最迟五月中旬完成疫苗注射工作, 这时气温仍然较低, 如果在运输过程中不注意, 很容易造成疫苗的冻结, 再说, 高原地区紫外线强烈, 注射过程中, 在阳光下放置, 很容易引起疫苗质量的下降。
1.2 疫苗注射操作不规范
(1) 疫苗注射的部位、注射方法、注射剂量不正确, 本应该肌肉注射的疫苗, 由于针头的过长或过短, 把疫苗注射到皮下或脂肪内, 注射后疫苗从针孔倒流, 特别在使用金属注射器时, 由于胶垫松紧不当, 疫苗从注射器内漏出, 注射过程中对牲畜不保定、打飞针, 同时牲畜挣扎躲避, 过早或过晚推动注射器, 使疫苗外漏。注射部位不正确, 有些防疫员为了省事, 把皮下注射的疫苗改为肌肉注射, 甚至在注射过程中把疫苗注射到胸腔、腹腔, 造成疫苗浪费, 使机体得不到足量的抗原不能产生应有的抗体。 (2) 部分疫苗必须稀释后使用, 稀释过程中防疫员不按说明书进行稀释, 随意使用稀释剂, 稀释后放置时间过长, 严重影响免疫效果。 (3) 对注射器械、注射部位未能进行正规消毒, 注射后出现注射部位发生感染, 出现炎症反应, 使注射的疫苗不能完全充分的吸收, 达不到免疫效果。
1.3 牲畜的营养状况太差
机体在健康状态下, 免疫应答能力强大, 而身体营养不良时牲畜处于亚健康状态下, 由于大部分营养物质的缺乏, 严重影响机体的免疫应答, 春季高原牲畜营养状况极差, 在这里平常有“秋肥冬瘦春死亡”之说, 这时机体免疫系统对营养物质的要求比其他时期更高, 这一时期缺乏营养物质, 特别是一些矿物质、维生素, 严重影响免疫器官的发育和免疫功能, 甚至导致免疫器官的萎缩, 是机体T淋巴细胞生成数量减少, 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下降, B淋巴细胞产生抗体的能力下降, 影响免疫抗体生成的速度和数量, 从而导致免疫应答滞后, 使免疫空白期延长。
1.4 药物的使用不当
许多药物, 特别是大部分的抗生素类药物对机体抗体的生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抑制T、B淋巴细胞的转化, 同时, 使用抗病毒及抗生素类药, 对弱毒活苗造成直接灭杀作用, 从而影响免疫效果。另外, 有些重金属、化学物质以及霉变的饲草料, 都可以引起机体免疫器官的萎缩, 从而引起严重的免疫抑制。
1.5 其他因素
牧民群众的防疫意识差, 片面认为打与不打都无所谓, 思想上不重视, 而在《动物防疫法》对强制免疫没有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定, 对防疫工作麻痹大意, 严重影响免疫密度。
2 强化免疫质量的几项措施
2.1 规范疫苗流通渠道
疫苗必须是由动物卫生监督部门认可或农业部指定厂家, 正规生物制药厂生产, 或通过GMP认证的批准文号的疫苗。进一步加强疫苗保管、运输设施建设, 使疫苗运输、保管、使用过程中质量进一步得到保障, 同时县、乡二级疫苗发放机构实行专人保管, 严把质量关, 疫苗使用前检查疫苗的出厂日期、色泽、物理性状, 要与说明书一致, 过期、破损、性状与说明书不一致的一律不能使用。
2.2 建立科学的免疫程序
(1) 建立免疫检测制度, 在疫苗接种后, 根据免疫检测对机体产生抗体的时间, 产生抗体的峰值和抗体消失的规律, 等免疫实际效果, 来检验免疫程序是否合理, 并及时修正免疫程序, 使畜间免疫更科学、更合理。 (2) 有些疫苗注射后, 需要间隔数周再加强免疫一次, 因为疫苗第一次进入机体后, 需要经4～14天才能产生抗体, 但抗体效价较低, 维持时间短, 如果再用疫苗重点接种, 机体经1～2天, 甚至几小时, 既有抗体产生, 抗体效价比初次接种时高几倍, 甚至几十倍, 并能维持很长时间。这是特异性免疫记忆细胞再次接触疫苗后, 能很快增殖, 分化并产生亲和力抗体的原因, 所以, 通过重复注射可强化和延长免疫效果。 (3) 母源抗体的被动免疫对新生仔畜是非常重要, 然而对其接种疫苗却带来一定的影响, 因此, 制定一个合理有效的免疫程序, 排除母源抗体的干扰, 确定最佳的首免时机是非常必要的。
2.3 提高业务人员素质
定期对防疫人员进行培训, 不但要让防疫员学到理论基础知识, 还要让他们掌握操作规程, 学会疫苗注射前要进行临床检查, 做到注射部位准确, 剂量精准, 消毒严格, 使用适宜的针头, 做到1畜1针, 不打飞针, 保证动物机体得到足够的疫苗, 保证免疫接种后产生有效的抗体。
2.4 做好免疫接种后的工作
免疫接种后要观察几分钟, 并比好抗过敏药物, 以防个别被接种动物出现过敏反应, 抢救不及时造成损失, 首次疫苗注射14～30天后对患有疾病的牲畜进行对应治疗, 因使用药物而没有注射疫苗的牲畜进行补注疫苗, 以保证注射密度。
2.5 进一步加强饲养管理
地区间专业化 篇6
关键词：交通基础设施,地区差距,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 我国创造了年均增长近10%的经济奇迹,但各地区经济发展却不平衡,地区间经济差距尤其是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 数据显示,以1990 年为分界点,从1978 年改革开放到1990 年前我国各省之间人均GDP的差距虽有波动但大致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 而自1990 年起地区间经济差距呈直线上升趋势。 无论是从人均GDP还是从人均GDP增速来看,东部地区省份都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省份。 1990 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3 个省份分别是辽宁(2698 元)、广东(2484 元)和浙江(2138元),最低的3 个省份分别是是贵州(810 元)、甘肃(1099 元)和江西(1134 元),极值比率为3.3;到2010年, 最高的3 个省份依然是江苏(52664 元)、 浙江(50932 元)和广东(44736 元),最低的3 个省份是贵州(13229 元)、云南(15699 元)和甘肃(16097 元),极值比率上升至3.98。 从人均GDP增速来看,1990~1994 年东、 中、 西部地区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7.55%、19.62%和20.12%;1996~2000 年增速有所放缓, 分别为8.82%、8.34%和8.30%;2006~2010 年分别为15.97%、14.39%和15.63%。 由此可见,处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中、西部省份并没有赶超发达东部省份的趋势,图1 给出了1978~2012 年3 个衡量省际人均GDP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的相同的变动趋势。①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落后地区生产潜力的发挥,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此,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一直是学者们和政府关注的中心问题。②
关于导致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释,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1)通过对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进行分解来分析地区差距的来源。 张吉鹏、吴桂英提出要素投入、经济结构、政策和制度、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等是影响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较全面概括了地区差距的成因;[1]周云波等通过对基尼系数和GE指数的分解, 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面板回归发现城镇化和市场改革是影响地区差距的另一重要因素;[2]吴三忙、李善同对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分解表明产业结构差异是地区差距的主要贡献者。[3](2)基于经济理论对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进行定性分析或实证检验。 陆铭、陈钊将导致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地理区位与政府带有地区倾向性的政策两大因素;[4]刘智勇和胡永远以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5]刘长生等从自然资源差异角度实证检验了自然资源禀赋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效应;[6]许召元、李善同实证发现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化水平显著影响地区经济增长,[7]踪家峰、李静在经济增长回归方程中加入交通密度增长率这一反映交通基础设施的控制变量,[8]张光南同样把交通基础设施加入经济增长和条件收敛实证检验中,[9]刘生龙、胡鞍钢也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10]王小鲁、樊纲考察了生产要素配置及流动、制度变革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地区差距的影响;[11]魏后凯实证表明东部与中部的经济增长差距有90%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12]这些学者都强调生产要素投入的重要性;还有部分学者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实证分析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如曾铮、陈开军、[13]徐璋勇、郑媛等。[14]
归纳起来,现有研究得出的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或因素有:资本(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状况(配置和流动);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和政府政策;市场化和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 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等多个方面。 然而,第一类研究只是描述了地区差距本身和构成,并没有找出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第二类实证分析只是考虑了多个因素并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实证方程中,对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和作用机制没有具体分析。 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有历史的、 经济的和文化的多种因素,且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要找出最根本的因素很难,但至少可以厘清一条线索。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以期为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平等发展战略进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有几点不同:(1)强调交通基础设施的特殊性,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其他影响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的差异和联系;(2)除了在经济增长方程中控制交通基础设施这一变量,我们还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对生产要素流入的吸引;(3)面板系统GMM估计很好地解决了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联立性问题,因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可靠的。
二、交通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假说
交通基础设施的特殊性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上。 与一般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同,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不仅有直接的作用方式,还有间接的作用途径。 直接作用是指交通基础设施被看作是一种类似资本和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要素,直接提高产出;其间接性表现在它一方面提高了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还能对生产要素形成吸引,引致生产要素流入和配置数量增加。 客观上它促进了信息交流、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居民和企业的交易成本以及生产成本,这些都有助于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正是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条件,交通基础设施优良的地区往往会吸引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入和其他配套设施的跟进与完善,随着这些生产要素相互结合并不断累积,经济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将更加明显。 总之,我们把交通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概括为直接生产要素(即生产函数中的K、L和H)效应和间接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函数中的A)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更在于它能引诱投资等生产要素的流入和提高当地的生产效率从而间接刺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出的增加。 很难想象一个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或封闭的地区能够对企业和移民构成很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地理位置本质上就是一种交通基础设施的指标,东部沿海开放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交通的便利,而中、西部地区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正是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不发达阻碍了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③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支持集中表现在加强和完善这些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吸引国内资源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先进技术等国外资源的流入;城市化、市场化及开放程度是一个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经济文化和制度,因为城市化是由人口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引致的, 市场化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强化的,经济越活跃的地区越要求加大开放。 与其他因素不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先行资本是保障经济生产持续扩大的基础条件。
图2 给出了我国大陆27 省(区)的人均GDP基尼系数和交通密度的基尼系数的对比,④交通密度用公路和铁路里程之和与地区面积之比来计算,它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 从图2 我们可以看到省际间交通基础设施的差距与人均GDP的差距保持一致的趋势,对这两个时间序列作一个简单的相关分析,我们得到相关系数高达0.774。 由此可见,地区间基础设施差距与地区经济差距密切相关,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1: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社会间接资本投入对产出有直接的贡献,且由于中、西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相对稀缺,因而我们预计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相对较大。
假说2: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当地的生产效率。
假说3:20 世纪90 年代中国政府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倾斜主要表现在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而且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加速了劳动力、资本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入。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我们选定时间范围为1978~2012 年,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
(一)地区经济增长弹性分析
地区经济增长弹性分析是用来度量各生产要素对地区产出的影响大小的,为克服变量的内生性和反向因果,我们建立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其中y为人均GDP,td是交通密度的对数,X代表除交通基础设施以外的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lnl(就业人数)、物质资本lnk(固定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对数lnH(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市场化程度M(国有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⑤)、开放度O(进出口总额加上FDI占GDP的比例)、人口密度lnpd(地区人口数与地区面积之比)。虽然20 世纪90 年代的政策变化使得产出弹性方程发生结构突变,但通过分段回归结果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为此采用全样本进行估计,估计方法为一步系统GMM,该方法可以有效解决变量内生性和遗漏变量的问题,因而估计结果具有可靠性,估计结果见表1。
残差自相关检验不拒绝 “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说,萨甘检验的P值为0.68,表明“所有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说也没有被拒绝,因此系统GMM估计是有效的。 表1 中宾栏的4 列分别是针对27 个样本省份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 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03,系数是显著的;固定资本产出弹性为0.10,大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这符合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的事实;人力资本对人均GDP有显著促进作用, 只是系数在经济上和统计上都不显著,这或许是由于对人力资本缺乏一个准确的度量;人口密度的系数为正,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其经济的规模效应越大,然而该系数却并不显著;反映市场化程度的逆指标为负, 即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人均GDP的上升, 且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地区人均GDP的弹性系数高于中、 西部地区的弹性系数;开放度O的产出弹性显著为正,这是因为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外部生产要素的流入,从而为当地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另外地区开放程度的产出效应同样呈现出东、中、西部省份依次递减态势;最后,交通基础设施能显著推动人均GDP的提高,其作为直接投入的产出弹性要大于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之和,且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的产出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 因此,假说1 得到了实证支持,而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缩小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看作内生的,而其他变量当作弱外生的。
(二)全要素生产率决定方程
除了前述交通基础设施外,人力资本H、市场开放度O、市场化进程M也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源泉,为此将它们加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方程中: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李国璋的研究,[15]选用考虑和不考虑人力资本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其他变量的含义和来源同前。 对于式(2)这一短面板模型, 通过豪斯曼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因而采用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下:
各变量变大都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方向符合理论预期,市场化进程M因为采用逆向指标,因而系数为负,但M的下降正是表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变量前系数也都通过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 人口密度的提高加强了信息交流和技术扩散,有利于技术创新;对外开放度提高同样有助于技术的引进和溢出;人力资本不仅包括人的知识技能储备,还有营养健康状况的内涵,因而人力资本加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间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达到0.259, 即交通密度增大1%,会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约0.26%,这证实了假说2。 数据也表明,由于东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相对较好,东部地区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
(三)基础设施对劳动、资本、人力资本的吸引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产品的运输、人才的流动和交流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都将受到约束,经济的规模效益也将难以发挥,人们的交易成本也会增大,这些都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的扩大。 正是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带来的一系列便利直接提高了私人资本的回报率和人们的生活条件,因而能够对外部资本和劳动力形成一次吸引,当资本被吸引到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的地区时,又会引致新的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流入(即所谓的劳动力追逐资本的现象),从而形成对生产要素的二次吸引。 生产要素的流入和结合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自然会引起产出的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支持直接导致这些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而中、西部地区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当资金和人才等要素不再通过计划分配而自由流动的时候,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就自然流向回报率较高的东部地区。
如何反映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生产要素的吸引? 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1)观察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基础设施投资和生产要素动态配置,看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是否会导致该地区生产要素配置的数量也大幅增加;(2)计量验证基础设施投资与生产要素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如果交通基础设施与生产要素配置的动态趋势相符合,且两者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则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对生产要素的吸引机制是存在的。 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代表物质资本K,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使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来表示。
从图3 可以看到,1985 年以来三大地带都在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直到2000 年以前,东部与中、西部的基础设施投资差距在持续拉大,这与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倾斜不无关系。 进入21 世纪,由于国家2000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4 年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使得中、西部地区在2000~2004年交通基础投资都有所增加,尤其是中部地区投资在2002 年接近东部地区, 在这之后虽然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继续领先,但东、中、西部的差距并未拉大,说明两大国家战略的实施缓解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差距。 从图4 可见,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始终高于中、 西部地区,且1978~1994 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是不断上升的, 这间接反映了东部地区资本较中、西部地区充裕,资本倾向于向东部地区流动,这与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相对领先有着类似的变动趋势。 随后东部地区物质资本所占比例开始下降,这与国家重视地区平衡发展和对中、西部的政策支持也是相吻合的。 图5 显示了外资流动(用FDI代替)的变化趋势,2000 年以前东部地区FDI占比平均保持在70%~80%且不断增加, 说明外资大多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而2000 年后东部地区FDI的占比有所下降,FDI占比与物质资本K占比显示出相似的轨迹,而它们又与交通基础投资的地区分布变化趋势密切相关。 因此,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国内外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吸引是显而易见的。
表2 给出了交通基础设施TD与国内资本K以及外资FDI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交通基础设施TD不是物质资本K的格兰杰原因, 而TD却是K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引致物质资本K的增加;FDI和交通基础设施互为因果,基础设施的改善吸引了外资的流入,而外资的流入对当地基础设施投资也有所推动。 因此,交通基础设施是导致物质资本和外资等生产要素增加的原因。 综合前面的统计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假说3 也得到了证实。
注:滞后阶数的选取以随机误差不存在序列相关为准则。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交通基础设施的基尼系数与地区人均GDP的基尼系数有着相似的变化趋势, 且两者密切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78。 通过对交通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系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决定方程的估计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不仅直接提高了地区的产出,还间接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即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起到了吸引国内资本、外资直接投资和劳动力的作用。
综上所述,交通基础设施差异是引起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与其他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因素既有联系又存在本质的差异。 交通基础设施保障了产品运输、要素转移和信息交流,有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它不仅隐性地作为生产投入,还间接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吸引了生产要素的流入,因此东部地区优良的交通基础设施使其快速发展就不难理解,而中、西部地区则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尤其是西部地区特殊的交通状况阻碍了其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
地区间专业化 篇7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一)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整体状况
1.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间,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GDP) 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快速, 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由相关统计数据可知,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至2006年的3587.0元, 增长近26倍;而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至11759.5元, 增长超过33倍 (如图1) 。
2. 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经济形式比较单一, 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城镇中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 个体经营收入、兼职收入、资产性收入等也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 工资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 在1990年为75.8%, 到2006年下降为68.9%。而且, 城镇居民金融财产的快速积累和财产收入的增加, 以及职工工资外收入和灰色收入的迅速增加等, 使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 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流动性的加强表现出以下特点:家庭经营收入比重稳中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报酬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长的重要来源,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构成中二、三产业收入增长较快等, 形成了多元化增长的格局。
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表1数据表明,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居民收入也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但与此并存的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 收入分配状况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 收入分配的改善影响到总需求增加, 总需求增加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即经济增长。历史经验说明, 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可以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稳定;反之, 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会影响社会稳定, 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 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状况
在地区差距的研究中, 地域单元的不同划分与时间序列的不同都会直接影响分析结论。本文根据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的在“十一五”期间将内地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区四大块, 并可将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具体构想, 将条件近似的省份归类, 把全国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进行研究。
通过运用基尼系数的方法, 计算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内部及相互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总体而言, 从动态的角度看, 以省际人均GDP衡量的中国地区差距呈逐渐扩大趋势;各地区内部差距有升有降, 变化趋势各异;各区域之间的差距近年来迅速增长。
(三)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趋势
1. 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西蒙·库兹涅茨于1954年首次提出了一条理论假说, 试图阐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长期存在的演变规律。库兹涅茨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收入分配状况的实证分析, 得出经济发展与收入结构不均等的长期变动特征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 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 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 不均等的扩大会更迅速, 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 在后一阶段不均等缩小。即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变化趋势, 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 这就是著名的“倒U假说”。
2.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分析。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体现出“倒U假说”的趋势。但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能够发现在中国存在着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下面列举典型地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进行说明。 (如图2、图3、图4)
通过以上我国各经济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 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 如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区, GDP增长到较高的数值, 地区内部差距呈缩小趋势;在东北部和长江中游等经济中等发达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变化趋势较平稳, 并且也出现下降的趋势;西南和大西北等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则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伴随着经济水平的不同发展, 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从逐渐上升 (西南、大西北地区) , 到比较平稳的波动 (东北等地区) , 最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沿海地区) 。其结果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发展特点。因此, 我们可得出, 虽然我国目前整体的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还没有体现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但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GDP与基尼系数变化的数据, 可以推测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呈现出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部分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但原因中也存在不合理的因素。根据各项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的收入分配已经到了警戒线的边缘, 如果对差距过大的现象重视不足, 会导致这种现象的恶化。在当前的形势下, 应该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 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理性的思考, 认真研究造成问题的原因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差距扩大, 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的普遍现象。中国作为世界上地域辽阔, 并且实行过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 其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也就更加复杂。其中主要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一直是在业已存在的东、中、西阶梯差距基础上进行的。我国地区间差距的不断扩大, 是地区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差异的历史长期积累和惯性作用的结果。
在不同地区之间, 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 这些差异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在“马太效应”作用下,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产业结构转换滞后是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人力资源地位, 对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的约束和障碍, 进而导致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初期, 我国总体上实施了“非均衡布局战略”, 宏观政策不断向东倾斜, 从而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虽然近年来, 我国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以及中部崛起战略, 试图平衡区域经济发展, 但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三、解决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和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
上文中对于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论述充分说明了加快经济发展对于减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只有当生产力得到解放并充分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高, 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裕, 才能为较好调节收入再分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方面, 政府应特别加强不同地区之间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缓解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2.制定更加完善的初次收入分配政策。
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初次收入分配中的问题, 应重点关注我国工资收入差距扩大和要素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主要指施是: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 避免过大的收入差距;制定和实施反就业歧视和反工资歧视的法律, 以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和提高经济效率;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以确保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保障居民收入差距不会过分扩大等。
3.进一步搞好社会再分配。
搞好社会再分配是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维护我国市场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及提高市场的效率;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统一我国的税收政策, 增强我国税收在社会再分配中的功能等。
4.加大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
我国目前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别引起的。低素质和低技能不仅使劳动者的收入无法增加,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被完全边缘化的可能, 到那时解决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国家应使每个人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加大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改善和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