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共12篇）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 篇1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管理以及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内容, 有过极具历史意义的科学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这些观点又被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富含社会管理的观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社会管理又被提升为社会治理, 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管理思想的重要升华。深入研究马克思社会管理学说, 对于现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 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社会管理,中国化,社会治理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的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新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管理思想。他们在《德意志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著作中, 对社会管理的一般特征有过不少重要的论述。

1.1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本质与历史局限性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形态》中明确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不过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 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后来他们进一步得出结论, 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因此,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与专制国家的情况并无二致。基于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必将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所取代”。

1.2 关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内容与性质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产阶级政治国家被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面取代与超越的过程, 也就是“政治解放”不断向“社会解放”提升的过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一“社会解放”过程中确立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 并不断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 贯彻到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领域。这种“社会解放”本身就内含着社会管理的使命。

1.3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总体特点的科学预见

马克思将其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定位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据此, 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根本指向就是建立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联合体, “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 并且“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所以说,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构成的联合体, 即是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承担者。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它解释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真正关系, 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管理活动的本质规律, 也要求人们把对社会管理问题的认识切实置于“现实性”基础之上, 所以这一理论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该理论启发我们,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 应采取何种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具体形式, 这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本质属性的实现程度如何, 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总体历史条件。为此, 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又不能超越阶段, 要根据现实条件的变换, 逐步深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一般内涵与特殊逻辑的认识, 从而不断完善中国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具体运行体制和机制。

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实践中, 对社会管理问题曾经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 形成关于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设计,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保障与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思想。毛泽东非常关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社会建设和管理问题,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他就强调“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 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 随后他有不少关于怎样展开社会管理事业的讲话, 其内容都涉及到如何进行管理城市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政府根据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整体任务, 以坚持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对社会管理的体系、机制、主体、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在改革伊始, 邓小平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指出应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 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 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他清醒地认识到, 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需要有全新的战略思维, “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 同革命时期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邓小平高度重视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的问题, 提出克服官僚主义, 同时在管理制度上, 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新时期改革所导致的社会体制转型, 必然是一个深层次矛盾凸显的过程。因此, 邓小平社会管理观特别注重社会稳定的维护, 对此问题, 他是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来加以认识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对社会管理事业高度关注。江泽民认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极端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 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要注意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这10年,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在新的实践基础上, 深刻总结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2003年, 胡锦涛指出“社会管理机制涉及方方面面, 要统筹安排、逐项加强, 同时要注意加强各种社会管理机制之间的衔接, 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上述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 关于社会管理的基本观点在新时期的重要总结。可以说,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都富含社会管理的观点, 这些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3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管理继续开展新的探索。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内在发展逻辑的基础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目标要求。此次全会将过去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 这体现出思维理念的深刻转换, 而绝非词语表达的简单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 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因此,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是我党对社会管理进行长期探索的主要经验总结, 和对社会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 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与实践价值, 也昭示了我党的高度执政自觉。

当然, 全面完成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提升并非易事,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完善的实践创新与观念重构的工程。从现阶段看, 推进社会治理变革的实践中应着重确立的基本理念有4个方面:

(1) 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协调多方共治, 汇聚现代治理体系的强大合力。新形势下要善于动员各方力量, 按其不同功能类别进行治理、资源优化配置, 并深度整合为综合联动的公共服务网络, 以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2) 社会治理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1年就提出“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 ”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 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了群众谋利益的工作, 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这深刻地阐述了社会领域改革的创新路径与实践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 要坚持社会治理创新同服务人民群众相统一的原则。

(3) 社会治理创新必须构建配套的制度体系。假若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 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善治便无从谈起。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 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 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还据此分析完善制度体系的问题。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立相应的制度保障至关重要。

(4) 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全面纳入法治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别强调, “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 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 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这说明法治在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中的突出地位。目前来看, 应根据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一体化建设”的要求, 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以法治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 更为有效地保护公民权益。尤其要增强依法办事的意识, 把法治优势充分转化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生动力与系统效能。

4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管理以及同社会治理相关的问题, 有过一系列的富有历史穿透力的分析, 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被进一步发展。当前,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目前, 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通过改革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体系, 以克服我国现有社会治理理论研究中“西方色彩有余, 中国特色不足”的倾向。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社会管理思想, 包括其中与社会治理实质内容相关的思想成分, 此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工作依据的主要理论源头之一。这方面由于现有的总体研究力度不够, 因而应成为新时期有关理论探讨的一大着力点。

(2) 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 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轴的全方位改革, 已经引发了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布形态和利益关系的格局。为了因应时变, 建构一种更加合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更为系统且富有前瞻性的社会运行调控机制, 就显得势在必行。

(3)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前提下, 以其社会管理思想看待当前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政策调整, 我们对西方社会的“治理话语”“公共性”理论、“福利国家”等现象就会有更为清醒、更为辩证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在实践工作中, 做到善于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管理制度中体现人类社会文明共有规律的成果, 避免对西方现有社会管理制度产生“历史终结论”式的错觉。

(4) 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很多社会管理问题的分析, 同他们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考察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国家———社会”互动关系方面的基本思想, 对其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 研究马克思社会管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 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系统把握。

(5)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对人民主体作用的强调, 在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也就是说, 应当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社会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对我国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地把握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 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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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 篇2

一、引言

管理实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已经存在。人是管理的实施者，也是管理的逻辑起点，若想对管理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对人的探究不可或缺。古今中外诸多学者曾从各个角度和领域对“人性”进行了研究，对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重视研究管理应该是从步入工业时代开始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蒸汽机的问世使社会生产力中融入了工业元素，人类社会也开启了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工业时代。随着生产技术的大变革，社会生产更有效率，经济也得到了一定发展。此时，社会性质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人们的生活更加需要管理，于是开始了对管理的研究和探索。18世纪60年代以前，社会管理一直处于朦胧状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虽然对管理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概念，并提出了人性的基本观点，但是此时的管理不成体系，只是一些零散的初步概念，且东西方的管理学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别。

二、工业社会前期人性假设的演变蒸汽机问世后，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在这一阶段，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发生了两次大的变革，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得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社会发展有了较大的变化。

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工业社会前期，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管理的重视和研究为后来的人性研究和管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方对人性的认知不同于东方，其逻辑的起点是“事”。“经济人”假设是这一时期最早被提出的。1776年，正处于工厂制手工业和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人民认为：在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追求都是一致的，行为动机是相似的，价值取向是统一的，通过自由竞争，完全可以达到“自然均衡”和实现“自然理性”。在此背景和基础上，亚当·斯密针对生产目的，对人的行为目的进行了研究，认为“自利心”是人们最佳的行为动机。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说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后来，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之上，纳索·威廉·西尼尔定量地确定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而作为功利主义支持者的穆勒也赞成斯密的原始观点，将其引入经济学中，认为人们的行为是受利益驱使的，从而提出“经济人”假设的观点。

三、工业社会前期管理思想的演变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在原始社会时代的集群生活里就已经开始了管理实践。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都一直把管理当做一种活动，从而有组织地来实现自身的需求，可以说这是一种零散的管理活动，管理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哈罗德·孔茨说过：“管理是一门科学，一种手段，还是一种艺术，是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厂的建立，让人们开始意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同时伴随着战争和国家的扩张，这一关注点延伸至整个西方社会。管理学成为了西方研究的中心，巴贝奇、杜宾、尤尔等人从组织和方法研究管理，还有欧文、普尔等学者从人的角度认识管理。追溯至农业社会，人们都是独立的生产、生活，自给自足。步入工业社会，生产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厂的集体化生产，对人们以往的习惯形成了挑战，人们需要标准化、准确性和强制性的`纪律来规范行为，用恰当的方式来激励人们的工作，从而尽快适应工业化的进程。步入工业社会初期，重商主义学派的学者们提出了有关管理的想法，其认为“稀缺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勤奋”，收入和劳动力是呈负相关的，要想人们努力工作，就需要限制工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工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而工作。亚当·斯密不认可这种以低工资确保劳动力积极性的做法，其认为“劳动力的工资是对勤奋的鼓励，而勤奋与其他各种人类品质相似，能够按比例地提高其所获得的鼓励……当工资较高时，我们将总会相应地发现工人们比工资较低时更加积极、更加勤劳和有效率……”人们会受到金钱的激励，更加努力地去获得更多的报酬，并不需要压抑工人们的基本生活。这也是所谓的“胡萝卜”式的工资激励。在早期工厂体制中，应用更多的是“大棒”式的消极制裁，其通过体罚等手段来控制工人。

直到20世纪，人们开始将重点转向“人”，从而通过创造新工厂精神来激励人们，实现道德层次的激励。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这些都仅仅是一些管理实践和较为零散的管理思想，并没有形成理论，直到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概念，管理学才正式形成。泰勒从效率的角度出发，系统地研究管理，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学管理理论。他提出了完全分工理论，认为要从人的角度考虑，将工作定额，维持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并且采用合适的激励手段，主要是靠金钱来促使工人积极工作，提高生产效率。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总结了早前的管理实践以及泰勒的基本观点，认为人是好逸恶劳的，并在《企业中的人性面》中提出了主张采取命令、强制管理的X理论。

四、结束语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 篇3

【关键词】彼得·德鲁克；社会责任；食品企业

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 the unexpected result of it is more and more problems are exposed in the field of food， and food safety problems seem worse and worse. Food safety problems have been again and again impacting people’s normal morality. Based on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odern management guru’ Peter. Drucker，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descriptive study method and inductive synthesis method are us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frequent causes of food safety problems，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 position， the challenge and its importance of food enterprises. And the suggestions of establish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are also put forward in this review paper.

Keywords： Peter Ferdinand Drucke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Food enterprises

前言

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曝光，食品安全也不断得到国家重视。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同年7月8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并于2009年7月20日公布施行。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研究的不断深入，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体系。例如，我国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学者刘俊海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1]。但是，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多是从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从管理学社会责任思想视角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社会责任思想为出发点，从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分析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原因，探讨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位、面临的挑战及其重要性，提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建议。

1.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食品安全暴露了诸多问题。在食品安全问题不断产生的背后是企业管理人员社会责任的极大缺乏。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于1924年由美国学者谢尔顿提出，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得到普遍实践。其后，在德鲁克1939年发表的《经济人的末日》和1942年发表的《工业人的未来》中，德鲁克通过审视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用率先提出了企业管理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的观点。德鲁克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个目标，是管理的一项任务，企业作为“执行社会任务的器官”，“必须承担所有与其有关的员工、环境、顾客和其他与组织有关联的人和事的全部责任，这就是它的社会责任”。本文从德鲁克社会责任思想出发，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界定为食品企业的目标、任务，以及管理战略。

1.1 食品企业的目标与任务

在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中，社会责任思想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在1974年出版的巨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实践篇）中，明确地提出管理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处理对社会的影响与承担社会责任。他提出：“管理的第三项任务，就是处理对社会的影响与承担社会责任。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独立生存并以自身之存在为存在目的的；每个组织都是社会的一个器官，而且也是为了社会而存在的，企业也不例外”[2]。由此可见，德鲁克在强调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时，把企业的社会责任视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任务，并与管理的经济绩效、使员工有生產力并称为管理的三个任务。对于企业来说，管理的首要职能是经济绩效。企业“只有立足于经济绩效”“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企业的运转也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经济业绩必须是企业的首要任务[3]。

但本文认为，相对于一般企业来说，食品企业的定位远不仅如此。食品企业在积累保证其基本运行的经济基础，即在保持其经济属性的同时，更应该把社会属性放在突出位置，食品企业更应偏重于社会属性。

公司是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它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具有经济属性；但它存在是为了做出某种贡献或从事某种社会功能，又具有社会属性[4]。正如德鲁克认为“公司并不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存在，而是为了实现某种特殊的社会目的，并旨在满足社会、社区或者个人的某种特殊需要而存在，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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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而存在的，必须对企业的外部做出贡献，这才是食品企业存在的终极目的与合法意义之所在。

1.2 食品企业的管理战略

德鲁克在《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知道企业是什么，我们必须先了解企业的目的，而企业的目的必须超越企业本身。事实上，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企业的目的也必须在社会之中。关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6]。食品作为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其生产主体面向的是所有人，它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责任在食品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因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食品企業需要在把社会责任作为目标、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为企业的一种管理战略。

对于食品企业而言，将社会责任上升为企业管理战略是必要的。食品在社会中的作用异常重要，其好坏会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生活质量，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而食品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作为一类特殊的商业企业，食品企业不能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视为只对员工负责。相反，它必须体现对社会公众的责任，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目标和任务，乃至成为一种生产经营导向，进一步上升为企业管理战略，贯穿于生产销售过程的始终。

2.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2.1 食品安全问题现状分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就开始不断出现。近十几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可谓呈现愈演愈烈之势，2000-2014年我国主要食品安全事件见表1所示。

（表1 2000-2014年我国主要食品安全事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制毒制劣手段越来越“高明”，我国食品安全也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提高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感越来越紧迫。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并逐渐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1）涉及领域越来越广。从粮食和粮食制品到果蔬、豆类、食用菌、坚果以及籽类等，从乳与乳制品到脂肪、油和乳化脂肪制品，从肉及肉制品到蛋及蛋制品、水产品及其制品，从饮料类到冷冻饮品、酒类，从焙烤食品到甜味料、调味品等，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领域几乎涵盖了所有种类的食品企业[7]。（2）危害程度越来越深。食品安全导致的后果不再是简单导致身体不适、机能受损等问题，严重时可能是致命的。（3）制毒制劣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和隐蔽化。在制毒制劣手段上，结合了传统方法和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技术手段，其达到的仿真程度一般难以识别。

2.2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它要求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或慢性损害的所有危险都不存在。其内容既包括生产安全，也包括经营安全；既包括结果安全，也包括过程安全；既包括现实安全，也包括未来安全[8]。

食品企业的社会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食品安全尤为重要。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是重中之重。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确保食品安全，不仅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企业本身也是有益的。

2.2.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消费者生命安全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9]。作为基本生理需要之一，食品是人们生命安全的初级保障，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生命和健康[10]。食品企业只有增强社会责任意识，重视和保证食品安全，才能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真正保障消费者生命安全，进而实现企业“创造顾客”的目的。

2.2.2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德鲁克指出：“政府在一个由多元组织组成的社会中已经不再能成为‘统治者’或‘共同利益的守护者’”，“企业必须对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进行管理”[1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在生产、销售过程中造成的社会影响必须由企业解决，增强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食品企业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才能促进市场规范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2.2.3 提高企业良好形象，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长期经济绩效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长期来看，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产生正的影响[12]。本文也认为，把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重要战略不仅不会限制企业的发展，反而会促进食品企业的发展。主动承担并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良好声誉和形象的树立，为企业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赢得更大的市场；而且从长远来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还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化共治建议

由食品安全所暴露出来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可见，社会责任体系的建设是很难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过程。食品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的艰巨性和长远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单方过程，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行不通的，在建设过程中必须由多方共同解决。此外，解决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根本方法并非依赖于外在监管和约束，而必须加强食品企业自身建设，提高食品企业的自律性。因此，解决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应当在加强企业管理基础上，通过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管理进行约束，调动公众参与进行监督，形成一个多元化共治格局。

3.1 加强食品行业的管理

3.1.1 加强食品企业道德建设

社会责任的承担往往不是依靠强制性能够就能解决的，而只有当社会责任感内化为一种自觉精神，形成自我约束力时，才能真正实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治。从他律走向自律，实现由外在强制、中经契约到自愿担负的转变，应该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最理想状态[13]。社会责任的核心是道德要求，很难提出严格的法律底线，靠的是企业的自觉意识，而这种自觉意识，又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需要相应的社会道德氛围[14]。要提高食品企业管理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就必须加强企业内部道德建设，提高整个企业的道德水平；而提高食品企业的道德水平又要依赖于整个食品行业道德氛围的形成和提高。因而，只有通过加强食品行业的道德建设，提高行业道德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责任的缺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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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加强食品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根基和灵魂，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5]。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自觉性和主动性的缺乏，社会责任没有内化为自我自觉性。食品企业只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才能实现社会责任的内化，使企业员工逐渐树立社会责任感，进而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

3.2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3.2.1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职能

政府应当通过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手段引导食品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食品企业进行精神和物质奖励，在社会地位上予以肯定和重视，在经济上予以适当补贴和奖励，使充分实现食品企业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有机统一；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手段，运用先进监管技术，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充分发挥政府对食品企业的服务职能，积极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3.2.2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增强食品企业行为自制的同时，通过一定的法律政策规范企业行为也是必要的。必须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提高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通过标准的提高来规范食品企业的运行；必须健全《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完善食品安全标准，规范食品企业的生产、销售行为；建立健全相关食品违法行为惩治法规，提高执法的可行性。

3.3 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提高相关信息的透明度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企业生产、销售的监督不到位，而监督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与信息的不透明有关。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首先必须实现食品企业相关信息的公开化，企业内部要设立有关的监督部门，负责食品检测数据的采集与整理，并定时将有关信息进行公示，使外界在了解有关信息的前提下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督；其次，设立食品安全监督第三方机构，定期对企业进行考察监督，将产品送到权威机构进行抽样检测；再次，加大人民群众和各界媒体的监督力度，对不法食品企业进行曝光，扩大非诚信行为的影响力，使食品企业不敢轻举妄动。

结語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类特殊而且异常重要的食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主动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正如德鲁克所说：“无论是有意造成的还是无意造成的，人们必须对它们所造成的影响负责。这是第一原则。”当然，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元化共治，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建立起社会责任体系，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化和主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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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章辉美，赵玲玲.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回顾与综述[J].江汉论坛，2010（1）：140.

[14]楼建波，甘培忠.企业社会责任专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45.

[15]郭妍.论我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完善——以企业履行食品安全责任为视角[D].西南政法大学.2013.

作者简介

柳根文（1994—），男，汉族，江西萍乡人，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生，18883370224。

通讯作者

朱琳（1986—），女，汉族，江苏徐州人，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区域可持续发展。

江泽民社会保障思想研究 篇4

首先, 江泽民多次明确、具体地阐述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和意义。随着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确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组, 企业在减员增效的过程中, 必然会有大量职工被精简出原来的劳动岗位;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日益多元化, 劳动者的就业方式也就必然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深刻变化, 在工作转换的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短期失业现象;再加上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就业压力势必长期存在, 因此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就显得非常必要。江泽民强调,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既是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然要求, 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内容。1995年5、6月间, 他在上海和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指出:“加快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特别是抓紧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这对于深化企业改革, 保持社会稳定, 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具有重大意义。”[2] (P85) 1998年5月, 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 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就业机制, 建立和完善适应新的就业机制的社会保障制度”[3] (P388) 。而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也为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1998年12月,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讲座结束时的讲话中说:“社会保障, 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社会保障的主要作用, 是帮助人们降低社会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增强他们的生活安全感。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 这方面的法制是否完备,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会产生直接的影响。”[3] (P425)

应该看到,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进一步处理好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切身利益关系, 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有益成果, 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激发他们投身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1998年12月, 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社会保障工作, 直接关系到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关系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系到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稳定发展的大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这样的高度, 充分认识搞好社会保障的重要意义, 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不断把社会保障事业推向前进。”[3] (P426) 1999年11月,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江泽民又强调:“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 是顺利推进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2] (P87) 2000年11月, 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说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4] (P91) 他认为,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3] (P612)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这为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此, 江泽民一再指出, 改革开放越深入, 就越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都必须努力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到的物质文化利益”, 更加自觉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3] (P43, 436) 。要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调节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3] (P583)

其次, 江泽民具体指明了中国式社会保障体制的主要内容。江泽民指出, 在我国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不能搞类似西方国家那样的福利制度。根据江泽民的有关论述, 中国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一是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在此基础上, 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失业、养老和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1997年12月, 江泽民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建立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举措, 是一项带根本性的制度建设。”[3] (P365) 随后, 他又明确指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 必须“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 不断改善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的条件,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改进医疗卫生条件, 提高生活质量”。[1] (P294) 在1999年1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 他又指出:我们要“继续加强以失业、养老和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逐步扩大覆盖面, 提高社会保障程度”。[2] (P87) 并在试点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建立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4] (P91) 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 主要应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内容。

再次, 江泽民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 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并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社会保障的政策法规。1998年12月,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讲座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进一步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必须十分重视和不断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 基本的社会保险活动, 都是以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手段来实施的。我们要努力把我们的在发展社会保障方面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 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同时, 要增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在这次讲话中, 江泽民还提出各地一定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社会保障的政策法规。他说:“当前, 我们的建设任务很繁重, 各项改革都在深化, 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尤为重要。大家一定要把中央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以及一部分遇到困难的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的政策和要求, 坚决落实好, 切不可疏忽大意。”[3] (P425-426) 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发生, 更向世人说明了建立健全社保法制的必要性。

最后, 江泽民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途径、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在中共十五大上, 江泽民指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 完善失业和社会救济制度, 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5] (P22) 又说:“建立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举措, 是一项带根本的制度建设。”[2] (P86) 一定要不断:“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对财政困难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 中央财政将给予适当补助。”[3] (P480) 1999年11月, 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 江泽民又指出:“继续加强以失业、养老和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逐步扩大覆盖面, 提高社会保障程度。要多方面筹集资金, 在企业改革和重组过程中, 统筹考虑补充社会保障资金, 财政也要打足预算。当前特别要抓好社会保障资金的落实和养老金的发放, 做到制度建设到位, 资金到账, 保障到人。同时要建立健全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 必须认真加以落实。”[2] (P87) 在广大农村地区, 则要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因为土地是“农民最可靠的社会保障”[5] (P213) 。

江泽民不仅指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途径, 还提出了以下几个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是要从国情出发, 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 首先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二是要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三是要积极稳妥, 注意新老体制的衔接和过渡, 避免出现大的波动”。[4] (P91)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 对江泽民社会保障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准确揭示,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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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泽民.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3]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4]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 篇5

【摘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使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新的执政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加强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有效措施。笔者通过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论述二者本质上的一致性，从而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措施，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社会；关系；一致性；措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并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个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党对新时期国情的全面掌握下提出的创新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全体成员的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定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关系到党的发展壮大和建设创新，是联系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纽带。思想政治教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一致的，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是当前党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和构建和谐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弘扬党的精神和先进性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全体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党的理论深入人心，从而增强党的凝聚力，团结一致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确立全体人民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低标准是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最高标准是形成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这些认同机制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去建立。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完成党的执政目标，实现国家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美丽画卷的生命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具有一致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根结底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和谐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人的理想信念为基础，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为核心，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本质上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

（一）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是一致的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带动社会文明的进步。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功能。古语有云：“为政以德”、“道之以德”，可见从古至今思想道德教育在政治统治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今社会的人才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水平和高超技能，还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达到自身的和谐。在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中，自身和谐是最根本的前提，塑造和谐的个体，就是要塑造个体健全的人格，即个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理想信念，有关爱他人之心，能够妥善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三者之间达到和谐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人的健全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自古以来，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关系；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是指人与社会的鱼水关系。当今社会，世界和平，国家昌盛，人的全面发展仍然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其教育和激励功能，为激发人的创新思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二）在满足时代需求方面是一致的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人均GDP也快速增长，强大的物质利益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人与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不和谐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满足了时代需求，能有效地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利益问题，协调各种矛盾关系。首先，通过宣扬

和谐社会理论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协调各种经济体制的稳定发展。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企业发展稳定，非公有制企业竞争激烈，职工在就业时无论选择哪种性质的企业，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协调好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次，通过宣扬和谐社会理论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正确对待贫富关系。自邓小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已经富裕起来，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仍有小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中。贫富关系往往是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因此，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指导人们正确看待贫富关系，并帮助人们通过合法渠道走向小康生活，最终形成共同富裕的和谐局面。

三、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以来新的时代使命，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是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从根本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一个以人为中心，全面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和而不同，存同求异”的“人”社会。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生动活泼，充满活力，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的社会。胡锦涛主席曾指出“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人才、培育人才，尤其重视人才的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的培养。高校是培育人才的摇篮，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从大学生的个性特征和思想特点出发，引导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伟大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足国情，以学生为本，弘扬民族精神，加强德育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弘扬“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正确的社会理念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正确价值取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为一体的和谐社会总布局，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全体人民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体，是全社会人民的价值导向，反映着社

会道德现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全社会大力宣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公民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除此之外，还应该努力培养公民的公平、正义、宽容、诚信的社会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

（三）贯彻“科学发展观”，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统筹兼顾。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建立可持续教育机制。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说过“思想品德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熏染才能重塑人格。”中国也有古训：“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百年教育，德育为先。”德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党和政府应该从德育入手，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弘扬我国传统美德，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建立起一系列有助于提高全体公民德育水平和政治水平的教育机制，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全面配合实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充满和谐之美的社会画卷。

四、结语

文明带来和谐，只有进行不断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对加强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的思想基础，也是培育广大人民开拓创新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坚持与时俱进，共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淮南子》中的社会思想研究 篇6

【关键词】淮南子；社会思想；研究

一、《淮南子》概述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时期一部论文集，由西汉淮南王主持编纂，故其得名《淮南子》，其中文章包括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片，是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又综合诸子百家学说中精华部分而成，对我们后世研究秦汉文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这部巨著包罗万象，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无论是从文学角度抑或是历史、政治、哲学等等，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深刻的文化内涵，诸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闻名至今，对后世依旧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淮南子》中的社会思想研究

《淮南子》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因为其思想内涵的博大精深对不同发展时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渗透，其论述体系完整，各项内容理论基石都是源于对宇宙起源的观点之上，这使得《淮南子》对于社会价值、社会思想、社会问题等方面的论述都有坚实的理论基石，而且这种论述不是简单的理论阐述，而是真正扎根于现实并指出社会发展方向，为我们展示了理想社会和谐、繁荣的蓝图。

（一）社会价值观研究

第一，个人价值观，《淮南子》对于个人社会价值观的研究主要包含：才学、仁义、礼仪等在，这些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出处。《淮南子》对于个人才华的认可，不仅仅是对于才学上的高低，更重要的是人要拥有一技之长，那便是有用之才，就像书中将孔子、墨子描绘成为圣人并予以推崇与歌颂。在礼仪方面，《淮南子》要求人们在举止上尊尊亲亲，要为君王、家庭奋斗，两者在出现矛盾时要以国家为重。除此之外，君臣、父子等伦理观念也深入贯彻在礼仪的要求之中。第二，群体价值观，《淮南子》强调，个人在社会上的智慧与力量是远远不能与群体相抗衡的，对于圣人与君王来说，同样适用于次群众观点，他们也必须依靠臣子与群众的力量与智慧才能完成别人完成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才成为伟人。第三，国家价值观，《淮南子》在个人与国家问题上，主张个人能够为国家作出贡献才可称之为人才，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不能拘泥于小节，及时个人品行有缺点，也要以他对国家、集体的贡献为主要参考标准。第四，社会价值观，《淮南子》十分重视社会和谐稳定，不断鼓励人民为淳朴的民风和安定生活而做出努力，不断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幸福，以内心纯净的人为榜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第五，自然价值观，《淮南子》要求人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人要顺应自然规律，注重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环节的作用，并根据自然法则为自身生活服务。

（二）社会问题观研究

《淮南子》在社会思想体系中核心研究环节是社会问题观，为后世治国理政留下许多启示。《淮南子》强调治国理政首先要统一治国指导思想，君臣上下合力共同朝着总目标努力，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始终保持繁荣安定；其次，我们的统治者还要关心百姓民生问题，了解百姓疾苦，并通过相应政策减轻民众生活压力。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再次，《淮南子》重视法治的作用，开始关注到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应当从制度层面解决，对于许多为民众伸张正义之人虽能在短时间内帮助到困苦群众，但这也隐藏了安全隐患，治理国家应当在各个环节加强法制的制约功能。

（三）社会变迁论

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我们在经历变化的同时，应当注意社会在变迁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然后积极解决，化解矛盾。《淮南子》作者刘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也是通过结合当下现状，有的放矢的进行构思。

第一，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淮南子》对于社会变迁的理解是从宇宙、人类的不断变化的高度进行阐述的，对社会变迁的内涵有着深刻地认识。首先它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制度应当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而进行不断变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思想、社会风俗都会随之改变，尽管之前的管理制度对社会曾产生好的推动作用，但并不一定适用于当下或者后世。其次，《淮南子》认为社会生产力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人们要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生产工具，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最后，《淮南子》认为人类也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变化，教育和学习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主要工具，强调了我们必须重视教育发展，注重学习的力量。

由此可见，《淮南子》对于社会变迁内涵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充分吸收了各个学派的思想，形成了自己度特色理论体系。

第二，社会变迁原因的探寻《淮南子》认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是“人”的作用，人性在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不断丰富，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财务的占有变得愈发贪婪，这就让社会产生出许多矛盾，当矛盾开始积聚，就会危及社会的安定。

《淮南子》还强调，我们在认清社会变迁的动因滞后，要更好的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它强调对“人”的改变能够有足够力量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社会变迁趋势是可以通过人力而改变的，所以《淮南子》十分重视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鼓励人们向具有高尚品格、有社会责任感的英雄任务学习。

第三，社会变迁目的的探寻。《淮南子》在看到社会发展趋势的前提下，也了解到局部历史时期治乱往复的窘境，也充分肯定了人力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所以，它在当下提出了政治革新的政治主张，试图同各国政治边个来挽救西汉政权，对于西汉的未来也充满憧憬，认为到那时人与人、人与自然可以和谐相处，百姓在稳定的社会中安居乐业，君臣各司其职，国家繁荣富强，这就是《淮南子》认为社会变迁所应达到的理想状态。

三、《淮南子》社会思想的影响

《淮南子》自创作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环境中仍广为流传，它所包含的哲学理论、文学思想至今被人所叹服，其中珍贵的政治智慧承载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兼容并包精神。《淮南子》在治国理念上最大的观点就是将兼容并包、杂糅百家的精神与模式贯彻进治国方略中，倡导更为灵活的治国方式，不断在社会变革中产生变化以此适应社会的发展，听取各方声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切实沟通，这和我们当前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方向一致，对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经世致用精神。我们可以发现，《淮南子》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中，紧密结合了西汉社会的具体情况而展开思考与探讨，这启示我们，在当前探究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要充分将问题置于社会大环境中，仔细分析问题根源和社会背景，进而探讨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

《淮南子》被誉为千古奇书，不仅仅是它本身产生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在对社会的关注上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通过立足现实，对自身社会理想进行架构。我们当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依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每每翻开，都有新的收获，这也许就是《淮南子》经久流传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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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社会管理思想考略 篇7

关键词：管子,社会管理思想,考略

社会管理寻求的是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争霸、战争不断,社会秩序混乱,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而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作为齐国相国,管仲认为,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对民众施以教化,使“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凛实而图圈空,贤人进而奸民退……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管仲的努力使齐国在诸侯国中异军突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对于今天我们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一、重视社会大众的民生

管仲认为治国兴邦,须以民为本,通过给予人民更多的实惠,从而处理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管子·牧民》开宗明义地指出:“仓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1.爱护民众。齐桓公曾问管仲,我打算使齐国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应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说:“始于爱民。”他建议,“厚其生”,鼓励耕作,建造住宅;“输之以财”,开发财源,便利贸易;“遗之以利”,修通水沟,打通河道;“宽其政”,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匡其急”,敬老慈恤,救济鰥寡;“贩其穷”,救助贫陋,资助赤贫。同时,对人民“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管仲的这些主张体现了国家统治者对社会大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爱护。

2.让民众得实惠。治国兴邦仅有爱民之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同利民结合起来。管仲认为,国君之所以能够赢得民众,是因为有爱民和利民的举措。只有为民兴利除害,民众才能服从君主并为之效力,“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管子·明法解》说:“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同时,管仲还主张要寓利民于德政之中,《管子·五辅》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民众富裕了,就为国家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3.通过富民来富国。管仲从巩固统治秩序的角度来论述富民,他认为民众富裕是国家强大的基础。要鼓励民众多开垦荒地,大力耕种以生产更多的粮食,粮食多了国家就富裕了。《管子·治国》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同时,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取民有度,用之有止。《管子·权修》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二、建立合适的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体制是围绕社会管理活动所建立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和措施。管仲在治理齐国时,建立合适的行政区划制度,以及人才选拔制度,有效地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保障社会有序运行。

1.建立合适的行政区划。实行国野分治的方法,国都为国,其他地方为野,并划分各级官员的职权范围,属大夫管刑狱,县帅管划分田界,乡帅管一般政事。“叁其国而五其鄙”,意为从整体上把全国划分为国、鄙两部分。国是国都。国人是居住在国中的贵族及士、工、商和部分农民,他们有权参军、参政和接受教育。鄙是除国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区。野人居住在鄙中,他们无权参军、参政和接受教育。但齐国允许野人至少可以做基层的官吏。“叁其国”是指把国都分为三个部分。《管子·小匡》指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叁国,故为三军。”国都内部的行政划分为轨、里、连、乡四级行政单位。“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其鄙”,就是把广大乡村分为五个部分,《管子·小匡》指出:“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有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五属大夫直接对君主负责,“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即五属大夫每年正月向桓公报告属内上一年的政绩。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就形成了严密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政令畅通,下情上达就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2.君主制下的相国负责制。管仲作为相国,总揽国政,上承君命,下统群臣。相国以下设立五个部门,长官名称分别为:大行,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长官;大司田,主管经济的最高长官;大司马,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大司理,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大谏,主管进谏的最高长官。五官各负其责,责任分明,保证了政令的畅通。为监督五官,中央设置了五横,“五横以揆其官”。横,通“衡”。衡者,“量”也,引申为监察、检查之意。《管子·君臣上》说:“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对官吏的职责、纲纪和行为进行监控,可以及时发现越轨行为和惩戒。同时,每年两次的校官制度,各五天,国君亲自听朝,一是在年初,孟春之朝,主要是论爵赏校官;季冬之朝,主要是论罚罪刑杀。大体说来是,正月是“布宪”,即布置工作,明确各级官吏今后一年的工作任务,回去以后,“都”的五官、“鄙”的五属大夫要逐级传达。过夜之后传达叫做“留令”,罪在不赦;腊月底是汇报总结工作,官吏述职,奖励有功,惩罚有罪。正月是布置工作任务,腊月汇报工作情况,奖励有功之人,惩罚有罪之人。

3.官吏的“三选之法”。齐国规定普通百姓只要有能力,品德端正,可以选为各级官吏。所谓“三选之法”,是把从乡中选拔人才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乡长推举,桓公亲自接见,使担任官职;二是任职一年后,官长书面报告其成绩,并选贤者向上推荐;三是桓公召见,当面识别,再退而问其乡,察看该人平日之行为才能。如果合格可升为“上卿之赞”。“三选之法”,是按照一种“试”而后举用的模式创立的。地方乡长如果见到“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必须向上一级官吏汇报,如果瞒而不报,则为“蔽明罪”。一般来说,鄙中野人无权参军、参政和受教育。但齐国允许野人至少可以做基层的官吏。三选制度,打破了世卿世禄制的用人唯亲的陋习,为齐国稳定而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办事人才,开创了任能授官、因功授爵、赏罚分明的政策。

三、德威并重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

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规范体系,包括社会制度设计、法律、法规、政策等硬规范,也包括文化、道德、价值等软规范。“软硬兼施”将会事半功倍。管仲在治理齐国时,非常重视法律和道德教化手段的运用。

1.守国之度在饰四维。自周平王东迁以后,宗法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的冲击,一些政治家开始反思春秋与西周的不同并进而对过去不甚为人注意的“礼”这一范畴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认识到:西周社会之所以比较稳定,是由于礼制即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还比较稳固并具有很强约束力的缘故。《管子·牧民》篇开宗明义的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谓的“四维”,即是指礼、义、廉、耻,也可称为广义上的“礼”。礼与法不同,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政治与权力关系,而是依赖于宗法和血缘关系所确立的上下尊卑的名分等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道德准则规范。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此八者,礼之经也。《管子·权修》篇指出“,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管子看来,人必知礼然后能恭敬,恭敬然后能尊让,能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之间的等级不相逾越,如此则社会秩序井然,患不生而乱不作,故说“礼不可不谨也”。反过来,如果没有礼的制约与规范,则必然要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衡与混乱。

2.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口号是管子最先明确提出的。《管子》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凭借和规范上下的基本依据。“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从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管子认为,只要国君实行“法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以法治国要贯穿于君、臣、民之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违法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以法治国,可以惩治犯罪行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君主的统治。“法治不行,则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觉于上矣。”

3.依法治官。依法治官是君臣上下皆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各级官吏是否能够公正执法影响了国家的安危,因此必须以法治官,防止官员的腐败。依法治官是指要依法制约官员的权力,要使他们行为的行使在公正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管子·明法解》说:“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管子·正世》说:“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齐国的五官制度中还设置了“大谏”,是负责监督百官的最高长官。对于违法的官吏,实施严厉惩罚,做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加有效地督促官员奉公守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上、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浅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管理功能 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管理,功能

1. 前言

社会管理包括硬管理与软控制两类, 前者涵盖行政与法制管理, 具有一定强制力, 体现了制度化管控特征。而软管理则主体借助舆论导向、思想政治建设与道德教育等, 令人们思维认识、思想品德良好提升, 优化调控自身行为, 进而实现良好的社会管理目标。软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映射了当下社会体现的政治要求, 显现了其核心重要性。两类管理方式通过对比不难看出, 硬管理体现了显著的规范性以及易操作性, 效果显著, 同时其呈现出覆盖范畴较低、严密性不强、适应性有限的弊端。为此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实施单一性管理, 也不能通过法律规定事无巨细的管控。应科学开展软管理控制, 激发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优势, 做好硬管理的有效补充。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其内涵与方式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灌输式、权威式的教育, 教育的不对称性较为明显,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人权意识的不断增强, 任何教育都要“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 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创新教育手段, 从而迎合时代潮流,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2. 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优化社会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同行政管控不同, 其社会管理功能核心在于以人为本, 通过意识培养宣传、行政管理渗透, 基于人们思想及行为的统一性, 反映其显示活动特征, 进而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规律, 为其发挥社会管理能效营造良好保障。其根本目标在于借助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影响, 令其成为社会范围内期望的各类政治、思想观念, 良好道德规范, 同时形成推进社会发展提升的行为动力。基于社会化发展进程的逐步深入, 网络化及民主化模式成为当前社会与时俱进的显著标志, 然而该过程的延伸同时存在我们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也就是社会发展形成了较显著的离心发展趋势, 引发社会价值的不良分裂, 对构建和谐社会极为不利。主体表现在社会各个阶层间存在显著的矛盾问题, 一些社会成员呈现出较为贫乏的精神生活, 令各类危及公众安全与利益的不良行为频繁发生。要想解决这一弊端问题, 应全面开展法制化建设, 不仅由制度层面加强管控, 更应由理念层面入手,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激发法制管理功能, 令社会环境更加和谐文明。目前, 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中, 较多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在于成员们思想意识的偏差错误所导致, 为此, 我们只有由根本层面入手, 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方能解决社会成员思想问题、降低其不良情绪, 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同行政管理的有效结合, 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提升管控效益。

3. 激发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管理功能, 提升综合运行效率

3.1 以人为本, 科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以人为本是社会现代化管理的核心理念,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应以人为本, 基于社会成员存在的不同个性差异, 人本复杂性、思想发展多样性、发展提升根本需求, 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 遵循人本性工作原则, 激发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优势功能, 持续优化社会成员个体心智, 令其精神境界全面升华, 优化思想政治素质, 并促进其向着契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有效提升。

3.2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柔性管理, 有效补充刚性控制

为补充刚性控制不足, 应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柔性管理, 适应社会环境不断变化需求。令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递社会基本理念、根植科学信念于社会成员之中, 培育其形成一致社会认同性, 做好人们实践行动的有效引导, 提升其对社会精神综合价值的良好认知水平, 激发社会文化以及精神资本的统筹约束性。总之, 应依据思想政治良好教育功能将社会体制与精神文化内化成人们的思想品德意识, 令社会制度的推行真正获取人们的全面认可, 进而有效杜绝制度虚设问题, 避免引起社会生活杂乱无序以及权威失效的弊端现象。

3.3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养, 体现节约能效

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样, 社会成员则体现了更为明显的个体意识, 其对物质的追求、体现的情感价值方向更为复杂, 并呈现出一定差异性。这一现状, 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离散性以及成员合作实践产生的摩擦机率。为此, 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丰富性的成员价值取向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为此我们应找寻一种有效整合多元化思维价值观念的方式, 真正杜绝差异化取向发展形成的不和谐影响。我们可通过扩充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利用其独特机制, 将各类价值取向人员以及他们的不同目标需求, 依据社会现实规则有效集成, 进而找寻共同点。同时还应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价值理念教育培训, 打造一致精神文化理念, 进一步降低人际间的不良摩擦, 抑制社会内耗活动行为的大面积发生。社会管理中, 我们还应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节约功能, 令其传输的良好价值观念被人们全面接受, 进而降低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中花费的沟通成本, 令信息传递更加快速顺利, 各项决策管理更加简单清晰, 进而全面提升制度运行管控整体效率。

结语

总之, 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软管理核心内涵, 我们只有明晰其辅助社会管理综合优势, 全面开展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 才能真正节约管控投入、提升社会管理水平, 优化实践效果, 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阮云志.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提出与研究论纲[J].求实, 2009 (4) .

[2]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J].教学与研究, 2011 (3) .

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研究 篇9

20世纪50年代,世界正处于二战后的重建时期,战争造成的破坏一并波及了轴心国和同盟国,破坏波及的程度对于轴心国更为深刻和严重。美国因战争所得的财富和战后重建政策而很快成为与苏联抗衡的霸权主义国家,而德国由于战争失败社会受损严重而走上了战后重建之路。

提及社会冲突论,就不得不提及早期对此理论取向贡献最大的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其中,马克思奠定了社会冲突论的基调, 而韦伯和齐美尔对社会冲突论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1、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

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不符合此种现象的情况,社会冲突就会产生。

从马克思关于冲突进程的抽象命题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资源不平衡——合法性质疑——集体利益的形成——暴力性冲突” 的冲突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两阶级间利益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导致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致使被统治群体内部形成了对集体利益的认识和认同,随着矛盾发展的尖锐化,加之一系列促成冲突发生的条件的成熟,必将形成极端化的暴力性冲突。 暴力冲突是使得社会结构变迁和资源再分配达成的最彻底的方式, 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唯一方法。

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中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社会冲突的发生与阶级利益密切相关,冲突的发生是由于资源分布的现实不平衡,人们在思想上意识到这种不平衡,并采取方法解决这种不均,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马克思对冲突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正确地提出了冲突的根源、对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条件的正确分析以及对暴力性冲突的深刻认识。之所以有如上贡献,也与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密不可分。

2、韦伯的社会冲突思想

由于韦伯冲突思想的理论立场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以至于其思想与马克思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韦伯不认同马克思所说的暴力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认为不那么激烈的非革命性冲突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韦伯归纳的社会冲突进程可以概括为“撤销合法性——魅力型领袖的作用——新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冲突的产生源自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质疑,并进一步产生了撤销其合法性的诉求。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社会冲突发生的关键因素是魅力型领袖的作用,如果被统治者赢得了魅力型领袖的支持,则可能发生冲突,反之,则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如果社会冲突发生,新的规则与制度必然建立,在这种规则与制度下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由此循环往复。

韦伯批判、补充、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对社会冲突理论取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1、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源分布不平衡产生社会冲突的观点,并由此发展出三个更为具体的变量:权利、 财富和声望,认为阶级不是影响资源分布的唯一因素。2、对于被统治者撤销政治合法性的条件分析中,除了资源与地位高度相关这一因素之外,还存在社会差距程度和关于权利、财富、声望在社会等级间的社会流动程度两大因素,这一点对于后人的社会冲突思想都有重要启发。3、基于社会控制的法理型社会和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构想。

3、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

齐美尔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形式普遍存在于社会中,他区分了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对于冲突暴力程度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冲突对于群体内部和整个社会的功能。

齐美尔肯定了冲突激烈程度与情感投入程度的相关性,阐述了团结紧密程度与对冲突的理解程度两大因素对冲突激烈程度的影响,并认为涉及到核心价值观的非物质性冲突更有可能提升冲突的暴力性。如果冲突作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发挥作用,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能降低,反之,如果冲突仅仅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提高。齐美尔对于冲突的功能分析,在于研究冲突如何作为一种常规的现象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与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的比较

1、理论渊源

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主要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辩证” 二字在辩证冲突论中的含义有二:(1)社会的两面性;(2)社会冲突的普遍性。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此外,马克思社会变迁论也对达伦多夫的思想有重要影响。而韦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在关于社会冲突进程的命题上。达伦多夫以“强制性协作组合”(ICAs)作为理论假设,ICAs中的冲突过程可以概括为 “权利与权威结构——对立群体的产生——冲突产生后资源再分配的要求——社会系统变迁的制度化”。由此可看出,达伦多夫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在于权利权威结构,这无疑来自于韦伯的观点。 而对于ICAs的理论分析方式,达伦多夫与马克思又是相同的—— 都是以社会组织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对抗为出发点,进而分析由利益对抗到社会冲突发生的过程和条件,然后阐述冲突导致的结果为社会的再组织。

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主要来源于齐美尔的思想。科塞接受了齐美尔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低烈度和低暴力度的社会冲突具有维护社会有机体或社会子系统的重要功能。科塞的理论基于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而他却站在功能主义立场上提出了冲突的正功能。受齐美尔的影响,科塞以形式社会学作为分析冲突的角度,分析的重点在于社会中低烈度和低暴力性的冲突对于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整合功能。科塞发展、完善了齐美尔的冲突理论, 如,在低烈度与低暴力性的冲突对社会整体的功能整合性的分析上,齐美尔认为冲突的整合性效果主要为以下三点:可以释放敌意、 产生不同群体间的联系、相互依赖性高的体系中规范协议可以降低冲突的发生。科塞却由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发展出五方面的功能: 提高系统单位创新与创造力水平、释放敌意、提高意识、促进协作联合和提高联盟弹性。这是对冲突正功能更为细致的探讨,丰富了齐美尔思想的内容。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关于社会冲突许多方面的论述中,科塞和齐美尔是非常相似的。以至于柯林斯称这一理论为“齐美尔——科塞冲突论思想”。

2、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

(1)社会冲突的原因

达伦多夫和科塞均认为社会冲突源于社会稀缺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不均匀,但具体的分析角度不同。

受马克思的影响,达伦多夫从被统治者的认识水平角度出发研究冲突。而科塞受韦伯影响较多,认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的撤销是冲突实现的起点和前提。达伦多夫从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方面分析了冲突可能发生的因素, 即准群体中领导者的形成、运动理论体系和章程的形成、统治者的许可、准群体成员的沟通程度、征募成员的机会。科塞则是侧重于分析了影响合法性撤销的因素:疏导不满的渠道和社会流动程度。同时科塞也受齐美尔影响,分析了冲突群体对资源分布不平衡的认识程度和情感卷入对冲突发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达伦多夫强调权利与权威结构在组织和社会冲突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对稀有资源的追逐将打破原有的权利与权威结构,产生新的权利与权威结构,因此,达伦多夫把冲突看做为社会系统变迁的根源,并在社会结构与制度的框架下看待社会冲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稀有资源分布不均,是制度性制约的结果。由于科塞采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范畴,认为冲突的直接起因在于主体方面,即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关系变化的过程,所以科塞直接采用了前人对于利益不平等的说法,对于利益不平等的原因并没有深究。

(2)社会冲突的暴力性问题

达伦多夫和科塞都肯定了情感卷入程度与冲突暴力性的相关。不同的是,达伦多夫从冲突群体间的关系出发,指出了影响冲突暴力性的因素,其一是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得不到满足;其二,冲突群体间相互调节达成的能力不足;第三, 对被统治者的剥夺由绝对转入相对。而科塞则是区分了物质性冲突和非物质性冲突,并认为二者对冲突的暴力性影响不同。他指出, 越是涉及现实问题的冲突,涉入者越倾向于解决问题,而冲突只是一种作为目的的手段,涉入者趋于找到一种协商利益的方式。 因此越是在此种情况下,冲突越可能是低暴力性的。如果是非物质性的冲突,涉入者被卷入核心价值观,投入大量情感,则冲突可能是高暴力性的。

科塞强调了社会分化程度对冲突暴力性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越低,即组织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低, 则冲突越可能是高暴力性的。反之,社会组织分化程度高,各个部分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一个单位的发展需要依靠其他单位的发展与配合,则群体之间如果产生矛盾和冲突,更趋于寻找协调和妥协,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暴力性。这种观点是功能主义立场的。

(3)冲突的结果

达伦多夫的冲突论思想起源于其对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分析。他倾向于研究那种极端化暴力化的社会冲突,并把社会看做是一个动态而非稳定的过程。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结果是社会变迁。从其对强协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冲突引起权威的再分配,而再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构中将形成新的资源分布不均,而新的资源分布不均引起新的冲突,新的冲突再引起权威的再分配,由此循环往复。 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更替和变化,社会变迁是权威结构的变迁。

科塞则将社会冲突区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如上文所述,现实性冲突往往是低暴力性和低烈度的,而非现实性冲突多为激烈的暴力的革命性冲突。科塞同样认为,现实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促进因素。不同的是,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一种社会系统的进步和整合。科塞指出,现实性冲突导致的社会变迁促使社会系统的变化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和利益,增加其团结, 使社会系统更好的适应环境。

(4)冲突的调控

科塞的理论重点在于分析冲突的正功能,他侧重研究的是低暴力性和不那么激烈的社会冲突,并承认这样的冲突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认为它们可以促进社会的整合。关于社会冲突的调控, 科塞提出了“安全阀制度”,主张建立一种使得敌对情绪得以释放的社会安全机制。同时科塞指出了这种制度没有使敌对现实得到改变,并非一种理想的制度。

达伦多夫认为革命性的社会冲突引起社会变迁,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冲突进行制度化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达伦多夫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冲突的压制并无法根本性的解决冲突, 而如果统治阶级如果能够意识到引起冲突的利益问题,提供被统治阶级意志向上流通的机会和途径,双方对冲突问题进行协商, 可以降低暴力冲突的发生。达伦多夫认为调节暴力冲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冲突双方对于冲突利益有明确的共识、存在处理矛盾的公共机构、冲突双方约定了处理冲突中涉及的各类规则。

(5)冲突的功能

达伦多夫看到了冲突的破坏性,而科塞则认为冲突具有整合功能,冲突群体内部冲突可以使群体边界更加明确、加强群体内部团结、促进决策集中化、对群体成员行为产生强制性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冲突可以提高冲突关系的调节程度和提高社会单位之间的协作联合数量,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与进步的作用。

三、柯林斯关于社会冲突由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

柯林斯认为,冲突理论的基础在于“人类是既具有合作性质又具有冲突性质的动物。”在外界的强制下,人很有可能产生对抗性倾向,因为“强制本来就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与马克思相同, 柯林斯也认为不平等导致冲突,从日常生活中权力仪式的角度划分了发布命令的阶层和接受命令的阶层,同样肯定了情感卷入对于冲突的作用,并由此引申出“情感能量”一词。

柯林斯还致力于探讨如何减少和降低冲突,在对组织化过程的研究中,柯林斯将资源划分为强制资源、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 并以此研究了组织控制。他指出,通过强制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容易出现消极反应;通过物质资源控制组织,受物资刺激者容易出产生获得资源的意图并采取谋求私利的策略;通过符号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更易于内化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组织规范。

柯林斯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帕森斯、戈夫曼、布鲁默,他对于社会冲突的分析倾向于微观层次。传统的社会冲突分析仅是关于冲突的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全面的理论;传统理论家关注宏观层次,忽视了微观的社会现象。柯林斯提出了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微观策略,由微观角度出发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继而分析组织化的过程,最后像韦伯一样,分析了地缘和国家。柯林斯由微观角度出发,落脚于宏观层次,如同其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家一样,柯林斯的理论力图整合连接宏观与微观并且认为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行为之间是相互建构的。他对冲突的探讨是一种综合性质的分析。

对于社会冲突思想的研究,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思想启示,达伦多夫和科塞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冲突理论, 而柯林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这些大家的思想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冲突理论的认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 就像艾尔·芭比所强调的那样,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扇窗,打开更多的窗,我们将更加完整的看到世界。

摘要：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60年代,延续至70年代以及70年代以后至今。其最初的理论立场是反对当时独占美国社会的功能主义思想,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研究西方冲突论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对这一理论取向的学术把握,为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通过比较达伦多夫和科塞的社会冲突思想、分析柯林斯由微观到宏观的社会冲突研究方法,力求对西方社会冲突论的主要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 篇10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管理,现状分析,完善路径

当今, 我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经济全球化、社会多元化以及价值观念多样化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这些变化促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随之变化。目前, 我国教育体系所培养出的学生普遍存在理想缺失、道德观念淡薄等思想问题, 无形之中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承担起重任, 正如习近平在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我国高校应根据形势需要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引导并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配合其他的社会职能部门共同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以保证对学生的有效管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管理职能是密不可分的。首先,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社会管理职能展开。胡锦涛曾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 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奉行的教育理念和宗旨。”[1]“以人为本”不仅指教育发展要依赖与人的发展, 而且还要求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服务。以人为本所倡导人的全面发展理念, 既迎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要, 同时也是社会管理职能的追求目标。其次, 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 和谐社会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贴社会生活实际。此外, 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增强当代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社会管理职能的表现方式

第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以达到维护社会良性运转的教育诉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具有鲜明的方向性和目的性, 以增强对大学生的政治引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职能之一就是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增强社会凝聚力, 以此带动全社会的发展。

第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不断的思想价值传播和引导, 能够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目前, 大学生的物质追求及精神追求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而这种多元化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规范引导, 以免出现对社会管理不利的局面发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导向推动工作, 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

第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使得该群体在步入社会之后遵守社会规范。“人”不仅作为主体, 同时还作为社会管理的客体, 承担相应的社会管理职责, 是社会管理中最为活跃的因子。因此, 人的培养应和社会管理有效结合。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渐进过程中, 能够有效改变当代大学生某些不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型人才, 并使其自觉接受社会管理, 并养成良好的自律精神, 以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最后, 高校必须将大学生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潜在力量, 培养大学生的全面性。人本教育的理念提倡教育要将学生个体智力开发、意志培养以及体质增强融为一体, 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个体需求。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管理职能具有高度的契合。

良性的社会管理秩序有助于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随着时代发展, 高校必然要承担起更多的教育责任和社会责任, 并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主动遵守社会规则, 为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持。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的困境

首先, 我国现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偏重于传统的灌输式教育, 强调规范的指引作用, 而忽视了大学生的个性, 往往导致教学内容和学生思想实际脱离, 无法真正引起学生的共鸣。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针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因材施教, 无法满足该群体的道德需求、心理需求以及人文需求。

其次,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还远远无法满足现阶段社会管理中的创新理念所给予的较高要求。目前,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较为单一, 并且依旧沿用陈旧的理论和课本,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没有较直观地反映出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新的问题, 又不能很好地解决大学生对社会问题、人生价值观等迷惘的实际问题”[2]。当代大学生正处在时代前沿, 逐步由传统、保守型思想向新兴、开放型思想进行转变, 教学内容也应体现出时代性。单向的教学内容迫使学生只能以被动接受为主, 而双向互动式的教学则有助于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的下降会导致学科发展受到局限, 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

第三,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大学生在享受实惠的同时, 价值观念难免会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在大学生群体中并不鲜见, 而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亟需解决的大学生思想波动。若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不力的话, 很有可能引发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抵触情绪, 不利于教学的展开, 并导致大学生缺乏对当代社会的认同感, 降低了维护社会制度的自觉性。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的途径

如今的经济全球化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促使大学生要面临严峻的挑战以应对时代变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才能将其学科功能体现出来, 从而更好地为社会管理提供便利。在实现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承担起更多的职责, 而责任的加重必然会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以适应时代变迁。笔者就该问题也提出了思考:

首先, 思想政治教育要根据社会管理要求不断改变教育理念, 应当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教育过程始终, 并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工作方式。该理念也和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相契合, 马克主义主体论认为:“从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 以人为社会发展的主体, 一切依靠人, 一切为了人,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

其次,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和社会管理目标相符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该及时反映当前社会发展实际, 以满足学生主体的内在需求。为了更好兼顾社会管理职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社会管理的实践作为工作指向, 调整陈旧的教学内容, 结合当下的社会焦点问题展开教学。

再次,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根据社会管理实践要求进行创新。在社会形势多变、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当前社会, 陈旧的教育方式已经无法和大学生活跃的思想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相适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改变过往注重单向灌输忽视多向互动、注重死记硬背忽视启发理解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 可以促使受教育者更好地接受、整合知识, 增强受教育者的主观认同, 促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之中吸收教学成果。

参考文献

[1]雷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83.

[2]胡飒.角色理论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 2009 (5) :43.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 篇11

【关键词】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法治治理

社会治理的好与坏，直接考验一个政党的管理和执政能力，也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政党的拥护程度。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治理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社会治理思想也愈发紧迫。建国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社会管理进行长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不断丰富党的社会治理思想，为今后我国创新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基础。

一、改革开放前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实践（1949年—1978年）

这一时期党的社会管理思想主要集中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一系列的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论述。在社会管理的任务及奋斗目标上，指出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生活生产，并以此为基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此，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社会管理的主体上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主体，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社会管理方针上，强调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待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时，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在处理社会管理中的各种关系时，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社会管理进行了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正是在这些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步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政权，不断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也为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提供强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改革开放后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实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

这一时期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包括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国家依然贫穷落后的实际，邓小平提出了关于一系列重要论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新征程。

在战略布局上强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社会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经济建设，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法、原则；在管理理念上，将社会研究从泛政治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姓“资”姓社”思想的束缚；在管理制度上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的法制思想，提出社会管理必须转变过去依靠“人治”思想，变为依靠“法制”进行社会管理。在执政理念上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民主与法制建设”一齐推进。并且，从80年代开始就加大管理力度扭转经济发展和教育、法律、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发展比例的失调。在管理主体上指出人民大众是社会管理的依靠力量，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同时，他非常重视社团组织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强调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在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提出了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的思想，逐步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大大调动人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不断拓宽社会管理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进一步强调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经济上对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就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产业化、市场化改革，为在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落实了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并为其提供再就业服务；在文化上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2的宏远目标；在政治上继续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重视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确立依法治国方略，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主张用发展来解决社会建设中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党的十六大上，社会建设首次被凸显出来，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职能之一也被提出。此时，“社会管理”开始进入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进行社会管理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断改善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局面，越来越明确地把社会管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时期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实践（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

新时期党的社会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探索。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社会管理的新形势，不断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国的社会管理提供思想指导。

创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首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坚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检验党执政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保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些治国方略体现了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内涵得到拓展和深化，使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进一步把党关于社会管理的理论推向前。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体领导面对新形势，以“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重大课题，积极创新治国理念的新思想。提出了表达全体人民共同理想追求的中国梦，为社会治理的凝心聚力；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不断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为完善社会治理的法治框架奠定基础。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努力方向，强调继续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等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论述可以看作是国家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从宏观的制度安排、体制改革转向微观的精细的全面的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3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四、结语

“社会管理”理念向“社会治理”理念转变，对社会建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通过协商、合作、分工共同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是公民和社会组织重新回归社会核心地位，获得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实现自身价值的发展模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继承和发展历代领导集体的社会管理思想上，提出以多元共治和法治治理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是顺应“以人为本”的需要，是切合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求，为我国未来社会治理指明了道路。未来我们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激发活力，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并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不断加强法治建设，提升依法治理水平，才能促进我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更上新台阶。

我们只有立足于当今中国发展变化的实际，积极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才能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才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4

2江泽民江泽民文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8

3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http：//ex.cssn.cn/dzyx/dzyx_yxyw/201512/t20151217_2785878.shtml

参考文献

[1]贾建芳.转轨中的中国政治走向：善治与增量民主[J].科学社会主义，2004，（1）.

[2]俞可平.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若干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1）.

[3]周振国.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探索[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6）.

[4]杜俊华.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经验及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09，（6）.

[5]徐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J].学术探索2014，（5）.

作者简介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 篇12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整合的重要性

系统整合, 指的是将整体的诸要素通过一定的方式统合在同一范畴内, 使各个不同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影响, 从而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统一, 再通过合理的协调与分工使得达到最佳的状态。在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 都是以其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价值与功能而获得其存在的理由。为了达到更好的状态,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系统整合工作尤为重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的系统整合, 可以使两者自身要素不断优化。二者的系统整合, 必须以两者的结构优化和功能整合为主要前提, 两者作为社会机制的两个子系统、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特定的构成要素及一定的结构体系, 系统功能整合也是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进行的过程, 这个过程还能为低层次的结构优化提供相应的基础。第二,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系统整合的实现, 能将二者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 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和谐社会的实现。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整合的具体内容

“整合”是一个整体性概念, 包含了多个层次。我们所说的两大系统整合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1、系统内要素的整合

要素的整合是系统整合的最低层次, 是指在一定的原则基础之上, 把功能和特性不尽相同的构成要素整合在一个特定体系框架之中, 使其处于不断融合并向前发展的态势。具体来看, 两大系统的要素整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自有要素间的整合;二是社会管理系统内部自有要素间的整合;三是两大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整合。各系统要素间存在较大关联性, 各要素的属性不同, 使其功能上存在差异, 这些条件都为两大系统的要素整合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同时为二者的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系统内结构的整合

每个系统都有其特定的组织结构, 结构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作用。结构构建是否合理, 直接影响着事物作用发挥的有效程度。与要素整合相比, 结构整合更加复杂, 也是更高层次的整合。结构整合过程中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要注重两者结构的整合。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 事物的稳定主要依赖于结构稳定。结构系统一旦形成, 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以此给系统发展提供必要准备。因此要在实践过程中营造良好的整合氛围。二是要注重层次性。在二者要素整合的实现过程中, 结构整合将成为整体整合的先决条件, 也为后者的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因此结构的整合要根据现实情况, 有计划、分步骤的逐步展开。

3、系统内功能的整合

功能整合是在上述要素整合和结构整合不断推进的基础上进行的, 是系统整合的最高层次。功能整合的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使不同的各种功能围绕一个目标而发挥效用。两者系统内功能的整合不仅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整合和社会管理功能的整合, 而且还要有二者功能的系统整合。二者的主体与客体在价值和功能角度上有着密切联系。尤其从对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管理客体价值与功能的视角来看, 思想政治教育对其更能起到促进的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系统整合的基本原则

在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进行系统整合时, 也有最基本需要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三方面:第一, 整体性原则。在对二者进行整合的过程中, 要对系统中所有的要素、结构、功能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要重视二者各自的构成要素, 也要重视结构间的优化, 还要重视各功能的互补作用, 更要深入挖掘潜于各要素之间内在的优势互补性。第二, 科学性原则。在进行系统整合时, 要特别注重科学性, 用科学的方法对整个整合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科学强调真实性, 遵行科学性原则, 才能保证系统整合的可信度与正确性。第三, 灵活性原则。要求在进行系统整合时, 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的内部特点, 掌握系统整合同性, 抓住系统整合的特性, 灵活机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系统整合面临的困境与路径的突破

1、系统整合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首先, 观念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但现实情况是两者的发展存在超前或滞后于社会现状, 并不完全同步。而如今,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管理被高度关注, 但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社会大众对思想政治教育“假、大、空”的固有认识以及社会管理模糊化的理解, 让社会大众对二者存在轻视心理, 从而给系统整合的实际操作增加了难度。

其次, 机制问题。主要包含整合机制不健全和现存机制不合理两种问题。整合机制不健全主要是说从整体角度来看两大系统的优化整合成效不大,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早已形成了固定的体系结构, 即从中央到地方、从基层到单位, 这一体系结构一方面对执政党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扩大对群众的影响规模有优势, 另一方面也给社会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带来了偏差, 误以为其是党的专利, 个人不能介入。

2、针对所面临的困境, 选择突破路径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重新认识和正视两大系统整合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管理对构建和谐社会、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要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观念来重新正视两大系统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张昱.管理心理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