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系

法律系（精选12篇）

法律系 篇1

我国法律逻辑的研究领域, 从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推理, 逐步扩展, 目前已进入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并重的阶段。

一、法律推理的涵义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 我国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界把亚里士多德的经典逻辑三段论作为司法审判中的重要推导工具。即大前提———案件事实;小前提———法律规定;结论———法律适用。这样的一种推导模式, 既符合“逻辑是必然得出”的基本属性, 又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普遍性”的司法原则, 鉴于这样的优点, 我国逻辑学界和法学界开始把形式逻辑应用于法律领域中, 特别是司法裁判实践中应用更为广泛, 长此以往便产生了“法律逻辑”这一交叉学科。法律逻辑的内容, 亦被局限于法律推理的范畴。

对于“法律推理”一词定义, 由于国内外专家学者视角不同, 见解不同, 故而呈现多种观点, 总体来说, 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 逻辑推理模式:即认为法律推理是形式逻辑推理在法律上的适用, 是抛开思维的内容而只关注思维的形式的推理模式。此种模式被雍绮等我国早期法律逻辑学者认可。

第二, 规范推理模式:即认为法律推理就是法律规范推理, 此种模式被欧洲大多数学者支持和认可。

第三, 法律适用模式:即认为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技巧, 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将一般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 论证判决是否正当的一种工具, 是人们做出合理选择的一种理性行为。此种模式不仅被英美等国的学者广泛采用, 而且也被我国大多数法学和逻辑学者所接受。我国法学家沈宗灵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理学》一书中就写到: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没有法律推理, 就没有法律适用。

对于以上三种模式, 笔者认为, 前两种模式涵盖面较窄, 不够全面, 没有将法律推理的特点反映出来, 而且也没有反映英美法学家的原意。相比而言, 第三种模式更为适当。体现了法律推理就是法律适用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 运用证据确认案件事实, 并在案件事实基础上寻找可资适用的法律规范, 进而得出判决结论的思维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 法律推理首先是一种法律适用的活动, 另外, 它也是从案件事实出发, 寻找可利用的法律规范的活动, 它是应用法律和创制法律的统一体。

无论哪一种模式, 都是以经典亚里士多德逻辑及现代数理等形式逻辑为基础, 以“必然得出”为要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在很长一段时间, 国内不论是逻辑学者还是法学学者, 都把法律推理等同于法律逻辑。然而, 法律逻辑在推理之外, 还应当包括更加丰富的涵义。

二、法律推理的局限性

自中世纪以来, 西方学者仅仅把法律推理当作一个经典形式逻辑, 特别是经费三段论的推理过程。直到近代, 当一些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地运用逻辑的思维方式去解决时, 人们开始对形式主义的推理观表示怀疑, 学者们开始积极研究形式逻辑推理方式的不足。“逻辑推理模式”中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推理的局限性亦日趋显现出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形式逻辑的人工语言与法律文本的自然语言之间无法准确对接

形式逻辑中, “思维的形式结构, 是由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结合而成的符号系统。”其所使用的人工语言准确、简练、语义单一, 而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自然语言, 由于其模糊、抽象、多义, 使得法律条文本身很难直接转化成为符号语言并运用于形式逻辑。在丰富的自然语言中, 推理和论证会涉及到诸多的语境因素, 不易被简单宣示为逻辑上有效或者无效, 也不易用单一的标准去应对复杂的法律推理, 因此二者之间很难准确对接。

(二) 形式逻辑无法识别和反驳“非形式谬误”

所谓非形式谬误, 也称“实质谬误”或“歧义谬误”, 是指结论不是依据某种推理, 而是依据语言、心理等综合因素从前提论证出来的, 这种论证形式在逻辑上不成立。比如一民间借贷合同内容为:还欠款1000元。是还 (huan) 欠款?还是还 (hai) 欠款?这种情形就会产生歧义, 这一歧义谬误就属于非形式谬误, 这一谬误涉及到案件事实推理, 却无法用形式逻辑进行解决。司法实践中, 由于语词、语意、语境的差别以及诉讼当事人情感、思想、陈述事实不同等, 导致非形式谬误层出不穷。这些非形式谬误的识别需要运用法律思维解决, 这种法律思维既包含对法律的深刻理解, 也包含对司法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切身感触。

(三) 形式逻辑将内容与形式隔离开来阻碍法律逻辑的发展空间

形式逻辑为了使形式特点表现更为清晰, 将其从抽象思维的内容中抽象出来, 这无疑对我们把握法律条文或者法律问题的形式和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这种严格的形式化思维既不利于法律思维中的创新, 也不利于对法律本意和法律价值的保护。法律领域许多具有专业性、特殊性的问题, 属于非形式问题范畴, 需要实质推理予以解决。法律逻辑作为研究法律思维的重要工具, 要充分发挥其在法律实践中的作用, 就必须在法律问题特别是在法律实践问题中拓宽视角, 寻求发挥其实践功能的空间。

首先, 法律具有“有限的不确定性”。在对大前提运用形式逻辑推理时, 其对相关性、准确性的论证以及论证的评估问题无法解决, 这就需要形式逻辑突破视角。否则, 法律思维将会受到束缚而难以有所创新, 立法和司法将会陷入一种机械和僵硬状态。其次, 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 形式逻辑的有效判定规则在很多场合无法使用。比如在民事审判领域, 证据优势原则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定规则。最后, 形式逻辑的形式化推理无法涵盖司法过程中的全部推理。比如实质推理, 形式逻辑就无法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

三、法律推理向法律论证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 西方逻辑学界兴起了一场由逻辑学家们发起的运动, 即“非形式逻辑运动”。它以批判性思维为特点, 致力于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非形式化推理和论证的方法、规则和模式。作为一支独立的哲学分支, 非形式逻辑在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里, 已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 国内开始有学者将这一思维模式引入法律逻辑研究领域。

(一)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涵义

1. 非形式逻辑的涵义。

美国学者拉尔夫·约翰逊和安东尼·布莱尔提出:“非形式逻辑是逻辑的一个分支, 其任务是讲述日常生活中分析、解释、评价、批评和论证建构的非形式标准、尺度和程序。”他们认为, 非形式逻辑之所以称为“非形式”, 主要是因为它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主要分析工具———逻辑形式, 也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主要评价功能——有效性。

非形式逻辑所关心的领域是自然语言论证, 它分为两部分: (1) 日常讨论, 如报纸社论上对公共事务的讨论; (2) 风格化的讨论, 即一定学科的论证、推论和认识论的特定领域的风格, 如不同的科学。这种关键的区分不是日常谈论与风格谈论的问题, 而是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问题。不管谈论是什么, 后者是非形式逻辑的关注焦点。

2. 批判性思维的涵义。

批判性思维的概念直接来源于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反省性思维”: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 洞悉支持它的理由及其进一步指向的结论。20世纪40年代批判性思维被用于标志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主题;20世纪70年代,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教育领域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性思维运动”;20世纪80年代, 批判性思维成为教育改革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开始, 美国教育各层次都将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和教学的基本目标。一个广为接受的、较易理解的批判性思维是“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德尔菲报告》中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有目的的、自我调节的判断, 它导致的结果是诠释、分析、评估和推论, 以及对这种判断基于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语境等问题的说明”。《德尔菲报告》强调批判性思维的两个维度: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 (或气质) 。质疑、问为什么以及勇敢且公正地去寻找每个可能问题的最佳答案, 这种一贯的态度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报告揭示出批判性思维的六种基本能力和七种倾向, 六种基本功能指: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自校准;七种倾向是:求真、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自信、好奇性、明智。

批判性思维带来了“逻辑的革命”。批判性思维与以往各种逻辑理论一样是研究推理、研究论证的, 但它带来了逻辑观念上深刻的革命。第一, 从形式转向内容。批判性思维不是对推理、论证进行形式分析, 而是大胆地把关注点从推理、论证的形式转向了推理、论证的内容, 直接从对各种推理、论证的内容分析中来揭示人们运用推理、论证的规律。第二, 将有效降为合理。批判性思维从合理的角度来评价一个推理、论证, 比如认识和表达上是否清楚、明白, 所做出的判断、解释或说明是否一致、理由或依据是否可靠、可信, 理由或依据与结论是否相关, 理由或依据以及背景知识等是否充分、是否足以得出结论等。第三, 从确定走向不确定。批判性思维打破了形式逻辑“正解答案”的神话, 启发、引导人们提出问题, 并努力寻求问题的答案, 从而形成广阔的思考空间, 力求使人们在广泛、深入地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达到最佳的思维效果。第四, 从书斋走向社会。批判性思维与其说是一种理论, 更不如说是一种技能。批判性思维分析、研究的对象就是日常推理、论证, 它直接面对的就是日常推理、论证丰富多样的思维内容。日常思维、论证是批判性思维生命的源泉, 是批判性思维扎根的沃土。

(二)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都关注于论证

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的关注点都在于论证。这种论证不同于形式逻辑中形式化的推演系统, 而是依据经验、实际, 运用人类自然语言所表述的论证。它们的性质和功能简言之, 就是“尊重论证”。这并不意味着现代逻辑研究中的形式论证和实际思维中的非形式论证相互对立, 与其说非形式逻辑研究的兴起是对形式逻辑的突破与超越, 不如说非形式逻辑是研究如何把形式逻辑已把握到的逻辑法则更好地运用到实际论证中去。

逻辑方法对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的形式分析和评价颇为重要。因为法律论证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 裁决需从论述中推导出来, 所以说形式逻辑是基础性的。逻辑方法对分析法律论证的重要性在于, 它从逻辑的视角, 促成了基于证立论述的重构。在重构中, 必须、也必然纳入评价的论证中的隐含要素被明晰化。逻辑方法在评价中的重要性还在于, 它有助于确定裁决是否从论述中导出。如果一个形式有效的论述是构成证立的基础, 那么该裁决即是从该论述中导出。但逻辑效力只是法律论证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它本身不构成充分条件。

法律论证的逻辑特征是一种“似真论证”, 法律意义上的真理、真相、或真实其实只是程序意义上和程序范围内的, 即程序中被信息与证据所确认的“真相”。如果说程序提供了一次重塑过去的机会, 那么经过程序加工和确认的“真”, 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法庭上所出现的“事实”都不是那种作为物自体而存在的事实真相。法官只能根据他所听证和获得关于事实证据而判断决定。法官与其说是追求绝对的真实, 毋宁说是根据由符合程序条件的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 而就重构的事实做出决断。因此法律论证的逻辑特征是似真的, 其法律论证的结论具有可废止性。总之, 法律论证正当性, 除了形式标准以外, 还要求一定的实质标准。形式逻辑并不提供那些用以评估法律论证实质方面和程序方面的规范。而这就是修辞方法、对话方法等其他方法的用武之地。

总之, 以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法律论证, 是对传统法律推理为唯一内容的法律逻辑的必要补充。目前作为一门学科的法律逻辑学, 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第一层次的法律推理和第二个层次的法律论证两部份。法律推理, 以“蕴涵”为特征, 强调“必然得出”;法律论证, 以“似真性”为特征, 强调“说服听众”。第二层次以第一层次为基础, 二者共同构成了法律逻辑的两个层次。

摘要：长期以来, 三段论式的司法裁判推理被作为法律逻辑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随着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的兴起, 法律论证成为法律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于是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 共同构成了法律逻辑研究的两个层次。

关键词：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逻辑

法律系 篇2

您好!

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求职信.

我叫,是一名即将毕业于景德镇高专财经法律系03经济法专业的学生.借此择业之际,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真诚地推荐自己.虽然我很平凡,但我不甘平庸.我诚实稳重,乐观大方,积极向上,爱好广泛.大学三年,经过老师的精心培养和个人努力,我已经具备了当代大学生应有个方面素质和能力.我系统的掌握了法律学科的专业知识,能熟练的操作计算机.我始终以天道酬勤自励,积极进取,立足扎实的基础.在学好每门功课的同时,更注重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利用暑假的时间到律师事务所实习,除了认真学习课堂的知识,还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十几年的寒窗苦读造了我的学识和自信.我坚信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

缺乏经是我的不足，但我拥有饱满的热情以及＂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人才济济，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仍然很自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直是我的人生格言．

尊敬的领导，相信您伯乐的慧眼，相信我的实力．我真诚地期望能投足你的磨下，牵手事业路．风雨同舟．共同构筑美好的未来．

此致

敬礼！

自荐人：

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研究 篇3

关键词：法律理性；法律教育；规划控制；体系研究

现如今我国法律教育管理体系得以不断改良修缮，法律理性内涵和教育模式研究，开始过渡转化为法学研究空间中的核心主题，大部分学术专家都主张透过法律理性和教育实际角度入手，将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教育中的弊端问题整理完全。须知当法律教育时刻维持在职业教育层面之上，便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指導功效。法律教育本身遗留较为深刻的内部二重悖论特征，包括职业培训和学术研究的冲突迹象等，如若长期放置不管，必将令法律教育基础性内涵、管理引导模式等内容交互错乱，无法精准地落实法律教育全新模式的改善指标。所以说，如今要做的，便是集中一切技术手段修缮法律教育理性效应，至此为法律理性管理和教育机制调试，提供便利支持条件。

一、法律教育和法律理性的基础内涵机理研究

（一）法律理性

透过宏观角度观察理解，其属于公共法律理性体系中的一类结构单元，而在哲学视角中，理性又可细化出多类等级层次。依照美国学术专家罗尔斯认知结果补充论证，主要包括公共和非公共理性。首先，在开展司法审查体制构建活动中，法律理性一直被视为最高法院的标准信仰，在此基础上，法院一切职务履行才更加可靠。其次，法律理性和监管职责，令最高法院利用妥善的宪法解析方式，将一切个体意见充分的表达出来。最后，法院作为法律理性的最高示范媒介，主张利用公共论坛之上彰显法律理性的生动、控制功能。正是如此，法院过渡成为政治、法律理性管理体系中的标准分支结构，是法律理性创造的最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产物。

（二）法律教育

其可以说是国家长期可持续推动法治建设进程的核心指导媒介，布置拓展形式五花八门，旨在全方位改良修缮学习主体的法律素质，包括理论知识、实践应用技能、思维模式的形成结果等。具体教育管理方式，则是在课堂内部灌输案例指导纲要，同时组织学生定期参与课外实践活动，如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内部进行实习等事务，可以赋予学生足够创新妥善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诊所式教育方针深度贯彻覆盖基础上，法律教育承接了全新历史使命，毕竟其对于法律工作人员法律信仰内化产生决定性作用，是法律人理性养成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科学化梳理法律理性和法律教育关系层次的措施内容解析

透过现阶段我国诸多法律理性实践项目观察分析，单位法律工作人员，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个人思想博弈，毕竟这部分价值判定结果，对于他们今后法律理性控制指标践行、今后职业发展前景、国家综合化法治建设地位等，都产生决定性作用。所以说，任何法律工作人员都必须结合特定职业理性规则进行约束管理，在面对不同类型遭遇过程中，不单单需要借用平常人理性加以逐层调试，同时更要结合超出常人的理性思维来解决各类冲突性矛盾，事实证明，唯独贯彻落实标准化法律理性控制纲要，才能全面解决以往难以精细化推敲验证的案例内容，使得法律人拥有超前的法律专业素质。法律教育中相关人员必须时刻保留遵守以下法律特性：

（一）集中一切精力处理好法律理性教育研究事务

这是作为一类专业化法律工作人员必备的素质，唯独经过各类法律文件研究解读过后，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法律知识体系内获得关键性指导线索，同时配合法律理论的牵引，逐渐地在内心和思维结构中灌输理论的理性，保证相关工作人员能够自然主动地凭借最新法律控制思维去解决眼前一切突发性问题。归结来讲，想要彻底转变为一类专业化法律工作人员，如若缺乏健全的理论功底和法律研读解析技能，一切决策将都遗留纸上谈兵之疑、所以说，法律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定和谐秩序调节，存在着极为深刻的指导功效。就是说法律教育的初始阶段始终是理论教育，而法律人的理性则是透过这部分理论理性着手布置拓展的。

（二）树立起坚定可靠的法律工作人员实践理性控制标准

法律这类学科保留十分显著的实践性，主张将纷繁复杂的法律知识流畅性地灌输到社会实践项目之中，可以说是一类引起人员无限骄傲感慨的艺术成就。作为一类优质化法律工作人员，不单单应该积累深厚的法律理论知识，同时要透过不同实践项目中搜集整理经验，毕竟法律滞后性隐患，会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社会矛盾危机。所以说，只有贯彻落实坚定的法律人实践理性态度，才能更为清晰地拆解验证不同案件内容，为国家法治管理绩效提供更为可靠的检验标尺，这同时也是博雅教育项目中，法律教育需要时刻加以重视的关键点。

另一方面，树立起标准化法律人职业理性控制体系。须知社会分工和职业化趋势同步衍生，与此同时，法律工作人员作为一类特殊化职业群体，历史悠久结果已经毋庸置疑，即便是追溯到罗马共和国历史阶段，也存在法律人阶层，这深深验证了现代社会中法律人职业特征的先进性，对于维护国民利益和国家标准化统治功效，有着极为强劲的指导功效。

三、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理性和法律教育研究工作系统性较强，笔者在此提供的意见着实有限，日后仍旧希望法律人在不同实践项目中提炼整理经验，不断进行个人思维创新改造，更为细致地拆解分析最新国家法律知识。相信长此以往，必将能够为我国法律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标准化法律人才制备供应，提供丰富的指导性线索。

参考文献：

[1]李波.论司法考试与法律教育的关系[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26（12）：133-142.

[2]李鑫.中职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分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4，20（05）：130-137.

[3]魏琼.法律教育的起源：兼议对当下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启示[J].中国法学，2014，15（02）：77-89.

作者简介：

法律系 篇4

一、传统法学教育在法律系学生学习动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法学教育方法忽视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地位, 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不高, 并对自己的综合素质能力缺乏信心;同时, 这种教育方法也难以实现大学生的职业角色定位, 学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念淡化, 弱化了学生学习动力。

1. 传统法学教育方法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地位, 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不利于巩固和加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大陆法体系是系统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法律体系。在大陆法系国家, 在某项法律出台前, 立法者和法学家就已经设计或采纳了某种理论或概念。具体法律条文背后的原理、原则、概念等在大陆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教学中应当注意阐述条文背后的理论, 注意大陆法系已有的体系, 把大陆法的理论性和系统性统统包罗进去[1]。目前, 我国各大学法律院系通常所采用的是讲座式的教学方式。在这种讲授式教学方式下, 教师处于主动地位, 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在上课时, 学生并不需要进行课前准备, 学生只是被动的听讲者, 只是一个知识的接收器, 是一种完全被动式的学习。面对抽象、枯燥、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 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不高, 不利于巩固和加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2. 传统法学教育方法难以实现法律系学生职业角色定

位, 难以塑造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念, 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动力。

法学教育本身要求未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实事求是, 遵循规则, 追求公平和公正, 并有良好的职业操守。但传统法学教育在法学实践环节设计的不合理, 导致学生职业角色定位盲目而模糊, 无法清楚地进行职业角色定位, 难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未来职业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 加之大学生社会认知能力有待提高, 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等原因, 致使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教育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难以塑造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念, 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动力。

3. 传统法学教育方法忽视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使学生缺乏自信心, 弱化了学生学习动力。

我国的法学教育长期受大陆法系教育传统的影响, 注重法律知识系统性、抽象性、理论性、概念化、形式结构等因素, 强调法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这种教学方式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学术的培养, 忽视了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而法学教育天然具有学术研究性和职业技能性两方面的特点。我国近代著名法律教育家孙晓楼指出, 法律人才的培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法律的学问、法律的道德以及社会的常识。在如何求得法律的学问问题上, 他认为“第一个步骤, 当然是在认识法律, 究竟法律是怎么一回事, 怎样一个东西。第二个步骤是在运用法律于认识法律之外, 再注意如何运用这个法律。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于认识法律, 于运用法律之外, 应当知道哪种法律是适应现实的时代和社会, 并且如何可使法律现代化、社会化。”[2]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显然忽视了第二、第三个步骤的培养。在这种有缺陷的传统法学教育中, 学生因未获得有效的实践技能训练, 综合素质能力差, 对自己逐渐失去信心, 甚至觉得理论知识学习不如实践技能学习重要, 觉得法学理论知识在司法实践中没什么大的用处, 弱化了学生学习动力。

二、模拟法庭法学实践在法律系学生学习动力培养中的作用

模拟法庭作为法学实践的重要内容, 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社会性、复杂性、艰苦性、目的性、主动性, 以及问题的突发性、尖锐性等特点, 在训练和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加强学生学习动力方面, 具有任何其他教育形式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功能和作用。

1. 模拟法庭法学实践充分尊重了参与者的主体地位, 有

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能够实现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 加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现代教育学认为, 主动学习的效果远远高于被动接受, 尤其是对于成年人而言, 只有在被尊重、能参与的基础上才更容易获得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实践能力。正如清华大学王晨光教授所言:“当一个人作为乘客坐车时他不一定会记住行车的路线, 但是当他坐在司机的位置上时他就必须认路、记路和分析路线。”[3]

在模拟法庭上, 当学生以某一模拟案件的当事人、律师、检察官、法官的身份坐在相应位置,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开庭时, 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考虑所处角色的利益, 设身处地分析案件, 全力以赴争取最佳结果。做法官的必须让自己保持中立, 去了解事实, 深入研究案件涉及的法律, 掌握法律的精神和要义, 公平公正地裁判;做检察官的, 将案件移送起诉时, 必须谨慎考虑案件全部证据和所适用的法律, 准备好书面公诉意见, 注意讯问、发问技巧;做律师的, 要充分论证对委托人有利的事实和法律, 努力排除对委托人不利的事实, 排除对委托人不利的法律规定的适用, 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在整个开庭过程中, 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 准确、敏锐地发现和确定争议的焦点, 对证据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分析, 对案件做出妥当的定性和处理。

在模拟法庭法学实践过程中, 学生们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必然要在研究解决方案的同时, 广泛学习并深入研究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其也必然会在法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研究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并进一步研究、论证解决问题的方案。模拟法庭法学实践充分尊重了学生主体地位, 促使学生在学习中研究, 在研究中学习, 从而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学习动力。

2. 模拟法庭法学实践能够增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道德观念

角色意识的培养与塑造是现代教育理念的核心之一。在法学教育中培养、塑造学生的角色意识, 对塑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念, 加强其学习动力具有重大意义。

模拟法庭法学实践活动需要由多个不同的角色来完成, 每一个角色所要完成的任务是不同的, 每一个角色在案件中的功能与作用也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每个角色站在自己的角度, 对案件性质、证据和法律进行理解与认知, 实现角色目的, 并在整个过程中贯穿公平与公正的法律理念。

通过不同角色的训练, 可以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力, 使其理解不同职业的内涵, 塑造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道德观念, 为今后的法学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奠定良好的动力基础。

3. 模拟法庭法学实践能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增强学生自信心

增强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知识的能力。一个案件的解决需要用到多种知识, 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都是相互独立的, 一般一个部门法开一门课, 所以平时所学的知识之间缺少连贯性。模拟法庭法学实践过程中, 学生要综合平时所学的各部门知识, 将它们融会贯通用到某个个案当中解决问题。如一个民事案件, 就可能综合用到民法、民事诉讼法、证据学、律师法、法律文书、律师实务等内容,

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书面和口头的表达能力和驾驭诉讼程序的技能。通过阅读证据材料, 对有关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分类、归纳和整理。运用逻辑推理分析证据所证明的事实, 对案件做出独立思考和判断, 锻炼其逻辑分析和判断能力。在模拟法庭过程中, 要制作起诉状、答辩状、辩护词、裁定书、判决书、决定等一系列法律文书。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能够训练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证据材料与法律应用能力, 功底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 学习和掌握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技巧。在开庭审理过程中, 通过主持庭审, 在法庭上陈述、举证、质证、辩论、评议、宣判等过程, 能够训练提高学生的反应能力、快捷的思维能力, 快速的应变能力、雄辩的口才表达能力, 以及驾驭诉讼程序的技能。

提高学生的社会认知能力。模拟法庭让学生走出其原已熟悉的格式化法律条文和理论知识圈, 在模拟的诉讼环境中熟悉、掌握具体的审判过程, 较直接地面对法律实践问题的考验。尤其是由于模拟法庭所采用的案例一般均来源于社会生活实际, 而实践中案件的处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中, 有时要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风俗、伦理、习惯、逻辑、宗教等各个角度去研究、分析, 这会使学生立足于法律对案例进行全方位的思考, 使其思维超出法学的范畴, 深刻分析社会生活, 从而提高学生的社会认知能力。

摘要：传统法学教育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学术的培养, 忽视了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在这种教育方式下, 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 难以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念, 综合素质差, 缺乏自信心, 不利于学生学习动力的培养。模拟法庭能较好地弥补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中实践能力和培养的不足, 在加强法律系学生学习动力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越来越受到重视。

关键词：学习,模拟法庭,法学实践,学习动力

参考文献

[1]吴东镐.论模拟法庭教学方式[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 (3) .

[2]孙晓楼.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法律系法制新闻导读 篇5

法111204期

江苏连云港黑工厂用“洋垃圾”做食品袋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群众反映，七八年来，村里水变脏

了，空气里满是浓烟和臭气。村民们说，这些变化的根源就是村里那

些越来越多的洋垃圾，这些垃圾是有人专门运进村里的，用来加工各

种产品。据调查，这些洋垃圾是走私来的，加工洋垃圾的小工厂是无

照经营的，这样的非法加工，在赣榆县成了一个致富产业——导读

加工户买这些洋垃圾的价钱是一吨两三千元，加工成塑料颗粒后

每吨可以卖到大约8000元。如此高额的利润使得洋垃圾加工在赣榆

县一些村庄十分盛行，记者看到，不少家庭都开着这种用垃圾加工塑

料颗粒的作坊，这些家庭在当地被称为颗粒户。

记者来到赣榆县的小沟村，只见村里到处堆满了废旧塑料。记者

看到写有韩国生产等字样的袋子和印有英文的饮料瓶、塑料袋等各种

生活垃圾。

小沟村有好几家塑料垃圾加工厂，每家厂内都放置着大量的打包

垃圾。在其中一家记者看到，几名工人先对塑料垃圾进行分类，水洗

后再把它们倒入一个装有碱水的池子。

水洗和浸泡之后，经过甩干，这些塑料垃圾被填入机器捣碎，然

后放在机器里熔化。不过几分钟时间，熔化完成，液态的塑料冷却后

凝结成条状，最后，长条状的塑料被切割成颗粒状，这便是成品。这

些用于生产塑料颗粒的废旧塑料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走私洋垃圾 利润丰厚

加工一吨垃圾挣5000余元

据加工厂的老板说，这些东西都是从各个港口运回来的。在这些垃圾中，除了废旧塑料袋，记者还看到了整袋标着日文的药品包装，有的里面还有药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禁止进口列入禁止进口目录的固体废物。而记者在现场看到的大量使用过的废塑料袋、废药物和废纺织原料及制品都在这个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的目录中。也就是说，这些都是非法进入我国的洋垃圾。

洋垃圾制食品袋行销多地，污染环境毒害健康

简易工棚里，烟雾缭绕，一种十分强烈的刺鼻的气味弥漫了整个村庄。塑料的主要化学成分为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聚苯乙烯，燃烧后会产生和释放出二噁英、苯、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以及大量粉尘颗粒，人吸入后会引起咳嗽、记忆力减退，皮肤瘙痒等症状，甚至致癌。那些淘汰掉的废旧塑料被随意掩埋和焚烧，同样会造成严重的污染。在门河镇的河东村，村民反映，这样的情况已持续了七八年的时间。洗涤废旧塑料的污水不仅排进了河里，还渗入了地下，村民赖以生存的地下水源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洋垃圾加工毁了周围的环境，而它们的危害，还远远不止这些。这些废旧塑料被加工成塑料颗粒后流向各地，村民介绍，这些颗粒被用来做成包装袋、玩具等各种塑料制品，甚至制成了食品袋。

工厂声称，他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往再生料中加入颜料，制作出不同颜色的食品袋。据介绍这些食品袋外地和本地的货商都有订货，销路还不错。

卫生部颁布的《食品卫生法》明文规定,“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生产必须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原材料”。用这些污秽不堪、甚至沾染着血迹的洋垃圾制成的食品袋，对健康的危害可想而知。

洋垃圾是非法的，加工生产是非法的，不仅破坏了周边环境，更对人们的健康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而这些非法加工厂竟然可以长期、公开进行生产，那赣榆县的相关部门又是如何监管的呢?

监管不力照常生产，记者暗访明察遭遇两重天

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十一月份就完成了对非法作坊的治理工作，所有非法作坊已全部停产。

然而，12月份记者在河东村暗访时发现，这里有十几家加工厂正在昼夜不停地生产。在与赣榆县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后，记者在相关人员陪同下又一次来到河东村。而此时，那些加工厂都大门紧闭。其中一家大门虽然关着，但院子里，工人们还在照常分拣垃圾。另外一家，浸泡塑料的碱水池和清洗池里还冒着热气，两个工人还没来得及离开。

村民张庆涛家的洋垃圾颗粒加工厂，在七月份的整治行动中，政府工作人员给张庆涛的小加工厂断电的行动还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但村民反映，执法行动过后不久，张家就恢复了生产。对此，张庆涛

矢口否认。而就在一天前，记者还看到张庆涛的加工厂里，工人在院子里分拣垃圾，排气烟囱在冒着白烟;到了晚上，加工垃圾颗粒的厂房亮起了灯，仍在生产。

洋垃圾是走私来的，小工厂是无照经营的，而这样的非法加工，在赣榆县却成了一个能让村民致富的产业。这也就难怪这些小加工厂为什么一干七、八年，却就是管不住了。对这些既破坏环境又危害人们健康的洋垃圾，不仅要管住生产又要查出源头，这些洋垃圾是怎么进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又流向何方?要查清这些问题，需要工商、质检、海关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不让洋垃圾再危害一方。

央视曝光洋垃圾餐盒

原料：上游不法厂商用洋垃圾制成塑料颗粒。央视记者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威控有限公司采访发现，工人们将从欧洲进口来的洋垃圾放进机器，制造成灰黑色的废料颗粒。这些洋垃圾，通常都是一次性杯子等日常用品...曝光：佛塑股份用洋垃圾做餐盒 只毒害中国人?

论法律传播与农民法律意识的构建 篇6

关键词：法律传播；法律意识；法制现代化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033-03

一、法律传播与法律意识的关系

法律传播，就是以一定的方式、渠道向社会公众传播法律知识、法律价值观念以及法律行为准则或规范等法律信息的动态过程。法律规范通过国家法定的机关和程序制定出来之后。首先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向民众传播，让他们知道法律规范的内容，进而认同法律，才能够为法律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相应的功能奠定一个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完善法律传播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对于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制现代化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法制变革过程，其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基本价值指向，就是要培养公民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农民法律意识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是否能够得以完整的实现。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基础和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客观上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停留在较为薄弱的阶段。学术界由此得出一些对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的判断。有学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带有研究者强烈的偏见，判断者因对作为国家法的正确性和权威性的绝对肯定，而否定了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其既否认了法律之外的社会规范所可能代表的农民的社会福利，也否认了农民对这种可能的福利途径的选择权。农民的法律意识并不是淡薄，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了农民对法律的认识和了解不足。我们要想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需要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的传播，让农民认识法律，对法律知识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和把握，并接受符合其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使农民产生对法律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纠纷。

二、通过法律传播手段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需要认识和处理的客观情况

(一)基本生存方式和实际利益需求决定了农民对法律的有条件选择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农民最主要的生活方式或目的就是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扩大自己的物质需求，使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加富裕一些，而没有主动地去学习各种知识和社会规范，因为这些知识和规范在农民的大部分生产和生活中并不能完全地为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在农村生活和调查过的人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农民为了谋求物质利益的艰辛，大多数农民手中能够运用的物质资源、人际资源相对较为缺乏。在处理纠纷时，他们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得到维护，而且还要考虑付出的成本有多大，总会首先在，心里衡量运用法律与道德、习惯究竟哪一种社会规范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然后通过“理性”的判断选择自己认为的最佳手段解决。当然，这种“理性”的主观随意性可能比较大。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不足·加上对司法的不信任，导致了许多农民在遇到纠纷时不会主动采取正式的法律救济途径维护他们的权益，而趋向于采用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寻求救济。

个案1：贵州省纳雍县一位女子在浙江私人企业里打工，在工作中由于机器发生故障，导致其右手食指被机器割伤，按照浙江省工伤事故赔偿标准属于十级伤残，应当赔偿一万二千元左右的赔偿金。但是该私人企业老板只答应赔偿三千元。由于身处异乡，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对法律知识更是一无所知。因此，她专门请自己在贵州老家一所中学教书的亲戚来到浙江帮助自己与企业老板交涉，而没有到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去投诉、聘请律师帮助自已等维权途径。

在此个案中，对于学习过法律理论的人看来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较为清楚的侵权纠纷，但这位女子为何宁愿选择远在千里之外的亲戚来帮助她处理相关的维权事宜，而不愿诉诸正式的法律程序寻求救济，值得我们思考。实际上她为亲戚支付的车旅、生活等费用已经差不多可以直接在当地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维权。笔者认为，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她不懂如何运用法律知识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加上对法律是否能够有效救济自己的利益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导致了她对劳动行政部门、律师究竟能否维护她的权益持怀疑态度。以及担心通过这些途径会增加她维权的成本。

(二)法律规范的特殊性与农村社会的实际需要协调

法律是立法者在法学理论指导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总结和归纳制定出来用于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由于内容较为抽象，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法律规范并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很熟练地了解和掌握。换句话说，人们对法律的认知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才能做到，这就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理解法律：造成了障碍。另外，我国的许多法律制度都来自西方的话语系统，从概念到具体的制度设计，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法律理论的烙印。虽然也参考了国情，但这些国情大多局限于城市社会及市民生活，忽视了乡村社会中沿袭了几千年的地方性知识，致使国家法在嵌入乡村后因为没有接上“地气”常常“水土不服”，因而影响了应有的治理效力。

个案2：华中农业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长等人在贵州省大方县调查支教的过程中给该县大石村的村民杨朝兴捐了一点钱。杨朝兴感动地哭了。事后，捐助者之一把这张照片挂在网页上。随后，照片被黑龙江的《生活报》刊登在一个治疗前列腺炎的广告中，并且将杨朝兴的名字虚构成另外的名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经过调查找到杨朝兴，将这个药品广告的含义向杨朝兴一家做了解释，但是，杨朝兴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肖像权被侵犯了，更没有因为这份药品广告而生出一丝愤慨。

在本个案中，肖像权属于民事权利中的人身权。虽然由国家的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规定，但是却不能在杨朝兴身上发生相应的指引作用。我国农村传统上主要注重对财产权的维护，如果某家的财物受到别人的侵犯，农民可能会通过请族长、村干部等乡村权威来帮助自己，也会较好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权。而肖像权等人身权大多都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甚至是在现代社会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与农民传统的生活经验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农民对这些法律

知识的了解是肤浅的或者直接就是空白的。杨朝兴的个案深刻反映了来自于西方的法律话语系统与我国农村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二者之间需要进行调适才能使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地对农民发生相应的作用。但是。调适的前提同样需要我们通过对农民进行法律传播活动。让他们对法律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之后，逐步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在社会生活中能主动地运用法律解决纠纷。公民要维护自身的权利，必须拥有足量、适用的法律信息，他们参与法律信息的传播是自身利益的要求，如果无法获得相关的法律信息，他们便无从知晓法律规范，无法判断这些规范是否符合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意志，最终不免陷入被动的境地；同样，在当今宪政时代，国家、政府要营造良好的法律秩序，也必须使法律信息顺畅地传递给所有公民。因为。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自觉守法，建构良好的法律秩序也无从谈起，或者是法律成为空谈，或者法律沦为权力的简单工具，这些都与法治的观念背道而驰。

三、我国目前主要法律传播手段的分析、评价与构想

(一)大众传媒手段

1、报纸、杂志和法律书籍。这三类传播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可以随时随地阅读，内容也可以重复传播，不受时空限制，传播内容较有深度，价格便宜。法律书籍则能够较为专业、系统地传递法律知识和信息。但是，三者都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特别是法律书籍要求读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虽然市场上也有许多适合一般大众的普及版本，但由于生产与生活的繁忙，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没有条件、也没有习惯去接触这些文字资料。

2、现代传播媒体。电视通过具体的情节和声音吸引观众，视听读合一，观众能够同时感知形象的画面、详细的解说和进行文字阅读，具有形象性、感染力较强等特点。如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今日说法》、《法制新闻频道》、《经济与法》等法制栏目，由于制作团队精良，选取的案例较为典型，并配有详细的介绍和专家的评论，往往使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能够获得许多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知识，因此上述法制节目在全国观众的心目中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知识和信息传播方式，电视对农民接受法律知识起着巨大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但是，电视在我国许多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仍没有得到完全的普及。由于农民的生产活动繁忙，他们还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电视播放的法律节目，进而没有得到观看一些与自己生活实际比较接近的案例，从而导致了遇到相类似的问题时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使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和损害。《今日说法》栏目曾报道了在湖北和陕西等地农村相继发生的“金龟诈骗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犯罪嫌疑人利用当地农民不懂科技知识，用一些比较低劣的手法从土地里挖出假冒的金龟，然后骗取农民的钱财。

对于电影来说，随着电影业在近年不断被商业化，许多电影公司都将票房收入作为其拍摄电影的主要目的或方向，导致有关法制题材的电影拍摄量逐渐呈下降趋势。另外，电影在农村普及面不广，农民观看电影的成本较高，得到组织观看的机会不多，使得农民通过电影了解法律知识的可能性变得很小。

广播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向听众传播信息，能够十分方便地表达喜怒哀乐等情感，能够引起接受者的共鸣。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空间的限制，传播的信息稍纵即逝，内容无法保存和重复传播，难以对农民形成较深的印象。

网络是现代科技传播的一种先进手段，其由于具有强大的搜索引擎和超级链接，使人们能够在浩瀚的网络海洋中找寻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信息。目前，大多数网站都设置有法律信息专栏，而且还有许多专门的法律网站，能够给读者提供各种法律信息。但是，网络这种先进的传播手段在农村的运用和推广还具有一定的难度，网络的安装需要较大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要真正在农村中完全普及还需一定的时间。即使在网络开通的农村，上网的大多都是年轻人。他们上网的目的一般主要是为了娱乐，而不是有意识地通过网络学习各种科技文化知识。

(二)普法宣传活动

自1986年开始，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全国范围内的普法宣传工作。据权威媒体报道，“三五”期间，全国有7.5亿人接受了法制教育。司法部也表示，“普法教育无论在规模、内容和形式上，都堪称是中外法制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但是由于普法宣传是一种精神普及活动，官方无法也很难提供更多的实证调查予以证明，即我们很难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衡最农民是否已经对某一法律规范有所认知。另外，我国目前普法宣传主要是政府推进型的方式，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色彩，由地方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设置的“普法办公室”唱独角戏的方式普法，导致“走过场”的现象普遍，普法的实效甚微。

对于普法标语和口号，虽然它们具有简洁明了的优点，有些甚至是连哄带吓，对于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而言，能使他们内心产生一种违法阻却感。但是，标语和口号宣传的法律内容较为单薄，不能使农民进一步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很难深入农民的内心深处，使他们对法律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实际上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导致实践中许多农民仍然会冒险触犯法律。

总体来说，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法律传播的手段和方式得到广泛的运用。不仅文字资料的传播速度快速发展。许多运用高科技手段形成的传播方式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普及，电视电影、广播，甚至是现代最先进的网络技术都被运用到传播活动之中，人们了解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大大拓宽，使农民对法律产生了一定的理解、认同和接受。但正如以上分析的情况，上述法律传播方式与农村现实、农民的意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使得法律传播活动在实践中面临着一些问题，导致公民的法律意识并没有按照立法者的想法顺畅地获得提升，还没有达到国家与农民之间良好的互动局面。

论法律语言与法律概念 篇7

一、法律与语文的关系

从法律文本的微观要素上看，法律是一项特殊的作品，它是按照一定章法排列组合的语言文字。语言是法律存在的前提，并决定着法律的优劣。

魏德士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如果没有语言，法和法律工作者就只能失语。法律以语言的存在为前提，并且“法的优劣直接取决于表达并传播法的语言的优劣，语言对法本身的重要性，同样适用于法律工作者对语言的驾驭能力的重要性”，“不会说也不会写的人很难具备从事专业法律工作的能力，而存在严重语言缺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法律工作的成功必须首先以语言为工具。”

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法律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现代中国法律的创制和形成上看，从二十世纪初的清末变法开始到二十世纪末开始至2001年初步完成的新中国法律体系重建，其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固然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扬弃，但是从形式上看却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所以中国法律文本中相当数量的法律术语对德语、日语等外国语文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些词竟然也来自日文汉字。这其实是于法治后发型国家(指其法治传统非本土原创而是继受自其他文明体系)的普遍现象。既然如此，法治后发型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事业便离不开外语这个工具;同时，随着中国在政治上打开国门、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生活，在经济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一体化，在文化上加入世界人权组织，开始与其他文明体系主动对话，规范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法律制度在中国生效，法律体系中的法源不再仅仅来自本土，体现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法律(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规范)，经由一定的程序均可能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许多领域对法律工作都提出了外语的要求。

从法律的实施和有效运行上看，中国法律是为调节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而存在。它的读者是中国的执法、司法者和中国的公众，它必须能够为中国人所理解，以便官方和民间能够准确把握其意义并实行到社会生活中去。但是，由于中华法系的法律文化到清朝末年就断裂了，而民众在其思维定势中却仍然保留着这些文化传统，并且将其表现在他们的自然语言中。传统形成的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给现代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不少难题。中国不仅是一个法治后发型国家，还是一个民族众多、方言差异极大的国家。即使在共同使用汉语言文字的绝大多数人口中，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靠性也难以完全保障。因为词的意义会因空间、时间、情景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要使语言成功为人们所理解，就需要持续地将说话者的语言翻译为听众的语言。法律作为立法者的作品，其阅读者是社会公众，立法者所使用的是通行全国的普通话汉语言文字，但是由于中国南北东西文化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各阶层生活环境不同，说者和听者背景不一致，导致了对法律文本含义理解的困难。

二、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对法律术语的影响

对法律工作者而言，正确地阅读且合理地理解现行法律文本非常重要。而法律文本的解读与文艺作品有很大区别，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可以掺合读者本人的情感，因而一部文艺作品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种理解。所谓“作家之死”，正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作家在其作品出版之后，再也无法左右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法的创制和解释与文艺作品的创作和阅读情况有所不同。对法的解释并不是自由的，因为有效的法律解释受到法律本身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法律解释的权限、程序和效力均有明确的规定;而对法的创制，则往往诉诸立法者的政策目标和价值理想，因此，边沁认为立法学属于伦理学而不属于作为科学的法学。权威法律解释的相对不自由，决定了司法者必须尊重立法文本的优先地位，司法活动服从于立法的目标。如果文艺作品的阅读是为了令读者自己获得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的话，那么法律文本的解释却是为了落实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的条文化了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

尽管法律的安定性和确定性要求以科学的精神对待法律文本的理解，但是前法律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对法律的影响仍然是无法完全克服的，因此，法学研究必须对此加以关注。

1. 边界模糊。

语词不仅本身是多义的，而且其特定词义本身也未必都是确定的。语词的中心部分意义可能清晰明确，但是在内外之间的过渡地带，其含义就变得模糊不清。比如，刑法第384条规定了三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情况，其中之一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一元钱肯定不会包含在数额较大的范围之内。一百万元则至少在数额较大标准之上，问题是：在一百万元和一元之间的那些数额，何者较大、何者较小?这个问题法律文本自身是无法确定的。在中国现行的行政法文本中，“道路”、“机动车辆”的含义就是这样。道路的通常含义是供人、车通行之设施，学校和工厂内的通行设施自然应属于道路范围。但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公路法上，道路或公路并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的道路。农机当然也是一种机动车辆，但是法律上的机动车辆管理却将它与一般的机动车辆区别对待。

2. 语境依赖。

尽管一个语词可以被人们约定俗成地认为它有着独立的含义，或者一个语词的含义可以确定，但是，这种含义本身会发生变化，因为语词仅在特定情境下才有意义，语词的含义都是在一系列外部条件支撑下才得以形成的，一旦支撑条件改变，同一个语词的含义就会改变。要消除语词的不确定性，先须确定特定的语境或情境。如果离开了理解的环境和上下文，语词的含义仍然是游弋不定的。“平等”、“善意”这些表达，若放在不同的语境中，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意义。平等一词，在奴隶社会，它只是指自由人之间的地位关系，该词不能用来描述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那时的奴隶不被视为人;即使到了现代，平等也只能在特定群体之内才会有确定的含义，比如在市民之间、在村民之间，而不能在市民与村民之间论平等。在民法制度中，善意指的是心理学中对真假的认知状态，即“不明知”;而在日常生活中，善意指是却是心理学中对善恶的价值评价，即对他人不存恶意。

3. 循环解释。

被解释语言(对象语言)的准确含义取决于用作解释工具的语言(元语言)含义的精确性，而事实上，用作解释工具的元语言，本身也需要解释。事实上，不需要解释的元语言是不存在的，因此，一个语词含义的确定性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确定而不可能是绝对的。

自然语言的这些特征与法律追求的确定性、普适性之间存在矛盾。无论是法律创制还是法律实施，如何解决这种矛盾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法律工作者能够做到的可能只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并随着民众法律意识的增进而不断自我调适。

三、法律语言的封闭性及其与生活的关系

长期以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学家很难与普通百姓谈论法与法学，也很难向他们解释清楚现实的利益冲突在法律上的解决办法。因此，人们对法和法律工作者的不满和误解一直不断增加。因为法律论证的不可理解令百姓不知所措，法律语言常常构成他们理解法律的障碍，因而影响着他们寻求法律救济的努力。法律职业群体却往往会忽视这一问题。非但如此，反而在法律职业群体中形成一种偏爱法律术语的嗜好，以至于不同部门法的专家之间似乎也会存在交流障碍。

然而，只有公民理解并认同了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法律制度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法学家培养一种令自己的观点易被普通人理解的表达能力就起着关键的作用。即使法律问题很难理解，也应当以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将那些对判决很重要的概念向当事人解释清楚，以让门外汉能够认识并自己想象价值评价的模式。法学应当是一门可以对话和理解的科学，倘若法律的论证和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为公众所理解，那么法学将失去与法律共同体(公民)之间必要的沟通，法将演变为法律的“祭司阶级”的神秘科学。因此，对一切法律工作者而言，培养以明白的方式表达复杂裁判问题的能力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

那么，能否令法律语言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呢?这固然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要求，然而生活本身是无限多样和丰富多彩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包罗万象，因为在逻辑学上，内涵越丰富，概念的含义才越容易理解，但是，内涵越丰富，外延便会越小，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将应当管辖的事务全部纳入法律规范之内，立法者便不得不用越来越大的篇幅创制法律文本，法律文本越是庞大，反过来又会增加人们阅读的负担。不但如此，法律用过于具体的语言描述生活的事实，便会使法律失去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对不同情境的概括能力，这样就会促成朝令夕改和无限多样的个性化解释，这反而使普通人对法律的含义难以捉摸。那种令普通公民均可以理解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产生的。越是发达的法律制度，普通人独立理解法律并靠自己解决法律事务的能力越会减弱，如前所述，任何一个法律用语或规则的含义只能通过其上下文才可以确定把握。而对上下文的体系化理解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和长期的经验才能达到。

摘要：法律对语言文字的依赖决定了法律创制和法律实施必须重视自然语言、法律术语和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自然语言与生俱来的模糊、语境依赖和循环解释与法律术语的专业性、封闭性对法律概念的形成与解释及法律思维都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语言,法律概念,法律解释

参考文献

[1]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p54.刘星.法律的隐喻[M].广东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20.

[2]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73-74.

[3]何勤华.西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J].法学.1996.3:12-15;王健.输出与回归:法学名词在中日之间[J], 法学.2002.4:14-22.

[4]王洪.司法判决与法律推理[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2:28.

[5]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96.

法律系 篇8

由Laura Spinadel领衔的BUS事务所完成的总体规划构建了一系列主要阶地, CRAB事务所设计的建筑继续构建自身的阶地、走道和场域。

规划的理念和主研修楼的布局源自于设计者大学生活的丰富经验, 以及对跨专业交流价值的认可。换言之, 设计者相信那些能让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学生或来访者放松身心、彼此交流或者共同思考的空间、小空间、非主要位置或其他类似空间的价值。

追求部门和子部门的空间层级成为将平面有意设计成“卷曲”或“包围”形状的灵感, 由此也形成一系列与运行所必需的办公室和研究室精心设计在一起的“小空间”, 人们可在此进行非正式的会面。随着建筑在不同活动区域的延展, 这种正式与非正式 (被定义与附带) 的空间相互作用的态度在室内空间和室外阳台、平台及庭院等处都有所体现。

建筑的中心是被一个阶梯庭院所覆盖的法学图书馆。馆内特别的研读间向上延伸成为面向阶地的“瞭望台”, 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意味。

包裹建筑的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富有诗意的表皮, 如同一系列线条般轻松地编织和改变方向。而线条的色彩从地面位置的深红色过渡为橙色和奶油色直至最高位置的白色。滤光层板材由西伯利亚落叶松木切割而成 (一种久置会呈现白色、耐久性极佳的木材) , 不仅能为室内遮阳, 而且在建筑上形成了与普拉特公园树林木质围栏的联系。

Fol owing a series of five concurrent competitions, Vienna's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anked no 4 in Europe) will create a completely new campus on the side of the Prater Park–close to the historic Wieneer Riesenrad.Cook-Robotham (CRAB Studio) wo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pair of buildings on the southwest flank of the campus that house the Law faculties and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The master plan–by Laura Spinadel's BUS Architektur–establishes a series of central terraces, from which CRAB's buildings proceed to wrap around their own set of terraces, passages and enclaves.

The philosophy behind the planning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main study building emerges from the authors'considerable experience of university life and belief in the value of extra-seminal exchange.In other words-an acknowledgement of the value of spaces, pockets, incidental locations or coincident conditions in which academics, researchers, students or visitors will start to unwind, chat or speculate together.

The pursuit of the departments and sub-departments within acted as an inspiration for the deliberate"curling"or"wrapping"of the plan.Thus creating a series of"pockets"for informal gatherings which are orchestrated together with necessary runs of offices and research rooms.As the building has developed along through the various activity zones, t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interplay of the formal and the informal–the defined and the peripheral has been applied to both internal spaces and the outside balconies, decks and courts.

The focus of the building is the Law Library which is covered by a terraced courtyard.Special study galleries sitting within the library will rise up as"lookouts"towards the terraces and thus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the"scholar's perch".

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之法律研究 篇9

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统一的外资法典, 仅仅只是制订了一系列关于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我国的外资法律体系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

(1) 从1979年至1992年为外资法律体系发展的第一阶级。这一阶段, 我国利用外资的重心在于外资引进数量, 实际吸收的高质量外资不多。外资引进的区域分布也不合理, 外资主要集中于福建、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 而资源丰富的中西部极其缺乏。考虑到外资引进的需要, 1979年7月8日, 全国人大第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规范外资的法律, 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该法律标志着我国外资法律体系构建的开端。由此, 内外资企业适用不同法律的“双轨制”立法体制也就产生, 形成了对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

(2) 从1992年至今为外资法律体系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国的外资法律体系发展1992年之后进入了转型时期。1993年宪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修改, 也就意味着内外资企业要成为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这种转型反映在立法上, 就是要采取根据各类企业的行为进行立法的“行为立法”模式, 而不是按照其“身份”立法。由此使内资与外资企业法律由“内外分立”的双轨制立法体制向内资与外资“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体制转化, 带来内、外资企业法律体系的统一, 例如后来的《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等, 都反映了这一转型。

二、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现状

发展到今天, 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层级相结合的外资法律体系现状。根据各种法律渊源的效力等级, 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为宪法性规范, 全面修改后的1982年新宪法相关条文规定了有关外资的法律地位。第二层次是效力及于全国的单项立法, 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等, 这一层次的立法构成了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主体部分。第三层次是施行于个别省市等局部地区的地方立法, 地方性外资法规是国家外资法律体系的具体化和地方化。但是我国当前的外资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

(1) 立法权限分散、法出多门的不合理构架。除了国家统一制定的经济法规外,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授予许多省、市都制定单行经济法规的权力, 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法律体系构架, 也正是这种架构衍生出立法权限不明、规范分散、越权立法、内容交叉重复等诸多体系性问题。外资法律体系的多层次, 使外商投资者难以把握我国的具体投资环境。除此之外, 由于不同地方之间立法权限不一, 造成了不同地区间法律上的不平等, 这亦成为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距日益加大的一个重要推力。

(2) 根据企业形式进行分别立法导致的种种不协调。由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之初引进外资没有经验, 以致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依据企业形式分别立法的法律体系模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形成了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核心。通过比较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这三部法律依据企业形式进行分别立法导致的种种不协调现象, 例如三部法律内容50%以上大量重复, 三部法律之间各行其是、缺乏协调, 从而在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间形成不平等待遇。如此种种不协调之处, 不仅对引进外资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也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3) 很多法律内容引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一方面不少内容过时, 缺乏协调。改革开放之初, 单纯追求数量的功利倾向, 使得外资法的许多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得不合理、不适用;外资法律体系中的许多规定与其后颁布的相关法律存在冲突;现行外资法规定的外资审批程序过于期限冗长、繁琐复杂, 对外商的积极性和投资效率严重影响;各部门的权限规定不甚明确, 部门责任推诿;许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缺乏规定, 在许多方面现行外资法还很不完善, 例如外国投资及外国投资者的待遇、保护及法律责任等规定。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规定。在履行要求方面, 我国外资法中还有不少履行要求的规定, 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规定相抵触;国民待遇已日益成为国际条约规定的国际投资重要原则, 但是我国外资法中所规定的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 要么高于内资企业, 要么低于内资企业, 没有实行国民待遇;法律的透明度既是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W T 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中对透明度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是我国存在着大量非公开的内部文件、内部通知、批文等, 极大地影响了外资投资选择和投资积极性;大多数国家在审批程序方面对外资的审批是根据投资的比例、投资的领域和投资的数额等, 采用不同步骤、不同期限的审批制度, 但是我国只是按投资企业的形式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审批期限等。

三、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完善

(1) 我国应制定统一的《外资基本法》。以《外资基本法》等法律取代现行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内容。具体设想如下:首先, 把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终止、组织机构及经营管理等关于调整企业组织的部分, 分别划归《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独资企业法》调整;其次, 关于调整国家有关经济管理机关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关系的内容可直接划归国内相关的部门法调整;再次, 关于对外资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外商投资要求、方向, 外资法律保护等内容, 纳入《外资基本法》统一调整。

(2) 改变我国外资法中与WTO投资规则不相符合的规定, 取消有关数量限制等相关规定, 推行外资国民待遇制度。从根本上说, 为顺应当前国际投资的客观要求, 我国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应当由“优惠型”或“限制型”向“平等竞争型”进行。

(3) 明确立法权限。应确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外资法律体系中的外资待遇、外资准入、外资的保护和鼓励、国有化和征收、外资的审查和批准、争端的解决等各项基本问题的立法权及相关的法律解释权。对于其他一些非基本问题, 则可以由国务院、省、市等其他层次的立法权主体在作出有关规定, 但前提是与法律不相抵触的情况下, 这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李道昌:《改革中的中国外商投资法律环境》, 《法制与经济》1998年第3期

[2]、高尔森主编:《国际经济法通论》,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单文华:《市场经济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研究》, 《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校园暴力的法律特征及法律对策 篇10

关键词：校园暴力,法律,特征,对策

青少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 但是, 近年来频发的校园暴力事件严重威胁了学生的生命安全, 给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校园暴力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同时对制定出专门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表现出极大的紧迫性, 因此如何构建和谐校园并实现教育法治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对促进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和建立完善的校园暴力法律防治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校园暴力的含义

校园暴力既是一种社会现象, 也是一种法律现象, 关于校园暴力的内涵存在多种解释, 有的将校园暴力解释为一种经常性发生在校园内部的, 涉及到教师、学生以及校外其他人员的伤害事件, 有的将校园暴力解释为是一种发生在校园内的, 并由教师、学生或校外其他人员对其他学生、教师或校外人员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伤害。具体而言, 校园暴力就是学生对学生、学生对老师、学生对学校、校外侵入者与学校师生间的各种身体伤害, 或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以强迫、威胁等暴力手段压制被害人的行为。暴力行为主要包括对受害人所造成的故意身体、精神、财物等方面的伤害。

二、校园暴力的特征

校园暴力事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施暴主体呈低龄化发展态势, 在校学生犯罪率逐年增加, 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二是施暴者大多具有群体性, 个体施暴者的行为发生率较低;三是, 施暴行为比较隐秘, 多数暴力事件的起因是学生相互之间的矛盾, 但如果不及时发现和制止, 后果将十分严重;四是思维模式比较简单, 不考虑事件的后果, 而且施暴的行为和手段通常比较粗野, 容易给受害者造成极大的伤害;五是校园暴力多发生在学校及周边, 时间一般选择在上学前、放学路上。

三、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

校园暴力发生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学生自身的内部原因, 多发生在12-25岁的学生之间, 这些学生处于生长发育过程的黄金阶段, 由于生理发育较快, 体内各种激素分泌较为旺盛, 但是心理发育相对较晚, 常常会感到易怒、兴奋、激动、怄气等不适, 很容易陷入青春危机并演化为校园暴力。二是, 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外部原因,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 父母溺爱孩子的现象日益严重, 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的学生往往自私、任性、占有欲强, 对其健康成长不利。学校是学生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主要场所, 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关键步骤。但是由于校园暴力具有突发性、偶然性等特点, 以及片面强调升学率, 导致学校缺乏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 对校园暴力的管理往往不到位, 教育与课外教育脱节。除了学生、家庭、学校诸方面的原因之外, 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以及各种媒体对暴力的负面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校园暴力的发生。

四、校园暴力的危害

据2001年一项调查显示, 我国10.5%的中小学生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全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式死亡, 其中一部分便来源于校园暴力。校园暴力不但影响了处于成长中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而且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首先, 校园暴力给青少年自身造成的危害性较大, 不同程度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 轻则影响到其正常学习生活;重则造成他的身体伤害和心灵健康。一些学生在遭到校园暴力之后, 由于恐惧不敢向教师、家长沟通, 容易导致心理压抑甚至扭曲, 长此以往可能出现报复性心理。其次是校园暴力所造成的其他危害, 如干扰学校校园秩序、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等。校园暴力事件会给家庭成员造成精神上的重大打击, 并可能造成不小的经济负担, 同时社会也会产生对学校的不信任感, 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和管理。

五、遏制校园暴力发生的法律对策

(一) 对校园暴力实施专项立法, 构建校园暴力预防体系

校园暴力是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 只有构建校园暴力防治体系, 明确规定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程序与法律救济制度, 才能切实解决校园暴力问题, 预防青少年犯罪。学校应该坚持“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预防胜于补救”的理念, 对可能发生暴力行为的人、事、物等因素, 加强管理, 妥善规划, 在事前就进行评估、推测、检查与预防, 以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

(二) 细化法律的保护条款, 并在学校常规管理中体现

健全教育法律、法规中关于学生人格尊严等相关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设, 通过设置严格的教育法律责任的方式, 对侵犯学生人格权的教育法律责任进行较详细的规定。同时学校要积极转变教育观念, 强化道德教育, 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加强法制教育, 加强对有不良行为学生的管理和辅导, 关注师生的心理健康, 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和指导。

(三) 完善校园暴力法律救助制度, 各部门做到齐抓共管

要加快完善对教育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建立, 并制定与校园暴力相关的教育行政申诉条例或办法, 规范申诉过程的程序, 同时要发挥教育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将因教育公权力行为失范而导致的行政性质的校园暴力纳入行政诉讼范畴, 同时, 强化校园暴力的司法预防, 加大对校园暴力的惩罚力度, 通过司法威慑作用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3]学校要认识到校园暴力问题是社会各方面负面效应的体现, 虽然说学校是防治校园暴力的主要力量, 但现实中仍然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预防及综合治理校园暴力的工作, 营造一个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翟虎翔.我国中小学体育风险识别与应对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2]朱双燕.当前我国校园暴力问题及其预防对策研究[D].江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法律系 篇11

摘要：聚焦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转型，强化学员在实战化训练中的思维能力，提高学员在涉法涉诉实务中的认知能力与实操能力，军校法律教学中对学员逻辑思维培养与锻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将逻辑分析能力与法务实践能力相结合无疑是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措施，具有实际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逻辑思维；法律逻辑

逻辑学教育在西方高校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我国学界在70年代末 “逻辑现代化”口号的倡导下逐渐把逻辑学教育重新纳入高校课程中。在目前军队院校向任职教育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更多的关注实战化训练要求，在总结日常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在法律教学中增加逻辑学专题有其必要性。

首先，近30年来，随着逻辑学科学术和教学实践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对逻辑学教育的认知正处于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但飞速膨胀的社会财富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浮躁情绪，使得身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改革的社会大众在面对诸如阶级固化、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等等关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的公共争论面前，让逻辑非理性情绪的社会风气占据了思想上风。使得不讲逻辑在某些时候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很明显的给学员的思维方式带去了不利影响。

其次，部分军校没有将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基础课纳入教学体系，这和逻辑学当前在军校教育中的学科地位有关。但把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来辅助或弥补军校专业化教育和职业化教育的不足却非常必要。因为，逻辑学的教学目标从认知转化的角度讲，是为了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对多领域专业技能和知识做出思维衔接，人格健全，行为得体的人，并使之通过主动地思维训练发展自身心智，拓宽认知视野，从而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再次，就目前军校法律教学效果反馈来讲，学员在课堂案例分析、命题讨论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大部分失误和漏洞都与逻辑混乱直接相关，常常表现为：对案例的通篇感知能力差，重点信息捕捉不全，语言表达含混不清，内心法律价值体系相互矛盾，对法律现象客观事实的认知采取双重标准等等。加上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词条搜索的便捷和随意获取的零散观点催生了大众的惰性，使得大众的逻辑能力普遍下降。而学员对从网络获取的信息又缺乏筛选与甄别，入学前也较少甚至尚未经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碎片化知識与信息的分析和整合能力偏弱，使得逻辑思辨能力更是直线下降，直接影响着法律教学的效果和解决涉法问题的实践能力转化。

面对军校学员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逻辑问题，作者认为，在部分没有把逻辑学作为基础通识课的部队院校，在法律教学中安排相应的法律逻辑专题，用逻辑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法学领域的问题，能够提高军校法律教学的应用价值。因为法律逻辑本身就是交叉学科，能够通过两种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完成学科价值优化和教学的实效性。把法律逻辑学专题引入法学教育的课堂，能够让逻辑学知识成为工具与基础，法学知识作为目标与载体，有助于学员在分析涉法问题和处理涉法事件时做到灵活自如、井然有序。

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军校教育向任职教育转型这个大背景来看，任职教育学员培训时间相对较短，比起生长干部学员四年的学习时间，为任职教育培训单独开设课时较长的逻辑学课程时间比较局促，学员短时间接受起来也比较吃力，容易导致学习热情不高，影响教学效果。在部队教育培训贴近实战化的要求下，从学员需要的更多的是可以直接完成能力转化或者易于能力转化的知识。所以淡化学科边界，将逻辑学内容分散进其他课程，实现与其他主干课程相辅相成的手段性作用是目前比较现实的教学设计。

第二，从以往教学反馈得到的经验和学员需求的角度来看，逻辑学的内涵与外延非常广，而学员在任职教育培训期间所需要的逻辑思维训练更多涉及到的是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而在法律教学中需要的更多的，首先是形式逻辑对法律的描述与解释，能够帮助学员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法律法规本身和法律现象表征。其次是实质逻辑的辩证推理功能，能够帮助学员在发生实际涉法问题时综合分析现实状况，权衡利弊，作出正确的选择来解决和处理核心问题，达成自身诉求，让法律彰显出真正的实用价值，从而使学员获得课本教学外能力素质的发展。

第三，从军校法律教学效用的角度来看，开设法律课程本身，就并不单纯是对学员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法律运行规则、法律框架体系的讲解与传授，更多的是让学员具备在实战化训练和社会生活中，面对道德、法律、情理相交织的涉法涉诉问题的时候，有着更加沉着冷静的态度，更加细致缜密的思考，更加全面周到的解决途径。而法律逻辑能够在更深层次培养起学员的逻辑思辨力，使学员在与人沟通，是非判断，价值取舍的过程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毕竟，一个缺乏逻辑的人很难做出真正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把法律逻辑专题设计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提高学员对法律逻辑思维作用的认识与认同，承认逻辑是人类文明的体现，而法律逻辑是具备实际效用的工具性思维。其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将法律逻辑融入案情介绍、案例分析、案件讨论等各个环节，力求让学员培养起把逻辑思辨的方法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去。第三，以锻炼学员法律思维为主旨，同时帮助学员提升表达能力，加强批判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另外，利用对法律逻辑的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帮助学生寻求思维的自我突破。最后，鼓励学生通过进一步学习逻辑学的相关知识，获得在其他学科学习中新的思维体验和感受。

法律与法治是由理性构筑的逻辑体系，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的意义在于培养学员的法律思维能力，进而期望学员能够将法律知识和逻辑思辨力更好地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张靖焕.法律逻辑与法治实现之探寻--第19届全国法律逻辑学术研讨会综述[J].法律方法.2012（1）

乌木的法律属性与法律适用探析 篇12

2012 年1 月村民吴某在当地发现了一根长达34 米的乌木。2 月9 号吴某雇佣一辆挖掘机开始挖掘乌木。后当地派出所到达现场阻止吴某继续挖掘, 随后当地政府调集力量将乌木挖出并保存。2012 年7 月3 日当地国资办召集文管、林业、等部门共同研究并答复吴某: 乌木归国有, 奖励7 万元。对此处理结果吴某并不认可。2012 年7 月8 日吴某正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2013 年2 月28 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乌木权属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 驳回吴某请求确认所有权的诉讼请求, 并裁定中止诉讼。吴某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 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 年6 月15 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二、乌木的法律属性问题

( 一) 乌木属于文物, 应国家所有

从《文物保护法》第二条的列举式规定可以归纳,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其典型特征在于与历史上的人类活动有关, 具有了解过去的学术研究价值。虽然乌木深埋地下千百年, 但实在没有证据表明其与千百年前的人类活动有关。其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存在于经济方面, 而很难判断其对考古研究上有学术价值。因此, 作者认为, 乌木不属于《文物保护法》种列举的文物, 不能归国家所有。

( 二) 乌木属于矿产, 应属国家所有

《矿产资源法》并未对矿产的概念范围作出规定。立法者在《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中概括式规定的同时, 以附则的形式在《矿产资源分类细目》中对矿产的具体范围作出界定。同时还规定新矿种的公布由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批准。因此单纯从法条规定上看, 尽管乌木之形成与煤炭等矿产资源有一定相似性, 但其确实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矿产资源。矿产的重要特征在于其在工业生产中的巨大价值, 社会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将其纳入国有范围。乌木在此与矿产资源差别巨大, 如果将矿产扩大解释为包括乌木在内的非工业原材料, 显然超出一般的社会语义范畴, 影响法律的预测性功能。因此, 作者认为乌木不属于矿产类。

( 三) 乌木是天然孳息, 应归用益物权人所有

这也正是本案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主张。其法律依据是《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天然孳息, 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 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可以肯定的是孳息必然是相对于原物而言的, 需在原物不改变其性质的情况下与原物相分离。如果乌木是孳息, 其原物是什么呢? 是土地, 还是原来被埋时的金丝楠木? 土地既没有与乌木在物理上相互分离, 也与其不存在一个产出的关系。而原先的树木就更难这样认定了, 与其说乌木是树木所生, 不如说乌木是树木所变。二者是同一物质在不同时间阶段的表现形式。因此, 作者认为乌木并非天然孳息。

( 四) 乌木是埋藏物, 应归国家所有

这也正是本案中通济镇政府的主张, 学界也有不少人持此种观点。其认为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 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 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 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以及《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 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依据特别法优先和新法优先的原则, 依据后者埋藏物参照遗失物的规定, 国家也并不能当然取得所有权, 因为还需经六个月的公告期而无人认领。但公告认领程序在此没有任何意义。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乌木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埋藏物。《物权法》之所以规定埋藏物参照遗失物的规定在于二者的相似性, 即都是有主物且所有人不明。而埋藏物与遗失物之不同则在于埋藏于它物之中无法从外部发现。作者认为埋藏物主要的特征: 埋藏物是有主物, 但不能确定其所有人是谁; 埋藏于它物之中而不为外界所见; 埋藏物是动产。需注意的是, “有主物”指的是人们可以依据社会观念和生活常识推知此物存在所有人。依据所有权恒久性的原理, 除非灭失或被抛弃, 其所有权不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消灭。“埋藏”应作为人为因素。也有学者主张埋入时应不论是人为亦或自然原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埋藏物与人类生活的相关性。如: 埋在地下的陶器、珠宝、艺术品显然是埋藏物。而像乌木这样在千万年前因自然力埋入地下的纯自然物, 在当时社会是毫无生活相关性的。

不少学者针对以上学说不同程度的扩张解释, 比如“广义上的埋藏物”等概念, 从而使富有争议的乌木被纳入相应的概念中。首先, 这种扩张解释难免有滥用扩大之嫌。法律当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扩张解释, 但必须慎重地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张。具体到本案而言, 对物法律属性的认识涉及到公权力与私权利角逐和划分时, 更应该慎之又慎。

总之, 对乌木法律属性的认识上出现的争议, 其最重要原因在于立法者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为掌权人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提供了空间。作者认为在现有法律规定上不明晰的情况下, 把乌木归为文物、矿产、天然孳息、埋藏物之一种, 实际上无异于缘木求鱼。跳出这一思维物还可以将物分为有主物和无主物。上述法律作出规定的物都属于有主物, 至少法律都对其所有权人作出了明确规定。在自然意义上, 排除法律明文规定的国家所有的珍贵植物, 乌木与地表上的树木及被埋下的普通树木并无不同。其不同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方面。

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乌木在千万年前是被有意埋下或某人认识其会产生极大的价值。这一点就足以排除乌木属于埋藏物。依据对于公权力, 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 乌木既然在《文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中未作规定, 而又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国家所有的珍贵动植物品种, 乌木应该被划入无主物的范畴。

三、乌木所有权归属的法律适用

我国的《民法通则》、《物权法》等都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放眼世界, 先占作为一种取得动产所有权的方式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其实, 先占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如。《唐律》规定“诸山野之物, 已加功力, 刈罚积聚, 而辄取者, 各以盗论”。清律辑注阐述为: “若山野柴草木石之类, 本无主物, 人得共采, 但他人已用工力, 砍伐积聚, 是即其人之物矣”。1931 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民法》802 条规定:“以所有之意思先占无主之动产者, 取得其所有权”。建国后随着“六法全书”的废除, 我国至今没在法律上对先占制度作出规定。

立法者对先占制度、遗失物、埋藏物等之所以如此处理, 原因大概在于两方面: 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制度; 二是出于诸如路不拾遗、拾金不昧等道德风尚方面的考虑。具体到本案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是传统“归公思维”影响, 以及公权力机关一定程度地滥用权力。溯其根本则是现实利益。

似乎即使把乌木认定为无主物, 也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于无主物的归属及先占制度。但运用“对于私权利, 法无禁止即自由”这一原则可解决该问题。民法作为保障私权利的私法应当适用这一原则。《民法通则》和《物权法》虽然没有规定行为人可以依先占取得无主动产之所有权, 但也没有对此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当事人可依据“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取得无主动产的所有权。另一方面, 依据《物权法》第三十条, 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 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这里的事实行为并不排除作为事实行为的先占, 这样的解释是合乎情理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四、结论

通过逐一的分析, 我们排除乌木属于文物、矿产、孳息、埋藏物的可能。从对物有主物和无主物的划分, 作者得出本案中的乌木属于无主物这一结论。

主要的立足点在于: 一是对物的定义和认识应当以物之既定的“客观性”为基础。而不应该依据一定区域的观念、政策、利益等因素作出界定。二是法律虽不排斥扩张解释, 但其也须在一定范围内。三是依据“对于私权利, 法无禁止即自由; 对于公权力, 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 考量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运用的正当性更为重要。对于法律并未规定属于政府取得所有权的物, 政府不能当然取得所有权。而对于公民依先占取得所有权的行为法律并未禁止, 甚至通过一定的解释能找到法律依据, 公民应当享有权利与自由。

在对乌木的属性属于无主物作出认定后, 笔者已经论证了依先占取得其所有权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现在需要的是立法者和社会对此予以明确的确认和认可。先占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 没有人会怀疑捡到别人丢弃物品取得所有权的正当性。司法实践中实际上也是予以认可, 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民事习惯。

本案中乌木属于无主物, 吴高亮有权依先占取得所有权。法律对国有和集体共有财产作出明确的规定, 这已足以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进行保护和救济。通过解释把公私界限变得模糊化, 实际是更不利于国有财产的保护。

此外, 法律的重要意义在于赋予和保障人们权利, 而不应该以道德观念上的考量来拔高对人们的法律要求。这既有损于当事人的权利, 也不利于法律本身的权威和施行。综上, 作者认为立法者应该顺应事物之客观性质、法律的历史传统、国际惯例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通过立法对无主物以及先占制度加以明确和肯定, 为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和公有财产都提供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

摘要：由于我国立法的缺失, 对乌木的法律属性难以界定, 对乌木所有权的归属没有明确的法律法条和司法解释可供法院作为裁判的依据, 直接导致了相关乌木权属争议事件中对乌木归属处置结果的不同。乌木所有权归属争议的焦点在于当事人对乌木的法律性质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究其根源, 在于埋藏物、矿产资源、天然孳息的法律定义不清晰。本文以分析理论界、实务界争议颇多的“某地乌木案”为视角, 讨论在先占制度缺失的情况下, 以当前的法律框和司法实践, 法院在审判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有关乌木法律属性的争议观点, 探究并发现在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下解决乌木归属问题所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乌木,法律属性,归属问题,思考探索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主编.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2]史尚宽.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5]谢晓松.乌木的法律性质与所有权归属刍议—评四川彭州天价乌木案[J].研究生法学, 2013.6.

[6]张天静.四川彭州乌木案中乌木法律属性及归属问题的法律分析[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7]朱莅寅.浅议乌木的所有权归属_法解释学视野下的_四川彭州乌木案[J].经济与法, 2013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