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因素分析

交叉因素分析（共10篇）

交叉因素分析 篇1

摘要：目的 分析各种因素对手工凝聚胺交叉配血试验的影响。方法 应用手工凝聚胺法交叉配血试验和微柱抗人球蛋白交叉配血试验。结果 血小板、肝素、冷凝集素、血清中的纤维蛋白等对试验均有影响, 其中以肝素、高浓度氯化钾 (KC1) 和维生素C影响较大, 可致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结论 手工凝聚胺做交叉配血试验时应注意排除血浆中的血小板、肝素、高浓度KC1和维生素C等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关键词：手工凝聚胺法,交叉配血,影响因素

交叉配血试验是输血前重要的常规工作, 防止输血反应, 确保临床输血安全, 手工凝聚胺法能有效检出绝大多数具有临床意义的血型抗体包括IgM和IgG, 灵敏度高, 操作简便, 快速, 不需要特殊仪器等优点。同时, 手工凝聚胺交叉配血也存在一些影响因素引起假阳性或假阴性。因此, 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对交叉配血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低离子凝聚胺试剂盒、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试剂卡。

1.2 操作方法

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用微柱抗人球蛋白试验进行对照。

2 结果

2.1 血浆中的血小板对凝聚胺交叉配血试验的影响

取60例经过检测血小板数量的自然沉降血液标本, 结果见表1。

2.2 肝素对凝聚胺交叉配血试验的影响

肝素12500U/mL支, 取50μL, 肝素含量为312.5U, 以1∶10、1∶5、1∶1, 稀释后加入2mL的血标本分别与同型供者的血标本作凝聚胺交叉配血试验, 结果见表2。

2.3 冷凝集素对凝聚胺交叉配血试验的影响

将已知的一份患者含冷凝集素的O型血清。分别做倍比稀释与3%～5%的O型供血者红细胞悬液进行凝聚胺交叉配血试验, 结果见表3。

2.4 KCl和维生素C对凝聚胺交叉配血试验的影响

用维生素C、KCl溶液替代患者血清, 其余成份不变, 分别进行3次交叉配血试验, 发现维生素C、KCl溶液进行交叉配血试验时, 加入低离子介质及凝聚胺试剂, 离心后发现主侧管红细胞不凝集、次侧管红细胞凝集的现象, 重复试验结果相同。

3 讨论

受血者的标本常用EDTA-K2作抗凝剂, 但EDTA-K2会引起血小板聚集形成球形[1], 自然沉降血浆进行手工凝聚胺交叉配血时, 在显微镜下有絮状物干扰, 经微柱抗人球蛋白试验对照, 证明其影响试验结果, 导致假阳性。因此对于血小板增多症患者的血标本, 应采用离心去除干扰。

肝素对凝聚胺交叉配血影响较大, 主要是由于肝素带有高价的阴离子, 能中和Polybrene高价阳离子, 使红细胞表面负电荷增高, zeta电位增高, 红细胞之间的距离不能缩短, 不能发生非特异性凝集, 导致试验无效[2]。笔者认为常常忽略受血者临床用药情况, 特别有使用肝素治疗倾向的患者, 建议在配血前咨询临床医生是否使用肝素治疗, 从而保证交叉配血结果的准确性。

冷凝集素可存在于正常人的血清中, 在低温下才有活性, 效价一般<1∶32。但在某些病理情况下, 如白血病、支原体肺炎、肺癌、恶性淋巴瘤等疾病的患者标本, 冷凝集素效价明显升高, 造成手工凝聚胺交叉配血中的红细胞假凝集[3]。冷凝集素效价一般>1∶64可引起红细胞的假凝集, 并且凝集的强度随冷抗体的效价升高而增强。在冷凝素效价>1∶128可引起凝聚胺法和凝胶微柱抗人球卡均出现假凝集, 消除冷凝集可以通过升高温度或者4℃冰箱过夜自身红细胞吸收等方法。

为了证实维生素C、KCl溶液能阻止红细胞非持异性聚集从而干扰试验, 笔者分别取5%A型红细胞, 单克隆抗-B作为受血者, 取5%B型红细胞, 单克隆抗-A作为献血者, 并分别加入4滴KCI、4滴维生素C进行二次交叉配血试验, 结果表明, 各加入4滴KCI、4滴维生素C溶液, 都能阻止特异性抗体与相应红细胞的凝集, 同时笔者在实验中发现, 当KCI、维生素C加入量少于4滴时, 只能部分阻止特异性抗体与相应红细胞的凝集, 且阻止效果与加入量成呈比。

参考文献

[1]Thompson CB, Diaz DD, Quinn PG, et al.The role of anticoagulationin the measurement of platelet volumes[J].Am J Clin Pathol, 1983, 80 (3) :327-332.

[2]姜华, 付军, 李晓艳.3种抗凝剂对手工凝聚胺配血的影响[J].中国输血杂志, 2003, 16 (6) :410.

[3]Fisher GA.Use of the manual polybrene test in the routine hospitallaboratory[J].Transfusion, 1983, 23 (2) :152.

分析客户交叉销售能力的方法 篇2

[关键词] 交叉销售 数据挖掘 变量

一、关于交叉销售

交叉销售是一种以企业与客户的现有关系为基础，让购买了企业一种产品的客户，继续购买企业另一种产品的营销战略。有关银行业的研究表明，如果客户在银行中只有一个支票账户，银行留住客户的概率是1%；如果客户在银行只有一个存款账户，留住该客户的概率是0.5%；如果客户同时拥有这两个账户，则银行留住客户的概率会提高到10%；如果客户享受到 3种服务，概率将会增大到18%；一旦银行让客户享受4种或者4种以上的服务，银行留住客户的概率将会达到100%。其他许多行业的研究表明，将原有客户维系5年之后，客户购买量出现迅速增加的势头，由过去10%的客户购买一件产品，转变为高达80%的客户购买3件以上产品。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交叉销售通过留住现有客户并扩大销售增加利润。当一个客户接受交叉销售这种营销模式时，该客户就变得更有利可图，能给企业带来非同一般客户的利润收入。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就需要发现具有交叉销售能力的客户；并且，在完成一次销售后，针对这些客户的喜好，适时推出他们意向中的下一个产品，直至客户不再需要企业产品。

二、分析客户交叉销售能力的变量

对已有客户进行交叉销售的前提是企业知道顾客是谁，他购买了什么产品或服务，有哪些具体的消费属性;总之是要确定具备交叉销售能力的客户，并明确基于什么变量判断客户交叉销售能力。目前判断客户交叉销售能力主要根据客户人口统计学数据和客户购买行为。

1.基于客户人口统计学资料分析客户交叉销售能力

人口统计学资料指客户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以及教育程度等数据。大量研究表明，年轻人与老年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男性与女性的选择倾向也不相同；同样，不同职业、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的人选择商品的范围及优先顺序也是不相同的。总之，这些客户属性都会影响客户的交叉销售能力。

Kamakura等认为客户行为可以通过特定的客户人口统计学特征解释说明，通过对这些特征的数值计算，预测或解释客户交叉购买情况。Harrison等利用Cox模型分析影响客户下一次购买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本文作者也研究了利用客户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等数据预测客户的交叉销售能力，并建立交叉销售模型预测客户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与交叉销售能力之间的关系。

客户人口统计学数据能直观的反应客户的交叉销售能力，利用客户人口统计学资料可以预测客户交叉销售能力。但是，有些人口统计学数据涉及客户的个人隐私，有些客户会因为保护隐私而不愿意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数据，从而给分析带来困难。

2.基于客户的购买行为分析客户交叉销售能力

客户购买行为指客户与企业发生交易时留下的购买痕迹，一般用购买产品目录、购买量、购买频率、购买顺序等数据表示。这些数据较人口统计学数据更容易获取且数据更真实。因此基于客户购买行为分析交叉销售能力效果更好。

以往的研究表明，客户购买的现有产品的特性可以表明以后应该向该客户提供什么产品。因此，在发现客户购买产品的某种先后顺序以后，再根据他们现在已经购买的产品向其推荐下一种可能购买的产品，这对于企业交叉销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Paas等运用Mokken量表调查分析现有顾客购买金融产品的顺序，并基于此预测客户交叉销售机会。客户购买量、客户购买频率等数据也可以作为判断客户交叉销售能力的依据，但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交叉销售的技术支持——数据挖掘

进行交叉销售分析，除了需要找到正确的分析变量外，对这些变量进行分析的技术也很重要，数据挖掘即提供了发现潜在交叉销售顾客的绝好工具。

数据挖掘主要通过关联分组与聚类分析发现客户交叉销售能力。通过关联分组可以发现购买频率较高的商品组合，找出购买了组合中大部分商品的顾客，向他们推销“遗漏的”商品。通过聚类分析可以确定属于某一类的顾客经常购买的商品，并向没有购买此类产品的顾客推销这些商品。

实现对客户进行关联和聚类分析的技术方法主要有决策树、遗传算法、神经网络、模糊逻辑、线性判别式等。Knott等选择Logistic回归、多元回归、判别分析和神经网络等四种技术作为预测交叉销售机会的统计技术。Harrison等探讨了如何利用生存分析方法预测交叉销售机会。Anita Prinzie利用马尔可夫链模型分析客户购买企业产品的概率转换过程，预测客户购买企业每种产品的概率情况，从而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客户进行交叉销售。本文作者也利用对向神经网络(CPN)分析了客户交叉销售能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客户的交叉销售能力进行分析的信息技术很多，每一种技术方法都可以对客户的交叉销售能力进行预测。这些技术方法的共同点是将客户的某些个人特征或者购买行为与客户的交叉销售能力建立联系，然后建立模型描述这种关系。

四、小结

通过交叉销售，企业可以长时间牢牢抓住客户，使客户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不断的从企业购买产品，使企业最大限度的从客户获取利润。目前确定客户交叉销售能力的变量主要包括客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客户的购买行为。基于这些变量，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建立交叉销售模型，预测客户交叉销售能力。

参考文献：

[1]吕巍蔡鹭新:交叉销售提升客户忠诚度[J]. 企业管理,2004,10

[2]郭国庆:CRM与交叉销售在美国金融业的应用及其启示[J]. 山东大学学报,2003,5

[3]寇小萱赵晋霞:论交叉销售在我国电信行业的应用[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1

交叉因素分析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4 年10 月~2015 年8 月我院骨科经关节镜检查确诊为实质部完全断裂的ACL损伤的78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其中男52 例(66.67%), 女26 例(33.33% ); 年龄15~61 岁, 平均(36.83 ±10.21) 岁; 均为单侧(其中左侧45 例,占57.69%;右侧33 例,占42.31% ); 受伤原因如下: 运动损伤11 例(14.10% ),交通事故伤31 例(39.74%),意外扭伤或撞伤36 例(46.15%);受伤到手术时间平均为(16.00±7.56)d。 所有患者经关节镜检查主要诊断为ACL断裂, 行关节镜辅助下ACL单束重建, 移植物为四股腘绳肌腱或双股腓骨长肌腱。

1.2 方法

将年龄、性别、损伤侧别、损伤机制以及损伤时膝关节位置等5 个有关因素作为自变量, 将ACL发生部位作为因变量,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各自变量的分组方法如下: 年龄分为≤20 岁、>20~<30 岁、≥30 岁;损伤机制分为接触性和非接触性损伤[7];损伤时膝关节位置分为伸直位和屈曲位。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9.0 对数据进行分析,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检验。 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影响因素探讨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断裂部位发生率

按照长度将ACL实质部三等分,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发生率分别为78.21% (61/78)、20.51% (16/78)、1.28% (1/7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其中上段发生率最高,其次为中段,下段的ACL发生率最低。

2.2 ACL断裂后残端的病理变化

61 例上段断裂主要病理变化如下: 刚断裂不久的残端一般呈马尾状,若出现断端滑膜收缩,一般情况下韧带残端被包住,呈挛缩变短或类球形,此类型共有44 例(72.13%);同时,也可以表现为部分或全部与周围的组织粘连,如后交叉韧带、髁间窝侧壁或顶壁、后关节囊等,共17 例(27.87%);61 例上段断裂患者的病史平均为(15.63±4.56)d。 在中段断裂的16 例中,未发生残端与周围组织粘连的情况。

2.3 ACL断裂部位的单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年龄组、不同损伤机制间ACL上段、中段、下段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1。

2.4 ACL断裂部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损伤机制是ACL断裂部位独立的危险因素, 其中<30 岁更容易发生ACL上段断裂,与≥30 岁相比,发生危险上升4.855 倍(OR = 4.855,95%CI:2.659~9.004,P = 0.000); 接触性更容易发生ACL上段断裂, 与非接触性相比, 发生危险上升10.549 倍(OR =10.549,95%CI:5.156~15.266,P = 0.000)。见表2。

3 讨论

临床上,当对患者进行关节镜检查以及重建手术时, 有时候会干扰临床医生对于ACL断裂的诊断确认。 本组上段断裂中27.9%(17/61)出现此种表现,而中段断裂的发生率为0.00%, 可能与上述原因有关。这与以往报道的48 例陈旧ACL断裂残端易位有相似之处[1,2,3,4,5,6,7,8],该报道认为58%(28/48)的残端存在,只是股骨止点易位,高于本组的27.9%(17/61)。 这可能是因为本组急性期的患者部分残端还尚未和周围组织形成明确的粘连所致[11]。

本研究结果显示:ACL急性断裂时,实质部上、中、下三段断裂发生率分别为:78.21%(61/78)、20.51%(16/78)、1.28%(1/78), 发生率之间差异统计学意义(P < 0.05)。 可见,急性ACL断裂在实质部的发生部位最多见于上段。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年龄、 损伤机制与断裂发生的部位有关(P<0.05), 年龄越小, 越容易发生上段的ACL断裂; 接触性发生机制较非接触性更容易发生上段的ACL断裂。

本研究重点研究的5 种影响因素,是临床上普遍认为的可能影响ACL发生部位的影响因素, 理由如下:1年龄与韧带刚性呈反比,因此,发生韧带断裂的部位可能在不同的年龄段间具有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小可能发生ACL上段断裂,年龄越大则会容易发生中下段断裂,与上述理论基本吻合。 2由于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等差异,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容易损伤ACL[12], 但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对ACL断裂部位影响不大。 3有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右膝ACL股骨止点的面积明显小于左膝,该结果仍存在争议[13,14,15,16,17,18,19,20]。不同侧别可能对韧带的截面积有影响,本研究也将其纳入分析, 但结果显示侧别未影响ACL断裂部位。4另外,以往研究结果认为损伤机制以及损伤时膝关节位置,是跟ACL损伤的直接有关因素[15,21,22]。本研究结果显示: 损伤机制与ACL断裂部位具有一定的关联。 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为78 例,设计类型为描述性研究,ACL实质部断裂最多见于近端1/3 的真正原因仍有待进行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

摘要：目的 探讨前交叉韧带(ACL)实质部完全断裂各个部位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2004年10月~2015年8月在唐山市人民医院治疗的78例ACL损伤并经关节镜探查确认韧带实质部完全断裂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上、中、下三部分的发生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性别、损伤侧别、损伤机制和损伤时膝关节位置对断裂部位的影响。结果 上、中、下三段断裂的发生率分别为78.21%(61/78)、20.51%(16/78)、1.28%(1/78)(P<0.05);不同年龄、不同损伤机制的患者发生ACL上段断裂的概率不同(P<0.05);性别、损伤侧、损伤时关节位置与ACL断裂部位不相关(P>0.05);与≥30岁相比,<30岁更容易发生ACL上段断裂,发生危险上升4.855倍(OR=4.855,95%CI:2.659~9.004,P=0.000);与非接触性相比,接触性发生ACL上段断裂的危险上升10.549倍(OR=10.549,95%CI:5.156~15.266,P=0.000)。结论 ACL实质部完全断裂近3/4发生在上段,1/4左右发生在中段,下段极少发生;断裂部位与年龄、损伤机制有一定关联。

交叉因素分析 篇4

民并举”、“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在一定的语境中，根据司法活动对公正和效益的追求，都具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在这些范围之内，还可以通过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关键词：刑民交叉；刑民并举；先刑后民；先民后刑；被害人选择权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5-0004-05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是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较为复杂和较为棘手的疑难问题。首先，对于何为“刑民交叉”这一前提性概念便有多种理解方式，其中也不乏误解；其次，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应如何适用诉讼程序，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是莫衷一是，难以达成共识；最后，刑民交叉案件常见于一些具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形中，涉案金额大、涉案人数多，审判意见又多分化为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的两极对立，对被告（人）往往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探寻一种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就不无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语义分析和类型分析，剔除“假问题”，破解“真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对“刑民并举”、“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这几种处理模式，以期能对学界的讨论和实务的进展有所助益。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语义分析

（一）“刑民交叉”一词的语义理解

“刑民交叉”是一个因熟悉而陌生的词汇。无论是学者、司法工作人员还是普通大众，对“刑民交叉”一词都无理解上的障碍，且能信手拈来地用它来表述一些同时具有民事法要素和刑事法要素的案件，故而显得很“熟悉”。但是，正由于该词被不同人员在不同情形下广泛地使用，才使得人们易于忽视不同语境下该词意指的细微区别。这些“陌生”的细微区别正是剔除“假问题”、破解“真问题”的“题眼”所在。

概而言之，根据语境的不同，“刑民交叉”一词可以在三种语义上进行使用。（1）“案件事实”层面。所谓“事实”层面，是指当人们表述一个案件属于刑民交叉的类型时，是针对案件事实既有民事的成分又有刑事的成分而言的。这种“法感觉”层面的理解是最为普遍的用法，同时也暗合了刑民交叉案件的核心特征，圈定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外延范围，为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奠定了基础。（2）“法律纠纷”层面本文从广义上使用“法律纠纷”一词，将其作为民事纠纷和刑事指控的上位概念。。“案件事实”不等于“法律纠纷”。二者的关系可以这样简述：一个案件事实可以产生多个法律纠纷，一个法律纠纷亦可以由多个案件事实导致。司法活动的对象虽是案件事实，但其最终目的却是要裁决作为当事人诉请和检察机关刑事指控的法律纠纷。因此，“刑民交叉”的最终指向应是“法律纠纷”而非“案件事实”。当人们在“法律纠纷”层面使用“刑民交叉”一词时，是指某一刑民交叉案件事实产生了何种性质的法律纠纷，进而应当选择何种诉讼程序加以解决。我们可以说某一事实既有民事属性又有刑事属性，但不宜说某一纠纷既是民事纠纷又是刑事纠纷。只有在这种纠纷的法律属性确定之前，可以言某一纠纷为“刑民交叉”。（3）“法律关系”层面。“案件事实”不等于“法律纠纷”，“法律关系”亦不与二者等同。分析案件事实、解决法律纠纷，其核心的工具性概念就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运用法律规范涵摄案件事实的结果，某一纠纷的解决，经常需要在事实和逻辑上理清多个或多重法律关系。因此，当人们在“法律关系”层面来使用“刑民交叉”一词时，主要是从思维过程的角度来研究如何解决一个具体的法律纠纷。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刑法具有“二次规范性”，民事分析在思维的逻辑进程中要先于刑事分析。而且，这种分析并不限于“法律事实”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在一个确定无疑的刑事案件中，有时亦需要首先进行民事上的分析；在一个定性达成共识的侵权案件中，有时还需要接着进行刑事上的审查。两种层次的分析并不因刑庭和民庭的划分而由各自独占，只不过这种分析在一些简单的案件中经常被忽略或忽视罢了。

在“刑民交叉”的这三个层面的语义中，“法律事实”层面划定了问题的范围；“法律纠纷”层面提出了根据纠纷的属性选择诉讼程序的要求，“法律关系”层面提示了认定纠纷属性和解决纠纷的思维路径。由于“法律事实”层面不能为人左右，“法律关系”层面又可存在于几乎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中，因此，刑民交叉案件的“真问题”仅存在于“法律纠纷”层面，即某一事实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应当选择何种诉讼程序进行解决。但在解决这个“真问题”之前，还要考察一下学界对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化划分。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划分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划分类型的标准，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为法律事实说[1]、法律关系说[2]和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综合说[3]。从上文的“法律纠纷”层面来看，这三种划分标准其实均可统一于法律事实说。即使是杨兴培教授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说，也是“法律事实中蕴含的法律关系”。而且，以“法律关系”为标准的划分结果不仅仅涵盖了解决纠纷的诉讼程序选择问题，也涉及到了解决纠纷的实体法思维路径问题，是一种跨语境的使用，不利于问题域的统一。至于毛立新博士主张的综合说亦是在将“法律事实”限定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再与法律关系进行综合的意义上理解的，而客观事实和法律关系的综合正是法律事实。另外，后两种分类标准得出的结论，在外延上也与法律事实说大同小异。因此，本文将法律事实说作为考察对象。

根据法律事实说，刑民交叉案件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第二类是因同一法律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第三类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1]31-36。其中，第一类可对应于“案件事实”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这类案件虽然同时具有刑事法要素和民事法要素，但由于是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分化出的不同纠纷，而这些纠纷之间既不存在定性上的疑问，也不存在程序选择上的冲突，所以，对这类案件采取刑民并举、分别审理的模式即可。第二类是“法律关系”层面的刑民交叉的定性疑难案件，其主要问题是如何从实体法上对法律纠纷进行最终的定性，本不应涉及诉讼程序的选择，但由于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和定性理解不同，往往会武断地选择诉讼程序而造成问题值得补充的是，“法律关系”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是思维方式上的观念问题。如有学者对“先刑观念”的反思与批评就属于这一层次的问题，而不属于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核心问题。参见：杨兴培：《刑民交叉案件中“先刑观念”的反思与批评》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9期：64-74。。第三类即为“法律纠纷”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涉及的是纠纷解决的程序选择问题。结合上文对刑民交叉“真问题”的理解，值得进行讨论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有两种类型，分别是同一法律事实导致的法律纠纷难以定性的案件（定性疑难案件）和同一法律事实导致了多种不同属性法律纠纷的案件（多重纠纷案件）。以下就结合这两种案件类型试着对刑民交叉案件的诉讼程序的选择进行逆向考察。

二、“刑民并举”模式的考察

（一）被动型的“刑民并举”

所谓“刑民并举”，其核心特征就是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分别进行，二者不具有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方面的制约关系。针对以上两类刑民交叉案件，刑民并举模式可分别对应为被动型和主动型。这里的“被动”是指在定性疑难案件中，问题的本身原本是实体法上的法律定性问题，无涉程序法意义上的“刑民并举”。但由于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理解不同，致使有的以民事纠纷提起诉讼，有的以刑事犯罪提起控诉。若这种不同的理解还处于观念层面而并未诉诸司法程序，则问题仍是实体法上的问题。这时，可以通过联席讨论、召开专家论证会等方式来尽量达成某种共识，还不至于使“刑民并举”现实化。若不同主体已经启动了相应的诉讼程序，则就会造成诉讼程序上的并行和实体认定上的冲突。

这种被动型的“刑民并举”有三个特征：其一，其存在的范围仅限于对单一法律纠纷定性疑难的案件中；其二，其本质问题仍是纠纷的实体法定性；其三，“刑民并举”的程序现实化是问题的根源而非答案。以某一经济纠纷为例，这种被动型的“刑民并举”在实践中可以下述几种方式表现出来：（1）当事人和公诉机关分别提起民事诉讼和刑事指控；（2）在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司法机关等发现该案件应属于经济犯罪，而由公诉机关另行提起刑事控诉；（3）在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当事人出于某种目的又提起民事诉讼。在第一种情形中，由于民事诉讼和刑事指控在事实上均以当事人的参与或知晓为前提，所以，这种情形在实践中比较罕见。倒是后两种情形在实务中较为常见，我国亦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针对这两种情形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规范和指导。代表的有1998年4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1998年规定》）第1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3月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4年意见》）第7条

《1998年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014年意见》第7条：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根据这两条司法解释，在第二种情形中，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并及时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第三种情形中，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如何评价这两条司法解释，关键是如何看待民法评价和刑法评价的关系。至于能否将这两条司法解释解释为“先刑后民”，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详述。

无论是将刑法的任务理解为“辅助性的法益保护”，还是将刑法本身理解为“二次性规范”，其均说明刑法是一种后置法、保障法。刑法的这种谦抑性虽然说明了刑法评价的介入时点是在前置规范评价失效的基础上，但没有直接说明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不同性质，刑法评价是否从纵向上在更高程度上包含了民法评价，以及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能否并行？一般来说，当民事违法超过一定的界限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时，就构成了犯罪，而不再认定为是单纯的民事违法。但即使是这样，也难以确定一条泾渭分明地划分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二者之间总是存在一些模糊地带，而定性疑难案件恰恰就发生在这些两可之中。因此，若简单的认为刑法评价包含民法评价，则不能为上述司法解释提供有效的辩护。换个角度，从功能论的视角来说，民事诉讼裁决的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修复和损害赔偿；刑事诉讼裁决的是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注重的是对犯罪人的惩罚和预防。这种比较似乎也不能直接回答问题，但却包含了一条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其所处理对象均包含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传统的刑事法和刑事诉讼法在界定犯罪和设置诉讼主体时对被害人有所忽视罢了。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条就说明了，虽然理论上可以认为刑法评价所代表的社会危害程度包含了民法评价，但民事诉讼的功能却不能被刑事诉讼所替代。从这一点来说，上述两条司法解释所体现的刑法评价在诉讼程序上优先于民法评价是值得肯定的，但刑法评价在思维方式上并不能优先于民法评价，而且单纯的刑法评价也并不意味着解决了全部的问题。

（二）主动型的“刑民并举”

所谓主动型的“刑民并举”，是指对同一法律事实导致了多种不同属性法律纠纷的案件，依据纠纷的不同性质，同时提起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所以谓其是“主动”的，是希望能同时发挥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不同功能，全面处理公诉方、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问题。这种主动型“刑民并举”的适用范围相当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那么，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制度能达到这种全面处理的要求吗？

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4]，其主要的追求之一就是同时实现司法审判的全面性和诉讼效率的提高。但实践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偏离了这个初衷。首先，“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民事和刑事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显然违背了诉讼的内在规律”[1]31-36；其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9条和2000年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以遭受物质损失为条件，赔偿范围亦以物质损失为限，不包括精神损失。此外，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进一步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的，无论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但是，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若一个侵犯人身权但并未造成其他物质损失的民事侵权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可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而若该侵权案件达到了构成犯罪的程度，无论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审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均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未实现全面审判的初衷。

然而，以上论述并不能得出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结论，问题的本质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不完善而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应该存在。若合理地确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即可扬长避短。在一些事实和定性争议不大、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性易于保证的涉及民事赔偿的刑事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能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而对于一些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有效地兼顾效益和公正的案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采用“刑民并举”模式来解决。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刑民并举”能解决全部的剩余问题，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刑民并举”也会失效。比如，对于一些需要“先进行确权判断，再进行侵权和犯罪判断”的案件，就不能“刑民并举”，而应当突出刑民的次序性。这就是所谓的“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模式了。

三、“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模式的考察

本文第二部分留下了两个问题，分别是：（1）对于定性疑难案件，司法解释所开出的处方能否理解为“先刑后民”；（2）对于一些类似于需要先进行民事确权的案件，如何安排刑民的次序性。所谓“次序性”，是指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不同方式，由于纠纷具有逻辑上的层次性，需要在诉讼程序的安排上分出先后。

（一）对两个司法解释的理解

《1998年规定》和《2014年意见》中的两条司法解释能否理解为“先刑后民”首先取决于对“先刑后民”本身作何理解。这两个司法解释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民事诉讼进行中发现定性错误而移交刑事管辖；二是，刑事诉讼进行中完全排除民事管辖。若将“先刑后民”中理解为一种实体法上解决法律纠纷的诉讼程序，该第一种情形就不能被认为符合这种语义，不能被认为属于“先刑后民”。因为，对于定性疑难案件，本应只适用一种诉讼程序即可解决纠纷，而之所以出现被动型的“刑民并举”和所谓的“先刑后民”，均是由于一方诉讼主体理解错误所致，介入第二种诉讼程序不过是该错误的表现，或是纠正错误的手段。第二种情形之所以完全排除民事诉讼，也有其合理性。首先，在法律定性层面，它契合了对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关系的理解。对于一个法律纠纷，若属于刑事管辖的范围，则当然排除民事管辖，这是由刑法保障法的属性决定的。其次，在事实认定层面，它也符合了关于两大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5]，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可见，后者要严于前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案件事实若通过了刑诉证明标准的检测，则在民诉中可当然认定；反之，则否。因此，即使是从纠正错误的角度，在刑事诉讼之后提起的民事诉讼中，也可以直接将刑事诉讼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免证事实。从这种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角度和诉讼效益的角度，第二种情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权宜”意义上的“先刑后民”。

需要补充的是，该司法解释所规制的情形并不周延，其仅限于前一诉讼程序进行中的发生的情况，对于前一诉讼程序审结后发生的情况则没有明确表态。例如，在民事诉讼审结之后，发现该民事纠纷应属于刑事犯罪；或者，在刑事诉讼审结之后，发现该刑事指控应为民事纠纷，甚至并不违法。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42条，当出现这两种情形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重新审理。

（二）刑民次序的确定

关于刑民次序性的确定，其主要存在于一些需要先进行民事确权，然后才能进行民事侵权和犯罪认定的案件中。比如对于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处理，就需要先确定具体的权利人的归属才能进一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和犯罪。而且，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化，也不是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所能涵盖的，因此，应当先通过民事诉讼（知识产权诉讼）进行确权和侵权的审理。此外，还有另一种极为特殊的“先民后刑”，规定在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4项：“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该项是交通肇事罪的“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一种情形。根据这一规定，若交通肇事单纯造成财产损失时，需要首先进行民事赔偿，才能具体确定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之所以此种“先民后刑”较为特殊，是因为该民事赔偿的优先与否取决于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既不需要由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也不需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三）被害人程序选择权

被害人程序选择权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一种合理而有效的制度。所谓被害人程序选择权，是指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中，当事人有权利参与案件并对案件依何种程序处理所行使的一定程度的决定权[6]。实际上，刑民交叉案件争论的症结就在于如何充分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在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等理念背景下，对于一些定性疑难的案件，可由被害人选择是进行民事救济还是以刑事案件向公检报案。这些案件本身就属于刑民交界地带，只要其没有给其他人造成损害，就不妨将国家追诉让位于私权救济。对于一些多重纠纷案件，亦可以让被害人选择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刑民并举”。通过把选择权和风险交给被害人，不仅是对被害人处分权的尊重，同时也利于被害人对审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为这种情况下的被害人选择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被害人的选择权也不是毫无约束，对于一些民事确权和刑事裁决间具有逻辑先后关系的案件或者是对于一些还有其他被害人或者是涉及到第三人利益的案件，并不能由被害人或部分被害人来选择诉讼程序，否则就会导致程序错误和程序混乱。事实上，出于审判公正和效益的考虑，这种选择权已经超出了被害人享有或单独享有的范围。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对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进行考察的结论：（1）对于一些不具有逻辑先后关系的多重法律纠纷应当适用“刑民并举”模式，在兼顾案件全面、公正处理和诉讼效益的情况下，亦可以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2）对于一些定性疑难案件，若刑事诉讼已经进行，根据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以及两大诉讼制度证明标准的规定，可以排除民事管辖，实行一种权宜性的“先刑后民”模式。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不吝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3）对于一些需要先确权再判断侵权和犯罪的案件和主要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肇事行为，可以采用“先民后刑”的模式；（4）在不违背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可适当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以充分尊重被害人的权益。

参考文献：

[1] 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5（4）：31-36.

[2] 杨兴培.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分析和破解方法[J].东方法学，2014（4）：2-9.

[3] 毛立新.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4）：86-90.

[4]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3.

[5] 江伟.民事诉讼法（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07-208，213.

[6] 肖伟.我国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之再解析[J].政法学刊，2012（5）：53-57.

影响交叉配血的几种常规因素 篇5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 血型诊断血清:A血清 (红色, 含抗-B) 、B血清 (绿色, 含抗-A) ; (2) 抗-D血清; (3) 0.9%无菌生理盐水; (4) 清洁玻璃试管及玻片。前3种在使用前后于4℃保存。

1.2 方法

(1) 备血前受血者须做血常规检查, 同时做ABO及正反定型血型鉴定, 抗-D试验。 (2) 输血前交叉配血时受血者与献血者分别做2%～3%血红细胞 (RBC) 悬液及血型鉴定。 (3) 主侧:受血者血清与献血者RBC悬液混合于试管中。次侧:献血者血清与受血者RBC悬液混合于试管中。同时分别加入低离子溶液0.7ml和凝聚胺2滴。2 000r/min, 离心3～5min。离心后将上清液倒掉, 观察是否凝集, 凝集者为正常;再分别加入2滴悬浮液, 混匀观察是否散开, 散开者为正常。 (4) 受血者RBC悬液与抗D血清1∶1混合于玻片上。

1.3 交叉配血原则

(1) 遵守同型血相输的原则。 (2) 主侧与次侧同时离心后, RBC沉积管底呈圆饼形, 混合后分别涂于玻片上, 显微镜镜检以确定RBC分布均匀、无凝集、无溶血。 (3) 受血者RBC悬液与抗-D血清1∶1混合出现凝集, 如果不凝集则属于RH血型系统的范围。

2 影响交叉配血的几种常见因素

(1) 血型诊断血清被细菌污染, 造成假凝集。交叉配血时主侧与次侧不受影响, 但血型鉴定与备血时受血者血型不符。 (2) 0.9%生理盐水被污染, 会造成主侧、次侧都出现假凝集, 血型鉴定也不符。 (3) 责任心不强而造成备血时血常规检查鉴定血型出现错误, 在配血时血型不符。 (4) 冷凝集造成假凝集现象。 (5) 急诊抢救用血时, 备血血样抽取时间短, 凝固不完全, 在配血时纤维蛋白促使少量RBC聚集, 形成弱凝集现象。 (6) 试管、玻片重复使用时, 清洗不彻底, 也可能出现假凝集。

3 讨 论

(1) 前2种因素可能是由于RBC悬液与被污染的血清或盐水混合后, 细菌附着于RBC发生自凝现象, RBC因细菌的干扰发生凝集而出现假凝集。这2种因素, 在3级以上的大型医院可能不会发生, 由于病原多、配血频繁、试剂更换快, 被污染的机会很少。中、小型医院用血量少, 试剂更换慢, 被污染的机会相对较多。解决此问题, 只需定期 (每周1次) 检查试剂是否混浊, 发现问题及时更换。 (2) 第3种因素完全是个人因素造成的, 这就要求加强血库人员责任心, 工作集中精力。 (3) 第4种因素的避免:在配血时, 把所有的试剂及血样从冰箱取出后均在室温下放置几分钟, 所造成影响的机会就会减少。 (4) 纤维蛋白的影响:只需在配血时, 用竹签将纤维蛋白剥离, 于显微镜下观察RBC均匀分布即可。 (5) 在配血过程中, 尽量挑选清洁透亮的试管及玻片使用, 既可排除干扰因素。在交叉配血过程中严格按照正确的方法操作, 如遇到上述因素的任何一种与配血原则不符, 切忌把配血发出, 及时更换所有试剂, 重新对受血者进行血型鉴定及再次交叉配血, 确保无误。对于经验不足的同志来说, 更应该熟悉掌握以上有可能在配血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情况, 便于及时处理问题;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及时请示上级领导, 绝对不可草率行事。

总之, 交叉配血工作责任重大, 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避免延时发血, 延误临床治疗。尽最大可能排除以上几种常见因素的干扰, 更快、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交叉因素分析 篇6

关键词：服务外包,医疗知识,知识交叉共享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会看到社区医院和小医院门可罗雀, 而大医院确是门庭若市、人满为患。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优质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医院, 而小医院医疗资源相对缺乏。这种医疗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衡, 不仅造成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也导致现有公共资源利用严重不足:据统计, 我国100—2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20台以上CT是较普遍的, 但CT利用率仅为38%, 核磁共振利用率仅为43%。

基于现存的医疗资源结构状况, 人们开始将着眼点放在通过医疗服务外包解决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针对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和利用率不高的现象, 理论上也可以用服务外包的形式来解决。但是简单的医疗服务外包在实践中的效果并不明显,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提出建立医疗服务机构交叉知识共享的思路, 并通过对服务外包双方的特性、医疗知识特性、伙伴间的相容性水平和外界医疗环境波动性的影响分析, 揭示交叉知识共享性医疗资源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及其绩效。

1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1.1 外包与组织间的要素资源利用

Eisenhardt (1988) 认为, 在代理关系的选择中, 是选择行为契约 (如层级干预、内包) 还是结构契约 (如市场干预、外包) 取决于代理费用。Anil Arya[1]认为, 外包可以产生更高的产业利润和更低的消费者剩余。Ronan McIvor[2]在他的文章中提出, 在服务外包领域领先的公司已经采用了复杂的外包策略, 其中包括外包他们的核心业务, 比如设计、制造、销售。并且大多数专门的供应商, 会给这些组织提供更深层次的知识, 在系统和流程方面投入给他们更多, 也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规模经济和经验使这些组织获得更高的效率。

王燕妮, 李华 (2007) 认为, 服务外包的本质, 使企业以价值链管理为基础, 将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外包, 分包或转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 以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生产组织模式。冯之浚、于丽英[3]认为, 服务外包是企业以资源互补和配置的方法为自己的发展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袁航 (2008) [4]研究了服务外包和供应链管理的关系。他认为, 从结构上分析, 服务外包是服务供应链的组成要素, 多级关联的服务外包形成了服务供应链。

1.2 医疗服务外包的相关研究

Donald D.Trunkey (2008) 认为, 世界上的医疗资源可以通过离岸外包、外包等方式进行共享。供应链也可以应用到医学领域。并且, 美国把自己的夜间诊疗项目外包给其他国家, 并且这些诊断结果能在30分钟内反馈回去。Racheli Magnezi等[5]通过研究发现, 外包基本的医疗服务, 这些供应商不管是军队的还是平民的医疗提供者, 都可以给予顾客更高满意水平。PI-FANG HSU 等认为, 医疗信息系统的外包商可以对承包商制定标准, 然后选择最高的得分者作为承包商。在台北的一家私人诊所一经采用TOPSIS (类似理想解评估法) 来选择医疗信息系统的承包商。这种方法可以使外包商选择更合适的供应商。

从理论上来说, 当医疗相关机构的内部代理费用高于外部交易费用的时候, 医疗机构可以选择将自己的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的形式外包出去。外包以后, 通过资源的互补和配置的方法, 降低组织的成本, 提高组织的效率。从实践上来说, 国外的医疗服务外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例子。

1.3 知识共享以及医疗知识共享的相关研究

张旭梅 (2008, 2006) [6]认为, 知识共享的本质, 是一种知识交易, 知识共享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知识资源的交易活动, 参与知识交易的每一方都必须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作为知识交易的筹码, 这是知识共享的基础。她还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供应链中知识市场存在的可能性, 以及供应链中知识市场的构成和知识共享过程分析, 包括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转移, 以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她认为, 知识市场主要有知识的买方、知识卖方、知识市场管理方 (知识共享联盟) 、知识交易环境。Gregoris Mentzas (2006) [7]认为, 知识市场应该具有以下特性: (1) 、采用灵活的机制来满足更复杂的特殊知识的需求; (2) 满足特殊知识和信息的需求远远高于市场上那些事先被捆绑的信息和知识。知识市场作为最先进的形式, 允许程序性知识的交易, 问题的解决可以看作是可以确保达到预期目标的程序。Kafentzis等人 (2004) 构建了便于组织间进行知识交换和交易的公共平台——电子知识市场, 并对这个交易平台的战略问题、商业模式、作用、过程及收入模式进行了分析。

Hendriks (2002) 认为知识分享是一种沟通的过程, 因为知识不像商品可以自由地传递, 所以向他人学习知识时, 必须有重建的行为, 必须要具备能力去学习知识、分享知识。因此, 知识共享必然会涉及两个主体: (1) 知识拥有者, 必须有意向且以外化的行为如演讲、写作或其他方式与他人沟通、分享知识; (2) 知识重建者, 以内化行为如模仿、倾听或阅读等方式来认识来认知、理解这些知识。

日本学者Nonaka和Takeuchi[8]于1995年提出的关于知识创新的SECI模型是知识共享领域最广为接受的理论。两位学者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关系出发, 提出知识之间的四种转化过程, 具体而言, 包括 (1) 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社会化过程, 主要通过企业文化氛围和有效的知识传递环境来实现; (2) 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的外部化过程, 又称编码化, 主要通过对人脑中存在的隐性知识进行归纳, 总结并以编码的方式表现出来; (3) 显性知识—显性知识的组合化过程, 主要是将现存的显性知识通过组合形成新的系统化的显性知识; (4) 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内部化过程, 主要通过人在工作中运用显性知识的体验来形成。

张波 (2006) 认为, 知识共享是指缩小个体或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的所有活动和过程, 包括知识传播、知识扩散和知识转移。并且知识共享的状况和程度, 最终通过知识转移的效果显示出来, 知识共享能够提高组织竞争力。

梁建英 (2007) [9]等人认为, 医院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型组织, 知识应该具有独有性、共享性、任务性、层次性、创新性和广义性。医院的医疗知识中, 大部分是隐性知识, 所以要注重隐性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并且他们还认为, 联盟间影响知识转移成功的因素有:知识转移渠道、联盟成员的特性、联盟环境的特性和伙伴间关系特性。

通过以上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服务外包和知识共享问题的研究大都是相对独立的, 而从知识共享视角研究服务外包的价值鲜有涉及。

2 概念模型

2.1 医疗服务外包知识交叉共享的界定

张旭梅 (2008) [6]认为, 不同企业之间的互补的知识资源可以进行共享。黄辉宇、徐松把医疗服务互补知识按照稀缺性程度和重要性程度两个维度, 分为常识性知识、基础性知识、辅助性知识、关键性知识。基层医疗机构的常识性知识、基础性知识可以作为辅助性知识与综合医疗机构进行合作, 在合作的过程中双方的知识可以进行交换共享。

在汉语大辞典里, 交叉有以下几个意思:①几个方向不同的线条或线路互相穿过;②有相同有不同的;有相重的;③间隔穿插。本文的交叉的含义以上三个意思都有。本文取它的第三个意思。所谓互补的知识资源, 就是不同重要性的知识进行间隔穿插的知识转移的过程。因此, 本文就把医疗知识的交叉共享界定为重要性不同的医疗知识之间进行的互补知识资源的共享过程。知识又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外包方和承包方之间具有互补性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资源的共享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2 概念模型

根据相关的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 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可以在一定知识市场中, 利用优劣互补和资源共享的原则, 选择合作伙伴, 外包自己的劣势业务。一旦签订了外包合同, 承包方就要给发包方提供必要的产品或者是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可以是显性知识的形式交易给对方, 也可以是隐性知识, 例如, 某项手术的外包。不管外包的结果是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 在外包的过程中都存在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过程。

根据管理沟通理论, 决定沟通效果的基本要素包括信息、发送者、编码、渠道、解码、接受者以及对解码信号的理解等, 这些因素可以被归纳为沟通的主体、沟通的客体以及沟通的途径等三个方面[10]。Xu Jiang, Yuan Li认为影响联盟行为中知识转移和共享的因素主要有六个: (1) 可转移的知识流的量; (2) 接收者的知识储存量; (3) 知识转移的贡献; (4) 接受者的学习动机; (5) 接收者的学习能力; (6) 双方交往的频率。Mentzas[7]总结了前人的文献, 认为知识转移收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知识的来源, 知识的接收者, 交往的过程和电子媒介。对应于服务外包中的知识交叉共享双方来说, 它们就是服务外包的双方的特性、医疗知识特性以及双方的合作关系。同时, 又由于学习是组织间知识共享的动力, 所以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是最主要的影响知识共享效果的因素。还有, 医疗做为没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又从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支持、政策的变动、卫生事业的发展等外界医疗和环境的医疗环境的影响。所以, 本文就把影响服务外包中医疗知识交叉共享的因素归纳为: (1) 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 (2) 服务外包双方的伙伴间的相容性; (3) 医疗知识的特性; (4) 外界医疗环境的波动。

由以上论述可得, 本文从服务外包中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出发, 提出了本文的概念模型:

3 假设的提出与变量的设计

3.1 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

组织学习是指组织将其成员经过学习得到的知识转化为组织的知识, 用来改善组织活动并进一步扩散、储存在组织内部的过程。组织学习是建立在个人学习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组织学习更强调知识的转化、扩散和储存, 这种能力被称之为组织的学习能力, 它可看作是企业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及转换效果。Gregoris Mentzas[7]认为, 低度开发的组织学习能力会妨碍组织间知识成功转移的进程, 这些进程包括知识粘度、知识保存、吸收能力、养育和开发知识。

于是, 我们有以下假设:

H1: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与他们之间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正相关。

组织学习能力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学习意愿、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11]。在服务外包的过程中, 发包方主要是知识的承接者, 而承包方更多的是做为知识的传递者。学习意愿对于承包方来说, 主要变现为他们的保护意识和对知识的传递能力。承包方如果对自己的知识有所保留, 不愿意将自己的某些知识传递给发包方话, 就会影响他们之间知识共享的效果。传递意愿越强, 就越有利于他们之间互补知识的共享。只有传递意愿还是不够的, 同时也需要承包方的知识整合能力。知识的整合能力包括内部与外部两种[12], 内部整合将组织内现有的知识采用新的方法加以重建, 而外部整合恰好相反。知识整合提高了组织内部及组织间的知识共通程度, 使知识能够更加有效地沟通、传播和共享。承包方的知识整合能力越强, 就能够更好地整合自身资源, 有利于双方知识共享的的效果。对于发包方来说, 主要是接收来自承包方的知识资源, 所以发包方的吸收能力就直接关系着双方互补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采用承包方的传递意识和整合能力、发包方的吸收意识和吸收能力来测量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

3.2 医疗知识的特性

医疗领域作为一个知识密集型的行业, 大部分知识都跟该行业从业者的经验有关, 大多是隐性知识。黄辉宇、徐松把医疗服务互补知识按照稀缺性程度和重要性程度两个维度, 分为常识性知识、基础性知识、辅助性知识、关键性知识。对于较常见的常识性知识和基础性知识来说, 共享起来就比较容易, 但对于最稀缺和最重要的关键性知识来说, 就不是很容易共享。Ronne ramlogan等认为医疗知识的技术难度和它本身的稀有程度会阻碍组织间的知识共享。医疗知识自身独具有的难度、稀缺性、关键性等特性会妨碍组织间知识的共享。

于是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H2:外包中所传递的医疗知识的特性与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成负相关。

医疗知识的稀缺性和重要性越高, 医疗机构就非常不愿意转移这些知识, 共享起来就比较困难。这些属于医疗机构之间显示自身实力的关键性知识, 大多是该机构的核心知识, 如果把这些知识透漏出去的话, 自然会削弱他们自身的竞争力, 所以拥有这些知识的机构一定不会轻易将这些知识转移给对方。第二, 医疗知识的模块化程度也会影响双方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模块化是指技术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分别设计并具有替代性, 而不会降低整个技术系统的完整性, 不同企业的技术模块可以通过接口实现技术知识在组织间的共享。简单地说, 模块化就是分层。标准的模块接口, 可以使外包双方更容易交接知识。模块化也可以将医疗知识进行分割, 增强它的可理解性, 有利于这些知识的跨组织传输。第三, 医疗技术自身的难度也会影响双方知识的交叉共享。众所周知, 医疗行业的大部分属于隐性知识, 再加上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不易进行转移。技术难度越大, 被转移的可能性就越小。

基于以上分析, 医疗知识的特性本文打算用一下三个指标来衡量: (1) 稀缺性和重要性; (2) 模块化程度; (3) 技术难度。

3.3 伙伴间的相容性水平

Hagel & Singer[13]用互动成本 (interaction cost) 来更确切地表达企业间的交易关系, 互动成本既包括了交易成本, 也包括了企业间的信息交换成本, 企业会采取互动成本最小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在交易成本一定的情况下, 服务外包方一定会选择与自己相容性水平最高的机构进行合作, 从而降低它的信息交换成本, 进而使互动成本最小化。另外, 相容性水平越高的合作方, 更容易有融洽的合作氛围, 减少冲突和摩擦。Yves doz认为, 组织会选择最信任、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与其本身最接近的组织进行合作。

于是, 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H3:伙伴间的相容性水平与外包双方的知识交叉共享成正相关。

信任是一方相信另一方不会去利用自己易受攻击的弱点去获取利益。在服务外包的过程, 信任可以使双方间减少不必要的契约安排, 从而减少了资源和精力的浪费, 使承包方更加专注于知识转移, 发包方更加专注于组织学习。另一方面, 信任可使承包方减轻甚至消除对知识的自我保护意识, 使其不必防备发包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尽管信任中蕴含着风险, 但是信任可以降低承包方对知识的预期, 从而激发它的知识转移潜力。信任程度叫低的话, 承包方可能会不自觉的产生保护意识, 消极地进行知识转移, 这样就不利于双方的合作。因此, 信任程度影响着服务外包中双方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第二, 组织文化的一致性程度也会影响知识共享的效果。组织文化由于其巨大的涵盖范围, 它的概念很难界定。但众多学者较为认同的观点是将组织文化定义为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 它能指导员工理解组织运作, 并提供其在组织中的行为规范[14]。组织文化是组织中一切活动的重要驱动力量, 它以其内在的价值观, 影响了企业边界人员在进行商业活动时的行为和期望。并且, 组织文化可以通过沟通影响方式来影响组织间知识共享[14]。如果发包方和承包方在组织文化一致性的程度越强, 就越容易接收对方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从而会促进双方的交流和合作, 进而促进他们之间互补知识的共享。第三, 组织的开放性。如果合作伙伴的组织文化趋于保守, 回避沟通, 则会导致组织间互相隐藏知识, 从而降低服务外包中合作双方的相容性水平, 增加知识交叉共享的难度。只有与那些兼容并包的组织进行合作, 才有利于双方的知识交叉共享。

3.4 外界医疗环境的波动

Clarke & Rollo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社会进程, 必须把社会和文化因素考虑进去。无论是医疗服务的发包方, 还是承包方在合作的过程中都会考虑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例如, 政府的支持就会强化他们之间的合作几率, 反之, 就可能促使医疗服务外包合作的失败。环境波动是指一些关键环境变量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明显变动[9]。例如, 由于缺乏设备和技术, 发包方缺乏病源。为了自身的发展, 使自己在激烈地市场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 发包方就会想方设法与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合作。这样以来, 承包方可以提高自己设备的利用率, 增加知名度, 发包方也可以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某些优势增加病源和收入, 达到双赢。最近, 我国的医疗体制正在进行改革, 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通过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服务外包, 就可以合理地配置地区范围内的医疗资源, 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设备支出和浪费,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卫生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外界环境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疗服务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的合作意愿, 阻碍了他们之间进行知识转移和共享。

H4:外界医疗环境的波动与服务外包双方的知识交叉共享成负相关。

本文拟用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外界医疗环境的波动。第一, 政策的波动性。整个医疗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全体国民的健康和幸福, 也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发展, 所以, 医疗一直是政府比较关注的行业, 也会出台想相应的政策来加以引导。稳定的卫生政策, 会增强人们之间合作的意愿, 相反, 政策的波动性越大就会削弱该领域内相关工作合作的积极性。第二, 政府支持的波动性。政府支持医疗领域内服务外包, 就会增加投入, 建立更加完善的电子知识市场体系, 增加该领域内组织间的合作和了解, 进而他们之间知识交叉共享。第三, 医疗领域内服务外包的行业波动性。和谐的医疗服务外包行业环境, 也会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知识转移的意愿。

4 知识共享的绩效及结论

一般来说, 绩效是作为结果变量来衡量造成这种结果的影响因素, 通常采用多为财务指标, 例如利润率、市场占有率等。但是, 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 知识交叉共享的结果很难在短时间内显现出来, 采用财务指标是不合适的。从服务外包合作所产生的众多结果中剥离出知识共享所产生的绩效, 确实在非常困难的。

关于知识共享绩效的相关研究也是有的。在文献中, 也有相当多的学者采用主观性的指标来衡量组织发展的绩效, 相应的指标有满意度、目标达成程度等[15]。另一方面, Geringer &Hebert在跨国合资企业绩效的研究中发现, 客观绩效指标与主观绩效指标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主客观指标间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对服务外包中医疗知识交叉共享的结果也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来衡量。其中, 知识交叉共享的客观绩效采用的指标是: (1) 外包方所获得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2) 给发包方所带来的利润; (3) 双方知识存量的增加。知识交叉共享的主观绩效指标是: (1) 双方合作的满意度; (2) 合作目标的达成程度; (3) 组织竞争力的提高。

基于以上的理论, 本文建立的结构方程概念模型如下:

交叉因素分析 篇7

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领域。内生增长理论揭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罗默(Romer,1990)和卢卡斯(Lucas,1988)的研究成果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是最具启发性和代表性的。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通过R&D部门的技术积累,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通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和内部效应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分别抓住了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两个重要源泉,即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但是这两个源泉并没有在模型中同时实现内生化,这成为内生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得到了一些很有启发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却都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同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以期有所创新和突破。

1 文献综述

罗默和卢卡斯的模型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罗默的贡献在于把技术创新过程内生化与经济增长过程中,但这一模型忽略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是作为外生不变的量引入模型的。卢卡斯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内在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没有把握住R&D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源泉,很多学者构建模型把这两个因素内生化于同一模型之中进行分析。

杨立岩等(2003)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划分为应用技术和基础科学知识两类,并探讨了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模型将资本积累方程设定为:$\dot{\text{Κ}}=(\text{A}{}_{\text{Τ}}\text{L}){}^{\text{α}}\text{Κ}{}^{1-\text{α}}-(\text{Η}-\overline{\text{Η}}{}_{\text{S}}+\text{L})\text{C}-\overline{\text{Η}}{}_{\text{S}}\overline{\text{C}}$,应用技术积累方程为:$\dot{\text{A}}{}_{\text{Τ}}=\text{δ}(\text{Η}-\text{Η}{}_{\text{S}}){}^{\text{λ}}\text{A}{}_{\text{Τ}}^{\text{ϕ}}\text{A}{}_{\text{S}}^{\text{φ}}$,基础科学知识积累方程为:$\dot{\text{A}}{}_{\text{S}}=\text{θ}\text{Η}{}_{\text{S}}\text{A}{}_{\text{S}}$,其中,$\overline{\text{Η}}$S为基础科学知识的增长呈现自然增长率时的基础科学知识存量,$\overline{\text{C}}$为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的消费。模型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但是由于人力资本因素没有进入最终品生产函数,导致应用技术积累方程与资本积累方程一样,在经济系统的求解过程中被忽略,真正对模型求解起作用的只有基础科学知识积累方程,因此,这一模型实质上与罗默模型一样,都是单一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型,而且求得的稳态增长率与罗默模型也比较相似。在此基础上,模型得到的结论为:稳态经济增长率只与基础科学知识的稳态增长率成正比,而与应用技术的增长率无关。因此,由于模型的设定与求解局限性就造成模型的结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杨立岩等(2004)构建了一个同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四部门模型,其中资本积累方程为:$\dot{\text{Κ}}=\text{u}{}^{\text{α}}\text{Η}{}_{\text{Y}}^{\text{β}}\text{A}{}^{\text{α}+\text{β}}\text{Κ}{}^{1-\text{α}-\text{β}}-\text{C}$,技术积累方程继承了琼斯(1995)的思想,设定为:$\dot{\text{A}}=\text{δ}\text{Η}{}_{\text{A}}\text{A}{}^{\text{φ}}\text{h}{}_{\text{A}}^{\text{λ}-1}$,人力资本积累方程则继承了卢卡斯的思想,设定为:$\dot{\text{Η}}=\text{B}(1-\text{u})\text{h}$。其中,hA是投入到R&D活动中的人均人力资本数量,用以刻画人力资本重复投资带来的负外部性。u和1-u分别为从事最终产品生产和从事人力资本开发的劳动比例。这一模型是在分散经济微观均衡的基础上,在无套利和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通过同种要素在不同部门得到的报酬相等的方法而求解出来的。这一模型将罗默、卢卡斯和琼斯的思想较好的结合到一起,但文章只分析了分散经济均衡而没有分析Pareto最优配置,没有分析分散经济中的经济扭曲所造成的影响,因而对模型的分析并不全面。同时,该模型的求解方法也存在漏洞。仅以R&D部门为例,这一部门投入人力资本HA生产新专利设计方案$\dot{\text{A}}$,新专利的价格PA是R&D部门的收益方面,而人力资本报酬WHA是R&D部门的成本方面。由于专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一单位专利设计方案的价格必然等于未来所有期间中,中间品部门垄断利润的现值的积分和。但是对于一个研发厂商而言,作为收益方面的产品价格是由未来每一期的收益的贴现和表示的,而作为成本方面的人力资本价格却只是用当前一期的边际成本来表示的,这样研发厂商的收益和成本就不具有对称性,因而分散均衡求解的经济增长率是存在误差的。注意到PA与WHA的增长率不同,贴现率也不同,把PA的贴现率带入到WHA所对应的一阶条件所得到的结果与对WHA求贴现所得到的结果是不等的,这一误差导致了杨立岩(2003)的分散经济增长率与本文的Pareto最优增长率不能相互对应。

孙超等(2004)将资本积累方程设定为:$\dot{\text{Κ}}=\text{Κ}{}^{\text{α}}(\text{A}\text{u}{}_{\text{Y}}\text{Η}{}_{\text{Y}}){}^{1-\text{α}}-\text{C}$,其中,uY为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人力资本占所有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的比例,1-uY为投入人力资本积累部门以生产型人力资本的比例。技术积累方程为:$\dot{\text{A}}=\text{δ}\text{u}{}_{\text{A}}\text{Η}{}_{\text{A}}\text{A}{}^{\text{ϕ}}$,其中,uA为用于开发新技术的人力资本占所有用于研发的人力资本的比例,1-uA为投入人力资本积累部门以生产研发型人力资本的比例。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为:$\dot{\text{Η}}=\text{B}(1-\text{u}{}_{\text{A}}-\text{u}{}_{\text{Y}})\text{Η}$,表明生产型和研发型人力资本中都有一部分需要在人力资本积累部门进行自身的提高。另外在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中还需要一部分人力资本专门从事培训其他两个部门人力资本的工作,这部分人力资本的数量为:(1-uA-uY)H-(1-uA)HA-(1-uY)HY。文章的创新点是将人力资本分为从事培训的人力资本和接受培训的人力资本两部分,但是在人力资本积累部门中,这两部分人力资本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示和区分。文章是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的,选择K、A和H作状态变量,C、uY和uA作控制变量,但由于H=HY+HA,h=HA/HY,HY=H/(1+h),HA=hH/(1+h),这样h也可作为控制变量,并且h、uY和uA这3个控制变量中必有1个是多余的。而且在运用最优控制方法解得的均衡增长率中,3个比例值h、uY和uA都没能消去,最后加入假设h=1求得均衡增长率的一个显式解,这是模型的缺陷。

Arnold(1998)将效用函数设定为:U=∫∞0e-ρt

lnc(t)dt,消费品的生产函数为:$\text{c}=\left[{\displaystyle {\int }_0^{\text{A}}\text{x}}(\text{j}){}^{\text{α}}\text{d}\text{j}\right]{}^{1/\text{α}}$,中间品的生产函数为x(j)=hx,技术演进方程为:$\dot{\text{A}}=\text{A}{}^{\text{χ}}\text{Η}{}_{\text{A}}^{\text{ψ}}/\text{a}$,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为:$\dot{\text{Η}}=\text{δ}\text{Η}{}_{\text{δ}}$。在模型设定方面,这一模型将中间品的生产函数设定为人力资本投入的线性函数是不符合经济直觉的。在求解模型的时候作者建立了汉密尔顿函数:H=lnc+λ[rV-1+w(H-Hδ)-pcc]+μδHδ,其中,V-1为个人资产持有量(即财富量)。由于财富演进方程与资本积累方程是等价的,因此这一模型在求解时其实只是内生化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变量而已,技术进步并没有被内生化。这种求解方法也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消费品的产量受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影响,随着技术的演进消费品产量必然发生变化,这必然影响消费者的跨期动态决策,使得消费者在每一期在消费和投资方面的权衡都发生变化,因而即使对消费者个人作动态最优化决策分析,也应该考虑内生化技术进步的影响。由此可见,这一模型从设定到求解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Bucci(2003)构建了如下的经济系统:在厂商方面:Y=AH${}_{\text{Y}}^{1-\text{α}}$∫n0xαidi,$\text{x}{}_{\text{i}}=\text{B}\text{h}{}_{\text{i}}‚\dot{\text{n}}=\text{C}\text{Η}$n;其中A、B、C为生产力参数,n为技术即中间品种类数量。家户方面:U=∫∞0e-ρtlogctdt,$\dot{\text{a}}=\text{r}\text{a}+\text{w}\text{u}\text{h}-\text{c}$,h=δ(1-u)h。H=∫${}_0^{\text{n}}$hidi。H为总人力资本存量,h为家户的人力资本存量。虽然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同时内生化了,但是作者在求解均衡增长率的时候,只是从家户方面入手的,即用家户的财富积累方程和人力资本积累方程求解。家户和厂商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家户和厂商的总财富相等实现的,厂商的总财富是中间品垄断利润的现值之和。作者的处理方法虽然很有新意,但在求解均衡增长率的过程中没有用到技术积累方程,与Arnold(1998)相似,这一经济系统仍然只是内生化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不是真正的同时内生化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

Funke and Strulik(2000)将生产函数设定为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形式:Y=A1KβDηH${}_{\text{Y}}^{1-\text{β}-\text{η}}$,其中,$\text{D}=\left[{\displaystyle {\int }_0^{\text{n}}\text{x}}(\text{i}){}^{\text{α}}\text{d}\text{i}\right]{}^{1/\text{α}}$,资本积累方程为:$\dot{\text{Κ}}=\text{Y}-\text{C}-{\displaystyle {\int }_0^{\text{n}}\text{x}}(\text{i})$di,技术积累方程和人力资本积累方程分别为:$\dot{\text{n}}=\text{δ}\text{Η}{}_{\text{n}}$和$\dot{\text{Η}}=\text{ξ}\text{Η}{}_{\text{Η}}$。这一设定其实意味着技术进步的状态依赖效应(即跨时外部性)为零,因而可以视为Romer(1990)模型的特殊情况。但是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都视为人力资本投入量的线性函数,就不能明确的区分这两个不同演进过程各自的特点,在这样的设定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就成为等同的过程,没有明显的区别。模型在求解过程中,是用HY、Hn和x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求解的,但HY和Hn是与H以相同速度增长的,因而严格说HH和Hn是不能作为控制变量的,应该以HH和Hn在H中所占的比例作为控制变量在逻辑上才更为严密。同时在求关于H的欧拉方程时,应该用隐函数求导法则对HH和Hn分别求H的导数,但作者很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因此这是文章的一个致命误差。而且文章求得的分散经济增长率与Pareto最优增长率是相等的,这也就无从体现垄断加价对分散经济所造成的扭曲。

Reis and Sequeira(2007)将资本和技术积累方程分别设定为:$\dot{\text{Κ}}=\text{n}{}^{\text{β}(1-\text{α})/\text{α}}\text{Κ}{}^{\text{β}}\text{Η}{}^{1-\text{β}}-\text{C}$,$\dot{\text{n}}=\text{ε}\text{Η}{}_{\text{n}}\text{n}{}^{\text{φ}}$。文章的创新之处是将人力资本积累方程设定为:$\dot{\text{Η}}=\text{γ}\text{Η}{}_{\text{Η}}-\text{δ}\text{g}{}_{\text{n}}\text{Η}$,其中γ、δ为参数,gn为技术增长率。这一方程描述了人力资本折旧与技术进步是正相关的,表现了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的外部性即侵蚀效应。这一方程的设定实际上继承了索洛(Solow,1956)对资本积累方程的设定,在此基础上,运用最优控制方法解出稳态经济增长率。这一模型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是富有启发性的,但只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负向作用,而忽略了两者相互促进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阻碍人力资本积累的结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同时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作用。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重点考察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之间互为推动力的相互促进作用,以及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同向循环促进作用。在模型构建上主要借鉴罗默和卢卡斯的思想,并参考已有的研究结果,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模型。本文不但将技术和人力资本同时内生化,而且同时保留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稳态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这是已有的研究都没有作到的,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2 基本模型

本文考察一个四部门的封闭分散经济,包括:最终产品部门、中间产品部门、研发部门和人力资本积累部门。文章假定:最终产品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和人力资本进行生产,其产量用Y表示。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存量为H,其中μ部分投入到最终产品的生产中,(1-μ)部分投入到研发部门,经济中的技术存量为A,总劳动力存量规范化为单位1,其中lY部分投入到最终产品的生产中,(1-lY)部分投入到人力资本积累部门。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机制如下:人力资本积累部门使用投入的劳动力(1-lY)并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H生产新的人力资本$\dot{\text{Η}}$;研发部门使用投入的人力资本HA并依赖于技术知识存量A进行新技术专利的研究开发,生产新的专利设计方案$\dot{\text{A}}$;中间产品商使用购买来的设计方案进行垄断生产,然后中间产品再进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商使用其购买来的中间产品xi、劳动力lY和本国人力资本HY来生产最终产品Y。

2.1 最终产品部门

最终产品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和人力资本进行生产,其产量用Y表示。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t)=HY(t)αl${}_{\text{Y}}^{\text{β}}$∫${}_0^{\text{A}(\text{t})}$x(i,t)1-α-βdi (1)

其中,Y(t)为最终产品的产量,0<α,β<1。H为经济中总的人力资本存量,HY(t)为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中的人力资本,满足HY(t)=μH(t),其中μ为总人力资本中投入到最终品部门的比例值。经济中的总劳动量规范化为1,lY为总劳动量中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的部分。A(t)为经济中总的技术存量。x(i,t)为国内投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第i种中间产品的数量。由于x(i,t)在区间[0,A(t)]上连续而非离散的变动,所以A(t)也表示用于最终品生产的中间产品种类总数。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设为扩展的D-S型,表现出R&D对最终产品部门产出的外部效应。将一单位最终产品的价格PY标准化为1,则最终产品部门代表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过程为:

max:$\text{π}{}_{\text{Y}}(\text{t})=\text{Η}{}_{\text{Y}}(\text{t}){}^{\text{α}}l{}_{\text{Y}}^{\text{β}}{\displaystyle {\int }_0^{\text{A}(\text{t})}\text{x}}(\text{i}‚\text{t}){}^{1-\text{α}-\text{β}}\text{d}\text{i}-\text{W}{}_{l{}_{\text{Y}}}l{}_{\text{Y}}-\text{W}{}_{\text{Η}{}_{\text{Y}}}(\text{t})\text{Η}{}_{\text{Y}}(\text{t})-{\displaystyle {\int }_0^{\text{A}(\text{t})}\text{Ρ}}(\text{i}‚\text{t})\text{x}(\text{i}‚\text{t})$di (2)

竞争性均衡条件为

$\text{W}{}_{\text{u}{}_{\text{Y}}}(\text{t})=\text{β}\text{Y}(\text{t})/\text{u}{}_{\text{Y}}$ (3)

$\text{W}{}_{\text{Η}{}_{\text{Y}}}(\text{t})=\text{α}\text{Y}(\text{t})/\text{Η}{}_{\text{Y}}(\text{t})$ (4)

P(i,t)=(1-α-β)HY(t)αlβYx(i,t)-α-β (5)

(5)式就是中间产品企业的反需求函数。

2.2 中间品

在此部门中,在区间[0,A(t)]上分布着无数个中间产品生产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中间产品,且每种中间品之间两两不同。按照罗默的假设,设定中间产品企业的生产函数是线性的,即一单位中间产品x(i,t)的生产正好耗费一单位的最终产品y(i,t),中间产品生产函数为:x(i,t)=y(i,t)。用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则有

K(t)=∫${}_0^{\text{A}(\text{t})}$x(i,t)di (6)

当处于上游的研发部门开发出一个新的产品方案后,这个新方案便被某一中间产品企业购买,进行垄断生产。中间产品企业的需求函数向下倾斜,意味着它可以凭借垄断势力获得经济利润。由中间产品生产函数的线性假设知,中间品部门生产x(i,t)单位的中间产品总的可变成本为1·x(i,t)。其生产决策规划为

max:πx(i,t)=[P(i,t)-1]x(i,t) (7)

一阶条件为:

$\text{x}(\text{i}‚\text{t})=(1-\text{α}-\text{β}){}^{{}^{\frac{2}{\text{α}+\text{β}}}}\text{Η}{}_{\text{Y}}(\text{t}){}^{{}^{\frac{\text{α}}{\text{α}+\text{β}}}}l{}_{\text{Y}}^{{}^{\frac{\text{β}}{\text{α}+\text{β}}}}$ (8)

由对称性可知,在均衡时必有x(i,t)=x(t)。(8)式即为中间品的均衡需求量。并可知,中间品的价格应满足P(i,t)=P(t)=1/(1-α-β)。

2.3 研发部门

这一部门开发新的专利技术设计方案,为经济增长提供技术支持。技术积累取决于人力资本投入并依赖于现有的技术知识存量。罗默模型中对技术积累方程的设定隐含了技术进步率为常数的假定,琼斯(1995)的文章说明了假设技术进步率为常数具有重大缺陷。在琼斯的思想基础上,本文将技术创新可能性前沿设定为:

$\dot{\text{A}}(\text{t})=\text{δ}{}_{\text{A}}\text{Η}{}_{\text{A}}(\text{t})\text{A}(\text{t}){}^{\text{ϕ}}$ (9)

其中,$\dot{\text{A}}$(t)表示技术知识增量,0<ϕ<1。δA>0是新研发品的生产率参数。HA(t)为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中的人力资本,满足HA(t)=(1-μ)H(t),(1-μ)为投入研发生产的人力资本比例。本文沿袭罗默的思想,假定从事R&D能够申请专利,从而技术可以直接投入最终品生产中,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主体所用,就是说,本文中的技术是指应用技术。

考虑在t时刻拥有一单位中间品设计方案的垄断性研发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定义V(t)为t时刻研发厂商的价值,即一单位技术专利的价格;ν(τ)为研发厂商在瞬时τ>t的瞬时价值。由于无数个中间产品企业竞相购买一个中间品设计方案,所以,专利市场具有竞争性,在每一个瞬时τ,垄断者的瞬时净收益必然等于中间产品厂商的利润,即ν(τ)=πx(τ)。因而在均衡状态中,中间产品的技术专利价格应等于垄断生产者所能获得的利润的贴现值:V(t)=∫∞tν(τ)e-∫τtr(s)dsdτ=∫∞tπx(τ)e-∫τtr(s)dsdτ。由于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实际利率为常数,故有V(t)=∫∞tπx(τ)e-r(τ-t)dτ。

在每个瞬时τ,研发部门的生产决策为:max:$[\text{ν}{}_{\text{A}}(\text{t})\text{δ}{}_{\text{A}}\text{Η}{}_{\text{A}}(\text{t})\text{A}(\text{t}){}^{\text{ϕ}}-\text{w}{}_{\text{Η}{}_{\text{A}}}(\text{t})\text{Η}{}_{\text{A}}(\text{t})]$,其中wHA(t)为R&D部门所雇用的人力资本的瞬时支付。瞬时均衡条件为:$\text{w}{}_{\text{Η}{}_{\text{A}}}(\text{t})=\text{ν}{}_{\text{A}}(\text{t})\text{δ}{}_{\text{A}}\text{A}(\text{t}){}^{\text{ϕ}}$。R&D部门的市场出清要求人力资本的价格应等于R&D部门所雇用的人力资本的瞬时支付的贴现值:

$\text{W}{}_{\text{Η}{}_{\text{A}}}(\text{t})={\displaystyle {\int }_{\text{t}}^{\infty }\text{w}}{}_{\text{Η}{}_{\text{A}}}(\text{τ})\text{d}\text{τ}={\displaystyle {\int }_{\text{t}}^{\infty }\text{δ}}{}_{\text{A}}\text{A}{}^{\text{ϕ}}(\text{τ})\text{ν}(\text{τ})\text{e}{}^{-\text{r}(\text{τ}-\text{t})}\text{d}\text{τ}(10)$

其中WHA(t)为R&D部门所雇用的人力资本的价格。注意到WHA(t)的增长率等于α/(α+β)gH+ϕgA,即$\dot{\text{W}}$HA(t)在BGP上为非零值。(10)式对时间t求微分整理后可得:

$\text{W}{}_{\text{Η}{}_{\text{A}}}(\text{t})=\frac{\text{δ}{}_{\text{A}}\text{A}{}^{\text{ϕ}}(\text{t})\text{π}{}_{\text{x}}(\text{t})}{\left(\text{r}-\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ϕ}\text{g}{}_{\text{A}}\right)}$ (11)

2.4 人力资本积累部门

人力资本积累首先受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制约,因为人力资本的进化基本上是在自身知识积累和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的过程。人力资本积累还受投入人力资本积累部门的技术的制约。在卢卡斯(Lucas,1988)的基础上,可将人力资本积累函数设为:

$\dot{\text{Η}}=\text{δ}{}_{\text{Η}}\text{Η}l{}_{\text{Η}}(12)$

其中,$\dot{\text{Η}}$表示人力资本增量。δH>0是新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参数。lH=(1-lY)为总劳动存量中投入到人力资本积累中的比例。H为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每个瞬时τ,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决策为:max:$[\text{W}{}_{\text{Η}}(\text{t})\text{δ}{}_{\text{Η}}\text{Η}(\text{t})l{}_{\text{Η}}-\text{w}{}_{l{}_{\text{Η}}}(\text{t})l{}_{\text{Η}}]$,其中wlH(t)为人力资本部门所雇用的劳动的瞬时支付。在这一约束条件中,人力资本价格为WH(t)而非瞬时的人力资本支付wH(t),因为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最终产品厂商雇佣一单位人力资本所需支付的报酬为WHY(t),R&D厂商雇佣一单位人力资本所需支付的报酬为WHA(t),并且在均衡时都与人力资本部门的人力资本价格WH(t)相等,因而厂商在雇用人力资本的时候是不关心人力资本的瞬时支付wH(t)的。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和人力资本是两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因此劳动的报酬即工资W与人力资本的报酬WH是不相等的。人力资本部门的瞬时均衡条件为:$\text{w}{}_{l{}_{\text{Η}}}(\text{t})=\text{δ}{}_{\text{Η}}\text{Η}(\text{t})\text{W}{}_{\text{Η}}(\text{t})$。人力资本部门的市场出清要求劳动的价格应等于人力资本部门所雇用的劳动的瞬时支付的贴现值:

$\text{W}{}_{l{}_{\text{Η}}}(\text{t})={\displaystyle {\int }_{\text{t}}^{\infty }\text{w}}{}_{l{}_{\text{Η}}}(\text{τ})\text{e}{}^{-\text{r}(\text{τ}-\text{t})}\text{d}\text{τ}={\displaystyle {\int }_{\text{t}}^{\infty }\frac{1-\text{ϕ}}{1+\text{δ}-\text{ϕ}}}\frac{\text{η}{}_{\text{Η}}\text{η}{}_{\text{Ν}}\text{Η}(\text{τ})\text{Ν}{}^{\text{ϕ}}(\text{τ})\text{π}{}_{\text{x}}(\text{τ})}{\left(\text{r}-\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ϕ}\text{g}{}_{\text{Ν}}\right)}\text{e}{}^{-\text{r}(\text{τ}-\text{t})}\text{d}\text{τ}$ (13)

由于WlH(t)的增长率等于α/(α+β)gH+ϕgN+gH,(13)式对时间t微分整理后可得

$\text{W}{}_{l{}_{\text{Η}}}(\text{t})=\frac{1-\text{ϕ}}{1+\text{δ}-\text{ϕ}}\frac{\text{η}{}_{\text{Η}}\text{η}{}_{\text{Ν}}\text{Η}(\text{t})\text{Ν}(\text{t}){}^{\text{ϕ}}\text{π}{}_{\text{x}}(\text{t})}{\left(\text{r}-\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ϕ}\text{g}{}_{\text{Ν}}\right)\left(\text{r}-\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ϕ}\text{g}{}_{\text{Ν}}-\text{g}{}_{\text{Η}}\right)}$ (14)

2.5 偏好

代表性家户的效用函数为$\text{U}(\text{C})={\displaystyle {\int }_0^{\infty }\frac{\text{C}{}^{1-\text{σ}}-1}{1-\text{σ}}}\text{e}{}^{-\text{ρ}\text{t}}$dt,其中,σ为边际效用弹性,是跨时替代弹性的倒数,ρ为主观时间偏好率。通过求解家户的跨期消费决策可得消费的最优路径为:

$\dot{\text{C}}/\text{C}=(\text{r}-\text{ρ})/\text{θ}$ (15)

3 在均衡增长路径上求解稳态经济增长率

3.1 均衡增长路径

由(6)式并由对称性可知,K=∫${}_0^{\text{A}}$xidi=Ax。由(1)式并由对称性可知,Y=(1-θA-θH)HαAx1-α,将(8)式代入得到,Y=(1-α)-2Ax=(1-α)-2K,即资本——产出比为常数,同时可得最终产品产出增长率和投入最终品部门的物质资本增长率相等,即:gY=gK。由$\text{Y}=\text{C}+\dot{\text{Κ}}‚\dot{\text{Κ}}/\text{Κ}=\text{Y}/\text{Κ}-\text{C}/\text{Κ}$,可知,C/K为常数,同时可得家庭对最终产品的消费增长率和投入最终品部门的物质资本增长率相等,即:gC=gK,可知稳态经济增长率满足:g=gY=gC=gK。由(1)式得到,gY=gH+gA。由(9)式得到,

gH=(1-ϕ)gA (16)

由此可知,最终品产出增长率和技术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text{g}{}_{\text{Y}}=\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g}{}_{\text{A}}=\left(\frac{\text{α}(1-\text{ϕ})}{\text{α}+\text{β}}+1\right)\text{g}{}_{\text{A}}$ (17)

3.2 分散经济均衡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要求投入到不同部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因此在经济均衡时必然有如下的条件

$\begin{array}{l}\text{W}{}_{\text{Η}{}_{\text{Y}}}=\text{W}{}_{\text{Η}{}_{\text{Ν}}}(18)\\ \text{W}{}_{l{}_{\text{Y}}}=\text{W}{}_{l{}_{\text{Η}}}(19)\end{array}$

结合上述的人力资本市场的出清条件(18)式和劳动市场出清条件(19)式可得到命题1。

命题1 均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经济增长率g为:

$\text{g}=\left(\frac{\text{α}}{\text{α}+\text{β}}+\frac{1}{1-\text{ϕ}}\right)\frac{(\text{δ}{}_{\text{Η}}-\text{Φ}{}_{\text{D}})+\left[(\text{δ}{}_{\text{Η}}-\text{Φ}{}_{\text{D}}){}^2+\text{Ψ}{}_{\text{D}}\left(\text{δ}{}_{\text{Η}}-\frac{\text{β}\text{ρ}}{\text{α}}\right)(\text{Θ}{}_{\text{D}}+1)\right]{}^{\frac{1}{2}}}{2(\text{Θ}{}_{\text{D}}+1)}$ (20)

其中,$\text{Λ}{}_{\text{D}}=\frac{(1-\text{α}-\text{β})(\text{α}+\text{β})}{\text{α}}$,

$\text{Γ}{}_{\text{Η}}=\left[\frac{(\text{σ}-1)\text{α}}{\text{α}+\text{β}}+\frac{\text{σ}-\text{ϕ}}{1-\text{ϕ}}\right]$,

$\text{Γ}{}_l=\left[\frac{(\text{σ}-1)\text{α}}{\text{α}+\text{β}}+\frac{\text{σ}-1}{1-\text{ϕ}}\right]$,

$\text{Φ}{}_{\text{D}}=\frac{\text{β}(1-\text{ϕ})\text{ρ}(\text{Γ}{}_{\text{Η}}+\text{Γ}{}_l)-\text{α}(1-\text{ϕ})\text{ρ}}{\text{α}(\text{Λ}{}_{\text{D}}+(1-\text{ϕ})\text{Γ}{}_{\text{Η}})}$,

$\text{Θ}{}_{\text{D}}=\frac{\text{β}(1-\text{ϕ})\text{Γ}{}_{\text{Η}}\text{Γ}{}_l}{\text{α}(\text{Λ}{}_{\text{D}}+(1-\text{ϕ})\text{Γ}{}_{\text{Η}})}$,

$\text{Ψ}{}_{\text{D}}=\frac{4(1-\text{ϕ})\text{ρ}}{\text{Λ}{}_{\text{D}}+(1-\text{ϕ})\text{Γ}{}_{\text{Η}}}$。

由命题1可知,BGP上的稳态经济增长率与技术溢出参数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参数δH呈正相关关系,与垄断加价1/(1-α-β)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Lucas(1988)和Romer(1990)的经典分析是一致的。

3.3 Pareto最优配置

为了比较分散均衡配置和Pareto最优配置,我们假定存在一个社会计划者,他不会对中间产品收取垄断加价。在此基础上可以导出最优经济增长率。可以将整个经济的社会最优问题表示为:

max:$\text{U}(\text{C})={\displaystyle {\int }_0^{\infty }\frac{\text{C}{}^{1-\text{σ}}-1}{1-\text{σ}}}\text{e}{}^{-\text{ρ}\text{t}}$dt (21)

$\begin{array}{l}\text{s}.\text{t}.?\dot{\text{Κ}}=(\text{μ}\text{Η}){}^{\text{α}}l{}_{\text{Y}}^{\text{β}}\text{A}{}^{\text{α}+\text{β}}\text{Κ}{}^{1-\text{α}-\text{β}}-\text{C}\\ \dot{\text{A}}=\text{δ}{}_{\text{A}}\text{A}{}^{\text{ϕ}}(1-\text{μ})\text{Η}\\ \dot{\text{Η}}=\text{δ}{}_{\text{Η}}\text{Η}(1-l{}_{\text{Y}})\end{array}$

求解这一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 均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经济增长率g*为:

$\text{g}{}^{*}=\left(\frac{\text{α}}{\text{α}+\text{β}}+\frac{1}{1-\text{ϕ}}\right)\frac{(\text{δ}{}_{\text{Η}}-\text{Φ}{}_{\text{Ρ}})+\left[(\text{δ}{}_{\text{Η}}-\text{Φ}{}_{\text{Ρ}}){}^2+\text{Ψ}{}_{\text{Ρ}}\left(\text{δ}{}_{\text{Η}}-\frac{\text{β}\text{ρ}}{\text{α}}\right)(\text{Θ}{}_{\text{Ρ}}+1)\right]{}^{\frac{1}{2}}}{2(\text{Θ}{}_{\text{Ρ}}+1)}$ (22)

其中,$\text{Λ}{}_{\text{Ρ}}=\frac{\text{α}+\text{β}}{\text{α}}$,

$\text{Φ}{}_{\text{Ρ}}=\frac{\text{β}(1-\text{ϕ})\text{ρ}(\text{Γ}{}_{\text{Η}}+\text{Γ}{}_l)-\text{α}(1-\text{ϕ})\text{ρ}}{\text{α}(\text{Λ}{}_{\text{Ρ}}+(1-\text{ϕ})\text{Γ}{}_{\text{Η}})}$,

$\text{Θ}{}_{\text{Ρ}}=\frac{\text{β}(1-\text{ϕ})\text{Γ}{}_{\text{Η}}\text{Γ}{}_l}{\text{α}(\text{Λ}{}_{\text{Ρ}}+(1-\text{ϕ})\text{Γ}{}_{\text{Η}})}$,

$\text{Ψ}{}_{\text{Ρ}}=\frac{4(1-\text{ϕ})\text{ρ}}{\text{Λ}{}_{\text{Ρ}}+(1-\text{ϕ})\text{Γ}{}_{\text{Η}}}$。

4 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交叉外部性及其增长效应

通过上述模型,本文将内生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同时内生化了,通过模型分析可知,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具有相互促进作用。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 稳态经济增长率g与人力资本生产力参数δH和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ϕ呈现正相关关系,即:∂g/∂δH>0,∂g/∂ϕ>0。

人力资本生产力参数δH提高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使得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更快速的提高,从而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保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在职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这会直接增加产出水平,进而增加资本积累速度;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强本国研发水平,提高技术吸收效率,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促进效应,可知人力资本存量对稳态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ϕ提高,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提高,人力资本会由最终品部门流入研发部门,会提高稳态经济增长率。技术知识用于中间品生产,并进而通过中间品数量和种类的不断扩大提高最终品产量;而且新技术知识的研发会增加技术存量,而技术知识用于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使得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加,而人力资本投入到技术创新过程中,又会促使技术知识存量不断增加,从而对经济产生一种循环增加的促进作用。

命题3 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存在交叉外部性。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技术进步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率之间必定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即:gH=(1-ϕ)gA。当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相应增加,投入最终产品生产过程和R&D过程的人力资本的绝对量都会增加,而此时人力资本积累率高于技术进步率,经济偏离了稳态,为了保持gH=(1-ϕ)gA从而使经济再次回到稳态,技术进步必定相应加快,这就要求投入R&D过程的人力资本的相对量相应增加,就是说,通过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带动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外部性。

当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技术存量增加的时候,首先会通过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使得最终产品的产量增加。而如果假定技术外溢效应ϕ不变的话,技术进步的加速必然伴随着投入R&D过程的人力资本量的增加。人力资本作为经济代理人的技能能力,是与代理人的劳动同时支出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个体对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和对劳动投资决策的权衡必然具有同向性。当经济代理人做出决策使得投入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相对量减少,即投入R&D过程的人力资本相对量增加的时候,他也会对劳动投入做出相同方向的决策,即使得投入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的劳动量相对减少而投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的劳动量相对增加,这会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从而为R&D过程提供相对更多的人力资本,并且保持gH=(1-ϕ)gA从而使经济再次回到稳态。由此可见,技术进步的加速也会带动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加快,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外部性。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技术进步越快,人力资本积累就越快,而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增加又会促进技术进步的加速。我们可以将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理解为一种交叉外部性,就是说,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正的外部性,而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了正的外部性,两者之间的外部性相互交叉、循环,产生了一种螺旋式的交互促进效果,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更为巨大的促进作用。

5 结论

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吸收了罗默和卢卡斯的思想精髓,采用罗默的生产部门划分方法和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合理配置的思想,并且结合了卢卡斯对内生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处理方法,从分散经济均衡和Pareto最优配置两个角度分别求解了模型,比较系统且完备地分析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同时驱动内生经济增长的机制。同时,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处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同时内生化的新的方法,系统分析了现有研究的缺陷,指出了现有研究在模型设定和求解以及经济机制方面存在的错误,为相关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贡献,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最终依赖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这两个因素。通过对均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经济增长率的分析得出结论,技术进步过程和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之间具有相互交叉叠加的正向外部效应,技术创新的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入,同时,人力资本的作用的发挥也依赖于技术水平,这样,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以一种循环叠加的方式促进经济实现长远稳定增长。对于政府来说,应加大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使得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的外部性得以充分发挥,增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以实现宏观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

摘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是一国经济实现内生稳定增长的源泉。本文将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增长思想相结合,建立了研究开发和人力资本同时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技术和人力资本相互促进式的积累过程以及两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得到结论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向的交叉外部性,并可以推动宏观经济实现更快地增长。

交叉因素分析 篇8

一、交叉上市可以提高公众对公司的认知度

中国境外上市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平均而言,中国境外上市公司的海外市场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不到10%,这意味着大部分中国公司的业务、产品、市场都没有拓展到境外,许多公司完全是以国内市场为收入来源。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公司的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基本脱离,即公司的收入来源在国内而股东却在国外。这势必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当上市公司收益好时,作为收益来源的国内消费者却享受不到好处,这对国内投资者是不公平的;而当这些公司收益不理想时,国外投资者就会失去对这些公司的热情,加之信息沟通、信息披露等方面的障碍,国内公司很容易面临失去境外市场再融资的机会。

境外上市公司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长期脱离还可能使公司陷入国内市场份额流失、经营能力萎缩的危机。公司上市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扩大公司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吸引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

二、交叉上市能增加对投资者的保护

香港资本市场无论是法律监督还是信息披露都好于内地资本市场,交叉上市的内地A股公司,由于受到发达资本市场严格的法律制度、证券法规的约束,受到更高的信息披露标准制约,降低了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其次,我们也应看到,内地公司的交叉上市与其他新兴资本市场国家的公司先在本国资本市场上市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交叉上市不同,我国的交叉上市多是表现为一种“先外后内”的特征,即首先在香港上市,然后回到A股市场的一个过程。因此,根据约束假说理论,内地企业通过在香港证券市场交叉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增强,使得这些公司在内地A股市场的价值增加。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交叉上市的公司,其价值大于没有交叉上市的、仅发行A股公司的价值。

三、交叉上市能促进资本市场监管水平的提高

随着近些年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加快,全球市场参与者可以进行全球范围的决定。高效的监管水平代表更高的声誉,因此更具吸引力。全球资本市场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监管水平的高低决定的。公司愿意选择更好的公司治理,增加信息透明度,这种治理上的保证可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刺激投资者的信心。

单位:%

香港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金融中心,资本市场的监管水平一直是受到投资者认可的,因此最初在香港市场上市的国内公司都是质量、信誉较好的大公司。数据发现中国和相关交叉上市的公司持股更加分散,额外现金储备也较低,说明在监管力度好的市场上市提高了公司的治理水平。因此,中国国内的交易所要参与国际竞争,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包括信息披露和限制各种内幕交易行为。在这种监管的不断演进下,上证所和香港联交所的监管程度会逐渐趋同,因为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中,中国公司更乐于在监管更加严格信息更加透明的香港发行股票。因此,出于竞争的目的,上交所也需要增加自己的监管能力。中国内地在2005年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在2006年实施了新证券法,这些都导致了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监管和效率水平大幅度上升,也激励着在香港交易所发行H股的上市公司重新回到A股市场。

单位:百万元

四、交叉上市能增强股票的流动性

对公司境内外交叉上市进行研究的另一个传统角度,是境外上市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流动性。流动性差异假说认为资产的流动性会对资产定价产生影响。流动性是资本市场效率的核心内容,其含义是指金融资产以合理价格迅速成交的能力,也是市场的交易特性之一。在流动性较高的市场,投资者能够以更低的交易成本进行交易,因此可以接受较低的投资收益(或较高的价格)。而对于流动性较低的市场,投资者需要付出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会要求更高的投资收益(或更低的价格)作为补偿。

换手率是衡量股票流动性的重要指标,指成交股数与流通股数之比。换手率高一般意味着股票流动性好,进出市场比较容易,不会出现想买买不到、想卖卖不出的现象,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因此投资者也可以忍受较低的收益率或较高的价格。

H股换手率长期低于A股换手率,说明H股市场的流动性远远低于A股市场。因此,境外投资者要求折价交易H股,以弥补其流动性不足而造成的在H股市场中较高的交易成本。这种较高的交易成本就是对于理性的投资者来说,持有H股会面临较大的逆向选择风险和存货风险,这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隐性成本。因此,H股的投资者要求的收益必然要高于A股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而收益和价格成负相关系,所以A股相对于H股有更高的溢价。所以,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市场交叉上市的效果之一是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动性,进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五、交叉上市能改善融资规模

国际融资是国际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海外经营与营销网络的扩张均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单纯依靠本国资本市场来筹措资金难以满足国际企业的发展需要,国际融资的地位愈加重要。我国证券市场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发展历史,证券制度和市场功能尚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特别是市场融资容量有限,融资规模较纽约、香港等相差甚远。

下面以采取“先H后A”模式的公司为对象,来分析交叉上市,即回归A股市场交叉上市对公司融资约束的改善情况。如果我们将发行H股看做是公司首次上市,发行A股和H股市场上市后集资都看做是再融资,通过比较发行A股筹集资金的规模和H股市场上市后集资的规模,就可以得出交叉上市是否可以改善公司的融资约束。

通过对交叉上市公司融资概况的整理,可以发现,中国公司在H股市场完成首次招股集资后,上市后的再融资受到一定的限制,其筹资规模很小,从1993年至2009年末总共的筹资额为756.4亿港币,远远小于交叉上市的筹资规模,即返回A股市场IPO的筹资规模。从再融资的方式上看,H股公司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再融资主要采用配售的方式,很少采用面向社会公众的新股发行方式,这就制约了再融资的规模。

无论是“先A后H”还是“先H后A”的公司,交叉上市的筹资规模肯定会比在单一市场上筹资的规模大。因此,交叉上市可以改善公司融资约束状况是可以得到论证的。

总之,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交叉上市可以降低融资约束、提高股票的流动性以及投资者的认知度,促进监管水平的提高等,进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最终增加企业价值。

参考文献

[1]Coffee,J·.Racing towards the top?The impact of cross-listings and stock market competition o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M].Columbia Law Review102:2002.

[2]King,Michael and Dan Segal.International cross-list-ings and the bondinghypothesis[M].Bank of Canada,working paper:2004.

[3]Doidge,C.,2004,U.S.cross-listings and the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evidence from dual-class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72.

[4]Moel,A.The rol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stock-market listing decisions:the case of foreign firms listing in the U.S.working paper[M].Harvard Business School,Boston,MA:1999.

[4]易宪榕,卢婷.国内企业海外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7).

血液病致交叉配血结果异常的分析 篇9

【关键词】血液病；交叉配血；抗体筛选；输血安全

【中图分类号】R55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01726-01

对于血液病患者而言输血往往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输血安全则是前提和保证，因而交叉配血结果的判读要求精准。现将本院输血科近2年来血液病房血液病患者输血前交叉配血试验异常的病例分析，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交叉配血结果异常的标本来源 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本院血液科住院需输血治疗的患者，做ABO及 Rh血型鉴定及交叉配血试验，其中发生疑难交叉配血的有31例，其送检标本符合要求。

1.2 方法 做ABO及Rh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试验，对交叉配血不合者，进行抗体筛选及抗体鉴定；红细胞血型鉴定、交叉配血试验、抗球蛋白试验、抗体筛选和抗体鉴定、吸收放散试验均按文献[1]方法操作。

2 结果

2.1 交叉配血结果不合者所患疾病情况 31名血液病交叉配血不合患者中，男性19名、女性12名，年龄23-77岁；其中多发性骨髓瘤9例，急性白血病20例，恶性淋巴瘤2例，上述病例均为明确诊断符合文献[2]标准。

2.2 盐水介质不合 共21例，占交叉配血不合总数的67.7%（21/31）。其中有5例为ABO血型鉴定错误，标本均来源于白血病患者；8例出现缗钱状凝集；6例出现冷凝集，2例含有自身温抗体。

2.3 抗球蛋白交叉配血不合 共10例，占配血不合总数的32.3%（10/31）。经谱细胞鉴定，患者血清中含还有7例为抗-E，2例为抗-C，1例为抗-c抗体，追踪上述患者分别有输血及妊娠史。

2.4 盐水法及抗球法配血皆不合 未检出。

3 讨论

通过对血液病患者交叉配血结果不符的情况分析发现，受血者血型鉴定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知道引起交叉配血不合的因素分为1）免疫性原因：主要由机体产生不完全抗体或自身抗体所致；2）非免疫性反应：由于血清蛋白紊乱、白球蛋白比例倒置或某些药物破坏了红细胞表面的zeta电位，使红细胞呈现非正常凝集。

多发性骨髓瘤（MM）及巨球蛋白血症患者由于血清中产生大量M蛋白，红细胞被其包裹，使红细胞间的Zeta电位下降，产生假凝集，本次资料中有9例骨髓瘤患者出现交叉配血不合，可向试管内加入少许生理盐水，轻轻摇动，如果为假凝集，红细胞凝集会很快消失。

白血病患者由于外周血中出现大量原始及幼稚细胞，会使红细胞膜上的血型抗原减弱；恶性淋巴瘤细胞也会抑制抗原表达；化疗会减弱血型抗原。这部分患者在血型测定正定型时红细胞常呈弱凝集，易误判为不凝集。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患者的血清中一般都含有冷自身抗体，在室温、37℃或任何温度下的抗球蛋白可以凝集所有受试红细胞，甚至自身红细胞。对于由冷凝集素引起的交叉配血不合可用37℃盐水洗涤红细胞后，经吸收放散试验，用放散掉自身抗体的自身红细胞及吸收后的血清做交叉配血试验。

为了保证输血安全，输血科的工作人员对于交叉配血結果不符的情况，应认真分析原因，选择相应的实验方法来准确地输血配血工作。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3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246-264.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注意问题分析 篇10

一、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

在一般的审理案件中, 同一个事件有两个刑事的时候即刑事和民事两个诉讼的时候, 我们采取的是先解决刑事诉讼, 也就是所谓的先刑后民, 这种原则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及刑事责任的先由侦查对调查清楚, 在由法院对该刑事犯罪做审理, 如果有涉及民事的, 在解决刑事责任后在进行民事处理, 在法律处理之前不能先对其中的民事责任进行处理和判决。我国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安排的先刑后民是根据客观条件设计的, 这种审理程序不但明确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为接下来的民事案件的处理奠定了基础。对于侵权的事件, 我们要对侵权者追究法律责任, 在这种追究的过程中首先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最好还有技术的保证。但是在民事的案件中, 奉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 不强调检察官的作用, 当嫌疑人处于被扣留的状态时, 一般先进行刑事诉讼, 原因是这种情况下直接进入民事审理有很多与法理相悖之处。即如果先进行民事部分处理, 犯罪人就可能不被采取扣押等强制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逃跑, 也可能伤害审理的人员。这种情况下耽误了接下来的刑事部分审理。刑法属于公法范畴, 犯罪嫌疑人一旦逃跑, 可能个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不良影响。所以, 先刑后民是一项基本的审理程序, 存在一定的法理价值, 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界定问题

在人民法院审理纠纷事件的时候, 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有的时候遇到的案件本省就是有涉及刑事责任的一面, 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刑民交叉案件。对于处理好刑民交叉案件, 打击犯罪行为维护人民利益至关重要。

真正的刑民交叉案件是指在民商纠纷的事件中有关涉及刑事的案件或者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一起纠纷的案件, 而不是人民所知道的刑事上带有民事的案件。因为这种刑事案件中含有的民事案件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在这种案件的处理中没有太多的争议。这种案件只适用于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权益的时候受到的人身攻击和遭受物质上的损失。刑事案件带有民事案件诉讼是一种案件的刑事民事结合在一起处理, 得出结论, 也可以分开处理, 无论作出什么样的结果都是经过审判组织决定的, 不存在案件的转移问题。正式因为这种民商案件的处理中刑事案件的侦查中有些程序和法律不规范, 所以在处理民事和刑事的案例中不能一起处理, 只能遵循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进行处理和解决, 并将案件的刑事部分送到相应的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课固有的规定和职员的明确分工, 从而产生了刑民交叉案件在处理上的移送的问题。

三、交叉案件刑、民部分处理上的关系和影响问题

一直以来在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处理中, 我们都是本着先刑后民的处理程序来处理各项民事刑事案件。就是在民事诉讼的案件中我们发现这里面有涉及刑事犯罪的要通过侦查有关的事实查清后, 经过法律对刑事犯罪进行处理之后才能审理民事责任, 在此之前, 法院没有单独对民事责任进行处理的权利。其实, 刑民交叉案件一起不同性质部分在处理程序和相互关系上, 是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抑或先民后刑进行处理?如果民事案件在一方没有拿出有效的实质性证据的时候, 审判的结果是有诉讼的理由还有就是事实情况来判决, 从而实现自己的民事诉讼的案件。这种情况下这起案件就不能成为是民事案件而是刑事案件, 只不过是当时的判断错误,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终止民事案件的处理, 如果终止的话, 把该民事案件归档, 会导致刑事案件长期不能破案, 嫌疑人在外面为所欲为。如果驳回起诉的话并不会妨碍刑事案件的结案, 如果刑事案件的事实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 符合起诉的要求, 可以进行起诉, 从而实现自己的民事权利。

在案件处理中民事处理和刑事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法律事实, 在这种同时具有刑事关系和民事法律之间的联系, 从而组成了刑民交叉案件, 这才是真正的刑民交叉案件, 如果在刑事案件中出现诈骗之类的技术, 如果犯罪嫌疑人掠夺大量的财产和借款, 即使他们有借据之类的证明, 但是他们的本意是不归还。在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可以申请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这种案例一般设为刑民分立, 刑民分审不能以刑事处理作出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追究而终结案件受害人的民事诉权和债权权益。

还有的就是通过签约合同的形式来实施的犯罪案件。例如, 辽宁省辽阳市某国有单位负责人私自以单位名义与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借贷合同。殊不知, 这只是这位负责人达到犯罪目的的一种手段, 合同双方当事人并未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而银行不了解二者之间的合同约定, 就支付了贷款给单位负责人, 后有二人将贷款私吞。很显然, 这是民事和刑事交叉在一起的刑事犯罪行为。银行出款后, 这笔贷款不再属于银行, 而是单位所有。在法律上银行已成为权利人即债权人, 该单位为义务人即债务人。这种情况在法律中, 该单位的负责人在私吞单位的款后, 这种私自私吞贷款这一事实就形成了犯罪贪污的刑事案例, 这样, 在审理银行和该单位贷款的这一案件中, 如果发现或知道是谁借用公司的名义涉及贪污犯罪的应该及时举报, 并把相关的材料交到有关的部门, 至于法院要处理犯罪嫌疑人, 追究其刑事责任, 那么, 就可能影响到民事部分的处理即对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 银行与该单位签订的借款合同, 因借款一方即该单位不存在真实的借款意图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业已丧失了合同继续履行的价值, 应按无效合同的相关规定来处理案件的民事部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刑事案件在处理上对案件的民事部分有些许的影响, 主要是在涉案款项的款额上, 如果贪污的人把所贪污的金额拿出来的话, 不论是全部拿出还是拿出一部分都会和他在民事案例中的处分有直接的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民事案件中给出的最后结论。如果事先解决这种案例中的民事案例先判决的话, 在追究其中的刑事责任的时候, 当事人把巨款还回来的话, 也就是该追回款项应当作为执行款项冲抵案件民事判决的履行。

四、总结

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上, 不能通过刑事案例来解决民事案例, 刑事案例可以先判决完在开始解决民事责任, 这两个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没有很大的联系, 所以我们不能通过刑事判决来解决和处理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上的民事责任, 这是刑民交叉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必须明晰和应当澄清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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