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型校企合作（精选8篇）
契约型校企合作 篇1
引言
校企合作创新是合作创新的一种常见形式,按照合作紧密程度可将其合作创新模式分为技术协作型、契约型和一体化型三类,目前合作中以契约型居多[1]。收益分配在校企合作创新中是一个关键且矛盾突出的问题,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探讨研究。收益分配方法主要有Shapley值法、Nash法、贡献度法以及风险补偿法等,Nash最早利用公理化方法讨论收益分配问题[2]。罗利等按照Shapley值法的基本思想,以各方贡献度权重为收益分配系数进行产学研合作创新收益分配[3]。兰天、任培民等在综合考虑贡献度及承担风险的基础上,结合Shapley值法,对产学研收益进行分配[4,5]。另外,有研究者运用不对称的Nash协商模型,以成员满意度为基准,对各成员提出的收益分配比例进行协商博弈,最终获得满意度较高的分配比例组合[6,7]。
现有研究多是求出最优分配系数,然后按系数对合作整体收益进行分配。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很高效。但是,合作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合作的进行,双方的合作态度、努力水平等影响收益的因素都会发生变化,确定收益分配系数契约往往不能反映双方的实际贡献。本文参考文献[8,9],给出有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模型,对校企合作创新双方的合作态度进行演化博弈分析,通过合作态度策略的选择研究此种收益分配契约的激励效果。
一、收益分配契约的特点及基本模型
收益分配契约也可称为收益分配合同或协议,是指对合作产生的收益进行分配的一套制度或契约安排。在分配契约中必须明确各方的义务与职责,其关键在于根据各方贡献的大小,公平合理地对收益进行分配,其核心本质是收益分配方式及分配系数的确定。
(一)收益分配契约的特点
收益分配契约既有普通契约的事前性、不完备性特点,也有其特有的激励性特点。
1.事前制定。收益分配契约是在合作开始之初,对未来各方投入及合作收益进行合理预期,并设计出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方案,这种契约的形成是双方开展合作的前提。
2.内容不完备。一般来说,任何契约都具有不完备性,而合作创新中的收益分配契约的不完备性更加突出。因为创新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没有固定的资源消耗系数或流程,收益分配契约只能根据历史创新经验预估各方的资源投入,而且在合作过程中会有很多突发事件,这是无法完全预测并考虑到分配契约中的。
3.激励性。契约激励在目前现实中使用广泛,同时经济学家也认为契约激励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激励措施。收益分配契约可以维持和巩固成员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激发成员努力投入,提高合作整体收益,当合作整体收益增多时,各成员的收益也会增加,这样成员受到收益增多的激励,便会更加积极的合作。所以说,合理的收益分配契约可以起到制度保障及激励作用。
(二)收益分配契约模型
本文针对契约型、混合支付方式下的校企合作创新,借鉴以往詹美求在文献[10]中的研究成果,引入以各方实际贡献和创新投入为参数的收益分配模型,为了简单明了,模型中忽略了与合作态度无关的相关变量。
合作创新整体的预期总收益为 π,高校U和企业E的预期收益为 πU、πE,
相关变量含义:
R(α1,α2)———创新项目的总收入,它是合作各方实际贡献的二次函数。α1、α2分别为校方和企方的实际贡献,是复合函数变量,与成员合作态度成正相关关系。
CU(β1)、CE(β2)———各方的创新性成本,是各方创新性投入的二次函数。β1、β2分别为校方和企方的创新性投入,是复合函数变量,与成员合作态度成正相关关系。
CU0、CE0———校方和企方的生产性成本,可以认为是一个与成员合作态度无关的常数。
A———在合作之初企方支付给校方的固定金额,与成员合作态度无关。
S、1-S———校方和企方的合作收益分配系数,它与成员创新性能力或者说投入的资源转化成创新收入的能力有关,在收益分配契约中是一个确定的值。
二、校企合作创新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分析
在合作之初,各方会以合作整体收益最大为目标,协商确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收益分配方案,即签订收益分配契约,校企各方以自身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确定自己的努力水平,这是一个非合作博弈过程。为了探究此种收益分配契约的激励效果,下面构建了双方合作态度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得出演化稳定的策略组合。
(一)模型假设
为了模型的可操作性,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以下假设。
1.高校U和企业E在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策略集都是(积极合作,消极合作)。所谓的“积极合作”就是为了创新全力以赴,投入充足的物质资源及优质的人力资源等;“消极合作”则是不顾及合作的整体效益以及合作能完成与否,以自身利益为主,能少投入就少投入。
2.在博弈过程中,若校企双方均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或者合作双方的任何一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则合作整体会产生额外收益,但是双方同时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时与仅单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时产生的额外收益不同,仅校方与仅企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时合作整体产生的额外收益也一般不同;若双方都采取“消极合作”策略,则合作整体没有额外收益,仅产生能维持合作成立的最低水平收益。对于合作创新中产生的额外收益,校企双方会按照收益分配契约进行分配。
3.根据收益分配契约,给出双方合作态度的支付矩阵如表1 所示。其中 πU0、πE0是校企双方达成合作的最低水平收益,这是合作的起点;a0、b0表示校企双方均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时,校方与企方获得的额外收益;a1、b1表示校企合作创新过程中校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企方采取“消极合作”策略时,校方与企方获得的额外收益;a2、b2表示校企合作创新过程中企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校方采取“消极合作策略”时校方与企方获得的额外收益。
4.校方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概率为x,则采取“消极合作”态度的概率为1-x;企方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概率为y,则采取“消极合作”态度的概率为1-y。x,y坳[0,1]。综上可得双方支付矩阵如表1 所示。
其中:
(二)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根据演化博弈思想,计算博弈双方期望收益与平均期望收益:
校方选择积极合作态度时的期望收益为:
校方选择消极合作态度时的期望收益为:
校方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校方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同理,企方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在校企合作创新中,校方与企方合作态度即实际贡献水平的演化过程可由复制动态方程(a)、(b)进行描述。
(三)模型分析
由于收益分配契约的存在,在合作过程中双方都可以预期自己采取各种策略时的收益。估算额外收益时,要注意双方的固定成本以及企方支付给校方的固定报酬不再重复计算,并且仅一方进行积极投入时,由于产生的额外收益要被双方共享,积极合作一方的额外净收益为负。根据收益分配模型可知,a0>0、a2>0、a1<0,且a0、a2的大小关系不确定,同理b0>0、b1>0、b2<0,且b0、b1的大小关系不确定(计算过较简单,此处不再列出)。
令,分别对F(x)和F(y)求一阶导数可得:
根据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11,12],当时,策略x*、y*分别为演化稳定策略。
令F(x)、F(y)等于零,解方程(a)、(b),得到五个均衡点E(10,0)、E(21,0)、E(30,1)、E(41,1)和它们分别对应着一个博弈均衡,且均衡点存在的条件是b0>b1,a0>a2。
下面针对不同情况对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的稳定性进行分析。
1.当均衡点E5存在时双方合作策略的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E5存在,则b0>b1,a0>a2。对于点E1(0,0),F′(x)=a1<0,F′(y)=b2<0;对于E2(1,0),F′(x)=-a1>0,F′(y)=b0-b1>0;对于E3(0,1),F′(x)=a0-a2>0,F′(y)=-b2>0;对于E4(1,1),F′(x)=a2-a0<0,F′(y)=b1-b0<0;对于,F′(x)=0,F′(y)=0。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可知,E2(1,0)和E3(0,1)为不稳定点,E1(0,0)和E4(1,1)为稳定点,为鞍点。由这5个均衡点的稳定性和动态复制方程可以得到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的系统相位图(如图1)。
此时双方合作策略到底稳定于何处,主要取决于合作的初始状态。在初始状态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暂且认为双方合作策略稳定于E1(0,0)和E4(1,1)的几率相同。
2.当均衡点E5不存在时双方合作策略的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E5不存在,则b0<b1,a0<a2。对于点E1(0,0),F′(x)=a1<0,F′(y)=b2<0;对于E2(1,0),F′(x)=-a1>0,F′(y)=b0-b1<0;对于E3(0,1),F′(x)=a0-a2<0,F′(y)=-b2>0 ;对于E4(1,1),F′(x)=a2-a0>0,F′(y)=b1-b0>0。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可知,E2(1,0)、E3(0,1)和为E4(1,1)不稳定点,E1(0,0)为稳定点。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的系统相位图(如图2)。
无论是校方还是企方在积极合作状态下的期望收益都大于消极合作状态下的期望收益,所以对于双方来说选择“积极合作”策略是明智的,但是在合作创新过程中,成员会发现只要对方采取了“积极合作”策略使合作整体产生额外收益,自己不再付出额外努力也可以分享到额外收益,而且由于创新投入的不确定性,其宁愿进行消极合作以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时选择“积极合作”策略的一方会感到不公平,为了对消极合作一方进行制裁也会逐渐的选择“消极合作”策略。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的约束下,双方合作策略会更大几率的趋向于(消极合作,消极合作)。
根据以上分析及合作创新实际情况可知,收益分配契约不能产生很好激励效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由收益分配契约可以看出,合作中只要有一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另一方即使消极合作,不进行额外投入,也可以共享额外收益,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收益不会明确小于积极合作状态下的收益。
2.创新投入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人能保证所有的努力都可以转化为成果,这样的认识会让合作双方在维持合作正常运行的基础上,更青睐于保守的合作态度。
3.在校企合作创新过程中,创新性成本是实际贡献的增函数,其随实际贡献的增加而增加,且增加的速度加快。这说明随着合作的进行,产生单位的额外收益,合作成员需付出的额外努力更多。在收益分配契约的约束下,如若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合作各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合作态度不会收敛到(积极合作,积极合作)的状态。
三、结论
本文以双方合作态度的演化为视角,对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的激励效果进行分析,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校企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双方合作策略组合演化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双方合作态度在长期演化博弈中,(积极合作,积极合作)和(消极合作,消极合作)是稳定的策略组合,但是双方合作态度会较大几率地稳定于(消极合作,消极合作)。而在合作创新中只有(积极合作,积极合作) 的策略组合才可以使合作整体达到帕累托最优,由此可见,这种有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并没有很好的激励效果。
在校企合作创新中,要想提升收益分配契约的激励效果,促使各成员都进行积极合作,必须对有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进行调整。在合作创新完成之后,根据双方的实际贡献对创新收益进行二次分配,即在原有分配基础上对双方进行补偿。如果在创新过程中仅一方采取了“积极合作”策略,另一方采取“消极合作”策略,在按确定分配系数分配的时候,消极合作的一方可以共享到额外收益,但是在收益分配补偿的过程中,消极合作的一方会得到负的补偿,积极合作的一方会得到正的补偿。如此一来,在合作过程中成员采取“机会主义”的动力就不存在了,双方合作态度的演化博弈也可以快速地收敛到(积极合作,积极合作)的策略组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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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onaccors P.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aluation of uninversity industry relationships[J].R&D Management,2007,24(3):229-247.
契约型校企合作 篇2
第一条 产品标的：
花岗石及其花岗石之加工雕刻等制品，由乙方觅料先行购买原料，但需经甲方之同意。
第二条 合作方式：
（1）甲方负责提供设厂和产销技术供乙方於设厂地生产该产品，专利之专属权属於甲方。甲方得指定人员服务於业务推广和行政事务。人员之聘用，经理级以上人员和会计，出纳人员由甲方聘任，乙方人员系纯代工性质。对外乙方为全体代表之名义人，甲方以隐名合伙参加必要的行政事务监督。进出口业务则由甲方负责代理船务公司办理。
（2）甲方同意开立信用状给乙方作为设厂之基金。
第三条 发起设立：资本额和认股。
发起人以乙方名义办理公司登记，其资本额定为_________，甲方於设立登记时出资认股共_________股，合计_________元，乙方出资认股共_________股，合计_________元。乙方得以土地折换_________元，扺充股本（包含盖厂费用）。其资本额为_________元。每股金额_________元。甲方以隐名合伙股东名义出资认股，仅於出资之限度内，负分担损失之责任，本公司由出名营业人乙方执行，但甲方仍得参与行政监督和重大决策等之执行。
第四条 利润分配：
扣除行政经理人员，业务代工人员等薪资费用和必要的管理销售费用後，其分配方式如下：（先扣除税金，提拨公积後）
甲：_________％
乙：_________％
盈馀分派得以现金和股利发放。
第五条 危险负担：
（1）乙方保证其为甲方所完成之货品，自产品装船或交付甲方客户後之日起，除因不可抗力或使用不当所致之毁损外，若有因品质不良或乙方工作物瑕疵所致，乙方同意负责换新。
（2）本约约定之标的物所有权与危险负担应於乙方完成甲方订制产品，经甲方所订之品质测验标准认可後，依甲方订单指定之地点交付甲方之授权代表或托运人後移转甲方。
第六条 决议事项：
（1）普通决议：公司章程对一般决议方式采普通决议，即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出席，以出席股东过半数之同意行之。
（2）轻度特别决议：有关公司重大行为，采特别决议，诸如委托经营与他人共同经营缔结变更或终止出租全部营业，让与全部或主要部份之营业或财产，受让他人全部营业或财产，对公司营运有重大影向者，发行新股分派股息，董事竞业之许可，转投资，变更章程等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出席，以出席股东表决过半数同意之。
（3）重度特别决议：公司解散或合并，公司债之发行等需有应有代表四分之三以上股东出席，以出席股东表决过半数同意行之。
第七条 解散事因：
本合作之公司因下列事由而解散：
（1）章程所定事由解散
（2）公司目的事业不能成就者
（3）股东解散之决议
（4）与他公司合并
（5）破产
（6）解散之命令或裁判
第八条 清算：
公司之清算以董事或选派清算人为清算人，清算人之执行发生显著之障碍时，法院依债权人或清算人或股东之声请得进行特别清算。其职务如下：
（一）了结现务
（二）收取债权清偿债务
（三）分派盈馀或亏损
（四）分派剩馀财产。
第九条 违约金：
（1）若乙方不履行合作契约之生产义务，甲方得经催告限期履行，逾期仍不履行时，甲方得解除本合作契约。解约时，乙方除应将既收资本款全部退还甲方外，并双方约定应赔偿甲方_________元。
（2）若甲方不履行合作契约之条款义务，亦同。
第十条 留置权：
若乙方不履行合作契约之义务，甲方可留置工厂生产中和生产後之成品和半成品，并依法将留置财产折价或变卖，以其价款优先受偿之权。
第十一条 智慧财产权之归属：
甲方所为之技术知识移转，其专利，著作权和营业秘密均属甲方所专有。惟有经甲方特许授权，乙方不得洩露本契约之营业秘密和违反甲方专属之商标专利和著作权。未经甲方事前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订单生产之全部或一部转由第三人承制或转包，更不得将本约之一部或全部移转他人，如有违反，乙方愿受_________元惩罚性赔款。
第十二条 准据法和管辖法院：
本契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法律为准据法。若有法律诉讼纠纷，甲乙双方愿以商务仲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_________法院为第一审法院。
第十三条 完整条款：
本合作设厂契约，经签订後视为完整契约，任何契约前或当时之书面或口头约定不得抵触本完整契约。订立契约後之口头或书面，非经双方以书面同意外，不生效力。
第十四条 生效条款：
本合约壹式参份，甲乙双方和见证人各持一份为凭，合约自签订日即生效。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契约型校企合作 篇3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实训基地建设新模式, 采用组建校企合作理事会, 依靠行业力量, 积极争取铁路和轨道运输企业的支持, 以契约关系的形式, 开展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的办法, 有效解决了实践教学环节中实训基地数量不能满足教学需要的困难, 企业在与学院合作过程中, 解决了职工培训等诸多问题, 学院和企业实现了双赢, 形成了良好的循环和发展机制。
1 契约及契约原则
契约一词源自于拉丁文, 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团体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法的义务关系协议。在理论上, 这种协议即为一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债协议。但是契约的法律强制力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代契约分为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契约的订立都是在预测实现目标的基础上设定的义务和收益, 在执行过程中, 有些问题是很难预料的, 因此, 现在经济团体之间的契约一般都是不完全契约, 有些没有写入契约的事宜由契约各方协商执行。契约的设定本着自愿的原则, 其基本性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交易关系。首先契约关系的双方是平等的, 对整个交易的顺利进行负有共同责任, 没有哪一方可以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平等的重要性还在于, 平等是自由表达意志、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 因此也是此后契约必须信守的前提。如前所析, 没有平等, 意志表达就可能是被迫的, 那么契约也就可能不成其为契约, 而只是一种胁迫的结果。其次, 契约关系经常是相互的, 权利和义务之间往往是互相捆绑在一起的, 在契约交易中, 所交换的总是某种物品或对于某种物品的权利。第三, 执行契约的义务在我, 而核查契约的权力在人, 契约的构成和履行还要求交易者有行为能力, 也就是能够做到意思自治。第四, 我的义务保障的是你的利益, 而你的义务保障的是我的利益, 契约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愿参与交易的各方都预期有利。
随着时代的发展, 大部分学者认为契约这个词过于陈旧, 一般用合同来表达。在法律意义上, 契约和合同是一致的, 都是协议的表达。本文采用契约和合同相一致的观点。
2 校企合作机制
2.1 学院在实训基地建设中面临的问题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在自身发展过程中, 依据培养标准, 投入了大量资金, 先后建设了符合岗位技能需求的实训基地58个, 但是这些基地的建设远不能满足实训教学的需求。首先, 铁路和轨道交通运输企业的技能岗位众多, 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准入制度, 铁路特有工种准入职业为77个, 在这77个职业中, 又包含许多岗位细化工种, 职业技能标准等级包括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等五个级别, 现有实训基地不能满足实训教学的需要。其次, 资金的投入, 学院资金投入一般都是依靠财政拨款, 我国职业教育资金投入虽然在逐年增加, 但是, 对于职业院校来说, 都是杯水车薪, 财政投入远远不足;学院虽然依靠自己的办学实力, 可以自筹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实训基地建设中, 可是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第三, 场地限制。天津铁道职业学院现有两个校区, 共占地240亩。由于校区面积所限, 不可能在现有占地面积不变的基础上无限制地建设实训基地。另外, 有些大型实训场地并不适合建设在学校内部, 比如桥梁、隧道等。第四, 仿真模拟不能代替真实工作岗位。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实训教学以岗位能力要求为目标, 按照岗位技能标准有针对性地进行岗位能力训练。现有校内实训基地设备、设施虽然都和真实工作岗位使用的设备、设施相一致, 但是工作环境采用的是仿真模拟技术, 模拟程序都是预先设定的, 不能随意更改。这样的工作环境不符合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生产现场情况随时发生变化的特点, 不能提高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
2.2 校企合作机制的建立
鉴于存在以上的问题,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实训基地建设的新途径, 依靠行业的力量, 积极同铁路和城市轨道运输企业开展有效的合作。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学院和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理事会 (以下简称理事会) 。理事会制定了详细的章程, 以密切学院与企业的联系, 培养企业所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实现校企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 致力于学院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实习和就业以及企业的员工培训、技术服务、人才需求等方面的合作。实现学院与企业信息互通、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 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良好局面。章程的第二章第七条明确规定:做好学生的教学实习与顶岗实习。理事会成员要积极与学院共建专业实训基地, 积极为学生实习提供实训场地和项目、指导教师、安全保障及生活等方面的便利条件。目前理事会企业成员有182个, 均和学院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书。
校企合作理事会的成立以及校企合作协议书的签定, 解决了学院实训基地建设和学生的顶岗实习等诸多方面的困难, 学院探索出了一条校企合作的新途径。
3 校企合作建设实训基地新模式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和理事会成员企业, 根据校企合作协议书的规定, 本着自愿的原则, 在实训基地建设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合作形式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形式, 企业投资并负责建设, 学院提供场地并负责管理, 校企共同使用。企业和学院根据共同的需求, 由学院提供场地, 由企业投资和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完成后, 学院负责日常的管理和保养, 校企共同使用。这种模式有效解决了学院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 资金的投入回报在哪里, 如何保证企业的利益呢?学院根据企业的需求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员工的技能培训。这种模式的合作要求学院具备雄厚的教学实力, 对学院的要求比较高。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依靠自己雄厚的师资力量积极开展这种模式的实训基地的建设。2007年, 中铁六局投资48万元在学院内建设了高速铁路轨道实训基地, 建成高速铁路整体道床100米, 铺设了高速二型轨道板, 设置CP2控制点一组, PC3控制段六对, 可以同时满足40人的实习实训任务, 实训项目为高速铁路整体道床施工, 整体二型轨道板铺设施工、CP2和CP3控制测量。
第二种形式, 企业提供物资支持, 学院提供场地并建设和管理, 校企共同使用。同样, 企业和学院基于共同的需求, 由企业提供建设实训基地所需的物资设备, 学院提供场地并负责建设和管理, 建成之后由校企共同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 根据需要, 学院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并负责员工的培训工作。这种合作方式和第一种合作方式基本相同。例如, 青岛供电段于2009年提供整套的变配电设备, 和学院合作建设了铁路供电实训基地。实训项目为铁路变电、铁路配电等实训, 2009年铁路供电工程公司提供整套设备, 由学院提供场地, 合作建设了接触网工实训基地。
第三种形式, 根据校企理事会的章程和校企合作协议书的规定, 学院在企业设置顶岗实训基地, 这种合作形式有效解决了学生顶岗实习的问题。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工作, 职业技能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企业的收益就是根据协议优先录用符合岗位能力需求的毕业生为企业员工。例如, 学院先后在唐山机务段、天津工务段, 南仓工务段、北京站、天津西站、北京动车段等单位设立校外实训基地, 学院现有校外实训基地46个, 其中, 北京铁路局南仓站和天津工务段被天津市教委命名为天津市职业院校校外实训基地。
4 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成果分析
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本着共建共享、适用性、规范性、多元性、先进性的原则, 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技术研发为一体, 满足了校企多方面的需求。
4.1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弥补了学院资金投入的短缺
职业学院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正如本文开始分析的那样, 资金的不足是制约职业院校发展的瓶颈, 实训基地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而财政支持资金根本不能满足实训基地建设的需要, 职业院校自筹资金比较少, 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行业和企业的支持, 积极开展对外技术服务, 满足行业和企业的需求, 吸引行业和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和技术需求而对职业院校进行资金投入, 企业资金投入的收益就是得到职业院校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 实现校企双赢的局面, 使校企合作步入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
4.2 基于工作过程的实习实训提高了学生的职业技能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首先要满足企业的需求, 这也是企业积极参与的源动力, 否则企业就没有参与的热情, 企业根据自身的职业标准和岗位技术需求, 来规划和建设实训基地, 使实训基地技术标准更符合现代化岗位能力需求。学生在这样的实训基地进行实习实训, 更有针对性, 有助于学生对岗位技术标准理解和岗位能力的培养。对于顶岗实习的学生来说, 更能适应岗位技术需求, 满足企业用人的需要, 提高了学生的职业技能, 为今后顺利步入工作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3 提高学院培训能力, 推动技术服务工作
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 增加和丰富了学院实训基地的数量和种类, 为学院开展面向企业的技术培训服务工作提供了教学资源, 丰富了教学手段, 提高了教学质量。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凭借雄厚的师资力量, 积极开展面向企业的职工培训工作, 近三年来, 年均培训5000余人次。先后于2001、2003、2008、2011年四次承办国家商务部援坦赞铁路高级技术人员培训。
4.4 推动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学院依靠丰富的教学资源, 承建了铁道行业第十五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和天津市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第61所, 可鉴定初、中、高级工和技师、高级技师5个等级74个铁路特有工种及通用工种的技能鉴定, 校企合作建设实训基地, 为实施“双证书”教育创造了条件。这两个鉴定机构每年承担国家鉴定任务7000余人次, 为学院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4.5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校企合作机制以及在此机制下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丰富了学院的办学层次, 扩大了学院的办学规模, 提高了学院的经济效益。学院不但承建了两个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而且还是中国职业教育学会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单位;铁道部机车司机培训考试基地和高速铁路技术培训基地;商务部坦赞铁路高级技术人员培训基地;建设部建设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北京铁路局和中铁六局职工培训基地, 学院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5 结束语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依托行业支持, 通过开展面向企业的技术服务工作, 吸引企业积极参与学院的建设, 探索出了一条校企合作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的道路。
校企合作理事会的成立, 使学院与企业共同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长效机制得以建立。学院积极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学生的职业能力显著提高, 2011届毕业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比例达100%。
近三年毕业生平均首次就业率为95.5%。订单培养人数达到在校生总数的44%以上。截至2012年5月, 2012届毕业生就业率95.1%, 签约率78.1%;2013届毕业生的签约率69%。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斯公司的《天津市高校毕业生质量2011年度报告》显示, 我院毕业生综合评价的就业竞争力指数为95.3, 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1.8%, 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为70%, 企业的总体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摘要：实训基地建设在各类高职院校建设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关系到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质量、生存和发展。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和铁路交通运输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校企合作机制, 以契约约定的模式, 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共同建设、开发实训基地, 实训教学效果良好, 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契约,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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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合作创新的契约选择研究 篇4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不断开发适合市场的新产品是企业扩大市场分额和利润增长的关键之一,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和流行性产品。如近几年由于苹果、谷歌Android等新一代手机不断推出,市场份额增长迅速,而作为最大手机制造商的诺基亚由于在高端智能手机研发的迟缓目前面临严峻形势。另外由于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市场不确定性、技术复杂性的增加以及持续大量投资,越来越多企业为降低产品创新成本和风险而选择合作研发。
合作产品研发战略联盟是由两个以上创新参与者,为完成创新任务,在创新过程中形成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合作创新组织。企业间形成合作研发联盟的动机包括企业间的资源和能力差异程度[1,2];研发成本共担,规模效应和避免重复研发投资;将合作伙伴的技术和能力内部化并产生新的核心能力,实现知识共享等[3,4]。
在产品合作创新行为(决策)的激励方面,蔡猷花和陈国宏等通过对两条供应链间技术创新研发协作以及不协作博弈,分析了企业研发对供应链间的影响[5]。Panayides等实证调查发现成员间的信任有助于创新协作与绩效提高[6]。另外国内外学者在AJ模型基础上,从产业角度对存在溢出效应时企业间研发联盟最优合作策略和成本分担方式进行了研究[7]。张巍等分析供应商、制造商和销售商多方协同创新情形的供应链总收益、创新投入以及产品销量,并运用Shapley值法探讨了三方协同创新的收益分配[8]。以上这些研究大都基于信息对称和企业间整体合作的角度,而对产品合作创新方式以及基于运作层上的决策涉及不多。
最近Terwiesch和Xu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适合采用竞标方法外包的类型[9]。Bhaskran和Krishnan将合作产品开发分为收益分享、研发成本分担、研发工作分担三种形式和合作契约机制,基于创新的不确定性及企业间研发能力不同对协作机制选择进行了比较[10]。然而文献[10]对大量存在的企业间研发能力互补而共同研发(即该文提到的研发工作分担)的形式和具体契约选择并未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借鉴团队合作的相关模型,在分析现有产品共同研发模式基础上,对企业间合作产品创新的不同收益分配契约进行研究,并对这些契约的特点和适合条件进行比较。
2 基本模型
合作研发企业间的关系一般可分为股权型合作研发战略联盟、对外委托型合作研发战略联盟和非股权非委托型合作研发战略联盟等。本文集中考虑非股权合作产品创新,对于合作研发契约,本文考虑四种形式:按照研发成果固定支付的契约(FO)、按照研发努力而固定支付的契约(FE)、按照付出成本支付的契约(CB)、按照绩效定价的契约(PB),并对这些契约的特点和适合条件进行比较[10,11]。
2.1 模型的构成
考虑研发能力互补而共同参与研发的两个企业,双方风险中性,一个为发起和组织者A,另一个为合作研发的伙伴企业B(以下分别简称为产品创新的主导企业和伙伴企业)。产品创新是否成功与收益大小,与两个企业的合作程度紧密相关。基于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团队合作创新的特点,我们设主导企业产品创新的收益为ε1V(x,y),其中ε1,ε2分别为均值为1和0的随机变量,它们反映了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而V(x,y)为Cobb-Douglas函数形式[12],即V(x,y)=μxayβ,其中x,y分别为主导企业和伙伴企业的创新努力;a,β>0分别为x,y的收益弹性系数,反映两个企业对合作创新贡献的能力,并且a+β<1说明关于x,y边际收益递减;μ>0为收益系数,反映了产品创新的收益潜力与市场大小。显然V(x,y)是关于x, y可导的凹函数,并且
另外我们设双方的创新成本分别为cAx和cBy,其中cA,cB为创新努力成本系数,这表明创新努力关于成本的线性关系。对于合作双方来说,最后合作收益为共同知识,可观察和契约化;而对于双方的创新努力水平x, y,一般会因无法契约化而导致双方的道德风险,因此双方基于Nash博弈均衡的努力水平将低于系统最优的水平,本文基于这种情况讨论合适的契约形式。
双方的博弈顺序如下:(1)主导企业(委托方)根据合作创新特点提出合作契约;(2)伙伴企业(代理方)根据他的保留效用选择合作或不合作;(3)当伙伴企业选择合作,双方同时付出创新努力;(4)双方完成合作,根据事先契约分配创新收益。
由于双方风险中性,基于双方的博弈顺序,双方创新努力决策的依据将是ε1V(x,y)+ε2的期望收益,即V(x,y), 因此以下的讨论将不考虑产品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
2.2 系统最优契约
作为对比,我们首先讨论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的系统最优契约,即两个企业看作一个整体,企业间产品合作创新努力以系统整体收益最大进行决策。此时的决策问题为
由于Cobb-Douglas函数关于x,y是凹函数,一阶条件得系统最优的创新努力xFB、yFB为
由(1)、(2)式知,xFB/yFB=(acB)/(βcA),这说明在系统最优情况下企业的创新努力与市场规模系数μ无关,与自己的努力弹性系数成正比、成本系数成反比,与合作伙伴的这两个系数正好相反。
进一步,此时系统最大收益为
3 最优契约选择
在创新努力不能证实下,由于双方道德风险而无法达到系统最优。然而现实中有可能有成本的获得。创新努力证实成本包括在契约签订前的责任和义务的界定,契约执行中和执行后的会议、周期性进程报告和创新成本记录、现场或通讯技术监控等。若双方的创新努力能得到第三方证实,将可以契约化。我们考虑三种情况,即主导企业或伙伴企业的创新努力可以有成本的证实,以及双方的努力都无法证实而导致的双边道德风险情况。
3.1 主导企业创新努力能有成本的证实
设主导企业通过付出证实成本λo+λ1x(λo,λ1≥0) ,其创新努力X能得到第三方证实。λo+λ1x说明主导企业付出的努力X越大,他需要付出的证实成本越高。此时转移支付t(V(x,y),x)通过可契约化的和收益设定。主导企业优化问题为:
其中uB为伙伴企业的保留效用,(3)式为伙伴企业的参与约束;(4)、(5)式分别为主导企业和伙伴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
显然该问题最优时(3)式是紧的,我们有下面命题1。
命题1 当主导企业创新努力可证实,下面的研发成果固定支付的契约(FO)是最优的
这里VFO=V(XFO,y FO),(XFO,y FO)=argmaxV(x,y)-(cA+λ1)c-λ0-cBy 。 (6)
证明:显然上述契约满足伙伴企业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在均衡状态下,双方努力水平为XFO,yFO,系统总收益为考虑了创新努力证实成本后的系统收益的优化,因而该契约最优。
由于(6)式关于是凹函数,同样由一阶条件可得系统最优的创新努力XFO、yFO满足当λ1>0时,XFO<XFB,yFO<yFB;并且XFO/yFO=(acB)/(β(cA+λ1))<XFB,说明由于主导企业额外的成本,均衡下与伙伴企业相比创新努力的比例低于2.2节系统整合最优情况。
该契约的关键是XFO的可证实性,为此需要主导企业明确双方的角色和责任,主动的信息沟通及对整个创新过程可监督性,确保配备人员和相应资产、设备投入。对于创新绩效须双方建立明确的衡量标准和阶段性的绩效检查。另外该契约强调企业间团队工作和有效沟通、解决冲突的能力[13]。
对于风险厌恶的合作伙伴,将对产品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风险敏感,因此需要将该契约的修正适当的系数,伙伴企业须得到额外的风险溢金才能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
3.2 伙伴企业创新努力能有成本的证实
当伙伴企业通过付出证实成本η0+η1y(η0,η1≥0),其创新努力能得到第三方证实时。此时转移支付t(V(x,y),y)通过可契约化的和收益设定。主导企业优化问题为:
(7)式为伙伴企业的参与约束;(8)、(9)式分别为伙伴企业和主导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
同样该问题最优时(7)式是紧的,我们有下面命题2。
命题2 当伙伴企业创新努力可证实,下面的按照研发努力而固定支付的契约(FE)是最优的
这里(xFE,yFE)=argmaxV(x,y)-cAx-(cB+η1)y+η0。 (10)
证明:显然上述契约是唯一的Nash均衡,并且满足双方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在均衡状态下,双方努力水平为xFE、yFE,系统总收益为考虑了创新努力证实成本后的系统收益的优化,因而该契约最优。
同样由(10)式关于是凹函数,由一阶条件得系统最优的创新努力xFE、yFE满足当η1>0时,xFE<xFE,yFE<yFE;且xFE/yFE=(a(cB+η1))/(βcA)>xFB/yFB,说明由于伙伴企业额外的成本,均衡时主导企业与伙伴企业创新努力的比例高于2.2节系统整合时最优情况。
在伙伴企业创新努力能有成本的证实时,有的主导企业采用CB契约形式,与伙伴企业协商确定伙伴企业创新努力的投入量,由命题2可以看到最优CB契约是线性形式(cB+η1)yFE+η0+uB。与契约FO不同,基于契约FE和CB不受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的影响,适合于复杂的事先难于准确评估的创新项目;另外当伙伴企业是风险厌恶者时,选择CB契约可以使主导企业减少因为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需要支付给伙伴企业的风险溢金。但该契约需要通过与伙伴企业建立长期信任合作关系,经常性了解和审核伙伴企业费用,以降低创新努力的证实成本。
3.3 双边道德风险
当合作双方创新努力都难于证实时,将导致双边道德风险,此时转移支付t(V)只能通过创新收益V(x,y)设定,设b为主导企业所占总收益的分额。主导企业优化问题为:
(12)式为伙伴企业的参与约束;(13)、(14)式分别为伙伴企业和主导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由文献[14]得到命题3。
命题 3 当转移支付t只能通过创新收益V(x,y)设定时,按照绩效定价的线性契约(PB):t(V)=(1-b)V+m是最优的,其中b,m为常数。
由文献[15]可得此时
命题 4 (1)由于双边道德风险,xPB<xFB,yPB<yFB,但xPB/yPB与xFB/yFB大小关系与a,β的相对大小有关。(2)由于合作双方风险中性,b只与双方努力弹性系数有关,与收益系数μ无关,并且0<b<1-β;(3)b(a)随a的增大而增大,当a趋向0,b趋向0;当a趋向1-β,b趋向1-β。对于b(β)正好相反。
证明:由
主导企业总收益保留系数b与双方努力收益弹性系数a,β(取)(0<a,β<0.5)关系如图1。
命题4说明伙伴企业在合作创新中所起作用越大、努力收益弹性系数β越高,它需要的激励越大;当A=β时,b=1/2,合作风险和收益在双方平均分配;而当β趋于0时,即产品合作创新主要由主导企业完成时,PB契约接近于固定支付契约。
4 四种契约的比较
上节分析了四种契约的最优形式。我们发现这些契约的选择依赖于努力收益弹性系数a,β,创新努力成本系数与证实努力成本系数之比cA/λ1、cB/η1,以及双方的证实努力的固定λ0、η0,而与收益系数μ无关。本节基于合作双方创新努力的弹性系数a,β,从合作双方总收益的角度对这些契约进行比较。
由于函数表达式的复杂性,下面结合一个数例进行说明。设合作产品创新收益V(x,y)=3xayβ,λ0=η0=0,λ1=1,η1=2,cA=cB=1,uB=0.5。通过上节的相关公式,应用Mathematica软件,我们在a-β平面得到三种情况下不同契约的占优区域(即FO、PB、FE、CB这4个契约中合作创新总收益最大的区域),如图2所示。其中A区域为FO契约占优的区域,B区域为PB契约占优的区域,C区域为FE、CB契约占优的区域,而“合作不可行”区域为不满足伙伴企业参与约束而使合作创新不可行的区域。
尽管随着具体参数设定不同,图2形状有所变化,但我们发现上面4种不同契约下合作创新总收益与a、β紧密相关,得到命题5。
命题5 整体来说,在合作创新总收益对主导企业努力更敏感、其贡献能力更大时,主导企业选择FE、CB契约对合作产品创新更有利;相反,当合作创新总收益对合作伙伴企业努力更敏感,其贡献能力更大时,主导企业选择FO契约对双方的激励更强、更有利合作产品创新;而当合作双方所起作用相当时,主导企业更偏好于PB契约,使合作伙伴更直接分享合作创新收益而受到更大激励。 命题5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合作产品创新的特点和参数大小,对合作创新契约进行比较选择。
5 结论
近年来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创新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创新的高风险性和能力与资源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合作研发。本文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在分析现有产品共同研发模式基础上,借鉴团队合作的相关模型,对信息不对称下企业间合作产品创新的4种契约形式的特点和适合条件进行分析,对不同契约下各方的创新努力程度和合作创新收益进行比较,并基于参与各方不同创新贡献能力下的契约选择进行了分析。
本文主要对两个合作创新者风险中性情况进行了研究,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考虑不同风险偏好下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对合作产品创新形式的影响和契约选择,另外合作创新的其他收益模型形式对契约选择的影响,以及有多个参与者和多阶段合作下的契约选择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
契约型校企合作 篇5
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学历教育的根本特征在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1], 而职业能力的培养仅仅靠职业学校本身无法独立完成。教育部2002年以来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指导方针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005年《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将其提升到国务院决定的高度, 明确提出: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被普遍认为是实现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途径。新世纪以来, 我国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实践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尤其是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实施以来, 在政府推动下, 我国在校企合作保障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如, 组建职教集团, 成立理事会、董事会, 建立职教联盟等[2]。但总体看来, 我国校企合作保障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校企合作仍然处于探索与实践的阶段。因此, 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对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长久的, 有效的, 互利多赢的校企合作保障机制, 成为高职院校特别是骨干建设院校的重要课题。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微电子学院提出了“校中厂, 厂中校”的校企合作思路, 并以国家骨干专业建设为契机, 成立了平板显示行业协会牵头的, 校企共建的熊猫光电学院, 为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二、校企合作的模式
随着校企合作机制的研究和实践的积累, 目前已经发展出了多种合作模式[2,3]。文献[3]将众多模式归纳为以下9种。
1.“学年分段”, 即学生前两年在校学习与实训, 后一年到企业顶岗实习和毕业实践并与就业紧密相关, 这是校企合作中最普遍的形式。
2.“阶梯分段”, 3年中企业实习的比例, 分别为1/3、1/2和2/3, 学校学习和企业实习紧密结合, 逐渐加大企业实习比例。
3.“半工半读”, 即校与企共同制订培养方案, 工学交替 (每一学期或一学年, 也有几天轮换一次) 。
4.“弹性安排”, 根据合作企业生产经营的季节性特征和周期性特点, 比较灵活地安排工学的交替。
5.“订单培养”, 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以特殊“定制”的规格, 一定的数量, 提前预订毕业生, 往往伴随着共同的课程开发、共同的培养和教学管理。
6.“教学工厂”, 学校自办生产、服务企业或者企业把与学校对口的车间搬进学校, 实现生产车间与实习车间合一、教师与师傅合一、学习与生产合一及作品与产品合一。
7.“厂内基地”, 企业除安排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的车间、工位和兼职指导师傅外, 还单独设立了为学生实训和实习服务的车间, 具有教学、培训和实习功能, 有固定管理人员和专职企业指导师傅者可称为厂内工学基地。
8.“行业主导”, 中小企业居多的行业, 单个企业不具备单独与学校合作的条件时, 行业部门或行业组织出面牵头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并组织企业群, 联合为学校提供实习岗位、实训设备和兼职教师, 联合下培养订单。
9.“职教集团”, 这是一种以名校为主导, 相同区域、相同行业院校、企业联合,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职业教育组织。不管哪种模式, 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过程中, 由政府主导, 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职业院校处于主体地位, 积极推行各种模式的校企合作, 而行业和企业则处于从属地位, 处于相对被动的配合地位。如果在校企合作中企业无法获得长远的利益保障, 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就不高, 缺乏内在动力, 因此, 校企合作当中, 提高企业的主体性是校企合作成功并走向深化的保障[4]。
三、校企合作机制的基础
任何形式的合作必须有合作基础, 即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如果共同的目标与利益是长久的、稳定的、多赢的, 则这种合作就存在牢固的基础。同时合作方也有各自的目标和利益, 这些目标和利益可能不一致, 甚至是矛盾的, 能否平衡各方利益则是合作能否稳定发展的根本[4]。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牵涉参与方包括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学校、学生等。各方共同目标是“资源共享, 培养适应企业需求的高技能符合型人才”;这样目标的达成, 对于政府而言, 实现职业教育基本目标, 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企业和行业协会, 能够得到急需的人才;对于学校, 达到了实用人才培养的目的, 提高了学校的声望;对于学生, 能使其掌握实用的技术和技能, 找到理想的工作。同时各个主体又有不同的利益。政府希望各参与主体以发展教育和培养学生为核心, 实现各自的教育和培训功能。行业和企业则希望自己负担的培训和教育的功能越少越好, 学生对生产发挥的作用越大越好。学校则希望, 政府给学校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支持, 企业能够承担培训和教育学生的职责。而学生则希望学校代表自己的利益, 能在企业学到东西, 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因此, 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实践中, 最重要的是寻求共同利益。政府应该出台鼓励“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政策[5,6];这种政策必须基于各个主体的共同目标和利益, 真正地让各参与方, 尤其是企业感受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积极参与对企业发展有利。学校是校企合作的主要推动者, 需要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政策推进校企合作。在设计时, 必须仔细考虑合作的行业和企业, 寻求那些有长久的共同利益合作伙伴, 并能逐步形成实际可行的合作模式, 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学生的主体性也不能被忽略;学生不能是被动的参与者, 应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必须保证学生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中的地位与权益。
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实践与思考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曾做过大量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实践和与尝试。但很多校企合作的层次比较浅, 主要模式包括“学年分段”、“半工半读”、“订单培养”等。这些合作关系比较单一, 最终学校提供学生, 企业接纳学生实习。学校和企业缺乏其他交集, 对于学生的培养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目标。学生从学校到企业没有过渡, 从角色转换上有明显的割裂感, 对学校和企业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企业也不适应管理培训学生, 对学生的表现评价普遍不高。而学校又缺乏协调的组织和机制, 不能有效地沟通和协调, 各方面的想法和利益不能及时充分地交流和协调。因此这样简单的合作很难稳定和持久, 很多合作难以为继, 最后不了了之。为了建设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进一步走向深入,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微电子学院, 研究了校企合作实践和理论机制, 吸取以前校企合作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最终探索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具体包括如下几项。
(一) 寻求政府的支持
国家已明确了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 即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尤其是国家示范院校和国家骨干院校在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能够获得很多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因此, 在2012年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微电子学院在骨干建设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厂中校, 校中厂”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模式, 建设方案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和支持。这为校企合作的开展提供了方向和动力。
(二) 寻求合作企业
微电子学院在寻求企业合作伙伴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如下方面。
1. 学校专业与产业密切相关, 这是校企合作的专业基础。
2. 具有一定的规模, 在行业中有影响力。只有具备一定规模和影响力才具备丰富的资源, 才能将校企合作看成一种资源, 并能加以整合和利用, 实现企业自身利益。这样的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才会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才能体现企业主体性地位,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被动配合。
3. 在地理上很近。学校和企业距离近, 可以有效地降低校企合作的成本, 增加校企合作的内容、范围, 提高合作的层次。实现企业和学校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4. 处于发展期。校企合作的双方有类似的发展要求, 处于发展期的企业更有活力, 更愿意合作。
基于以上考虑, 我们选择南京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满足以上的所有条件。
(三) 建立校企合作的实体
一般的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具有偶然性、短期性, 合作层次浅, 缺乏系统性的特点。没有专门的部门和机构负责与管理。为了实现长效的、稳定的、系统的校企合作, 微电子学院与南京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熊猫光电学院, 作为校企合作的实体, 其作用包括如下几点。
1. 协调校企合作的各个参与方, 凸显各个主体的主体性, 整合各种资源, 使校企合作能够形成合力, 积极推动校企合作的发展。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熊猫光电学院订立熊猫光电学院章程, 成立了熊猫光电学院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来自校企合作的各个主体, 包括教育主管部门、企业、行业协会和学校。理事会的成立为以上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同时也能协调平衡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2. 组织和开展校企合作的各项事务和活动。事务和活动包括工学结合, 企业员工培训, 行业协会的活动, 行业技能竞赛等。以工学结合为例, 我们定期举办中电熊猫校企合作班, 已经完成了两届学生的培训;培训由学校老师和企业工程师组成的混编师资团队共同完成。培训让学生将学校所学知识与企业知识相融合, 提升了知识的实用性, 同时, 学生完成了从学生到员工的顺利过渡, 为今后学生到企业实习和工作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 熊猫班的学生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工作和生活, 迅速地掌握生产技术和技能。
3. 促进职业教育教学的发展。熊猫光电学院是校企合作的产物, 对学校而言不仅能促进学校与企业的联系, 同时也对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学校与企业的联系不仅仅是实习学生, 而是扩展到了学校、政府、企业及行业协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学校的老师与企业的技术人员具备了更多的交流机会。校企合作, 已经不仅仅是学生层面的培养, 同时也是师资的培训、领导的培训。通过工学结合培养了学生, 通过混编师资团队建设, 培养了教师, 通过理事会的运作培训了领导。使得企业元素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 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就更容易实现。
在熊猫光电学院的框架下, 实现了资源优势互补和共享, 这样的机构是所有参与方都需要的。在这样的机构下可以放大和扩充自己的资源, 所有主体均能在这个框架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和利益, 在此基础上校企合作才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五、校企合作的思路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必由之路[7]。然而校企合作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 必须理论联系实际。
1.校企合作本身是一种资源积聚和整合的过程。这种过程并不是凭空发生的, 而是具有其内在逻辑和机制的。因此, 搞清楚校企合作的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实现校企合作的前提条件。
2.根据校企合作的理论和实际, 寻求最合适的合作方, 并理清各个参与主体的共同利益和相对利益。寻求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建立利益平衡的机制是校企合作存在并发展的保障。
3.校企合作必须建立实体, 这样的实体可以实现校企之间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是各方实现资源整合和共享的平台。
4.校企合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培养学生, 必须走向深入, 必须提高校企合作的层次、功能和作用。校企合作既要成为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也要成为行业和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 最终成为校企资源以及其他资源整合关键纽带, 校企合作才真正有生命力。
摘要：校企合作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我国高职教育虽然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但从整体上讲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运行体系和长效机制。本文介绍了校企合作的各种模式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阐述了校企合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以校企合作的实践分析了校企合作得以生存并发展的内在机制。最后提出了校企合作的一种思路。
关键词：校企合作,合作机制,实践,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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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服务合作契约模式选择 篇6
制造商与零售商协同为产品的销售提供服务努力,提高产品服务水平,从而增加产品市场需求,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从契约观点而言,协同将导致双边道德风险,当当事方的努力不可查证的时候,这将使最优的努力水平被强制执行( Holmstrom,1982) 。对于制造商而言,双方订立产品服务水平时应当与零售商签订何种契约? 零售商获得的报酬是取决于产品产出收益,是取决于零售商实际投入销售努力产生的费用,还是取决于制造商自身为产品提供服务产生的费用? 尽管现实中契约选择依赖于复杂的环境特征,但依赖于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努力是否可以证实。在契约选择准则中识别契约选择是关键要素,本文考虑了在三种情况下研究制造商对零售商参与产品服务提供的契约选择,并且提出提升契约效果的策略。
一、文献回顾
本文的研究主要与影响供应链利润的非价格因素以及供应链中的契约理论相关,在文献的回顾中先对供应链中的非价格因素进行讨论,主要是供应链中的服务提供,其后对供应链环境下契约协同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 一) 供应链协同服务
大部分文献在渠道协同方面的分析中所探讨的需求仅仅对价格敏感,并未考虑非价格因素。认识到这一方法可能简化了买方购买的偏好,一些研究者已开发的模型包含一些额外属性,是消费者希望得到且具有成本的。早期的文献是Jeuland和Shugan ( 1983) 在对于一个双边垄断渠道中涉及了对非价格变量的处理,他们在模型中引入了一些非价格因素( 比如质量与服务) ,而利润函数是服务量的线性函数,“服务”、“质量”、“广告”已经被当做这些非价格要素的典型情况。之后,Iyer ( 1998) 考察了一个具有一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的渠道,共同对价格与非价格因素进行竞争。他们假定客户在空间位置上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他们对零售服务的意愿也是多种多样的,制造商在这一模型中是Stackelberg领导者,而两个零售商同时行动。当零售商以价格和其他重要非价格要素( 如提供的产品信息以及售后服务) 等进行竞争的时候,Facchinei等( 1998) 分析了制造商应当如何在分销渠道中协同。Kim和Staelin ( 1999)在包含两个制造商与两个零售商的供应链中,分析了消费者的商品品牌差异敏感性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的影响: 各方进行一个单期利润最大化博弈,结果表明消费者在商业化行为中对商品不同品牌差异化更加敏感的时候,零售商的利润增加而制造商利润降低。
Tsay和Agrawal ( 2000) 研究了一个分销系统,这一系统中一个制造商为两个独立的零售商供应一个普通的产品。需求是确定性的,但是同时依赖于零售价格与零售服务,分析显示每一竞争方向上的竞争强度都起到关键作用,如同零售商之间的合作程度。Boyaci和Ray ( 2003) 研究了生产能力成本在确定最优差异化策略中,一个企业销售相同产品的两个不同部分所起到的作用,递送时间是服务因素,考虑到基于差异化决策的一般性要素。Boyaci和Gallo ( 2004) 考虑了一个具有两个竞争供应链的市场,每一个包含一个批发商以及一个零售商,客户服务被作为主要的竞争要素。Bernstein和Federgruen ( 2004) 提出几种需求过程系统,其分布是所有零售商价格以及所有零售商服务水准的函数,他们对产业面临这一类型的整体竞争建立的无限期界模型的均衡进行研究。在对称信息的框架下,肖剑等( 2010) 建立了双渠道供应链中制造商电子渠道与零售商服务合作的Stackelberg和Bertrand博弈模型,并讨论了服务合作中渠道价格和需求受双方边际服务成本的影响。
通过制造商和零售商提供的服务水平以及产品的零售价格来刻画消费者的选择偏好( Lu等,2011) ,陈兆波等( 2011) 分析两个竞争性制造商以及共同的零售商之间的决策交互,此零售商面临的最终消费者需求同时对零售价格与制造商提供的服务具有敏感性。文章建立了一个博弈框架以获取对每一个企业的均衡解。这篇文章分析并且比较了三种可能的供应链情境,包括制造商Stackelberg、零售商Stackelberg和垂直纳什。Dash wu ( 2011) 对于四种渠道策略分别从每一参与方的观点来讨论最优的决策: ( 1) 同时服务水平决策: 这里,制造商与零售商同时选择一个服务水平。 ( 2) 顺序服务水平决策: 这里,制造商与零售商按顺序选择一个服务水准。
这些文献考虑了供应链中价格与非价格要素的协同问题,非价格要素往往体现在一个确定性的线性需求函数中,这里需求随着价格降低,随非价格要素的提升而增加,同时以一个二次成本函数产生努力的费用。本文所定义的服务特指这一系列非价格要素的提供,并不局限于 “为消费者无形劳动的提供”( Lehtinen,1983) ,而包含 “质量”或 “广告”这些被当做非价格要素的典型情况; 所讨论的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服务协同的范畴,可以包括制造商为产品提供的售后服务、客户支持、广告、质量提升等,同时零售商为产品提供产品推销、产品导购等,这些活动的提供将促进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增加产品的市场需求。
( 二) 契约理论
契约理论主要集中于逆向选择,当一方对其自身特征具有私有信息的时候; 道德风险,当一方的努力是不可被其他方所查证时。逆向选择能够减轻,通过竞争性的投标和契约的条款来审查买方或是卖方。道德风险相对地能够通过为代理人提供一个契约,将其获得的利益与其工作中的投入来联系起来。Bhattacharyya和Lafontaine ( 1995) 推导出最佳的利润分享原则是基于产出变量支付与固定费用的线性契约,且产出须由处理人与代理人共同分享才能解决双方道德风险问题,但并不是最优而是次优解。在供应链环境下,Iyer等( 2005) 研究了产品定义和生产的契约过程,产品成本依赖于买方以及供应方的资源,Corbett和Decroix ( 2005) 研究了制造商以及供应商共同降低间接材料成本时的最优共享收益线性契约。张波和黄培清( 2007) 针对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双重道德风险问题,研究了业界广泛使用的产品回购合约对供应链整体绩效的影响。邵晓峰和季建华( 2008) 分析了在需求不确定且受价格影响的情况下,供应链中制造商与供应商的产品定价与能力设计的协调问题,并提出了一种能够有效协调制造商和供应商决策行为的补偿合约。
基于委托人视角,刘长贤等( 2009) 给出了委托人如何诱导代理人报告自己真实成本信息的逆向选择模型,并刻画了最优合约的特征。曹二保和赖明勇( 2010) 研究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面临指数需求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的协调问题,并证明收益共享合约在稳定条件下能实现该供应链协调。Roels等( 2010) 假定合作的两个参与方同时行动,而且参与方的努力能够被观察,但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Roels等( 2010) 证实一个仅仅基于产出变量的契约是不能获得最优解的,而一个固定费用以及基于产出变量组合的契约是可以达到最优的,但也是次优解。如果付出了监控与证实其他参与方努力的成本,是可以达到最优解的。然而,由于监控成本将引起系统的低效,参与方不能获得最优解下的利润。
这些文献主要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来讨论最优契约的设计,本文主要关注于不同情况下契约形式的选择,通过将双边信息不对称条件进行扩展,来讨论在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协同服务过程中,制造商信息可查证、零售商信息可查证以及双方信息都不可查证情形下的契约选择问题。
二、基本模型
( 一) 假设条件
假设1: 假定市场中存在一个制造商以及一个零售商,且双方皆为风险中性。制造商每生产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需要一单位供应商生产的中间产品( 部件) 。最终产品的基本市场需求为a ,价格为p 。制造商生产一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c1,零售商每销售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成本为c2。
假设2: 制造商决定通过系列服务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在制造商通过一系列服务措施提高产品销售量的同时与零售商签订契约,要求零售商对其产品提供所承诺的零售服务。这是一种制造商与供应商对产品合作提供服务的行为,双方的努力都会影响到产品的服务水准。
假设最终产品服务水准 θ 是一个任意变量,通过一个概率分布函数f( θ| φ( es,em) ) 随机依赖于制造商及供应商服务的努力em与es,其中 φ( em,es) 为双方的联合努力函数。φ( es,em) 在( es,em) ∈[0,∞) ×[0,∞) 内连续可微,且 φ( es,em) 为em及es的严格递增函数,即 φ( es,em) /∂es> 0 ,∂φ( es,em) /∂em> 0 。此外,φ( es,em) 为es及em的严格凹函数,即 ∂2φ( es,em) /∂es2< 0 ,∂2φ( es,em) /∂em2< 0 ,以保证服务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减。概率分布函数f( θ|z) 为z的连续可微递增函数。在制造商与零售商联合努力下,产品的期望服务水准为:
假设3: 制造商及供应商为产品提供服务将会产生成本Cm( em) 及Cs( es) 。不投入服务努力将不会产生成本,即Cm( 0) = 0 且Cs( 0) = 0 。此外,双方的服务成本随其投入的努力水准严格递增,即∂Cm( em) /∂em> 0 ,∂Cs( es) /∂es> 0 ; 双方服务投入成本为其努力水准的凸函数,即 ∂2Cm( em) /∂2em> 0 ,∂2Cs(es)/∂2es>0。
假设4: 为了让零售商为产品付出更好的销售服务,制造商给予零售商服务努力的报酬可以通过给予固定费用,也可以通过给予零售商更低的产品中间价格来实现。
假定制造商为零售商的服务努力提供报酬契约T( q) = t + ( p - w) ·q①,其中t为零售商所能获得的固定报酬,w为制造商承诺给予零售商产品的批发价格,产品所能实现的市场需求q受产品服务水准 θ 的影响,即:
其中 ∂φ( θ,η) /∂θ > 0 ,表明服务水准的提升,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增加。η 表示产品需求的其他影响要素。
在此给定报酬契约T( q) 下,零售商承诺为制造商产品提供的服务努力,所能获得的期望利润为:
制造商的期望利润为:
双方联合期望利润为:
( 二) 契约博弈
将契约过程作为一阶段的Stackelberg博弈来进行建模,其中一个委托人或者是买方或者是卖方,向另一方提出一个契约,而双方的努力水平选择较低,通过纳什博弈来完成。博弈的时间序列描述如下:( 1) 委托人制造商提出契约; ( 2) 代理人零售商在利润大于其保留效用的情况下接受契约,保留利润以U> 0 表示,否则拒绝契约; ( 3) 如果代理人已经接受契约,双方各自选择服务的努力水平; ( 4) 获取利润。
假定双方都是风险中性的且没有有限责任的限制,在这一假设下形成了不存在任何契约引导双方选择最优努力。由于双边道德风险下是一个纳什均衡来选择努力,至少不会打破预算( Holmstrom,1982) 。因此,将分析集中于风险中性下的次优契约。进一步假定制造商是委托人而零售商是代理人,与传统制造产业中双方谈判实力的现实一致。风险中性且没有责任限制的假定并不失去一般性,因为任何次优契约都包括一个固定费用,能够将代理人超出保留利润的剩余转移到委托人。
( 三) 最优契约
在双边信息对称情况下,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实际服务努力皆为共同知识。制造商在满足零售商参与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己方利润,此时可构造制造商的最优化问题为:
其中,∏s-为零售商提供服务努力的保留利润。令约束条件束紧,即∏s( es,em) = ∏s-,也就是在满足零售商获得其期望保留利润的前提下,制造商可获得最大利润。将∏s( es,em) = ∏s-代入到目标函数式中可得到双边信息对称情况下,制造商最优化问题即为:
由于∏s-是给定的,在最大化制造商利润的同时,双方联合利润也将最大。因此,将式( 5) 代入式( 7) 中可得到制造商的最优化问题为:
式( 8) 中目标函数式∏m + s- ∏s-分别对es及em求偏导,并令其为零,可得到:
制造商及零售商在信息对称情况下投入研发的努力水准es**及em**满足式( 9) 及式( 10) ,此种信息对称状况下得到的努力水准的均衡es**及em**称为最优解。所以,将em**及em**代入式( 3) 可得到零售商期望利润为:
由于约束紧时制造商利润最大,将式( 11) 代入∏s( es,em) = ∏s-中得到:
此时,报酬契约T( q) 可以是( t,w) 的任意形式,由于零售商风险中性,只要制造商给予零售商的( t,w) 满足式( 12) ,其都会接受契约并且为产品提供承诺的销售努力。在此种情况下,双方将议定各自以es**及em**的努力水准来为产品提供服务,任何一方若减少投入都将受到对方的惩罚。因此,在双边信息对称情况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1: 在双边信息对称条件下可以获得努力程度的最优解,并且此时制造商为零售商提供的最优报酬契约是在满足零售商保留利润前提下的一个线性契约,可以是由固定费用t以及来自对产出的分享b( 通过制造商降低产品中间价格w ) 的任意组合。
三、契约选择
下面讨论当行为es和em不能随意证实情况下的契约选择,包括三种情形: 买方的努力可查证,卖方的努力可查证,或者双方行为都不能查证而导致双边道德风险。
( 一) 双边道德风险
在合作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制造商及供应商努力不可监控,并且双方行为不可查证,导致双边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转移支付T是一个包括产出的函数,也就是T( q) ,此时制造商的最优化问题构造为:
在零售商约束条件束紧下,制造商可获得最大利润,将∏s( es,em) = ∏s-代入目标函数式中可得制造商最优化问题为:
在激励相容约束条件,零售商利润最大时选择的努力水准es× ×满足一阶条件:
由于制造商服务努力不可为零售商所观测,其努力受激励相容约束,制造商选择的努力水准em× ×满足一阶条件:
命题:es××<es**,e××m<e**m
证明:由式(15)及(16)可得,e××m及e××s分别满足:
由式( 9) 及式( 10) 可知,em**及es**分别满足:
由,可知为em的递增函数;由,可知为em的递减函数。而由于p-c1-c2≥p-w-c1,因此必然有e××m<e**m。同理可得e××s<e**s,命题得证。
显然,( es× ×,em× ×) 总是小于( es**,em**) 。这说明在努力水准不可观测下无法得到最优解,es**与em**为系统的次优解。简言之,当c2< w < p - c1时,无论哪方能得到来自对方付出较多努力的利益,双方都有偷懒动机,因而在其个别所属的利润函数中减少他们投入的努力。
在双边信息不对称时,双方努力程度总是存在唯一的次优解( es× ×,em× ×) ,那么在此唯一次优解下可以得到制造商给予零售商的产品批发价格应为:
代入em× ×及es× ×,可以得到唯一的最优价格w ,而进一步根据:
由式( 21) 及式( 22) 可以获得制造商利润最大化下提供的报酬契约的最优的w及t ,也就是在双方信息不对称下,制造商为零售商所提供的报酬契约是给定的,存在一个唯一的最优契约。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2: 在双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制造商与零售商服务努力程度有唯一系统次优解,并且要达到该次优解,制造商给予零售商的最优报酬契约是由固定费用与对产出的分享( 通过制造商降低产品供应价格) 两部分共同组成,并且该最优契约是唯一的。
Bhattacharyya和Lafontaine ( 1995) 与Kim和Wang ( 1998) 的研究,表明次优契约是在双边道德风险情况下一个基于绩效的契约( PB契约) ,代理人得到一个固定费用t和一个对产出的分享b ,诸如对收益增加的份额。基于绩效的契约可能涉及到从代理人( 零售商) 到委托人( 制造商) 的一个支付转移( 即,t ≤0 ) ,如果作为代理人的零售商具有有限责任的限制,委托方制造商可能会调整基于绩效契约的参数以避免出现负的支付转移,这将降低制造商获取总体利润的能力。因此,制造商更希望为零售商提供的PB契约是没有责任限制约束的。
( 二) 零售商信息可查证
在制造商信息不可查证且零售商信息可查证时,可以指定零售商按照给定的努力程度销售产品。当零售商未能履约时,由于其实际努力程度可查,此时制造商可以依照契约对其进行惩罚。所以,构造制造商利益最大化问题如下:
其中,es*为制造商指定零售商的服务努力程度。当制造商为零售商的努力提供线性契约时,零售商的实际利润依赖于实际产出。只有制造商按照事前承诺投入了服务努力,产品在市场的销售才能实现期望的产出。然而,制造商信息不可查证,承诺是无效的,制造商不一定会按照承诺来投入产品的服务努力。此时,产品所能实现的市场需求可能由于制造商的 “偷懒”而无法达到零售商的预期,从而使零售商无法获得期望的保留利润。因此,在制造商信息不可查证时,不管制造商是否会在事后实际的产品服务中投入承诺的努力程度,零售商对制造商的判断都是制造商一定会以其利润最大化来选择努力程度。所以,零售商的期望保留利润只能为:
其中em*= argmax[ ( w - c2) φ( θ) - t - Cm( em)],也即零售商的期望利润会以受激励相容约束的制造商努力程度em*来计算。制造商面临一个最优化问题,一方面需要指定零售商的努力程度es*,另一方面要在自身努力程度受到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来满足零售商保留利润。所以,在零售商的努力程度与保留利润给定的情况下,制造商利润最大的服务努力程度满足一阶条件:
给定es*下,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的制造商服务努力程度满足:
制造商获得最大利润时的努力程度需满足式( 25) ,由于制造商受激励相容约束,努力程度需满足式( 26) 。因此,联立式( 25) 及式( 26) 可得到,不管制造商如何指定零售商的努力程度es*,制造商要获得最大利润都需对产品中间价格定价为w = p - c2。这说明制造商将获得产品销售的所有边际利润,零售商不能得到任何来自产品销售的利润。那么要满足零售商的保留利润,制造商必须给予其t = ∏s-的回报,也即制造商必须采取以固定费用来支付零售商的销售服务努力,并获得产品销售的全部边际利润 ρ =p - c1- c2才可获得最大利润。
在满足零售商保留利润时,制造商最大化自身利润就是最大化系统利润。因此,制造商为零售商指定的服务努力程度es*满足一阶条件:
由式( 25) 及式( 27) 可知只要零售商信息可查证,即使制造商信息不可查证,也可以获得服务努力程度的最优解( es**,em**) 。只是此时与双方信息皆可查不同的是,此时制造商必须以完全的固定费用来满足零售商的保留利润。因此,在制造商信息不可查证、供应商信息可查证的情况下可以得到:
结论3: 在零售商信息可查证时,制造商与零售商服务努力程度可以获得系统最优解,但是必须通过固定费用契约来实现,即制造商支付固定费用,同时制造商获得所有产出收益。
在固定费用契约中给定零售商的努力可以契约化,零售商能够将其决策权力转交给制造商,也就是让制造商决定零售商应当投入多少服务努力。然而,有效的固定费用契约必须采用经济的查证过程( 例如在当地工作,经常会面) 能够以较低成本来对供应方的工作提供可视化。例如制造商提供固定费用契约往往要求零售商开发一个管理程序手册,以及开发一个详细描述对产品服务工作的手册,手册还必须包括一个条款允许制造商审查零售商的运作和费用( Halvey和Melby,2007) 。查证零售商行为的成本可以通过有效利用技术来降低,例如通过采取远程会议而非面对面交流,或者在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共同形成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相对于基于绩效的契约,固定费用契约不是基于产出,不会被产出测度下的干扰所影响。因此,如果零售商是风险厌恶的且产出在契约签订的时候是不确定的,制造商将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固定费用契约,而不是一个基于绩效的契约,可能降低了对零售商的风险补贴( Seshadri,2005) 。
( 三) 制造商信息可查证
在一些情况下,制造商自身具有足够的诚信度和声誉,其进行的承诺对零售商而言是可以置信的;或者是制造商的信息较为公开,其对产品提供的服务努力能够有效披露出来,因而对零售商而言是可以查证的。然而,零售商在产品的销售中是否足够诚实投入服务努力,对制造商而言却无法确保,或者零售商的信息披露不足以让制造商观测其实际投入。在这种情形下,制造商最优化问题构造为:
制造商选择的努力程度em× *满足一阶条件:
零售商选择的努力程度es× *满足一阶条件:
由式( 30) 可得:
由于,可知是es的递增函数;由于,可知为es的递减函数。因此,为es的递增函数,w为es的递减函数。
由于w为es的递减函数,w ∈[c1,p - c2],即制造商与零售商不可能接受产品边际利润为负的情况。在区间[c1,p - c2]内,es随着w递减,当w = c1时可以得到最大的零售商努力水准。令w = c1,此时得到的制造商及零售商努力水准与双方信息对称情形下的最优解相同,w = c1说明产品销售的边际利润应完全由零售商获得,将es× *及em× *代入式( 3) 可得到零售商期望利润为:
令零售商保留利润约束条件束紧,即∏s-= ∏s( es×*,em×*) ,可以得到固定费用t ,此时的固定费用为:
显然,一定有,否则制造商期望为负。因此,可得t < 0 。这说明在制造商信息可查证、零售商信息不可查证的情况下,采取制造商发放许可证,收取固定费用t ,以成本价格向零售商供应产品,同时制造商承诺以em**为产品提供服务,能够得到系统最优解。
结论4: 在制造商信息可查证、供应商信息不可查证下,制造商与零售商服务努力可以获得系统最优解,但是必须通过销售许可证契约来实现。即制造商收取固定费用( 通过制造商向零售商收取产品销售许可证) ,同时零售商获取所有产出利益。
销售许可证契约的绩效完全依赖于制造商在契约中可置信承诺努力水平的能力,如标准许可证契约中包括关于制造商的角色和责任,以及为其产品提供一定服务或资产。事实上,给定零售商完全负责产品的销售,制造商在对其角色和责任定义不完全时难以投入必须的努力,最终将降低产品销售,从而影响产出价值。现实中,许可证契约常常会因制造商未提供必要参与而无法达到预定的目标。因此,许可证契约需要明确定义制造商在产品服务中的角色和责任,并且建立关键的绩效指标和服务水准。
四、结语
在传统委托人代理人双方信息不对称或双方信息对称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在委托人或代理人单方面的信息不可查证,即一方信息可测而另一方无法监控的情形,并将这一扩展的情形应用到制造商及零售商的服务水平协议之中,来分析制造商对零售商在不同信息结构下报酬契约的选择。当制造商及零售商双边信息对称时可以获得努力程度的最优解,并且此时的契约可以是满足供应商保留利润下的固定回报与可变部分回报相组合的任意形式; 当制造商及供应商双边信息不对称时只能得到服务程度的次优解,并且制造商采取基于绩效产出的契约; 当制造商信息不可查证而供应商信息可查证时可以获得服务努力程度的最优解,采用制造商向零售商支付费用的固定费用契约,同时制造商收取全部产出收益; 当制造商信息可查证而供应商信息不可查证时可以获得服务努力程度的最优解,采用制造商向零售商收取费用的销售许可证契约,同时零售商收取全部产出收益。
本文将双边的信息对称结构进行扩展,进一步讨论委托人或代理人信息是否可查证的三种信息结构情形,本研究同样适用于其他存在双方共同投资时的代理问题。当然,现实中契约的选择不仅仅是取决于信息是否可查证这一条件,未来可进一步讨论在受到产出不确定性、参与方的风险偏好程度、产出对各方努力敏感性等影响下的制造商与零售商在对产品进行服务协作时的契约选择。
摘要：基于双向委托代理模型,本文分析了制造商信息可查证、零售商信息可查证以及双方信息都不可查证情形下的契约选择,研究了供应链中制造商与零售商对产品协同服务的契约选择问题。结果显示:对制造商而言,当零售商的行为可以通过契约来加以规定时,采用固定费用契约可实现双方服务努力的最优解;当制造商的行为可查证时,采用销售许可证契约可实现双方服务努力的最优解;当制造商与零售商的行为不可查证从而导致双边道德风险时,只能实现服务努力的次优解,同时基于产出绩效的契约是最优的。
契约型校企合作 篇7
关键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职业教育与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 职业教育产生于企业, 初期就是企业的组成部分。2005年8月19日,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天津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学结合座谈会上强调, 职业院校要与企业建立紧密联系, 大力推行工学结合、勤工俭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我校作为全国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要实现长远发展, 必需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寻求新的突破。
一、“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内涵及意义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已成为当前职业学校办学的一种新模式, “校企合作”是办学层面的概念, 它是一种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运行机制, 是学校和企业双方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 来培养适合不同用人单位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的办学模式;“工学结合”是人才培养层面的概念, 它是在校企双方合作办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学生在校学习和在岗位工作交替进行的一种模式。校企合作的基本内涵是产教合作, 是“工学结合”的基础, 工学结合则是实施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它以职业为导向, 充分利用学校内、外不同的教育环境和资源, 把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学校教育和直接获取实际经验的校外工作有机结合, 贯穿于学生的培养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在校内以受教育者的身份, 根据专业教学的要求参与各种以理论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 在校外根据市场的需求以“职业人”的身份参加与所学专业相关联的实际工作。这种教育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 同时提高学校教育对社会需求的适应能力。德国双元制、新加坡一体化教学、香港职业训练局推行的工业学院与科技学院交替就读模式等等, 这些都是工学结合的不同形式。
工学结合教育模式给学生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利益:1) 使学生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相结合, 从而加深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认识;2) 使学生看到了自己在学校中学习的理论与工作之间的联系, 提高他们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 使学生跳出自己的小天地, 与成年人尤其是工人接触, 加深了对社会和人类的认识, 体会到与同事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性;4) 为学生提供了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来考察自己能力的机会, 也为他们提供了提高自己环境适应能力的机会。学生们亲临现场接受职业指导、经受职业训练, 了解到与自己今后职业有关的各种信息, 开阔了知识面, 扩大了眼界;5) 使学生经受实际工作的锻炼, 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责任心和自我判断能力, 变得更加成熟;6) 有助于学生就业的选择, 使他们有优先被雇主录取的机会, 其就业率高于未参加合作教育的学生。
二、我校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现状及难点
1) 培养目标和计划方式陈旧。我校目前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学科制培养模式对学生进行培养, 开设的课程和教学组织形式跟普通班基本相似, 没能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和企业所需员工应具的各项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2) 学生对“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认识不够。学生对这种培养模式的了解仅存于表面, 认为进了校企合作班只是为了让自己毕业后就业有个保障, 实在不行大不了回学校再就业, 而并没有真正了解学校开展这种培养模式的真下意义所在, 对自己的知识能力、社会能力要求不高, 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准职业人”来看待。3) 企业积极性不高, 支持力度不大。企业追求的往往只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大多企业在我校开设定向班只是为了解决企业用工问题, 并没有深入参与到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去, 对学生的要求也停留在表面, 没有从学生将来在企业中的长远发展考虑;另一方面, 政府缺乏相关政策支持, 企业在进行校企合作得到的实惠有限, 如加拿大的免税减税政策, 对企业予以鼓励, 大大提高企业的积极性。4) 学校与企业在学生培养上没有真正的对接上。科技不断发展, 新技术、新员工标准推陈出新, 但是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往往由于各种因素而滞后, 不能及时改进学生的培养方案, 以满足企业的需求, 学校培养的学生往往达不到企业的要求。因此, 这就需要企业跟学校能在随时联络, 及时反馈在新技术下对员工的新要求, 做到真正的“无缝对接”。5) 师资队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对教师的要求, 不仅仅是学术技能上要一定造诣, 而且更应该对企业实际有深入了解。目前, 很多老师都是从学校门踏入学校门, 尽管在专业上有一定水平, 但是由于自身从未在企业工作过, 对于企业的实际需求不了解、不明白, 从而很难真正培养出企业需求的学生来。
三、关于我校电子系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建议及意见
1) 大力推进课程体系改革。要打破传统的学科体制, 切实从专业学科为本位向职业岗位和就业为本位转变。走进企业, 了解各行业“职业人”应具备哪些能力, 跟企业技术专家、行业管理人员进行共同探讨, 确定某一职业所需掌握的技能, 制定周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 推进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改革, 形成一套内部体系完整、外部关系协调的工学结合教学机制, 真正做到“跨界”培养的模式, 从传统的偏重学生知识的传授向注重就业能力提高和综合职业素质养成转变, 把课堂教学和工厂实习真正融合起来, 紧紧围绕职业活动过程组织教学和实习。2) 加大对学生职业能力教育。利用班会等活动, 对学生进行辅导, 引导学生正确规划自己的职业未来;开设职场心理、职场礼仪等课程, 让学生提前感受职场竞争氛围, 具备面临职场压力的心理调节能力;邀请就业好的毕业生进行现身说法,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提高学生对“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意义的重视。3) 挑选企业建立示范点。在长期合作的企业里挑选1~2家信誉好、发展快, 愿意参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项目的企业作为示范点。重点挑选一批学习积极性高、基础知识较好的学生, 开设实验班, 并汇集全校优质师资进行重点教学, 为企业提供最优化服务。相信通过示范点的成功效应, 会有更多的企业愿意主动参与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项目中来。4) 合理安排学生实习学习。要实现学生与企业的无缝对接, 就要充分利用好学生实习机会, 让学生成长为真正企业需要的人才。建议适当借鉴德国“双元制”教学机制, 在校学习期间, 以基础知识及技能教学为主;在企业实习期间, 以实践技能为主。建议把学生实习与课堂教学穿插进行, 促使学生在学中用, 用中学。5) 建设一支懂企业的师资队伍。建立技能教师定期到企业挂职锻炼机制, 派遣教师到企业实践, 加强教师对企业的了解度和认知度, 及时更新教师技能水平, 同时, 邀请企业技术专家、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到学校兼教, 指导学生实习实训, 这样才能更好的以培养出更贴近企业实际的“准员工”。
参考文献
[1]耿洁.构建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框架设想.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6.
契约型校企合作 篇8
在国家和地方的大力支持下, 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教学改革大刀阔斧地进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学工厂”、“教中学、学中做”、“顶岗实习”、“校中厂”、“厂中校”等形式的校企合作方式应运而生, 校企合作大大地促进了教学改革, 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案例式教学模式”、“教中学、学中做”等新的教学模式不断涌现, 这些都在推动着我国从高职教育的大国向高职教育的强国迈进。但目前的校企合作主要以学校与企业“一对一”直接合作的形式出现, 两者直接合作往往会因为双方利益对立而产生矛盾, 导致校企合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不够密切和深入, 实习学生得不到实质性的锻炼。
一、传统“一对一”校企合作的问题
目前, 我国校企合作的形式普遍以 “学校与企业直接合作” 一对一的形式出现。校企合作在很多方面产生了双赢效果, 但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在引企入校的实践与探索中, 学生通过真实的企业环境、真实的岗位上轮流锻炼, 较为全面地了解了企业电子商务的工作流程、岗位设置、岗位要求, 对个人的发展潜力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在课堂上会更加主动地思考和寻找相关知识, 明显地促进了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力的培养。这些学生在毕业答辩时已经显示出较高的优势, 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出企业工作流程的缺陷及改进措施。特别是在就业时, 相对于没有参加过半工半读的学生, 竞争优势非常明显。
尽管引企入校带来了很多促进教学的因素, 但也出现了校企合作中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 学校会安排每个学生在岗位上轮流锻炼。而从企业的角度, 以企业赢利最大为原则, 要求在不同的岗位上安排固定的合适的学生, 不允许学生轮岗, 给学校的人才培养造成障碍。又比如, 以订单式培养为目的的校企合作, 在订单班学生毕业就业时, 部分学生因为各种原因不肯就职于合作企业, 或者合作企业因为某种原因不肯招录订单班的某些学生, 也产生校企合作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传统的“一对一”校企合作模式如图1所示。
二、依托行业协会的新型校企合作模式
各级行业组织把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 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推进企业发展的“第一任务”, 将职业教育和职工培训与生产经营、市场开拓放在同等重要地位, 积极发挥行业组织的组织、协调和服务作用, 推动行业职业教育和职工培训的快速发展。 因此, 在高职院校的教育改革中, 必须依托行业协会, 加强与行业协会的合作, 推动校企深度接轨。
行业协会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行业协会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政府产业政策、协助企业调节与职工利益关系行业协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特别是近年来, 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和协调行业的教育、培训、师生技能竞赛、学生就业等方面工作, 成绩显著。
传统的校企合作, 由单一的企业和学校间签订“一对一”合作合同, 达成培养人才和用人的互惠条件。但由于人才培养的过程长和不可控的外界因素影响, 以及校企之间利益对立的矛盾, 影响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 必须由第三方——行业协会来化解这些矛盾, 使校企合作深入稳定发展。以行业协会为支点的校企合作模式如图2所示。
在图2所示的以行业协会为支点的校企合作模式中, 各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是通过行业协会这个纽带进行的, 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将由行业协会这个中介来化解。比如, 在订单式培养的校企合作中, 各个企业相同岗位需要的人才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汇总, 委托某一高校进行培养。相同岗位的学生在毕业时, 如果不喜欢这家企业, 必定要选择所学岗位的其他企业, 根据概率分布原理, 每家企业最终都会招到合适的人才, 之前在传统的订单式培养校企合作中的矛盾就得到解决, 使得校企合作可以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又比如, 在传统“一对一”的校企合作中, 如果某学校某一年某个专业的人数变大, 或者合作企业对应实习岗位因为某些原因萎缩, 不能满足合作学校实习要求而产生不可调和的校企合作矛盾。在以行业协会为支点的新型校企合作模式中, 有实习要求的校方可以及时委托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把学校实习任务分派到多个不同的企业进行, 解决了传统校企合作中企业实习岗位不够的矛盾。
由多个学校、多个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的以行业协会为支点的新型校企合作模式, 由行业协会来组织和协调传统校企合作中的问题, 将会是一种宽口径、便于操作、可落到实处、可深度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校企合作模式。
三、结语
传统的“一对一”的校企合作模式, 由于校企合作双方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而不能互相调解, 导致校企合作双方互相妥协、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使学生的实习得不到应有的锻炼。本文提出的以行业协会为支点的新型校企合作模式, 学校和企业不是直接合作, 而是通过行业协会为纽带进行比较松散的校企合作, 由行业协会解决传统校企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 促进校企合作稳定深入的开展, 大力促进行业的人才培养, 真正达到学校和企业双赢的效果。
摘要：校企合作对于高职教育的重要性已被普遍认可, 我国各级政府和高校正在大力推动并实施。高职在校学生通过校企合作到企业实习, 了解企业实际工作流程以及岗位设置、岗位要求, 有利于学生明确学习目的, 增强学习动力和热情, 大大促进教学效果。令人遗憾的是, 目前的校企合作大多是企业和学校“一对一”直接合作的模式, 校企利益对立而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导致校企合作流于形式, 学生得不到实质性的锻炼。以行业协会为中心的校企合作方式, 通过行业协会来协调校企合作中的矛盾, 有利于校企合作更加顺利开展, 学生得到充分锻炼, 教育质量实质性提高。
关键词：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一对一”,行业协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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