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传承

形态传承（精选4篇）

形态传承 篇1

1.传承与再生:回到原点再出发

在城市化热潮中, 我国很多城市面临着千城一面和城市文脉尽失的严峻问题。所以, 在日趋同质化的造城运动中,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何取舍, 如何创新已经成为时代性的难题。事实上, 传统建筑文化有很多值得传承的“闪光点”, 如:空间组合、装饰语言、建筑材料、营造方式等都值得汲取营养。当然, “现代性”与“地域性”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 需要从源头上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反思何为现代建筑的“现代性”, 反思设计语言与设计方法上创新。

2.建筑形态:城市艺术设计的最大载体

建筑创作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再认识和再发现的过程, 除了视觉感受与空间感受, 还要立足脚下的土地, 让城市寻回自己的特色, 让人们寻回文化的认同。主张“本土设计”的崔愷先生认为:“一个好的本土建筑, 它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 也是这个城市的, 更属于这个特定环境的;它不仅仅反映先人的智慧和文化, 更要反映今人的智慧与生活。”[1]所以, 并不存在本土建筑的标准样板, 不同的城市文脉, 不同的场所精神, 不同的建筑环境, 不同的设计师会有不同的具体诠释。

3.双城记:中国当代建筑形态演变思微

为了从差异性的角度阐述本土设计的探索, 本文选取了贝聿铭与王澍在苏杭二州的两个建筑作品为例展开讨论。

3.1苏州博物馆新馆:“中而新, 苏而新”

苏州博物新馆的选址比邻拙政园和忠王府, 作为一个纪念性的展馆, 它是苏州城市文化的缩影和载体。贝聿铭生于苏州, 对苏州的城市、建筑、园林了然于心, 所以他提出了“中而新, 苏而新”的设计定位。在空间组织上, 贝先生将博物馆设计成一个园林式建筑, 并充分考虑现代展览建筑的功能与流线要求。这种空间安排也使得展览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展示展品, 展览环境同样让人赏心悦目, 如同画中游。在建筑形态的创新性方面, 贝先生将其经典的几何美学手法、苏州传统与现代材料的建构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看来, 中国古代建筑美学在于空间群体组织的形与意, 不局限于单体的塑造, 这与西方强调单体的设计哲学是有区别的。

根据“中而新, 苏而新”的设计定位, 贝聿铭采用经典几何的建筑造型与抽象极简的庭院造景手法来实现“古今对话”的空间体验。博物馆主入口是“中而新”的代表, 贝先生采用重檐双坡屋顶的大门是对传统建筑形制的引用, 而材料为钢与玻璃的现代组合。墙体是院落式建筑中最大的界面;为了体现“苏而新”, 贝先生采用白墙、石材薄片构成的“灰瓦”延续了苏派建筑的色彩特点, 具有鲜明的识别性, 大面积白墙与深灰色线条也化解了建筑尺度的压迫感。屋塔作为墙面的延伸, 不但丰富了建筑形体, 增加了采光的机会, 更使得建筑显得修长而挺拔。此外, 贝先生还主张“让光线做设计”, 他将传统连廊的尺度放大, 塑造出一种尊崇的气势。为了获得柔和的光线, 长廊的屋顶由钢与玻璃组成, 并加上细密圆管和木质装饰条作为遮阳构件。为了增强室内外的互动, 长廊墙壁上的菱形洞口向庭院借景也平添了游览中的自然意趣。建筑环境方面, 贝先生将传统文化中对山水的热爱提炼为松树、抽象青山和几何池水的景观构成, 这种极简的现代手法, 不但在意境上具有传统的审美情趣, 也与不远处的拙政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 贝先生还十分注重设计细节, 博物馆的很多灯具都是定制设计, 这些灯具都以“线”为形态构成要素, 辅以钢和玻璃等现代材料, 巧妙的与所在环境有机的结合。

3.2杭州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文人建筑与画意建筑

中国美院的象山校区选址于杭州南部的转塘镇, 依山傍水, 野趣横生。作为文人建筑师, 王澍深受中国传统造园思想和山水画的影响, 他试图通过对自然的重构, 将传统的自然观、生活观、建筑观, 根据环境约束以传统营造的方式重构为具有传统画意的建筑。与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贝先生不同的是, 王澍除了从江南园林获取灵感投射到建筑创作之外, 还将造园传统理解为与自然互动的营造活动, 并将其发展为自己的自然哲学。

在设计整体校区之前, 王澍树立了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学园和学苑, 学园代表了“自由和独立”, 学苑代表了一种具有“乡野气质的园林形态”。[2]在建筑整体布局方面, 王澍从书法的练习中得到灵感, 通过两个月的考察与思考之后, 一气呵成。依据“贯气”与“取势”的原则, 他将建筑顺着山势、水势自然摆动, 形成与象山环境相符的最佳形态。整个校区由独立自由的院落式空间组成, 院落朝向与公共空间的组织充分结合地形特征与自身建筑属性的需求, 并无统一性的规约。

王澍将造园传统理解为中国的“本土建筑学”, 在造园哲学到建筑形态的转译过程中, 他并没有使用历史场景再现或者历史元素的变形来唤起公共记忆。相反, 他从建筑形态、景观体验及日常生活的经验为出发点, 将山水画中“逛山”的空间经验应用到建筑与景观的组织中。这种体验与层级分明的路网系统不同, 在曲折的园路或扭转的建筑中行走, 总会有不经意的景致出现, 给人以惊喜感。

建筑语汇方面, 王澍回避了历史主义拼贴符号的手法。他将砖、瓦、竹、木、檐作为一种“造句”的语汇来处理, 与混凝土主体结构按照不同的意向, 以及屋顶与立面的形态变化需求进行重构。尽管有些组合并非真实的建构逻辑, 只是“表皮”手法, 但却较好地化解了巨大尺度的庭院空间给人的压迫感。不同于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的设计上以混凝土为基础, 再刷成白墙, 王澍有意的追求一种“相似差异性”。首先, 他通过废旧砖瓦的再利用实现了材料的“循环建造”, 也尊重了江南建筑“黑、白、灰”的色彩传统。此外, 这些废旧的砖瓦除了物性之外, 还具有文化的记忆, 可以唤起建筑与环境的对话, 以及人与建筑的对话。

意境方面, 王澍除了延续传统的提名方法, 用文本描述出景致的感人之处与记忆共鸣之外, 还努力将山水画“转译”为一栋真实的建筑。当然, 建筑有其环境特性和功能需求, 但王澍力图用“可理解性”来完成他的“转译”。这种创新不是形式上的浅层复制, 他试图让体验者在建筑中游走, 随着视点的变化与景色的演变, 综合各种感知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山水画面。而体验者感知到的画面与王澍在山水画中最初获得的体验的差异性, 即是他所谓的“可理解性”。

3.3“现代视角”下的“传统”与“传统视角”下的“现代”

以“现代视角”来看待“传统”与以“传统视角”来看待“现代”, 两位建筑师都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设计也各有特色。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 贝聿铭用一种抽象的、几何化的方式从空间体验和意境上来实现建筑形态的再生, 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体验。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仍采用混凝土、钢、玻璃和石材等擅长的现代建筑材料塑造建筑形态, 并通过色彩、质感、建筑元素的重构来实现传统的延续性。为了塑造最理想的效果, 庭院中的树木都是不惜代价精心挑选移植而来, 具有布景化的设计倾向, 很多细部设计均为专属定制, 可见贝氏设计价格不菲。

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设计中, 王澍试图营造一种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 充满画意的人文环境。尽管有人质疑其设计语言的“杂糅”和缺少逻辑的层级性, 在建筑采暖、采光、方向的识别度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面对中国文人传统如何在当代延续, 中国造园传统如何在当下创生, 中国的建筑学、中国现代建筑是否可以走出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并不受控于绝对化的标准与框架等问题, 王澍的思考与实践还是真实的和真诚的。

4.传承什么, 创新什么

通过对贝聿铭和王澍的作品分析, 可以看出两位建筑师在“传承”与“再生”问题的共性认识:

首先, 在建筑创作中, 回归传统要注重“具体诠释”。这种“具体诠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他们都并不试图创造一种代表中国传统的建筑, 而是针对性的回答场地切实的问题。“具体诠释”的形式是多样, 意识形态是相似的, 尽管诠释的途径与手法未必一定是全新的, 但却是最适宜的。

其次, 如何继承传统, 包括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应避免从“形式到形式”的“浅层化”理解。事实上, 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渗透在各种传统艺术形式之中, 渗透在生活经验与建造实践之中。这也要求建筑创作中不但要充分考虑建筑的感知体验, 还要重视建筑带来的文化认同感与识别性。

第三, 建筑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综合载体, 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筑创作的有益成分有待进一步挖掘。从更广义的角度看, 建筑设计即是一种广义的环境设计。这种环境设计所追求的是营造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人居环境, 并在环境营造的过程中实现人、境、事、物的再安排。无论秉持何种理论或者主张, 回归地域中人的生活与需求, 回归场地的基本问题, 回归建筑创作的基本问题才是更为理性和务实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黄健敏, 回响与重现:体验贝律铭暨贝氏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苏州博物馆[J], 时代建筑, 2007.3, 64-75

[2]杨秉德,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民族形式建筑探索历程的整体研究[J], 新建筑, 2005.1, 48-51

[3]赖德霖, 重构建筑学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建筑现代转型问题再思[J], 建筑师, 2008.4, 37-40

[4]陈世民, “民族形式”与建筑风格[J], 建筑学报, 1980.2, 34-62

[5]王澍, 我们需要一种重新进入自然的哲学[J], 世界建筑, 2012.5, 20-21

形态传承 篇2

一、畲族传统村落特点分析

(一)被动式的村落选址

由于长期以来,畲族在村落的选址上都处于被动式状态导致村落分布大都在比较偏远的山区,村落逐渐形成“散而小”的特点。按照畲族字面意思理解,“畲”意思为刀耕火种,因此畲族被视为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特点的民族。畲族的先祖一般都居住在大山中靠着“种树还山,种菁为活”“受民田以耕”的生活。历史记载,畲族在封建时代由于不甘收到封建统治的压迫曾多次与汉族的农民起义一起抗击封建王朝,在收到封建王朝强烈反击下无奈到处逃窜,向更加偏远的地区转移。畲族的地域迁徙有别于游牧民族似的大规模集体迁移,畲族一般以小股、分散的形式向偏远人少的山区迁移。长期的迁移模式形成了如今“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二)主动式的环境改造

受到长久以来被动式选址的影响,畲族的村落大多环山水而居,环境恶劣,但是充满智慧的畲族人们通过勤劳、智慧和勇敢的精神没有放弃美化家园的信心,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主动进行改造。畲族在建造家园中流传着一句俗语“筑成风水画成龙”,此句意思即风水是自己修筑起来的,龙脉是自己画起来的。因此畲族特别重视家园周围的绿化环境,不管居住的环境开始多么的恶劣也会种树,固土蓄水,通过自身努力将居住环境改造成理想的状态。

畲族在自身民族的精神信念指引下种树蓄水,改造家园的同时也保护了自然生态。畲族一直的精神理念反映出了大自然给予人类物质条件,人类在使用中也相应的作出了反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畲族人民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留下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因为畲族一直处于较为偏远的山区平时与外界接触不深使得一些珍贵的文化得以完整的保留。在城镇化速度加快的今天对畲族地区进行改造的同时也要保持一点村落的封闭性,保护好畲族文化。

(三)畲族是典型的宗族聚落形式

畲族不同于一般的游牧民族在迁徙中是集体迁移,畲族人民在迁移中习惯以小部分为单位,一般以血缘为纽带,在找到合适的地区就会定居下来从而开始繁衍形成村落,因此在畲族中一般一个村落多以同姓为多,这样多数村落起源都是同一个祖先。这样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形态被称为宗族聚落。

中华民族是个很崇敬祖先的民族,与其他国家有别,中华民族将祖先当作神灵般的崇拜,畲族更甚。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畲族中很多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回家看望老人、祭拜祖先是重要的活动。畲族是典型的以祠堂为核心聚族而居的,祠堂除了是安放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外,一些重大事件的办理和家规的处置都在祠堂进行,畲族的聚落以祠堂为核心形成众星捧月的态势。

二、畲族传统村落在人居环境改造中的文化传承对策分析

城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村落布局的改变,环境的破坏还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在城市化进程中,多元化的城市元素不断入侵乡村,乡村中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化元素逐渐被取代,多元化的乡村地域特色逐渐在消退殆尽。本文以畲族文化保护为例,阐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畲族民族文化的相应对策分析。

(一)村镇规划的模式要适应畲族人民的普遍需求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特点,因此在进行村镇规划改造时要尊重当地的特点走多样化和探索的道路。在规划编制、空间布局、用地指标选取、居民改造等方面都不能一味的照搬其他地区的标准,一定要建立在尊重畲族村落特点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实事求是的进行村镇改造。

(二)按照循序渐进的进度进行

虽然城镇化速度在不断加快,但对于拥有民族特色的畲族而言不宜盲目的对村落进行拆除工作,片面强调城市化进程只会在改造中不经意的破坏生态环境和文化传承。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早在进行城市化改造中就吸取了教训认识到盲目的强调城市化进程会造成当地生态的破坏和文化的消失。有研究表明一旦城镇化率达到50%,逆城镇化与城镇化会双向联动并行发展,因此在对畲族城市化改造中不能盲目强调速度,应该循序渐进的进行以保护文化传承为基础。

(三)改造后的居住环境应体现畲族的文化需求

优秀的传统村落就犹如一副风景秀丽的名画,经过不断改造破坏的村落就像不断复制后的印刷品一样毫无价值。畲族人民在生活中长期保持尊重自然的理念创造了独特的人文价值,因此就算是对村落进行城镇化建设也应该尊重畲族最初的文化底蕴,建造符合畲族文化要求的居住环境。

三、总结

畲族村落一直以来展示着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独特居住形式,本文在对畲族历史长河发展下呈现的村落形式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如果盲目的对畲族村落进行城镇化改造将会带来的危害,强调在城市化加强的当下要结合畲族的民族特色循序渐进,基于保护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进行规划改造。本文希望通过深入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运动式的村落改造将会带来的危害性,切实保存好仅有的独特文化,使得生态文明不受到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

摘要：我国是一个文化深厚,民族众多的国家。各个民族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域分布特点。村寨是反映一个民族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当地民族人民的精神家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导致民族地域分布和文化活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少数民族的部落选址在传统上的选址以及后期由于社会发展变迁的改变经过探索研究,探究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聚落形态的传承和保护。本文主要以畲族为少数民族的对象进行探究讨论。畲族由于长期以来都处于被动式选址导致形成的部落聚居处多以偏远山区为主,不仅分散较大而且一个聚居点不大。但是由于畲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而且有祖先崇拜文化所以形成民族聚居特色以祠堂为核心。在社会城镇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不仅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完全摒弃历史文化,因此在优化村镇规划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文化传承的问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关键词：畲族,文化传承,聚落形态

参考文献

[1]仇保兴.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

[2]吴良镛.简论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第三届山地人居科学国际论坛”特约报告[J].山地学报,2012(04).

[3]仇保兴.调查传统村落底数保护利用遗产资源[J].小城镇建设,2012(06).

[4]林志森.厦金两地宗族聚落形态比较研究——以整饬规划型宗族聚落为例[J].新建筑,2011(05).

形态传承 篇3

由于采茶戏流传地域之广, 各地的音乐风格大不相同, 而冠以当地地名来加以区别。顾名思义, 抚州采茶戏就是流传于江西省抚州地区的采茶戏, 是隶属于江西采茶戏中一个分支。由于抚州采茶戏具有强烈独特的戏剧特征, 多表现贴合现实生活的剧目内容, 且唱腔的民歌风味浓郁, 深受人们的喜爱。抚州采茶戏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三脚班时期、半班时期以及新中国至今时期。

采茶戏起初是以采茶歌的形式出现, 是一种伴随着茶农劳作而歌唱的行为, 兼备劳动号子和山歌的艺术特性。抚州采茶戏源于宋代南戏, 在清朝末年时期形成了最初演出形式——“三脚班”, 其早期表演形式只有“一旦一丑一坐堂”三人组成, 在之后的发展中加入了小生一角, 形成了戏剧结构的基本框架“三小行当”。

清末民初时期, “三脚班”融入了宜黄戏的表演形式, 并丰富了戏剧角色、唱腔音乐和伴奏乐器。这种不断扩张发展的三脚班被当地人称为“半班”。“半班”的出现, 使三角班实现了职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同时进一步推动了抚州采茶戏音乐的发展和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 抚州采茶戏也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于1951年成立了抚州地方戏剧团, 1953年正式更名为抚州采茶剧团。这也是近代以来抚州采茶戏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经历了半个世纪, 抚州采茶戏的发展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 采茶剧团为了维持生计也不仅限于采茶戏的演出, 同时混杂着时下流行歌舞、相声小品等节目的表演。

二、音乐形态传承关系的梳理

2010年6月2日, 抚州采茶戏被列入文化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次年, 抚州日报发出报道称“抚州采茶戏现状堪忧, 传承保护任重道远”。这篇报道深刻地反映出抚州采茶戏正处于急速衰减、令人堪忧的现状。民族音乐学者周文中、邓启耀在《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一文中提出, “文化的蜕变不是某个民族的蜕变, 而是某种文化类型的蜕变。”文化类型的蜕变又何尝不是传统艺术的蜕变呢?

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抚州采茶戏, 其传承都是以人为本的活态传承, 通过以戏带功, 以戏传人, 再以人传戏, 直接而又全面细腻地延续着民间音乐的生命。

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蒂姆·赖斯 (Timothy Rice) 在他的四级目标模式中提到, 音乐的生成过程即是历史、社会、个人三个过程的结合, 按历史构成, 由社会维持并为个人所用, 正如抚州采茶戏中的个人就指的是精通并从事抚州采茶戏演艺事业多年的民间老艺人, 他们是传承重要环节和动力。

(一) 初期。在《中国戏曲集成·江西卷》中曾对早期的抚州采茶戏如此描述:“各种采茶、灯歌的内容和表演形式大体相同:通常由一男一女、一男两女或者多于三人以上的集体表演。舞者身穿彩服, 腰系彩带, 男的通常手持扁担、锄头、船杆等, 女的则手拿花扇、雨伞或其他茶具, 载歌载舞, 气氛十分活跃。活动中演唱的曲目有:《十二月想郎调》、《十二月采茶调》、《四季相思调》、《大十绣调》等。”1

最初的艺术离不开人类的生产劳动, 抚州采茶戏也是从采茶歌、茶灯发展而来, 是一种伴随着采茶劳作而歌唱的行为, 其曲调采用了当地民间小调, 并受到赣南采茶戏的影响, 表演内容和场合大都围绕茶事而进行。

这一时期的抚州采茶戏依赖着采茶劳动而延续, 歌唱者在劳作中相互影响和学习, 音乐活动更多地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

(二) 中期。乾隆年间, 抚州处于民多流徙、动荡流离的时期, 街头四处可见大量以卖艺为生的难民, 他们带来了鄂东南的黄梅采茶戏, 并将其与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和茶灯戏的表演相结合, 形成了抚州采茶戏的雏形——三脚班, 即一丑一旦一坐堂。因其编制小巧, 演出方式也非常灵活, 通常在茶楼酒肆、村户人家之中演出, 演出之余还招收学徒, 在教学中不断总结演出实践中存在的唱腔、旋律、肢体动作等问题。

随着演出越来越受欢迎, 三脚班演出内容便不仅拘囿于茶事, 更多的开始描写生活中的乐事及情事。同时其演出形式也得到了相应的丰富, 在以前一旦一丑的基础上加入小生行当, 由此形成了真正的三角班, 这也标志着抚州采茶戏作为戏曲艺术的基本成型。

三角班以表演单本的折子戏或剧情简短的单台戏见长, 虽然剧情情节不甚完整, 但它的出现促成了抚州茶灯歌舞迈向戏剧舞台表演形式的发展, 为抚州采茶戏日后取得辉煌的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社会经济水平骤然下降, 统治者将音乐艺术视为伤风败俗之物, 各地方戏曲班子都受到严重制压, 三脚班也几度维持不住, 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清代末年, 抚州宜黄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 三脚班里一些艺人便前往宜黄拜师学习, 将之前演出的小戏扩展成整本戏, 并开始上演袍带戏。演员行当也增加了除生、旦、丑之外的花脸行当。这时抚州三脚班开始向“半班”发展。

(三) 现阶段。1951年, 抚州地方戏剧团成立, 1953年正式更名为抚州采茶剧团。1954年9月, 江西省举办了首届戏曲观摩汇演, 抚州采茶剧团获得了多项奖项, 受到省内戏曲爱好者的广泛好评, 从此, 抚州采茶戏在全省范围内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并多次获奖。抚州采茶剧团编排的现代戏《李二嫂改嫁》在省内一些县市巡回演出, 根据革命历史故事创作排演的《红松林》在“江西省戏曲现代戏汇演”中获得创作、音乐等各奖项, 中国唱片社灌制了其中九段唱腔的唱片, 剧本也在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出版, 并发行了单行本。这标志着抚州采茶戏在国内戏曲界已经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 抚州采茶戏的演出逐步走出江西, 迈入全国。1962年, 由抚州采茶剧团改编的传统戏《错中缘》在湖南株洲、湘潭等地演出。1965年华东地区现代戏观摩汇演在上海举行, 剧团创作排演了现代戏《秧》参加观摩, 受到普遍好评, 而后赴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汇报演出。

进入21世纪, 抚州采茶戏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排练、演出, 并成功地荣获了各大奖项。如《县官下乡》和《王妈妈爱鸡》分别获2001年度和2004年度文化部“群星奖”金奖。

纵观抚州采茶戏的发展史, 从三个人一台戏的萌芽阶段发展至举国闻名的地方剧种, 这背后承载着多少戏剧表演者和工作者的心血, 他们仿佛是横跨长江般雄伟的大桥下那坚实、恒定的石墩, 倾尽自己一生的年华, 成全了抚州采茶戏事业的发展。

戏剧历史的发展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的, 反映时代精神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采茶戏的发展也是由其传承的历时发展而主导前进着, 从生产劳动中的传承发展至民坊班子的传承, 直至专业戏曲、专业院校的传承以及媒体网络的传承, 一步步与时代的发展举步同行。

三、文化阐释与社会维护

当代著名解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 “对于人类社会活动现象的描述, 不能停留于‘制度性素材的堆砌’, 而应该构成一种‘深描说’, 即站在一个‘异文化’的位置上体察人类学家自身的‘本文化’。”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格尔兹对于“异文化”的研究态度是“理解他人的理解”, 也就是说, 对于他文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认知了他文化群体对其自身文化的观念之上。

当我们进入一个异文化圈时, 作为“局外人”应对当地的文化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 在理解当地人对其生活模式的看法后换位成“局内人”, 进而像古典时代所期待的那样“完全钻进当地人的脑中”, 用当地人对文化认同的评价标准对他们的文化活动现象进行阐释。

对于如何理解当地人的文化观念, 格尔兹认为, “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 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 昭示出其常态, 把他们置于他们的日常系统中, 社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3

抚州采茶戏不仅传承的是其民族文化, 而且也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一面镜子。若能看到抚州采茶戏如今所处的社会背景, 就不难解释这一朵中国戏曲中的奇葩为何逐日凋零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对艺术文化事业残暴的禁锢,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经济翻天覆地地飞速发展等, 这些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巨大变动, 是如今抚州采茶戏追赶莫及的。

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 抚州采茶戏的传承发展映射了这个地区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与民族的心理、文化、风俗习惯融为一体。在抚州采茶戏的传承流变过程中, 糅合了当地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其社会文化特性。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民间音乐, 作为文化现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展示着其独特的魅力。记得吴文藻先生曾这样解释过“文化”:“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 文化最简单的定义可说是某一社区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所谓生活方式系指居民在其生活各方面活动的结构形式的一定结构, 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4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可以从它当下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其居住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以及行为习惯都属于民族文化的范畴。抚州采茶戏今日所展示出的文化风貌, 与抚州地方经济、生活发展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传统戏曲艺术的传承还要注重弘扬新时代的新文化。在如今传承人日渐老去、却无后继人的情形下, 无论是对抚州采茶戏音乐形态的溯源, 还是对其传承脉络的梳理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民间音乐的发展需要传承的延续, 保护民间传承也是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开展的一项重要手段。抚州采茶戏虽然已经受到全省乃至全国业界的关注, 但是近年来所做的工作, 仍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抚州采茶戏的弘扬与发展。这一工作仍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不懈地坚持, 以真正达到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目的。

摘要：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抚州采茶戏, 其传承都是以人为本的活态传承。历代艺人们皆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 手把手地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下一辈。本文从抚州采茶戏音乐文化形态的传承轨迹着手, 梳理和探究其音乐形态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抚州采茶戏,音乐形态,传承关系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戏曲志·江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 1998.

[2]顾建光.文化与行为[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3]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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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6]王铭铭.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J].教学与研究, 1999.

[7]费孝通, 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形态传承 篇4

产品形态是信息的载体, 是设计师向大众传达思想和理念的物化, 更是产品文化、身份的精神象征, 是赢得大众心理共鸣的设计语意表现形式之一。在品牌产品的造型设计中, 为了创新和传承一大批工业产品的品牌风格, 保持产品品牌“生命力”的设计要义, 必须要批判地传承产品的形态语意。然而, 品牌产品的风格传承和创造性往往是一对矛盾, 如何在品牌产品的创造性设计中, 既能有序地进行创造设计, 又能批判地传承原有的形态设计风格, 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工业设计学术界和企业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它需要一套理性而又可操作的分析和评价方法, 以指导品牌产品沿袭其持续一致的设计风格。

自20世纪中叶以来, 国内外各大著名品牌企业及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于保持产品形态设计风格一致性的研究, 研究方法主要有形状文法、感性工学法、认知心理学法、模式识别法等。Stiny[1]沿用语言学中衍生文法的概念首先提出了形状文法, 即通过形状的文法关系与规则来描述设计的空间组织或造型组成。潘云鹤[2]利用形状文法进行了图案设计和建筑风格的模拟。孙守迁等[3]提出了基于组件约束的风格概念生成技术, 定义了非风格特征线与特征线之间的约束关系, 实现基于产品风格认知模型的计算机辅助概念设计原型系统。Chang等[4]以32款手机为样本, 利用分组认知试验, 总结出了影响手机外形相似性的两大主要因素:总体印象和局部特征, 并分析了这两大因素对区分手机造型相似性的影响, 进而用簇分析方法对32款手机进行了分类。黄琦等[5]采用多向度评测 (MDS) 方法提取产品风格特征, 根据特征的识别算法和相似性算法检索和匹配产品风格。Chen等[6]将复合式感性工学应用于产品开发之整合性研究, 借助各种调查技术与分析方法获取了产品风格与造型要素之间的关系, 根据风格描述建立定性信息与几何建模之间的映射规则, 提出了应用基本形体和整体处理方法来构造与风格关联的产品形态建模基础结构, 初步实现了根据风格描述来设计产品造型。Xie等[7]还以手机为例, 探讨了人类对立体形状特征的心理认知过程, 试图建立消费者与设计师对于产品造型特征与风格认知之间的关系。此外, 在基于产品特征的形状混合技术[8]、零件加工的成组技术中对产品的特征表达[9]、品牌特征族的个性化产品造型设计[10]等方面, 专家学者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总体来看, 大多数学者集中于设计文化和设计风格、产品主题造型特征的保持与创新、计算机辅助造型设计系统的开发等较为理性的研究, 而关于造型形态的量值分析及传承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提出了品牌产品造型形态传承度的概念, 建立了形态传承的分析和计算模型, 提出了形态传承的评价与优化方法。

1 形态传承度的基本定义

形态由若干个结构分形体以邻接的拓扑关系构成, 包括各分体的形状、大小、拓扑关系及相对位置四部分。形态传承度是指产品形态继承和创新的程度, 它以产品形态原型为模型进行形态整体和各分体的传承度的计算。

1.1 产品形态原型

产品形态原型是将最贴近产品各分体形态的简单几何形体, 按原有的拓扑关系及其相对关系进行重构而形成的三维模型。这里的简单几何形体是指分体的最适包围盒, 最适包围盒是指包含该形体的长方体、圆柱体、球体最小包围盒中体积最小的包围盒。如图1所示, 产品形态原型分为整体层、分体层和几何层三层结构。整体层表达形态原型的整体结构;分体层表达各分体最适包围盒间的结合关系及相对关系, 结合关系属邻接类型, 相对关系包括分体间相对体量、相对线性尺度和相对位置的比较关系;几何层表达各分体最小包围盒和最适包围盒的特征参数。当新旧产品的形态原型中各分体最适包围盒间的拓扑关系一致时, 称为形态同构。本文研究的形态传承度计算方法为基于形态同构的算法。

各分体的相对关系包括相对体量、相对位置、相对线性尺度三种类型。

1.2 形态传承度的数学概念

形态传承度计算以新旧两个产品形态原型的体量或对应传承度为输入, 以组合传承度为输出, 计算通常为数据对象间的加权闵可夫斯基距离。输出值越小, 表明前后两个产品造型的传承度越高。

定义1 传承度函数量表示。一般来说, 传承度函数量可表示为如下映射:

δ:O×O→R+ (1)

这里, O表示对象的集合, 在本文中指新旧品牌产品形态原型的体量或对应传承度的集合, 对象通常用特征向量来表示。∀o1, o2∈O, δ (o1, o2) ∈R+, δ (o1, o2) 表示对象o1和o2之间的传承度。

定义2 距离度量。距离度量反映了数据对象之间的传承特性, 利用加权的闵可夫斯基距离可表示为

$\begin{array}{l}D(x,y)=(\omega {}_1|x{}_1-y{}_1|{}^k+\omega {}_2|x{}_2-y{}_2|{}^k+\\ \cdots +\omega {}_d|x{}_d-y{}_d|{}^k){}^{\frac{1}{k}}(2)\end{array}$

式中, ω1, ω2, …, ωd为各比较量的权值;k为比较量个数。

本文以式 (2) 来计算新旧两个造型形态各传承度对应指标之间的闵可夫斯基距离, k值取2。

定义3 ε-相似。当且仅当对象p和q之间的距离小于ε, 即D (p, q) <ε时, 称对象p与q为ε-相似。ε在本文中即为品牌产品形态传承的阈值, 是形态传承中设计风格遗传和变异尺度的界限, 它由人机工学、感性工学、价值认可度等约束条件确定。当ε=0时, 称两个对象完全传承。

2 形态传承的分析与计算

2.1 形态传承的模型

图2为品牌产品形态传承模型树状图, 品牌产品形态由各分体形态及各分体的拓扑和相对关系三部分组成。各分体形态被赋予长方体、圆柱体、球体最小包围盒, 以获得其体量值, 分体以最适包围盒为准形态, 基于感性工学原理通过语意关联获取其设计语意。一方面可以基于感性工学原理通过语意关联获取对应的设计语意, 另一方面它们将基于拓扑关系构建出形态原型广义邻接矩阵 (GAM) 。形态的整体传承包括分体集传承和GAM传承两部分。

2.2 形态传承度的计算方法

形态传承度分为整体传承度和各分体传承度。整体传承度以产品的形态传承模型为基础, 包括分体集传承度矩阵和形态邻接关系传承度矩阵两部分。分体集传承度矩阵元素由根据各分体的三种最小包围盒的体量参数计算出的饱和度或相对尺度集成而得;形态原型广义邻接关系传承度矩阵元素由各分体最适包围盒间的拓扑和相对关系比较量集成而得, 它们都是品牌产品造型创新设计中“批判吸收”的科学设计理念的形式化表现。

可以将各分形体的包围盒参数用矩阵形式表示, 每个分体的包围盒有21个特征参数 (图3) , 即xi1, xi2, …, xi21。其中, xi1、xi2、xi3为长方体最小包围盒之长、宽、高;xi4、xi5为圆柱体最小包围盒之底圆直径和高;xi6为球体最小包围盒直径;xi7、xi8、xi9为长方体最小包围盒中心点的坐标;xi10、xi11、xi12为长方体最小包围盒之长边分别与X、Y、Z轴的夹角;xi13、xi14、xi15为圆柱体最小包围盒中心点的坐标;xi16、xi17、xi18为圆柱体最小包围盒轴线与三坐标轴的夹角;xi19、xi20、xi21为球体最小包围盒中心的坐标。每一个分体的21个参数构成一个行矩阵, 即F′=[Fi j]=[xi1xi2 … xi21], 以表达各分体的形体特征, i为分体号, j=1, 2, …, 21。

2.2.1 分体集包围盒参数矩阵的建立

产品的分体集包围盒参数矩阵为F1=[Fi j] (i=1, 2, …, n;j=1, 2, …, 21) , n为分体数。

形体的最适包围盒是指包含该形体的长方体、圆柱体、球体最小包围盒中体积最小的包围盒, 可用10个元素组成的行矩阵F*i j来表示, 即

F*=[F*i j]=[x*i1x*i2 … x*i10]

其中, x*i1为最适包围盒性质标号, 当最适包围盒分别为长方体、圆柱体、球体最小包围盒时, x*i1分别为1, 2, 3;x*i2、x*i3、x*i4表示最适包围盒的几何参数, 对长方体包围盒有x*i2=xi1、x*i3=xi2、x*i4=xi3, 对圆柱体包围盒有x*i2=xi4、x*i3=xi5、x*i4=0, 对球体包围盒有x*i2=xi6、x*i3=0、x*i4=0; (x*i5, x*i6, x*i7) 表示最适包围盒中心点的坐标;x*i8、x*i9、x*i10表示长方体的长边线或圆柱体最适包围盒的轴线与产品CAD模型的绝对坐标系X、Y、Z轴的夹角, 球体最适包围盒中: (x*i8, x*i9, x*i10) = (0°, 0°, 0°) 。

分体集最适包围盒参数矩阵为

F2=[F*i j]

i=1, 2, …, n;j=1, 2, …, 10

2.2.2 分体集传承度矩阵的建立

分体集传承度矩阵的每一行为对应某一分体的饱和度传承度和相对尺度传承度两项内容, 其中饱和度是指分体与球体、圆柱体、长方体三种包围盒体积之比值 (图3) 。由于产品形态的变化导致包围盒体积的不同, 且产品自身体积也在发生变化, 故新旧产品饱和度比较值是一个变化的数。相对尺度是指新旧产品的包围盒上对应的特征尺寸之比值。新旧产品之间的饱和度传承度和相对尺度传承度的计算可按式 (2) 进行。

设V′i和Vi是新旧产品分体i的体积, V′i j和Vi j是对应分体i三个包围盒体积, 则新旧产品分体i的饱和度可分别表述为

B′i j=V′i/V′i j

Bi j=Vi/Vi j

其中, j=1, 2, 3, 分别对应于长方体、圆柱体、球体包围盒。

因此, 分体i的饱和度传承度C1i为

$C{}_{1i}=\sqrt{{\displaystyle \sum _{j=1}^3\omega }{}_{1ij}f{}_{ij}^2}$ (3)

fij= (B′i j-Bi j) /max (B′i j, Bi j)

式中, ω1ij为包围盒j的权重系数。

分体i的相对尺度传承度C2i为

$C{}_{2i}=\sqrt{{\displaystyle \sum _{l=1}^6\omega }{}_{2il}f{}_{il}^2}$ (4)

fil= (x′i l-xi l) /max (x′i l, xil)

式中, ω2il为对应参数l的权重系数。

每一分体传承度Ci为

$C{}_i=\sqrt{\omega {}_{1i}C{}_{1i}^2+\omega {}_{2i}C{}_{2i}^2}$ (5)

式中, ω1i、ω2i为权重系数。

分体集传承度矩阵为

FF=[Ci] i=1, 2, …, n

2.2.3 形态原型广义邻接关系传承度矩阵的建立

产品的形态原型建立后, 即可建立起相应的形态原型广义邻接矩阵 (具体构建方法将在另文论及) 。GAM模型对形态原型结构信息的描述较为全面, 矩阵族F3中非φ量均为各分体中影响设计风格的流比较量, 如:

$\mathit{F}{}_3=[m(V{}_i,V{}_j)]=\left[\begin{array}{ccccc}\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mathit{{\rm M}}{}_{\text{A}1}& \phi & \phi & \phi & \phi \\ \mathit{{\rm M}}{}_{\text{A}2}&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mathit{{\rm M}}{}_{\text{A}3}&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mathit{{\rm M}}{}_{\text{A}4}& \phi \end{array}\right]$

$\begin{array}{l}\mathit{{\rm M}}{}_{\text{A}k}=[m{}_k(C{}_i,C{}_j)]=\\ \left[\begin{array}{cccccccc}{\rm I}{}_{k1}&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rm I}{}_{k2}&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rm I}{}_{k3}&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rm I}{}_{k4}&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rm I}{}_{k5}&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rm I}{}_{k6}&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rm I}{}_{k7}&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phi & {\rm I}{}_{k8}\end{array}\right]\end{array}$

其中, k=1, 2, 3, 4。图4表示了F3中矩阵的嵌套关系, Vi和Vj分别为行和列中分体, 列中的分体Vj作为信息提供者, 行中的分体Vi作为信息接收者。矩阵中MA k为分体Vi和Vj之间存在的信息依赖关系。当m (Vi, Vj) =φ时, 表示分体Vi和Vj之间不存在信息依赖关系。在矩阵F3中, 分体V2接受V1输出的信息。Ci和Cj分别为分体间的流类型, Ik i (i=1, 2, …, 8) 为相应行列间的迭代, Ik 1为体量流的T元素, Ik2为两分体最适包围盒体积比, Ik i (i=3, 4, 5) 为两包围盒在X、Y、Z方向线性尺寸比, Ik i (i=6, 7, 8) 为两包围盒中心点在X、Y、Z方向的坐标差。从下至上, 每层都代表着形体拓扑关系的考察评价项目, 也是产品形态设计风格描述的对象之一。

新旧产品形态原型广义邻接关系传承度矩阵中每一水平层传承度的值CA i可按下式计算:

$C{}_{\text{A}i}=\sqrt{{\displaystyle \sum _{k=1}^s\omega }{}_{ki}C{}_{ki}^2}$ (6)

其中, 每一水平层对应元素的值为

Ck i= (I′k i-Ik i) /max (I′k i, Ik i)

式中, s为邻接关系系数;ωk i为权重系数。

形态原型广义邻接关系传承度矩阵为

FG=[CA i] i=2, 3, …, 8

2.2.4 形态整体传承度的计算

形态整体传承度C由分体集传承度矩阵及形态原型广义邻接关系传承度矩阵中的元素集成, 分体集传承度为

$C{}_{\mathit{F}{}_{\text{F}}}=\sqrt{{\displaystyle \sum _{i=1}^n\omega }{}_{i}C{}_i^2}$ (7)

形态原型广义邻接矩阵传承度为

$C{}_{\mathit{F}{}_{\text{G}}}=\sqrt{{\displaystyle \sum _{i=2}^8\omega }{}_{i}C{}_{\text{A}i}^2}$ (8)

形态整体传承度为

$C=\sqrt{{\omega }^{\prime }{}_{1}C{}_{\mathit{F}{}_{\text{F}}}^2+{\omega }^{\prime }{}_{2}C{}_{\mathit{F}{}_{\text{G}}}^2}$ (9)

式中, ωi、ω′1、ω′2为权重系数。

2.2.5 权重系数的确定方法

系统中对象间组合的优先次序并不同。本文通过引入模糊一致关系, 将各属性的优先次序转变为权值, 实现对优先次序的定量描述, 具体的权重计算方法参见文献[11]。

3 形态传承判据的确定法则

产品形态传承的判据以矩阵的形式表现, 它是产品各分体及其拓扑、相对关系传承阈值的集合, 其矩阵元素与分体集传承度矩阵和形态原型广义邻接关系传承度矩阵各元素对应。

3.1 形态传承判据矩阵的基本概念

产品形态传承的判据矩阵是控制形态原型整体和各分体传承程度的界限, 是形态进行遗传和变异的尺度。新旧产品形态的最优语意等级矩阵进行差运算后, 同位矩阵元素差值δ=1, 则对应矩阵元素值εi=0.1 (依据感性工学可作适当调整) 。矩阵E=[εi] (i为矩阵的元素号) 即为形态传承判据矩阵。最优语意等级矩阵与分体集传承度矩阵、形态原型广义邻接关系传承度矩阵相对应, 其概念将另文述及。

3.2 形态传承判据矩阵的构成

产品形态的传承度矩阵F由分体集传承度矩阵FF和形态原型广义邻接关系传承度矩阵FG组成。对应于传承度矩阵, 形态传承判据矩阵E由分体集传承判据矩阵E1和分体组合传承判据矩阵E2组成。其中, E1为一维列矩阵, E1=[εi] (i=1, 2, …, n) , E2为分体组合相对应的矩阵, E2=[εA i] (i=2, 3, …, 8) 。

4 形态传承的评价与优化

4.1 形态传承的评价

形态传承的评价分为整体评价和各对应特征属性评价两类, 特征属性评价采用矢量、张量分析方法对对应元素逐个分析比较, 即Ci<εi, i=1, 2, …, n;CA i<εA i, i=2, 3, …, 8。

整体评价采用对应于式 (7) ～式 (9) 的同样的阈值权值进行形态判据矩阵各元素的合成, 然后将产品形态整体传承度C与合成判据E比较, 即C<E。

4.2 产品形态结构的优化

在产品形态原型传承评价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传承模型对相应的形态结构进行优化, 以提高与客户所需产品设计风格的符合度, 为产品的创新性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优化工作主要有:在形态原型不变的情况下, 对产品进行个性化变型, 即改变形态原型中各分体的最适包围盒的形状或大小, 通过局部形态的变化, 尤其是重要视觉元素的变化来优化产品整体设计风格;调整形态原型中各分体最适包围盒间的拓扑关系, 或调整各分体最适包围盒间相对体量、线性尺寸比、相对位置尺寸, 来优化产品形态的整体设计风格。

5 应用实例

以某品牌电动冲击钻为例进行验证。图5和图6分别为冲击钻改良设计前后的造型, 很显然它们钻头的形态完全一致, 而其他组成分体形态则有一定的变化。图7和图8分别为它们的形态原型, 图9显示了新产品四个分体的三种包围盒, 根据新旧产品的F1、F2、F3元素值, 按照式 (3) ～式 (9) , 即可计算出冲击钻整体和分体的传承度 (表1、表2) 。式 (3) ～式 (9) 中权重系数将基于冲击钻的设计风格具体给定 (略) 。

表1、表2中的数据表明, 传承度的数值能很好地反映新旧产品形态的传承性, 传承度越小, 传承性越好。例如, 钻夹头的饱和度和相对尺度传承度均为0, 说明新旧产品的形态是完全一样的;从钻体的传承性来看, C11=0.15和C21=0.08说明钻体形态变化不大;C13=0.36和C23=0.12说明前柄形态饱和度有着较大的变化;从整体形态来看, 由于C=0.22, 较小, 通过确定适当的阈值E=0.25, 可以认为新产品在形态上较好地保持了设计风格。

6 结束语

品牌产品形态的传承作为一种延续品牌“生命力”的设计要义, 已成为企业巩固其核心竞争力的法宝。本文提出了产品造型设计形态传承度的概念, 理性地建立了产品形态传承度计算的基本思想, 并构建了其计算法则, 研究工作将为设计师进行品牌产品造型形态设计提供概念生成的理论依据, 也为品牌产品造型设计辅助系统的开发和设计风格的变化度测算奠定了基础。

在本文工作的基础上, 后续将研究:①通过对几种品牌产品的实例分析, 验证和完善形态传承度指标体系和计算法则;②开发基于形态传承度理论的品牌产品造型设计辅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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