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精神

“沉沦”精神（精选5篇）

“沉沦”精神 篇1

《沉沦》作为郁达夫的代表作, 其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沉沦”精神体现了作为五四青年后的一代知识分子, 对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的深深的忧虑及以大胆暴露的方式表达对残酷现实的控诉。

可以说, 在《沉沦》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沉沦”精神, 不只是一个个体青年的表现, 而是在当时国内危机重重之下的整个民族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状态。得出这一看法, 是通过对文本中郁达夫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分析得出的。有人曾说:“我们可以申言:不存在对某文本的难以更改和绝对性阅读, 也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意义。我们也不认为,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对某文本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 因为不存在某一定历史时期内唯一有效的解释。”1所以对于主人公身上的“沉沦”精神的含义, 我们可以多角度分析:

从主人公的形象、性格角度分析:在《沉沦》这部作品中, 作者对主人公的形象、性格的构建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写作意图的途径。在对主人公的描写过程中, 首先表现在对主人公性格的细致入微而又充满感伤的描述与刻画上。《沉沦》中20岁上下的主人公无疑正处于人格塑定阶段, 主人公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的“小小的书斋里度过了十几年春秋”, 这决定了他人格塑造的基础, 儒家传统文化的修齐治平观念与伦理道德的约束, 使其个体意识有弱化倾向, 这使他不敢在自己爱慕的异性面前公开自己情感的社会习惯心理和采用用放情山水来回避消解性本能的传统意义上的移情模式。主人公所受到的文化也是我们民族一直以来接受的, 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 让我们对打开国门后突如其来的变化应接不暇, 我们一方面用自己几千年来的正统文化看似执着的抵挡着外部世界的腐朽思想的诱惑, 但另一方面身体及心理的本能却想去接受、去学习, 这种种冲突, 在我们从近代以来对待外国来的一切包括器物、思想都可以看出, 这也是我们民族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出的, 曾经不断地反抗, 在失败后变为了无奈的挣扎。

其次是在塑造主人公的过程中, 郁达夫有意的要突出主人公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产生了对生命意识的危机感。《沉沦》引起人们对觉醒了的自我的关注, 而对其赖以存在的生命本体予以重新审视的同时, 主人公在试图塑造与完善自己人格过程所深受的痛苦与悲剧性结局, 也促使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在肯定与张扬自我意识的努力中产生一种巨大的生命意识的危机感。当面对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动乱时, 青年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出路, 看不清方向, 在前进中陷入迷惘, 在反抗中沦入消沉, 思想上处于苦闷、感伤、忧郁、颓废之中。事实上, 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 是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绪。这种苦闷, 是一种时代的苦闷, 这种颓废同时也打印着深沉的时代烙印。2

最后作者的对主人公的描写中, 表达了作者本人及主人公的双重悲哀与失望。通过对比主人公与郁达夫本人, 我们会发现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正直, 有才华的青年, 懂得诗文和几国外语, 以卖文和教书为生。他孤僻内向, 多愁善感, 有点神经质, 忧郁病时时袭来, 经常迷恋于秀丽的山水。面对祖国遭受的苦难, 自己身在异邦的屈辱, 生活上的种种艰辛, 使他宛如失群的孤雁。主人公的出生、经历和教养与郁达夫都很相像, 甚至外表衣着、音容笑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郁达夫是在表现自我, 而表现自我, 则是郁达夫创作的动力。他说:“艺术本来就是表现, 而艺术品的表现, 实际上不是事实本来的现象, 却是经过艺术家的气禀的再现。”3因此在相同经历的留日经历中, 当他们都发现了中日文化的差异及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对比中所看到的差距, 看到民族积贫积弱对于青年一代身心的戕害, 这不仅是主人公感到了无限的悲哀与失望, 同样也是作者郁达夫的深切体会及想通过文章表达的。

作者在对《沉沦》的创作过程, 不难看出这是作者自我心态的一种坦露, 从文本中我们了解到:一个涉洋留学的青年, 一旦经历了最初的外域文化与观念带来的新鲜感和内心亢奋后, 两种文化、观念在心灵中的碰撞便发生了。

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保守意识正无情地鞭挞着“他”天真的本能冲动, 压抑、闭锁的后果不仅令其陷于焦虑苦闷之境, 还进一步使其人格结构严重失调, 导致人格“沉沦”的悲剧结局。这一幅心理轨迹图正对应着弗氏理论中关于“人格结构”的解释。弗洛伊德曾在他的理论中形象地叙述过“人格结构”中“自我”和“超我”各自所处的心理位置及其协调作用, “……自我的每个动作都受到严厉的超我的监视, 超我坚持行为的一定准则, 不顾来自外在世界和伊德的任何困难;如果这些准则没有得到遵守, 超我就采用以自卑感和犯罪感表现出来的紧张感来惩罚自我……”4我们看到, 《沉沦》中的“他”, 一当原欲激情腾起之时, 便受其保守意识的自斥自责, 而对柔情娇美异性不敢正视, 酗酒自残无法摆脱原欲, 他的“自我”始终没有一次越轨行为, 而“超我”连“他”难耐痛苦而采取的自我变态宣泄方式也未能放过。这个重负之下可怜的“自我”便为三种焦虑所折磨: 面临外部环境的现实焦虑;面临“超我”的心理常态焦虑;面临原欲强力的神经变态焦虑。如此沉重的“人格结构”失调后的焦虑, 其极限的超越必导致悲剧的结局。可以说《沉沦》的人物心理细节正是弗氏理论的一个个心理图例。

从上文关于对主人公形象、性格分析以及此处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 那种“沉沦”精神不仅是主人公所特有的, 而是暗指了当时整个国民身上所体现的“沉沦”精神。当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讲, 大胆地讲“性”是不合礼法的, 如果能压制这种本能的欲望反会被称道, 文中的主人公在礼法与自身诉求满足的选择中挣扎而逐渐“沉沦”, 他身上所经历的也正是我们的民族在新旧思想、文明的冲突中不断沉沦的写照。追求自由, 寻求自身的解放是五四时期的目标和口号, 但在五四过去一段时间后, 当时的社会现状并没有如作家、革命家所想的那样, 那根深蒂固的陈腐旧文化仍然在腐蚀着国民性, 在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外国先进文化与中国本土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地冲突和激荡, 深刻地影响着一些青年知识分子, 面对这种尴尬两难的境地, 他们只能不断地在挣扎、反抗, 如文中的主人公一样, 所以用“沉沦”精神一词可以全面而深刻的表现了那个时带整个民族的状态。

《沉沦》就是从这样一个独特而深入的角度具体地展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钱杏邨曾说 :“达夫是很健全的时代病的表现者。”5而作者本人也曾说:“我的消沉, 也是对国家, 对社会的。”6因此, 把文中的“沉沦”精神看做是对当时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一种描写是有合理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王自立, 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3]郁达夫:《悲剧的出生》,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年版

复辟还是沉沦 篇2

伯纳德·霍普金斯已经被拳击界中的不少资深人士认为是中量级拳击史上最伟大的拳手，然而在了月16日他却在众目暌睽之下遭到了拳坛的后起之秀杰明·泰勒的成功阻击，这不但使他准备在这场比赛之后就升级到更高级别去享受高酬金之战的美梦化为泡影，更为他日后如何书写史册蒙上了质疑性的一笔。人们总是喜欢在一个成功人士失败的时刻去讨论他是否伟大，如今轮到霍普金斯时，他一样也逃脱不了人们对他进行的一番历史性的品过论非。

众所周知，霍普金斯职业生涯中的最原始级别是在次重量级，就是这个85．5公斤的这个级别不但让他感受到了他的第一场职业比赛的滋味更让他品尝了自己首场职业败绩，这对于一个日后要被世人封为最伟大拳王之一的他简直就是一种践踏和悔辱，也许是这个级别让他感到自己全无优势，又或是下一个级别仍然让他感到对取胜毫无把握，思忖万般之后，霍普金斯毅然选择了下降三个级别，来到了人才匮乏的中量级继续学着如何打拼。脱掉了13．5公斤的体重虽然让他变成了骨瘦如材的病夫，然而他的身高和臂展却也让他在这个级别里如同鹤立鸡群占尽优势，一失一得，决不吃亏，刽子手的“算盘经”在识得他的人们面前暴露无遗。

经过精打细算后的霍普金斯在随后的比赛中达到了连胜25场之多，还倘佯在，自己胜利喜悦之中的这位自诩为费城头号杰出的拳击英雄的他，却又一次遭到了小罗伊·琼斯无情暴风雨式的洗劫，他的拳击天赋又一次遭到了人们致命的怀疑，究竟自己有没有拳击天赋，究竟自己还适不适合继续待在这个舞台，连霍普金斯对自己都有些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是否能够达标。与其迷失自我，不如继续相信自我。这是霍普金斯对于失败后一次最好的自我注解、天生我材必有用，胜利尽去还复来。永不放弃自我信念的霍普金斯不但没有使他在以后面对手时变得畏首畏尾，反而让他在今后的道路上越发地变得老而弥坚。

一个人只有在失败当中才能看得清楚自己到底缺少些什么！这就是霍普金斯最值得令人敬畏的格言。善于把握自我的得与失，不停地积累经验财富，以有余补不足，种种一切的努力使得时间并没有在他的身上夺走任何东西。更是由于一次次无情式地摧残着对手，令得遭受他毁灭的对手给他起了一个非常适合拳击代名词，一个恐怖的名字“刽子手”!也许是老天不负自信人，聪明和狡诈的战略多变和无形的战术两则完美地统一地结合使得这个在年龄上早已该回家坐享晚年的老霍却成就了他人在这个级别在这个年龄段上都无法想象的真实梦境。十二回合终结波多黎各将军特立尼达德，九回合砍翻金童德拉霍亚，这些极其完美的结果不但让霍普金斯和伟大结缘，更让他在P4P世界上最好的拳手排行榜上占据着头一把交椅的宝座。高处不胜寒，不论谁在巅峰时期待得过久都会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应付来自海一方敢于向他挑战的拳手，当霍普金斯直接面对拥有一颗“勇敢者心脏”的杰明·泰勒时，他的这种战战兢兢也表现得极为明显！过分地谨慎让他在前半段回合中几乎毫无建树，然而就是这个后发制人的战略居然让他在后几个回合之中几乎差点儿提前终结比赛，要不是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让他的这位来自美国小石城的英雄最终坚持到了比赛结束铃声响后，泰勒恐怕早已石沉大海了！比赛的结果让泰勒带着全胜的战绩跨入了四冠王的行列，可是卷土重来的刽子手呢?经验尚且稚嫩的小石城英雄在二番大战中还能够应付这次有备而来的百变多幻的老刽子手吗?

等来如此带有胜负悬念的比赛，这着实不易。在这场决斗中你将会看到和第一番完全不同的攻防转换，谁会率先发动攻击?谁会被动防守?两人如何分配体力来进行这场斗智斗勇的战争，这些都是这场比赛最吸引人的看点，从这场比赛你将会看到泰勒的勇气是否还在！你也会从中领略到刽子手的阴险狠辣!这一切只有到比赛的当天才会展露端倪。

经历几番毁灭和相应的重生，从两次被击倒后仍然可以站起来以TKO来结束比赛，从两次几乎输掉所有回合数后仍然可以不迷失本性的特点来看霍普金斯的心智是何等成熟，现在用“油侵泥鳅，滑不留手”来形容他的奸狡凶顽是决不为过的。这些也造就了刽子手在拳台之上的豪言壮语：“只有我杀人，没人能够杀我，”“所有向我进攻的猛兽脖颈在我这里都将会被死死套牢而无所作为。”虽然霍普金斯的年龄和体力仍然成为人们对于他能否战胜年轻对手的质疑！可是从第一番交手过程中不难看出他的体力还没有出现衰竭症状，而且他优化分配体能的战术现在看来依然效验如神，至少仍然能够抵消年龄给他体力所带来的种种不利。由于在第一番对决中霍普金斯可以在被动的时间里有效地积蓄体力并在对手体能消耗到一定的时候里进行绝地反击，这给在后几个回合几乎面临崩溃的泰勒无疑多多少少都留下了不可抹灭的颤怵和心理阴影。泰勒还敢不敢在二番战比赛中的前半段到中局之间放纵体能放手一搏呢?如果不敢，泰勒将毫无疑问地被霍普金斯掌控于手掌之中，那么这位来自小石城的四冠王朝必然大厦将倾。如果泰勒仍然敢于猛冲硬拼，那么他如何分配体能才能够在后半段不落入老刽子手算计之中，不被无情地宰杀呢?这些都是这位小石城英雄将要面对的最严骏的考验，而对于善于总结失败并从中找出完善自我法门的费城刽子手，又会制定怎样的战术来逐步蚕食对手的心灵，继而来叩开对手看似坚盾的大门?这些战术细节的安排自然将是老霍取得这场战争的法宝和关键所在。

当然赛前双方所承受的压力也将决定这场比赛胜负结果的走势。首先，对于26岁的泰勒而言，年轻是没有失败的!获取经验和总结得失才是今后成功道路上通往伟大的磐石。况且，泰勒已经取得了对霍普金斯首场获胜的记录，如果这场就算真的不慎落入了对手的圈套，他也完全可以凭借1：1来要求和年龄继续增大的老刽子手打场三番对决，赛前就把压力抛给了对手，泰勒可谓先声夺人。赛前的新闻发布会拳手与拳手之间的“相互轻蔑”已经成为了例行公事的赛前演练，可是谁又能够知道他们内心世界里所要承受的压力和职责。对于老板德拉霍亚给予自己的“刘备与诸葛的三顾情结”，伯纳德在今后两到三年之中将是金童赛事推广公司的顶梁柱!面对德拉霍亚的一字一句的褒奖，霍普金斯不胜压力，人们在批评之中激发起来的斗志往往要比褒扬得到的鼓励来得更加强烈。如果霍普金斯这次仍然跪败在泰勒的脚下，自己也有份参与的金童赛事推广公司的形象不但因己受损，而且他也将被扣上迎接不起一次真正的考验的恶名，以前一次次从升级对手身上得来的胜利将会被人们引为笑柄，然而一旦他取得复赛胜利的话，他的光芒将会被媒体无限拔高，如此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反差，注定将使这场比赛成为霍普金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场赛前被冠以了“没有尊重”的巅峰豪决关键中的关键在于“谁更怕谁?”

“沉沦”精神 篇3

关键词：沉沦,独语,郁达夫,叙事方式

郁达夫的小说素以抒情见长, 作者本人也认为“小说的表现, 重在感情”。概观郁达夫五十余篇小说大都是不重视曲折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而重在抒发人物抑郁寡欢、寂寞孤独、敏感自卑的内心情感体验。发表于1921年的成名作《沉沦》, 即为此特征的最为明显的体现。只不过《沉沦》在抒发人物内心情感与揭示主题时, 首一地运用了“独语”叙事方式而别开生面。

一、“独语”叙事方式在文本的表现

《沉沦》的“独语”叙事方式首先表现在人物内心的独白 (这种独白即是人物的自言自语) 。而这种内心的独白又不同于鲁迅的《野草》里那种表现很强又蕴含极为丰富的生命哲学的形式, 也不同于何其芳的《画梦录》里的那种绝对隐秘地表达自我孤独情愫的特点。《沉沦》是通过主人公“他”的内心情感的自我宣泄, 而让读者感觉出“他”是个敏感、怯弱、孤独、自卑、伤感的“零余者”形象。从小说的第三部分, 我们清楚了“他”的身世:“他”三岁失祜, 成长过程充满困苦艰辛;“他”心思又活, 不肯按部就班的学习;“他”又好幻想, 把自己幻想成一个多情的古典勇士, 也把邻居的两个女儿当作贵族的苗裔而想入非非;后来随兄东瀛留学, 但在日本, 弱国子民的身份和对社会现实的失望, 从而与世格格不入;“他”心性又很高, 对自己苛责严格;“他”很想与人交往, 但又怀疑别人对自己持有偏见或歧视, 因此心理上的失衡而导致无法与人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如此, “他”的内心世界异常地充满寂寞虚无, 加上青春期Libido的萌动, 于是“他”渴求爱情, 希望借助爱情的力量能来缓解孤独寂寥的心灵。虽强烈地渴求爱情, 但却怀着“月兔儿似的小胆, 猿猴似的淫心”而不敢付出实质性的行动。如, 爱上房东的女儿, 却对人家“装出兀自不可犯的样子”, 让人感觉其高处不胜寒的距离感, 但“他”的思慕心却一天天地膨胀起来, 以至发展到窥浴。但对此, 又疑心别人知晓了而整日惶惶不安。由此, 在一次放学后, 遇到两位日本女同学, 内心表现的异常激动, 自嘲自骂自己:“你这卑怯者!你既然怕羞, 何以又要后悔?”回到房间又想到她们两双活泼泼的眼睛含有惊喜的眼神, 又自我说道:“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 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 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哎!哎!她们已经知道了, 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 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 我要复她们的仇。”这种内心的自言自语话语十足地透露出了“他”的怯懦和敏感。

由此, 我们在“他”的独语中, 不仅看出了一个“个人的灵魂与肉体斗争”[1]的“零余者”形象, 同时也窥探到一个令人窒息的现实社会环境。

二、“独语”叙事方式的现实审美意义

郁达夫的小说虽然是“自叙传”抒情体的小说, 强调自我情感的流露, 散发出了浪漫主义的气息, 似乎与现实主义有很大的距离和隔膜感。对于这点, 历来很多的研究者也是这么认可的, 但事实上他众多的小说在抒情的外衣裹包下, 却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感。换言之, 他的小说以抒发“零余者”的内心感伤、苦闷、焦灼以及痛苦的情绪, 来揭示造成这种情绪的社会现实以及原因。这种侧面的揭示和控诉方式与鲁迅、茅盾、巴金等的小说直接揭示和控诉现实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独语”的叙事方式在《沉沦》里的运用, 使读者读了文本之后, 在与主人公同泣和感情共鸣的同时, 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地思考《沉沦》所要体现的现实审美意义。

首先, 客观真实地揭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环境。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所处的环境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后的环境。他们经历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有了追求人的解放、个性主义的精神以及批判现实社会的勇气和决心。伊始, 他们也有人生的激情、理想的追求, 即使在他们陷入了自我消沉堕落时, 我们通过他们的“独语”话语, 也能见出他们内心里的那份不甘。既如此, 是什么缘由导致的呢?别林斯基曾说“要揭破拜伦这个伟大的诗人的忧郁的谜底, 首先必须猜破他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秘密。”同样我们要了解《沉沦》里“他”忧郁苦闷产生的缘由, 也必须猜破郁达夫笔下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秘密。如前文所述, 他们生活在一个动乱、骚乱, 新革命又在酝酿以及中国旧有的腐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 并没有得到彻底消亡和根治的社会里, 社会的各种沉渣腐物仍然在肆虐着, 还在死灰复燃, 还在猖獗着, 再加上他们在“五四”期又初步地接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思想, 有了自我意识和追求个性的思想。但这两者的相互冲突却是异常的激烈, 而对于一个本性软弱的小知识分子来说, 那其表现就尤为的苦闷和伤感。所以在一些有悖于传统伦理的举措和行为中, 他们就没有坚强的思想和行为去对待。比如, 《沉沦》里的“他”在每次自渎后, 因从小服膺“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而日夜地懊悔而痛苦不堪。

其次, 彰显了作者对“零余者”的深切同情之感。这主要从作者的人文情怀角度来说的。郁达夫作为经历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作家, 懂晓他们内心世界的苦楚和精神的萎靡之因, 故而在作品中, 不厌其烦地向读者揭示出这种情绪, 但另一面对他们的同情之感溢于言表。正如有学者所说:“深沉的......人道主义......是奔流在郁达夫全部生活和创作中的主流。”

因而, 郁达夫运用“独语”叙事方式, 除了要揭示出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和反映出一批具有“时代病”的“零余者”形象外, 还寄予了他对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极不幸人生遭遇的同情。他们本是带着人生的激情, 怀着人生的理想的, 想在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所作为, 最后却因社会之故而走向自戕的不归之路。这一边痛恨了戕害他们的社会现实, 一边也不能不有无尽的同情之情。这才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所为。

参考文献

[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415。

大公司的沉沦 篇4

一百分的输家

诺基亚执行副总裁麦德薇接受《哈佛商业评论》访问时表示，诺基亚是规模跟成功的牺牲者，由于太强调成本控制，不敢冒险，而错失时机。而有报道则更形象地把诺基亚称为“一百分的输家”。

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诺基亚已开发出先进的触控技术。而诺基亚2007年首推的移动互联网品牌OVI也比苹果AppStore早了整整一年。但因成本高而放弃了触屏，OVI也于2011年宣布关闭。

正如埃洛普给员工的信中所言，诺基亚在犹豫中，“流失了太多时间、市场份额和品牌形象。”让iPhone和Android抢占了先机。

IHS高级分析师维恩-拉姆表示，诺基亚在iPhone获得巨大成功后，直到2011年才推出了WindowsPhone手机，反应度过慢已使其陷入困境。

今年，标准普尔在将诺基亚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时，给出了诺基亚滑坡的五点原因：动作过慢、WindowsPhone手机尚未带来回报、低端市场遭挫败、品牌形象不再新锐、执行力不佳。

独霸塞班破坏平衡

诺基亚的最大战略失误，恐怕要算在手机操作系统上的决策。

2008年12月，诺基亚把由众多手机厂商持有股份的塞班公司全资买下，想组建以诺基亚为核心的塞班联合组织，打造一个史上最强的智能手机操作平台。然而，此举破坏了塞班操作系统已形成的强大生态系统平衡。自2009年底开始，包括摩托罗拉、三星电子、LG、索尼爱立信等各大厂商担心自己手机生产会被诺基亚所左右，纷纷宣布终止塞班平台研发，转而投向安卓领域。

其中，三星一方面与英特尔联合搞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Tizen开发以防不测，另一方面果断选择安卓平台，成为安卓平台的最大受益者，从而一举抢占了诺基亚稳坐了14年的全球手机销量冠军宝座。

博沃科技创始人任健认为，当今诺基亚的坠落主要在于一味排斥别人的手机操作系统。如果当初诺基亚不坚持只使用塞班，而是择优选择手机操作系统，历史就将重新改写，也不会让三星有可趁之机，创造如今的辉煌。实际上，即便是三星也有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但三星并未像诺基亚一样固步自封。

忽视移动互联

从模拟手机到数字手机时代，诺基亚正是靠品质和技术成为业界大佬。然而，智能手机改变移动互联网生态系统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诺基亚这位“智能手机”先河开拓者的想象。诺基亚在2G时代稳固的地位，使其在智能手机开发上犹豫不决。它一直认为，手机主要用途就是通话，却没有意识到，用户已开始逐渐利用手机查看电子邮件、寻找餐馆并更新Twitter信息等。当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时，诺基亚似乎一下子被打蒙了。

当今I T领域竞争已经从产品竞争演变为产业链整合的竞争。实际上，谷歌和苹果的成功，根本的一点都在于利用了自己操作系统，整合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产业链的主导者。诺基亚蓄积力量沉默了一年，力图依靠一款精美的手机来上演“翻身大戏”，但却没能如愿，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深的泥潭。

IT产业发展变数很大，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IT产业发展的精髓。如果一家企业不能够与时俱进创新，其结果就只能和诺基亚一样，最终衰落。

沉沦与救赎 篇5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 妓女 从良 女性自主权

明初与明中后期社会上对于狎妓之风的态度有很大差异①，但是官妓一直受教坊司乐籍控制，属于贱民阶层。脱籍从良几乎是每一位妓女必须面对的选择。对于明代中后期的妓女从良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不少成果，但大多局限于文学领域的解读②，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妓女的人身控制、资金来源与从良对象选择等重要问题。本文即从上述几个角度，试图对明代中后期的妓女从良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探索，并从妓女本身发挥的作用中窥探女性自主权问题。

一、妓女从良资财的由来

普通妓女想要从良，必须有一定的财产支持。妓女靠卖色卖艺获得生活的资本，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她们获取的并不是完全归自己支配，属于家生的妓女要奉养父母，而依附于鸨母的妓女钱财的大部分要交给鸨母，她们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很少。

明代中后期的妓女从良所需钱财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良对象及其他人代为支付。这一现象应该是最为常见。《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主人翁曹可成为名妓赵春儿赎身“与春儿赎了身，又置办衣饰之类。”③“三言二拍”中还有许多例子，《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当王美娘要嫁给卖油郎秦重时，秦重担心自己不能支付赎身费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为考验李甲的诚心，要李甲自己筹措自己的赎身金三百两，而李甲的朋友柳遇春为他支付了一百五十两。

最为称道的是钱谦益助董小宛从良。摆在董小宛面前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要支付赎身金，而是她的高额债务。④在《影梅庵忆语》中有详细的记载，“彼前亦为势家所惊，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鐍户不见客”“姬吴门责逋甚重，金陵落籍，亦费商量”。⑤6冒襄 “细悉姬吴门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责逋者见其远来，益多奢望，众口狺狺”，不敢轻易地迎娶董小宛，而是“铁心冷面，与姬诀别，仍令姬返吴门”。⑤7作为文坛领袖的钱谦益，十分看好冒襄，而且柳如是又是董小宛的好友，所以亲自到吴门为她筹划。“虞山宗伯闻之，亲自半塘，纳姬舟中。上至荐绅，下及市井，纤悉大小，三日为之区画立尽，索券盈尺。楼船张宴，与姬饯于虎疁，旋买舟送至吾皋。”⑤8另外涉及董小宛落籍的问题，则“即驰书贵门生张祠部立为落籍，吴门后有细琐，则周仪部终之，而南中则李宗宪旧为礼垣者与力焉”。⑤8董小宛在南京、苏州等地的落籍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她从钱谦益为其谋划到真正入门冒家，前后花费了近十个月，可见从良过程之艰难复杂。

二是妓女自赎。妓女们深知从良所费甚多，所以她们往往自己趁着年轻貌美，私下积累钱财，以便“免得日后求人”。当然，前文已经叙述到如果不是亲生母亲，鸨母会对手下妓女的财产严格监督。《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王美娘一直渴望从良，所以她从一开始就不断积累财富。为了避免被鸨母张九妈发觉，她把钱财分别放在自己信得过的常客家里。“我只为从良一事，预先积攒些东西，寄顿在外。”“原来黄翰林的衙内，韩尚书的公子，齐太尉的舍人，这几个相知的人家，美娘都寄顿得有箱笼。”⑥69等到要用时，“陆续取到密地，约下秦重，教他收置在家。”⑥69

以上种种途径，都显示出她们都在利用各种条件，极力摆脱倚门卖笑的悲剧命运。她们在从良这一命运可能再次改写的行动中，妓女们往往不再观望等待，而是积极地设计自己的从良之路，以便能够顺利逃出苦海，回归到社会上正常女性的生活轨道。

二、妓女从良的对象选择

妓女要从良，最重要的是择人。从良对象的选择关系到以后的生活是否幸福，关系到能否彻底地摆脱妓馆的束缚。前文已经论述到在明初法律严禁官员及其子弟嫖娼或娶娼为妾，所以文献中几乎很少见到明初妓女嫁官员及其子弟的记载。到明中后期，社会风气改变，狎妓成为风尚，许多官员及其子弟纷纷迎娶妓女入门。尽管当时仍旧有反对的声音，但在社会风潮面前显得弱小无力。明代中后期，官员子弟成为妓女们从良的首选对象。因为这一部分人一般比较阔绰，而且大多饱读诗书，处于社会上层。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王美娘的一句话：“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⑥63。可见，衣冠子弟认可度很高。

最会择人的名妓莫过于柳如是。她先与东林领袖张溥、名士陈子龙，后又将眼光投向文章宗伯钱谦益，放言：“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⑦，甚至亲身拜访钱氏于半野堂。官场蹉跎半生的钱谦益感到“美人巨眼识英雄”的快慰，开始倾心于柳如是。之后，钱谦益为柳如是建我闻室，结縭松江。如果没有后来的明清易代，已步入老年的钱氏会以文章大宗伯载入史册，而不是“贰臣”“两朝领袖”。陈寅恪先生盛赞柳如是知人择婿的智慧，认为其原因是“河东君之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⑧。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群体崛起，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商人多纳妓女为妾，而且商人也成为妓女们主动从良的对象。《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穆廿二娘“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人称我廿二娘。与馀干客人杨川相厚。”⑨还有一部分妓女们则选择了皈依佛道。明武宗时期的名妓王宝奴在接待完皇帝南下后，潜心于佛道。据学者夏树芳等考证，名妓李香君最终在南京栖霞山葆贞观出家，其墓葬在葆贞观附近的桃花涧。名妓卞玉京则在佛道之间来回选择，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其没有对宗教的虔诚，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生活下去的方式而已。妓女们对佛道都异常的虔诚，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她们对于宗教是怎样的归属，她们想要的更多的是安定的生活，哪怕是孤身一人。

以往的研究多是以受难模式来对待中国传统时期的女性，妓女阶层尤为明显。⑩她们倚门卖笑，似乎毫无独立可言。但是当我们抛却成见，真正以平等地姿态来看待这一群体时，则发现她们的形象都十分鲜活生动，都依仗着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谋求将来的胜算。当她们作为弱势群体出现时。她们不得不归顺现实的生活。但其中一部分不愿安于这样的现状，暗自积累力量，其中包括资财和人脉。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这些积累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她们的人生轨迹便可以发生改变。女性自主权问题不能只靠我们的想象，而是要我们从当时时代出发来一步步揭示。妓女们在从良问题上不断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她们顺应时代甚至顺应生活，但会在暗处积累力量，至少应该作为一个侧面佐证中国传统女性的研究不应该是简单的“受难模式”。

我们不能以当代女性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几百年前的女性需求。在当代，女性应该享有同男性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女性应该同男性一样在职业、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平等。但笔者认为当代的“平等”并不是完美真理，我们应当尊重男女两性的差异，而这一点已经被当代社会的“平等”光环所掩盖。反观传统社会，女性渴望得到保护与安宁也不失为一种合理需求。

注释

① 在明初，对于教坊司乐户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引自刘惟谦所著《明律》卷二十五，享保八年刊行（1723年），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令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禙子” 引自申时行修，李东阳撰：《大明会典》卷六十二礼部二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76年，第1072页；到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大变，各种规定细则名存实亡。官员频频出入教坊，甚至纳妓女为妾。妓馆中妓女的服饰，远远超出朝廷对教坊服饰的的规定。“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引自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② 载湘，苏石.从《金瓶梅》中的妓女看明代社会对人性的摧残[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黄小蓉.一悲一喜青楼吟--冯梦龙妓女从良艺术形象探析[J].广西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李奉戬.明清小说中的妓女与爱情贞节[J].明清小说研究，2005（2）.

③ 冯梦龙.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许政扬，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