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共10篇）
中国县域 篇1
一、中国县域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 金融机构设置不足。尽管中央加大了对各类金融机构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到县域发展的引导力度, 并开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但是, 县域机构网点的设置、从业人员的数量与实际需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个别地区仍存在金融机构空白。第二, 金融配套政策不完善。一是县域金融创新缺乏健全的法律基础, 担保难问题仍长期存在;二是财税支持政策尚未形成长效机制, 并需要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支持力度;三是与县域金融、农村金融发展相联系的土地制度改革、投资环境等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四是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三, 金融产品的县域特色不足。目前, 县域金融机构服务集中于“存、贷、汇”等传统业务, 金融产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针对性不强。县域金融机构服务半径也比较狭窄, 基本上围绕县域城区业务, 难以延伸到乡镇和行政村。
总体来说, 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面临着主体缺位、信用缺失、体制缺陷、人才缺乏和资金缺口等五大突出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飞地化”, 传统的大银行制度安排很难适应县域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县域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因分析
1.国有商业银行的制约因素分析。由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将授信审批权限集中到市级分行, 基层行基本没有授信品种、县域经济结构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抵押担保条件设置苛刻等原因, 导致因审批时间延长而流失一批优质客户, 基层人员缺乏创新与开拓的主动性, 制约了县域信贷投入, 从而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比例失衡, 存款持续强劲增长, 贷款增长缓慢, 甚至出现负增长, 资金外流现象严重。以安徽省舒城县金融运行情况看, 近两年来, 新增存款转化为本地贷款的总量虽有所增长, 但与县域经济增长对资金巨大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2011年8月底各行存贷比为:徽行为82%、农合行79%、四大商业银行平均为24% (其中最低为4.8%) 。县内存贷比例过低, 本地经济建设资金缺口紧张。 (1)
2.地方金融机构制约因素分析。第一, 地方性金融机构普遍面临资金供给不足。当前县域金融机构仍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 大企业大项目是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 对中小企业强调风险控制较多, 贷款准入门槛高, 信贷操作过于审慎。新兴商业银行的触角还未延伸到县级, 地方性金融机构数量少, 规模小, 能力有限, 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第二, 信息不对称影响银企合作成效。银行作为资金的提供者并不亲自参加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 它与资金的使用者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带来了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县域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多数自身素质较低, 缺乏应有的财务管理知识, 内控制度不健全, 家族式管理模式较普遍。另外, 中小企业由于资产规模较小、经营状况一般、财务管理不规范、信息反映失真等多方原因, 在银行信用评级系统中评级不高, 达不到银行的信用等级要求。另一方面银行体系现有人员中大多为金融和会计方面人才, 对企业产业的发展眼界不宽把握不准, 也造成银行缺乏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服务的动力。
三、县域金融创新的几点思考
“十二五”期间, 要改变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必须大力发展“普惠制金融”。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农户以及贫困人群提供金融服务的机会。 (2)
(一) 充分发挥地方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作用
1.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广泛开展信用评级工作。良好的信用环境是降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稳定农村金融市场秩序的重要保证, 是扩大农村信贷资金投放, 引导农村资金融通的基本条件。整治社会信用环境, 是深层次解决农村金融需求主体贷款难问题的现实选择。信用评级的广泛开展将大大降低信用社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 信用记录也将使信用社更愿意把资金贷出去, 减少农民抵押不够的问题, 防止将此类人群排除在信用社贷款体系之外。建立这样的信用体系, 能够为保障和改善民生, 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资金需求, 起到重要作用。因此, 要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规划, 着力打造新农村建设的良好信用环境。一是要加强诚信宣传教育, 普及法律知识和金融知识, 广泛开展创建信用企业、信用乡镇、信用村社和信用农户活动, 推广诚信典型,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二是农村金融机构要研究制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贷款户信用指数基础数据库, 将个人信用情况与贷款利率浮动、贷款抵押比例等挂钩, 以减少风险, 降低贷款利率, 更好地维护资金安全。
2.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在中国现阶段, 大部分农业项目规模都较小, 主要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满足他们的金融需求,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有着非凡的意义。而小额信贷是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 其宗旨是反贫困、促发展。小额信贷的主要业务是向贫困农户或微型企业发放短期无担保的小额贷款, 使其获得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 小额信贷组织一般身处基层, 具有获取信息的便利条件, 能够根据低收入人群信贷需求的特点进行相应的金融制度和产品的创新。
3.积极创新贷款产品和担保方式。对有市场、有前景、有效益的中小企业, 积极提供“贷款+贴现+票据承兑”服务;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科技含量高、资金需求旺、发展潜力大的项目, 可组织发放委托贷款、社团贷款、银团贷款等, 不断满足新形势下三农发展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扩大贷款抵押担保品范围, 发展各类与农产品期货市场、农业保险、订单农业生产相联系的新型贷款方式;对农户贷款, 可探索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耕地、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养殖水面使用权抵押、林权抵押等方式, 积极探索、逐步实行农机具、牲畜、农作物收获权、动产抵押、权益质押、土地使用权抵押、商家协会联保或龙头企业担保等多种抵押担保方式, 多渠道、多形式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对个体工商户贷款, 可探索推行经营权抵押、货款抵押、商品抵押、收费权抵押等方式;对经营效益好、产品有市场的涉农企业, 可探索仓单质押方式;对信用好、效益好的成长型、盈利型中小企业, 积极稳妥地开办仓单、原材料、应收款等抵质押贷款, 开办微小企业信用贷款和小企业联保贷款,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二) 促进民间借贷阳光化, 积极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1.借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经验, 成立一些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资金中介服务机构, 可以有效解决当地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 县城居民有大量的闲置资金需要找到可靠的投资渠道, 另一方面, 广大个体工商户及微型企业缺乏周转资金。为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损失, 这些资金中介组织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可以搭建一座信息交流的平台, 充分激活民间闲置资金, 达到多赢的格局。
2.支持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资金互助社。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农村小企业资源入股组成, 由10名以上符合银行业监管部门规定要求的社员发起, 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相比其他农村金融机构, 信息对称是农村资金互助社最具优势的特点之一。由于互助社成员间人品秉性、家庭收入支出等信息基本透明, 农户贷款不需要走访和调查。农村社区内的熟人道德约束力量较强, 一旦失信于产权明晰、股份合作的资金互助组织, 在社区内肯定会“声誉扫地, 寸步难行”。
(三)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 建立农业保险制度, 可以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 引导农业金融资本流入, 分散目前由农村金融机构独立承担的农业系统风险和社会成本, 维护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现阶段应以政策性保险为主, 商业性保险为辅;对种植、养殖大户和农业开发公司应以商业性保险为主, 对普通农户则以政策性保险为主, 对极个别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户应完全实行政策性保险。
(四) 大力完善县域金融监管制度
农村金融监管制度是农村金融基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金融市场化的逐步推进, 准入政策的放宽, 村镇银行、贷款子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将会出现, 市场竞争的加剧必然带来金融创新, 并对金融秩序的健康稳定提出新的挑战。为建立多样化、有序分层的金融体系, 中国农村金融监管必须摆脱行政式监管的惯性影响, 建立与市场化的农村金融相适应的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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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挥政策合力全面推进“十二五”县域金融发展[G]//金琦行长助理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国经济网, 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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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 篇2
2009-7-16 摘 要：改革开放促使县域经济积极探索特殊发展之路。“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及“义乌模式”等是各地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这些经验模式建立在各自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并不是广泛推广的范式。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在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体制改革和创新才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动力。
关键词：县域经济，经验模式，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
一、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和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和地域优势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国民经济发展在区域结构上出现新的不平衡态势。县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区域单元，是政权组织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作为国民经济主要基础的县域经济，因其基础性、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枢纽性、农村性、集聚性、扩散性等特点，成为地方经济的核心。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性和自组织性。中国有2052个县域，从地理条件讲，有山区县（占43%）、丘陵县（占26%）和平原县（占31%）；从经济特征讲，有沿海开放县、城郊县、传统农业县、山区县和牧区县等。县域经济间发展差异甚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从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化阶段看，有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发展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和谐发展）；从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上看，有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与加工并重型、工贸型；从区域比较看，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部次之，西部落后；从发展现状讲，有富裕县、发展中县和贫困县。据200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县域人均GDP占全国人均GDP的74.8%；人均GDP最高的100个县域是最低县域人均GDP的15.1倍。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发展。发达县域可能在政策、资源、区位上各有优势，但组织者的努力和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一些县域经济成功发展之路，被称之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所谓“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
最早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模式研究的费孝通教授说：“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主要有“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义乌模式”等。这些模式是各县（市）在发展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促进中国县域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具体经验模式分析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费孝通教授1983年在其《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传统的“苏南”指苏锡常三市，费孝通教授“苏南模式”意义上的“苏南”范围更广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兴、湖州等，现在理论界讲的“苏南模式”，区域已扩展到苏中的扬州、浙江的杭州等。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是一种重点探索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似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苏南模式”有以下优势：1.通过发挥政权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誉优势，把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迅速地形成生产力；2.农村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各产业之间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协调关系，从业人员报酬得到了兼顾，使大多数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来；3.地方政府掌握了积累的支配权，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包括交通、邮电通讯、城镇建设、医院、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宾馆等，都由政府统一规划并实施，促进了社区的繁荣；4.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着经济决策权，为基层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号召力和控制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发展，“苏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显露：1.产权不明，政企不分。“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乡镇企业推动，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甚至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部经济”、“政绩经济”模式。苏南乡镇企业是党、政、经、社四合一，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这同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相矛盾，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企业运行机制，而且阻碍了企业家市场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谁对集体资产真正负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虽然有的大企业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观念没有从根本上转变。2.投资主体过于单一。集体的负债率普遍较高，甚至有个别地方是全乡（镇）性的资不抵债，同时民间资本积累又相对不足，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要迈出大步都存在着较大的难度。3.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轻纺化纤、机电等支柱产业趋同，重复建设、小而散现象比较严重，企业集团化步伐缓慢，第三产业不发达。产品结构层次低、初级产品多、最终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不利于国际化竞争。4.区域要素市场发育滞缓。苏南有形市场比较发达，但生产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导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发挥。5.由于长期实行的是地方政府无所不包的推动，因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养成了一种依靠心态，自主自立意识和竞争风险意识不强，缺乏一种资本投入的冲动。6.狭隘的“社区拥有”观念严重束缚着各级政府，阻碍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社会流动。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将“温州模式”作为成功范式宣传推广。“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从组织路径讲，“渺H模式”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代表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在条件落后、交通闭塞、缺乏城市带动和辐射的地区，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改变贫穷落后，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温州模式”的区域范围现已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有人主张改称为“温台模式”，甚至有人认为称“浙江模式”更合适。
“温州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它以家族企业为主体，以外向性经营为特征，重视品牌经营，形成一个强大的区域产业集群。因此，有专家认为“温州模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内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竞争的初级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温州家族式私营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使每个中小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低成本潜力的挖掘，形成强大的企业品牌群，进而结成强大的行业或产业品牌优势，最终汇集成区域品牌优势。大量的企业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品牌、技术专长等无形资产的共享，产生诸多协同优势。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温州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县域经济间发展不平衡。目前温州全市仅温州市区真正算得上发达地区，乐清、瑞安、平阳属较发达地区，而洞头、苍南、永嘉、文成、泰顺5个县则一直属于欠发达地区。同一区域，县域经济间不能协调发展，说明发展的组织途径尚需完善。2.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设则受到行政区划和土地、水资源等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温州是浙江省确定的3个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之一，但温州的城市化水平与杭州、宁波相比差距甚大。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的基本保证。要进一步提升温州工业化水平，发挥温州对浙西南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当务之急就是把温州市做大做强。只有这样，温州才能充分发挥它对所辖各县（市），乃至浙南、闽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县域经济协调发展。3.向型发展过快，内源经济跟不上。“温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温州之外，300多万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欧美各大城市几乎都能看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州人，但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却不多，存在明显的“三少一多”，即上规模的企业少、引进外资少、上市公司少，低水平重复的家庭作坊和私营企业多。资本和人才外流导致“产业空心化”，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余家；温州流到外地（包括办厂、置业、买房等）的资金约1000亿元。企业外拓，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但也可能导致本地经济发展搁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4.企业管理制度落后，家族式企业比重较大，大部分民营企业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大距离。家族制是企业开创时期低成本组织资源的比较选择，但规模经营和国际竞争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目前，温州家族制企业产权主体过于单一，股份过于集中，给企业的资产兼并、联合及股权转让带来诸多问题。5.产业结构滞后。温州经济主要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产品大多是纽扣、眼镜、拉链、徽标、打火机、鞋帽服装之类小商品，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竞争。
（三）珠江模式
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将广东珠三角4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总括为“珠江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合称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顺德模式”、“中山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经过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港、台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集体经济转制形成的民营经济为主体，通过“三资企业”，依托外源型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相比前两种模式，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是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属于政府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前两种模式倾向于资本自给型，而“珠江模式”是依靠外资型；从体制变迁的路径看，“苏南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模式”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模式”是兼而有之，由于地缘因素，“珠江模式”更具有“外来冲击一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王志纲，2003）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策优势的淡化，“珠江模式”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顺德家电企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提升乏力，中山曾经的优秀国企被体制拖住了后腿，南海“小打小闹”依旧，东莞则开始遇上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原因有三个方面：1.企业规模偏小，集团化步伐缓慢，在全球化背景下同跨国公司竞争处于明显弱势。2.投资推动非常明显，有的地方甚至将经济发展等同于招商引资。3.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前店后厂”，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是生产中心，技术价值所占比重很低。4.社会管理体制配套改革跟不上。珠三角经济奇迹是和外来工的廉价劳动分不开的，目前经济市场运行的束缚在珠三角已不是问题，但大量外来工的社会待遇和收入保障却没有配套解决。5.区域文化转型滞后，导致域内外意识矛盾和劳资冲突的加剧。
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探析（下）
2009-7-16
（四）晋江模式
“晋江模式”是“珠江模式”的扩展，即以侨资侨力为依托、以外向型为特征发展开放型的县域经济。但“晋江模式”也有自己的特点：1.外资规模经营。目前有晋江的海外和港澳台同胞有200多万人，数倍于本地人口；外资企业已近2000家，且大多是规模性企业。2.经营多样化。目前晋江已形成了鞋帽、服装、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玩具、电子机械等产业。3.产业与市场互动。其陈埭鞋原料市场、磁灶建材市场、安海糖烟酒市场、福埔车辆机电市场、英材布料市场、华册水产品市场均为辐射全省、全国的专业化龙头市场。4.有独特的文化支撑。闽南是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福建帮”的大本营，闽南人作生意敢闯、敢干，晋江商人在长期经营中形成“诚信、创新、开放、谦恭”的优良品质，这为晋江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五）巩义模式
“巩义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后被舆论界倡导的第一个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模式。“巩义模式”是通过抓好县属工业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巩义坚持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把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的先导和中轴，县内外优势资源锁定和聚集在这个中轴配置。项目建设集中于煤炭电力、金属冶炼、水泥建材、化工化纤、机械制造、耐火材料和电线电缆等7大行业，形成工业企业6700多家，已建成企业集团25家，上市企业2家，纳税超千万元的企业10家。工业的发展使巩义的综合实力居河南省县域经济首位，号称“中原第一县”。目前，全国搞“工业强县”比较成功的还有山东高唐、河南济源、吉林洮南等。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巩义模式”存在明显的不足：1.城镇化水平跟不上。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基本保证，工业化通过城镇化实现规模和社会效应，进而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向和谐文明的现代化迈进。2.产业集中度差，竞争优势不明显。目前，巩义的工业无论是布局还是结构都相对分散。县域经济资源有限，工业只有集聚，才有竞争力。3农业产业化步伐缓慢。县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只有农业产业化充分发展，工业经济才有稳固的基础，县域经济才算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六）农安模式
“农安模式”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因以吉林省的农安县为代表，故称之为“农安模式”。江西遂川、江苏射阳等县域经济发展也归于此种模式。
目前，“农安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农业产业化组织途径问题。由于体制原因，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很不完善，中介市场严重缺失，从根本上影响“农安模式”的发展。2.主要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因而附加值偏低，影响了资本积累。3.产业科技开发投入偏少，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够健全，农产品更新换代步伐过慢。创新的方向是：加快培育、引新品种，继续向专、高、特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深度，迅速提高产中的附加值。由于县域经济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职责，农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基本保障，解决“三农”问题归根结底还必须以农业为根本点，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因此，“农安模式”是需要强调并值得向全国推广的模式。
必须强调，县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为主导，但不能偏离工业化的大方向。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主题，是现代化不可超越的阶段。工业化不等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但必须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可以通过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集约化、科技化、信息化，强化农产品的深加工，使粮食成为工业原料，推动食品工业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七）义乌模式
“义乌模式”是通过兴办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基本内容可以总结为“建一处市场，富一方经济，活一方流通，带动一方产业”。义乌发展的成就是辉煌的，1978-2000年，义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2.9%，总量增长了92.2倍。重要的是，义乌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培育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绩效最好的小商品市场。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面积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经营人员20多万人，市场内汇集了34个行业生产的1502大类、32万种商品。在义乌，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全球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32万种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1000多个集装箱每天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客商常驻义乌。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与义乌市场有联系的经济主体和区域，包括前向的产业支撑区域和后向的产品销售区域，形成了一个以义乌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与交流网络。网络成员或借助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这一平台，把自身的产品销往各地，或通过义乌市场，采购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小商品。义乌作为一个流通枢纽，把国内外的许多贸易商与生产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区域分工合作网络，专家称之为“义乌商圈”。目前依靠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还有山东寿光、河北辛集、广东普宁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义乌模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必须高度重视以市场为中心的多个“产业链”的培育，使商务活动的各种要素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2.必须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包括商业经营人才、市场管理人才、中介人才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3.进一步增强市场辐射力，最大限度地扩展区域联动。
除以上几种模式外，目前还有一些依靠本地独特资源，或采卖、或加工而积累资本发展县域经济的资源开发型模式。但这些模式依赖的资源不可复制，故此类模式不具备推广性。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转变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级化资源依赖型发展思路，强调向依靠科技创新、产业化推动、市场开拓的方向发展。
三、经验模式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模式”既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区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更是当地自主探索的成就。必须强调，以上所分析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经验模式。所谓经验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自主探索形成的，不是在体系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形成的。这些经验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不具备广泛的推广性。必须承认，这些模式本身就是创新。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人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模式是体制和比较优势发挥的结合物，分析、借鉴这些模式的成功之处，对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集聚后发优势和全国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模式也许会消失，但区域比较优势永远存在。县域经济组织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地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县域经济实际相结合，是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我们分析研究模式；就是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理论提供实证素材。“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
模式是特定条件的产物。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会有统一范式，县（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变化的环境中持续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和体制改革、宏观环境以及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体制改革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动力。目前，要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下的体制改革必须提到日程上。
1.城乡土地二元管理体制问题。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功能，是县域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依托。中国的土地在所有制和管理结构上是城乡二元化的。城市土地是属于国有的，而农村土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权已经可以市场交易，但农村土地却不能市场化交易。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体制以及对农用地实行的用途管制，不仅使县域经济发展在资源利用上受到根本性的制约，而且也是导致官员腐败行为和侵农行为的重要根源。农业用地不能市场化交易，使县域经济发展最大的依托资源不能从根本上盘活，直接制约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发展，也使农村人力资源素质难以从根本上提高。
2.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标。中国的农村社会保障目前是在艰难中开始，截至2007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5171万人，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才391万多人。目前，紧迫的是如何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和县域经济组织发展有效结合起来，更新思维，转变传统的社保理念，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滞后的矛盾，在理论上解决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收益制度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联系的问题，让几亿农民真正感受到社会进步和政府努力给予他们的生存关怀，奠定县域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3.县域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目前中国的县域行政管理体制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层次太多，导致县级政府自主组织经济发展的权利太小；二是中国特色的“市管县”体制。国际通行的地方行政层次是两级，我国是四级，加之行政和社会管理权利的条块分割，县级政府的自主发展权已是微乎其微。而“市管县”体制更是不符合工业化中期以后城乡分治的行政规则和国际惯例，明显地对县域经济发展造成行政制约。首先，造成虚假城市化和城市对县域资源的垄断性掠夺，是明显的“市卡县”“市吃县”体制；其次，多了一个地方行政层次，产生了新的条块分割，对于县域，增加了一个财政上缴层次，加重了财税负担；再次，市对县的行政垄断，不利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县域经济横向合作。另外，这种体制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宪法》规定中国行政区划为省、县、乡（镇）三级。因此，“市管县”体制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强调依法治国，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4.人才理念和管理体制问题。目前中国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基本上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县级管理部门连基本的初级职称认定权利都没有，科技人才管理机制基本上和县域绝缘，这和县域承担国民经济基本的生产职能和绝大多数国民就业发展很不对称。中国目前的人事管理将国民分为干部、工人、农民等，工人有技术职称，甚至有教授级技工之说，但农民却没有技术职称。一种人才管理体制将占国民总数70%的人排除在外，那是绝对不合理的！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言：“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
5.金融管理体制问题。目前，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首要“瓶颈”。商业银行的县级机构发放货款权限被上收，基本上成为吸注机构，农村信用社由于管理体制问题不仅能力有限而且运转不灵，邮政储蓄只吸不贷，民间信贷又被视为非法，加之央行货币政策在县域传导不畅以及金融服务手段单一，县域经济发展基本上失去了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总体上已陷入拉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尽快改革现行金融管理体制，加大现代金融服务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开拓适应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特点的信贷品种和融资产品，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特点的评级和授信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金融机构＋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充分发展和现代金融服务网络接轨。
中国县域 篇3
县域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行政单元，其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区域稳定，因此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县域经济社会、城镇化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另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发展矛盾，如何科学化解这些矛盾是保障未来中国县域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县域城镇化意义重大
县域城镇化是城镇化体系中最基础组成部分，县域城镇化发展能够有效地促进城乡间要素流动，扭转城乡二元化结构。
第一，县域城镇化促进县域农业发展。通过将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有效地促进有限土地向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地方集中，提高土地规模经营集约化程度，推动了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促使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从而推动整个县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其次，县域城镇化推进县域工业化发展。县域城镇化为县域工业发展提供外部经济效益，县域城镇化发展促使大量乡村工业企业不断向城镇空间集聚，使得大规模工业生产成为现实，持续地推动着县域工业化发展；城镇化也为县域工业化提供集聚经济效益，降低工业生产及其交易成本。
最后，县域城镇化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合理转移。当前大规模农民转移到大中城市，必然会导致大、中城市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挤及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病”产生。通过不断地发展县域城镇化，合理调整、优化县域产业、就业等结构，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空间转移，能够有效转化县域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治愈我国“城市病”+“乡村病”的一剂良方。
县域城镇化发展矛盾仍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得到空前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17.9%上升到2012年52.7%，短短35年间城镇化率增长了34.8个百分点，可谓举世瞩目。截至2014年，中国共有2853个县级行政单位，其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比重已超过50%，因此县域逐渐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阵地”。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县域城镇化也存在诸多矛盾。
——县域城镇化东西地域差异显著。一直以来，由于县域发展不平衡，县域城镇化也表现极强不平衡性，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减弱趋势。
中国东部地区县域地理区位优越、经济基础相对雄厚，受到中心城市及外资等辐射较强，县域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快速加速阶段；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交通便捷程度较差以及县域发展基础总体较弱，中西部大部分县域仍以农业产业发展主导，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导致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县（市）还处在城镇化发展起始阶段。
总体上，我国东、中、西县域城镇化发展差异格局将长期并存，并且差异趋势愈演愈烈。
——县域城镇化水平低、滞后于工业化。197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有了一定程度上提高，但相对于大城市而言，其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同时，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县域工业化水平，县域城镇化提升空间仍较大。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政策上过度重视了工业发展，大量县城引进工业项目，吸收大量农业人口从事工业行业，导致县域第三产业发展整体迟缓，从而造成县域就业结构中二、三产分配不均衡。
长期城乡二元化体制阻碍农业人口转移进城落户，难以真正意义上成为“城里人”，制约着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导致中国县域城镇化与县域工业化发展差距日趋拉大，从而造成我国县域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态势。
——县域城镇规划混乱现象十分普遍。一是不切实际地确定城市性质，规划最大化的布局了居住用地及商业用地规模，导致有些地方县城出现“死城”“鬼城”现象。二是乡镇层面由于财政统筹能力相对较差，导致镇域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等配套严重不足。三是村庄规划布局不明确，农民极少能参与村庄规划，村庄发展空间严重地被剥夺。新增用地指标上位规划中大多被县城和乡镇统筹，乡村可利用发展空间基本没有，产业发展用地无法保障，严重影响着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及步伐，合理的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有待完善。
——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当前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更偏重在直接经济效益上，忽视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城镇化过程中乡镇企业多以“粗放型”为主，县域工业企业规模较小，科技水平相对较低，环境污染也相对较严重。
很多污染严重的化工厂、小造纸厂，往往又是当地政府重要的税收大户，政府部门对于这些企业污染行为更多会采取包容态度，因此中国县域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大大地减弱了县域城镇化发展潜力。未来需更加重视环境保护。
在当前大、中城市户籍、社保等制度改革尚未破局，农民难以实现真正“异地转移”目标情况之下，县域城镇化既可有效就近吸纳农村剩余青壮年劳动力，又可以加快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因此，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在“县域”单元。
另外，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作为其重要载体及底座的县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未来，有序推进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科学规划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构建完善的县域城镇体系、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完善农村基础及社会服务设施、建立健全县域城镇化体制机制，从而为中国县域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方向。
中国县域 篇4
一、国外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大城市恶性膨胀的问题, 于是他们普遍采取了“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城市化战略。例如原联邦德国、日本、法国等, 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第一, 加强城镇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吸引更多的人在小城镇居住生活。为改造村镇的居住环境, 提高村镇居民生活的舒适度, 政府十分注重基础设施, 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 且这些建设资金的大部分是来源于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乡镇的税收。
第二, 重视规划, 多数城市仍保持原有的建筑风格, 体现了新区和旧区的有机结合, 反映出欧洲人严谨的规划意识。例如, 20世纪70年代, 原联邦德国进行了广泛的县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改革, 按现代化的标准重新划定县的区域范围。所以在很多西方国家, 我们会看到从城市到乡村, 特别是小城镇, 街道整洁、设施齐全、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环境宜人, 由此可见, 西方人在城镇化进程中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
第三, 致力于经济发展, 十分重视和保护农业, 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通过巨额补贴消除农业与工商业的利率差, 为银行构建稳固的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对技术创新、区域平衡、环境保护类的银行贷款等重点项目, 政府甚至可以全部贴息。
第四, 因地制宜, 分区治理。政府结合当地城镇的特色, 发展与之相对应的产业, 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五六十年代, 为帮助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 法国采取了“领土整治”和“工业分散”的政策。在西部、西南部、中部地区, 在有自然资源的地区, 传统工业衰落区以及“新工业区”, 政府重点以“国家发展资金”的方式吸引大财团、大企业到这些地区新建或扩建工厂, 使得原来衰落的小城镇又恢复了生机。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 基本概况
据《中国县域经济年鉴 (2010) 》统计, 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 我国县城经济单位共有2001个, 其中县级市366个, 县1463个, 自治县117个, 旗49个, 自治旗3个, 特区2个, 林区1个。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 (市) 前10名分别是: (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 、江苏吴江市、浙江慈溪市、江苏太仓市、浙江绍兴市、江苏宜兴市、福建晋江市、浙江义乌市、广东增城市、浙江余姚市。其中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统筹发展组团”并列第一名。
我国由于地大物博, 县域经济的差异性非常大。在面积上, 大的有几万平方公里, 小的只有几百平方公里;在地形上, 有高原山区, 有丘陵, 有平原, 有海岛;在人口上, 多则超过200万人, 少则不到1万人;在资源禀赋上, 有富集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的资源优势县, 有地下无矿藏、地上无良田又缺少资金和人才的劣势县;在产业上, 有的是工业主导, 有的是农业主导, 有的是旅游和商贸主导;在发展水平上, 有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县, 有相对落后的西部山区县。县域经济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差异导致了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二)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 县域百强县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第十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 全国县域经济的前十名全处于沿海发达地区, 而中西部无一榜上有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 县域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尽管在县市之间存在着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的差异, 但各县市的市场化程度却不同程度地有所变化, 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
第三,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有特点。例如在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的江苏省, 它的县域经济规模大, 区域统筹条件比较突出, 特点是“集体经济+规模经营+资本市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 富裕程度相对高、差别小, 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 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众多, 差异性大, 百强县突出性不足, 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协作+多种模式”, 区域经济协作比较突出。
三、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人口会大量向城市集中, 为了减轻大城市的压力, 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 我国应采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道路, 以缓解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 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 大力发展周边地区经济, 让中心城市去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 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 集中力量发展中心大城市, 获取了较高经济效益, 但同时也导致了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过度膨胀, 带来了一系列不易解决的城市问题。于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抛弃“增长极”策略, 转而普遍发展基层小城镇, 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做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 为了防止出现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 我们应该以大中城市为基础, 用大中城市的影响力去发展周边地区的经济, 发挥县域经济的作用。
第二,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能够极大地缓解由于城镇化给大城市所带来的各种压力, 如就业、保险、教育、医疗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 乡村人口6.5亿, 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过半, 达到51.27%。然而, 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赫然摆在眼前。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不能只图大, 即大城市的发展, 而应因地制宜的发展小城镇, 保持原有的生态和特色, 坚决摒弃到那种大功能分区、大路网、大尺度的构筑物等过时的做法, 提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 大力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 吸引劳动力就近就业。例如江苏江阴市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当地企业集团的建设。经过多年发展, 江阴市已经形成了特种钢铁、机械装备、高档纺织等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 培育出了一大批规模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发展, 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步, 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 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第四, 大力保护城镇的生态环境,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如今, 一些城市存在着盲目追求建设速度, 盲目追求现代化而对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的现象。如果不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 不立即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 将来就可能建立一批没有文化的城市, 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我们在大力提倡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 应合理地进行规划, 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切不可以牺牲后人的做法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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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桂红.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年版.
中国县域 篇5
主持人：
今天欢迎各位来到这里，来到品牌中国的餐桌上面。我代表组委会对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中国县域旅游品牌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开始，首先有请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同时也是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以及全国青联委员王永先生对大家致词。
王永：
尊敬的杨子云主席，尊敬的戴强市长和来自各地的朋友，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共进晚餐。昨天我们在上海刚刚举办了汽车品牌的自主创新论坛，汽车的许多厂家都相聚在一起。大家的感觉说中国的经济今天发展到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品牌越来越成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通行证。作为县域旅游的发展，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发现很少有专业的机构来讨论县域旅游。我到过很多的县域旅游景点去参观，觉得很多地方真的做得不错。我本人曾经在1995年到2001年里面负责过县里招商引资的工作，我感觉到县里的同志做事真的很不容易。
前端时间我也去过平邑，我去参观他们的景点。平邑有一个寿星雕塑，那个高度是200米，乐山大佛才50米高，我说你们有这么好的景点我们都不知道，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县域旅游做得很好，但是缺乏宣传。我们在这里就希望有一些这样的平台。
第一，大家互相交流。
我们做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让景点之间互相交流和学习，共同打造一个交流的平台。很多客人是今天晚上才到，所以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晚宴。我们准备了两个数码相机拿来抽奖，还准备了一些MP3，还有一些金六福的酒，希望大家今天能认识更多的朋友。第二，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开心、愉快。
我在这里也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杨子云主席，他是我们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的副主席，也是国资委品牌专家投资委员会的副主任。品牌中国的主席是艾丰先生，他是《经济日报》的原总编辑。我们有四个副主席，还有冯并先生，他是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副会长，《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梁衡先生，这四位是我们的副主席。杨老师是我们的常务副主席，我们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为我们致词！
杨子云：
亲爱的各位朋友，非常欢迎各位从全国聚集到这个地方。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北京有名的茶叶一条街，在改革开放之初这里是北京市茶叶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茶叶品牌聚集地，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品牌效应。我们今天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更香茶楼，他的老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浙江茶农。茶农起家，带着500块钱到北京创业，结果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潮给我们每一个有创业理想的人提供了这样的机遇。500元创业到现在，光他这个茶楼的固定资产就值几个亿，成为北京赫赫有名的茶叶大亨。而且你看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很好，所以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这个地方来给大家安排一个很温馨的环境，向大家证明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品牌正在改变中国，改变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得非常快，但是品牌发展不是很理想。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但是我们是品牌的侏儒。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品牌没有中国，前几十位的还没有中国，前上百位的还没有中国。我们中国在整个世界的产业链中处在第三级，第一级是美国来制订标准和规则，日本和德国他们是技术大国，他们垄断技术，我们中国只能给人家做加工。所以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缺乏，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的发展是以牺牲我们的环境，牺牲我们的生态，牺牲我们广大劳工的生命安全做代价的。我们在世界当中提供了大量的价美物廉的产品，但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觉得这种状况需要改进。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世界的大国，但是品牌的侏儒，我们感到汗颜。所以今天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的秘书长让我来致欢迎辞我首先的想法是，大家要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品牌事业。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是一个非常年青的组织，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中国最有知名度的品牌专家300多位团结到一起，因为我相信中国人联合起来有力量。另外我们联合了几百家的媒体，联合了全国企业家共同推进中国的品牌事业。我们的想法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中国产业品牌化，品牌中国产业化”，意识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产业他的品牌知名度很低，像我们的旅游业我们是一个世界上的旅游大国，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强国，我们距离旅游强国的目标很很远。我们现在到欧洲去旅游，人均消费和我们到中国的某一个地方人均消费相差很多，所以我们是一个旅游的大国，但不是旅游的强国。
品牌中国准备一个产业，一个产业，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来推动。昨天王永秘书长在上海召开了400人的汽车品牌论坛，中国汽车界的所有大腕都来参加，评出了自主汽车品牌。明天要举行的是县域旅游高峰论坛，把中国县域旅游品牌的这些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县域都请到了北京。我们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梅地亚宾馆召开这次盛大的评选，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人，不要我们小看我们这些事情，我们正在改变中国县域旅游的格局。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也是一个旅游的消费者，虽然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那些老的品牌，国家级的或者省级的品牌。但是下一步中国人有钱了怎么办呢？知名的景点基本上我觉得都游遍了，什么长城，故宫，张家界„„数得出来的这些国家级的和省级的旅游景点都走遍了，怎么办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喜欢中国的真山真水，喜欢这些真正乡土的旅游品牌。下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当前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超越了旅游的事情，为什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业人口众多，中国13亿人口中有7、8亿的农业人口，但是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是什么呢？大量的农村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像北京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就业水平低„„这是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道路呢？我觉得不是，所以我觉得县域品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中国二元结构。现在我们农村的人才、财富都是向大城市集中，但是我们将来发展县域经济，县域旅游品牌。我的一个理想是，将来我觉得这些县域经济的旅游将来可以吸纳这些财富倒流，让城市的财富再流回去。人才、物流、资本流全部要倒回去，这才是要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之路。因为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喊得比较高，但是没有具体的措施，人、财、物还是向中心大城市流动。今后的发展我觉得就是要发展县域经济，以县域品牌为龙头，整合上下游的产业链使真正有才华的人，资本都要聚集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些同志们实际上肩负着一个改写中国旅游的事情，今天我们拉开了一个序幕。不耽误的大家宝贵时间，希望大家在北京度过一个难忘的春天，因为北京的春天是非常美丽的。因为它不像南方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北京在冬天的时候是万物箫瑟只有到了春天才生机勃发，花红柳绿，是一个好的日子。我们今天相聚在北京的春风里，希望能给中国的县域旅游品牌带来新的春风，希望大家在北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刻，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杨主席给我们的欢迎致词，刚刚我忘了给大家自己。我是主办单位，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的外联部总监，这个身份并不特殊，主要是想告诉大家，这次的旅游活动，“中国县域旅游品牌评选”，主要的宣传推广工作都是由我负责的。
我想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宣传情况，大家刚刚从梅地亚到更想茶楼的途中，我们准备了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大家来到这里本应该是豪华车接车送，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那辆公交车是整车做了我们这次获奖的景区和获奖县域的整体形象宣传。大家看到只是一辆，看到的是个别景区，在北京大街小巷上像这样的公交汽车一共还有400辆他们每天都奔跑在二环、三环、四环主路上。北京2000多万人口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区的展示，这些景区就是大家所在的景区。所以我觉得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并且在这个活动当中获得了荣誉是应该非常自豪的，除了公交广告以外我们还为这个活动安排了列车广告，现在还没有开始看到，列车广告是在全国的20趟列车线路，覆盖了全国30个省。在五一黄金周期间，从5月1号—30号都会播放明天颁奖盛典的盛况，所以在5月份有坐火车机会的朋友可以看到自己的景区获奖的情况在火车里面播放。
除去公交、列车以外我们还有大量的平面媒体，有30多家的平面媒体，报刊杂志都刊登了本次活动的广告。在明天的活动之后，4、5月份的媒体将刊登获奖县域的名单，比如说《新旅行》杂志、《旅游界》杂志还有《旅游时代》杂志等等，非常多。大家县域里面能
够看到的杂志都有，每个县域的政府办公室里面都会有一份《中国县域经济报》，那上面也会刊登获奖名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大量的网络宣传也是非常厉害的，我想每个景区都有自己的网站，您的网站有多少人关注也是各位负责人非常关注的事情。本次评选活动以及高峰论坛，您搜索“中国县域旅游品牌”关键字的时候不论是百度还是GOOGLE都有近几万的搜索量。说了这些我觉得大家还是刚刚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尤其是在活动当中获得荣誉的朋友们应该感到非常自豪。品牌中国强大的整合力量也推出了很多的活动。
王永：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不会多去长城，我喜欢去的还是原生态的景点。因为景点规模相对比较小，投入也比较少，这种情况下面缺乏宣传。宣传，大家每个人拿出来一点力量是不够的，我们怎么样团结起来？首先要传播一个概念，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以后让大家去关注这些旅游景点，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家可能参加过若干的评选活动，我们这次评选从最后的获奖榜单上面大家可以感觉到我们做评选是真正的在做评选，而不是说有个交易就给做的。像中国县域旅游牵扯30多个省市自治区，4000多个景点让我们保持百分之百的公正性也确实很难。上次我和邵局长汇报我们工作的时候我就问邵局长他们有没有全国所有的景点名录，他说没有，只有各个省的比较重点的。各个省的只会有各个省里的景点，也不会有各个县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4000多个景点，每个景点都有图片，都有简介。我们这4000多个县的旅游局的主管部门，有些是文化旅游局，有些是旅游办公室„„各种各样的名头，而且以前比方说这个局长是张三，后来又换成李四，县域旅游的信息更新也非常慢，而我们把这些都搜集到一起，我们是踏踏实实的想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在以后的宣传过程中间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把这个做好。
杨老师讲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我们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我们不是什么国家的这个部或者那个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进，在品牌界就是我们商务部搞的“品牌中国万里行”活动，副主席就是顾环宇，他就是我们的副秘书长。我们专家的整合资源量非常多，而且做事情做得很实在。商务部虽然那么大的一个部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真正做品牌的是一个司，叫市场运营司，在司下面有一个处在做这个事情，只有2—3个人做这个事情。我们是50多个人专职的做这个事情，我们的网站排名最高是到1万5000位，这个数字我相信大家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始终相信随着国家的改，民间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重。
我去年参加过辽宁省团省委的招考，他们还专门采访了我，因为我是作为社会上的人员去参加的。我说我什么级都没有，因为我是全国青联委员，所有的全国青联委员如果是干部的必须是副处级。我考了30分钟就出来了，不是说这个题目不好做，是因为他的题目太无聊了。有一道题是：2006年神六落地的时候是在哪个县哪个区？我觉得这个题目和我有没有当好官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也有东西是正面的。我想我们用民间的力量，用传媒的力量为中国的县域旅游做一点事情，今年8月8号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力量把它作成中国品牌节。
中国县域 篇6
该项目由香港波特商业地产管理集团全程营销策划代理。该集团首创的PT37电子商务信息化公共孵化平台, 为中国中小企业和个人快速发展、实现网上网下虚实同步而搭建了互联网交易平台, 极大地帮助和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商家开拓市场。
PT37的4S+1整合理论模式突破了传统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 其随意随心、自由选择的“B2B”、“B2C”、“C2C”、“C2B”四位一体的产业集群生态链垂直循环营销模式打破了传统的电子商务模式, 为中原地区电子商务的改革和发展打开了全新的视野。传统的交易平台只是业主与目标客户之间建立联系, 但业主与业主之间, 客户与客户之间的资源信息因为缺少相关平台而无法沟通, 而PT37打通了这一沟通平台, 这PT37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而搭建的高度产业集群式电子商务交易平台。PT37能够帮助中原地区中小企业共享信息, 实现公平竞争。正是由于信息的共享, PT37才能为中小企业赢得与大企业相抗衡的可能性。通过PT37的信息资源共享, 中小企业获得对现代企业至关重要而又以常规方式无力收集的市场信息, 比如本行业的发展趋;各个竞争企业的产品特征与竞争战略;产品的最新市场需求动态;各个国家或地区新的政策法律的出台等等。这样, 中小企业能够更加及时地了解全行业的竞争态势, 从而进行正确的企业战略调整定位和战术决策。所以说, PT37为西平中小企业提供了和大型企业集团及跨国公司完全平等的竞争机会, 使行业竞争更加透明和公正。
中国县域 篇7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 并对区域及其相互关系产生深刻影响[1]。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逐渐推进, 区域整合模式日渐清晰。国内外对于区域整合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理论发展与实践探讨[2]。在这些研究中, 大多数的实证分析均基于大尺度的区域整合如国际区域整合、省际区域整合、近域城市整合、组群城市整合等, 县级尺度的研究非常少。基于大尺度的区域整合研究较好地反映了区域大格局的发展变化, 但是很多跨行政区划的整合特征很难显现, 因此, 从县 (市) 级尺度研究区域的整合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始于1978年以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其以较为平稳的方式对整个社会制度结构进行全面改造, 是对整个经济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根本变革[3]。渐进而有序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和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是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立足中国国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是一种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4,5,6]。
由于区域 (国家) 所处的区位条件及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不同, 它们的发展总是处于非均衡状态之中, 而非均衡状态下区域内外的有序的状态即是区域间的整合, 这意味着专业分工与区域间的和谐发展[7,8]。我国自2000年以来的区域合作模式主要表现在人口聚集、经济发展、企业迁移等多个方面, 进行多方面的区域整合与合作对于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增强综合实力、减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依据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格局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对我国发展格局的要求, 可以推断当前中国依旧为典型的以东部沿海、长江流域等为重点发展轴线, 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 成渝城市群、武汉经济圈、西宁城市带为基本发展点的“点-轴”发展体系[9,10]。因此,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整合亦应当与该规律趋同, 首先从重点发展中心开始聚集, 依托发展轴线向外依次推进。同时, 传统的基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整合与合作研究, 忽略了各地带内部的巨大差异[11], 不能针对各个地区进行有效的分析与论证, 而采用县域数据怎能够清晰的表明区域中心的发展实力与聚集程度, 以及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 用更小的单位揭示了中国县域整合的发展演化过程。
以县 (市) 为基本研究单元, 选取2002年、2005年、2009年3年的统计数据, 该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年份的《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对于以上两者均未涉及的区级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 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数据难于获取, 故并未列入本次区域紧凑度计算的范围之内。
2 2009年全国各县 (市) 的发展格局
2009年全国各个县市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发展格局大体依旧呈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 但是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各指标的空间分布也存在较大的差异。2009年全国各县市的空间格局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2.1 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呈集聚整合趋势
从各县 (市) 人均GDP的分布 (图1) 来看, 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地区由于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人均GDP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外, 呈现明显的聚集趋势;在东北中部地区、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也有明显的整合趋势, 与中国当前城市群、经济区等的发展相一致。
人口密度的分布 (图2) 东高西低的趋势非常明显,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中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处于极高端水平。人口在东北中部地区、京津地区、山东省部分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聚集发展与人均GDP的聚集趋势协同发展。
因此, 从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来看, 当前中国的空间格局为在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集聚整合趋势明显。
2.2 东部沿海地区区域整合趋势明显
2009年三年中国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可以看出, 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边地区存在几个明显的经济发展中心, 如北京、天津、山东东北部、上海、深圳等, 周边经济发达的县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从外围向中心逐渐整合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东部沿海的北京、上海、深圳区域聚合的趋势最突出。纵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不难发现, 除了聚集于东部沿海对外开放地区之外, 中部地区的武汉、郑州、长沙、成都、昆明等地的经济集聚也日渐清晰, 此外, 重庆、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西部地区也存在较快的发展。
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主要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集聚, 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依旧是人口分布较为密集、人口整合较为发达的县市, 其周边县市与中心县市的人口密度从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 即越靠近中心县市人口密度越大, 表明中心县市对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整合吸引力。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县市人口密度也较大, 但该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最为突出。
2.3 经济发展和人口主要在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地带进行整合, 经济增长轴线和人口聚集轴基本显现
分别提取人均GDP≥12000、≥20000和GDP≥30000的县 (市) (图1) , 可以看出,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 (市)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长江地带、北部沿边地带以及我国西南部的部分地区, 经济发展在国家综合发展轴线地区整合的趋势已经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我国人均GDP具有点状分布特点, 较突出的地区主要包括:1) 北部沿边地区,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山西北部地区部分县 (市) , 该类地区受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的影响GDP增长水平较高, 地广人稀, 因此人均GDP较高, 从资源、产业、空间、人口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强的整合趋势;2) 京津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的部分县市, 人均GDP高于30000元/人的有42个, 该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及各方面均在此聚集;3) 长江三角洲, 包括上海市、江苏东部、浙江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 上海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地区, 对劳动力、产业等均有较强的吸引力;4) 珠江三角洲, 包括深圳、广东省东部部分县市,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倾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点与经济发展轴共同构筑了我国“点-轴”体系的空间格局。
分别提取人口密度≥2、≥4及≥6的县 (市) (图2) , 可以得出2009年中国各县市人口密度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轴线发展特点, 人口密度较大的县市主要集中沿东部沿海发展轴、京广沿线轴、长江发展轴三条发展轴线排列, 尤其是作为中心县市的轴线分布格局更为强烈。1) 东部沿海发展轴, 在该轴线分布的主要的整合中心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长春等, 各大人口密度中心吸引周边县市形成沿海地区快速增长县域发展轴线;2) 京广沿线轴, 沿着京广沿线, 人口密度较高的县市聚集而成的中部条带状发展轴线;3) 长江发展轴, 以南京、武汉、重庆等部分城市的重点县市作为发展几点, 人口逐渐向该轴线集聚整合。
因此, 从经济整合与人口整合两个方面来看, 我国的综合整合趋势呈现以东北地区、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为发展点, 以东部沿海发展轴、北部沿边发展轴、长江沿岸发展轴、京广沿线轴等为发展轴的空间整合格局。与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格局基本吻合, 具有明显的区域协调性。
3 21世纪以来演化趋势
3.1 区域整合中心由东向西逐渐推进
从人均GDP全国分布空间格局来看,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甚至是西部地区推进。2002年, 人均GDP的发展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地, 中部、西部虽然也有部分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 但仍未形成区域发展中心的规模 (图3) 。到2005年, 随着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郑州、武汉、重庆等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日渐加快, 周边县市逐渐向该类地区融合, 区域中心的地位日渐突出。到2009年,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区域中心由东部向中部、西部地区推进演化, 巩固了部分地区区域中心的地位, 另外新的区域中心也开始发展起来 (图1) 。
2002年中国人口密度的区域分布格局已经基本定型, 人口密度较高的县市80%以上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图3) , 但是应当看到各个县市的人口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增的趋势, 且人口密度高的县市按照由东向西的规律进行推进。最明显的就是广东省部分县市、宁夏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等地, 人口密度增长迅速, 对周边县市的吸引力亦逐渐增强, 区域整合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
3.2 经济增长和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的趋势, 且趋同趋势增强
2002-2009年, 人均GDP与人口密度分布均与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空间格局基本一致, 且总体经济差异与人口密度差异逐渐减小, 也就是说大部分地区中心地区人均GDP与外围区域的差异逐步减小, 人口密度同其周边地区的差异也减弱, 即人口密度比较接近的地区在空间上分布越来越集中, 整合趋势增强。
自2002年以来, 除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等沿边地区的部分省份是我国人均GDP发展水平较高外, 东北中部、京津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均以重点市域为中心向外围蔓延, 扩展范围逐年递增, 人均GDP的量也随之变化 (图1, 3) 。例如, 2002年珠三角中心地区人均GDP仅在30000元/人左右, 而到了2005年成长为70000元/人, 2009年甚至达到200000万, 较之2002年增长了近7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从三年的人口密度对比来看, 人口密度分布的点轴系统模式凸显, 与人均GDP的发展类似, 从2002年到2009年6年的时间内长江三角洲中心县市的人口密度增加了3.5倍, 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增加了5倍左右。由此可见, 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密度的增加在空间分布格局上趋同分布规律一致, 在量的增加上也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
3.3 各个县市之间的整合逐渐打破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 实现了跨区域合作
由于受到中国严格的行政区划的限制, 过去区域之间的整合与合作仅局限在省级行政区划以内, 很少有县市脱离本省的管辖与制约, 参与其他省份的区域合作。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 省域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既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 促进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又能有效实现区域的分工, 避免恶性竞争,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其规划初期的范围仅包含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 总人口4230万, 土地总面积41698km2, 各个县市人口密度较低, 人均GDP也仅仅在30000元左右, 邻近县市之间的区域合作已初见端倪。随着“大珠三角”、“泛珠三角”战略的实施, 合作县市的范围逐渐向外围全方位拓展, 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开放性的空间载体。到2009年, 珠江三角洲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三大重点发展中心之一, 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参与区域合作的县市增加到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等省域范围。
4 结论
1) 2009年, 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趋势不明显, 但局部地区呈现集中整合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区域整合趋势最明显, 中西部地区部分县市的区域中心地位凸显;经济发展和人口主要在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地带进行整合, 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相互协同,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2000年后, 渐进式改革进入区域整合阶段以来, 中国的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逐渐演化集聚的趋势, 受到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决策的影响, 区域整合中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 基本确定了我国的“点轴”式的发展格局。在近10年来的集聚整合过程中, 经济增长和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的趋势, 同时, 二者在空间分布格局上趋同分布规律一致, 在量的增加上也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 趋同趋势逐渐增强。
3) 中心县市与外围县市的联系更加密切, 各个县市之间的整合逐渐打破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 实现了跨区域合作, 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区域的分工与合作、避免恶性竞争,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摘要：自2000年以来,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进入区域发展整合中的区域合作时期, 经济区、城市群、大都市区等的兴起逐渐成为各地区争取中央政策和国际资源投入、整合边缘地区的重要手段。以2002年、2005年、2009年3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以各个县 (市) 为基本单位, 将县域人口密度数据、经济数据与图形数据相结合, 计算了全国各个县市人均GDP与人口密度, 并运用GIS软件对渐进式改革模式实施以来21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状况进行了分析, 进而分析了2002年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 可得出以下结论:1) 2009年以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各县市在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集中整合趋势;2) 中国的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逐渐演化集聚的趋势, 基本确定了我国的“点轴”式的发展格局;3) 经济增长和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的趋势, 且趋同趋势增强;4) 各个县市之间的整合逐渐打破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 实现了跨区域合作。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县域差异,区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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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 篇8
赤水市位于东经105°36′35″、北纬28°17′02″, 地处黔北边陲的赤水中下游河畔, 西北与四川省古蔺、叙永、合江三县交界, 东南与习水县接壤, 历来为川黔边界贸易纽带、经济文化重镇, 是黔北通往巴蜀的重要门户, 素有“川黔锁钥”、“黔北边城”、“黔北明珠”之美誉[1]。全市幅员面积1801平方公里, 辖9镇5乡3个街道, 100个行政村, 22个社区, 总人口约30万人, 居住有汉、苗、土家、仡佬、布依等26个民族。城区建成区面积7.4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8万余人, 城镇化率达42.6%;全市森林面积206万亩, 森林覆盖率76.17%, 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 景区富氧离子含量达32000个/cm3;耕地面积20.35万亩。赤水是国务院唯一以行政区命名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2010年8月赤水丹霞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是“国家地质公园”、“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侏罗纪公园”和“国际最佳休闲旅游城市”, 被中外专家誉为“千瀑之市”、“丹霞之冠”、“竹子之乡、“桫椤王国”、“长征遗址”。它因美丽的赤水河贯穿全境而得名, 前期因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而扬名中外, 现在因钩沉抗战时期大夏大学 (今华东师范大学) 西迁赤水办学这一“大夏西迁”“文军长征”史诗而声名鹊起。2012年10月遵义市首届旅发大会在赤水成功举办。虽然赤水文化、自然旅游资源丰富, 但赤水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不高、吸引力不够, 旅游综合实力不强, 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最佳休闲旅游城市”这一称号实难相称, 文化基础转化为税收、旅游收入等硬实力的能力不足, 距丽江、平遥等地存在一定差距。本文试从文化产业安全角度进行研究, 梳理历史现状、剖析问题成因, 结合实践给出对策。
1 赤水文化基础分类
1.1 以丹霞地貌为代表的世界遗产文化。
被称为“丹霞之冠”。赤水丹霞是青年早期丹霞地貌的代表, 其面积达1200多平方千米, 占赤水全市面积的三分之二, 是我国面积最大、发育最美丽壮观的丹霞地貌。在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为我国第八个世界自然遗产项目。2012年4月, 赤水丹霞被批准为国家级地质公园[2], 划分为大同-丙安园区和两河口-元厚园区, 形成了“丹山”“碧水”“飞瀑”“林海”有机结合的丹霞景观, 从形式美学的角度和传统文化的视角, 丹霞地貌具有突出的丰富多彩的山石单体形态美, 山群疏密相生、组合有序的空间结构美, 山块高低参差、错落有致的韵律美、丹山-碧水-绿树-蓝天-白云组成的色彩美。而从意境美学来看, 赤壁丹霞的崇高与险峻, 造型地貌的神奇与精绝, 山水田园的雅秀与恬淡, 沟谷茂林的幽深与清静, 云遮雾障的奥妙与奇幻, 使得丹霞地貌获得非凡的意境美。同时, 丹霞地貌的景观美推动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建设, 孕育了一系列专属于丹霞美学描述的词汇。如“丹霞”本身就是一个最富有美感的词汇, 还有形容红色陡崖壁的“赤壁丹崖”, 形容丹霞山水组合的“丹山碧水”, 形容丹霞壶穴的“紫府洞天”, 形容丹霞山块的“万古金城”等。[3]
1.2 以自然山水为标志的天然园林文化。
以赤水大瀑布、四洞沟、五柱峰、佛光岩、红石野谷、中国侏罗纪公园、桫椤自然保护区、燕子岩国家级森林公园、竹海国家森林公园等十大自然景区和36个独立景点为内容的天然园林文化。还包括尚未开发的国内罕见的十一叠瀑布群的狮子岩景区, 宝源梯田等自然景观。赤水以“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标签和上述景观的自然美, 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山水田园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以长征、党建为双核的红色文化。
包涵以全国独有的“四渡赤水”的辉煌历史标签和文化印记的长征文化, 以元厚、丙安等地红军渡口及黄陂洞、复兴场战斗遗址为基点、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名的红军烈士陵园为依托的的红军长征遗址文化;以贵州省成立最早的共产党组织—赤合特支 (1929年成立) 为代表, 石顶山武装起义旧址为基点的党建文化;以2010年5月初, 首开全省先河的两河口乡党委班子公推直选试点工作 (贵州全省三个党委班子公推直选试点之一。公推直选班子成员职位共9名, 其中党委书记1名, 党委副书记<乡长提名人选>1名, 专职党委副书记1名, 其他党委委员6名) 并取得实效的新时期党建文化;以及以民营龙头企业“红赤水”公司为代表的做大做强党支部、实施“知感恩天下宁、知感恩企业兴、感恩离财富最近”的感党恩教育企业党建文化。
1.4 以“大夏西迁”为图腾的抗战文化。
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华文脉实施文化抗战, 大夏大学 (今华东师范大学) 由上海西迁赤水, 浙江大学由杭州西迁湄潭, 共同构成了迁徙近7000余里的“文军长征” (彭真语) 双壁。二者在抗战文化史上交相辉映, 共谱一曲可歌可泣的史诗画卷。今存大夏大学办学遗址文昌宫和赤水一中等。
1.5 历史沿革而成的古镇文化、盐运文化和北宋墓葬文化。
包括大同古镇、丙安古镇、元厚古镇、复兴古镇及其所属明清江西会馆等。“对一个民族而言一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 并强加给他们某些限制, 而这种受限制的生活方式又影响了他们的精神和文化”[4]。
1.6 涵盖太极、游氏武术在内的本土武术健身文化和以白水鱼、叉洋芋等本土特色菜系为核心的饮食文化。
赤水太极、游氏武术均在贵州乃至全国保持着一定影响力, 并在赤水活跃着两大活动群体, 引领着赤水广大市民的健身运动和各类文化演出活动。当前饮食已经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 成为地域文化的另一种诗意表达。赤水菜, 属巴蜀文化和黔北文化的糅合范畴。豆花、猪儿粑、烤鱼、烧烤、汤圆、叉洋芋等风味独特、品种繁多的名小吃, 与“乡土酒水筵、熊猫竹笋筵、恐龙桫椤筵、赤水河鲜鱼筵、丹霞野菜荤素筵”构成赤水六大名饮食系列。
1.7 以公益行动为特色的慈善文化。
包括以赤水市政协教育基金会和团市委为龙头开展的捐资助学公益活动;以赤水市委宣传部、旅游局为主办方、贵州君诚集团、桂源大酒店为承办方举行的首届“世界慈善大使中国区冠军总决赛及颁奖盛典”大型慈善公益活动;以市政府引导、共青团介入、企业家重点帮扶、乡镇党委政府广泛参与的, 以关爱贫困山区留守儿童 (中小学生) (一对一学费帮扶和往返校园安全保护) 为主要目的的“阳光天使”守护行动。
1.8 以苗族民俗和当地民俗为载体的民族传统文化。
包括香火、杀圈门猪、杀年猪、打母猪鬼、婚礼芦笙舞等习俗和踩山节、火星节等传统节日。
1.9 以党委政府定期主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的广场演出文化。
赤水自2010年开始, 结合当下形势发展政策需要, 按预定政府部门分工, 每月定期在香樟林文化体育广场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开展以学习政策、宣扬法规、展示形象、欢度节庆为内容, 以反映本地风土民情和红色传承的相声小品、戏曲歌舞、诗歌朗诵、武术表演为形式, 惠及民生的大型广场文化活动。每次都吸引着上万名群众和游客观看、参与和互动, 收到良好效果。
1.1 0 以创建“平安赤水”营造和谐稳定环境的法治文化。
通过开展普法教育、严打行动、法制下乡、全市交通安全消防安全联席会议、中小学生 (留守儿童) 校园往返安全现场会、“阳光天使”守护行动, 叫响“依法治市”、“赤水政法”及“赤水公安”等法治文化品牌, 促进法制教育的开展, 为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营造守法懂法、安全稳定的法治环境。
上述10种文化, 构成了赤水大文化或者广义上的赤水旅游文化, 成为赤水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基础。
2 赤水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2.1 赤水文化软实力较弱, 缺乏“大文化”视野。
未立足于“世界的赤水、中国的赤水”这一全球视角和宏观站位来制定“文化强市”高端战略, 导致文化软实力的顶层设计严重不足。对各类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不强, 没有达到“握指成拳”的效果, 形成了类似于“九龙治水”、各自为战的局面, 大而弱、广而浅, 这直接导致了对游客的文化吸引力欠缺。吸引力不足, 则引不来游客。
2.2 每一处文化都未能掘井及泉。
挖掘和利用的力度和深度都不够强, 对资源的运用未做到挖深坐实, 文化产业整体实力不强。文化对旅游产业转化带动力较弱, 旅游文化产品开发尚处初级阶段。无论从文化资源和本地旅游产品, 都缺乏高端包装与精确的市场定位。
2.3 文化旅游体制不顺不畅, 存在多头管理、令出多门、互相掣肘现象。
赤水旅游业就存在赤水市文旅局、风管局、桫管局、旅发公司等主管部门, 各部门分工彼此界限不明、职能多有交叉, 不利于对旅游文化资源实行统一开发利用和保护。
2.4 赤水作为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其旅游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尚存在一定差距, 旅游形象定位不明且宣传力度不够, 旅游文化软实力较弱。
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该目的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 是对旅游地的历史印象、现实感和未来信念的一种理信综合[5]。旅游形象是游客选择旅游地的重要判断依据, 是吸引游客之本同时它又对潜在旅游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是提升旅游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目前国内学者及旅游部门对旅游形象设计大多数集中在国内、辖区内某一景区的旅游形象设计和塑造上[6、7], 缺乏对城市整体形象的包装和塑造。当前旅游业已结束了依靠单一要素来吸引客源的阶段, 进入到了主要依靠旅游地形象招徕客源的阶段。著名的旅游胜地往往都凭着独特而鲜明的旅游形象吸引着大量游客。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让广西独立鳌头;“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第一春城”的口号让云南的旅游产业驰誉全国。赤水的城市形象应是历史与现实交织、自然与社会融合的赤水文明, 可以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来代表, 但赤水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 打出独具特色的促销口号。
2.5“重山水轻文化”的现状依然存在, 对文化资源的运用尚未盘活。
赤水在发展旅游业, 塑造旅游形象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丰富的自然资源, 却忽视了深层次挖掘资源的文化性, 忽略了文化软实力建设, 缺乏城市之魂。这也是与丽江、平遥、凤凰等旅游业发达城镇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昆明举办的“世博园”、杨丽萍领衔主演的“印象·云南”把云南省的旅游文化产业介绍给了全世界。“四渡赤水”史诗般的活剧、“文化抗战”涅槃性的图腾, 都因缺乏文化支撑而未能够对广大游客进行本应是荡气回肠的场景重现。“旅游文化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旅游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必然建立在一般文化的基础之上”[8]。
2.6 星级酒店、高品质宾馆建设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提升游客接待能力, 满足不同游客入住的需求。
城市文化夜市未做足做强, 缺乏留人留心休闲旅游的向心力和吸引力。
3 赤水文化产业受到外部竞争与冲击
由于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文化软实力概念缺失, 对资源的重视程度不够, 保护力度较弱, 致使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源被周边县市所巧取、豪占和蚕食, 多年来所积累的文化成果被窃取, 文化品牌和旅游形象遭到削弱。
3.1 习水的“威胁”。
临县习水正在形成以土城为依托, 以四渡赤水纪念馆为龙头, 整合中国女红军纪念馆、毛泽东住居、红三军团驻地旧址等红军长征遗址, 成立了“四渡赤水研究中心”, 并举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88周年”纪念活动, 在“四渡赤水”这块红招牌上深深地铬下了“习水印”。
3.2“丹霞谷”之殇。
周边县 (市) 某企业通过网络、电视、旅行社等打出了“中国丹霞谷”谷旅游度假区这一专属赤水的品牌, 巧换概念, 致使不少游客都误以为“赤水丹霞”在习水三岔河, 致使本市享有国际赞誉的生态文化品牌被抢用。
3.3“盐运”之痛。
赤水河是川盐入黔的必经之地, 赤水河运文化源远流长, 赤水河全域八大古镇赤水就占了四个。但习水县却紧紧围绕赤水河, 逐步建立起“赤水河盐运文化陈列馆”、“赤水河航运文化展览馆”等, 而赤水市的赤水河盐运文化资源正在丧失怠尽。
3.4 九支“分羹”。
四川省合江县九支镇与赤水市一河之隔, 由于低廉的客房价格、较少的税费和灵活的市场运作, 不断分流赤水的客源市场, 随着2014年赤水至泸州的高速公路贯通, 或将形成游览在赤水, 消费在合江、泸州等县市的现象, 造成“赤水塌陷”旅游业危机, 导致“通道负效应”。
4 在文化产业安全方面的实践
4.1 策划“赤水大讲堂”系列文化讲座, 举办“赤水市文化软实力高层论坛”。
2012年, 该市先后邀请著名国际政治问题专家、中央军委总参军训部研究室主任王志俊大校、百家讲坛主讲、中国著名民俗学家高有鹏教授、光明日报经济部主任童怀、第二届 (2012年7月) 国际软实力学术研讨会大会主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开展多类讲座, 在赤水举办“赤水市文化软实力高层论坛”, 为赤水市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核心竞争力把脉建言。上述系列文化活动, 既为赤水带来了国内外学术领域最新人文成果解放思想开阔视野, 有效提升了赤水文化软实力水平, 又为赤水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聚焦和关注。2012年12月17日, 上述系列文化活动成果被光明日报、人民网和贵州新闻联播以《赤水:呵护红色的家园》为题进行专题报道, 引发广泛关注。
4.2 成功引进主题为“美丽博爱、力行慈善”的2012世界慈善大使中国区冠军总决赛暨颁奖盛典在该市成功举办, 提升城市形象。
世界慈善大使中国区冠军总决赛暨颁奖盛典, 既是一次倡导真善美的公益性慈善活动, 是一次展示赤水魅力、提升赤水旅游品位、丰富赤水旅游文化内涵、提高赤水知名度的对外宣传活动;同时也是一次让企业界人士了解赤水、投资赤水的招商活动。既成功营造了赤水荣列中国四大选美城市 (新丝路模特大赛决赛主办地杭州、世界旅游大使大赛主办地上海、世界旅游小姐大赛主办地海南、世界慈善大使大赛主办地赤水) 的新概念, 有效提升城市品味和国际文化竞争力, 又向世人提炼展示了赤水“山美水美人更美、形象美心灵美”这一“慈善之城”的核心品牌。
4.3 促成华东师范大学 (原大夏大学) 与赤水市开展校地合作, 推动“抗战文化”实质转型惠及当代。
赤水深入挖掘赤水市“大夏西迁”、“抗战文化”、“文军长征”文化品牌, 利用华东师范大学及校友会资源和上海对口帮扶遵义契机, 为赤水借脑借智, 深度开拓上海市场。
2013年1月21日, 赤水市在上海与华东师范大学正式签订了《华东师范大学与赤水市人民政府合作意向协议书》。协议书分为教育交流合作、修缮文昌宫和建成“大夏大学赤水纪念馆”、帮扶赤水若干项目等三大部分。一是在加强教育的交流合作方面, 华东师范大学授予赤水市“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政策允许范围内, 优先录取赤水推荐的第一志愿优质生源为全日制本科生, 为赤水开展管理干部和教师的培训、研修与学位教育提供条件;指导开展教师教育创新实验等其他基础教育研究项目;通过网络手段指导赤水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在赤水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实习基地”;按赤水希望在赤水开办以旅游专业为主的分校。二是在修缮文昌宫和建成“大夏大学赤水纪念馆”方面, 华东师范大学负责收集大夏大学校史资料, 设计、修建“大夏大学赤水纪念馆”;赤水负责收集大夏大学在赤水的文物资料, 以及纪念馆的征地、拆迁工作。三是初步拟定的对口帮扶项目方面, 华东师范大学在赤水建立专家工作站, 帮扶赤水发展;为赤水发展经济引进项目, 参照浙江大学帮扶湄潭县的方式帮扶赤水教育。至此, 双方共同掀开了各自文化历史上的新篇章。
4.4 开展旅游体制改革, 理顺旅游发展体系。
2012年底, 赤水市政府新成立旅游发展委员会, 将赤水市文旅局、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世界遗产管理局、中国丹霞地质公园管理局管局、桫椤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旅发公司等职能部门统一合并合署办公, 统一调度整合资源, 收到初步成效。
4.5 开展公益行动, 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在天台镇、两河口乡开展“阳光天使”守护行动关注山村留守儿童试点工作, 并召开全市中小学生 (留守儿童) 校园往返安全现场会推广经验。在天台镇绘制所有学生住宿点的路线图, 设置路队长跟控管理, 通过政法综治力量对学生上下学路线实行全覆盖巡护, 切实保障学生安全;对无监护人独自在家学习生活的留守儿童, 指定乡村干部、邻居为代理监护者、志愿者, 并纳入乡镇考核, 切实保证孩子人身和学习安全;在两河口乡, 实施通过政府引导、团委跟进、企业家等社会力量助学、学校村镇管理、学生受益的发展保障模式, 吸引海内外爱心人士推行一对一捐助关爱山区贫困中小学生 (留守儿童) 。
4.6 联系中国烹饪协会以最优惠政策申请赤水市“中国美食之乡”挂牌。
当前饮食已经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 成为地域文化的另一种诗意表达。赤水菜, 属巴蜀文化和黔北文化的糅合范畴。豆花、猪儿粑、烤鱼、烧烤、汤圆、叉洋芋等风味独特、品种繁多的名小吃, 与“乡土酒水筵、熊猫竹笋筵、恐龙桫椤筵、赤水河鲜鱼筵、丹霞野菜荤素筵”构成赤水六大名饮食系列[9]。目前, 该市正在准备相关申报材料, 进入“中国美食之乡”申报程序。
4.7 做强做好法治文化, 化解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维护赤水旅游城市所必需的文化旅游安全环境。
该市多次召开化解矛盾纠纷信访维稳推进会, 发动全市100余名基层政法维稳干部集体智慧, 要求每名与会者以一个字总结自身信访工作对策体会, 并上报自身化解矛盾纠纷的经验事例, 将之总结成“化、诚、和、稳、情”5字工作法和“四抓”机制, 来进一步推动各乡镇信访维稳工作的有效开展。通过实兵演练, 有力的提升了广大政法、维稳、综治队伍的工作能力和应急处突水平, 为来赤水旅游旅客提供了良好的安全保障。
5 关于文化产业安全的几点思考
5.1 提炼文化精髓、打造文化品牌高地。
赤水可借鉴余庆“四在农家”模式, 把红色文化、抗战文化、历史文化、山水文化、慈善文化及党建文化结合起来, 提炼出一句话、一个字, 来涵盖赤水的全貌和纵深。如用“璀璨赤水丹青画卷”来贯穿赤水的文化历史和山水现状, 用“慈善之城”这一“善”字概括赤水, 既有赤水河以“上善若水”涵盖“美酒河”“英雄河”韵味的道家意蕴, 又有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天下为公”的红色传承, 还有抗战文化的“保存中华文脉”这一大善壮举, 更有赤水人民张开怀抱“友善”八方宾朋的热情豪迈, 体现出赤水人“山美水美人更美心更美”这一大“善”特质。
5.2 立足基础教育和高端教育, 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市优先发展的位置。
从战略层面、学术层面、管理层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依托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优势, 建立市级智囊团和智库, 及时贯彻落实双方达成的校地合作协议。有效提高城市国际学术影响力, 进而提升国际形象与竞争力;持续加强“阳光天使”守护行动的范围和广度, 把文化教育从娃娃抓起落到实处。
5.3 凝聚赤水十类文化, 提炼“赤水魂”———即城市精神, 才能实现“安乐水” (赤水河古称) 畔“赤水梦”。
一个有信仰有灵魂的民族才有希望。同样, 一座城市只有具备了城市精神, 有了精气神, 才能实现各项发展目标。
5.4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不断加大对赤水文化软实力平台、载体、传媒、产业的投入, 站在“世界的赤水”角度, 从信息化方面增强赤水传播力和竞争力, 加强城市形象设计, 不断提升城市形象和旅游话语权的能力。
5.5 结合当前流行的“临空经济”概念, 整合交通资源, 对航空、航道、公路及信息资源进行优化组合顶层设计, 打造赤水“立体交通”, 做强叫响“多维赤水”。
赤水地处重庆江北机场、泸州机场、贵阳机场、遵义机场和在建的仁怀市茅台机场中间核心区域, 是天然的“临空经济区域中心城市”, 能有效弥补陆路交通不足, 可充分利用六大机场航空资源辐射全国, 通过产品输出和游客输入, 进而带动自身腾飞;赤水港作为贵州唯一一座接入长江港口, 水运潜力和优势无以伦比。把赤水纳入“水陆空信”四位一体格局中发展, 就会盘活更多资源, 实现赤水利益最大化。这里的“信”是指的信息化。现代旅游业是以现代化技术设备、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广泛应用为基础的供应链体系, 具有传统旅游业没有的高增值性、高层次性、高功能性、高技术性和高知识性[11]等要素特征。
5.6 加强与合江县九支镇的联系, 实现跨省合作、两岸同城一体化发展。
借鉴国务院《武陵山片扶贫攻坚规划》内关于湖北省来凤县与一河之隔的湖南省龙山县跨省合作“龙山来风”做法, 一河两岸、同城发展。主动与四川省九支镇对接资源, 对赤水河两岸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布局, 实行产业分工、腾龙换鸟, 实现互利共赢。
5.7 打造习水河乡镇群产业带。
鉴于赤水市东部片区习水河流域5乡镇 (白云乡、长期镇、长沙镇、官渡镇、石堡乡) 距城区2小时路程这一客观现实, 加强对赤水东部片区五乡镇的统筹指导, 将东部五乡 (镇) 统一规划考虑, 建立以官渡镇 (原习水县老县城, 人口约5万人) 为核心的东部片区, 以习水河为产业带, 聚合人力、物力、财力, 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倾斜力度, 加快工业产业集聚, 形成以三办、九支为重点的赤水河区域群和以官渡为重点的东部习水河流域乡镇群两翼齐飞的经济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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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 篇9
成就篇
环境保护既是为了今天的繁荣, 更是为了明天的发展
2008年张家港被列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之后, 2009年率先编制了《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并确立了加快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实现“污染物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理念牢固树立”的目标。
通过实践与探索, 张家港市委、市政府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上逐步形成了“三点共识”, 即生态环境不仅是一种资源, 更是一种资本;环境质量不仅是“率先发展”的重要目标, 也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环境保护既是为了今天的繁荣, 更是为了明天的发展, 必须把生态作为生产力来培育, 把生态环境作为投资环境来保护。张家港每年都要召开全市性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创建专题会议, 强调“三点共识”, 部署具体工作, 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三个决不能”原则, 即不管发展压力多大, 决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换取经济的增长;不管竞争态势多激烈, 决不能以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的发展;不管形势如何变化, 决不能以牺牲后代的生存资本换取当代的荣耀政绩。基于这些共识和原则, 虽然张家港领导几经交替, 但班子重视环保工作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在发展中优化生态的意识始终没有动摇, 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接力棒”在一任接一任的传递下去。
张家港市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际花园城市、全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市、联合国人居奖等一百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并成为了全国县级市中唯一的全国文明城市。仅在2010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4700亿元, 财政收入336.42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4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1.44万元, 城市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县 (市) 前三甲。
回顾篇
倡导“绿色GDP”,
严格实行经济和环境指标“双重考核”
张家港成为优秀生态城市的发展过程, 经历了五个孵化阶段:
一是八十年代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 张家港市较早地在各乡镇配备了专职环保员, 让环保管理网络触及全市城镇和乡村。开展了“苏南乡镇工业水污染防治和研究”课题的专项调查, 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 为我市环保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二是九十年代初以污染治理为突破的提高阶段。这一时期, 张家港市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 创造了环境保护“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环保第一审批权”、“评先创优环保一票否决”的“三个一”经验, 并在全国推广。三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环保创模为载体的深化阶段。这一时期, 张家港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急剧增大, 城市环境压力日趋凸现。张家港以城市环境基础建设为突破口, 大力实施综合整治, 部分重污染企业相继搬出市区, 城市环境面貌得到改善。1995年, 国家环保局在张家港召开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对张家港市的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96年, 张家港市被原国家环保局授予全国首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四是进入新世纪以生态优先为内涵的双赢阶段。这一时期, 张家港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创建“国家生态市”的目标, 把污染防治由原来的以“工业污染”防治为主向“工业、生活和农业污染”综合防治转变, 把工作重点由“污染防治”向“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同步推进提升, 把创建范围由“城区”向“整个城乡”扩展。2003年, 张家港市建成“全国生态示范区”, 2006年6月被授予全国首批“国家生态市”。五是十七大以来的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阶段。2008年5月, 张家港市被国家环保部列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 同年9月, 完成了《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的编制, 并由吴晓青副部长主持通过了专家评审。2009年4月, 在全国第一家编制完成《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并通过万本太总工主持的专家评审。同月, 在张家港全面启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作为一个优秀生态文明城市样本, 张家港的生态建设做法有四个方面:一是强化绿色行政, 全面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考核机制。二是发展低碳经济, 加快形成集约高效的生态产业体系。三是构建宜居城市, 全力打造统筹协调的城乡人居环境。四是突出绿色人文, 着力提升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首先, 张家港实行绿色行政理念。城市在九十年代就率先提出“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的理念, 创造了环境保护一把手亲自抓、建设项目环保第一审批权和评先创优环保“一票否决制”的“三个一”经验。进入新世纪, 确立了“抓生态就是抓经济、抓生态就是保民生、抓生态就是促和谐”的理念。同时不断提高环保准入门槛。对建设项目审批实行“总量指标”和“容量许可”双重控制标准, 杜绝新污染源增生。先后否决或劝阻项目近600个, 其中包括投资上百亿元的超大项目。严格“绿色GDP”考核。实行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双重考核”, 把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双山岛等确定为“不开发区”, “只考核COD, 不考核GDP”, 并对基本农田、生态湿地、水源地、生态公益林等实施财政资金补偿。聘请中国环科院等专业机构, 专门编制生态市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张家港市先后出台《生态市创建实施方案》、《2003-2005年生态建设八项重点工程》、《生态文明建设2009-2011三年工作意见》、《关于建立健全加强生态文明促进可持续发展工作机制的意见》。
同时成立以张家港主要领导任正副组长, 各相关职能部门、各镇 (区) 一把手为成员的专门领导小组, 并聘请金鉴明院士、陈吉宁教授等知名学者担任顾问, 形成了齐抓共管、科学决策的有利局面。多元投入机制。实行“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多元投入”, 市政府制定了《生态市建设奖励 (补助) 办法》。如对各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居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地埋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市财政按建设资金的30%给予配套;对市区“禁煤区”内燃煤锅炉改用清洁能源的每蒸吨补助2万元。同时, 积极吸引社会资金, 通过BOO、BOT等模式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低碳节约”是张家港生态产业的发展原则, 也是生态文明的核心所在。近年来, 张家港坚持源头控制、结构优化方针,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快推进生态低碳、集约节约和高效文明发展。一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新兴产业。严格落实环保倒逼机制, 逐步淘汰传统污染行业, 关停化工生产企业235家。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现代、都市、生态、景观”为主题, 建成50个多功能农业示范点,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占比近80%。二是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全面构建企业内部“小循环”、园区工业“中循环”和经济社会“大循环”的循环经济空间布局。以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张家港保税区为代表的工业园区, 积极引导企业按照“3R”原则, 实施机制、技术、管理“三创新”和源头、过程、末端“三控制”, 自2006年以来, 张家港市连续实施两轮环保“333”工程 (第一轮:大气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化工行业三年专项整治、乡镇生活污水管网建设三年规划, 第二轮:第二轮大气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第二轮化工行业三年专项整治、水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 大力推行“绿色招商、补链引资”, 成功引进杜邦、雪佛龙、陶氏等众多国际知名企业, 打造多条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园区半数以上企业进入循环经济圈。建成日处理4万吨的国内第一个园区水循环综合利用工程。“十一五”期间, 全市COD和SO2分别削减25.7%和23.7%, 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污染减排目标。累计投入60多亿元, 全市电力、玻璃行业全部完成脱硫治理, 钢铁行业烧结脱硫稳步推进。拆除燃煤锅炉495台、砖制烟囱154根, 关停砖瓦窑30座, 市区二环路以内建成全国首家“清洁能源使用区”。122家重点水污染企业完成提标升级, 81家企业完成中水回用工程。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厂8家, 日处理能力达17.4万吨, 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74座, 新增污水管网240.83公里。
在发展低碳经济同时, 张家港市全力打造统筹协调的城乡人居环境, 坚持以“城乡一体化”为抓手, 共建共享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成果。在规划上, 坚持综合开发理念, 统筹考虑城乡空间布局、生产力布局、土地利用模式、综合交通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农村集中居住, 建设具有浓郁苏南特色、节地节水节能的组团式水乡村居。在建设上, 张家港市坚持“自然不足人工补, 先天不足后天补”, 因地制宜、体现特色, 力求“让清水贯通城乡、让鲜花开满港城”, 不断在生态修复重建、人居环境改善上探索创新:把废弃的窑洼地建成山水相依的张家港公园;把高速公路集中取土的低洼地建成占地4.25平方公里的暨阳湖生态园区;把市中心的梁丰生态园建成生物多样性森林公园;把百里沿江湿地建成天然生态屏障。管理上, 持续开展“蓝天碧水”工程, 建成区绿地率达37.5%、绿化覆盖率达41.9%。突出村容村貌整治、生活污水处理、拆坝建桥, 全力打造城市水循环体系, 着力提升城乡生态环境。建成总库容25万立方米的工业固废填埋场、年处置能力1.2万吨的危险废物焚烧处置中心和日处理能力6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在生态城市的硬件设施修建完善的条件下, 张家港市还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使得低碳生活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公民低碳生活的方法包括:一是大力普及生态教育。坚持从娃娃抓起、从学生抓起, 着力打造“生态课堂”。建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教育基地。深入开展绿色系列创建, 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创建成绿色学校, 绿色社区比例达到85%以上。二是大力推进全民节约。建立健全政府绿色采购机制, 积极推进无纸化办公, 开展节水、节电、节能等节约行动, 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三是大力倡导绿色出行。在江苏省率先批量使用LNG清洁能源公交车;建成投运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 首批投入使用的2000辆公共自行车, 每辆车日均使用5.2次, 每天替代公共交通173辆次, 经测算可减少碳排放17吨。
未来篇
人人是生态、人人为生态
在全面开启“十二五”发展新征程的历史新起点上, 张家港市将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 以率先创建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城市”为主抓手, 与时俱进弘扬张家港精神, 全力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导区和样板区。
一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围绕打造以现代经济为特征的产业强市,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现代装备制造 (含再制造) 、新医药四大新兴产业集群, 积极发展智能电网等其它新兴产业, “十二五”末新兴产业销售规模超4000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落实节能减排倒逼机制, 加快传统产业高新化改造, 着力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产业加速向高端和绿色方向发展, 2015年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抢抓过江通道、轨道交通枢纽建设的历史机遇, 大力发展服务业, 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十二五”末, 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5%左右。农业向“现代化、高效化、规模化”的都市型农业加速转型。
二是着力提升环境承载能力。优化集中供热布局, 重点开展钢铁行业脱硫治理、扬尘污染和机动车排气污染综合整治, 切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十二五”期间投入60亿元, 加快实施生态水体工程, “十二五”期末力争建成独立的长江水循环体系, 市域主要河道都能“下河游泳”。严格保护香山、凤凰山等山林资源, 加强长江滩涂湿地和内陆水域生态保护与涵养, 长江沿岸自然岸线保持在25公里 (含双山) 以上。积极推进沿江、沿河、沿路生态林网、经济林网建设, 加强城镇和村庄绿化建设, 加快构建布局合理, 综合功能优化的市域绿地生态系统, 不断强化城市生态屏障。
三是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质量。围绕打造全国最优美的宜居城市, 丰富城市内涵, 彰显城市个性, 全方位提升城市品质。在“一城五区”的总体框架下, 依托轨道交通新优势, 进一步拓展中心城区, 按照“城东文化新城、城南商务新城、城西生态新城、城北科技新城”的功能定位, 以组团式开发模式, 打造一批城市新地标、新名片。加快推进老城改造, 综合整治老住宅小区、背街小巷, 加速小城河改造, 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以“发展新市镇、繁荣新街道、建设新社区”为思路, 采取“9+11+x”的镇村布局模式, 加快农村集中居住。“十二五”末, 农民集中居住度达60%以上。建设具有浓郁苏南特色的水乡村居, 使农村既富有优美田园风光, 又彰显现代城市文明。
四是全面提高生态文明意识。牢固确立“绿色GDP”理念, 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坚持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一起考核, 增加生态文明建设在千分考核中的权重和分值。建立健全生态文明领导责任制、任期目标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将生态文明教育进一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进一步形成“人人是生态、人人为生态”的生动局面。大力开展公共场所和家庭节水、节电活动, 健全政府绿色采购机制。积极倡导绿色交通和绿色出行, 重点推广新能源公交车和公共自行车系统, 2年内LNG清洁能源公交车增加到150辆以上, 并开通2条纯电动车公交试行线路。试点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有效实现生活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利用。
中国县域 篇10
随着《决定》的通过, 我国的文化产业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而任何一个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都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引导, 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那么金融应该如何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呢?从全国的范围来讲,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加大信贷投入, 支持国有文化企业的改革和改制, 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需要, 对文化创业、文化科技创新等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等等。如果将范围缩小到县域来思考的话, 县域文化产业基础非常薄弱, 对于文化产业县域金融似乎无可作为, 但是细加思索又会发现, 县域文化产业也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需要县域金融的支持。
一、县域文化产业基础非常薄弱, 但是县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潜力
(一) 县域文化产业基础非常薄弱
以寻甸县为例。从产业体系上看, 寻甸的文化产业体系主要由图书销售行业、印刷行业、广告传媒行业构成, 现代文化产业还处在空白阶段, 甚至连电影院线都没有;从规模上看, 除新华书店具有一定规模外, 其他产业主体多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 零星分散, 规模较小;从文化消费情况看, 在农村, 大多数成年人一年只买一本皇历, 除此之外, 不会购买一本其他书籍, 不会看一场电影, 不会订一份报纸。因此, 从各方面看, 寻甸的文化产业基础都非常薄弱。
(二) 县域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潜力
仍以寻甸县为例。寻甸的文化产业发展仍具有潜力。一是寻甸属于少数民族地区, 在这块土地上长期生活着回、汉、彝、苗等多种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文化较为丰富;寻甸县柯度镇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柯度镇的红军长征纪念馆和“六甲之战”遗址实际上已经成了本县及周边县区的红色教育基地;寻甸还有适合休闲旅游及垂钓的北大营草场、风龙湾风景区, 不久的将来,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和地方政府的努力推动下, 极有可能实现文化与旅游的对接。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 文化下乡步伐的加快, 会为寻甸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动力。三是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交往日益频繁、整体文化素质的上升, 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也会日益提高,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书、看报、上网、看电影等, 因此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大是必然之势。
二、县域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一) 文化基础设施及文化服务网络的建设需要金融支持
《决定》提出, 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决定》还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 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 鼓励文化单位面向农村提供流动服务、网点服务, 扶持文化企业以连锁方式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网点建设, 推动电影院线、演出院线向市县延伸, 支持演艺团体深入基层和农村演出。无论是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站、文化室、放映场所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还是流动服务站、电影院线、演出院线、文化服务网点的建设都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 当然也需要金融的支持。
(二) 扩大文化消费需要金融支持
《决定》提出扩大文化消费, 要创新商业模式, 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 开发特色文化消费, 扩大文化服务消费, 引导文化企业投资兴建更多适合群众需求的文化消费场所, 积极发展文化旅游, 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而文化消费市场的拓展、文化消费场所的建设、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发展都需要金融的支持。
(三) 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需要金融支持
《决定》指出, 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 参与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县域内也存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 如有线电视台、电影公司等。这些国有文化单位的改革需要金融的支持。
(四) 现有文化产业主体的发展壮大需要金融支持
县域内现有的文化产业主体零星分散、规模较小, 文化创新、创意能力不足, 随着文化需求的提升, 文化消费市场的拓展, 这些产业主体必然会有谋求发展壮大的冲动, 从而也会寻求金融支持。
三、县域金融应未雨绸缪, 做好充分准备, 迎接县域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一) 探索可持续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县域经济的发展由地方政府主导, 金融机构应加强与地方政府及财税部门的沟通交流, 了解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战略规划、发展模式等信息, 同时也让地方政府理解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目标, 在相互包容谅解的基础上共同研究探索可持续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二) 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