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

2024-06-26

被精神病（共7篇）

被精神病篇1

一、我国关于“被精神病”现象的刑法规制

2011 年6 月10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面向全社会公布了《精神卫生法》, 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措施将“被精神病”的责任上升到了刑事责任的高度, 有利于严厉打击“被精神病”现象,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规定如何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刑事责任, 草案中并未对此做出具体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被精神病”责任人员的定罪量刑提出了“考验”。

( 一) “被精神病”现象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被精神病”患者面临的危险, 最直接的是人身自由的权利。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每一个公民, 无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是非精神病患者, 其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等都不容侵犯, 而人身自由便是核心规定。据此, 草案中也明确做出了规定。

关于人身自由权利的规定, 我国相关法律中都明确做出了规定。例如1998 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 “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 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精神病鉴定以及患者的人身自由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精神障碍检查或者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进医疗机构的行为都属于对人人身自由的侵犯。我国刑法中非法拘禁罪侵犯的法益便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 通常司法实践中对“被精神病”现象按照非法拘禁罪处理。

( 二) “将非精神病患者鉴定为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

1. 直接责任者是医院以外的主体

直接责任人以外的主体包括近亲属、医院和相关的政府机构等, 上文已经提出, 非法送诊者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但是其中医院扮演者怎样的角色呢? 相关的专家和学者提出: “根据医院对直接责任人的主观动机是否明知, 医院承担的责任有所不同。”如果医院在政府有关人员送治上访者到医院时, 医院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继续治疗的, 在这一事件中医院则扮演者共犯的角色。只有当医院对直接责任人的主观动机明知时才构成犯罪, 但是根据医院对直接责任人的主观动机之间的时间不同, 医院成立不同的犯罪。为此可以分为下面四种情形:

第一, 医院在非法送诊前对非法送诊者的主观目的已经明知的情况下, 医院与非法送诊者构成共同犯罪的事前共谋, 那么医院和非法送诊者之间是共犯的关系。

第二, 如果医院对于直接责任人的主观动机开始时是不知情的, 但是在治疗的过程中, 医院经过对“被精神病”患者治疗, 发现被害人并不是精神病患者。此时医院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依然进行收治治疗的, 则医院构成片面共犯。

第三, 医院在收治以后, 直接责任人明确的告知医院受害人并非精神病患者, 但是医院出于某种利益依然收治治疗的, 医院亦构成共同犯罪, 是事中共谋的情形。例如典型的XXX“被精神病”案例中, 当XXX的近亲属要求接走受害人时, 医院给出的回答是: “XXX是镇政府送过来的, 只有镇政府才有权接走家属无权。如果想要接走XXX, 只有通过和镇政府协商才可以。”为此可以明确的推断出医院是知道镇政府的目的的, 二者之间有共谋的故意, 是共犯关系。

第四, 专业的医院对于患者是否真的是精神病患者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是如果医院是处于职务过失, 造成了误诊, 进而造成就诊人员死亡或者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 则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

2. 医院为直接责任者的情形

医院为直接责任者的情形需要从医院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医院的主观目的为故意时, 需要对行为主体的这种特殊目的进行考量, 以做到准确的定性。例如在刑事诉讼法中鉴定人出于对犯罪人的犯罪进行隐匿而作虚假鉴定时, 鉴定人成立伪证罪; 如果医生为了败坏精神病患者的名誉二故意进行错误的鉴定时, 情节严重则医生成立诽谤罪; 如果出于盈利的目的, 非法将他人鉴定为精神病患者的, 则成立非法拘禁罪。

另一方面过失将非精神病患者鉴定为精神病患者的情形中, 例如不具备专业资格的心理咨询人员非法从事诊疗的, 可能成立非法行医罪; 如果有证据证明医院对于“被精神病”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则不成立犯罪。

二、总结

关于“被精神病”现象的刑法规制, 《精神卫生法》中对非自愿住院治疗措施的使用条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并且对违法实施非自愿住院主料措施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但是, 要想彻底的杜绝“被精神病”现象, 仅有法律规制是不够的, 还需要医生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摘要：我国存在着非法将他人送入精神病机构的问题, 实际上非法将他人送入精神病医院的行为属于对他人人身自由的剥夺, 一般情况下可以按照“非法拘禁罪”进行规范, 但是现实中犯罪人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 经常将其理由设定为为了给病人治病或者是为了防止防止“精神病人”做出危害社会的暴力行为, 所以最终很难定罪。本文主要对我国被精神病现象的刑法规制进行论述。

关键词：“被精神病”,精神卫生法,刑法规制

参考文献

[2]房清侠.上访者“被精神病”现象的法社会学思考[J].河北法学, 2011, 15 (1) :84-91.

被精神病篇2

一天要看三四次账户

吸毒有毒瘾，上网有网瘾，但是炒股有股瘾的人还很少听说。不过记者采访了一圈发现，不少股民都表示对于炒股还真是会上瘾。除了杨先生的这种表现外，炒股两年的曹小姐告诉记者，她每天得看三四次账户资金的变化，不停地计算着今天是赚了一个LV，还是赔了一件普拉达。遇到也炒股的同事聊得特投机，和不炒股的同事就觉得没话题，而且闭市下班后一定要到里“潜水”。

和曹小姐上班时间能看盘不同，郭先生所在单位把炒股软件都屏蔽了，“一上班心里就像长了草，老惦记我的万科现在多少钱了，现在用手机炒，每次都借上厕所或者抽烟偷偷跑出去看。”郭先生说，有一次老板查岗，发现他人一直不在座位上，还好同事帮他圆了谎说他拉肚子在厕所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最近也赔钱了，但是我赔钱都有点赔上瘾了，股价越跌我越买，每天不交易就难受，我想反正现在正摊薄成本，没准以后赚得更多。”

梦见股票大跌半夜惊醒

其实炒股只是一种理财手段，但是过于沉迷于此，同样会像毒瘾、网瘾那样影响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股民冯先生告诉记者，有一天晚上睡觉做梦竟然梦见自己持有的中国平安从60块跌到20块，当即就惊醒了，还吓出了一身冷汗，

还有的股民告诉记者，遇到大盘暴跌时，自己会情不自禁地心慌、出虚汗，心情也会一落千丈。而记者在不少里也发现，经常有网友发“求救帖”称：“老公(老婆)炒股上瘾，不顾家，不知道该不该离婚”。同样因为炒股赔钱心脏病发或者跳楼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中国股民炒股上瘾世界一流”

华宝兴业市场总监宋三江此前曾在博客中撰文分析炒股成瘾，他称中国股民炒股成瘾是世界一流，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换手率最高，成熟股市年股票周转率为100%至300%，而中国股市散户周转率为800%至1000%。而且股民们都会表示每次一旦反弹回本，必定金盆洗手。但大部分人无论是否能够反弹出货，都舍不得出局。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股民长期投资股票的命运是七二一，即70%的人亏钱、20%的人保本、10%的人盈利，但大家依然乐此不疲。行为经济学认为这就是炒股上瘾，而且会和毒瘾、网瘾一样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

股瘾还不算心理疾患

现在，网络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很多网友曾热议“上网一夜之间成了精神病”。还有专家初步认定，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不过记者咨询心理专家了解到，目前在心理学上还没有将炒股上瘾定义为心理疾病，或者可以说股瘾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引起心理学界的重视。

被精神病篇3

若以去年5月起施行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看，涉事政府、医院的一系列行为属违法无疑。而在6年前，相关法律尚未完善，但即便如此，以“反复状告政府”将人收治仍有违法理。

宪法规定，公民有控告、申诉权及人身自由权。而当地镇政府也没有将邓爱仔送往精神病院做鉴定的权力。依据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通常情况下，只有“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才能主张对公民进行精神病认定。而公权力只有在公民可能存在精神病并将危及公共安全，或需要追究公民刑事责任、行政处罚责任时，才能申请对其进行鉴定。邓爱仔虽长期信访，但并未危及公共安全，也不应受到任何处罚。

在具体认定过程中，医院理由更是极其荒谬，把反复状告政府当作“行为乱”，住院医师认为“她一年到头在外上访……正常人是不会这样的。”

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院方能拿出当年认定邓在当时患病材料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邓爱仔将走入权利救济的死胡同。首先，她并没有伤害自身和他人的潜在危险，不符合强制治疗的条件，可随时申请出院。其次，可以医疗纠纷诉讼为案由将医院诉至法院，按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果医院拿不出充分证据，就可认定当年为违法收治，须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然后，再向镇政府提起行政诉讼，认定当年送治行为违法。

其实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精神卫生法的缺位、上访排名制度的存在，不少人有着和邓爱仔一样的遭遇，一些地方政府将医院当成变相羁押的场所。随着新法实施和信访改革，这类现象在消减。可各地是否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未解，当引起各方重视。“被精神病”可怕，而容忍“被精神病”现象一直存在，不及时纠错，也挺可怕。

（据《新京报》舒锐/文）

关于“被精神病”事件的法律探讨篇4

“被精神病”是近年来网络上较为流行的新名词, 源起于湖北省十堰市网友彭宝泉“被精神病”事件和河南漯河市农民徐林东“被精神病”事件。2010年4月9日, 湖北省十堰市五交化公司的20多名员工聚集在宏正酒店门前, 一起向省纪委工作组反应“国有资产被少数人侵吞”及“房屋遭受强制拆迁”等问题, 网友彭宝泉因拍摄了几张这次事件的照片, 被送至派出所, 之后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 5天后才出院, 与此同时家属却被蒙在鼓里;2003年10月, 河南省漯河市农民徐林东因热心帮助残疾人至京状告镇政府, 不料被大刘镇政府工作人员带回, 先后被拘留14天之后, 于该月30日被大刘镇政府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院, 直到2010年4月24日, 徐林东才重获自由。日前, “被精神病”又转变成为谋财害命的“合法执照”。2010年3月5日, 朱金红从日本回国, 遭到娘家人第三次疑似“绑架”, 并在3月8日被家人强行送进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精神病院) 接受治疗。当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朱金红的母亲时, 她公开表示“主要女儿把房产交出来, 我就接她出院, 否则, 就没有好透”。

“被精神病”是一种关系病、权力病, 是失去制约和规范的权力让上述现象变得如此扭转与疯狂, 也严重阻碍了法制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被精神病”的原因分析

1、法制不健全。我国的《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开始立法讨论, 可至今仍未能出台。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 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较为粗疏。《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在必要的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对精神病是否自愿住院、送精神病人到医院治疗的主体不够明确, 造成只要疑似精神病人其亲人或政府都可以送往医院。为此, 掌权者和强势者正利用法律的缺陷, 把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送往精神病院, 从而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精神病人的监护包括患者亲属、民政部门等, 但同时规定确立为无 (或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必须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经人民法院宣告才能成立;而在实践中, 医院往往无法判断送治人是否经人民法院宣告其为无 (或限制) 行为能力, 更无法识别其身份, 这样把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就成为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 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医院进行。在此规定中, 谁作为鉴定机构都由政府定夺, 行政权力干预其中, 医学鉴定很难自主的进行。而是否为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 需要有专门的专家鉴定, 谁的鉴定水平高, 谁就有权进行鉴定。

2、医院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程序不规范。在判断是否应该对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过程中司法监督部门缺失, 这样就使医院无形中实际拥有了没有法律授权与监管的强制收治权, 为此, 被送治者的人身权利很难得不到有效保障。但是, 精神病是一种的特殊性疾病, 自我意识与自我控制能力往往比较欠缺, 其真实意愿不能自主表达, 院方由于考虑到这一点一般不会听取病人的意见, 甚至当事者认为自己无病的呼吁很难达到院方的认可, 反而把这种现象作为“有病”的依据。

3、经济利益的驱使。当前, 许多医院都是事业单位, 收治病人就是维持生存“血液”, 在现实生活中, 谁把精神病人送进医院, 就是谁支付医疗费。但是医院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就忽略被送治者是否有精神病, 只要送来的病人就收。这样某些掌权者或者强势者甚至为了获得非法利益, 而将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医院隔离治疗。

三、对“被精神病”事件治理的建议

1、加强立法, 确立非危险性疑似精神病人送治的自愿性原则。目前, 对精神病检查、诊断尚无精确实验室或影像学仪器, 一般只能靠接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 无法在“患者”与“正常人”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对于未达到治疗标准的精神障碍, 若患者自己不感到痛苦, 且无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可能, 就可以不治疗。《马德里宣言》中也明确指出, “除非中止治疗会给患者和 (或) 周围人带来生命的危险, 其他任何情况都不能违背患者的意愿进行治疗”。因此, 明确立法对那些未对社会或他人造成直接威胁, 且自己不愿隔离治疗的应遵循自愿原则, 不予强制治疗。

2、严格设置强制性收治启动程序。未经法定程序,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 不能因为某个人得了精神病就可以随意剥夺其自由。在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治疗前, 首先应尽可能考虑非强制性治疗原则, 其次在决定是否采用强制性治疗时, 应同时考虑精神病人和公众的安全原则;最后在实施强制治疗过程中, 在顾及病人的最佳利益和公共安全的同时, 应尽可能少地限制病人自由原则。

3、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免费治疗。由于医院拥有强制收治的权利, 个别不良医院可能将收治精神病人看作是赚钱的手段而随意扩大收治范围;同时具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由于存在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国家为保障其他公民的权利不受其损害, 有义务对其实施强制治疗措施。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 通过限制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 社会大众获得了利益, 理应对强制收治行为买单。因此, 应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精神病人实施免费的强制治疗, 这样既可以提高这类患者的住院治疗率, 改善其健康, 也减轻了家庭和社会负担, 减少了安全隐患。

摘要：近年来, 各地“被精神病”事件纷纷被媒体曝光, 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在法制社会里, 人权竟如此遭到践踏。本文通过典型案例, 分析“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的原因, 并提出相关解决的思路。

关键词：精神病,强制收治,免费治疗

参考文献

[1]世界精神病学协会, 王立伟译:《精神科医生的道德准则-WPA的马德里宣言及补充》, 《上海精神医学》, 2000, 12 (1) :34-35。

被精神病篇5

因与原单位发生纠纷，离职后的严先生被原单位“人肉搜索”，原单位发布网上“通缉令”，不仅称严先生是“贼”，还公布了他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为此，严先生把原单位福瑞来文化交流中心起诉至法院。据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终审宣判：福瑞来文化交流中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一家北京市发行的报刊上登载致歉声明，向严先生赔礼道歉以恢复名誉，并赔偿严先生经济损失1300余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

此案是北京市首起被判赔偿精神抚慰金的“人肉搜索”案件，

据严先生称，他曾是福瑞来文化交流中心的一名设计师，8月离职次日这家公司的经理王先生便在网上发布了“通缉令”。文中称严先生为“ 贼”，盗窃公司电脑数台，给单位造成损失30多万元，并称“特发布此通缉令，提供线索者有重奖！公安机关、派出所已经备案，正在紧锣密鼓地抓捕”。“通缉令”中还公开了严先生的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

严先生认为，公司经理王先生的行为对其进行了种种人身侮辱与攻击，影响非常恶劣，致使其离职后，至今无法找到工作，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孕妇被医生吓成精神病篇6

孕妇的家属能为她讨回公道吗？

祸从天降

28岁的陶德红是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镇胜塘村人。初中毕业后，她进入县灯泡厂、皮件厂打工。2003年11月，她和同村货车司机张爱国结婚，婚后十分恩爱。

2004年春节过后，按照丈夫的要求，已有身孕的陶德红辞工后在家里安心养胎。张家人对她精心呵护，让她定期到医院作检查，以防止孕期出问题。

2004年8月23日，陶德红来到长兴县中医院进行产前抽血化验检查。同月27日，在丈夫张爱国的陪同下，她来到医院拿化验结果。一名40岁左右的女医生将一张血液化验报告单递给了他们。陶德红一看，只见上面写着“HBSAG（+）、抗HBC（+）、HBEAQG（+）”等字样，因为看不明白，她便向医生打听。

女医生有些不耐烦地说：“这都不知道呀，报告上显示你得了乙肝！”

陶德红听后马上慌了神：“什么，我得了乙肝？听说乙肝是不治之症呀，得了这种病就没命了！”

女医生道：“可以这么说。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什么方法能真正治好乙肝。”随后，医生问张爱国、陶德红家里有没有人得过乙肝，两人想了想后直摇头。女医生接着解释：“乙肝这种病传染性特别强，可以通过母体垂直传染。你的病很可能是通过你母亲传给你的，你也很可能把它传染给你肚中的孩子，也就是说，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可能已经得了乙肝。”

听罢这席话，陶德红的脸刷地变白了。她忐忑不安地问道：“那……那可……怎么……办呀？”女医生漫不经心地说：“我有什么办法，慢慢治呗。”

一走出医生办公室，陶德红就两腿发软，身子直往下坠。张爱国马上伸手把妻子扶到走道椅子上坐下。刚一落座，她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们的……孩子……”

张爱国劝慰了好一会儿后，妻子情绪才平定下来。陶德红被搀扶回家后，一直愁眉不展，整日唉声叹气。

9月3日早上，张爱国和父亲张永林一起驾驶自家的小货车到上海送货去了。上午10点左右，陶德红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绞痛，豆大的汗珠随即挂满额头，不一会儿，她就开始喊爹叫娘地哭嚎起来。张爱国的母亲估计儿媳快临产了，慌忙叫来左邻右舍一起将她送进长兴县中医院妇产科。经过检查，医生说产妇胎儿宫内窘迫，羊水混浊，要求陶德红马上住院进行剖腹产。张母立即打电话叫来陶德红的母亲，并拨通了儿子张爱国的手机，要他马上赶回来。

下午3点左右，张爱国心急如焚地赶到了长兴县中医院。他从医生那里得知情况后，当即同意剖腹产。这天下午，经过剖腹产手术，陶德红生下了一个女婴。见母女平安，张家人都很欣慰。

没过几天，烦心的事情就出现了。陶德红产后一个星期出院回家，从她脸上看不到初为人母的喜悦和幸福，倒是布满了焦虑的神色。她那原本明亮的大眼睛里时而一片空濛，时而又露出冷冷的凶光，且多次喃喃自语：“完了！一切都完了！”她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有时无缘无故地号啕大哭，有时又莫名其妙地开怀大笑。望着她的异样举动，张爱国心里直发毛。

9月中旬的一天，陶德红的妈妈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给女儿喝。陶德红却将汤碗一把打翻在地，并狠狠地抽了母亲两耳光：“就是你，把乙肝传给了我！”陶母一下子惊呆了：女儿从小就很温顺、孝顺的呀，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陶母把此事说给张爱国听，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9月底的一天深夜，正在酣睡的张爱国被一阵异常的响声惊醒。他睁开眼睛一看，顿时吓得浑身冒冷汗。只见陶德红正用双手使劲地掐着睡在床中间的婴儿的细脖子，婴儿的小脸已经苍白如纸，粉嫩的小手和小脚本能地挣扎着。见此情景，张爱国惶恐地大叫道：“快放手！”见妻子还是不松手，张爱国便拼命地掰开了她的双手，随后便责骂道：“你疯了？想要孩子的命呀！”陶德红脸上没有丝毫的自责神情，只是冷冰冰地说：“反正我和孩子都得了不治之症，都没救了。我现在要了她的命，还免得她今后受罪。”张爱国解释说：“据我所知，现在被乙肝传染的人多得很，他们不都活得好好的！别把医生的话想得太严重。”陶德红却说：“你懂个屁！医生都说这病没法治！”见她如此固执，张爱国无可奈何……

次日，张爱国的父母得知此事后大惊失色，他们决定由张母来日夜照料孙女，只是喂奶的时候才让陶德红靠近孩子，并对她进行严格监视，以防她再伤害孩子……

不屈不挠

陶德红的异常举动，让丈夫张爱国十分惊讶。他想：妻子之所以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她对乙肝无比恐惧。她真的得了乙肝吗，乙肝就真的那么可怕吗？

为了弄个究竟，2004年9月中旬，张爱国带妻子到长兴县人民医院、湖州市中心医院进行复查。9月22日、27日，这两家医院分别出具了自己的检验报告，上面都显示为“肝功能正常”。

看到这两份检验报告后，张爱国欣喜无比。他拿着它们去找长兴县中医院化验科的医生，对方连看都没看，就一口咬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医院血液化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张爱国说：“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老婆根本就没有得乙肝！人家两个医院检验结果都是一个样儿，怎么就你们医院不同？”

对方说：“谁知道是为什么？你到省城大医院再去复查一下吧。”

2004年11月初的一天，张爱国将妻子带到杭州第一医院进行血液化验。化验完毕，张爱国想道，把妻子带到一些风景区去玩一玩，也许能让她的心情变好一点，有助于缓解病情。于是，张爱国把妻子领到了西湖边。以前，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一起游览过西湖，那时她清纯浪漫，面对碧波荡漾的西湖水，她两眼春水汪汪，欢喜得像一只喜鹊。如今，同样是站在垂柳依依的西湖边，面对如诗如画的山色水景，妻子却目光呆滞，如同没有反应的木头人。见到妻子这副模样，想想以前的幸福时光，张爱国心头一酸，泪水差点涌了出来。

在西湖边玩了一会儿之后，陶德红叫嚷口渴，张爱国便去买瓶装矿泉水给她喝，动身前反复叮嘱她站在原地不要动。等他买了两瓶水回来时，左瞧右看却见不到妻子了。他到处寻找了半天都不见她的踪影。张爱国心急如焚，无奈之下只好到附近的派出所求助。傍晚时分，在干警们的帮助下，张爱国才在雷峰塔附近的一座小山下找到了神情恍惚、满身泥土的陶德红。张爱国心里不是滋味，由于担心妻子再次走失，他不惜花费高价，叫了一辆的士连夜把妻子送回距杭州120多公里的长兴老家……

11月8日，杭州第一医院的检验报告出来了，依然显示陶德红肝功能正常。为了稳妥起见，张爱国又让长兴县中医院重新为陶德红做一次血液化验，这次验血结果却是她没有患乙肝。

当张爱国把所有的检验报告单都递到长兴县中医院专门负责医患纠纷的医务科科长朱晶平面前时，对方左看右瞧了好半天，却不吭声。张爱国愤懑地质问道：“你看，省城大医院都说我老婆没有得乙肝，你们医院这次检查的结果也是这样。上次你们医院怎么说我妻子得了乙肝呢？”

朱晶平将几份检验报告反复又看了几遍，这才说：“等我了解一下情况后再答复你。”

在张爱国等待医院答复的这段时间，又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1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陶德红突然狂呼大叫，且冲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准备割腕自杀，幸亏被公婆及时发现并奋力夺过菜刀……

此事再次让张爱国惊恐不安。他把妻子送到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该院诊断结论为“产后抑郁症”。对于这一诊断结论，张爱国表示怀疑。他认为妻子的病情绝对不是一般性的抑郁症，其病情肯定要严重得多。

11月中旬，为了得到确诊，张爱国把妻子再次带到了杭州。11月17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将陶德红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即精神分裂症。医生建议陶德红尽快住院接受治疗。

尽管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张爱国还是心痛不已，仅仅只过了2个多月，妻子就由一个温柔贤惠、性情开朗的少妇变成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的精神病患者。他想，妻子的病都是被长兴县中医院的医生吓出来的，现在需要住院治疗，医院必须负责。

于是，张爱国再次找到了长兴县中医院医务科朱晶平。开头，张爱国并没有将妻子的最新诊断结果告诉对方，而是不动声色地问道：“你不是早就答应要查清误诊的事情吗，现在查得怎么样了？”

在张爱国的反复追问之下，对方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个令张爱国无比震惊的实情：当初抽血化验时，由于医护人员的粗心大意，把血样给拿错了，最后张冠李戴，把别人的化验结果当成了陶德红的，因而她就变成了乙肝患者。

张爱国听后惊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怒吼道：“是哪个医生、护士搞错的？我找他算账去！”

对方显得特别冷静：“这件事出在我们医院，就由我们医院来负责。你找私人是不合适的。对医护人员的过失，我们表示抱歉。”

张爱国愤怒道：“我老婆被你们吓成了精神病，你就这么轻巧的一句道歉，就解决问题了吗？”他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诊断书递给了对方。看了一会儿，对方的脸色显得很不自然了。随后他却说：“尽管我们误诊了，但你妻子是由产后抑郁症发展而成的，责任并不在我们医院。”

见对方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的，张爱国怒火中烧，他涨红着脸一口咬定：“我老婆肯定是被你们害的，这个责任你们永远也推不掉。她现在要在杭州住院，你们医院应该拿钱给她治病。”

对方态度很强硬：“这个责任不归我们负，钱也是不会出的！”

见此情景，张爱国觉得再争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便愤愤然地转身离去。几天之后，他来到长兴县雉城镇政府，向他们详细反映了情况。镇政府对陶德红的遭遇十分同情，在他们的多次调解下，长兴县中医院终于答应拿出7000元给陶德红治病。

怒上法庭

2004年11月下旬，陶德红住进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张爱国将手里的活儿停了下来，一心一意护理病中的妻子。

神智不清的陶德红生活不能自理，张爱国便为她端茶送水、喂饭洗衣、洗脸擦身，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些事情相对来讲还容易一点，最难的是要照料她打针吃药。起初，狂躁不安的陶德红总是不肯吃药，把药丸放进她嘴里，她也会吐出来，张爱国只好抱住她的双手和脑袋，让护士强行给她喂药；开头输液时，陶德红多次乘人不备把针头拔掉；后来每次输液前，张爱国便找来绳子将她的双手绑在床边……

2005年2月17日，陶德红的病情有所缓解，加上长兴县中医院的7000元已用完，对方又不肯再拿钱出来，张爱国只好为妻子办理了出院手续，并配了一些药带回家去吃。

然而，没过多久，陶德红的病情又加重了，她经常突然大哭大笑，并将家里的一些日用品砸得稀烂。张爱国很想再把妻子送去住院治疗，但此时因为家里还不了买货车的购车款，车已被卖主收回，张爱国没赚到钱不说，反而赔进了3万多元的牌照费、修理费用等。他根本就拿不出钱来为妻子办理入院手续。

在这种情况下，张爱国只好再去找长兴县中医院。院方仍然一口咬定陶德红的精神分裂症与他们医院没有关系。无奈之下，张爱国只好把妻子带到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司法鉴定。2005年7月1日，该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写明：“1、（1）创伤后应激障碍（产后至第一次住院之间）。（2）无法进行明确诊断，精神分裂症无法排除，建议住院观察。2、法定关系，创伤后应激障碍与产前血样弄错有直接关系。”

当张爱国将这份司法鉴定书放到长兴县中医院一名领导人面前时，对方却说单方面的鉴定结果无效，表示要共同找地方重新鉴定。张爱国怒火中烧，他极力克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说：“你们什么时候一起去做鉴定？”对方却说：“我们这段时间很忙，以后再说。”

后来，张爱国多次找到长兴县中医院，要求对方去做司法鉴定，对方总是找各种借口进行搪塞、拖延。

随后，张爱国向县政府、县卫生局申诉。县政府、县卫生局出面进行调解，并要求长兴县中医院给予一定的赔偿，对方拒不执行。一气之下，张爱国决定拿起法律武器，为病妻讨回公道。

2005年7月中旬，在律师的建议与帮助下，张爱国以陶德红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长兴县法院提起诉讼，上称：“由于被告（长兴县中医院）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卫生管理法律和医疗护理管理条例，将原告（陶德红）健康的身体误诊为乙肝，造成原告精神分裂症的严重后果。故被告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中，住院费、继续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00.732万元。”由于索赔额度过大，按照有关规定，县级法院无权受理，张爱国只好向湖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2005年9月13日，原、被告同意由湖州中院安排司法鉴定事宜。2006年1月18日，位于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陶德红进行检查后，出具了司鉴中心（2005）精鉴字第510号鉴定书，其结论为：“1、被鉴定人陶德红患有应激相关障碍；2、被鉴定人陶德红患病与应激因素有因果关系。”这份鉴定书明确表明陶德红的病情与长兴县中医院有因果关系。

在张爱国往返奔走的同时，陶德红的病情日益加重，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并几次从家里走失。张爱国觉得：既然权威的司法鉴定机关都确认长兴县中医院应该对陶德红的病情负责，那么该医院理所当然地应该拿钱为陶德红治病。长兴县中医院却认为既然已经在打官司，那就应该等有了判决结果再说。

2005年9月下旬，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张家人迫不得已出了这样一招——张爱国、陶德红、张母、陶母等4人一起带着铺盖行李，在长兴县中医院院长办公室前的走道里打起了地铺，并日日夜夜吃住在那里。医院领导人见此情景，自然十分生气，以妨碍正常工作为由，叫来保安驱赶他们。等保安一转身，他们又抱着行李来到了院长办公室门前。

2005年9月底的一天，张爱国正在医院门口打电话，突然闯来十多个年轻人，不由分说就对他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头破血流后才扬长而去。等他踉踉跄跄地来到院长办公室门口时，见妻子陶德红也被人打得瘫倒在地，两位老人正围着她伤心痛哭！

见此情景，张爱国气愤填膺。他迅速下楼拨打了110。公安干警前来调查时，医院却矢口否认与此事有关。随后，张爱国愤而向长兴县雉城镇政府申诉。2005年9月29日，在镇政府的调解下，张爱国与长兴县中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暂时由医院每月支付3000元给陶德红作为医药费用，其他问题视法院判决而定。

于是，2005年9月30日，陶德红再次住进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然而，住进该院后，张爱国才发现每月各种费用至少需要8000元，长兴县中医院每月支付的3000元远远不够。因此，他要求对方追加费用，对方却坚决不同意。张爱国自己家里又拿不出钱来，只好在同德医院挂账。到2006年9月，已欠费8万多元。医院也没有办法，只得按照规定减少用药、作维持性治疗。张爱国苦苦地等待着法院的宣判。

2006年5月19日，湖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了陶德红与长兴县中医院医疗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法庭上，张爱国坚持索赔100万的诉讼请求。长兴县中医院则辩称：原告产后患应激障碍，不排除是产后抑郁症。原告患病是多因的，其中血检搞错是一个原因，另外原告个性特点、家庭环境等都可成为易患因素。故原告患病是由多种因素造成。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换错血样的应激因素对原告的发病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原告患病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因此造成原告身心损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并负80%的主要责任。但原告陶德红自身因素，如个人性格特征、教育程度、智力水平、信念和生活态度等形成个体易患性的影响。原告应负20%的次要责任。

2006年9月29日下午，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应赔偿原告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及精神抚慰金共计137300.66元；对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因原告目前尚在医院住院，故2006年9月18日后的治疗费，可待将来发生时，另行主张。

尽管判决结果不太理想，但张爱国脸上还是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觉得他已经为妻子讨回了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