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形态文化（共12篇）
观念形态文化 篇1
一、“文化形态史学”的形成根源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1]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 《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2],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3]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 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 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汤因比认为:“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 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4]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5],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 “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 兰克奠基的。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 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6]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 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 “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7]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复魅”(reen- 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 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 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 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
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 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9]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8]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文化形态史学没落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文化形态史观对人类社会危机产生的忧患环境正在消失,分析的历史哲学主流地位逐渐确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形态史学不再具有现代价值了。可以说,人类永远要面对各种困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则对自身境遇和社会历史的反思是永恒的。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形态史学的著作引起大众热捧的原因所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广泛地震撼了西方世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他本人也因此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文化与文明研究的热潮,东方的日本比较文明研究兴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出现了“文化热”。甚至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抛出了举世哗然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其实,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在思想本身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上,其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文化形态史学的亦步亦趋。但是,他们所思考的是“人类普遍史”的思辨历史哲学问题,是当今时代人类迷惘心理的反映,体现着人类对更深层次意义的渴望和追求。作为人类对于危机与困境的反思,思辨历史哲学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要人类社会在现实和未来中存在着新的危机,就会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的研究主题对人类社会本身仍然重要,它的影响仍然会持续。
摘要：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等,是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重要原因。文化形态史学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在提出问题的角度、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是超越了“科学主义”史学,赋予历史研究新的意义,推动了西方史学的理论转型。
关键词：文化形态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科学史学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J].复旦学报,2004(1):201.
[2][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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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17.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9.
[6]张文杰主编.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99.
[7][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4.
[8][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4.
[9]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41.
观念形态文化 篇2
通过学习本课程，你将能够： ● 了解古代的安全文化观念； ● 知道中西安全观念文化的差异； ● 掌握我国安全观念文化的转变； ● 学会建立现代企业安全观念文化。
安全观念文化评析
一、古今安全观念文化评析
1.古代安全文化观念
古代正确的安全管理文化
《左传》中有“居安思危，思者有备，有备患”之句，晋·韦謏《启谏冉闵》“清诛屏降胡，以单于之号以防微杜渐”之句。
企业有安全的保障做前提，才可能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小隐患必然存在着巨大的灾难，所以要防微杜渐，要求安全管理精、细、严。
古代不良的安全管理文化
古代不良的安全文化是随命论，凭运气，天命不可违，烧香拜佛做道场等。
2.当今社会存在的安全文化观念
企业决策者的错误认识
有些企业决策者认为没有执行国家的规范标准、没有投入、没有装安全防护不一定会有事故，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
不良的企业安全文化
例如，1976年渤海2号事件，中海油价值5000万美金的设备平台翻层进水，现场72名员工为保护机器牺牲了性命。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企业以人为本，不视财产优先，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现代企业一定要淘汰传统的不良的安全文化观念，如“大庆油田”精神，学会用风险的科学观点降低风险。
忽视安全成本 很多企业总认为安全是软成本，投入时偷工减料。比如，进口某个中心系统或生产线，为了降低外汇成本，提出把安全防护卸掉等要求。
在安全领域上，智者是用别人的事故经验当作自己的经验教训，疑者才会自己实践事故，用自己的鲜血换取教训。危险是客观的，安全是相对的，事故是都可预防的。企业要善于借鉴别人的事故经验，掌握事故的科学理论，预防事故的发生。
二、中西安全观念文化评析
1.西方的文化
西方文化的根基是科学、法律，强调理性、法则和程序。
2.东方的文化
东方文化的根基是艺术、道德，强调感性，谈境界，重体会。这与圣人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
三、我国安全观念文化的转变
我国安全观念文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认识论
从“宿命论”变为“本质论”。
2.态度
从“革命精神”变为“科学精神”。
3.伦理
从“财产优先”变为“生命优先”。
4.认知
从“安全常识”变为“安全科学”。
5.价值观
从敏感安全成本变为注重安全价值。
6.责任
从单纯效率观点变为综合社会效益。
四、现代企业安全观念文化的建立
1.安全价值观的社会价值
安全生产创造社会价值。企业要追求效益、利润、质量，必须建立在安全基础之上。安全价值观的社会价值包括：
第一，安全价值观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二，安全价值观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要求； 第三，安全价值观是宪法及国家性质本质的要求； 第四，安全价值观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标志； 第五，安全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内涵；
第六，安全价值观是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基石； 第七，安全价值观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第八，安全价值观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体现； 第九，安全价值观事关社会稳定大局；
第十，安全价值观关系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
2.安全价值观的企业价值
安全价值观的企业价值主要包括：
第一，安全价值观是国家和政府赋予的责任； 第二，安全价值观是社会和员工的要求； 第三，安全价值观是经营准入的条件；
第四，安全价值观是市场竞争的要素，竞争的要素是一个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 第五，安全价值观是持续发展的基础；
第六，安全价值观是利润的组成部分。从企业长远经营过程来看，投入了安全成本，事故率就会降低，节约出的事故发生率的差额就是企业的利润。
3.安全价值观的个人价值
对从业人员来说
企业提供的防护用品、安全设施、专职保障是企业员工最大的福利，但是很多人却认识不到，一是因为自身没有体会到，二是与政策有关系。比如，政策规定死一个人赔20万元，但是要预防安全的成本花费可能是好几倍，所以企业认为预防亏本，不如等着出事时赔偿。
对经营管理者来说
经营者做好安全生产，可以获得如下价值： 第一，免责； 第二，积德；
第三，事业成功的保障； 第四，企业经营的前提； 第五，企业的终极目标。
企业先进的安全理念多了，一切事故都可预防。现代企业要给员工创造幸福，给社会带来愉悦和幸福感。国际上的安全理念是安全健康至上、安全提高。如杜邦、石化、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国际企业，主张“员工是公司最主要的财富，安全能够提高公司的竞争力”的文化理念。
自古蕴含现代观念的文化 篇3
犹太文化之所以能在与异质文明的交往中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调试与改造的过程而保持自我的主体特征，并在现代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中仍然发挥其作用，除了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更新机制、兼容能力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古老的犹太传统浓缩了许多现代人所追求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在传统犹太教的肌体中很早就孕育了可贵的现代意识。犹太文化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现代理念的推崇与实践上，如追求自由与平等、重视生命的价值、追求此世目标的实现以及商业合理化思想等。
选择自由和追求平等的理念
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曾说：“自由选择的观念是圣经思想对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从摩西出埃及到第二圣殿被毁时期，犹太历史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主旋律。犹太民族所演绎的“出埃及”的壮丽景观已被作为人类摆脱奴役、寻求自由的象征而长存于东西方的历史画卷之中；在巴勒斯坦沦于强国统治的非常时期，犹太人为反抗塞琉古、罗马帝国的压迫与控制，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为了以色列的自由”是支撑马卡比人、奋锐党人、巴尔-科赫巴起义者的坚强支柱，“宁为自由而死，不作奴隶而生”是马萨达将士们集体自杀之前留下的最后遗言。此后，在国破家亡的历史遭际面前，犹太人又竭力保存精神的火种，通过社会精英的努力而传承了民族智慧。大流散时期，对自由意志的追求与向往仍然是犹太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
追求平等、蔑视权威也是犹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上帝是基于完全平等的观念来塑造人、要求人的，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在本体上都是平等的生灵，任何人不得凌驾于他人之上。自古以来，犹太人极力否认特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犹太人铭记撒母耳的训导，即使有幸成为国王的人，也不可压迫他人、实行专制，而要遵循神的律法，向人间播撒上帝的爱心与公义，真正成为民众的公仆。
在王国时期，有作为的国王常常被作为民族英雄而载入史册，难能可贵的是犹太人却能以一种平常心态去看待他们的功过是非，在充分肯定其作用、歌颂其美德的同时，并不刻意掩饰他们的弱点甚至罪过，这一点在《圣经》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圣经》编纂者对参孙的胆识赞不绝口，但又指出，参孙并未脱俗，且常常违约，有很多远离神道的行为；《圣经》中的大卫王智能超人、才华横溢，作为国家的真正缔造者而名垂史册，但他又表现出许许多多的人性弱点，他曾卑劣地违背自己的诺言，并有过夺人之妻、残害无辜的可耻行为。（《撒母耳记下》第11章）可见，在《圣经》编纂者的笔下，国王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也有常人的弱点与过错。
推崇集体与张扬个性的观念
犹太民族是一个崇尚群体智慧的民族，传统的希伯来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群体观念。上帝的契约不是与立法者摩西个人所立的，而是与全体以色列人立的：“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雅卫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24：3）正是这种集体意识深化了民族精神，使得犹太人始终牢记他们属于命运共同体，个体寓于群体之中，在灾难与迫害面前要依靠群体的力量共度难关。这种群体意识对于频遭流散迁徙的犹太人而言更加重要。
在长期的离散过程中，正是这种观念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把一个失去疆域、命运多舛的民族从情感上连结在一起，从而保证了犹太精神、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的延续。中世纪犹太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之于这种全体一致的犹太集体精神，使得他们充分利用散居在各地的同胞以开展商业；以至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也是靠着犹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才得以在沙漠之地重建了犹太民族的新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并非盲目地崇拜群体，他们从不贬低个人的价值。犹太人认为，人既然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所造，那么人的尊严自然要得以维护，任何人的生命都超然重要，别人与自己一样是构成社会的要素，那么，
“人”与“己”的价值同等重要。
希勒尔是生活于公元前后的犹太教首席拉比，负责最重要的律法裁决，拉比作品中把他描绘成一个最伟大的早期哲人。据说，耶稣基督的许多言论正是出自希勒尔之口。希勒尔对人己关系这一哲学命题也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据《塔木德》记载：有一天，一位异教徒来到希勒尔面前，他一只脚站立，请求希勒尔在他单脚而立的时间里把《托拉》的真谛授于他。希勒尔这样回答了他的问题：“有害于己的，勿施于同胞，此为全部《托拉》，其余皆为评注。”在此，希勒尔阐发了一个长久流传的金科玉律——“有害于己的，勿施于同胞”，这不正是中国儒家学说所崇尚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题吗？可见，在如何处理人己关系的问题上，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惊人的一致。长期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道德准则之一，成为仁人君子为人处事的指南。
然而在实际的运用与操作过程中，这一准则往往扬“人”而抑“己”，陷入一种约束自我、限制个性的传统文化模式之中。犹太民族早在两千年前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一准则的偏颇之处，因此，倒置命题，使之成为一种双向适用的原则：即一方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则强调“人所不欲，勿施于己”。上文中提到的希勒尔不仅首倡“有害于己的，勿施同胞”，而且还大声呼吁要重视自我。他的名言是：“假如我不为己，谁会为我？假如我只为己，我是什么？假如不是现在，那是何时？”希勒尔这番富有思辨性的反诘语不仅长期流传，而且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座右铭。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智慧的话，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人所不欲，勿施于己”的有机结合更是智慧中的智慧，是一种洋溢着思辨精神的更大的智慧。
保持忧患与培育乐观的意识
源远流长的反犹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犹太人的忧患感与成功意识。由于反犹主义的历史几乎与犹太人的历史一样悠久，因此，犹太人在经常性的迫害和灾难中孕育了一种异常坚韧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对犹太人的生存与发展起到独特的推动作用。在犹太文化中，关于忧患有许多表达，如犹太谚语所说，“只有辗碎的葡萄才能酿出最醇的酒；只有压碎的橄榄才能榨出最好的油”。马丁•布伯也非常精辟地说：犹太民族之所以成为永恒的民族，并非由于他们被允许活下去，是因为不允许活下去。
从很大程度上说，长期遭受反犹主义迫害的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与他们那种乐观、坦荡的心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几千年的犹太智慧可以浓缩为一点，即乐观向上。例如，1943年华沙犹太隔都起义期间，在废墟与瓦砾之中，人们却看到许多犹太家庭围在一起共读《哈加达》，津津乐道地回顾以色列人摆脱奴役、获取自由的往事。4月30日，即暴动最猛烈的日子，一些人还聚集在地下室里，纵情地歌唱、演讲。那种情景、那种气氛使人们忘却了战争的存在，忘却了希特勒、毒气室与焚尸炉。
犹太宗教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对信念的坚守与对未来的希望，从以往的经历中找到一种自信、一种超脱，把“对历史的坚守作为希望的源泉”，从而寄希望于即将来临的明天。犹太复国主义者用自己的实践验证了希望的力量可以创造历史的奇迹。以色列建国之后又把《希望之歌》作为国歌，用来激发犹太人建设新国家的民族激情。犹太思想家也认为，希望所孕育的激情与活力是犹太人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用苏格兰作家撒母耳•斯迈尔斯的话来说：“希望与力量同在，希望是成功之母。因为怀有强烈希望的人往往具有创造奇迹的天赋。”
追逐盈利和施与慈善的举措
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是人类历史上较早从事商业活动的民族之一。在希伯来人的《圣经》中不仅记载了他们的许多贸易活动，而且对贸易原则也作了一些规定。如《申命记》中强调要公平买卖，“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砝码，你家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升斗，当用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申命记》中还谈到对雇工要以诚相待，不可欺诈，“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出埃及记》对所有权及债务问题作了许多规定，如不可占有别人的财产，“人若偷牛或偷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等。犹太民族自称“契约之民”，称其宗教为“契约之宗教”，称其《圣经》为“神与以色列人的签约”。犹太教与其它宗教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强调神人之间的“约定关系”，无形的上帝实际上也是民族思想与民族意志的神圣化，上帝不仅仅是犹太之神，更是犹太之王、犹太之父。人如果信守与上帝的约便可蒙恩，毁约者就会遭到惩罚。正是在这一宗教传统的影响之下，犹太人形成了重合同、守契约的商业信誉观念。
继《圣经》之后成书的《塔木德》对商业活动有了更为系统、更为广泛的记载，并且已经萌芽出商业合理化与规范化的思想。《塔木德》教诲人们要重视金钱、珍惜自我。《塔木德》中有许多关于钱的格言、警句，如“身体依靠心而生存，心则依靠钱包而生存”；“钱不是罪恶，也不是诅咒，它在祝福着人们”；“拥有很多财产，忧愁可能相对增加，但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忧愁更多”等等。可见，犹太人对金钱的崇拜欲极为强烈，而且在考虑钱的问题时往往表现得比别的民族更富于实利性。除了重视金钱之外，作为以色列人行为准则的《塔木德》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教育人们要珍惜自我的价值。
此外，《塔木德》强调诚实无欺、公平竞争的交易原则。为了使犹太人养成诚实经商的习惯，《塔木德》对经商原则作了种种规定，如在推销手段上，禁止带有欺骗性的宣传，不能故意把奴隶打扮得年轻以获得高价；不能在家畜身上涂上颜色以蒙骗顾客；不能把旧工具翻新以取得高利等。在价格问题上，注重保护买方利益。当时商品没有统一的价格，成交价主要靠双方讨价还价，但要求价格差价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计量手段上，《塔木德》力求公正，如作为量器的瓶子，底部不能有残留；砝码的底部要保持清洁以保证分量的准足等。在世界上大多数居民尚处于农耕社会时期时，《塔木德》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向犹太人灌输正当利润、公平价格、合理竞争等现代商业法规的基本概念，并开始把道德准则融于商业精神之中，这足以表现出犹太民族的先见之明。渗透于《塔木德》中的商业观念，自然会影响到犹太人的思想与行为，培养了他们的商业意识。
与追逐盈利同等重要甚至更加神圣的理念就是犹太文化强调乐善好施的精神。由此，犹太人不仅是最为精明的商业民族，而且也是最为慷慨的慈善民族。《圣经》中屡屡强调“公义”，并以此为尊荣、高尚：“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箴言》21：20—21）慈善不仅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更是一项神圣的指令。犹太文化理想中的弥赛亚国度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公义世界。
公义慈善的传统在《塔木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凸显。《塔木德》强调世界的根本就在于此，世界立于三大支柱之上：学习、祈祷与慈善。慈善使犹太群体内部关系得以缓和，从而在流散与迫害的外部环境中维持了极强的民族凝聚力。这种精神一直延及现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犹太国家的事业纷纷慷慨解囊，可以说，没有全世界犹太人的赞助，犹太复国主义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也正是犹太文化在遭受外部世界频繁而强烈的打击迫害时依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坚守传统与时刻求新的意志
尽管许多现代主义者常常把传统视为现代性的对立物，但现在依然存活在“过去的掌心”之中。犹太人始终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这使之得以在磨砺迫害中保持了民族特性、延续了民族文化、传递了民族精神。现代犹太文化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犹太传统，因为犹太传统是他们认同之根、身份之源。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就是一个借助传统力量复兴民族的典型例子。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译作锡安主义）就是回归锡安，而锡安正是犹太传统中指代古老民族家园的历史名称和文化意象。正是在犹太传统的感召下，犹太复国主义才在短期内实现了复国的现代奇迹。
综观犹太历史与文化演变历程，勇于创新与坚守传统一样，是犹太民族不朽的精神动力。关于创新的理念，犹太人凝练出了很多智慧名言，如“在生命的演奏会上，没有人能得到一张现成的节目单”、“精神创造奇迹”、“观念改变世界”等。在犹太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履历表上，不管是在历史的高潮期，还是国破家亡、圣殿被毁、流落他乡的受难期，犹太人总是表现出出色的创新品质。首创一神教、建构古典伦理、创新资本经营模式、诺贝尔奖神话、以色列国家的创新奇迹等无不体现出这一点。
而犹太人的创新动力正是源自犹太文化的滋养与孕育。自古以来，犹太文化就鼓励人们勇于“挑战被接受的观念”，赞赏标新立异。正如犹太格言所说的：“自己不去思考和判断，就是把自己的脑袋交给了别人去看管。”《塔木德》上也有这样的箴言：“假如所有的人都向同一个方向走，这个世界必将倾覆。”正是处于这样的文化背景，犹太人把“崇尚个性，鼓励创造”作为重要的教育理念，从小就要求孩子要学会提问与表达、善于逆向思考、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并培养延后享受的观念。其目的就是要激发学生的成功动机、锻造鲜明的个性特征。据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不无感慨地对时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说：“当一亿七千万人口的总统真难。”本-古里安的回答是：“当两百万个总理的总理更难。”
总之，丰厚的传统文化与独特的经历，塑造了犹太民族的个性，也磨砺了他们精神意志。正如丽莎•吉斯特在《宗教与财富》一文中所说的：“犹太教中传统的力量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强大，这些传统本身就赋予了个人某些特点，比如强烈的自信心、对于学习的热爱、对于神的敬畏、强烈的社群归属感……所有这些几乎构成了人类竞技场中获得成功的天然基础。”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地产文化:内核及形态 篇4
《易》说:“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所谓文化皆由人而成, 是为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外化及痕迹。而地产文化, 最内核的组成大致是为地脉、建筑和社区三部分。地脉文化是区域原始特色文化的代称。地产与地域文化的“联姻”, 是地脉文化的呈现形式。建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地域风俗、时代和技术在建筑上的折射。社区文化是通行于一个社区范围内的特定的文化现象, 是居住文化最集中的体现。
内核之一:地脉文化
房地产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产业, 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文化, 这些地脉文化形成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并具体表现在人们的喜好、行为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居住文化只有体现出地域特色才会有市场和生命力, 许多开发商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了解城市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等外在因素后, 还对当地的人文历史等内在底蕴进行深刻思考, 深掘出城市独特的文化主题。比如北京是传统的古典文化, 上海是海派文化。当然, 关注居住文化的地域性并不是排斥外来文化。居住文化不是封闭的, 它强调地脉文化的同时更提倡对其他居住文化甚至是外来文化的吸收, 这样兼收并蓄, 才会使居住文化得以持续发展。
内核之二:建筑文化
建筑文化是一定地域风俗在建筑上的折射, 也是城市时代精神的折射。每一座建筑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精神, 建筑文化所包含的中华民族的特性, 是中华艺术和思想的精彩部分。建筑文化的发展趋势下, 多种多样的建筑流派和建筑思潮层出不穷, 与城市意识流的多元化交织在一起, 形成丰富的建筑文化格局。面对外来建筑流派的不断涌入, 建筑文化的出路, 在于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 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世界先进建筑设计理念, 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新。
内核之三:社区文化
过去的社区里, 单纯的冬暖夏凉、水电畅通、绿草茵茵, 或者人们早晨遛狗互致问候, 已经呈现出社区文化的雏形。现在的社区文化, 形式更加多元化, 开发商动用了更广泛的资源培育和谐的社区文化, 更注重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整合, 是一种人文思想的凸显和文化品位的延伸, 一个理想的居住社区需要体现出与其环境相得益彰的文化特征或价值取向, 以获得趋于主流人群的高度认同而达到和谐。社区文化实质上凸显了一种人文的精神, 一种生活文化, 以及文化在人与人之间的归属。
形态篇
在房地产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下, 社会文化不停地作用于地产, 再加以时代的诱因, 地产文化呈现出更深层次、更多元化的文化形态。
形态一:舶来文化
建筑形态的同质化使许多人努力从建筑文化的单调中摆脱出来, 寻求一种国际化的个性居住方式。一些外来的建筑形态被“翻版”过来, 从居住功能到居住方式的变化, 又向我们传达了建筑形态本身所包含的人文精神。“LOFT”一词的原意是阁楼、仓库, 现指在欧洲一些城市中出现的新的建筑形态, 逐渐演化成一种时尚的居住与工作方式, 一种处理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新策。无论是它的社会意义还是它在建筑艺术领域中的地位都超出了LOFT的最初涵义, 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新一代人的意识形态。
形态二:感质地产
目前感质地产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区相继兴起, 并且以其艺术性和尊贵性吸引了一大群富裕群体。感质地产是根据个性需求、身份标志、艺术美学等情感层面上的需求, 打造成集艺术与科技为一体、时尚与经典相结合的、可观感的高品质项目, 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它的精神实质是以丰富的居住、文化内涵, 提升城市品位价值, 打造专属少数群体的真实的理想生活。
形态三:生态开发
作为住宅建设的一种趋势, 生态居住的环保理念已经得到推崇, 生态成为现代住宅的新指标。生态居住包括前期规划开发提倡生态理念, 开发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尊重与保护, 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居住环境,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 提供有益于生活的健康居住空间。
形态四:观念地产
有人说, 吆喝的时代正在过去, 观念的时代正在到来。概念的雷同造成了市场的乏味, 地产商业与城市文化、当代艺术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催生出“观念地产”这一概念。北京地坛公园举办的“观念地产展”, 以鲜明的视觉和行为引发人们从当代艺术的角度重新看待城市, 看待地产, 将地产从“地产圈”中解放出来, 使人们更加关注地产与城市、地产与生活、地产与当代文化的关系。整个活动将地产与当代艺术“混合”起来, 既有艺术家的作品, 也有开发商和媒体的作品。
形态五:地产+文化
在地产商对文化不遗余力的追求上, 大致有这样的集中诉求:与电影、诗歌、美术、摄影等文艺行业的合作与联盟。地产商对于艺术的追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建筑设计, 而是通过与多种文艺形式的融合展现, 巧妙地将自身的品牌形象树立起来。对许多地产人来说, 地产并艺术着, 也是提升自我价值的一条途径。
形态六:地产+民间艺术
天津的杨柳青镇是一座极具文化魅力的中国古镇, 其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以及风土人情非常有代表性, 而杨柳青年画作为一项民间绘画艺术, 名扬海外。唐郡在唐郡小区里建造了唐郡艺术馆, 希望依托杨柳青镇, 更多地介绍民间艺术, 对于传承和发展民间艺术文化很有意义。
形态七:地产+文人名宅
企业文化与意识形态 篇5
意识形态指的是松散、弥漫状态的文化被提纯之后形成的结构严谨的思想力量，它一旦被人掌握，就能以最小的冲突（矛盾）获取最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法国哲学家阿苏撒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政治权力的概念分离开来，并用意识形态去解释人们是怎样用物化、形式化的行为活动去感知想象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散漫的意识（主意）被整理，被系统化，被浓缩成为清晰的概念，被组合成为一个想象的世界。
组织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我们暂且将它的优劣伦理价值判断留给政治学去讨论。在意识形态中，人们焦虑不安的心理获得暂时的平衡，因为意识形态为人们原本无目的的行为活动提供了意义和价值，赋予人们存在的理由。
先锋企业将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颠倒过来使用——先创造想象的世界，“营销”代表这个想象世界的核心假设和概念，然后生产转化用的产品、仪式、符号、组织（兴趣小组）甚至语言，来具体表现抽象的概念。企业意识形态在利用物质产品和有形的服务表达设计出来的抽象概念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影响力制造了受众并获得超值收益。这就给我们一个启迪，企业文化的思维模式与企业其它工作的思维模式有较大差异，它是主动创建企业意识形态，并用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获取最大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过程(见图一)。
先“创造”的想象世界就是企业文化假设体系，可见，企业文化与单纯的文化不仅已没有天然关系，反而南辕北辙，这一运用过程应是企业文化的真实面目，核心就是企业形成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别人无法仿制。
“文化”式的企业文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提炼精髓，它的思维认为：第一，被整理、浓缩、组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发展的现状与外来；第二，组织中的人总是能充分理解从他们生活中提炼的某种意识形态；第三，不同企业之间提炼的企业意识形态是不同的；第四，被提炼出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形象；第五，被提炼出的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品牌；第六，被提炼出企业意识形态基本适用于企业扩张。“文化”式的企业文化是基于上面这些思维而发展起来的。主动创建也好，提炼精髓也罢，在探讨中，回避了一个致命性的问题——为什么而创建？为什么而提炼？
企业文化是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要求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又是什么？美国学者沙因在著作中提到，“文化的精髓就是共同习得的价值观、理念和假设，他们随着组织继续获得成功，而变成共享的和理所当然的。”“当组织新成员认识到组织的价值观、理念和假设肯定是‘正确’的时候，它们才会变成共享和理所当然的。”这里同样也没回答“组织成功”和“正确”的依据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困扰，正是目前企业文化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这一症结的关键，就是日渐清晰的概念“商业模式”。沙因在著作中曾强调：“破译企业文化，先以‘界定商业问题’开始。”“界定商业问题”的内涵同样是指“没说清楚”的商业模式。目前最被管理学界接受的商业模式定义是Osterwalder,Pigneur和Tucci在2005年提出的——商业模式是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见图2）
国内多用“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及路径以及实现价值所需的内部活力和能力”的定义。任何一个商业模式都是一个由客户价值、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构成的三维立体模式，它是一个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的持续发展力，是企业战略和企业执行力的转化环节。没有商业模式，企业战略就无法执行，更谈不上执行力了。
至此，企业文化可以归结为：企业在为自己选定商业模式后，主动创建和改造出符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并用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获取最大控制力和影响力。沙因把“意识形态”称为基本假设，按基本假设、价值表达、表层现象理解，沙因的关于企业文化三个层次的观点更贴近实际。（见图3）
主动创建和提炼精髓的意义则在于，如何深刻理解企业商业模式？如何创建和改造出符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并将其有效转化？这也是企业文化的关键。（见图5）商业模式中任何一个模式的改变都会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导致企业文化的改变。同时，对商业模式的不清晰是导致企业文化“虚化”、“泛化”、“活动化”、“CI化”的症结所在。（见图4）
从管理学方面看，管理的本源就是通过人员及其机构内的资源而达到共同目标的工作过程，即取得一致性的过程。衡量管理水平的唯一标准是是否能让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合二为
一、高度一致。竞争层次论所述企业文化的竞争绝对不是企业文化理念的竞争，不是企业文化手册的竞争，更不是企业文化奖项的竞争，而是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趋势、战略、经营、管理、生产、服务等流程的影响程度的竞争，是企业文化对员工引导和发展的促进程度的竞争。从这个属性讲，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使企业进入企业文化管理时代。（见图5）
东西文化中的时间观念 篇6
关键词：东西文化；时间观念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高速发展着，越来越快捷的交通和通讯使得地球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作家马歇尔就提出了“地球村”这一概念来说明这一趋势。便捷的交通使得人们跨区域的大幅流动成为可能。这就使得交际人对对方语言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显得异常重要。在实际交往中，人们总是期待对方的语言运用技能与其对所使用语言文化背景的掌握相一致。交际人对文化的掌握要比对语言的掌握更为重要。在对对方文化缺乏必要了解的前提下，谈话人对对方语言运用的越流利，交往中越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时间在人类的交往中扮演者重要角色。有鉴于此，本文以他人成果和个人经验为基础探讨东西文化中的时间观念。
一.东方文化中的时间观念
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东方国家虽然享有发达的古代文明，但这些文明却更多的体现在哲学思想方面。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时间的变化和自然规律的变化是相一致的，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运动之中。这种运动使得自然界有了一年之后的另一年，人类有了今生以后的来生。古代中国人长时间的依靠观察太阳的影子来判断时刻并因此发明了“日晷”，这种工具在晴朗的天气里有助于人们从大体上判断时间的早晚，但尤其是遇着阴雨天气，这种仪器就失去了作用，人们就更难准确估计时刻了。因此，中国人习惯上对时间不是太敏感，也无法太敏感。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才开始了能精确计时的手表的研发和生产。即便如此，由于社会的普遍贫困等原因，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拥有一块上海手表仍然是中国广大老百姓难以实现的孜孜追求（事实上，也不可能拥有别的品牌的手表了，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开放，少有进口，而国内只有“地方国营上海手表厂”）。中国人衡量时刻就习惯用“羊出坡时”（放羊的人动身去放羊的时候），“下午见”，“晚饭时”等大概但不精准的表述；衡量时间的长短就用“一柱香的功夫”，“一袋烟的功夫”等来形容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家都能买得起表了，也能准确计时了。加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从上到下越来越强调守时的重要性了。但深深扎根于国人思想深处的“懒散”习惯还是很难得到纠正的，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总体上是“不守时”的。从对时间的取向方面看，国人总体上采取的是往后看或者称之为过去取向，中国人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由传统所导向的农业社会里。这样的社会里，我们趋向于对过去拥有鲜明的怀念。因为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往往就是今天事情成败的参考和凭证。再加上受传统教育及中华民族历经兴衰的历史影响，国人对于历史的重视就更加与众不同，它承载着祖先的荣耀和曾经的屈辱。家喻户晓的经典台词“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体现了国人对过去的重视和敬仰。相对于国人，阿拉伯人就更不守时了。对于他们来说，比约定时间迟三五十分钟甚至是三两小时都是不足为奇的。
二.西方文化中的时间观念
在西方文化中，时间是有起点的，它是在行进的，在流逝的。天主教思想家Saint·Augustinus曾经指出：“上帝在超时间的意义上来说是永恒的。在上帝那里，没有所谓以前和以后，只有永远的现在，时间自创世始，又随末日审判而终，进入无时间状态。”有鉴于此，西方文明中，时间不是可以周而复始的永远存在下去的。这样的时间观念使得“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认知深深扎根于西方人的灵魂深处。早期的美国英雄富兰克林将这种想法表达得最淋漓尽致：你爱生命吗？如果爱就不要浪费时间，因为生命即是由时间组成的。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里，时间的意义等同于生命的意义。他们认为时间是最为宝贵的有限资源，因此特别爱惜时间甚至把时间加以管理。人们想尽办法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挤出更多的时间来。为了节约时间，他们强调守时的重要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写给老朋友威廉·彼特斯的信中提到：“在我看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对老朋友，还是对陌生人，守时就是最大的礼貌。”（康德，1779年3月）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奠基人Dale·Carnegie指出：“如果你想要结交朋友和有影响力的人就要准时。任何人都喜欢和一个时间观念强、守时的人做朋友，因为这样的人必定是一个诚信的人。”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在久远的过去一直比较落后，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生产了易于推广使用的手表。西方人靠着精确的计时手段使得他们对时间的进行严格管理较容易地实现守时成为可能。从对时间的取向方面看，西方人不倾向于怀念过去，而更倾向于着眼未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认为过去仅仅是一种曾经的体验，无论它是否美好，它都不复存在了，对过去的怀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表现。他们一切着眼于未来，因此未来取向成了他们重要的价值观念。西方人认为，未来确实是未知的，而正因为它是未知的，它才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各种使人们生活的更美好的可能性。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在国内赴宴，无论是在对方家里还是在宾馆饭店，准时到基本没错；而在美国情况却有所不同，对方家中设置的宴会，要求参加者提前十到十五分钟赴宴，在宾馆饭店举行的宴会，参会者却要推迟十到十五分钟赴宴。
东西文化中时间观念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域人民不同的文化认知，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长期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会在人们的跨文化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进行碰撞并被加以调节。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人要特别注意东西文化中时间观念的异同并努力做到求同而存异，从而取得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参考文献：
[1]张劲松： 东西方时间观与跨文化交际[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3期， 2003年9月。
[2]韩银燕：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时间观念差异对比[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9卷第4期， 2006年7月。
作者简介：薛丰年，男，1976年，河北师大英语文学硕士 延安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论高校廉洁文化的基本形态 篇7
一、文化与高校廉洁文化
文化是一个有层次的结构系统,不仅包括人们活动的对象性成果,而且包括人们在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力量;不仅是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有机统一[2]。文化作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一种明确的聚集体,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从文化的视域来观察,高校廉洁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有学者认为,廉洁文化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廉洁文化是指人们关于廉洁的制度、场所、理论、文学、艺术、信仰、观念等。狭义的廉洁文化特指人们关于“何为清廉、何为贪腐;以廉为荣,以腐为耻”的共同观念,它是人们评价他人行为或廉或耻的共同价值标准以及促使自身做出廉洁行为的内在动力[3]。在我们看来,高校廉洁文化是以清正廉明为思想内核,以文化功用为表现形式,以师生群体为作用对象,以大学环境为生发范围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包含了组织、制度、体制、机制、律规等,是高校主体的廉洁意识、廉洁价值、廉洁规范、廉洁行为、廉洁效能的总观反映。为此,我们要树立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现代大学特质的价值观念,明晰高校师德规范,建立高校从业规范,明确高校廉洁文化的基本内涵,通过廉洁文化教育活动,使清廉勤勉、公平正义、诚信守法等观念植根于师生心灵。高校具有独特的群体效应、完备的传播载体、畅通的信息渠道、浓郁的文化氛围,蕴含其中的廉洁文化具有广泛性、深邃性、耐久性,必然影响着高校主体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环境,必然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具有廉洁人格的专业人才的锻造。
二、高校廉洁文化的现实功能
文化对于作为其生长土壤的客观世界发生作用,有时是非常激烈显著的,有时则是潜移默化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认为,“文化都是关于人与事物的意义秩序”[4]。建设好高校廉洁文化对于当今高教改革无疑是意义深远的。在目前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除了职业道德的制约、国家法律的约束之外,廉洁文化已经形成整体的无形力量,发挥着重要的现实功能。
(一)高校廉洁文化的引导功能
高校廉洁文化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和强大的辐射力,通过影响高校主体的意识世界,在其心中培育清正廉洁理念,促其形成自身的价值追求,凝结成群体廉洁目标,深化为社会道德风尚,发挥出强烈的教育引领功能。它从价值机理、道德品质、情操修养、行为习惯等层面,规范与控制着高校主体的态度和意志力、行为和执行力。它引导高校师生避害趋利,在多元化社会中取舍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引导人们从根源上遏制腐败意识的产生。针对高校不同人群,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上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增强引导性、实效性。
(二)高校廉洁文化的聚合功能
作为一种开放的文化形态,高校廉洁文化具有宽广的包容性,它能够海纳百川般把高校群体吸收过来、聚集起来、联动起来,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向心力、聚合力,有利于形成理念趋同、价值趋同、规范趋同、行为趋同。因此,发挥高校廉洁文化的聚合功能,就能增强教师廉洁施教、学生廉洁守法、党员廉洁示范、干部廉洁从政,从而构筑起坚固的惩治和防范腐败体系。高校廉洁文化不断把理想信念、道德操守、行事规范等渗透到大学群体头脑之中,使其整体素养得到全面提升。
(三)高校廉洁文化的监管功能
高校廉洁文化是文化的普遍性、廉洁的时代性和高校群体的特殊性三者有机结合体。它着重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当前突出反映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大学要积极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监督的管理模式,发挥学术团体、工会系统、教授委员会和教代会、职代会专业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对教育管理和治理体系上的监管真空实施严格管控。
三、高校廉洁文化的基本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5]。由此,我们应按照适应“新常态”的要求,把防范风险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准确把握高校廉洁文化的精神内核、结构体系、作用功效,努力将其基本形态建设好。
(一)高校廉洁文化的理论形态———学术文化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的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的坚定,廉洁文化建设需要科学的、清晰的、系统的理论指导。我们应当积极发挥高校的学术优势,开展廉洁文化的学术传承与理论创新,对廉洁文化的理念、规律、特点、建设方式等进行深入探讨,尝试组建高校廉洁文化协同创新平台,努力构建学术研究新高地,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舆论呼应、智库支持和实践指导。要充分运用高校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源,动员和组织学科力量,建立专兼职研究队伍,成立廉洁文化研究机构,开展职业道德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理论研究。要像抓专业科研一样抓廉洁学术研究,提高廉洁学术理论的含金量。要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文化现象、文化规律、文化政策进行深入探究和操作性论证,剖析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与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形成特色鲜明的高校廉洁文化理论体系。
(二)高校廉洁文化的规则形态———制度文化
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和规章具有强制性、统一性、公平性、稳定性、约束性等特点,要建立廉洁文化的长效机制,必须从制度源头上建立规范。有学者认为,大学应增强文化自觉、坚持文化自信,努力形成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的长效机制,即组织领导机制、过程控制机制、考察考评机制、调查研究机制[6]。在我们看来,要建立健全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党政职能部门和群众团体密切配合,广大师生共同参与的廉洁文化建设格局。纪检、监察、宣传、教学、学工、院系等条口和单位要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制定廉洁文化建设整体规划、年度计划和月度要点,细化建设方案,分解目标任务,形成廉洁文化过程管控系统。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对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支持配合,形成大学、家庭、社会互动机制。加大党务、校务公开力度,修订公开目录,细化公开内容,丰富公开形式,取得公开实效。坚持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坚决依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决依靠制度实施决策、执行、监督,做到办事有章可循、管事有据可查。
(三)高校廉洁文化的价值形态———精神文化
大学精神是高校治学之魂,廉洁精神是大学精神的主脉,而精神文化集中反映了高校廉洁文化的价值取向。加强高校廉洁精神文化建设,必须加强高校的党风廉政建设、教育法制建设和教风学风建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高校群体,用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领廉洁文化建设,把廉洁精神文化的内涵实质落实到高校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各项工作中去。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教师学生为主体,发挥领导干部的主导作用、学科教师的引导作用、先锋人物的示范作用,不断增强廉洁精神文化建设实效。将廉洁文化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深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主渠道、主阵地、主力军的作用,自觉抵御庸俗文化、物欲文化、腐败文化的侵蚀,筑牢拒腐防变的精神防线。当然,在法国历史学家塞尔托看来,“人们要想真正有文化,只做社会实践是不够的;对实践者来说,还必须使这些社会实践具有意义”[7]。因此,我们还要不遗余力地树立廉洁从政、廉洁施教的先进典型,通过典型引路,积蓄正能量,发挥正效应。
(四)高校廉洁文化的外化形态———行为文化
高校主体在其日常生活中相关廉洁行为的个体或群体的展现,构成了高校廉洁行为文化。廉洁行为文化是高校群体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价值追求、生活养成等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过程。因此,要从保持清正廉洁的根本要求出发,正确构筑高校群体的动态廉洁文化。一是要突出大学教师在教风建设上的主导作用,抓好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建设,制定并实施防止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措施。将廉洁教育纳入到师资培训、考评和文明楷模创建中,教师要为人师表,职工要廉洁从业。二是要突出大学生在学风建设上的主体作用,制定专业人才的培养规划,抓好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使敬业、自信、守法成为当代大学生的美德。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学生专业教育与养成教育之中,利用新生入学、毕业离校、特殊节庆、跨校交流、公益援助等多种渠道,扎实推进廉洁行为文化建设。适时开展诚信教育、责任教育、法制教育、公德教育等廉洁主题教育活动,提升大学生的责任担当。三是要突出党员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上的主干作用,端正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推进民主管理、科学管理,全方位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把廉洁教育贯穿于干部培养、管理和使用全过程,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师生关系,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
(五)高校廉洁文化的生活形态———环境文化
环境文化是高校廉洁文化的直观具象。加强廉洁环境文化建设,要求高校必须整合和运用各类教育资源,构建廉洁文化的“大宣传”格局。一是加强传统宣传媒介和“微时代”软传媒平台建设。对学校报刊、广播、电视、固定宣传设施等传统宣传媒介要进一步建设好,尊重受众信息接纳习惯,保持传统传播方式的先发优势,以新闻通讯、现场传真、专题报道、名家点评等方式,营造高校群体廉洁文化的共鸣环境。现代社会已转入“大数据”资讯共享的“微时代”,要加强电子介质、网络路径、移动工具的廉洁文化载体建设,高度重视软传媒设施铺建,运用高科技手段创新传播方式,利用微信、微博、QQ群、网络视频、网站广告、电子商务平台等,丰富廉洁文化内容,增强宣传实效。要占据“微时代”网上宣传制高点,唱响廉洁文化教育的主旋律,掌握网上反腐倡廉舆论的主动权。二是积极为高校廉洁环境文化建设打造物质平台。兴建师生活动中心、“教职工之家”等文体场所,设立廉洁文化景观标志。召开廉洁从政报告会、举办廉洁施教演讲比赛、开展廉洁修身知识竞赛、举行廉洁文化书画展、征集廉洁格言短信、开展微博廉洁千字文活动等等,增强环境文化的知识性、艺术性、感召性,提高师生员工的参与度,共同建设和感知廉洁环境文化。
文化产业语境中创意形态论 篇8
在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时代,创意已渗透到各种产业。创意是人们有目的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文化创意是创意在文化活动中的应用,是创作者通过想象、组合和再造,对文化产品的内容、形式所进行的新颖性文化活动。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既有历史的积淀,也有当下的创造。正是在传承与创造中文化才得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早在1912年,德国经济思想家就明确提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意。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曾撰文指出,新创意会产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新创意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创意都和文化产业有关,也不是所有的文化内容的创意都有商业价值。那么,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语境中,我们怎么来理解文化创意呢?
1 文化创意的五种形态
从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到消费者的接受过程中,创意具有五种形态:激发态;凝聚态;整合态;传播态;接受态。如下图。
创意的激发态,主要指创造者遇到某一契机或事物引发的联想或想象产生的与众不同的火花、点子、意象等想法。这种创意如果涉及的是文化、艺术、传媒、休闲等活动就是文化创意。文化创意与其他创意不同,它一定要有文化艺术的内涵或者形式的魅力[1]。处于这种状态的创意最大特征就是独创性,与本人的思想情感、文化认知与实践体验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其次,激发态的创意具有较高的信息势能。创意包含的新鲜信息总是处于辐射、扩散的客观倾向之中,随时都有释放能量、进行跃迁的可能,与平常事物所含的信息形成一种落差,从客观上说“具有传播的必然性”[2]。再就是创意激发态产生引力效应。信息的激发态能够激起人们的兴趣,能够对人们产生强烈的引力效应,对人们的注意力形成一种凝聚和收敛的作用。这类文化创意人才包括优秀的小说家、作词作曲家、艺术总监、游戏内容策划人员、编剧等。然而,激发态的创意须有物质凝聚才能被人认知、传播。
创意的凝聚态,指的是把激发态的创意借助一定的语言或物质媒介生产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有一个物质存在”。比如作家要把构思的小说表达出来发表;策划师要把主意、点子写成策划书推销出去。创意的凝聚态是文化内容产业的基础。只有把创意物化、表达出来,才能被社会发现、交流。文化产业中的创意不是一个点子,而是一组点子的集成过程,也就是还要有创意的整合态。
创意的整合态是建立在凝聚态的基础上,就内容的各个方面、形式表现、包装等方面都要进行创意,也就是将作品创意转变为产品创意。这需要把握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和集成的方法,是内容产业的关键。从产业角度来看,仅仅有好的创意只是个开端,需要将不同的创意整合为创意的产品才能达到初步的要求。例如迪斯尼将外国文化改编成美国的和全球的文化产品,一方面保留了产品的异域风味,另一方面又为它注入美国文化元素,使得文化产品能够打入美国乃至全球市场。在形式上,《花木兰》以动画影片的形态比戏曲、歌剧、电视剧、邮票等等在传播上更具优势。电影传播快、覆盖面广、传播广泛,价格上属于大众可消费品。它的受众不限于儿童,也包括成年人。同时迪斯尼网罗到的制作人才和拥有的精湛技术更是保证了《花木兰》世界顶尖级的质量。
激发态的创意是个人性的,但整合态的创意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花木兰》的工作队伍就有大约700家个艺术家、动画片制作者和技工,整个团队有条不紊,分工合作,运用最先进的动画制作设施精心打造这部影片。正因为如此,观众才得以在银幕上看到2000名骑在马背上的匈奴士兵穿越雪山、全力进攻的扣人心弦的场景。
创意的传播态指被包装、加工好的文化产品借助媒体、各种活动等方式进行营销。这种传播态的文化创意主要由营销传播中的传受关系来决定。也就是说,产业经营中的创意是为了给顾客带来享受和增值效益,并通过服务顾客而发展企业。因此,创作者需要调研市场、注重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及消费心理。动画影片花木兰根据规划好的一套完整的营销策略,凭借已建立的发行网络,各种广告、预告片、宣传海报、影评充斥杂志、网站、影院,时间集中,形成有机的整体。为了使影片更有效,迪斯尼更尝试将市场策略本土化,在不同地区与当地宣传公关公司合作,采取不同的推广策略[3]。比如在美国本土请出花样滑冰亚军关颖珊和其他滑冰好手在冰上舞蹈中演绎出这出古代传奇,以关颖珊的冰上花木兰形象为动画花木兰造势,这个特别节目在美国ABC电视台播出,其声势与吸引是不言而喻的。而《花木兰》粤语版就起用成龙、陈慧琳担当配音。针对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直接关系到文化产品的接受与消费。
创意的接受态,指的是创意产品被顾客接受、消费引起的心理反应。有没有创意,最终是由消费者接受了产品引起的心理反应体现出来的。好的创意能启发接受者的生活灵感,加深接受者对产品的理解,给人一种智慧的选择,让接受者在短暂的凝神屏息之后,产生心灵的共鸣。文化产业中的创意必须建立在对目标消费者了解的基础上,对消费者进行有目的的沟通和说服。而能否找到与消费者沟通的密码,则是创意成功与否的关键[4]。创意是引起消费者注意,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的驱动力。
上述五种形态构成了不同的生产环节。创意由激发态到凝聚态是作品或剧本创作的过程①;由凝聚态到整合态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②;由整合态到传播态是文化产品的营销推广过程③;由传播态到接受态是文化产品的传受、消费过程④;由接受态到传播态、整合态、凝聚态、激发态是创意反馈的过程⑤。仅有①或②环节,称不上真正的创意。实现创意不同形态的自由转换和良性循环,才是完整的文化创意流。也就是说,创意不仅要有文化价值,还要有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文化价值指的是创意需要在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创造出来,并具有较高的文化附加值,能唤起消费者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认同。传播价值在于创意本身是否符合大众的心理需求。在图1的传播过程中,创造者或传播者为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是创意流的基本动力。创意的商业价值是指在资本的支持下凝聚态创意转化为整合态后能否占领市场,能否进行延伸开发,是否可以打造产业链。就内容产品的制作者而言,能够讲述和编写故事,或者对于故事的商业判断力,是故事转变为商业价值的重要条件[5]。好的故事可以形成巨大的产业增值的价值链。如故事可以出版图书,可以改编成影视、游戏产品,可以进行艺术授权,开发主题公园和玩具等等。可以说,创意流是文化产业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文化创意流与产业价值链
文化创意的激发态、凝聚态、整合态、传播态、接受态五种形态的自由转换,形成了文化创意流。创意流是文化产业开发投资的核心。资本增值的条件是:无形资产内部要素之间协调后产生的质量/有形资产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数值相加>1[6]。也就是说,无形资产所占比重越大,资本增值的幅度就越大;而在无形资产中,创意、知识、符合、科技等组合得越好,资产增值地就越大。即文化创意形成了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核心。价值链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增值的环节或链条。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链是由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增值环节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从纵向来看,文化创意的五种形态是伴随着文化产品的构思、研发和运营、传播及衍生品的制作推广而实现良性转换,形成了以环形创意流(如图1)为内在逻辑的环形价值链结构。从横向来看,出版、影视、动漫、文艺演出、广告会展等产业相互渗透、融合,共同构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值部分,形成了以网状创意流(如图2)为核心的网状产业价值链结构。
在上图中,核心创意具有内在的环形价值链结构,一旦开发成功,就可向周围扩散,形成网状创意流,带来更多层次的价值增值。例如,2008年大型魔幻巨制《画皮》是模仿好莱坞的制作方式利用现代科技精心打造的一部爱情影片,一问世就广受欢迎。这部作品几乎每一个镜头都运用了特效,以“高科技”、“好故事”等元素征服了市场。以这种创意为基础,2012年6月底,《画皮Ⅱ》利用3D技术推动了国产影片的收视高潮,上映一周票房达到六亿人民币,为公司带来巨额增值的同时也给国产片带来信心。另外,不同企业也可以围绕核心创意共同开发以创造行业价值。像《哈里·波特》的产业开发过程中,众多企业参与开发和分享哈里·波特的核心创意,它们在图书、电影、游戏以及衍生品方面都取得了另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报刊图书的成功与它们成熟的网状价值链有密切关系。
要形成完整成熟的网状价值链,首先要有成功的核心创意流。迪斯尼公司的核心创意是其创造的动画形象,在经过发行、销售获得第一轮效益后,再进行网状价值链的延伸开发。核心创意流成功的条件是:须具备一定文化价值、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核心创意;具有强大资本支持的企业来开发和运营,使核心创意流形成增值的环形价值链。在核心创意流中,创意有五种形态,每一种形态都有使文化产品产生价值增值的可能。价值增值一般分为:物理价值实现阶段、符号价值实现阶段和品牌价值累积阶段[7]。商品的使用价值包括两个层次,其一为商品的物理价值,即由商品本身的质量和功能等所塑造的带给消费者的物理性价值;其二是商品的符合价值或社会使用价值,即由商品的品牌、广告及企业形象等所塑造出来的价值,可以给消费者情感的、象征的意象,从而形成较高的附加性价值。文化创意的激发态和凝聚态作为一种观念、想法,是文化商品的原创阶段,为其使用价值和品牌价值奠定了基础。创意的整合态即文化产品,涉及了商品的物理价值。创意的传播态和接受态关系到商品的符号价值。一般来说,文化产业顾客的需求有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文化产品的基本需求或欲望,这类需求未获满足,顾客会产生不满,获得满足,顾客的满意度不会提升;第二层次是文化产品的满足性需求,这类需求超越了顾客期望,与满意度正相关;第三层次是文化产品的吸引性需求,这类需求是顾客所没有期望的,不提供这类需求并不会造成顾客不满,若提供了顾客的满意度会很快提升。[8]所以,如果满足了顾客的最低层次需求,那就实现了产品的物理价值,只需在创意的凝聚态下功夫即可;如果符合了顾客的满足性需求,则会提高顾客的满意度,不仅实现了产品的物理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符号价值,这需在核心创意上达到市场要求;如果满足了顾客的吸引性需求,则会提高顾客价值,实现品牌价值的累积,这需要在创意流上提高整体水平。《阿凡达》在创意的激发态和凝聚态上就属于原创,其美丽独特的爱情故事、新颖的时代主题等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意为影片增加了极高的附加值;在整合态上《阿凡达》用3D高科技制作手段,令人耳目一新;在传播态上该影片进行了全球营销,全方位征服了受众。因此,《阿凡达》核心创意流的成功,使之成了品牌,为产业的网状价值链塑造打下了基础。网状价值链需要整个行业围绕网状创意流形成价值增值体系[9]。可以说,文化创意的实现,与文化企业的创意产业能力甚至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3 文化创意与商业模式
从价值增值的角度看,创意是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然而,能否实现创意的盈利,实现产品的交换价值,关系到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基于某种比较稳定的交易结构基础上的可盈利的方法。好的商业模式应当处于价值链中的高端部分,应能够获取高附加值的部分或全部,并力求减少规模化带来的风险。文化产业一般有行业化商业模式、产业链经营的商业模式、产业集聚的商业模式、跨界融合的商业模式等。相同的创意,不同的商业模式会得到不同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兴起了建设主题公园的热潮,深圳、成都在同一时期分别建成了“世界之窗”和“世界乐园”,相似的创意却在经历起初的繁华后一成一败。成都创意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没建完就已负债累累。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技术的日新月异,商业模式也总是处于不断创新之中。新颖可行的商业模式是文化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在创新商业模式上,可从创意的某个形态方面进行微调或改变。比如中文版《乔布斯》是通过授权方式注重此书的营销传播创意,从而实现了在中国的销售奇迹。创意流具有某种独特性的创新,它可能在某个或几个形态上是全新的,也可能在各个形态转换机制上是全新的。知名明星杨丽萍主演的《香格里拉》得到强烈反响,创下巨额收益。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香格里拉》的原始创意《云南映象》注重国外传播的接受规律,在名称、演出时间、灯光舞美方面作了调整;另一方面是杨丽萍的国外合作伙伴实力雄厚、对创意的各种形态组织、转换与运营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后,需要分析国外观众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在创意的整合态发展到传播态乃至接受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作能力决定的。
在现代买方市场条件下,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过旺,顾客拥有大量的市场信息,处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中心,所以,以顾客为中心,满足顾客吸引性需求是商业运营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我国电视剧《武林外传》就是这样成功的一个案例。该情景喜剧以“反江湖”、“反传统”的后现代叙述特征和喜剧娱乐元素吸引了众多顾客。到现在很多电视台还在反复地播放。投资开发商郝亚宁曾说,他考虑的是整个品牌的运作,在最初创作阶段,就要求编剧在情节和人物设置上为未来动漫等衍生品开发留出空间[10],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武林外传”商业模式,在中国电视剧领域开了先河。
当然,在实践中不同的文化企业应采用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一个大型企业往往要综合多种盈利模式。创意流需要一种商业模式来体现,而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结合创意流的某个形态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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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刑华.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整合及其发展路径探析[J].经济管理,2009(2):39
观念形态文化 篇9
浮云流影、峰峦叠嶂,流水潺潺,百鸟婉啭,大自然以她神奇的姿态和律动感召着万物,我们情不自禁地伴着自然的琴弦——共舞、共生……
观念:生命建筑
建筑如人。建筑具有生命体的系统特性,空间(腔体)、表皮、结构(骨骼)、交通(神经)、设备(循环)等等,每一个体系都有自己的“章法”(自组织),只有遵循她的“章法”,才能做出美妙和谐的建筑,比如交通体系就遵循着“通则不痛”的医理。
有机建筑。好的建筑,应该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由内而外,不仅形似自然的貌相,更遵循自然的秩序及其运行的机理和律动,会伴着自然的琴弦——共舞。
分形体系。不仅建筑自身,而且规划-建筑-细部是一系列不同尺度层级的有机分形体系,设计的关键在于每个尺度层级的把握,连续性与自相似性又是至关重要的。
天地万物,阴阳和合,建筑也不例外。形态构思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勾勒出行云流水,收不住的时候,便搬来一座“山”……阳刚与阴柔、曲线与直线的共鸣,当然会和出优美的韵律,正所谓天作之合……
先做人,后做学问。每年中秋,迎新与节日和在一起,把盏之间,会告诉弟子们,“先做人,后做学问”,诚以待人、善以待物,勤奋、敬业,这其中,诚是根本。
Do your best。无论来自何方,无论起点如何,我们鼓励大家,尽己所能,做到更好。
方法: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没有理论指导的建筑创作,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OA Studio(Research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Morphology and Organic Architecture)能有今天,与理论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从对国外建筑、景观创作理论与方法的翻译、研究,到参与《建筑细部》杂志的创办、组织,乃至与国外建筑师的交流,我们有相当时间的洗脑过程。研究生与本科生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理论的系统研究,一个成熟的建筑师,必须掌握理论与实践的双刃剑。
无论是来自世界的前沿理论,还是本土的传统经验,都需要结合国情、地情的有效提炼和转换。
近年来,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及其良性循环,完成了博物、办公、医院、教育、住宅等多种建筑类型设计,以及广场、公园、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等课题,项目实施达90%。
研究:有机为本,聚焦地方,关注社会
依托OA Studio,研究课题以有机建筑为本,并聚焦地域性建筑。有机建筑研究关注“人-建筑-环境”的有机共生。近年来,参与孔宇航教授主持的非线性有机建筑研究,作为课题主研人,在《建筑学报》、《新建筑》等期刊发表“新有机建筑设计观念与方法研究”、“分形几何在建筑领域的应用”、“混沌建筑”等8篇论文(被引用32次)。2007年,作为第一参加者的“非线性有机建筑设计策略与方法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基于混沌思维与开放系统观念,研究“人、建筑、环境”(自然、社会)系统的有机构成规律;基于内在有机整体的观念,研究建筑自身(作为有机生命体)的形态建构方法。提炼了新有机建筑的观念、特征与运作方法(包括自然形态在建筑中的转换应用)。
研究课题围绕学科发展展开,也有的来自社会的需求,如辽南乡村住居研究、大连市近代建筑更新研究分别源于设计院和政府部门的提议。为了避开全国范围内研究课题的重复和抄袭,也结合地缘的便利,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在大连、辽南、华北。一方水土、一方建筑,我们相信,特定自然、人文环境中必然有特定的问题与空白点需要探讨。
主要研究方向:地域文化与住居形态研究(Local Culture and House Morphology)
研究主要从辽南与华北地区乡村住居展开,主持建设部、辽宁省、大连市相关纵向课题6项,“辽南海岛民居适应性策略与方法研究”、“大连市生态型新农村研究”等课题,深入旅顺、阜新、涿州、兰考等地进行考察,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建筑观念,对辽南、华北地区乡村住居模式、形态类型及其生态营造方法进行了提炼;对辽南典型民居物理环境进行测试并给予定性、定量分析(温度、湿度、照度及其环境条件构成规律);将“适应性”概念引入辽南、华北民居建构(对地理气候、生活、生产、技术、经济的适应),并基于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结合农(渔)民当今的生产、生活模式进行方法推导和住居模式建构。辽南乡村住居建筑节能一体化研究,从结构、构造方式的推导,技术与艺术、设计与工艺有机统一等层面,推导辽南乡村住居建筑-节能一体化设计的策略、方法,并建构适应性的建筑节能一体化模型。近年来,在知名杂志发表“辽南海岛民居环境适应性探讨”、“华北平原民居适宜性建造策略研究”、“炕文化及其形式类型”等相关论文。
从时间观念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篇10
在中国社会中, 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 儒、道两家思想皆主张回归自然、回归过去。孔子主张克已复礼, 其时间取向具有较重的过去倾向。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 所有君王都十分重视历代先王定下的规矩、礼数, 对先辈们的教训可谓是尊敬有加。这意味着, 在时间上, 中国是一个以过去取向为主的社会。人们做什么, 要考虑此事过去做过没有、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老祖宗是如何做的等等。而且今天做的如何也往往以过去为标准, 因此循规蹈矩己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与此相连的是人们崇拜祖宗、敬老尊师、重经验、重年龄, 因为这些方面都与“过去”相关。过去取向、凡事看过去如何, 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与中国文化的时间取向相反, 西方人, 尤其是美国人, 一切着眼于未来。因此未来取向是他们的重要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过去意味着走向“原罪”、后退、没有出路。他们对目前并不在意, 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未来一定会更美好。人们常说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 老年人的坟墓。在生命的历程中, 丧失了作为时间标志的年龄优势则意味着处于劣势。由于这种取向的影响, 西方人很少循规蹈矩, 很少崇拜祖宗, 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尊老敬师。年龄和经验也未必值得敬仰, 他们更不相信命运, 因此他们的精力和努力都放在实现近期规划方面。
中国的过去倾向还体现在中国观众对有关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喜爱上, 例如《三国演义》、《秦始皇》、《武则天》、《鸦片战争》等。
二、单向记时制和多向记时制
霍尔 (Hall) 把不同文化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范畴, 一种是单向记时制, 一种是多向记时制。单向制把时间看成是可以分隔, 但不可重复的, 有始有终的一条线, 人们在一个时间内只集中做一件事情, 并严格地遵循时间表;而多向制则截然相反, 时间被看成是分散的, 采用多向制的文化, 一般可在同一时间内做不同的几件事情, 并且在遵守时间上灵活度较大。客观地讲, 东方社会采用的体制与多向制相近, 而西方则采用单向时间制。比如在美国的课堂上, 教师会要求学生逐个地回答问题, 以确保一个时间只有一位学生发言。在我国, 教师往往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七嘴八舌”, 以显示课堂气氛的活跃。
单向记时制和多向记时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对待排队的态度上。在多向记时制为特点的中国, 我们经常会在售票处、超市付款处、邮局、候车站看到一群人争先恐后地往前挤。而在美国超市的付款处, 即使有多个付款柜台, 顾客也会排成一列, 然后再依次去空的柜台付款, 以实现真正的“先到先服务”。此外, 在以多向记时制为特征的社会里, 人们对“随意的拜访”更倾向于持宽容态度。例如, 我们就经常能听到“串门”、“走动走动”等等。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或对自然的态度是天人合一, 而西方则主张天人相分。而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必然十分明显。
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态度使其做事讲究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追求天时、地利、人和。在这一的思想指导和影响下, 中国人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以及言语观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笼统、求综合, 知觉上重直觉。迥异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语观。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注重总体原则, 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整体取向, 凡事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西方人则倾向于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天人相分、二者对立。西方人, 尤其是美国人, 追求自我实现、个人奋斗;人们高度重视个人权利、个人隐私;人们强调各开其口、各行其事、各展其才、各实其志。同时, 西方人侧重向外探求、发展和改造世界以获取自由;中国人则向内探求, 追求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和谐、协调个人身心和整个环境相适应。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习惯容忍、依赖和合作;西方人则外露、直率、好斗、有冒险精神、性格独立、崇尚抗争。中人崇奉中庸之道, 而西方人则更倾向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推理方式。
中西方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必然导致其在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上的差异, 时间观念的差异便是其中之一。
在跨文化交际中, 我们应牢记的重要原则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好或绝对坏的。文化也是一样, 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承认、尊重甚至学习不同的文化, 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这与承认文化差异是不矛盾的, 只有承认差异才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跨越差异、更加有效的沟通。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方, 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主流人群对待时间的态度的不同, 探讨其文化差异, 为跨文化交际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时间观念,中西方,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Hall, E.T.The Silent Lan-guage.N.Y.: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73.[1]Hall, E.T.The Silent Lan-guage.N.Y.: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73.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3]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3]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从KTV空间形态看主题文化 篇11
什么是室内文化气氛呢？抽象的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室内其所独有的设计风格。设计就是阐述室内的空间，通过对这个空间所需的用途，和所接待人的性格，合适的构建形态结构、设计风格，来达到营造出空间文化的独特气质魅力。空间的处理和氛围的营造已然不光是造型与元素的简单运用，而是结合主题和空间，让参与者在消费过程中和空间设施产生对话，从而产生与主题相关的趣事，在这过程中体验快乐。
主题符号形态
在主题KTV营造富有个性的设计中，会构建设计母体，这些母体常是一些独特的文化符号。符号所具备的文化可能是社会文化、企业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时尚文化；也可能是一些典型的具备象征、概括性的人格情感符号。
例如在国内全球首家主题剧院式夜店Dr·Oscar。在夜店KTV中独创剧院式主题结构，其5000米的视觉空间，演绎了KTV的极限；其别具匠心的创意舞台设计，颠覆了夜生活的体验；其所使用的领先科技的声光电控制，更是点燃了都市群体的灵魂。以矩阵型的双层流星雨视频条作为舞台背景，以巧妙的手法把新材料和创意灯光效果结合一块，让人体验到充满动感的空间文化。以这独创的建筑艺术给单一的空间填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夜店KTV的空间中添加剧场形式，让两者的空间格局和装饰元素进行激烈的碰撞，产生新的艺术表达效果，让剧场的宏伟和夜店的自由完美结合一体。Dr·Oscar让更多的娱乐文化填充原本单一的夜生活模式，满足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夜生活的憧憬。不仅如此，更是把剧场中的吊灯秀、蛋糕秀、疯马秀、大道具等元素添加到夜场之中。以皇冠、面具作为点缀，强化剧院主题。Dr·Oscar运用巧妙的嫁接，把剧场空间艺术和夜场空间艺术的对撞冲突，作为一个新的艺术维度，在有限的娱乐空间中，释放最大的娱乐乐趣。一张一弛之间刺激了人们的娱乐理念。
色彩形态
KTV最需要营造它的灯红酒绿，其个性要点在于其缤纷大胆的色彩艺术设计。造型与色彩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元素，在KTV中色彩就是构建造型的衣表。只有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表达物体的艺术效果。色彩的艺术表达，都是通过依附在物体之上。人着色于衣，墙着色于漆。色彩不但演绎着美丽，更是无声的传达了人的感情和思想。色彩是无声的表达，通过环境向人们诠释着无穷无尽的魅力。
色彩与材质运用的强烈反差是“Dr.Oscar”设计中的一大亮点。也由于本身场所的经营性质具有娱乐性，设计师赋予了空间温暖的气质，色彩的运用单纯鲜明，荧光紫和荧光蓝色的映照下 ，公共空间既时尚充满趣味又柔和而赋有亲切感。以白为基调的壁纸墙面上，设计师用未来主义的表现手法，用线和色彩描绘一系列重叠的音频形态和其连续的层次交错与组合，尝试用线条将声音具象化。包房与走廊用黑白灰三种色调为基调，偶尔跳出一两朵彩色使得整个空间显得十分活跃，通过视觉的冲击来激起人的情感体验。大厅等公共场合施以金和红两种庄严艳丽的色彩来营造宏伟的气氛，欧式的灯具、巨型的帘布、精致的摆件给人一种尊贵、高端的体验。古典高雅的大理石地板配上旧水泥脱落红旗砖墙，尊贵与小情调的碰撞以材料的差异突出的表现出来，形成独特的时尚品味。
照明形态
光，是源大自然的灵魂艺术。是一切空间艺术表达的先决条件，是环境空间艺术塑造不容缺失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光，空间将是一片黑暗，没有色彩，就没有艺术。对于室内空间的艺术表达，光与影是格局、形体、表皮的第四维度。光与影赋予这三者的艺术表达的灵魂。
灯光，以亮度、色彩、图案及其变化表达设计者的思想，例如深圳以电影为主题的某KTV在光色运用中，运用“光环境”的艺术理念，试图使照明光超脱于室内的视觉功能，从单纯的亮度追求升华到人体的视觉机制、心里影响、及文化表达效果。深层挖掘光的艺术底蕴，把人的生理反应、心里反应、文化表达融合为一体，以实现光的“人性”艺术。
在走廊的灯光设计上，用红绿蓝三种颜色区分不同的走廊，让消费者方便识别自己所处的区域；在各条走廊上面，将灯光重点放置在了墙面的下半部分，而上半部分和天花变幻成黑色，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具有戏剧性的娱乐效果。该KTV形体采用水晶胶块形成了都市建筑的形象，并将材料进行切割重新编制，嵌入光源，大量点光源的植入形成发光墙面，与顶部的光带交替作用，营造出空间自然流畅的漂浮感。建筑掩映在树林之中，渐变色的电影座椅透过射灯的照射，形成了迷人的光影效果，为此强化了整个场所以电影为主题的设计概念。
空间要具备独特的气质，应该有它的精神支柱。空间气质是虚无的，需要依托与形体的艺术形式表达，人们用实体、色彩、光来塑造空间艺术，以达到与人体心理产生共鸣，让人感受到空间的气质。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形态的装饰，这是一种文化灵魂的寄托，以抽象的艺术理念通过形体的艺术表达以产生与人灵魂的共鸣。它时刻掌握全局，那就是空间的灵魂存在。
红山文化经济形态与玉器创作 篇12
红山文化分布主体分布的西辽河流域及大、小凌河流域。该区域是中国多源一体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自80年代以来, 该地区红山文化考古发掘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其中, 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建筑及女神像的发现大大丰富了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文明起源的意涵。学者们从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经济形态、器物、宗教文化等角度, 探寻该地区红山时期是否进入文明。
对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研究, 有助于理解和探讨红山文化的社会构成、宗教状况、建筑业及手工业发展状况。本文将对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研究进行综述, 以考古学为主并结合环境学、民族学, 就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对于红山文化的宗教崇拜、红山玉器创作的影响关系进行探讨。
二、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研究概述
关于考古学中经济形态的定义, 学者们的观点较一致。经济形态是指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方式。对于生活在原始社会的红山先民来说, 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围绕生存、繁衍获取足够多的食物。红山先民围绕获取食物所进行的活动和方式就是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
红山文化所处的区域属于地理上的农牧交错地带, 具有资源多样但不稳定性的特点, 适宜渔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的发展。关于红山文化的主导经济形态, 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2003年索秀芬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考古学文化经济形态转变及其原因》文中认为该地区史前各考古学文化的生产更具的形制都反映了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 兼具渔猎、畜牧[1]。2004年刘国祥撰文认为农业经济是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主导, 渔猎采集作为补充。并认为红山文化农业经济形态的迅猛发展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一是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受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 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带到了辽西地区。二是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红山先民寻求更稳定、更高产的经济活动方式。三是红山先民所处的时代正值气候上的大暖期, 适合原始农业的发展[2]。2008年张星德在《辽西地区新石器工具量化的研究与农业水平的评估———兼论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的特点》文中通过对红山文化各遗址的量化分类比较, 并结合中原半坡农业工具的比较关系, 主张渔猎与采集经济仍为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支柱产业, 在红山先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原始农业居于次要地位[3]。2009年吕昕娱在其《红山文化经济形态论述》中将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构成关系划分为红山文化早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红山文化的早期与中期, 原始农业与采集和渔猎并重:到了红山文化晚期, 原始农业占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主导地位[4]。考察了红山文化中用于农业生产的石质生产工具, 认为黍、粟是红山先民的农业生产对象。2011年陈胜前在其《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文中, 强调了生态交错地带的资源不稳定性对于史前人类所采取的获取食物策略的影响, 认为多元混合的生计方式是该地区的主要的适应策略, 狩猎采集经济始终保持着较大的成分。红山文化时代主要的经济形态以农耕为主[5]。
三、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研究方法及红山文化经济形态构成
关于研究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方法, 学者们多从考古出土的生产工具的状况进行研究。但仅通过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和用途的研究, 未免不够全面。且某些石质生产工具的使用方法与用途有待商榷, 还应结合考古发掘中发现动植物遗骸、遗迹的研究, 还原红山先民的饮食结构。史前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遭的生态、气候条件。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有几种可能, 一是生态条件的改变, 二是原有的经济活动方式不足以支撑下去导致必须寻找其他更加高产的经济活动方式, 三是生产技术的进步。
由于红山文化是吸收本地区赵宝沟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的某些因素发展而来, 而赵宝沟文化是对兴隆洼文化的直接继承发展关系, 所以考察该地区先红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经济形态对于研究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是有帮助的。
兴隆洼文化是辽西地区最早的新石器中期考古学文化。以兴隆沟遗址为例, 兴隆沟第一地点为兴隆洼文化中期的一处重要遗址。考古出土的遗物多见于房址居住面, 少量遗物出土于堆积层内。发掘出土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 主要器型有石铲、斧、刀、磨盘、磨棒、环状石器、细石叶等。骨器多磨制而成, 骨锥数量最多, 其次为骨匕、刀、凿、镖等。兴隆沟第一地点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骸, 如F31和F33居住面东南部偏中均发现有完整鹿角, F17和F33发现有完整的猪头骨, F26发现有完整的狗下颌骨, F20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 西北角还出有10余枚炭化的山核桃[6]。大量动物骨骼和碳化的山核桃的发现表明狩猎采集经济在兴隆洼文化的生业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石制生产工具的组合关系和存在的大量骨质生产工具也佐证了兴隆洼文化的主导经济形态应为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的缺少表明兴隆洼文化的农业生产还处于萌芽阶段, 应作为狩猎采集经济的补充。
赵宝沟文化是该地区继兴隆洼文化之后的又一考古学文化, 在房址、陶器等方面表现出与兴隆洼文化有很多的共性。在赵宝沟文化的房址居住面上也常发现有较多的动物骨骼。敖汉赵宝沟遗址灰坑中也发现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蚌壳。从下表的赵宝沟聚落遗址灰坑出土器物来看, II区H01出土遗物较少, 位置较特殊, 故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内。从I区H1、H2、H3、H4来看, 四个灰坑共出土遗物为95件, 其中出土的软体动物与脊椎动物骨骼数量是所有出土遗物中的两个大宗, 分别为19件和57件。脊椎动物骨骼的数量占所有出土遗物数量综合的60%, 各个灰坑中脊椎动物占各灰坑出土遗物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61.1%、86.7%、50%、12.5%。在本地区生产工具未有明显进步的情况下, 狩猎采集经济应还是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的主导经济部门。小山遗址发现的一件陶尊形也能反映出在赵宝沟时期狩猎经济的重要性。该型陶尊并非一般的生活用具, 应该是表现某种崇拜信仰的神器。小山尊形器的腹部图案为鹿、猪、鸟三种动物的形象。鹿和猪的形象是图案的主体部分, 反映出猪和鹿关于赵宝沟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具有的重要地位。赵宝沟文化出土了较多数量的石耜, 则表明赵宝沟文化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的进步。
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高峰。以目前较流行的对红山文化的分期, 将红山文化分为3期, 早期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较少, 以兴隆洼遗址F133为代表, 存在一种粗泥红陶钵和素面斜口器;中期开始, 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明显增多, 如那斯台、西台等遗址。较之红山文化早期, 陶器的数量与种类也大大增加, 尤其是泥质彩陶数量占陶器总数比重的增加;红山文化晚期, 典型者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三位一体的大型祭祀建筑的发现大大丰富了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文明起源的意涵。
红山文化社会从中期开始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发展, 呈现出与红山文化早期及先红山考古学文化不同的面貌。遗址的数量和密度的明显增多, 彩陶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多, 彩陶纹饰由简单到复杂, 泥质彩陶的数量逐渐占陶器的主导地位。遗址的数量和密度的明显反映出人口数量的迅猛增加;发达的陶器、玉器、建筑业则表明手工业生产有了专门化。人口数量的迅猛增加, 导致食物需求的大量增加;手工业的专门化则表明红山文化社会有了一群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社会群。二者都要求红山文化社会生产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延续该地区传统的狩猎采集经济必然不能够满足快速增加的食物需求。且仰赖自然的狩猎采集经济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从属性。唯一能够满足红山先民对于食物需求的经济活动只能是主动性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聚落的地理位置来看, 和兴隆洼文化的遗址相比, 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遗址相对高度下降则表明红山文化先民为了更稳定地获取食物而选择在适宜农业的河谷森林地带[7]。
红山文化先民所处时代的属于气候上的全新世大暖期, 较之今天更为温暖湿润, 适宜农业生产、狩猎采集。红山文化中后期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食物需求的迅猛增加, 而以狩猎采集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不能从自然中获取稳定的、足够的食物。迫使红山先民改变传统的经济活动方式。红山文化石制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也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可能。较之红山文化早期的彩陶, 红山文化中期以后彩陶在数量和种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彩陶的纹饰也更繁复, 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有一定的共性。我们有理由相信, 红山文化在吸收了中原仰韶文化先进的彩陶制作技术的同时, 中原仰韶文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辽西地区。
在农业生产成为红山文化主导经济形态的同时, 狩猎经济始终是红山文化经济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牛河梁第五地点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 分布于16个灰坑、1条探沟和一号冢中, 其中梅花鹿的数量最多, 其次为狍、猪、獐等。第五地点的动物骨骼主要发现于下层灰坑中。该层曾出土大量的陶器及磨盘、磨棒、石斧等遗物, 说明建冢之前红山先民曾在此居住。第五地点出土的动物骨骼除狗是驯养之外其余均是捕获的野生动物[8]。这些情况表明狩猎经济始终是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农业生产对宗教崇拜、玉器制作的影响关系
红山文化农业经济成为红山文化的主导经济形态, 导致辽西地区的一次产业方式的革命, 带动了手工业、建筑业的巨大进步, 促使社会组织形式、宗教信仰的改变。当农业成产成为红山文化社会的根本, 那么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就成为红山先民最关心的问题。
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应当取决于自然天候、劳动力的充足发展、土地肥沃程度、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等因素。适宜的温度、充足的雨水是农作物生长发育、获得丰收的必要条件, 而辽西地区正处于生态交错带上, 在全新世大暖期普遍比现在偏暖, 适宜农业发展, 但气候条件并不稳定。在全新世早中期降水波动比现在还大, 湿润期增加30%~40%, 干燥期减少35%~40%[9]。表明不稳定的气候条件成为影响红山文化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土地在耕种若干年后必然导致土壤的贫瘠, 开垦更多的土地就成为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而开垦更多的土地则需要更多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是长时间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而来, 短期内农业生产技术不可能有较大提高。
由上所述, 气候条件、人口因素成为影响红山文化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 而祈求农业生产能够风调雨顺、人口得到稳定增长成为整体红山文化先民的愿望。
红山先民对于人口增长的愿望体现在红山先民对于女性和女祖的崇拜。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女神庙的发现体现出红山文化先民的女性祖先崇拜, 而女性祖先崇拜则源于母权制氏族社会中女性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和中心, 更是氏族繁衍的决定性力量[10]。而喀左东山嘴大型祭祀遗址中出土的两件裸体孕妇像也印证了红山先民对人口增长的愿望, 反映了红山先民对女性的生育崇拜、对女祖崇拜以祈求子孙繁衍。
红山先民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则在红山文化的祭祀性遗址和相关玉器题材方面有所体现。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号冢的发掘, N2Z3平面近正圆形, 由三层以立石为界桩的阶台和坛上积石组成。形如北京天坛的三层台, 而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求雨和祈祷丰年的专用祭坛。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 红山文化对中国后世的宇宙观、宗教观产生了深远影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中的祭坛是红山先民用以祭天的地方, 祈求农业的丰产。
根据最新发表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4个地点共出土玉器183件。其中, 只随葬玉器的43座墓, 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9.6%。唯玉以葬的习俗在牛河梁的墓葬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集中表现于上层积石冢的高等级墓葬。大型石棺墓随葬玉器数量明显多于小型石棺墓, 且积石冢中心性大墓随葬玉器的种类和组合关系明显高于小型墓。比较典型的是牛河梁第五地点。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一号墓不仅是一号冢的中心大墓, 且是整个第五地点的中心大墓。N5Z1M1随葬玉器7件:其中玉鳖2件, 璧2件, 勾云形器1件, 鼓形箍1件, 镯1件。而第五地点二号冢的M2出土镯2件, 坠饰1件;M3出土1件玉镯;M9出土1件玉蝈蝈。第五地点三号冢未随葬玉器。墓主人生前地位的不同, 不仅反映在墓葬规模大小, 而且反映在随葬玉器的玉器组合和随葬玉器器型的差异。在第五地点的中心墓与小型石棺墓随葬玉器的差异, 表明红山先民有意识地用随葬玉器的玉器组合关系和玉器器型的悬殊来标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差异。以随葬玉器的数量、器型、组合关系的为内容的葬玉制度表明玉礼制在红山文化中已经出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掘和大量玉器的发现, 表明红山文化社会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红山社会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红山文化社会已经发展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用玉制度。
成熟用玉制度的形成需要高度发达的玉器手工业的支撑。当农业生产成为红山文化的主导经济部门, 促使生产力的爆发, 为玉器制作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也对玉器题材的制作产生影响。生产工具的进步促使玉器加工技术的提高, 使得加工更大、更复杂的玉器成为可能。玉器制作的专门化, 使得玉器制作的经验、技术能够得到传承、提高。红山文化先民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使获取大量优质玉材成为可能。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 玉器在红山文化社会占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不仅具有区分身份等级差异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红山先民用来沟通天地、用以通神的神器。根据玉器出土的题材, 可将其分为四类:生产工具类、装饰题材类、动物题材类、特殊类。其中, 勾云形玉器、C形龙、方形玉璧皆属于特殊器类, 是红山先民用以祈雨的神器。
勾云形玉器较多地出土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中, 有着基本的造型特点:玉器呈片状, 中心呈为云盘卷状, 四角有四个勾角。这些特点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快要降雨时风云变色的情形。在为自己的部落谋取利益的过程中, 公众巫师首要的任务是学会控制天气, 特别是保证降水。为了履行职责, 巫师们通常采用顺势原则或模拟原则。例如, 如果他们希望降水, 就以洒水或蒸汽的方式模拟云朵11。勾云形玉器的制作可能是用来模拟云气形象, 巫师用之来交感天地, 祈求降水。
目前有出土地点的C形龙有两件, 一件碧玉龙, 一件黄玉龙, 皆出于内蒙古翁牛特旗。C形龙的基本形制为C形, 长吻, 飘鬃, 细长卷曲身体, 鬃占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两条C形龙可能是模拟了句龙的形象, 表现出红山先民的龙神崇拜, 用以以祈求龙神能够保佑降雨丰沛。
玉璧是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重要器类。牛河梁出土的玉璧有32件, 在牛河梁所有出土玉器种类中数量最多, 占出土玉器总数的17.4%。红山文化的玉璧厚度较薄, 璧体中间较厚, 边缘薄似刃, 外援呈圆角方形, 内援呈圆形, 外方内圆。有意思的是, 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随葬2件玉璧、1件勾云形玉器、2件玉鳖、1件鼓形器、1件玉镯的玉器组合, 2件玉璧出于墓主人头部两侧, 勾云形玉器置于墓主人胸部, 2件玉鳖出于墓主人的左右手。N5Z1M1随葬的玉璧、勾云形玉器、鼓形箍、玉鳖四种重要玉器器类的组合关系, 在牛河梁所有随葬玉器墓葬中仅此一例。表明N5Z1M1墓主人非同寻常的地位, 应是在红山文化社会中具有最高等级地位的人。玉璧在这组玉器组合中, 表现出红山先民的天人观。玉璧与其他三种器类组合起来, 是用来交感天地, 祈求上苍保佑农业生产风调雨顺。
五、结语
红山文化中期, 辽西地区发生了一次产业革命。农业生产代替狩猎经济成为了红山社会的主导经济形态, 推动了红山文化的建筑业、陶器制作和玉器制作的繁荣, 也影响了红山先民的宇宙观和宗教信仰。
参考文献
[1]索秀芬.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考古学文化经济形态转变及其原因.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3, 1.
[2]刘国祥.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探讨.东北文物考古论集, 93.
[3]张星德.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工具的量化研究与农业水平评估——兼论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的特点.东北史地, 2008, 6.
[4]吕昕娱.红山文化经济形态述论.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8.
[5]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考古学报, 2011, 1.
[6]文物出版社.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2:152-155.
[7]夏正凯, 邓辉, 武弘麟.内蒙古西拉沐沦河流域考古学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地理学报》, 2000, Vol55, 3.
[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8:509.
[9]史培军.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降水变化与“波动农牧业”.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1989, 3.
[10]吕大吉.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宗教的形成和演变.原始宗教与萨满教卷.民族出版社, 2008: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