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制度（共9篇）
观念制度 篇1
摘要：“国老”作为春秋时代人们赋予孔子的一种形象认定,表现了时人对孔子的尊敬。“国老”具有一定的制度内涵,而对孔子的称呼则又赋予其道德意义。儒家大体持有进取的人生态度,这对理解孔子形象至关重要。对于孔子,只有从全景式语境出发,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其人生的各个方面,才会对其形象有真实的认知。
关键词：国老,制度,观念,孔子,形象
孔子的“头衔”自古至今多有变化,从昔日的素王、“大成至圣先师”,到现当代的贵族统治阶级“代言人”、“东方圣人”、儒家学派创始人、教育家,甚而至于为孔子所默认的“丧家狗”,近若干年来“被昵称”的“知心老人”等,聚讼纷起,名目不可谓不多,但都渊源有自,都颇得孔子之“一体”。至于时人指称孔子的“国老”则似乎被遗忘了。
一
“国老”作为春秋时代人们赋予孔子的一种形象认定,表现了时人对孔子的尊敬,但这一形象认定或者说称号一直未引起充分重视。“盖棺定论”,回到孔子的历史存在,从其离世时获得的评价上溯,将若干事件与言论整合起来,我们或许会认识一个更为全面的孔子。
《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1]2177哀公对孔子的去世表现出这样的情感,可能很是出乎不少人的意外。但他的学生认为诔文有不足。《左传》紧接着有下文,孔子弟子子贡说:“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1]2177子贡的不满有二,一是,鲁君“生不能用”孔子,这是“非礼”。二是按礼,“余一人”是天子自称,而鲁公用之,这是非名。子贡可真是孔子的好学生,得到了孔子做事析理必须认真的真传。其实,对“生不能用”的追讨已然没有意义;“余一人”确实是天子才能用的自称之词,不过时人早已不再按“常礼”行事,对子贡来说最感欣慰的应该是孔子受到的较高评价。与统治者对孔子一生的定评相比,子贡所非着实是不着边际的漫议。当然,或者有人认为既然孔子曾自认是“丧家狗”,哪能享受有这样的哀荣呢?引文中的“自律”,杜预注释曰,“律,法也。言丧尼父,无以自为法。”[1]2177《礼记·檀弓上》亦载有鲁哀公之诔,其文有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2]1294一称为“老”;一称为“耆老”。借用俗语来说,孔子之于鲁国真可谓“国有一老,好似一宝”了。昭公是以孔子为取法、学习的榜样,同时也看作是辅助自己的重臣。所以,上述“伤心语”必定包含有鲁哀公一定的诚意,不可一概斥为程序语言而忽视或轻视其真情实感。将大同小异的两处诔文结合起来看,掌握话语权力的当政者确实给予孔子以较高的评价。
其实早在《左传》哀公十一年就有时人称孔子为“国老”的记载,其文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1]2167季孙氏为秉持国政的鲁国三桓之一,在实行田赋改革之前,他向孔子咨询多次都碰了钉子,还是不改初衷地再三请教,并尊称孔子为“国老”,孔子最终还是不予理睬,并在私下与弟子冉有人诋议其人,着实是大大地驳了这个实权派的面子。
二
《礼记·王制》有“国老”条目,其中谈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地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东序、东胶,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于西郊。胶之言纠也,庠之言养也。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乡学亦如之。”孔颖达疏:“国老者,国之卿大夫之致仕者”[2]1346,即指退休的卿大夫可称为“国老”。这样的解释对于《礼记·王制》的语境来说并无不可,不过如果离开这一语境,则不必胶柱鼓瑟,而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在中国古代重视德行伦理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老”除了表示阅历丰富、智慧高深与人情练达之外,还应该意味着德行的超群。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说,在周代,固然所有的退休“国之卿大夫”都可称为“国老”,但在实际操作中,那些无所作为、庸庸碌碌的退职者可能并不能获得这样的称许。甚而至于退职者中还会有一些“为老不尊”者,他们是断断不可以被称以此种名头的。或许只有那些有所作为、德高望重的退休卿大夫才可能被称为“国老”。史载“国老”之人及名相当少,这从《左传》对“国老”的载录可见其一斑。书中只有两次提及“国老”,一次是称孔子,见前文;另一次,是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蔿,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1]1822,“国老皆贺子文”中的“国老”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共名出现,行文之中并未一一交待其姓名。而对孔子的载录则是相当明确的一种称呼,即在《左传》孔子是唯一具名的“国老”。以当今社会的现实来参照,在社交场合称“老”也并不应用于所有长者。所以将孔子称为“国老”理应是一种极高评价。这其实与儒家及孔子的政治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儒家持有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人所共知的。《论语·子罕篇》曾记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子贡的对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3]2490子贡说,某人有一块美玉,是装在盒子里收藏起来,还是等个好价钱卖掉呢?而孔子几乎是急不可奈地连声说,卖了它!卖了它!如果是我,一定得等个好价钱卖了它!学生实际上是想探问老师,是一直就这样怀膺美好德行不出仕,还是择机而动呢?孔子忙不迭地选择了后者。孔子急切的用世之心由此可见一斑,一有机会他必定会跳将出来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如果将时人及后人赋予的诸多头衔,连同“国老”一起陈列出来,由他老人家自己来选择,他是否会选择“国老”呢?很有可能。《论语·先进篇》载:“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3]2500,这其实只是孔子远大理想不得实现,退而求其次的无奈。在该文中,在子路、冉有、公西华离开后,孔子与曾晳还有对话:“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3]2500这一段对话已经将孔子热衷于“国”、“邦”、“诸侯”之事交待得很清楚了,在他心目中,无论是多么小的“国家”,都值得去治理;无论怎样的“国事”,都值得去做。所谓“国老”之名中,“国”字正可与此处“国”、“邦”、“诸侯”等做相关联的解释;而“老”指长者。所以“国老”之名,他必定是非常乐意接受的。
四
回顾孔子的一生,他曾广收门徒,授以多门学问,且多志在仕途,但周游列国不得意,退而修书。现在看来,孔子的人生价值似乎主要是在其晚年,甚至是在其身后。不过假使由当时人的眼光来判断,仅从现实人生来说,孔子虽非极其成功的人士,倒也颇有所成。早年发奋读书,学礼实践;壮年开门授徒、游说诸侯;晚年潜心典籍、咨议国政。在仕途上,孔子曾官为司寇等职,也展示过为官的胆略和魄力。《荀子·宥坐篇》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此举甚至引起了门人的质疑,于是孔子详为解说原因,孔子之言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4]521孔子引经据典、意正辞严,为自己诛少正卯找到了足够的理由,正可谓意气挥洒、正道而为。虽然少数后人曾对此有所怀疑,但《荀子》并非夸饰之书,据孔子的率性的脾气这样的事也并非不可能。尽管这对孔子来说只是偶一为之,未足以成为其“常行”,但已足以看出孔子为人之有大略、有气魄。尽管一生坎坷,孔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我实现,晚年还得以发挥余热,参与政治活动,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予以“国老”之号是合适的。
评价人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取其一偏加以阐扬放大,固然也是其人面貌之一端,在当时也是现实与高效了,或者还能博得较多关注,甚至引起轰动效应,但从历史的长期来看,只有全景式语境方为“正史之道”。诚如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六》中论及品评陶渊明时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5]436从全景式语境出发,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其人生的各个侧面,才会有对历史人物的真实认知,否则容易远离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认识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也不例外,试图用其某一个时期的情况来概括其一生显然是不合适的,“国老”也只是孔子人生中到了一定年龄阶段被赋予的称号。即如“丧家狗”只能适用于孔子奔走于大小诸侯国、席不暇暖之时,否则必定会以偏概全。青年时期的孔子当然也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东方圣人”、“知心老人”。总之,评价孔子这样的历史人物既要注意整体性,又要关注阶段性,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地和辩证地认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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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制度 篇2
李卓丈《《《《《《《《《《《《《《《《《《《<《《《《《《
近代以来,家族制度间题是日本重要的道德间题、政治间题和法律问题,日本人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经济生活都被置于“家”的观念的束缚之下,可以认为,近代以来日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及家族道德有密切关系。“君臣一家”、“劳资一体”、“企业一家”的观念,便是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在日本人的政治关系及经济关系中的突出反映。本文拟对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特征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一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特征
在日本历史上,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曾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随着平安时代末期以后日本脱离汉文化圈影响的倾向日益明显,其家族制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所谓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是指在家族结构、家族道德等方面都具有本国的特点的家族制度,它在幕府时 代产生并不断巩固,在德川时代达到顶峰。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民法》,的制定,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这种曾经盛行于武家社会的封建家族制度被推行于全体国民,成为此后一直到1945年战败为止日本国民家族制度与家族生活的准则。
具体说来,日本传统家族制度最具特色之处有以下几点: 1.重“家”而轻个人。在日本人的家族制度与家族意识中,永远伴随着一种观念,这就是“家”。这种“家”是“依托于祖先之灵、纵式的、连续的观念式存在”,¹也就是说,在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具体的家族之上,还有“;家”这个“超越个人的生命、祖孙一体的永远的生命体”。À不管家庭成员发生了什么变化(如出生、死亡、结婚、分家等),这种 观念上的“家”都保持其统一性而存在下去。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生儿育女的具体家族不过是“家”的现象形态,即使家庭成员在肉体上全部不存在了,或被除掉户籍,也并不意味着“家”的消失,它在观念上依然存在,因此,也就有家族再兴的可能。由此可见,日本的“家”比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具体家族有着更深的内涵,它除了组成“家”的人员之外,还包括作为居住的房子和家产(如土地、山林等)以及为维持家业的生产手段和埋葬祖先的墓地等。这些东西被作为“家”的古往今来的整体,在人们的心目中比实际生活在这个家里的具体成员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象征这种超家族的“家”的家徽(家的标志)、家 系(家的名誉)和家号等受到日本人的格外重视。毫无疑间,对于家庭成员来说,立于个人之上,支配个人的“家”是第一义的存在,一切为了“家”,“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便是人们的行动准则。为了“家”的延续和兴旺,家族内实行严格的家督½继承制,即由一人(一般是长子)继承家业和家长权,同时,也继承大部或全部家产,长子以下男性成员可以在结婚之后建立分家,并从本家领受一部分家产,但没有要求财产的权力。家庭成员的婚姻、从事职业、居住地的选择等都要服从“家” 的利益,并由家长来决定,他们所处的被管辖和服从的地位,决不会因成年和才华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种重家而轻个人的情况同样反映在家长身上,在“家”的观念下,家长就象是一场接力赛的选手,他的任务是接过父祖手中的“家”的接力棒,再传给子孙乡被认为是“家”的一时的代表和家业的管理者。家长实际上也是为了“家”而生活,所以,他的品德和才能相当重要,在日本历史上,让不称职的家长隐居或与无能不才的继承人断绝关系的事例并不少见。由此看来,在日本的家族中,至高无上的是家长权而不是家长,故有人将日本的家族秩序称作“家的父家长制”。¼
2.重家名而轻血缘。由于“家”是超家族的,所以,在日木人的家族中,血缘关系并不是构成家族的唯一纽带,模拟血缘关系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于两种目的,首先,是为了“家”的延续。由于在日本人的家族中不仅以父子关系为核心,更强调祖孙一体,所以,自永久不灭的“家”的观念产生后,“家”的延续便成为家族成员的头等大事,断嗣意味着“绝家”。为避免这种家族最大的不幸发生,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取养子而代之,或是在只有一女儿的情况下招婿进门,让其继承家业。为了传家名这一根本目的,作为家业继承人的养子从上门开始就要放弃自己的家系而改称养家的姓。有了养子,养家解除了后顾之忧,养子本人也无须感到难堪,外人更不会因此说三道四。在日本人眼里,家名和血缘孰重孰轻,日本人选择的是前者。其次,是为了家业的经营。一些家族中往往雇佣一些使用人,让他们参与家务和家业的管理,他们被视为家庭的一员,并与主人保持终身的主从关系,有的人甚至还能成为家业继承人。所不同的是,他们无须改变自己的姓氏。在这一点上最为典型的是德川时代商家的“奉公”制度,奉公人从10岁左右起进入主家作丁稚(学徒),一般要经过20多年的时间才能成为店员。其间,奉公人的衣、食、住及教育都由主家负责,俨然是主家的一个成员。到了店员这一级,主家便根据他们长年“奉公”的功绩,给他们资金和作为商家标志的“暖廉”,让其作为本家的一个支店独立经营,称为“别家”。显然,这种主从关系与模拟血缘关系互为表里的“奉公”关系己远远超出单纯的契约关系,并使阶级关系混淆不彰。在整个封建时代,将主从关系模拟为家族父子关系的作法成为「l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习惯,人的性格的捧角被磨光了,习惯于以服从为本份,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
3旧本家族道德中的孝与恩。对于父母的孝是中日两国家族道德的核心,但是比较起来,日本的“孝”与中国的“孝”在内容上又不完全相同。在中国的孝道中,单方面强调亲权,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而在日本的孝道中,还有“恩”的内容,即子女的孝就是报父母的恩,孝是以恩为前提的。这种以恩为基础的孝的说教在德川时代就已流行,在日本近代的儒家道德教育中又被进一步提倡。如在作为小学教育指导的《幼学纲要》的第一章“孝行”中这样写道:“天地之间,无没有父母之人,自其最初受胎、生诞,至于成长之后,其恩爱教育之深,莫如父母, 常思其恩,慎其身,竭其力以事之,尽其爱敬,子之道也。”½对孝道的反复宣传和强调是当时中小学修身课的重要内容。子女的孝的义务的根据,是父母对子女有恩,因为父母对子女有恩,子女就负有报恩的义务,这就是日本家族道德中孝的伦理。那么,父母的恩包括哪些内容呢?最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养育之恩”,此外,还包括为子女成家,让子女立业,也就是说将家业与家产传给儿子,由于家督继承人在众兄弟中居优先地位,他也就是格外宠受到父母之恩,所以要比他人更尽孝。“持孝行乃人伦之最大义”夕孝的内容除了尊敬父母,对父母恭顺、服从这一
根本的孝之外,还有要立身出世,扬家名于天下;赡养父母;为继承和发展自祖宗传下来的“家”而生儿育女。表面看来,父母的恩与子女的孝是互为条件的,仔细分析起来,生养子女,抚育其成人,帮其成家立业,只不过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世界古今皆如此,而在日本人的家族道德中,却被作为一种恩而反复强调,要求人们知恩、报恩夕以尽孝作为回报,实际上是以更隐晦的办法强调家长权,让家庭成员心甘情愿地去服从家长的统治。所以说,在恩的外衣包藏下的日本的孝与赤裸裸的要求绝对服从的中国的孝,其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是被迫与无奈,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则多了几分主动与自觉。父母与子女间的 这种终生的恩与孝的关系使得在“家”之内形成一种永久的恩义关系,即本家对分家有庇护之责任,有永久的恩情,分家永远对本家有报恩的义务。恩与孝的观念也同样渗入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武士团首领与武士,领主与臣民间的“御恩”与“奉公”的关系是日本封建主 从关系的牢固基础。再联想到现代社会日本人的伦理观念中,十分重视“恩”和“情义”、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意味着“我对某人负有义务”¾这一点,恐怕也是从家族道德中的恩与孝观念演化来的。综上所述,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家”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的存在,也是他们终生为之奋斗并终生受其辖制的精神的存在,它基于血缘而成又不唯血缘,“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成员个人微不足道。在家的观念下,日本人的家族结构往往以超现实、超血缘、超阶级的“复合大家族”的形态出现,所以极易被利用和扩大,从而服务于某种目的,长期的家族生活的熏陶,也使日本人能够接受和适应社会生活的家族化。事实证明,日本近代以来,在所有的人群集中的、被日本人称作“场”的地方,如村、如企业、如学校、如国家,都是一个被扩大了的“家”。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国家伦理中的“君臣一家’夕和企业道德中 的“劳资一家”与“企业一家”。二家族传统与“君臣一家”
所谓“君臣一家”是近代日本统治者极力鼓吹的家族国家观的核心,它利用传统的“家”的原理,将国比拟为家,将君臣关系比拟为父子关系,是直到战败为止日本统治阶级控制民众的有力工具。明治维新后有两大事件为家族国家观的形成推波助澜,一个是“民法
典论争”,一个是《教育救语》的制定。所谓“民法典论争”是明治维新后就民法的颁布与实施,围绕着是维护封建的家族制
度,还是对其稍作改革,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间题,’在法学界展开的一场激烈的论
战。为了建立、健全近代法制,明治政府从1870年就开始了民法的编纂工作,经过各种周
折,直到1890年才正式公布(史称“明治旧民法”)。它参照了法国民法,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男女平等及削弱家长权的进步性,它一经公布,便引起轩然大波。以东京大学法学部教
授穗积八束为代表的“延期实施派”对这部民法最强烈的指责就是它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 义倾向,破坏了日本家族制度的“固有的美风”。如他在《民法出则忠孝亡》一文中宣称, “我国乃祖先教之国,家制之乡,权力与法皆生于家”,指责民法“先排斥国教,继而破灭
家制”,“视三千年之家制为敝履”。¿穗积八束等人明确地将国体问题与家族问题联系在
一起,并提出“权力与法皆生于家”的理论,不容对作为天皇专制主义基础的传统家族制度
产生任何动摇。“民法典论争”最终是“延期实施派”取胜,实质则是作为明治政权主要支
柱的官僚、大地主、政商、藩阀的胜利,造成“明治旧民法”夭折,’代之以1898年开始实施 的维护和肯定封建家族制度的“明治民法”。“民法典论争”是家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充分暴
露和表演,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奠定了传统家族制度在日本近代史中的法律地位,也奠定了 家族国家观的理论基础。
《教育救语》的制定,是家族国家观形成的标志。明治维新后不久,教育界在“文明
开化”口号下实行的欧化主义教育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1879年,天皇的侍讲、儒学者元
田永孚以‘怪旨”的名义,发表了《教学大旨》,批评学校教育“轻视仁义忠孝,徒洋风是
竞”,主张“自今以后,基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À此后, 尽管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与干涉,并采取了将过去的在学校各门课程之末的修身课改列
为各门课程之首、编写解释儒家道德的《幼学纲要》,作为小学教育指导等措施,但是,元
田永孚倡导的以儒家道德教育为主的教育方针受到坚持文明开化的一些“开明派”的反对, 并引发了一场包括思想家、教育家参加的“德育论战”。明治维新以来的自由教育政策和尊
重实利、偏重智育的倾向并未即刻改变,因此也就出现了在小学学了六七年的学生,不知君
臣是指何人的情况。Á1890年初,一些地方官员上书首相山县有朋,指责那些“从美国回来 的学士”“主张极端的西洋派学说”,致使文部省的政策偏重于智育,其后果,“将紊乱社
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 要求大兴德育,增加伦理修身课的时间。于是,在山县有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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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1993年第4期
亲自策划下,1890年10月,公布了明治天皇亲自签署的《教育效语》。《教育救语》将以“孝
父母”为首的浸透了儒家道德的十多条规范作为臣民应守的德目,将儒家道德与近代资本主
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的权威,’为持续多年的“德育论战” 划上了终 _ lf.符,是明治以后意识形态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如果说在“民法典论争”和《教育救语》公布之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教育政策
只是在学校中部分推行着的话,那么,自“民法典论争”与《教育救语》公布后,’这种儒家
道德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根本方针,而且由学校推向全社会,成为日本国民精神生活的主
要内容。在甲午战争中,经过日本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忠君爱国由过去只是学校儿童的口
号,发展为“铭刻在人们心底”的巨大精神力量,全体国民作为“臣民”团结在作为“民之
父母”的天皇周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得当时的统治者更加认识到家族国家观对
于长期生活在家族社会的日本人来说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因而,进一步加强了家族国家观
在教育、思想、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运用与推)b。如1904年,文部省首次编纂了国定修身教
科书,1911年又进一步修订,书中充满了忠孝一致、君臣一家、忠君爱国的家族国家伦理道
德的内容。尤其是在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体制下,‘对家族国家观的宣传和鼓吹愈演愈烈,致
使日本国民陷入以“忠君爱国”为号召的战争狂热之中。
所谓家族国家观就是将政治权力与家族父子关系等同起来,实现了天皇(君主总家长)对国民(臣民、家庭成员)的统治的国家伦理观,它是在传统的家族制度基础上派生出来 的,因此,家族关系中必须遵循的一切伦理道德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中。首先,鼓吹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将国作为家的扩大。东京大学教授、哲学家井上哲次
郎在其所著《救语衍义》一书中赤裸裸地宣称:“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一即一
国为一家之扩充。” 既然,国是家的扩大,那么,天皇自然就成了总家长,所有日本国民则
是天皇的“赤子”和“臣民”,天皇与国民的关系“义为君臣,情为父子”,“一国之国君
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这种鼓吹的目的,就是要求国民象
侍奉父母那样去服从天皇的统治,使天皇专制主义统治得以顺利实现。官僚学者加藤弘之曾
夸耀这种君臣之间的父子式关系“非中国和欧洲之君民可比”,事实正是如此,这种将政治
权力与家族关系等量齐观的作法,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的一大创造。其次是鼓吹忠孝伦理道德。由于人们将国与家等同起来,所以,忠孝一致也就成了人们 的道德准则。“一切为了家”的观念被引入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变成对夭皇的绝对服从。
“个人对家之观念的厚薄关系到人民对国之观念的厚薄,爱家之心能成爱国之心,孝亲之心
是爱国之心的基础。”À持孝行是人伦之最大义,那么忠君爱国则是“臣道之第一义”,子
敬父母的人的自然的感情被服务于维系君臣关系,因而极具蛊惑性。所谓忠君爱国就是要无
条件地、抛弃自我地绝对服从国家和天皇,直至奉献个人的生命。以“君臣一家”相标榜,以忠君爱国相号召的家族国家观在维护天皇统治和日本军国主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98页.@¾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64页.0明治43年固定修身教科书高等科,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3页.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
_____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使人们淡漠了阶级观念,安于统治和服从,并积极奉公—许多人都是自觉自愿地投入‘怪战”。他们不知天皇专制主义统治正将他们一步步推向灾难与毁灭,对天皇的迷信和崇拜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在战后民主改革
时,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现“天皇是胜过二十个机械化师团的战斗力量”,并将其依然作
为“刺激国民忠诚和爱国行动的中心”而保留下来。¾“君臣一家”的观念造就了日本人愚
昧的忠诚,使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较为顺利地推行了对外侵略政策,其结局,不仅害了别
人,也害了自己,这是日本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悲剧。三家族传统与“企业一家”
近代以来,与意识形态领域里推行以“君臣一家”为核心的家族国家观的同时,“企业
一家”、“劳资一家”也是在日本企业界盛行的口号。所不同的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的失败,宣告了家族国家观的彻底破产“君臣一家”,受到唾弃,而“企业一家”、“劳
资一家”则经过改头换面被保存下来,形成堪称“日本式经营”的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核 心。
日本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并不亚于老牌资本
主义国家,工业化时代的工厂只不过是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的那种黑暗的、地狱般的工厂的变
种。劳动条件苛刻,工人工资低,而且没有保障,造成工人不等契约期满就中途逃跑,因而
出现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曾作为德川时代商家经营灵魂的终身雇佣思想被彻底抛弃。同
时,急速的产业革命浪潮使得文化技术基础薄弱的后进国家日本自然而然的发生人才不足。
这些情况使得资本家频频哀叹,过去的工场主与职工间“亲睦协和恰如家族师徒关系渐渐消
失”,“雇者、被雇者的规律紊乱”。¾资本家不得不正视工人的频繁移动造成熟练工人严
重不足的现实,逐渐认识到留住一个有能力的工人,比让他们逃走并另雇一个人更为合算, 因而不得不改变策略,重新拾起已被抛弃的德川时代商行的家族主义经营思想,用家族式的
“温情主义”掩盖对工人赤裸裸的剥削。
从明治末年起,一些大企业就推出了家族主义的经营方针。纺织行业的大企业钟渊纺织
在当时的舆论对纺织业劳动条件恶劣的强烈指责下,学习美国和德国一些大企业的经验,率
先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劳务管理的措施。如建立乳儿保育所,设立职工卫生基金;建立注意箱
制(即由从业员就各种困难、问题向公司方面投书,然后由公司予以解答和处理),开办学
校,进行从业员的企业内教育;发行旨在勾通劳资双方感情的社内杂志,进而于1905年创设
了由公司和从业员共同出资、以救济从业员为目的的“钟纺共济组合”。钟纺的创始人武藤山
治将这套管理体系称作“大家族主义”,他认为“吾国家族制度与西洋不同的美点在于各人
按其能工作,皆基于温爱之情,其中充满尊敬与牺牲精神,即使如何思想过激者,在家族内
也不得抛弃温爱之情”,“把一家内每个人之间亲密关系推广于社会,任何人也感到满
¾井上清:《天皇制》,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页。
倔江保藏:《日本经营史中<家>的研究》,临川书店昭和59年版,第96页。76世界历史1993年第吐卿l 足”,@因此,他提倡将存在于家族间的温情实行于雇主与被雇者之间。钟纺的“大家族主
义”曾被作为日本式劳务管理的典型和样板,它同日本铁道院于明治末年提出的“国铁一
家”的口号一起流传下来,至今对日本企业经营有着重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大家族主义”、“国铁一家”为代表的家族主义经营受到日
本企业界的广泛重视,原因是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使工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劳资纠纷不
断发生,还因为此时财阀企业已确立了垄断优势,随着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
提高,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对工人队伍的稳定和熟练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企业对熟练
工人的激烈争夺中,资本家已经意识到除招雇徒工在企业内自己培养外,没有别的办法解决
人才来源间题,不得不把德川时代商家培养店员的“子饲” 制度运用到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中。许多企业都设立了旨在培养熟练工人的见习工制度,见习期满则雇为正式工人,这些
“子饲工人”逐渐成为职工队伍的主体。为了稳定现有职工队伍,也开始出现了定期提薪、发奖金、企业内福利的作法,从大正年间到昭和初年,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已经在大企
业中形成惯例。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观中“君臣一家”观念的日益膨胀,企业方面也加强了
对“劳资协调”的宣传,连当时的全国性工会友爱会在创立之初也推行“劳资协调”的方
针,主张“劳资宜相亲不宜相背”,“两者的关系如鱼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圆满发展事
业”。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大正年间的工人运动。
自1937年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全国各行业都被纳入战争体制,在工厂企业界里推行的
“产业报国运动”将“劳资协调”进一步发展为“劳资一家”。每个工厂都要成立“产业报
国会”,以厂长或社长为会长,资本家、职员、工人都是其会员,要求人们发扬事业一家、家族和睦的精神,尽职尽责,为国家和战争服务。在产业报国联盟纲领中宣称:“我等产业
人,确信产业是资本、经营、劳动三者的有机的结合体,事业者以至诚当经营指导之任,谋从
业员的福利,从业员忠实尽其职分,举劳资一体、事业一家之实,以期产业之健全发展。”国
在这里,资本家变成了“事业者”,资本家、职员、工人都成了“产业人”,成了没有身
分差别的“劳动者”,阶级的概念被彻底抹杀了。从表面上看,“劳资一家”与“劳资协
调”都是强调劳资双方的一致,而实际内容并不相同。“劳资协调”是承认劳资双方的对立
关系,’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达成双方的和解,而“劳资一体”从根本上否定劳资双方的对立
关系,强调资本、经营、劳动三者是个有机体,因而,不仅更受资本家的欢迎,而目更具蛊 惑性。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作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封建的家族制度被废
除,但是,在企业中以“劳资一家”、“劳资一体”相号召的家族主义经营却与日本人的传
统家族道德一样,并未因一纸法律而消声匿迹。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巧妙地运用日本人的
家族传统与家族道德,将战前日本人的“一切为了家”的观念和家族主义经营传统移植到现
间宏:《日本的经营》,日本经济新闻社昭和53年版,第91一92页.意即自己培养的人.德川时代商家的使用人一般都是在很小的年纪进入商家,按照丁稚(学徒)、手代(助理店
员)、番头(店头)、大番头(掌柜)的阶梯向上升进,终生为主家服务,称为’子饲”制度。
间宏:《日本劳务管理史研究》,御茶三水书房1978年版,第78页。
掘江保藏:《日本经营史中<家>的研究》,第6。页.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
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劳资之间结成“命运
共同体”,人们将它称作“集团主义经营”或“公司主义经营”,被誉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
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以优取胜的“秘诀”,日本人对此也颇引为骄傲。不论是战前的家族主义经营,还是战后的“集团主义经营”或“公司主义经营”,其共
同点都是将传统的家族制度原理和家族道德运用子企亚的经营管理。基于日本人的家族传统
和家族观念,企业也可成为以人伦关系组合的大家庭,最高经营者社长、厂长就是家长, 所有从业人员都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在这个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和经营者与从业
员的工作关系掩盖了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关系。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是家族主义的,具体说
来,在雇佣关系上,实行终身雇佣制,一旦被雇入某一企业,只要没有严重损害企业名誉, 只要不对如父亲般的经营者进行反抗,企业就不会轻易解雇工人,这样,不仅增加了职工的
安定感,也增强了对企业的忠诚心,同时,使企业有了稳定的职工队伍。在工资制度上,实
行“年功序列制”,如同在封建式家庭的兄弟姐妹中要严格遵守长幼之序,日本的企业不仅
在用人上实行明显的论资排辈,而且职工的工资也要根据在企业内的连续工作的工龄来决
定,这种工资制度是“属于终身雇佣制或叫做‘企业一家’的经营制度中最基本的体制”。@作
为家族道德中“孝”与“恩”的观念的延长,在日本的企业中除了要求职工的服从和忠诚, 也提倡企业的经营者讲究“恩情主义”,实行企业内福利制度,对职工的住宅、休假、婚
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各种家庭事务加以关心,乃至对职工家属、子女统统给予福利待遇, 这些都被视为经营者“恩情”的表现,使企业更带有家族色彩。在劳资关系方面,推行家族
主义意识形态,宣扬有了企业的繁荣才有从业员的幸福,要求大家在企业这个“命运共同
体”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企业经营者的反抗被视万最大的“恶德”。总之,“劳资一
家”的实质就是将雇佣关系和劳资关系家族化,变劳资双方的根本对立为协作。它最突出的
作用是赢得了工人与企业方面的通力各作,雇佣关系稳定,使企业很少面临欧美那种大规模
工人斗争造成的困境,能够建立并实现长期事业发展规划。也就是说,日本的企业从工人的
忠诚中获得了极大好处,毋宁说这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以“家”为核心的传统家族制度,不仅是战前日本人家族生活的准则夕也直
接左右着日本人的人伦关系、伦理道德、思维习惯和行动方式,“家”的观念是日本人意识
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君臣一家”、“劳资一家”这种日本特有的政治关系、经济生活、社
会生活家族化的情况正是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基础上产生的。它虽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一也是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日本民族几近
毁灭的重要的思想和社会根源。经过战后民主改革,“君臣一家”已不复存在,而“劳资一
家”仍然伴随着日本人的传统家族意识和家族道德存在于企业管理当中,并作为处理劳资关
系的根本指导思想至今发挥着令世人瞩目的影响。〔本文作者李卓,1954年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讲师〕
观念制度 篇3
从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学校和教育者针对课堂教学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期更好地解决教与学的问题，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取得了可喜的实践成果，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课堂教学改革仍存在很多工作误区和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极大地制约和影响着教育的良性发展。作为一名基层学校管理者，对课程改革的认识和对课堂教学的研究只能是“管中窥豹”，下面从两个方面谈谈自己对课堂教学改革的认识与实践。
一、课学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与误区
1.课堂改革与教学现实两张皮
课堂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正确性、全局性已经达成共识，这毋庸置疑。因此，教学改革的宣传氛围很浓郁、口号很响亮，但因为改革顺利推进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条件，如，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育现状、管理者的改革思想和认识水平、教师的教学观念、执行能力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改革实践与传统方式发生激烈碰撞，而传统方式往往会占据上风，逐渐让课堂改革成为一个口号。因此，课堂教学改革常常是开始决心强、口号很响亮，中途信心弱、实际左右望，结果不了之、无功返常态。
2.跟风冒进不切合实际
在教育大环境下，教学改革好像成为学校品位发展的“代名词”，不改革就意味着落后，因此，众多学校就被推进了改革的洪流，不管是否准备好，不管是否具备改革条件。主要表现为：一是集团化推进课程改革，集中学习某地某校的成功做法，不联系学校自身的教育实际，照搬课堂操作模式，照搬学生评价方式，为失败埋下种子。二是突击进行教学改革，一夜之间“百花齐放”，挠一下头，开几个会，没有理论基础、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分析诊断，学校课改方案就出台了，“名目繁多”众多的“课堂模式”就开始实施。三是追求短平快，期待短期出成果。学习借鉴别人的固定模式，不考虑别的学校的环境、改革现状、配套措施以及成败得失，追求表象和形似，违反教育发展规律，改革走入死胡同。
3.教育评价与课堂改革相冲突
教育评价永远是课堂改革的指挥棒，基于素质教育的课堂改革，必须有素质教育评价体系作为支撑，否则，改革无法深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评价，反之，有什么样的评价，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才，死读书、读死书的根源是“分数至上”的教育评价。如果对学校、对教师、对学生的管理、考核、评价过程和标准，没有真正转向以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人才为目标，教学改革就会“带着镣铐跳舞”，最后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
4.主导地位与主体地位相互错位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统领者、组织者、引导者，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使命和责任。有的课改片面追求学生的参与度，强调合作、探索的形式和氛围，最终导致从“满堂灌”走向“满堂问”，有的课改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成为优秀学生表演的舞台，教师的“一言堂”变为优秀学生的“一言堂”；有的课改高估学生的学习能力，甚至提出无师课堂，教师成为课堂的观众，“开放式”教学变成了“放羊式”。过分夸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忽视甚至弱化教师作用，认为课改成功的最高境界不需要教师。
5.教学模式化背离课改本质
一味强调“打破常规，创新求异”，建立课堂教学模式，模式好像成了课改的“代名词”，很多学校为了追赶上“课改”的步伐，“一二三”“二二四”“三三五”等众多教学模式应运而生，追求教学形式上的改变，课堂教学形式花样频出，课堂热闹了，但教师迷茫了，学生糊涂了，这是对课改的误读，看似课改，实则作秀。课改的本质是“关注人的发展”，教学模式一定程度上是为改变教师学生观念和态度，但模式只是一个载体而不是课改目标，强调课堂教学形式的模式化、一致性，恰恰违背了课改的精神和本质。
二、对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1.要打好根基，稳步推进
课堂教学改革是一个极其繁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是真正的改革，就会有失败，而且失败的概率都会很高，只是不同事物呈现的失败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对待课堂教学改革应该有“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责任感，扎实稳步推进。一是认真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创建良性的课堂教学改革环境；二是认真加强教师队伍的培训和培养，强化改革思想、创新精神和执教水平，在思想上、行动上、能力上做好改革准备；三是认真研究分析学校课堂教学现状，找准突破口，明确课改方向，没准备好就缓做，宁可不做也不要冒进，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提炼；四是不断完善教学改革管理、考核、评价等制度保障系统，为课改的健康、和谐发展保驾护航。
2.要遵循规律，把握本质
课堂教学改革的任务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说到底是创建更好的教与学的环境，实现人更加健康地成长。“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核心就是人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现代教育评价人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课改的重要使命，只要牢牢抓住这个教育本质，改革就能“万变不离其宗”。课改必须遵循教育规律，高度关注学科结构特点、知识内容形式、学生认知水平、教师观念与能力等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要素，结合实际确立科学的教与学的方式，不能简单地模式化，也不能想当然的理想化。希望短期出成果一炮走红的课改思想，是功利主义在作怪，是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
3.要科学理解、确立、运用教学模式
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杜郞口中学的小组合作、东庐中学的导学案等成功案例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课改初期，好的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帮助师生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方式，这对课改是有帮助的，但长远看，机械地照搬套用模式，就会桎梏教学改革。教学模式是基于教育本质的一种教育理念，是一种教学思想，而不能片面地把教学模式等同于操作模式，认为教学改革就是建立操作模式，曲解甚至机械套用操作模式和教学流程，追求“热闹的小组合作”“生动的舞台表演”“精彩的学生问答”等课堂表象。教学无法、教无定法，固定的教学模式本身就是违反教育规律的，严格的操作程序，会制约了教师的创造性，不变的学习模式，会让课堂变得死板而无味。因此课改要有模式，以帮助师生更快地转变教学观念和方式，但课改又要冲破固定的模式，这样才能因材施教，创建更有生命力的课堂。
4.要科学处理主体与主导的关系
课改的核心任务是改变教与学的方式，这就决定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传统教育中教师的权威和包办，让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受到打击，这是之所以要改革的原因，但教师在教学中“主导”地位是始终不能撼动的。而课改现状有弱化教师作用、夸大学生能力的倾向，课堂由学生做主，“自主学习”变成“无主学习”，“合作学习”变成“小组表演”，“探究学习”变成“游戏玩耍”，教师退居二线当观众、考官和导演，这是很危险和不负责的。教师的人格、学识、经验、方法将影响学生一生，这是不容置疑的，教师必须发挥人格示范、知识传授、方法引领、能力助推等重要作用，一定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然，学习的主体是学生，能否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学生良好发展，这是教师必须认真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5.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考核评价机制
教育评价是教育改革的永恒主题，是统领和指导教育改革的方向标，考核评价跟不上改革的需要，改革就无法真正深入，因此，要顺利实施课堂教学改革，建立一个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一是教育主管部门要进行教育评价的顶层改革和设计，淡化学科分数的评价比重（特别是小学阶段），把学生素质发展和成长前景作为评价学校、教师最重要的标准，引导学校和教师转变教学思想和方式。
二是学校要丢掉功利思想，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评价和改革环境，引导教师真正关注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而不是喊着素质教育口号苦干应试教育，成为分数的奴隶，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知识与学科分数并不矛盾，但分数不等于知识，分数更不等于能力。
三是要建立学生素质教育评价体系，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习观，全面关注学生思想、人格、个性、习惯、兴趣、知识、能力等综合素养的提升，让课堂教学改革更加符合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四是建立正确的学生评价观。课堂上需要真诚的赞美和鼓励，这会让学生享受成功的喜悦，激发学习兴趣，课堂也需要恰当的批评与教训，这会让学生时刻保持警醒，激发前进动力。但课堂上“你真行”“你最棒”等大量廉价的表扬和赞美，没有榜样性，缺乏真感情，会让学生失去自我，迷失方向，反之，课堂上随时无节制的批评和打击，又会让学生丧失信心，产生厌恶。因此，教师要科学把握使用好表扬和批评的武器，既能让学生享受沁人心脾的赞美，又能让学生感受撼动灵魂的批评，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荣誉观，用评价指引学生人生的发展方向。总之，教学改革必须有科学的评价机制作为支撑，否则，教学改革就会根基虚浮，继续“穿新鞋走老路”。
6.要持之以恒，坚定课改方向
教学改革的思想和方向是不会有错的，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才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教学改革将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教学活动存在，教学改革就不会停止。因此，每一个教育管理者都要坚定课改的决心，把教学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结合教育、学校、教师、学生的实际情况，扎实并富有创造性地开展课堂教学研究和改革，不盲目跟风，不左右摇摆，不消极应付，不贪功冒进，努力创建良好的课堂教学和育人环境，持之以恒，科学稳步推进改革。
机遇与挑战共舞，成功与失败并存。素质教育呼唤教学改革，人才成长呼唤教学改革，在教学改革的洪流中，每个教育工作者都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我们要清醒头脑、积累智慧、大胆创新、勇于实践，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改变教学方式，重建教育制度，努力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让素质教育之花开得更加灿烂。
观念制度 篇4
1.现代教育观念的变革, 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儿童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观念变革时期, 教育家开始重新审视儿童发展与教育的关系, 形成了对儿童和教育的新认识。认为儿童不仅与成人有差异, 儿童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无论是在语言表达、阅读速度, 或在回答问题上等, 儿童之间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教育中采用统一的内容、方法、进度, 要求所有的儿童是不合适的。在这个基础上, 有教育家提出“儿童中心”的观念, 认为教育应该使学校适应儿童, 而不是使儿童适应学校, 教育的一切措施都要围绕儿童进行。教育家也对学校形成了新的观念:认为学校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 学校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心, 学校要使儿童、课程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学校是一个各种知识、文化的净化器和不同等级、阶层的平衡器, 要使每个到学校学习的孩子能够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些新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下, 传统的等级教育观念、歧视性教育理念逐步被废弃, 适应儿童的教学内容、活动课程、个性化学习等观念逐步被接受。
2.现代教育技术的变革, 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技术为知识服务与为学生服务”的关系问题。从教育技术的发展来看, 早期的“班级授课制”主要是基于知识学习的考虑。进入20世纪以后, 教育技术发生重大变革, 从技术为知识传授服务转向技术为学生发展服务。如在教学技术或手段上, 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逐步由活动教学、设计教学、小组教学、单元教学、讨论教学所取代;学习方式也由传统的必修制向选修制、学分制、走班制等转变;课程设置也由传统的学科课程向活动课程、综合课程、AP课程转变;学校机构也由传统的统一学校向选择性学校、特许学校、公立学校市场化转变。教育技术的变革,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观念的变革。
3.现代教育制度的创新, 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制度约束儿童与保护儿童”的关系问题。传统的教育制度是一种限制和约束儿童的制度, 如早期的“双轨制”和“多轨制”, 把儿童分成不同的类型, 设置固定的通道。即使在实行单轨学制的美国, 早期学校制度也是从无年级制到8-4学制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约束儿童的教育制度开始发生变革, 逐渐形成一种保护儿童的制度, 使儿童有多样性的发展通道, 特别是“综合制”的出现和6-3-3学制、6-2-4学制以及多种学制的出现, 为儿童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的渠道。教育制度不仅要保护儿童, 也要约束儿童。这种约束是建立在现代儿童观念、教育观念和教育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的, 约束也是一定程度的保护, 而且保护的内容更为细致和人性化。
观念制度 篇5
深圳市，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经过3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现代国际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奇迹。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喊出了变革的时代强音，走出了科学的发展新路。在这个过程中，创新的观念给深圳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对深圳的崛起，我们有欣喜，有震撼，但更多的是困惑，这个昔日的渔村为什么能创造如此多的奇迹？带着疑问，我认真学习了《深圳十大观念》一书，掩卷沉思，感触颇深。
观念时时皆有，处处可见，它是精神的内核，人群意向的集中表述，它是实践发展的坚实思想基础。对于一个城市而言，观念是她的灵魂，用观念解读城市，是全新的视角，更是经历后的理性总结。
《深圳十大观念》这本书看似总结了深圳３０年来的改革实践，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所积淀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借由这本书推广到了全国，它比深圳的高楼大厦更让我们触动。深圳的种种观念犹如冲破思想禁锢的声声春雷，顶着风险应运而生，虽饱受非议，但在践行的风雨中却始终屹立不倒。
由“蛇口之父”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折射了“发展就是硬道理”和“效率优先”这两个核心理念，成为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特区成立早期深圳精神的观念。这一观念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壳的标志，是深圳精神的逻辑起点。“三天一层楼”的国贸大厦神话就是这个观念最好的例证，蛇口的今天，就是对这句口号作出的最好诠释，这是一句永不过时的口号。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出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这个口号主要针对的是大多数普通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如果他们无法达到“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与其空谈，不如实干，“行甚于言”呼应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主题。
不“敢为”，何来“天下先”？“敢为天下先”体现着革新者果敢、坚定的意志，召唤和勉励变革的勇气与创新行为，它既是革新者的自我期许，也是革新者的社会诉求。深圳三十年创造的无数“第一”，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
“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深圳自出生之日起，即衔有改革创新的使命，局部带动全局，小创新带动大创新，深圳作为解放思想的先锋官，从单一路线的经济改革升级为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发展，改革的宏观目标更加全面、更加人性化、更加可持续，这座城市正在受益于改革的成果。
“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2000年，深圳率先创办读书月，引导和推动全面阅读。无处不在的读书活动，温暖着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人们。热爱读书，是深圳经济发展转型的先声，也是深圳文化自觉的标志，它最终追求的，是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过上自由而幸福的生活。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容易，“宽容失败”却要难得多。从一个城市对于失败的态度，更能体会到这个城市的力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深圳精神、深圳力量的体现，更是这座城市的承诺与骄傲。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从文化沙漠到文化之都，深圳尽管没有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支撑，但依然播撒了文化的种子，打造了全新的文化之城。这个城市因“文化立市”战略的实施，而让每一个市民都享受着全方位的免费文化服务，在文化享受中得实惠，在文化活动中当主人，在文化创造中有激情，在文化成果保护方面有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为普通深圳人奉献的，无疑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净福利。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拥有太多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引领社会思想变革的观念，这些观念与深圳30年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一起，成为深圳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学习、铭记、传承。
“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的更新，伴随的是精神、行动的创新。不断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阅读此书，并不仅是为了简单的看深圳繁荣的热闹，更多的应是找出其创新发展的门道，并为我所用。
2011年5月上旬，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出台，支持深圳加快发展的力度前所未有，深圳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深圳从原来改革的末梢走到今日发展的前沿，在城市工业化加速、信息化升级、城市化提升、市场化转型、国际化拓展的关键时期，《深圳十大观念》的出现正逢其时，唯有加强城市化、市场化等方面知识的学习，才能促使各级干部用新的信念、理念、观念指导实践，用新的思想、思维、思路破解难题。
艺术作为观念作为观念…… 篇6
在面对云谲波诡、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而又神秘兮兮的（或自诩的）“当代艺术”时，资深外行和资深内行们好奇与反思的也许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艺术”？或者说这种艺术和其他艺术区别何在？其实，旨在回答这一个问题的著述已然汗牛充栋，但越是这样，反而越是助长了当代艺术的曲高和寡。其实，在诸特征中，有一点最为明显又最易被忽略：与“传统艺术”相比，“当代艺术”更容易被语言精确地描述（无法描述只能说明君还没有找到此作的那个“点”）。例如，对于一件传统的古典肖像画，你尽可以用“雍容华贵、婀娜多姿、庄重典雅”等词汇描述，可与此对应的图像却有多种可能；当代艺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大冬天，有个人匍匐着不断向地上哈气。”君必能想出如此的一幅场景。因为“当代艺术”大都要表达某个想法，或者想用“艺术”的方式说点什么。为了实现这些作品传达想法的初衷，是否还需舍文本之近，求物性之远呢？《东方艺术·大家》的专题栏目“纸上展览”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此栏目实现了理想的“策展”原理，即按照某个主题（例如“时间”“城市”“身体”等当代热门话题）收录、组织展览，并围绕这个既有主题对这些作品进行说明和初步的相关性阐释。因此，“纸上展览”展出的不是艺术家，不是作品，而是阐释本身，因此才堪称一个个有主题的“展览”。这也许是纯粹策划理念唯一可能存在的方式（特别是在中国），因为图片可以避免作品运输、安装等物质条件的限制，更不必考虑艺术家的代理关系、展览契约、空间租赁等问题。稍等，当代艺术需要展览空间吗？一个艺术的行为和作品产生了，到底是产生在了彼时彼地，还是产生在了媒体的世界中？
如果非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个栏目的确也有一个问题：将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下产生的作品，用设定在前的“观念”统摄起来，遮蔽了其原初的意义。作品与它的情境之间的关系被作品与栏目主题之间的关系所置换，这样，作品们就自然而然成了概念们的服务生。但细思之，此举也无可非议，因为阐释本身也是一种关系，它会留下这个时代我们接受艺术的斑斑足迹。当然，这一切之所以可能，还是建立在一个前提的设定上—“当代艺术”一定是当代观念的象征，同时我也想起了那句老话：“作为观念的艺术本身也是一个观念，循环不已（Art as an idea as an idea）。”
观念制度 篇7
一、大学-政府-企业:德国大学创新力的动力网络
1. 政府:德国大学创新发展的资源提供者、协调者和监督者
政府是德国大学发展的资源供给者,在德国学术体系建立和大学创新力形成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充足的财政支持是大学开展教学、科研和服务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德国大学属于国家建立的公共部门,历来在资源上依赖于政府的供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满足大学发展的需要,联邦政府通过立法(1969年《波恩基本法》修订案)等途径给高等教育提供资助,借以巩固和壮大高等教育创新的人才与物质基础。
除了承担资源供给者的角色外,联邦政府在德国大学创新,尤其是在科研创新力发展方面,还扮演着促进大学与企业、大学与其他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协调者的角色。这主要体现在政府为科研创新主体牵线搭桥,促成它们在科研项目、人才交流方面的合作往来,并制定活动规则,维持保障科技创新正常开展的环境条件。政府协调者的角色一方面是源于德国政府认识到教育和技术创新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联邦政府作为中央层级的管理机构便于通过立法、资助导向等途径协调整合各方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利用。此外,德国政府还通过在自由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的方式来激发大学教学、科研和服务创新力的发展,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发挥监管者的作用。在科研方面,德国奉行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相结合的科研体制。政府资金一般只用于基础研究和进入市场竞争之前的应用基础研究,重点关注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医学、环境和交通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尖端技术项目的研发。政府在分配科研开发经费时遵循公开性、竞争性及研究机构经费支配自主性的原则,正确处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减少对大学科研创新过程的干预和控制,让大学在自由、自主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自身的创造力。
2. 大学与产业界相结合的科研教学创新机制。
大学与产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是一种极具德国特色的产学结合机制,这一机制是德国大学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创新力的重要源泉。德国政府是这一机制形成的外部推动因素,产业界对新技术的刚性需求以及德国大学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定位则是其内部动力。德国企业大都十分看重科技创新在增强竞争力方面的核心地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科研创新,并积极寻求企业间、企业与大学等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应用型科技研究同样也不是盲目开展的,而是从一开始便十分重视科研成果向产业界的转让与转化,为产业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提供技术服务,很多应用开发研究课题则直接来自产业界的委托。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科研成果快速地向中小企业转移,缩短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周期,弥补了中小企业科研人力和经费的不足,推动了中小企业的改造和技术进步。对于大学而言,这既解决了研究项目来源的问题,又增强了自身科技创新和转化的能力。大学与产业界的这种技术合作除了推动德国大学科技和社会技术服务创新力上的长足发展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不仅为大学提供了一个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成为德国大学教学的一大特色,同时也为德国的科技创新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为了鼓励大学教师加强与产业界联系,德国联邦政府和州的法规允许教师创办个人公司或研究所,教授为法人代表,独立承担民事法规责任。这些私人研究机构必须按规定向校方交纳一定的经费,其研究方向与学校的教学、科研方向结合。这不仅有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学校的科学研究及企业的技术创新。
总体来看,德国政府、大学以及产业界之间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对德国大学提升创新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三方呈现出一种良性的“三赢”格局。对政府来说,对前沿科技项目的投入和支持是其履行的重要职责之一;对于企业来讲,除获得更多的政府财政支持外,同时还能够从与大学的科研合作中获得新技术及优秀的员工;对于大学来讲,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及创新能力。
二、德国大学卓越创新力的制度保障
建设具有卓越创新力的大学,不仅要有高瞻远瞩的理念思路,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要建立一套与这些理念思路相适应的大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大学理念的实现以及创新力的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从而促进大学各活动主体开展赋予创造性的活动,推动形成大学整体创新力的发展。德国大学创新力发展的内部制度保障主要体现在教师的人事制度保障、学术基层组织结构的改革与创新。
1. 严格的教师评聘晋升制度
以教授为核心的科研队伍是德国大学创新力的重要依托。德国大学教授职位的门槛极高。职称晋升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但这也有力地保障了大学师资的高质量。博士学位是获得教授资格的最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之上,被认为有学术前途的毕业生被聘任为学术助理等初级学术人员,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辅助工作。工作9年之后,这些学术助理教师需完成一篇教授资格论文,这篇论文的质量必须高于博士论文的水平,并完成至少3个与专业方向相关的不同内容的专题报告。答辩委员会的教授学者对论文和报告进行讨论评议。[2]通过这些考核的人便获得了大学教授的任职资格(Habilitation),即W1位置的教授。这是他们具备进行独立教学和研究能力的证明。取得W1教授资格位置的初级学术人员继续工作6年以后,可凭借个人科研成果和教学成绩申请W2的职位。在获得职位任命之前,他们作为“编外教师”(Privatedozenten),通常在W2和W3职位教授领导下的研究所内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对“编外教师”的聘用采用的是任期制,他们没有固定薪水,通过授课获得课时费。“编外教师”制度是检验教师学术能力和学术信念的重要方式,是德国大学所独有的,甚至被认为是德国大学发展的动力所在。[3]
德国大学一般不留本校毕业生,通常从校外招聘教授,无论是从W1晋升到W2,还是从W2到W3,原则上申请者只能向现任教大学之外的、有空缺职位的大学提出申请,申请者需要与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申请者竞争。初级学术人员不得在先任教的大学晋升的规定强制性地在德国大学之间形成了较高的教师流动性,有利于提高德国大学的整体师资水平和促进大学之间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严格的遴选程序和高标准的要求是师资高质量的保障。虽然德国大学教授等级制度森严,评聘程序严格,但是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处于W1职位的教师在工作6年后,如果科研教学成果显著,亦可直接申请W3职位的教授。德国有些州提倡实施“准教授制度”(Junior Professor Innent),即年轻博士后在科研教学上成果显著,贡献卓越者也可以按成果大小而直接申请进入W2或W3职位。[4]这种制度性的保障不仅给了年轻学者创造的动力,也激发了他们创新的潜力。
2. 有效的学术自由保障机制
学术自由是师生开展创新性科学探究活动的重要前提之一。弥漫于大学内部的宽松、民主、自由、追求卓越的学术氛围历来被认为是德国大学的一大特色。自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第152条规定“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以来,学术自由一直受到德国法律的保障,尤其是高校教师自由地从事科研和教学活动的权利以及大学生自由的学习的权利。
德国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建制给予了教授较高程度的自由和学术权利,是推动德国大学实现教学和研究创新发展的关键。研究所是德国大学的最基层学术组织,[5]是德国大学科研职能得以确立,创造性的研究得以产生的关键。德国大学的教授是终身职位,他们是研究所的负责人,也是讲座持有者,在研究所中享有极大的学术权利,在研究所课程设置、考试安排、教师聘用和科学研究工作等方面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并有权参与大学行政事务的管理。习明纳最早见于格斯纳于1737年在哥廷根大学创办的哲学习明纳。1820年后,尤其是1850年后,德国大学的研究所和习明纳明显增多。19世纪后半期,研究所和习明纳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承认和资助,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官方设立的永久性的研究所和习明纳成为主流,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大大地催生了德国大学在科研和教学上的创新力。获得政府资助的研究所和习明纳通常有专门的指导者,拥有专门的场所和经费,政府给予的某些专项资助由研究所和习明纳自行安排,大学无权插手。研究所所长与大学其他官员如院长或校长不同,不是根据资历或在大学中的地位,而是根据专长选拔出来的,而且研究所或习明纳与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教育行政部门直接授予它们某些特权,给它们配备资源、设备以及人员,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研究所和习明纳这类主要的研究机构在德国大学内处于半独立的状态,[6]这种半自治的运行模式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教授和学生的学术自由,而且也为大学创新力的孕育与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
三、支撑德国大学创新力的独特理念
1. 笃定的学术自由观
德国大学的创新力与其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累而来的笃定的学术自由观念是分不开的。因为没有学术自由,不仅大学难以兴盛,而且有序而可靠的知识也很难获得有效的增长,大学也就丧失了创新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自由的学术环境还是激发研究者创新能力(尤其是科研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7]文化是组织创新的首要决定因素之一,[8]而组织文化中的自由特质又是促进组织创新和创造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9]
学术自由是指齐集于大学的学术共同体成员所享有的自由,它指向教学、学习、研究等个人学术活动中享有的自主权利。[10]教师和学生作为大学学术共同体的主要成员,都享有各自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使得大学教师得以在其职业范围内,按照他所认为的好的方式将他所认为正确的内容教授给学生,而无需受外部任何个人或组织的干涉或者束缚。研究自由意味着教师(也包括学生)能够按照个人意志发挥其才智自由,创造新的知识,追求真理。学习自由则意味着学习者(主要指学生)根据自己的观点选择课程、教师和学习方式的权利。这些意义层面上的学术自由既是指导德国大学学术实践的核心理念,同时也在其日常制度安排中得到了落实和保障。事实上,洪堡所倡导的自由理念是以大学生活为基础的,而非仅限于学问探讨范畴。也就是说,其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德国大学的师生非但享有上述学术上的自由,同时还享有生活方式上的自由。尽管基于大学生活的学术自由观念过于理想化,难以全部付诸实际,然而这一观念中有关学问探讨方面的内容却逐渐成为了学术生活中制度化的准则,成为德国大学基本理念的组成部分。[11]
2. 独特的大学———国家观
从德国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德国大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先生大学”,中世纪晚期最初的德国大学的创建体现的就是国家权力部门的意志,而非学者团体自发组建。德国初期建立的大学虽具有法国、意大利等国大学的自治团体特质,但是它与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那种天然联系似乎也难以割断,国家在德国大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一直发挥着某些作用。
自普鲁士时期以来,德国大学作为国家机构的同时,还享有一些特权。1976年联邦德国颁布实施的《高等学校总纲法》也体现并强化了德国大学的这种双重法律地位。德国大学一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又受到国家的控制。这一特点贯穿于德国大学改革发展的全过程。19世纪初,洪堡建立柏林大学时,便在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以及国家导向这两者之间矛盾徘徊。一方面,他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在他看来,大学在本质上应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因为国家也有举办大学的义务,提供资源以建立大学,聘任教师,为大学学术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物质和政策等方面的保障;但另一方面,洪堡又强调学术自由以及大学内部对学术事务的自治权利和管理制度。他认为大学的学术活动是探索和传播真理的过程,有其独特的规律,唯有大学师生才是学术活动的主要主体,亦即学术事务应由大学内部自行管理,国家不应介入,否则只会损害学术的发展。可见,在大学———国家关系这个问题上,洪堡采取了一种折中方式,其理念和实践都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但同时也反对国家对学术事务的不合理介入。
德国大学天生对国家有着某种依赖,并受到国家不同程度的控制。创新是一国得以持续并高质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则是一国创新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核心基地,它还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公民的重要使命。德国大学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大学在国家创新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大学积极寻求创新发展的义务感作为一种推动力,这种义务感驱使德国大学不断尽可能地寻求创新的可能性。自上世纪末以来,德国试图在国家层面搭建具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德国大学作为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其创新力发展在这一大趋势之下无疑也获得了巨大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德国大学颇为尴尬的双重地位以及由此衍生的对国家欲拒还迎的矛盾心理有其历史渊源与传统。当前,如何秉承并实践适切的大学———国家观,大学到底是“公法人”,还是“学者团体”,到底是任由其实行学术自由,还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对其进行控制,等等……。如何使这些相互角力的矛盾存在达到理想的平衡与稳定状态,不仅关系到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也与德国大学创新力的兴衰紧密相关。毕竟真正促进大学知识生长和学术创新的动力通常来自学科的内部分化或某种内化了的外部因素,而不是某种外部力量强制与左右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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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制度 篇8
一、“自愿观念”
主要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推进的过程中, “自愿参与”曾是一个常见且在各种文件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 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的长期缺失与“自愿参与”这一原则有很大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以往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最大陷阱和教训。农民作为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 对权益的保障是他们自然的诉求, 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天然追求公平的制度, 在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 由于农民认识水平相对较低, 社会保障是什么?社会保障的好处和作用何在?他们并不知道, 但是社会保障所保障的内容, 农民较市民需要更为迫切, “靠天吃饭”背后的自然风险只能通过自己来承担, 而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 环境污染、大气层破坏等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农民面临的自然风险也在持续加大。加之, 对市场化农民一时还难以适应, 长期生活在自然、封闭、小农经济下的中国农民很难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正当权益。而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缺失也使得农民很难通过除自己之外的渠道来防范和化解各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实际上, 自愿原则的背后可能更多的是政府借“自愿参加”之名行“推卸责任”之实、基层政府公信力下降所导致的制度推进困难、政府对社会保障宣传不到位等掩盖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权益不平等的事实。
长期以来, 由于利益代言人机制的缺位, 农民的权益保障很难引起政治层足够的实质性重视, 而且重视也多停留在口头、口号和宣传层面, 严重缺乏具体的政策行动并加以落实。不过可喜的是, 自2003年以来, 农民的各项权益正在得到切实重视并逐步得到合理保障, 自愿原则背后的政府不作为也正在悄然变化, 制度缺失也正在向制度完善迈进, 覆盖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也已初具雏形。但是这一深刻的教训还需要认真记取并避免自愿原则再一次阻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健康发展。
二、“逐步观念”
主要体现在社保统筹层次的提高上。早在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到“要积极创造条件, 由目前的市县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18年过去了, 统筹层次仍未提高, 而且至今我们还很难看清楚统筹层次提高的时间表。笔者认为决不应该再犯相同的“逐步”错误, 而应该转变“逐步观念”。
毫无疑问,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逐步观念”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奉行的渐进式改革有很大关系, “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思路要求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发展道路, 这也是30年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而社保统筹层次的“逐步”提高就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发展道路下的一个必然选择。渐进式的改革发展道路对于中国今天的成就功不可没, 但是渐进式的改革发展道路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 使一些本可以早点解决的“新、小、易”问题拖延到现在成了“老、大、难”问题, 改革的阻力和成本越来越大、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发展可以解决前进中的很多问题, 但是也应该认识到发展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回想1991年的时候, 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尽管存在但还不像现在这么突出, 相反, 经过近20年的发展, 城乡、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大难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2.21:1扩大到2009年的3.33:1, 东部与西部人均GDP差距也由1991年的1.85:1扩大到2008年的2.31:1。持续的差距拉大使得提高统筹层次难度越来越大, 基于此, 在2007年10月15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统筹层次, 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正式明确把社会保险关系转续作为提高统筹层次的过渡性安排。在2009年12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并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历经两年多后, 社会保险关系转续这一过渡性安排才姗姗而来, 真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这里, 我们不禁要问:“作为过渡性安排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出台我们用了两年多, 那么作为根本性制度安排—提高统筹层次所需的时机何时才能成熟、条件何时才能具备、目标何时才能实现呢?”
笔者认为, 提高统筹层次实质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问题, 提高统筹层次不可避免会遇到既得利益群体或者先富者的干扰和阻挠, 所以提高统筹层次更需要讲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 提高统筹层次所涉及的利益分配和调整也更需要公共政策的强势牵引以及决策层的一种政治决断。
三、“互补观念”
主要体现在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关系上。无论是一些专家学者的论述中把商业保险列为补充保障的内容, 还是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提到的“以商业保险为补充”, 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认为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关系是互补的, 但却忽略了两者隐含的层次关系, 也即认为两者的互补性高于层次性。可是只要认真分析一下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性质和所追求的目标就会发现, 两者的层次性要高于互补性。社会保险是由政府举办的、旨在为可能遭遇各种必然性或偶然性风险并参加了社会保险的社会成员提供各种援助, 是一种具有公益性和福利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商业保险则是由专门的保险公司经营、通过与参加商业保险的社会成员订立保险合同建立保险关系进而分散参保者可能遭遇的偶然性风险的保险形式, 是一种以营利和“嫌贫爱富”为典型特征的企业经营制度。
在谈及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互补关系时, 论述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服务对象上的互补性、保险项目上的互补性、满足需求上的互补性、发挥作用上的互补性。有的学者通过论述两者在服务对象上的互补性, 提出把被社会保险排除在外的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由参加商业保险来补足以实现服务对象上的全覆盖, 可是不能忽视的是商业保险是以赢利为目的的, 最终只会导致农民收入的减少和农民权益的二次受损, 这与中央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相悖的, 也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初衷和目的相背离。如果说通过商业医疗保险在农村还有一点可行性的话, 那么寄希望于商业养老保险来解决7亿多农民的养老问题则是既缺乏理论论证, 更没有现实的可行性。在保险项目和满足需求上, 两者的互补性仍然是以层次性为基础的, 因为在保险项目和需求满足上, 商业保险的层次和水平都较社会保险要高。而在发挥作用方面, 两者的层次性仍然高于互补性, 因为社会保险的作用在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为劳动者提供的是基本保障、生存保障, 而商业保险的作用在于满足参保人较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为参保人提供的是高级保障、发展保障。因此, 在谈及两者的关系时,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层次性高于互补性, 转变“互补观念”。
四、“效率观念”
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 “效率论”一直干扰和阻碍着制度发展的进程和速度, 总结“效率论”的各种观点, 可以发现主要有三种:“原始积累不可避免”、“国家财力不足”、“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以下对这三种主要观点作一认真分析。
主张“原始积累不可避免”, 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残酷的、牺牲多数人利益的原始积累期, 把损害多数人的利益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并放任下去。主张“国家财力不足”, 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国家财力十分有限, 应当先进行社会总财富的积累之后再实现社会保障的公正。主张“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 认为重视公正必然导致多数人剥削少数人的贡献, 从而妨碍效率的提高、损伤社会活力。尽管效率论的各种主张和论述各不相同, 但却都无视两个事实:一是农民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资金积累, 而且那些资金的积累还是通过很低的农产品价格, 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来完成的;二是农民各项权益的严重受损。而论调的背后却是少数强势群体对多数弱势群体先前受损利益的否定以及少数强势群体对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追根究底, 会发现三者都是主张维护既得群体的利益而不是全民共享、市民社会而不是全民社会、精英社会而不是全民社会。这些主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对社会保障支出提高的影响上,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如“老牛拉车, 缓慢前行”, 增长速度不仅远低于财政收入年均14.1%的增速, 也低于GDP年均9.8%的增速。
尽管“原始积累不可避免”、“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等效率论调市场越来越小, 但是效率论调的影响却并没有消除, 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12%而得不到大幅提高就可以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效率论调的影响, 这说明效率论调的影响还有不小的市场。因此, 对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一书中希望的到2012年将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低于15%的目标能否实现, 笔者对此仍持谨慎态度。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 要转变“效率观念”, 避免“效率困惑”, 如此,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能获得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和持久保证。
五、“争论观念”
主要体现在社保费税之争上。对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方式的税费之争由来已久, 而其实质则是社保筹资方式的征收权之争。从费派认为我国不宜开征社会保障税, 因为这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费改税将与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形成冲突。从税派则认为我国应该通过社会保障税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费改税才是真正的国际趋势和国际惯例。此外, 从税派也把社保制度运行中出现的统筹层次不高、资金被违规挪用、收支缺口较大、投资收益偏低等各种问题出现的原因都指向了社会保障缴费, 而且在对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性缺乏充分论证和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就对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要素、课征范围以及征收管理等作出了许多具体设计。然而十多年的社保费税之争, 虽然耗费了大量的学术、经济甚至政治资源, 但是仍然没有形成共识, 至今还是各执一词。更重要的是, 十多年的社保费税之争也使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贻误了不少的改革发展机遇, 而这正是这场争论的最大代价。
对于这一问题, 笔者曾在《对要求社保费改税理由的质疑》一文中指出:从税派主张费改税的许多理由并不成立或至少说是不很科学, 还有待进一步去论证, 而认真考虑到现实国情、制度本身及制度实施的各种障碍和现实条件, 应稳妥地走缴费筹集社保资金的道路。理不辨不明, 但是当道理已经明确时, 一味的争论不仅会使辩论失去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而且还会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其他方面所需的理论支撑和指导的研究并干扰政治决策。对于争论问题, 邓小平有句名言:“不搞争论, 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一争论就复杂了, 把时间都争掉了, 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 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不搞争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经验, 而持续的争论却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教训。重温小平的这句名言,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而在已进入立法审议阶段的《社会保险法》草案中也没有能够为这场持续了十多年之久的费税之争一锤定音, 只是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和征收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可以预见, 社会保障费税之争还将持续下去, 只是会由“明枪实战”转为“暗中角力”, 如此还将耗费大量的资源、错失不少的机遇, 进而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六、“目标观念”
主要体现在理想目标的设定上。从十五大报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到十六大报告“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再到十七大报告“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述篇幅, 从十五大报告的78字到十六大报告的192字再到十七大报告的354字, 这都体现了执政党和决策层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视程度的增加。另外, 在凝聚了社会保障理论界共识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一书中也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公平、普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前后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可以看出,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政治决策上, 中国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目标逐渐清晰, 也更加具体、更加完善、更加全面。
制定目标旨在明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奋斗方向, 给各级官员以社保工作做指导, 提振民众消费预期和生活信心。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避免了目标简单化和模糊化的同时, 制度建设的目标也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 现实目标、长远目标、中期目标、战略目标等等各种目标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这样, 目标的多样化让民众眼花缭乱、心生疑问, 也让各级官员不知重点、难得要领。同时在目标设定的同时, 若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目标就会落空。在社保统筹层次提高上就有这样的教训, 1991年就确立了社保省级统筹的目标, 但是至今的28年一直没有出台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案, 因此, 这一目标也就流于制定。正如社科院郑秉文教授曾指出的:“在改革中, 我们更多地在战略上是个赢家, 而在战术上则往往疏于制定具体方案。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 否则, 很容易从战略上的赢家变成输家。”所以, 我们更应该找到实现目标的路径和工作的抓手, 不可让目标的多样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进程。因此,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该加强目标管理, 加强对目标的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估, 避免出现“赢之于蓝图描绘、失之于制度落实”的尴尬, 转变“目标观念”, 避免“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七、“筹资观念”
主要体现在重筹资、轻管理、重开源、轻节流。可谓是:多问来处, 却不知病在去处。长期以来, 由于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较少以及社会保障基金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等因素, 更多强调采用多种途径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以及对基金的监管, 而疏于对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效果管理和绩效评估。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中, 各种骗保现象曾大量存在, “开小车、吃低保”和“开小轿车的失业者”在有些地方也时有发生, 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对骗保及各种“道德风险”的解决和打击力度明显不足。这不仅让社会保障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更主要的严重影响了公民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心, 降低了以追求公平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公信力。社会保障管理中的道德风险与欺诈现象, 也是形式多样、五花八门, 诸如个人过度消费、冒名顶替、挂床住院、弄虚作假骗取待遇、违反政策提前退休、瞒报缴费基数、借用别人的医疗卡就医、伪造编造病历及医疗费收据等等。而1999年开始施行并延用至今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显然不够, 罚款较轻, 震慑性条款“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多是备而不用, 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提供虚假鉴定意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等情形虽在处置办法明确列出, 但是对于具体如何处罚却未加说明, 致使该规定“形同虚设”。
再者, 近年查处的社保大案, 无论是上海社保基金案和广州养老金挪用案, 还是湖南郴州住房公积金挪用案和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社保基金挪用案, 共同点都是社会保障资金的违规挪用, 而对社会保障资金其他方面的问题, 查处力度显然远远不够。加之, 近年来, 国家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也不断增加, 因此, 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频发社会保障方面的腐败案件, 如贵州套取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系列窝案等, 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 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等环节都应该进行绩效评价和风险评估, 加强社保资金的管理监督, 加强对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以及对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的监督, 严防社会保障领域的监管滞后。此外, 对于各种欺诈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 真正做到“开源”与“节流”并举, “保障”与“处罚”共施。如果以后还是“重筹资、轻管理、重开源、轻节流”, 那么, 社会保障基金就可能成为一个填不满的“资金黑洞”。
八、“公平观念”
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出发点和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协调发展。在凝聚了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界高度共识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一书中这样论述:“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追求。”“创造公平、维护公平、促进公平, 是这一制度与生俱来的独特使命。”但是, 一个制度建设残缺、覆盖范围有限、待遇标准各异的社会保障制度, 则会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初衷和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而且还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导火索, 破坏社会公平正义、阻碍社会和谐发展。所以, 需要格外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 设计好并实施好, 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漏洞都会使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并且产生不良的后果。
从制度建设来看, 条条分立、块块分割的制度建设, 诸如公务员制度、事业单位制度、城镇企业制度、农民制度、农民工制度等, 使得本就不完善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更显得支离破碎、纷繁芜杂。而条块分割的“碎片化”制度背后的实质则是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和部门利益水平差异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的反映。任何制度的建设都依赖于相应的经济基础, 因此区域发展差距和部门利益差异的不公平也就很自然地体现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完善与否以及待遇水平的高低上, 而这无疑是把本来就不公平的区域差距和部门利益差距制度化并加以延续, 把经济领域的不公平转化并延续到社会领域。
从覆盖范围来看, 社会保障制度仍未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覆盖进来, 而是被排斥、被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截止2008年底, 基本养老保险仍有8.5亿多人口未被覆盖, 其中只有5595万农民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仅占农民总数的7.76%, 2008年领取了养老金的农民共有512万人, 仅占农村老年人口的5.34%;基本医疗保险仍有1.7亿城镇居民未被覆盖;对工伤保险需求最迫切的农民工只有4942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仅占2.25亿农民工总数的21.96%。而且即使被制度覆盖也因待遇水平过低而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 作为少数强势的机关事业单位及城镇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 职工来说, 享受的制度保障就从未间断, 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保障待遇水平更是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如此, 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经历了从少数强势到多数弱势的过程, 很显然, 这是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实施的目的相悖的。
从待遇水平来看,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差距甚大, 比如,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人均离退休费差距已由1990年的1.17倍扩大到2005年的1.98倍, 而且机关事业单位人均离退休费的增长率也要高于企业。此外, 目前我国财政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绝大部分是投向了城市, 而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则相对较少。因此, 这一追求公平的制度仍然尴尬地发挥着拉大贫富差距的作用, 它保障了部分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进而免除了其生存危机, 同时, 也由于待遇水平的高低差异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所以, 被誉为“收入分配的调节阀”的社会保障制度天然地追求公平不等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建设就能自动地实现公平。因此, 在制度实施过程中, 需要转变“公平观念”, 避免社会保障领域出现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马太效应”, 在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步骤和各个方面都要始终坚守公平这一核心价值理念, 因为“偏离公平这一价值理念的制度安排必然带来制度的异化”。
以上阐释了以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八大教训,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正在汲取以往的教训。此外, 执政党和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公民对社会保障的迫切需求以及理论研究的有力支撑等都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得的发展机遇。汲取教训以指导未来, 抓住机遇以乘势而上, 这样, 离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为期不远, 中国迈向福利社会的美好梦想也将逐步实现。
[注:文中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摘要：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60年的发展教训, 可以归纳出自愿、逐步、互补、效率、争论、目标、筹资、公平等八大观念。这八大教训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发展完善, 有些教训如自愿观念、效率观念等已经或正在汲取, 而有些教训如逐步观念、争论观念等仍在干扰和阻碍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深刻汲取这八大教训, 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未来完善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观念
参考文献
文中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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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观念的嬗变与电影观念的演进 篇9
什么是类型?类型最初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术语, 用来描述和区分喜剧、悲剧、闹剧等一系列文学形式。在被借用到电影研究中后, 它的意义已经不再附着于文学研究。目前, 电影学界普遍认为, 给“类型”下一个定义是一项非常棘手而复杂的工作。“大多数学者都承认, 没有一种简单而确切的方式可以用来定义类型片……没有在逻辑上严谨的特征可以将所有类型片的诸多要素都包括进来。” (1)
面对形形色色的类型定义, 有学者指出“类型这一术语会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在认知上产生变化, 类型的概念不是批评家出自特殊目的而做的分类, 它们是一套文化程式”。 (2) 因此, 对“类型”的解释不必拘泥于一个完美无缺、包罗万象的定义, 而更需要理解电影的作用机制, 明确一系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语境。类型作为阐释文化、观众、影片和电影制作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是存在于特定群体或社会中的一种文化概念, 而不是批评家出于方法论目的来区分电影种类的方法。
理解类型, 需要首先将其置于类型诞生的原初语境———“古典”好莱坞时期 (制片厂制度的鼎盛时期, 大约从1930—1960年代) 。“早期电影制作者调查潜在观众诉求的区域, 并且同时标准化那些其诉求已经为观众的反应所证实的区域。” (3) 也就是说, 在早期好莱坞, 观众的喜好决定了电影制作。制作者通过不断探寻观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开发新的电影类型, 同时一些在一段时间已经广受欢迎的影片会逐渐被稳定下来, 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生产模式, 逐渐成为类型电影。
综合来看, 类型至少是三组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产业及其生产实践、观众及其期待和理解能力, 以及文本对整个类型的贡献 (如下图所示) (4) 。
对观众而言, 在观看一部类型影片的同时, 他先在的观影经验, 其他艺术审美经验、文化经验甚至与艺术无关的日常生活都会作为参照物。类型的这种特征, 即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 (5) 。这一文本系统可以分为三类:电影的、非电影的和外电影的。电影互文本就是某部影片对其他影片中某些元素的利用, 非电影互文本是对其他艺术形式或再现系统 (绘画、戏剧、文学、图像, 等等) 的程式或符码的利用。外电影互文本则是对不具备美学性质或者反美学性质的表意实践 (法律、政治等) 的利用。 (6)
以上文本系统的交织互涉, 界定了观众观看影片时的期待视野。类型为观众提供了易于辨认的符码、惯例和视觉风格, 使观众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进而获得观影快感。为了达到这种易于理解的效果, 类型通常具有一套稳固的程式系统。比如, 经典好莱坞时期的西部片以千里荒原、巨石营造的视觉图谱和不羁的牛仔、白人警长、印第安人等人物形象及枪战、追逐情节为观众提供了易于辨认的元素。
同时, 作为一个动态的惯例系统, 类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可辨认的叙事惯例、视觉风格等会为观众带来似曾相识的观影快感, 但一味复制只会使观众乏味和厌倦。同时, 如果创新远远超出观众的阅读经验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 美国影片《珍珠港》在前期宣传各方面都是主打战争片、灾难片, 而观众走进电影院却看到了一部青春偶像爱情片。虽然主创有意识地将战争片与爱情片类型融合, 但显然对这一并不成功的类型融合观众并不买账。影片最终票房惨败。因此, 电影制作者既要满足观众对影片的期待, 又要进行适度调整, 在程式与变化、重复与创新中寻找脆弱的平衡点。
对电影产业而言, 类型是电影制作高度产业化的结果。在经典好莱坞时期, 大制片厂制度下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对类型的确立和繁荣功不可没。当时的电影制作像福特汽车生产一样采取流水线式的作业模式, 各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在编剧环节, 有人负责设计主要情节, 有人负责补充其他次要情节, 有人专门加噱头, 有人专门写对话。这种方式便于将受欢迎的片种稳定下来, 形成固定程式, 进而发展成为类型电影。在今天, 各种受欢迎的类型影片续集纷至沓来, 一部影片成功带火一批同类影片也很常见, 商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类型的存亡。
二、类型电影研究的正名
如今, 无论是类型片生产还是类型电影研究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但最初类型电影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被广为接受的合法存在。类型是随着电影观念的演进逐渐得以正名, 并最终发展成为重要的电影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
20世纪上半叶, 类型几乎被评论界屏蔽了。评论家以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标准衡量影片, 认为独特和新颖是可取的, 模仿和重复是不可取的, 唯杰作论十分盛行。在默片时期, 电影评论家们的批评目的主要集中于保住电影严肃艺术形式的地位。在好莱坞, 绝大多数影片都是不能入评论家法眼的类型片。“生产的单一化、思想的雷同, 而需要的恰恰是活力和多样化。牛仔追逐印第安人、警长追踪歹徒、结尾时男主人公拥抱女主人公或在可以预料到的结局中钢琴师弹起婚礼进行曲, 这一切最终使好端端的观众对作为一种娱乐形式的电影产生了厌恶感”。 (7) 当时的很多影评都充斥着类似这种教化, 与此同时, 好莱坞电影评论界对好莱坞以外地区 (尤其是欧洲地区) 制作的影片十分推崇。评论家希望以此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准, 进而使电影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
有声片时期的到来并没有使好莱坞评论界对类型电影的态度发生太大变化。这一时期对类型片的姿态与默片时期相仿, 唯一不同的是原先默片时期作为好莱坞类型片的反面得以充分推崇的欧洲导演被业余电影制作者所取代了。
与评论界的不屑一顾截然相反, 好莱坞的观众对类型片报以极大热情。1910年《电影世界》的一篇文章写道:“我们在放映人中作了调查, 看来在他们中间对印第安人和西部片的需求很强烈, 而且愈来愈大。” (8)
美国评论界对类型电影“封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才有所松动。这是以罗伯特·沃肖《作为悲剧英雄的强盗》和《电影记事:美国西部人》为标志的, 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1948年2月和1954年3、4月的《党人评论》上。在这两篇文章中, 沃肖首次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看待强盗片和西部片, 将它们视为独特的艺术表现和对美国社会的反映。用文章的原话说就是“我们难以道明或者羞于说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强盗能替我们说话, 能表达美国人心灵深处对现代生活的质量和要求的否定, 也就是否定‘美国至上主义’本身”。 (9) 这在沃肖的时代以及之前的几十年间都是绝无仅有的。类型电影研究由此发轫。
虽然沃肖首次将类型电影研究作为一个潜在的研究领域提出, 但类型研究的真正繁荣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的通俗文化运动, 60年代,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定义———“被以往的思考和评述认为是最好的东西”被逐渐稀释。人类学家扩展了“文化”的用法, 他们把文化看做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或者对一些指导某个群体行为的价值和意义的描述。 (10) 这一变化使文化研究的范围从原先传统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扩展至大众文化以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美国, 文化形态方面的巨变催生了通俗文化领域中的一场革命。在以往只有莎士比亚和其他经典著作才能作为研究对象, 而现在通俗文化也被纳入学术研究领域, 甚至备受重视。早年的电影研究多是由电影爱好者自发展开的, 松散无序, 多数都没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支持。而随着通俗文化运动在美国全国校园内发展壮大, “通俗文化”课程出现在很多大学课表上, 最终导致有资格授予学位的通俗文化系建立, 电影研究也正式进入高等学府。
虽然许多传统的评论家和学者对这一新动向倍感惊愕, 但另一些人却将他们的才智奉献于通俗文化、电影的研究并开始电影类型的研究。1972年, 美国创办了《通俗电影期刊》 (现称《通俗电影电视期刊》) , 发表了很多关于类型片的学术研究成果。至今, 采用类型批评撰述的部分最精彩的文章仍由这家刊物发表。
在法国和英国, 评论家们在为《电影手册》和《画面与音响》这类期刊撰文时, 已经开始赞扬制作他们小时候主要为娱乐所看过的那些类型片的好莱坞导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法评论家们给予美国类型片的专注恰恰是当年美国电影批评早期所发生的情况的反向:那时美国的评论家们是把欧洲影片作为最值得仿效的文化楷模加以赞扬。60年代早期的英法评论家们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批评本国生产的许多较严肃的电影, 认为它们过于做作和缺乏个人风格, 比不上好莱坞的快速、情节曲折、饶有发展变化的那些类型片。
至此, 类型电影研究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多数类型批评试图识别、选择、描绘与解释一组影片的特征、历史与演变。在具体研究中, 类型片与社会机构、社会心理学, 以及历史等泛本文等一种语境的联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类型研究借鉴了许多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 跨学科研究是类型研究的一大特点。尤其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 类型研究在很多时候与文化研究相结合。例如批评家可以研究某部西部片与真实的西部、影片制作时社会的繁荣程度的关系, 等等。
在类型研究中, 电影研究不再局限于做一些编排影片细目的工作和美学研究。电影文本被置于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的泛文本系统中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被考察。
摘要：在电影研究中, 类型的定义纷繁复杂。本文将类型作为特定群体或社会中的一种文化概念加以考察, 并以此阐释文化、观众、影片和电影制作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随着电影观念的演进, 类型电影和类型研究逐渐得以正名, 并最终发展成为重要的电影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类型观念,电影观念,类型电影研究,通俗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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