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

古史研究（精选8篇）

古史研究 篇1

一、古今文经全被怀疑:上古史问题的提出

康有为对上古史的研究很少, 且态度前后两变经笔者统计粗略的《新学伪经考》中, 对于上古史的讨论寥寥无几, 仅有7处, 系统的研究更是没有。考其研究的目的, 本来是对刘歆等造的古文经进行梳理、辨伪。这本来是从学术上对今文经学的阐释和对古文经学的进攻。后来, “戊戌变法”过程中, 为了给自己的变法提供理论基础, 斩断对于古代千丝万缕的脉脉温情的态度和固执, 康有为撰写了《孔子改制考》, 一举推翻六经是孔子编纂的论断, 提出它是孔子为了变法而杜撰的观点。这样, 不仅仅使古文经成了伪造, 今文经亦不可信。康氏认为成周书籍不传“夏殷之事茫味无稽可见”、“周制亦茫昧”等缘故, 先秦诸子才得以对上古纷纷假托, 而“三代文教之盛, 实由孔子推脱之故”, 直到秦汉有书记载得以保存, 事情才得以详细记载, 不过刘歆仍然可以造伪。直到隋唐以来书籍日盛, 刊印方便, 近世的事情才能固定。康氏对于上古史的陈述, 皆由诸子的推脱, 而否认上古史的研究皆无可考不免偏失。这样, 传统今文经上古史“三皇五帝”的观念已经打破, 古今文经的上古史观念全部被怀疑, 以致使重建上古史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迫不及待的学术问题。

二、上古史的重建:实证史学家的上古史———傅斯年上古史的构建

傅斯年作为近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其学术价值, 不仅仅是在历史的研究上, 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他迎合了近现代学术研究趋势, 进行集体研究, 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尤其是作为民国期间声名显赫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近现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模板, 指明了方向。以下对于傅氏的上古史研究进行探析, 来了解傅氏的史学思想, 以及通过顾颉刚和傅斯年的对比来了解上古史构建和研究的变迁。

毛子水说, 在北大时候, 章太炎的弟子有意让傅斯年继承其衣钵, 而“傅先生最初亦崇信章氏 (章太炎) 。但终因资性卓颖, 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攀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终不免有轻蔑的语气, 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思想, 毋宁说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 所以对那种弊病也看得清楚 (166傅斯年传略) 。而对胡适的评价则是“这个人的学问不好, 但是方法对头”。其实, 胡适这个时候的方法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同时“抛去三皇五帝不讲, 直接从诗经三百首讲起”, 这都说明了傅斯年早期已经有“疑古”的想法以及受到了历史主义方法的影响。这一点一直到1926年写给顾颉刚的一封信, 也就是著名的《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依旧体现了这种理念和方法。文中对于《大学》《中庸》《礼记》等书的层层分析, 以致对于“在周朝到汉代的方术家”的思想的演变, 也体现了“辩疑”和历史主义的方法。

通过顾颉刚和傅斯年的研究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表面上是研究范围的不同, 顾颉刚主要是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的研究, 而傅斯年则主要是对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后的研究。而真正的不同则在于两者的目的不同。顾氏是通过辨别“伪史”和“伪事”来打破顾氏系统, 而傅氏则进行这两者中材料和方法的研究。顾颉刚说:“科学的不在于科学的史料而在于科学的方法。”顾氏并非是不重视新的材料, 直到1947年写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说民国后期比前期进步的一个表现就是新史料的发现。而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 这也并不是说傅斯年不重视方法, 只是他的方法是根据材料的研究而得来的。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顾颉刚.古史辩.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毛子水.傅斯年传略.选自《谔谔之士.东方出版社.1996

[4]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选自古史辩.第一册.1988

古史研究 篇2

沿着书页，我开始探索顾老的足迹；沿着书页，顾老开始探索历史的足迹。千秋岁月，在书山与历史长河间跋山涉水，顾颉刚为我们开发出了一条通往学问丛林的崭新路径：用心发现，用勇气前进，用毅力找寻，用质疑开拓真理。

于是，历史深山的记忆中，刻下了名为“古史辨”的登山之路。

出自书香门第，而又聪颖好学的顾颉刚，也许从小就注定了他将来的路线。无论是背《诗经》时的痛苦而对《左传》的钟爱，还是幼年时读《四书》等书时的思索见解，我们看见了桀骜不驯而好奇心发达的他，看见了勇于质疑而又好学的他。做学问的态度，是需要会读书；会读书的能力，是需要读出自己的见解；想读出有意义的见解，就要多读书，会读书，就要集百家之言，考八方之论。“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远比人生的范围大的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做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于是，本着他的觉悟，顾颉刚出发了，他的读者也随着他的觉悟而激动，而感动，而勉励自己。

游苏州，行北大，遇恩师，访名家。顾颉刚如刚入港湾的小舟，时势的浪推着他行向学术的海洋。许多新问题在他的胸中鼓荡，勇气，那判断力的后盾支撑着他的信仰。不需要偶像，挖掘新观点就是他的方向。然而，然而路漫漫其修远，上千年的问题依依呈现了出来。加之清末的各种家派的对峙消除了信从家派的迷梦，西学的传来，理性的解脱，古物出土的增多这些大背景的塑成，古史辨不容质疑的诞生了。诞生于这时代的大背景，诞生于个人的性格，诞生于那不同寻常的境遇。诞生于这不可或缺的三点。时代塑人，人创时代，古史辨是时代与个人的产物，这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顾之前的疑古者没有形成学派，也不难理解为何古史辨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放出光彩。

以上就是我认为的古史辨形成的原因，即古史辨是怎样形成的。

说到这里，古史辨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究其主要内容，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是层累的形成的。引用书中的话就是“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

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初一读去也不是十分理解，细想来，便知这层累的由来----原来很多古史是人们经过自己的想象而所加上去的，换句话说，是后人造的，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而这一点，在古史辨派出现之前，虽有人提出，但并未为大众所接受，习惯的只是相信的将那些无从考证的神话当做历史，不想打破也无心打破。

第二，顾颉刚的方法：移置历史。当他大胆的提出他的疑古思想时，遭到了太多人的攻击。别认为他只是疑古，而别无建树，只是摧毁，而别无贡献。我们更应认真体会的是他的方法：移置历史。或许很多都是伪的，但即使是伪史，也是人所造，而人为势所造，势为史映，方可了解那个编制另一段历史的时代的历史。引书中之言就是：“其实就是文学的文章，也何尝不可随了作者的意愿而改变体裁。”当很多人无思想的推崇顾颉刚或者片面的批判着他的疑古，那么证明他一定是忽略了这移置历史思想的伟大之处。

刚才说到古史辨的伟大，其实移置历史这一思想只是它的伟大之一。被太多的批判淹没

着，古史辨的意义，越发需要我们思索了„„

初读时我也不是能够理解。去费尽心思的找资料，考古，研究民俗学，就是证明历史说错了，觉得荒唐，无聊。也不能理解“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远比人生的范围大的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做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这个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他的觉悟。只是想，你研究它自己都说没用，那何必研究它，有什么贡献吗？只是追求一下心灵的平衡罢了，说什么自己发现了真实，把流传已久的历史推翻，说这才是学问。不能理解，就像我不能理解中世纪西方的一些如“针尖上站了几个天使”这样的讨论一样不能理解古史辨。但随着渐渐的研读，我才发现我开始的思想是多么片面。

所以，以我的小小认识，总结如下：

第一，史学新方法：移置历史。通过这个方法，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认识资料，来多

方位多层面的了解历史。

第二，写作新方法：多种文献的参考意义，使得历史学的研究更加饱满，有章可循。第三，对考古的贡献。注重通过考古来研究历史，他可以说是考古学的先锋。第四，实践性。历史的研究是需要多方位的。而通过实践分析历史上朝代都城的地

理位置，无疑也是其中的重要贡献。

第五，民俗学的研究。

总之，意义是重大的。除了以上学问上的贡献，还有思潮的解放等贡献。至少，对于我，一个不是主修历史的同学，他告诉我们做学问的态度，还有会读书的重要，以及切不可“博学而无友”的道理。

于是，再次，继续，我要沿着书页，探索，探索我未曾发现的未知的美妙的世界„„

翻译学院：

刘志杰

汉字结构中的上古史信息 篇3

人类是从古猿人进化过来的。这一认识最早出现于西方。但在古老的中国汉字结构中，早已透露出了这一信息。商代甲骨卜辞里有“高祖夔”，他是商民族最早的祖先。夔的写法：这些字形的屁股后面，都长出了一条尾巴。高祖的屁股上长出了尾巴，难道商民族的先人还处在猿人阶段吗?

不，商民族生活的年代，应该已经脱离了猿人阶段。但民族传说久远，代代口耳相传，关于祖先的形象会追溯到几千年前。几千年前的祖先，尚未脱离猿人阶段，不是正应该拖着一条尾巴吗?

因此，甲骨文中的夔字，正是传说中的远古(因而其为高祖)祖先形象。他拖着的一条尾巴，正是上古时代从猿到人一事在汉字结构中留下的一点信息。

甲骨文有尾字，写作。《说文》：“尾，微也。从到(倒)毛在尸后。古人或饰系尾，西南夷亦然。”

尾字“从到毛在尸后”，那么“尸”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仪礼·士虞礼》说：“祝迎尸。”郑玄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以主意焉。”原来孝子在祭祀亲人的时候，不见亲人的形象，就立尸以主祭者之意，使之心有所系，意有所归。那么在祭亲时，祭者要选择什么形象来代表死者接受祭祀呢?《公羊传·宣公八年》“绎者何”，何休注：“祭必有尸者，节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以下以孙为尸。”((仪礼·特牲馈食礼》：“筮某之某为尸。”郑玄注：“大夫，士以孙之伦为尸。”原来天子、诸侯之祭少遇，大夫、士之祭多见。所以，一般的代死者受祭之尸，都是些“孙之伦”——孙子一辈的人，那都是些小孩儿。小孩儿而饰之以尾，是在当时有关人类来源的远古传说中，尚留有“从猿到人”一事影子的表现。

从猿到人，猿和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猿生活在树上，人生活在地面。但是，已经进化成人的猿，有时也会故伎重演，到树上卖弄一番个人技能。于是，甲骨文有了乘字，写作，商代是有牛有车的时代，那时的乘字不是骑在牛上、坐在车上，却是站在树上，这不就是上古造字的人对猿人生活的回忆吗?

群婚制下的知母不知父

上古群婚，知母不知父。血缘家庭内，只要不是同母所生，男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就只有舅舅与外甥了。所以《说文》“男”部只有两个字——舅、甥。这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知母。母亲与舅舅同出于一个外祖母，与母亲同出于一个外祖母的男人肯定就是舅舅；舅舅的姐妹所生之子就是外甥(以上所说记得是唐兰先生的意思，因一时找不到根据，暂付阙如)。

上古血缘群婚，人尽夫也，女子没有固定的丈夫，儿子当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所以甲骨文里的父字都写作，象一手高擎棍棒，代表一个能够对敌战斗的人。《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说明，在上古时代的血缘家庭里，没有祖父、祖母，一“家”之长——率教者，只是一个能举杖与敌战斗的人。在一个血缘家庭之内，能够举杖与敌战斗的人，何止八九个甚至一二十个，他们都是自己的父亲吗?是的。所以商代『、辞里，把自己父辈的兄弟父甲、父乙、父丙……都称父，总称多父，这也是上古群婚制留下的遗风。

因为上古群婚，知母不知父，所以那时的人，都从母姓。《说文》解释：“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日：天子因生而赐姓。”这里先说明一下，许慎所说的“从女从生”，上古母女一字，母只表示性别，如母牛、母猪……就是雌性的牛、雌性的猪。准此，则从女从生，实为“从母从生”。人之姓从母所生，所以上古的姓都从女(母)，如姬、姜、姚、姒、妫、坛、娆、赢、姑、好(子)……这些都是上古人的姓。

人类从群婚杂交走向班辈婚、普那鲁亚婚，最终发展成为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最好。汉字里有一个好字，写作一子一女，子代表男性，女表示女性，一子一女即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为“好”。这是一夫一妻制的进步在汉字结构中留下的信息。石器时代

人类在冶炼出铜、锡、铅、铁之前，没有可用的生产、生活工具。就说深翻土地，那要用耒耜。厌耜要求质地坚硬锋利，它应该是金属制成的吧?不，上古没有金属，耒耜都是木质产品。所以《说文》曰：“耒，手耕曲木也，从木推耒。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大徐本)耒耜都是木制，所以耒为曲木，耜字原也从木作。

既然没有金属的生产工具，那么坚硬的武器就只剩下一些石器了。于是在那时，石斧、石刀、石锛……随处可见，人们称之为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的信息，也留在了汉字结构中。

砍字从石欠声。上古时代没有铁刀，砍东西只好用石斧，所以砍字从石。

上古有砉字，《庄子·养生主》说到庖丁解牛的声音时说：“砉然响然，奏刀塘然，莫不中音。”砉音xu，叁音huo，司马彪注：“砉，皮骨相离声。”皮骨相离的声音拟音字砉何以从“石”?原来庖丁解牛用的虽然是金属刀，但是上古造字时无金属刀，只有石刀。于是上古人造砉字，模拟皮骨相离的声音，只好以石刀之石相从了。所以砉字从石，这也是上古石器时代的生活状况留在汉字结构中的一点信息。

中医有针灸，历史悠久。但上古无金针，于是人们身上有了病痛，就用一块尖石顶住适当部位止痛。这是原始的针灸，叫做“针砭”。《说文》：“砭，以石刺病也。从石乏声。”砭字从石，石器时代生活的影子，又在汉字结构中保留了下来。

上古的畋猎和战争，所用武器，距离目标近的，宜用戈矛；距离目标远的，要用弓箭。

上古的箭，均系坚竹制成，没有尖镞。是时梁州人首先制出了石警，生活在黑龙江上的肃慎人拿它向周武王进贡。《说文》：“砮，石可以为矢镞。从石奴声。《夏书》日：梁州贡砮、丹。《春秋国语》日：肃慎氏贡楛矢、石砮。”

所引《春秋国语》那句话，见于《国语·鲁语》，曰：“于是肃慎氏贡梏矢、石砮，其长尺有咫。”从字面上看，桔矢、石砮都是箭，“其长尺有咫”——尺八寸。韦昭注：“桔，木名”——它大约是一种坚硬的木杆；“砮，镞也”——那是一种以石为箭头的箭。所以《说文》才说：“砮，石可以为矢镞……”

在上古金属冶炼出来之前，人类曾用锋利的石头作箭镞，故而汉字中出现了“砮”字。古人小说中描写战斗激烈，往往用“矢石如雨”来形容。看来这个“石”，指的就是石镞——即“砮”了。

先秦有磔字。《尔雅·释天》说：“祭风日磔。”郭璞注：“今俗当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风。”《说文》磔字段注：“按：凡言磔者，开也，张也。刳其胸腹而张之，令其干枯不收。”看来磔就是砍开狗之胸腹张挂于树为祭止风。古人砍狗没有金属刀，只有石斧、石刀，所以磔字从石。《说文》说：“磔，辜也，从桀石声。”不，当云：“磔，辜也。从桀从石，石亦声。”

古老的农业生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汉字的产生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也就是在这农业肇兴之时，所以农业初创时的历史信息，不可避免地都会反映到汉字的结构中来。

在农业初创时期，没有铁制的生产工具，农业工作挖土除草，只好使用磨制锋利的蚌壳了。因此，甲骨文的农字写作精，象一只蚌壳在林下挖土，挖土植谷为农。晨字甲骨文作，象两手操辰(蚌壳)而作。上古日出而作，所以农作之时为“晨”。甲骨文有蓐字，写作。《说文》：“蓐，陈草复生也。”陈草复生理当除之，故蓐字从从寸从辰，寸即手，以寸持辰即手持蚌壳除陈草之义。

在农、晨、蓐几个字的构造中，都反映出了上古农业以蚌壳挖土除草的时代信息。

甲骨文有年字，写作，象人负禾。为什么要把人负禾看作“年”呢?因为在上古时代，农业生产十分原始。人们把负禾而归看作是生产的胜利，生产的胜利就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天长日久，这节日就成了“年”。商代的“年”——即岁首，被固定在夏历五、六月之间，那正是禾麦收获的季节(《殷正建未说》，见拙作《甲骨卜辞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禾麦之收获为“年”，就是原始农业在汉字创造中留下的一点信息。

甲骨文有孰字，写作。《说文》：“孰，种也。从丸替，丸持种之。《诗》曰：我孰黍稷。”然而查今本毛诗，不见有“我孰黍稷”之文。只在《小雅·楚茨》中，有“我菱黍稷”一语。段注《说文》“孰”字说：“唐人树孰字作鞭，六孰字作錾，说见《经典释文》。”

树孰的孰字唐以后作，在唐以前的甲骨文时代呢?它写作，象一个人跪坐在地上，双手捧着一株禾苗往下栽种。在上古，原始的农作只有播种，以后才有了禾苗移植栽培。我们看孰字，它象人双手捧着一株幼苗，表现出农作栽培的样子。金文孰字作，禾苗下添了个“土”字，使禾苗有了立足之土，更象植物之栽培了。篆文的孰字写作，这才和今日孰字之形近似。

从原始的禾苗下种、点播，到先进的植物幼苗移栽，这是古代农作技术的一大进步，是当时社会上某些生产能手的杰作。这杰作名之为孰一鞥，原义就是栽种。栽种是当时农作的一次改革，是一门特殊的技能，因此就叫鞥一鞥(简化作艺)，即艺术。禾苗移栽创造出的孰、鞥、鞥……这些字，反映出上古农业进步在汉字构造中留下的信息。

渔猎时代

上古民智初开，与农业肇兴同时，也是一个渔猎时期。当然，那时的所谓渔猎，方式简陋，规模很小，都属个人作业，不是众人集体生产。

渔业的生产有垂钓。甲骨文有渔字，写作，象一手持长线而垂钓。除垂钓而渔外，也有以网捕鱼的，所以甲骨文渔字也写作融，象双手张网捕鱼之状。不管是持竿垂钓，还是双手张网捕鱼，都是原始的渔业生产。而两种渔字的构造中，都反映出了这种原始渔业生产的信息。

上古人会结网捕鱼，已见前说。但既已有网，即可用来捕飞禽、捕走兽，这已见于古代汉字。甲骨文有羉(罗)字，写作，象以网捕得了隹(鸟)；也写作，象以网捕得了雉(野鸡)；也写作，象以网捕得了麋；也写作，象以网捕得了虎；也写作，象以网捕得了兔；也写作，象以网捕得了猪。以上诸字的结构中，都有网罗。这是上古结网狩猎在汉字中留下的一点信息。

上古人的衣、食、住、行

上古人穿的衣，简单得很，不过是摘几片树叶遮羞，扯一张兽皮护身而已。那时不分上衣下裳，只要能裹住身体就行。所以甲骨文衣字写作，象包着人体的一层外壳。《说文》曰：“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

裘字甲骨文作，象皮衣之形。金文作，皮衣形外，又加了个声符“又”字。篆文作愈，从衣求声。许慎生活的年代在东汉前期，那已经是隶书盛行的时代，但许慎精通上古文字，他没有按篆文写法来分析“裘”字，日：“裘，皮衣也。从衣求声。”而是用金文的字形来解释裘字，日：“裘，皮衣也。从衣，象形。”然而后世不学之士没见过金文，他们不解“裘”的“象形”何意，又不敢删去“象形”二字，只好改《说文》日：“裘，皮衣也。从衣求声，一日象形。”(大徐本、小徐本)既言“从衣求声”，何以又言“一日象形”?段玉裁看出了其中的龃龉，故言：“裘，皮衣也。从衣象形。”注：“各本作从衣求声一日象形，浅人妄增之也。裘之制毛在外，故象毛文。”——“裘之制毛在外”，段氏一言破上古裘制之的。今观甲文、金文，知上古之裘，毛恒在外。

古人穿皮衣，因无丝帛为衬，故毛恒在外。《说文》表字写作衷，曰：“衷，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为表。”——“古者衣裘以毛为表”，所以甲骨文裘字作，隶书表字作衷。裘字、表字之古代写法中，表现出了一点上古人穿衣习惯的信息。

古人一日两餐，早饭即朝食，叫做饔；晚饭叫做飧，为“夕”、“食”合文。晚饭为“夕食”，反映出古人一日两餐的生活习俗。

《易·系辞》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这就是说，远古的人们都住在自然形成的山洞里，那就是穴。甲骨文、金文无穴字，金文里却有以穴字为义符的偏旁，写作，象窄狭局促的洞窟，所以后世凡窄狭、局促之字均从穴，如：窄、窘、穷、窳、窦、窒、窝、窖……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宫室就是宽敞明亮的房屋，即一，甲骨文写作。《说文》：“一，交覆深屋也。”一为交覆深屋，所以凡具宽敞、寥廓之义的字皆从一，如宇、宙、宏、寰、宫、寓、室、宅……

凡从一之字都具宽敞、明亮之义，从穴之字都具窄狭、局促之义，汉字在义符的使用上，也留下了先民由穴居到宫室生活的影子。

甲骨文“行”字写作，象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此字之半为，后来隶变成汉字的偏旁彳——俗称“双立人”。于是后世的汉字凡从“彳”者，均与道路、走路有关，如径、往、復、循、徼、彼、徥、徐、從……特别是得字，写作，前者象路边拣到了贝，后者省彳简作拣贝。古代财货贫乏，无金珠货币，大家以贝为宝，所以拣到了贝就是有“得”。《说文》：“得，行有所导也。”(段注本)“行有所导”就是路有所得，路边拣个贝就可以算作自己的，这个“上古”，还不到孔孟“路不拾遗”的时候。

上古人不会骑马，除大夫之外也不坐车。所以走字、奔字金文分别作碴、盎，既不从车，也不从马，全靠脚()步行。

上古人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在汉字结构中留下了它们的信息。

上古人的生、老、病、死

甲骨文有冥字，写作，是产妇生产的形象：产门大开，胎儿巳探出头来，产婆也伸出双手，迎接胎儿的诞生。此字郭沫若所释(见《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骨臼刻辞之一考察》，日本东京文求堂书石印本，1934年版)。《说文》：“冥，幽也。”(大徐本、小徐本，段注校为“冥，窈也”)《文选》：《思玄赋》《叹逝赋》《陶渊明赴假还

江陵诗》李善注三引《说文》，均作“冥，窈也”。《释言》日：“冥，窈也。”孙炎云；“深闇之窈也。”初生婴儿，昏暗无知，所以为“冥”。这说明，上古人不承认“生而知之”，不承认人之初性善性恶，不管你是凤子龙孙、先知先觉，一概都是无知无识，昏暗幽冥。

上古人这种朴素的认识，也反映到了早期汉字的创造中来。

甲骨文有考字，写作，象一个老人拄着一根手杖。考就是老，二字相互转注，所以考字象老人之形。上古人生活艰苦，寿命很短，北京猿人的年龄高者不过四十多岁。四十多岁为“老”，所以老字的写法不是老态龙钟挪不动脚步，而是背有佝偻、行动需要策杖代步而已。

甲骨文有广字，写作，疾病的意思。上古人有了病，只有躺在床上。所以广字象一个大汗淋漓的人，躺在一张床()上。《说文》：“疒，倚也，人有疾痛也。象倚箸之形。”古人生活简单，有了疾痛，不过在床上倚箸一下而已。

甲骨文有死字，写作。《说文》：“死，澌也，人所离也。从歹人。”死字的原义是尸体。“死，澌也，人所离也”，澌义为尽，生命已尽，人也随之离去，当然成了尸体。“从歹人”，歹是骨头，歹、人分离，歹就成了一把骨头，即死尸。《汉书·张汤传》：“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师古注：“死，尸也。”死就是尸，当然尸又可衍变成死亡的死。

《说文》有葬字，“葬，臧也。从死在++中，一其中所以荐之。《易》曰，古者葬，厚衣之以薪。”死就是尸体，把尸体安置在下上也就是葬。因为上古的葬并不是挖坑深埋堆土成坟。那时不用棺椁，埋葬以后也不树立标记。《易·系辞》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厚衣之以薪，所以在死字(尸体)上下，铺垫、掩盖好了柴草。

一个“葬”字，反映出了上古人类简单、朴实的埋葬制度。

甲骨文有字，写作，象一个人身上背着一张弓。《说文))：“，问终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会驱禽。”古人薄葬仅衣之以薪，用一些柴草掩盖、铺垫。这会招来鸟兽的啄食，所以前往送葬问的人都随身带着弓箭，以驱赶前来啄食遗体的野兽。于是我们的汉字“吊”，就写成了以人背弓之象。

上古时代的丧葬习俗，也反映到了汉字构造中来。

中国丝绸起源时代古史考 篇4

那么, 《禹贡》成书于什么时代呢?这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近世以来对此问题主要有五种意见: (1) 西周前期说, 以辛树帜为代表; (2) 战国说, 以顾颉刚为代表; (3) 春秋说, 以王成组为代表; (4) 汉代说, 以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和德国赫尔曼教授等为代表; (5) 不同时代说, 其中的“九州”篇所记生态环境反映的是公元前第2000年间的情况, 其蓝本当出自商朝史官对夏代的追记, 此说最近由考古学界所提出。从《禹贡》所记贡丝织品的地域同古史的参验比较来分析, “九州”篇本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即夏商之际的看法, 是最为接近历史实际的。基于这种认识反观先秦文献, 可以看出, 夏商时代中国丝绸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

《礼记·礼运》记载: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 ……未有丝麻, 衣其羽皮。后圣有作, ……治其丝麻, 以为布帛, 以养生送死, 以事上帝鬼神, 皆从其朔 (按:朔, 初也) 。

此篇所说“后圣有作”, “治其丝麻”, 所指即是丝绸起源时代的情形。

《易·系辞下》记载: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孔颖达《疏》云:“垂衣裳者, 以前衣皮, 其制短小, 今衣丝麻布帛, 所作衣裳, 其制长大, 故云垂衣裳也。”这表明, 中国丝绸的起源是在黄帝时代。

关于《礼记》和《易·系辞》的成书年代, 论者或有争议, 以为是汉代人的作品。但是关于《礼记》源出先秦, 早在汉代就有清楚明确的记录, 《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汉景帝时, 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籍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汉书·艺文志》和《说文·叙》亦并谓孔壁中有《礼记》, 可见大小戴《礼记》本出古文, 原为先秦旧籍, 并非西汉作品。至于《易·系辞》, 《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虽不一定完全可信, 但《系辞》为先秦旧籍是可以肯定的。王充《论衡·正说》:“孝宣皇帝之时, 河内女子发老屋, 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 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得逸《易》, 应指《说卦》。《随书·经籍志》:“及秦焚书, 《周易》独以卜筮得存, 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这里所说三篇, 即《说卦) 、《序卦》、《杂卜》三篇, 并不包括《系辞》, 可见《系辞》并非汉代人伪作, 而是传自先秦的文本。据此, 《礼记·礼运》和《易·系辞》所记丝绸源自黄帝时代, 这一说法应当就是先秦时代累世相传的旧说。

传出《淮南子》所引的《蚕经》, 对蚕桑丝织起源于黄帝时代也有明确的记载, 其文曰:《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对于这条《蚕经》的年代, 论者有所争议, 或以为出自宋元时期的伪作。但是, 至少有两个证据可以表明, 此条《蚕经》原为先秦旧史所传, 决非宋元人伪作。

其一, 《世本》 (见《大戴礼记·帝系》引) 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 娶于西陵氏, 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 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氵氐水 (按:《史记·五帝本纪》引作“江水”) , 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 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 产颛顼"。这条材料本是先秦时代中原旧籍所传, 并见于成书于西周中叶以前南方古史所传的《山海经·海内经》, 表明有着真实的历史内容。而黄帝、嫘祖之子昌意娶于蜀山氏, 恰恰显示了古代从利用桑蚕之丝到驯养家蚕并抽丝织帛这一重大历史性变革 (详后) , 意味着中国丝绸起源于黄帝时代。这与上引《礼记·礼运》和《易·系辞》是恰相一致的。因此, 不论从材料本身还是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来看, 这条《蚕经》都出自先秦, 当可肯定。

其二, 根据《荀子·赋篇·蚕》的记载, 战国时已发展了关于蚕的义理, 称为“蚕理”, 而蚕理的形成年代足可追溯到“五帝”时代。《荀子》既称蚕理, 则当时已有总结和阐述关于蚕理的书籍传世, 当可肯定。《荀子》此篇还提到一种流布广远的传说, 即蚕与马的关系, 说:“五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 并说这是蚕理之一, 可知此说是一种来源久远的传说。《周礼·夏官·马质》“禁原蚕者”句下郑玄注云:“原, 再也, 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 月直大火, 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也。”郑注引证的这部《蚕书》, 虽然并未注明为何时之书, 不过从它的内容与《荀子》所述蚕、马关系有所关联来看, 应当就是战国时代关于蚕理一类的书, 出自先秦旧本, 当无疑义。秦始皇时, 尽烧天下《诗》、《书》、百家语, “所不去者,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有关蚕理一类先秦文献, 即属“所不去者”之流, 因而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 至汉初为淮南王刘安《淮南子》所取用。由于汉初并称先秦义理之书为经, 所以淮南王刘安在引用此书时称其为《蚕经》, 这是符合汉初风气的。至汉武帝时, 设五经博士, 只有经学称经, 其他诸书则不再称经, 所以东汉郑玄引用此书时称其为《蚕经》。由此可见, 《淮南子》引用的《蚕经》, 原为先秦旧本所传, 并非后人伪作。这种情况, 与汉初许多古籍抄自先秦旧本一样, 不足为异。当然, 除这部《蚕经》而外, 刘安本人是否写过一部《淮南王养蚕经》, 因文献阙如, 难以考察, 只能存而不论。

至于今本《淮南子》不见这条《蚕经》, 也并不足怪, 这是由于此书在传抄过程中有所脱漏而出现的现象, 正如许多书籍在传抄中有所脱漏一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佚文辑自哪个时代的哪一部书, 而在于佚文是否合乎它自身所反映的史实和背景, 是否有可靠依据。以此来看这条《蚕经》, 不难知道它出自先秦旧本, 决非宋元间人士的伪作。

世界中古史问答论述题 篇5

问答题

1．民族大迁徙的原因和意义

原因：

1）日耳曼内部发生的变化引起的：B1-2世纪，日耳曼人氏族社会迅速解体，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加剧，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是各部落间的战争成为掠夺性战争，像邻人掠夺财富，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这种卑劣的动机是大迁徙的动力。

2）匈奴西迁和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引起氏族大迁徙的客观因素。

意义：

使罗马与日耳曼两种文明、两种制度、和两大民族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

日耳曼人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摧毁了腐朽反动的罗马奴隶制帝国，为垂死的西欧注入新的生命力，为封建制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起了解放者的作用。

还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导致了罗马古典奴隶制的灭亡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开始。

2．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

西欧封建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交叉，两种社会历史因素相互综合的结果。

特点：

1)形成了以劳役剥削为主的庄园制

2)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等级制

3.法兰克封建制度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封建化的过程和历史意义如何

——见笔记

4.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意义

1）城市是社会进步的集中表现。中古西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把西欧社会从原始简陋的农业状态中解脱出来，是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生机勃勃。城市的再生产过程改变着客观条件和生产者自身，造就新的力量和观念，成为反天主教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2）对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乡村的自然经济起着瓦解和破坏的作用。

3）在城市的支持下，英、法等国家先后形成了等级议会君主制。逐渐发展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

4）改变了中古时期的阶级构成，使阶级斗争发生新的变化。市民和农民阶级一起，构成了封建社会内部巨大的反抗力量，为推翻封建制度，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拓了道路。

5.十字军东侵的后果及其影响

十字军东侵是中世纪的世界性的战争，是西欧教俗封建主对近东的侵略战争。这次战争历史之长，涉及的国家和社会阶层之广，地理范围之大，历史上是空前的，影响深远的。

1）对东方人民来说，十字军东侵破坏了生产力，摧残了文化，洗劫了许多城市和乡村，断送了无数人的宝贵生命，严重阻碍了近东各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使欧洲的广大劳动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牺牲。

2）十字军的东侵，对欧洲封建社会来说，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她它进一步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欧的工农业生产、贸易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随着贸易的发展，东方的许多产品和技术也更多传到西方。从而改进了西方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式。

3）十字军东侵的结果，对西欧社会政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一部分封建主在东侵中消耗了力量，而城市却在贸易增长的刺激下得到较快的发展，提高了城市市民的地位，从而导致等级议会君主制的产生，在城市市民的支持下，王权日益加强起来。

4）十字军东侵期间，封建主急需金钱，曾让部分农民通过金钱来买自由，减轻了一部分封建义务，也促进了封建奴隶制的解体。

十字军东侵的结果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是贵族阶级的削弱，市民阶级和王权的加强以及农奴解放的开始。

6.英法王权加强的过程

——见笔记

7.德国历史发展特点

1)封建关系产生的比较晚，封建化的进展缓慢。受罗马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影响很少，长期保存了日耳曼二年的农村公社制度；公社里的自由农民爱好自由的精神，使得他们对于剥削和奴役进行顽强的抵抗，使德国封建关系发展比较缓慢，以致城市兴起较晚。

2）中央王权软弱，地方封建势力强大。国王往往是诸侯中的弱者，多热衷于对外侵略扩张，不甚关心国家的集权和统一；以个别城市为中心的地方市场反而加强了地方诸侯的势力，更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集权；新兴得富裕市民只关心自身的局部利益，不能支持君权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所以，德国在中古时期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8.皇帝与教皇斗争的原因、经过及后果

原因：主教授职权问题

实质：教皇和皇帝为争土地和在西欧的霸权地位的斗争

经过：1）1075年教皇格利哥里七世召开宗教会议通过的决议直接触犯了皇帝的利益。

2）1076年德皇亨利四世召开了沃姆斯宗教会议，决议废黜教皇；教皇则在拉特兰召开宗教会议，开除亨利教籍，废其帝位，煽动大封建主反对皇帝。亨利害怕国内大诸侯造反，不得不暂时屈服。1077年亨利到教皇驻地卡诺莎城堡请罪。在大雪中等待三天，最后吻了教皇的鞋子，才恢复了教籍

3）亨利等到国内局势稳定以后于1084年出兵罗马，驱逐格利哥利，另立教皇，使其为自己加冕。

4）教皇与皇帝的斗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122年双方才达成协定，签订“沃姆斯宗教协定”。授职权中象征着教会徒弟权力的权节由皇帝授予；象征教会权力的指环和笏杖由教皇授予。双方都有份，但都不满意。

后果：给德国带来严重的后果，政教之争以后的德国，皇权更加软弱，加剧了德国的分裂局面，1125年法兰克尼亚王朝终结。

9．4~5世纪拜占庭政治发展的特点（为什么拜占庭没有与西罗马同时灭亡）

1）东罗马存在着许多经济成分：a奴隶制经济但规模不大，奴隶数量也不多，奴隶的处境有所改善，阶级矛盾从来没有达到西罗马帝国那样的状况，这是东罗马帝国不至于因遭受奴隶制危机而衰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b农村公社经济，存在一定数量的自由农民，自由村社农民的存在，使东罗马帝国不仅有税源而且还有兵源，对政权的稳定起了促进作用。c隶农制经济，这种经济是东罗马帝国的农业的基础。隶农的处境要比西罗马帝国隶农的处境好，隶农的劳动积极性也比较高。它的存在也缓解了奴隶制的危机。

2）拜占庭兴旺的城市和发达的工商业，君士坦丁堡是世界著名的大城市，东西方贸易的‘金桥’国际贸易的集散地。国际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拜占庭工商业的发展。

3）政治上拜占庭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皇权被神化，各省官吏由皇帝任免，并对皇帝复杂。地方分权的现象也没有像西罗马那样显著，离心力不大，这对政权的巩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这些使得东罗马帝国能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又继续存在了一千年的原因。

10.俄国伊凡四世改革内容（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措施）

1）颁布了新法典，增强了国家机关在司法上的作用。

2）军事：提拔中小地主任军官，颁布军役法占领150俄亩的土地为国家出骑兵1人

3）行政：废除贵族世袭的领地机关，设置系统的管理机构-衙门，分管全国的财政

军事外交等事务；提拔中小贵族为衙门的官吏。

4）经济：建立沙皇特辖区制度，专制统治的集中表现：从宫廷和国家机关开始设置全国的土地分成两部分即由杜马管理的普通区和沙皇特辖区，凡是土地富饶商业发达具有军事意义的“特辖区”分给支持王权的中小贵族。特辖区内的大贵族世袭领地一律收回，换成偏远的普通区。

11.拜占庭帝国历史地位和影响

1）政治上，拜占庭是保护西方的盾牌；2）文化上，保护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以后的西欧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基础；3）对东欧，拜占庭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对东欧国家和民族都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12．阿拉伯统一国家形成的原因

阿拉伯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氏族部落的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交织，十分尖锐，各个阶级阶层，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要求阿拉伯半岛统一起来：6世纪以来，半岛内陆大都处于原始公社制的阶段。内部出现了私有财产和剥削奴隶的现象，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半岛西部农业商业发达，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麦加城因此得以繁荣，社会急剧变化;麦加贵族把持统治权力，役使奴隶劳动，平民也受其压迫和奴役，社会矛盾尖锐;对于阿拉伯商路的争夺，使阿拉伯农业商业严重衰落，更激化了阿拉伯的社会矛盾。商人提高利率，贵族竭力压迫人民。整个阿拉伯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人民反抗不断。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贵族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巩固统治，扩张土地，争夺商路，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国家。

再次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主要是它们的一神观念。

13.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及其后果

原因：宗教原因

希望更多的人皈依伊斯兰教；经济原因

为了到外地寻求土地和财富。

过程：1）初期，四大哈里发时期：在圣战的前提下进行的也是宗教的传播，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对拜占庭和波斯发起进攻。第二任欧麦尔七世纪三十年代打败伊朗军队，西部大军占领开罗，将埃及纳为版图之中。第三任

奥斯曼继续扩张战争

并建立海军

占领呼罗珊，亚美尼亚，北非的利比亚以及拜占庭的海军基地塞浦路斯岛等

第四任

阿里时期形成一个新的宗教派别

活动在伊拉克，伊朗等地。

2）委马亚王朝统治时期

东西北三个方向进行扩张。

3）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

对外扩张战争基本结束。

后果：1）给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加强了征服地区与被征服地区宗教民族的矛盾，同时也激化了阶级矛盾。

2）促进了伊斯兰教文化的传播。

3）扩大了阿拉伯国家的版图，使其成为横快亚欧非的一个大帝国。

14.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统一的影响

1)伊斯兰教是一神教，要求人们信仰和服从安拉，实质上是要求人们服从国家的统治。他所宣扬的，要为安拉进行的圣战。实质上是要他的信徒为国家而战，这就为国家的产生制造了舆论，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2)伊斯兰教是一个宗教行政

军事三个为一体的组织，这种组织为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组织形式。

3)伊斯兰教的产生是和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相适应的,是阿拉伯奴隶主阶级为摆脱社会危机,实现阿拉伯半岛政治上的统一,以及要求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15.伊斯兰教产生背景、基本成就、特点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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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产生于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革的时期。当时阿拉伯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氏族部落的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交织，十分尖锐，各个阶级阶层，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要求阿拉伯半岛统一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伊斯兰教的产生。【详解矛盾：6世纪以来，半岛内陆大都处于原始公社制的阶段。内部出现了私有财产和剥削奴隶的现象，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半岛西部农业商业发达，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麦加城因此得以繁荣，社会急剧变化。麦加贵族把持统治权力，役使奴隶劳动，平民也受其压迫和奴役，社会矛盾尖锐。

对于阿拉伯商路的争夺，使阿拉伯农业商业严重衰落，更激化了阿拉伯的社会矛盾。商人提高利率，贵族竭力压迫人民。整个阿拉伯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人民反抗不断。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贵族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巩固统治，扩张土地，争夺商路，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国家。

再次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主要是它们的一神观念。】伊斯兰教这就为国家的产生制造了舆论，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伊斯兰教是一个宗教行政

军事三个为一体的组织，这种组织为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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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

教义——信仰：1）信安拉

2）信使者—安拉的使者3）信经典--《古兰经》是安拉的启示4）信前定---宇宙间一切事物皆为安拉的前定。5）信死后复活，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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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规：1）五功：念贡

拜功

斋功

课功

朝功

2）圣战

社会主张：1反对部落间的血亲复仇，进行婚配和弃婴。

2.反对高利贷和赌博行为

3提倡赈济平民，善待和解放奴隶，主张一夫多妻制。

4强调保护私有财产。

16.印度教的产生背景和信仰

1）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佛教的禁欲苦行已经不符合封建主日益腐化的生活需求。

2）佛教的善行，戒杀也背离了地方王宫割据独立的欲望。

3）佛教口头上的众生平等对处于种姓制度层层压迫下的群众也失去了迷惑力。

信仰：1.信《吠陀经》2.信奉多神。3同时吸收了佛教的“轮回”“业报”的教义，鼓吹人生有轮回，善恶有因果。

17.阿巴克改革的原因

阿巴克时代，帝国版图辽阔，各地规制不一，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尖锐。为了统一制度，缓和社会矛盾，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阿巴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18.朝鲜三个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P204）

新罗时代【1世纪到7世纪初】封建制度确立时期。措施：1）在经济上建立起土地国有制的经济模式—丁田制2）实行中央集权制。

高句丽王朝【918—1392】政治上：实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体制：军事上：重视军队的建设，实行府兵制。经济上：改革田制，国王力图控制大量土地以巩固中央集权。976年颁布田柴科法令。

李朝时期【1392—1910】经济上：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丈量土地同时登记在册。实行科田法。政治上：健全强化专制政权的政治体制。废除府兵制把封建主和寺院武装集中在中央。实行邻保制。编成全国大典，国王拥有无上权力。将立法行政集于一身。在外交上：一改高句丽与明朝敌对的关系，实行和平亲善政策，与日本也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

19．大化改新原因、内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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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1）是日本奴隶社会内部各种斗争的结果。第一种是阶级矛盾即劳动群众同天皇贵族的斗争，第二对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天皇与中央贵族之间，及中央贵族与地方贵族之间争夺权势，土地和部民的斗争。

2）日本面临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促使了改革。{中国大陆隋唐的建立，实现了统一，朝鲜新罗的崛起，朝鲜三个国家的政治改革

日本在对朝鲜战争失败使它丧失了从大陆输入先进文化的通道}

3）圣德太子的改革措施为日本的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础。{模拟中国官阶制实行“冠位十二阶”。

制定宪法十七条强调君主至上。

建立与隋朝对等的外交关系。

4）中国隋唐封建制度对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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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改革土地占有制：废除王室和贵族占领的一切土地和部民，全国土地归属天皇。成为公地

公民。

2）实行“班田收授法”国家对公民颁给口分田

六年一班

死后归还。授田人要像国家服租庸调。另外对贵族官僚授予食封，对功臣贵族另授功田。

3）改革官制

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规定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废除官位世袭。

4）改革军事一，废除贵族世袭控制

军事特权

军权收回中央

二，实行府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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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1）大化改新把大部分农民从奴隶主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农民地位有所改善，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2）实行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天皇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削弱贵族豪强的特权，限定了土地兼并和人民战争。

3）军事上的改革

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国家的实力。

4）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古史研究 篇6

一、顾颉刚眼中的“禹”及相关学术论争

古史中有关禹的记载是较早被顾颉刚用来论证他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重要依据。通过对《诗经》中《商颂》等篇章有关“禹”的记载的梳理，顾颉刚发现，“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因此上古人对禹的认识有一个从神到人的转变过程。此外，他还认为：“‘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因为根据《诗经·长发》的记载，上古人把禹看做“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两个漠不相关”。至于“禹”的由来，顾颉刚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顾颉刚对“禹”由来的假设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对回音。对其假说反对较力的柳诒徵讽刺顾颉刚说：“今人喜以文字说史，远取甲骨鼎彝古文，近则秦篆。爬罗抉剔，时多新异可喜之谊。顾研究古代文字虽亦考史之一涂术，要常以史为本，不可专信文字，转举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杀。即以文字言，亦宜求造字之通例，说字之通例；虽第举一字，必证之他文而皆合。此清代经师治诸经治小学之法也。不明乎此，第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鲜不为通人所笑矣。”刘掞藜在反驳顾颉刚时也说：“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我骇了以后一想，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刘氏立论的依据颇近于柳诒徵，同时反对顾颉刚的胡堇人所持观点也并无二致。在他们的视角来看，其据以反驳顾颉刚的依据似比他设立假说的根据更为切实。但是这却未必能切合顾颉刚的提出假说的本意。他们反驳顾颉刚的依据实际更多集中在他的假说，而对于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却少有论列。换句话说，他们也并不能证实“禹”的真实存在。顾颉刚在随后给柳诒徵的答书中即指出：“我的辩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我对于古史的最早怀疑，是由《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而来。在这个冲突中，中枢人物是禹，所以使我对于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注意。从而旁及他种传说，以及西周东周战国秦汉各时代人的历史观念，不期然而然在我的意想中理出了一个古史成立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确实与否自是另一个问题）。我要说明这个系统，当然要依了时代去搜集材料，从各时代的材料中看出各时代人对于古代中心人物的观念的演变。只因古代的材料缺佚的太多，为联串许多零碎的材料的便利计，难免有几处要借了后代的材料来说明前代的观念。但是，这仅是一种假设而已，我绝不愿把他作为确实的证据。”顾颉刚最后将柳诒徵与他的争执归结为“精神上的不一致”，换言之，顾颉刚至少认为柳诒徵的反驳没有读懂他设立假说的真正用意。

在顾颉刚看来，真正与他的看法构成论争场域的应为王国维的观点。一九二五年，在给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授课时，王国维征引秦公敦与齐侯镈钟上有关“禹”的记载，并引《尧典》、《周书·吕刑》等文献互证，指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王国维的这番言论后来也被顾颉刚编入《古史辨》第一册，并亲作“附跋”。顾颉刚在“附跋”中借用王国维的论证指出，“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而所说的正与宋鲁两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他们都看禹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汤与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因而，顾颉刚欣喜地宣称，他的“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王国维的论说当然不会以为顾颉刚的假说提供证据为悬的，顾颉刚的言论也不免是对王国维的论辞进行了过度阐发。依笔者看来，王国维对禹的论辞似更多近于为其前此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做实例的印证，具体到对过分疑古的批判反而应该视为对时事的一种因应。这一点从他论证“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尤其注意相关事项的时间勘定可以窥见一斑。此外，这也与他早先所提出的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的取向不谋而合。

尽管顾颉刚的理解与王国维论辞的实际内涵不尽合契（甚至全然不同），但是，在顾颉刚看来，这却恰恰为其证明自己的观点指明了一条有效的路径。一九二六年，他在为《古史辨》第一册写作自序时即认为“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并认为自己“在考古学方面必须好好读几部书”。建设古史而须从“实物”着手，至少表明王国维利用实物所做的相关论证对顾颉刚造成的影响非小。从目前所见材料看，顾颉刚对王国维言辞的借用实更近于一种单方面的行为，王国维方面既未公开参与到古史辨的相关争论中，也没有对顾颉刚的曲解性借用进行回应，反倒是顾颉刚从王国维处获得的“意外启发”对其后来重建古史（在顾氏而言，更多停留于想象）产生了相当的思想教益。后来，顾颉刚重建古史的计划对考古学的发现多有侧重，正是基于王国维在引证地下材料方面为其提供了一个寻求确切真实古史的路径。

二、围绕考古发掘的古史之争

一九二四年底，李玄伯针对顾颉刚主张依靠载记来重建上古史的主张指出，“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譬如西周以前的形势与西周时不同，而不能得其详情”，“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李玄伯的看法引起当时尚在国外而并未参与古史辩论的傅斯年的注意。傅斯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认可了“掘地”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却认为，这与顾颉刚的古史观“不是论一个问题”，因为“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掘，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可见，在傅斯年看来，“掘地”的考古学与顾颉刚的古史观关联并不大。李玄伯的文章发表不久，顾颉刚也做出相应回复。顾颉刚认为，“古人直遗的作品”在“学问的目的上是无疑义的，但在我们研究的工作上则未必便应这般”。“现在古史问题在载记的研究上刚才开头，面前原有许多路径可走，并不是已经碰到了死胡同里的墙角，非退出来不可。”言下之意，顾颉刚仍然侧重他对于载记的研究。他指出，他研究古史的愿望是“把神话与传说从古代的载记中，从后世的小说诗歌戏剧以至道经善书中整理出来，使得二者互相衔接，成为一贯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顾颉刚在利用载记重建古史的研究方面确如傅斯年指出的那样，与掘地“不是论一个问题”。不过，此后由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顾颉刚对于古史研究的目光也曾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主持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进行的考古发掘可谓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这项工作的进行更是直接影响到当时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看法。一九三五年，曾经躬逢其事的李济回忆说：“十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是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不过，李济并没有因为安阳考古的重大发现而否认中国传统史籍的价值，而是认为“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安阳殷墟考古同样也影响到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的看法，他甚至进行了相关方面的学术实践。一九三五年，顾颉刚在他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提及有关周武王克商的史事，他说，周武王克商“成功之后，《史记》上说他‘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原注：《周本纪》），《逸周书》上说他‘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以及麋、鹿、氂、豕等约一万头（原注：《世俘》），他掠夺的只是些鼎彝、宝玉、牲畜，而不是殷商的历史材料。固然，这种传记百家之言也许是靠不住的，武王也许肯不注重实利；可是现有的证据已足够证明这些记载了。安阳的殷墟，在三十年中发现了四五万片的甲骨卜辞，近年经中央研究院大举发掘，连宗庙宫室陵墓的遗址也找出来了。然而地下挖出的遗物只有大量的甲骨和瓦片，而铜器和玉器乃至少。这不是铜器和玉器已全被抢光了吗？因为周人有致用观念，所以把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顾氏论说的方法正确与否可先毋论，仅就其论说的依据而言，已经表明顾颉刚开始利用考古学的材料进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尝试了。尤其是其中涉及的《逸周书》，自宋代以降即有不少人认为该书系战国时代或战国秦汉之间的作品，而顾颉刚却试图通过安阳考古发掘来证明其中有关记载的确实性，对于一位以疑古闻名的学者来说，顾颉刚此举不能不说明他的思想确实受到考古新发现的影响。

然而，顾颉刚并未完全被考古新发现所左右，从而彻底改变他在中国上古史方面的怀疑态度，尤其是此时一些学者试图据殷墟发掘来完全否定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怀疑，使得顾颉刚不得不再次对自己的古史观进行申述，只不过这一次在措辞上略显不同，而且明显吸收了此前的一些批评意见。一九三五年，钱穆在为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作序时对顾颉刚所发起的古史辨不无微词，他认为：“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近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马迁之所睹记，其不复传于后者夥矣，若必后世有他据乃可为信，则是马迁者独为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于夏、周之大为欺伪者耶？”顾颉刚当时并未做出直接回应。几年后，顾颉刚在他的读书笔记中却写道：“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悖谬事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周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顾颉刚语中虽未挑明批评所指为谁（似也没有具体的一位），但钱穆藉以推衍“夏事有据”的做法实正中顾颉刚的批评。早在一九二五年，张荫麟评介由顾颉刚发起的中国古史讨论时就曾指出，顾颉刚在阐述自己的古史观时以“《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遂指“禹先起，尧舜后起”是运用默证，而且“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因而不能算是论证自己古史观的有力证据。顾颉刚的立场虽与张荫麟两异，但他在阐述“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观念时所采取的方法实恰与张荫麟暗合。

三、顾颉刚的“难题”与上古史的写法

有学者认为，顾颉刚“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命题，“以全部复原上古文字与文献为前提，近八十年来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重建，无论从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何种角度的尝试，在此都难以逾越”，并将之称为“顾颉刚难题”。顾颉刚的这一认识并非针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考辨古史的后起之见，更多是对自己以往古史观的另一种修辞性继承。这一点从他在《答李玄伯先生书》中所言“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比较的近真，绝无圆满的解决”可以窥取一些端倪。研究中国上古史者若真以顾颉刚的命题为不可破解的“难题”，恐怕更多的是由于研究者欲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自我设限所致。

不过，由于围绕“禹”的身份的争论蜂起，顾颉刚本欲借辩论古史来说明“传说的经历”的意图多被掩盖，反而是被顾颉刚认为自己“辩论的枝叶”部分的“禹是否为动物”后来居上，成为一时间学者品评的焦点。顾颉刚既身与争论，则思想不免受限。争辩既多，则建设必少。从后见者的眼光来看，本应该从事“传说的经历”研究的顾颉刚实并未在此有太大建树，反倒是远离论争场域的学者能够一心潜学，并且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提供了佐证。

一九一五年春，今文经学家廖平曾对其弟子蒙文通说：“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昊为黄帝之子。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凡我国人，皆足以自荣而自勉也。”此后，蒙文通历经数十年努力，撰集写成《古史甄微》一书。他根据所见相关文献将上古史的传述分为鲁、晋、楚三系，他认为“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各异”，而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之所以“称道古事各判”，正因为其“本于三系民族传说之史而各不同耶！”仅就古史辨争议颇多的三皇五帝而言，蒙文通即通过汇集“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考证得出：“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吕氏春秋》乃言三皇。以陆德明之言考之，则《庄子》书亦多有非漆园作者杂出其间。则战国之初惟说三王，及于中叶乃言五帝，及于秦世乃言三皇。在前世皆言忠、敬、文三统，子、丑、寅三正，谓王者三而复，自不容有五运说、五而复之义以间之。言五帝当自驺衍氏之后也。”就《古史甄微》内容而言，蒙文通考证所得正为顾颉刚所欲揭示的“传说的经历”。

与当时论者多以“禹是一条虫”对顾颉刚进行质疑不同，王国维的思考更多反映其对过分疑古做法的反对。胡厚宣后来写《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时指出，“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但是当时论者多认为“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至于《尚书·尧典》，疑古学者更多认为其系“秦汉时之书，甚者或以为乃出于汉武帝时”。疑古之过可见一斑。王国维在给学生讲授“古史新证”时，借“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论证《山海经》、《楚辞·天问》等“谬悠缘饰之书”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虽对过分疑古不无指责，但也是语出谨慎，并未有完全一反信古的倾向。

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而言，顾颉刚“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命题与其说是设立难题，毋宁说是在为上古史研究提出规范和途则。仍就《尚书》中《尧典》一篇为例，一方面，胡厚宣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识读，得出《尧典》所记四方风名与甲骨卜辞中的记载“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另一方面，郭沫若则通过对西周春秋铜器铭文的考释发现，有关“考”与“妣”的记载中，总是“妣与祖为配，考与母为配”，据其推知“考妣连文为后起之事”，“当系战国时人语”。而《尧典》一篇中却有“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的语词，因而可见《尧典》的成文年代应不早于战国。

郭沫若的考释看似与胡厚宣的论证甚相龃龉，实际是各有关照，而且恰恰为重写中国上古史提供了两个不同的思考维度。要而言之，胡厚宣侧重的是史事的证明，而郭沫若注意的则是史书的考释。对于上古史而言，相关历史实际有一个从“口耳相传”向“纸笔纂述”的转变过程。由于早期历史单纯依靠记忆，所以不可避免会出现差错，但是与有书写文字的时代不同，这种差错更多体现为记忆的缺失，而非记忆的捏造。相关记忆会在传承、传播过程中出现失误，但其文化的核心却可以保持大致不变，即徐旭生所认为的“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胡厚宣根据更古时代的记载（甲骨卜辞）证明的正是《尧典》中相关史事的真。书写文字产生以后，尤其是在文字被广泛应用于记事之后，记叙的风格也逐渐得以固定，一时代的书写文字会反映当时的语言风格，同时也会反过来塑造当时的语言风格，同时这也会造成记载的历史性沉积（蒙文通就注意到“以《孟子》书证《孟子》书，见儒家言外，显有异家之史存于其间”，其自相矛盾之处，正可见相关史事的历史性沉积。蒙文通：《古史甄微》，5—13页）。从这一角度说，郭沫若考释《尧典》的语言风格可以确定的是《尧典》一文的成立年代，并不能据以否定其中记载事实的成立与否。

古史研究 篇7

关键词：古史辨,报刊,史家,科学化

1923年顾颉刚提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一命题, 古史讨论遂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的主潮之一, 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1941年出版第七册, 享誉史坛的众多学者参与其中, 期间共发表学术论文350余篇, 几乎伴随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发展, 其影响所及, 至今犹存。

一、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为古史辨提供了平台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被首次提出来, 该文发表于胡适所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在此之前, 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就以书信的形式讨论辨伪问题, 当胡适请顾颉刚编《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时, 顾颉刚就将与钱玄同的信节录一部分, 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同时给钱玄同去信, 希望他将辨伪的见解多在此刊上发表, 信中提到“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 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 “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 继续的讨论下去, 引起读者的注意, 则以后的三年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1]76这里顾颉刚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将古史辨伪的讨论继续下去, 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 而实现的形式就是将信件中讨论的内容公开发表。此后, 《读书杂志》从第九期开始至第十七期止, 连续发表了顾颉刚, 钱玄同, 刘掞藜, 胡堇人等人辩论文章 (信件) 九篇。古史讨论一时成为热点, “哄动一时”。

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即古史辨的兴起除了其自身的吸引力及与传统学术的关联外, 报刊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报刊业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而来, 中国最早的报刊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 但数量较少, 1815年至1861年, 总共才出现8种中文报刊, 1900年据梁启超统计大约有124种。辛亥革命掀起了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办报热情, 全国报纸达500家, 期刊达700余种, 仅报纸的总销售当时就达4000万份。1927年, 中国大约已有报刊2000余种。报刊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 可以这样认为, 至1920年代, 报刊业的发展已经为顾颉刚提出古史辨并成为热点提供了充足的环境。

顾颉刚认识到了报刊的功能及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从顾颉刚早期的读书生涯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此后, 无论是阅读还是亲自参与编辑, 顾颉刚的读书生涯中, 始终没有离开报刊, 报刊对他的思想及知识积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顾颉刚对报刊对学人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这在1935年顾颉刚与谭其骧的信中有明晰的表达, “说到创办刊物, 你和我的胸怀太不相同了。我办这刊物, 固要使你成名, 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 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 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 但必应就力之所及, 提拔几个, 才无负于天之生才……难道我为了爱惜自己的时间而使他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吗?”[1]164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顾颉刚对报刊的传播作用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并将这种认识付诸到实践活动当中。这可以说是顾颉刚因古史辨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总结。

二、史家的职业化为古史讨论提供了支撑

讨论史家的职业化, 必须要联系到近代学术和教育机构的建立以及稿酬的出现。学科体制的建立使得史家得以从传统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 完成了从依附于封建国家到融入近代的学术及教育机构的转变。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使得稿酬开始出现, 为史家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之新平台。中国史家的职业化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而逐步确立的过程。1905年, 清廷废除科举制, 这一举措的客观效果是彻底切断了读书人与政府之间的纽带, 迫使知识分子开始向近代转型。失去了科举入仕的追求, 知识分子为了谋求出路, 开始向社会各个行业流动。

在这一知识分子职业转型的过程中, 史家的职业化首先与清末民初的学术教育机构的建制及其发展密切相关。在洋务运动时期业已出现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及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 但这些学堂“言艺之事多, 言政与教之事少”[4]19, 史学在其中并不作为教习的内容。戊戌维新之际设立了京师大学堂, 成为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堂, 戊戌之后, 先后兴办的大学堂有陕西的宏道大学堂、山西的晋省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河南大学堂、两湖大学堂、广东大学堂、江苏的南菁高等学堂等[5]77, 这些新式学堂一般都将史学纳入教学内容, 史家开始具有职业的性质。至民国初北京大学等一批新式大学的建立, 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真正建立起来。这些大学与学术机构有较强的独立性, 史学作为诸多学习科目中的一类, 教学与科研成为学者的本职工作, 亦是史家得以获得酬劳的最基本方式, 史家的职业化开始真正形成。

另外, 稿酬制度的出现也为史家的职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持。稿酬制度与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相伴而生, 随着报刊业的不断发展, 报刊从初创时期单一的宗教政治舆论宣传工具向产业性转化, 随之与出版报刊相关的职业性的工作人员如编辑、记者、经理人等亦大量开始出现, 同时写作也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史学类学术性质的文章是否具有稿酬, 就早期的专业性史学期刊《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史地研究》等刊物来看, 都没有明确标明是否有稿酬, 但在1905年前后的上海报界, 写作“论说”文章是有稿酬的, 大概是每篇五元。如顾颉刚曾应郑振铎之邀, 作《〈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售与小说月报。另外就史学类图书的出版来看, 视出版销售数量的多寡也有数量不等的稿酬, 顾颉刚大学毕业不久, 曾经就因经济上的困难试图“拿著书来做主要职业, 拿版权来做主要收入”[1]63就《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的情况来看, 因为其销路很大, 连续出版十次, 由此奠定了朴社的经济基础。当然就整体来看, 史学类学术性文章支付稿酬的现象不是很普遍, 同时稿酬也只是作为史家经济来源的一种补充, 但其存在也是促成史家职业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史家的职业化使得史家以学术性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 不囿于传统政治的束缚, 史学进入真正的科学研究阶段, 也必然促进史学的极大的发展, 古史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产生的。我们从在古史辨兴起时, 参加讨论的主要人员的职业性可以得其大概。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容庚诸多参与到古史讨论的人, 大多依附于近代学术教育机构, 学习或就职于与史学相关的职业, 正是有这样一批职业性的史家的参与, 古史辨才得以兴起并延续下去。同时, 在这样一批具有职业性的史家面前, 科学理性批判的精神受到张扬, 宗教信仰的藩篱被打破, 史家的职业化意味着史学的科学化走向。

三、史家与报刊结合以古史辨的形式催生了近代史学的科学化取向

职业性的史家与报刊的结合意味着史学研究与现代传播机制结合的完成, 这样一种新型的学术机制, 必然对史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它突破了古代史家单独研究的局限, 能够将问题公之于众, 让更多的学者参与到所研究的问题上来。报刊的发展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 “各种研究所, 各有其专门之杂志, 以发表其成绩。”[6]通过在报刊这样具有广泛传播效力的工具, 史家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更容易融入到当下学术研究与讨论中, 通过讨论及相互之间的启发驳诘, 使得对所研究问题更加深入, 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这样坦言:“我又非常感谢刘楚贤 (掞藜) , 胡堇人 (治征) 诸先生, 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 逼得我愈进愈深, 不停歇于浮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满足了。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 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 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 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励寻求智识。”[2]3可以说正是史家通过报刊得以相互影响, 不断推进自身的研究, 古史辨是这一形式的明证。

另外, 就古史辨所讨论的内容来看, 他本身亦符合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需要。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首先必须对古史做出清理, 打破原有的一整套为帝王政权服务的古史系统, 顾颉刚就明确主张“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认为“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 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2]101传统的古史系统以为三代为理想社会, 其后历史的发展则是每况愈下, 这一古史系统存在于为整个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经学元典之中, 打破原有的古史系统就等于无形之中消解了对经学的崇拜, 原来的经学成为了史学研究的领域, 整个传统社会所为之尊崇的价值观念也必然随之瓦解, 科学理性的精神受到尊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职业性的史家与报刊的结合, 以古史辨的形式催生出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与报刊的结合并不以古史辨为始, 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 但并没有对中国古史作出具体的研究与讨论, 这说明在史学从传统到近代转型的过程中, 由于缺少职业性的史学家的参与, 使得讨论及其转型难以完成, 因此梁启超更多的是提倡宣传之功。至古史辨的提出, 这一新型的学术机制才得以真正完成。没有作为现代传媒的报刊, 史学的科学化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道路, 同样, 没有在现代学术机制下产生的职业史家,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亦将不会如此迅速。

参考文献

[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7.

[2]古史辨 (第一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A].饮冰室文集第一册[M].中华书局, 1989.

古史研究 篇8

一、“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1923年2月, 在通过收集与鉴辨大量的有关上古史的文献史料之后, 顾颉刚将自己对古史系统的看法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作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刊登在《读书杂志》上。至此, 顾老著名的“古史层累说”正式形成。“古史层累说”简单地概括起来就三句话:第一, 时代越后, 传说的古史期越长, 即周代人心目中最古老的人是禹, 到春秋的孔子时期尧、舜是那时候人们认为最早的人, 再到战国又变成黄帝成了最早的上古人;第二, 时代越后, 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 即春秋孔子时期的舜被认为是一个“无为而治”的部落统领, 到《尚书》里记载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明君, 再到孟子时就成了孝子、圣人的模范;第三, 我们虽不能真确地知道某一件事的状况, 但可以知道在传说中这一件事最早的概况, 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州史, 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的这个论断, 把在那时一向被认为毋庸置疑的中国上古史系统从根本上推翻, 把人们原本熟知的那些先王古帝说成凭空捏造, 顿时在学术界引起了轩澜大波。论断的准确性在史学界众说纷纭, 并不是此文要讨论的重点。但从顾颉刚收集并考证上古史到形成“古史层累说”的过程, 体现了顾老科学而又可贵的史料收集与鉴辨思想。

二、顾颉刚档案文献史料收集与鉴辨思想归纳

1. 大胆质疑, 考证史料真伪。

大胆质疑古史, 小心考证档案史料是顾老文献鉴辨的总体思想。顾颉刚阅读了上古史的大量文献史料记载, 提出了“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的假说, 大胆地质疑了诸如“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此观点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仅给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 还引起了古史鉴辨的改革。顾颉刚认为, 很多前人在进行史料记载的时候存在很大的家、派之分, 以及受到很深的“封建思想”的影响, 不能客观地对现存史料进行辨认, 导致很多真实的被看成伪造的, 很多伪书却被当做无价之宝, 失去了文献鉴辨的真正意义。因此, 他在对上古史抱着质疑态度的同时, 强调要本着小心谨慎的原则对有关上古史的大量史料进行鉴辨。

2. 拓宽思路, 丰富史料来源。

对于史学研究与文献编纂者来说, 首先最基本地要明确史料是什么, 什么样的材料与文献可以作为史料, 为文献编纂活动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参考。然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只局限于“官方记载”的正史, 不曾很好地运用档案文献。顾老在长期从事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中认识到, “不治史学, 不知文献之可贵”, 档案文献对于纂修旧史极具重要性, 并在《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一文中支持蔡元培先生关于“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论断。顾老也极力赞同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观点, 并进一步指出“……学问的材料, 只要是一件事物, 没有不可用的, 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我们决不推崇《史记》中的《封禅书》为高雅而排斥《京报》中的《妙峰山专号》为下俗, 因为它们的性质相同, 很可以作为系统的研究的材料。”

3. 辩证思维, 鉴辨史料价值。

顾老注重对档案史料广泛收集的同时, 更注重对其真实性的考证。顾老在与胡适、钱玄同等人讨论治学的书信中就曾提到辨伪书、辨伪事是推翻伪古史最主要的途径与方法, “治史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 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 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 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 而一究内容, 全属凭虚御空, 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史料很多, 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实物, 一类是记载, 再有一类是传说。这三类里, 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 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作严密的审查, 不使它僭冒, 也不使它冤枉, 这便是我们研究历史学的人的任务。”“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以彼”, 即一方面, 一定时期的文献记载具有一定时期的特征, 文献记载大多带有主观性, 作为文献材料的编者, 其对待文献的方式、态度、着眼点等都决定了档案史料的主观性, 且每件历史事件的细节不一, 文字记载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 一份史料可能在这个时期不能佐证一件历史事件, 但不等于它不能在后面的历史时期佐证同一件历史事件, 即“对于伪史, 我们破坏它, 并不是要把它销毁, 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 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这充分体现了顾老档案史料鉴辨过程中辩证与发展的思想。顾老认为, 伪史料也可以证明某一件事物的虚假性, 要用辩证的思维看待档案文献史料的价值性。

参考文献

[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