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价值学说

自我价值学说（共12篇）

自我价值学说 篇1

摘要：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相关理论对“剩余价值”进行界定, 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对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 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是雇主需求主导的垄断性市场, 导致农民工工资过低, 在此基础上建言献策, 以期尽快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

关键词：剩余价值,利润,农民工,工资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背景的。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 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面临着新的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 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剩余价值”的界定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剩余价值, 并对剩余价值下了明确地定义:“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 凸显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形成了三种资本:产业资本, 商业资本, 借贷资本, 资本家也分成三个集团:产业资本家, 商业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除此以外, 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大土地所有者, 这几个剥削集团都是以剩余价值作为生存的基础的。剩余价值分配为产业资本家取得产业利润, 商业资本家取得商业利润, 借贷资本家取得利息, 大土地所有者取得地租, 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马克思站在资本主义这一背景下科学解释了剩余价值的产生、来源和分配, 剩余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出来的, 还要在流通中才能得以实现, 经过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实现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换为投资, 成为积累, 实现扩大再生产。可以说, 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 资本主义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行, 进行社会建设。那么,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否存在剩余价值呢?如果没有, 那么这个国家是靠什么来进行积累的呢?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在资本主义这一背景下来研究的, 根据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定义, 可以发现在这个定义中, 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 有些字眼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 例如:“资本家”这些专门词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不存在的。不仅从表面来看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 就从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归属来看,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一) 从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出发。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 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呢?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来看劳动成为商品的前提条件:第一, 劳动者是自由人, 它能够独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并且享有人身自由,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可行的;第二, 劳动者一无所有, “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 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 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由于现阶段的公有制存在方式多种多样, 所以, 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程度亦表现出多样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使得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都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使得在这个集体范围内的所有成员共同占有该集体的生产资料, 成为这部分生产资料的主人, 在社会主义股份制中, 持有某一股份公司股份的成员, 都是该股份公司的股东。总之, 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使得劳动者不同程度地占有生产资料, 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而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 所以这个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不是商品。

(二) 从剩余价值的归属来看。

从前面的论述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 剩余价值被各个资本家瓜分完毕, 但是在社会主义是没有资本家的, 因此,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剩余价值。这样看来就又引发了一个问题,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剩余价值, 那社会主义国家用什么来进行社会建设呢?

二、社会主义的利润问题

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要存在市场, 就存在盈利, 投资者就要追求资本的增值, 进行扩大再生产都是无可厚非的, 这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而要达到这个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中, “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 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 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时间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自己领回, 称作为自己的劳动或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部分被社会扣除, 称作社会的劳动或剩余劳动。后一部分当然也直接或间接地用于为劳动者谋利益。但只有前一部分可以由劳动者自己领回去消费。社会主义要进行扩大再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财富。可见, 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任何社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这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剩余产品的合理存在成为必然, 把在剩余劳动时间里为社会创造的这部分价值叫做利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然要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利润, 任何商品生产都要追求这个利润, 没有这个余额, 劳动产品的交换无法进行, 财富的积累失去源泉, 扩大再生产无法实现。

社会主义利润的来源主要有: (1) 全社会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财富; (2) 知识的积累和创新, 其中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3) 生产力系统效应形成的价值, 即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 联合劳动和分工协作的范围就越大, 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的水平就越强, 生产效率就越高, 利润越大。

在社会主义制度里, 国有企业利润中约有一半作为税金上缴国家, 形成国家财政收入, 主要用于经济建设事业、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国防和行政管理费用;另一半作为税后利润留给企业, 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私人经济中的雇员直接获得了工资, 另一方面又作为社会扣除部分 (上缴税收) 的主人;业主一方面通过经营管理劳动取得了收入, 一方面还要为国家上缴税收。利润的分配和去向, 大部分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三个有利于要求, 但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会被流失、被剥削、被侵占。由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原因, 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和剥削现象在我国依然存在, 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

三、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与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 作为新时期进城务工农民的特殊称谓, 有它的时代性和现实局限性。中国13亿人口中, 农民工到底有多少?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 2011年, 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4亿人。这些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不仅决定着他们的生活状况, 还反映着社会收入分配是否公正, 决定着我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 农民工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价值。

我国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使劳资矛盾激化, 其中, 农民工工资过低、被拖欠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劳资矛盾的根源在于企业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与农民工追求福利最大化之间的矛盾。首先, 我国劳动市场存在着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 表现为城镇失业人员和农村富裕劳动力的供给大大超过市场对它的需求, 表现为较高的失业率。这些劳动力面对稀缺的就业岗位展开了激烈竞争, 为雇主压低工资提供了条件。我国的非公经济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剥削现象, 一些企业主无视劳动法律法规, 不与农民工签订合同, 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 没有保障。最后, 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欠缺, 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 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职业培训, 所以他们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长期沉淀于低层次劳动者群体中。

(二) 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的低工资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 而且容易加深劳资矛盾,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必须采取多种措施, 提高农民工的工资, 使广大农民工享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成果。重温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用于分析、指导、干预劳资分配关系, 使农民工获得比较公正的工资收入, 对于缓和劳资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加强教育。

农民工工资低首先有一个内因是他们受教育程度低, 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无论社会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 让农民工自己素质不断提高, 职业技能不断进步, 技艺日益精湛, 这是一个根本的出路。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职业培训或没有掌握某门技术, 比如焊接, 即使劳动力市场再缺焊工, 这群农民工同样会因为自己不能适合市场的需要而面临失业。所以, 政府应该加大对职业技能的培训, 而且要免费, 这样就要求政府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兴办专门用于培养农民工的技术学校。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可以在一些城市先办几个试点, 然后再在全国展开。其次, 要加强法制教育。农民工在法律面前是胆怯的, 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懂法, 在面对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他们还没有意识, 或者是有这个意识, 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该去找谁。所以, 我们要加强法制教育, 加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同时政府也应建立相应的机构来为农民工提供援助, 选拔一批真真正正把农民工的问题当做问题来解决的、有责任心和担当的负责人, 这样农民工工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缓解。

2.政府干预下的工资市场定价。

在我国, 劳动力市场是雇主垄断的竞争性市场, 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压低工资是雇主单方面的意志强加于农民工头上的, 如果听任市场的自发作用, 广大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就长期定位在低点上。各级政府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 介入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 制定工资增长指导线, 实现工资增长指数化。因为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 劳动力市场不能以“充分竞争”为目标模式, 放任市场竞争不可能确定出合理的工资水平。

3.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应大力培育和发扬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政府应积极建立并完善工会组织, 大力发展区域性或行业性劳资集体谈判制度, 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只要有政府的支持, 地方和行业工业的干部就能独立地面对雇主或雇主组织, 可以凭借组织、社会关系、人才、信息等优势, 与雇主组织平等谈判。这样就能促进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 妥善处理劳资之间的利益关系。

4.落实工业反哺农业政策。

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农民工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 但比起在农村经营小块土地的务农收入还是比较多。务农收入越低, 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差距越大, 就越推动农村劳动力不断地、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 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恶性竞争, 农民工工资越容易被压低。相反, 农民务农收入提高, 和城市打工收入差距缩小, 农民工就会退出城市返回农村。因此, 要认真落实工业反哺农业的各项政策, 增加农民务农收入, 减少劳动力供给, 从而推动农民工工资提高。

参考文献

[1].洪银兴.《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自我价值学说 篇2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1】

【摘 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是一般形态的历史哲学，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形态的历史哲学，它们相伴而生，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有指导作用，剩余价值理论又证明了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又从各自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关键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

可是，我们也同样知道，马克思的伟大成果不是他一个人的贡献，他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

真正属于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则是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

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两者截然分开，实际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两者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和互相渗透的。

具体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属于一般形态的历史哲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假设。

然而剩余价值理论却把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在这种哲学方法论指导下的经济学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性和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这个结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证明。

一、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揭示，是假设

唯物史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1843年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阶段，在这篇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第二，1844年马克思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篇手稿中提出了社会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诸因素和社会意识各种形式的观点;第三，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阶段，第一次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另外，在后来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中，马克思又对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及其体系作了最全面、最系统、最经典概述。

至此，历史唯物主义彻底形成。

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的发展方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基本上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同时也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各阶段的动力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

这里当然也包括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必定会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命运。

然而，单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却不能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源，也就是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

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只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是一个假设，并没有对各阶段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根源性的解释。

二、剩余价值学说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证明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而马克思的另外一个伟大发明――剩余价值学说做到了这一点。

剩余价值学说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劳动的二重性基础上的，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个部分，必要劳动生产的是维持工人自己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价值，剩余劳动生产的则是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是超出工人的正常工作时间外所生产的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虽然由工人生产，却完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由于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迫于竞争的外在压力，资本家开始进行资本积累，也就是就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行社会在生产，或者说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有社会性.另一方面，资本愈来愈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完全服从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

这样，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并且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直接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

这两个矛盾激化，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

这成为了资本主义为自己所挖掘的坟墓，即由于经济危机的存在，资本主义必将灭亡。

这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谋而合，也就从逻辑上证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其历史唯心观，看不到无产阶级及其他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身上，甚至乞求统治者发善心来帮助其实现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只陷入纯粹的空想中。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是人们或某个“天才”“理性”活动的结果，从而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拙上，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而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唯物史观同时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一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领导，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发挥、不依靠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因此，由于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所谓的“天才人物”，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平等伪善面具下的真正面目，即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付出的劳动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工人在工厂的绝大部分劳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剩余价值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平等”面具下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其剥削实质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形式更加隐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势必会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终究也逃不过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的被推翻和取代的命运。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只要还存在剥削的社会，就必定会灭亡。

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一旦强大起来，终究会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一个真正能实现人人平等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所以说，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综上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理论自身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相伴而生的。

唯物史观揭示一般规律，是假设;剩余价值学说则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证明，两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 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两大伟大发现的关系【2】

摘要：唯物史观是一般形态的历史哲学，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律。

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有指导作用，剩余价值理论又确证了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关键词：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由于这两大发现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一、唯物史观指导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发展、丰富、证明了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理论是对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分析和批判，剩余价值理论把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

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正确性。

首先，唯物史观指导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

唯物史观的发现、发展是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不开的。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为了解决这个“苦恼的疑问”，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对欧洲国家真实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研究考察。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发现物质利益、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这个事实。

最后，马克思接受了一般唯物主义原则，并开始否定和解构他原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

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

这次研究的成果，就是马克思说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⑴的唯物史观，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诞生。

我国学者张一兵教授对这一发现进行了界定，他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即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指出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

新世界观的创立，不仅完成了哲学和历史观的根本变革，而且用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武装了政治经济学，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把作为“总的结果”的历史哲学进一步应用于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将其作为哲学方法论，完成了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和《资本论》的著述。

即马克思说的“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这个指导研究工作的过程就是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具体化，这一运用和具体化是一个逐渐深入发展的过程。

在《l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克服传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描述，开始透过现象揭露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这种经济本质就是通过经济范畴所揭示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不足的是这时马克思还没有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没有从劳动价值论中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

直至《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彻底地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还要研究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为此必须把研究领域扩展到哲学。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以蒲鲁东为代表，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注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自我价值学说 篇3

一文化主体的互动中介(角色转移)

当前，我国出版理论界学者的普遍共识是，出版现象的实质是社会文化进程。刘呆同志曾多次强调“出版的灵魂是文化”“文化是目的，出版是手段”。关于文化的定义恒河沙数，但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却得到了知识界的公认，文化即“人化”，包括“对象(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标志着以人为中心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转化及共生。文化需要起源、累积和创新，其主体就是作者：文化需要传播、继承和教育，其主体就是读者。当出版活动未在社会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之前，原始的文化活动就在两种角色(两极)之间开展，在文化的矛盾运动中两者存在着频繁而密切的双边互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出版者与出版机构渐次现身，它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加以分化，同时将两类角色的部分共有程度较高的任务进行转移集中而衍生新格局。例如，通过角色转移，它被赋予文化创新累积的组织、策划使命(这是面向作者的)，又被赋予文化传播继承的发端、导引使命(这是面向读者的)，在岁月的更替中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由于上述渊源，出版者承担了两种义不容辞的使命：一是收集读者向作者的反馈意见并适时转达；二是整理作者向读者的致意寄语并随书发行，亦即充当了互动关系的中介角色。随着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这一互动关系必将呈现多样化、经常化、平台化、时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对出版者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文化行政的责任中介(职能转移)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文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统治阶级)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通过国家机器规范文化的走向，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在文化日益繁荣的进程中，行政组织承担的监督控制职责也逐渐趋于复杂化、专业化、日常化，当量变达到质变的边缘时，就出现了将相应中观、微观管理职能从行政层级分离的历史转折点，这种政治视阈内的分工即通过法定、委任、授权等形式转由出版系统所承担。

为此，出版者须时刻跟踪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注重最新政策的学习掌握，增强责任意识，不断提升在基本方针、政策、路线指引下正确处理复杂业务实践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出版行政中著作权管理的职能关系到作者与读者的切身利益，影响到出版系统的正常秩序，贯穿出版工作总体流程的各个阶段，出版单位须给予高度重视和妥善落实。

因出版工作失误而引起严重不良后果须追究责任时，出版者是首当其冲的问责对象，作者的谬论出笼是其把关不严之责，选题的庸俗低趣是其策划不当之责，读者的误读是其编校不慎之责。总之，由于出版者承担了转移后的部分行政职能，其肩负的责任重于泰山。

三文化传播的媒体中介(信息转移)

从信息系统的视角俯瞰文化传播过程，集中表现为信息集聚与信息扩散两种信息运动形式。随着信息量的激增而迫切需要一种媒介，统一处理信息的加工、复制、传输任务，以适应传者、受众的文化习惯与文化心理，保证其处于信息传播的信源、信宿位置，而将其他的中间环节均纳入出版系统之中。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出版介入现象，其本质在于实现了一种信息的转移，将原始信息(原稿)中不成文的、不规则的、不结构化的信息和读者所需求的索引、印数、装帧、美工、选材等非内容信息，均转移(或输入)到出版过程进行整理、配置及统筹，确立了这一信息系统的组成单元与时空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媒体的系统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密印刷、数字出版、电子商务等先进信息技术对出版业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至少承担着支持所有转移信息输入出版过程的重大任务，其快速性、灵活性和可靠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业的效率、形象和现代化水平。

四文化生产的价值中介(资源转移)

文化学者认为，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升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与日俱增，文化产业化是现代经济，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大规模、社会化的生产体系中，大多数作者和读者却不是以文化生产和文化流通为主要职业的，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于是，这种价值运动的主体便理所当然地由派生分化后的出版系统所充当。为了保证文化价值的增值和大众化，出版业须聚集先进的生产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面临激烈的竞争考验。它作为经济实体吸引投入，期待产出，为求盈余而避亏损。尚须调查读者，研究市场，须培养作者，巩固产权，在资本周期循环后须实施扩大再生产和资源再吸收，着力强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与原始文化现象对比后可知，出版业不断将人类纯粹精神文明世界以外的文化行为加以改造(即拓展为经济行为)，占据资源，创造价值，泽被社会。它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重要桥梁，是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主导性力量。它同时受到特定社会环境下文化教育水平和经济体制的约束。

五文化创新的组织中介(管理转移)

文化创新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资源的充分积累，亦需要周密的组织管理。出版活动出现之前，文化创新处于一种自发的、无序的、松散的、相对盲目的原始状态，存在着各行其是、步调不一、闭门造车等诸多弊病。为了实现最优发展目标，需要在文化行为的个性与共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必须采用计划、控制、协调、沟通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和管理机制，确定组织的覆盖范围、经费来源和上级领导，建立组织的内部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这里的组织中介包括三重含义：一是指出版系统内部的组织机构设置与岗位考核管理，旨在发挥出版专业人员(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业务流程的紧凑衔接与融合；二是指以责任编辑为代表的出版单位对作者写稿、修稿的日程管理与质量监控；三是指发行部门对读者读书、选书的宣传引导与反馈调节。显然，出版系统的独特作用在于集中承担了整个文化创新过程中的管理功能，它以文化创新的目标任务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以文化创新的具体要求协调组织的日常行为，以文化创新的社会背景构建组织的和谐氛围，在组织建设与科学管理的主题下凝聚文化力量、追求文化效率、争创文化品牌、推动文化创新。

为担负这一重任，出版单位应认识到管理在出版大局中的重要性，提高从业人员的管理素质，增强与社会公众直接对话部门的组织管理水平，坚持引导与服务并重的工作原则，发挥总编辑、总经理等决策层管理者的核心调控作用，同时还应注意观察社会动向，积累管理经验，分析业务数据，预测经济形势，为中长期战略规划提供准确可靠的事实依据。

基于中介与转移学说的出版系统本质观是一种新视角与新观点，笔者认为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可以更深人透彻地理解认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工作从形成起源到沿革变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为研究出版的形成条件和发展趋势提供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于完善出版工作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肿瘤干细胞学说对肺癌研究的价值 篇4

1 干细胞的概况

干细胞(stem cells,SC)是指具有自我更新、分化潜能的细胞。依SC分化能力可分为3类[4,5,6]:①胚胎干细胞(embyonic stem cell,ESC),也称全能干细胞(totipotent stem cell,TSC),是指从受精卵发育到桑胚体的最原始的一种干细胞,具有发育全能型 。②骨髓干细胞(bone marrow derived stem cell, BMSC)或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HSC),也称多能干细胞(pluripotential stem cell),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已经证实BMSC可分化成血液细胞、肝脏细胞、肌肉细胞、神经细胞等[7,8,9,10]。由于BMSC来源广泛(主要来源于志愿者、患者亲属等) 、干细胞数量较多、容易操作等特点,已成为目前国内外临床细胞治疗(尤其是白血病)的主要材料。③成体干细胞(adult stem cell, ASC),也称单能干细胞(unipotent stem cell,USC)又称为祖细胞(progenitor),是存在于已经分化组织中的未分化细胞,它能更新生理性衰老死去的细胞或在组织受损时代偿性增生。最近已成为研究热点的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 CSC)应该属于成体干细胞的范畴。SC是一种未充分分化、尚不成熟的细胞,具有再生各种组织器官和人体的潜在功能,医学界称为“万用细胞”。

2 肿瘤干细胞学说与干细胞

肿瘤发病率居高不下,治疗效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肿瘤的发病机制至今仍不明确。对于肿瘤的起源,目前主要有2种学说[4,5],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内的细胞去分化变为幼稚细胞并具有分裂能力;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来自组织内已存在的干细胞。2000年肿瘤干细胞学说才被正式提出[4],是指肿瘤组织中存在极少量干细胞样癌细胞亚群,它具有无限增殖的潜能,在启动肿瘤形成和生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其余的大多数肿瘤细胞,经过短暂的分化,最终死亡。 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研究者认为每个肿瘤细胞都有无限的增殖能力,每个发生转移的肿瘤细胞都有再次形成肿瘤的能力。1958年,Hewitt把小鼠白血病细胞移植到同品系的小鼠体内,发现移植细胞仅有1%～4%能够形成脾脏内克隆,因此得出结论:只有极少部分肿瘤细胞(而不是全部肿瘤细胞) 具有致瘤性。它们数量虽少,但具有干细胞特征,可能是唯一保持增殖的肿瘤细胞。有学说认为,肿瘤干细胞可能源于正常干细胞:干细胞与肿瘤细胞均有连续不断的增殖的能力;两者都有迁移的特性,肿瘤生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干细胞可能是唯一可以长期存在的细胞,并积累多次突变而生成肿瘤干细胞,最终形成肿瘤;干细胞不断分裂的特征,也增加了获得增殖错误的机会;干细胞与肿瘤干细胞都具有端粒酶活力;干细胞和肿瘤干细胞均有对称与非对称2种分裂方式。此外,动物实验发现,乳腺癌干细胞标记CD44+在幼稚细胞、祖细胞或干细胞中都是经常见到的[6];而对64位乳腺癌患者的观察证实,大部分患者的肿瘤细胞表型与干细胞表型相同;对未成年人患者脑肿瘤研究表明,TSC标记CD133、Sox2、Melk、PSP和nestin,与神经干细胞完全一致[7,8,9]。

3 肿瘤干细胞与肺癌

人们发现肿瘤细胞与干细胞在自我更新、信号转导、耐化疗药物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就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提出了TSC学说,认为主导肿瘤发生发展、转移复发的关键细胞是TSC[7,8,10]。以往的观点认为肺癌起源于支气管上皮和肺泡上皮,这种观点虽可解释大部分肺癌细胞的起源问题,但是对于肿瘤细胞中广泛存在的异质性却难以解释,而肿瘤干细胞理论可以较好地阐述肿瘤异质性的问题。2007年,Cancer Research发表了Ho MM等的文章,他们利用侧群细胞分选法成功分选出非小细胞型肺癌(NSCLC)干细胞,证实了肿瘤干细胞在NSCLC中的存在[3,11,12]。依据肿瘤干细胞理论推断,肺癌可能是一种干细胞疾病,具有自我更新和无限增殖能力的肺癌干细胞是肺癌发生的“根源”;肺癌的复发、侵袭转移、耐药、抗辐射等恶性表型特征都与肺癌干细胞有关。当肺内正常干细胞自我更新的调节机制受损,或肺干细胞积累了恶性突变传递到肺的前体细胞,使其经历突变后重新获得自我更新能力,都会导致肺干细胞无限增生,最终可能形成肺癌。Bender Kim等发现他们新近分离出的一种肺脏干细胞可能是最常见的肺癌源头。肺腺癌是肺癌最常见的组织类型之一,其发病率占肺癌总数的30%～50%,肺腺癌在外周气道尤其是细支气管和肺泡多发。已发现30%的肺腺癌、30%肺类癌和13%的大细胞肺癌存在K-ras的突变或过度表达[3,8,11],K-ras的过度表达与可切除性肺癌的预后较差呈正相关,K-ras的突变是一个独立的预测肿瘤复发因素。2005年,Kim等从小鼠支气管肺泡导管交界处分离出一群细胞表面标志物为Sca+CD45-PECAM-CD34+的细胞,并将其命名为支气管肺泡干细胞(brochioalveolar stem cells,BASCs)。研究发现[7,12,13],BASCs能抵抗细支气管和肺泡损伤,并在上皮细胞更新时增殖,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当体内支气管和肺泡受损时出现增殖加快或异常增殖;BASCs能够分化为终末细支气管上皮细胞(Clara细胞)、I型肺泡上皮细胞(ATⅠ细胞)和Ⅱ型肺泡上皮细胞(ATⅡ细胞);原发性肺腺癌小鼠模型中可以检测到BASCs增殖。这些结果提示BASCs维持细支气管Clara细胞和肺泡细胞的生长,其突变后导致肺腺癌的发生。这个结果为人肺TSC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Eramo等[8,13,14,15]则认为肺癌CSC属于CD133细胞,但Eramo的研究对象包括所有肺癌,而非针对肺腺癌、鳞癌等具有组织学分型进行细分研究。鉴于不同肺癌类型生物学特性的巨大区别,未来还需要在不同肺癌组织学分型上进行深入研究。董强刚等研究发现人体肺腺癌中存在BASC样CSC,这些细胞以CD24+IGF-1R+为标志,表达多种ES和肺干细胞的主干基因,具有高侵袭性和高致瘤性。此类肺腺癌细胞属于迄今为止尚未报告的肺癌CSC。这些新发现为肺癌干细胞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且这些干细胞将可能成为肺癌早期诊断的一个生物靶标。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从多种肺癌细胞株(如H460、A549、H466等)中分选出了具有肿瘤干细胞特性的细胞[7,11,15]。综上所述,肺癌是一种干细胞疾病,源自肺脏成体干细胞的恶性转化,这类转化的成体干细胞又称CSC。

4 肺癌干细胞的展望

劝学说课稿 篇5

闫海霞

一:说教材：

《劝学》是职高语文《基础模块下》第六单元的第一篇课文。《劝学》则是《荀子》的开篇之作，主要讲述了荀子对学习观的理解。对于已经熟悉职高学习方式的学生来说，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职高考大纲要求我们：继续熟悉常见的文言实词的一般用法，了解常见的文言句式，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的文言文。所以，这篇文章的教学既要担负起积累文言文基础知识的任务，又要把在精读课中学到的知识延伸，能力迁移，形成基本技能的双重任务。基于此，我确立了本文的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1)掌握重点文言知识，积累文言词汇。实词如：劝、中、就、假、绝等等，虚词如：而、焉、以、其、之。(2)掌握比喻论证的方法

2、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阅读浅显文言文，理解重点词句含义，以及初步的研究分析能力。

（2）掌握背诵的技巧。

3、德育目标：了解学习的意义、态度和方法，培养谦虚好学的风气。根据这些教学目标我确立了本文的重难点：

1．文言实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2．理解比喻的含义及其内在联系。

二、说教法：

学生通过前一单元的文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言基础，而且，我所教授的班级中有大部分学生已经能够在教师地点拨下较准确地分析文言文的各种特殊现象，比如词类活用、句式活用、通假字、古今异义等，所以拟定采用以学生自读和教师点拨相结合的方法突破重难点。主要的教学设想是：

1、抓住学生好新好奇的特点，利用幻灯片激发其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2、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以思维训练为中心，通过提问、讨论、学生质疑学生答疑，解决文字障碍，并掌握文言知识，特别是重点实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3、以文章的脉络为基础，在自读过程中，引导学生在每段中找出比喻句，并引导学生得出比喻的含义和他们的内在关系，把教师的认知结构轻松转化成学生的认知结构。

三、说学法：

由于初高中对文言文的掌握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高中要求得更深，所以，这对于部分学生特别是基础比较差的学生来说，听不懂，看不懂的挫折感可能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学生只有从教师身上得到肯定，才能建立起自信心，也才能调动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学生的年龄层决定了他们注意力易分散、爱发表见解的特点，所以，在学生的学法上我设定：

1、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让更多的学生发表见解，并给予适当的肯定和鼓励；

2、学生在学习本文时将遇到一些知识障碍，首先让学生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尝试翻译重点句子，从而教给他们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

3、学会辨析词义，并对重点字词的意思进行归纳总结。

四、说教学程序：

布置预习：预习《劝学》，找出比喻句，思考每一段的比喻句的含义和它们的内在联系。

第一课时：

1、导入：以《花未眠》中“人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入手，引出人不能因为能力有限自然美无限就停止审美，停止审美意味着死亡的结论，使他们更深刻的明白，学习不能因为没有止境就停止学习。自然导出新课

2、解题。包括：（1）、“劝”的意思为鼓励，并联系以前学过的课文中的句子（国人皆劝），起到统领全文的作用。（2）、荀子简介。

3、听磁带并对照注释，正字正音。主要有：輮、槁暴、舆、跬步、骐骥、锲 根据预习，学生对不理解的字词进行质疑，其他同学答疑，教师进行点拨。

4、找出第二段中的五个比喻句，并分析其含义和内在联系。

5、约五分钟时间给学生按照论证过程尝试背诵。

6、仿照第二段的分析方法，尝试以相同的方法分析第三、四段的比喻句的内在联系

7、归纳：本文的设喻有什么特点：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或现象作为喻体

8、总结： 《劝学》以“劝”字统领全文，从学习的意义、学习的作用、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三个角度说明了“学不可以已”的论点。

五、教学设计依据：

文言教学说诵读 篇6

过去,很多教师反映文言教学难教,学生难懂,究其原因,“重讲轻读”不能不说是影响其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只见词句不见篇章的将文言教学“古汉语化”,还是只析篇章不解词句的将文言教學“现代文化”,其结果都是人为地阻隔了学生与文言文句的亲密接触,使他们对生动、鲜活、蕴藉的古代语言缺乏了切身体验。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的失衡,使本来是语文学科有机组成部分的古诗文,却一步步演化成了学科结构中的一个特殊的“附着物”,变得“难教难学”了。

古诗文“难教难学”,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教法与学法不当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语文学科最大的学问说到底还是语言的学问,基于古代语言的特殊性,我想重新提倡最原始,也可以说最有效的学习古诗文的方法——诵读。

所谓诵读,就是学生出声的朗读,并熟读成诵。这是传统语文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前些年,我们对传统教学批判得较多,其中也包括把诵读看作是生吞活剥、机械记忆的代名词,是摇头晃脑“之乎者也”的书呆子的迂腐之举。《百草园》中高声吟哦、神情专注、陶然其中的老夫子成了哂笑的对象。但我们细细想来,未免失之偏颇。看不到诵读的合理性,是很不科学至少是很不客观的。我们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出现了无数的大学问家、大文学家。他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们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们文思缜密、文采华美,他们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敬仰与求索。正因为他们的博闻与强志,方能博观约取。诵读,正是他们辉煌成就的基石。

中学生能熟读、背诵几十篇文质兼美的古诗文,无疑是一大收获。如果记得牢,“死记”便不可耻,如若背得准,“硬背”就更显功夫。一篇篇古诗文在十几岁的青少年肚子里存储、发酵、积淀,这是一笔一生都受用的财富,是他们尝试运用、信手拈来的前提。诵读,紧密切合了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和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突出强调“积累”的精神。

在实际操作中,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是诵读教学最基本的特征。就课堂教学而言,诵读教学有机地融于课堂流程之中,但“范读→练读→试读→整读”作为最基本的推进层次,又鲜明地标示出诵读教学自身的系统。这个系统当然不可以从课堂中剥离,但无疑能够作单独的描述。其开放性既表现为这种兼容性——它不排斥其它课堂教学诸元,本身就是课堂教学不可缺的要素。也体现在:一方面,诵读系统的每一个层次都具有超常的灵活性,可以由多种方式来加以实施和表现。而另一方面,不论是每一个层次还是整个系统都可以出现反复。而且这种反复,是诵读教学所必须。从文言教学整体上看,诵读教学重视内容的再现,这是一种教学时空变化意义上的反复,符合遗忘规律。

那么,如何进行诵读教学呢?

首先,要高度重视范读。范读,重在示范。教师免不了要先行试读。需要在“准确流畅、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三条标准上狠下一番功夫。学生通过眼观其字、耳闻其音,初步感受古诗文的语句、音韵、节奏、气势,对诗文内容形成一定印象。年级越低,重视教师范读的程度就应越高。在范读前,教师要对学生有所要求,如:标段注音、点断句读、察知大意等等。

其次,要加大对学生诵读的指导,使之逐渐养成良好的诵读习惯和方法:

1. 要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所学古诗文的初步了解。除范读外,很有必要介绍作者、作品风格、诗文大意等,这对学生在诵读中辨词析句有较大的帮助。

2. 做好技巧点拨。低年级常用的领读是个好办法,可以通过它来点示重音、停顿,示范语气、节奏,体会情绪、波澜、情感。这在高年级,通过学生试读后教师的评价、点拨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3. 强调“读思结合”。“若得熟读而又思得深,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要指导学生边读边想,逐步深入。古人读书讲究“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也就是要求读书要眼观其字、口诵其音,不丢字、不衍加、不错音、不破句,还要用心思考,体察其中蕴含的思想,咀嚼其中表达的意蕴,达成目观、口诵、耳闻、心通的综合效应,这是诵读的真谛。宋代《陆象山语录》中有诗云“读书切忌在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涵泳,即浸沉其中,反复吟哦、揣摩,细细加以体会。

4. 做好适度反复。人对于词义的理解,常有时在似悟非悟、欲说难说之间。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对某些词、句意义的领会,更近乎于“闪念”。反复诵读,就便于学生在吟哦之间抓住“闪念”明确语意。“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古人创作强调“炼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何等功力!“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又是何等心血!前人心血之作,一个中学生读上个一、两遍就能全盘贯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是陆九渊说得好:“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我们应当理解为:初读不解其意,大可放过,待重新再读,反复多读几遍,读懂为止。实在读不懂,暂且存疑,留待他日。所谓“适度”,无非是提醒教师关照课堂有限时间而已。但无论如何,在学完全文后,让学生带有欣赏性地完整地诵读全篇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要落实背记要求。熟读成诵,本就是诵读教学的基本要义。一些精短的诗文或片断,课上即可通过短时训练完成背记任务,如篇目较长,不妨放在课外,教师不忘落实即可。在背记过程中,教师应重视引导学生通过诗文脉络梳理、画面分解、词语串联等形式,帮助提高记诵效率。

自我价值学说 篇7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学说毕竟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创立的, 是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 而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段, 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 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和了解剩余价值理论;然后, 正确地认识我国特殊国情, 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殊的劳资关系及现状;最后, 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借鉴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 探索解决我国劳资矛盾的有效途径。

(一) 剩余价值概念的厘定

“剩余价值”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剩余价值是指由劳动者创造的, 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 体现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此可见, “剩余价值”的概念是马克思针对当时资本家无情剥削雇佣劳动情况提出来的, 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 因此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性范畴。

(二)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 有两个前提:第一, 生产资料由资本家占有, 劳动者贫穷得一无所有;第二, 劳动者有人身自由, 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 通过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有生产资料, 所以劳动者并不是一无所有。剩余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 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 是一种剥削关系。在我国公有制经济中, 不存在资本家, 因此就更加不可能存在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 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存在剩余价值。

但是, 只要存在市场经济, 就存在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劳动者的劳动仍然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也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劳动者不仅创造满足个人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即补偿劳动力的价值, 而且还创造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 即剩余价值, 来满足社会需要。因此,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来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存在剩余价值。”[1]当然社会主义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有本质区别, 它抽象掉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这个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属性, 我们称之为“利润”。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矛盾

“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的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社会劳动人才市场的形成;二是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民营经济政策性放开。”[2]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使得劳动者丧失了企业“主人翁”的地位, 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随着非国有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 证明劳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经济关系。

(一) 什么是劳资关系、劳资矛盾

“‘劳资关系’有时也称为‘劳动关系’, 是产业关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劳资关系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分配的各个环节, 其本质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3]

劳动和资本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体, 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如果资本不能带来剩余价值, 那么资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资本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劳动者通过劳动想要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追求尽可能高的工资。所以, 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4]。但是劳动和资本也是具有统一性的, 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没有资本, 劳动就没有创造价值的物质基础。没有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能实现, 资本也就不可能得到增值, 也就不能称之为资本了。劳动和资本的有效结合才能形成社会生产过程, 才能创造社会财富。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曾指出:“这样, 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 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 两者相互制约, 两者相互产生。”[5]

(二)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矛盾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 所以, “我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有三种类型:第一, 公有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第二, 私有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第三, 混合资本和劳动者的关系。”[6]其中第一种劳资关系对第二、三种类型的劳资关系起支配和制约作用。

在国有企业中, 劳动者享受着国家规定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 所以在国企中劳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拖欠工资、集资款债务没有得到清偿、社会保险不能有效接续,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和调解得以解决的。在私企里面, 由于其受政府监管不如国企那么严格, 而且私有资本的投入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 因此私有资本会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方式来争取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在中国资本占优势地位、劳动占劣势的状况下, 私有资本会更容易损害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如:劳动报酬低、延长工作日、劳动条件差、工伤事故频发、社会保险不健全等等, 从而导致劳资矛盾的激化。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内部的关系。”[6]劳资矛盾不是直接对立的阶级矛盾, 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人民能够通过协商、法治等手段得以克服和解决。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矛盾,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社会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矛盾, 不仅在政府的监控和调解下不会出现失控的现象, 反而资本和劳动二者的和谐发展, 还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如何缓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矛盾

劳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主要经济关系, 它对我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率和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不仅影响整个经济领域, 还影响政治以及文化领域。因此, 为了防止劳资矛盾造成社会性的动荡, 我们应该在企业层面就密切关注劳资关系, 及时发现问题, 将矛盾和冲突扼杀在萌芽中, 防患于未然。而且企业者和劳动者是资方和劳方的直接利益代表者, 是经济利益的直接关联者, 因此, 解决好二者的矛盾是解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资矛盾的基础。

(一) 完善劳动立法,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由于新中国建立时的特殊国情, 相对于资本来说, 劳动在我国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受资本的主导和压迫。而且在经济社会转型期, 政治和法制的完善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劳动者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唯一能动性要素, 其利益得不到维护会直接激化劳资矛盾, 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 我国应该完善劳动立法, 不仅仅依据《劳动法》这一项法律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应该制定多种法律法规, 具体地保护未成年人、妇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恢复劳动与资本平等的主体地位, 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合理限制资本的本能扩张。

更重要的是, 在劳资出现矛盾的时候, 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公正执法, 不能偏向于资方而置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于不顾。政府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原则, 严明公正地执法,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 完善国企中工会的职能, 促进工会在私企中的建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途径就是劳动者结成一定的共同利益群体、政党, 争取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个别的劳动者的斗争可能对资本的发展不会产生影响, 但是当劳动者联合起来与资本进行抗争时, 如砸坏机器、罢工等活动, 则严重的影响了资本的平稳发展。劳动者集体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此时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 会愿意和劳动者群体进行协商。因此,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也应该有代表劳动者群体的组织 (即工会) 。“研究表明, 我国目前87%的劳动者所在的非国有企业没有工会, 即使有, 入会率也不到30%。因此, 必须把加强企业工会组织建设作为和谐劳资关系构建的重要环节来抓。”[3]完善国企中工会职能, 促进工会在私企中的建立。而且要特别注重工会的独立性, 使其能够真正地为劳动者群体服务, 而不仅仅是企业的一个摆设而已。要主动参与到与劳动者利益相关的企业经营决策中, 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三) 完善多种分配方式, 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目前, 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者创造的利润并没有全部被劳动者所占有, 它被分成了三部分:一是企业向国家交付税收;二是用于国家的发展和公共事业的建设;三是用于企业自身的扩大再生产。因此, 现在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仅仅是自身付出劳动的补偿, 并没有触及到利润的分配上。这种按劳分配是不全面的, 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过程中, 应当把劳动力看做是一种生产要素, 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同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一同参与利润的分配。

劳力要素利润分享权, 使得劳动者能够平等地和物力要素的所有者一样平等地分享利润, 这就根本上保证了劳动和资本的平等地位, 有效地防止了资本对劳动的主导。这样, 劳动者也能够通过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分享利润, 并且能够不断地积累财富, 逐渐的达到共同富裕。

“劳力要素利润分享权的实现, 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增强劳动者的创新动力, 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知识、技术创新的速率, 将蕴藏在劳动者身上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7]劳动者有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能够获得利润的分享, 所以, 劳动者会主动地加强对这种生产要素的投入, 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和自身技能的提高, 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进而提高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协调劳资矛盾, 才能真正地实现劳动与资本的平衡、和谐发展。这是解决我国劳资矛盾的长久之计和根本之路。

参考文献

[1]朱志军.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2008, (5) :13.

[2]马爱云.试论劳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8, (12) :62.

[3]郭爱萍.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劳资关系思考[J].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6, (8) :4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37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727.

[6]杨永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资矛盾和谐假设[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 (1) :27.

“德治”学说初探 篇8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德的民族, 早在上古的一些典籍中, 对“德”即有很多的论述。如《尚书》把“正直”、“刚克”、“柔克”称为“三德”, 《诗经》则称颂周族的首领“其德克明”、“明德”等, 开启了古代先民重“德”的风尚。沿循周文化的这种重“德”的追求, 到春秋战国时期,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造了一套完整的道德理论体系, 奠定了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后经过汉代学者初步系统的整理和认证以及宋明以来诸多思想家的发展, 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庞大、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为政以德, 以德正己

针对当时统治者以残酷的刑罚对待人民的情况, 孔子主张实行“德治”。他说:“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为政》) 孟子对孔子的仁学伦理作了进一步论证, 他从性善说出发, 认为统治者如果将其推及于政, 即是“仁政”。从此, “为政以德”、“仁政”说成为儒家矢志不渝的治国理念。孔子还阐发了统治者“正人先正己”的为政原则。他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进一步揭示了君主欲正人须首先从自身做起的重要性。

1.2 以德惠民, 以德养民

孔子提出了“养民也惠” (《公冶长》) 的经济方针, 主张把“仁者爱人”的人文关切与安顿民众的生养结合起来, 强调统治者要做到利民、惠民、养民, 就必须“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学而》) 。相比之下, 孟子的主张则更具体一些, 他把“制民之产”作为实施“仁政”的经济措施之一, 认为民众有“养生送死”的“恒产才有恒心”, 主张“省刑罚, 薄税敛”, 以“佚道使民”, 贯彻“取于民有制”的原则。这种“利民”的设想在封建时代未必得到真正贯彻实施, 但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意识同样积淀到许多开明国君和有识之士的头脑中, 从而驭使他们去寻求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的措施, 这必将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1.3 以义制利, 以德养廉

从政必须懂得礼义廉耻, 这是儒家“德治”主张的又一重要内容。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廉政”这个名词, 但他说的“见利思义” (《宪问》) , 以及“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里仁》) 等, 就潜含着从以义制利、以德制欲向以德养廉的方向发展。沿循这种思想意向, 孟子认为从政者对于可取可不取的物质利益硬伸手去要, 即伤“廉德”:“可以取, 可以无取, 取伤廉。” (《孟子·离娄下》) 孟子把额外索取不属于自己东西的行为斥之为伤害“廉德”。

1.4 德主刑辅, 注重教化

无论是儒家理想中的圣王还是儒家本身, 从来也不否认刑罚对治理国家的作用。儒家认为国家的基础是道德, 刑只是德的补充, “刑以辅德”。要求“明德慎罚”, 指出惩罚不是目的, 而是要消灭刑罚。孟子要求“省刑罚”, 并且比较公正客观地指出老百姓犯罪的原因多数是统治者逼迫的结果。孔子大力提倡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 他说:“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为政》第二) 孟子主张“谨庠序之教”, 对民“教以人伦”。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 (《尽心》) 不仅主张性善的儒家主流派倡导教化, 主张性恶的儒家非主流派也倡导要以教化为主。荀子认为人天生的本性是恶的, 通过后天学习的结果才是善的, 强调教育对转变人性的重要作用。

1.5 以德立公, 奉公尚忠

儒家“仁爱”、“忠信”的道德伦理, 其指向在于培养一种为他人、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的责任意识, 这种责任意识发展到极致, 必然从中引出“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孔子幻想建立一个“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公冶长》) 的“老安少怀”的社会, 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等, 就蕴涵着一种“天下为公”的意识。《礼记·礼运》篇则直接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的核心在于一个“公”字, 旨在提倡“奉公尚忠”, 以公德战胜私德, 从而确立一种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

2“德治”思想的作用

儒家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 儒家德治主张不绝如缕, 它对于封建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稳定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主要表现为:

2.1有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道德的政治化, 使国家统一成为治国者有道的政治目标。“大一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命题之一, 它不仅包括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还包括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文化趋同。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 总是强调合而不分。虽然大一统论使君权走向极端, 但它所描绘的“天下一家”的社会远景, 却反映了现实水平上的理想境界。这种理想境界集国土一统、治权一统、政令一统、王道一统、文化一统、华裔一统为一体, 对我国国家、社会、民族以及文化的整合, 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2有利于社会稳定

“以德治国”、“为政以德”, 最突出的政治效果就是社会稳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评价社会状况的基本标准之一, 也是评价治国方略的价值尺度之一。从正面看, 道德赋予了政治统治以合理性、合法性, 从“万众一心”走向“安定团结”, 达到这种治国效果, 就可称为“天下大治”, 这一直是统治者的治国目标。而从反面看, 道德又限制了政治统治的极端专制化。道德要求是传统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 它不仅约束被统治者, 也约束统治者。道德规范迫使统治者崇王道、去霸道。通过以民为本, 以信立国, 以惠使人, 以礼教民, 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涂上了浓重的道德色彩, 使其成为人心所向, 以此来保持井然有序的社会稳定。

“证素”学说值得商榷 篇9

朱文峰教授等定义“证素”为“构成证 (名) 的基本要素”、“辨证诊断不可再分解的基本诊断单元”, 提出“临床常见的证 (名) 都是由‘病位证素’与‘病性证素’组合而成, 如肝胆湿热的‘病位证素’是肝、胆, ‘病性证素’是湿、热”。朱文锋教授将基本证素确定为病位、病性两大类, 共60项左右。“其中病位证素约30项, 分空间性位置和层次 (时间) 性位置。空间性病位有表、半表半里、心、心神 (或称脑) 、肺、脾、肝、肾、胃、胆、小肠、大肠、膀胱、胞宫 (精室) 、鼻、耳、目、肌肤、筋骨、经络、胸膈等;层次 (时间) 性位置有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等。病性证素约30项, 主要有风、寒、暑、湿、燥、火热、毒 (疫疠) 、脓、痰、饮、水、食积、虫积、气滞、气闭、气虚、气陷、气不固、血虚、血瘀、血热、血寒、阴虚、亡阴、阳虚、亡阳、阳亢、阳浮、津液亏虚、精髓亏虚等”。上述“证素”说, 对于中医临症的所辨脏腑, 是作为“病位证素”中的“空间位置”这样一些“不可再分解的基本诊断单元”, 来认定其“本质”的。那么, 且首先讨论一下所谓的“病位证素”中五脏等的本质。

1 从五脏的本质驳“证素”学说

众所周知, 脏腑被称之为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 其内涵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其中既有古人对人体脏腑身形和功能的实际描述, 又有借用当时最先进的哲学模型构建而成的四时五脏阴阳虚拟性模型;中医学的“人”是“天化的人”, 既有对人体本身的研究, 又有超人体“天人合一”的人天观的论述。又因中医脏腑理论是古人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常是在病中识人, 治中识病, 所以关于脏腑的一些在表面上似乎是关于结构或生理的论述, 其本质可能是对病理现象或中药药理现象、针灸治疗现象的概括和总结。

仅用一个“空间性位置”来说脏腑, 实有以偏概全之虞。中医脏腑不等于占据一定空间的西医脏器。“四时五脏阴阳”说, 实为中医学的时空统一和时空转换思想的体现。《素问·五脏生成篇》又说:“五脏之象, 可以类推”; “肝象木而曲直, 心象火而炎上, 脾象土而安静, 肺象金而刚决, 肾象水而润下”。在这里, “脏象”又是古人应用取象比类的方法, 即先取象再比类, 对五脏的属性功能与自然事物或现象的联系和类推, 是脏腑理论对五行学说的应用或对五行模型的借用。五行虽然也可以代表空间位置之“五方”, 但作为五行脏象主要是关于五种性质的比类。

关于病证辨识的不同维度, 病所 (病所、病位、病的部属、病程时段) 与病性是有所不同, 但是总的说来, 病所与病性的密切相关性又存在于证的整体中, 使得病所与病性往往难以分得开。五脏之名作为符号是“联结部分与整体、感性与理性的载体”[4]。

中医的每一脏都既是位置的又是性质的, 既是部分的又是整体的, 既是实际的又是虚拟的, 既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因此既可表明病所, 又是表明了病性。例如, 心气虚、脾气虚、肾气虚等皆为“气虚”, 但是病性大不一样;如果说其只是“病位证素”不同, 而病性则是一样的, 则必然产生矛盾。又如肝风内动、肝气瘀滞、寒滞肝脉, 能说只是其病性不同, 而其病证的空间部位相同吗?再如心肾不交, 症见失眠健忘、头晕腰膝酸软、潮热盗汗等, 而心肾阳虚, 症见形寒肢冷、心悸、尿少身肿、唇甲青紫等, 虽说都是“病在心肾”, 然其病证的空间位置大异。脏腑等本质上不是仅对病证空间性位置的辨识, 而是具有亦“性”亦“位”之双重性。

兼具形而上性的天地四时阴阳之五脏与仅具形而下性的五官、肌肤、筋骨都并列为“病位”也是不够妥当的。

很显然, “证素”说在把证分解为“素”时, 也就把原来的脏腑辨证的位、性双重性、脏腑概念的多层次性本质都抛弃掉了。因此, 将其称呼为“病位证素”, 名不附实, 在逻辑学上属于“定义过窄”的错误。

中医研究者在提出关于病证的创新概念体系时, 必然对原有辨证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有所传承。这一方面需要对这些基本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有整体性理解, “还不要忘记其分别在固有理论体系中与其他概念的整体性关系”[5], 否则你可能只是挖取了宝贵遗产的一鳞半爪, 组成的是一个难以经得起推敲的体系。整体性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灵魂, 对此, 在把具有整体性证“分解”为证素时, 不应该减弱了其中最基本概念的整体性、多层次性和多元性本质。

2 从伤寒辨证、温病辨证的本质驳“证素”学说

温病、伤寒辨证都各包含着对一系列病证的辨识, 其中任何一种证都不能单用一个所谓“病性证素”或与之并列的“病位证素”中的“层次 (时间) 性位置”来确切表述。例如温病之湿温, 其发于长夏, 致病则易犯脾胃, 初起即出现湿热困阻脾胃见证;因此, 由“湿温”概括的“病性”, 又与“时间”上的“长夏”和“空间”上的“中焦”相呼应。再如对于温病当首辨“新感”与“伏邪”, 而“新感”与“伏邪”就不仅是发病的时间、空间病位的不同, 其病性也多不一样。伤寒六经诸多中医病证的病性与时空病所的转换关系、对立统一关系, 更是很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都不能像氯化钠中的氯元素与钠元素那样简单的化合与分解, 故也不能简单化的分解为“证素”, 在此不一一列举。

3 “证属”关系不等于“证素”分解

朱文峰教授说是在《内经》中“找到了证素的萌芽”, 他把“病机十九条”中属火者 (5条) , 属热者 (4条) , 属风、寒、湿者 (各1条) 说成五种“病性证素”, 而五脏及上、下 (7条) 则说是“病位证素”。很显然, 他是把《内经》本意的“证属”关系, 误解为小到“不可再分解”的“证素”单元了。

从中医辨证论治的渊源看, 内经时代, 病与证虽未严格分开, 但是却通过“谨守病机”完成了对许多症状向部分证的归属演变的示例。《素问》病机十九条, 一向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其中十二条言六淫病机, 七条言五脏病机;其实也就是示例式地辨识了十几种病证, 主要是六淫病证和五脏病证。如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在《中医各家学说》一书中高度评价张介宾对病机十九条的发明, 说其“求得了病机的有、无、虚、实, 也就是辨出了证候的本质”。病证的六淫所属尚可说主要是病性辨识;病证的五脏所属却远不只是对病位的辨识。张介宾对病机十九条中五脏病机的分析:“风主动摇, 木之化也, 故属于肝”;“肾属水, 其化寒”, “水之虚实, 皆本于肾”;“心属火, 其化热, 故疮疡皆属于心也”……故“十九条”里的“皆属于肝”、“皆属于心”等条, 既是对五脏病机或病性的取象比类, 又是对五大类病证从症状到辨证的过程。

从集合论的观点来看, 也可以说十九条所论“皆属于”的诸脏, 就是对有一定确切范围的、可以区别的病证的五个大的集合, 仅理解为五种“空间位置”根本上是不合适的。而另外的“十二条”讲的六淫病证, 则又是按六淫的特性对病证分别以“皆属于”某某证的若干集合。由是观之, 所谓“证素”说, 其实是把“皆属于”某种证的最大集合, 当成了是“分解”证的最小单元;也可以说是把“种属划分”当成了“整体向部分的分解”, 犯了一个明显的逻辑学上的概念错误。例如可以按性别把人划分为男、女两大集合, 也可按国籍把人划分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两大集合, 中国男人是中国人与男人的交集。“中国男人”从词语组成形式上是“中国”与“男人”的“组合”, 但本质却上不是中国人与男人“组合”而成, 当然也就不能把“中国男人”分解为“中国”和“男人”这样一些“最小单元”, 也不能把“中国”、“男”说成“能组合为人的要素——人素”。否则就是以名乱实了。因为“中国”、“男”都是“种属”的概念, 可以说“某人属于中国”, 不能说中国是某人“分解”的最小的“人素”。明白了“划分”不等于“分解”这个道理, 再来分析一下“肝胆湿热”证, 其在“证名”的形式上虽然可以“分解”为肝、胆、湿、热四个最小词语单元, 但肝胆湿热证本质上却是肝病、胆病、湿病、热病四大集合的交集, 也分别是这四个母集的子集, 比较而言是更小的单元。

《内经》虽然古老, 但对诸概念之间严谨性关系的论述实在是值得后人深思的。在《内经》里, 有“咳论”、“热论”、“痹论”等种种概念, 都是一些较大的病证集合, 其中如“咳”又分五脏诸咳:心咳、肝咳、肾咳等, 则是“属概念”, 或者说是属于“咳”这个集合的元素, 又分别是“咳”与“心”、“肝”、“肾”的交集。而“证素”说则恰巧相反, 把集合当成了元素 (最小单元) 。“证素”学说值得商榷之处正在于此。

中医辨证当然首先要对证有所定性和定位, 也可以总称为“质化”, 以与量化相区别。质化即对证的客观性质的辨识, 中医历来就有不同的维度和标准, 如八纲就是四个维度。正如人的躯体性质至少有男女、胖瘦、高矮、老幼等四个维度, 但是为了更全面了解人的本质, 则需要有更多的维度和标准, 如资历、智商、美丑等等层出不穷, 因为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同样为了更全面了解复杂的各种证的本质, 也必须补充更多的辨证方法和标准, 这也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过程。目前来看, 试图把中医复杂的辨证体系简约化的“证素”学说, 不但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朱文峰先生于2009年因病逝世, 令人感到痛心和遗憾;所幸其同事及学生等仍在继续进行该项研究, 盼能很快听到与笔者商榷的意见, 共同促进中医学术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文峰.《证素辨证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1-9.

[2]朱文锋.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4, 24 (6) :38-39.

[3]过伟峰, 吴勉华, 周仲英, 等.论“病机证素”[J].中医杂志, 2010, 51 (5) :389-391.

[4]石福祈.西方哲学中的“符号”概念[N].光明日报, 2010-07-03.

勇敢学说普通话 篇10

我们是新办园, 招收的孩子无论小班大班都是新生, 一切都是陌生的。刚开始以为教大班必然比小班轻松多了, 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儿。

我们班孩子来自各个乡镇, 有几个来自城区其他幼儿园, 还有从外地转来的, 最远的来自内蒙古。于是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语言发展能力参差不齐。第一次让孩子介绍自己时, 那五花八门乡音浓重的普通话和略显贫乏的语言表达能力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最夸张的还有三四个孩子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 因为一直跟随爷爷奶奶在乡下上幼儿园, 老师可能也不讲普通话, 导致孩子一句都不会说。于是我第一个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各种办法鼓励孩子勇敢学说普通话, 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开学快一个月了, 我们一直常常重复的就是“和老师说普通话, 再说一遍”。慢慢地, 孩子们越来越大方、自信, 即使说得不流利不准确, 但都开口学说普通话了。只有一个特别内向, 从来不笑的女孩, 像只闷葫芦随便你怎么说就是不开口, 问急了就用方言回答一两个字。我从她简短的回答中听出她的发音是地道的老式方言。我知道对待这种孩子一点都急不来, 你越急她越不敢开口, 后来我不再引导和要求她说普通话, 只是在放学时会跟她说:“和老师再见吧! ”她不说或者用方言小声再见, 我也愉快地跟她挥手再见, 只对她提一个小要求“明天声音再大一点点就好了”。或者每天给她梳小辫时和她聊几句话, 然后会提醒她:“应该谢谢老师的, 对吧? ”但从不要求她说“谢谢”, 总是等她第二天说, 就这样, 一天天等过去, 终于她肯自己和老师说再见了, 也能在我的提醒下 用普通话 轻轻说声“谢谢老师”。即便这样 , 我也从没见她对老师笑过 , 总是一脸怯怯的甚至略显茫然的神情, 我知道, 对这个孩子, 改变她性格和习惯的路很长, 但她的点滴进步都让我开心, 有成就感。

笑一笑吧, 孩子! 让你露出如花的笑靥是老师最大的心愿, 哪怕你普通话说得不好, 但是只要你一天天进步, 一天天开心起来, 老师都会为你自豪!

藏医（上）：三因学说 篇11

藏医有自己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三因学说是它的核心内容之一。 藏医学认为，“隆、赤巴、培根”这三大因素是构成人体并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及其能量的基础，同时也是产生一切疾病的根本因素。因此，对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机制，莫不以此三者的生成变化为理论根据和说理工具。

“隆”：是主导人体全身各部位的一种动力，聚在脑髓、心肺和骨骼里，主管呼吸、循环、感觉、运动，具有“气”的性质。

“赤巴”：是主导人体各内脏机能活动的热能，分散在肝脏和血液中，促进消化、吸收及热能和智慧的产生。具有“火”和“热”的性质。

“培根”：具有人体必不可少的运化食物与调节水液等重要作用，存在于脾、胃、膀胱内，可以调节消化及水分代谢，影响人的体重和性情，具有“水”和“土”的性质。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三者虽然各有特点，各具职能，但是它们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共同负担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活动。

藏医理论认为，人体内存在三大因素，即“隆”、“赤巴”、“培根”；七大物質基础，即饮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三种排泄物，即小便、大便、汗。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物的运动变化。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上述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保持着相互协调和平衡。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的情况，则变成病理性的东西，而出现隆病、赤巴病和培根病，治疗上就需要对三者进行调整，使其恢复到协调状态。

对共犯本质学说的反思 篇12

一、关于共犯本质学说的梳理

(一) 犯罪共同说

犯罪共同说认为共犯就是数人共同实施特定的犯罪, 即两人以上只能就完全相同的犯罪成立共同犯罪, “正是在这种数人的行为实现一个构成要件事实之上, 成立了刑法总则中的共犯概念”[1]。“数人一罪”是犯罪共同说最本质的特征。这种学说看似有道理, 但应用于实践中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出于修正的目的, 出现了部分犯罪共同说, “数人所共同实施的犯罪, 纵然不属于相同的构成要件, 但是在不同的构成要件之间, 如果存在同质重合的关系时, 则在同质重合的限度内, 成立共同正犯”[2]。该学说认为:两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 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 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也是由于部分犯罪共同说在定罪和量刑上比较具有合理性, 因此, 该学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 例如我国学者张明楷先生即旗帜鲜明地赞成部分共同犯罪说[3]。

(二) 行为共同说

行为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实施了前构成要件、前法律的行为, 而不是共同实施了特定的犯罪, 该学说最本质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数人数罪”。但对于如何理解“行为的共同”这一核心问题上, 该说内部存在前后两种不同的主张。较早出现的是主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 这种学说认为, 共同犯罪就是数人各自表现其恶性, 企图实现各自的犯罪目的共同行为。这种学说对“行为”所作的解释显然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因此, 现今所探讨的行为共同说主要是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的行为共同说。这种学说认为所谓行为的共同是指构成要件实行行为的共同, “既然是共同实行, 构成要件的重要部分就必须是共同的, 但各自成立的共同正犯可能是不同的犯罪”[4]。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将共同犯罪理解为共犯人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的一种犯罪方法。

二、共犯本质学说之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理论界公认为比较合理的学说主要有两种, 即部分犯罪共同说与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 下文笔者将以分析这两种修正学说为主。

(一) 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困境

有学者对于部分犯罪共同说提出质疑, 主要在于其与现代法治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原则”相悖[5]。个人主义原则实质在于责任自负, 即行为人只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而不对他人的不法行为负责。而部分犯罪共同说站在整体的立场来看待共同犯罪, 承认超个人的存在, 最终由各分担者就这一超个人的存在所实施的实行行为的全部来承担各自的责任这完全与个人主义原则不符。[6]

另外, 还有学者认为部分犯罪共同说在解释罪数问题上存在疑问。例如甲出于杀人的故意, 乙出于伤害的故意, 共同向丙开枪, 结果甲的子弹射中了丙导致其死亡。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主张, 乙尽管没有射中丙, 但也必须和甲在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致死罪的重合限度内即故意伤害 (致死) 罪上成立共同犯罪, 同样对丙的死亡结果承担责任, 而甲因为具有杀人的故意而成立故意杀人罪既遂。关于甲的行为的定罪便产生了疑问, 即甲所涉及到的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 (致死) 罪之间究竟在罪数上如何解释从两者的罪名来看, 这两种犯罪并不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 不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 那么, 是否应从想象竞合的关系来理解两者的关系呢从表面上来看, 似乎与一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想象竞合犯符合。但是, 这样一来, 就存在这重复评价的问题。但若为贯彻重复评价禁止的原则, 将甲的超出故意伤害限度的故意杀人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未遂, 这种处理结果明显失之公平。[7]

(二) 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的理论困境

有学者对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提出批判, 认为其虽然站在客观主义基础上, 对比主观的行为共同说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但仍然没有脱离行为共同说的固有缺陷[8]。大谷实就认为:“构成共犯, 必须具有共同实现特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所以, 对于主张没有必要要求共同实现特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不能支持。”[9]

此外, 有学者对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的结论也提出了质疑, 对于所谓的行为共同者只认定成立单独为自己具有的犯意所带来的犯罪, 为什么又特意把他们看作是共同正犯呢区分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的意义又何在呢[10]

还有学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否定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张明楷先生认为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在没有明确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时, 也可以先根据客观行为本身确定实行行为的性质, 从而判断数人是否实施了相同的实行行为, 再认定是否成立共同犯罪。这与我国刑法理论一般习惯于以主观故意内容确定实行行为的性质不符, 因此, 即使采取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说, 在目前也难以贯彻。[11]

三、共犯本质争议的反思

共犯本质论的反思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问题, 另一个是“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的贯彻问题。

(一) 关于共犯处罚范围争议的反思

1.承继共犯的成立范围问题

关于承继共犯的成立范围问题, 按照犯罪共同说认为, 共同正犯是“数人一罪”, 因此, 在后行者介入先行者的行为的场合, 尽管后行者自己未亲自实施, 但必须对先行者所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 这是犯罪共同说理论的必然要求。例如, 乙在甲基于抢劫的故意杀死丙后路过, 与甲一起夺取丙的财物, 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 尽管乙参与犯罪时丙已经死亡, 但仍然要对丙的死亡承担责任。而根据行为共同说所主张的“数人数罪”, 先行者对全部的犯罪承担责任, 而后行者只对自己参加的部分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上文学者对犯罪共同说存在误解。按照犯罪共同说, 行为人必须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 才能成立共犯, 而在上述案例中, 在乙参与共同犯罪之前, 丙已经死亡, 所以乙根本不可能产生杀死或抢劫丙的意思, 因此, 在上述案例中, 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 应认定甲与乙在有意思联络后才能成立共同犯罪, 承担意思联络下造成的后果, 而并非对所有后果都承担责任, 如此, 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了。

2.是否承认片面共犯和过失共犯的问题

关于是否承认片面共同正犯的问题, 犯罪共同说及其修正学说由于没有特定犯罪的意思联络, 都是否认片面共犯和过失共犯的成立的。而行为共同说则认为共同实施的意思并非意思的相互联络, 只要一方具有利用、补充他方行为的意思, 就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同理, 行为共同说也承认过失共犯。笔者认为不应当承认片面共犯和过失共犯。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共犯成立的前提必须是两者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和行为, 如果没有共同的主观意思, 即使行为共同也不能成立共犯。而对于所谓的“共同义务的共同违反”, 笔者认为区分共犯与单独犯罪的目的就在于共同犯罪相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而过失犯罪本来就是属于社会危害性小的犯罪, 没有必要对其作出共同犯罪的认定。

3.行为共同说是否会不合理地扩张共犯处罚范围的问题

有学者主张, 犯罪共同说的宗旨就是力图缩小共犯成立的范围, 而行为共同说却与此相反, 即力图扩大共犯成立的范围。[12]支持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学者指出, 如果甲以杀人的故意, 乙以伤害的故意, 共同对丙实施暴力行为导致丙死亡的场合, 根据行为共同说, 甲与乙成立共同正犯, 但要么不能回答甲、乙两人成立何种犯罪的共同正犯, 要么认为甲、乙既是故意杀人罪的共同正犯, 又是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 这显然有悖法理, 过于扩大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13]支持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的学者则反驳认为, 无论是犯罪共同说还是行为共同说, 两者都不可能“先天”设定为了缩小或扩大共犯成立范围的目的, 两者都是为了合理的认定共犯的成立范围。[14]行为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在本质上与单独犯罪无异, 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单独犯是自己亲自实施到引起结果为止的全部实行行为, 而共犯的场合是行为人将他人的行为置于自己行为的延长线上或者作为自己行为加以利用而已[15]。”

笔者认为之所以区分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 其原因是为了合理地认定共同犯罪的范围, 而并不存在缩小或扩大共犯成立范围的意图。但行为共同说在过失共犯与片面共犯的场合, 却是扩大了共犯的处罚范围, 使得共犯的认定趋于公式化, 即凡是两个以上的主体侵犯同一对象, 无论如何都成立共同犯罪, 这就磨灭了认定共同犯罪的意义。

(二) 关于“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的反思

如上文所述, 犯罪共同说从“集体责任”的角度出发, 认为在共同犯罪中, 各犯罪人通过主观上的犯意联络使行为人的行为结合成一个整体, 在客观上, 各个共同正犯者的行为互相补充、互相利用、互相配合, 因此, 即使只是分担了一部分实行行为的正犯者, 也要对“犯罪集体”所造成的全部结果承担责任。而行为共同说则是从个人责任原则出发, 认为与单独犯罪相比, 共犯利用他人的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与利用工具犯罪没有实质区别, 所以, 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成立犯罪的前提与基础是相同的, 对共同犯罪在本质上仍然是行为人个人的犯罪。“所谓多数人参与犯罪, 只是现象。在目的思考上, 犯罪的支配形态永远是单独正犯。”[16]

笔者认为如果按照行为共同说的观点, 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单独犯罪成立条件之外再重新构建“共犯论体系”, 定罪时也只要依各行为人的行为各自作出判定, 然后在罪名后加上“共犯”二字即可, 而法律意义上的共犯则完全失去了意义。实际上, 共犯之所以成为一种单独的犯罪形式,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此种犯罪形式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 对于共犯往往要从重处罚。此外, 数人犯罪而不明确是谁的行为造成后果的情况下, 共犯理论可以解决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 共犯论具有存在的价值, 不可轻易地将其否定, 因此, 笔者从在此层面支持部分犯罪共同说。

摘要：“共犯的本质”就是指关于共犯何以“共同”的问题, 也就是什么要素“共同”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 由此产生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理论分歧。但总所周知的是, 这两种学说都有各自的漏洞, 因此, 目前在理论界公认为比较合理的学说主要有两种修正学说, 即部分犯罪共同说与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