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语境

消费主义语境（精选12篇）

消费主义语境 篇1

一 地方性知识概念及其意义

我们首先讨论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界定,以明了知识何以都是地方性的?何以是语境主义的立场。

首先,让我们看看劳斯给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了全面和准确起见,我们引用他的解释如下:

科学知识的标准模型是把其看做是普遍规律的知识,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正当有效。然而,只有使用各种桥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并且确定各种与情境相关的事实,而这种情境需要被包括在该规律的实例之中,这些定律才能被应用于这些特定的情境中。因此,这始终是一个如何把普遍有效且正当的知识带入地方性情境之中的问题。……新经验主义主张把分析移向与此相反的方向。即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实际上只获得了一种对于地方性地、情境地现象的实践性掌握。[1]

……我将对科学实践进行分析,这一分析将揭示科学实践之理解的地方性和存在性特征。科学知识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们在实验室(或者诊所、田野等等)中如何活动。当然,这种知识能够转移到实验室之外的其他各种场合。但是,这种转移不能理解为只是普遍有效正当的知识主张的实例化……,我们必须把转移理解为对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性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1]72

……在我看来,理解是地方性、生存性的,指的是它受制于具体的情境,涉身地包含在代代相传的解释性实践的实际传统中,并且也存在于由特定情境和传统所塑造的人的身上。理解因此不是一个对世界的概念化,而是对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述行性领会(performative grasp)。[1]63

第一段文挑明传统科学哲学是如何看待知识的,传统标准观点认为:普遍性知识通过桥接原理应用于地方性情境。第二段文指出,不是普遍性的知识被我们带入地方性情境中,而是我们只能在实践上掌握地方性、情境性现象,从而说明从来掌握的是地方性的东西,而不是普遍性的东西,传统科学哲学把方向搞错了。第三段文指出他所理解的地方性的涵义。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其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2]36。劳斯的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说明较多地吸收了库恩关于科学知识包含于使用具体范例能力之中的主张,也吸收了新经验主义者的关于科学发展并不依赖于理论的观点;也特别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所有的理解和解释都需要处于地方性、物质性和社会性情境中的技能与实践的说明的观点。[1]72

我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语境性的基本观点如下:

(1)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一切科学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由于一切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必定是情境化的,是定位于某一实验室内或者某一探究场合的,因此,从任何特定场合和具体情境中获得的知识开始都是局部的,这些知识虽然经历了反事实条件的抽象,但是一经回到经验场所,就会再次把情境带回来。

(2)表面上,科学知识给人以普遍性的假象,但这是知识标准化和抽象化造成的。科学知识只是看似具有普遍性,而实际上,这是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的一种表征。(1)

从科学实践的视角看,我们把科学看做是具体实践活动,而不是一套全称命题陈述之网,那么,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科学家在具体情境中通过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产生出来,并且依据具体情境进行辩护的,因此,离开科学实践,科学知识不仅无法产生,而且也无法理解、传递和辩护。专业X光师可以解释X光片反映的东西,专业外的普通人则无法理解X光片反映了什么,就是因为X光师的学科训练与普通人的情境和训练是不同的,他们当然处于不同地方性知识背景中。这就是劳斯所明确指出的,“科学知识根本就是地方性知识,它具体包含于实践中,而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和独立于情境的规则”[1]72。哈金也明确指出过,知道如何在实验室这样的地方性座架中行事,是新手和老手的重要区别,是科学家建功立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这都表明了科学知识的掌握与运用需要地方性把握,科学知识无法独立于地方性情境。

二 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看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语境性特征

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我们看看它的运用是否不需要具体情境。我们认为,万有引力定律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尽管在普遍主义科学观下它被表述为一种“万有”的普遍性表述。

首先,没有什么知识所框限的认识不是有条件的,有较好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个立场。科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的相对性历史。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某些方面已经失效,其质量是运动质量还是静止质量?其引力作用是瞬时的、超距的还是需要传递的?很明显,这时万有引力定律就露出了它在牛顿力学语境下的特性了。这也表明了这个定律是一种依赖于牛顿时代,依赖于经典理论作为其正确性的辩护语境的地方性知识。任何科学知识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这本身就是地方性的表现。

第二,我们之所以把万有引力定律认为是普遍性的知识,还有一种混淆,就是把知识在何种条件下为真与普遍为真混同了。卡特赖特指出:“我们最好的物理学理论的巨大经验成功可能论证了这些理论为真,而非它们的普遍性。……所以,物理学定律只适用于它的模型适合的地方”[4],“不存在定律的普遍涵盖”[4]8。的确,卡特赖特支持了地方性知识的观点,针对具体的科学理论,她进一步指出,我们倾向于问:“‘怎么可能存在不受牛顿定律支配的运动?’答案是:存在着不包括在牛顿理论中的其他运动原因。……风是寒冷的和一阵阵的;纸币是绿色的和白色的以及揉皱的。这些属性是与纸币质量、地球质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无关的”[4]。

第三,万有引力定律的形式,在不涉及具体地点的引力作用时,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意义的数学形式,它与静电平方反比定律的数学形式完全一样。

以上的公式是什么?是万有引力定律吗?要使得这个公式被称为万有引力定律,就要使得它具有经验意义,就要把它运用到具体情境中,要与环境和条件给予的境况相关起来,这变得极其必要。第一,在运用万有引力定律时,两个物体究竟是相向运动还是相背运动,还是互成90°角度运动,或者静止呢?当这些条件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计算和不同的情境化的运动景象。第二,万有引力定律从来在自然状态下绝不是就只有它在起作用,可能有其他力同时起作用。这是对于具体情境就需要根据需要考虑混合情况。第三,要使得万有引力定律单独发挥作用,必须作出有效的屏蔽,这在卡特赖特看来,就是要求设定条件,要求建立一个律则机器。当条件和屏蔽不同时,引力给我们的运动情境和经验是不一样的(1)。这都表明,引力作用的经验表现在不同境况下是不同的,而不是普遍有效的,是与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的。

更为重要的是,万有引力定律针对的是质点,或者可以把质量集中于质心的物体之间的引力作用,对于质点,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种经典物理学的理想化的东西,自然中没有质点。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热力学中的容积、温度与压强关系定律,也是理想气体的定律,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在现实中则需要修正,比如以范德瓦尔斯经验定律来进行修正。

三 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何以看似是祛语境化的?

如果没有普遍性知识,为什么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常常看似普遍性知识?

事实上,上述问题已经不那么尖锐,因为经过理性批判主义和历史主义对于普遍性知识的批判后,该问题早已被弱化。我们知道,波普尔就认为经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可以被证伪,或具有可证伪性。这在事实上已经潜在地指出了科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一定地域和一定时间范围内适用的知识。历史主义更加激进地说明科学知识是掌握在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手中的,不存在一切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科学知识。这都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知识具有地方性特性,是暗含着语境主义立场的。

随着科学实践哲学的诞生,人们一旦采取系统的科学实践观点看问题,视野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劳斯对于认同科学知识普遍性的普遍主义科学观所采取的批判论证和阐释策略,与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采取的是两类论证策略:第一类关于知识本性的一般性论证,这种论证不是采取把科学仍然看做为知识表征,而是进入到实践介入世界的活动里看待科学和研究科学;第二类则重点在揭示地方性知识如何走向普遍性知识的实践机制。我们在前面已经或多或少揭示了第一类论证的观点,所以我们只对第一类观点包含的方面作出说明,而在这个部分重点讨论第二类论证。

我们先来展示第一类观点的要点,它至少包括三条:

第一,基于实践,应该把科学视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而不是像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家那样,只把科学视为理论语句系统,命题陈述之网。由于科学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因此,尽管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有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绝不意味着本质的绝对的差异,绝不意味着科学是唯一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活动。一旦科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本质区别被解构掉,那么,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就同样被解构掉了,认同其他文化的相对性的观点就同样可以移植到科学这种文化现象上了。

第二,在所有科学实践活动中,指出决定科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活动是实验室实践,它们在理解科学知识和说明科学知识本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重新确立实验室实践在科学说明中的地位。作出这样的论证后,只要再对实验室的地方性作出说明,这个部分的论证就可以结束。劳斯等人通过解释不同的实验室的发现的地方性特征,对此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比如关于DNA为什么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由华森和克里克首先作出发现的说明[1],拉图尔和伍尔伽关于科学实验室的科学家活动的说明[5],以及塞蒂娜类似的实验室文化研究工作[6],都是此类较为突出的说明。

第三,由于科学实践的参与性、建构性,科学实践活动具有地方性的存在论和解释我们参与的地方性世界的同构特性,因此,只有在一个地方性情境中,科学说明才有意义,而所谓的普遍性恰恰是通过地方性转移的标准化来完成的。关于科学说明的合理性问题,已经有许多科学哲学家对科学说明需要语境作出了论证,这里实际上只需要表明这里的语境不只是知识的上下文关系,而是与实验室及其仪器设备等皮克林意指的物质力量相关的情境,这个论证就可以完成。劳斯也是这样作出的论证。

由于理论活动就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是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的,它们都处于具体的情境中。如此,科学知识在其本性上就具有满足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条件。而任何科学知识的产生、形成与辩护都需要具体的科学家及其相应的地方性共同体来完成,因此,就科学知识的承载主体也不是无个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的人类,也是具有地方性的主体。

现在,我们把论证重点放在论证地方性知识何以看似普遍性知识,或者论证地方性知识如何走向“普遍性知识”的机制是什么。

事实上,在人类学中,并非没有人类学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些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或者一个佐证:把地方性知识转译为“亲密知识”,按照生产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远近把地方性知识称为与亲密处所有关的知识。当然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这种亲密处所应该作广义理解,比如视之为自觉情感的天地,它生产知识的社会场所,重新划定着人类-自然之间的边界。它也是理性的。如拉弗勒斯认为,一切知识即使地方化程度各自不同,实际上都可以当做地方性知识来看。由于这许多知识从中生产的实践的缘故,一切知识也都是亲密知识,尽管其亲密程度各不相同[7]56。并且认为,亲密知识的提法同样会导致如下结论,即“一切亲密关系在其面前都要成为地方性的东西——这样一种普遍性是不存在的。这个提法以对称方式言说研究者、田野工作助手、树木和伐木人。它既坚持肯定相互遭遇(人与人之间的以及人和非人之间的遭遇)的时间和空间的重大作用,也强调具体行为者在特定环境中的实践的决定性意义”[7]56。

普遍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经历了真正的祛情境化的过程,然后才走向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经历的所谓祛情境化的过程,并非是真正的祛情境化,而是标准化的过程。劳斯充分意识到这两个观点的分野,也意识到论证科学知识标准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科学知识常常表现出似乎剪除了情境性的指涉,有能力把科学力量扩展到实验室之外业已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特色,这在形塑科学的文化形象上特别显著。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说明那些超越地方性的显而易见的广泛的证据,那么先前关于科学从根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无法得到稳固的确立”[1]112。

让我们首先从类比出发。我们的某种工具总是根据特定的目标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设计和制造的,但是一旦在特定情境中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设计和制造的工具创制出来了,它本身有可能变成一种更具有完成其他任务的工具,经过试试的阶段,它可能进一步改进,变得更具有一般目的的设备了。特别是按照所谓的标准尺寸和样式制造工具,而不是根据日常做法制造工具时,比如制造锤子或者按照标准尺码裁剪服装时,它们的确开始失去了与特定的人、特定的任务或者特定情境之间的指涉关系,但是它们仍然是“上手”的事物,只是功能“平均化”了。劳斯把这种平均化称为“科学问题、工具、程序和结果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涉及两个方面:事物自身的转换,从而可以在原初座架之外可用;以及发展更为普通的解释,使得它们有被外行使用的可能性”(1)。因此,在实验室内外,的确存在研究产物和使用工具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标准化的产物。工具标准化了,研究产物经过标准的说明被实验室之外的研究者理解了,可在相同条件下重复了;这种标准化的确会给人以抹杀科学知识与生产这种知识的特定地方性及其偶然性之间的直接的指涉关系,但是,按照劳斯的观点,其实这里的标准化只是使得这种指涉关系变得不确定而已,并没有消除科学知识与要理解事物的活动场所和地方性领域之间的指涉关系。类似于用具的普遍适用化进程,某种科学知识只有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可适用具有不同特殊用途的各个具体情境,知识的可理解性才能大大加强。这是一个过程。只有面对科学史作出过程性的实例解释,才能理解这样的过程和标准化的结果。

四 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扩展

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的,它之所以能运用于实验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技术的扩展。技术扩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科学知识在技术上的标准化运用;第二,科学知识发展要求技术本身更大的发展。劳斯指出,为了把科学家实际所知知识(包括技巧、诀窍等等)扩展到它的地方性语境之外,人们不仅必须精炼和改编程序、策略和工具本身,而且还必须部分地重构实际所知技能知识得以应用的情境[1]118。所以,事实上是我们通过改造世界使之适应科学,才使得科学的地方性知识扩展到实验室之外的。而在通常,这种标准化改造常常被遮蔽。但是,只要看到出现了大量的标准化部门,我们就知道这是事实:测量、观察、计量和监控,专门的更为通用的实验中心造就了这样的境况。比如,通过划分时区,把标准化的时间计量扩展到各个地方,这样对于知识的标准化会首先带来标准统一的技术。如时间的标准的改变,从沙漏、机械时钟到铯原子钟,以及各地地域时间计量的不同标准的逐步统一化,时间的测定不仅变得越来越精确,而且变得越来越标准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关于时间的地方性知识是如何被标准化的,即日本的时间计量如何与西方对接的。(1)更意味深长的是,直到最后,日本“不定时法”网络被西方“均匀”时间网络所取代,也并不是因为“不定时法”自身多么“不科学”、多么“繁琐”,按照一些日本学者委婉表达出来的看法,这是因为日本“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全盘移植”,并且最终还是靠明治天皇———这位锐意使日本栖身于西方列强之列的年轻君主———的圣旨才得以在日本全境实现的。[8]

在论证现代科学即“数理科学+实验科学”是地方性知识时,还有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贡献。在此,卡特赖特作出了突出贡献。卡特赖特的论证策略是为现代科学找到它的适用条件,即现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为真和有效的条件。卡特赖特把这种条件称为反事实条件,把这种境况称为“其他情况均同”,并且认为,现代科学成立的条件境况是一种律则机器(nomological machine)。按照卡特赖特,模型就是一种律则机器。模型就是律则机器的蓝图。[4]62律则机器和其他情况均同的条件,使得现代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把要研究的对象和关系简化到只留下一对因素,然后操控它、干预它使之按照人为设定的因果关系出现。这样在对象和人工设定的条件共同作用下,满足律则机器条件的定律在这种律则机器成立的地方自然成立、有效。于是我们无需移植定律,我们只需把定律成立的实验室条件移植到世界的另一实验室,让这种条件被设定出来,定律就可以在这个实验室为真。卡特赖特指出,“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如行星系,我们对物理学定律最漂亮、最准确的运用,都是在现代实验室中那些完全人为的、精确限定的环境里”[4]54。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被科学及其实验室改造的越来越人工化了,我们几乎生活在一个人工的世界里。野生的果蝇不适宜于实验室研究,要把果蝇改造几代后成为实验室果蝇;小白鼠也被改造得纯而又纯,甚至成为某种公司的专利产品(可见小白鼠不是自然物,而是科学的人工制造物)。反过来看,从逻辑上说,科学研究的不是真实的自然,而是被抽象了的自然,是抽空了的自然,是改造为人工物的自然。是反事实条件成立条件下的“自然”。自然若是自然的,就必不是反事实条件的。因此,这种人们以为研究的自然,实际上是人工物。是塞蒂娜所说的,通过实验室,科学家把自然带回家的那种自然。“实验室科学可以把对象带回‘家’,并在实验室中‘以自己的方式’来操作它们”[6]113。因此,在我们看来,卡特赖特事实上是找到了现代科学的地方性特征和条件。它之所以是地方性条件,就是因为它只适合于实验室,超出实验室,它就无效(只有星空在某些方面例外)。而之所以现代科学看上去那么有效、那么普遍,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把适合科学某种定律使其为真的实验室从一处搬到了另一处,当某类实验室扩展到全世界时,适合于这个实验室的那些科学定律就在全世界为真,也就看似普遍了。科学正是通过实验室对自然界的这种大规模的人工化改造,才获得在全世界运用的资格,并且使得其知识形态具有表观的“普遍性”。

在我们看来,卡特赖特的这种说明比劳斯诉诸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说明要更为内在些、更为自然些,因此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拉图尔的一个类比用在这里似乎很能说明问题:

当人们说知识“普遍为真”的时候,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知识就像铁路,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但里程有限。说火车头可以在狭窄而造价高昂的铁轨之外运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魔法师却力图用“普遍规律”迷惑我们,他们说,这些规律哪怕在没有铁路网的灰色地带也是有效的。[9]209

五 结语

以上我们从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例证的角度分别讨论了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地方性问题。地方性知识观是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观点之一,对于地方性知识本性的阐释使得科学实践哲学与传统科学哲学区别开来,这种知识观针对人们长期受到污染的知识观,即形成的普遍性知识观,提出了所有知识都具有地方性本性的观点,是有很大震撼力的,在人们的知识观普遍受到污染的现时代,它的确很难被人们所一下子接受。但是,想想这种知识观给予我们的价值,我们就会认同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

一旦持有这样的知识观,所有的知识在价值上就都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地方性及其地方性条件上,而不是等级和好坏上。当然,不同的知识在有效性上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选择上并非是完全无约束的,而是要受到解决问题的机会、有效性等等具体情境的制约。

无可否认,西方科学知识走向标准化的过程比其他民族和地域的自然知识要好,正因为如此,它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科学语言和方法,被标准化和认可的一些共同遵循的方法和术语。而这一切都是实验室和律则机器的原因。

总之,劳斯的“地方性知识”是这样一种知识:首先,知识的生成和辩护具有其特定的情景,这种情景包括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群体价值观和利益关系等。其次,知识是随着我们创造性参与而正在生成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普遍的,在任何时间,一切场合都能拥有并有效的东西。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ongoing——在途中。第三,“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封闭性”。地方性向一切参与开放,向一切实践开放。地方性情境永远是动态的、开放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就不难理解“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的观点。它是实践互动的结果。

摘要：科学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语境主义的;科学实践哲学与提倡语境性的观点和立场不谋而合。那么,科学实践哲学在哪些方面是提倡语境主义的呢?我们以为,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与语境主义高度一致;科学知识的索引性也强调语境解释的不可祛除性,这些都是科学实践哲学与语境主义高度关联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语境主义,地方性知识,索引性

参考文献

[1]Rouse J.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2]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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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斯蒙多.科学技术学导论[M].许为民,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消费主义语境 篇2

消费文化语境下人文精神的解构与建构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大众传媒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推进下,消费主义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整体性的文化语境.消费文化所主导的感性主义的平面化审美向度,颠覆、解构了传统审美的人文内涵,因此,借助美学的介入,使消费文化维持一种泛审美与审美的`人文精神向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是时代赋予广大人文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作 者：李晓华 LI Xiao-hua 作者单位：东营职业学院,文法系,山东,东营,257091刊 名：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2(4)分类号：G02关键词：消费文化 大众传媒 后现代主义 人文精神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女性身体 篇3

关键词：消费文化 女性身体 女性主义

一

在一个由物所包围的时代，有一种被法国著名思想家让·波德里亚称为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①陶东风先生更是宣布：“消费社会中的文化是身体文化，消费文化中的经济是身体经济，而消费社会中的美学是身体美学。”②看看周遭铺天盖地的化妆、减肥、健身、整容等宣传广告以及各种化妆品店、美容店，这是否让你应接不暇？

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认为西方社会的身体热是社会转型的结果，“我的一个假设是，我们近来对于身体的兴趣与理解是西方工业社会深刻的、持久的转型的结果，特别是身体的意象在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中的突出与渗透，是身体（特别是它的再生产能力）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分离的结果。……劳动的躯体正在变成欲望的躯体。”③

在身体重新出场的消费语境下，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女性身体范例“被”掌握了优先权？女性身体在现代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是机遇的偶然，还是历史成见的必然？

二

（一）欲望的身体或身体消费

蒸蒸日上的美容护肤业、毁誉参半却依旧红火的整容塑形业，都凸显了女性身体消费热潮的势不可挡，以及女性消费者对身体投资的义无反顾。这种投入是欲望的身体在作怪，还是另含其他隐情？为什么女性在对身体的经济投入上会毫不吝啬，难道是女性天生爱购物的习惯使然，还是如黑洞般无法填补的欲望在作祟？也许有人会说，女性天生爱美，这是女性爱美之心驱使之。

当今消费语境下，美丽似乎于女性变得尤为重要。但女性天生爱美这种论断似乎有武断之嫌。当今时代，“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1]美丽是一道绝对命令，美貌是基本、命令性的身份，这就是今天的女性必须面对的社会规训。因为命令绝对，故不得违抗;因为是基本身份，所以不得不竭力维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消费者在追求身体消费时义无反顾、越挫越勇的姿态。为了达到这个美丽的标准、符合当今苗条的审美观，女性在看似无终结的欲望之河中随波逐流，在天生爱美的观念偏见里忍气吞声。当然，这里并不是要为女性的身体消费开脱，只是为了指出，身体消费的背后是美丽的标准这根指挥棒在起舞，而这美丽的标准却又是千百年来男权文化制度的产物。“女为悦己者容”这一古语似乎早已道破天机。

社会学家黛布拉·吉姆林在其著作《身体的塑造——美丽文化中的美丽和自我想象》中，认同美丽的标准是男权文化制度的，但是她又指出女性达到美丽标准之时，也是逃离男权陷阱之机。表面而言，这种判断似乎也有合理性，但是我们发现，女性通过美容塑形等一系列消费后达到美丽标准之时，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成为自主自由的主体，而是陷入了另一个主人的囚笼，成了浩大美容工程中的客体。诚然，这种美丽的获得，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摆脱男权规训的机会，但换角度看，这是否意味着身体接受了另一种来自美丽和消费的规训？况且，遵照男权文化制度下的美丽标准去追寻美丽的行为，是否是对男权的消解与抗争呢？

在理解了女性身体消费或者说欲望身体背后的男权规训和社会意识形态后，值得追问的是，在身体文化兴起时，为什么是女性身体而不是男性身体完全出场？相较男性身体，为什么女性身体范例会拥有优先权？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美容护肤产品、减肥瘦身产品、化妆保健产品、整容塑形产业等基本上都将消费的焦点锁定在女性身体上。这些针对女性身体消费的产品的率先出现，（虽然目前一些针对男性身体消费的产品也陆续出现，）是否幕后存在一种稳超胜券的心理情结的支持？商家为何会有如此把握，女性消费者一定会购买这些产品？恐怕除了民意测验、市场研究这些必备前提外，还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为此商业行为的坚固后盾，即相比男性，女性的主体或价值更多依附在外在形体上。换言之，商家认定女性的外在美是她们获得社会接收和拥有美丽爱情的关键钥匙，所以女性会比男性更在意、注重自己的身体外观——这是亘古以来从未被压倒的偏见。何况如今，女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借助身体外在这个中介来实现。相反，男性却不是那么需要借助这个中介。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性身体范例“被”拥有了优先权。自然而然，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或者说男权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偏见里，消费和资本、市场联姻，使女性又一次失去了主体，沦为被规训被压迫的对象。

（二）被审美的身体或消费身体

消费社会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无处不在的形形色色的广告。无论是电视、电影、时尚杂志，还是十字街口、公交车站、地铁站，都变成了广告的天下。在广告等大众媒介里，总少不了女性身体的倩影。而广告中的这些女性身体，则变成了被人审美和消费的身体，它们已经与劳动的、生殖的、消费的身体脱离，不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凭借视觉图像而拥有审美价值的身体符号，变成了众人眼中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身体图像消费中，存在着一种男女不平等的倾向，这常常体现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中。

在广告、电影等大众媒介中，女性身体的展示，如香肩、裸背、玉腿等身体部位的呈现，总是与功利色情相联系。而在这种女性身体呈现的视觉图像中，男性总是主体的“看者”，女性则是客体的“被看者”。最经典的一则广告莫过于浪莎袜业广告了。而电影中，有关女性身体部位裸露的镜头可谓数不胜数。这种凝视与被凝视体现了一种潜在的性别不平等关系。换言之，这种看与被看模式，潜在地体现了男性意识形态。“正如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所指出的：‘在一个性别不平衡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已被分裂成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决定性的男性注视将其幻想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因此而被展示出来。女性在其传统的暴露角色中，同时是被看的对象和被展示的对象，她们的形象带有强烈的视觉性和色情意味，以至于暗示了某种“被看性”。作为性对象来展示的女性乃是色情景观的基本主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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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这些视觉图像中作为功利色情的主角被展示的，是女性身体而不是男性身体？为什么相比男性身体，女性的身体被认为更能具有性暗示或色情意味？

身体从来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生理身体，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女权主义者认为人的性别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人的性别可以划分为3个层面：最下面的是‘生理性别’（或称‘基因性别’），中间是‘体貌性别’，最上面的是‘社会性别’（或称“文化性别”）。这3个层次之间，并不是完全的同一性关系，其间存在着差异与错位现象。”⑤ “生理性别”就是根据染色体来区分的，男性为YY，女性为XX。“体貌性别”就是根据身体外观（主要是外生殖器）来判断，这也是社会判断最直接的依据，但目前“假两性人”已导致“生理性别”与“体貌性别”的错位。而“社会性别”则是一种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建构而获得的地位。法国哲学家波伏娃在她的名著《第二性》中认为女性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从来不是“自然一体”的。

女性身体被赋予更多的色情意味和性暗示，不仅仅是因为女性的“体貌性别”比男性的更具有视觉效果上的优越性，这里还有社会性别差异的原因。如社会上人们习惯送女孩子裙子，而送男孩长裤。这种区别的性格差异对待，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女性被赋予了更多的性想象。

此外，在某些广告内容的呈现中，也折射了男女不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如被评为2005年十大性别歧视广告之一的乐事薯片的广告：女职员因电脑死机，向男同事寻求帮助，男同事帮忙修好了电脑，却被女职员办公桌上的乐事薯片所吸引，给她装了很多游戏软件直到吃完薯片。这则广告将女性刻画为既不专业也不敬业的形象。首先女性被刻画为缺乏基本的技术能力，需要依附男性，这既突显了女性的依附角色，又强化了“男性技术霸权”的形象;其次办公桌上放薯片、装游戏软件的情节设置，又表现了职业女性的不敬业特点。

也许这则广告的创意初衷并不包含影射性别歧视这一意向。如果说一些诸如暴露女性身体以吸引大众眼球的视觉图像，带有明显刻意为之的痕迹，那这则广告恐怕是无意识的无心之举。但就是这“无意识”才更让人担忧，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社会偏见已经如无形之网散布在大脑的每个角落里。因为习惯，所以会无意识;因为司空见惯，所以会毫不察觉。这才是从男权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的厉害之处。当今社会，消费文化裹挟着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女性身体压迫形式。

三

在消费文化语境下，身体被重新发现，更多的似乎是女性身体的被重新发现和占有，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摆脱了自古以来的禁欲枷锁和精神至上的偏执信念，也提醒我们更加爱护注重自己的身体。毕竟健康的身体才是我们最基本的资本、最重要的前提。但对女性身体而言，它从未逃脱过社会性别体制的魔爪。在消费社会，社会性别等级制度、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并未曾退场，而是与资本、市场合谋，并借助大众传媒，展示了新一轮的对女性身体的压迫与规训。无论是消费的身体还是被消费的身体，都是规训下的客体，是一个“他者”。不得不说，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下仍旧是一个谎言。

注释

①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2.

② 陶东风.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身体美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③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292.

④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97.

⑤ 孙绍先.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

消费主义语境 篇4

关键词：典型人物报道,文化认同,消费主义

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媒在给现代社会带来重要影响的同时, 也成为再现、构建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 传媒与文化认同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全球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的过程中, 人们自我身份意识增强, 如性别意识、种族意识、民族意识及宗教文化意识等, 因此文化认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个体自我的身份认同。典型人物报道的对象本身都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 其价值指向、身份意识对社会群体具有直接的示范效用, 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营造文化认同的氛围。

典型报道在中国的意义超出了一种报道形式, 自20世纪40年代《解放日报》推出首个典型吴满有以来, 典型报道已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并取得过惊人的社会反响。关于典型人物报道的社会功能, 学者进行了纵向的历史考察, 如孙玮认为, 传统典型报道的“榜样示范”功能逐渐拓展为“社会整合”与“时代标识”作用。鲍海波认为社会整合作用是典型报道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其作用表现在“通过树立典型, 倡导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价值观念”、“产生提供一套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系统”。它通过一个个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典型, 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观表现出来, 为社会创建了一套适应时代要求的、临时的、十分有效的社会规范, 然后通过舆论来操纵人们的意识, 使社会群体的心理倾向及其行为共同向媒介所倡导的价值目标靠近, 最终达到对社会的整合。

典型人物报道所体现的文化认同取向大体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传统伦理道德认同取向。在很多普通人物报道中着意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伦理道德, 如诚信、自强不息、见义勇为、重义轻利等。二是政治文化认同取向。在一些政府官员、民间环保人士等人物报道中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营造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三是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取向。海外华人、文化名人、体育冠军等典型人物报道中则更多地强调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取向。比如2010年全国媒体合力宣传的典型鞍钢齐大山铁矿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 无偿献血二十多年, 把自己的工资收入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 把自己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奉献给企业。媒体对郭明义的宣传报道体现出明显的文化认同取向。他乐善好施, 扶贫济困, 媒体纷纷为他命名“好人”、“雷锋传人”。 (如《南方周末》的报道名为《雷锋传人》, 《新京报》的标题是《好人郭明义》。) 人民网一项郭明义专题调查显示, 郭明义获得网友的高度认可, 96%的网友认为新时期仍然需要雷锋精神, 需要郭明义这样的人;88%的网友认为“碰到困难时, 在心里期盼过像郭明义这样的好人出现”。调查还显示, 如果身边有郭明义这样的人要求您加入爱心团队, 70.5%的网友会选择加入。

由此可见, 大部分受众希望通过阅读真善美的人生被教育、被感化、被提升, 有着获得精神引领的需要, 越是物质丰富、生活节奏快捷的社会, 越是需要价值观的引领, 需要道德观和人生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 典型人物报道中认同空间的构建在消费主义语境下却面临着困境,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宣传味道浓, 固化思维降低受众认同感

典型报道在我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天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它“是活化了的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或政治主张” (1) , 体现了宣传者的宣传意图, 这也是典型报道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但今天的受众对这一点并不认同, 虽然现在典型报道正在努力淡化政治色彩、淡化宣传味道, 并且慢慢向社会领域渗透, 但传统的典型报道留给人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人们心中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 影响了受众对典型报道的接受程度, 受众的认同感因此而降低。

最近, 《南方都市报》根据网上对质疑汶川地震中的烈士谭千秋救人事迹进行了调查, 发现当初报道的被谭老师所救的四名学生, 只有一人是真实存在的, 一人死亡, 另两人则不存在。谭老师生前所在学校的老校长说:谎言一旦产生, 就仿佛有了生命, 越长越大, 也没人敢当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孩子。宣传、写书、拍电影……都出来了, 谁也控制不了局面了。后来还评了烈士, 再后来各家媒体把抗震救灾的英雄行为又重新报道了一遍。这个事或许造假者心里有数, 但是谁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接受调查采访的对象都不怀疑谭老师是好人, 但都表示事实细节有出入, 当地学生都知道媒体的报道是假的, 每次开大会时老师在上面讲谭老师的事迹, 都有同学在下面笑。该报《“烈士老师”谭千秋调查》一经刊出, 立即被各大网站转载, 并引起网友热议。长期以来媒体在塑造典型时有一种“造神”的冲动, 当真相被逐渐揭开时, 受众就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 认为媒体上的典型都是虚假的。

2010年1月, 北京环卫工人王长荣成为关注的典型。他“心里时刻放不下居民们的出行安危”, 在持续扫雪铲冰将近100个小时后, 身体劳累透支导致脑出血, 倒在了岗位上。送到医院时, 他的衣服和鞋子都湿透了, 裤腿被冰碴儿锁住, 脱不下来, 是剪开的。一时间, 媒体照例是大量报道, 并号召大家学习, 主题词“感动”频频出现, 但这种惯常的操作模式却引起了受众的质疑:他为什么要在冰天雪地里连续工作那么长时间?为了“居民出行的安危”, 需要这样工作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如果王先生本人自愿不休息, 那么, 他的工作单位, 他的上级和同事, 为什么会同意和允许他这么干?是不是有悖《劳动法》?这是不是“过劳致病”?有关部门有没有责任?他会不会获得国家赔偿?为什么扫雪除冰就要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这样的报道方式挑战着受众的常识和人情。 (2)

传媒消费主义流行对典型报道的冲击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已经发生了从审美意识形态到消费意识形态的位移。审美意识形态主要从精神层面为人们输送一种非功利的价值观念, 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 人们更注重心灵世界的内部建设, 更愿意关注和讨论种种形而上的命题。比如, 80年代“潘晓来信”在全社会所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 即是在呼应和诠释着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但是90年代以来, 消费意识形态却渐占上风。消费意识形态把人们从精神界引到了物质界, 从形而上引到形而下, 于是拜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念, 人们开始关注居住、装修、休闲、娱乐和旅游, 对身体 (如减肥、养身、驻颜、美容、美发等) 的关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3)

作为一种影响全球的社会文化思潮, 消费主义主要体现为物欲至上, 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生活的主导价值。消费主义凭借其对物质享受和感官享乐的不懈追求, 成为生产强大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的文化保障。它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大众传播领域, 主要表现为传播内容的消费主义化和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化两个方面, 前者导致传播内容由意义追寻向娱乐消遣转移, 后者使媒介经营管理出现拜金主义特征, 传媒成为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后, 其逐利的动机和欲望被无限放大, 竞争的压力导致媒体将经济收益作为衡量一切的最大指标, 新闻娱乐化趋势愈演愈烈, 为追逐有限的受众注意力资源, 媒体不惜投受众所好, 尽量推出娱乐性、消费性乃至低俗化的新奇的内容, 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有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成为新闻的重点。

王一川曾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着四种文化类型:一是主导文化, 即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 代表政府及各阶层群体的共同利益, 这是当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高雅文化, 代表占人口少数的知识界的个体理性深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三是大众文化, 运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制作而成, 尤其注重满足数量众多的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四是民俗文化, 代表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出于传统的自发的通俗趣味。主导文化文本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教化性, 即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 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 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 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 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 (4)

而在消费主义语境中, 作为喉舌体现的主导文化文本, 典型报道不再是市场化媒体吸引受众的利器, 在消费主义浪潮中自然也受到媒体的冷落。典型报道的篇幅和版面的不断减少也表明这种报道方式处于一种衰退的状态。

世俗化价值观与典型报道价值取向的反差

就现实结构而言, 我们的社会仍是以广大的从事制造业和农业为主的职业群体构成社会的主体部分, 然而, 人们在观念上并没有赋予这些劳动阶层以较高的价值评价, 而是更加看重技术、权力和资本, 因为相对于专业技术、权力和资本, 劳动的收益率越来越低。尽管较多的人仍是普通劳动者, 但他们并不希望自己从事那些劳动职业。人们主观期望与客观结构背离, 过去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等价值观, 在市场文化和新的利益分配模式的冲击下, 逐步在发生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有较高收益率的权力和资本抱以奢望, 社会浮躁, 价值观广泛盛行, 而那些安分守己、勤劳工作的价值观似乎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155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9.1%的人表示身边有年轻人打算做炒股、炒房、炒金、炒字画等的“炒钱族”。出版市场上“成功学”书籍畅销不衰, 被指学历造假的“打工皇帝”唐骏在面对媒体质疑时宣称:“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 就是成功的标志。”他的自传已印刷十几次, 目前还在热销中。有媒体将当下的中国称为“急之国”, 很多人梦想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 社会上人人都想成功, 都想找到成功捷径, 许多人看待“成功学”读物只在乎实用性, 而不在乎写书者的人格瑕疵或者价值观上的偏颇。

典型报道的根本宗旨就是以崇高精神为追求取向, 弘扬积极向上的、理想的、英雄主义的高尚精神, 号召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 典型报道的这种价值取向和世俗化取向之间存在极大的反差。

除此之外,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矛盾也影响着受众对典型人物的认同。据《人民日报》报道: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 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 我国面临着“阶层固化”的严峻社会现实。当“我爸是李刚”等官二代、富二代雷人雷语不断出现在媒体中刺激着普通百姓的神经, 当权贵垄断和社会不公一再发生, 政府公信力遭遇危机, 大众对政府、公众人物的不信任在近几年的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中越来越明显, 这种对立情绪导致受众游戏心态的产生。于是, 西方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所描述的“后情感社会”场景也在中国出现:情感不再激动、爱情不再神圣, 忠诚不再崇高、正义不再感人。网民们借助网络, 宣泄愤世嫉俗的情绪, 恶搞、反讽流行, 玩世不恭的心态, 娴熟的解构技巧等消解着理想和崇高精神, 消解着主导文化所倡导的英雄主义, 典型人物报道在转型时期的现实语境中由此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5)

典型人物报道面对现实困境, 如何更好地构建文化与社会认同?笔者认为应重视受众内在心理机制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 对受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兴趣爱好等进行研究, 改变固有的操作手法, 同时更多挖掘人物的“非典型性”, 笔者在拙文《非典型人物报道中的价值传播与认同》中进行了探讨, 故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为湖南

参考文献

[1]李良荣:《宣传学导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2]何三畏:《从个案看某类新闻操作技术指要》, 《南方传媒研究》, 2010 (22) 。

[3]赵勇:《大众媒体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4]王一川:《文学理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消费主义语境 篇5

（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 系列之14）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说了三种情况：张三的行为与李四无关、损害李四、冒犯李四，这时应如何确定社会规范，然后依不同的规范来具体确定伯林式的规范性自由。但在社会生活总体中，以上三种情况仅仅是一部分，张三与李四还会发生各种关系，比如经济合作，比如政治合作与冲突，在这种种关系上仍然先需要确定社会规范，然后依规范来明确伯林式自由的具体范围。

在确定社会规范方面有各种观点，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儒家、新儒家、左派、新左派、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它们对社会规范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并希望而且力促全社会实行自己所主张的社会规范。自由主义也是这其中的一种主张，她主张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然后认为一个人只要在这些规范之内行为处事，就是属于伯林式自由，否则就不是。

可是在自由主义这一旗号之下，有各种主张，甚至一些互相冲突和互相矛盾的主张都使用自由主义这一名称。自由主义这个词就和自由这个词一样，有着很多歧义。这就好比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她向主人要一杯“茶”，结果好客的主人却拿来一杯咖啡，原来这个地方“茶”意味着咖啡；她向主人解释自己要的不是咖啡而是“茶”，结果主人却换了一杯燕麦粥来，原来这个地方“茶”意味着咖啡还意味着燕麦粥就是不意味着茶。她和主人对“茶”的用法完全不同。

本文试图勾勒自由主义这个词在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以及当今的中国的不同含义，并说明它们和当时社会政治演进的关系。

一、近代欧洲狭义和广义的自由主义

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欧，在其社会发展的初期，都是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在政治上则是专制政府统治或大或小的一块疆域。在村庄和血缘关系之外，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国民相互间没有什么生产生活上的联系，他们被迫向成功地征服了自己的国王交纳赋税。这时虽然在国民间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工商业分工和来往，但都或轻或重地遭到专制国王的压制和盘剥，不论是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式王国、16世纪欧洲的专制主义国家，还是古代中国，莫不如此。这种人际关系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对此，有兴趣者可以看我另一个研究系列“资本主义如何欧洲产生”。仅仅到了近代之初，西欧的资产阶级由于各种原因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便开始向专制国王叫板了。他们要求：国王不能再以政治力量控制和干预工商业所赖以组织和发展的`社会规范，这种规范以私有产权和自愿性契约为代表，大家习惯上也称为市场经济规范。

我们今天说的市场经济，听起来似乎是指一种生产方式，是指工商业，现在又加上信息经济；实际上，我们是在说一种社会经济方面的人际规范。因此，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中国都在大力发展工商业，但之前是用计划经济规范的方式，之后是用市场经济规范的方式。哈耶克在其《社会正义的奇迹》中也说，当我们用“市场经济”这个词时，容易使人想到一种生产类型，其实它是指一种“秩序”，哈耶克称之为“耦合秩序”或“自发秩序”，所以应该叫“市场性经济秩序”（Hayek,1976e）；秩序就是我们说的规范，所以可以叫“市场性经济规范”。我们今天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准确严密地说，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性经济规范”。

在欧洲近代，大概在16到19世纪，随着英法德等社会体的生产方式由农业主导发展到由工商业主导，广大国民由农民演化为工商业者，人们之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分工合作的生产联系，以及维护和促进这种联系的市场性经济规范。原来在社会上最强有力的是国王对广大国民的暴力统治关系，现在因为聚合在市场性经济规范之下的国民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这种关系形态就和国王的暴力统治关系形态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冲突，这种关系形态越来越要求自己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以前国王的权利在国内是君临一切的，国王可以没收某个国民的财产，可以在两个商人关于合同发生纠纷时偏袒一方，可以在某个行业建立垄断，可以用国家力量调集大量资金，可以和某个商人签了合同又不执行。对此，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工商业者日益不满，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国王的这种控制和恣意妄为。大致上说，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胜利后，法

[1] [2] [3]

消费主义语境 篇6

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语境；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326-02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得以迅猛发展，西方的金融机构和各种大型企业纷纷涌入我国，这就对高校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为了适应时代及社会需要，教育界在培养外向型、复合型人才，创新型、应用型翻译人才方面任重道远。随着语言和心理学等学科的飞速发展，外语教育、教学理论空前繁荣。外语教学研究和实践从重视认知能力的培养转向包括认知和情感在内的全人教育，外语教学理论的心理学基础行为主义转向心灵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为外语教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也为其具体应用于教学过程创造了条件[1]。近年来，这一学习理论已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流行，我国外语教育界特别是从事基础外语研究的学者与老师，对其倾注了更大的热情，但对建构主义理论在高校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实践探索却相对偏少。因此本文拟结合笔者所在的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就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指导下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实践，探讨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新模式——翻译语境教学。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又称结构主义，是认知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最早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后来，由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如布鲁纳、乔治·凯勒、马斯洛等）从认知结构的性质与发展条件、人类社会环境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及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结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丰富的发展起来的[2]。

建构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吸取了多种学习理论，如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和社会互动理论等。行为主义强调刺激反应对学习的重要作用，认知主义理论强调强调学生对外部刺激的加工处理的内化吸收，人本主义强调有真实意义的学习，主张包括认知和情感在内的全人教育，社会互动理论强调人的学习与发展在其与他人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强调学习的环境。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则认为知识的学习和传授重点在于个体对知识的转换、加工、处理，学习是在一定环境中对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景性，对学习和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理论支撑，对知识的学习、掌握及教学起着重要作用[3]。这一理论还强调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与情景联系密切的自主活动，学习情景要与实际情景相结合，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环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材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建构主义为英语专业翻译语境教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语境与翻译教学

语言界研究语境最早始于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定义，他认为语境可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语境还可分为宏观语境和微观语境，宏观语境指把具体某句话的实际环境或现实语境和社会情景各方面当作语境。微观语境是从研究语言效果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来描写语境。我国语言界也有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理论，认为情景语境是指语言行为发生时周围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时间、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习俗和价值标准。

韩礼德（Halliday）认为学习是一个语境化过程，通过语篇的语境化可以使学生了解在什么语境中出现什么语篇。语境教学的任务是探讨语言在学习中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实现语言的语境化来学习，通过语言和语境的互动来教授语言[4]。由此可见，语境在翻译教学与实践过程中十分重要。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的英语专业翻译语境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语言学习者是知识的积极探求者和建构者，知识的建构通过人与环境的互动得以实现，而翻译语境教学就是要求在生动、真实、全面有效的语境中，利用老师、学生、任务、环境影响教学过程的四个重要方面的作用，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目的。下面结合吉首大学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实际情况，着重从建构主义角度探讨教师、学生、任务、环境在翻译语境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1.教师——语境教学中知识建构的促进者

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现拥有英语专业教师近五十位。其中翻译课程教师12位。近几年来，学院教授翻译课程的老师们都致力于翻译教学方法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尤其是在转变传统教育观点与理论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对吉首大学外语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传统教育理论认为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与传输者，而建构主义认为教师是学生知识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在吉首大学英语专业翻译语境教学中，教师要成为学生知识建构的意义的帮助者，应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是创造良好的翻译知识学习环境：通过设计真实有效符合英语专业翻译教学要求及学生实际的翻译情境，帮助学生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上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创造良好的翻译学习环境。可以通过目的语环境建构学生的语言知识。通过丰富的信息环境，为学生提供最恰当、最真实的语言信息输入、引导、帮助学生外语知识和能力的习得和发展，有助于他们意识到所学知识的相关性和建构性。二是创造生动的翻译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较强的学习动机。教师应重视学生的情感领域，根据个体差异，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逐步引导学生增加对学习的自我控制。三是创造真实情境，帮助学生确认学习目标，提高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可以通过实验、独立探究、合作学习等方式，从简单到复杂引导学生理解力的逐步深入，使学生掌握和内化那些能使其从更高认知活动的技能以及对更多更深一步学习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5]。

2.翻译语境教学中知识建构的主动者——学生

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学生的地位、作用和传统教学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翻译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非受到外界刺激而来接受知识的被动者。学生必须发展独立管理自己翻译学习任务和过程的能力，要有批判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主动建构知识。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特别是元认知能力，能经常反思、批判并改进自己的翻译课学习策略。

吉首大学有些英语专业学生对翻译课程学习往往是简单、机械地接受教师的“灌注”，获得知识的途径也往往是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的内容，可见，传统的学习方法及理念严重影响了学习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及其翻译交际能力培养。高校英语翻译语境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观念，把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成为了信息加工的主体，通过翻译教学语境的创设，学生能在上翻译课时或者从事翻译实践活动中发现建构知识的意义，主动去搜索并分析有关的翻译方面信息和资料，同时对原有经验进行改造和重组来提高翻译知识运用与思维创造的能力。

3.翻译语境教学中知识建构的催化剂——任务

依据吉首大学英语教师多年的教学改革实践与所得经验，明确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才能使课堂教学抓住重点，教学效果得以保证。Vygotsky认为教学任务是整个社会教育框架下互动过程的一部分，主要体现在学习过程中为学习者提供信息交换、意义协商、思想表达、情景运用等机会[6]。翻译语境教学中的任务，就是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充分利用语境为学生设置语言运用的真实情景，创造信息输入、存储、提取及知识再建构的渠道，达到新的知识经验作用的意义建构，提高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建构主义主张“为理解而学习”这就要求高校英语专业翻译语境教学，不能只是停留在简单英语词、句的传授，而应结合学生实际，仔细分析任务构成的环节与要素，认真处理翻译语境的创造材料的输入及目标的实现，通过具体翻译语境帮助学生获得结构化的综合化的翻译知识，使学生建构真正的有效知识，使学生能真正发展语言能力。

4.翻译语境教学中知识建构的协调系统——环境

环境有微观与宏观之分，微观环境指直接影响学生学习思维及情感变化的精神和物质的总和，如：教师、伙伴等。宏观环境是学习之外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如：学校、家庭及社会。环境直接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利学生对知识在社会和环境关系中发生的合作建构与再建构成为可能并变得更加容易，高校英语专业的翻译语境教学注重课堂教育中的学习客观条件，个体情感条件、师生人际关系条件和学生生理条件，融合情景因素，创设真实、生动的语境。促进师生互动，使学生较深刻的理解学习规律及知识间的互相联系，形成有创造性的翻译知识建构思维模式。可见，在翻译语境教学中环境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可以使学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即人际间的协助活动达到实现意义建构的目的[7]。因此，环境为学生学习能力的加强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几年来，吉首大学在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就翻译教学新模式——翻译语境教学，同时强调，在翻译语境教学这一新型翻译教学模式下教师、学生、任务、环境对教学的重要作用，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翻译语境的积极作用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收集、分析有关信息、主动建构良好的认知结构，使学生学会学习、善于学习、促进学生外语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达到培养创新型应用型翻译交际人才的目的，更好地适应当今国际化市场与社会人才的需要。在大力提倡教学改革，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吉首大学以及所有其他的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都背负着培养创新型翻译人才的重任。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开拓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依据，我们必须要在理论上更深层次的分析和把握它，结合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实际，进一步发挥建构主义理论在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实际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蓝建青.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应用翻译教学[J].江汉大学文理学院学报，2012，（2）：71-73.

[2]Piaget，J. 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M].W.Mays（trans.）.London：Toufledge &Kegan; Paul Press，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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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lliday，M.A.K.&Hason;，R.Language， Text and Context[M].Greeking，Vic.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5]关秀娟.翻译教学的语境化构想[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1，（4）：84-86.

[6]Vygotsky，L.S. Ming in Socie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消费主义语境 篇7

1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女性主义

1.1 后女性主义的产生

女性主义是指女性在长期奋斗中, 以政治行动争取性别平等的企图和欲望。女性主义阵营中流派繁多, 主张各异, 最流行的概括方法是所谓“三大家” (big three) 的概括, 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理论是伴随着妇女运动的两次高潮而发展壮大的。19世纪60年代遍及欧美的妇女运动形成了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 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波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这一时期女性主义为争取妇女在选举权、就业、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而斗争,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并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理论, 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

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兴起于美国, 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 它引发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 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

随着西方社会步入后工业化社会, 涌现出对现代主义分析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 女性主义从颠覆性较强的解构主义获得了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理论武器, 试图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解构主义的代表首推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 通过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 从而也看出女性主义的新发展。因此,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女性主义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女权主义流派。由于它所借重的后现代理论极具颠覆性, 鼓吹对所有大型理论体系的否定, 其中包括对以往两性概念的划分及所有有关两性关系理论的批判, 所以又被人称为妇女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1.2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渊源

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后女性主义并不表示女性主义已经结束, 而是指女性主义理论的转折。20世纪60年代晚期, 后女性主义开始发展对父权论述的解构, 这是女性主义在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思想分析策略影响之下的新发展。

首先, 后现代女性主义否定、质疑先前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grand theories) 、既定的概念和分类, 这使它区别于先前其他的女性主义流派, 故而, 有的理论家将这一流派的出现视为妇女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它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 高度概括地说, 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 包括对性别、种族、阶级做宏观的分析, 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 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高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 试图建立社区理论, 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 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后现代语境中的女性主义不再关注与强调女权主义所一向追求的“解放”、“平等”等此类宏大叙事, 而努力消除政治理论中女与男及其所象征的私领域与公领域、和平与战争、温柔与刚愎等二元划分。它是后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与女性主义的深层次结合。在后现代主义复原和消解的策略下, 一切崇高的理想归于平庸, 宏大的政治目标变得虚无。在后现代社会里不存在任何性别问题, 存在的总是男女性各自主体经验在外在的表现过程中产生的地位差异, 即一个是外显的、支配的, 而另一个则是被遮蔽的、被征服的。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 就连“女人”, “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其次, 福柯的关于话语即权力的理论和德里达的“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使后现代女性主义获得了启示。因为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 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 (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 , 其特点就是不容人质疑。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说明, 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 没有什么区别。而那些被压抑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 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对西方的话语所做的分析, 主要是针对西方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宏观理论, 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理论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弗洛伊德派变种) , 以及传统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这两大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上的;都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话语权力模式之上。然而福柯注意到的是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从福柯那里得到的启示是: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并不是权力理论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历史, 而是反理论的 (anti-theory) 。他的理论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 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如何让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 如何通过真理的制造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这不是在解释什么是现实, 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 其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本质主义者 (essentialist) 。因而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 后现代女性主义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 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它更看中话语, 关注女性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 主张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 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话语就是权力。根据福柯指出的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 以反面的话语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 制造出新的真理, 并组成新的权力,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例如:“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我们必须去发明, 否则我们将毁灭。” (李银河, 2003:184)

福柯用环形监狱 (panopticon) 作为他关于“惩戒凝视” (disciplinary gaze) 意象的形象化说明, 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的凝视之下:在现代社会, 警察或安全公司的人在公共场所巡逻, “看管” (oversee) 着私人财物;院校“监管” (monitor) 着人们的教育情况并负责“考核” (accreditation) ;政府财务部门“检查” (check) 人们是否按规定纳税。而所有的这些“监视” (surveillance) 都大大地依赖了先进的电子摄影技术。这种技术上的先进性大大增加了“看管” (overseeing) 和 (controlling) 个人行为, 并使得更多, 更深层次的私人信息被更容易地获得。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福柯这种思想来说明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 不仅要服从纪律, 而且要遵从规范, 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 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 只需要一个凝视, 一个监督的凝视, 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 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 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 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 (李银河, 2003:185)

第三是福柯关于身体 (body) 的思想是完全背离了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 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及肉体的快乐。西方时兴的议会制限制了人身的自由, 侵犯了身体本身, 企图规范身体的力量与活动, 身体的经济与效率。通过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工厂这些机构的纪律和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而纪律与惩罚的实施就是为了制造驯服的身体 (docile bodies) , 迫使人们尤其是女性不敢正视自身身体的快乐。前面曾提到过后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创造一套女性的话语, 在莱克勒克看来那套话语正是被权力所压迫了的女性身体的快乐。“我身体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 是你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关于身体的快乐与女性话语的快乐她说“我要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 因为对它 (身体快乐) 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你 (男人) 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 (李银河, 2003:184)

最后要提到的是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 和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的批判使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此产生共鸣。本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普遍主义强调的是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 而且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后现代主义对它们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它认为所谓自然、人性既非故定不变, 也非普遍相同, 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的。因而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变化、断裂、矛盾和对立。后现代女性主义据此理论来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 将福柯的自我体验的思想转化为近代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和母性的伦理, 向将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的旧式女性主义发起了挑战, 提醒人们注意到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反对性别的两分及性别概念本身, 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 反对认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认为应该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 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 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 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但是这并不是向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发起挑战, 而是敦促人们彻底摒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 不要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惟一的、本质上的类别。

2 女性写作

2.1 女性写作

女性写作作为一种现象是早已有之, 但是究竟怎么样的写作才能算是女性写作呢?女性写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没有确切的定义的, 一般来讲人们将女性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称为女性写作。女性写作这种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封闭起来、被规范化——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然而它将总会胜过那些控制调节菲勒斯中心体系的话语, 它在而且还在那些从属于哲学理论统治之外的领域中产生。它将只能由潜意识行为的破坏者来构想, 由任何权威都无法制服的边缘人物来构思。 (海伦·西苏, 1992)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吸收了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等理论中有益的部分, 为女性写作指出了三方面的责任:第一是重读人类经典文本, 解剖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所折射出点男性文化心态;第二是研究女性写作的本质和特征, 重建女性写作的主体, 发现女性文学的特征, 逃离颠覆男性写作模式的阴影;第三是寻找和建立女性文学传统, 重写女性写作的历史, 提供克服女性写作困难的经验。 (韩贺南, 张健, 2005:152) 在第二次妇女运动掀起高潮前, 可以说是横空出世的《第二性》就是一部女性写作的典范。

2.2 关于《第二性》

一部人类文明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性别征战史, 这条文明之路上洒下了女性过多的鲜血和泪水, 写满了女性过多的辛酸和屈辱。女人是什么?是红颜祸水还是天使圣女?是男人的附庸还是独立的性别?正如在英语中History一词所表明的那样, 所谓人类的历史无非是“男人的故事或传奇 (his-story) ” (吴智勇) , 而女人在其中不过是一个附庸的第二性别, 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而由男人根据自己的欲望需要编码或压抑的性别。她们在历史或社会中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欲和愿望, 而只能按照男性的要求展现其所谓的女性气质——温柔、贤良、端庄、驯服等。由此可见, 女性要摆脱“第二性”地位, 第一步就是要打破性别神话。

20世纪中叶, 法国女性主义先驱雷蒙娜·德·波伏娃 (法国1908-1986) 的《第二性》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该书是对近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理论的一个总结, 被奉为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 奠定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方向和研究基础。作者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 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 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 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第二性》堪称为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 确立了波伏娃在现代女权主义历史上的奠基人的地位, 为世界妇女运动树立了一块丰碑。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 提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位于从属地位的原因绝对不是生理方面的,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波伏娃, 2004:251) , 正是“制度是这种关系一层不变”。波伏娃为女性的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 注意到性别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 使社会意义上的性别 (Gender) 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 (Sex) 有了区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 男人如何将自己定为自我 (self) , 以男性为主体;而将女人定义为他者 (other) , 是非主体。女人一直作为男人的“他者”被建构, 被降格为男人的客体而存在, 她自身主体性的权益被否定, 女人经常扮演着父权制为她们规定的角色。她还犀利地指出, 世上只有一种人性, 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偏离;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英文中, man可以指男人, 也可以指整个人类;woman却只能指女人, 不可以指人类。在这种指称方式背后, 是对男女两性不同评价的文化积淀:女人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 但男人可以是全部。中文的“他”和“他们”也是这样:用这两个词可以指称男人, 也可以指称略去性别的人类;但是“她”和“她们”却只能指称女人。这一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体理论, 拒绝了本质主义的观念, 以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了生理决定论, 这一突破使得《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划时代的著作。

波伏娃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 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认为对生育的强调是把女性置于奴役地位的直接原因:“母性毕竟是使妇女成为奴隶的最技巧方法。我不是说每一个做母亲的妇女有自动成为奴隶——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于奴役, 但现代的母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妇女的主要工作便是养育小孩, 妇女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妇女洗碗盘是她们的神圣任务, 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 (波伏娃, 2004:263-264)

关于妇女解放的问题, 波伏娃认为只有在现代的生产形态下, 妇女才能释放其自由自主行动的全部潜力。她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运用于对妇女状况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那就是对一切现存的习俗、价值和信仰置疑, 反对个人命运天定的思想, 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期望、早年的经验, 还是经济条件, 都不能规定妇女的命运。关于妇女解放, 她认为个人的努力是关键, 尽管现存的性别压迫是结构性的, 解决问题却要靠个人战胜环境的努力。“让她们有自己的有生力量吧, 让她们有向世界进攻并夺回她们自己本质的手段吧!那时她们的依附性就会得到消除——男人的依附也会得到消除。毫无疑问, 男女双方将会从这一新的处境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波伏娃, 2004:662) 波伏娃认为三种途径可以使妇女得到解放:第一, 女性应到社会上去工作, 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 女性应该接受教育, 成为知识分子;第三, 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以便最终解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通过以上三种途径“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很容易看到的, 因为那正是苏维埃革命所许诺的世界:女人由于受到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培养和教育, 将会同工同酬。” (波伏娃, 2004:662-663) 她这样描述妇女解放之后的状况:“……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 ……即使她有自己的独立生存, 她也仍然会不折不扣地为他而生存: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 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旧是他者。他们之间关系的这种相互性, 将不会消灭由于把人类分成两个单独种类而发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所以那些令我们激动的字眼——‘给予’, ‘征服’和‘结合’, 将不会失去其意义。相反, 当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度, 以及废除它所暗示的整个虚伪制度时, 人类的‘划分’将会显露出其真正的意义……” (波伏娃, 2004:669)

3 结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虽然极具颠覆性, 接受了很多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理论, 但是其作为女性主义的一种类别, 其为世界妇女运动以及妇女的解放寻找一条理论上的出路的目的并没有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更注重话语上的权力, 关注女性在历史中, 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的问题, 这是与以往的女性主义最大的不同。

波伏娃的《第二性》运用了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 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并且认为女性是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彻底的解放, 通过接受教育, 到社会上去工作, 找回自我, 掌握自己的命运, 抓住机会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造, 建立一个真正男女性平等的社会, 从而和男性组成“手足关系”。

虽然《第二性》自上个世纪发表以来, 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 但是其中对于女性如何认识自我身份, 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 提升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度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依然可以认为是现代女性的“圣经”。

参考文献

[1]波伏娃, 《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2]海伦.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 张京媛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3]李银河, 《女性权力的崛起》,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4]韩贺南, 张健编《女性学导论》,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解读消费社会语境中的广告观 篇8

一、广告对物的编码

从最根本的词汇开始解读,首要理解的便是消费,在消费社会中,它不仅仅是指在交换完成后对物的使用和消耗,而是有了新的内涵。在鲍德里亚看来,把握住消费和消费社会的根本方法便是符号学的分析,消费是一种符号操纵的系统行为,它的话语符码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话,而是用物来编织的符码。在消费社会中,任何产品都要不断的创新,商品本身的“意义性”逐步突显出来,一个品牌要具备“实用性功能品质”和“意义品质”。因此,在消费社会中的物要成为消费品,就要经历一个符号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广告起到了编码的作用,是消费主义文化传播的最有力的工具。

在消费社会之前,广告也对物进行编码,主要是表现在把物的使用价值进行编码,利用大众媒体进行传播,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在消费社会中,广告对“物”的编码,有了新的规则,更注重的商品所代表的意义和差异性。

通过广告的作用,物有了其自身的内在涵义和外在表现,它不仅用编码的形式反应了自身,还通过编码这个体系跟其他的物产生了联系。广告把物建构进一个有等级、地位区分的社会关系内涵的“符号系统”当中。物被消费了,不是消费了它的物质性,而是差异性。衣服的意义不在于穿,而在于它于其他衣服的比较中的等级差别,这种联系是一种外在的联系,指向一种社会地位。广告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广而告知”了,通过它对“物”进行编码和细分,赋予不同的涵义,广告带来的是一种广告式消费的生活模式,一种购买习惯和购买心理的结构性转变。

二、广告对人的编码

在笔者看来,广告对消费者的掌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给消费者造成虚假的需求。在后工业社会以前,广告和消费者的逻辑联系为:消费者发现某种需求,然后通过广告搜集信息,最后消费者决定选择哪种商品。那时广告是消费者的工具,是选择商品的途径。而在消费社会中,两者的关系模式转变为:广告不断的强化某种诉求,消费者意识到这种需要,然后在广告的引导下选择产品。在这种模式下,广告发挥了主体作用,引导和掌控了消费者,消费者成为广告的附属。广告并没有直接劝说人们去购买,只是向人们描述了更加美好、让人向往的似乎可以触手可及的世界,从而让人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去追求由广告界定的那些“本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消费者对自己的需求逐渐的不明晰,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广告的刺激,产生的虚假的需求。

第二:广告的超真实性,给消费者以虚假的满足。广告的超真实性,是建立在大众传媒的“超真实”论述的基础上的,极度逼真的模拟,导致模拟逻辑的贯彻,类像赋予我们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同时将现实的逻辑和规则遮蔽与粉碎,宣扬它自己的逻辑和规则,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它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人们按照超真实的体验来造就自己的真实世界。具体到广告而言,广告中规定了一种日常生活中不会有的交流,广告中的商品与买回家用的商品已经不是同一件东西。广告塑造了无穷无尽的憧憬和欲望,人们在对广告信息的接收中,间接体验着这种虚假的满足。

因此,广告在对物的编码过程中,从注重产品信息到注重品牌的塑造,引导生活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广告的编码领域延伸到人。人们的欲望、计划、身份、激情等都需要物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广告通过其自身的编码规则,使消费者形成了与其编码规则相适应的内在、即时的勾结关系,通过这种同谋关系,每一则广告都要求消费者对它进行不自觉的解码,通过对信息的解码而自动依附于广告所带来的编码规则。

三、广告对社会关系的划分

由广告编码所带来的对物的区分,排列出来一定的秩序,从而由顺序建立起来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在广告信息中,所蕴含的商品或服务的符号意义,区分了消费等级和生活习性,而不同的消费方式对阶层的划分又起到了指涉的作用。

确切而言,不是物,而是由广告编码带来的物的意义,成为了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衣服、用品、房子、出入场所等代表了不同的人群,这些符号暗示了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跟自己对物的偏好相当的群体,这些有着相同消费等级的人,对物的意义有相同理解的人,形成了部落化的群体。在消费中,被消费的仅仅是理念。由广告所引领的消费方式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深层发生了等级的、范例的、习性的结构改变,造成了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统治结构的改变。消费社会解构了以往的传统的阶级或阶层的划分方式,转变成了以商品符号的社会意义为划分标准。

四、对消费社会中广告观的反思:

消费社会语境中的广告观,其理论根源是与消费社会的理论相一致的。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是什么”的陈述是建立在符号学分析的立足点上,进而成为以后的一系列价值评判的基础,由此,对整个社会的把握就变成了一个对符号系统内外诸环节的分析和把握,社会作为一个感性存在被简化成为一个符号的存在物,对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感性现实的符号化抽空。人们从来不会消费物本身,广告的作用不在于其内容等的论述,把其他的非符号因素都被排除在外了。

消费社会对广告的理解,对符号意义的倾向性,忽略了物的实用价值。广告与物的使用价值的分离,使得广告脱离现实的真实感。广告首先就是对“物”的诠释和彰显,不存在没有产品的广告,广告和产品的联系是无法割裂的,除了某些专业人士处于对广告的创意及表现手法的纯艺术性解读之外,大部分消费者对于广告的诉求只是“物”和由广告产生的对物的体验。当然,绝大多数传统的广告观念跟消费社会中的广告观是处于不同的层面,没有可比性。但我认为,广告与物的分离,也只能在忽视了社会现实和功利性的基础上进行。广告由于其自身的市场性,与资本运作的紧密结合性以及其显著的个体性,不适合用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论来进行解读和论述。

关于广告作用的分析,单纯强调整体的抽象意义上的广告技术论而导致的受众群体的被部落化。在消费社会的解读中,广告中正是内容的遮蔽性隐藏了它的实质,进而把内容、传播模式、经济利益的目的性排除到广告的功能之外,它强调了一种大写的形而上的广告作用,抽空了广告本身、广告主以及受众的巨大的社会现实和感性现实。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广告所带来的人类生活模式的变化,并不是其关注的,他生活的现实对于广告的要求,只是提供可供选择的产品的信息,并且保证这种信息的真实性而已。

消费社会语境中的广告观,确实与以前的广告理念有所不同,体现了其独特的阐释角度和理论视角,对广告涵义的新的解读,充实了在消费文化中的广告理论,在展示广告特有属性的同时,分析了广告在现代社会阶层划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以往的广告理论中未曾提及的。但同时,侧重揭示了编码统治的现状,相应的也就忽视了广告和物的联系,物的实在性,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直接的联系被符号隔断和架空了,片面强调了一种强制的编码机制。广告符号的指示“意义”的本质是以指示“事物”为前提的,没有了经济性的基础,关于广告的论述都显示出没有根基的虚空性。

参考文献

[1]徐小立、秦志希：《广告与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

消费主义语境 篇9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适当的消费开始成为这一时代市场的主要特点。目前,市场上的消费品主要表现为各种有形产品,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闻传媒也开始逐渐向着市场化靠拢,新闻中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扮演着推销者的身份。在这一前提下,消费文化语境逐渐产生,并导致新闻传媒本身出现了变异。

二、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发展现状

消费是推动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与经济的发展存在必然联系。[1]一方面,居民消费热衷度的增长会直接对商品以及货币的流通情况产生影响,在这一基础上,提高经济的增长水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会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因此消费情况也必定有所变化。在上述文化下,新闻传媒的发展开始逐渐倾向于为消费过程搭建桥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公众消费的主要对象为商品,而商品往往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两种属性,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意义在于对商品的价值进行传播。以某饰品的广告词为例:世上仅此一件,今生与你结缘。通过新闻传媒这一介质,上述广告词得以流通,此时,饰品的使用价值已经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扩大,同时也已经超越了装饰的范围,拓展到了爱情的领域。由此可见,在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已经成了商品流通的一个主要媒介。

其次,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逐渐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的传播媒介。在消费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商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展示自身产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为达到创新的目的,商家往往会将产品与新的生活方式相连接,从而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传媒这一媒介能够发挥极大的价值。

三、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变异

在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与消费文化存在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2]通过新闻媒体,消费文化得以传播,而通过对消费文化的渗透,新闻传媒本身的性质也开始逐渐转换。就目前的情况看,新闻传媒的市场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一)新闻传媒性质的变异

在过去,新闻传媒主要作为对新闻事件等进行公正传播的一种媒介而存在,但随着消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新闻传媒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经逐渐成了市场的推销者。

首先,新闻传媒成了自身的推销者。在对商品以及新闻事件等进行报道的同时,新闻传媒领域自身开始融入市场当中。从过去的默默无闻到广为人知,推销过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其次,新闻传媒成了商品的推销者。通过新闻传媒的方式,消费者能够有效地获取商品信息,同时,不同的传媒方式还能够对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样以某饰品广告词为例,通过新闻传媒的方式,消费者对于这一饰品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印象,这对于其消费欲望的增加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二)新闻传媒目标的变异

传统的新闻传媒,其目标仅仅在于对新闻事件进行全方位的呈现,使读者以及观众能够对当前的世界及动态有所了解,开阔群众的眼界,丰富其业余生活。在市场化经济下,消费文化语境使得新闻媒体的奋斗目标发生了转变,形成了当前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一种形式。这是市场化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新闻传媒领域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一项问题。[3]

(三)新闻传媒的娱乐化倾向

消费的意义在于获得生活以及心理方面的满足,而娱乐信息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满足感。就目前的情况看,新闻传媒已经开始将传播重点转移到了娱乐领域,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也逐渐出现,赚足了人们的眼球。上述情况的存在对于新闻传媒领域经济利益的增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多数媒体人均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目前为止,新闻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也就变得十分明显。

四、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发展趋势

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当前的新闻传媒正在向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在国内,很大一部分人鄙视这一行为,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市场化经济不断进步的今天,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行业需要更加注重提高自身整体水平,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新闻传媒的商业化趋势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意义。[4]积极意义在于,将新闻传媒领域置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有效地剔除不合格的媒体,因此这一行业必然得到规范。消极意义在于,新闻媒体很可能会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忽视了节目制作的效果,这会对这一领域的长远发展造成影响。虽然如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商业化依然属于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主要发展趋势。对此,有关人员一定要加以重视。

五、结语

目前,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较为主流的文化,在这一语境下,新闻传媒领域逐渐出现了变异,主要体现在其性质的变化、奋斗目标的变化以及娱乐化倾向三方面。上述变化对于新闻传媒领域而言既是一项机遇又是一大挑战,为使自身得到长远的发展,新闻传媒有关人员一定要充分抓住机遇并迎接挑战,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摘要：文章主要讨论了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变异问题。首先对新闻传媒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的新闻传媒领域已经与消费文化语境逐渐融合,继而重点阐述了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变异情况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并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传媒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目的在于为新闻传媒行业的长远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消费文化语境,新闻传媒,变异

参考文献

[1]徐小立,秦志希.论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变异[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00):174-179+243+254.

[2]秦志希,徐小立.论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变异[A].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6:7.

[3]徐小立,秦志希.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02):16-19.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叙事话语 篇10

关键词：后现代,反叛,颠覆,解构

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 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思考, 从古希腊先哲对宇宙存在的探索到当代哲学家对今天科技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的反思, 无不体现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意图。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每每遇到阻碍、停滞、甚至倒退都会引起人类痛苦的反思并试图在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思考中找到突破的曙光。然而新曙光照耀下的新路程, 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新的羁和混沌, 使人陷入新的困惑和忧虑。人类在困境中徘徊、彷徨、探索, 寻求救世良药, 因而以研究世界本源为目标的哲学理论层出不穷, 此消彼长, 相互补充, 人类意识对客观世界从认识、怀疑、探求、再认识一步步前行至今。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率先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各国又迎来了后工业时代, 这一新的社会形态反映于人们的意识形态, 便不可避免地形成新的思潮, 后现代主义即这一时期文化思潮的代表, 后现代主义叙事话语也就成为身处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主要标志。

后现代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各国, 很快便成为一股波及整个世界的当代社会思潮和学术认识方法, 它的兴起与当代西方社会自二战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剧变密切相关。二战结束后, 欧美各国迎来了后工业时代, 在这一社会形态下, 政治变革频繁、经济迅猛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知识领域空前扩张, 文化不断嬗变, 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被动摇、人类原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被颠覆, 旧价值观土崩瓦解、信仰危机、认识困惑导致人们再一次被迫进行深层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方向的探索。

由于深受科学发展的影响, 以高科技和信息为基础的后工业时代呈现的是去除了权威和中心的纷繁的世界, 全方位领域的科学成就剥去了一切事物的神秘面纱, 科技产品的普及大大降低了文化意识的社会地位, 笼罩在文化头上的光环被消解, 文化不再是少数人学术案头的阳春白雪, 而更多地成为大众的快餐, 经典性已不复存在, 无论是各种文化创造形式的主体还是受体, 都呈现出一个高度发达经济社会的特点, 即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文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娱乐和游戏功能。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 后现代主义所思考的客体对象即成为人们对后工业时代文化意识倾向的认识和全球文化处境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也因此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依相承, 密不可分, 要理解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是一个绕不开得话题。现代主义同样源于西方, 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的桎梏, 科学革命, 思想启蒙运动横扫封建秩序的僵滞和愚昧, 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动力, 以科学、民主、理性为中心的新价值观逐渐取代了长久以来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世界观, 现代理性成为启蒙思想家在变革激情和梦想之下绘制未来理想蓝图的工具。西方哲学家根据古希腊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以及他们对历史、世界和科学的看法与愿望, 对这一蓝图几经拼补而形成体系, 称为“现代体系”。在哲学上, 它以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客观知识和真理的主体为主要标志, 旨在使人类摆脱愚昧。现代主义具有积极作用与合理成分。然而理性优先的传统使人们在使用理性时表现出某种傲慢与偏激, 科学、理性在宏大叙事的体系下武断而专横, 理性被工具化以后, 导致科学主义, 形成现代的宗教, 体现科学理性的人接下来又以无限膨胀的骄傲, 成为新的上帝, 拥有科学理性的现代人类常常忘乎所以, 在启用工具理性, 在宏大科学理性体系下将不合理的合理化, 新形成的现代主义体系甚至服务于专质暴政、战争掠夺, 帝国扩张和殖民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即表现了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现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烈不满, 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现状充满忧虑, 对资本主义文化基础的可靠性深刻怀疑, 它以反叛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 通过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在精神创造力上的整体衰竭来宣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衰落, 以否定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方式来呼唤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在后现代主义看来, 不仅现代主义之前的价值传统不合时宜, 就连现代主义本身也颇显陈旧, 因此有人将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对现代主义的决裂和反叛, 后现代主义即以反叛、否定、多元为中心话语, 对二战以后西方文化现象进行总体再描述。

后现代主义有着坚实的理论来源, 它与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密切相关, 50年代末, 德里达、福柯、拉康、巴尔特等一些年轻的法国思想家逐渐厌倦了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哲学, 他们不再在人的存在问题上兜圈子, 而是将丧失了个性和历史过程性的世界看成一个高于一切价值存在的结构, 通过对世界进行精密客观的共时研究和结构分析, 这些年轻的思想家全都变成了结构主义者, 但他们逐渐发现, 结构分析无力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和文化结构, 无力逃避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德国的姚斯以《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宣告接受美学的诞生, 法国的德里达也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著作宣告解构理论的确立, 接着, 罗兰·巴尔特、福柯等人也相继加入了这个思潮, 他们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结构主义以及当时的解释理论, 提出了消解中心与本源的观点, 对统一性、确定性加以解构, 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从而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 彻底瓦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一时间, “消解”、“解构”、“延异”、“颠覆”、“决裂”、“破坏”、“毁灭”、“超越”、“反抗”、“拒斥”、“游戏”等概念成为最为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学术杂志和书刊报纸上的术语。

从对现代主义的异化和结构主义脱胎而来的后现代主义也以多种方式被加以表现,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波伏娃的女性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等, 另外大批哲学家也加入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福柯对“文明”进行颠覆, 要解构“知识”和其所依存的理性和从中产生的权威, 决心将传统的意识形态扫荡干净;利奥塔德对“宏大叙事”加以消解;奎因和罗蒂重新构建实用主义;狄尔泰的思想体现为生活的历史性;胡塞尔的思想表现为生活的世界性;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着重于生活的语言性;加得默尔解释学借助对知识本原的揭示, 为知识建立一个新的基础, 这个基础不是现代主义的理性和秩序, 而是人的生活。伽德默尔认为, “人类的理解活动”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模式, 那种以认识对象为唯一标准, 作为实践的工具而出现的真理可能与人的生存相隔膜, 从而使真理丧失本体论的意义;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比, 放弃了追求共识的统一性而转向差异性、多元论、不可通约性和局部决定论;杰姆逊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现代主义对主体中心化的焦虑, 而更多地表现为非中心的主体零散化;伊哈布·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最基本的区别特征在其内在性和不确定性。虽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其哲学的表述各不相同, 但其理论的核心都包含着非中心化的多元性特征。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社会学、文学文化等各个领域。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世界观认为本质具有“不确定性”、“情境性”、“个体性”、“建构性”、“价值性”和“多样性”。后现代主义自诞生以来即对现代社会内部结构进行否定、批判、它直接针对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理性、中心性、整体性、统一性等特征, 提出了反理性、反基础主义、非中心性、反进化等颠覆性的观点。在反理性方面, 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的文化和认识领域根本就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真理。尼采认为真理只是权利意志的反映;德里达认为任何结构都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中, 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结构, 他主张对理性的消解, 认为科学中的迷信并不逊于宗教, 对人类的本源问题, 科学同样不能做出回答, 因此主张用审美对抗理性, 用人文主义批判科学主义, 用非理性对抗理性, 反对理性和逻辑作用, 强调非理性和潜意识的作用。在反基础性方面, 后现代主义主张事物的多样化、差异化、零散化、特殊化和多元化, 认为本质之外的表象同样重要。在反中心主义方面, 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 人类应平等地看待自己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的物种, 从而有效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反进化方面, 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带来一个完美的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并未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分配更加均匀的财富, 科学技术的异化再次使人类丧失主体地位。后现代主义非但不承认古老的旧传统, 而且也鄙弃现代主义的新规范, 视世界为支离破碎的、不确定的碎片。“自身的混乱和偶然何以产生宏大意义”是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质疑。后现代主义具有怀疑精神, 以其对现存的一切, 特别是有关永恒价值的怀疑及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彻底虚无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 它视世界为荒诞的, 本质是无意义的, 主张对本质进行消解与否定, 它消解经典, 消解权威, 消解规则, 否定历史, 否定制度, 否定所谓的本质, 解构一切带有终极永恒的东西, 颠覆所有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范式, 这恰好反映和代表了60年代剧烈动荡的社会危机和普遍的思想混乱。

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观点中不难发现, 后现代主义专事否定、批判、摧毁、解构、颠覆, 反对形而上学, 反对主客二元论, 反对终极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 经济主义、种族主义等等, 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潮构成一部后工业时代的交响乐, 对近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批判和超越。

在后现代语境下, 历史客观性、历史事实、历史规律等传统观念受到了无情的奚落和揶揄, 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多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是别样的视野, 从而使叙事话语从宏大叙事转向“地方性知识”;从中心视角转向多元理解, 催生出新社会史学、新文化史学、人类学等全新的世界观, 后现代主义以勇敢的挑战姿态、猛烈的先锋精神、自觉的创新意识开辟了思想领域的新纪元。

总之,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具有积极意义, 它促进了人类对现代哲学的反思, 对非理性、多元性的强调有助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单向片面, 有助于前瞻、辩证地看待人类的发展, 后现代思维方式为解决现代社会弊病提供了新的思维角度和视野, 在目前的中西方文化和文学批评中已经成为主导性的盛行话语, 对当今的文化和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童明, 《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

[2].王化学, 《欧洲文学教程》, 齐鲁书社, 2010, 10.

[3].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6.

[4].王鹏举, “东西方文化, 谁主沉浮?--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简析”, 《社会科学论坛》, 2004, 5.

[5].董立河, “关于后现代历史哲学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综述”, 《学术界》, 2006, 1.

[6].艾泽银, “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及其关系”, 《理论与创作》, 2003, 3.

[7].王玉敏, “试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对立”, 《美与时代》, 2005, 5.

消费主义语境 篇11

随着科学的进步，西方的视觉传达设计在20世纪后半叶达到了发展的繁荣期，同时也是视觉传达设计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时期。由于各种设计思潮的不断涌现，设计风格和观念的不断转变，视觉传达设计作为设计领域的一部分，与建筑设计一样也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及不同以往的设计理念。现代主义的视觉语言是强调和谐与统一，擅长用简洁的几何图形进行造型，反对与功能无关的装饰。由于现代主义设计占据设计领域很长一段时间，更多的设计师不再拘泥于现代主义设计的国际性等特点，一味的摒弃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接受来自后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与特征，从根本创作手法上推陈出新，不受现代主义的束缚，主张以装饰的手法达到视觉的冲击效果。视觉传达设计也因此无论从造型、色彩还是所体现的文化、产生的效果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具有了独特而深具吸引力的特征。

美国著名的建筑师罗伯特·文杜里曾经对“后现代主义设计”提出了自己的诠释，他认为：设计家不应该忽视、漠视当代社会的各种文化对自己设计的影响，应该注重在自己的设计中吸收当代各种文化精神，这样才能丰富自己的建筑设计。他在其理论专著《论建筑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中针对米斯·凡·德·罗提出的现代主义理论“少就是多”提出了“少令人生厌”的观点。他主张以“杂乱的活力”取代現代主义“明显的统一”;以杂种取代现代主义的“纯种”;主张走歪路而不主张走直路;主张模棱两可而不主张清晰明确;主张变化无常而非直截了当……罗伯特·文杜里不仅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更是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师，他的代表作“栗子山别墅”成为了最早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他的一系列观点对建筑设计有着很大的影响，而这些观点同样也对视觉传达设计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随后在后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视觉传达设计师在思想上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天马行空，追求形式和感官上的刺激愉悦，反对单调刻板的理性形式。它们认为形式不仅仅是功能主义的，而应具有鲜明的个性、创意性的思维、反传统、反常规的表现形式。大量运用了矛盾修饰法、讽刺和隐喻的手法来进行设计，对空白、悬念、错乱、模糊等游戏性语汇进行了大量的尝试性探索，不再限制对感性的发挥，我们可以看到不循常规的、怪异、离奇的形象，独特的、异常的、随意的形态成为后现代造型语言中最为常见的元素。

在后现代主义设计影响下的视觉传达设计其实是对现代主义环境下的视觉传达设计的一种改革与创新，他并不像在建筑领域里面一样影响是翻天覆地的，仅仅是在表现形式上，建筑设计是体现在一种外观跟使用，而视觉传达设计是在一点一点吸收其他涉及领域和各种文化生活观念等来革新自己。在视觉符号系统中，文字、图形、色彩、编排是视觉传达设计的主要元素。而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设计师是通过各种元素的重组来达到强烈的视觉表现，他们的作品个人特色鲜明突出，风格和内容也非常丰富。

后现代主义设计时期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导致的视觉传达面貌的极大改变。从内容上，所涉及的平面方向的（书籍设计、标志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都有所变化，而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信息技术的到来，软件、网页等都成了视觉传达设计的内容。同时声音、光线等也成为了视觉传达设计的因素。

由于表达形式的差异视觉传达设计仅仅是通过一种可视的视觉形式来表现，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使得视觉传达设计的设计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靠人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作品，现在通过计算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同样更多是表现在创意和想法上而不是手工的精细。

后现代主义设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共同发展的，它呈现给世人一种新的迹象。对于视觉传达设计而言，虽然后现代艺术对其影响非常广泛，但是在设计的同时也要考虑设计商品的使用价值，适用人群，受众等社会效益，同时针对不同设计人群进行细节的变化。在设计师的设计也要在适合市场发展的基础上设计使用的，那些仅针对于概念想法的设计俗称概念设计。同样，概念设计是后现代设计的一种存在形态。在这个设计领域，作品本身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所传达的概念。

消费主义语境 篇12

一、引言

女性主义翻译观是指译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 有意地用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去关照自己所译的作品, 用一套与男性译者迥异的阅读与翻译标准, 对女性关注和同情, 将女性意识介入译本之中, 彰显女性的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如火如荼, 20世纪末进入中国。

由于中西方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 再者中国女性文学不是激烈的女权运动的直接派生物, 后面没有独立的女权运动作背景, 也没有特定的理论或哲学支撑, 因此中国女翻译家们没有像西方女性主义者那样喊出叛逆、激进的口号, 在语言上也没有实行大胆的政治改革, 而是采取相对温和的翻译态度和策略, 用女性的视角, 凭借女性的亲身体验, 重塑真实女性形象, 在她们的译著中体现女性意识。

二、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特点

进入中国语境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有着自己的特点。

1. 译者是女性, 翻译的作品描写的是女性。

中国女性主义译者选择的翻译对象都是原著作品写女性的, 并且这些女性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表现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成为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思想观念中的外国女性。她们翻译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如吴笛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祝庆英翻译的《简·爱》、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于晓丹翻译的《洛丽塔》。这些译作中的代表女性还折射出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 即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而改变:被同情 (人性关怀) →女性解放, 男女平等, 男同志能干的事, 女同志也能干 (毛泽东语) →注重女性成分的“妇女”阶段。这些代表性女性形象的构建不但冲击着国人的思想观念,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 而且改良了中国文学的范式, 从而塑造了本土文化身份。

2. 中国女性主义翻译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由于没有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运动背景, 中国的女性翻译家即使有某种反男权传统的倾向, 也远不像西方同行那样激烈, 不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她们在翻译实践中把“忠实于原著”作为首要的标准, 注重翻译的对等原则。然而她们在翻译过程中也绝非单纯的复制, 而是努力挖掘隐匿于文本中的女性意识, 大胆而巧妙地向译本注入自己的女性意识, 以文学翻译为武器, 把斗争的重点转向社会性别问题, 以实现女性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个性的张扬和人格的解放。

3. 在翻译过程中有明显的语体上的特征。

女翻译家在翻译选材、翻译风格、语言表达、审美标准等方面表现出女性意识, 发挥着一个女性译者独特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她们认为女性并不完全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为女性设置的被动角色, 因此她们极力提倡叛逆性翻译, 最大程度地抛弃男性表达方式, 通过变革性别语言来发出女性的声音, 强调女性对翻译的驾驭与对文本的操纵。

中国女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有以下特点: (1) 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劫持这三种手段干预原文。 (2) 正式的语体成分多一些, 非正式的语体成分少一些。 (3) 在词汇的选用方面, 女性译者倾向于多用书卷语, 古汉语, 带有前置定语的词或词组, 少用非正式词语或词组。 (4) 在句式的选择方面, 女性译者倾向于多用被动句式, 复杂句, 长句, 感叹句, 客气用语, 少用省略句。 (5) 此外女性主义译作的叛逆还表现在句末语气助词的频繁使用, 对疑问语气及叠词的偏爱, 对粗俗语或咒骂语的回避。

4. 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非语体特征。

中国女性翻译家在字里行间会流露出对作品中不幸遭遇女性的同情, 她们尽量在译文中不损害这些女性角色形象。女翻译家的译文是对女性形象人性化的赞美, 女性始终被放在叙事主体位置上, 她们是自己思维和行为的主体, 她们有着独立的自主和自省意识。同时由于女性主义视点的介入, 女性翻译家对自己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往往表现出一种女性化的同情和宽容, 更多了一份女性的关怀, 以此来解构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歪曲, 还女性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女性的形象是单一而固定的, 是由男性审美观所定的。女翻译家们用自己的译文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 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的文化及历史传统。这些翻译实践表现了女翻译家从女性自身体验出发, 对女性语言的探索, 从而通过自己的译作显露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5. 翻译作品呈现出“双性同体”, 即无性化。

女性主义翻译无论是在措辞上, 还是在风格上都不同于男性翻译。这种差别的根源来自于社会、性别、历史、心理、文学和哲学等多方面, 形成了两性跨语言转换的现象。然而, 女性主义译者的目的并非在于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和性别的平等问题, 而在于提出问题并让人们对此发生兴趣, 引起社会对女性及其存在的重新思考。中国女性主义译作无性化的特点是因为中国阴阳互补和中庸的传统文化为“双性同体”的接受提供了良好的根基, 同时又是中国女性译者对性别关系和文学发展困境反思的结果和对其解救的策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入中国后被接受程度低, 是由于中国的女性翻译家在接触到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后, 并非将其视作斗争的武器, 只是在翻译中“温和”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中国女性译者对于如何实现“双性同体”的状态, 认识到只要译者充分把握文本作者的性别意识,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自觉地转换自己的视角, 把本身自然流露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双性同体转变为有意识的自发的双性同体, 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就能跨越性别之界的鸿沟。“双性同体”翻译策略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之路, 也是理想之路, 更是指引中国女性文学翻译新的创作方向的出路所在。

6. 译作具有实践和实用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的实用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对翻译发展和翻译理论的引进和借鉴也有不可小觑的影响。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的翻译实践一直和强国联系在一起, 译论也主要停留在翻泽方法上。中国的实用理性是与中国文化、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相联系、相渗透而形成、发展和长期延续的。中国实用理性的哲学精神与中国科学文化的实用性格, 使得理论主张和实践相对偏激的女性主义译论发展初期在我国缺乏接受的土壤而发展缓慢, 以至于到了近二三十年才迅速发展。

7. 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以评介为主。

由于在中国没有发生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运动, 因此中国的译者和译论研究者并没有像投身女性主义运动的西方译者和译论研究者一样, 自觉地将性别同翻译实践与研究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译界对性别视角的讨论主要从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成果入手。到目前为止, 国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评介和梳理阶段, 研究不够深入广泛。

三、结语

进入中国语境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 虽然由于历史及社会文化的影响, 使中国女性主义译者摒弃了流行于西方的激进翻译策略, 但她们也用温和的手段对女性主义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女性主义译者通过翻译实践体现其理论主张, 促使人们思考中国女性的处境, 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让我们看到, 合理使用翻译可以为建立健康的两性社会和良好的国际关系发挥作用。女性主义翻译促成全球文化的交流, 是性别差异的碰撞, 也是国际文化的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