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主义（精选12篇）
语境主义 篇1
一 地方性知识概念及其意义
我们首先讨论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界定,以明了知识何以都是地方性的?何以是语境主义的立场。
首先,让我们看看劳斯给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了全面和准确起见,我们引用他的解释如下:
科学知识的标准模型是把其看做是普遍规律的知识,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正当有效。然而,只有使用各种桥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并且确定各种与情境相关的事实,而这种情境需要被包括在该规律的实例之中,这些定律才能被应用于这些特定的情境中。因此,这始终是一个如何把普遍有效且正当的知识带入地方性情境之中的问题。……新经验主义主张把分析移向与此相反的方向。即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实际上只获得了一种对于地方性地、情境地现象的实践性掌握。[1]
……我将对科学实践进行分析,这一分析将揭示科学实践之理解的地方性和存在性特征。科学知识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们在实验室(或者诊所、田野等等)中如何活动。当然,这种知识能够转移到实验室之外的其他各种场合。但是,这种转移不能理解为只是普遍有效正当的知识主张的实例化……,我们必须把转移理解为对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性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1]72
……在我看来,理解是地方性、生存性的,指的是它受制于具体的情境,涉身地包含在代代相传的解释性实践的实际传统中,并且也存在于由特定情境和传统所塑造的人的身上。理解因此不是一个对世界的概念化,而是对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述行性领会(performative grasp)。[1]63
第一段文挑明传统科学哲学是如何看待知识的,传统标准观点认为:普遍性知识通过桥接原理应用于地方性情境。第二段文指出,不是普遍性的知识被我们带入地方性情境中,而是我们只能在实践上掌握地方性、情境性现象,从而说明从来掌握的是地方性的东西,而不是普遍性的东西,传统科学哲学把方向搞错了。第三段文指出他所理解的地方性的涵义。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其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2]36。劳斯的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说明较多地吸收了库恩关于科学知识包含于使用具体范例能力之中的主张,也吸收了新经验主义者的关于科学发展并不依赖于理论的观点;也特别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所有的理解和解释都需要处于地方性、物质性和社会性情境中的技能与实践的说明的观点。[1]72
我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语境性的基本观点如下:
(1)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一切科学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由于一切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必定是情境化的,是定位于某一实验室内或者某一探究场合的,因此,从任何特定场合和具体情境中获得的知识开始都是局部的,这些知识虽然经历了反事实条件的抽象,但是一经回到经验场所,就会再次把情境带回来。
(2)表面上,科学知识给人以普遍性的假象,但这是知识标准化和抽象化造成的。科学知识只是看似具有普遍性,而实际上,这是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的一种表征。(1)
从科学实践的视角看,我们把科学看做是具体实践活动,而不是一套全称命题陈述之网,那么,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科学家在具体情境中通过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产生出来,并且依据具体情境进行辩护的,因此,离开科学实践,科学知识不仅无法产生,而且也无法理解、传递和辩护。专业X光师可以解释X光片反映的东西,专业外的普通人则无法理解X光片反映了什么,就是因为X光师的学科训练与普通人的情境和训练是不同的,他们当然处于不同地方性知识背景中。这就是劳斯所明确指出的,“科学知识根本就是地方性知识,它具体包含于实践中,而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和独立于情境的规则”[1]72。哈金也明确指出过,知道如何在实验室这样的地方性座架中行事,是新手和老手的重要区别,是科学家建功立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这都表明了科学知识的掌握与运用需要地方性把握,科学知识无法独立于地方性情境。
二 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看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语境性特征
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我们看看它的运用是否不需要具体情境。我们认为,万有引力定律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尽管在普遍主义科学观下它被表述为一种“万有”的普遍性表述。
首先,没有什么知识所框限的认识不是有条件的,有较好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个立场。科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的相对性历史。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某些方面已经失效,其质量是运动质量还是静止质量?其引力作用是瞬时的、超距的还是需要传递的?很明显,这时万有引力定律就露出了它在牛顿力学语境下的特性了。这也表明了这个定律是一种依赖于牛顿时代,依赖于经典理论作为其正确性的辩护语境的地方性知识。任何科学知识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这本身就是地方性的表现。
第二,我们之所以把万有引力定律认为是普遍性的知识,还有一种混淆,就是把知识在何种条件下为真与普遍为真混同了。卡特赖特指出:“我们最好的物理学理论的巨大经验成功可能论证了这些理论为真,而非它们的普遍性。……所以,物理学定律只适用于它的模型适合的地方”[4],“不存在定律的普遍涵盖”[4]8。的确,卡特赖特支持了地方性知识的观点,针对具体的科学理论,她进一步指出,我们倾向于问:“‘怎么可能存在不受牛顿定律支配的运动?’答案是:存在着不包括在牛顿理论中的其他运动原因。……风是寒冷的和一阵阵的;纸币是绿色的和白色的以及揉皱的。这些属性是与纸币质量、地球质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无关的”[4]。
第三,万有引力定律的形式,在不涉及具体地点的引力作用时,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意义的数学形式,它与静电平方反比定律的数学形式完全一样。
以上的公式是什么?是万有引力定律吗?要使得这个公式被称为万有引力定律,就要使得它具有经验意义,就要把它运用到具体情境中,要与环境和条件给予的境况相关起来,这变得极其必要。第一,在运用万有引力定律时,两个物体究竟是相向运动还是相背运动,还是互成90°角度运动,或者静止呢?当这些条件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计算和不同的情境化的运动景象。第二,万有引力定律从来在自然状态下绝不是就只有它在起作用,可能有其他力同时起作用。这是对于具体情境就需要根据需要考虑混合情况。第三,要使得万有引力定律单独发挥作用,必须作出有效的屏蔽,这在卡特赖特看来,就是要求设定条件,要求建立一个律则机器。当条件和屏蔽不同时,引力给我们的运动情境和经验是不一样的(1)。这都表明,引力作用的经验表现在不同境况下是不同的,而不是普遍有效的,是与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的。
更为重要的是,万有引力定律针对的是质点,或者可以把质量集中于质心的物体之间的引力作用,对于质点,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种经典物理学的理想化的东西,自然中没有质点。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热力学中的容积、温度与压强关系定律,也是理想气体的定律,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在现实中则需要修正,比如以范德瓦尔斯经验定律来进行修正。
三 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何以看似是祛语境化的?
如果没有普遍性知识,为什么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常常看似普遍性知识?
事实上,上述问题已经不那么尖锐,因为经过理性批判主义和历史主义对于普遍性知识的批判后,该问题早已被弱化。我们知道,波普尔就认为经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可以被证伪,或具有可证伪性。这在事实上已经潜在地指出了科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一定地域和一定时间范围内适用的知识。历史主义更加激进地说明科学知识是掌握在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手中的,不存在一切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科学知识。这都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知识具有地方性特性,是暗含着语境主义立场的。
随着科学实践哲学的诞生,人们一旦采取系统的科学实践观点看问题,视野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劳斯对于认同科学知识普遍性的普遍主义科学观所采取的批判论证和阐释策略,与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采取的是两类论证策略:第一类关于知识本性的一般性论证,这种论证不是采取把科学仍然看做为知识表征,而是进入到实践介入世界的活动里看待科学和研究科学;第二类则重点在揭示地方性知识如何走向普遍性知识的实践机制。我们在前面已经或多或少揭示了第一类论证的观点,所以我们只对第一类观点包含的方面作出说明,而在这个部分重点讨论第二类论证。
我们先来展示第一类观点的要点,它至少包括三条:
第一,基于实践,应该把科学视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而不是像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家那样,只把科学视为理论语句系统,命题陈述之网。由于科学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因此,尽管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有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绝不意味着本质的绝对的差异,绝不意味着科学是唯一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活动。一旦科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本质区别被解构掉,那么,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就同样被解构掉了,认同其他文化的相对性的观点就同样可以移植到科学这种文化现象上了。
第二,在所有科学实践活动中,指出决定科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活动是实验室实践,它们在理解科学知识和说明科学知识本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重新确立实验室实践在科学说明中的地位。作出这样的论证后,只要再对实验室的地方性作出说明,这个部分的论证就可以结束。劳斯等人通过解释不同的实验室的发现的地方性特征,对此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比如关于DNA为什么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由华森和克里克首先作出发现的说明[1],拉图尔和伍尔伽关于科学实验室的科学家活动的说明[5],以及塞蒂娜类似的实验室文化研究工作[6],都是此类较为突出的说明。
第三,由于科学实践的参与性、建构性,科学实践活动具有地方性的存在论和解释我们参与的地方性世界的同构特性,因此,只有在一个地方性情境中,科学说明才有意义,而所谓的普遍性恰恰是通过地方性转移的标准化来完成的。关于科学说明的合理性问题,已经有许多科学哲学家对科学说明需要语境作出了论证,这里实际上只需要表明这里的语境不只是知识的上下文关系,而是与实验室及其仪器设备等皮克林意指的物质力量相关的情境,这个论证就可以完成。劳斯也是这样作出的论证。
由于理论活动就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是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的,它们都处于具体的情境中。如此,科学知识在其本性上就具有满足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条件。而任何科学知识的产生、形成与辩护都需要具体的科学家及其相应的地方性共同体来完成,因此,就科学知识的承载主体也不是无个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的人类,也是具有地方性的主体。
现在,我们把论证重点放在论证地方性知识何以看似普遍性知识,或者论证地方性知识如何走向“普遍性知识”的机制是什么。
事实上,在人类学中,并非没有人类学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些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或者一个佐证:把地方性知识转译为“亲密知识”,按照生产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远近把地方性知识称为与亲密处所有关的知识。当然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这种亲密处所应该作广义理解,比如视之为自觉情感的天地,它生产知识的社会场所,重新划定着人类-自然之间的边界。它也是理性的。如拉弗勒斯认为,一切知识即使地方化程度各自不同,实际上都可以当做地方性知识来看。由于这许多知识从中生产的实践的缘故,一切知识也都是亲密知识,尽管其亲密程度各不相同[7]56。并且认为,亲密知识的提法同样会导致如下结论,即“一切亲密关系在其面前都要成为地方性的东西——这样一种普遍性是不存在的。这个提法以对称方式言说研究者、田野工作助手、树木和伐木人。它既坚持肯定相互遭遇(人与人之间的以及人和非人之间的遭遇)的时间和空间的重大作用,也强调具体行为者在特定环境中的实践的决定性意义”[7]56。
普遍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经历了真正的祛情境化的过程,然后才走向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经历的所谓祛情境化的过程,并非是真正的祛情境化,而是标准化的过程。劳斯充分意识到这两个观点的分野,也意识到论证科学知识标准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科学知识常常表现出似乎剪除了情境性的指涉,有能力把科学力量扩展到实验室之外业已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特色,这在形塑科学的文化形象上特别显著。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说明那些超越地方性的显而易见的广泛的证据,那么先前关于科学从根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无法得到稳固的确立”[1]112。
让我们首先从类比出发。我们的某种工具总是根据特定的目标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设计和制造的,但是一旦在特定情境中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设计和制造的工具创制出来了,它本身有可能变成一种更具有完成其他任务的工具,经过试试的阶段,它可能进一步改进,变得更具有一般目的的设备了。特别是按照所谓的标准尺寸和样式制造工具,而不是根据日常做法制造工具时,比如制造锤子或者按照标准尺码裁剪服装时,它们的确开始失去了与特定的人、特定的任务或者特定情境之间的指涉关系,但是它们仍然是“上手”的事物,只是功能“平均化”了。劳斯把这种平均化称为“科学问题、工具、程序和结果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涉及两个方面:事物自身的转换,从而可以在原初座架之外可用;以及发展更为普通的解释,使得它们有被外行使用的可能性”(1)。因此,在实验室内外,的确存在研究产物和使用工具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标准化的产物。工具标准化了,研究产物经过标准的说明被实验室之外的研究者理解了,可在相同条件下重复了;这种标准化的确会给人以抹杀科学知识与生产这种知识的特定地方性及其偶然性之间的直接的指涉关系,但是,按照劳斯的观点,其实这里的标准化只是使得这种指涉关系变得不确定而已,并没有消除科学知识与要理解事物的活动场所和地方性领域之间的指涉关系。类似于用具的普遍适用化进程,某种科学知识只有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可适用具有不同特殊用途的各个具体情境,知识的可理解性才能大大加强。这是一个过程。只有面对科学史作出过程性的实例解释,才能理解这样的过程和标准化的结果。
四 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扩展
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的,它之所以能运用于实验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技术的扩展。技术扩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科学知识在技术上的标准化运用;第二,科学知识发展要求技术本身更大的发展。劳斯指出,为了把科学家实际所知知识(包括技巧、诀窍等等)扩展到它的地方性语境之外,人们不仅必须精炼和改编程序、策略和工具本身,而且还必须部分地重构实际所知技能知识得以应用的情境[1]118。所以,事实上是我们通过改造世界使之适应科学,才使得科学的地方性知识扩展到实验室之外的。而在通常,这种标准化改造常常被遮蔽。但是,只要看到出现了大量的标准化部门,我们就知道这是事实:测量、观察、计量和监控,专门的更为通用的实验中心造就了这样的境况。比如,通过划分时区,把标准化的时间计量扩展到各个地方,这样对于知识的标准化会首先带来标准统一的技术。如时间的标准的改变,从沙漏、机械时钟到铯原子钟,以及各地地域时间计量的不同标准的逐步统一化,时间的测定不仅变得越来越精确,而且变得越来越标准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关于时间的地方性知识是如何被标准化的,即日本的时间计量如何与西方对接的。(1)更意味深长的是,直到最后,日本“不定时法”网络被西方“均匀”时间网络所取代,也并不是因为“不定时法”自身多么“不科学”、多么“繁琐”,按照一些日本学者委婉表达出来的看法,这是因为日本“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全盘移植”,并且最终还是靠明治天皇———这位锐意使日本栖身于西方列强之列的年轻君主———的圣旨才得以在日本全境实现的。[8]
在论证现代科学即“数理科学+实验科学”是地方性知识时,还有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贡献。在此,卡特赖特作出了突出贡献。卡特赖特的论证策略是为现代科学找到它的适用条件,即现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为真和有效的条件。卡特赖特把这种条件称为反事实条件,把这种境况称为“其他情况均同”,并且认为,现代科学成立的条件境况是一种律则机器(nomological machine)。按照卡特赖特,模型就是一种律则机器。模型就是律则机器的蓝图。[4]62律则机器和其他情况均同的条件,使得现代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把要研究的对象和关系简化到只留下一对因素,然后操控它、干预它使之按照人为设定的因果关系出现。这样在对象和人工设定的条件共同作用下,满足律则机器条件的定律在这种律则机器成立的地方自然成立、有效。于是我们无需移植定律,我们只需把定律成立的实验室条件移植到世界的另一实验室,让这种条件被设定出来,定律就可以在这个实验室为真。卡特赖特指出,“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如行星系,我们对物理学定律最漂亮、最准确的运用,都是在现代实验室中那些完全人为的、精确限定的环境里”[4]54。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被科学及其实验室改造的越来越人工化了,我们几乎生活在一个人工的世界里。野生的果蝇不适宜于实验室研究,要把果蝇改造几代后成为实验室果蝇;小白鼠也被改造得纯而又纯,甚至成为某种公司的专利产品(可见小白鼠不是自然物,而是科学的人工制造物)。反过来看,从逻辑上说,科学研究的不是真实的自然,而是被抽象了的自然,是抽空了的自然,是改造为人工物的自然。是反事实条件成立条件下的“自然”。自然若是自然的,就必不是反事实条件的。因此,这种人们以为研究的自然,实际上是人工物。是塞蒂娜所说的,通过实验室,科学家把自然带回家的那种自然。“实验室科学可以把对象带回‘家’,并在实验室中‘以自己的方式’来操作它们”[6]113。因此,在我们看来,卡特赖特事实上是找到了现代科学的地方性特征和条件。它之所以是地方性条件,就是因为它只适合于实验室,超出实验室,它就无效(只有星空在某些方面例外)。而之所以现代科学看上去那么有效、那么普遍,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把适合科学某种定律使其为真的实验室从一处搬到了另一处,当某类实验室扩展到全世界时,适合于这个实验室的那些科学定律就在全世界为真,也就看似普遍了。科学正是通过实验室对自然界的这种大规模的人工化改造,才获得在全世界运用的资格,并且使得其知识形态具有表观的“普遍性”。
在我们看来,卡特赖特的这种说明比劳斯诉诸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说明要更为内在些、更为自然些,因此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拉图尔的一个类比用在这里似乎很能说明问题:
当人们说知识“普遍为真”的时候,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知识就像铁路,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但里程有限。说火车头可以在狭窄而造价高昂的铁轨之外运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魔法师却力图用“普遍规律”迷惑我们,他们说,这些规律哪怕在没有铁路网的灰色地带也是有效的。[9]209
五 结语
以上我们从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例证的角度分别讨论了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地方性问题。地方性知识观是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观点之一,对于地方性知识本性的阐释使得科学实践哲学与传统科学哲学区别开来,这种知识观针对人们长期受到污染的知识观,即形成的普遍性知识观,提出了所有知识都具有地方性本性的观点,是有很大震撼力的,在人们的知识观普遍受到污染的现时代,它的确很难被人们所一下子接受。但是,想想这种知识观给予我们的价值,我们就会认同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
一旦持有这样的知识观,所有的知识在价值上就都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地方性及其地方性条件上,而不是等级和好坏上。当然,不同的知识在有效性上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选择上并非是完全无约束的,而是要受到解决问题的机会、有效性等等具体情境的制约。
无可否认,西方科学知识走向标准化的过程比其他民族和地域的自然知识要好,正因为如此,它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科学语言和方法,被标准化和认可的一些共同遵循的方法和术语。而这一切都是实验室和律则机器的原因。
总之,劳斯的“地方性知识”是这样一种知识:首先,知识的生成和辩护具有其特定的情景,这种情景包括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群体价值观和利益关系等。其次,知识是随着我们创造性参与而正在生成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普遍的,在任何时间,一切场合都能拥有并有效的东西。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ongoing——在途中。第三,“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封闭性”。地方性向一切参与开放,向一切实践开放。地方性情境永远是动态的、开放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就不难理解“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的观点。它是实践互动的结果。
摘要：科学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语境主义的;科学实践哲学与提倡语境性的观点和立场不谋而合。那么,科学实践哲学在哪些方面是提倡语境主义的呢?我们以为,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与语境主义高度一致;科学知识的索引性也强调语境解释的不可祛除性,这些都是科学实践哲学与语境主义高度关联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语境主义,地方性知识,索引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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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主义 篇2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道教与生态研究
在宗教与生态问题的讨论中,道教相对来说是一位晚到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与生态学的关系一直吸引着西方生态学界、宗教学界、哲学界的关注.国外的道教与生态讨论主要在生态哲学家、科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和道教学者之间进行.有的学者认为道教能为深生态学提供观念性资源,能修正、调整和丰富深生态学理论;也有学者提醒深生态学在借鉴道教时,应把它与整体的中国文化结合,并应从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深入到对道教思想的`挖掘;也有学者出于对文化移植作用的思考、对东方文化影响的担忧、对中国环境现状的不乐观等因素而对道教的可能贡献持谨慎态度.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对上述西方学者对道教生态思想的观点略作分析.
作 者：陈霞 Chen Xia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刊 名：宗教学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RELIGIOUS STUDIES年，卷(期)：“”(2)分类号：B9关键词：道教 生态 后殖民主义
民族主义语境下的儒学复兴 篇3
摘要：自上世纪末兴起的儒学热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如何既融入世界大家庭，又保持儒学的民族性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本文试图从民族主义入手来观照当今儒学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厘清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界限，探讨儒学复兴的合理路径。
关键词：民族主义；儒学；开放性
文化保守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体现。民族主义萌芽于晚近。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第一波，其反对的是殖民母国对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1820年之后，在欧洲出现了第二波民族主义，它的兴起与文化多元论不无关系；第三波民族主义则在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于欧洲内部，即所谓“官方民族主义”；一战之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被安德森称为民族主义的“最后一波”。安德森的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研究民族主义的经典之作《想象的共同体》中。
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主要支撑无疑是语言与文化。“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宿命感。因此，民族主义是来源于一种思想上的认同感，是一种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化形式，它与爱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许多场合和一些人的心目中，二者常常混为一谈。为了更好的理解何谓民族主义，就必须厘清它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是对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生息的地方的一种热爱与眷恋。这种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经过层层扩展，直至扩展到热爱国家疆界内的社会共同体，就上升到了爱国主义的层次。爱国主义一旦混入对他国社会共同体的歧视，为本国利益牺牲他国利益，就成为民族主义。
近20年来，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地涌现和泛滥，成为当今中国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儒家文化是以汉民族为承载主体，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又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智慧，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并非孔子个人创造，而是孔子在继承此前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而开创，并经历代先哲先贤发展完善，由华夏子孙共同完成的，反映了生活在中国这个特定区域里的民众的社会精神状态，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是五千年文明得以传承的根基，是这个民族的血脉，是区别于其他人种，其他民族的本质特征。
与民族主义不同，儒学更多的是注意内在精神的养成，通过个人修养的表达，外化成为全社会的道德风尚，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政治目的，因此，它是一种内敛的体系。儒家思想虽然是中国长期农业经济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关系相结合的产物，但它是一个开放的體系，具有兼容并包的文化气度，在与不同文化交流与碰撞之中，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纳有益的文化资源，从而更新自己的血液，保持活力与发展的后劲，不断扩展其内涵。
开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实践之后，到90年代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大多数中国人不必再为温饱问题发愁了。在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人们的需求必然向更高的层次迈进——要求得到安全感，稳定感，归属感。人们的这一客观精神需求，与民族主义所要求并倡导的东西，有很多重合之处，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二者在心理上形成同构，为民族主义借儒学的传播与扩散提供了客观条件。
儒学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重新走进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并迅速升温的。儒学在这个时候的回归，既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赋予它的一次机遇。
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民众之中，有相当数量的国学爱好者存在。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渴望通过弘扬儒家文化来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建立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这种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相反，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他们对儒学的宣传与弘扬带上了盲目排外的色彩。而儒家学说对道德与个人修养的重视，又被其用来作为打压对手的道德武器。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在与不同文化的沟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现代主权国家并不是封闭国家，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国家必须要善于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当然，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批判性的。不存在一个不变的文化，任何文化都是在演进过程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不会有终结点。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历经二千余年而不衰，并不是因为它的学说多么先进，而在于儒学是开放的体系，具有兼容并包的气度。这使它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更新自己的血液，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巨大的包容性，才能有56个民族共生共存共同繁荣。
杜维明先生认为，国家、民族，要有文化之根，思想之源。儒家哲学思想是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之一。“21世纪，中华文明能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人类面对两大重要问题：一是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希望别人认为我们是谁；二，怎样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杜维明先生这一观点，为如何正确看待儒学，如何复兴儒学、发展儒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路，即：继承传统，融入世界。这一观念体现了传统孔子儒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是儒学的真髓。
儒学自古以来就具有系统的开放性，是开放之学。儒学的本质是变动不居、趋时更新的。儒学反对唯我独尊，是在与其他哲学流派的对话和互动中发展与完善起来的。中国儒学的生命力并非来自于对他者的排斥与压制，恰恰相反，正是对于不同学派、不同文化资源的包容与涵化，才成就了儒学长久的生命力。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族主义就不会离开人们而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儒学开放兼容的特质，这种生生不息发展完善的生命力，与民族主义的封闭、排他、扩张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与价值取向。儒学与民族主义虽然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可能有相近的目标，可以相互借助共同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必将带来观念上的冲突。在这种不断的文化冲突过程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并蓄的特质，二者会逐步消解对方，吸纳对方，最终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找到平衡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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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直接电影” 篇4
一、“直接电影”的美学观念阐释
美国“直接电影”运动开始于1960年,纪录片制作人在该年发表了以反对好莱坞为主张的艺术宣言,即美国“新电影小组”宣言,该宣言反对一切陈规的电影制作,尤其反对程式化电影,不但制作落后,在道德上也是腐朽的。这一宣言标志着美国新纪录片创作的勃兴。在德鲁、怀斯曼、梅索斯兄弟的实践下,遂成为影响全球的纪录片运动,产生了许多代表作品,比如《美国哈兰县》、《推销员》、《总统初选》等,这些作品具有共同的美学特点。“直接电影”是电影技术革新的结果,16毫米摄影机的发明、同期录音技术的出现,使得“直接电影”梦寐以求的美学追求成为现实。“直接电影”有以下几项要求[1]:(一)纪录电影工作者手持摄像机处于紧张状态,等待非常事件的发生;(二)艺术家不抛头露面;(三)不介入,是旁观者;(四)事物的真实可随时收入摄像机,“直接电影的准则是对真实保持最低限度地介入,排演是不允许的,摄影机与录音机只是记录不被导演控制的场景,剪辑被最大程度地弱化”[2]。从这几个要求我们可以看出“直接电影”的美学诉求,作为制作者,尽量少地参与到事实中去,让现实的一切按照其自身的条件真实地发生,制作者仅是甚至不能被称作记录者,因为记录本身既有参与的含义,而是自然主义式地客观呈现,表现一种对真实的极端渴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直接电影”的理论来源,受到维尔托夫“电影眼睛派”的影响巨大,维尔托夫主张摄影机应像墙上蝇子的眼睛,记录下所有的一切。而“直接电影”显然继承了这个衣钵,“不介入、不控制、如苍蝇作壁上观”是他们实现现实美学诉求的基本操作方式。与“电影眼睛派”的意识形态诉求不同,“直接电影”完全要求制作者隐去自身,以求事实原本地呈现。
二、纪录片美学内部挑战
从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到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及其电影眼睛学说的提出,纪录电影经历了先锋型纪录片、“观察型”纪录片(直接电影)时期以及后来的“互动型”[3](真实电影)纪录片,其实纪录片的真实美学与先锋派的形式主义美学一直有着深刻的社会学渊源,对于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的人来说,“怀疑”是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直接电影”极度追求真实的背后,是建立在深切的怀疑论基础上,即“真实”是否可能?而对真实的考量,则是西方价值标准的丧失,这是思想领域所引起巨大震动和变革的结果。“直接电影”出现在这一时期,就不再令人意外。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直接电影”的真实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也是纪录片走向下一个表达时代的开始。“直接电影”受到的挑战首先来自于纪录片运动的内部,即以导演不参与真实记录所发生事件的手段受到了挑战。对于莫里斯,二十世纪的一位纪录片大师来说,这种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直接电影”的多义性和现实性恰恰导致了现实的暧昧性和模糊不明,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掉了真实,而且完全客观地等待事件的发生,必然错过一些关键时刻,这就形成了盲区,阻碍真实表达的可能。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即使是客观记录的“眼睛派”,仍然是制作者在观看,在选择,在取舍,而不是上帝,站在云端,注视着人间却不参与,“直接电影”本身就是参与了的结果,这一点显然和他们一贯的美学主张相违背,而且更具有欺骗性,仿佛一切都是在“上帝之眼”下发生的。莫里斯有一套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扮演”,将稍纵即逝的现实以“重新演绎”的方式返还出来,这种“扮演”不同于剧情片的虚构和假定性表演,而仅只是将有价值的现实瞬间重现。其代表纪录片《细细的蓝线》,内容是一起陈年杀人案,莫里斯找来演员扮演不同的涉案人员,各自辩护、陈述,推测和论证,将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可谓是对“直接电影”的颠覆。看起来像是一部凶杀类的悬疑侦探片,但是没有人怀疑这部电影纪录片的本质。
莫里斯和梅索斯兄弟理念的不同可以用另一个问题来表述,这一问题已经不局限于纪录片之间,而是虚构和记录哪个更真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比历史更真实”,历史所留下的资料是有限的,而且历史资料是关于表象的资料,对于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探索,历史显然有些捉襟见肘,而“诗”由于其自身虚构,在连接处的断裂,往往能显示出时代的深层需要。对比而言,“直接电影”更像是追求完整的文献价值,而莫里斯众多的剧情片则是时代特征的症候。从这个角度,或许能理解为什么是剧情片占据着电影的主流。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真实”的讨论,“直接电影”对真实观点的思考并没有特别深入,在他们看来,没有经过导演参与的现实便是最真实的,这不是虚构、不经取舍,而是原汁原味的现实。而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真实”恰恰是人所规定的,在一种结构的关系中,哪种关系被认为是真实的,取决于权力。从后现代主义的语境说,“直接电影”包括兴起的结构主义等学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确定性的呼唤,或者说对人能够自我控制的一种呼唤,所以“直接电影”又具有一种实证主义的气质。刚才说在经历过二战以后的西方社会,上帝已死,人也死了,代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两者从根本上讲是“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人当做“商品”来研究,重点是人的“异化”,弗洛伊德研究的是人深层的精神结构,且这个结构为人所不能掌控。从这几种理论看出,西方对价值结构的探索所经历的痛苦和艰辛历程。这些都和结构主义纠缠到了一起,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艺术作品的方法,在艺术领域显示出从未有过的科学性和机械性,结构主义是从艺术内部诸元素的关系切入来开展研究的。追寻一种“客观性”,“直接电影”也可以看作是寻求一种不属于人的价值评定标准,也在需求这种“客观性”。而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恰恰又指向了新的不确定。从这一角度,“直接电影”的实证主义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事实上,到了1980年代末,西方许多的纪录片导演已经逐渐打破了直接电影的许多条条框框,开始创作一些包含个人散论的纪录片创作形式,更多地走向创作者的内心,例如对回忆、日记、甚至旅游风光和家庭录影的关注,这一类纪录片已经不主张完全不干预的指导思想,他们强调成为影片的叙事者[4]。1992年,“莫里斯的纪录片《时间简史》将记录的、叙事的、实验性的、幻想和通感的手法运用到影片之中”[5]。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罗杰和我》、《饶舌》以及2000年以后的《明亮的叶子》、《生于妓院》等作品。
三、外部现实的挑战
另一挑战来自于外部,但是也隶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出现在消费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晚期,所以后现代离不开商业。电影工业的商业属性或者广泛的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直接电影”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直接电影”的制作,在纪录美学上有重大的突破,那时的制作者并没有考虑电影的商业性,而在消费主义时代,艺术品作为一件商品,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直接电影”的自然主义式的记录,其实削弱了一部分题材的冲突、矛盾和对立,而且纯粹的客观记录,方式单一,与商业要求背道而驰,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直接电影”的美学诉求很难实现。再者,从“接受美学”角度看,一部艺术品之所以被称作艺术品,恰恰在于观众的“使用”,对于电影来说,只有被观看的时候,电影才能被称作艺术品发挥其价值。观众是艺术品构成的一部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观众的主动地位决定了电影的制作和发行。这又和消费主义时代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对于艺术家来说,即使是悲哀的,也不得不在实践层面予以考虑。“直接电影”的制作方式,在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引起了一定的反应,也仅限于美学领域,至于被更为多数的观众所接受,显然在那个时代没有完成,在消费主义成为主导的时代里,更难以完成。“直接电影”的衰弱也就不言而喻。
外部挑战的另一因素是技术的革新,我们知道“直接美学”的出现就是摄影和录音手段的进步,使得“直接美学”的诉求成为可能。但是电影技术的不断创新,对电影艺术形式本身就是很大的推动因素,从未有哪一门艺术像电影这样受制于技术。3D技术、数字合成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纪录片的意义更加意味深长,尤其是“直接电影”,一直讲求“真实”,而虚拟成像技术使得“真实”的含义再一次扩大和“失真”。虚拟技术运用于纪录片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这是“直接电影”诸位大师所没有考虑的。但是正是虚拟的出现,也使得“直接电影”的价值更加可贵,因为直接电影更加贴近电影刚被发明时的存在形态,而虚拟技术在本体论上已经走出了太远。
四、结语
“直接电影”作为纪录美学史上的一次革新运动,启发了我们思考纪录片的本质和思考“真实”的含义。德鲁、梅索斯兄弟等人的努力丰富了电影史。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直接电影”的局限,而这些局限正是电影史发展的起点,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直接电影”受到了巨大挑战,而且导致了这一运动的衰弱。后现代主义在内在和外在上都对“直接电影”提出了根本质疑和制作影响。在这一语境下,反思“直接电影”的内涵和文化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必须,也是肯定“直接电影”在电影史上地位的时代诉求。
摘要：“直接电影”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纪录片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运动之一。这一流派的理念更新了我们对于纪录片的认识。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直接电影”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许多观点的挑战,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直接电影”的含义,反思其地位和指出新的发展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直接电影,后现代主义
参考文献
[1]黎小锋.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M].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1).
[2]游飞,蔡卫著.世界电影理论思潮[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1):178.
[3]王迟.纪录片究竟是什么?[J].当代电影,2013,(07):81.
[4]孙红云,吕木子.后直接电影时代的纪录片[J].当代电影,2013,(07):90.
语境主义 篇5
论文关键词：历史语境 海明威 反战思维 精神危机
论文摘要：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雨里的猫》以二十年代的美国和意大利社会为背景，通过描写女主人翁想拯救一只被雨淋的猫的前后经过，揭示了战后美国人精神世界的荒芜及情感危机，表达了作者的反战思想和对当代美国人的精神状况及人类命运的关注。
一、作品的历史背景
历史语境是指社会历史形态和历史事件等等。它影响着人们思维、遣词造句和思想表达.因而在人类的语言里留着深深的烙印。我国语言学家常敬宇先生曾指出“大至不同时代，小至朝夕瞬间都对语言的运用有所影响。”“语境中的阶级思想因素和时代因素又影响着使用语言的作风”使用语言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意昧着不 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同上层建筑.它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 、社会思潮。也支配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因此我们要想正确理解作家的作品及其社会价值.就有必要联系现实诸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 。本文从海明威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语境的角度.解读他的短篇小说《雨里的猫》的主题思想 。
“艺术中的每一种。只有当他的发展是 以时代 的普遍要求为条 件的时候 ，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刚刚经历 了一战的胜利 .然而美 国人民在短暂地品尝了胜利的欢乐之后.陷入了更深的迷 惘和绝望之中。资本主义竞争和战争，毁灭了人们心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也扭曲了许多道德、价值观。甚至是人性。空虚无助的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果敢有力的英雄……而海明威尤其是他后期作品中的“硬汉精神”、反战思想和他自己的传奇人生.在美国民众心里.更是因此成 了一座精神丰碑 。正是他的硬汉精神.指引着美国迷惘的人们勇猛 向前。义无返顾。这不仅是海明威个人的杰作 ，更是历史 的产物 ，美 国当代社会大众内心欲望的对象化。因此正是战后迷惘的美国人的精神需求成就了伟大的海明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成就人才 。“时世造英雄 。”
尽管有人认为海明威笔下的迷惘人物“面对不幸，总在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表现出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敢精神，而不是悲观、绝望和迷惘……他创作真正寓意是……硬汉精神永存” 。但笔者认为在海明威 的早期创作 中并非如此 ，他当时思想认识 的主导方 面可以说是悲观厌世，他似看穿了西方文明的一切支柱，如宗教、伦理、道德、哲学、民主等等。海明威笔下西方现代世界。充满着残暴 、绝望 、失败和死亡 。正如他 自己在《午后之死》中所表 白的那样 ：“一切故事讲 到相当长度 ，都是以死亡结束 。”[51他小说 中的人物大多整 13无所事事 ，缺乏真正的人生价值观 ，通 常处于一个孤立 的陌生环境里，因而常感 到绝望 。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而《雨里 的猫》就是其中一例 。
二、简约的故事情节
《雨里的猫》字面情节简单，讲述的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在一战后 来到战败 国意大利度假 的情况 。在一家旅馆里.丈夫躺在床上看书，而妻子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突然，雨中的一只猫吸引了她的兴趣 ，她决定下楼去找小猫 .可是当她到 了楼下 ，小猫 不见 了。她 回到楼上 和丈夫发牢骚.这时旅馆老板让侍女抱来了一只玩具猫。文章到此嘎然而止 .作者没有进一步讲述妻子和丈夫见到这 只玩具猫的反映，而是让读者去想象 。
作者正是通过描写这对夫妇 生活 中的一个 细节 ，来揭示 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他们俩一个在看书 ，一个在抱怨 ，无 法或者 是不愿 沟通 ，似乎都 不能面 对现 实。 他们从美国逃 到意大 利可 能是 为了逃避或解决现 实中某一 问题，也许是与他人之问的关系，也许就是他们 自己的婚姻 中的问题 ，作者没有表 明 自己的意 向 .根据上下文读者判断后者 的可 能性更大 。或兼而有之 。当妻子寻猫无果后，她抱怨说：“想留长发”“想要一只kitty”。等等。读到这里，读者可能想问是谁妨碍了她的这些愿望的实现，笔者认为肯定是她的丈夫。因为她的头发是按丈夫的喜好(‘like the way it is.”)而剪短 的，“kitty”是小儿语里 的小 猫崽 ，也可指小孩 ，当然只有丈夫 才能让她 实现这些愿望 。身为丈夫的乔治无法或许 是不愿满 足妻子的愿望 ，因此他们 的婚姻 可能早 已出现 问题 .他们 因此想 通过换一下环境 ，来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可见 。侍女送来 的玩具 猫是不可能让妻子满足的。
三、反战及情感危机主题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及海 明威个人的创作风格 。读者可以看出这部短篇小说所隐含了相互关联的两个主题：反战思想及情感危机。
语境主义 篇6
关键词：历史叙事；历史小说；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43
从叙述主义（Narrativism）的角度看，叙事（Narratio）是史学和小说共有的表现形式，所以“如何在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之间划界”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历史叙事是真实的，而历史小说则是不真实的，甚至是虚构的。这一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站不脚的，有学者就指出：“讨论当代历史小说，‘真实是肯定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1]71换言之，历史小说也要追求真实。所以，“真实性”标准对此无效。如此看来，如何区分二者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而如果无法从理论上辨析出二者的区别，那么叙述主义的理论框架也就无从建立。再者，从国内外历史哲学研究的现状看，叙述主义都是一门显学，不过，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对这一最基本问题具有启发性的探讨则寥若晨星。基于此，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就很有必要性。
一、安克施密特的叙述主义观点
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观点极具代表性和启发性，以他的理论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众所周知，叙事作为一个文本，从整体看，它是一组话语；而分析其成分，该话语则由一个一个的陈述句子所构成。所以从叙述主义的观点看，每一个叙事内在地都包含着两个层次，“一个较低的层次——即关于特定事件和情境的事实陈述，以及关于特定历史时期之性质的总体评价层次。”[2]24前者指的是叙事所包含的单个陈述句子，后者指的是由这些单个的陈述句子所构成的那个融贯一致的总体——这也是后来安克施密特所说的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前者也可以称之为叙事的微观层面，后者则是宏观层面。比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著作，从微观层面看，它包含着大量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陈述句子；从宏观层面看，该著作则呈现出一幕悲剧；而单独从微观层面看，我们无法洞悉该著作的悲剧性，悲剧性是该著作在整体上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所以，安克施密特的这一划分有其合理性。
与此相对应，安克施密特认为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区别有两点：第一，从目的来看，历史叙事是为了获取对历史的总体性评价这一知识，即那个由诸多单个历史陈述构成的总体，也就是文本的宏观层面；而历史小说则是应用这一知识。换言之，历史叙事相当于理论科学，历史小说则相当于应用科学，前者生产历史知识，后者则应用历史知识[2]24-25。比如我们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历史叙事中所包含的陈述句子是为了获取这一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性评价——即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出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而已。另外，狄更斯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双城记》中批判革命大众盲目屠杀，在憎恨贵族社会对他们残酷压迫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除了仇恨和报复，一无所获，这也充满了悲剧色彩，所以可以看作是对《旧制度与大革命》所阐释出来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总体性评价观点的应用。
第二，从叙事两个层面之间的逻辑关系看，在历史叙事中，微观层次会导向宏观层次：即前者为后者提供证据和论证；而在历史小说中，情况正好相反，历史小说家先有总体性评价知识，然后把该知识具体化为特殊的、个别的事件[2]25。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总是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看历史；而历史叙事则不能如此，因为“‘观点在历史讨论中是重要的问题：人们不是从它们出发去论证，而是为它们作论证。”[3]27换言之，在历史叙事中，其逻辑进路是由微观导向宏观，而在历史小说中则是由宏观走向微观，比如我们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运用一系列的陈述句子来证明大革命只不过一出悲剧；而《双城记》则先有这样一个看法即大革命是一出悲剧，然后虚构一个故事来表现这一点。
当然，这两个区别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它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它们的行文逻辑进路也不同。
二、对安克施密特叙述主义观点的反思
现在来看看安克施密特的观点是否经得起推敲。先看第一个区别，即历史叙事的目的是获取历史知识，而历史小说则应用历史知识。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历史叙事也不见得全部是在获取历史知识，它也可以去论证已经存在的历史知识的正确性，比如关于阶级斗争史观，就有大量的反反复复的历史叙事在应用它，而不是创造新的历史知识。其次，历史小说也不见得只是应用历史知识。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诗歌比历史更真实”，那么历史小说是否有时候也会比历史更真实呢？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比如《双城记》就很难说它只是在应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获取的知识，倒不如说它也在获取历史知识；再如中国以《红高粱》为滥觞的所谓“新历史小说”，就是对俗称的“十七年”传统小说的反叛，如“《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不同在于……作品淡化了宏观、规范的意识形态言说，将国共两党的抗日力量推到幕后，确立了一种以民间历史观和野史为核心的历史叙述方法。……此类作品在20 世纪末期蔚然成风，它们为读者提供了解读历史的别一路径。”[4]
历史小说可以通过虚构的特殊的人物的故事来“证明”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独特的理解，这就是在获取历史知识。从理论上看，可以说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历史小说，都是理解历史的方式，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获取历史知识，而不能如安克施密特那样先入为主地把历史小说定位为仅仅是应用历史知识。这只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而已，历史叙事主要依靠理智和逻辑的力量来获取知识，就如安克施密特所认为的历史叙事的话语是解释性和论辩性的[3]25，而历史小说则依赖直觉、体验、同情等方式来获取知识。从逻辑的角度看，历史小说所表达的观点其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经不起逻辑的拷问。所以，无论从史学实践看，还是从理论上分析，历史小说也可以以获取知识为其目的，而不仅仅是应用知识。
综合起来看，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历史小说，其目的既可以是获取历史知识，也可以是应用历史知识。与此相对应，它们二者的逻辑进路也是如此，既可以从微观走向宏观，反之亦可，当其是在创造历史知识时，它的逻辑进路是从微观导向宏观；当它是在应用历史知识时，则相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逻辑进路是作者在创作之初或者创作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是作者对叙事的原初规划与设计，好比建房子先要有整体规划、有图纸，创作叙事也得先有整体规划，这一整体规划就是指导着创作的具体逻辑进程，在此是先有宏观，后有微观，这对于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都是如此。而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具体的行文顺序确实是从微观到宏观，就好比建房子，要一块一块砖砌起来才能建成大厦这一整体，从这点看，逻辑进路又是从微观导向宏观，这对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来说也是一样的。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认同安克施密特的这个说法，这也无法成为区分二者的有效性标准。如前所述，诸如创作的目的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叙事的逻辑进路之类的问题，都是作者在创作之初的规划，存在于作者的意识中，而不是存在于叙事文本中，也就是说，单纯地分析某个叙事文本，我们无法看出它是在获取历史知识还是在应用历史知识——我们只知道叙事蕴含着历史知识，但我们不知道该知识是作者原创的呢还是他从其他地方借用过来的，也无法看出其逻辑进路究竟为何——我们只知道在叙事中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是有机地融为一体的；准确地说，这些问题是作者在创作叙事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在创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创作完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出现的时候，这些问题也就烟消云散了，它们在叙事中也不会留下痕迹。所以，单纯分析叙事文本根本看不出谁先谁后，这就好比建房子，建房的顺序确实是先一楼后二楼以此类推，但是房子建好之后，我既可以从一楼走上顶楼，也可以从顶楼走下一楼，都很顺畅，同样的道理，一个完整的叙事，从微观入手可以导出宏观，从宏观开始也可以理解微观，逻辑上都是顺畅的，这对于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也是一样的。显然地，诉诸于逻辑进路还是无法区分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
按照这样的分析，不难看出，作为叙述主义代表的安克施密特所提出的区分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的标准已经超越了叙述主义本身，换言之，他无法在叙述主义论域之内找到合适的标准，这是叙述主义的局限，还是安克施密特的局限？所以，总起来看，安克施密特对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的划界是不成功的，还得另辟蹊径。
三、一个改进性的理论：之一
如前所述，安克施密特认为叙事内在地包含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本文认为这种分法依然过于粗糙，宜把它分为三个层面——微观、中观和宏观，微观和宏观与安克施密特的是一样的，所谓中观指的是叙事的深层结构即其语义核心——这是不带细节的小故事[3]63，具体而言，该结构指的是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几个要素支撑起来的叙述框架，该框架是以陈述句子为基本要素，依照历史的逻辑前后衔接在一起所构成，它是这样的形式——“如果你有一组大意为A的句子，这组句子后面必须跟着一组大意为B的句子，它的前面必须有另一组大意为C的句子，等等。”[3]63依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就区分了叙事的三个层面：其一，微观层面——它指的是叙事所包含的一套单个陈述句子，其功能有二，一是为建构中观叙事提供素材，二是在中观叙事的框架之内展开历史的细节，让叙事生动丰满起来；其二，中观层面——叙事的语义核心，决定着叙事的内在逻辑进程；其三，宏观层面——代表叙事的整体，是叙事主旨思想的体现，表达了对历史的一种独特的理解。
安克施密特曾说过，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二者的区别是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同，依照我们对叙事的三个层次的划分，其不同的逻辑关系就不是存在于微观和宏观之间，而应该是存在于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因为很显然的，微观层面指的是散乱的、无意义的陈述句子，是建构叙事的原始素材，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存在，这个层面自身的意义是空的，因此它不可能和宏观层面之间存在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只能存在于中观和宏观之间。
那么，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各自的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知识，也有两种不同的关系。本文认为，在历史叙事中，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蕴涵式的；而在历史小说中则是表现式的。所谓蕴涵式关系，指的是宏观和中观之间的一种推理关系，具有较强的逻辑说服力，从而对历史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让人信服的解释，这和海登·怀特所说的形式论证式解释有类似之处，他说：“这种论证可以分解成一个三段论：包括一些推定的因果关系普遍规律的大前提、规律适用于其中的涉及边界条件的小前提，以及结论，即实际发生的事件都是根据逻辑必然性由上述前提推导而来。”[5]12换言之，宏观和中观之间是一种逻辑蕴涵关系，而且这个逻辑方向是双向的，既可以从宏观到微观，也可以相反。不过和海登·怀特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说“我称之为形式的、外在的或推理的论证式解释。”[5]12这就是说，在怀特看来，这种逻辑关系是外在的，这是本文所不能同意的，如果是外在的，那么历史学家就可以随意地建立此类关系，这显然和史学实践不一致，所以本文坚称这种关系内在地存在于宏观和中观之间。
那么什么是“表现式关系”呢？这里面的关键词是“表现”，对应的英文为“Representation”安克施密特对此有专门研究，他指出，“‘表现的词根可以让我们接近其本体论属性：我们通过展示某一不在场者的替代物令其-再度呈现（re-present）。原本的事物不在了，或者为我们所无法触及，另外之物被给出以替代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用史学补偿本身不在场的过去。”[6]依照这样的观点，历史小说是某一不在场的替代物，那么这个不在场的东西是什么呢？对于历史叙事而言是历史实在；对于历史小说而言，则应该是作者对历史的理解，换言之，这一不在场的东西是作者的思想，是观念实在，所以历史小说是作者思想的替代物或语言呈现。
所以相对于逻辑的、推理的关系而言的，表现式关系，只是把作者的主旨思想通过语言形式再现、叙述出来，使其得以成型、到场，但它不对这种思想给出论证，这一点和海登·怀特所说的“情节化解释”是一致的，他说，“情节化是一种方式，通过它，形成故事的事件序列逐渐展现为某一特定类型的故事。”[5]8叙事就是情节的集合①，历史小说都是通过某个或某些虚构的特殊人物的故事——即特殊的情节——来再现主旨思想的，而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些故事情节当然不足以“证明”该主旨思想，而只能是表现该思想而已，好比狄更斯的《双城记》，该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只是表现了而非论证了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
四、一个改进性的理论：之二
如上所述，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的区别就在于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逻辑关系的不同，前者是蕴涵式的，后者是表现式的。但这是否就是令人满意的标准了呢？设想一位历史小说家撰写了一部推理小说，逻辑非常严密，可谓是严格的蕴涵式的，那它难道就是历史叙事了吗？对此，或许传统的真之标准并非如安克施密特所言是可以抛弃的，确实，单凭“真”这一标准无法区分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因为对于历史小说来说，真不是一个本质要素，历史小说可以真，也可以假；而对于历史叙事来说，则一定要真，这是它的一个本质要素。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凭借“真”这一标准来证伪一部历史叙事，即假如某个作品不真，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历史叙事家族的成员。对此，安克施密特的这一倾向是值得警惕的，他说，“由于对历史文献的不准确的阅读，历史学家的叙事也可能包含假陈述……”[3]22他似乎倾向于说历史叙事也可以虚构陈述，对此彭刚也对安克施密特提出了类似的批判，他说，“对于历史叙事整体而论，是否可以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将真假完全摈弃在其衡量标准之外呢？……从这些角度看，认识论问题虽然未必能够穷尽历史叙事层面所出现的问题，或者甚至不是这一层面的主要问题，但却也不是轻易就可以驱逐出去的。”[7]看来“真”对于历史学来说确实是无法抛弃的，这是原则问题，就好比不能因为某些官员贪腐而推导出官员可以贪腐这一结论一样，也不能因为某些历史叙事包含有假陈述而推导出历史叙事可以虚构陈述。据此可以发现，诚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 （ Dominick LaCapra）指出的那样，在历史叙述中也应该为批判理论保留一席之地[8]。
那么，历史学之“真”存在于哪一个层面呢？首先，作为总体性评价的宏观层面，它应当为真。而对于微观层面，则应一分为二来看，对于那些构成叙事语义核心的陈述来说，一定要真实；对于那些叙述细节来说，则可以虚构，即在真实的叙事深层结构之内来虚构——这应该是历史学虚构的合理性所在。而中观层面，即叙事的核心语义结构，这也应当真实，其真实性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真，即构成该结构的陈述句子应该是真的，二是实质上的真，即这些陈述句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真的，和历史的逻辑相一致。所以，这样看来，历史学之“真”主要就体现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这是一定要真实的。但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叙述的细节可以虚构，但它有个限度即以历史学研究为基础，当该研究可以提供相关细节时，就不要虚构，当不能提供时，则可以虚构，这是一个动态的真实。在这一点上，历史叙事是可以被证伪的，所以它对“真、假”的批判持开放态度，而历史小说则不具备这一特征。
那么，对于历史小说而言，同样地在宏观层面应当真实，在微观层面则完全可以虚构，而中观层面也可以虚构，只不过这个虚构应该具有合理性，即“作品中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必须为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条件所允许；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生活逻辑，也应该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9]无疑这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但它确实存在。
这样看来，关于真实性，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的共同点在于，宏观层面都应当真实，其区别在于两点：其一在中观层面历史叙事应当真实，而历史小说则不一定；其二在微观层面历史叙事追求动态的真实，而历史小说则完全可以虚构。
五、结 语
所以总起来看，我们就有了两条区分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的标准：一是看其中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之间的关系，二是考究叙事中观层面的真值。如果某个叙事其中观和宏观层面之间的关系是蕴涵式的，其中观层面的核心语义结构又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大体确定该叙事是历史叙事了。如果不能满足其中的一条，那么就可以说它是历史小说②。
但我们会发现即便这样，还是存在模糊之处。如果一部公认的历史小说也满足了这两点，那么它还是历史小说吗？从本文的逻辑看，像这样的历史小说，称之为历史叙事也无妨，这鲜明地表明了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二者关系之密切，而且它们之间存在交集——即有些叙事既可以说是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历史叙事。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分析，我们所提出的两条相对比较有效的区分的标准，都不是严格的，这两条标准对于历史叙事来说是充分必要条件，但是对于历史小说来说则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换言之它们可以满足这两条标准，也可以不满足，可以满足其中一条，也可以一条都不满足，这是导致它们出现交集的理论原因。而从史学实践看，也确实有大量的叙事身份暧昧，比如《马丁·盖尔归来》这部著作，就既可以是历史叙事也可以是历史小说，这是以叙述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可以把历史叙事美学化的理论原因所在，也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学和文学趋同的理论根源。
注释：
①当然，历史叙事也有情节，但它和历史小说的情节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某种“现成性”。
②在此，读者可能会质疑说，不是历史叙事就一定是历史小说吗？不可是其他类型的吗，如诗歌、戏剧、散文等？对于这一质疑，我想说，本文的主旨就是比较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而且根据安克施密特的观点，历史小说和历史叙事二者是最相似的，也是最难区分的，所以本文隐含的语境是这样的，即一部合格的叙事，不是历史叙事就是历史小说。而如果某部叙事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其他的艺术形式，那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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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Ankersmits answer to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historical novel cannot be satisfactory. Every narration contains three logical levels： the micro， the middle and the macro. Therefore two differences between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historical novel are as follows： one is the logical relation existing respectively among their three levels， the other is their respective demand of “truth”. Furthermore， there is still an overlap between them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narrativism could aestheticize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why th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literature go to converge.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篇7
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 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另一个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 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 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集团;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 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者。新闻专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新闻传播界, 被我国新闻工作者重视, 但是也难免会出现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现象, 而新媒体的出现使新闻专业足以缺失的更加明显。
二、新媒体概述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概念, 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 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新媒体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是指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 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 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 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 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新媒体的本质特征是互动性和数字化的。互动性主要指的是新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双向性增强, 改变了传统传播过程中受众的被动地位, 在这里没有传播者与受传者的概念, 强调受众不仅仅在听别人说, 也可以跟别人说, 受众也能成为传播者, 这种互动变革是前所未有的。数字化主要是指数字技术是新媒体全部功能的前提, 是新媒体发展的基础。从技术层面看, 传统媒体的信息载体是原子, 而新媒体的信息载体是比特;从传播特性来看, 传统媒体使用的语言都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电磁波语言, 而新媒体使用的多是数字语言。此外, 新媒体还具有时效性、个性化、开放性、整合性、多媒体性等多个特点。
三、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互联网的兴起, 带来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巨大变革, 媒介生态更加复杂,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生的态势逐渐形成, 它们既是竞争对手, 又是合作伙伴, 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诸如新闻失实、新闻侵权等违背新闻业务原则、道德责任缺乏的现象在传统媒体中已经比较普遍, 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兴起, 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现象更加多样化, 危害更加巨大。因此,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在广度与深度两个维度上都比传统传媒时代更加凸出。
(一) 新闻“从业者”自律性不强
伴随着新媒体的兴起, 在信息化技术起决定作用的传播中,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互联网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集散地”。而在这个信息集散地, 因为监管力度不够, 也逐渐成为虚假新闻生产和传播的重要阵地。目前, 网络产生的虚假新闻主要有两种形式:
(1) 网络媒体转载报纸上刊载的不实报道, 这些不实报道最终通过网络媒体而广泛扩散出去。尽管实时传播是互联网的先天优势, 但是因为网络媒体不具备独立采访权, 所以在内容上还需要仰赖传统媒体。因此, 一些因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失律制造的假新闻得到网络媒体的大肆传播后, 借靠网络媒体的温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由微博、微信率先发布信息, 然后经过朋友圈大规模传播。从微博、微信传播出来的信息, 大众往往难辨真伪。例如, 2011年9月, 用户名为“湖南台天娱传媒中心”的微博声称“正式接到广电总局的限娱令, 以后港台艺人不会出现在内地电视娱乐节目中”。一石激起千层浪, 短时间内, 此条微博被网友疯狂转发, 并引得多家传统媒体报道。后来广电总局紧急辟谣, 湖南卫视随后也发表声明, “湖南台天娱传媒中心”这个微博账号和湖南卫视没有任何关联, 纯属冒名, 并且他们也并未收到广电总局的通知。
(二) 网络舆论压力下, “媒介审判”现象频繁出现
随着网络技术的深入发展和新媒体的日益普及, 网民的意见和态度也逐步与传统媒体形成一种默契的互动, 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推动下相继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一起个案逐渐演变为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 司法便无法逃避舆论的关注。网民通过在网上留言评论, 媒体对事件追踪报道, 公众现实参与进来, 民意一步步让司法感觉到其深刻的存在。
(三) 新媒体被商业利益所操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新闻媒介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集团和商业主义的影响, 唯资本集团和商业主义马首是瞻。网络传播具有“多对多”的传播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 看似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因而不管是政治因素还是商业因素都不会影响媒体;但实际情况是新媒体信息的发布毕竟要依靠一定的平台。例如, 博客网站、搜索引擎等, 但是这些带有商业性质的平台更容易受资本集团及商业主义控制与影响。一旦控制着网络传播入口的重要门户网站, 也就是说“把关人”丧失了新闻专业主义操守, 和一些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垄断信息, 操作传播, 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危害。就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 21世纪网的新闻敲诈事件在传媒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警方初步调查, 21世纪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新闻敲诈。一是通过负面新闻逼迫企业支付合作费用。二是收取企业的“保护费”。21世纪网高管和少数记者, 以21世纪网为平台, 以不报道负面新闻为诱饵, 联合公关公司招揽广告客户。凡是与其签订广告协议的客户, 网站就不再刊登其负面新闻, 或删除已上网的负面报道。这种方式成为其经营思路, 业内称之为收“保护费”。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
(四) 网络传播匿名化所带来的“完全感”迫使人们肆意传播信息
一般来说, 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传播者的身份是明确,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这条信息是从哪里传播出来的。人们如果觉得这条信息失真或者侵犯了权益, 可以直接找媒体进行交涉;政府认为哪家媒体侵犯了法律, 也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关闭他。但是, 在互联网中, 情况大不一样了。互联网具有积极大的开放性,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消息和言论, 而不受身份、职业等任何限制。如此一来, “沉默的大多数”不沉默了, 因为不会有人知道是你发布了这条信息, 在匿名状态下, 传播者的道德责任感也会降低。
(五) 平民传播者的行为失控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 新闻传播是职业记者的分内之事, 一般人很难以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传播, 传播的单向性也决定了受众是一种被动的存在, 不可能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传统媒介环境相比, 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和参与性都比较高, 而其门槛又低, 你只要具备最基础的上网条件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各抒己见, 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难怪有人将网络称为“平民的媒体”。正是由于网络的这种高参与性, 受众可以运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等工具第一时间将自己发现的新闻上传在网络中, 这些新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统媒体的新闻源, 很多都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新闻素材, 这些传播者被称为“平民记者”。不可否认, 平民传播者是网络媒介特有的产物。平民传播者在第一时间发布自己捕捉到的新闻, 与此同时发布的还有图片、画面、声音等, 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因此, 许多人将这些平民传播者的崛起看作是新闻传播“春天”的到来。但正如网络是把双刃剑, 平民传播者在积极传播新闻的同时, 由于自身的媒介素养、道德修养等因素, 这些个体传播者在行为上往往表现出种种失控状态,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与警醒的。
四、结语
新传播技术的出现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使新闻传播活动更加快捷和方便;但是, “祸福相依”, 新媒体的出现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一定的伤害。在当今的新闻传播中, 一些虚假、耸人听闻的信息基本都是在新媒体上广为流传的。所以, 我们在享受新媒体带来便利的同时, 更应该关注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新闻传播者应该更加理性、客观地进行传播活动, 守卫好“社会的良心”。
摘要：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 新闻传播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网络的开放性使更多人参与到新闻传播中来, 传播更加快速和便捷, 但这种方便同时也带来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现象。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缺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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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叙事话语 篇8
关键词：后现代,反叛,颠覆,解构
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 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思考, 从古希腊先哲对宇宙存在的探索到当代哲学家对今天科技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的反思, 无不体现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意图。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每每遇到阻碍、停滞、甚至倒退都会引起人类痛苦的反思并试图在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思考中找到突破的曙光。然而新曙光照耀下的新路程, 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新的羁和混沌, 使人陷入新的困惑和忧虑。人类在困境中徘徊、彷徨、探索, 寻求救世良药, 因而以研究世界本源为目标的哲学理论层出不穷, 此消彼长, 相互补充, 人类意识对客观世界从认识、怀疑、探求、再认识一步步前行至今。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率先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各国又迎来了后工业时代, 这一新的社会形态反映于人们的意识形态, 便不可避免地形成新的思潮, 后现代主义即这一时期文化思潮的代表, 后现代主义叙事话语也就成为身处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主要标志。
后现代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各国, 很快便成为一股波及整个世界的当代社会思潮和学术认识方法, 它的兴起与当代西方社会自二战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剧变密切相关。二战结束后, 欧美各国迎来了后工业时代, 在这一社会形态下, 政治变革频繁、经济迅猛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知识领域空前扩张, 文化不断嬗变, 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被动摇、人类原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被颠覆, 旧价值观土崩瓦解、信仰危机、认识困惑导致人们再一次被迫进行深层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方向的探索。
由于深受科学发展的影响, 以高科技和信息为基础的后工业时代呈现的是去除了权威和中心的纷繁的世界, 全方位领域的科学成就剥去了一切事物的神秘面纱, 科技产品的普及大大降低了文化意识的社会地位, 笼罩在文化头上的光环被消解, 文化不再是少数人学术案头的阳春白雪, 而更多地成为大众的快餐, 经典性已不复存在, 无论是各种文化创造形式的主体还是受体, 都呈现出一个高度发达经济社会的特点, 即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文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娱乐和游戏功能。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 后现代主义所思考的客体对象即成为人们对后工业时代文化意识倾向的认识和全球文化处境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也因此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依相承, 密不可分, 要理解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是一个绕不开得话题。现代主义同样源于西方, 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的桎梏, 科学革命, 思想启蒙运动横扫封建秩序的僵滞和愚昧, 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动力, 以科学、民主、理性为中心的新价值观逐渐取代了长久以来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世界观, 现代理性成为启蒙思想家在变革激情和梦想之下绘制未来理想蓝图的工具。西方哲学家根据古希腊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以及他们对历史、世界和科学的看法与愿望, 对这一蓝图几经拼补而形成体系, 称为“现代体系”。在哲学上, 它以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客观知识和真理的主体为主要标志, 旨在使人类摆脱愚昧。现代主义具有积极作用与合理成分。然而理性优先的传统使人们在使用理性时表现出某种傲慢与偏激, 科学、理性在宏大叙事的体系下武断而专横, 理性被工具化以后, 导致科学主义, 形成现代的宗教, 体现科学理性的人接下来又以无限膨胀的骄傲, 成为新的上帝, 拥有科学理性的现代人类常常忘乎所以, 在启用工具理性, 在宏大科学理性体系下将不合理的合理化, 新形成的现代主义体系甚至服务于专质暴政、战争掠夺, 帝国扩张和殖民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即表现了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现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烈不满, 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现状充满忧虑, 对资本主义文化基础的可靠性深刻怀疑, 它以反叛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 通过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在精神创造力上的整体衰竭来宣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衰落, 以否定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方式来呼唤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在后现代主义看来, 不仅现代主义之前的价值传统不合时宜, 就连现代主义本身也颇显陈旧, 因此有人将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对现代主义的决裂和反叛, 后现代主义即以反叛、否定、多元为中心话语, 对二战以后西方文化现象进行总体再描述。
后现代主义有着坚实的理论来源, 它与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密切相关, 50年代末, 德里达、福柯、拉康、巴尔特等一些年轻的法国思想家逐渐厌倦了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哲学, 他们不再在人的存在问题上兜圈子, 而是将丧失了个性和历史过程性的世界看成一个高于一切价值存在的结构, 通过对世界进行精密客观的共时研究和结构分析, 这些年轻的思想家全都变成了结构主义者, 但他们逐渐发现, 结构分析无力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和文化结构, 无力逃避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德国的姚斯以《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宣告接受美学的诞生, 法国的德里达也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著作宣告解构理论的确立, 接着, 罗兰·巴尔特、福柯等人也相继加入了这个思潮, 他们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结构主义以及当时的解释理论, 提出了消解中心与本源的观点, 对统一性、确定性加以解构, 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从而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 彻底瓦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一时间, “消解”、“解构”、“延异”、“颠覆”、“决裂”、“破坏”、“毁灭”、“超越”、“反抗”、“拒斥”、“游戏”等概念成为最为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学术杂志和书刊报纸上的术语。
从对现代主义的异化和结构主义脱胎而来的后现代主义也以多种方式被加以表现,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波伏娃的女性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等, 另外大批哲学家也加入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福柯对“文明”进行颠覆, 要解构“知识”和其所依存的理性和从中产生的权威, 决心将传统的意识形态扫荡干净;利奥塔德对“宏大叙事”加以消解;奎因和罗蒂重新构建实用主义;狄尔泰的思想体现为生活的历史性;胡塞尔的思想表现为生活的世界性;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着重于生活的语言性;加得默尔解释学借助对知识本原的揭示, 为知识建立一个新的基础, 这个基础不是现代主义的理性和秩序, 而是人的生活。伽德默尔认为, “人类的理解活动”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模式, 那种以认识对象为唯一标准, 作为实践的工具而出现的真理可能与人的生存相隔膜, 从而使真理丧失本体论的意义;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比, 放弃了追求共识的统一性而转向差异性、多元论、不可通约性和局部决定论;杰姆逊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现代主义对主体中心化的焦虑, 而更多地表现为非中心的主体零散化;伊哈布·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最基本的区别特征在其内在性和不确定性。虽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其哲学的表述各不相同, 但其理论的核心都包含着非中心化的多元性特征。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社会学、文学文化等各个领域。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世界观认为本质具有“不确定性”、“情境性”、“个体性”、“建构性”、“价值性”和“多样性”。后现代主义自诞生以来即对现代社会内部结构进行否定、批判、它直接针对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理性、中心性、整体性、统一性等特征, 提出了反理性、反基础主义、非中心性、反进化等颠覆性的观点。在反理性方面, 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的文化和认识领域根本就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真理。尼采认为真理只是权利意志的反映;德里达认为任何结构都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中, 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结构, 他主张对理性的消解, 认为科学中的迷信并不逊于宗教, 对人类的本源问题, 科学同样不能做出回答, 因此主张用审美对抗理性, 用人文主义批判科学主义, 用非理性对抗理性, 反对理性和逻辑作用, 强调非理性和潜意识的作用。在反基础性方面, 后现代主义主张事物的多样化、差异化、零散化、特殊化和多元化, 认为本质之外的表象同样重要。在反中心主义方面, 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 人类应平等地看待自己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的物种, 从而有效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反进化方面, 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带来一个完美的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并未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分配更加均匀的财富, 科学技术的异化再次使人类丧失主体地位。后现代主义非但不承认古老的旧传统, 而且也鄙弃现代主义的新规范, 视世界为支离破碎的、不确定的碎片。“自身的混乱和偶然何以产生宏大意义”是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质疑。后现代主义具有怀疑精神, 以其对现存的一切, 特别是有关永恒价值的怀疑及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彻底虚无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 它视世界为荒诞的, 本质是无意义的, 主张对本质进行消解与否定, 它消解经典, 消解权威, 消解规则, 否定历史, 否定制度, 否定所谓的本质, 解构一切带有终极永恒的东西, 颠覆所有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范式, 这恰好反映和代表了60年代剧烈动荡的社会危机和普遍的思想混乱。
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观点中不难发现, 后现代主义专事否定、批判、摧毁、解构、颠覆, 反对形而上学, 反对主客二元论, 反对终极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 经济主义、种族主义等等, 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潮构成一部后工业时代的交响乐, 对近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批判和超越。
在后现代语境下, 历史客观性、历史事实、历史规律等传统观念受到了无情的奚落和揶揄, 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多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是别样的视野, 从而使叙事话语从宏大叙事转向“地方性知识”;从中心视角转向多元理解, 催生出新社会史学、新文化史学、人类学等全新的世界观, 后现代主义以勇敢的挑战姿态、猛烈的先锋精神、自觉的创新意识开辟了思想领域的新纪元。
总之,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具有积极意义, 它促进了人类对现代哲学的反思, 对非理性、多元性的强调有助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单向片面, 有助于前瞻、辩证地看待人类的发展, 后现代思维方式为解决现代社会弊病提供了新的思维角度和视野, 在目前的中西方文化和文学批评中已经成为主导性的盛行话语, 对当今的文化和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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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主义 篇9
生活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人们早已开始厌倦现代主义的单调、冷漠,以及纯理性和毫无人情味的功能主义。现代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把世界简化成抽象的几何特征,消除器物表面的装饰,消除民族性的风格和特征乃至设计中的任何个性化、情绪化的成分,主张设计的形式服从功能,甚至把功能看作设计的唯一目标[1] 。
于是人们开始通过多种方式追寻更加富于人情味的、装饰化的、个性化的、表现的设计,试图超越物质表达精神的追求,突出文化内涵和张扬个性。带有浓厚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设计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
2 浅析后现代主义与异形鞋跟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新变化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2] 。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各种批判活动。由于后现代主义是由多重艺术主义融合而成,所以很难从理论上给予其一个精准的概念。后现代设计中大量地引用矛盾修饰法、讽刺和隐喻的手法来进行设计,非理性化、多元化的设计思想促成了产品设计的即兴、夸张、多样的特点。
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是从建筑设计中开始的[3] 。美国评论家、建筑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最早提出建筑和设计上“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
而对于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人性化主张正如前卫派建筑大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所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建筑风格。”设计的最终目的不再是古板僵化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而是通过更多的努力和思考以求得人性化、个性的彰显。
正因为后现代主义设计的独特魅力,以及人们对于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产品的需求,使得后现代主义设计在各个设计领域都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如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业产品设计、服装设计、服饰设计等,均有很多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优秀作品。如图1的美国建筑家迈克﹒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于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波特兰市政大楼,以及如图2所示的被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大师”的约翰﹒加里亚诺(John Galliano)运用后现代主义剪裁手法、面料混搭设计的诸多成衣,均不失为后现代主义设计的经典之作。
鞋类设计自然也浸润在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光环之下,特别是时装女鞋,设计师通过色彩搭配、面料运用、款式分割设计等方法,不管是针对帮面还是鞋跟等零部件的设计,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个性化发展。
鞋跟是鞋子的主要部件之一,是鞋子底部的一个视觉中心和设计焦点,并具有功能性与装饰性[4] 。它在调节人体平衡和缓冲压力的同时,对美化鞋子整体造型和提升人体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鞋跟设计、鞋跟造型要素的表现亦是非常重要的。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鞋跟设计,更是将鞋跟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代女性对高跟鞋偏爱有加,富有后现代主义设计色彩的鞋跟则恰好迎合了其对于时尚感、人文内涵、个性化的追求。设计师对于鞋跟匠心独运的设计使鞋子更具观赏性和艺术性,赋予了鞋子更多的价值。
后现代主义下的异形鞋跟正是契合了这样的人文环境和市场需求,在实现鞋跟的基本功能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其艺术性和人文价值的体现。设计师对于异形鞋跟独特而富有才华的设计,使得异形鞋跟在创新、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同时,更加体现出了鞋跟自身的艺术内涵。
3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各种风格主义的异形鞋跟的艺术性
3.1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古典主义——不仅仅是复古
“复古”是后现代主义产品设计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而后现代主义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古。后现代主语境下的古典主义一方面强调历史的借鉴,将历史上各种艺术风格运用到产品设计中;另一方面注重个人表现,这种表现不再局限于对历史的怀念,更多的在于抒发设计师自己的意念。这种设计表现的方式是隐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甚至是夸张的、戏谑的。
当异形鞋跟设计蕴藏了后现代的古典主义的味道,随即产生了别样的美感。这不仅是产品造型的创新,更是将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当我们在鞋跟上看见了古典建筑浮雕式的缩影,让人感叹的不再流于建筑本身的美观,而是雕塑鞋跟的惊艳。因为这已不是单纯的一个鞋跟了,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如图3是来自Dior的鞋款,这款雕塑跟型是一位站立的女性,胸部和肚皮都呈夸张的下垂状,正是设计师在借鉴雕塑艺术的基础上,表达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羁和张扬。
另一方面,鞋跟女性的身体曲线和帮面条带的曲线交相辉映,完美的展现了曲线的构成美。从而形成了整个鞋子风格的统一,高雅、女人味十足,也展示出了DIOR的品牌文化。
这样的雕塑跟除了契合古典主义的历史主题,更多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娱乐性。这样的风格不是严肃的、理性的,而是感性的、戏谑的。不只是简单的复古,借鉴古典元素的目的是为了凸显后现代主义独树一帜的个性。
3.2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装饰主义——奢华的内涵
奢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推动着时尚的潮流。就像奢侈品一样,不单单是造价的昂贵,更多的是品牌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装饰主义的奢华,体现的不仅是表面的风华艳丽,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追求。
图4宫廷式的奢华,鞋跟的繁复、雅致、极致的高贵,在实现结构功能性的同时,更多的体现了造型上的装饰性,表达了对后现代主义下人文精神的追求,将个性的追求与艺术性、功能性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加之帮面的相对简洁、含蓄,基本的轮廓构造,纯粹的红色,没有过多的装饰,与鞋跟形成对比的同时,也起到了协调的作用。
装饰主义的另一方面,主张异质材料的混搭,讲究质感与层次,“奢华”依旧是其不变的关键词。具体到鞋跟设计上,在后现代主义的多样风格的演绎下,有了更多且更确切的设计。如图5,金属质感的鞋跟,设计成简单却独具特色的几何造型,帮面配以简单的几何分割,奢华的金色与高贵的酒红色的搭配,既符合后现代主义下消费者对于个性的追求,又不失高贵典雅的气质。
装饰,不管是配饰件的运用,还是异质材料的混搭,不管是零部件的精雕细琢,还是整体效果的精益求精,都是为了追求更高更卓越的品质。奢华,并不只是代表了设计表面的商业价值,更多的是体现了设计背后的人文价值和艺术性。就如上面所提到的具有装饰主义特色的异形鞋跟,表面基本的功能性无需多言,而鞋跟的构成美学却值得细细玩味。
3.3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虚无主义——缺失的美
鲍德瑞拉德(Baudrillard)称后现代是虚无主义时代,这样的说法虽然夸张,却也不无道理,体现了虚无主义在后现代占有的重要位置。尼采定义的虚无主义是使世界,特别是人类生存没有意义、目标、可以理解的真相和本质价值。可是当设计师们将虚无主义运用到后现代的产品设计中,却出现了不一样的效果,产品本身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体现虚无而在某一方面的缺失,不但没有空落感,反而带来了更新的视野,这样的创新极具视觉震撼力。
如图6为Celine09春夏的设计,直接省去中底的设计,这样的设计是大胆、新奇且极富冒险精神和刺激感的,专属于虚无主义的别样与独裁被彰显得淋漓尽致。整个跟型具有简洁的建筑美感,前后帮分别配以简单的条带穿插,让中底虚无到底。中底的缺失,并没有影响鞋子整体的美观,通过鞋底和帮面的有机结合,无论是从立体造型,还是图案纹样的相似性,都造就了该鞋构成美学上的和谐统一。
如图7直接省掉鞋跟的设计,若有似无的鞋跟,打破了我们平日对于鞋的认识和感知,充满了挑战和新奇,而更多的则是对于成规的叛逆和戏谑。这样的虚无主义显然是大胆、前卫的。厚底台,简洁纯粹的帮面,虚无的主跟,配以神秘的黑色,如此具有超越和革新意义的设计,抛开其使用价值不谈,光是艺术性就够足以让人啧啧称奇。在人类超现实的想象力面前,一切的虚无都有存在的必要。
存在与虚无,并没有孰是孰非,每一种形式都有其独特的美。存在是人们所习惯的美,具有传统和稳定的形式。而虚无却正好相反,它是前卫的、破除陈规的,并不在人们的常规认知里。正是这样,虚无才可以有一鸣惊人的惊艳效果。
3.4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解构主义——结构的革新
解构主义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反对秩序与僵化,张扬自由与活力。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义一种彻底的反抗,不再是规律的、整体的、中规中矩的,而是夸张的、分裂的、破碎的。这是一种匠心独运的破坏和重新组合,使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带给人们更多哲学的思考。
正如美国解构主义大师弗兰克﹒盖里(Frank Owen Gehry)1994年设计的巴黎“美国文化中心”,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作,无论是它的形式特征还是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个性化特色。解构主义在形式上的大胆创新,在意识形态上的勇于追求,都一致的烙上了后现代主义的人文印章。
在后现代时期,将解构主义运用到产品设计中,产品并没有因结构破碎而杂乱无章,而是有更为深层的内在的联系。当异形鞋跟设计遭遇了解构主义,不再有简单鞋跟的整体单一,而是有了跳动的乐感和分明的节奏感。解构主义的异形鞋跟结构破坏后,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组合,是出类拔萃的,甚至是犀利的。
图8解构主义的鞋跟设计,整个鞋跟由一根根分明的金属丝依据结构走向规律地排列而成,打破了鞋跟固有的完整和单一,却依旧不失统一性和整体性。明朗的层次和优美的线条感,艺术性昭然可见。中空通透的设计,带给人新意,在对设计师创意叹服的同时,也被这样低调美好、新锐前卫的风格深深的吸引。
如图9的设计破坏了鞋跟原本的结构造型,通过简单的几何拼接,赋予了鞋跟更成型的立体感和更持久的观赏性。为了统一协调,帮面配饰件也做了几何装饰,凸显了特色的设计要点。这样的设计,摒弃了现代主义一成不变的枯燥,是新颖的、独特的,正好契合了后现代主义背景下人们对于产品设计的要求,突出了产品设计的“人性化”,更是为张扬个性贡献了力量。
3.5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减少主义——愈简愈美
减少主义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精髓,正如大师米斯﹒凡德洛(Mies Vander Rohe所言“less is more”。减少主义追求的是简约风格,致力于以极简的设计做出极优的产品。这样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其设计元素的稀少,是含蓄的,单纯的。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减少主义,即便是单纯的、直接的设计,也能带给人最有力的视觉撞击。
减少主义在感官上简约整洁,品味和思想上更为优雅,它摒弃了繁复之风,用最简练的语言将设计思维表达无遗[5]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减少主义,早已不再是现代主义式的纯粹理性化,而是充满了个性的色彩。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产品设计即使是含蓄的,这样的含蓄里必然包含了一股强劲的力量。
如图10,针形的鞋跟设计,没有松糕鞋般的厚重感,更没有雕塑鞋跟的繁复,简单说就是没有了多余甚至是必要的装饰。甚至没有了鞋跟普遍的外轮廓,简单到只是一根直直的细杆。这样的异形鞋跟设计,反而让视觉冲击力更为单纯有力,让人一下就抓住了重点,聚焦惊艳。直线的针形鞋跟,加上前后帮几何直线形的装饰呼应,使这款鞋虽少了女性的柔美,却也不失独立和冷艳。
以极简著称的日本品牌无印良品,更是将减少主义的精髓在品牌的各方面发挥的淋漓尽致。它的产品没有商标,省去了不必要的设计,去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加工和颜色,简单到只剩下素材和功能本身。无印良品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它以最为平实的方式还原了商品价值的真实意义,并在似有若无的设计中,将产品设计升华到了文化层面。这也正是后现代产品设计所致力追求的。
减少主义的魅力在于除去一切浮华和多余的装饰,以最为简单的方式创造出最具重量级的产品。伟大的女装设计师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作为极简主义的倡导者,正如Bath时尚博物馆经理Rosemary Harden所言:“他有独特的审美,很多反时尚元素和极简主义,极度的删减,在这里不会有荷叶边,蝴蝶结和褶皱。”在服装设计的垫肩和奢华装饰之后,他设计的别致的白色服装和线条明快的裤装,给时装界呈现了另一种不一般的力量。
3.6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折衷主义——混搭潮
折衷主义不受风格的约束,为了实现美感,自由组合、拼凑不同风格在一起。折衷主义设计势必是多元化的,绚烂的,精彩的。著名的折衷主义建筑巴黎的圣心教堂,位于巴黎蒙马特高地的最高点上,是巴黎的象征。它洁白的大圆顶具有罗马式与拜占庭式相结合的别致风格,四周为四座小圆顶,中间为一座大圆顶,颇具东方情调。折衷主义不讲求固定的法则,只讲求比例均衡,注重形式美。同时,折衷主义所创造的丰富多样的产品正好满足了各种不同的需求。
后现代主义的社会,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多元化,追求也越来越多元化,所以折衷主义的异形鞋跟更多的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而风格的混搭,使得表达的内容也更加丰富。越多的个性被彰显,越多的思想被表达,就让鞋跟也变得越发的精彩。
后现代主义下鞋的折衷主义主要体现在整个鞋子的搭配上,多变的风格,多变的材料运用,多变的色彩等,都使得折衷主义立场更加生动、多彩。多样混搭的风格,虽多彩,有时却看似太过于含混,貌似只有冗杂的堆砌,实则是多样化追求的彰显。
如图11的折衷主义设计,银色金属质感的鞋跟配以白色皮料帮面,亦典雅大方,亦简单冷峻。材料上,金属与皮料的混搭彰显了休闲和粗犷的感觉。色彩上,白色和银色的结合不失女人味。从构成美学来看,帮面编织皮条和后帮后跟处皮面的搭配,线和面的构成,经过设计师精心的安排,显得如此的和谐统一。再者,帮面皮条结合的方式和鞋跟解构的形状也颇为相似,形成了呼应,让风格更加突出。
4 结语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社会状态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正如异形鞋跟,不管是古典主义的中透出的娱乐性,还是装饰主义所追求的精致奢华;不管是虚无主义超越实用性的前卫革新,还是解构主义所创造的结构的新视角;不管是减少主义掷地有声的纯简之美,还是折衷主义所引领的混搭风潮,不同的形式,不一样的美丽,而每一种风格都有足以让美蔚然成风的魅力。
后现代主义的产品设计是多元化的,所以异形鞋跟的设计也势必会更加的多姿多彩。不管是复古的、现代的,还是典雅的、怪异的,都是人性化的、感性的,重在表现个性的。
在鞋跟设计上,除了满足基本的功能性之外,更加注重设计内涵,如何体现艺术性将一直是高端设计的核心话题。在追求舒适性的同时,如何张扬个性,如何满足人们越来越多元化的精神追求,也应该是设计发展所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后现代主义下异形鞋跟设计的艺术性,必将是更为丰富的,更深层次体现人文内涵的设计。
摘要：后现代主义是当代社会人文和哲学的一个重大主题,因其丰富的多样性而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设计独具特色,具体到鞋类设计的异形鞋跟设计,艺术性更是光彩夺目。通过异形鞋跟与典型艺术风格的分析,结合后现代主义下相关的设计和人文特色,重点讨论了异形鞋跟设计的艺术性,主要包括设计美学和人文艺术两方面。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异形鞋跟,艺术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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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主义 篇10
一、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涵
作为教育心理学的重要理论, 早期建构主义是由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 (J.Piaget) 创建, 主要倾向对个体内部认知发展的研究, 又称认知建构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 建构主义与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 (Vygotsky) 的心理发展理论相融合, 产生了“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不仅体现了传统建构主义的核心观, 更将知识视为社会的建构, 即借助于各式媒介表征, 通过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加之自身的认知获得知识。此外, 社会建构主义者还认为, 个体所有的高级心理机能都是社会关系的内化, 正是这些内化了的社会关系构成个性的社会结构。简而言之, 社会建构主义摆脱了传统认知建构主义对单一个体新知识建构的拘囿, 走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环境, 并在社会与个体的作用与反作用下, 最终完成个体自身对知识及心理机能的创造与重塑。
二、社会建构主义教学观
社会建构主义教学观是以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 它具备传统认知建构主义教学观的特点:诸如学生为学习的主体;与“同化学习” (量的增加) 相比, 更应重视学生的创造性学习, 即“顺应学习” (质的突变) 。此外, 基于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理论的社会建构主义教学观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
(一) 教学的活动论
“活动”是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理论的中心概念。“人的心理过程的变化与实践过程的变化是同样的” (维果茨基) , 个体活动是人心理和意识发展的重要基础, 活动与心理及意识相统一。体现在教学中, 就是要加强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 鼓励学生主体间及师生间的双向及多向互动, 在互动中形成对话, 在对话交流中产生碰撞和沟通, 从而推动学生主体在审视、再形成和接受过程中习得新知识。而教师的职责则是为学生创设丰富的社会情境, 引导学生积极融入互动交流的群体中, 在活动中有效地完成知识及心理机能的建构。总之, “作为教育过程基础的应该是学生的个人活动, 教师是教育环境的组织者, 是教育环境与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调节者和控制者。” (维果茨基)
(二) 教学的中介论
根据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中介说, 一个儿童为了某种目的将某一物体作为工具使用, 这就意味着他朝着形成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积极联系迈进了一大步, 因为儿童掌握某一特定工具的能力正是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标志。语言作为最初的中介, 使人的心理机能实现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化。随着社会及科学技术的进步, 作为媒介表征的符号也渐趋多元化, 如网络和多媒体的采用, 为教师创设逼真的教学情境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因此, 教师自身除应自觉学习和运用各种先进的媒介外, 还应倡导学生在互动中借助多种媒介来推动学习, 使其感受到乐趣, 强化内在学习动机, 进而促进其对新知识及良好心理机能的能动建构。
(三) 教学的内化论
在维果茨基看来, 内化就是从社会、集体、合作的活动向个体、独立的活动形式的转化, 即从外部的、心理间的活动形式向内部心理过程的转化机制。反映在社会建构层面, 内化就是新知识及心理机能由外至内的转化, 它建立在社会成员间互动的基础之上, 并历经主体自身的“同化”及“顺应”, 最终完成对新知识和心理机能的重塑与建构。因此, 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应首先以身作则, 努力将创造力体现在整个教学活动的设计及实施中, 同时还应注重挖掘学生的潜能及创造力, 因势利导, 循循善诱, 于不知不觉间, 增强学生学习的乐趣, 最终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建构性飞跃。
三、社会建构主义对克服外语学习语言焦虑的启示
国内学界对外语学习语言焦虑的成因一直众说纷纭。有将其归结为性格的差异, 并受环境、学习任务的性质、个人经历等制约[3];有的认为要消除或降低焦虑必须增强学习的动机[4]。D.J.Young的分析相对较为全面, 他认为产生语言焦虑的成因至少有六种: (1) 个人以及个人与他人之间引起的焦虑; (2) 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看法; (3) 教师对语言教学的看法; (4) 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 (5) 课堂活动形式; (6) 语言测试[5]。不难看出, 六种成因中的五种涉及学习者的外部环境, 包括 (3) 、 (4) 中个体与教师间的因素, (1) 中个体与他人间的因素及 (5) 、 (6) 中的客观情境成因。
那么又该如何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调控学生与外界的联系, 使其降低焦虑, 最终将其引入良性学习的轨道呢?以下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尝试性措施。
(一) 团体合作, 增强学生的归属感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每个人都有归属于某一群体的基本要求。归属感的缺失易使学生自卑, 继而产生语言焦虑, 丧失继续学习的热情。而社会建构主义告诉我们, “活动”是促使学习者新知识和新的心理机能形成的重要方式。体现在外语学习课堂上, 教师可视学习内容, 倡导学生以适当的群体交互模式进行学习。譬如全班集体活动 (lockstep) 、同伴活动 (pair work) 、小组活动 (group work) 。同时注意在群体交互活动中, 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其中, 而非消极地听讲。作为组织者的教师, 在教学活动的安排上, 应尽可能满足学生被认可、被接受的心理要求, 譬如教师可多设计些贴近学生实际的互助性活动, 培养学生团体合作精神和良性的依存关系;在活动中, 还要引导学生树立对其他小组及小组内成员间的尊重意识, 学会仔细聆听他人并给予回应, 使每名学生感受到来自他人的鼓励和重视, 从而以更为积极的态度融入到群体活动中, 促进二语的习得。
(二) 快乐学习, 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情境
趋乐避苦是每个人的正常心理反应。传统的填鸭式和应试型教学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情绪。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 人脑在快乐积极的状态下, 情感过滤少, 学习效果最为显著。因此教师在安排教学活动时, 应遵循“乐学原则”, 为学生的学习创设良好积极的情境。譬如可将幽默故事、趣闻逸事导入到教学中, 激发学生的兴趣点, 引导学生根据自我爱好来自主设计相应的活动。此外, 教师自身应先摆正位置, 放下架子, 以平等的角色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教师可主动成为学生活动中的一员。在与学生的互动讨论中, 多用“有效提问”鼓励学生进行发散式思维, 必要时可将个人经历融入教学中, 降低学生对教师的敬畏感, 拉近师生间的距离。同时还要鼓励学生提问。只有在融洽和谐的教学氛围中, 学生紧张焦虑的神经才会松弛下来, 才能以轻松愉悦的心态面对外语学习。此外, 社会建构主义主张的“中介说”也为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提供了另一有效途径。
(三) 注重创造,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和向别人证实自己能力的意愿, 正是这样的愿望促使其锲而不舍, 在创造中展现风采, 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的飞跃。建构主义对“顺应学习”的侧重更是告诫我们, 在外语学习中, 比起学生的被动输入知识, 能动性建构更能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学习兴趣, 释放其语言焦虑, 增强其在外语学习中的自我成就和满足感。反映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可为学生设立灵活度较大的任务, 或干脆让学生自行命题;并且尽可能地创设自由的空间和安全的环境开展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挖掘学生学习的潜能, 以最大限度完成其知识由外至内的转化;同时教师还务必牢记应以鼓励欣赏的态度对待和评估学生的创新。
相异于传统认知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主张语言和知识是一种社会的建构。正是在与社会成员间的互动中, 学习主体完成新旧知识和新旧心理机能的对碰和重组。在“活动论”、“中介论”、“内化论”的引导下, 学习者通过与外界的和谐互动加之创造性的思维, 最终完成其对新知识和心理机能的能动性建构和重塑, 克服了由语言焦虑导致的负面影响, 使学习得以良性进行。
摘要：社会建构主义主张语言和知识是一种社会的建构。依据社会建构主义的“活动论”、“中介论”和“内化论”, 本文提出应以团体合作, 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快乐学习, 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情境;注重创造,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为主的外语教学模式, 以消除外语学习语言焦虑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社会建构主义,外语学习,语言焦虑,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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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主义 篇11
关键词： 《傲慢与偏见》 《BJ单身日记》 后女性主义 两性关系
《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813年，是一部传统的婚嫁小说。“凡有产业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经典的开头已经把文章的主旨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BJ单身日记》出版于1996年，掀起了小妞文学（Chick Lit）的风潮，描写现代都市职场女性爱情生活的小说层出不穷，而“BJ”也成为单身女性的代名词，这两部小说相距超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同样的故事不断重复着，只是背景有所改变。十八九世纪的乡村绅士女儿伊丽莎白看书、弹琴、参加舞会、把自己嫁出去，20世纪的都市职场女性布莉琪戒烟、戒酒、减肥、找男朋友为了把自己嫁出去，可见对婚姻生活的憧憬及对家庭生活的向往始终是女性文化的中心。有的人认为小妞文学仅仅是传统婚嫁小说的现代版，是一种倒退的文学形式。但是有人认为此类文学反映了现代普通职场女性的生活现状，可谓女性成长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西方媒体纷纷宣布了女性主义的终结，并宣告后女性主义时期的到来。下面将从工作与家庭、女性身体与年龄、女性与性三方面对比分析《傲慢与偏见》和《BJ单身日记》这两部小说，试图证明后女性主义语境下的“女性主义”存在的必要性。
一、工作和家庭
虽然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但“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婚姻、家庭的模式还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傲慢与偏见》里的女人们女性主义意识尚未觉醒，安于做一个家庭主妇，而且除了做家庭主妇外她们基本无事可做，因为她们从小学习的无非是“编织钱袋，点缀屏风”，弹弹琴跳跳舞等为家庭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服务的技能。班纳特太太最忙得不亦乐乎的是把女儿嫁到有钱人家做家庭主妇。但是现代女性因为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的范围扩大，面临的困境就是要在工作和家庭中做出选择。但实际上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角色一旦发生冲突，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需要服从家庭角色。布莉琪的女性朋友玛格达就是如此。她奉劝布莉琪坚持单身到最后一刻，并且怀念以前有工作的日子。布莉琪的母亲琼斯太太在将近60岁的时候女性意识突然觉醒，找了一份在电视台的工作，还找了一个情人。因为她觉得自己耗费了几十年的青春为丈夫料理家务，“后来等他结束一生的工作以后，我的工作还得一直继续着，永无止境……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我只是下定决心要去改变某些东西，在我仅剩的生命里做些不一样的事情”。除了对不平等的婚姻生活埋葬女性青春、消耗女性生命这件事提出控诉外，琼斯太太还说如果再有机会，那么她不确定会不会生小孩。这个说法在十八九世纪的女性作家作品中是鲜见的，更别提男性作家的作品。许多文化将女性浪漫化，尤其是将母性神圣化。人们通常觉得生小孩是女性的天职，而带孩子也自然而然成了女性的义务。但是后女性主义者倡导女性维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像过去的女性主义那样通常地把工作与家庭对立起来。这个理论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还是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因为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实践起来十分困难，女性既要做好工作，又要照顾好家庭，这无疑给女性带来更大的负担，而男性却只需要做好工作，这加深了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不平等。有人认为女性主义的失败在于极端反对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角色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许多女性获得权力、地位及身份的途径，是她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自我价值并获得经济保障的来源，即使这样的角色不再那么可靠。这种看法仍然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催眠。这里所谓女性的目标是什么？女性的自我价值又是什么？靠什么实现？难道只是生儿育女、处理家务、相夫教子？女性的目标和自我价值显得如此单一。“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的婚姻目标在《傲慢与偏见》所处的时代合情合理，因为正如之前所言，那时女性的职业技能几乎为零，她们必须依靠男性获取生存资源。可是到了现代社会，女性的职业技能大大提高了，却只能束缚在家庭里，当男性的“贤内助”，而男性则在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施展拳脚，这完全是对女性抱负、视野、能力的一种轻视。布莉琪的朋友沙伦的想法则代表了现代女性独立的一种思考和宣言。她说：“我们这一代的女人之所以受到打压，就是因为我们是坚持拒绝为爱妥协、积极主张经济独立的开山鼻祖。”“事实也证明，像我一样年纪的单身女性都有固定的收入和自己的房子，生活过得出很愉快，根本就不用可怜兮兮地去洗别人的臭袜子。”
二、女性的身体和年龄
《傲慢与偏见》里，女生的容貌及姿势经常被指手画脚，尤其在舞会上，人们热衷于讨论哪家的小姐最美丽。伊丽莎白为了讨得韦翰先生的欢心，比平常更小心地打扮了一番；彬格莱小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故意在达西面前卖弄她优美的体态和矫健的步伐”。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在当代的父权制文化中，大多数女性的意识中存在这一个展示全景的男性权威：她们永远站在他的凝视和判断之中。而且，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如今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的流行，人们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已经远远超过对男性身体的规训。整容和减肥是现代的新时尚，而且愈演愈烈，网络上电视屏幕上充斥整容脸和各种减肥广告。女性如果说是为了自己的美丽而这么做的话，未免就有些自欺欺人。布莉琪心情不好的时候边吃边说“才不管什么身材不身材的——没人爱你或关心你的时候，根本一点意义也没有”，好友汤姆告诉她“接受整形外科手术的女人，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那些丈夫跟着年轻女人跑掉的人”。显然“女为悦己者容”，女性减肥和整容往往是为了赢得男性的青睐，或者避免被男性抛弃的命运。她们常常为自己的外貌、体形感到自卑，因为她们把它与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那种天使脸蛋、魔鬼身材联系起来考虑。如果不节制饮食，她们就会产生负罪感。在男人的审视下，她们经常厌恶的是她们自己。因为整容和减肥，有的女性的确改变了自己的坎坷情路，但也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除了外貌和身材外，年龄也给女性带来了巨大压力。《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的姐姐吉英与彬格莱先生的交往遭到了阻碍，妹妹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吉英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老处女了。她快二十三岁啦！天哪！我要是不能在二十三岁以前结婚，那多么丢脸啊！”在那个时代二十三岁不结婚就是老处女了，嫁不出去也成了一件丢脸的事情，和现在的大龄剩女面临的处境一样悲哀。《BJ单身日记》里汤姆的理论是“男同性恋和三十几岁的单身女性有一种自然联结的力量——两者都已习惯让父母感到失望，而且被社会视为怪人”，而沙伦则觉得“女人一从二十几岁步入三十岁的时候。权力重心就很微妙地转移了，就连最放浪形骸的轻佻女子，都会一反她们平日的大胆作风，为她们初次感受到的存在感而焦虑、痛苦地挣扎着——害怕自己会孤孤单单地死去”。可是男性从以前到现在都不会受到年纪的困扰。男人越老越有吸引力，女人越老就越没有吸引力，因为与女性不同，男性的价值不会体现在他的容貌、身材上，更多的是他的经济能力、人生阅历上。
三、女性的“性”
《傲慢与偏见》里“性”的问题还没有体现出来，那是一个较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六十年代以来，性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一个公众和学术话语的题目；到了八十年代，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争论的题目，又是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因素。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对有关两性关系的规范、制度进行了考察，发现“从历史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即男人依据天生的、生物学性别就可获得特权，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并且，这一统治权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制度化”。事实上，现代女性比传统女性更能享受自己身体可以获得的愉悦。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提到“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性被允许与生殖和婚姻家庭关系保持更远的距离。在性追求和性快乐的追求中也容纳了更多一般被归属为女性的需求，如情感的亲密、社区和性平等”。布莉琪的上司丹尼尔因为她的短裙和她开玩笑通邮件，布莉琪不将其视为性骚扰，而是乐在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布莉琪在第一次和丹尼尔准备发生关系的时候，因为丹尼尔并不把这件事情当做严肃的事情而被布莉琪以他是“情感上的性无能”拒绝了。发生性关系以后，布莉琪每天就想着丹尼尔如何表态，丹尼尔却没有任何表示，直到布莉琪生气：“你一直不停地调戏我，还跟我睡觉，却连一通电话也没有，还装作一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布莉琪以为自己怀孕了，神经紧张，结果发现自己没有怀孕，虚惊一场，但是丹尼尔却始终不知道这件事情。从此种方面看，女性在“性关系”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首先，男性比女性更能把“情感需求”与“性需求”区分开来，他们不会轻易投入一段严肃的情感关系中。其次，女性的生理结构决定她在“性关系”中更脆弱，享受“性愉悦”之后很可能还独自承担糟糕的后果，或未婚生子，或堕胎。传统性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身份和尊严。这种男女双重标准对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BJ单身日记》里杰里米在外面搞外遇，最终还是得到妻子原谅，回归家庭。布莉琪的母亲结交了新情人，但是遭遇骗局，回归家庭，可谓是对女性“外遇”的一种讽刺。
四、结语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那就是大部分18至24岁的女性虽然认同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但是并不喜欢女性主义，甚至还会憎恨女性主义这个词，认为它意味着愤怒、好斗精神和女同性恋；认为它意味着必须拒绝“正常女性”的性、母性、养育性、热情和非攻击性。而后女性主义拒绝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有意把女性塑造成为“受害者”。但是从《傲慢与偏见》和《BJ单身日记》中女性地位的发展可以看出，现代女性在职业选择、经济独立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自由，然而在两性关系上，男女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并不是一种夸张，所以说“女性主义”仍有存在的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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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语境主义 篇12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专业,解构,重构
1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
1.1 专业传媒面临权利危机
新闻生产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运作模式的形成离不开专业传媒机构的良性发展。换句话说, 职业传媒机构是提高新闻品质的重要保障。首先, 职业传媒机构使新闻生产脱离了利益集团与政治机构的限制, 彻底摆脱了经济政治权利对新闻内容造成的不利影响;其次, 新闻在生产中形成了常规化、制度化的运作模式, 对新闻生产、产品及其附属品制定了一系列惯例、标准, 有助于推动新闻生产规范化发展;其三, 当前传媒机构属于市场化运行模式, 以公众利益为根本立足点, 目的在于满足公众的认知需求, 并且通过广告商获取经济来源。但是, 受新媒体的冲击, 众多非专业新闻机构涉足了新闻相关权利, 使得新闻生产权利逐步在分化和扩大化, 对职业传媒机构在市场中的地位造成了影响。尤其对于博客、播客、BBS、网站等草根式新闻运行方式而言, 由于它们没有专业化经验, 却拥有新闻部分权利, 使得传统媒体面临着权利危机。
1.2 新闻从业者的身份危机
新媒体中, 新闻传播者的数量庞大, 交流结构复杂, 并且尚未形成规范化的管理机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新闻生产主体的范围, 对专业新闻从业者的身份造成了影响。新媒体打破了传统新闻生产的传、受、反馈的时间秩序, 使三者可以同时发生、叠加, 也可以逆向运作, 使得新闻的主流性、权威性、方向性被弱化, 广大公众对同一新闻事件难以形成主流意见, 使得新闻从业者的部分权利被普通新闻大众所攫取。同时, 普通新媒体使用者可以轻松获取新闻信息、制编新闻, 并且不用经过严格审核, 就可以利用电脑或手机等传输途径, 将新闻传播到博客、论坛、微博上, 而新闻从业者的新闻采编工作则需要诸多条件限制, 权利与责任高度统一。
1.3 新闻价值面临贬值风险
因大批量非职业机构涉足新闻行业, 对传统新闻生产规制带来了挑战。首先, 新闻专业公正、客观的核心理念受到了冲击, 在新媒体环境下, 难以切实保障网络媒体新闻的客观性。职业新闻从业人员通过专业的教育和系统的学习, 拥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操作, 但是普通大众新闻传播者仅仅凭借自己的兴趣爱好评论新闻, 缺乏客观的事实判断力, 使新闻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其二, 新闻外延正在不断扩展, 使大量信息被转变为新闻进行大肆传播, 高质量的新闻不再是媒体争论的焦点, 取得代之的是受众的关注度,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和需求, 使得新闻价值标准被转变或被降低。新媒体语境的新闻价值标准更体现于生活化、实效性、参与性、重要性、互动性和显著性等方面。
1.4 新闻伦理受到冲击
在新媒体语境下, 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使得新闻理性和责任面临着严峻考验。首先, 新媒体为虚假新闻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使得各类虚假、浮夸的新闻充斥于网站、博客、主页、微博、论坛中;其次, 他们带来更多新闻视角的偏斜。近年来的各种“门”事件, 暴露了非职业新闻生产者的个人趣味和独特偏好, 他们对于晾晒各种色情、隐私、仇富信息情有独钟, 并假以偏颇、极端化的言论。其后果往往是侵犯个人隐私、传播淫秽信息, 甚至造成网络群集和网络暴力。再次, 知识产权问题浮现。互联网便捷的复制、粘贴、下载、上传功能为使用者盗窃别人的新闻信息铺设了路径。
2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
2.1 打破传统媒介的专业壁垒
新闻专业主义对于新闻媒介要求其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独立运作, 独立进行新闻业务, 摆脱外界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实际这是一种过于空想的完美理论。现实中, 新闻媒介必然要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统治阶层和政府的利益, 也必然地受到商业因素的影响。网络时代的到来, 给了这一悖论新的解读的可能。互联网的传播方式, 即“多对多”的传播方式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向公众发布信息的传播者。面对繁杂庞大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 无论政治因素还是商业因素都更难控制和影响传媒。同时, 因为网络自身的特性使其容纳海量的信息, 这远比传统媒体能容纳的庞大。门户网站因此成为公众在网络中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如果网络社会中的门户网站失去了自身应具有的专业操守, 那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2.2 准确定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身份
新媒体为信息传播搭建了更为广阔和自由的平台, 也使新闻信息的内容得以拓展, 形式得以丰富。但是与此相应也有新闻的泛化, 套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来说, 一种反新闻的趋势正在蔓延, 这对专业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诉求-他们应成为新型的“意见领袖”, 专司新闻信息的整合、筛选、管理及引导。首先是信息筛选, 即在庞冗复杂的信息流中选择、提留有价值的新闻, 为受众提供认识周遭世界、进行话语实践的参照体系。其次是信息解释, 将工作重心从抓动态消息转向深度解读、意见引导, 进行意义的阐释和观点的表达, 帮助大众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别、理解、利用资讯。最后是主持公众论坛, 引导公共议题的讨论以及公共领域的建构。
2.3 新闻伦理要体现事实性和人文性
在新闻专业主义岌岌可危的新媒体语境下, 新闻失范激起的浪花已经呈现出扩散之势, 它不仅威胁着新闻作为人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窗口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而且其负面影响已波及到更为深广的社会层面, 比如社会道德的沦丧、传统价值的失落、现代教育的困境等等。重塑一种新闻伦理不仅是拯救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条件, 也是维护信息生态健康、有序, 整个社会和谐、平衡的助推因子。在传统的新闻伦理中, 理性和责任的向度更多是从“事实”层面来加以表现, 即在追逐新闻报道真实、全面、客观、不偏不倚的诉求中彰显理性和责任。现如今, 这种取向应转变为“事实”和“人文关怀”的并重。因为, 新媒体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 主体的觉醒和解放呼唤着对人的价值之重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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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恩.龚瑶.当代中国新闻生产场域中的专业主义及转型走向[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 (6) .
[4]杨一.黄超.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新媒体生态环境下大众传媒素养的培养[J].电影评介, 2009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