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共10篇）
历史语境 篇1
《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对历史课堂提出的要求是“历史课程必须全面实现其教育功能,在提高现代公民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历史课要完成对学生价值观的修正、对学 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就必须要坚持解构主义,让“瓦解”成为历史教育的新语境。
一、瓦解不正确的认识,告诉学生真实的历史,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很多一线教师都在诟病我们当前的历史教科书,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观点的片面与落后。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教科书讲近代史上帝国主义百般压制中国的发展,防止中国壮大,阻碍中国革新,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否也应该告诉学生美国等国家退还给中国部分《辛丑条约》赔款用于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并且由此产生了清华学堂?而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讲到抗战,我们只看到中共的中流砥柱,但是国民党的浴血奋战也是需要大书特书的。孟良崮中的张灵甫将军,不光是个“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分子”,他也是抗日英雄!课本讲了美国内战,但是最精华的部分———联邦政府对战败的南方政权的处理———这个最能体现 现代政治 智慧的事情应该让学生知道。
告诉学生真实的中国,是每个历史教师的责任和良心。在我们宣传用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时,东瀛那个“邪恶的国家”用 占世界0.2% 的土地面 积,在从1968年到2010年的四十多年内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告诉学生当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经济所占的分量还是没达到清朝中期的水平,那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 五分之一。让 学生知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不是骄傲的时候。让学生认识到很多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夸奖式的报道很可能就是“糖衣炮弹”,我们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央的很多政策,网络上才能少很多“愤青”,我们这个民族的心态才能平和。
二、瓦解不理性的认识,培养 学 生 的 理 性 意 识 和 法制精神
美籍华人作家林达说:“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象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2012年9月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闹剧导致中日关系紧张,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坚决反对日本的单方面行动,表达对日本的强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不理性的甚至是犯罪的行动出现了。在暴力和仇恨的浪潮中,相比于那个拿着“日系车请回”牌子的西安男孩,广东高举“不要打砸”标语的女孩就显得势单力薄了。当爱国的热情被仇恨和暴力裹挟,当狭隘民族主义成为社会思潮时,作为历史教师的我们,是否应该 反思:这里面有 没有我们 的责任?我们在课堂上是否渗透了暴力思想、丛林法则?当我们在讲解《五四运动》还依靠“打死卖国贼”来挑动学生的兴奋点时;当我们还在极力通过处死查理一世来说明革命成功时;当我们让学生感觉只有把对手打死才能解决问题时;当我们赋予巴黎公社社会主义革命的启蒙者的地位,而忽视了法律和政治途径解决问题更温和、更具保护性的特点时;当我们讲解抗战历史时所流露出的无法掩饰的暴力报复意识时……我们离真正的历史教育越来越远了。
三、瓦解不人性的认识,重塑学生的价值观,为公民社会的到来尽一份力
我们的先辈是从西 方的“理性”开 始学起的。“理性”固然很重要,也是我们要培养的学生必备素质,但是“人性”更重要。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很多地方欠缺人性的关照,比如:当我们在认真给学生分析1946-1949年的国共战争三大战役中共产党消灭了多少国民党军队时,我不知道那个冰冷的伤亡数字有没有刺痛过学生的内心,那都是中国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劳苦大众的儿子啊!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民族之觞,是民族之痛。我们应该抛弃夸耀的成分,引导学生产生拒绝内战、争取和平统一 的思想,在这个基 础上,让学生体 会“一国两制”的政治智慧。
“人性关怀”最基本的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任何高尚的借口和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超越这一界限。学校教育特别是历史科的人文关怀,我们欠缺得太多了。长期以来,历史课就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变得只有知识点和考点,而人性关怀生生被忽视和边缘化了。阶级斗争和英雄史 观充斥着 我们的教 材,只见群体 不见“人”,而关照历史中的“人”是人性关怀的最基本体现。
历史课堂必须承担起思想教育的使命,重塑学生的价值观体系刻不容缓。历史教师们:到了该思考新语境下的历史课堂如何设计的时候了!
摘要：历史课要完成对学生价值观的修正、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就必须:瓦解不正确认识,告诉学生真实的历史,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瓦解不理性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理性意识和法制精神;瓦解不人性的认识,重塑学生的价值观,为公民社会的到来尽一份力。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解构主义,意识与能力培养,价值观重塑
历史语境 篇2
论文关键词：历史语境 海明威 反战思维 精神危机
论文摘要：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雨里的猫》以二十年代的美国和意大利社会为背景，通过描写女主人翁想拯救一只被雨淋的猫的前后经过，揭示了战后美国人精神世界的荒芜及情感危机，表达了作者的反战思想和对当代美国人的精神状况及人类命运的关注。
一、作品的历史背景
历史语境是指社会历史形态和历史事件等等。它影响着人们思维、遣词造句和思想表达.因而在人类的语言里留着深深的烙印。我国语言学家常敬宇先生曾指出“大至不同时代，小至朝夕瞬间都对语言的运用有所影响。”“语境中的阶级思想因素和时代因素又影响着使用语言的作风”使用语言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意昧着不 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同上层建筑.它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 、社会思潮。也支配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因此我们要想正确理解作家的作品及其社会价值.就有必要联系现实诸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 。本文从海明威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语境的角度.解读他的短篇小说《雨里的猫》的主题思想 。
“艺术中的每一种。只有当他的发展是 以时代 的普遍要求为条 件的时候 ，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刚刚经历 了一战的胜利 .然而美 国人民在短暂地品尝了胜利的欢乐之后.陷入了更深的迷 惘和绝望之中。资本主义竞争和战争，毁灭了人们心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也扭曲了许多道德、价值观。甚至是人性。空虚无助的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果敢有力的英雄……而海明威尤其是他后期作品中的“硬汉精神”、反战思想和他自己的传奇人生.在美国民众心里.更是因此成 了一座精神丰碑 。正是他的硬汉精神.指引着美国迷惘的人们勇猛 向前。义无返顾。这不仅是海明威个人的杰作 ，更是历史 的产物 ，美 国当代社会大众内心欲望的对象化。因此正是战后迷惘的美国人的精神需求成就了伟大的海明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成就人才 。“时世造英雄 。”
尽管有人认为海明威笔下的迷惘人物“面对不幸，总在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表现出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敢精神，而不是悲观、绝望和迷惘……他创作真正寓意是……硬汉精神永存” 。但笔者认为在海明威 的早期创作 中并非如此 ，他当时思想认识 的主导方 面可以说是悲观厌世，他似看穿了西方文明的一切支柱，如宗教、伦理、道德、哲学、民主等等。海明威笔下西方现代世界。充满着残暴 、绝望 、失败和死亡 。正如他 自己在《午后之死》中所表 白的那样 ：“一切故事讲 到相当长度 ，都是以死亡结束 。”[51他小说 中的人物大多整 13无所事事 ，缺乏真正的人生价值观 ，通 常处于一个孤立 的陌生环境里，因而常感 到绝望 。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而《雨里 的猫》就是其中一例 。
二、简约的故事情节
《雨里的猫》字面情节简单，讲述的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在一战后 来到战败 国意大利度假 的情况 。在一家旅馆里.丈夫躺在床上看书，而妻子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突然，雨中的一只猫吸引了她的兴趣 ，她决定下楼去找小猫 .可是当她到 了楼下 ，小猫 不见 了。她 回到楼上 和丈夫发牢骚.这时旅馆老板让侍女抱来了一只玩具猫。文章到此嘎然而止 .作者没有进一步讲述妻子和丈夫见到这 只玩具猫的反映，而是让读者去想象 。
作者正是通过描写这对夫妇 生活 中的一个 细节 ，来揭示 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他们俩一个在看书 ，一个在抱怨 ，无 法或者 是不愿 沟通 ，似乎都 不能面 对现 实。 他们从美国逃 到意大 利可 能是 为了逃避或解决现 实中某一 问题，也许是与他人之问的关系，也许就是他们 自己的婚姻 中的问题 ，作者没有表 明 自己的意 向 .根据上下文读者判断后者 的可 能性更大 。或兼而有之 。当妻子寻猫无果后，她抱怨说：“想留长发”“想要一只kitty”。等等。读到这里，读者可能想问是谁妨碍了她的这些愿望的实现，笔者认为肯定是她的丈夫。因为她的头发是按丈夫的喜好(‘like the way it is.”)而剪短 的，“kitty”是小儿语里 的小 猫崽 ，也可指小孩 ，当然只有丈夫 才能让她 实现这些愿望 。身为丈夫的乔治无法或许 是不愿满 足妻子的愿望 ，因此他们 的婚姻 可能早 已出现 问题 .他们 因此想 通过换一下环境 ，来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可见 。侍女送来 的玩具 猫是不可能让妻子满足的。
三、反战及情感危机主题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及海 明威个人的创作风格 。读者可以看出这部短篇小说所隐含了相互关联的两个主题：反战思想及情感危机。
历史语境与现代绘画的某个交集 篇3
于11月在上海松江举办的“艺韵阡陌”海上绘画邀请展正是顺应这个脉络，以尝试、拓展的态度，将现代海派绘画作品与沪上清代名宦第宅做了一次历史语境与绘画的交集，观者感受颇深，反响热烈。本次活动得到了政府文化部门、沪上书画界人士、企业界精英、新闻媒体、以及各界国内外友人的支持与关注，正如阡陌会所主人金春云先生在致辞中所说：这是一次艺术与文化的集体展示、也是传承与时代的碰撞。
本次被邀请的八位艺术家均是近年来活跃在上海画坛的具有海派特点的艺术家，既有驰骋画坛多年、蜚声画坛的著名画家也有年轻有为、风格独特的画坛新锐，他们分别是谭根雄、赵葆康、平龙、胥厚峥、尹鲍华、王伊楚、陈晓云，王海霞。
本次邀请展中的作品均为八位艺术家为展览度身挑选的特定场域作品。如青年画家王海霞在《乡村》系列作品中，水迹和画韵的风格与乡村小径的阐述造成一种朦胧相望的错觉；陈晓云的作品《freesia》则以虚拟的相邻相望与中式古典陈设联系起来，从相近的角度影射一种不同的形态比邻而存。
文化工业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 篇4
这些文章中与历史语境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勇的《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一文, 指出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逻辑的前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 法西斯主义带给‘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 并且强调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之下,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篇文章对笔者的思考很有指导意义, 也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也正是对这篇文章的阅读, 发现作者写到美国大众文化时说:“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对于这群有着贵族文化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而笔者在查找史料的时候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存在着大众文化形态, 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那么为什么阿多诺不批判这个时候德国出现的大众文化, 而要在十多年后批判美国的大众文化呢?
法西斯专政的刺激
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出现可以说是魏玛时期大众文化与美国大众文化两个时间点之间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人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德国出现法西斯专政之前, 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
1. 战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并且初具帝国主义特征的国家。19世纪末, 德国的工业化进入第三个高潮, 国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2. 战后。
一战后的德国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战争的失败使德国内外交困, 背负了沉重的赔偿负担。软弱的魏玛政府又无力改善这种混乱的局面, 这些因素使国家的经济逐渐衰退。而1924年美国的“道威斯计划”使德国社会在美国模式的引导下逐渐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美元的大量流入, 美国资本在德国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美国的生产方式, 如标准化、合理化、规模化生产等也为德国企业所接受。随之发生改变的还有德国的社会结构、文化。
3.1929年经济危机。
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德国国内的社会矛盾, 魏玛政府垮台, 希特勒开始宣传他的法西斯主义政权。
回顾法西斯专政之前的德国我们可以发现, 德国经历了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阶段, 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美国生产方式的影响促成了魏玛时期的大众文化的繁荣, 而面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 德国却选择了法西斯的道路。
德国法西斯具有其特点,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民参与。在20世纪30~40年代, 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了纳粹的战争, 导致了德国和人类文明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
“法西斯主义在任何国家内都没有在数量和质量上获得像在德国这样的群众基础:这种基础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里那么广泛、那么活跃、那么狂热”,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法西斯制度在实行恐怖和灭绝方面达到德国这样的程度”。被失业、贫困以及强国梦想蒙住了双眼的德国人民对法西斯政权的拥护、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让德国这个过去以理性著称于世的国家变成一个疯狂、野蛮的人间地狱。
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家都有犹太血统。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所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一书中, 将犹太血统作为阿多诺思想形成的五个力场中的一支进行了分析, 认为他的犹太情感是“虽然微弱却很明显的”。法西斯政权之前的阿多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并没有很强烈的感情, 甚至还在“短时间中并不认真地接受过他母亲的天主教”。但在他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 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直到惨绝人寰的奥斯威辛大屠杀的发生, 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阿多诺, 唤醒了他的犹太情感。
一方面, 现实的黑暗残酷让阿多诺非常痛苦, 另一方面, 犹太人的救世信仰召唤着阿多诺, 面对德国民众集体追随法西斯主义, 他又希望能够唤醒民众。他在1951年发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对毁掉了的人生的思索》中这样写道:
在绝望面前, 唯一可以尽责履行的哲学就是, 站在教赎的立场上, 按照它们自己将会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知识唯有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纯粹的技术与重建。必须形成这样的洞察力, 置换或疏远这个世界, 揭示出它的裂缝、它的扭曲和贫乏, 就像它有朝一日将在救世主的祥光中所呈现出的那样。
这段回顾式的话语或许正是当时他的心情写照吧。
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 促成了研究所多年不懈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启蒙突破了神学的束缚, 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等社会条件, 为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 人却走向了理性的反面, 而不是启蒙时预想的达成了人的全面发展。
罗斯福炉边谈话
1937年6月, 阿多诺应霍克海默的邀请, 在纽约作了短暂访问之后, 于次年2月, 正式来到二战爆发前夕的美国。
这个国家经过罗斯福两届连任的治理, 从表面上来看已经恢复了经济危机之前的繁荣。但是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们仍然是神经过敏的, 他们从电影、广播中逃避现实, 寻求安慰。而其中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可以说是人们心目中大萧条时期阴霾天空下的一道阳光。在他任期的12年中, 共发表了30次炉边谈话, 涉及从国家事务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炉边谈话与希特勒运用广播的本质相同。而同样善于运用广播媒介的还有一个人———正在德国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希特勒。希特勒上台第三天, 就在电台发布《告德意志国民书》, 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 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 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随后一直到二战时期, 希特勒发表了大量富有煽动性的演讲, 每逢纳粹集会, 这些咆哮般的演讲就会通过电台播放出来。且不论罗斯福与希特勒讲话内容的正义与否, 仅从本质上来看, 都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主体:权力机构;客体:民众;介质:广播, 并都希望传递的信息能够影响民众的相关认知。“在官方广播中, 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 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阿多诺的这段论述表明揭开炉边谈话温暖的面纱之后, 看到的是权力机构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对人的控制。
炉边谈话显示了媒介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亲密度。以炉边谈话这样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美国社会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美国学者指出:
在整个30年代, 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 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 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 无法回避的, 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 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 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 每星期看两场电影, 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现象外, 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利用无线电广播室的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 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纪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 连小说家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承认, 如果他的技艺不能适应大众文化新时尚, 便无法生存下去。
这一时期, 电影成了美国的重要工业之一。1939年, 它的收入达7亿美元, 相当于每户人家要付出25美元。收音机也得到了普及。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 有400万家庭买了收音机;到1939年, 80%的家庭都有一台收音机, 平均每天要收听4小时。同时, 电视也已经出现。1938年, 电视机已经可以在百货公司买到。第二年, 电视机的制造商已有十几家, 以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开始插手, 以便使设备标准化。
这些描述和数据告诉我们20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大众文化随着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进入了千家万户, 进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阿多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 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普遍性和对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作用。
由于阿多诺是在对启蒙理性的追问基础上来思考文化工业的, 所以他看待美国大众文化时总带着一种忧虑与批判的眼光。或者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现象只是阿多诺的一个研究标本, 他是带着对法西斯德国丧失理性的追问来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而这种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控制方式的大众文化进入了全美人民的日常生活, 便不能不让阿多诺担忧和焦虑。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 法西斯政权唤醒了阿多诺的犹太意识, 使研究所确定了他们要追问的核心问题, 并在此问题的指导下展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从中我得到下面两点结论:
1.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是在法西斯政权上台, 流亡到美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 德国法西斯的政权促使研究所成员思考为什么启蒙的发展使启蒙倒退回了神话;为什么科学技术的发展却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反而走向了人性的反面。这些思考引导研究所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而将文化工业批判的对象大众文化进行抽象, 也就是技术在权力的利用下对人的一些影响的讨论, 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但是文化工业批判又并不等同于启蒙理性批判, 因为它是对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标本进行分析, 那么就必然有这个标本本身具有的特性。所以我认为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因此我们也要认识到, 阿多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其实都是根源于对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思考, 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的思考。
2. 文化工业理论最终的目的是指向人的发展和解放。
从学理上来讲, “批判理论就是希望通过事实或显示的批判与否定, 来唤醒或转变群众的意识, 也就是希望社会理论家的分析、诊断能被群众所取用, 以破除他们的错误意识, 从而唤起群众自发性的行动来改革社会现状, 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批判理论不同于实证社会理论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并不着力于描述社会现实是什么, 而是着力于批判之中建构理想中的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并且通过这种批判来唤醒民众的意识, 希望避免所批判对象被民众接受而导致人的退化。同样地, 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理论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否定大众文化, 或者说不在于批判大众文化本身, 而在于批判这种权利主体通过技术对人的控制, 并借由这种批判来唤醒民众的意识, 所以说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最终的目的是唤醒人们的意识。
摘要：本文通过对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进行考察, 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曾出现过美国大众文化的形态。在对阿多诺批判美国大众文化的追问中, 发现文化工业理论根源于理论家对德国法西斯社会的思考, 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关键词：文化工业,历史语境,启蒙理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 渠敬东、曹卫东 (译) :《启蒙辩证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2].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3].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5].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历史语境 篇5
【关键词】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少林文化
自古兵家皆言：“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大地不仅地理位置优越，战略位置突出，而且也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资源。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作为中部崛起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来上，创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一个政府牵头、全民参与、文化优先的大型文化建设工程。而从目前关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上来看，相关研究多是必要性分析、宏观性论述，大多流于泛泛而谈，研究成果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恰是本研究从具体的少林文化建设的个案分析入手以管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区建设全貌的价值所在。中原厚重的历史文化独具风格，有佛家之“空谈”、道家之“无为”、儒家之“进取”、兵家之“权谋”和杂家之“会通”。而少林文化融合儒释道各家文化之精华，以嵩山脚下的禅宗祖庭和武术圣地少林寺为文化集散中心，以禅宗之入静为精神修行法门，以武术之入禅为身体修行方式，以禅医之入世为行善积德之法，处处闪耀着华夏历史文明的璀璨星光。因而，要建设华夏历史文明创新区，要建造若干个历史文化龙头项目，就要从少林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理为切入点，以少林文化遗产的保护为根基，以都城文明、程朱理学、二程洛学、少林功夫、禅宗文化等响亮的文化品牌的开发为重点，以黄河、嵩山等自然风光观光旅游为映衬，统摄现代高科技、古代雅文化、时代之精神等文化要素，依托历史文物展览、时空隧道体验和历史文化感受等方式，构建以嵩洛地区为核心地域的华夏历史文化创新区示范基地，建设我国最大的和历史文化内涵最厚重的“华夏历史文明展示示范区”，并加快相关文化产业的前进步伐。
少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建设“华夏历史文明展示示范区”至关重要的文化形态。少林文化是中华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更是中原文化的缩影和典型样式。在当今社会良莠不齐而又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中，少林文化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中站稳脚跟，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要有一种“与狼共舞”的必胜信念和“舍我其谁”的文化霸气及“我得其所”的文化心态，这必须以发掘少林文化的文化特质为根本出发点，突出少林文化的“理念识别”，明确少林文化的“品牌内涵”，促进其由“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蜕变，同时也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运营理念和经营手段，唯有此才能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做好榜样。
因而，探讨少林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不仅对于嵩洛文化、中原文化和整个华夏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都将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于发扬我国民集体的国格、国民个体的人格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提升民族文化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充实少林文化的文化底蕴，促进少林文化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步伐。
1文化根基：中原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坐标
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居于基础地位，内容博大精深，涵盖少林禅武医文化、茶文化、养生文化、姓氏文化、轩辕故里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形成与发展的根基。它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性相当于古希腊文化之于西方文化重要性，奠定了中国人基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其核心价值理念包括：忠于国家，热爱故土；以人为本，尊重人权；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知行合一，追求学以致用；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博大开放的情怀等是中原文化的精髓。中原文化是包括中原人民在内的整个华夏民族的延续性思维积累的结晶，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原文化都会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和展现新的时代风貌，同时也会推动整个中华文化乃至文明迈向新的历史时期，但中原文化具有一贯如一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即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原文化有着不言而喻的华夏文化归属，又有自身的地域特色，比如扎根中原大地的河洛文化、三皇五帝文化及少林文化等等，这恰如吴冠中先生所说说的文化“不断线”的“风筝”。而中原文化的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恰恰是其在整个中华文化中作为“根文化”的根基。
2文化标本：少林文化在中原文化中的定位
少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集佛普度众生、慈悲天下之精神，道教超然物外、看破生死之哲思，儒学入世进取、心寄天下之关怀，医学悬壶济世、妙手回春之技艺于一身，以禅学、武学、中医学为具体实践方式，“以多元多面的维度散发着中原文化璀璨的光辉”〔2〕，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原文化标本。少林文化系统地涵载并秉承了拥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禅、武、医、文化整体，它以风格特别的武术禅，力求达到禅通、武达、医理明的境界。少林武术乃中华武术之正宗；少林禅宗为天下佛学之大成；少林医术则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一支，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少林文化的精髓，也是少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林武术、医学与禅宗并成为少林三宝。少林禅武医禅武医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珍贵的中华文化资源，因此理应得到后世子孙的应有的重视和推动其资源的开发，而借助中原文化积极参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有利时机，推动少林武术从文化资源转向文化资本，促进少林文化的资本化，在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步伐的同时，也能够少林更好地促进少林文化的传承。
3文化资本：创新区建设中的少林文化传承
3.1辩证思维模式下探寻文化资源切合点
文化资源本身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动态平衡性等辩证特征，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人们按照文化资源本身的发展规律展开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整体性和系统性而言，少林文化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禅武医三学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互为缘起的有机整体，彼此相辅相成、血脉相通、三学一体，是所谓“以禅修心，以武养身，以医调病”〔3〕。也正是因为三学共通共融的特征，使得少林文化具备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模式。就多元性和开放性而言，少林文化绝非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源体系，我们在思考文化发展时一定要摈弃狭义的文化所属界限，跳出文化来审视文化本身，因其丰富的广延和自然特性而利导，善于发掘和利用禅、武、医内部和外部的辩证联系和交融互通，在其文化系统内实现与体育、医疗、心理疏导、健身等资源的优化整合，在文化系统外寻找与新闻出版、影视资料、旅游、商业的最佳切合点积极促进禅武医向文化资本的转化。就动态平衡性而论，少林文化静态和动态的存在就是禅、武、医三者动态平衡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少林文化的发展要寻求自身文化特性的保持和文化资源资本化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少林文化的发展要积极寻求与市场资本的契合点；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少林文化的异化，坚持禅、武、医三者协调发展，达到以禅入武、拳禅合一、武医一体、禅医共进的发展格局，形成以资本为引擎，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契机的少林文化传承态势。
3.2特色文化创新与文化本体保护相结合
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有特殊性。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浪潮狂飙猛进的时代，东西方文化在冲突中交融、在融合中异化，新锐文化、快餐文化、后现代文化大行其道，在这样一种多维文化背景下，人们往往产生文化迷失，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保守主义，把文化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固守传统、死守教条，这种态度只会让文化自我封闭和独守空寂最后终至消亡；另外一个极端是文化激进主义和快餐主义，过分强调文化迎合大众口味，过分包装等，这会导致文化本身丧失其传统的内涵和其特质属性，致使文化本体发生异化，最终丧失自我。因此一种文化终究是否能够成为人们精神诗意的栖居地，取决于该文化能否保持其鲜明的符号特质，取决于它能否继承自己的文脉和记忆，更取决于它能否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实现少林文化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前提是既注意保持其原有的文化个性（特殊性），又需要促使其融入大众文化的实践内部（普遍性），“成为广大群众精神家园的一部分”〔4〕。只有尊重文化本身的历史、善待文化资源才能为文化资本的形成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只有适应当下的社会、在融合中创新，才能为文化资本的转化提供强大的现实基础和动力。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少林文化的传承，既要保护文化的本体，又要进行文化创新；既要转化为文化资本又要防止文化本质的异化与变质。少林文化的精髓是文化本体，是根本；资本化转化后的商业意味浓重的少林文化是特色文化创新，是动力。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少林文化的资本化问题的本质是开发少林文化之于当代人的价值。因此，就少林文化资源的资本化问题而言，资本化是一体；文化精髓与价值是两翼。特色文化创新、文化本体保护与文化的资本化转化这种一体两翼的关系需要在实践中取得平衡；三者各司其职、主次分明才能开发好少林文化，也才能更好地以少林文化的传承为切入点，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步伐。
3.3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品牌效应
少林文化虽很具吸引力，但是其很大一部分文化产品生产和衍生服务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没有面向市场，因而难以产生更多的“文化精品”和具备市场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未能发挥市场机制的高效性，存在着无产业链和弱小散乱的现象，极大的限制了文化存量和扩张潜能，文化资源亟待有效整合。整合和优化文化资源，“实现市场化运营、系统设计文化发展方式和营销手段”〔5〕，最大程度上降低文化资源闲置，才能推进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文化资本。丰富而深邃的少林文化现在缺乏一个统领性的文化战略。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现品牌化运营是实现市场化拐点的重点。虽然当前少林文化已形成国际化品牌，但文化内部的整合却没有完成，尤其是对其精髓禅武医内涵的挖掘远远不足，因此要想真正形成恒久完备的品牌化机制，就要求更多的从少林文化内部寻找中国文化精神和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赋予古老而神秘的少林文化以时代气息，为建设中原经济区提供一份强大的动力。
少林文化的文化品牌的建立要开发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产业链，使各个环节有机协调，形成一个辐射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取得规模效益，产生品牌化影响。首先进一步深入挖掘少林文化的内涵，“寻找与市场的结合点”〔6〕；其次制定少林文化的发展战略，拟定发展目标；再次建立少林文化推广研发机制；最后形成少林文化品牌，注册少林文化商标，维护少林文化的商业利益和开发权，推动少林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4结语
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根基，少林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标本，中原文化参与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应以推动少林文化的资本化为切入点。创新区建设中的少林文化遗产的传承，必须面对激烈的文化竞争，接受市场的规则，挖掘和保护其内在文化特质，突出该文化的理念识别，使其具备可视化识别才可能完成由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换，同时又要注意借助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竞争手段对其进行市场化运行，才能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提供一份属于中原自己的经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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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显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社会实践基础〔J〕.
历史语境 篇6
所以,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释放文本的信息,不能不适当运用历史语境。历史语境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历史背景、生平史料、共时态语境、历时态语境。
一、引导学生运用历史背景释放文本信息
历史背境是指文本语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语义的土壤。文本语言总是和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有联系的。 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和别的社会现象绝缘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各现象间必得彼此关联、交叉、影响, 才能朝着一定途径向前推进。文本语言既然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超越这个规律。一定的历史文化生活会形成一定的交际背景,会产生出与之对应的语言习惯和风俗习惯,形成一定的民族心理特点,产生出一定的社会伦理观点和道德规范,它影响作者创作的思想倾向、审美情趣、创作风格等。 这些也就是历史语境知识,它必然制约着作品对所处时代现实的反映,制约着对作者主观情感意绪的表达。因此,弄清这些历史背景知识是对文本阐释的首要一步,这既是文本意义阐释的内部证据,又是语言文字历史语境的基本内涵。如我国古代爱用代字、典故、成语,如不了解这些习惯,只从字面去理解,自然不得要领。比如,中国成语短短四个字, 言简意赅,凝练厚重,凝聚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有的外国翻译不懂成语的表意特点,勉强翻译,啰啰嗦嗦;有的是内容与原意大相径庭,非驴非马。比如“积毁销骨”,原意是说诽谤太多,令人无以自存。而一位法国翻译者译为:“积极地筹划一次战争,造成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销售死人的骨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在阅读教学中,无论是解词释义,还是思想内容的分析,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 《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公子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教师就应该告诉学生,古代以“左”边的位子为上位,这样学生自然会明白:“虚左”是表示尊重的意思,它体现了信陵君礼贤下士的品质。《隆中对》中说:诸葛亮“身长八尺”,《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说:“邹忌修八尺有余。”于是有学生错误地认为:邹忌比诸葛亮个头高,这就是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教师要纠正学生的错误理解,就要讲一点历史文化背景知识。邹忌是秦汉前的人,其一尺相当于今尺的6寸9分,即23公分,他八尺有余,相当于今尺的5尺2分,即1.84米。诸葛亮是汉末人,他一尺相当于今尺的7寸1分余,即23.8公分,诸葛亮8尺就相当于今尺的5尺6寸8分,即1.904米,因此,身长8尺的诸葛亮比身长8尺有余的邹忌高。有时,教师要借助对民情风俗的知识来帮助学生解读文本。郑愁予《错误》中有“东风不吹,三月的柳絮不飞”一句,孤立地看,不知所云,就是联系全诗,也未必能解其中味,但如果我们再联系民族心理特点来思考,情况就不同了。原来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是希望行人留下不走。因此,见柳生愁便是自然而然的了。王昌龄 《归怨》:“闺中女儿不知愁,春日凝装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 扬花愁杀渡口人。”戴叔伦的《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这些诗都写出了见柳生愁之意。弄清这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错误》,这首诗从整体上讲,是写一个古典美女正在等待、思念自己的心上人。她要是见到杨柳色,能不钩起她的离愁别绪吗?可见,“东风不吹,三月的柳絮不飞”,就好像连东风也善解思妇的闺怨,不愿吹飞柳絮去招惹思妇。这两句诗恰好含蓄地写出了思妇的凄苦。这和李白《劳劳亭》“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情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教师对作家风格流派的介绍也能帮助学生更快地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如了解苏轼豪放中的飘逸、潇洒,才能更深入地体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旷达的情怀;了解了辛弃疾豪放中的沉郁顿挫,才能更深入体验其《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中悲愤的情绪。
二、引导学生运用生平史料释放文本信息
所谓生平史料,是指与解读文本同类型的作品或与之相关的作者的书信、其他文字材料、以及作者的性格、喜好、人际交流等情况。这些是文本意义产生的外部证据,多半属作者的创作意图材料,这些对于解读文本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比如要让学生对鲁迅《药》中瑜儿坟上花环意义有深刻体验,教师就有必要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告诉学生:“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学生结合这段材料来理解瑜儿坟上花环的意义,自然会明白: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革命者惨遭屠杀,但他们并未斩尽杀绝,夏瑜的战友们会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勇往直前、继续战斗。《药》中,华老栓夫妇用革命者夏瑜鲜血染红的馒头给儿子治病,为了让学生深刻理解这一行为的含义,教师可提供鲁迅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药》写的是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是因了群众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了群众牺牲了,可是愚昧的群众却不知道是为了谁,并用了愚昧的见解,以为牺牲可以享用,为了群众中某一个人的私利。”学生凭借这信中的话来体会人血馒头事件的意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药》把革命者的悲哀与群众的不觉悟放在一起,就批判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错误,从而表达了革命必须唤起民众的主题。
三、引导学生运用共时态语境释放文本信息
所谓共时态语境,是指与阅读作品同时代的作品或哲学思想、时代思潮、历史事件。这些是作为扩展了的共时态历时语境,要准确解读文本,有时还真得依靠共时代语境知识。比如运用历史事件来体会文本主题,就不乏其例。建国以来,普天下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师依据教学参考书,都把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主题思想概括为这样:文章以“记”为名,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也表示了对腾子京的慰勉和规箴之意。这种归纳是本末倒置,曲解了作者的原意。这就是因为对范仲淹写文的历史背景知识缺乏了解。范仲淹与腾子京同年考中进士,范仲淹十分欣赏腾子京在与西夏作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过人才智,所以,当范仲淹提升时,即推荐腾子京“擢天章阁待制,徙庆州”。后来范仲淹还朝领导庆历新政,其改革因遭大地主强烈反对而失败,革新者或与新政关系密切的人,陆续贬离朝廷。腾子京也蒙冤守岳州。到岳州后,腾子京备感前途渺茫,心情凄苦。虽然做了些事,但心里很不平衡,精神颓唐不振。范仲淹对此极为痛心,借腾子京向他索文之际,进行劝导。所以 《岳阳楼记》应是一篇规箴的文章,其主题应归纳为:文章以作“记”为名,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表达了对腾子京的规箴之意。
四、引导学生运用历时态语境释放文本的信息
所谓历时态语境,是指扩展了的历时态历史语境,也就是作品产生之前或之后的同类作品,以便作为判定其时代特性的不可少的参照。鲁迅在《孔乙己》中写到:“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传统的理解是:写出了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征,反映了孔乙己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这认识固然不错,但把这句话放在作品反映的历史大背景中、特别是联系历时态语境来考查,就会发现,这句话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孔乙己》写于1919年3月,即五四运动前夕,是继《狂人日记》后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在写这篇小说时,文化界正在开展一场 “文白之争”。复古派林琴南等抨击白话文学“覆孔孟,铲伦常”,叫嚷就是要“抱残守缺,至死不易其操”。林琴南还说:“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鲁迅对此作了有力的揭露:“高雅的人说: ‘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说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所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有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旦要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1]鲁迅特意把高雅的林琴南的之乎者也引出,又把《镜花缘》第22回 《说酸话酒保咬文》中一段“满口之乎者也”的酸话引出以回敬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鲁迅多次写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明显的是针对提倡国粹主义的复古派的。《镜花缘》中讽刺酒保咬着文言满口酸话令人发笑,孔乙己在短衣帮面前也是“之乎者也”的满口酸话,一次次地引起众人哄笑,在这笑声中,不是也夹着对复古派的尖锐嘲笑吗?可见《孔乙己》不仅揭露科举制度的吃人本质,批判了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同时还抨击了当时维护“国粹”的复古派。
如前所说,历史语境属语外境,它必须与文本的前后文这个语内境结合使用,方能准确、全面深入地破译文本语言文字符号所传递的信息。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在“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的教学实施建议中要求:“提供必需的作家作品资料, 或引导学生自行从书刊、互联网搜集有关资料,丰富对作品的理解。”教师在教学中适当运用历史语境资料,有助于学生对文本内容的学习,丰富学生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但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历史语境资料还有个时机问题,可以在文本学习之初运用,起先行组织者的作用;也可以在学习文本过程中,学生遇到难点时适时提示相关资料,对学生理解文本起到点拨作用;还可以在文本学习即将结束时出示相关资料,起到升华主题、渲染气氛的作用, 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运用的时机不当,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教学的效果。
摘要：历史语境积淀着文本产生的历史遗迹,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客观现实以及产生这种反映的历史上的自然、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在阅读教学中,对历史久远的作品,需要依靠历史背景、作者生平史料、共时态语境和历时态语境等历史语境,才能准确释放文本的信息。
关键词：阅读教学,历史情境,文本信息
参考文献
两种不同历史语境下的黄飞鸿 篇7
广东作为清末开眼望世界的第一站,也是社会语境下各种变革最为激烈的地方,黄飞鸿在此社会环境中见证了它的发展和演变,其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活历史,再结合他出神入化、世莫能当的洪拳功夫;济弱扶倾、行侠仗义的道德品质,亦成为时代动乱背景下需要英雄人物来解救劳苦大众的正能量,因此,黄飞鸿题材就促成了之后急需要精神来鼓舞普通大众的精神需求,也就成为了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的最好素材以及最佳选择。 这种因素发展情境下的人物自传情节,使它本身在固有题材上塑造了新的能凸显人物性格的创新,这就有了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两种文化语境下的黄飞鸿现象。
1真实历史语境下的黄飞鸿
1.1生活际遇语境下的黄飞鸿
黄飞鸿,1847年生于一个武术之家,父亲是当时的“广东十虎”之一,自幼跟随父亲习武。因家境贫寒,早年饱受漂泊之苦, 五六岁时便开始跟随父亲走街串巷,鬻技街衢,靠演武卖艺,售卖膏药为生,这给黄飞鸿打下坚持的武术根基。十六岁的黄飞鸿受同乡行会之约,到广州定居。开始独当一面开设武馆,以其高尚的武德,和精湛的武艺匡助弱小免受恶霸欺凌,得到江湖人士赞誉。然而在自身家庭生活当中,黄飞鸿曾四度结婚,嫡妻姓罗, 婚后3个月便去世,续娶马氏,生有两子,一名汉林、一名汉森, 不久马氏病卒。又娶岑氏,生汉枢、江熙,也因病去世[1],前三任妻子都英年早逝,黄飞鸿自认有克妻之命,因此到1915年,六十多岁岁的黄飞鸿娶了19岁的莫桂兰后,黄飞鸿没有给莫桂兰以妻的名分,而是以妾的身份来定两人的关系,两人最终相伴一生。 黄飞鸿四子当中黄汉森最得真传,惜年少被妒,在广西梧州渡任 “护勇”时被“鬼眼梁”暗算惨死,之后黄飞鸿不传儿子武术。刘永福兵败后,黄飞鸿看到武术在军队中的式微,回到广州后,只行医,不授徒习武,过着淡然隐于世的隐居状态,生活相当艰苦。 1924年8月,广州商团总长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乘孙中山北伐之际在广州发动武装暴乱,黄飞鸿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宝芝林连同刘永福写给他的牌匾亦毁于战火,黄飞鸿在经历丧子之痛和生活困境中郁郁而终,在时隔六年后的1925年病逝于广州城西方便医院,广东南拳一代宗师溘然长逝。家徒四壁的后人无力安葬,多亏弟子邓秀琼出资相助,黄飞鸿才得以埋葬到白云山麓[2]。
1.2演武仕途生涯下的黄飞鸿
黄飞鸿承传的功夫,一方面传承於陆阿采———黄泰———黄麒英,另一方面传承於铁桥三———林福成,最后融百家为一家, 形成了现在广为流传的黄飞鸿洪拳支系系统。黄飞鸿自幼随父行走江湖,以买药为生讨生活,到十九世纪末期在广州开设“宝芝林”,悬壶济世,才正式稳定下来。起起伏伏的半个世纪的生活历练,看尽人间冷暖,全部凝缩在洪拳传统创新上。而洪拳传人把他改编和凝练升华的洪拳体系作为分界线,与早期洪拳进行区分,表明了黄飞鸿系统洪拳在洪拳体系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飞鸿对自身的洪拳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并加以创新整合,如虎鹤双形拳就属于他融合南派武艺的精髓推陈出新所创的拳术。同时成名技有飞铊、采高青、五郎八卦棍、无影脚等绝技,现传下来的拳术套路主要有洪拳三宝,五行拳等;主要器械套路有五郎八卦棍、子母刀、单刀、飞铊、行者棍、瑶家大钯等。
作为民间武术家,黄飞鸿有一段投身军旅的以武艺报效国家的荣耀经历,但是黄飞鸿的行伍生涯,并不顺利。1894年,黄飞鸿作为医官和技击总教练的身份,与刘永福福字军一起入台, 抗击日军数月,终因寡不敌众,撤回大陆。1895年6月福建省臬台唐景崧自立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任黄飞鸿为殿前大将军,后被李鸿章的淮军镇压[3]。黄飞鸿看到立志无望广州,昔日的少年英雄此时已经是一位神情凝重的中年人,对于重回江湖黄飞鸿毫无兴趣,他决定只行医,不收徒弟教授武艺,在宝芝林门前张贴告示“武艺功夫,难以传授;求师学技,千金莫问”的标语。黄飞鸿五十岁时,刘永福将军参加国民革命军,再次邀请黄飞鸿出山,担当民团武术教练,但时运不济,几个月之后,刘永福去职回乡,黄飞鸿也失去施展抱负的最后机会。人们最后一次领略这位南拳大师的风采,是在1919年4月9号广州精武会成立仪式上大典上,当时广州珠海戏院里人声鼎沸,民国政要,社会名流,汇聚一堂,六十三岁的黄飞鸿上台表演飞坨绝技引起阵阵掌声。经此之后,黄飞鸿自此没能再次出山,隐没在时间洪流中。
1.3承传功夫上的扩布流传
林世荣是黄飞鸿授受的最后一个徒弟,从师学艺二十几年, 也是黄飞鸿收的最有成就的一个徒弟,因为是林世荣将黄飞鸿武艺带入大众文化和扩布流传添枝散叶的第一人。从黄飞鸿身上,林世荣系统的学到了洪拳系统,并继承了黄飞鸿系统的精髓:自创的虎鹤双形拳和洪拳系统中的其他拳械套路。林世荣作为黄飞鸿“虎鹤双形拳”的第一代传承人,对它进行了的深入研究和努力的习练,之后更是被称谓“虎鹤先生”的美誉被人所传唱。在2007年9月份,在南海西樵山举行的黄飞鸿诞辰160周年盛会,从世界各地赶赴南海参加纪念黄飞鸿的传人多达207人,大部分均出自黄飞鸿、林世荣两位大师的派系,有一半选手是来自国外,其中林祖系也有来自美国、英国、捷克等国家地区[4]。此次大会是黄飞鸿传人最为集中的交流的一场盛宴,而其中林世荣支系传人占到了此次大会总人的过半。在这次交流盛会中,作为黄飞鸿洪拳系统的发源地西樵山,却没有西樵山洪拳拳师习练黄飞鸿洪拳系统的核心“洪拳三宝”。这一点就侧向说明了黄飞鸿洪拳主要在香港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并传播海内外。
2流行文化语境中的黄飞鸿功夫
中国功夫电影的辉煌由香港电影造就,而香港电影是以广东文化为依托,于是在香港武侠功夫片领域中,作为广东南派拳法代表的“洪拳”,一度被推崇到泰山北斗的地位。而让广东洪拳红遍大江南北的是根据“黄飞鸿”其人其事经过艺术加工改编的电影《黄飞鸿》系列。然而艺术演绎加工下的黄飞鸿是以真实人物为依托的,在清末大时代背景下,有着过人武艺的黄飞鸿,虽然有一副拳拳报国之心,但是他的报国志向却得不到发扬。而晚年的一系列家庭巨变,更是把他变成了一位生活在悲剧中的落魄、迷失、消极的老人,这是真实版的黄飞鸿。而在黄飞鸿去世之后,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到香港的传人,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等被各层级人群容易接受的方式,对黄飞鸿的其人其事的侠义事迹进行艺术加工和渲染,使黄飞鸿成为了一种标签和名片,其中黄飞鸿传人中林世荣支系是做的最为积极和用心的。
黄飞鸿在其习武生涯中不断地为洪拳体系开枝散叶,使洪拳不仅在广东传习,还被其徒弟通过多种渠道方式传播至海外。 但是这种只在地域性传习洪拳影响范围有限,而真正把洪家拳名称传进普通群众意识中的是香港武侠剧传播影响下引起的习武热潮。香港武侠剧拍摄的洪拳系列的电影多不胜数。如洪拳主要代表人物黄飞鸿,在经过近70年来数以百计的电影、小说、电视剧、戏剧等文艺作品的描绘已家喻户晓,其中以黄飞鸿为题材拍摄的电影目前已经103部,2001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为 “世界最长寿的电影片集”[5]。黄飞鸿得以被广泛传颂为一代宗师,与其徒弟林世荣分不开,甚至可说是世人因林世荣才知道黄飞鸿。林世荣曾获孙中山嘉奖,授徒无数,整理出版有《铁线拳》 等珍贵武术图书。林世荣的徒子徒孙不少都是香港武术电影界人士,明星刘家良就是其弟子刘湛的儿子,成龙、李连杰、赵文卓等也曾凭黄飞鸿系列电影而大红大紫,市民对黄飞鸿的了解,大多源于电影。因为电影武侠片的艺术之泉,是武侠文学作品。影视固需生活之源,但有无艺术之泉作借鉴,也是大不一样的。从武侠片看,社会历史的背景和观众的需要,是它的艺术之源,而精彩纷呈的新派武侠小说,则是它勃兴的艺术之泉[6],在香港电影武侠剧中“黄飞鸿”的起源在于林世荣的徒弟朱愚斋所写的 “黄飞鸿”系列小说。朱愚斋首先对黄飞鸿的生平事迹作了详细、 生动而且具创作力的描述,为后人了解,研究这位武林大师、跌打名医留下许多珍贵的史料,为文史界、影艺界创作黄飞鸿传奇,电影、电视剧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朱愚斋不但擅长著书,并且擅长编书、说书,他把黄飞鸿及其他武林高手的事迹编成故事,自编自说,成为闻名全港的“讲古佬”(说书人)。今天,黄飞鸿的名字传遍世界各地,朱愚斋立了头功[7]。“黄飞鸿”的声名事迹不断地被各种形式演绎,以及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都是以他的武术和武德为衬托来突显人物个性的。这种性格突显,活灵活现的人物,并且距离我们所生活的年代很近,有根有据确实存在“黄飞鸿”其人,这种输出方式更容易被普通群众所接受和认可,伴随着洪拳也被普通群众所容易认同。正是这种通俗武侠影视传播和林世荣把洪拳倾囊相授传给他的徒弟,并通过徒弟传播国内外形成的洪拳热潮的带动,洪拳才能更快的传播开来。
3总结
流传至今的“黄飞鸿”文化俨然已成为一种标签、现象,其人其事亦成为民间大众茶余饭后所津津乐道的事情。南海区政府为了把黄飞鸿文化做成南海宝贵的名片和旅游资源,还提出要打造“文康武鸿”的旅游品牌形象,而这些都源于黄飞鸿的功夫。 但是自称“豆腐教头”的黄飞鸿能够为人众知成为流行文化现象,主要是他去世之后,在媒体和电影等宣传下,做生做活了黄飞鸿[8],而真实的黄飞鸿并不是电影、小说、漫画等所渲染的是个穿着传奇色彩的武林人物,然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侠义精神却是他一直秉承成的美德,并且在择徒授艺时,也是考察徒弟的标准,也正是他的这种对自己和他人的严格要求,使黄飞鸿洪拳系统能够传承下来的的原因。虽然黄飞鸿的时代已经距离现在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其人其事我们不可能去考究他那个时代的事情,然而他从南拳武师到如今誉满全球,乃罕成为华人武术的符号,却实实在在是在香港这块士地上发酵的,而到港传艺的黄飞鸿弟子们的拓展和宣传则是洪拳传播的张力[9]。在香港传艺最有作为和知名度的莫过于林世荣支系。
摘要：黄飞鸿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影视文化的标签,不断地被改编、演绎、创造,形成黄飞鸿影视艺术形象,而隐藏在历史语境中黄飞鸿的真实行迹被淡然忘却。在两种不同历史语境中显现了不同际遇的黄飞鸿,是有历史依据发展过程的,文章通过真实历史语境下的黄飞鸿和流行文化语境中的黄飞鸿功夫来探讨这种现象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黄飞鸿,影视文化,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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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名人故居[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6]柯可著.中国岭南影视艺术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396.
[7]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佛山市政协文教体卫委员会编.佛山历史人物录第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269-271.
[8]侠骨仁心黄飞鸿[N].珠江时报,2007-9-30.
历史语境 篇8
关键词：王蒙,小说语言,寂静,喧哗
一、5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
五四以来, 革命文学思潮盛行,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 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几乎影响到整个中国的革命文学, 从苏俄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对王蒙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新型的”现实主义, 它一反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 而是采取歌功颂德的态度, 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和共产主义理想。
青年时代的王蒙追求共产主义理想, 在理想主义的影响下, 选择了用语言艺术来反映社会现实, 他制定了明确的人生目标, 把文学创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王蒙对文学的热爱, 激发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热忱, 使得他逐步把人生的价值追求和作家梦结合在一起, 并为之努力奋斗, 在当时, 文学与革命都追求献身, 追求永恒, 追求完美, 追求圣洁, 他把文学看做是一项光辉的事业, 这是王蒙对语言进行不断尝试, 力求其完美体现表达效果的基础。其作品《青春万岁》的语言表现方式, 就体现了作家此时的心境。
1956年, 中国文坛上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 作家忠实地反映现实, 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王蒙在这个时候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 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此作品的内容要求语言保持客观冷静。
总之, 在5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下, 王蒙继承了许多有用的写作手段,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特色。他对其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非常青睐, 并运用到了写作中去, 还对形式规范的变体做了具体的尝试。这就形成了王蒙初期作品的现实性特点, 语言也显得明快、单纯而有激情。
二、70-80年代思想解放及西方思潮的影响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 人们的思想空前的空旷活跃, 面对开放的大门, 他们的心理日益丰盈, 被压抑多年的情感和思想在顷刻之间都想强烈的迸发出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小说家更加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 将人物内心的思想和意识活动都表达出来, 于是就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技巧和方法, 以人物的意识流动来进行小说创作, 使人物的内心矛盾通过流动的意识展现出来。“意识流文学主要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的真实, 突出人物的内心矛盾, 在描绘当代人的复杂灵魂方面, 意识流确实比传统手法优越。”
我国从建国到文革结束, 由于政治不稳、经济落后、思想保守、文化闭塞, 严重阻碍那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 国家大门陆续向世界开放, 西方各种文学流派、思想理论以及各种现代力作涌入中国, 形成中国空前的文化大碰撞。这一时期, 西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直觉主义以及大量西方文艺理论翻译到中国, 在中国的文坛上掀起了狂热的潮流。尤其是在小说作品中, 很多西方现代派作品引进到中国, 使得很多中国青年作家开始运用戏仿现代派理论和创作技巧进行文学创作, 而这些现代派理论和技巧首先被用于实践的就是意识流。意识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 对后来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意识流小说是在充满垄断思想危机的社会背景下产生, 在艺术手法上比较热衷于对主人公幻觉、梦魇、联想等, 具有超意识思维。这一文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现有的文学观念意识。王蒙是最早尝试用意识流进行创作的人之一, 他综合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艺术技巧, 使中国文学走向新的艺术创作之路。
20世纪70年代末, 王蒙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的举措引发人们思想灵魂的迷惘与不可预测, 并且还认识到文学必须进行改革才能反映这一现状。他认为, “意识流小说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 能增大跨度和容量, 可以使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事情能让人感到更广阔、更长远、更纷繁的生活。”由此, 王蒙开始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来展现人物精神世界及内心思想, 采用流动性的节奏拉近精神与现实的距离, 展现人物复杂的意识形态。
三、90年代对文艺思潮的深入关注
到了90年代, 商业文化开始在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 西方哲学思潮的到来, 也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新的想法, 中国文坛上出现了多种文学思潮杂陈的情况。呼吁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仍然存在, 也存在着社会生活的浪漫主义, 拒绝现代性、抒写现代人生体验的现代主义流派, 以及揭露和批判庸俗市民生活的新写实主义等反现代文学思潮。还有各种先锋派组成的现代主义开始高涨。但是这些文学思潮都不够成熟, 甚至是“伪现代派”。中国文化没有发生实证主义思潮, 也没有传统的理性, 现实主义的基础比较薄弱, 因此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也就是说, 中国文学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与批判精神。但是又受到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 吸收了多元的文学思潮的因素,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变得不简单了, 没有了纯粹性的单一的思想, 而是呈现出多种思潮的复合性特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王蒙的注意力由对社会的关注, 转到了对艺术的关注, 对当代西方思想、文艺思潮的深入关注。他发现文学已经不再拯救大众的有力武器, 失去了它自身最有用的价值。于是, 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 小说的语言风格以迷惘与冷峻、幽默与讽刺为主, 光明的味道不见了, 这也意味着他理想主义的破灭。1995年在温哥华, 王蒙接受了青年学者丁果的专访, 他说“单凭理想主义是要碰壁的”, 意味着他理想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开始反思与忏悔, 并积极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论争, 他希望可以通过思想的召唤, 唤醒人们心中沉重的历史感和理性精神。在1992年至2000年, 他写下了“伤悼青春”的“季节”系列小说。小说的思想内容是怀旧的背景, 逝去的青春, 心灵的故乡等, 小说的语言风格, 显得比较尖锐, 并能体现出作者的反思。
参考文献
[1]李惠勤:《王蒙:中国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实践者》, 载《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年8月第4期, 第85页。
[2]王蒙:《王蒙谈小说》。江西,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年。
[3]王蒙:《接纳大千世界》。辽宁,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年。
历史语境 篇9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情境教学,自主学习
“情境教学”是将学习者的体验活动、认知活动、情感活动整合起来的教学模式，追求教育的整体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教师可采纳“情境教学”模式，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
美国著名教育家John D.Bransford等人认为，社会情境是指“熟悉的任务情境”和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情境”。也有学者认为，情境既是问题的物理结构与概念结构，又是活动的意识意向与问题嵌入其中的社会环境。[1]
将“情境”引入教学的优长有如下两点：其一，“情境教学”模式的运用充分顺应了人的生物特征。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左右两半球相互协作、各有分工。大脑左半球掌管逻辑、理性，包括言语的活动;大脑右半球负责直觉、创造力和想象力，包括情感的活动。传统教学中，教师的分析讲解、学生的单项练习主要调动大脑左半球，引导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情境教学”着力调动右半脑，使之活跃起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之上，辅之以“情境教学”，大脑两半球交替兴奋，或同时兴奋，协同工作，大大挖掘了大脑的潜在能量，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因此，情境教学可以获得比传统教学明显良好的教学效果。其二，“情境教学”模式充分利用认识的直观原理。具体的形象、鲜活的细节等易于留存在人的记忆中。从教学实践上看，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情境教学”更强调直观性、情感性、师生的双向互动性，采用“情境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教师可吸纳“情境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学生固有的知识结构为基础，大量增补相关背景资料，帮助学生“回到”古代社会的历史情境，体会具体时代的文化氛围和创作环境，更形象、更真切也更深刻地学习、感知、接受中国古代文学史。这种再现过往时空，构建还原“历史语境”的方式，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情境教学”的总体思路如下。
（一）创设情境，完善学生原有的知识架构，建构全面的文学史景观。
“情境教学”通过有效地创设情境，将学生引入时空隧道，走进古代文学现象发生的现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利用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知识、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如果原有知识与经验不能完全同化新知识，则指导学生对原有认知结构进行改造、重组，丰富、补充、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如，在讲述元代戏曲《西厢记》时，常规的教学模式下，讲授的主要内容有三：关于作者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西厢记》的艺术特点。在“情境教学”模式下，则补充讲授“关于《西厢记》的续作及其评价”一节。《西厢记》问世后，出现了大量续作，不少续作有意颠覆《西厢记》原有的风格。如盱江韵客的《续西厢升仙记》，将莺莺写成心胸狭隘的妒妇，将张生写成恶人;张生与莺莺结成夫妻，又要纳红娘为妾;红娘更被写成与莺莺争风吃醋的小人。在讲述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引领学生进入明清两代“满地皆话《西厢记》”的“历史情境”，并结合学生所熟知的当代文化界的“恶搞”之风，指导学生认识、分析古今相似的文学、文化现象，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也引导学生对当下“恶搞”等文化现象形成理性认识，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和思想水平。
（二）把握主体，强化学生的感受理解能力，实现不同课程之间的融会贯通。
“情境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经由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帮助，阅读必要的学习资料，激发、强化个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感受，并进一步形成对古代文学、文化的理性认识。因此，“情境教学”要求课堂内外充分互动。学生在课堂上了解、接纳、吸收教师讲授的内容，课后寻找、筛选信息要素，提取已有的知识，通过自我建构、自我发现的方式获得新知识。
如在明代小说教学中，要求学生阅读明代、清代小说的评点本。其目的是，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了解、掌握故事情节，同时直观地感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存在形式、接受和传播方式，了解时人对这些小说的具体评价。之后，要求学生以评点的形式，写出回评、总批、侧批等，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并促使他们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存在状态。这样，学生能在具体的语境中了解古代文学、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有效地打通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两门课程。
（三）激发兴趣，关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帮助学生形成自主学习模式。
“情境教学”关注的不仅是学生“知什么”，而且要让学生“知怎样”，并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等，最终确定个性化的学习模式，掌握“学什么”、“如何学”、“如何用”。
学生是有独立意识的主体，要引导学生进入历史场景，学生的感情、信念、愿望、动机等非智力因素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情境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进入历史语境的兴趣，并引导学生形成自觉的学习意识。在“情境教学”模式中，关于读什么、怎样读等，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性。比如，阅读明清小说的评点本，学生可以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中任选一部，在阅读并做大量读书笔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兴趣点，分成学习小组，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不断强化场景意识，并最终建立个性化的、自觉的自主学习模式。
二
研究型教学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新性，在展开研究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是退居幕后，而是进一步发挥能动作用，富于策略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开展研究型教学并非削弱教师的作用，恰恰是对教师业务素质、教学功底、科研水平、协调能力的综合考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情境教学”就是要整合学习者的情感活动、认知活动，以及系统思辨能力、逻辑表达能力，强调教师讲授、学生学习之间的互补、互动，引导学生形成进入“历史语境”的自觉意识，实现教学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进入“历史情境”的最终目的是促使学生理解作品、把握作家、自主学习、用之于实践。
（一）开展“情境教学”在教学方案设计上的要点。
1. 立足学科性。
学科性是“情境教学”根本。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时，采用“情境教学”模式，要给学生补充大量社会史、哲学史、政治史、文化史内容。在创设情境时，要注意体现古代文学的学科特点，紧扣教学内容，凸显学习重点，这是首要原则。
2. 关注鲜活性。
经过时间的沉淀，留存在文学史教材中的作家及其作品已经被经典化。经典化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性，这些作家、作品往往被抽离出具体的社会生活场景，成为某个时代的标签，失去了其鲜活性和生命力。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教师要尽可能地还原作家的日常生活状态，在生活细节中把握作家、作品，重构古人的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古代作家、作品的生命力。
3. 渗透教育性。
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训练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使学生由中小学阶段了解、习得知识点转向掌握学习方法，形成自主学习模式。“情境教学”的目的正是使学生从根本上把握学习、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
4. 着眼发展性。
任何一种教学实践模式都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根本目标。“情境教学”模式的着眼点之一，就是培养本科生在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文献资料时的现场感。在古代文学学科治学与中学古文教学中，这种现场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促使学生形成建构历史语境的意识，对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及教学教育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为学生将来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准备和充足的动力。
（二）实施“情境教学”可采取的方法。
1. 描述法——建构基本的历史语境。
教师在充分掌握、理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与作家、作品等有关的思想潮流、历史细节，以生动的语言尽可能地描述历史的全貌。当学生学习能力不足，或对场景的把握不够时，应结合他们熟悉的场景进行对比、比较，以激发他们还原历史情境的能力。如讲到《三国演义》，为了让学生更深切地理解《三国演义》半文半白的语言所具有的历史感，以学生熟悉的电视连续剧为例，探讨正说历史与戏说历史的区别，提醒学生注意《贞观长歌》与《还珠格格》在语言风格层面上的差异：《贞观长歌》的编导试图把观众引入历史场景之中，所以遵循“讲述历史”的严肃性。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充分理解语体对文学文本的巨大影响力。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一步反省古代乃至现当代文学、文化现象。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令学习者将抽象的符号逻辑转化为实用知识。师范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文化教育部门，针对学生的择业方向，在教学中，时时引导他们对社会问题、文化现象进行反思。如，明清小说、戏曲领域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国家、特别地方文化官员禁止小说刊行、限制戏剧搬演，但结果却是屡禁不止。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提醒学生思考古代为何禁止小说、戏剧，禁令下达后为何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种屡禁不止的现象对当代有何启示。结合“百家讲坛”“超女”等文学事件、商业文化现象，让学生深入地思考，将来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应当如何引导中学生形成宽容的文化心态，同时保持高尚的文化品位。这样，通过课堂教师讲授、学生发言等互动，学生能全面把握文学作品、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本质规律。
2. 阅读法——全面感受历史情境。
把握历史场景，关键在于培养学生全面的感知能力。“情境教学”模式在课堂讲授之外，应注重学生课外的学习。学生除阅读作品选、背诵经典篇目，还需要阅读原著，写读书笔记，提交读书报告，通过大量的阅读、写作，不断强化对古代文学、文化的认知。展开中国古代文学课堂的“情境教学”，还可以进一步对学生阅读的版本提出要求。如明清文学教学中，针对学生喜爱小说、忽略诗文的现象，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阅读明代、清代文学家诗文集，并要求学生阅读线装书或影印本。这样，通过阅读，学生对古人的写作方式会有直观的了解，理解古人创作的物质环境。通过阅读线装书，学生会充分领悟到，古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化产品、精神产品，而且是有必要的、特定的物质承载体，这对学生进入具体语境也有极大的帮助。
3. 辅助法——不断强化情境意识。
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利用网络资源、多媒体技术，采用图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等方式，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迅速进入历史语境。如，在讲授元明清戏曲时，由于戏曲已经退出了学生的生活，因此，必须让学生观赏、了解戏剧，他们才会对戏曲有直观的感受。在讲授《牡丹亭》之前，课间，可反复播放经典片段，如《游园》等，使学生对昆曲有直观的印象;在讲授过程中，可让学生观看青春版的《牡丹亭》，使他们进一步从声音、画面等综合效果上理解中国古代戏曲。在讲授过程中，针对有关唱词，还要给学生补充古人生活的基本知识。如《牡丹亭》中有“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一句，教师可放映看杜鹃花、荼蘼等的图片，提醒学生“荼蘼”这种花与玫瑰花同一科属，攀延性很好，颜色纷繁，古人常用来作蓠芭墙。通过这种方式接通古今时空，学生能全面感受古人生活与当下的融会之处。
三
常规的古代文学教学往往讲授知识点，分析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的艺术特色，并对文学现象、文艺思潮给予定性式的评价等，这样容易让学生对古代文学、文化形成刻板的印象，学生仅仅将古代文学作品、作家视为抽象的逻辑符号，无法对古代社会生活、古代文学作品作出“同情的了解”。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实施“情境教学”模式并不反对或否定传统的教学方法，“传统型教学扮演的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角色”，[2]“情境教学”模式则鼓励教师将学界最新的科研动态、教研方法应用于实践，作为组织者、激发者、引导者、推动者，最终促使学生学习能力全面提高。
以“情境教学”为手段展开研究型教学时，教师通过有意识地穿插对作家活动场景、生活细节等的描述，可以推动学生自觉地进入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感受到古代文学作品的切实存在，古人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这样，通过还原情境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文学事件、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认知，最终，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品质与研究能力。
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展开“情境教学”，可以实现由知识向能力的转移，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开拓学习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如何将教师掌握的系统知识、学术方法、教学方法等尽可能全面、快速地传递给学生，是教学的重要目标。心理学研究显示，只要建立适合的语境，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知识就可以成功转移。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情境教学”之中，也可以使形象再建能力与抽象思维能力均得到提高，丰富学习方法，提升思维品质。“情境教学”激发学生调动生活经验与逻辑思维能力，将教师讲授的内容与个人的体验、知识点融会合一，使学生在情境还原的基础上理解古代文学作品。
总体来看，“情境教学”可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思想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对师范生来说，“情境教学”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建构提供必需的知识储备。通过“情境教学”，师范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就能够了解和习得前沿的教学方法，关注教学方法论，为迅速融入职场进行必要的准备。对非师范生来说，“情境教学”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品质，帮助学生了解学术界最新动态、最新观念和观点。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学原理[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历史语境 篇1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特拉维夫大学的佐哈尔教授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 并指出翻译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从此, 翻译不再仅仅处于语言的层面, “文化转换”开始在翻译研究中显现。理论学家开始意识到翻译不是存在于真空中, 而应关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赫尔姆斯发展了这一理论, 并提出“从译语文学角度看, 所有的翻译都会出于某一原因, 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操纵”。 (赫尔姆斯, 1985:11) 这一理论为研究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笔者将从这一新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活动的影响。
1. 翻译操纵理论简介
自“文化转换”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以后, 翻译研究便从以前的以原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 且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翻译时的历史文化语境。
操纵理论的代表学者勒弗菲尔提出了两个控制因素, 并指出他们控制着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 使其不会与社会其它子系统脱离。这两个控制因素中一个处于文化系统内, 另一个则在其外。具体而言, 第一个因素由“专家”来代表, 在文化系统中“专家”是指评论家、批评家、老师和译者。他们会不时地给那些与当时的主流文化, 即当时的诗学观与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文学作品以压力。第二个控制因素在文学系统之外, 被称作“赞助人” (个人或者机构) 。他们有能力促进或阻碍一个文学作品的撰写、传播与重写。因此, 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控制着文化系统, 从而控制着文学作品的产生。当然, 翻译作品也受到这些因素的控制。将具体分析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
2. 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主要关系到某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同时, 某一特定时期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与存在于此时的翻译作品是相互作用的: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将使用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法;翻译作品则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反作用。
自封建制度确立两千多年以来, 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独立、经济自给的国家。但从十九世纪后半段开始, 这一切都改变了。1840年, 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给原本骄傲自大的中国人以重大打击, 也标志着中国人民灾难的到来。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 中国濒临灭亡, 而中国人也将沦为奴隶。因此, 当时的主导政治意识是唤醒中国人民, 赶走外国侵略者, 以期重建往日的辉煌。严复和林纾生活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他们目睹了中国一步步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自身的政治意识是相对复杂的。
严复在英国留学时曾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过详细的研究, 他想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医愚”。因此, 在翻译中, 他推介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来唤醒当时的中国人。同样, 林纾在其翻译作品的《前言》和《后续》中也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意识。在《黑奴吁天录》的《跋》中他写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 非巧于叙悲, 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 不能不为大众一号。” (林纾, 魏易, 1981b:206) 然而, 在另一方面, 严复与林纾深信王道, 他们对清王朝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们期望中国进行改革, 但这场改革应该由皇帝来领导, 并且, 应该是一场循序渐进的改革, 而非革命, 他们希望中国也能采取君主立宪制。
3. 赞助人
赞助人是影响翻译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既可以是个人, 如吴汝伦, 又可以是一个群体, 如社会团体、出版商或媒体。赞助人可以有力地促进他认为优秀的翻译作品的传播, 也可以有效地阻止他认为不合时宜的翻译作品的出版与发行。 (勒弗菲尔, 1992:19)
3.1 严复的赞助人
严复清楚地知道他的目标读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清朝的统治阶级。因此, 他必须找寻一个人来提升自己在文学圈中的地位, 从而有利于他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的传播。他很明智地选择了吴汝沦。吴汝沦是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文学界久负盛名。他擅长于中国古典文学, 也对洋务颇有兴趣。吴汝沦是《天演论》的第一位读者, 他很喜欢严复在书中优美的措辞及表达方式。在序言中, 吴汝沦写道:“抑汝沦之深有取于是书, 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 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 得严子乃益明。文如几道, 可与言译书矣。” (严复1981:vii) 虽然吴汝沦主要称赞的是严复的措辞而非书中进步的思想, 但他的这些评论却有力地提高了严复在文坛的地位, 也大大促进了严复作品的传播。
3.2 林纾的赞助人
林纾绝大多数的翻译作品都是小说, 而小说在当时是被认为粗俗文学的。因此, 林纾如果想用小说来宣传他的思想, 首先就要想办法提高小说的地位。在这方面, 康有为和梁启超起了很多的作用, 因此, 也可视为林纾的赞助人。康有为从实用的角度强调了小说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梁启超大力倡导政治小说, 并指出, 在西方, 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会通过写小说来指导和教育人民大众。他甚至认为, 政治小说是促使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祖毅, 1998:212) 通过宣传小说的社会功效, 小说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从而为林纾所翻译的小说带来了大批的读者。
4. 诗学观
要确保翻译的成功, 译者的译书不仅不能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 反而必须与当时的诗学观相一致。意识形态主要决定着社会形态, 而诗学观决定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 文化与文学研究应为某些社会意识形态服务, 正如古语所说“文以载道”。自古以来, 文人们都有很强的责任心, 他们认为“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因此, 他们常常“文以言志”。严复与林纾正继承了这一思想, 他们寄希望于翻译以言志, 以唤醒国人, 从而拯救当时濒临灭亡的中国。
从以上分析可知, 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 它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当时两位伟大的翻译家严复与林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些客观历史因素的影响下, 严复与林纾对他们的翻译作品进行了特有的操纵, 从而形成了带有他们强烈个人色彩的翻译作品。当然, 我们只有结合当时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正确理解他们的翻译并给予确切的评价。
摘要：本文运用操纵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 阐述了这一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 分析了严复和林纾翻译的赞助人, 并指出, 只有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客观因素才能给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一个正确的评价。
关键词：翻译,操纵理论,历史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Hermans, Theo.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London and Sydney:Croom Helm,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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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