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境（共11篇）
传统语境 篇1
一、引言
语境 (context) 即言语环境, 包括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涉及到的与语言本身相关的内部因素和与交流时间、地点、对象等发生互动的一切非语言的外部因素。不同语境预设了言语交际的不同类型和方式, 制约着语言片段的形式组合及语体风格。言语互动要求话题各方在其自足语言系统之外结合外部环境, 将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融入并反映到其语言表达中。
二、传统语境理论的背景与发展
现代语言学之父, 结构主义的鼻祖, 瑞士语言学家Saussure将复杂的语言现象分为了语言 (langue) 、言语 (parole) 和言语行为 (language) 三个层面:语言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 为社会各成员所共有, 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言语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 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语言和言语互为前提, 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 也是言语的产物。
据文献记载的普遍观点认为, 真正对语境的研究最早开始于人类学家B.Malinowski。1923年, Malinowski在其《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一书中提到, 在试图翻译Trobriand群岛上以当地土著原始语言流传的一些巫术、民俗、故事等资料时, 无法找到完全对等的英语表达, 因为原始语言所记录的社会秩序和特定风俗等很难在脱离当时当地的讲述情境中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进行复述。于是, 在这一研究背景下, Malinowski提出了“情境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的概念[1] (p 17) 。随后在1935年, Malinowski又提出了“文化语境” (Context of Culture) , 即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
到上世纪50年代, 针对Malinowski上述两类语境概念中只考虑了非语言因素的缺陷, 英国语言学家J.R.Firth补充了语言因素对话语的影响。他认为语境有两类:一类存在于语言内部的上下文, 即一个结构中各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 (syntagmatic relations) 以及一个系统中项目或单位之间的聚合关系 (paradigmatic relations) ;另一类则来自语言外部, 由非语言因素构成[2] (p 6) 。对于非语言因素的解释, Firth的定义所指也比Malinowski的语境概念范围宽泛许多, 更加全面地涵盖了个体和社会因素。
以另一位英国语言学家Halliday为主要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Malinowski和Firth二人的语境理论。Halliday从语言本身和语义的性质角度阐述了语境的重要性, 并引入了“语域” (register) 这一术语作为语言使用场合的总称。他发现并指出人们在进行口头表达和书面交际时, 语言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情境影响因素就是语域的三个社会变量, 可归为三类——语场 (field) 、语旨 (tenor) 和语式 (mode) 。为了更具体地解释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Halliday将上述三类情境重新概括为:话语范围 (field of discourse) 、话语基调 (tenor of discourse) 和话语方式 (mode of discourse) [3] (p 274) 。根据Halliday的观点, 语义是语言和语境的交叉, 并不是单纯语法句子的总和。同时, Halliday还提出了意义潜势 (meaning potential) 和语言行为 (linguistic behavior) 的区分, 即说话者可能选择的言语表达和实际选择的言语表达不一定是一致;语言系统本身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语义网络, 而语义就是话语参与者在某一特定语境下对语言系统做出的有目的的选择, 并非由语境事先决定的。“语言符号系统本身与语境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是双向的, 而不是单向的, 其原因是讲话者已经选用的语义系统会帮助交际双方判断和预测他们所处的语境。”[3] (p 284)
三、“语境预设”口语教学活动
语境在言语交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同时影响着交际双方的理解与表达, 交际内容和方式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交际互动双方的身份、社会地位、职业, 交际发生的场所、时间, 以及会话发展过程中参与者的语气、神态等均会影响最终的言语产出。因此, 语境对于交际的重要性不明而喻, 特别是在帮助和考查语言学习者的口头语言产出能力时, 语境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不论是在听说教学中的口语练习环节, 还是在专门的口语课堂, 不少教师在安排学生时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教师给出某个话题, 让学生自由发挥;二是教师更加关注学生对于某类短语或者句型的掌握, 要求学生用给定的语言要点进行表述。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学习者群体中的个体语言水平高低参差不齐, 前者教学活动对于语言水平较低的学生挑战性太大, 他们往往不知道从何说起, 或者根本无话可说;而后者教学活动则对于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来说枯燥无聊, 再说完一两句之后就丧失了兴趣, 百无聊赖地期待下一个活动。
按照传统语境理论的观点, 语境是交际的核心, 脱离语境的任何言语都是毫无意义的。口语课堂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实际交际能力, 从我国目前的英语课程的设置安排来看, 英语教学应当尽量全面顾及到整个班级学生的平均水平。在此, 笔者引入了“语境预设” (contextual presupposition) 的概念。
所谓“语境预设”, 即在口语活动开展之前, 教师介绍活动的主题, 除此之外, 还需要设定相应的交际背景, 包括:时间、地点、参与人物身份及相互关系等语境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根据具体的活动要求, 由教师规定, 或者由学生在对话交流之初自主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语境预设”一方面可以解决话题宽泛不易开展的弊端,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拟操练的短语和句型提供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用解释。
语境可以由教师直接指定或者引导学生根据话题可能发生的背景自行假定, 信息内容在课堂实际操作中是否需要增减可视具体的话题和训练的意图而变更。“语境预设”模式下的口语活动通过各变量的共同约束, 尽量解决学生在话题编排中可能出现的“失语”和“扯偏”现象。英语口语教学不仅仅是以完成任务为目的单纯的口语输出过程, 这个过程还应当“让学生了解这门语言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文化禁忌、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生活细节等”[4] (p 100) , 而这些细节是否被掌握, 都可以反映在他们在活动过程中根据预设的语境相应做出的措辞选择。对他们来说,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参照中文母语相同语境下的情况进行英语语言输出, 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要么表述得体, 要么语用失误;无论哪一种情形, 都可以对语言学习者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能力起到直观的积极促进作用。
四、结语
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境范畴, 传统语境理论认为, 语境决定了所有语言活动参与者的语言选择, 脱离语境单纯研究或者教授语言都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口语教学注重培养学习者的言语输出能力, 而这一能力本身就包括了学习者以语境为出发点的语用能力。在口语教学中对话题进行必要的“语境预设”不仅可以辅助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 更能以直接有效的方式促进语言学习者以语境为核心的言语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Malinowski, “The Problems of Meanings in Primitive Language”, in The Meaning of Meaning, C.K.Ogden and A.Richards (ed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23.
[2]戚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J].外国语, 1990 (5) :1-8.
[3]胡壮麟, 朱永生.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刘秀华, 代小兵.影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5) :99-101.
传统语境 篇2
摘要：西方传统哲学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影响了相应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和法哲学只不过是传统西方哲学语境中两种不同的法学理论而已。法学理论本身离不开一定的哲学语境。
关键词：法学理论;法哲学;法理学;唯理论;经验论
一、关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争论
关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的认识非常不一致，在国外，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法哲学与法理学分合之辨。[1](P51)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两者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但认识非常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普通法系国家的学者习惯于使用法理学一词，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习惯于使用法哲学一词。[2](P5)有人认为这种区别的始作俑者是日本的.法学家穗积陈重，他于188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授“法论”时，由于受当时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名称的“主观性”和形而上学气味太重，主张以“法理学”这个译名代替“法哲学”这个译名，并在日本教育史上第一次开设了法理学课程。[3]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它们各自思考的对象是不同的。如有学者认为法理学是一门知识的学问，法哲学则是智慧的学问，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两码事：法理学以对法律现象的学理描述为其基本精神，而法哲学则以对法律现象、法律观念的哲理思辨为其基本精神。”[1](P69)也有学者认为，法理学可被看作是法哲学的一个特别的式样或一个发展阶段。[1](P50)还有学者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属于不同的理论层面。法理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指导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使立法、执法、司法工作有一个统一的和明确的指导思想，以保证法律有效地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中。法哲学研究则要探索所有法的本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第三种观点，也是大部分学者主张的观点，认为两者思考的对象相同，但各自思考的视角、深度不同，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吕世伦、文正邦主编的《法哲学论》认为法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是指以研究实证法律为对象的法律学(黑格尔语)，或者叫作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作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可以包括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理论学科甚至某些基础性应用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4](P49)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法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用哲学方法研究和说明法律根本问题的学科”[5].许多学者还注意到法哲学与法理学都是法学的理论学科，它们都以法学的一般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由于考察中角度不同及运用方法上的差异，自身的使命和任务自然就不同。法哲学注重批判，法理学注重建设;法哲学自觉重视对自身的反省，法理学注重体系的建构;法哲学注重对法理念的不断追问，法理学则把法哲学的研究成果当作应然的概念加以接受并以之为自身体系的逻辑前提。[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区别主要是研究的范围与角度不同。法哲学与法理学是相互渗透与促进的。[7]
法律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人们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的思考、反思，形成了各种法学理论。勿庸置疑的是，英美法系大多用jurisprudence(中文常译为法理学)来表达这种理论;大陆法系则大多用legalphilosophy或philosophyoflaw(中文常译为法哲学或法律哲学)来表达这种理论。jurisprudence一词主要有五种解释：1 法学;法律学。2 法学的一个分支。3 法律体系。4 (民法中)法院的裁判规程;判决录。5 法律知识;法律技巧[8](P958)。它与legalphilosophy(在一般人眼里，philos ophy是纯粹思辨的、抽象的和超验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种区别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用词的不同，因为这两个词的外延和内涵不尽相同，所以不应该将法哲学等同于法理学。也不能归结为两种性质不同的学科，因为它们都是关于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论，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法律。大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但大多是从传统哲学与法学之间的联系或区别这一视角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
网络语境中传统媒体的道义坚守 篇3
1、掌握主动，先发制人。在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未弄清之时，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要头脑清醒，通过综合分析各个舆论场，发现真实的社会状态，主动、及时而果断地加入，及时发现可能被网络媒体炒作的热点苗头，增强有关热点的预见性，杜绝被动应付，勇于主动出击，以最快的速度抢占舆论制高点。
2、深度解读，揭示真相。传统媒体要对网上披露的新闻事件做好深度解读文章，掌握信息解释的主动权，帮助人们了解新闻事件背后传达的深层次意义，即对真实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解释。
3、加强评论，创造优势。传统媒体应加强对新闻事件的评论，特别是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传统媒体可以邀请权威专家和业界知名人士，来对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点评。传统媒体要在抢占重大事件话语权的同时，体现自身的思想品质、影响力和引导力，以独特视角和方式来增强吸引力。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统教育范式 篇4
一、中华文明结构
1. 农耕社会与宗法制度的形成
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时间, 以农业生产为主, 以土地为核心。小农经济生产结构单一, 生产者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 多以家庭为中心, 从事生产劳动的多为家庭成员, 人口众多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生产力, 这也就形成了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 而农业生产也限制了中国人在地域间的流动, “父母在, 不远游”, 这对中国人浓厚血缘意识和家庭观念的养成有很大影响。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最终形成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伦理型文化, 男性长者在家庭、家族之中享有权威。基于家庭, 形成家族、宗族, 进而“家国一体”。在某种意义上, 国家只是扩大了的家庭, 即统治者的“家天下”, 普通民众成了统治者的“子民”, 这也就形成了集权与专制的传统。
2. 儒家与科举制度
儒家自孔孟发端, 经过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而确立其政治化地位。自隋唐时开始, 国家依据科举制度自儒生中选拔人才, 充实士人队伍, 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公平。儒家经过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整合与改造建立起了传统的伦理道德, 与封建统治有了很好的切合, 形成了独特的儒家式政治文明。中国人崇尚集体的而非个体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体系, 讲求和谐与礼义, 以仁、义、礼、智、信、忠、孝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儒学的发展使得华夏民族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尽管中国人内部方言庞杂、支系众多, 但是儒学对于中国人独特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维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佛道诸宗教
历史上, 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宗教主要有佛教和道教。佛教被认为是最具智慧的宗教, 讲求慈悲与自身修为, 没有暴力性与进攻性, 因此, 也显得温良平和。佛教迎合了失意文人群体“出世”与“独善其身”的需要;某些派系的“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也能够被那些无法接受教育的劳动者接受;“注重来世”则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 对于麻痹百姓起到一定的作用。道教主要起源于春秋时的道家, 注重清修与“无为”、“无欲则刚”、“道法自然”, 崇尚天人合一的老庄哲学。在此基础上, 又演变出了“轻人事、近自然”的魏晋玄学, 对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思想、生活都有着很大的影响。道家同样注重“出世”, 这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清高的源头。佛道两家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极大, 潜移默化中也成就了中国人隐忍封闭的性格, 注重守成, 但是却缺乏开拓与进取。
4. 独特民族性
华夏民族总体并不排外, 但是讲求严格的夷夏之辩, 即是否采用的是同一种文化模式, 隶属于同一种文明范畴。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多带有文化与阶级的优越感, 以华夏正统或者天朝上国自居, 将周围的部族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但蛮夷一旦采用华夏文明模式, 则不再被视为蛮夷, 而是被接受作为华夏的一部分。民族融合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 使其显得开放活跃与兼容并蓄。经过历史上多民族的长期激烈冲撞与缓慢融合, 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渐融合并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 华夏大地维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山林文明的冲突与平衡。这也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虽遭受异族多次入侵, 却得以发展壮大并延续至今。
二、传统文化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1. 对教育目的的限定
古代中国是有着极权主义传统的国度, 等级制度森严。由于社会各阶层职业性质、社会地位的不同, 对阶层间的流动有着很大的限制。科举制度的确立, 以政治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保证社会各阶层的人群都可以通过科举被选拔进入仕途, 加入到文官阶层, 参与国家权力的平台, 进而促进社会公平。《礼记·大学》中提及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 千百年来成了儒家知识分子遵从的信条, 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理想。中国人读书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迷信与追求权力直到今日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对教育内容的影响
受到政治经济的诸多限制, 古代中国的国家统治无法摆脱基于血缘的宗法制度, 反而需要通过血缘纽带来维系。以反映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内容, 正好适应了社会发展与统治的需要, 以伦理的力量将松散的农业组织管理起来, 有利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 而对受教育者品质修养的注重, 也有助于受教者形成特有的人格气节与国格观念。
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 重农轻商, 孔子怒斥“请学稼”的樊迟为小人, 这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轻视技术的基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教育一直都是重伦理轻技术, 培养的是社会的管理者、统治的维护者而不是劳动者。而科举制度要求受教育者必须熟读经史子集以应付考试, 以期博取功名;经过宋明理学对儒学的修正, 教育中更加注重考据, 是经院主义的, 而非经世致用的, 相当程度上是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 与生产相脱离。这不利于技术的流传与演进, 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传统社会重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学说, 尤其“礼”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师道尊严在传统教育中极为重要, 这在我国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但是, 封建家长制传统也蔓延到了传统教育之中, 学生很少会去质疑, 否则即是大逆不道。这禁锢了中国人学术思想的发展, 很难有更大的突破。教学过程中专制主义也注定了社会中民主传统的缺乏。
3. 对教育形式与过程的影响
古代中国存在两种办学形式———私学与官学。孔子开私学之先河,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私学弥补了官学不足, 对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尤其在乡村出现的私塾等教育形式, 对乡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自唐朝开始勃兴的书院继承了私学传统, 也吸收了官学经验。官学与私学相互弥补, 满足了众多士子们的读书需求。科举制度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通过前轮考试才能取得下一级考试的资格, 人才选拔近似于金字塔形, 与社会结构类似。此种人才选拔模式较为严格, 科举制度虽有诸多弊端, 但就制度本身而言, 体现了公平。且以中华文明自身的价值标准总体来看, 依据科举制度选拔出的都是优秀的人才。
三、文明转向与教育文化自觉
经过近现代以来几次较大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儒家传统被断裂。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 持续千年的人才选拔机制被中断, 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被割断, 传统教育培养的人才无法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中国乡村的传统教育更是趋于没落。废除科举后的学制设置先是效仿日美, 后又仿照苏联, 无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有了关联。几十年来不顾本土实际, 以他国为参照系, 对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基于儒家传统形成的民族认同感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对传统教育妖魔化、盲目批判乃至全盘否定, 伦理道德等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大加鞭挞。而新时期多种因素的影响也逐渐体现, 当代素质教育出现急功近利倾向, 学校专业设置注重经济利益, 学子迷信与追求权力。教育管理过程虽然引入了科层制, 但是却也渐渐陷入刻板生硬的制度模式与人治的窠臼。教育的病态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社会失范。
费孝通认为, “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 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 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社会的文化传统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有着无形但却重要的影响。因此, 文化的变革须是渐进的与改良的, 而非革命的。以政治运动来解决思想文化的问题, 只会造成文化向心力的失去与疏离感的产生。教育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与再生者, 文化的发展及演进必然对教育有着重大影响, 同样, 教育的发展也可对文化的演变产生影响。因此, 教育要充分考虑到自己国家与民族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基于中国土壤已有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 其中既有优秀传统也有糟粕。全盘沿袭传统文化并不可取, 那样, 只会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照搬他人方法同样也不可行, 那样, 只会使本民族本国家的教育遭受损失。因此, 教育文化自觉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 汲取精华, 剔除糟粕, 同时对他人的方法进行有选择的借鉴, 以期找出适合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式, 更好地为提升国民素质服务。
古老的教育传统已经割裂, 但新教育传统却尚未建立。如何将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近现代教育思想方法相结合, 将会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参考文献
[1]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2]李喜所.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度反思.河北学刊, 2010 (1) .
传统语境 篇5
一、“大小视频”时代下的“双屏”策略
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中静静摆放着的世界上最早的电视机起，电视从最初的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科技的发展不仅仅将电视的屏幕变大，更将电视和电影的距离缩短了。后电视时代的“大视频”并非指代电视机的物理尺度，而是针对电视内容的极大丰富提出的。当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庞大躯壳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有谁会想到几十年后它会变得手掌那么大小，又有谁会想想到它将人们带入了电子时代，引领并革命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 “地球村”不再是一种理想，网络将人们拉近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
消息交流是通过宽带的方式进行传播，当韩国正在为千兆入户的时候，美国已经在进行万兆入户的“奥巴马计划”了，科技和政策的支持让信息传播更加的畅通无阻，这也为像视频这样耗流量的资源迅猛涌进网络提供必要的支持。智能电视就像是为网路和观众之间又搭建起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电视上网也不再是痴人说梦的空谈，电视中安装了系统操作系统，几乎所有的电脑操作都可以在智能电视上寻到与之相对的应用，难怪有人将电视比作外观加强版的电脑。不可否认将电脑上的操作移植让电视和电脑变得难以区分，但是仔细深入研究你会发现，电视有其完全不同电脑的特点，超强的视听冲击力为人们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家庭影院，电视以其显著的“大屏”优势，带给用户震撼力、感染力和沉浸感，使得虚拟体验变为真实。而与此同时，电脑、Xpad、智能手机等都将视频的接收端丰富，并使得用户使用的移动性、私密性更加人性化，基于这些新兴接收端的发展、完善让未来的视频时代也成为了“小屏”时代。
基于后电视时代的“大小视频”的媒介环境下，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台将节目分类制作和内容精品化是一条不可回避的明智选择。或许我们还没有忘记卡梅隆和他的《阿凡达》带给我们的超强的视听3D享受，就是这样一个用3D营造的潘多拉世界不仅仅让观众走入了3D电影时代，更是让电影的美学观念发生了转变，传统的电影美学观念正在变得不合时宜，一场基于3D数字技术的美学革命正在嬗变。
传统电视媒体应该采取“双屏”策划，有针对性的分类制作节目，分别适应大小视频的媒体环境，针对大视频，传统电视可以进行节目精品化制作，在舞台、化妆、灯光、音效等视听上做精、做细，让电视的视听魅力发挥到极致，让观众在极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中深深地被电视创造的视觉奇观所吸引。而在具体节目上设定上，也将视觉奇观等3D影视的思路融合到节目环节中，让电视的互动性在视频效果的作用可以跨越屏幕的限制。而相对“小视频”而言，其接受端的媒介环境对节目制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基于“小视屏”的移动性、收看环境和时间的不固定性，电视节目更趋向于短视频的制作，节目形态和内容更趋向片段式。“双屏策略”不仅是改变了传统电视的节目形态和内容，更主要的是革新了传统的影视美学观念，以适应不断发展媒介环境。
二、价值重构下的引领主流价值策略
上海视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世彤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未来的电视是社交电视，而社交电视是一种革命，它将节目生产和播出的供应链打碎和重构”[1]。业界有一句叫做电视的未来是令人悲伤的，但讨论未来的电视却是令人兴奋的。有人认为未来的智能电视是电脑和电视的结合体，这种说法其实仅仅是用目前的技术和眼光去审视智能电视的发展，乔布斯的魅力所在之处就是他那种高瞻远瞩的思考高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构想，才使得手机媒体一下子迈进了交互时代，触屏的技术在手机领域的广泛应用让人们切实感受了智能手机的魅力。智能电视的发展从谷歌“网络电视”就开始了大踏步的前进，但这似乎也仅仅停留在机器性能的提升上，人工智能真正进入电视或许应该以电视具有“人类意识”为开端，而这点可以在苹果4S手机的SIRI应用上初见端倪，或许在2013年苹果智能电视的出现能让电视的人工智能发挥极致。
硬件技术的成熟和社交电视的出现，将金字塔式的传统传播渠道变为了蜂巢式的朋友传播，在这同时新兴的传播端口和接受端为社交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平台。传统的、老牌媒体价值将不复存在，关系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个人在种类繁多的社交网络中都有自己的圈子，形成自己的传播框架，就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所说,“新媒体给社交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传播平台，传播内容也在这种关系的架构下运行，社会舆论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2]在这样大媒体传播环境下，社交电视的信息传播也必定受到关系的制约，单纯的信息内容是不能够决定的人们的认同的，而是人们根据自己所属的圈子和关系去选择，如果内容不能被圈子所接纳，再好的内容不能分享和传播，所以未来的社交电视也是选择的电视的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谈到传统媒体应该在新的传播生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时说，“传播会向着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圈子文化，另一个是圈外文化，圈子以内的文化是小众并非传播媒体应该发展的方向，应该致力于搭建圈子之间的文化主流。”传统电视媒体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机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握社会性文化，并有一套严格的审查把关程序，能在有限的时间和平台上迅速汇集社会主流需要，相对于社交网络的内容良莠不齐，这也就为传统电视媒体在后电视时代的异军突起提供保障。而作为电视“三驾马车”的新闻、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应该集中优势资源将这三者的主流价值作用加以强化，让传统电视媒体通过对公共议题的主流社会文化的建构，使不同圈子间的共同价值和追求积少成多，成为不可忽视的主流公共价值媒体。
后电视时代踏着智能电视的东风，迅猛地吹遍这个电视行业，不仅仅是对电视节目的内容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也在对电视节目的外部环境，比如电视行业从业人员、节目的营销模式上有了极大的震颤，广告界有句话广泛流传，“我知道广告费有50%浪费，但却不知道是哪50%。”后电视时代的电视营销更趋向于数据的积累。黎瑞刚曾说过，“hulu为什么成功？关键是对于用户数据的积累、分析和开发。”让电视节目可以直接和目标受众对话，商品的营销再也不用为浪费的部分支付费用了。其实这也就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六大电视网络公司参与“独木舟”计划来应对谷歌的网络电视了。被智能化的电视将年轻人重新拉回了电视机面前，但是一人多屏的智能电视时代，传统电视媒体要想重新做的内容为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注释
[1]方世彤.《社交电视时代的新闻》 [J].《中国广播影视》，2011年，四月上半月
[2]宋文娟.《传播嬗变-本刊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J].《青年记者》，2011年，五月下半月
[1]Werner J.Severin/James W.Tankard,Jr.《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12页.
[2]喻国明.《“囧时代”：传媒业的角色与使命》 [J].《青年记者》，2009年，第5期
[3]方世彤.《社交电视时代的新闻》 [J].《中国广播影视》，2011年，四月上半月
[4]宋文娟.《传播嬗变-本刊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J].《青年记者》，2011年，五月下半月
传统语境 篇6
1、自然色彩分析
从整体自然环境来观察,羌族聚落空间以山体为背景,山上的土石,大体呈现中低明度的灰系,包括灰黄色、灰棕色等,也有低纯度的灰绿色灌木丛。因为羌族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空气较为稀薄,且地域靠近青藏高原,因此经常能看到纯等,纯度较高的蔚蓝色的天空。羌族聚落空间周边有大量农作物,例如苹果、花椒、车厘子等,他们花朵和果实的色彩鲜艳,纯度相对高,与羌族聚落空间的色彩形成补色关系,丰富了整体色彩色相。(图一)
2、建筑色彩分析
《蜀中广记·风俗记》引《寰宇记》中说:“高二三丈者谓之鸡笼,十余丈谓之碉,亦有板屋土屋者,自汶川以东皆有屋宇不立碉巢。”石砌建筑的墙体主要由当地片麻石与黄泥累计而成,干燥后形成中明度的黄灰色,并形成粗狂古朴的激励效果。建筑中的木材主要以本色桐油或黑色油漆粉刷,色相暗沉、色彩稳重,与建筑材料石块的色彩协调。由于传统的羌族建筑所用的材料有限,碉楼类建筑的主色调为建材土石本身的中低明度的灰色,辅助色为木材的浅黄色,屋顶白石的白色为点缀色。(图二)
二、羌族家园语境下传统建筑的色彩演绎
一般的建筑色彩设计需要考虑地域性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与人文特色,使构建出的色彩与自然环境和谐。同时羌族聚落空间的设计还需要考虑人文因素,即它们依托于节日庆典、服饰、工艺品等表现出的社会文化。民族性与地域性是相互依存的。
1、传统色彩演绎——以水磨镇为例
水磨镇又被称为“水墨羌城”,是羌族在“512大地震”后在原址上按照羌族传统聚落空间重建的是通过将石块与黄泥按照一定的美学设计进行组合,再由木材进行装饰。此外还增加了一些宗教信仰的表达,例如用图腾符号表示本民族的图案特色,在屋顶增加更多的白石表示崇拜等。水墨镇的石块使用范围更广,因为木材原色的色彩更加丰富,大致上由黄棕色。浅棕色,浅灰色组成,相对传统的羌族聚落空间的主色调色彩纯度更高。点缀色为明黄和白色,相对的纯度和明度都有提高。
2、特殊色彩演绎——以汶川博物馆为例
汶川博物馆是一座有羌红色彩,羌碉形态的建筑群体。在色彩上羌人红色表现对火崇尚和信仰也是为了纪念汶川大地震。在中国的传统色彩论中认为红色有驱逐邪恶的功能,因此许多宫殿和寺庙的墙壁是红色。同时红色也象征生命、活力与朝气,红色的性格强烈、外露,饱含着一种力量和冲动,其中内涵是积极的、前进向上的。汶川博物馆使用红色是为了告诫世人不要忘记灾害,同时振奋精神以新的面貌迎接未来。
3、构想中的色彩演绎
通过对羌族家园语境下传统建筑的色彩的分析,发现它们色彩基本上都是同类色,色调基本为黄色调与灰色调,色彩风貌由明暗色阶相差小的短调构成,纯度相差小;明度基本上为低明度,纯度为中纯度,在心理上给人较为压抑的感受。现代羌族建筑色彩演绎主要从建筑的性质与色彩功能的统一,与民族性的统一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在构想羌族聚落空间色彩规划的第一步就是先确定主色调,第二步是确定辅助色,最后确定点缀色,这样才能控制整体色彩效果。主色调是指建筑主体的色彩。因为建筑外墙面在人的视野范围内面积最大,观看时间最长,主色调的确定主要由满足村民居住的舒适感。辅助色是指与主色调相配的其他色彩,面积比主色调小,主要实施的地方为屋顶等。点缀色是指与建筑主体相配合中面积最小,色彩突出、醒目明快的色彩,如建筑的入口、屋顶檐口、窗户等细部装饰,其色彩可在色相、亮度和饱满度上与主色调有较大的变化。在羌族家园语境下的建筑色彩演绎中,主要从羌族的代表色白、蓝、红、黑四种色彩的选择。根据色彩搭配法则,设想了三种搭配方法,轻松的色彩:以白色为主色调,蓝色为辅助色,红、黑色为点缀色。舒适的色彩:以蓝色为主色调,白色为辅助色,红、黑色为点缀色。愉快的色彩:以红色为主色调,白色为辅助色,蓝、黑色为点缀色。(图三)
色彩规划方案:以白色为主色调,蓝色为辅助色,红、黑色为点缀色;墙面以图图33三三种种羌羌族族聚聚落落空空间间色色彩彩搭搭配配浅色石材为主色调,使之在白色的基调下保留材料的天然肌理效果。屋顶、墙基、门窗等部分,以中明度、中纯度的蓝色为辅助色,增加建筑的装饰性。屋檐部分用高纯度、中明度的红色作为点缀色进行装饰,给建筑赋予神韵。新民居建筑色彩规划方案与原来的民居建筑相比较个性突出,内涵丰富,文化特征突出。
三、结语
在演绎羌族家园语境下的建筑色彩不仅要对色彩的理论与羌族的文化进行充分的研究,同时灵活地运用色彩心理、色彩对比等色彩的基本理论;在实际的运用中,除了需要根据前面规划的基础色进行合理的色彩面积的组成外,还需要对形状、表面肌理、位置等要素给予充分的考虑,在主色、辅色、点缀色中寻求各种关系平衡的统一和对比。使演绎的色彩给人带来轻松、舒适、偷快的感觉。
参考文献
[1]万萱.基于蒙赛尔色彩体系的四川新农村建筑色彩规划研究[J].四川建筑科学研.2013.08
[2]鲁谓中.北川羌族传统建筑美学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1.03
[3]肖锐.符宗荣.建筑色彩设计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分析[J].重庆建筑.2014.05
微博语境下传统媒体的应对策略 篇7
2014年1月16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 2013年微博用户规模为2.808亿。微博经历了爆发式增长, 国内大众传媒迈入了“即时信息共享传播”的微博时代。微博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面对微博的冲击, 传统媒体既要取之所长为己所用, 又要发挥自身的优势, 形成错位竞争。
一、建立微博主动迎接挑战
传统媒体与读者的互动方式有限, 在微博时代, 新闻热线、读者座谈会的效果已经难以跟上时代的节奏。在此背景下, 建立媒体官方微博是大势所趋。据新浪微博“媒体汇”显示的统计数据, 目前开通官方微博的传统媒体已经接近7000家, 其中报纸705家、电视3174个、电台1366个、杂志11464家、通讯社20个。
在宁夏新闻界, 新消息报社较早建立了官方微博, 每天都在微博上编发当天报纸的重要新闻, 且配以网络链接, 链接新闻的全部内容, 并打开评论功能, 邀请读者评论。新消息报社官方微博的管理员在收到读者的评论后, 大多会与其交流互动。一些读者对报道中的内容有疑问时, 管理员还会联系采写该稿件的记者, 请记者解答。读者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后, 会增强对报纸的认同感。
2013年新消息报社联合银川市住房保障局、银川国际会展中心联合举办了2013年银川房博会, 由于房博会举办恰逢国庆长假期间, 报纸休刊无法配合房博会宣传。新消息报社便独辟蹊径, 采用微博直播的方式, 对房博会进行了全程报道。“房博会有奖转发”活动也形成了一定的宣传效果, 网友们在观展的同时, 将自己看到的新鲜事、有趣事通过微博传播出去, 吸引更多人观展。
2014年春节假期接近尾声时, 一场大雪影响了宁夏人的返乡路, 高速公路封闭, 国道也因为下雪变得湿滑, 许多路段出现了多车追尾的情况。当时, 《新消息报》正值春节休刊之际, 但是记者们报道新闻的脚步却没有因此停滞。新消息报社官方微博管理员联系到交通、交警、气象等部门的跑口记者, 在微博上实时播报长途客运班车停运 (通车) 消息、高速公路封闭 (开启) 路段消息以及最新的天气预报。上述报道让读者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动态消息, 尤其对一些即将从老家回到工作岗位的驾车族来说, 非常实用。
二、打造新新闻文体——微新闻
微博言简意赅, 简短的标题生动、传神, 140字的语言满足了快餐时代人们快速阅读的要求。2013年, 《新消息报》根据微博所创造的新媒体生态环境, 设置了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载体——微新闻。
在微新闻中, 记者从海量的读者投诉、咨询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有帮忙解答疑问的, 也有曝光违规行为的。微新闻不同于过去的“一句话新闻”, 记者寻找出适合发微新闻的素材, 以微博的版式在版面上呈现。在写作上, 也尝试采用活泼、生动的网络语言, 增强新闻的可读性。
在2014年1月22日的《新消息报》微新闻版面上, 刊登了一条新闻。1月16日14:21, 李先生来电:“我侄子是彭阳人, 在银川上完职高后在永宁一个药厂工作, 并把户口转到了永宁。 目前侄子生病在彭阳住院治疗, 他想把户口转回彭阳便于报销医药费, 不知道是否可行?”银川市公安局回复:“可以转回去, 李先生的侄子户籍基础在彭阳, 只要没结婚就能转回去。”
这样一条百余字的新闻, 既回答了读者的问题, 也让有类似经历的人了解到了相关政策。
三、微博改变记者采写方式
在微博平台上, 人们可以轻易搜索到自己想要的标签信息, 新闻记者和编辑可以利用这个功能衡量事件的受欢迎程度和受众的感兴趣程度, 获得大量有用的新闻线索并进一步展开深度报道。
有人说微博会对新闻媒体造成挑战, 尤其是对平面印刷媒体发展造成冲击,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 微博加速了媒体融合的速度, 其媒介聚合效应更能帮助平面媒体和其他媒体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竞争出路。一方面微博改变了传统媒体的采写方式, 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媒体的电子化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
在开拓新闻源方面, 新消息报社大部分记者都开通了实名微博, 一些需要帮助的群体直接@ 记者, 一些想爆料的人也会@ 记者提供新闻线索。2012年底, 新消息报社记者采写银川市二十一小学一名教师殴打学生的报道, 消息源就来自于网络。这一事件经过银川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官方微博转发后, 迅速“发酵”。记者在微博上了解到这一消息后, 给首发这条新闻的网友发私信, 找到被打学生家长, 并深入采访了解到事件的全过程, 独家刊登这一报道后, 引起了社会关注。
在日常采访中, 一些拥有众多粉丝的记者, 还试图利用微博展开微调查, 寻找更多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微博还创新了传统媒体的采访方式, 通过微博进行采访最具轰动效应的是美国广播公司2009年3月采访当时的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 问题都通过微博发出, 这种新型采访方式产生了巨大反响。
近两年, 银川市政务微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微博银川”、“银川发布”、“问政银川”依照不同的定位, 拥有着诸多粉丝。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气, 由银川市委宣传部管理的这三个微博经常会发布一些独家信息, 这也成为一些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来源之一。
摘要：微博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媒体, 在传播上, 已经成为时代的一个标签。一方面, 微博加快了新闻传播的速度, 另一方面, 也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作者从自身从业经验出发, 阐述了传统媒体借力微博平台的传播效果、传播速度、传播形式, 提升自身传播力, 正面迎接个人媒体时代的挑战。
关键词：微博,微博传播,传统媒体,媒体融合
参考文献
[1]王欢, 张静.论微博与传统媒体的融合[J].情报杂志, 2011 (12) :23-24.
[2]韩晓芳.微博时代传统媒体的生存之道[J].编辑之友, 2010 (2) :45-46.
传统语境 篇8
1 自媒体语境的概念和特点
美国新闻学会的媒体中心于2003年7月出版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联合提出的“We, Media (自媒体) ”的研究报告, 他们对“We, Media (自媒体) 有一个严谨的定义:We, Media (自媒体) ”是普通大众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后, 一种开始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
换句话说, 自媒体就是普通大众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 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科技载体和互联网相连接后, 点对点或者点对面地发布他们自身经历的消息事实。自媒体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微博、个人日志、个人主页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托管平台是美国的Facebook和twitter, 中国的Qzone和Weibo。据2013年5月6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我国手机上网用户已经达到7.88亿。现在微信的推广, 也增加了手机媒体发布的一个新载体。微博、微信、手机门户网站构成了移动终端信息发布的三大利器。
雅安地震发出第一个信息的是手机微博用户, 而在整个的救灾过程中, 参与其中的亲历者同各路传统媒体记者赛跑, 他们在第一时间把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发布到微博、微信, 构成了救灾信息发布的天网。
综合近期发生的诸多新闻的发布过程, 可以看出自媒体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 草根化。媒体信息的发布者从传统媒体的从业者转向了普通大众, 人人都是媒体人。这个特点比较典型;第二, 自由化。发布信息不再由传统媒体发布, 而是由大众自主发布, 由以往的被动接受转向了自主发布接受;第三, 即时化。信息的发布略去了采访、编辑、印刷 (制作) 等各环节, 实现了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的发布。第四, 不确定性。自媒体时代发布的信息不再由记者、编辑的审定, 而是由大众自主发布。网络的隐匿性给了网名“随心所欲”的空间, 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良莠不齐, 真假难辨。
2 自媒体语境下传统媒体的处境
当传统媒体遭遇“自媒体”后, 面临如下境遇:第一, 话语权受到挑战。因为科技设备等因素的影响, 媒体发布的信息及时性不再凸显, 反而落后于自媒体的传播速度。先入为主的心理因素也导致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在第一时间进入大众视野, 反而致使传统媒体公布的信息受到质疑。第二, 传播范围受到挑战。自媒体时代, 人人都是记者、编辑, 加之自媒体的各种优点, 致使社会大众自觉不自觉地选择网络成为信息的来源地。而传统媒体的固定时段、固定传播载体、固定模式等弊端频现, 大众的关注度日渐下降。第三, 自主权受到挑战。传统媒体记者、编辑数量有限, 信息换取渠道狭窄, 导致信息来源较少。有时候就要从网络找线索, 找新闻, 依赖性日趋严重。
3 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融合发展
在这个由以往的传媒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转变的“微时代”, 传统媒体要想实现破题发展, 就要利用自身的优势融合自媒体协调发展。积极采用新的传播手段, 开辟网络版面、移动手机客户端等方式来应对发展局面。我国的主流媒体也在进行有益的尝试。各大传统媒体在办好以往媒介的同时, 开通网络版面, 转载传统媒体的内容, 嫁接互动联系渠道, 拓展新闻背后的故事, 实现了传统媒体数字化的转变。诸如央视微信评论、短信互动以及二维码的扫描参与, 都是“微时代”对传统媒体的贡献。许多传统媒体记者也注重从网络找寻新闻, 从微博、微信当中找到新闻亲历者, 事件见证人。
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为例, 一段时间里, 有关此案的各种传言在网络上层出不穷。然而, 经过保定市公安局纪委与保定市纪委联合调查, 结果显示网络反映的许多情况并不属实。这也是传统媒体和自媒体融合传播的一个典范之作。
网络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可以相辅相成, 优势互补。实现网络补充发布, 而传统媒体跟进拓展、集合信息。郭美美事件起因就是微博炫富。网络围观导致了传统媒体的关注, 在传统媒体的不断跟踪下, 微博信息不断发酵, 从而达到了全民关注的程度。也就实现了网络微博自媒体点火, 传统媒体集合信息发布, 跟进拓展背景, 深挖新闻背后的故事, 做大舆论监督的影响力, 从而引导舆论。
4 传统媒体和自媒体融合发展的注意事项
无论层出不穷的自媒体带来的冲击多大, 传统媒体都要坚持自身的报道特点, 实现内容创新、模式创新、手段创新。这就要求传统媒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要以深度的策划深化新闻报道。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 从新闻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 成为了传统媒体深化发展的金钥匙。第二, 要注重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双向互动。传统媒体记者不仅要将采访的内容在自家媒体刊播, 还要很好地利用“微媒体”加以跟进, 实现与自媒体的交流互动。
这其中要注意一下几点:第一, 新闻采访要接地气, 落实“三贴近”原则, 深入采访, 找寻真正的事实。第二, 语言要与时俱进, 要学会新语词, 用大众熟悉的语言说新闻, 摒弃公文式教条语言。第三, 保持客观公正。要在新闻纪律的约束下做新闻, 不能被自媒体牵着鼻子走, 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做事实的记录者, 不做网络新闻的跟随者。
参考文献
[1]张彬.对“自媒体”的概念界定及思考[J].今传媒, 2008.
[2]熊玮, 陈依惠.微博语境下传统媒体的舆论引领[J].南方电视学刊, 2012.
基于传统语境的古墨彩瓷艺术研究 篇9
笔墨当随时代,在创新求变之风席卷当代陶瓷艺术界之时,古彩却是各类装饰中最为稳定的类型,长期保持着旧有面貌和固有程式而较少创新,这显然并不适宜其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笔者一直致力于古彩艺术的创新研究,不断尝试着古彩与其他陶瓷装饰形式的融合,并创制成功古墨彩这一新型彩绘形式。古墨彩作为陶瓷彩绘大家庭的新成员,因系草创阶段,故其尚未定型,仍处在发展变化的状态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待于有志于此的陶瓷艺术家不断研究总结,在实践中完善其理论体系,使之进入公众视野,与粉古彩、粉墨彩等一道成为当代重要的创新性综合彩绘类型。
1 古墨彩瓷源流与概念解读
古墨彩是一个综合性概念,顾名思义是由古彩与墨彩两种彩绘类型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反映着古彩与墨彩的相融相合关系。古彩与墨彩均为中国传统彩绘瓷,二者具有不同的工艺与艺术特征和发展轨迹。考察清代至当代古彩与墨彩的发展史,二者之间仅有萌芽形式的融合。
古彩即釉上五彩,其源于宋金时期的红绿彩,并在明代发展为大明五彩,其高度成熟期是在清康熙时期,此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釉上五彩,后世所指古彩即是康熙五彩。康熙时期即已有以五彩黑料绘制的黑彩作品,或可称为墨彩瓷的早期阶段。康熙时期已出现黑彩与五彩中的其他色料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一类是以黑彩作为起烘托作用的地色,用以衬托五彩纹饰,再一类是以黑彩绘制一部分图案。这两类形式可以说是古墨彩的萌芽阶段,但黑彩仍属古彩色料,故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彩类型。
清雍正时期,出现了运用珐琅黑料绘制的墨彩瓷,将墨彩瓷艺术推向成熟期,并在乾隆时期继续发展。清雍乾时期的墨彩瓷中亦有与其他彩料相配合者,如人物的脸、手部施淡红色,还有与玻白料相配合的雪景图,不过都并非是与古彩相配合。清末民国时期,新型的使用新彩黑料绘制的墨彩瓷创烧,除与其他彩料配合外,还出现了墨彩描金品种。
纵观古彩与墨彩的发展史,之所以仅在康熙时期有古彩与墨彩结合的萌芽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之间在工艺与艺术上的差异。从工艺角度来考量,古彩与雍正之后出现的成熟墨彩在烧成温度和绘制技法上均有差异;从艺术角度来考量,古彩具有大红大绿的民间风格,而墨彩则具有浓郁的文人水墨气息。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对古彩与墨彩的结合运用形成了显著障碍。
笔者在创烧古墨彩这一新的彩绘类型时,在工艺与艺术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是因为,古墨彩瓷并非是古彩与墨彩在形式上的简单相加,而是需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被赋予有别于其他彩绘形式的新的形式语言、审美内涵与意义,如果生硬结合,则必将因缺乏美学价值而无法成为独立的彩绘类型。
古墨彩中的古彩与墨彩的关系是有主次之分的,即以古彩为主,以墨彩为辅,是在古彩中对墨彩的融合,借助墨彩艺术语言改变古彩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建构起既有别于古彩,更有别于墨彩的自身发展体系。古墨彩既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又具有现代审美趣味,并能够通过不同的融合方式来实现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达,它的出现反映了在当代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对中国传统古彩发展的新需求,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有选择地继承与改变传统彩绘艺术的产物。
2 古墨彩瓷特征探析
构建古墨彩瓷的基础是传统古彩与墨彩艺术,因而保持鲜明的传统工艺与艺术特色是古墨彩瓷最重要的特征。传统古彩与墨彩从材料、工具到技法、技巧以及主题、题材等,都有着一整套相对严格的程式或约定俗成的规定,一旦形成程式,势必有其符合艺术规律性的积极一面,在历史的流变中固化为一种象征性符号,因此,古墨彩作品并不能脱离古彩与墨彩中自古相传的传统,相反,还应当将传统图式语言予以强化,只有这样,古墨彩才能在既定的轨迹上发展而不至于偏离方向。
当然,当代古墨彩艺术家在继承传统符号时也并不能一成不变,而是需要对传统图式进行解构与重组,这是因为古墨彩不是古彩与墨彩的简单拼接,而是需要根据主题要求、题材表现和构图章法进行合理布局,使其形成一个艺术整体,而在这种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形成贴近于现时代的审美形式,因而,时代性也是古墨彩瓷的重要特征之一。
古墨彩的定位是以古彩为主、墨彩为辅,因而在色彩关系上形成了以彩为主、以墨为辅的特色。色彩的和谐之美是古墨彩最具魅力的艺术特征。古墨彩的这一色彩特征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在中国传统美学中,非常强调中和之美,即注重色彩关系的平衡,关注色彩的强弱、冷暖、轻重,使之形成和谐的色彩关系。古彩具有大红大绿之美,色彩往往形成强烈对比,奔放而鲜艳,极具民间气息,而墨彩正好相反,以墨色为主导,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具有素雅沉静之美二者加以调和,恰好能够产生和谐的色彩美感。当代古墨彩艺术家在融合古彩与墨彩时应当要做到:古彩与墨彩的位置比例要恰当,二者相互穿插,以形成和谐的色彩情景为宜。同时,还需要在画面中保持古彩与墨彩色彩的相对独立性,避免将其同质化而掩盖其自身固有美感。
在技法特征方面,古墨彩主要为工笔重彩风格结合工笔白描或写意风格,这主要是由古彩和墨彩的技法特征所决定的。古彩所采取的技法基本为双勾填彩的工笔重彩形式,当然这种工笔重彩带有明显的民间气息,有别于宫廷院画风格。墨彩在风格上则明显具有多样化特征,既可采取工笔白描的形式,亦可采取水墨形式,不过在古墨彩中,墨彩大多采取的工笔白描形式,这是因为采取工笔白描形式有助于与古彩的工笔形式相配合而形成艺术整体。当然,墨彩采取一定的水墨风格技法,从而形成工写结合的形式亦可,但这类形式需要避免水墨风格与整体风格的不和谐,从而影响整体效果。古墨彩中墨彩技法的融入,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技法表现,也加强了作品的绘画性而弱化了装饰性,从而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倾向。
3 古墨彩瓷意义阐释
古墨彩是跨越在古彩与墨彩之间的彩绘新形式,其不是简单的古彩与墨彩的叠加,也不仅仅是技法上的混合使用,它的实质是观念与思维上的综合,是艺术思想上的解放,也是学术上的进步,因而其艺术意义与学术意义均是显而易见的。
古墨彩对于古彩以及墨彩的本体语言的纵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古墨彩全方位地将古彩以及墨彩技法与色彩表现进行融合,进而形成审美理念上的转变,这并不仅仅是使古彩以及墨彩增加了更多的表现内容,而是大大拓宽了古彩以及墨彩表现的边界。也即是说,古墨彩的出现进一步扩展了当代古彩以及墨彩的表现形态,促进其艺术语言的自由表达,使古老的古彩以及墨彩艺术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入到现代语境当中。在这种融合状态中,古彩以及墨彩各自的形式语言都得到加强,同时又蕴含创新元素,为其各自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力。因此,古墨彩的出现不但不会影响传统古彩以及墨彩的生存,相反是大大有利于二者的传承与发展的。
古墨彩是对古彩以及墨彩艺术家自我的挑战,对于促进古彩以及墨彩艺术家在工艺与艺术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古墨彩艺术家必须同时具备古彩与墨彩两种彩绘技能,相比于单纯的古彩与墨彩,具有更高的工艺与艺术要求。在兼具传统古彩与墨彩工艺的基础上,古墨彩能够更加自由地展现艺术家的精神领域,这是因为古墨彩中的古彩与墨彩的搭配组合是自由的和随机的,并没有定式需要遵循,因而给了艺术家以更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大大增强了创作过程的灵活性甚至趣味性,也使得创作题材更为广泛。古墨彩艺术家在创作中需要整体考虑古彩与墨彩,这种创作难度的增加更能够激发艺术家创作的热情,提升其创作能力,摆脱僵化复制固有程式的束缚。
因尚处初创阶段,古墨彩的技术与艺术都在成熟当中,这也表明其是一个复合形态,也是一个动态结构,为古彩、墨彩艺术家以及其他有志于古墨彩的创作者提供了探寻个性化艺术发展之路的一条重要途径,因而古墨彩在当代具有明显的实验性意义和指向意义,进一步促进了当代陶瓷艺术综合性发展特征的形成。在这种意义上,其与李文跃所开创的粉墨彩是相类同的。
作为当代新创立的彩绘类型,古墨彩借鉴了古彩、墨彩两种传统彩绘工艺,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热情,强调个人情感性元素对于作品整体效果的调整,弥补了传统古彩与墨彩创作自由度的不足,提升了艺术表现力,突破了固有的程式和审美观念,促使新的美学风格出现,因此,当代古墨彩的创制具有重要的存在意义和发展意义。
4 结语
古墨彩独特的艺术面貌体现了当代传统陶瓷彩绘创新性、实验性的基本发展方向。古墨彩创作是一种复合艺术,尚处在动态和多变的构建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开放性以及不确定性特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陶瓷艺术家投身于古墨彩创作当中,以探索与实验为动力,以拓展出新为宗旨,不断将古墨彩瓷艺术推向高峰,使其艺术形式与理念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向纵深发展,最终成为陶瓷彩绘中的重要类型之一。
摘要：古墨彩瓷艺术是当代新创陶瓷彩绘类型,是古彩与墨彩的有机结合,鲜明的传统特色、时代性和独特的色彩、技法表现构成了古墨彩的基本特征。古墨彩在当代陶瓷艺术发展中具有显著的艺术和学术意义。
关键词：古墨彩,源流,概念,特征,意义
参考文献
[1]方复.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2]余国洲.古彩瓷的继承与创新[J].中国陶瓷,2010,46(03)
传统语境 篇10
【关键词】网络语境;传统;出版翻译;转型
【作者单位】彭静，重庆理工大学语言学院。
【项目基金】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信息英语翻译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的不断深入，其影响的领域也日益广泛。网络翻译与传统翻译的竞争日益激烈，而在这种竞争中，传统翻译处于不利地位，传统翻译必须在网络翻译语境下寻求未来发展之路。
一、网络化语境为传统翻译出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传统翻译出版业有着自身的优势，比如，在选材以及翻译方式上有着自己的套路与体系，在一百多年的运行与历练之后，有了自己稳固的营销渠道，其操作流程呈现规范化、系统化的特点。相对而言，当前网络翻译运作模式简单，且限于自身规模、资金等因素制约，其不会去购买合法版权，其翻译作品的来源大多属于违法获取。除此之外，一般信用度较高的翻译出版社在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具有相应的制度与准则，能够很好地保证作品质量。而网络翻译在质量方面难以令人满意，与传统翻译有着很大的差距。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进入信息化时代，人们可以借助一些网络工具随时随地加入网络翻译的行列中，这种优势是传统翻译所没有的。在《哈利·波特7》的翻译中，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翻译方法与模式，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与习惯进行网络翻译，然后将一些方法进行融合，在大众之间传播，被人们广泛阅读，这样可以更加密切地联系读者与译者。
二、网络化语境下传统翻译出版遇到的瓶颈
在网络时代中，由于网络翻译紧跟时代步伐，因此具有更大的市场，在与传统翻译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对传统翻译形成了更进一步的冲击。这种对抗性发展突出表现在翻译出版版权、发行模式、受众群体分化等多个具体层面中。通常情况下，出版社获取版权，再对作品进行翻译销售。出版社在获取版权时需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所以，在翻译后进行出版销售时，成本势必体现在价格上。同时，外文资料版权的获取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时间周期很长，通常完成整个翻译环节需要很长的时间。
传统翻译出版业的发行一般都集中在线下，在多年的营销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销售体系，在销售时都走固定的途径。然而，在网络语境中，网络翻译者借助各种超链接，对翻译作品进行传播，速度远远快于传统翻译出版物的传播速度。加上网络翻译作品成本低，在价格上也相较传统翻译出版有更大的优势。
随着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时候可以自己进行翻译，因此对于翻译的需求有所降低。对于出版业来说，一方面，其市场份额的逐渐下滑，给其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当下翻译出版行业良莠不齐，门槛低，标准不统一，尤其是出版业内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没有健全的制度进行保障，人们过分追求速度与数量而忽略质量;没有严格的监督与监管，对于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不进行严格审查，很多人员的外语水平很低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翻译工作，翻译质量也因此大打折扣。
一般情况下，传统翻译出版发行要经过层层把关，过程复杂，最终才能在市场上进行销售。网络翻译在此方面的优势就大大凸显，因为网络翻译不需要太多复杂的工序，它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翻译团队，然后选取需要进行翻译的文章或者关于国际、国内吸引眼球的热门问题的文章，然后进行自由翻译就可以，方便快捷。但是网络翻译在凸显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很多问题，例如网上很多翻译人员不专业，没有经过严格的培训，翻译质量得不到保证。笔者认为，目前传统翻译面临着很大的威胁和挑战，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必须要进行一定的变革与创新，在与网络翻译的竞争中不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
三、传统翻译与网络翻译的融合
网络时代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信息在网络中传播是全球性的，外文作品在全球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在加快、变宽。传统翻译出版要在网络化环境下寻求转型之道，有效融合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传统出版翻译发展模式。
第一，网络化语境下的翻译内容与服务受众的融合。不管是传统翻译还是网络翻译，两者在业务上都是以翻译内容为核心，但两者之间在素材选择上有明显的差异。相比传统翻译，网络翻译充分利用便捷的翻译优势，更加倾向于国际热点问题，这样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吸引更多的读者，获取更多的网站点击量。传统翻译可以对此进行借鉴，逐渐改变原来传统的素材选取模式，将关注点多放在热点问题上，并且随时掌握翻译出版新动向，从而在业务更新方面与网络同步。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形态的翻译，其最终目的都指向读者，也就是受众群体。一般传统翻译的青睐者更加追求翻译的高质量，要求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他们更加希望网络翻译的质量能够有明显的突破。这两种翻译模式应研讨受众群体分化的因素，汲取彼此优势，发掘对方服务对象的差异化需求，设计针对性的出版需求，如此便可对各自业务的开展产生有益影响。
第二，两种翻译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融合。传统翻译出版应该借助网络翻译技术辅助文本人工翻译，合理运用网络翻译技术有效提高翻译的效率。传统翻译速度较慢，但其质量较高，网络翻译应借助人工的检查与帮助，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与修饰。传统翻译技术对提升作品质量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在阅读“快餐化”的时代，往往不能满足读者阅读的时间诉求。在这一点上，传统翻译要适时融入网络技术性翻译，提高简单翻译的速度和效率。
第三，网络化衍生的兼职翻译与传统出版翻译的融合。传统翻译出版的翻译工作严格且专业，不仅要求翻译人员的外语水平达到一定的标准，而且追求语言的专业性。目前，网络翻译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业界对翻译者的需求日益增加，传统翻译出版应改变人才使用模式，尝试拓展翻译人才队伍，如使用网络兼职翻译等，提升翻译质量。
第四，网络翻译与传统翻译出版工作流程和管理方式的融合。管理不规范是影响网络翻译出版规模、质量提升的因素，网络翻译和传统翻译在这方面各有优势，可以相互借鉴。除此之外，二者也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如传统翻译出版社购买版权，然后交由网络翻译团队进行翻译，再对其进行监督把关以保证翻译质量，像《乔布斯传》这部作品就是中信出版社与“东西网”二者相互合作进行翻译的，其翻译质量与速度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第五，在进行翻译时，要结合时代背景，充分考虑作者与环境的因素，然后运用合适的方法进行翻译。网络翻译者比较自由活泼，没有太多的限制，能够根据自己对外文作品的理解进行翻译创作，往往能凸显作品的个性特色。翻译是一门艺术，两种翻译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二者之间应多加交流与探讨，进行合作与创新，共同促进翻译行业的发展。
综上，本文分析了网络化语境下传统翻译出版的现状，针对传统翻译出版未来发展之路，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为传统翻译出版整合网络资源、提升其发展空间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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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境 篇11
一对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消解
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核心主旨是主张科学史研究的实用性, 其目的是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史学辩护。功利主义的科学史研究, 从科学史以学科史的形式出现到综合科学史的出现, 其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是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共同促进了其发展。
从语境论的角度讲, 任何科学事件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只有将这些科学事件写出来, 才能突出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到的作用, 从而为科学的发展辩护, 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求得支持, 这是功利主义科学史得以发展的社会语境。培根为此而决定组织力量撰写天文学、化学等学科史, 《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于1662年成功出版, 标志着近代学科史的发端, 第一次将科学技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表现出来, 从中体会到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的特殊力量。
在这种语境氛围下, 科学家们结合自身的科学实践而转向学科史的写作中, 他们希望通过学科史来获得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 这是研究学科史的唯一目的, 也正是功利主义的具体表现, 更是在特定语境下的“语用实现”。这个时期写出来的科学史, 严格地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 是学科史,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也就是从语形上来说, 其不具备解释功能, 只是一种“描述”而非对科学事件的“说明”。就拿英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 (Thoms Sprat) 在1667年完成的《皇家学会史》来说, 它是在追溯英国皇家学会历史前身的基础上, 集中表达了皇家学会对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作用, 从而为新科学的发展寻求一种政策支持和社会的理解[3]4。由此,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科学史不是为了展示科学是如何发展的, 而是为了体现其社会作用, 不难看出当时的学科史写作的特点:对某一学科进行编年史的现状描述, 让人们“通过阅读前辈的探索经历而受到激励, ……即使我们先前获得的知识对于科学的发展不是必需的, 但它毕竟是大大促进了未来的进程”[3]3。这种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在当时当地的学科史发展中有突出的作用, 实现了社会对科学发展的认同, 尽管是不可取的, 但从历史语境讲是合乎情理的。
再从社会语境的角度去分析, 18世纪的文化特征是突出科学与进步, 把科学看做是社会进步的源泉, 其时已认识到没有科学的发展社会就不会进步。尤其是近代实验科学成为主流科学, 实验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后, 人类才始觉科学可以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 不同的方法对认识世界的结果是不同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科学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信念, 也就是说科学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科学的变革, 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 这样的思想在当时的学科史中会有很大篇幅的记载。科学技术在为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的同时, 也改变了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巨变, 这也充分说明科学技术改变了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会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宽空间。
如何看待这种功利性?从语境分析的角度讲, 语境是语义、语形和语用的集合。从这个角度去反思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 发现这种功利性很强的科学史观, 在其特定语境限制下, 其语形结构必然是陈述语句式地肯定, 才能强调科学的功效, 这样的语形就会限制语义的延伸, 因此其语用的实现就必然不是去考虑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是如何发展的、其规律是什么样的, 而主要是以编年体的方式去深化科学对人类的社会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语境论主张语境对语义的限制, 因此这样的学科史就不会上升到对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层次, 这也是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局限性。尽管在语境论看来, 其思想可以在语境下得以消解, 但当时的科学史没有上升到解释和说明层次, 让后人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教训、得到某一方面的启迪, 只是为科学寻求在社会建制化方面的合理性, 实现科学发展的社会认同。因此, 其致命的缺陷是非理性主义的。
二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解构
如果功利主义科学史观“是出于科学史学之外的某种目的和需要”[4]的话, 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核心主旨, 是通过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科学史, 让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推动了人类进步, 科学的积累过程就是科学史。诚然, 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理念、研究手段等诸多方面与前几个世纪的研究有了很大的不同, 以前对自然界无从认识的世界在人们面前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 人们感觉过去神秘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 因而科学的进步不仅让人们认识到自然世界的规律, 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
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 科学史界逐步认识到科学史的研究绝不仅是为科学的发展寻求社会支持、得到社会认可那么简单, 而应该是在符合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情况下, 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实证、强调事实, 达到认识科学是什么的目的。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为20世纪的科学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语境看, 实证主义科学史观能够想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 这种编史方案其本身有一定的进步性, 较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有了很大的不同, 其核心主旨试图去掉研究者个人的爱好、主观意愿, 而是从客观的角度去收集、分析、考证史料, 从而达到对科学发展的深刻认识, 书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史。这样的一种思想, 其预设的语境前提是科学是可以实证的, 似乎是“科学的”。因而在萨顿 (G.Sarton) 时期极大地发挥了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 “科学史之父”的萨顿认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发现, 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 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5]。
这段话已深刻表明萨顿对科学史的认识, 他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史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科学事件的编年史, 而是要去解释科学是如何在人类发展历史中起到进步作用的, 其核心是第二层的工作, 从而达到明确我们地位的作用。这里的“我们”实际就是科学发展的主体———人, 他所主导的科学史要研究科学主体人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因为萨顿已清楚地看到“科学史的目的……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 科学的进步是被注意的中心, 而一般历史常作为背景而存在。”[6]这种思想的出发点看起来是科学的、合理的, 也符合当时的语境诉求, 但是从后期的研究实践来说, 又走向了材料的堆砌、无法取舍, 直至走向无法自拔。因此尽管他想“赋予科学史以新的原理和新的研究方法, 使之成为一门新的历史学科, 这种新人文主义似乎可以取代旧人文主义”[7]。但是, 由于他的语境前提是建立在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的一种限定上, 那么在这个语境之外的东西就无法写入科学史, 但其确实是存在的。这就像写到牛顿的炼金术研究一样, 在一些科学史的著作中没有提到, 但是他作为科学事件却是存在的。
上述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 从历史语境的角度讲, 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尤其是像萨顿的人性化科学史观, 他的主张是科学合理的, 在当时的语境下能看到了科学与人文之间融合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 要达到对科学事件的语义学说明是非常难的。比如材料如何选取、如何节略、与人文怎样结合等诸多问题, 都会导致语义上的不准确性, 如果不回到历史的语境中, 没有当时的语境限制, 就缺乏语境的洞察力, 就不会产生真实的语义分析。这也是造成《科学史导论》未写完的真正原因。因为科学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 有一个史料的选择过程, 对同一件科学事件也有一个语境测量的问题。比如对光速的测定, 不同的测量手段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完成的, 那么科学史应该如何记录这一事件就会有建立在不同语境上的不同的语义学分析。
反观实证主义科学史的发展历程, 尽管到今天还有人为其辩护, 因为其一些主张具有科学合理性, 但其编史方案还是编年史的方式, 无法将人的主体作用渗透到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 没有了人的参与就没有语境的预设, 也就没有从语境的角度去设计编史方案, 从语境的角度去决定材料的取舍, 因而难以得到科学史发展的真正要领, 但是从开创科学史的研究上, 实证主义科学史研究, 尤其是萨顿的科学史观是其典型代表, 这也充分说明在特定语境下的特殊人物从事了特殊的工作, 致使科学史走向了专业化的、学科化的独立发展之路, 也为科学史学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批判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解构
批判主义科学史观的产生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 伴随着后现代思潮在各方面的不断渗透, 特别是在美国职业科学史学家兴起之后, 对科学史的研究不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反思, 而是在汲取历史理论的基础上, 去重新思考科学史的研究状况, 呈现了一种多元的、综合性的发展态势。其实质性的溯源是在默顿 (R.K.Merton) 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 他没有从科学史的内史出发去研究英国17世纪的科学技术, 而是将科技放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中去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
默顿作为萨顿的学生, 他完全没有遵循导师的研究进路, 是在另一个语境下提炼自己的科学编史学思想, 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给科学史的研究框定了一个“特定”的语境———从科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去解释科学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史观, 在特定的语境下, 对科学史的解释进行社会语义学分析, 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语义下的研究。因此, 默顿认为科学不但包括科学方法和运用这些方法获得的科学知识, 更包括规范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道德。那么要真正揭示科学发展的历程, 必须考虑上述的这些因素, 这也正是默顿科学史研究的语义所指。
柯瓦雷 (A.Koyrè) 的概念分析法与萨顿、默顿等人的科学史观完全不同, 他在《牛顿研究》中认为, “科学思想史旨在把握科学思想在其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本身中的历程, 关键是要把所研究的著作置于其思想和精神氛围之中, 并依据其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好恶偏向去解释它们。”[8]这段话足以说明, 柯瓦雷对科学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立足在科学思想的创造性活动上, 然后从“语境”上去理解这种创造活动本身的历程, 而且要在原作者的语境上去理解, 而不能根据自己的观点、思维方式或是喜好去解释, 这一点与科学史的反辉格式解释是完全一致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柯瓦雷注意到了语境的使用, 但是由于其对科学概念的关注而没有系统地从语境论的角度去思考科学思想史应该怎样去研究, 这是其不足之处。那么如果只从科学的创造性活动来看, 柯瓦雷关注的是概念和科学事件, 而且受当时语境的影响, 也只是把对人类有进步意义的“真理”, 从概念分析的角度作了诠释, 而非广义的科学史研究。
所以, 柯瓦雷的科学史观集中把与科学发展相关的哲学史、思想史当做了科学创造活动的语境, 在这个语境前提下, 进行了他的独创性研究———概念分析, 他试图从对科学观念演进分析中得出科学是如何发展这一实践活动, 这是他的工作之一;之二就是通过分析一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去探讨影响这一概念的社会因素, 以及由于这一概念的演进所造成的思想影响。其实这些“关系”就是语境要素, 要理解这些关系, 只能在同一个语境下才会有共同的思想。柯瓦雷的科学史观试图通过在一个共同的语境 (与科学观念相关的哲学史和思想史) 下表明科学的发展历程, 其语义学所指就是科学观念的内在演变。
这种科学概念的内在演变与社会建构论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建构论在谈到科学的发展时, 注重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 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受利益驱动而导致的, 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 不是通过客观方法的“发现”, 而是在社会交往中的“发明”。这种思想似乎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光环下消解了诸多主义, 但是却失去了人类发展的进步性、规律性。科学史是为了寻找科学的客观性、进步性和规律性, 但不能忽略科学发展中主体人的主观性。因此, 语境论的科学史观在保证科学客观性的基础上, 要满足人的主体立场、观点和知识结构, 这一点正如库恩“未成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家, 但我却在某程度上学会像他们那样思考了”[9]。这充分说明研究科学史回到当时当地语境的重要性, 这正是语境论科学史最大的魅力。
四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反思与消解的意义
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反思与消解的目的是为语境论科学史观的提出作理论上的辩护, 语境论的科学史观主张科学史的语境性、多元性、价值中立性, 反对科学史研究的功利主义思想, 更排斥科学史的辉格式解释, 因而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 在本体论层面上, 有助于理解科学并认识科学史的本质。
科学史的本质要从科学是什么谈起, 没有对科学的定义就书写它的历史那肯定是盲目的, 而科学的定义与语境相关, 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就产生什么样的科学。这正如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一样, 从现代科学的定义去看中国古代, 那肯定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 最起码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验证。所以科学史的研究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科学的发展, 对“科学”的定义, 也要在“语境化”与“去语境化”的前提下去论述。这就是说, 从语境论的角度讲, 科学的概念本身就是语境的产物,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牛顿的物理学的不同就是因为语境发生了变化, 亚里士多德对物理的认识是建立在自己预设的语境中, 牛顿的物理学中的质量、长度、时间不变等规定也是一种语境的限定, 超越这个语境限定的牛顿物理学是不成立的, 但是, 不成立也不能说它不是科学, 应该说是科学发生了语境转换, 所以只有从语境的角度认识科学史才能认识到科学史的本质和其研究规范。
其次, 在认识论角度, 有助于理解科学的可错性与可修正性。
在语境中理解科学及其发展的历史, 从中可更好地理解科学的可错性与可修正性。科学史研究中强调的语境, 不同于人与人之间对话的“语境”, 科学史的语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防止意义产生歧义的条件限定。这个条件限定是与历史和社会相关的, 因而从认识论上讲, 语境的展开也是很具体的, 不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在15世纪之前, 中国之所以能产生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 是与中国的文明有很大的关系, 科学与文明一直交织在一起, 但是科学史不能替代文明史, 这是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共同决定的。西方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 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是与古希腊文明有着很大的关系, 没有文明作为背景是无法产生科学的, 这也就是说不同的语境为东西方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平台。然而在这样的发展中, 诸多例子可以证明, 科学并不代表正确或是真理, 虽然在当时当地是正确的, 但在另一个语境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托勒密“地心说”, 在他提出来以后, 人们并没有认为是错误的, 经历了1400多年后, 通过人们长期的观察, 发现有好多现象并不是这种理论解释的那样, 因而观察与理论形成了反差, 不得不被“日心说”取代, 日心说成为了当时的科学。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 日心说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错误代替错误, 正是“语境变换”的最好例子, 在一种语境下是科学的东西, 在另一种语境下就不是科学。所以语境论的科学史研究不仅要写出文明史背景下的科学, 也要解释错误理论的产生与修正过程。
再次, 从方法论意义上讲, 有助于突破传统研究模式, 形成新的学术范式。
自然科学需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 科学史的研究同样需要很好的方法。科学史的历史属性决定其离不开实证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替代实证的方法, 但实证方法不等同于实证主义, 这是两回事。从对历史理解来看, 科学史的研究注定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实证, 知其然, 二是分析, 知其所以然。因此语境论的核心主张是用语境的分析方法去研究科学事件, 从而达到科学史的语境重建, 以建立一个科学史研究新的逻辑起点, 这个逻辑起点要超越传统的科学史观, 要超越传统的研究方法, 在多元的、价值中立的语境前提下, 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范式要从历史学的理论中汲取合理的成分, 不能因为科学史的地位特殊就把历史排除在外, 尤其是国内的科学史属于一级学科, 更容易与历史的研究脱离关系,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也不能把科学史当做一般历史去研究, 要杜绝人们对科学史的偏见, 将科学史与一般历史等同起来, 用研究一般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科学史。这两种方式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因而这种新的学术规范是在历史规范下的逻辑统一, 不仅停留在科学史的史学层面, 还要考虑科学层面和逻辑的合理性, 这正是语境论科学史观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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