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分析（精选12篇）
语境分析 篇1
一、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 有一种形如“玩就玩”、“看书就看书”的紧缩构式, 我们定义为“X就X”复说格式, 有关此格式的意义, 笔者 (2011) 曾做过探讨, 此格式意义既有结构层面上的“确认认可”意义, 又具有语境赋予的“决断容忍”意义。在后来的深入研究中发现, 格式意义进行分层分析是正确的, 但语境意义则不只有“决断容忍”意义, 语境不同, 语境意义也表现出来不同的情感倾向。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格式“X就X”出现的语境以及不同语境下的格式意义。
二、格式语境及语境意义
有关格式与格式意义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探讨, 基本上都通过复句关系词来分析格式以及格式意义, 缺乏对格式出现的语境进行具体描述, 也缺乏分析不同复句关系中格式的意义, 这些学者主要有赵静初 (1984) 、项菊 (2000) 、杨德峰 (2005) 等。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 再结合笔者前期的研究, 我们将通过语境特点描述来分析格式, 分析格式出现的典型语境类型、语境特点以及语境中格式蕴含的情感意义。在大量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发现“X就X”格式经常出现在四类语境中, 为了便于表述, 我们用句组环境这个术语来代替语境, 分别为叙述性句组环境、劝阻性句组环境、会话性句组环境、自白性句组环境。下面具体分析不同语境下的格式特点及其意义组合。
(一) 解释性句组环境。解释性句组环境, 在这类语境中, 格式多项并立使用, 以解释性的流水句出现, 例举解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格式意义除了结构赋予的“确认认可”意义外, 语境往往赋予一种“随意、无所谓”等意义, 语境中经常同时出现一些表达“随便、所谓”意思的字词与句子, 例如:
1.他不再想寻根究底地去追问他了, 该去就去, 喝酒就喝酒, 吃饭就吃饭, 装孙子就装孙子, 全都无所谓。
2.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 大家都已经淡忘, 办公室又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 干活就干活, 开会就开会, 加班就加班, 好像事情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3.虽然心里很窝火, 王刚还是答应去见未来的丈母娘, 只要悦悦高兴就行, 认可就认可, 嫌弃就嫌弃, 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就不同意,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此语境中, 多项格式的内容不仅具有解释性, 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例1中“喝酒”、“吃饭”、“装孙子”是解释去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例2中“干活就干活, 开会就开会, 加班就加班”是解释“办公室又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例3中“认可”与“嫌弃”、“同意”与“不同意”成对出现, 解释“见丈母娘”可能出现的情况。例1有“全都无所谓”来揭示语境赋予“随意、无所谓”的语境意义, 例3有“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来加强“随意、无所谓、没办法”等语境意义。
(二) 劝阻性句组环境。劝阻性句组语境是格式出现在带有劝阻性句子的语境中, 劝阻性句子是这一句组环境的显著标志。在此语境中, 格式首先对某一事情进行确认和强调, 然后通过带有劝阻功能的祈使句或反问句来提醒不要做某事情, 一正一反, 正好有突出格式所要表达的动作行为的功能。此类语境中, 格式意义除了结构赋予的“确认认可”意义外, 显然还具有语境赋予的“强调”意义, 例如:
4.小刘, 以后上课就上课, 不要吊儿郎当的, 不要在下面玩手机, 这影响多不好!
5.读报就读报, 不要做其它事情了啊!
6.听讲座就听讲座, 不要只顾自己看报纸, 一心不要二用!
7.说话就说话呗, 少往他人脸上喷唾沫, 行为文明一点!
此类句组环境中, 格式与劝阻性句子同时出现, 动作也同时进行, 不过劝阻性祈使句的动作行为往往是格式动作行为的附带性行为。“在下面玩手机”是“上课就上课“的附带行为, “做其它事情了啊”是“读报”的附带行为, “看报纸”是“听讲座”的附带行为, “吐唾沫”是“说话”的附带行为, 运用格式“上课就上课、读报就读报、听讲座就听讲座、说话就说话”强调了它们各自的动作行为。
(三) 会话性句组环境。会话性句组环境是存在一问一答会话结构的句组环境。此类句组环境中, 会话一方提出一个观点或话题, 会话另一方则运用格式进行确认和认可, 不过在确认认可的同时, 语境往往赋予格式一种“勉强、让步、吃亏”式的容忍性意义, 这类句组环境比较普遍, 多位学者对它进行了关注与分析。
8.悦悦说:“最新的苹果手机可要上万啊, 别买了, 我不需要!还是存点钱把”
王刚淡淡地回答说:“上万就上万, 只要你喜欢, 再贵也是值得的, 我多加点班就是了!”
9.李天宇说:“这样的会, 主要是形式主义, 应上级的要求。会上他们说什么, 你也不要太在意, 你权当是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丽彬说:“开会就开会, 怎么还‘萝’人了呢?
例句中“上万”、“开会”是前面会话人提出的观点, 后面会话人运用格式“上万就上万”、“开会就开会”进行确认认可。在这类语境中, 格式除了对前面说话人观点进行确认认可外, 往往带有“容忍、吃亏”的意义在里面, 并有表达类似意义的词语和语句与格式共现。
10.他有些勉强:吃一个就吃一个,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11.好啊!分手就分手,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一点都不在乎!
例10中的“勉强”, 例11中的“你有什么了不起”都揭示了说话者对格式里的内容进行了容忍。
(四) 自白性句组环境。自白性句组环境不同于会话句组环境, 这类句组环境往往表现为作者的心理自白活动。在这类语境中, 运用格式对人物心理活动中的某个观点或某一事物进行“确认认可”, 同时也表达一种“容忍让步”的语境意义。在这类句组环境中, 我们发现有三类句子与格式一同出现:
一是为了突出格式的容忍性、让步性意义, 往往有一些表示“不在乎”或“无所谓”意思的词语和句子与格式一同出现, 意在补充和加强这一语境意义, 例如:
12.把她转到地方上去读书算了, 交高价就交高价吧, 有啥办法呢?
13.下基层就下基层,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人还能不活了不成?
例句中“有啥办法呢?”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都表达了一层“无所谓”和“不在乎”的意思。
二是.一些表示原因的句子与格式共现, 解释格式的动作行是一种做出了让步的确认认可行为, 例如:
14.它奶奶的, 兽医就兽医吧, 好歹是份工作, 谁叫咱是中专生, 在市里也没有关系。
15.有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 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 现在是一个法治社会, 有公正的司法制度, 我没有什么好怕的!
16.我没有拒绝, 当然也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希望, 谈一谈就谈一谈, 总不能辜负伯伯的一番好意, 老人家一直都很关心我。
例14中“好歹是份工作、谁叫咱是中专生、在市里没有关系”是主人公对“兽医就兽医”进行让步性认可的原因, 例15中“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现在是一个法治社会、有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对“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的原因解释。当然这类表示原因的句子往往指向两方面, 一方面是进行“确认认可”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容忍让步”的原因。例16中“总不能辜负伯伯的一番好意、老人家一直都很关心我”是作出“谈一谈就谈一谈”决定的原因解释, “当然也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希望”是对“谈一谈就谈一谈”中表现出的“让步、勉强”意义的原因解释。
三是格式表达出一种让步性的确认认可, 句组环境中往往有一些表示转折意义的句子与格式一同出现, 从反面标明格式的确认认可是让步性的确认认可。
17.你写的小说我看过了, 写得很不错, 不过你写小说就写小说呗, 加上那些虚头巴脑、含沙射影的东西干什么?
18.牛森埋怨他说:“谈朋友就谈朋友, 不过你要注意分寸, 要学会保护自己, 免得以后会后悔!”
例句中, 格式表达的是肯定意思, 后面都有表达转折的疑问句或否定句来表达这种认可是一种作出了让步的认可, “写小说就写小说”与“不要写那些虚头巴脑、含沙射影的东西”, “谈朋友就谈朋友”与“不过你要注意分寸”, 形成了一类固定表达样式。
在实际操作当中, 我们发现句组环境中这三类句子既有可能单独出现, 也有可能同时出现, 例如:
19.反正老李、老张对老王也不感冒, 添几句就添几句, 无所谓, 只不过添的这几句容易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到时影响不好。
20.张大鹏心里想了想:在雷达站当兵, 不是什么专业技术兵, 没有学到什么技术, 只是干些站岗放哨干的粗活, 现在转业安排去养猪, 养猪就养猪吧, 就是叫你养狼, 你还敢不养不成, 不过心里确实有点失落!
例19中, 这三类句子都有:“反正老李、老张对老王也不感冒”是第2类句子, 表示“加几句就加几句”的原因, “无所谓”是第1类句子, “只不过添的这几句容易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到时影响不好”是第3类句子。例20中“在雷达站当兵, 不是什么专业技术兵, 没有学到什么技术, 只是干些站岗放哨的粗活”是第2句子, 表原因, “不过心里确实有点失落”是第3类句子, 从反面衬托“养猪就养猪”不是自己的满意选择。
此类句组语境中的格式意义, 除了格式结构赋予的“确认认可”的意义外, 都带有一种“容忍让步”的语境意义, 与格式共现的三类句子有加强、解释这一意义的作用。
三、结语
“X就X”复说格式出现在解释性句组语境、劝阻性句组语境、会话性句组语境与自白性句组语境中, 不同的语境, 其语句组合特点也不同。格式除了结构赋予的“确认认可”意义外, 语境意义也不完全相同, 劝阻性句组环境有别于其它三种语境, 具有独特的“强调”意义, 解释性句组环境表现出“无所谓、随意”的语境意义, 会话性句组环境和自白性句组环境则包含有明显的“容忍、让步”等语境意义。
参考文献
[1]赵静贞.“A就A”格式试探[J].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4
[2]项菊.复说式“X就X”初探[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00, 10
[3]杨德峰.也说“A就A”格式[J].语言文字应用, 2005, 3
[4]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5]郭初建.“VO就VO”格式的多角度考察[D].华中师范大学, 2008, 4
[6]郭初建.“A就A“复说格式研究[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1, 4
语境分析 篇2
对话中的语境特征分析
在日常交际中,理解对话中言语的意思需要一定的.语境,分析对话中言语的意义也离不开特定的语境.对话的交际功能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在对话中,某一言语形式在特定语境中可能有多种功能;要理解对话的真实意义必须要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并且要运用语境理解对话的真实含义.
作 者：周幼华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江苏,南京,210044刊 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UZHOU(SOCIAL SCIENCE)年，卷(期)：25(1)分类号：H319.9关键词：对话 语境 语言形式 语言功能
现代文学的语境分析 篇3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06-02
所谓现代文学，在我国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文学模式，现代文学的重点在于研究我国社会在现代以来发生的内部的经过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而形成的新的文学模式，而这种文学模式也受到了国外文学的影响。通俗的讲，现代文学是用现代语言来表现的一种文学模式，其中包含了现代科学，也包含了现代相应的民主思想。现代文学从艺术的形式和艺术的表现手法来看，有对传统文学的革新，并且在文学体裁上建立了多种新的文学体裁，包括了话剧、现代小说、新诗、杂文、散文诗等文学体裁，无论从现代文学的题材、还是叙述角度、还是抒情的方式、还是描写的手段、还是现代文学的结构组成来看，其实都是一种新的革新和文学模式。
客观的说，现代文学是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的一种革新和新的创作，一方面，现代文学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但是也结合了传统文学的文学语境；另一方面，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潮流是一致的，现代文学哟偶很多优秀的作品结合了国外文学的优点，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因此，从现代文学的语境来分析，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瞿秋白、鲁迅、矛盾等一批现代文学先驱们都着力于从社会和历史层面解构社会现象，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求实的原则，对历史上现代的文学运动和各种思潮、还有各种现代流派、以及各作家作品都竭力与展示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线索，以显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水平。
一、现代文学体现的自然语境
现代文学的演进和发展离不开在现代文學中体现的自然语境，一般来说，现代文学可以分为“严肃文学”、 “纯文学”、“俗文学”三种文学模式，这三种文学模式也基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家分立的基本的历史格局，而这种三家分立的基本格局也并不是相对孤立或者是矛盾的，其实三者之间有着共同的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自然精神，在这三种文学中都体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文学来源于自然的发展，这也是现代文学本身蕴含的自然语境的共同的演进和发展。这种三分格局的文化现象，和文学本身蕴含的“自然”反映，是不可分割和密不可分的，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段来表现出现代文学的文学体裁而已。
现代文学，更多的反映的是社会历史变迁的自然的生活，艺术手段对文学有各种的加工，但是无论如何的加工，这种蕴含在现代文学中最原始的自然精神和本质是抹杀不掉的，因此，现代文学在社会的发展中和历史的涤荡中，无论如何发展，始终不能脱离掉自己的本质属性，就是在艺术文字加工出来的自然语境的体现。这也是现代文学的内涵，现代文学不能失去这种自然语境的塑造，不然现代文学必然失去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二、现代文学体现的历史语境
现代文学是用艺术的手段，通过叙事的方式对我国现代时期现实的书写，从文学本身来说，具有了一种新生现代历史的建构，这也本身是现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因此，现代文学是体现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语境的。
现代文学是离不开历史语境的，就像一枚硬币本身有两面性一样，现代文学本身内涵中就植根于了现代的“历史化”过程，现代文学也依靠这种“历史化”来体现，因此，历史语境是植根于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化”的概念的提出来自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认为，“依据表现性因果律或寓言的宏大叙事进行阐释如果仍然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诱惑的话，那么，这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本身已经刻写在文本和我们关于文本的思考之中了；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变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想的基本范畴。”因此，现代文学必然的表现这种“历史化”的进程，首先，从现代文学本质来说，文学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体现，从文学的本身来说，客观再现了现实的历史性是不可磨灭的；其次，从现代文学的文本来看，文学的艺术性也必须表现完整的客观历史的现象，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必须完整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用时间作为标记，重建一段完整的历史发展结构。
三、现代文学体现的现代语境
现代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从文学思潮的总体情况来看，其内涵必然具有现代语境的因素，我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形态是在不断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启新的开端，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也必然体现了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是一种在“追求现代”的过程中，在现代化的文学理念发展中，主导下完成的现代文学的革新和文学现代性的转化。
从传统文学的方式来说，任何文学形态都必须的具有高瞻远瞩的警示现实的意义，不然也不能成为一部好的现代文学作品，而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作用就正是体现在这种现代意义的语境上，要从过去和历史，从艺术和自然中看到现在，看到未来，指导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综上，现代文学，本身就是在社会变化和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展现的，现代文学的发展需要具有自然语境、历史语境和现代语境的整体发展，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作用和价值都体现在现代文学的自然精神、现代意义和历史内涵上，意义也必然影响甚远。
参考文献：
[1]袁强，语义与语境——浅谈现代文阅读语言理解，中学语文，2008年2月。
[2]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7月。
[3]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英文），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0年2月。
[4]张艳存； 于向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青年作家，2014年10月。
[5]马卓昊，浅谈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鸭绿江（下半月版），2014年2月。
[6]杨洪承，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虑与选择，学习与探索，2004年5月。
[7]许祖华，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月。
作者简介：魏瑶，1993.06，重庆三峡学院大学本科学生。
进化论的语境分析 篇4
生物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中的一个研究分支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后，而实际上作为对生物学的哲学关注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比如薛定谔所著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较早的一本对生命问题进行探讨的著作。标志性的事件是1953年双螺旋发现后，伴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对于生命问题的热议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生命科学的热情，一大批哲学家以及生物学家开始从哲学角度来分析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及其带来的影响，与社会、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关联等等。不过，尽管这种热潮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生物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却很难界定。考虑到生物学研究中存在的密集学科交叉现象，对于生物学哲学来说，如何来确定研究的范围成为棘手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赫尔(David Hull)、鲁斯(Michael Ruse)、索伯(Elliott Sober)为代表的生物学哲学家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基本上确立了目前生物学哲学的研究范畴，但是他们的关注点却是大相径庭。比如索伯关注于理论的简单性原则，赫尔关注于生物分类学、鲁斯则专注于具体进化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体系，这其中涉及进化理论的包括:适应性、自然学则、遗传(分子遗传与非分子遗传)、突变与随机漂变、进化发育、进化中的博弈论、生物信息、神经生物学、生态学等;在生物学解释研究方面有还原论、目的性、说明机制与模型等;与社会、文化关系方面:生物学与宗教、生命伦理、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等研究。不过，生物学哲学虽然有了一个问题域，但是在多数人看来，它仍然是离散的研究。广义地说，其研究可以包含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物学问题中的概念研究;另一种是将生物学作为一种解释的源头，用以解决外在于生物学哲学的问题。[1]xii尤其是第二个领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目前“新生物学”的研究，因为对于物理学乃至物理哲学来说，在人性、本质的认知抑或社会的认知等方面一直是无法涉及的。鉴于其在科学以及社会研究领域的综合性，也成为目前最流行研究类。不过对于传统的生物学哲学来说，多数应属于第一类。而在著作方面，以三部近年出版的生物学哲学综合性著作为例，如Philosophy of Biology(Elsevier 2007)和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Blackwell 2008)基本上都采取了联合写作的模式(包括之前更多)，从不同领域与研究旨趣共同构成图书的论述框架。而Philosophy of Biology: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Rosenberg and Daniel W.McShea,2008)虽然没有采取前面的写作方式，不过所涉及领域并无二致。从这些基本的研究旨趣来看，不同的生物学哲学著述无疑都是基于进化论研究的范畴，从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进化论单独作为一个大的章节来划分就可看出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在生物学哲学研究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进化论问题已经成为生物学哲学研究的核心纲领，它同时也是维系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核心纽带。而生物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正处于逐步成型的阶段。在学科建制方面，胡文耕先生认为，生物学哲学研究具有独立的学术机构，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以及代表性的论著，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生物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目前还无法做到普及。因此，生物学哲学作为学科仍在发展之中。[2]10-11在研究方法方面，分析哲学的传统被引入生物学哲学研究之后，对于生物学哲学的研究方式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争论，对于英美科学哲学界来说，以概念分析的手段来进行生物学哲学研究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进化理论中的众多问题本身就是需要概念澄清的。当然，分析的方法存在研究面窄的问题，但其更容易溶于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来，并形成与科学哲学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分支的良好交流。同时，立足于此，注重生物学哲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并突出其不同于一般科学哲学的特色，从而起到普及和促进作用。
生物学哲学作为一门有着宽广学科面的研究，很难凭一家之言就能确定其研究的范式是什么，领域涵盖哪些。在莫诺(Jacques L·Monod)看来，挑战来自进化过程的两端:一端是最早的生命系统的起源问题;另一端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的目的性系统内部所进行的工作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如何工作的问题。[3]103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早期生物学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同时，当逻辑经验主义者亨普尔和内格尔将对生物学研究的关注放在了目的性解释上时，寻找生物发育、行为以及自然选择终极原因的合理解释成为生物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其他分支间最重要的纽带，尤其是在自然选择与适应性的解释构成上，如何能合理地搭建自然选择的理论体系并使其符合科学的理论规范。因此，关于生命系统的起源问题引发了对于遗传学以及后来的分子遗传领域的哲学探讨，例如理论的还原、遗传法则、进化的模型都成为研究的主要领域;而对于目的性系统的工作问题，后来逐渐演化出诸如行为、认知以及进化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因此，对于生物学哲学研究来说，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研究领域并不容易，其所基于的知识与概念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当然，这也是造成生物学哲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使用概念分析方法的原因，分析各种概念的变迁也成为这项研究的主要素材。正像罗森博格(Alex Rosenberg)所指出的那样，达尔文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十分科学的、具有吸引力的理论，它挣脱了有神论的束缚并易于与其他的科学相结合。它提供了一种纯粹的因果联系、非目的性的生物过程和构造解释，并可以运用物理学来解释它们。但达尔文的理论往往具有概念上的问题，造成对于理论的误解。[4]30此外，对于继承于机械论生物学思想的理论来说，多数生物学哲学家将生物学解释终极原因都归为一种唯物主义的机制论，例如目前流行的表观遗传学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也可以说，基于不同概念定义的机制论实际上构成了表面离散生物学理论集合。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在于，这些看似离散的理论集合其实是紧密联系的，而这种联系的方式表现为理论的“综合”，就像迈尔(Enst Mayr)将其进化理论称为为“综合进化论”一样，在另一个方向上，威尔逊(Edward O.Wilson)将其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同样称为“新的综合”。
可以看出，生物学哲学的研究域是远远大于生物学的，而进化理论作为实际上的生物学哲学的纲领，所有的研究域很自然地被纳入其中。进化理论的革新总是离不开新兴领域与传统领域的综合，这样的一种交融方式促使我们在看待进化问题时应注意不同理论表征之间在概念意义以及用法上差别。从目前的概念分析方法来看，无疑是存在局限的，因为这种方法往往太过专注于一些概念在语义上差异和联系，却比较容易忽视概念在表征过程中的用法以及在一个表征系统中各种概念的组织形式。造成这一现象的其中一点原因就是缺乏概念所在语境的分析。
二从“同源”概念看进化解释的语境依赖
为了说明概念分析的研究方式对于生物学哲学来说是存在局限的，我们可以从分类学中的“同源”(homology)概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构成来说明。“同源”实际上是贯穿于生物学发展历史的概念。在前达尔文时期，它作为物种分类依据已经成为系统发生学研究中的主要原则，虽然并不等同于法则，“同源”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指标，伴随着生物学的发展以及进化理论的成熟。例如在19世纪达尔文时代流行的基于同形关系的进化形态学，以及后来在20世纪下半页所盛行的旨在将同族与同形关系区别开来的现代系统发生学(遗传分类学)。在近几十年中，“同源”的概念被更深入的应用于目前的生物学研究中来，其适用范围变得更广并且生物学理论的解释越来越基于这一概念的应用。生物学理论中一些重要的指标，如传统的形态形状、过程、功能的考察项，抑或物种间行为模式、认知特征的考察项。并且伴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不断深入，基因、蛋白质也逐渐地被纳入到同源考察的研究模式中，形成分子进化研究，利用相关分子数据来描绘或修正系统进化体系。当这些研究共同构成生物学的研究范畴时，对于生物学的理论来说，应基于什么样的类型划分原则成为了不同学派、研究层次以及理论假说之间的分水岭。无论历史上还是在现今，“同源”的概念一方面被不断地应用，而另一方面又被不同地解读。例如目前的同源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从同形(homoplasy)概念扩展而来，通过对系统发生关系解读的不断深入，反向进化(reversals)、残迹(vestiges)、原基(rudiments)、返祖(atavisms)、平行(parallelism)等这些概念构成了我们对于同源的理解。不断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的“同源”定义成为了生物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5]432对于基本概念的依赖是“同源”定义的最大特点，不同的理念会造成在基本概念使用上的选择性，最终形成对进化关系的不同解读。这些不同的解读有两个共同的前提:a基于对同一对象的解释;b将各自同源理念作为自身理论的基点。这两个前提决定了不同途径的研究之间，在方法上以及在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上具有相似性，但其区别又源于对于“同源”原则的不同理解。这种双重性造成了生物学理论在构建与阐释上不容易被区分甚至经常被混淆。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对于最终的理论在使用上我们只关注他们的解释效力，而忽视其在“同源”理解上的差异;而另一方面，当我们关注于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时，又往往会在一些基本概念的定义和理解上发生争论而忽视了相应理论在具体应用层面中的实用价值以及启发性。针对这种情况，在一个以概念分析为主要方法的生物学哲学研究模式中，理论解释中的语境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对象。
为了说明语境因素的影响，这里继续以系统分类学为例。系统分类学作为生物学中历史最悠久的研究方法，其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动植物分类方法。应该说，生物学的理论体系中，分类学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于进化思想的理解。如果说进化论体系是生物学研究的真正内核的话，分类学就应被看做是支撑起生物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实际上，分类学这项研究方法一直依赖于对于“同源”概念的理解。这里将其划分为三种途径:
第一种(图1中标注为a)是基于形态分类理念的传统分类学，在生物学哲学诞生早期所流行的关于物种问题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在传统进化论的范畴内，其形成了一种主流的研究模式以及同源划分依据。这种分类学依据生物体间的相似性作为重要的参考项，通过考察他们所共同具有的特征形态，以此来作为评判他们在进化关系中的依据。但是，这种同源划分却无法辨别趋同进化或是巧合性质的形态相似。
第二种(图1中标注为b)是基于转型进化理念下的分类原则，基本上延续了第一种分类学的理念，但将形态的考察项从物种转移至具体的生物体性状。在这里，同源的划分依据关注于不同种类生物体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的“部分”(形态或是功能)。这种思想盛行于19世纪末期，并且迎合了20世纪初的基于细胞层面进化学说。这种分类理念在判定进化关系上具有重要的价值，相比第一种更加关注于生物体在进化中的世系顺序或亲缘关系。不过，第一种分类学的同源理念关注于整体层面上的分析，期望为所有具有相同特征的生物体提供最好的解释。而第二种划分却存在其局限性，仅关注于一种或几种有限的性状，通过收集描述性的和实验证据来确认同源关系。
第三种(图1中标注为c)兴起于近20年，依托于进化发育生物学研究的兴起。利用分子生物学所提供的最新技术，特别是分子发育生物学的思想，进化与发育之间的交互作用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单纯的进化研究被这种“现代的综合”方法所取代，其强调种群遗传学的作用。这种发育途径试图解释同种生物体或不同生物体间具有相同部分的原因，认为“同源”实际上是相同发育现象的再现。因而，不同于前两种途径，发育的途径寻求一种更加直接的理解进化是如何发生的机制。而这一点要求将考察项放在分子层面的基因片段上，例如通过同源异型框基因的考察来研究生物体在进化发育过程中的亲缘关系。
进一步讲，类似于物理学基于不断找寻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的信念那样，对于生物学的发展来说，找寻进化推动力的源头成为学科的核心信念。在这一过程中，对概念变迁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覆盖生物学哲学对于生物学前沿的关注，它往往包括更广泛的内涵，包括新理论的概念支点以及重新规划的理论结构。而在这里，我们依然以“同源”概念作为主要的研究切入点。基于发育途径的“同源”理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进化学说中有关进化新颖性的思想，形成了对于“同源”概念的层级的讨论。为了回答进化中的新颖性不断出现的原因，对于进化和发育根源的研究不断深入，例如表观遗传机制(Epigenetic mechanisms)以及自我组织性(The emergent organization)的研究逐渐成为了这一领域的核心，成为进化理论“革新”的发动机。而原有的分子遗传学解释体系所建立的基于碱基序列(ATGC)以及中心法则的理论体系确立了基因为代表“同源”关系，作为分子遗传理论的核心，“中心法则”忽视了决定基因的正常转录和翻译的因素，并且没能意识到核酸并不是唯一的存储遗传信息的载体。这是对于这两个问题追问促成了在原有分子进化模式上的新的理论构建。无论是组蛋白密码或是DNA甲基化的研究都是建构新理论体系的尝试。同样的，我们也可将其看做是又一次对“同源”概念划分原则的革新。由此可见，综观进化理论的发展，对于同源理念的理解促成对于生物学理论层次的划分，基于同源的层次，一个多层的生物学理论体系也伴随着不断完善。
可以看出，我们借由对“同源”概念的理解形成了对于进化学说的认识，同时，“同源”的概念构成了可演化性的基本单元。但通过对以上几种“同源”划分途径的比较来看，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以及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当我们专注于研究不同进化理论之间的联系或是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关系时，总是关注于他们在解释形式上差异或是共通之处，而忽视了他们在基本概念以及方法上的差异，这便造成了我们在阐明生物学理论结构时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因此，生物学哲学中对于概念问题的关注源自于其理论体系中的结构性差异，而仅仅从概念分析上来避免这种结构性差异所带来的混乱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概念的分析仅仅是通过对同一对象进行定义来达到限定和区分，而这样的工作表现在理论层面上却很难区分，因为不同概念融入各自理论体系之后，我们不能将概念间的比较转化为理论间的比较;其次，概念间的不同最重要是表现在使用方法上的不同，而使用方法的差异又源于理论结构的差异，因此，概念分析是无法绕过理论结构差异这一难题的;其三，不同的基本概念往往表现出排斥性，而由它们构成的理论则更多是表现为互补性，在概念和理论层面上表现出的反差凸显了概念分析的不足。由此可见，长久以来困扰生物学理论体系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概念及其用以构成理论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差异可参见图1)
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哲学中一些旧有的考察项，例如形态、功能或是概率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上，其定义以及使用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而我们对于理论的还原、法则以及模型等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也必然会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这恐怕就是概念分析方法在生物学哲学中所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语境的因素将会是弥补概念分析局限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当我们在探讨进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形式的变迁时，不同的进化论表征形式之间的差别是不能用概念的意义来区分的，而应该倡导使用语境的分析。
三语境综合的进化论解释
其实，有关语境的因素早就引起了生物学哲学家的注意，通常把这种因素称为语境敏感性(context sensitivity)。其认为，还原作为一种标准的构想，要求我们建立在一种固定的高层级描述与低层级描述之间的确定关联。然而它很可能无法将依赖于语境的低层级的事件描述与高层级的描述特定的联系起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将很难用低层级的描述来取代高层级的描述中的对应部分，因为前者在他们的高层级描述中呈现出不同的意义。[6]577而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自生物学中的解释取向。例如，在解释知更鸟的蛋为什么是绿光蓝色的问题上，低层级的生物化学所给出的解释实际上是关于这种颜色是如何通过物理化学变化而获得的，但在物种进化的层面上，这一情况则会被描述为某一“进化事件”。因此，我们可以尝试使用物理、化学的解释来为生物学理论找到种种证据，但是依然无法摆脱进化论是一种历史性学科的评价。虽然有人主张自然选择是一种法则，也有人反对，但就像杜布赞斯基(T.Dobzhansky)所说的那样:“离开了进化论的光芒，生物学中的一切都将变得没有意义”[7]125-129。因此，对于进化论来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角度来对其进行阐释，唯一需要遵从的原则就是对于自然选择历史的肯定。就像文章前面所提到的，生物学哲学的研究域远大于生物学本身，我们可以将一切进化中的协同因素纳入这个研究体系中，在不断的理论综合中，形成了各异的自然选择语境，可以是种群的、个体的、心理的甚至是文化的。这些表征体系都是语境敏感的。
对于科学哲学中的语境来说，其本质是关注于科学中的解释文本的。如果说概念分析的方法更加倾向于语义分析的话，概念与理论间的关系就可以被表述为语用的关系。对于生物学理论的说明方式来说，其依赖于一种比较特殊的表征形式。自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其所提及的自然选择便成为生物学解释的表征核心，其间经历了新达尔文主义和现代综合进化论，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双螺旋模型之后，生物学研究进入分子时代，从而形成了新的表征体系，中性进化学说随之诞生。但是，之后的还原论争论也由此而展开，多数的生物学哲学家都不赞同完全用物理的表征体系代替经典遗传学说。[8]96-108因为两种表征体系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区别，最大的区别表现在表征的结构上。我们可以参考萨卡尔(Sahotra Sarkar)所给出的图示(图2)。在他看来，无论是经典的遗传学还是分子遗传学，他们的机制解释都是依赖于各自的语境的，并且无论是基于表现型的前者还是基于分子特性的后者都无法单独提供必要的说明，各自的表征必然是相关联的。[9]160-166虽然萨卡尔使用了表征系统的概念来概括不同的解释体系之间的区分，不过这仍是基于概念的层面，表征系统间的复杂性关联也是基于概念间的复杂性联系。
同样的问题上升到整个进化的理论层面，问题会变得愈发明显。首先，当我们谈到自然选择是具有层次的时候，即选择的层级，会很自觉地将其中的概念区别对待，比如进化的单元在不同层次是不同的。但是，对于这些概念的使用，以及它在表征体系中的组成方式却无法顾及，自然造成了不同理论表征之间区分与认识的困难;其次，不同于物理哲学，例如量子力学之于牛顿力学的关系。围绕进化形成了多元化的表征层面，可以是个体的、种群的，也可以是染色体的或基因片段的，甚至是心理和行为的层面，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潜在的，无法通过具体的概念来体现，而表现出的是在各自结构上的类似，即通过某一要素作为参考项来构成相似的选择机制;第三，进化论的发展历史证明，理论的革新并不是库恩所说的范式的革新，而是不同表征理论间的综合。当一个综合理论成型时，原有的表征所依赖的语境同样发生了综合。例如生物统计学与孟德尔的颗粒遗传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群体遗传学，而后来群体遗传学与染色体遗传学说、物种的概念以及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许多学科知识进一步综合，建立了现代综合进化论。这种综合的背后带来的不仅仅是概念的形成或是变迁，更多的是理论结构的重新整合，原来不同的学科通过整合，形成了一个新的表征体系，对其的理解也就不是基于原有不同的学科，而是一个新的语境;第四，生物学哲学中的进化论体系从来不排斥人类及其行为、思维和社会属性。这种观点看来，人类作为研究对象处于进化复杂性的顶端。这并不意味着需将人类看做是最为完美的生物，但却是基础性的。[10]318-320而这种观念造成了生物学哲学中的社会学因素具有重要的地位，进化论的开放性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进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综合的过程可能是具有很大开放性的，甚至是跨越传统观念的。这决定了对于其的理解很难从概念上进行，而语境的途径将会是对进化问题进行阐明的最佳方式。
四总结
因此，可以这么认为，语境化的认识对于我们看待进化论乃至生物学哲学显得至关重要。虽然目前许多人认为生物学以及生物学哲学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研究体系，但是，我们应该将其与一般的经验科学区别开来。对于经验科学来说，一方面，典型的统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会伴随以不同科学语境的冲突，它们容易表现出冲突理论间在逻辑和概念上的不相容的严重案例;而在另一方面，很明显并不是每对竞争理论或法则都可以在当前的概念意义上构成综合。毕竟，预期的综合并不是简单的覆盖原有理论中的次要法则或理论，将其作为特殊案例或近似的估值。通常情况下，它们需要提供一种比原有理论域更加宽广的对经验现象的宽泛解释。因此，即便理论统一后或多或少会变得易于理解，但在一个完全未知的维度内，它们的综合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包括理论性的和实验性的。这些或多或少都需要一次科学的概念革新。[11]279但生物学却是融合了经验性和历史性的研究，其理论的综合所需要的概念革新难度也要远大于通常的经验科学，尤其是对于进化理论来说。许多概念并不是独立地被使用，而是通过各种模型而形成特定的表征。生物学家们往往诉诸实验室模拟和理想化数学模型作为论点的合理性来源。并且，模型和构型具有多重不同的、不容易被理论决定或确证的功能。模型能够产生无法被理论预测的新问题或经验现象，充当其存在性证明或是用以争议或反对其他正在使用的自然机制的意义。虽然形式语义学化曾经是检视理论作为公理体系的常规依据，但语义学的观点依然背负着割裂发现与确证之间的污点。在进化的生物学中，发现与确证外在于理论与实践，很难界定其界限。模型和构型并不是理论的附属，但是担负着作为独立研究工具的功能。[12]234-235
语境分析 篇5
2.1茶文化的历史起源
相传，茶是炎帝神农氏所发现的，当时茶被当做一种解毒药草。后来，人们发现茶水还可以提神醒脑，有着多种神奇功效，于是人们开始饮茶。但是，先唐时期饮茶人群都是小范围的，比如从王公贵族到后来的人文雅士是当时的主要饮茶群体。茶从最开始的奢侈品转变成一种可以愉悦人心的“雅事”。后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上升，生产力水平的增强，茶叶种植效率也越来越高，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茶叶流入市面。一直到唐代，饮茶活动开始成为社会潮流，茶叶得以进入千家万户，饮茶活动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茶文化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系统的文化范式。当时，中国国力强盛，日本经常派遣使者来我国学习。比如说，日本僧人最澄在归国时将我国的茶树以及茶籽带回日本本土栽培;荣西禅师则从中国茶叶加工方式中汲取经验，撰写了影响深远的《吃茶养生记》。起初，茶在日本是奢侈品，只有上流社会的人可以享用茶。后来，随着茶树种植规模的扩大，茶叶开始在日本民间社会普及。之后，千利休提出了日本茶道思想，而这也标志着日本茶道文化的正式形成。
2.2茶文化习俗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这也就意味着我国茶文化有着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茶文化有着不同的.特点。由于茶起初是一种奢侈品，所以人们习惯性地将其作为贵重物品看待，并将茶作为礼品馈赠亲友，即使后来茶叶得以普及这种习惯也保留下来。同时，民间社会至今还有着“以茶待客”、“倒茶七分满”等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饮茶活动事实上十分讲究“礼”，这多多少少受到古代儒家“尚礼”思想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地区，饮茶习俗又有所不同。比如就民族来区分，饮茶习俗主要有三道茶(白族)、盐茶(纳西族)、凉拌茶(基诺族)、竹筒茶(傣族)、香茶(维吾尔族)、锅帽茶(布朗族)、酥油茶(藏族)等。就地域来区分，饮茶习俗包括擂茶(粤东)、功夫茶(粤西)、九道茶(云南)等。相比之下，日本饮茶习俗也较为丰富，比如日本人在平时待客以及宴请宾客(包括婚宴)时会将茶作为招待客人的饮品。当然，日本现代社会还流传着玉露茶和番茶的饮茶习俗。
2.3茶具及饮茶方式
语境的角度分析歧义的产生情况 篇6
【关键词】语境 语用歧义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4－0030－02
【Abstract】Ambiguity is a particular phenomenon, and the context not only can disambiguate but also lead to ambiguity. This paper try to analyze the creation condion of Chinese ambiguity by the two aspects of context, sign－language and non－sign－language factor.
【Key words】Context Pragmatic Ambiguity
一、语境概说
语境是语用学研究贯穿始终的内容。国内外学者对语境的研究非常重视。语境这个术语是由波兰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来的，而后伦敦学派的弗斯又继承了他提出的术语，并建立了完整的语境理论。后来，韩礼德从弗斯的“情景语境”得到启示，又提出“语域”这个术语。莱昂斯对语境的研究也做过较大的贡献，主要是探讨了话语的合适性。我国语言学界对语境的重要作用是从修辞的角度来认识的。陈望道提出的“题旨”与“情境”相适应的理论以及“六何说”等，从修辞的角度促进了语境研究的发展。
语境是人们运用自然语言进行交际的言语环境。按照结构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对符号的分类，我们可以把语境的构成因素分为语言——符号因素和非语言——符号因素。运用这种分类方法的原因——方面是基于索绪尔的理论，世界万物都可以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来划分，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另一方面语境本身是动态的，是言语活动的产物，与言语活动相生相息，很多话语的意义只有依靠语境才能确定。
二、歧义概说
歧义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它的产生会影响日常的交际。对歧义的研究可以从静态层面和动态层面两方面着手。以往我们对歧义的研究仅限于静态层面，即语法层面的歧义，但那仅仅是一种句法的多义，也可以叫做潜歧义，它为真正的歧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而真正的歧义又实现了这种可能性。由于歧义产生于动态的交际中，并有可能对交际带来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把歧义的研究限定在动态的交际范围内，而语境又是交际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从语境的角度来分析汉语语用歧义的产生状况是有着其内在的合理性。
语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消解歧义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话语是运用中的语言，对它的理解不可能脱离语境，语法上的歧义只要放入充分的语境中，才会有唯一确切的意思。另一方面，话语具有对语境极强的依赖性，因此对话语的理解也可能受到语境的误导，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到语境的因素，那么产生语境制约缺失或语境补充过量，反而会导致歧义的产生。所以，语境是否造成歧义，取决于语境与话语表达是否协调。总之，只要语境恰当，一切语用歧义都不复存在了。一切语用的歧义就是语境的歧义，所以在歧义的研究中，对语境的分析是最有效的手段。
三、从语境的角度分析汉语语用歧义的产生情况
基于语境的构成因素分为语言——符号因素和非语言——符号因素的观点，在分析汉语语用歧义时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着手。
1．语言符号因素导致的歧义
语言符号因素是指交际中的话语本身，这些因素构成语言内语境，它包括上下文，也就是在某段特定的话语表达之前或者之后所说的话。在口语中，叫做前言或后语。
（1）上下文语境的缺失可以导致歧义。举个例子，路上两个人碰面，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说：“你去上课啊？”在这里“上课”就引起了歧义，是“听课”还是“授课”并不明确。如果加上一个上文，“王老师，你去上课啊？”这样貌似可以解释明白了。因为“老师”一词在我们常人脑海中的职能就是授课，但是，作为教师这一职业，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身份，很可能对于某个教师来说是身兼多职的。相对于学生，教师是为学生传道解惑的。但相对与某个老教授——教师的老师，这名教师则也是学生，也可能是听老教授的讲课。教师的身份是临时的，这个教师可能是一名在读博士生，去听博士的课程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另外，即使是作为教师这个职业，去旁听其他老师的课程，也是不无可能性。由此可见，有些话语即使附加了上文也很难判断其真正含义。若要避免一些歧义的产生，则需要对两人的背景情况做一个明确的限定。另外，上文也包括对之前所提出而后文用代词来指代的名称概念。如果不清楚某个之前所提起的概念，对于后文的理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2）上下文语境相互作用可以导致歧义。语境之间相互作用可以表现为上文对下文的影响和下文对上文的影响。举上文对下文的影响为例。班主任走进教室说道：“这次考试有的同学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根据老师所知，这不是他真实的成绩。我希望你们做人，首先要做到诚实！好了，大家放学吧！……林平，你留下来！”前面老师提到的考试作弊的事情可能与林平毫不相关。但是，由于这两段话构成了上下文的关系，所以很容易使人把林平留下来的原因与考试作弊的事情联系起来，进而推测出作弊的学生就是林平。这种推论是基于把这段话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前文所传递的信息附加在后面的话语中了。交际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处于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因为交际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那么，交际中各种话语在说出之后，即时地为接下来的交际提供了一个新的交际环境。话语和话语之间是有相互关联的，前一句话提供的信息即为后一句话的理解做了准备工作，前一种联系在后一种联系中得到体现。
（3）上下文语境在相互转换过程中导致歧义。某一个语句同时存在于两个特定的语境中，导致该语句不能有效地匹配其中的一个语境，导致了歧义的产生。举个例子，两位老朋友在电影院海报前碰到。甲问乙：“你胃病好了吗？”乙回答：“又犯了”。甲又问：“你看过了吗？”问的是乙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乙回答：“看过了”，回答的是他看过了病。这种歧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甲的问话省略了部分内容，甲由前一个语境直接转换到后一个语境，导致乙仍然按照前一个看病的语境去回答，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上文语境制约的不足。听话者对话语的理解往往选择承前的语境，因此在交际的过程中，导致说话者和听话者不在同一个语境范围内交谈，必然造成理解上的偏差。要消除这种情况的歧义，就要求说话者在转换语境时，给予听话者充分的提示。
2．非语言符号因素导致的歧义
非语言符号因素是除了交际中话语之外的因素，这些因素构成语言外语境，包括情景语境，背景语境和相互知识。它们是不能由交际言语自身构成的、实际存在的外界的语境。
情景语境指的是某个特定语言环境中的时间、地点、交际对象、交际主题等等。把话语置于特定的时空语境下才能准确理解其意义。抛开具体的时空语境，话语往往会导致歧义。情景语境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指时间、地点、话题、场合等。主观因素指交际参与者的身份、职业、思想、教养、心态等。以客观因素中场合因素为例，交际的双方应该基于某个具体的场合进行交际，如果逾越了这个具体的场合，交际一方对同一语言的理解偏离语义指向时，就会导致歧义的产生。以店主向民警报案抓贼的谈话为例。店主：有人偷珠宝，快来抓贼。民警：你在哪里？店主：我在珠宝店里。民警：我是说失窃的地点在哪儿？店主：在我珠宝店的前台。民警本来是想知道失窃的具体地点，而店主却两次歧解了民警的问话。当民警问“你在哪”时，店主却按照字面的意义结合自身的情景语境来回答，而没有联系到与民警交谈是为了让民警及时赶到现场这样的情景来进行的，所以交际的时候要联系到特定的交际场景，而不是单纯地从字面意义上理解。
背景语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中一些客观规律的了解。比如，我们谈论《红楼梦》中某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时，我们是基于对《红楼梦》这部著作的了解。背景知识有时候可能受交际中某一方的自身的文化素养所影响。如果双方没有共同的交际背景知识，则会导致交际中的障碍。比如：一些约定俗成的事物不被理解。“三个代表”进农村时，很多农民朋友认为“三个代表”是三个人。另外，背景知识也包括对交际双方所处的社会的文化规范，行为准则了解，以及属于特定的文化的会话规则的了解。比如，中国人的谦虚在外国人看起来就非常不可理解。一个美国人帮助中国人提箱子，等到家门口的时候，中国人对美国人说，“真对不起，累着你了”。这个美国人就会很不高兴，他会认为这个中国人是对他的体力有所怀疑。这就是缺乏共同的文化背景知识造成的一种交际上的理解失误。
相互知识是交际双方对对方的了解。是语用意义上的语境与其他意义上的语境的一个重要区别。这是交际双方进行语用推理的基础。交际双方为了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在双方对共有知识的了解。就是说，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确保所谈论的话题的相关内容是他们所熟知或者有能力把握的，双方必须都清楚这一点。这样，一旦某一方违反了某种语用原则，那么另一方也可以根据对对方的了解准确地判断另一方所要真正表达的含义。也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话，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听不懂了。比如：陈毅（紧握拳头）：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呀？王淦昌（笑）：再过一年。这段话由于信息量不足，如果没有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互相了解，就会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陈毅的“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是指什么东西？怎么响？旁人完全无法推测。但说话双方为什么能顺利的交际？靠的就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对彼此身份的互相了解：一个是外交部长，一个是领导原子弹工程的专家。通过对彼此的了解，王淦昌在话语接受时，可以根据对方的情况使信息增殖，而把话语意思补充完整。陈毅知道王淦昌是原子弹专家，所以问“你那个东西”就肯定是指原子弹，“响”就肯定是指原子弹爆炸。而王淦昌同样知道陈毅是国家外交部长，关心的是中国的国防，所以问起的肯定是原子弹的问题。如果换了陈毅问别人或者是别人问王淦昌：“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呀？”则不一定知道是在问原子弹的事，而可能产生歧义了。
四、结 语
汉语的语用歧义产生于言语的交际过程中，而语境又是交际中重要的因素，所以一切语用的歧义都是语境的歧义。由于整个交际过程是在语境中进行的，语境的因素导致的歧义则是歧义产生的最根本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
2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3
昆明小调“情调”的音乐语境分析 篇7
在昆明所属地区, 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历来都把民歌演唱叫做“唱调子”“对调子”, 并把民歌手的聚会叫做“调子会”。一首调子的传播, 往往是经过很多民歌手口头唱出来, 对原来的曲调加以丰富、发展而形成当地的“唱法”。这些“唱法”有以演唱地区来区分的“东门腔”“西门腔”“滚滚腔”等, 也有以曲调结构或曲调题材来区分的“垛垛腔”“靠山调”“四平调”等, 还有以唱法来区分的“海草腔”“包谷腔”“白菜腔”等。
所有“腔”“调”的形成与当地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由于地理环境、吐字发音、声调的不同, 同是一首昆明小调在不同的地区出现了各种唱法”。“小菜园那里就兴这份唱法……篆塘那里就兴这份唱法……”。这就是特殊的昆明小调音乐语境, 旧时实行封建的包办婚姻, 青年男女婚前没有社交活动的自由, 当然也谈不上自由的恋爱生活, 因此, 在农村等地通过对调子来抒发感情, 寄托对自由恋爱的向往, 也表示对包办婚姻的控诉。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情调”的演唱开始盛行, 在历史流变的进程中, “情调”的演唱更广泛地运用在了“相亲”“说亲”等婚俗活动中, 充分发挥着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及社会价值。而地处昆明城区的汉族“情调”更是有着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同的音乐语境。
一、“情调”的音乐形态语境分析
在民间小调中, 情调的演唱是青年男女社交活动的真实写照。情调的演唱形式较为多样, 有情调的男女对唱, 也有情调的独唱或齐声合唱等形式。昆明五华区的这四首汉族情调都是独唱的类型。
(一) “情调”的句式结构。从句式结构来说, 情调多为四句一首, 每句七字, 第一句常常是比兴句, 描写一种心情, 与后面几句要表达的具体内容联系不多:
栀子花开片片白,
昨日我姐没找着,
算着今日找着了,
唱歌小调心才乐。
这首调子是最为规范的四句七字结构, 另有在句尾加入衬词使其成为七字句结构的同时, 在四句式的基础上重复前一句, 扩大了四句式结构。这样的情调更为多见, 如:
说那个望着水吔, (那吔个浇那个脸) ,
朝着东门望见吔,
小吔那个妹那个,
在那个怀那个 (哎着) 中,
我醒来摸摸咋个,
是个妹那个不 (得) 在,
那个眼那个泪淌,
那个来 (那个) 几茶 (那个) 盅吔。
四句一首是情调的基本结构, 而在此基础上, 加入口头衬词强调特指的某个形容词或状语又或者加入一些叠词, 例如:“几千几百几十”等。
(二) “情调”的题材。情调的题材固然以“情”为线索, 而其中情调题材又善于从各个生活角度来表现爱情。
例如:《隔河望见花树湾》《照着小妹桃花容》等比较婉转的描写景物寄托“思念情”的调子;《赔我一双鞋》《哥是蜜蜂万里来》则诙谐逗趣地表达爱慕之情;而表现情意深长较为直白的调子也不少, 如《橄榄回甜想亲哥》《昆明八街调》《送郎调》等;而一些《说亲调》《咪嗷猜调》等则是专门在婚俗礼仪中演唱的情调。
在昆明五华区的四首情调中, 每一首都没有名字, 只是注明为昆明小调——情调。从演唱内容上来看, 都是表达思念之情的曲调, 在歌词的创作上具有昆明地区白话的鲜明特色。
(三) “情调”的旋律及节奏。各个民族的情调都有着独特的旋律特点, 昆明地区情调在旋律上的特点更为明显。首先在调式特点上以传统五声音阶为基础, 围绕“徵调式”展开, 其中涉及的偏音较少, 曲调也较为平稳。
其中, 同为昆明五华区汉族的四首情调, 第一小节的旋律一模一样, 调式也都以1=A来定调, 其中某些乐句也较为相近, 这应该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一种旋律模式。从其节奏来看, 虽然旋律较为相近, 但节奏的变化使得旋律相近的调子唱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二、“情调”的音乐情感语境分析
在情调特殊的音乐形态语境背后, 深深印刻着唱情调的广大群众共同的音乐情绪及音乐情感, 而这种情感的语境则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传承中的多样统一”。
(一) 演唱者的音乐情绪与音乐情感。对于演唱情调的歌者来说, 音乐既是一种表达, 也是一种交流。在情调演唱的流变过程中, 齐唱的或对唱的情调已经不多, 这样的变化与演唱者音乐情感的变化密不可分。
随着昆明地区经济的发展, 篆塘、小西门、西山、翠湖等对调子的地方已被各种商业区所替代, “调子会”演唱地方的减少使得一些对唱、齐唱演唱形式的情调逐渐演变成了独唱的情调曲目。演唱者在缺乏演唱对象的情况下演唱情调, 情绪和情感的表达自然会受到了影响产生变化。一些对唱的情调, 例如某些诙谐的、相互取悦的情调成为独唱的形式, 对于演唱者自己来说, 更多的是寄托一种相思、牵挂之情;同时这些齐唱的、对唱的情调在流变的过程中曲调的改变不明显, 由演唱者自己根据自我情绪的调控和情感的变化即兴而来的歌词创作使得歌词的变化较为显著。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以上分析的四首情调在曲调上相似的情况。
(二) 聆听者的音乐情绪与音乐情感。当然, 聆听者的音乐情绪、情感的变化也同时影响着演唱者情感的表达。
首先, 对于情调的演唱来说, 聆听对象分两类, 一类是对唱、或齐唱中的真实存在的对象, 一类则是演唱者虚拟出来的聆听者。
对于第一类真实存在的聆听对象而言, 在参与对唱和齐唱中自己即是演唱者, 同时也是聆听对象, 音乐情感的语境由演唱者和聆听者同时渲染。由于对唱、齐唱情调的流变, 参与演唱并同时聆听的对象逐渐消失, 这类聆听者情绪、情感的变化对演唱者演唱的音乐语境影响已经逐渐减少, 随之被替代的则是一类新的聆听者, 对于这类聆听者来说, 他们的情绪及情感同样影响着情调演唱的语境, 一些耳熟能详的, 或者通俗的讲就是好记的、琅琅上口的曲调演唱频率就会较多。这或许就能解释四首情调运用同一个节奏、节拍、旋律一模一样的小节作为曲调的开始。
另外, 第二类聆听者的情绪、情感的变化对于演唱者来说, 更多的集中于演唱者在演唱中的具体表现, 这类型的演唱类似于“喃喃自语”地抒发思念及牵挂之情, 这对情调音乐语境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演唱多以一些生活细节来描述, 例如:描写“半斤砂糖煮好了鸡蛋, 你就是不来”, “半夜三更点好灯, 独等妹”。特别是一些衬词的出现, 从歌词上就能体会到演唱者等待的苦楚:
说那个望着等呀,
那个妹那个等不来,
来那个我糖煮那个鸡吔、那个蛋、那个煮那个成、那来柴吔。
也能在这样的曲调中感受得到聆听者情绪情感变化对演唱者演唱语境变化的影响, 其中不断强调的、重复的衬词, 如:“堂那个屋”、“点油那个火、那个灯”等等。
三、“情调”的音乐意念语境分析
在城市化进程的催化下, 民间音乐的流变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变, 昆明地区情调音乐形态语境的流变验证了这一变化。情调的“政治、技术、审美、文化”意念等音乐的约定性语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情调的传承。
(一) 情调的城市化意念。昆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 曾今对调子举办调子会的小西门、篆塘、西山、滇池等, 都完全的城市化, 昆明的五华区一带, 仅留存的唱调子的地方只有翠湖及篆塘公园, 在这些地方已经很难再听到“原汁原味”的情调演唱。
这种城市化的影响, 使得情调在曲调上的变化较为明显, 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情调, 昆明地区的情调在旋律走向上较为平稳, 最大的音程关系就是八度的关系, 唱的歌词内容多加以昆明地方方言衬词来表达, 与少数民族地区在调子会上“甩开嗓子”唱情调的“奔放”相比, 昆明地区的情调更强调了演唱的私人和私密, 演唱中的装饰音与滑音都不常见, 与城市化快节奏的生活及个人情感表达的含蓄密切相关。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催生了这种城市化音乐意念语境的产生, 在情调演唱中, 关于比兴演唱某物借物抒情的歌词创作在昆明地区不多见, 取而代之的是直白描述的情感寄托, 在旋律演唱上的相对平稳与歌词演唱中的直言不讳相结合。
(二) 情调的审美意念。对于情调的音乐审美语境来说, 昆明地区的情调语境从最初的青年男女互诉情感、互通交流的文化活动逐渐演变成为单纯的歌曲, 其音乐审美角度也同时从“社会文化 (大我) 意识转向了个体 (小我) 意识”, 情调演唱功能的这种转变, 强化了情调演唱的个人意识, 使得情调音乐语境的审美以个人为中心出发, 很少借物言情。以演唱者自我角度的出发, “我煮好了鸡蛋, 等不到你”、“三斤半夜, 点好了灯, 把泪抹”, 在这种审美意识意念下, 情调演唱对象被弱化, 演唱者自身感受、自我情绪及情感的涌现更符合了大众对于情调审美的品味。如今仅有的在翠湖公园及篆塘公园演唱的情调, 也多是单纯的演唱出来聆听而已, 其旧时作为男女青年相互交流沟通的社会功能逐渐减弱甚至是消失。
所以在音乐曲调上趋于平稳的旋律发展, 或是曲调的相似与相近就容易理解了。由于创作歌词的即兴成分, 在节拍与节奏的变化上总是与说话的语气相关, 较为有特点的依然是在具体演唱某件事的时候, 句头以2/4 拍的节拍发问, 而在句尾或曲调结束时还是喜欢用音调不同但歌词重复的形式, 特别是衬词反复的形式来体现调子的音乐审美语境。
纵观四首情调音乐形态上的综合分析, 随着演唱者、聆听者唱听调子时音乐情绪、情感的变化, 昆明情调的约定性的音乐语境也随之改变。民间音乐, 特别是民间小调的演化总是随着地域特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流变, 昆明情调在昆明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发展、更新, 其音乐审美语境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日新月异。
多重发现存在本质的语境分析 篇8
一多重发现是语境定义权竞争的产物
多重发现研究肇始于奥格本(William Ogburn,1886-1959)和托马斯(Dorothy Thomas,1898-1990)的著名论文“创造发明是必然的吗?”,该文及其附带的“两人以上在同一时间分别完成的发明和发现一览表”(简称“一览表”)是多重发现研究的案例基础。奥格本通过对一览表中多重发现案例的统计分析,提出了科学创新的“文化决定论模型”[3]43:认为作为在文化继承中积累起来的一定的知识,并且作为引导研究者关注特定问题的社会发展,创新实质上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默顿(Robert Merton,1910-2003)在奥格本和托马斯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多重发现假设”[1]490:认为所有的科学发现,包括那些表面上像是单一发现的发现在内,大体上都是多重发现。西蒙顿(Dean Simonton)则通过对一览表中案例的统计分析,提出了科学发现的“机遇模型”[4]14:认为文化进步与科学发现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科学发现源于机遇。纵观各家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往往先从科学史料中搜集大量的多重发现案例,然后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这种研究方式能够较好地把握多重发现存在的整体状态,但也存在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疑问就是,科学史的文字记录能否准确而充分地反映科学发现的历史事实。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默会理论为回答这一疑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认为,人类知识不仅包括能够用语言充分表达的“名言知识”(articulate knowledge),而且包括不能用语言充分表达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很多时候,默会知识比名言知识更接近科学发现的本质,但是客观主义往往片面拔高名言知识的地位,忽视默会知识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控制作用,结果则可能歪曲了真理的概念。[5]286克服客观主义语形和语义分析的片面性,强调意向性心理状态的实在性,是语境本体论的根本要义[6]49,心理意向不仅贯穿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之中,而且蕴含于发现成果的符号命题之内,所以,如果仅仅把科学发现结果的符号命题作为判断依据,忽略潜存于科学发现操作和表征之中的意向性差异,就可能把本质不同的发现看成是实质相似的发现,进而忽视不同研究传统的根本差异。例如,微积分发明被认为是典型的多重发现,实际上,在流数法和微分学的发明和表征中蕴涵着不同的认知意向: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把无限可分的原子及其运动作为流数法的隐喻,莱布尼茨(Wilhelm Leibniz,1646-1716)则把有限可分的单子及其关联作为微分学的隐喻;流数法的内容与其标志符号相互游离,“点记法”示意性较差;微积分的内容与其标记符号相互融合,“d记法”起到了阿里阿德涅线的作用;牛顿属于分析主义的科学传统,莱布尼茨则属于整体主义的哲学传统。[7]92
那么,科学史记载的多重发现的相似性从何而来呢?科学文本是对科学实践的语言模拟,但是科学文本并非只是纯粹地再现科学实践,而是记录者在特定语境的约束下,重新建构科学实践和可能实在的过程,因此科学文本的相似性并不一定就是科学实践相似性的直接映照,往往更可能是文本写作者在特定语境约束下的重新建构或“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这种再语境化的过程,很多时候就表现为某一重要科学发现“语境定义权”或曰学术主权的竞争。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表面上看是争取科学发现的时间优先性,实质上是争夺科学发现的“语境定义权”(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8]58,谁获得了对新发现的语境定义权,谁就可能重新建构出新的学科范式,并以此范式为核心塑造出新的语境系统,当这种语境成为科学活动的主流语境,其他科学理论要想获得生存权利就必须要接受新语境的改造,这不仅包括对其表征形式的重新塑造,而且包括对其认知语境的重新置换。这样,即使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科学发现,也可能被重新构造成具有实质相似性的多重发现。
例如,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1733-1804)首先给出了“脱燃素空气”的燃素说解释,随后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roisier,1743-1794)给出了“氧气”的氧化说解释,当氧化说在竞争中战胜燃素说获得燃烧理论的语境定义权后,“脱燃素空气”就被重新定义为“氧气”,普利斯特列也成了“氧气”的发现者。但是,正如郭贵春先生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构造过程不是无中生有的随意编造和拼接,而是要求获得时间、空间以及其间一切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整个系统的集合,这一集合应包含对象的整个可测度的运动轨线、因果链条或合理的可预测性。[6]49虽然普利斯特列没有给出“脱燃素空气”符合科学规范亦即符合氧化学说科学语境的解释,但他确实发现了氧气这种自然物质,这是“脱燃素空气”被转译为“氧气”的因果链条的基点。由此可见,多重发现是语境定义权竞争的产物,离开了对主流科学语境学术主权的竞争,多重发现问题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极端情况如中医和西医,在相当多疾病的认识方面都具有完全不同的语境认知,因此,也就基本上不存在多重发现的竞争与冲突,相反彼此由于语境不同而相互质疑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二多重发现同时性意义的语境依赖
多重发现又称为“同时发现”(simultaneous discoveries),同时性是多重发现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同时发现的内在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回答。法国科学院常任秘书阿拉戈(Francois Arago,1786-1853)说:“‘大约在同一时间’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因为相差几星期、几天、几个小时、几分钟都有可能产生优先权的问题。”[1]439阿拉戈的话代表着大多数科学家对同时发现的真实看法,虽然他们有时会说自己与他人同时做出了某项发现,但是科学家们为争取科学发现优先权而采取各种权宜之计的行为表明,他们实际上否认同时发现的现实存在。在现实中,客观上同时的科学发现的确极少存在,所谓的同时性实际上来自某种判定尺度的选择,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什么样的判定尺度,二是为什么选择这种尺度,前者是显在的标准,后者是内在的根据。本文将主要集中于对后者的探讨。奥格本、默顿、西蒙顿等人都曾编制过体例相似的多重发现表,但都没有明确说明选取怎样的判定尺度及其原因,不过,默顿曾隐含地说道:“即使历法时间上相距遥远的发现,人们也可能根据知识在不同文化中积累的状态以及这些发现在其中出现的不同社会结构,把它们看作是在社会和文化时间上同时或差不多同时完成的。”[1]510由此可见,默顿实际上是把知识的积累状态和社会结构作为同时性的判定尺度,但是,这种基于文化决定论的解释并不能明确说明同时性的意义,正如奥格本所说的那样,“尽管发明需要依赖现存的文化,但并不能说同样的发明需求必有同样的文化历史,两种不同的文化情境可能产生同样的发明或看起来是同样的发明”。[3]44简言之,文化历史与同时发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文化上的同时性只是循环论证:一方面,同时发现由文化积累状态或社会结构来说明,另一主面,文化积累状态或社会结构又由同时发现的出现来确证。
从语境分析来看,无论从客观的时间顺序还是从文化的积累状态来说明多重发现的同时性,在本质上都是“超语境”的解释,即脱离了多重发现产生和存在的特定语境,以理想化的状态来考察多重发现的同时性。实际上,多重发现同时性的意义不在于对客观同时的真值判断,而在于对特定语境——语境或范式转换的历史关节点——中学术主权的建构或具体语用,因此所谓的同时性“只有根据语境才能真正回答”。[6]48同时性的具体语用主要表现在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之中,正是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才赋予了同时性丰富的现实意义。
例如,生物进化论的提出被看作是典型的同时发现,但是在其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意义。1838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就初步形成了生物进化思想,1844年,他完成了阐述生物进化论的理论纲要,这标志着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成熟。1856年,达尔文接受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的建议开始著述《物种起源》,1858年,正当达尔文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之时,他收到了华莱士(Alfred Wallace,1823-1913)寄来的全面论述生物进化的论文。达尔文先是按照华莱士的要求将其论文寄给赖尔,并表示希望单独发表华莱士的论文,随即又写信向赖尔表达了对发现优先权的矛盾心情,而后达尔文又给胡克(Joseph Hooker,1817-1911)寄去1844年的原稿作为确认优先权的物证。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赖尔和胡克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优先权争论,决定在1858年7月1日召开林耐学会,并在会上同时宣读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会后又将其同时刊发,于是生物进化论成为典型的同时发现。[9]122-138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虽然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是同时发表的,但这显然是科学共同体在特定语境下对二者学术主权同时建构并认同的结果,正是这一空前的认知统一,生物学才掀起一场科学革命。
三多重发现独立性判断的语用渗透
科学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拓展人类知识,独创性是科学规范的最高要求,科学家作为科学制度的主体,只有当他们对科学发展作出独创性贡献时,才能证明自己成功地实现了角色要求,是合格的科学工作者。但是,如何界定科学发现的独创性是科学评价中的一大难题,托马斯在叙述编辑多重发现表的主要困难时就曾经说:“界定新贡献的标准是模糊不清的,某项研究是否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往往是由他的后继者和竞争者提出疑问”。[3]45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也曾经表达过相似的看法,他说:“绝对从零开始的创造,即便出现也是十分罕见的,大部分创新只不过是旧要素的新组合,因此创新程度也不过是一个解释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它可能因历史学家的体验、观点或成见而有所不同”。[10]3-4因此,解析科学发现的独立性,是深刻认识多重发现存在本质的又一重要问题。
在科学编史学中,存在辉格解释和非辉格解释两种主张,历史的辉格解释主张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但是非辉格解释认为,这种直接参照今日之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是历史理解的障碍,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而,历史内容是无限丰富的,要想把所有历史事实都充分记录和表述下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历史著作都必然是节略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研究的全部困难都来自有关节略的根本性问题,[11]正是在节略标准的选择上,历史学家的个人体验、观点或成见就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来。多重发现是否具有独立性的判断困难也是如此,初看起来,似乎是界定标准的模糊不清,实质上却和科学史家进行判断的价值取向相关联,判断者的研究目的、个人偏好、民族心理、利益追求等都会对其判断产生影响。如前所述,多重发现的竞争实质上是争夺新发现的语境定义权,当某一科学发现获得语境定义权并成功地创造出新的科学语境之后,“落后的发现者将不得不为避免被人怀疑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而自我辩护”,[12]但是,从法律辩护的逻辑来看,当事人自我辩护的效力要低于局外人旁证的效力,所以当事人的学生、朋友或其他人常常成为当事人的同盟军,但他们参与优先权争论的目的并非只是表达没有私立的道德义愤,[1]394而是试图与当事人结成荣辱与共的“信誉联盟”,通过协助当事人争得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来提高自己的“信誉资本”(credibility capital),[13]216这也是历史的辉格解释的现实根源所在。由此可见,科学发现的独立性判断是在特定解释语境下的“术语优选”[6]52,判定科学发现独立性的“真理的标准是依赖语境的”。[14]6
默顿曾把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1731-1810)未发表的成果与已经被普遍承认的其他发现看作是多重发现,[1]491但是,如果在卡文迪什的成果公开发表并得到社会普遍承认之后,再拿出其他普通科学家未发表的成果,它们的独立性是否能得到社会承认呢?这种历史转换将把我们考察的视角从“法律书籍转向当法律还只是草案之时的国会”[15]48。卡文迪什未发表的发现之所以日后能够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并非源于对其研究过程的详细考察,而是源于人们对其科学天才的历史信念,既然他们已经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理所当然能够独立做出这些未发表的发现;但是,对于那些在科学史上未曾做出任何重要发现的普通人,人们就会持谨慎的怀疑态度,既然他们从未做出过任何重要发现,也很难想象他能做出与伟大科学家相匹敌的成果。这种怀疑产生的原因,不在于这些发现是否真的是独立发现,而在于其发现者学术主权的地位劣势,前者通过先前的语境建构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学术主权,而后者则完全没有这些历史的积淀,于是将不得不面对前者的强烈质疑和抵制。这说明,对多重发现是否具有独立性的判断,也将受到特定语境以及参与者利益乃至思维惯性的影响,在这里,马太效应似乎也同样会产生作用。任何关于多重发现独立性的判断,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具体语用环境及其价值选择的深刻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语境分析法为我们重新审视多重发现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探索视角。为在更广阔的思想空间中理解多重发现的存在意义,借助语境分析方法,关于多重发现的存在本质,至少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全面认识多重发现的意义。逻辑实证主义把科学命题的意义等同于逻辑证明和经验验证,把科学发现过程中学术主权的获得看成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事实上,学术主权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它们不但驾驭着科学发现的可能方向,而且因果地蕴含于科学发现的符号命题之中。因此,如果仅仅根据科学发现在语言上的相似性,或者文化积累状态的模糊类比,而不充分考虑科学发现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语用,就可能把本质上不同的两个发现当作多重发现,或者简单地将后来拥有学术主权的发现者想当然地看作是多重发现的优先者,并进而推出科学知识是线性发展的错误结论。
第二,应重新审视多重发现与科学竞争之间的关系。传统科学社会学把多重发现看作是科学竞争的诱因,但是,事实上正是科学竞争的特定语境才构造出现实的多重发现,或者说多重发现是科学竞争的产物而不是原因。科学家们讨论多重发现的目的,并非表示他们潜意识地认为科学发现原则上都是多重发现,而是在特定语境下竞争学术主权的一种社会修辞手法。
第三,传统科学社会学忽视对科学社会活动中语用影响的考察,否认科学评价和科学奖励中某种程度上的主观语用渗透,希望科学评价是毫无私利和偏见的客观判断。事实上,对多重发现存在本质的理解,也依赖于特定的解释语境和具体语用,特定判断语境的形成,必然要渗透表述者自身的某种价值选择或语用影响,脱离了具体语用渗透影响纯而又纯的科学规范和科学制度,也是抽象的和难以想象的。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文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多重发现存在本质的语境分析上,并且认为多重发现很多时候实际上是特定语境下学术主权建构的结果,但对此不应做片面的“超语境”夸大。学术主权的语境分析是构造和理解多重发现本质意义的重要维度,但并非唯一尺度,我们观点的区别在于,要将对多重发现本质的确认,置于特定的语境环境之下,最终接受历史和经验的严格检验,正是在与各种语境要素时间和空间的具体关联中,多重发现的存在本质才得以具体而丰富地显现与展开。
摘要：多重发现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探索多重发现的存在本质是认识其社会文化意义的前提。语境分析方法是深入探究多重发现存在本质的重要视角,文章应用语境分析方法,通过对已有多重发现理论和典型案例的分析认为,多重发现存在的本质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仅仅是自然发生的客观事件,同时也是特定语境下学术主权建构的结果。
语境分析 篇9
关键词：语境,语义,英语词汇,教学
词汇教学是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基础环节。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是英语学习者发展语言各项技能的基础, 是顺利进行语言活动的前提, 它直接影响学习者语言能力以及交际能力的提高。英国著名语言学家D.A.Wilkins在Linguisticsin Language Teaching (1972) 一书中说:“没有语法, 能表达的内容很少, 没有词汇, 则什么都表达不了。”[1]词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及误区。例如, 教师在讲解单元词汇时习惯于根据词汇表中的单词先后顺序进行讲解, 强调单词的发音, 汉语词义以及用法。而在此过程中, 多数学生为求词汇量的快速累积, 往往只是机械地背该词的汉语意思, 忽视了英语词汇构成以及词汇之间的某些联系性与相关性。这种机械记忆的方式引发的结果是学习者词汇记忆负担沉重, 词汇在头脑中不成系统混乱排列, 应用起来稍一变化就难以辨析, 错误频出。词汇不仅有字面意义, 还有语境意义。[2]的确, 学习单词记忆是第一步, 但词汇习得的方法却并非反复识记一种。实践证明, 行之有效的词汇学习方法之一就是在语境中习得。因此, 词汇教学中应善用语境, 强化词汇在特定情境中的语用功能, 赋予词汇以鲜活的生命力, 不但教学效果会增强, 同时还有助于学习者灵活记忆单词, 正确地理解词汇并能在具体语境中恰当地使用词汇。
1 语境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把语境 (context) 一词从语言内部语境延展到语言之外, 并创新地提出了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两个概念。之后的许多语言学家及诸多学者继承并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 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语境这一概念。根据他们对语境的论述, 简单的说, 语境就是言语使用依赖的环境。从语言的角度去观察, 可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两大类。语言语境是指在交际过程中某个语言单位表达某种特定的意义时所依赖的上下文, 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前言后语或词语之间同现或搭配的可能性;非语言语境指在交际过程中某个语言单位表达某个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非语言因素, 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3]不论是语言语境还是非语言语境, 语境在词汇教学中的功能着重体现在两方面:解释和制约。正如海姆斯所说:一方面语境限制了意义可能的解释域, 另一方面又赋予了意义内涵的解释。[4]重视语境的作用会使词汇学习更生动灵活, 且在语境中能够排除歧义, 正确地辨析词汇, 翻译更加准确、流畅等。
2 语境与语义分析
Leech (1974/1981:67) 认为, 语境在语义确定方面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有助于消除信息中的歧义或多义;其二, 能够帮助确定某些指称词的所指;最后, 能够提供说话人或作者省略的信息。由此, 语境对语义的阐释功能是不言而喻的。[5]一个语言单位脱离一定的语境, 其语义往往难以确定, 具有游移性;一旦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其语义就有确定性。这就是说语境制约着语言单位的选择、意义的表达和理解, 词汇意义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精确、具体。Firth说过:“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 a new word.”即英语中每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都有不同的意义。[5]例如:1.I should hold on to these photos.大学英语课本的单词表中给“hold on”提供的解释是“等一等, 继续, 坚持”之意, 但从上下文语境来看, 句子中的“hold on”与单词表中提供的词义有所偏差, 此处的“hold on”应是“keep”之意, 应译为“我得把照片保存下来。”2.比较“I developed a cold last week”与“Let's have these pictures developed.”两句中“develop”一词, 以“发展”来理解这两个句子中的develop, 根本说不通。事实上, develop还有 (开始) 患 (病) , 冲洗 (软片) 等之意。理解这两个句子, 关键不是是否记得develop这个词具体意义的问题, 而是难以突破心理障碍, 我们熟悉于经常被用于“发展”之意的develop, 却忽视了它的其他含义。其实只要意识到每个词的词义不是固定的, 会因语境的影响而发展变化这一点, 通过上下文来理解这两个句子就不难了:前一句主语是“我”, 宾语是“感冒”, 很容易译出是“患病”之意。同样后一句根据pictures‘照片’很容易就会想到“冲洗”之意。因此, 在英语词汇教学中, 教师不能脱离语境孤立地教词汇, 学生也不能简单地死记硬背单词, 而是应将词语置于一定的语境中, 通过分析语境确定恰当的语义, 这样才能使学生有效记忆词汇的同时加强对词语语义的正确把握。
3 语境理论与大学英语词汇教学
3.1 上下文语境与英语词汇教学
在英语词汇的教学中, 上下文语境是非常重要的, 教师要通过例句或段落分析讲解单词, 鼓励学生通过语境理解词义, 灵活地记忆并使用单词。譬如:讲授clear这个词时, 教师可以把这个词放到如下句子中进行讲解:1) His offer smelt of a clear trap.2) The dog leapt forward, but it failed to clear the fence.3) Our attitude is clear.4) This should clear any errors.比较这四句话, 教师可引导学生从语境中推测出1) 和3) 句的clear是形容词, 意思是“明显的, 明确的”;2) 句的clear是动词, 是越过, 跳过之意;4) 句的clear是动词, 意思是“清除”。从具体的句子中学生们就知道了clear不同的词性和词义。再比如说, 我们学习manacles一词, 出现在以by为首的介词短语by the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and the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中, 如果知道了其他三个关键词的词义, segregation—种族隔离, chains—锁链, discrimination—歧视, 那么你就可以判断出manacles应该是贬义词, 然后再进一步上下文分析, 这个短语是由and连接的两个并列短语, 后一个the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是“歧视的锁链”, 那么前一个应该是种族隔离的什么呢?“manacles”和“chains”可能是同义词, 通过这样的分析, 该词的词义也基本能猜出来了, 此时再查查词典, 就会对该词的语义有深入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 教师不但教会了学生这个单词的意义, 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3.2 情景, 文化语境与英语词汇教学
在英语词汇的教学中, 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教师应该努力构建鲜活语境, 帮助学生通过设定某个情景或话题来扩充词汇。像日常生活中的吃饭、购物、问路、邀请等情景都可以用来模拟课堂教学, 课堂词汇教学的生活化以及学生的自身参与会不断激发他们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既能在实践中掌握知识, 又能提高交际能力。此外,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对语言的词汇影响也很深远, 在英语教学中应重视文化语境褒贬甚至于是否是俚语、俗语等, 这些与词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密切相关。如英语中dog一词, 汉语与之相对应的是“狗”, 且在汉语中与之搭配的词通常都是贬义词。如“狗腿子, 猪狗不如”等。而英语中与之搭配的词通常都是褒义词, 如朋友、同事及熟人之间常用you lucky dog (你这个幸运儿) 。另外, 英语中人们可以说自己是I am an old dog not to learn new tricks (老狗不学新技) 。再有, 西方的媒体自我标榜为“watchdog”, 即作为“代表大众利益对政府实施监督的机构”, 在竞赛中较弱的一方也可称为“underdog”。通过以上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词汇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有不同的文化寓意, 因此, 在英语词汇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文化因素, 避免语用错误。
4 小结
在词汇教学过程中, 作为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语境设置对英语教学的重要作用。在语言语境, 如句子或语篇中讲授新词, 使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领会词的确切含义及用法, 之后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运用以巩固词汇。此外, 英语中有些词汇是因语言外部环境而产生, 伴有相应的文化色彩和社会特征, 因此教师在讲授新单词时, 应适当介绍词汇的背景及文化语境以丰富词汇习得内容。布莱特 (Bright&Mc Gregor 1970:31) 曾说, ““或许我们应牢记这个首要问题, 利用语境学习词汇这种技能只能通过练习才能获得。每一次当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生僻字词的意思时, 我们无异于又一次剥夺了学生练习这种技能的机会。”[6]由此,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有效地向学生输入语境理论, 使学生了解并认识到语境并通过实践让学生切实感受到语境对词汇习得的重要作用, 避免以往孤立低效的死记硬背。在语境中学习词汇还可以提高学生辨别单词的能力, 优化已存储的语法结构, 并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及差异, 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热情, 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实践证明, 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引入语境理论, 将英语词汇教学与语境结合, 将英语词汇学习与现实生活结合, 是提高词汇教学效果以及提高学生运用语言能力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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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的词语运用特点分析 篇10
一、语境
对“语境”的研究, 历来被学者所重视, 并获得了重要的成绩。童庆炳先生认为语境 (context, 又译上下文) 是指“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话语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关联域, 包括具体语言环境和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生存环境。”简单的说, 语境就是语言在使用中所存在的具体环境。一般把“语境”分为“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两种。前者是指在交际过程中, 话语信息的发出者对话语中所运用的词、短语、句子等进行筛选和重组的过程;后者是指交际双方在谈话时所处的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谈论的话题和心理、文化背景等因素。所以, 对特定“语境”下的交际双方的心理、文化及社会等一些因素的研究是必要的。
二、语境中的心理因素
人的心理活动是一个不规则的难以把握的动态的活动。
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 在进行话语交际时, 个体的人是从自己的心理规则出发, 对要传达的信息进行编码和发送, 并在接收方那里对其进行接收和解码。在这一过程中, 个人心理背景因素, 将对交际双方话语信息的发送与接收产生重要影响。如在面对身份地位等客观上的差别因素时, 恰当的心理因素解码, 将能顺利实现话语交际的目地。
比如, 下面这个对话:
司机:张处长, 没出门!忙吧?
处长:是啊!老王, 你家小王现在开车不错吧?
司机:我现在对他很担心, 处长同志, 你能给小王调个工作不?
在上例中, 老王用了两个同义的称呼语来称呼对方, 我们可以认为, 称谓由“张处长”到“处长同志”的变化是为了缩短双方的心里距离, 以示亲近, 使其符合正在谈话的氛围, 以获得预想的谈话目地。所以, 例子中老王的心理背景因素是积极的也是主动有效的, 成功地完成了语码的转换过程。也为下一步的谈话铺垫了良好的话语氛围。
三、语境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 作为一个浅显的外在因素, 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活动的变化, 也不断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举止。
古汉语的词汇系统远没有现代汉语这样发达、庞大。很多字词在当时所附载的意义也较固定, 变化也较缓慢, 不像当下新词、新义的出现这样迅速。在这一点上, 尤以词义的转变最为明显。以前是褒义词的, 现在已转为贬义词。如“走狗”的本义原是指一种善跑的动物, 而现在则是指帮助他人作恶的人, 且作为其主要意义而被沿用至今。在当下, “狗”也是不被人们所喜爱的。比如“走狗”“狗腿子”等说法, 常被用来称谓一些令人不快的事物。但在西方文化观念中, “狗”则是令人喜爱的动物。在英语中, “幸运儿”会被称为“a lucky dog”, “聪明的家伙”被说成“a clever dog”等等, 都是赞美的说法, 体现的是东西方对待同一事物不同的心理认知特征, 而这也为我们研究不同文化下“语境中的文化因素”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例证。正如顾嘉祖先生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能揭示东西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隐蔽部分, 就能找出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合各民族文化特征的交际策略。”这句话指明, 当我们真正地揭示出了隐藏在不同民族文化内部的深层的文化因素时, 才能更好地理解东西方的文化观、人生观的不同, 进而找到不同文化下言语交际可行的策略。比如, 以前有一种被称为“白翎钢笔”的商品, 因为它的英语商标被直译成“White Feather”, 而在英美文化里面“White Feather”是有着“软弱、胆怯”的内涵, 以至于在英美国家很少有人买这种产品。究其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因素内在差异的存在, 使得语言的使用不符合当时的语境, 运用的不得体。从而可见:“语言运用得体”与各自不同的“语境中的文化因素”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也只有正确地处理好了这二者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进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传播, 也才能顺利地完成交际的任务。
四、语境中的社会因素
从语境的定义中,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因素在语境中起着极大的作用。若是我们能很好地理解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特点, 并了解那个时代里的一切的社会文化活动特征, 将为现代语言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些有力地支撑。在童庆炳先生看来, 交际双方的话语行为是发生于特定的社会领域, 主要有具体语言环境和社会生存环境两方面。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的人, 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所存在的“世界”都是彼此不同的,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语言世界”。并就语言本身来说, 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人的思想对社会现实的直接体现。但个人的“语言世界”又存在着一些共性特征, 尤其是在一个共同的语言文化圈内, 这种共性特征更加的明显和突出。比如, “支那”一词的感情色彩的变化, 就伴随着社会语言环境的大的历时变化过程, 并掺杂了大量人为的因素和社会历史的因素在内。“支那”一词, 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 “支那”原是“Cina”的音译, 分别被译为:“China”“支那”“至那”或“震旦”等, 其中并不包含有贬义的成分。在日本语中, “支那”一词的理解基本上是中性义。因“支那”一词在日语中是古今中国的总称, 并非贬义词。但由于“二战”时, 日本人使用这个词来称当时战败的中国人, 也使该词带上了一种特殊的语义特征。且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加剧, 也进一步加速了“支那”一词的贬义化特征。
基于上面的分析, 由于交际的双方是处于一个不同的文化圈之内, 因此, 对同一事物的理解, 会有不同, 因此, 我们需要恰当地理解不同语境中的文化因素, 为我们的社会交际服务。
五、语境与“语言运用得体”
存在于一定语境当中的言语活动成品不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 都受当时语境因素制约。张敏在《标语中语用预设的作用》这篇文章中, 把语境的构成因素分为“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临时因素”这三类。对于语境来说, 要想很好地理解和把握, 必须加强自身语言灵敏性的感悟。作为社会活动中的人, 对新事物的认识都是以语言作为媒介来交流和传达。而语言的运用, 又受到和语言运用过程中相关语境因素的影响, 如心理、文化、社会因素等, 只有恰当地处理好这些, 才能顺利地实现预定的交际目的。
比如有一个例子是说一个人要请四位客人吃饭, 来了三位, 还有一位没有到时, 请客者说:“该来的还不来。”一个客人心里想:“该来的还不来, 那我是不该来的了。”于是站起来走了。这时请客者见状接着说了一句:“不该走的走了。”另一位客人心里想:“不该走的走了, 那我就是该走的。”于是也站起来走了。这时请客者见状就急不择言地说:“我又不是说他们的。”最后一位客人这时则想:“你不是说他们的, 那你是说我的了。”于是也很生气地走了。在这里可看作请客者没能做到在特定“语境”下, 使“语言运用”地得体。也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心理、文化因素对语言表达和理解的影响作用, 所以没有收到预期的话语交际目的, 最终造成不欢而散的场面。可见想让语言表达运用地得体, 就必须要很好地处理“‘语境’与‘语言运用得体’”的内在关系。也只有这样, 才能在特定的语境下, 获得良好的言语交流。正如聂焱在《三一语言学导论》中所说的那样:“语言是以民族文化为其中介物来反映和表现客观物理世界的, 语言运用本身又是一种文化行为, 表达的效果是一定文化的产物。”这也进一步的证明了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所要面对的语言现实的环境。
从上面这篇文章的简短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在运用中的语言词语, 一定要和当时的语境整体情况相适应。无论是何种交际方式, 都应在进行交际时符合当时的语言环境, 并且还应随时适当地做出调整以适应整个交际环境的需要。所以, 我们就必须得注意对在特定的语境下的交际中的词语进行一定的选择, 进而调适出恰当的全民语言的序列, 使得语言交际得体而又规范, 最终获得理想的交际效果。
摘要：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里, 词语的运用, 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在当下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 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语言运用现象。而所有的这些都和语言运用的大环境, 即“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便试从“语境”的角度来谈当下, 在语言运用中, 影响词语运用的语境中的一些因素。如心理、文化、社会等因素。并就运用中的话语的特点谈下看法。
关键词：语境,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语言运用得体
参考文献
[1]胡壮麟.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1]胡壮麟.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修订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修订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顾嘉祖, 陆昇.语言与文化 (第二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年.[3]顾嘉祖, 陆昇.语言与文化 (第二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年.
从认知语境角度分析网络交际用语 篇11
关键词：网络交际；认知语境；认知语境建构
引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是21世纪的技术革命之一，为信息的搜索和语言的交流提供了技术支持。互联网交际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为人类语言在虚拟平台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与便利，网络交际用语的使用随着很多交际软件的开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人们开展工作，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方式与日常生活用语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于是网络交际用语这种新的语言现象成为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张洪超，林纲.2003）。实际上，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运用，这种网络交际用语是网络用户（网民）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符号。
现实生活的交际中，需要认识语境的建构，才能顺利完成对话。同样地，网络交际同现实生活中的交际一样需要交流者共同的认知语境才能顺利进行。认知语境包括词语、文化背景信息、逻辑和百科知识等，它是由一系列可以显映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结合，说话人正是通过一系列语境信息来传达他意欲表达的话语意图（陆荣荣，2005）。在整个网络交际过程中，认知语境是交流双方实现意思表达的前提，认知的实现需要双方共处语境中的具体事实和文化背景知识相同，即双方要处于相同的认知语境中。只有两个人的认知语境相同，交流方才可顺利进行沟通，否则会产生无法理解或者误解的交流障碍。本文从认知语境的角度对网络交际用语做出分析和解读，并对部分话语的认识语境建构做出分析。另外，也试图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网络交际用语这一语言现象进行探讨和分析。
1. 认知语境观
20世纪70年代，对心智进行全面研究的认知科学兴起并发展起来。认知科学辐射到了各个学科领域，包括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近年来，认知语言学也迅速发展，一些重要理论主张、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逐渐引起了相关学科学者的兴趣。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同样关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本不具有意义，没有意义是指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语境之外的意义。所以，语言的作用是激发出认知语境。从该角度出发，语言能力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语言和交际相辅相成。关于交际的概念和方式，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有关语码模式，认为交际双方对信息进行简单的编码、接受和解码；另一种说法有关推理模式，认为交际双方通过共有知识的推断来猜测对方的意图（秦丽敏，2003）。所以，语言不只是一些简单的符号，语言不但承载着句法和语意信息，而且携带语用、社会、文化等内容。可见，传统的“语境”概念不仅涉及到语法信息，语言上下文，语言交际的时间、地点、话题、说话方式，而且还涉及到交际者的文化知识、社会政治内容以及世界知识等。
针对传统语境观的不足，Sperber & Wilson （1986）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提出了关联理论，来解释交际。此理论把语境看作一个心理结构体，即存在于听话者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认知语境”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提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示意—推理过程：交际时，说话者将交际意图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让听话者注意到此意图，听话者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以及语言形式依附的认知语境推断出交际信息，从而达到对语言的理解。从认知语境来看网络交际，就是双方交际者通过言语表达来激活与对方相同或相似的认知语境。达到这一目的，变能很好地理解对方的言语意义。
熊学亮对认知语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认知语境包括三个语用范畴：场合因素、知识结构因素和工作记忆因素。这三个因素反应了交际者的心理认知结构（熊学亮，1999）。熊学亮认为认知语境是语用者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在具体场合不明确的情况下，语言交际者可以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系统进行推导，而这种知识推导依赖的主要是交际者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可弥补语言自身的局限性。同样，具体的场合因素也可以融入认知语境，被结构化。
2. 网络交际用语的认知语境建构
近年来，网络交际用语作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已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中。从认识语言学的角度，网络语言能力也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网络交际用语的准确应用离不开交际者双方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的建构需要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内容，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以及心理体验等因素。网络用户共有的知识体系包括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特定的文化知识和特定社会的会话规则。共通的知识框架为认知语境的建构提供了背景。另外，网民大脑中已有的交际经验通常会结构化为网络特有的一种交际模式。言语的理解依赖于交流者双方的认知语境，语言的表达是激活认知语境的触发器。很大程度上，交际者双方是借助被激活的认识语境来理解言语所表达的意义。一旦交际者置身于这种网络交际模式中，固化的交际经验会被激活，即认知语境被激活，从而能够很顺利地使用网络用语进行交流。下面通对网络会话的实例进行分析和解读。
例1：
A：您好！ B：您好！ A：哪？ B：湖南长沙，U？
A：BJ B：^_^ A：家呢？ B：办公室 A：M OR F？
B：MM！有事，先走了！ B：OIC，886！
nlc202309081054
在这段网络交谈过程中，表情符号（^_^） 、数字谐音符号（886）和网络用语（M OR F、MM、OIC）使网民会话过程变成对认知语境假设进行不断选择和调整的过程，只有处于该交际模式中的网民才能理解。共通的认知语境是该交际过程中网民A和B不断进行正确推理的基础。该对话的不完整性使交谈者必须经过正确的推理才能获得完整的认知语境，才能得到动态言语的正确意义。当新的话语与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认知语境）发生联系时，便产生了认识语境效果，认知语境是信息接收者在动态推理过程中头脑中存在的知识框架，并可根据交际的过程进行调整。可见，在网络交际中，认知语境的建构是在网民传送信息的过程对新信息不断推理和选择的過程。
例2：
A：明天怎么办？ B：按老规矩。
在该交谈中，我们并不理解双方的意思，只有双方交际者才能理解。交际者共同的认知语境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认知语境是互通的。“老规矩”指代了要做的事情，是双方交际者以前做过的事情，已有的实际经验在双方的头脑中已经固化为一种特定的知识内容，该知识内容即双方共同的认知语境，交际者双方是借助于被激活的认知语境得到正确的语义意义的。可见，网络交际者的个人经历，语言习惯，心理背景和认知水平等因素对认知语境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双方交流者认知语境建构的基础。言语表达式是激活认知语境的触发器，一旦被激活，便能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
3.网络交际中认知语境的特点
3.1虚拟性。 网民认知语境的虚拟性主要体现在语言外知识上（张洪超，2003）。在实际生活的交流过程中，语言外的知识是具体实在的客观存在，但是，在网络交际中，语言外的知识是不确定的和虚拟的。比如，交际者之间的外貌信息和性格特性，交际者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都是不确定的和虚拟的，所以在交际过程中网民对认知语境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虚拟性。
3.2 潜在性。网民认知语境的潜在性主要表现在网络交际者的个人经历，语言习惯，文化水平，社会背景，心理背景，合作程度和认知水平等因素上（张洪超，2003）。在网络交际过程中，交谈者之间是隐藏的，无法直观地判断对方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和心理背景等情况。所以，网络交际者需通过对方传递出来的信息假设认知语境对对方的相关信息进行合理地推理和选择。
3.3 推理性。网络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双方并不能看到对方的言谈举止，无法从表情动作看出多方的意思。只能通过对方的声音或者文字信息来推断对方可能的意思，可见认知语境的建构具有推理性。需要交际者凭借文字信息和头脑中已经存在或固化的知识内容来推断对方可能的意思。当一方的推理合乎另一方的认知语境时，才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4.认知语境在网络语言交际中的作用
4.1 网络交际过程是交际双方认知语境假设的参与过程。语言交际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是交流者在共通认知语境中的推理假设。何兆熊认为，“对话语的理解是一种依赖语境的推理交际过程，是听话人识别说话人意图的过程，是一种交际过程”（何兆熊 2000：183）。在网络语言的交际过程中，网民需有相通的认知语境，是一个推理假设的参与过程。接受到对方的语言信息后，头脑中结构化的知识结构，即相通的认知语境会被激活以调整交流言语。而且交流者的认知语境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新旧信息交替进行，从而激发认知语境交替进行。先看下例。
A：我掉了 B：掉线了啊！ A：^_^
当交际者B接到A的信息时，“掉”字给交际者B提供了一个认知语境进行推理，使B获得刚才脱机的相关认知语境假设，与交际者A的真实认知语境相通，从而实现成功地交际。
4.2网民头脑中共通的认知语境可以创造适合交谈的网络氛围。有些网络交际的双方是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的，或者看不到对方的面部表情，这种情况下，网络交际者需要根据对方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头脑中结构化的认知语境来推断对方的外貌特征、身份地位、文化知识和其他的信息。交谈者头脑中存在的认知语境是通过交际过程中的网络语言激发，由此来判断对方的言语意思和说话观点等。例如：晚上九点左右，聊天者一方忽然向对方提问：“今天你吃了吗？”对方回答：“刚洗好，正准备吃呢。”（张洪超，2003）对此聊天内容，只有双方头脑中具有共有的知识结构（即共有的认知语境），即交际一方知道对方习惯在晚上九点左右吃水果，双方才能明白聊天的言语意思。
4.3 固化在网民头脑中的各种符号的使用可以营造一种适宜交谈的语境。在网络交际中，交际者在聊天过程中喜欢使用一些特殊的符合来代替文字的表达。比如，面部表情符号O（∩_∩）O（哈哈），o（︶︿︶）o（唉），（ˉ（∞）ˉ）（哼唧）。数字谐音符号5555（呜呜 呜呜），9494（就是 就是），7456（气死我了），等（林纲，2002）。这些语言符号信息在很多网络用户的头脑中已经结构化了，一旦接收到这些符号，交谈者头脑中共通的认知语境就会被激活，然后做出合适的反应，从而能营造一种适宜交际的氛围。
结语：伴随着各种交际软件的开发，网络交际已成为我们生活用语的一部分，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多数人已离不开网络交际这一环境。网络交际语言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成为网民交际的重要手段。由此，对于网络交际用语的分析和解读成为语言学习者和爱好者的一个研究领域。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认识语境这一新的理论也不断发展。网络交际言语的持续进行实际上就是交流者双方认知语境的建构过程，动态的言语交流依靠双方的认知能力，即固化的知识框架。网络交际的认知语境的虚拟性和潜在性更需要双方交际者合理的认知语境推理。交际者共通的认知语境不仅在日常生活交际中起重要作用，同样，在复杂的网络语言交际中，网民也需要激活共通的认知语境，才能创造合适的网络交际氛围，顺利完成交际。
参考文献
[1]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李茜.从认知语境看话语“不合作”现象[J].四川外国语学报，2003.
[3]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新媒体语境下广播新闻的困境分析 篇12
(一) 创新之路受限
唯有创新, 广播新闻才能有所发展。对此, 广播新闻应舍弃一些传统陈旧元素, 结合目前的新鲜元素, 达到广播新闻的创新目的。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广播新闻的创新之路存在极多的阻力和障碍。在当今媒介市场竞争如此激励的大环境下, 广播作为市场化的经济产业, 不但承受着经济竞争的压力, 更受到相关媒介管理体制的严重制约。在我国, 政府对大众传媒具有新闻发布的掌控权, 作为大众传媒之一的广播是国家和政府发布政治消息和新闻的重要途径, 宣传政治新闻的比重极大。而过于强调对政治的宣传, 直接导致受众对广播新闻产生了距离感。另外, 广播媒体存在较强的区域性限制。我国的广播管理体制规定, 广播媒体按地区进行划分, 各县、区、市都有各自的广播机构, 并且由当地的领导或文化部门及相关机构负责。总之, 以上的各种原因加剧了广播新闻的创新困局, 如果不再寻求创新之路, 久而久之广播新闻将在这网络数字时代无法生存。
(二) 业内竞争加剧
2012年各项新媒体迅速崛起, 被称之为新媒体元年。这一年不仅新媒体对广播媒体带来强烈冲击, 还有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也给广播传媒造成巨大压力。据业内分析, 广播的大众化传播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受众的需要, 逐渐向分众化传播转移。这种分众化传播的情况加速了受众的分流, 大众化传播逐渐过渡成为分众化传播, 这种特征, 以广播频率的专业化表现。广播频率专业化是指广播电台根据广播市场的内在规律和广播听众的特定需求, 以一个频率为单位进行内容定位划分, 使节目内容和频率风格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广播新闻面临的挑战能够比较集中地满足某些特定领域的广播听众需求。这种方法虽然有效提升了广播新闻的竞争力, 却同样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他给受众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同时, 也使一部分受众产生了分流。
(三) 时间跨度过大
新闻的最大特点是突出“新”的元素, 时效性对新闻而言极为重要。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广播的制作比较简单, 广播新闻的时效性要明显优胜于电视和报纸, 但是进入新媒体时代以后, 新媒体凭借其强大的交互性与巨大的信息量给广播新闻的时效性造成了强烈冲击。对突发事件的报道, 广播新闻的制作相对新媒体具有一定的延迟性, 从信息采集到编辑播出都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 而新媒体可以在获得新闻信息的第一时间便用简洁的文字信息对新闻进行报道, 并可以同时在多个平台上发布。
新媒体时代, 出现了“全民记者”和“自媒体”等新概念, 也就是说, 当新闻事件发生后任何人都可以将其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 人人可以是新闻的发布者。以之前的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为例, 第一时间对地震发布消息的是手机新闻和各大网络门户等新媒体机构, 其次是广播新闻及电视新闻, 最后才是报纸新闻。从广播新闻的特征分析, 只有现场连线, 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新闻的相关信息并进行发布, 但是这种报道方式也有几点不确定因素。首先, 难以确保地震不会干扰到信号强度;其次, 一旦出现紧急状况, 需要紧急调整其他节目的播出时间, 即便以最快的速度克服了这些不确定因素, 在广播新闻报道时, 大多数受众早就已经从手机新闻客户端或其他渠道中得到了新闻信息。因为调查显示, 绝大部分关注时事的人群都会习惯性地通过手机、电脑等媒体浏览新闻, 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 这部分人群便能够立即知晓。尽管新媒体崛起的历史不长, 但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受众习惯并适应了从新媒体获取新闻信息, 这给广播新闻造成了极大影响。
二、新媒体语境下广播新闻的突破
(一) 强化内容思想
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 新媒体语境下各专业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 竞争的不仅是新闻的独家性, 是对新闻内容可读性的要求更越来越高。有深度、有思想、有观点的新闻更能够得到受众青睐。笔者认为, 对一条同样内容的新闻, 给予深刻点评便能使新闻更具内涵, 其竞争力也得到了大幅度加强。“只有在新闻事件报道的同时对事件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和更加精辟的点评, 成为舆论指导和政策解释的权威, 才是突破目前广播新闻困境的重点”, 因此广播新闻必须打破传统的新闻播报模式, 赋予新闻更具新颖的阐释和更深层次的视角, 给受众更加直观有效的意见, 努力创建更优质的新闻节目。在这以竞争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的新媒体时代下, 各媒体机构各显神通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而对观点的深度诠释, 采用“观点致胜”无疑是现阶段努力的最佳方向。
发达的科学技术只是加快了新闻的传播速度, 并不能传递新闻的思想性。在新媒体的冲击下, 深入强化新闻的思想性、观点性尤为重要, 广播新闻应将制作中心转向对新闻信息的剖析、领会上, 对当下发生的热门话题可以邀请或连线专家进行客观的点评分析, 或根据大众舆论方向做出评论, 同时发表媒体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在深度强化新闻思想内容的同时, 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也必须更加严格, 他们不仅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 还是正确引导受众深入理解新闻的指引者, 所以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实的专业文化水平。
(二) 创新节目形态
节目播出形态是指信息内容具体呈现出来的形态, 也是内容和形式结合的表现, 同样还是广播节目结构模式的组成部分, 所以对广播新闻来说, 节目形态的创新极为重要。只有打破传统的节目播出形态, 不断创新、保持新鲜感、提高节目的悦听性, 才能满足受众的收听需要。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是《在线聊天下》节目, 这是一档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推出的重点节目, 以国际热点新闻为背景, 于周一到周五的每晚5点40分播出, 每期都精选出3~4条国际重点热议的新闻, 并选取摘要一些国外外交网站和媒体的热点评论进行研讨, 并用网络广播和传统广播同步播出, 这种新型的节目形式打破了传统的时政新闻播报模式, 使节目更轻松, 更直观, 更具亲和力, 具有更强的悦听性, 赋予了广播新闻不一样的内涵。
(三) 加强新闻时效性
在传统媒体时代, 由于广播新闻的制作相对比较简单, 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优势, 但随着科技和媒介的迅速进步, 网络数字媒体、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速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所以广播新闻曾经的时效性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难以为广播新闻的“快”提供帮助。例如遇到重大新闻或重大体育赛事的时候, 电视和网络媒体已经实现了现场直播, 而广播新闻却还要进行制作, 然后再选择一个时间段进行广播, 时效性大幅度落后于其他媒体。因此为了竞争和发展需要, 广播新闻必须加强其时效性和信息的播报频率, 实现实时更新信息、回顾信息, 以此来凸显广播“时刻伴随”的特点, 确保受众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最新信息。
据调查显示, 受众对精辟、简短的新闻更加喜爱, 因此, 广播新闻应根据受众的需要做出调整, 尽量减少耗时的新闻节目, 增加整点、半点等小版块模式的新闻节目进行播报, 做到随时随地报道包括天气、路况财经及社会的最新新闻和时政要闻, 以此扩大新闻信息的覆盖率。
另外, “不定式插播滚动新闻”也是提高广播新闻时效性的举措之一,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能够将广播新闻的“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类型的新闻要以“短”和“精”为特点, 不仅可以在节目中穿插播出随时播报, 还可以在固定的时间段进行播出, 并可以根据受众需要, 对重大事件进行重播和实时跟踪报道, 尽最大努力让听众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新闻动态, 以满足听众的需求。
(四) 加强从业人员专业性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一个广播新闻节目的传播效能如何, 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人才素质。调查显示, 传媒业可以说是人才最为匮乏的行业之一, 因此广播新闻必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自身文化传播软实力。首先, 对已有人才进行全面方提升, 如公费培训进修、业界交流、研究生或更高学历的考取等, 使现有人才更符合当前新闻广播的发展状况。另外, 也必须重视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 适当的时候也可招收非本专业的毕业生, 转而去挖掘法律、文学、历史、经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毕业生。术业有专攻, 这些非传媒专业毕业生凭借其对自身领域的熟悉, 一旦对广播新闻有所了解, 便会具有极高的发言权, 加之传媒行业尤其是广播新闻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并不高, 这些人才更能如鱼得水。
三、结语
新媒体的快速崛起迫使传统媒体寻找新的创新之路, 在新媒体语境下, 传统广播新闻的交互性和时效性已无法跟上时代潮流。不过也正是新媒体的出现使传统媒体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纵观媒介发展历程, 传统媒体以其独特的作用不会消亡于媒介发展的历史中, 相反在新媒体流行的趋势下, 以广播新闻带代表的传统媒体会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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