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解析（精选7篇）
语境解析 篇1
一、引言
关联理论是由法国认知学家斯坡伯(Dan Sperb)和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逊(Deirdre Wilson) 1986年在其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的。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类之所以能够进行交际的内在机理，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而关联理论正式进入翻译学的研究则是由威尔逊的学生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 Gutt)在他的博士论文“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翻译与关联：认知和语境)中率先开始的。
在翻译活动中，对源语文本进行最大限度的理解是译者的首要任务，在理解过程中，语境的作用不容忽视。语境存在于一切形式的语际交流活动中，只要有语言交流，特定的语境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反之，语言交际活动又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的，而且受到语境的影响。“语境与语言的关系极其密切，它在语言的研究及其使用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翻译，作为两种语言之间以传达语义为主要目的的语言交际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语境，正如纽马克所说：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语言学派及语言学者对语境有着不同的理解，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语境观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
二、关联理论语境观
语境是语用学言语交际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他区分出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一是“文化语境”。也可以说语境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
在关联理论中，语境也称为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s)，在交际过程中双方互明的共知环境称为相互认知环境(mutual cognitive environment)。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听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因此语境不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语境，言语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关联理论将语境看作是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由于语境是一个变量，语言的交际过程涉及认知环境的制约，涉及语境假设的形成与验证，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听话人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构建新的语境。
在将语境应用于言语交际时，语用学学者们通常的做法便是列出丰富的语境成分对话语进行解释。而在关联理论中，语境被认为是由来自于交际者认知环境中的一部分假设构成的，语境假设是由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从认知环境中选择的。关联理论认为，意义的推导离不开语境因素，但不一定要依赖具体语境，因为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和思维已把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这实际上避免了先前语境观中将纷繁复杂的潜在语境因素看成是实际语境的问题，进而在对言语交际过程分析时只要关注构成语境的那部分假设就行了。与静态语境观相比，关联理论动态的语境观更加适合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更能反映人类交际时的心理状态。
三、关联理论语境观在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关联理论的创始人Sperber和Wilson，听者之所以能推导出话语含义，就在于他能根据最佳关联原则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选择合适的语境假设。在翻译活动中，语境应分析到何种程度则也是由关联性决定的。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关联原则是存在于译者头脑中的一个不能违反的原则，只有找到最佳关联时，一个特定的语境才算确定。而所谓关联，简单地说，就是指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认识主体认为事物之间所具有的联系;关联原则就是关于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条原则或认识主体寻找事物之间这种关系的一条原则。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在接受自然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做出语境假设。
关联理论把关联看成是话语语境效果对话语信息处理耗费之间的最佳平衡，适度的信息处理可加强原有语境假设。因话语基本上是片断性质的，语用者在话语过程中必须把片断性的话语充实成完整的命题形式，而这一推导过程通过由认知语境支持的推理产生。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的关联程度依赖于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语境效果与关联成正比，处理努力与关联成反比。译者应根据关联论最小最大原则，即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对译文进行相应处理和取舍，使译文读者从认知语境中获得最佳语境效果。
例如(1) I haven’t got an ear for music.(我没有音乐细胞)，ear(耳朵)，意义指人们理解和欣赏所听到的某事物的能力，汉语中我们则习惯说音乐细胞。又如，It’s never too late to lock th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汉语只说亡羊补牢，而不说亡“马”补牢。从关联理论语境观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说话者使用隐喻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一个有隐含义的信息以触动听者自己去构想一系列关联，在确定隐喻性的话语前，说话者要对听者的认知环境进行猜测，以构建一个相互显映的语境。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既要对信息的成功传递负责任，也要对听者能否构想出一系列语境信息以建立最佳关联负责任。由于认知环境的不同，不同的听者对隐喻的理解是不同的，在翻译时译者要秉承语境关联原则，才能更有效地传递源语的意图与效果。所以翻译时要通过适当改变语境来帮助读者建立最佳关联。
再如(2)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两个译文中“天”的文化内涵不同，但功能上是等值的，即取得了同样的语境效果。对西方读者来说前者是归化法，因为他们受基督教影响深信上帝，后者是异化法，中国受佛教影响深信“天”。如果说前者读者容易接受，后者则可让读者增长见识，了解异国风情。何去何从，译者要根据翻译的目的、具体的语境而定。
因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制约因素，比如社交礼仪、固定修辞原则等，语言形式的表现自然存在差异，不同语言中存在表现相同信息的不同形式，也可能出现表现形式的空缺。针对类似语用差异，在出现语境空缺的情况下，即交际信息和语言形式出现了断点时，需要进行基础语境信息的充实、调整与顺应，补充语境断点与空缺。例如：秋老虎———aspell of hot weather in autumn;伯乐———good judge of talent (the name of a legendary person in the state of Qi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o excelled in evaluating horses;(吃)皇粮———salary paid by the state;老三届———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of 1966 to 1968。
四、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理论的语境观是动态的语境观，强调语境效果，正是这种新颖的语境观给翻译带来了更为有效的处理原则，也为译者留有较大的自由处理的余地。翻译可通过关联原则来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找出原文与语境的关联，对相关信息进行合理推理，从而正确理解原文的用意，用明确的方式再现出来。
参考文献
[1]Sperb,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2]Emst-August Gut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3]孙华祥.关联理论及其对翻译的启示[J].山东外语教学, 2002, (2) .
[4]王建国.从翻译研究看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J].外国语言文学, 2004, (1) .
[5]王爱军.汉语诗词翻译中语境缺失与语境顺应策略.湖北大学学报, 2007.1.
[6]文巧莹.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英文语境翻译.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08.6.
新媒体语境下解析“新闻”界定 篇2
一、传统媒体下的“新闻”定义
新闻的定义在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 陆定一指出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报道, 范长江则提出广大群众想要和应该知道但却没有知道的重大事实就是新闻。近年来, 新闻的定义研究也由之前对“报道说”和“信息说”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而更加的多元化和规范化。新闻就是一种信息这个观点也受到愈来愈多新闻学者的认同。从种属上来说, 新闻是属于信息的范畴的。目前, 新闻的定义研究还是比较侧重于对新闻本体的探讨, 但是这种研究本身也是有其局限性的。陈力丹提到, 对新闻定义的研究应该结合新闻传播的具体背景和时效条件来进行。新媒体的应用和发展, 改变了新闻的传播方式, 因而人们对新闻的定义也需要重新解析。新闻的界定要与新闻实践相结合, 所以只有将新闻界定置于新媒体语境下, 才有其现实的研究意义。
二、现代新媒体语境的出现和发展
20世纪后半叶, 东风新媒体凭借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慢慢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生活方式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被极大的改变, 同时也给社会的构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013年6月25日,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2013) 》发布, 该报告显示, 在国家反腐败工作中, 首次曝光的媒体就是新媒体, 也就是说新媒体在国家反腐倡廉工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最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和引用新媒体, 并加大了对其的研究力度。新媒体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引用和研究。新闻传播业秘书长王斌说:数字信息技术是新媒体的基础, 其特点是互动性传播, 该媒体具有明显的创新形态。美国《连线》杂志则认为所谓的新媒体就是在所有人之间的传播。新媒体的特点是:互动性、时效性、大众性、共享性、多媒体性、超文本性、个性化和社会化。“传播语境”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社会传播体系。如今, 新媒体得到快速的发展, 就其传播语境而言也具有加大的影响力, 未来我们可以预知,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让新媒体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它在社会传播体系中必将占据重要的位置, 在一定时期内对人们的认知、实践活动造成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的对新媒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三、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的新变化
新媒体的应用和快速发展, 打破了传统媒体下新闻传播者和新闻接受者的关系, 手机、数字电视、电脑等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方式, 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相较于信息传播的新方式而言日益显露出其弊端, 新媒体在信息的传播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
(1) 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参与性增强。在新媒体技术下,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传播者, 这就极大地模糊了传统媒体下新闻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分明界限。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参与度, 通过手机、博客、播客等方式每个人都可以把身边的信息快速的传播出去。
(2) 受众的话语权得到提高。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 就是新闻媒体对受众者, 这是一种单方向的传播, 普通大众对新闻的话语权无法得到很好的展现。而新媒体环境下, 受众通过网络媒介可以更直接更方便的表达出自己对新闻的见解和看法, 因为公众的广泛参与, 新闻的内涵也就得到了很好的丰富。社会上很多不好的现象基本上也都是由普通受众披露出来的, 新媒体日益成为群众实现舆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
(3) 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新媒体语境下, 普通群众也能成为新闻的传播者, 这使得新闻的内容更加贴近人们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公众的广泛参与, 在很多问题上的探讨相对于传统媒体下的新闻见解也有了更高的深度。网络技术的发展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愈来愈频繁, 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使得新闻不再局限于一种文化形态中, 新闻的内容和解读视角也更加的多样和全面。
四、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的特点
(1) 新闻的时效性更强。在传统媒体下, 新闻的发现到播报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 由于新闻受众也可以作为新闻的传播者, 这就极大地缩短了新闻从发现到播报的时间。但同时这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 比如虚假新闻的播报, 2003年非典病毒肆虐, 一些人借此夸大板蓝根颗粒的使用功效, 使得各地群众疯狂抢购, 给社会和民心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有关部门不得不出面对这种虚假新闻进行辟谣。
(2) 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不再泾渭分明。新媒体语境下, 普通群众的话语权得到很大的提高, 大众的舆论作用对新闻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许多舆论事件甚至改变了新闻原定的报道议程。
(3) 新闻报道随意化问题严重。许多未经证实甚至是虚假的新闻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这种现象严重背离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事实性的原则, 给社会和群众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而对于新闻报道的整顿和规范也成为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的重要内容之一。
五、结语
传统媒体下的“新闻”定义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的新内涵, “新闻”的界定需要得到新的丰富和扩展。对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认知, 需要我们结合新闻的传播活动进行具体的考察和解析, 以更加客观的视角解读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定义, 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新闻的认识, 为新闻理论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摘要：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新媒体因其自身的特有属性, 给新闻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网络媒介日益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 “新闻”的界定也有了新的含义。传统媒体下“新闻”的定义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本文在阐述新媒体的基础上, 解析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的定义。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媒体,“新闻”界定
参考文献
[1]谭天, 刘云飞, 丁卯.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界定[J].新闻界, 2012 (12) :6-9.
社会体育语境中羌族传统体育解析 篇3
按国家体育总局的分类把体育分为: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军事体育。按实施场地分家庭体育、学校体育、社区体育等;按参与者年龄分:婴幼儿体育、青少年体育、中老年体育;按属性分:竞技体育、休闲体育、健身体育等;按职业分:农民体育、工人体育、军人体育、知识分子体育等;按发展年代分:古代体育、近代体育、现代体育、当代体育等。可以这么说,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的体育运动项目都是民族传统体育, 它总是发源于某一个民族, 当然也有可能几个民族在某一个体育运动项目上具有很高的相似点。有一些民族传统的体育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推广时, 由于自身的限制就需要进行加工和改造, 并逐渐发展成某地区甚至全世界通行的体育运动项目。所以说, 社会体育本身就来源来民族传统体育, 正如我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由于现代的体育大多都源自西方, 所以今天世人所定义的民族体育又往往指的是东方不同民族特有的体育运动项目。本文所讨论的羌族 传统体育 是中华民 族分支———羌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羌族人的生产生活而产生的为羌族人民喜爱体现族群文化特点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2、羌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具有明显的社会体育特征
具有历史继承性羌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代代相传, 在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历史阶段, 并在历史潮流中大浪淘沙, 去其糟粕留其精华, 体现该羌族的风格和特性,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传统体育在起源上主要是基于运动本能和顺应自然生活节律的需要、生存与生产劳动的需要, 原始军事战争的需要以及来源于民俗节庆活动等, 所以说羌族体育发展史就体现着羌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大众化性质。羌族传统体育形式多样内容广博, 广为羌族人民所青睐, 是劳动生活中的体育运动, 也是游戏, 更是舞蹈, 娱乐心情, 增强体质, 起着现代所定义的社会体育活动一样的作用。羌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族群社会文化现象, 伴随着羌族发展前进的步伐, 是羌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产物, 保护着羌族人民的健康。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提升, 经济上宽余的羌族人们, 其余暇时间也在增加, 人们参加传统体育的条件和形式得到更大的改善。羌族传统体育来源来民间, 适合于大众, 规则、器材、设备、场地等都不是严格的限制, 而且以其包容性的特点决定了参与对象不受族群、性别、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等方面的限制, 在人们的健康价值观念越来越提高的今天, 羌族传统体育正在成为一种参与程度极高的社会文化活动。
3、具 有浓厚族群特色的传统羌体项目也是大众化的社会体育项
原始宗教文化是古羌人传统体育文化的渊源, 并随部族迁徙而散落于碉楼寨落, 显得零星不成体系。原始宗教仪式中的巫舞、节庆舞蹈以及民间游戏是大部分羌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来源, 所以具有浓厚族群特色, 与羌区宗教祭祀、军事斗争、节庆礼仪、生产劳动等民俗及日常生产生活相融合。并由于羌族主要居住于岷江河谷上游地区, 受四川平原蜀文化、青城道教文化以及青藏高原佛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形成独特的传统族群文化, 在体育运动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萨朗舞蹈、推杆是遗存至今最有影响的羌族传统艺术体育项目, 推杆已被订立规则列为两年一度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运动会的传统比赛项目, 并在当地受到老百姓的广泛喜爱, 这两个项目还在汶川的“古羌文化节”、“大禹文化”节和茂县的“娲尔娥簇”节作为表演节目, 也是群众交流庆祝必要内容。通过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民族师范学院<筹>) 学者对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拯救性挖掘和保护性开发, 总结出典型的羌族传统体育项目大致有:金骨牌 (智能类) , 刁鸡、五马跑四角、逗瓜 (游戏类) , 萨朗、武术、耍龙灯、拳下翻身、秋千、翻杠子、爬天杆 (技艺类) , 推杆、扭棍子、掰手劲 (角力类) , 摔跤 (制胜类) , 逃背关、撑锄把 (跳跃类) 甩皮封、开当铺、梭杠 (投掷类) , 吆牛牛、拍球 (踢打类) , 举石锁 (托举类) , 赛马、跳背篼 (竞速类) , 仰卧抱杆起 (体能类) , 骑射、打窝、丢窝窝 (合中类) 等。
4、在 社会体育的思想指导下实现羌族传统体育的转型是文化传承的一项重要工作
社会变革不仅在人们的体认知上还在于需求上, 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体育兴起后出现传统体育的去军事化、去宗教化以及去野蛮性并实现骑士体育向绅士体育的转型, 羌族传统体育也在社会的变革中有变革的需求。社会阶段不一样, 变革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现阶段羌族体育转型主要的任务是在社会体育思想的指导进行传统体育独立化、规范化、教育化和大众化转型, 重视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突出于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以及对满足大众的体育需求。我国的整个体育社会环境也将发生着由政府走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由行政走向市场、由经验走向科学以及由服务生产走向服务生活等一系列变化, 如果民族传统体育不在社会变革中实现体育社会化大众化的转型, 将不能满足人们新生活方式的需求, 传统体育的传承就会陷入没有群众基础的困境。不能误认为有一些的几乎没有需求的传统体育活动淡出人们的视线而应该极力挽去救, 否则就不叫保护传统。我们要相信社会的规律, 保护传统并非大而全的什么都保留, 社会生活中没有需求的、被文明历史抛弃的内容我们只要记录在案就可以了, 不必非要放到寻常生活中来, 否则就会让我们的传统保护的工作不堪重负, 那反而会给传统文化的继承拖了后腿。
5、社会体育工作是汶川地震后灾区重建工作的一部分
有些观点抱怨, 羌族同胞民族传统文化意识不强, 参与传统体育仅仅是为了表达宗教情感、增加节日气氛而已, 缺乏“内部”认识;加上现代化生活的趋同, 以及人口杂居或外流, 导致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羌族人已经与世界同质化了。这情况在世界各民族中都存存在, 就拿世界最多人口的汉族也在“与国际接轨”, 大步迈向“世界大同”;而且, 总不能要求孩子必须要学打太极或拒绝体操, 或者务必会玩蹴鞠而远离足球。在全球化的趋势中, 民族出现融合、同化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如果闭家锁族、老是强调民族差异和宗法禁地就容易出现民粹主义、原旨主义和激进主义, 而且会导致本民族一直落后。当然, 并不是说在同化世界中就不保留自己特质, 这样又将走向另一极端。如果没有了特质, 就是数典忘祖;如果没有了差异, 世界就不再会如此精彩。地震后, 羌族传统体育原有的地域与人文环境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生存空间产生了位移, 时间出现了断裂, 传承的链条不再紧密相扣———这就要求在重塑羌人传承的主体意识的时候, 首先要重建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环境, 而这种环境内容涉及太多的方面, 需要大家进行深入的探讨、全面的论证。传统和现代务必并存, 不能人为去增加矛盾, 给传统的继承背负历史沉疴。在特质与异质之间、原生与外来之间平衡好取舍关系, 强化羌族同胞保护传承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并升华为自觉意识,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大众创新思维并有效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做到优秀的传统文化薪火不息。
6、结 语
羌族传统体育有其本身的民族文化传承、促进大众身心健康以及增强对外交际的社会功能, 体现在社会哲学、科研教育、健身娱乐、审美艺术、合作交流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普世价值, 其特色吸引力、趣味性及可参与性都是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其中的因素, 应充分挖掘其内涵, 为增强人民身体素质、繁荣中华羌族的民族文化贡献力量。
摘要：“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 灾区重建与发展成为热门话题, 关于羌族传统体育的抢救、保护和开发研究工作是当地体育科学工作者最迫切的任务。文章以此背景提出在社会体育语境中如何理解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 从社会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的来源关系、羌族体育的社会体育属性以及在社会体育视角下进行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开发等方面进行论述, 提出了学者的观点与参考意见。
关键词：社会体育语境,羌族传统体育解析,“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重建与发展,羌族传统体育转型
参考文献
[1]付文灿, 罗清扬, 覃荣周.浅析汶川地震后羌族体育市场化重建之路[J]., 2013, (24) .
[2]覃荣周, 刘剑钊, 余宗贤等.反射疗法学课程建设实践与探索[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 30 (2) .
解析语境与英语语篇连贯的关系 篇4
关键词：语境,英语语篇,语篇连贯
在语篇连贯和语境问题上,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有过论述, 胡壮麟谈论过语境研究的多元化问题, 张德禄在谈论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时也涉及到语境的问题, 并详细论述了情景语境与语篇的衔接与连贯问题。朱永生对语境的动态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本文将着眼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语境与语篇的关系, 并通过具体的语境对英语语篇连贯的影响实例进行解析。
一、语篇连贯与语境
Halliday把语篇定义为具有功能的语言, 任何在一定语境内发挥作用的语言都可以被看作是语篇, 它没有长度以及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虽然语篇的表现形式是一组句子, 但它体现的是一种语义关系。因此连贯是语篇的基本特征之一, 是语篇深层的语义和功能关系。
对于语境, 狭义语境是指语内语境或词语语境, 即我们常说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泛指一切语言环境, 既包括狭义的上下文, 又包括语言本身以外的语言环境, 也就是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语篇连贯常离不开语境的推理。语篇的生成和解读都离不开语境。
二、从文化语境看英语语篇连贯
文化语境通常指某一社会或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对于同一社区语言使用者或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知识的人来说, 一些信息在交际时会因为交际双方的互明或共有而被省略掉。这种交际经济原则导致的文化缺省不会给交际双方连贯的解读带来障碍, 但会造成异域读者或听者的误读和连贯解读上的偏差。
(一)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语境。
每个语篇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 它的意义在于其社会功能和使用目的, 文学作品中尤其这样。例如:
To Helen
On desperate seas long wont to roam,
Thy hyacinth hair, thy classic face,
The Naiad air have brought me home,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Lo!in your brilliant window-niche
How statue-like I see thee stand!
The agate lamp within thy hand!
Ah, Psyche, from the regions which
Are Holy land!
爱伦坡这首抒情诗《致海伦》是描述他同学的母亲。这位美丽善良的女性给了爱伦坡很多的帮助和鼓励, 给他带来一种和平、宁静、美好的感觉。诗人引用了神话故事和文学典故来赞颂这位母亲。诗中Helen是导致十年特洛伊战争的绝世美女, Naiad是水泉女神, Psyche是丘比特最爱的灵魂女神。这三位女孩都是神话故事中的古代美女, 而Hyacinth来源于荷马史诗。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文化背景的话, 就很难明白本诗的内涵。文化语境能帮助读者对这首诗歌的理解, 保持了诗歌的连贯。
(二) 口语中的文化语境。又如《老友记》中, 大家玩游戏, 看谁能在规定时间内写出多少个美国州名, 最多者胜出。
Chandler:Oh, okay, time’s up!
Rachel:Alright, I got 48.
Chandler:Oh, that’s not bad, Phoebe?
Phoebe:Oh, I got tired of naming states.So I decided to list the types of celery, and I have one:regular celery.
Chandler:Okay, so Rachel’s got 48 and phoebe has the leading…vegetables, Joey?
Joey:Say hello to the new champ of Chandler’s dumb states game.
Ross:Wow, how many have you got?
Joey:Fifty-six!
最后Joey洋洋得意地说自己写出56个美国州名。话音刚落, 场内、场外笑声四起。如果不熟悉美国概况的观众, 可能就不知道这一细节有什么可笑之处:Rachel写出48个, Phoebe写不出来, Joey有56个, 难道他不是胜出者吗?但是笑出来的观众都知道, 美国只有50个州, 其它6个从何而来呢?《老友记》的戏迷都知道, Joey傻头傻脑, 没什么文化, 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不自知。身为美国人, 他连自己国家有多少个州这种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清楚。写少了, 可能是忘记了哪个生僻的或者偏远的, 情有可原。而他多出了六个, 还沾沾自喜, 以为胜利在握。这种情节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很显然, 如果不谙美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就难以从语篇中获得连贯的语义, 难免表现得有些木然, 自然理解不了。针对这个情节, 能够发出笑声的, 显然是与角色处于同一文化语境, 或者同一言语社团, 拥有共通的文化基础。所以才能够理解该细节的幽默之处。 (胡壮麟, 1984:186)
三、从情景语境看英语语篇连贯
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 (Lyons) 把情景语境解释为从实际情景中抽象出来的对言语活动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 包括参与者双方、场合 (时间、地点) 、说话的正式程度、交际媒介、话题或语域。严格意义上, 情景语境指语篇中, 特别是口语语篇中某些上下文无法弄清的意思, 需要参考使用语言时所发生的事件、参与者和时空方式等因素才能贯通起来。以“It’s already eight o’clock!”为例:
1.星期一早上, 母亲做好了早饭, 儿子还没起床。于是她来到儿子的房间, 喊道, John, it’s already eight o’clock! (表达命令、催促, 意思是“快起床, 你要迟到了”)
2.一对网友初次约会, 男孩约女孩8点钟在电影院见面。8点到了, 但男孩一直未见女孩的影子。于是男孩给对方打电话说:Jenny, it’s already eight o’clock! (表达着急的心情, 意思是, 都8点了, 你怎么还没到啊!)
3.早上8点, 在教室里面, 一位教师微笑着对几个正在说话的学生说:It’s already eight o’clock! (表达劝告, 意思是, 不要说话了, 8点了, 是上课时间了。)
由此可见, 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 就有不同的语义, 构成不同的语篇连贯。
四、从上下文语境看英语语篇连贯
语篇内部的环境, 即是“上下文”。它同样有助于理解语篇的意义和交际意图, 从而使语篇保持连贯。Tulving所做的关于语境作用的一个实验研究表明了语境确实能够影响词的认知过程。给被试这样一句子:Three people were killed in a terrible highway collision raspberry. (三人死于高速公路上一次剧烈的碰撞山莓)
实验要求被试报告句中最后一个词, 实验结果表明, 被试能更快地报告出“碰撞”这个词, 但对“山莓”这个词的报告则较慢或不予报告。这正是因为“山莓”一词与句子的语境不一致, 不连贯, 所以抑制了该词。我们在阅读中遇到不认识的词时, 常运用语境来推知该词的意义, 这正是“上下文语境”作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胡壮麟.语境研究的多元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2] .张德禄.语篇连贯研究纵横谈[J].外国语, 1999
[3] .张德禄.论语篇连贯[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4] .张德禄, 张爱杰.情景语境与语篇的衔接与连贯[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5]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Halliday, M.A.K.&Hasan, R.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M].Victoria: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朱永生, 严世清, 苗兴伟.功能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语境解析 篇5
一、影视动画中视听语言的特点
影视动画中的视听语言是观影者对于影视动画作品最直观的感受, 观影者通过眼睛和耳朵这两种感觉器官, 对看到的图像和听到的声音进行综合的思考, 进而得出对影视动画作品的感知, 这就是视听语言在发挥作用。与其他影视片类型相比, 影视动画受到观影者年龄层、制作工艺、发行方式以及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影响, 有着诸多的特殊性。首先是虚拟性, 影视动画创作的原型或者故事框架可以来源于现实但绝对不会等同于现实。人们常常会把影视动画和童话甚至是梦境相联系, 这是因为影视动画中的视听语言会让观影者看到一个天马行空的梦幻世界, 为了烘托气氛、渲染情节, 视听语言的运动甚至可以违反自然规律, 视听语言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更为夸张、更为主观的方式来表达影视动画作品的主旨。其次是预设性, 与实拍电影不同, 影视动画作品需要更为复杂繁琐的前期准备工作, 拍摄的角度、镜头的衔接、画面的展现、音乐的运用都要前期敲定好后期严格执行。
二、视听语言在影视动画中的重要性
影视动画是一种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 它在带给观影者欢乐的同时, 也传播者影视动画创作者想要通过影视动画作品表达的积极、健康的社会正能量。灵活多变的视听语言赋予了影视动画一种新鲜的质感, 迎合了观众的欣赏心理, 使影视动画具有了更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视听语言具有特殊的艺术功能, 其在影视动画中有着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因此, 研究影视动画中的视听语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把握好视听语言在影视动画中的应用, 提高影视动画创作人员对视听语言的运用能力, 才能不断提升影视动画作品的质量, 使影视动画这一艺术形式得到长远的发展。
三、影视动画中视听语言发展的现状
首先, 影视动画与其他的影视类型相比虽然相似但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于是影视类型中的一个分支, 长久以来并不受重视, 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对影视动画中视听语言运用模式的理论体系。以至于在影视动画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创作者们仍在沿用电影及电视当中视听语言运用的理论模式, 影视动画中视听语言运用理论的系统性、专业性和推广性根本无从谈起, 亟待重视和解决。
其次, 由于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持, 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仍然按照传统的影视视听语言的教学系统来完成, 没有区别性和针对性, 对于专业从事影视动画的人才是一个基础理论上的极大局限。按照目前的视听语言教学体系, 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效果都无法满足影视动画行业的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 严重限制了影视动画行业的长足进步。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适应市场需要的影视动画人才迫在眉睫。
四、视听语言在未来的影视动画中的发展前景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视听语言作为一种新兴的、极富创造性的语言表现形式, 其在影视动画中的运用发展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影视动画能够成为影视类型中独树一帜的表现形式也是经历了艰辛而漫长的发展的。影视动画中的视听语言不是单纯的为了满足观影者的视听快感以及作品的商业价值, 而是通过更开放也更深层次的表达将有效的信息通过这种声音和画面完美融合的形式传递给观影者。视听语言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影视动画创作者与观影者之间不断深入活动的过程, 其展现出的独特的视听效果也是这一真实的互动过程产生的结果, 而这种结果又推动了视听语言在影视动画作品中的生机与活力。因此, 即便视听语言的理论和应用还有待完善, 但只要我们秉承严谨的科学态度、客观的分析实证、深入的学习研究, 运用新思维, 使用真确的方法指导实践, 影视动画的视听语言的可研究和可探索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况且,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都属起步阶段, 相信当代语境下的影视动画视听语言的发展还是具有极大的潜力。
结束语
新时期影视动画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研究新时期影视动画视听语言的规律特别是当代语境下影视动画视听语言的规律和运用, 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尝试, 希望能使新时期的影视动画焕发更强的光彩, 实现其价值。
参考文献
[1]米高峰, 刘子建.当代语境下的影视动画视听语言.电影评介[J].2007 (11) .
[2]李娜.影视动画视听语言研究分析[J].艺术之窗304.
[3]宋杰.视听语言——影像与声音[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语境解析 篇6
目前,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突发性强、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给网络安全治理和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 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些网络群体性事件? 过于强调其负面意义而以权力高压态势严防死守是否合理? 如何以冷静理性的平常心不妖魔化、扩大化网络群体性事件? 如果我们基于狂欢语境的视角, 理性认知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网民大众的狂欢式表达,把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新态势,揭示网民狂欢式话语表达背后的平等、民主、自由精神与民众权利、利益诉求,正确处理“网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张力和矛盾,科学考量其积极意义和消极效应,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科学认知、预防和有效治理将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狂欢式表达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互联网自由 、互动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也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 ”[1]一方面,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民众知情权、信息共享权、表达权等权利的诉求, 体现了公众对于社会事件的热情和参与度逐步提升;另一方面,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存在对事实的夸大并对事件当事人产生不良影响。 “不同于现实中群体事件参与者多集中于某一地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覆盖地域广,只要网络普及的地方,该地方就有可能有参与者。 ”[2]网络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大众自觉参与的行为。 目前,一些国内学者对它持总体性否定的态度, 把它等同于一般性社会群体事件,看作针对政府和社会的不良行为, 需要加以防范。 有学者认为,在定性网络群体性事件时,“不宜用行为失控、 行为失当来标签, 而应该用 ‘社会失范’为其作阐释”[3]。 虽然“社会失范”的表述更加接近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特征, 但是却不加辨析地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作具有潜在社会危害的行为。 事实上,多数网络群体性事件只是网络民众自发的文化权利表达行为, 不同于传统群体事件具有极强的目标性、权益诉求度和社会危险性。 由于广大参与者本身并非利益相关者,其中不乏从众跟风、 寂寞无聊和“打酱油”的网民的集体狂欢,乃至网络水军的戏谑式捣乱, 所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触发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潜在危害的集体有意识行为, 倒不如说是信息时代大众狂欢的宣泄手段。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娱乐至死》一书中对于电视的功能有如下表述:“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 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 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 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4]互联网文化空间推动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今,任何话题、任何现象都能在网络上被讨论,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社会习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基本前提。 于是,社会事件和现象的本质被重新定义,这在没有网络的传统媒体环境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过去的媒体都只是单方面向受众发送信息, 信息的意义由发送者赋予和诠释。 如今,任何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价值观念赋予信息新的意义, 网络文化信息的意义经过加工可能变得完全不同, 于是也就产生了对于这种信息原始意义缺失的恐慌, 网络上的讨论也被“恐慌者”视为语无伦次、毫无意义。 这也就构成了目前官方权威机构、 权威媒体和社会知识精英对于网络群体事件消极认知和评价的基础。 然而,应当看到这种意义的重新定义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 它使得信息的传播更为广泛,意义更为多样化,进而提升了社会关注度, 使得原本可能隐没的社会焦点重回大众的视线。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往往是大众狂欢的成分多于理性探讨, 而大众狂欢语境下的网络信息传播往往偏离其本应具备的社会功能,成为娱乐化的产物,模糊了本来清晰的社会价值标准,于是就如尼尔·波兹曼所说无聊、无意义的东西“变得合情合理”,“狂欢”如果不受限制逐渐影响了正常的判断力,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话语表达的偏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当前狂欢的大众文化形态下、大众的非理性精神思考下这种对丑的追逐, 完全是一种美丑的颠倒、混乱,是一种审美短视的行为,这种美丑的移位是非理性的举动,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研究, 因为这种移位不是美学视阈下的正当行为,在它的背后透露出的是大众异化的审美态度,这种态度是对社会的戏谑, 而并非人类审美意识的丰富化”[5]。 事实上,美丑的移位仅是大众狂欢精神中的一个负面意义却并非全部。 在俄国学者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广场(狂欢的场所)、生育(狂欢的主题)和笑(狂欢的内在精神)是最基本的关键词,在狂欢节和其他民间话语和癫狂行为表达场所, 广场 (在约翰·费斯克那里是购物商场、海滩、舞厅等)上的人身份平等,喧哗着通俗、粗俗甚至下流、肮脏的广场语言,正是这种粗鄙的语言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在戏谑性语言、酒精、歌舞和疯狂的仪式性活动中, 每个人都撕下工作、生活中身份的伪装,理解和使用着这种粗鄙的口头语言, 享受着疯狂的精神放松与快感。 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的参与式话语表达表征来看,网民在网络公共空间(如同巴赫金笔下的广场,约翰·费斯克眼中的购物商场、海滩、舞厅等公共空间)平等地表达着各种各样戏谑和零碎的、粗俗和下流的、义愤和咒骂式的话语。 这种非理性甚或粗鲁的网络空间话语,摇摆在理性和非理性游戏之间, 甚至无视社会规则和法治规训, 侵犯了网络权利表达及其他网民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 在这一具有隐匿性而且表达自由的网络公共空间中, 网民撕下平日的身份伪装,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 颠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和社会权力的权威、强势。
二、网络事件的群体化、娱乐化、狂欢化
网络群体事件一般呈现这样的特点: 个体事件经网络曝光后由转载或评论广为传播, 逐渐吸引更广泛的关注,进而演变为跨地域、跨行业的群体性事件。 当然,并非所有的个体事件都能够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因此,个体事件大众化的过程本身就值得给予关注。
首先, 个体事件能够发展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第一,发生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精英或公众人物身上的事件极有可能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一方面,社会精英或公众人物在网络上拥有大量拥趸,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大的关注, 即使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琐碎细节也可能引发广泛的转载和讨论, 使之具备了网络人气和传播渠道基础。 另一方面,社会精英、公众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推动自身信息的传播以获得影响力。 对于社会精英、公众人物而言,大众的关注即获利的资本。 因此,一些社会精英、公众人物及其背后的利益群体不惜通过过分的炒作和曝光来引发公众的激辩,进而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中心人物。 第二, 事件应当具有能够被深入挖掘并引发讨论或辩论的空间。 社交媒体和门户网站每天传播的信息数量庞大, 而其中引人关注的信息必然能够引发公众的话题和思考空间。 公众的辩论、思考成为原始信息的附加值, 甚至超越原始信息本身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中心。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原始信息本身必须具备意义深刻的内容。 原始信息只需留下一个讨论空间、 一个开放的公众交流平台。 第三,事件往往契合当下的社会热点或公众话题。 例如,2009年的贾君鹏事件,仅仅一句“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就在百度贴吧吸引了众人目光, 随后更是招来了各大主流网络媒体的报道,进而演变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 这句话本身并无亮点,但是它契合了网络信息泛滥、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社会背景, 因而从戏谑般的炒作事件迅速演变成了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网络群体性事件。 再如, 方舟子与崔永元关于转基因食品问题的网上论战。 一方面,两人都为公众人物,原本就受到较大的关注;另一方面,转基因食品牵涉其中无疑助推了这一事件成为大众的焦点, 甚至取代两人论战本身成为网络激辩的热点话题。 综上所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反映了网络民众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关注与焦虑。 个体事件群体化过程中体现出的特点就是公众社会关切的风向标。
其次,网络事件的大众化具有泛娱乐化的取向。 “泛娱乐化是娱乐的一种延伸形态,它打破了娱乐所追求的精神愉悦, 突破了舆论环境对传媒的要求和限制,用媚俗甚至低俗的形态吸引受众”[6]。 网络事件的大众化之所以能够形成泛娱乐化的局面, 与大众文化的普及是分不开的。 当下的网络大众已分得一部分网络文化主导权。 网络民众一方面基于公民权利(如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的表达和诉求, 另一方面急于摆脱精英主义立场居高临下的桎梏, 在创造自身文化特征时难免出现了夸张和戏谑成分,以追求新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因此,大众享受自身所创造的文化本身就是泛娱乐化的表现。 即使是十分严肃的事件, 在大众化娱乐的过程中也不免存在毫无必要的戏谑与争辩。 这是大众对于现实社会压抑、社会焦虑的一种宣泄和自由表达。 信息的娱乐化是公众社会焦虑的应激反应,通过娱乐化将社会事件无害化。 一般而言,能够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个体事件通常有较强的社会意义,蕴含着较大的辩论和思考空间甚至激烈的思想冲突,需要通过娱乐化将其钝化,使公众能够不在社会责任和道德负担的重压下展开思考和讨论。 然而,这种娱乐化、狂欢化往往容易走向极端———群极化,扭曲原始信息的本意。 同时,娱乐化的过程将大众的焦点逐渐从事件本身转移开,使本原事件丧失本应达到的社会效应。 以“杨达才表哥事件”为例,自2012年8月26日晚上8:00至8月27日早上8:59的13个小时内 ,新浪原创微博和评论 “表哥事件 ”呈爆发式增长,达到舆论聚集阶段。 相关微博共89条, 评论超5个的微博达22条, 累计转发量达37213次,转发后的评论达到10698条。 通过搜索跟帖评论的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可以窥视这一阶段微博舆论场所集中表达的意见、情感和态度及其娱乐化倾向。
资料来源: 参见武贵英:《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微》,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 5 月。
由表1可见,在新浪微博舆论聚集阶段,网民的跟帖评论整体关注方向是对官员腐败的抨击和对社会腐败体制的不满情绪发泄。 除此之外,更多的娱乐化元素和倾向深入其中,比如,对表哥形象的戏谑与讽刺谩骂(占比15.34%),对事件非理性的戏谑谩骂与泄愤(占比10.27%),无聊的围观、幸灾乐祸(两项占比8.97%),体现了寂寞与愤怒、焦虑与压抑之下的娱乐化、狂欢化情绪释放。 这一事件就在这样的大众化、娱乐化过程中被重新赋予了意义。
在泛娱乐化的背景下, 群体性事件的娱乐化是不可避免的, 而这种娱乐化的是非正误也是难以判断的。 事件本身意义的缺失并不能证明娱乐化后的事件只是纯粹的无聊产物,事实上,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娱乐化的过程中寻获了新的社会意义, 引发了新的思索。 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而言,娱乐化是大众化过程中对个体事件的重新定位, 使其更符合大众的社会心理和期待。 因此,个体事件大众化的过程通常也就是娱乐化的过程, 而娱乐化的过程就是激发大众狂欢精神的过程。
再次, 网络事件的大众化是狂欢精神驱使下的信息重构。 所谓狂欢精神,在巴赫金的理论下就是源于节庆的一种没有主客体之分的、 所有人都沉醉于纯粹的欢庆之中的精神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 “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 ,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异的精神, 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 死亡与新生的精神”[7]。 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往往只是不牵涉大众利益的个体事件,然而受狂欢精神驱使,大众对事件有十分强烈的平等参与或对话意愿, 遂使其最终发展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 大众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参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网络传播技术下公民文化身份的解放,由于大众是积极的活动者,但在社会权力面前往往处于弱势, 他们在社会权力阶层和社会精英文化压抑面前,有着积极的平等参与、表达权利的意愿。 在事件发展的初期,大众对于事件的参与往往是基于事件本身(比如社会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的事件或现象),在狂欢精神的作用下,刺激他们加入讨论或争辩。 这时,网民的参与往往带有盲目、 从众和狂欢的心态,随着公众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大众对于事件的参与不再表现为无意识的盲目, 而是有意识地对事件的内容及意义做出反应。 但大众所关注的内容与意义又并非原始信息所呈现的, 而是在大众狂欢精神驱使下对原始信息进行重构后的内容和意义。 这也就是每次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总会引发对衍生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讨论的原因。 试以药家鑫事件为例, 交通肇事引发的恶性案件并非个案,而药家鑫事件起初也只是其中之一。 在事件发生之后,网上舆论普遍谴责药家鑫的行为,此时的公众参与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而这一事件恰好成为狂欢精神的载体。 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一纯粹的刑事案件在大众无意识的积极参与下被重构, 案件本身被忽略, 大众的焦点逐渐集中于对司法公正和舆论力量的讨论。 至此,这一事件最终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 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争辩。 可见,在狂欢精神的驱使下,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参与足以使网络事件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被重新赋予新的符合更广泛人群的内涵和意义。
三、大众狂欢语境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特性
当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实质上就是大众狂欢的新形式。 从技术和文化的视角来看,网络群体性事件 “狂欢 ”现象的成因 ,一是网络媒体技术的进步和自媒体式表达的自由性,表达主体身份的个体性、隐匿性, 表达内容的交互性、 多元性乃至群体极化为狂欢、戏谑、嘲讽的话语狂欢式表达提供了生存土壤; 二是自媒体言论表达的去中心化、 去权威和精英主义化,现实与网络中被权威、精英压抑的情绪释放, 实质上是以围观、嘲讽、戏谑、谩骂的话语狂欢形态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精神;三是草根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网络亚文化的汇流,对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中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和精英主义说教的叛逆或反抗, 体现了一种文化多样化背景下的亚文化群体身份和文化认同;四是通过围观、嘲讽、戏谑、谩骂、愤怒等情绪表达, 在情感和话语表达形态上拉近网民之间的情感距离,引起广泛的注意,以取得更广泛的群体文化认同,产生注意力效应。 总之,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社会信息的泛滥无疑使得大众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此为契机,大众狂欢文化也能够在更广泛的网络受众群体中发生并延续。
“在Web2.0时代, 微博文化呈现出与传统文化相异的几大特质, 微博让更多的大众加入到文化言说的空间中,一改传统文化空间的局限性,加之信息技术的便捷和迅速, 让更多的大众参与到微博文化的阐释和再创中。 ”[8]不仅仅是微博,其他社交媒体如QQ聊天工具与各类主题贴吧等,以及最近两年兴起的基于移动通信设备的互动交流工具如微信、 易信等,都推动了大众对于网络事件的参与度,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大。 除具有参与主体的虚拟性、多元化,网络载体形态多样化,爆发时间瞬时性, 曝光频率逐渐密集化, 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合法化,网民反应不断升级、聚合能量倍增化,社会关注度高、事态影响日益扩散化外,基于狂欢语境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还具有以下新态势:
其一,网络动员与民众参与。 过去,上情下达的单向度传统信息传播模式所产生的社会动员能量是递减的,而互联网扁平化、交互性、去行政化、去地域化的弥散结构, 使双向互动的信息传播能力呈递增态势。 网民尤其是那些拥有网络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和网络事件发起者, 通过网络传播号召和鼓动处于草根阶层的民众,或者正当的权利、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受限的社会群体,甚至一些社会精英阶层人士聚集于网络公共空间, 以集体的力量和行动来进行娱乐化情绪表达、利益和权利诉求。 网络社会动员通过即时发布信息或事件,发表观点,制造话题,放大事件信息含量,延伸事件信息内容,扩展事件信息意义, 凸显事件的公共性、参与性和轰动性,以达到广泛发动民众参与的效果。 网络社会动员的优势在于: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即时、互动、高效、便捷特性,有利于意见领袖、网络事件发起者或制造者组织、发动民众聚集,动员民众广泛参与,甚至以“网友聚会”等形式走进现实生活。 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增强了个体从底层重建社交性结构并构筑集体认同的能力,原子式个体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开展社会协作,形成了有效钳制或颠覆当权者的相对优势”[9]。 另一方面, 在虚拟化、匿名化的网络空间和“法不责众”“参与人数越多、个人风险越小、个人安全系数越高”等社会规则、社会心理的作用下,潜在利益相关的网民和利益虽不相关但有利于娱乐化情绪宣泄的网民更乐于参与。 当然,由于网络社会动员不具有强制性,虚拟化的网络动员取决于信息、事件、话题是否具有公众吸引力,以及“这些成员能否从中获得社会利益、经济利益和情感利益等。 当获得的利益大于行动的成本时,虚拟动员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才较大”[10]。
其二,网络共振与集体义愤。 在自媒体时代,特别是微博、微信诞生后,人们比较容易在网络化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情感、观点、态度,行使自己的文化权利(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交互性、能量聚合性可能使一个小事件引发成网络公共话题和网民广泛参与的群体性事件, 在事件演化过程中,一些非理性情绪和心态(如愤怒、不平、 嘲笑、娱乐等)会形成“网络共振”现象。 其中,尤以非理性义愤情绪最为常见。 那些网民嘲笑、谩骂的话语和娱乐化心态背后往往蕴含着民众怨恨、 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是网民对特定事件的“具体愤怒”, 更是不特定个体、群体(集体语境中的多数网民)对特定事件的集体性义愤, 或者是特定个体和群体对不特定事件的“抽象愤怒”。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的义愤情绪更多属于不特定之人因不特定事件引发的普遍的、集体的“抽象愤怒”。 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民生不平等现象、 社会阶层矛盾和潜规则下的利益分配不公平、 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解和价值评判与官方不一致, 以及民众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权利诉求等社会原因,民众容易将愤怒或怨恨情绪由特定的人物、事件转嫁到不特定的一般对象。 这种“仇恨转嫁”在虚拟化、匿名化、交互化的网络公共空间中最容易得以体现,而“集体义愤”情绪如果难以迅速化解,常常会酿成网络群体性事件。
其三,狂欢心态与集体娱乐。 一方面在社会现代化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官方权威和公信力下降, 社会权威被解构,民众往往以负面、消极的态度看待问题,习惯于对政府或权威部门的政策、决策和行为进行“有错推定”和“责任归咎”,网络事件尤其是负面新闻事件很容易成为他们非理性情绪的出气筒、 发泄空间。 另一方面,一些网民在寂寞、无聊和信仰迷失的状态下,以“看热闹”“打酱油”“起哄”甚至“唯恐天下不乱” 的狂欢心态和娱乐化行为寻求心理快感和精神愉悦,进而达到获得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 比如 ,2010年5月韩国人 气团体Super Jounior的世博演唱会门票事件 , 一些网民以爱国主义为名不断放大事件背后的意义来刺激网民集体公愤,民众的盲目狂欢和非理性情绪在短时间被点燃、 聚合,引起反哈韩网民同Super Jounior歌迷的网络混战,酿成网络群体性事件。 当下,集体娱乐心态下的“人肉搜索”日渐成为网络用语和流行行为,比如2006年的 “躲猫猫 ”事件和2010年的 “我爸是李刚 ” 事件等。 一方面,“人肉搜索”满足了网民窥视当事人隐私的娱乐心态,另一方面这种“隐私窥视”和“网络通缉”在违反道德和法律正义、损害“被通缉者”现实生活秩序的同时,强化了网民主导的有效监督权利。 还有,狂欢化的草根民众恶搞行为,如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戏谑和颠覆《无极》,“床前明月光, 我爸是李刚”“李天一被强奸” 等对特权阶层的嘲弄和戏谑,让网民在体验狂欢式、娱乐化话语表达中, 讽刺、嘲弄社会权贵和等级秩序,张扬个性和自由, 解构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彰显草根性、平民化和娱乐化色彩。
其四,权利意识与民粹主义。 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 发展权等民众权利意识是现代民族国家成熟的标尺,也是国家治理的前置条件。 在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网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诉求,积极的政治参与, 不仅使他们可以摆脱逆来顺受的臣民地位和奴仆意识, 而且可以规避权威政府公共权力的专横和滥用,获得公民基本权利,甚至分享国家和政府公共权力。 民粹主义注重底层社会民众的权力分享和权利诉求,“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 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11]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12]。 与精英更多地参与政治和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获取自身利益相比,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常常是“反应—应对”式的。 在民粹主义驱使下,基于民众权力分享和权利诉求的目的, 社会现代化转型期所出现的诸多不平等、 不公平现象在网络虚拟公共空间中得到愤怒的凝视、评判,某一具体事件所引起的“刺激—反应—应对” 模式构成了底层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模式,最终会引发“宣泄狂欢式的疯狂行为”。 当然,由于网民多数是分散的个体社会成员,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多元化, 因而网络民粹主义具有无社会组织特性, 他们对政治权力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还比较弱。 在此情况下,少数意见领袖和社会底层民众往往通过不满情绪的极端宣泄,如散布谣言、转移话题、歪曲和夸大事件的意义,来制造轰动效应,最终被不法分子利用,这需要我们加以警惕。
其五,道德审判与正义失控。 在狂欢状态下,人们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大众的理性判别力容易受到影响, 一旦群体性事件的蔓延背离了正确的方向, 则有可能对事件当事人产生不利的影响。 比如, 以挖掘公民个人隐私为基本特性的 “人肉搜索”就是典型的非理性事件的产物。 另外,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事件原始信息的意义重构或置换很可能影响大众的判断力, 从而使大众狂欢语境下的公众将注意力集中于经大众加工后的事件信息内容,将并非全面、客观、公正的大众意志强加于本原事件之上,甚或进行非理性的大众道德、法律双重审判。 近年来所发生的禽兽教师强奸女学生事件、逼人下跪事件、交通撞人事件等,原本是针对肇事者的丑态或不良、违法行为,却演化成揭露人性的弱点、权贵阶层的特权,拷问社会良知和道德底线,维护社会正义的道德审判,并以谩骂、围攻等语言暴力发泄不满或愤怒情绪,进而异化成非理性的集体狂欢行为, 结果使道德正义走向群极化的泄愤和娱乐化的戏谑。 这种夸张、没有顾忌的“正义表达”常常被故意造谣、炒作或玩世不恭、别有用心的人宰制,转移义愤对象,扩大事态,制造官民之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 普通民众之间的对抗情绪,从而使“正义失控”,甚至异化为网民暴政,并延伸至现实社会生活中。
四、狂欢语境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效应
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大众狂欢的新载体有其积极的一面。 它将原来纯粹娱乐化的大众狂欢行为导向了具有一定社会现实意义的争辩和探索。 多数网络群体性事件最后都演变为关于某项社会问题或伦理道德、文化现象的争论,这说明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大众狂欢不再是泛娱乐化时代的附属品, 而成为具有社会思辨功能的大众参与、互动行为。 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意见领袖的作用下使得大众狂欢具有了一定的指向性。 一方面,大众仍旧享受着盲目参与的狂欢般的快感。 事实上,在缺乏民众与权威权力、社会组织、社会精英权力良性互动平台的现实社会中,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狂欢式话语表达填补了这一社会 “权力 ”(包括官方机构权力 、社会组织权力 、精英阶层权力、媒体权力等)与“民众权利”、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互动平台, 在狂欢式表达之后的精神愉悦和放松中起到了社会“减压阀”和“减震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大众又在强烈的知情、参与、表达、互动、欲望的驱使下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容和意义做出反馈,而这种反馈有时甚至能够影响现实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 以“小悦悦事件”为例,佛山小女孩悦悦被撞,路人无一施救的事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无论是网络还是线下都引起了网民广泛的讨论;还有,倒地的老人到底扶不扶、亟待求助的人拦车司机到底停不停、“李天一案”等事件都引起网民的思考和辩论,引发成网络群体性事件,从而影响了社会舆论。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真理越辩越明,最后匡正了社会风气,进而成为一场对道德伦理正义和司法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 再如,微博打拐运动,起初也存在着娱乐狂欢元素,因为大众享受处于热点事件本身的参与和互动、 表达和辩论就是狂欢精神的一种体现。 这样的运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说明大众狂欢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已经异化了事件本身,剥离了原本玩世不恭、过度娱乐化的元素,而以大众文化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为中心,逐步具备了引导社会舆论正能量、强化社会正义、促进民主法治进程等积极功能。
当然, 大众狂欢语境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更有消极的一面, 甚至在不良的社会批判性意见领袖及境外分裂势力、 文化帝国主义势力的诱导下走向歧途。 在大众狂欢语境下,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情绪往往难以控制。 “自媒体时代的意见表达,也可能由于缺乏法律与社会道德规范, 演变为个人发泄怨愤的社会冲突。 这种冲突因网络动员的交互性与传播的快速性而变得更具破坏性。 ”[13]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较高比例的网民表现出愤怒、 厌恶和悲伤的情绪。 网络群体性事件能大范围地激发起网民的负面情绪……而当网民处于愤怒、厌恶的负面情绪时, 网民容易表现出过激且非理性的行为, 期望给导致自己愤怒的对象造成伤害,如咒骂、反击等”[14]。 负面的个体事件更容易发展成为网络群体性、 非理性事件,这说明在狂欢状态下的盲目参与、互动容易受到网民消极情绪的左右, 而一旦这种情绪在大众狂欢的娱乐化态度下得以蔓延, 就可能导致网民群极化和网络暴力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在狂欢状态下,事件的前提、内容、意义都不重要,知情、参与、表达、监督和互动才是最重要的。 网络群体性事件激发了大众强烈的参与和文化权利表达愿望,大众的狂欢精神得以尽情发挥,进而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方向难以捉摸, 充满着不确定性。 大众狂欢从缺乏双向交流互动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通过彼此互相影响而重构事件意义。 大众在这种观点的互相碰撞中会逐渐摆脱原先的无意识状态,真正参与到事件的意义和价值讨论中去。 这不仅拓展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利益表达, 促进了公民对政府权威的监督, 促进了正面事件的渲染、传播以及负面事件的解决,甚至有利于挽救社会信任、 建立社会认同感和重建社会秩序。 退一步说,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的政治参与与狂欢式表达, 相比传统社会体制下政府单向度强制管理和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单向度炒作、渲染下民众的沉默和愤怒的隐忍,更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 因为沉默和隐忍是可怕的愤怒, 对政府信任危机下的政治冷漠如同冰川下的火山,隐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 民众从“无法表达”“愿意表达”到“不想表达”,种种社会问题累积的怨恨常常导致更大的社会事件爆发, 乃至对政权的不满和颠覆。
有学者认为,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中秩序中断和重建的产物,不能简单地以“善”“恶”二元标准来评判,“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非理性, 未必可以被视为邪恶。 秩序的中断,要从日常生活的征象中求解”[15]。 事实上,多数网络群体性事件并非旨在抱着特殊的利益和目的, 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社会稳定,应该用两面分析的视角看待其正负效应。 网络群体性事件固然有一部分是由炒作、渲染、煽动而引起的,甚至怀有特殊的利益和目的,搅乱网络公共舆论和社会秩序,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大众自发的无意识的狂欢状态下由个体事件发展而成的, 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信息时代大众狂欢的新形式,既是大众言论的自由市场和文化权利参与、表达和宣泄手段,大众参与重构事件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 行为习惯 、社会生活 方式 ,更为网络 表达 、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等新型参政方式和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带来了积极意义。 与此同时,大众狂欢的重要表征在于充满不确定性,大众狂欢的过度娱乐化、情绪化、非理性特征, 往往容易重构本原的个体性事件的意义,以至于歪曲甚至破坏原初事件的本质,从而导致事态扩大化、 异化后的不确定性走向和负面社会效应。 网民的狂欢式非理性言论及随之而来的网络谣言、 网络愤怒宣泄、网络舆论无序、网络文化暴力,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而且给网络安全治理、 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带来了挑战。 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网民等多元主体如何基于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视角,因势利导,实现诸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良性治理则是我们下一步应该讨论的问题。
摘要：目前,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突发性强,充满不确定性,给网络安全治理和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网络群体性事件,科学把握其新态势,不至于使它被妖魔化、扩大化?如果我们基于网民狂欢语境的视角,理性认知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网民的狂欢式表达,把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新态势,揭示网民狂欢式表达背后的平等、民主、自由精神与民众权利、利益诉求,正确处理“网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张力和矛盾,考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效应,那么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科学认知、预防和有效治理就会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语境解析 篇7
1. 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1) 新媒体技术性较强。新媒体技术性较强, 这对教育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近年来我国普遍使用的传统媒体教学设备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而新的媒体设备技术性较强, 教师很难掌握, 这些对新媒体传播效率提出了挑战。
(2) 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无屏障性。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的无屏障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新媒体介入后, 校园信息化出现无屏障状态, 使信息发布与信息使用都变得更为自由, 难以控制。部分比较落后和腐朽的思想文化、消极思想借助该渠道进行传播, 会对学生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1]
(3) 信任危机。因为新媒体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和互动性, 部分学生没有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使用方式, 导致学生群体出现心理信任危机, 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出现人格障碍。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会有很强的猎奇心理, 并且对一些权威信息会持怀疑态度, 所以容易对虚假信息或者是各种不良信息产生兴趣。
2. 新媒体环境影响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方式
(1) 完善教育方式。在全新的媒体环境影响下, 教育工作人员应当全面掌握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 并努力将各种技术和课堂教学相互融合, 从各种新媒体技术中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不断丰富新媒体技术知识, 树立终身学习目标并不断创新教育理念, 提升使用新媒体的工作效率。
(2) 构建高职院校核心价值教育体系。一方面应当对教育阵地进行建设, 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网络。教育工作者需要以网络为平台,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观教育。通过手机短信、校内外论坛以及博客等对学生进行教育。另一方面要关注校园文化建设问题。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各个专业相互合作, 整合教学资源的方式来打造最适合该校使用的教育软件。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等理念来影响大学生, 形成良好的社会效果。
(3) 强化监控。教育工作人员需要从国家网络管理规章制度的实际情况入手, 构建较为健全的校内网络管理规章制度, 通过制度的方式强行管制学生的网络行为。校方应当加强正面引导力度, 对一些有害的信息及时处理, 如果在管理过程中发现任何错误言论, 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耐心的引导, 构建网络虚拟组织, 成立网络管理委员会, 加强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引导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力度, 靠学生社团来打造文明的氛围, 以社团文化感染学生,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领袖, 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以此提升网络安全管理质量。[2]
高职院校想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必须要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来完成, 通过综合政府、学校、社区以及家庭等多方面的力量的方式实现资源整合, 才能保证教学效率。教育工作者要对各种教育资源及教育力量进行整合, 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学校教育理念, 以自我提升和家庭辅导等方式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系统, 最终实现全面推进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工作目标。
参考文献
[1]蒋晓敏, 李芳.高职院校主题班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研究[J].中国市场, 2015,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