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

中国语境（通用12篇）

中国语境 篇1

美国当代著名华人作家哈金, 其长篇小说《等待》于1999年出版, 随即成为当年美国的畅销书籍, 并由此获得该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福克纳小说奖”。《等待》在美国文学界的大获成功, 与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西方语境下的传统中国可谓“功不可没”。由于作家特殊的来自中国身份, 也让这部作品中所叙述的中国“真实故事”与西方语境中的传统中国形象得到更为可靠的“明证”。

孟华在其《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中指出, 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 (1) “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 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学的, 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2) 形象是一种想象, 是一个社会对“他者”的审视和想象。因而,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表现, 也意味着情感因素超过了客观因素。《等待》中所描述的中国形象, 是以一种“他者”形象出现于西方读者面前, 而这个“他者”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对中国社会的想象, 那就是愚昧、落后、停滞不前。

我们且来认识《等待》中契合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建构的愚昧、落后的“他者”——中国传统形象。

在西方建构的中国传统形象中, “鸦片、辫子、小脚”这些象征性的符号总是与中国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小说《等待》中的主人公孔林的乡下老婆就是一个这样的小脚女人。小说是这样描写她的出场的:

淑玉又瘦又小, 而且还十分老相, 细胳膊细腿地撑不起衣服, 穿在身上永远晃晃荡荡。除此之外, 她裹着小脚, 有时打着黑绑腿。她的头发挽成素髻, 使脸显得更憔悴。她的嘴唇有些塌陷, 但黑眼睛却轻扬灵活, 并不难看。

我们姑且不说女主人公淑玉裹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 只有在最偏僻最闭塞的落后农村才有的极个别现象, 并不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 而女主人公裹着小脚以一副典型的旧式“老太太”的出场就足够吸引西方读者的眼球, 这正是他们长久以来对中国女性的“想象”, 而这还远远不够, 更符合西方读者期盼的, 是当这个小脚女人从乡下来到城里, 出现在医院并在此来回走动, 引来了医生、护士、病人及其家属的好奇及议论纷纷。这个生活于现代社会的裹脚女人, 不仅对旧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迫害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怨恨, 反而以此为荣, 以炫耀自己的小脚去说教那些生活于新时代的白衣天使:

“未出嫁的姑娘的小脚是给未来的夫婿看的, 你将来的男人觉得你的小脚金贵, 是因为别的男人看不到。你们知道过去小脚有啥名字吗?”她拍了拍左脚。露出拱出了一个鼓包的脚背。她们齐摇头, 她接着说道:“这叫三寸金莲, 很是宝贝呢。七岁那年, 我就裹了脚, 老天爷啊, 裹脚那两年, 夜里疼得直哭。三伏天的, 那脚趾肿的哟, 包脚布满是浓血, 周围都溃烂了”。 (3)

“俺娘说俺长得不俊俏, 裹脚后就嫁得好。这年头男人就稀罕这脚越小, 在男人眼里就越俊。” (4)

这段描写, 一个带着异域风情满脑子牢不可摧的从一而终的以夫为纲的完全没有任何自主意识的中国女人形象出现在了西方读者的视野, 淑玉十八年有名无实的婚姻依然让她心甘情愿的坚守, 甚至离婚后依然视男主人公为自己的丈夫, 东方中国的异国情调对西方人而言是多么的愚昧落后, 而又让人匪夷所思, 这个本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特殊案例却被建构成了具有普遍社会现实意义的“中国形象”, 完全符合西方人的思维定式, 因而取悦了西方读者, 这不能不让《等待》受到了美国读者的好奇与关注。

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异国、异族形象与原形象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并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所最关注的是作家塑造异国、异民族形象时的个体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文化背景, 关注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作家塑造的变异。事实上, 哈金以一个裹脚女人特别的个例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加以描述, 并一再地对人物的小脚进行渲染和突出描写, 其用意非常明显, 那就是针对自己写作面对的读者群体——西方, (哈金以英语写作著称) 给他们一个“卖点”, 满足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猎奇与想象, 从而获得西方社会的认同。

在《等待》中, 还有许多按照西方社会模式, 完全用西方社会的话语重塑出的中国传统形象。譬如, 男主人公孔林, 这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 也是西方模式中的传统中国男人的典范。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生活于现代中国的男人依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和淑玉的婚姻就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所决定。虽然他也做过抗争, 但迫于父母的压力, 他只能“乖乖”的听从父母的安排, 开始自己十八年无爱的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更为让西方读者感兴趣的, 是孔林听从父母之命给他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不可想象的痛苦。那就是与另一女性开始十八年的“苦苦”爱情等待。这其中既有孔林一次又一次的奔赴在离婚的征程, 以及遭受当代陈世美的指责;这十八年孔林与“爱人”吴曼娜朝夕相处, 却忍受着没有性生活的煎熬, 这对有着深厚人道主义精神的西方读者看来无疑是一件“非凡的经历”, 那样的不人道, 那样的不可思议。而当主人公被现实压迫得几乎绝望的时候, (糟糠之妻的坚守和爱人的苦苦等待) 他甚至会想, “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有两个老婆:曼娜在城里, 淑玉在农村。”这又是东方中国男人多妻理想的现代版, 又一次对应了西方传统关照下的中国形象。

作为少数族裔的作家, 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 在异质文化的语境下, 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在其作品中表现出迎合主流文化的倾向。作家“秀”出的“裹脚女人”“包办婚姻”, 这些中国人的弱点和缺陷, 传统文化中的落后与愚昧, 与美国社会对传统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相吻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渴望融入主流社会, 获得主流文化认可的期盼。

参考文献

(1) (2)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4页, 155页。

(3) (4) 哈金:《等待》,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语境 篇2

发端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随着全球化进程转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中国家,对其进行的.理论反思已经融化在许多思想和学科以及文化讨论的潜在视域之中.对于日益融入全球化系统的中国文化而言,现代性仍然是“未竞的事业”.在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视域中观照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是面向世界的文化自觉.

作 者：张丽 高鸣 作者单位：张丽(云南中医学院,社科部,云南,昆明,650200)

高鸣(昆明大学,社科系,云南,昆明,650118)

哈耶克主义与中国语境 篇3

从一百五十多年的社会政治思想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西方思想潮流的引入，任何一种传统思想的复兴，都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缘由，哈耶克之于当代中国也是如此。在诸多西方学术明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中国，哈耶克凭借其坚定不挠的自由主义学理和对社会主义的个人理解，影响中国知识界近二十年。这或许就是思想的力量。

哈耶克主义在中国

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政治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个孕育发生的过程，哈耶克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登场是一个标志。此前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已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论战的胜利而逐步瓦解。

西方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首先是社会、政治、宗教与法律领域的思想运动，文学和美术只是其中一个狭小的领域。相比之下，中国新时期的人文思想要浅薄和片面得多，它们只是在一个狭小的视野下寻求人的审美精神的解放，中国历史的沉淀和现实社会的剧烈转型，以及开始进行的经济秩序、法治规则和政治体制改革等等，那时都在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视野之外。而且，中国新时期的人文主义与它们痛加批判的旧制度、意识形态却有着共同的精神母体，因此很难开辟出新的社会政治理论之路。

正是在上述语境下，哈耶克主义在80年代末的中国出场了，其有关自由、法治、宪政的政治与法律理论，对计划经济、极权主义和政治乌托邦的剖析与批判，及其自生秩序的社会生成机制学说、知识有限论的知识社会学和对理性自负的独断论的严厉批判，开启了一个远比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都丰富、深刻和复杂的新型社会政治理论。大致有15年的时间，它占据着中国知识界的主导地位，标志着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理论知识体系开始成型。

说哈耶克在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理论视域一点不过分。因为尽管在当时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哲学诸领域也有西方现代理论知识的译介和论述，但大多是零散的，枝节性的，而哈耶克的思想得到系统地翻译、介绍，颠覆了传统的知识结构，启迪了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把上述理论运用到对于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分析上，进而推进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应该指出，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从夹缝中挣脱出来的。在理论上，它没有可以依附的资源。阶级斗争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无涉；人文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空有激情和批判的精神，与中国社会实际相隔膜；体制内的改革思潮惮于主义之争渐变为实用主义。但是，缺乏既有的说辞并不等于社会没有理论的诉求。当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法制等方面的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果之后，必然要主动寻求自己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看，哈耶克思想在中国受到欢迎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理论从来就是分裂的两块，体制内和体制外既有差异又互相补充，前者代表国家，后者代表市民社会。虽然中国的市民社会千奇百怪，但毕竟已经从原先一统的框架下挣脱出来，逐渐有了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和知识群体，公民意识开始觉醒，权利、自由、民主、法治和维权等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与制度实践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构成了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经济开放、权力下放、法制和民主政治等正在一步步动摇着旧体制，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是凝聚全社会各种力量与思想意识的主导话语。

国家基于统治需要，市民社会基于生活需要在都能接受的社会政治理论方面，似乎有某种共识。这样，一种独立的以西方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理论为标签的思想意识就出现并且扩展开来，在经济上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在社会政治与法律上则是一系列现代法治、民主、宪政与人权的理论与学说，其中哈耶克无疑是一个重镇。简言之，上述勾勒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出现的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的状况，构成了哈耶克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发展的社会机理。

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政治开启了一条新路径，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迫切需要融入国际经济、政治的现有秩序，这使得政治国家在推进社会改革、经济增长、法制治理和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其他社会政治理论放开空间。

就市民社会来说，中国的市民社会远不成熟，还没有自觉到做出对于法治、民主与宪政的理论诉求。但是，这是一个可能发育出新型社会的希望之地，它们的潜在诉求却是与上述理论主张相一致的，虽然这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对哈耶克思想的中国化等理论构建而多少有些超前地实现的。

中国哈耶克主义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定位

哈耶克思想进入中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经济政治理论的翻译与传播，其在中国的演变也不单纯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西方思想资源被解读和引申，而是构成了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故可称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我认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的哈耶克主义构建了一个在理论上把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与法治秩序三者相互融汇在一起的社会政治机制，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自鸦片战争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没有过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经有过一段宪制的理论诉求，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五四以后的中国历史走上了一条激进主义的道路。中国哈耶克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接续了晚清立宪理论的余绪，且加上了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秩序等宪政理论的内容。中国哈耶克主义对于自由宪政的理论诉求不只是关注政体制度，而且还关注自由正义价值，它既是一种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也是一种价值哲学。

第二，中国的哈耶克主义在政治理论上确立了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形成了有关思想启蒙、历史传统和社会改良等方面的系统论述，第一次完成了保守自由主义的中国理论形态。中国本来有一个经验主义的历史政治传统，但后来由于革命的盛行，致使中国知识界主流对于历史传统总是抱有批判、决裂的心态，主动放弃社会改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追求政治真理，希望建造一个美丽新世界，但其结果却并不如人意。中国哈耶克主义所代表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都不同，它对待传统的态度是温情的，它致力于思想启蒙，但并不绝对反传统，而是“有限理性”的启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认为社会演进的道路应是改良主义的，是在一步步的试错中发展起来的。它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应在妥协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规则机制。在改良中保守传统，在移风易俗中开启人们的心智是建设一个正常社会的最有效方式。

从上述两个大的方面来看，中国的哈耶克主义作为经验主义的、保守色彩的、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把握到了中国问题的某些实质，在一系列现实问题上能够切中时弊，比历史上的其他各种零散的自由主义理论显得更成熟和更系统。现代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与法制等方面存在着适合中国哈耶克主义生存的土壤，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方面。哈耶克理论对于计划经济的批判和对市场经济的阐释，对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具有开启路径的指导意义，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一部分。批判苏联的计划经济、论述市场经济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可谓多矣，但是，在从经济制度方面指陈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而论证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哈耶克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因此，哈耶克理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奥援。当然，这样说要加以限定。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体制主导的社会变革，其理论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哈耶克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只是被部分地吸收进来，并且被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又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与推进作用有目共睹，而学界关注的中心从人文转向经济、法律领域，哈耶克思想理论的传播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政治方面。哈耶克中晚期的思想理论要点在于社会政治与法治秩序，这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同样重要，甚至比他的经济思想更重要。哈耶克有关自由、法治、宪政与一个有序的正义社会之关系的论述，对极权政治的分析批判等也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的法治与宪政的初步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性作用，并内化为中国社会自己的理论诉求。要特别指出的是，哈耶克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主张，在中国语境下反而具有政治意义。中国的哈耶克主义无论是由此开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还是“普通法的法治国”，首先都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切入中国社会的。与哈耶克主义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有两面性一样，其法治与宪政理论在中国语境中也有变形问题。在体制内，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是主导性的，但又不可否认，中国社会政治的法治化与宪政化转型过程缓慢，需要一个中国化的理论改造。

第三，在历史方面。哈耶克独创的有关社会自生自发的演变机制以及关于规则、秩序和自由传统的观点，属于西方的保守自由主义理论，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影响，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哈耶克恢复了英美的经验主义有关社会历史的演变机制以及对于历史传统的尊重等问题上的看法，对于克服激进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哈耶克在中国也制造了一个理论难题，即他的历史自生秩序是基于英美社会，如何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如果只是英美国家的自发秩序，其扩展又需要哪些条件？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历史重创而走向现代社会的后发国家。这些当然不是哈耶克理论的首要问题，但却是中国哈耶克主义的首要问题。

在新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哈耶克一度扮演着理论导师的作用。除了早年的纯经济学著述，几乎他所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和知识学专著、论文、演讲、随笔以及个人传记等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我曾指出，哈耶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扩展大致有3种路径，一是公共知识层面有关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基本理念、原则与方法的翻译与倡导；二是有关社会生成机制的知识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三是有关法治主义、自由正义、普通法宪政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因此我认为，哈耶克主义在我国的知识界和公共社会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中国的哈耶克主义”已经形成。与五四以来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相比，中国的哈耶克主义就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本土化，它达到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中国哈耶克主义的衰变与转型

由于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哈耶克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中国的哈耶克主义也面临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哈耶克主义忽视国家构建问题，中国的哈耶克主义在此问题上也缺乏有效的建设性主张。哈耶克基于西方当时的情况，提出法治宪政和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习惯于王朝更迭的中国而言，向现代政治转型，国家问题以及相关的内政外交问题，却是更为迫切和至关重要的，中国的哈耶克主义对此没有也无法给出一套相关的自由主义理论，它在这些方面是幼稚的。

相比之下，近代以来，中国各种各样的政治激进主义对于国家问题具有深切的敏感，它们感觉到建立一个新型现代国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且急于付诸实践。可惜的是，它们大多基于理想主义，一味追求革命性的冒进，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但是揭示这个弊端并不解决问题。中国哈耶克主义以法律化约政治，以内政化约外交，其结果只能是伴随着国家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问题的凸显而失语，把这个理论舞台拱手让给各种左与右的激进主义。

第二，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如何防止权钱结合的坏的资本主义，实现社会正义，这是中国的哈耶克主义所忽视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哈耶克对于社会正义是抱有偏见的，他只强调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认为社会正义只不过是经济平等主义的一种说辞，扰乱了市场经济的规则秩序与个人自由的自主权利。哈耶克如此主张的依据除了防范西方福利国家的弊端之外，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预设，即市场经济一般说来就是好的或法治下的经济秩序，这个预设和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一样基于另外一个预设，即存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宪政的制度框架。但对中国来说，这两个预设都不存在。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就是一个好的经济秩序，可能还存在着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即权钱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

因此，对于中国的哈耶克主义来说，主张市场经济就应该附有条件。但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这样的洞察力和理论转换能力，他们只是一味强调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忽视坏的市场经济的毁坏性机制。此外，他们也忽视社会正义问题，无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以为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个人利益就能够随着增长，大家共同分享市场经济的红利。其实，这远不是市场经济乃至法治秩序能够解决的，这里既有一个政府职能和公共政策问题，更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正义的价值问题。尤其是在前一个时期，中国的哈耶克主义严重忽视了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正义的理论思考，固守哈耶克的教条，对于中国社会的上述问题缺乏敏感和必要的理论应对。中国有崇尚均富、大同与和谐社会的传统，如何厘清均富与经济平均主义的本质区别，致力于一个市场经济繁荣、个人自由得到保障，社会正义又能得到伸张、均富观念有所落实的理论创建，显然不是哈耶克主义有能力解决的。所以，必须超越哈耶克主义的藩篱，寻找其他理论资源。

除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理论缺陷之外，在社会历史、哲学理念和价值主张乃至社会治理等方面，中国的哈耶克主义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它们导致了哈耶克主义在中国当代语境中的衰败。在我看来，教条的哈耶克主义已经远远不能有效回应时代提出的新挑战，中国哈耶克主义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转型。

第一，中国现当代社会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变革，积累的矛盾已不能通过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推进加以解决。哈耶克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政治问题的法律化解决，实际上越来越渺茫，相反，法律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凸现。这样一来，经济主义加法治主义已经无法有效地解决中国现实社会的迫切问题。如何审慎面对非常规政治，如何在坏的资本主义的扭曲情况下寻求或塑造一个宪政制度，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所谓历史三峡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此。

第二，在中国150年的历史转型中最根本的两大主题就是建设一个个人幸福的自由法治的社会和一个强大的国家。这里似乎有一个难题，即对个人的权利、自由提供保障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从个人的自由权利保障这个路径下能否产生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呢？宪政这样一种政治理论在逻辑上并不必然的和一个国家的强大联系在一起。其实，英美的自由主义政制在提倡个人权利、自由贸易这一套东西的同时，也都在维护和践行着如何使国家强大的另一套东西。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自由主义有着两个不同的面相，即个人自由、自由经济、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制度。所以，不能像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那样只看到政治、法律中的个人面相，还要看到国家面相。我们要思考，国家作为一个政治体，对内能为个人权利和自由贸易提供哪些支撑和保障，对外又能在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为自己谋求怎样的利益？当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甚至有着尖锐的冲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比如说英美的自由主义，不是理论的理想形态，而是它的现实形态。在现实中，自由主义总是有两个面相，认清这一点，对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有着启发意义。

第三，这里又引申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种国家形态的诉求是不是就一定会导致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呢？我们在读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时，应该对此有所触动。《联邦党人文集》实际上贯穿着一个国家主义的主题。联邦党人强调的宪政国家是一种有界限的国家，国家权力是美国人民和各个州授予的，不是无限的，但在界限之内又是强有力的。也就是说，一个宪政国家虽然拥有强大的权力，但权力要有正当性的来源，要接受司法审查。所以，我们要对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加以研究，不要一提到国家就觉得害怕。

总之，我认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总结哈耶克主义的得失，探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转型和发展，要对如下两个问题加以审视：一个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政治问题的法律化解决和法律问题的政治化解决，如何处理常规政治与非常规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自由政治的两个面相的结合问题。中国的哈耶克主义一直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上述问题。

中国语境下的英语教学 篇4

教学内容的改革已经经历了从传统以教师“讲”为中心到现代以学生“学”位中心的重大转变, 这种新的语言教学模式的特点是:质量为本、能力为本、过程为本。它更大地强调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能力的培养。教学材料的改革是指单纯以任务教学为目的的教科书、参考书应用的改革。新的教材具有丰富的教学资源, 教师可根据自己的教学特点有选择地进行教学。传统的教学方式已逐渐被新的教学观念所替代。新的教学观念倡导“过程文本”的教育手段, 即任务型教学、探究性教学、问答式教学、合作型教学、互动型教学, 重点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过程设计能力、交流交际能力。多重教学评估倡导用总结性与形成性相结合的方法来正确评估学生的成绩和语言学习的成效。

根据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 教师应做到从教师单项传输知识到学生积极获取知识的尽快转变。具体来说, 教师应该改变英语课程过于重视语法和词汇的讲解与传授, 忽视对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的倾向;强调课程应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实践、体验、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和任务型的教学途径;发展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使语言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思维和大胆实践、提高跨文化意识和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 (韦志蓉, 《高中新课程新在哪里》讲座, 2007年8月) 我们逐渐意识到, 英语新课标的建立及其修订, 不仅要求对英语教学进行改革, 而且要求教师在教学概念、教学方式、成功性评价进行改善。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改变, 语言教学环境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为了满足现在社会和新环境的需求, 新课标被广泛制定。然而, 对于任何环境下的教育改变, 教师始终是教育事业中的决定因素, 因为他们是新思想的创建者和贯彻者, 在教育事业更新中的贡献和参与都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他们的意愿、理解、合作、参与, 教育事业就无法“改革”。

在英语课堂上, 注重活跃课堂气氛, 突出交际能力培养, 乃是当前英语教学贯彻先进思想的基本途径。在高中英语教学中, 如何贯彻实施新课标理念, 我认为有以下几条途径。

一、创设情境, 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课堂教学应该轻松愉快, 活泼有序。由于英语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英语技能的形成依赖于大量的课堂活动。如果课堂气氛过于严肃呆板, 会使学生思想上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 阻碍学生的主要活动和思维过程;如果教学气氛过于松散杂乱, 则会导致无法完成教学任务, 无法实现教学目标和要求结果。因此, 教师要善于控制课堂气氛, 善于捕捉学生的情绪变化, 创设轻松活泼的课堂气氛。学生在这样愉快的环境中, 才会敢于开口、乐于开口讲英语, 活跃思维, 才能成功地进行大量的课堂实践活动。为了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 教师可以在师生互动上做文章, 以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 让学生感到自己是英语教学的一部分。教师可以考虑:设计一些互动性强的问题;根据课文内容组织课堂情境对话;搜索一些英语小游戏, 引进课堂。

二、面向全体, 因材施教, 优化教学方法

由于学生的素质不同、性格不同、志趣爱好不同, 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论是学习好一些的, 还是基础差一些的, 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教师既要看到差异, 更要重视差异在教学过程中的变化。因此, 教学时, 既要考虑到学生的共性, 又要照顾到他们的差异, 即要面向全体学生, 因材施教,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为此, 教学中不能搞“一刀切”。对于成绩好的学生, 除了课堂教学外, 还要有针对性地布置一些课外辅导材料, 引导他们自学, 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 让他们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 应采取低起点、小步子、快反馈、勤纠正的训练方法, 及时肯定他们的每一点进步, 指导他们改进学习方法;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教师全面掌握情况, 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而不再抱守残缺, 走“一刀切, 齐步走”的传统教学方式。

三、激发兴趣, 提高心理素质。

为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我们要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语言是一门艺术, 不是随便就能学好的, 学汉语如此, 学习英语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教师具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 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 进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教师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 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用, 从而学得主动、学得有效。课堂上, 教师要精力充沛, 情绪饱满, 讲课时要面带微笑, 表情要轻松愉快, 目光要亲切, 举止要大方、文雅, 言语要简洁, 对学生热情而有耐心。教师在课堂中要始终用如:“Good.”“Yes.”“Be brave.”“OK, That’s a good idea.”等一些鼓励性的语言来增加学生回答问题的信心。采用新颖多样的教学方法, 不仅能消除单调感、枯燥感、疲劳感, 还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例如, 展示新颖而有吸引力的直观道具, 充分利用教室里的各种实物, 或者教师亲自制作的各种教具、道具, 是学生获得英语知识的一种最直观、最捷径、最理想的手段。教师还可以创设引人入胜的教学情境。学生学习的是一种外国语言, 缺乏一定的语言环境, 教师要尽可能地把这些语言材料放入各种能听、能看、能触摸的情境中去, 调动学生的眼、耳、脑等各种分析器官协同活动, 使学生感受不是语言的机械记忆和储存, 而是语言交际的实际运用。

中国语境 篇5

中国语境的教育公平核心新治理:一个统筹教育论的批判―诠释框架

中国教育公平的合法性危机愈来愈被国内持不同立场的人士所恣意彩绘而凸显为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焦点.此焦点的背后事实上更多地内隐了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情绪化宣泄与恶意误读.反思宣泄与误读的根本原因则是:在对中国教育公平研究的批判与建构中缺乏一个具有共识意义的独立性反思治理框架,从而能够在公平范式转型的结构性逻辑嬗演中本质性地直面和把握真实意义上的中国教育语境.“统筹教育论”作为崭新的公平治理框架范式,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中作为中国教育公平批判-诠释的整体性框架而弥补中国教育公平研究中的不足;同时作为新的教育公平研究范式,可以在更纵深的层面上推进中国教育公平的核心新治理.

作 者：李涛 LI Tao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400031 刊 名：大学教育科学 英文刊名：UNIVERSITY EDUCATION SCIENCE 年，卷(期)：2009 “”(4) 分类号：G647 关键词：中国教育公平  教育论   中国语境   批判-诠释框架  

莫言：在文化杂糅的中国语境中 篇6

兴起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无疑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最大的收获之一。这一潮流不仅在拉美掀起了“文学爆炸”的态势，并因此而诞生了马尔克斯、略萨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开枝散叶，深刻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活动。我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来自于其赖以诞生的杂糅的文化背景。而这种杂糅具体地体现为以下三个特征：

1. 多重时空事件在同一时空内的并置。

魔幻现实主义的兴盛基本上发生在曾经的“落后”地区和“后进”的有色人种中，或者是曾经被西方文明长期殖民统治，但最终获得了民族自治和自决权力的地区，例如拉丁美洲诸国；或者是来自于非洲，曾经被“先进”的白人作为奴隶的黑人群体，如北美的黑人；或者是被动地遭遇西方文明的入侵，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特征的地区，如亚洲。不管这些地区和民族在遭遇西方文明前处于怎样的文明阶段，在与之遭遇后都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深刻影响。在这样的情境下，一个神奇的现象就呼之欲出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文明形式在同一时空下杂糅并置，相互交织，这些本应是不同时空中的事件，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播撒现实地发生在同一空间中，宛如不同元素在同一烧瓶中的化学反应，体现出绚丽的传奇色彩自不可免。无论是拉丁美洲、亚洲还是非洲，都因此产生出很多既不可思议又与现实难分难舍的故事，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底色。

2. 固守“落后”视角（还是前现代视角？）带来的艺术魅力。

如何找到一种话语或者说是一种口吻将看似在现实中荒诞不经的传奇故事串联起来，使其形成一个可以贯通的逻辑，让读者能够在阅读中不因其荒诞而中断；与之对应地，如何将平淡无奇、充满逻辑和理性的现实表述得光怪陆离，妙趣横生，都是需要作家认真探索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华在于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即固守“落后”视角，以之审视现实，并一以贯之的逻辑。这事实上也是一种现实存在的逻辑，低势位文化在接触高势位文化的最初阶段正是如此。魔幻现实的视角事实上是文明剧烈冲突的体现。马尔克斯在写作《百年孤独》前，书中的故事和人物业已成型，他迟迟未能动笔的原因，是他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口吻和视角。在一次开车的过程中，他发现只要用老祖母给他讲故事的手法来描写，一切的困难和不协调就迎刃而解，于是他毅然辞职、卖掉自己的汽车，全身心地投入《百年孤独》的写作，并因此一鸣惊人。老祖母的视角和认识显然是一种“本土”的、低势位的、前现代的方式，但也是一种更贴近艺术而不是理性的方式。科技落后的古人想象月亮上有嫦娥、吴刚、桂花树，而现代科技告诉人们，上面只有寒冷、沙砾和环形山，哪一个更有艺术魅力，不言而明。这大概就是“落后”视角的优势。因此把火车说成“行进中的村庄”，认为磁铁具有吸引村里所有金属物品的魔力，俏姑娘坐着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不见踪影，就都变得可以理喻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表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秘诀在于：以前现代的视角来讲述现代的和后现代时代的故事。

3. 文明冲突中时而浮现的现实。

这一“落后”的叙述口吻为读者营造出一种离奇、荒诞的完整逻辑和叙事圆环，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魔幻现实主义与童话或者奇幻故事就没有差别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另一个密码在于其与现实、历史的沟通部分，而这一现实又往往体现着文明的剧烈冲突和历史的深刻变革：《百年孤独》中载着因抗议而被杀的香蕉工人尸体的列车将读者从魔幻的马贡多带入被西方文明殖民和压榨的现实中；《千与千寻》中废弃娱乐场的长长隧道沟通了原始神道教背景下的自我探寻和因人的贪婪而导致的经济泡沫破裂的现实；《红高粱》里现实中轰鸣的炸弹震醒的不只是在酒酿和偷情中醉生梦死的“我爷爷”和“我奶奶”们，还有已经沉浸在魔幻世界里的读者。

正是这似真似幻的叙述手法让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而这种魅力无疑根植于我们上面提到的同一时空下杂糅共生的文化。那么，中国是否具有这样的语境，足以催生出魔幻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

二、文化杂糅的中国语境成就了莫言

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在文字描写力上能与莫言一较高下的作家有余华，在对重大题材的驾驭能力上有贾平凹、王安忆、陈忠实，在对中国传统的深刻发掘上有阿城、阿来、冯骥才，在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把握上有刘震云等。如纽约大学张旭东先生所言：“在中国和莫言处于同一级别的作家还是有。”但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授予了莫言而不是其他的那些重要的作家？笔者认为，这大部分是因为莫言所选择的主要叙述口吻——魔幻现实主义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其一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风格已经广为世界文坛所熟知，马尔克斯、福克纳、略萨等作家已经使这一叙述风格深入国际读书界。而且，这一风格也得到了国际批评家的承认和激赏，2010年略萨的获奖说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审美取向又振动到了这个波段上。其二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风格非常适合描摹过去百多年来纷繁复杂的中国。用严肃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摹中国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实主义叙述手法似乎随着肖洛霍夫等一代人的逝去而成为昔日的审美风尚；用比较西化的语言和首尾相连的想象力来延伸叙述也曾得一时激赏，做得好的是早期的余华，然而这样的文体风格翻译成外语，它的陌生化的功能和审美穿透力旋即下降；只有魔幻现实主义，它可以用汪洋恣肆的语言、如癫似狂地描摹中国——这一几乎无法言表的文化杂糅的复合体，而不致让人觉得厌烦和不合逻辑。

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这其中有老大帝国被西方的侵入，有有识之士的文化反思，有民主人士对国家道路的苦苦探寻，有民族义士抛却的头颅喷洒的热血，有贫苦百姓和下层民众的忍饥挨饿、惨遭屠戮，有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有不堪回首的全面内战，有三年困难时期，有“文革”……各种思潮前仆后继，各种运动反复折腾，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什么事没有发生过？又有什么事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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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创作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其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期，有四种文化杂糅共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中国古典文化以及消费主义文化。既有人穿皮尔·卡丹，又有人穿蓝色卡其布；既有人看《望乡》，又有人看《南征北战》；既有坐拥金山银山的贪官，又有因为贫穷上吊的老农；既有人练气功，又有人写“大诗”，既有人背《红楼梦》，又有人记红色经典……中国，俨然成了一个各种文化杂糅共生的舞台，一个各种品牌、各种思潮、各种价值、各种话语喧嚣共生的跑马场。这五味杂陈的现实同时呈现在同一时空内，让人觉得不真实，又让人觉得过于真实。

巴尔扎克曾经以时代的书记员自比。伟大作家必有如此气魄，以记录其家乡、民族和时代为己任。司汤达、巴尔扎克是这样，福克纳、马尔克斯是这样，莫言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大多以民族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剧烈冲突的时刻为背景，但始终是使用“落后”的视角，站在本土的立场。他写《红高粱》是为了祭奠游荡在其家乡高密东北乡的“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长辈们；写《丰乳肥臀》是为了歌颂为了延续家族的种而不惜向土匪、和尚、江湖郎中、外国传教士“借种”的伟大的母爱，写《蛙》是为了痛陈非常时代在农村广泛发生的有关计划生育的所有的善和恶……但这一切，如果用严肃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法是无法概括也无法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的。甚至，也许都无从发表。因此，莫言选择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把这个既伟大又龌龊，既丰富又贫乏，既乐观又悲哀的民族和这个既被痛骂又会在过去之后被永远记起的时代以变形、夸张、色胆包天的语言，浓墨重彩地甚至是近乎疯狂地表达了出来。

莫言成功的细节自有人会分析，本文着眼的是宏观的逻辑。魔幻现实主义之于莫言并不能为一篇三千字的小文说尽，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是不可能被某种单独的思潮或者手法所概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派别，马尔克斯也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但是如果让我们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莫言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要说：莫言在面对着中国的现实时选择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这种手法则不辱使命地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描摹出了关于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的美和丑、善和恶、高尚与悲壮、凌乱与迷茫。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和中国文化杂糅的现实成就了莫言，莫言则延伸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二者的珠联璧合使作家和他的前辈马尔克斯、略萨等一起并列在世界伟大小说家的行列中。

中国语境 篇7

关键词：大众文化,中国文艺媒体批评,发展方向

中国文艺媒体批评, 是中国文学实践中重要的环节之一, 它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批评和学理批评不同, 它具有建构者和颠覆者双重的身份, 它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准则进行结构分解, 而且构建起了在新的大众语境下的批评受众、主体、秩序和法则, 不断推动中国当代多元化互补的文艺批评新格局。

一、中国文艺媒体批评的概述

从市场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 中国文艺媒体批评主要是以市场经济利益为目标和价值追求, 大众传媒介质具有商业性, 而中国文艺媒体批评是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媒介, 因此, 我们可以把它的价值追求就是追求市场经济效益最大化。

从批评的对象的角度来看, 中国文艺媒体批评是以文艺批评和大众文化相互融合的形态呈现的。在这个以大众文化为背景的文化领域中, 大众传播的媒体中多数会用“文化”来标榜, 出现在报刊、杂志、电视和网络中, 它们多出自记者或是编辑之手, 满足缺重的好奇心, 成为了群众热力追捧的日常文学阅读指南, 表现出了文艺批评和大众文化相融合的批评常态。

从批评介质的角度来看, 中国文艺媒体批评是指发表在电视、报刊、杂志、手机短信、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上的文艺批评。其中报刊文字记者的文艺批评主要是由新闻记者或是报刊编辑来完成的。它重视对当天的文艺作品的评价, 富有很强的现实感。大学教授的文艺批评是由专业知识水平高的大学教授来完成的。它具有浓厚的历史内涵, 带有丰厚的历史感。公众作家的文艺评论主要是由曾经参加过文学创作的作家来完成的。它在创作中寻找自由的冲动。这些都是对文艺媒体的批评的方式。

二、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文艺媒体批评研究的特征

(一) 文艺媒体批评受众和主体互动性增多

文艺媒体注重把普通大众带入文艺批评中来, 因此, 使得文艺媒体批评的受众和主体的互动性增多, 文艺媒体批评受众的形式出现多元化的趋势。由于目前的文艺媒体批评和文学艺术的开放性, 所以文艺受众的渠道就不断的被拓宽, 比如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 给文艺爱好者参加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带来了便利, 让他们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对作品进行评价, 并使作者很快得到反馈, 不断修改、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直接评论文学作品, 或是把作品下载下来进行二次创造, 使该文学作品变成富有自己个性的作品。大众媒体媒介的不断增多, 使得文艺媒体批评主体和受众的互动性不断增多。

(二) 文艺批评内容丰富

文艺媒体批评是文艺批评对象的范围不断的扩大, 由文艺作品为中心不断的向文艺活动、文艺现象和文艺事件拓宽。文艺媒体批评的内容的不断的丰富给文艺批评带来了新的改革。一方面它使文艺媒体批评的空间不断的开阔, 减少了生活实践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文艺媒体批评有浓厚的平民色彩, 使人民群众更容易理解。文艺媒体批评将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当做批评的目标, 将大众的日常的生活文化改变成印象化、及时化和时尚化的短小评论, 吸引观众的眼球。

(三) 独特的言说方式

文艺媒体批评的言说方式具有独特性, 变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 语言幽默诙谐、犀利、轻松。比如张闳在《号外》中对莫言的评价是“他的愤怒的利刃, 必须裹挟在一大堆废话的刨花中扔出去。”通过张闳幽默风趣的语言, 我们可以体会到莫言富有激情的防抗之声。这种愉快、轻松的语言风格是由新的文艺类型和批评受众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选择所决定。其中新型的文艺类型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具喜剧性和娱乐性。第二方面, 文艺媒体批评有迅速、快捷、及时的特点, 更具新闻性。它的新闻性, 有助于批评受众可以及时的获得外界发生的文艺咨询, 使批评受众更好的选择文艺作品。第三方面, 文艺媒体批评更侧重于感性批评, 它重视批评主体对批评对象的特殊感受。文艺媒体批评非常注重感官刺激和感性介入, 而轻视了诗性内涵和理性阐释。然而文艺学院批评的侧重点是理性批评, 主要是对文艺精英的批评, 是以学术研究和文艺研究为出发点的纯粹的批评, 有很高的理论性。由于文艺学院批评完全尊重文学艺术的独立存在方式, 它依照理性的合理逻辑对文学艺术进行评价, 因此, 它必须要用理性的、完整的、系统的、严肃的方法向批评受众做出科学的论证和解释。

(四) 形式多样化

文化媒体的批评的形式具有多样化, 它不再约束在传统的艺术评论和文学评价上, 而是拓展到电视节目评论、手机短信评论、影视评论、微博评论和网络评论等多种领域中, 是对文学批评重大的更新、变革。文化媒体批评的类型的多样性是与当下的技术的发展有重要关系的, 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文学艺术形式不断的丰富, 更让他们凭着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创造了文艺批评受众的艺术特质和美学追求。

网络技术的进步, 使得文学艺术呈现出了多种表现方式, 比如绘画、雕塑和文学等文艺作品, 微博、电视和电影等新的文艺形式。但是, 也正是由于出现了太多的行为艺术、电视、电影等新的艺术形式, 也使人们没有时间去关注经典文艺和文艺作品的批评, 阻碍了大众人民的精神世界的提升。

三、结语

总之, 文化媒体批评要与文艺学院批评互相取长补短, 文艺学院批评可以适量的使用文艺媒体批评短小精悍和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和感性化、个人化的思维方式, 实现共赢。文化媒体批评要和大众传媒进行有效的互动, 来提升自己的文化趣味和审美品格, 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和受众数量。还要推动文艺批评学科建设, 带动大众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 加快推动文化民主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王双双.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文艺媒体批评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3.

[2]刘卉青.网络时代:中国电影批评辨析[D].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

“五化”语境中的中国城市化 篇8

一、中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正在改变

国家统计局于2011年4月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2010年11月1日, 全国总人口为1 370 536 875, 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 575 306, 占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城镇人口增加207 137 093。十年间, 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13.46个百分点。在中国近些年的城市化率的比较中, 2009年的46.6%比2008年的45.7%提高了0.9个百分点, 而2010年的49.68%则比2009年的46.6%提高了3个百分点以上。这表明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在最近的年份中明显加快。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一直以来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到2008年时, 中国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高于工业化率2.7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们城市化的发展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比较合理的运行姿态。一般认为, 在工业化发展期, 城市化率以略低于工业化的水平与工业化保持等距同步的发展。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 如英、法、德等国的城市化都表现出这样的运行姿态。只是美国是有些特别一些, 它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大一些, 能相差15个百分点。在这样的运行过程中, 工业化水平略高, 城市化水平略低一些, 体现了工业化历来就是城市化的拉动的力量, 而城市化在其身后紧紧跟随, 又意味着工业化的成果又被城市化尽可能充分地利用, 工业化的成果、资源没有被浪费, 这样的城市化的发展是充分而又合理的。如果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差距过大, 说明工业化的效率低下, 成果没有被充分转化。中国长期以来城市化与工业化就是这样的关系。但反过来说, 城市化超过工业化, 超过得很多, 这样的城市化又是不可靠的、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不是靠工业化的拉动, 城市化的过程带有一定的人口自然流动的盲目性, 造成工业化的成果和城市资源的“过载”。城市过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拉美国家所谓的城市化陷阱就是城市化远远超过了他们工业化的水平。一些拉美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就这样一种超前型的模式。

1980年拉丁美洲的城市化平均水平为64.67%, 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甚至达到了80%以上, 超过了美国 (75%) 、法国 (78%) 和日本 (78%) 。特别是出现了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超前发展, 人口高度集中的趋势。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都达到了全国人口的35%。巴西, 2002年人均GDP超过了3 000美元, 城市化率达到82%, 但贫困人口却占到国民人口总数的34%。一边是现代化、城市化, 一边却产生了那么多穷人;有增长、无发展, 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 由于没有工业化做基础, 单纯追求城市化, 造成乡村人口进入城市, 而没有足够的城市产业容纳这些人口就业。这些人口进城以后在城市里无序流动, 成为城市流浪汉、城市贫民。据统计, 在亚、非、拉这些发展中国家, 贫民窟的人口数量一般都占城市总人口的30%以上, 最高占到60%。这就是所谓的过度城市化。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拉美陷阱”。

中国城市化水平由过去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转变为达到工业化水平, 这是个积极的变化。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我们的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水平还略有超出了。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和掌控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防止出现像拉美国家那样的城市化陷阱。

二、信息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

早在中共十六大, 党中央就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强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的新动力, 而工业化又是城市化的拉动的力量, 所以信息化也要在拉动工业化的同时拉动城市化的发展。在中国政府机构的设置中,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同一个部门所管理的对象, 可见在今天,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上海世博会“信息化与城市发展论坛”中指出:“信息化对城市的发展、建设、管理都具有积极作用, 信息技术在城市的应用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城市化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对城市的管理, 包括规划、建设, 已经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与帮助。城市城市生活也越来越多地利用信息化的成果。同时信息化对城市化最大的一个支持就是会不断地加大城市的容量和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就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数字存储设备的体积也越来越小, 容量越来越大一样, 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 城市对人类活动的容量和承载能力也会不断增大。现在很多城市居民的活动都可以在不占用城市公共空间的情况下来进行。比如现代的城乡居民可以不到银行的窗口排队, 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办理各种网上银行业务;可以不去商场, 坐在家里进行网上购物。现代人的许多活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来进行。在这样信息技术日益发达, 其应用日益普及的条件下, 银行的店面可以不做那么大了, 商场也可以不那么拥挤了, 机构、组织的办公场所的空间也可能实现微型化设计。特别是网络等虚拟空间的存在实现了以信息流替代人流和物流, 网络的虚拟空间正在逐步替代一些公共交通、公路、铁路、民航交通所占用的真实的空间。这些虚拟空间的形成, 无疑会增大城市的公共空间, 加大城市容量, 增强城市的承载能力。这对城市吸纳农村人口, 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是非常积极的推动的力量。

三、市场化是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要转化为城市人口, 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怎样真正转化为城市人口, 关键是他们能够在城市实现稳定或持续地就业。如果不能稳定或持续地就业, 那他们只能是城市的过客。怎样实现稳定或持续就业?工业化是基础, 市场化是关键。中国城市化率的统计当中包括一亿多农民工。“农民工”和“农民”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别了。一个“工”就表明这部分农民处于城市产业的就业的状态。在中国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这三个行业中, 农民工占63.6%。在黑龙江省建筑业生产一线作业人员中80%是农民工。这么大数量的农民能够在城市找到就业岗位, 而城市中的企业能够找到这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完全取决于市场机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受到诸多的质疑, 人们对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存在已经不否认了, 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就是它解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促成了人口的转化, 这是房地产市场对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为走出土地, 进入城市的农民解决后续问题提供着帮助, 也会促成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 使那些已经稳定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能够妥善地处置他们仍然留在农村的土地。否则, 只要那块土地还在, 他们就放不下他们的农民情结, 也很难真正从情感上接受城市生活。市场化在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四、国际化是中国城市化必须面对的选择

开放的世界, 让人口、资源的流动更加自由。一个开放的国家, 首先打开的门户就是城市。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面对要从外面进来的, 或者要从里面走出去的, 人们都没有办法再把这扇门关上。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大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城市定居, 同时也有大量的中国人到国外定居。北京市常住的外国人有11万, 平均每一天滞留在北京的外国人有20万。上海常住的外国人也有10万多人, 但如果以外国常住人口比例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的话, 上海的国际化只有不到1%的水平, 香港达到10%。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是伦敦和纽约, 中国的城市与这些城市相比, 国际化的程度差距很大。所以今后中国的城市还会不断地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 外国人会不断地进入中国的城市。外国人口进入中国的城市以后对中国城市的管理水平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管理水平不提高, 就难于解决外国人口的增多而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广东省广州市在国际化的过程中, 出现了外国人口大规模涌入的情况, 在三元里一代, 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很大的黑人社区。对于这些黑人的数量, 有关方面分析大约有20万。由于中国地方人口管理部门缺乏对大规模外国聚居人口管理的经验和有效办法, 而涌入的外国人的素质也参差不齐, 出现了诸如黑人聚居人口冲击当地公安机关等群体性事件。所以对类似这样的特殊人群的管理是中国的城市在国际化背景中所必须面对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法治中国语境下的积极预防犯罪 篇9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坚持的路径和方向。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再次明确了在我国创新社会管理中,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化建设。

一、加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教育

加快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达到公民对自己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法定权利义务的认知和行为的统一,使公民法治意识教育成为法治国家建设坚实的思想理念支撑,制定的完备法律制度为广大公民接受、认同并遵循运用,对于预防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加强道德文明教育

加强公民道德文明教育,提升公民个体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文明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公民道德文明意识教育中占据着统领和支配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公民道德文明意识教育就会迷失方向、失去根本。积极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弘扬真善美;提倡公民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培育公民道德文明意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文明素质。充分重视法律实施主体的道德素质,运用社会舆论的褒贬、教育的力量以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作用来确信人们内心的法律信念,才能使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贯彻与施行。

(二)加强权利义务教育

法律规范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的是一种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使法律规范真正落实到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行为中去。法治国家以权利和义务双向作用机制来调整和规范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维护公民权利,是国家与法存在与发展的逻辑基点和正当性理由,公民履行义务则是国家与法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为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公民的权利义务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实施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教育,在注重启发、引导公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公民权利的同时,强调公民必须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借鉴现代教育理念,在增进公民对自身权利义务认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公民维护、行使、伸张自身权利的能力和积极履行法定义务的自觉性。

(三)加强民主法治教育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与法治有机统一构成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加强民主法治教育,提升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政治保障。一方面,应积极完善公民参与立法、监督执法和救济于司法的法律制度, 畅通公民参与法律事务和公共管理的渠道,增强公民参政议政和投身法治国家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另一方面,应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在我国,道德文明、权利义务和民主法治等方面的教育,对于预防犯罪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来也必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只有遵守道德和加强道德建设,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才能在法治中国语境下,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努力提高全社会防控能力

“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明确提出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动态与静态的结合, 是有形与无形的结合,是速度与力度的结合;是预防犯罪、依法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一)预防犯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措施

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公共安全,应积极预防犯罪,顺应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的新期待,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推动机制创新,着力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 全面深化平安建设,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上,积极采取各种防范措施, 消除不安定因素和不安全隐患。近年来,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我们积极采取措施预防犯罪,加强城乡治安联防,健全群防群治机制,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预防犯罪取得了显著成绩。

(二)完善立体化社会防控体系

完善立体化社会防控治安体系,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摆在维护社会秩序,加强预防犯罪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必将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加强立体化社会防控工作,是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措施。不断完善立体化社会防控体系建设,是警力、财力、智力和民力的最优组合,是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的最佳结合, 是现代社会理念的创新与发展。完善快速高效立体化的社会防控体系,可以更好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好驾、护好航。

(三)建立健全社区犯罪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充分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的功能,以预防减少社区犯罪为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是建立健全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重要支撑。做好人群聚居集中社区的犯罪预防工作,是法治中国语境下积极犯罪预防的最为重要一环。今后, 我们应加强社区法治建设,促进社区规范化、制度化, 面对新形势形成新的犯罪防控思路,构建出适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社区犯罪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系统, 对社区犯罪防控作为一项战略改革措施来抓,要在财政上和人力投入上予以支持,注重科技的投入和信息化的建设,整合社区的资源和力量,提高社区犯罪防控的效率、数量和质量,为有效预防犯罪,发挥社区犯罪防控更大的作用。

三、以综合治理模式预防犯罪

预防犯罪,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开展社会综合治理, 运用政治、法律、行政、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打防结合,标本兼治。同时,通过建立科学的多种形式的犯罪预防的方式和方法, 探索通过专门的犯罪预防数据分析系统,确定预防对象、 指标、方法,来有效预防犯罪的问题,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

(一)综合治理的社会性,为预防犯罪赢得了广泛的基础

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模式,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适应犯罪预防的一般规律和要求。综合治理的目的,是围绕经济建设大局,为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切实解决好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的重点、难点问题。综合治理的社会性强调的是,集中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中的优势,注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对违法犯罪问题进行综合整治。在预防犯罪过程中,处理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预防犯罪。近年来,我国以综合治理模式,在预防犯罪、减少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二)综合治理的开放性,为预防犯罪打开了广泛的空间

综合治理是一种开放性、全方位的犯罪预防模式, 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虽然也注意对具体犯罪人、犯罪行为和微观环境的控制,但更注重对宏观环境的改造和社会自身的完善。在提高全社会防控能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深入开展基层安全创建工作中,更是强调群防群治,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形成立体化的社会防控体系。同时,借助各种行政和法律手段,科学配置社会管理资源,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把社会治安防控措施和手段根植于基层、贯穿于每一个细节之中, 优先构建立体化社会管理网络,为预防犯罪打开了广泛的空间。

(三)综合治理的积极性,为预防犯罪树立了积极的姿态

综合治理模式的提出和确立,是基于一种明确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对治理犯罪的乐观主义态度,因而它强调打防结合、标本兼治,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的预防犯罪姿态。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深层次矛盾凸显的敏感期。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犯罪预防更应该以积极的姿态,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为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维护公共安全、服务经济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目标,在法治中国语境下,积极预防犯罪。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摘要：在法治社会条件下,积极预防犯罪,必须深化治理方式的改革。在思维模式上,要加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教育、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防控能力,建立健全社区犯罪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维护公共安全、服务经济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目标;在治理方式上,应以治本为目的,运用综合治理模式预防犯罪,防患于未然。从而形成在法治语境下积极预防犯罪的体系,实现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目的。

“中国梦”语境下的群众文化建设 篇10

群众文化不是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 而是深深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受其滋养, 得其灵气。我们应当看到,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的塑造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 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 其对当今社会人们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 具体到群众文化这一块, 其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这些影响是深远的。那些旧传统、旧伦理、旧习俗, 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 是很难在一夕之间自然而然地退出人们的思想意识, 依然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这是群众文化事业在服务于“中国梦”实践的探索过程中, 遭遇到的来自于历史文化积淀中的糟粕所形成的阻碍。这些不合时宜地潜伏于人们思想意识当中的“集体无意识”, 很容易使公众的责任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付之阙如, 故而, 要实现“中国梦”, 群众文化受众现代意识的构建, 对传统文化中糟粕的剥离, 就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国梦能否“梦想成真”, 现代化的、与时俱进的群众文化是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支撑, 只有努力奋进、正能量饱满的群众文化, 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理想所真正需要的文化支撑力, 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文化事业的本质要求。群众文化的当代使命, 是发展和夯实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满足社会和人们的文化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 现在群众文化本身的状况, 与此“高大上”的要求并不契合。当下群众文化的真实状态是, 它的身上往往存有原初性、不规范性等特征, 当其缺乏正确的引领时, 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就会流于空泛和随意, 一旦遇到复杂不利的客观环境, 就会产生种种难以掌控的不良现象, 影响广大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如果出现这种状况, 群众文化事业就要遭遇挫折, 其发展就要走弯路, 就会出现混乱。就会导致部分群众文化活动处于游离、无序状态, 无法发挥公共文化主渠道的作用。就会造成一些群众文化活动“先天不足”, 往往仅因配合政府阶段性的中心工作就仓促上阵, 无法保证持久的生命力, 很难在当地的广大受众中形成长久而又广泛的辐射效应, 导致群众文化活动只能“刮风”式进行。就会形成一些粗鄙化的群众文化活动, 它们没有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 没有对艺术之神的应有敬畏, 只能生产出一些粗制滥造的所谓“文化产品”, 群众自然无法从这样的活动中真正体验到群众文化的魅力和感染力。就会造就出了无新意、“娱乐至死”的“群众文化活动”, 创造性缺失, 全然不知创新是文化艺术恒久生命力的源泉这一艺术规律, 其结果就是生产出来的文化艺术产品魅力阙如, 辛辛苦苦组织的群众文化活动无人喝彩, “费力不讨好”。长此以往, 群众文化必将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 逐渐边缘化。

在“中国梦”大背景下, 欲激发群众文化活力, 增强群众文化的主旋律地位, 进而保持群众文化的发展势头, 广大群文工作者就必须另辟蹊径, 开拓一条新的群众文化建设的“康庄大道”。群众文化来源于人民大众, 服务于人民大众, 具有难以替代的载台和传播优势。这种“草根”文化具有鲜活性的特点, 这就赋予了群众文化建设强大的生命力, 故此, 要大力强化和突出饱含正能量的精品群众文化活动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用这种积极健康的群众文化浸润大众, 打造出能够潜移默化地感染群众的“春风化雨”式的文化环境, 激发出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人翁意识和澎湃的文化创造力。

群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从文化功能和价值来讲, 群众文化建设具有更符合我们国家“文化国情”的实践意义。过去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被某些人诟病为是政治说教的“假、大、空”, 流于形式, “水分”大而接地气的“干货”少, 有鉴于此, 群众文化必须改变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呆板的传播方式, 必须贴近、融入这个伟大的时代, 与广大人民群众休戚与共, 构建起具有独特地域风貌和超凡活力的群众文化。在群众文化事业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人民大众, 顺理成章的, 在这一事业的建构和发展当中, 我们就必须秉持以人为本、服务人民大众、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的原则。仅做到这些还不够, 还须弘扬群众文化自身的优良品质, 以此激活蕴藏在民间的巨大文化创造力。人民大众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 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 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生机勃勃充满吸引力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离不开普通大众的积极广泛参与, 以及他们对群众文化事业创造性的贡献。

在中国梦背景下, 作为群众文化工作者, 我们要善于以先进的文化理念来诱导和启迪广大受众, 使其能够自觉地掀起一场自我革命的“头脑风暴”, 唤醒自身蕴藏的潜在的文化创造力, 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要实现这一目标, 科学可信的信息必不可少, 只有搭建起快捷便利的信息传播平台, 才能营造出适于群众文化科学有序发展的社会环境。此外, 我们要使自己从事的工作更具活力, 把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要保证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 践行文化惠民的理念, 就要对群众的文化趣味抱持宽容理解的态度, 这是群文工作者对人民大众应有的文化关怀。对于草根文化中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现象, 作为群文工作者, 要善加引导, 共同努力, 构建雅俗共赏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 让群众文化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精神高地, 在践行“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软实力”作用。

群众文化要成为实现中国梦伟大理想的有效精神助推力, 自身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国薪火相传数千年的传统文化, 是产生“中国梦”理想的历史文化源头。文化是观念形态的产物, 璀璨夺目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之根, 现代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了其深度和厚度, 也一脉相承地承接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传统文化和群众文化的融会贯通, 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 也是群众文化永续发展的需要。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 可以丰富群众文化的内涵和表达方式, 有助于群众文化产业化, 深耕和厚植我国主流文化的土壤。有鉴于此, 我们要不断精研传统文化, 领略和把握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 用文化的力量, 筑牢“中国梦”理想大厦的根基。

“中国梦”要成为十几亿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 从底蕴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借力打力”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 作为群众文化建设来说, 一味依赖传统文化的资源是极不可取的, 因为最根本的一点是, 作为群文工作者, 只能从人民群众生活工作的实际中去探寻和开辟新的时代条件下群众文化建设的路径。也就是说, 群众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去伪存真”和“去芜存菁”的过程, 是通过对其不断挖掘、探究, 寻找出与当下社会氛围相契合以及符合当今大众审美需求的有用成分, 巧妙地将“过去”和“现在”加以科学整合, 使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当今社会中能够产生“老树发新枝”的神奇力量, 让我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真正成为今天人民大众的精神养料。“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是芸芸众生的自强之梦, 只有全体人民都亲力亲为地参与到为“中国梦”构建精神之基的文化建设中来, 接受先进文化的洗礼, 提升全民文化素质, 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的文化合力, 在筑梦圆梦的群众文化建设中披荆斩棘, 焕发出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在“中国梦”实践过程中, 要实现群众文化建设的新飞跃, 仅仅靠融合传统文化的精华, 提升群众文化建设的内涵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为其工作机制和设施的建立与完善“建章立制”。群众文化工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是整个群众文化工作的基本环节和基本保障。因此, 群众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 从根本上来说, 还要看是否建立健全了群众文化工作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 要建立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机制。既要在各级群众文化部门建立起德才兼备、求真务实的领导班子, 更要构建起高质量、高效率的领导机制, 这些都是群众文化工作正常及时有效开展的组织保证。第二, 要实现群众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文化体制改革, 向改革要文化生产力, 向改革要文化软实力。发展群众文化最基本的要素, 是鼓励群众自觉自主地参与文化事业, 经营文化事业, 这就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以“政府主导, 市场为辅”为导向, 对现行的文化体制进行改革, 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地对这种改革加以深化。第三, 群众文化建设是一项“永远在路上”的巨大的系统工程, 它的持续发展, 需要庞大而又牢固的根基支撑, 否则便会陷入“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的险境。这个支撑着群众文化事业大厦巍然耸立的“基础”, 不正是由千百万一线“实干家”组成的基层群众文化队伍。这支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队伍, 是群众文化事业最宝贵的财富, 更是我国群众文化建设工作的主力军,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目前的紧要任务是, 必须尽快培养出一批适应“中国梦”构建需求、具有创新思维的群众文化建设人才, 以不断为基层群众文化队伍增添奋发有为的新鲜血液, 夯实群众文化建设的基础。第四, 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政府文化惠民的民心工程, 政府作为投建这些设施的第一责任人, 一定要站在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百年大计的高度上, 以求真务实、泽被后世的态度, 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另外, 各地政府部门还应在国家文化政策许可的范围内, 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引入市场要素, 根据当地群众文化事业的实际需要, 建立一种结构合理、融资渠道多元、功能齐全、费效比高的群众文化基础设施。

论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 篇11

关键词：法治思维；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以来，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着力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成总目标，必须培育法治思维，用法治思维推进依法治国。所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课题。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

法治思维是按照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治规则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说，法治思维是推进公平正义的思维，是权衡性思维和建设性思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判断、出措施，有利于统筹各方力量、协调利益关系，有利于形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坚持法治思维是摒弃人治、实现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法治思维必须是良法善治的思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提出要形成“五个体系”、“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这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布局的顶层设计，实现这样的设计，就可以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现路径，也勾勒出了良法善治的宏伟蓝图。良法善治的最大前提是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决定》对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建设、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都作了规定。在具体工作中，只有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才能够保证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才能够有力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管理好国家社会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同时，也只有建立在这样的良法善治基础上的法治思维，才能够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中发挥积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二、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思维的实践应用

一是科学立法，突出法律的科学性和客观公正性。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决策短视，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随意性大，导致某些决策只注重短期效益等问题。虽然我国早已有了追责制度，但往往只是官员在位时追究，而一旦离任或退休一般不再追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做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要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良法之治，民之福祉，这既是良法思维的具体运用，也是在源头上避免“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现象的发生，是保证公平正义、实现“万事皆归于法，百度皆准于法”的根本保证。

二是办事依法。“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最好的规矩就是法律。无论是想问题还是办事情，都要有法可据，不主观、不随意、有依据，突出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决定》强调，要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的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各方面的权益，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等，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只有风清气正、合法有据，才能令群众满意服气，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是遇事找法。在当今世界上，法律已经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其重要性与实效性远在道德约束与舆论监督之上。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中国社会面临的既要改革、发展，又要维护稳定、保护环境的任务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挑战、风险也前所未有，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大。因此，遇事找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许多问题只有经过法律才能得到最终解决，这就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遇到困难、矛盾和问题不是找熟人、拉关系、跑路子，而是从法律中寻求方法和答案，以此来突出法律的指向性。

三、法治思维在中国语境下的反思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树立以法律规则为中心、以合法性判断为优先、矛盾化解、坚持程序正当的法治思维，特别要注意反思中国依法治国下社会治理中以下四个问题。

1.反思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

树立以规则为中心的法治思维，特别要注意反思某些以领导意志为中心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人们谈论法治，都是在和人治的对比中完成阐释的。法律的理性、非专断性以及客观性，都与人治的激情、专横、主观意志相冲突。因此，法治的初始点，就是指生活在法律之下的人们，能够摆脱他人不可预测的率性行为的干预，获得自我保存的机会。因此，树立法治思维就意味着以规则作为领导意志行为的标准及边界，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杜绝领导意志至上的法律工具主义。

2.反思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

树立合法性判断优先的法治思维，要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中特别注意合法的权利与法外利益的区别。当前社会管理、纠纷解决当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通过法治化方式加以解决，便是要以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去衡量具体纠纷和矛盾中当事人的主张，而不是简单的利益考量。权利是为法律确认的具有正当性的利益，只有以纠纷当事人是否具有合法权利为标准进行思维，才能真正理清乱象，把社会管理导入统一的法治秩序中，真正摆脱久而不决、循环往复的矛盾纠缠，防止层出不穷的乱象出现。

3.反思法治思维下的矛盾化解

法治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在法律框架内惩治各类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政治安全，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社会预期，赢得群众支持。对于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法利益诉求解决好，同时不能一味迁就“闹”访问题，因为“闹”的本质是打破常规、放大诉求，是以高昂社会代价满足个别利益，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干扰法治进程。把法律而非个人意愿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使法治成为社会安定的压舱石，符合人们的普遍理性，也是政法机关应当坚持的首要原则。

4.反思重视结果轻视程序的思维传统

中国语境 篇12

在20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三大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解释学转向;三是修辞学转向。[1]“语言学转向”是一场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革命。[2]“语境论的研究就是要在重新拷问‘语言学转向’最初始意义的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科学哲学的理解方式或理解形式,来求解当下科学哲学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语境论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必然性要求和意义所在。”[3]“伴随着修辞学‘转向’而诞生的科学修辞学的研究,已作为一种具有元分析特征的科学方法论渗透于科学发明和科学论述的‘修辞战略’之中,并成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重要前途的研究方向。”[4]而“对于科学隐喻的敏锐关注无疑是20世纪科学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元素和新景观。”[5]可以说,“隐喻研究是当代哲学运动中的语言学、解释学、修辞学‘三大转向’的一个重要的汇合点。”[6]

本文不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而仅以中国知网为基础,进行相关的文献调查、统计、分析,以给出我国国内有关“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的研究概况。

二文献调查途径和方法

(一)文献调查途径

本文“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的文献样本是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哲学与人文科学学科”中搜索、筛选、整理而得。文献调查的时间节点是,起始时间:不限;截止时间:2011年7月23日。

(二)文献调查方法

以“语境”、“修辞”、“隐喻”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分别搜得文献高达37729、19507、13116篇,这其中大量的文献是属于语言学和文学类的。显然,从以上这些文献中筛选出“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的相关文献,文献量太大,操作起来难度较大。而如果直接用“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作为主题词进行搜索,那么很多相关的文献就可能会被漏选。因此,为了使得本次调查统计数据更加准确、全面,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文献筛选程序和原则进行的。

首先,以“‘语境’并含‘科学’”为主题、以“‘语境’并含‘科学’” 为题名、以 “科学语境”为题名分别进行搜索,共搜得相关论文1601篇;以“‘修辞’并含‘科学’”为主题、以“‘修辞’并含‘科学’”为题名、以“科学修辞”为题名分别进行搜索,共搜得相关论文733篇;以“‘隐喻’并含‘科学’”为主题、以“‘隐喻’并含‘科学’为题名、以“科学隐喻”为题名分别进行搜索,共搜得相关论文473篇。

其次,从以上1601篇论文中筛选出“科学语境”类文献186篇;从以上733篇论文中筛选出“科学修辞”类文献37篇;从以上473篇论文中筛选出“科学隐喻”类文献67篇。

最后,对以上筛选出的186篇“科学语境”类文献、37篇“科学修辞”类文献、67篇“科学隐喻”类文献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得出我国在以上三个主题方面的研究概况。

(三)文献调查统计说明

第一,本次文献调查采取的是以“主题词”搜索为主的方式,因此尽管部分文献的题目中未出现“语境”、“修辞”、“隐喻”等这样的字眼,但是其内容涉及了“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所以这些文献也都收集到了文献样本中。由于同样的原因,“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三者的文献样本库中存在一定的重合性,但是此类文献的数目并不是很多。

第二,在统计全国高校、科研机构论文发表数量时,是根据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来进行的,此外在本文其他的相关统计中所指的署名单位也都是指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在统计学者的发文数量时,不仅包括其以第一作者署名的文章,也包括其以非第一作者署名的文章。

第三,不可否认,通过以上的调查途径和方法不可能穷尽全国所有已公开发表的“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类论文,但是应该说本文的样本库中已经包括了绝大多数论文,对如此的文献样本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可以反映出当前我国在这三个主题方面的研究概况;在对文献样本进行统计分析过程中,本文尽管没有采用专门的统计、分析软件,但是由于文献样本的数量相对较少,统计的指标相对单一,因此采取Excel等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可以达到预期目的。由此,可以认为,本文采取的文献调查途径、方法以及相关的文献统计、分析等具有合理性,所得到的统计数据以及结论具有可靠性。

三 “科学语境”类文献调查统计分析

(一)论文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由表1可见,全国各单位共发表“科学语境”论文186篇,其中山西大学发表论文最多,达到了102篇,所占比例为54.8%。此外,发表论文达到5篇的单位有2个;达到3篇的单位有4个;达到2篇的单位有8个;达到1篇的单位有46个。由此可以看出,全国从事“科学语境”研究的单位已不少,共计61个,但是大多数单位的论文数量都较少,除山西大学外的60个单位共发表84篇论文,占全国论文总数的比例为45.2%,每个单位平均发表论文1.4篇。这表明,这些单位在“科学语境”研究方面没有形成团队研究的态势,目前的研究只是个别学者的个体性研究行为。而山西大学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了百篇,超过了全国论文总数的一半之多。这表明,目前山西大学是我国“科学语境”研究的一个主阵地;山西大学的“科学语境”研究不仅是个体性的研究行为,更是已经形成了团队性研究的局面,或者说形成了一个“语境论”研究学派。

(二)论文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按照统计数据,我们制作了图1来表示全国和山西大学“科学语境”论文年度变化趋势。由图1可见,全国“科学语境”论文首次公开发表,起始于1997年,共发表了1篇论文,由山西大学郭贵春所发。[7]2000年以后,“科学语境”论文数量增长较快,2006年以后论文数量增长趋于平稳,至此,年发表论文基本维持在20篇左右,其中2009年发表论文最多,达到了22篇。由此可见,我国在“科学语境”这个主题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十年来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根据图1,我们还可以发现,山西大学论文数量增长的趋势与全国论文数量增长的趋势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认为,全国所发“科学语境”论文数量与山西大学所发论文数量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8]之后,“科学修辞”论文呈波浪式增长态势,总体上论文数量增长缓慢,年发表论文数量忽高忽低,很不稳定,其中2006年发表论文最多,达到了9篇。这表明,全国开展“科学修辞”研究较晚,其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总体上还不够。而全国“科学修辞”论文增长呈现这样的趋势可能与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单位较少紧密相关,其论文数量增长受某个单位论文数量的增长的影响过为明显所致。由图2可以看出,一旦山西大学的论文数量发生增减,全国的论文数量也出现相应的增减,这种情况较为明显。由此,可以认为,全国所发“科学修辞”论文数量与山西大学所发论文数量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三)论文作者发文情况

我们对“科学修辞”论文的作者进行了统计,并制作了表5。表5列出的是发表了2篇(含2篇)以上论文的学者名单,共计9位,其中李小博发表论文最多,达到了7篇。[9]2004年以后,“科学隐喻”论文增长较快,其中2008年发表论文最多,达到了14篇,2009年以后论文数量又有所下降。这表明我国开展“科学隐喻”的研究时间较晚,随后有了一定的发展。由图3可知,除了2001、2003、2008等个别年份以外,山西大学论文数量的增长趋势与全国论文数量的增长趋势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总体而言全国所发“科学隐喻”论文数量与山西大学所发论文数量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三)论文作者发文情况

我们对“科学隐喻”论文的作者进行了统计,并制作了表8。表8列出的是发表了2篇(含2篇)以上论文的学者名单,共计9人,其中山西大学郭贵春发表论文最多,达到了13篇。在其余8位学者中,有两位是山西大学的。这表明在郭贵春为学术带头人的引领下,山西大学研究团队的其余人员也在“科学隐喻”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此外,据统计,发表了1篇论文的学者还有55人。这就表明我国开展“科学隐喻”研究的学者还不多,大多数学者的发文数量较少,未出现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四)发表论文被引情况

我们对“科学隐喻”论文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并制作了表9。表9列出的是,被引频次在12次(含12次)以上的论文名单,共计9篇。此外,据统计,被引频次为8、7、6、4、3、2、1次的论文分别有1、2、1、4、10、11、11篇。被引频次为0次的论文有18篇。其中,李醒民所著“隐喻:科学概念变革的助产士”一文被引频次最高,[10]达到了52次,郭贵春所著“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一文次之,达到了44次。[11]郭贵春“科学隐喻”类论文总的被引频次为169次,占全国所有论文总的被引频次340次的比例为49.7%。署名单位为山西大学的论文总的被引频次为184次,占所有论文总的被引频次的比例为54.1%。其余35个单位所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总数为156次,占所有论文总的被引频次的比例为45.9%。从上面的情况看,郭贵春以及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山西大学研究团队所发表的“科学隐喻”论文在全国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其他单位的学者的个别论文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大多数论文的被引频次还较低,其影响力还不够。

六结论

根据上面的文献调查、统计、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国内在“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方面的总体研究状况是:从对论文作者单位的统计来看,对于大多数单位来说,从事这三个主题的研究主要是个别学者的研究行为,发表论文数量有限,而山西大学已经形成了团队研究的态势,是我国在这三个主题研究上的重镇;从论文年度变化趋势来看,开展这三个主题研究的时间较晚,在1995年之后,其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近些年似有停滞迹象,尤其是在后两个主题研究上还较为薄弱,全国论文的增长趋势与山西大学的论文增长趋势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从对学者发文数的统计来看,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发文数都较少,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而山西大学在郭贵春为学术带头人的引领下,研究团队成员在这三个主题的研究上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对论文引用情况的统计来看,大多数论文的引用率还不高,而山西大学的郭贵春教授以及其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的论文引用频次较高,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发表了“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访郭贵春教授与成素梅教授”一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从语境论的视角研讨科学哲学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山西大学科学哲学研究群体的重要特色。[12]从上面的调查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可以说,在中国,以郭贵春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山西大学“语境论”研究学派已经形成。

摘要：基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文章对“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相关论文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给出了中国关于这三个主题的研究概况:这三个主题研究的时间较晚,而后有了一定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单位来说,主要是个别学者从事这三个主题的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有限,而山西大学已经形成了团队研究的态势,是我国在这三个主题研究上的重镇,在郭贵春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引领下,研究团队成员在上述这三个主题上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关键词：语境,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

参考文献

[1]郭贵春,殷杰.在“转向”中运动——20世纪科学哲学的演变及其走向[J].哲学动态,2000(8):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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