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启示

投资启示（共12篇）

投资启示 篇1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风险投资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阿里巴巴在香港的上市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的例子, 但在看到我国风险投资取得的成绩的同时, 也要清楚我国风险投资与美国的差距, 通过研究美国的风险投资经验, 获得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战略措施。

一、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缺少优质种子项目源。

项目源的内容受到风险投资时间的影响因素比较大, 风险投资的前期一般选择处于萌芽阶段的企业, 而后随着投资发展, 项目源的风险系数也就随着投资发展阶段的发展而降低, 如果项目源在进入成长期和发展期后, 他们的风险因素就会降低, 风险投资的风险系数也就会降低, 但是项目源对风险投资的需求也就变弱。因此, 纵观项目源发展阶段分析, 风险投资应该关注优质种子源项目。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观念的影响风险投资不愿意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种子项目源, 因为种子期项目的风险系数要高于任何一项投资, 风险投资结构不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同时, 种子期项目企业也不愿意承担风险投资的高收益, 再加上政府部门对种子期项目的关注程度不高, 政府没有履行其义务。

(二) 政府部门干预程度比较高。

目前, 政府部门一直承担者计划经济的职能, 其没有根据市场经济的变化及时转变自身的管理观念, 政府部门在我国的风险投资中占有主要的地位, 我国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也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的专项资金中, 而一些个人、企业在风险投资比例中的比例非常的少, 结果导致社会其他一些社会组织失去对风险投资的积极性。同时, 政府的过多干预也会导致风险投资行为的价值扭曲, 比如一些正规的风险机构根据市场规律经过社会研究调查选中的投资项目, 可能因为政府部门的干预导致投资行为发生变化, 相反一些没有发展前景、收益率不高的项目可能因为由政府部门的保护使其得到风险投资, 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风险投资机构不能获得收益, 甚至会导致风险机构的投资风险无限增大。

(三) 缺乏风险投资人才。

风险投资行为的成果需要风险投资机构分析投资项目, 考量其是否会为投资行为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而所有的市场考察以及风险投资决策都需要具有风险投资管理经验的人才来决定与执行。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起步比较晚, 关于风险投资经验的专门人员数量比较少, 由于是具有管理经验的风险投资人才更是缺乏, 虽然有些风险投资人具有很高的学历, 并且他们也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 但是他们的实践经验却不高, 他们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还不高;有的人才他们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多年的实践经验, 但是他们往往缺乏创新性的投资意识, 他们没有一种超前的投资意识, 结果导致企业的投资行为常常会因为投资决策、投资手段等原因导致风险投资的失败。

(四) 风险投资缺乏法律法规保障。

虽然我国已经进入法治国家, 我国的风险投资也已经进行了多年, 并且又具有了丰富的管理约束制度, 但是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到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出台, 虽然一些法律也提出了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行为, 但是其在具体的操作流程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应, 同时我国的税收法律关于风险投资的规定也不全面, 比如国家为了鼓励风险投资行为在税收方面给予了许多的税收照顾, 但是具体到税收环节却没有明确的说明。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保障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个体、企业对风险投资的资金注入, 使得风险投资的风险系数变大, 导致投资者对投资行为的安全性没有足够的信心。

(五)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存在缺陷, 投资很难变现。

虽然风险投资退出渠道有首次公开发行 (IPO) 、公司或创业家本人回购、第三方收购、清算, 但是首次公开发行却被国际上认为是最理想的风险投资退出渠道, 也是风险投资机构所要达到的目标, 而我国的风险退出渠道却主要集中在并购和股权回购, 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缺陷, 造成原因主要是:一是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 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还存在功能缺陷;二是我国的首次公开发行的条件设置比较高, 一些企业很难达到条件要求, 同时我国的股票市场制度还不健全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六) 传统观念与风险投资发展存在冲突。

由于我国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企业一般不愿意使用风险投资, 认为风险投资的高回报影响了企业的整体经济利益, 而风险投资追求的是高经济回报,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风险投资机构是不可能对其进行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决定风险投资时需要了解企业的管理模式、财务状况等, 而企业由于受到家族式管理思想的影响, 他们不愿意向风险投资机构公开企业的财务等信息, 结果会导致企业的传统观念与风险投资行为发生冲突。

二、美国风险投资可供借鉴的经验

美国为最早发展风险投资的国家, 其在运用风险投资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并且风险投资为美国创造了很多的著名企业, 因此为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 我们应该积极地借鉴美国的风险投资经验, 将美国的丰富经验联系我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深入分析与参考。

(一) 政府鼓励扶持但不过多干涉。

美国在风险投资创立初期阶段就认识到了政府扶持政策的重要性, 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风险投资的政策, 同时美国政府也通过政府鼓励的形式引导社会各个主体参与到风险投资。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积极地为风险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美国却没有直接参与风险投资管理而是通过政府的整体把握, 通过市场的调节因素激发投资者的投资兴趣, 比如政府可以利用风险投资高收益的特征诱惑投资者或者美国政府通过制度约束企业改善内部管理制度、将风险投资的风险系数在管理层面上降到最低, 同时也在外部积极地为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美国是一个具有完善法制的国家, 设有具有世界上最为健全的法律。美国的《小企业投资法》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法制基础, 它对规范风险投资行为指明了法律保障。美国也非常重视关于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立法保护, 美国强调利用法律保护与监督风险投资, 将风险投资放置于法律的监管之下。

(三) 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美国政府在税务方面的制度非常的健全, 尤其是关于对企业税收的政策其给予了相当多的优惠, 比如美国为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发展, 其给予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人相当大的优惠政策, 其不仅可以获得政府低息的贷款, 还能在税收方面给予必要的减免。同时, 美国政策在不断地根据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现状不断地调整税收政策, 以此鼓励中小风险投资企业, 属于中小风险投资企业的其风险投资金额的60%不用交税, 而剩下的则可以减半。

(四) NASDAQ市场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了强大支持。

可以说美国的科技发展离不开NASDAQ市场, 美国许多大型企业的发展都是在NASDAQ市场发展而来的, 比如苹果公司、微软企业等科技型企业都是依靠NASDAQ市场环境逐步发展的。目前, NASDAQ市场被世界看作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基地, 通过NASDAQ市场的培育可以提高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步伐, 因此NASDAQ市场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证券交易市场, NASDAQ市场为美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五) 文化教育方面。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这样的民族特性决定了美国在传统文化上具有冒险精神, 美国文化强调冒险, 美国敢于追求刺激, 勇于开拓进取, 除了具有以上的传统文化外, 美国还鼓励创新、冒险, 允许人们失败, 正是因为允许人们失败才会形成以硅谷为代表的创新文化产业, 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三、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策略阐述

(一) 转变政府投资角色, 拓宽风险资本来源渠道。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 所以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风险投资中政府部门应该及时转变观念由现在的投资主体转变为引导作用, 因为从风险投资发展的长远目标看政府部门应该发挥其引导作用, 而不能一味地追求领导风险投资, 因为我国是市场经济, 风险投资属于市场行为, 因此应该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 政府部门对风险投资进行必要的资金注入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政府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 而是应该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风险投资, 通过政府行为激发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到风险投资中, 政府部门要通过政策制度拓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 鼓励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总之, 政府部门要改变传统的观念, 要站在宏观角度解决风险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 实现风险投资的市场化运作。

(二) 完善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

风险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因此为维护风险投资者的权利, 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 需要国家政府部门加大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制定, 完善风险投资法律环境氛围, 使风险投资有明确的法律保护, 风险投资环节操作可以根据具体的法律进行, 以此降低法律风险, 使得风险投资行为得到法律的准确保护;同时, 政府部门也要完善税法中关于风险投资的具体规定, 严格规范税收原则, 积极构建配套的风险投资税收设施, 保证税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优惠政策落实到实处, 并且将国家的税收照顾给予制度化规定。

(三) 培育风险投资人才。

管理人才对风险投资企业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风险投资人员在投资机构的组织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因此, 培育优秀的风险投资人才是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重要条件。

1、加大高校培养风险投资专业人才的力度。

高校相应的专业教育要及时联系世界风险投资的最新理论动态, 培养具有丰富理论知识的学生, 让学生通过一定的锻炼提高他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同时高校也要开展社会实践课, 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

2、建立人才互动机制, 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

社会要通过激励政策加大对风险投资人才的吸引, 鼓励具有丰富管理经验或者高学历的人才投入到风险投资工作中, 社会要为风险投资人才提供发展平台, 对于他们的工作成果要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支持, 鼓励他们创新。

3、加大引进国外风险投资人才力度。

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国外的风险投资人才到我国参加工作, 以及通过他们的工作经验提高我国风险投资工作质量, 丰富我国的风险投资经验, 同时鼓励我国风险投资机构与国外机构合作, 通过合作提高我国的风险投资经验, 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提供人才培训教育。

4、积极发挥外资在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中的作用。

外国风险投资基金企业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以及丰富的管理经验, 因此我国政府部门要制度相应的鼓励政策吸引国外风险投资机构来华进行风险投资业务。可以积极鼓励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开展与国外风险企业的合作机制, 通过合作提高我国的风险投资经验以及提高我国风险投资企业利用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机会打开外国市场的机会, 促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同时要保护外国风险机构的合法权益, 允许国外企业通过合法途径将获得的正常利润转移到国外;政府部门要转变意识, 提高对外资企业的服务意识, 通过优化环境, 提高国外企业对我国的投资力度, 以此发挥外国企业的风险资金优势提高我国企业的发展。

5、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的目的就是让风险投资人获得丰厚的利润, 因此风险投资的完成也要围绕经济利益而开展。经济利润的实现是以风险投资推出机制为终结的, 只有风险投资资金在风险投资中推出后, 才可以保障其经济利润的实现, 因此风险资金推出环节是风险投资体系最为重要的步骤。因此, 建立有效地退出机制是完善风险投资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创业板市场是目前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广泛选择的推出渠道, 因为创业板对企业的要求相对比较低, 它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资本的有效平台, 因此风险投资可以借助此平台可以其盈利目的后通过股权交易实现风险投资的资本回收, 创业板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并且其随着风险投资机制的不断完善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1]刘文国.风险投资机制与风险投资保险基金研究.企业经济, 2009.3.

[2]陈洋帆.国际风险投资与其对中国风险投资的启发.财经界 (学术版) , 2013.12.

[3]陈丽娟.论国外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我国发展风险投资业的启示.东西南北·教育观察, 2010.5.

[4]金永红.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实证考察.金融教学与研究, 2013.3.

投资启示 篇2

一、中外机构投资者的含义比较

 

1.从投资者资金量大小来进行定义，将机构投资者定义为：资金量大到其交易行为足以影响一段时期某只股票价格的投资者，其中包括个人大户。（注：赵涛、赵祖玄：《信息不对称与机构操纵》，《经济研究》2002年第7期。）

2.从投资者身份或组织结构出发，将机构投资者限定为与个人相对应的一类投资者即法人，（注：庄序莹：《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论与实践》，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具体体现是开设股票账户的法人，包括三种类型：(1)按照《证券法》和相关法规，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从事股票交易权利的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按照《证券法》和相关法规，可以参加股票交易、但操作受到限制的“三类企业”，即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和上市公司；(3)在能否参与股票交易及参与股票交易的方式上缺乏明确法律规定或权利义务不具体的法人，如“三资”企业、私营企业、未上市的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社团法人，等等。

3.在2002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定义为：符合有关条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并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额度批准的中国境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

对比上述关于中外机构投资者的各种含义，中外机构投资者的差别最明显地体现在业务活动的专门性上，即国外强调机构投资者的主营业务应主要集中在证券投资活动方面，而我国几乎未能对此加以关注。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外的机构投资者隐含有在金融领域尤其是证券投资领域有丰厚的理性判断能力和操作技巧等先决条件，而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是比较模糊的。

二、中外机构投资者运作实践的比较

从运作实践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中外机构投资者的差别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1.机构投资者的起源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最典型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其始祖是1868年诞生于英国的“海外和殖民地政府信托”。18世纪末英国由于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而出现资金过剩，使得许多人将资金投资于海外以谋取更高的资金报酬，但国际投资知识的缺乏以及投资国证券市场风险的不时爆发，致使这些投资者中有相当一部分遭受到比较大的损失，这样就产生了由政府出面组建基金的市场需求，在此背景下推出的基金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也就顺理成章。紧随其后发行的几家基金，如1873年苏格兰人创立的“苏格兰美洲信托”、1926年美国波士顿马萨诸塞金融服务公司设立的“马萨诸塞州投资信托公司”等，都是基于市场需要的原因而发展起来的。由此不难看出，机构投资者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市场投资者的需要，是一种市场的自发行为。

反观我国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产生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政府出于自己的某种需要而推动的，是一种明显的政府行为。这些需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证券市场迅速扩容相适应，期望机构投资者扩容带来市场资金的迅速增加。如深圳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1年、1993年作出允许机构投资者入市的决定，1999年准许三类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等，都是基于上述原因。另外，认为行情低迷、需要市场资金进入也一直是管理层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原始动力。早在1994年7月，针对市场情况，管理层作出的三大政策中最核心的就是：“发展共同投资基金，培育机构投资者，试办中外合作的基金管理公司，逐步吸引外国基金投入国内A股市场”。在当时市场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管理层出台这类措施，很明显地表明了其希望借此刺激市场的意图。另一方面，希望机构投资者能够达到稳定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且这种意图在有关的法规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如1997年11月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证券投资基金“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其宗旨之一。为达到稳定和规范市场发展的目的，管理层对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比较优厚的政策待遇，其最主要表现在新股申购方面，如在2000年5月18日前新股发行时可以单独向基金配售，其后基金可以作为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投资者申请预约配售等。

2.机构投资者的.运作环境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国外机构投资者的产生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产物，而且其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两者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而在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基本上是由政策推动，缺乏适应的生存空间，以致于“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成了揠苗助长的产物。

首先，国外机构投资者不仅有规模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供其运作，而且在投资组合理论扩展到国际范围的背景下，可以不断将其他国家市场特别是一些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纳入其投资组合，从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单个国家证券市场的风险。如在英国资产管理业中，对国外投资占其总比例的20%。反观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其能够投资的范围基本局限于国内，我国资本市场情形发展的势头即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而债券市场发展相对缓慢使其运作空间十分有限，而且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呈现出的“数量多、流通盘小”的特征进一步制约了其投资运作。

其次，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比较普遍地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以获得更广泛的投资机会，并提高风险管理的效能。如欧盟国家61%的养老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外部基金管理者使用衍生工具，其中75%使用衍生工具是为了有目的的资产配置，50%是为了规避现金风险。（注：李季、王宇编著：《机构投资者：新金融景观》，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而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系统性风险占据了总风险的大部分，甚至达到80%左右，分散化投资对于风险规避的作用十分有限，而能够规避系统性风险的股票指数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不能按照市场的要求推出，致使机构投资者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

最后，国外机构投资者运作空间的日益扩展，为投资者提供了不断创新的投资对象。仅以投资基金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

来，英国基金业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品种，主要包括：(1)个人股票计划(PEP)和个人储蓄账户(ISA)。PEP和ISA都是可以享受一定免税优惠的个人储蓄和投资计划；(2)伞型基金与分割资本投资信托(SPLITS)。伞型基金主要通过运用“雨伞”架构来满足投资者不同的投资需求，其下可设立多个子基金，每个都有特定的投资目标和特征，投资者可以方便且低成本地在各子基金之间转换。而分割资本投资信托则是投资信托中的一个种类，通过发行对资本增长和收益具有不同权利的股份来满足投资者不同的投资需求偏好；(3)风险投资信托VCT，主要包括创业板VCT、高科技VCT和一般VCT三种类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一种创新的基金品种，即“交易所交易基金或一揽子股票转托凭证(XXDR)”在近期获得了迅速发展。ETF的投资者既可以在交易所像封闭式基金一样转让ETF，也可以要求赎回ETF获得其所代表的股票，因而ETF兼具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的优点，成为颇具生命力的被动投资品种。同样，曾经是专门针对富人的对冲基金，也被纳入普通投资者的组合。（注：陈少波，《香港证监会批准发行三只零售对冲基金》，人民网2002年11月8日。）而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能够供投资者购买的基金品种十分有限，不仅缺少在国外市场非常完善的三大基金即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中的货币市场基金，同时债券基金也极其稀少，而且即使是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股票基金也有很大缺陷，集中表现在这些基金公司操作模式雷同，没有形成各自的独立风格，无法得到普通投资者的认同。

三、对我国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几点思考

中国加快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展开：

1.推出适应市场并且已经成熟的基金品种。我国目前已经允许国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现在需要相应地推出合格的国内机构投资者进入国际市场的相应制度，即QDⅡ。QDⅡ的原理大体与QFⅡ相同，是在资本项目下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容许本地投资者往海外投资的投资者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任何向海外资本市场投资的人士，均须通过这类认可机构进行，以便于国家的监管。在我国居民调整个人金融资产结构和对外投资的欲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既符合货币管制原则，又能疏通国内居民投资海外资本市场渠道的机制，显然QDⅡ机制的推出顺应了这种市场需求。其次，在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不在二级市场减持的背景下，场外市场将成为国有股减持的主要战场，在国有股最终可能上市流通的预期下，投资国有股必然可以成为一个获利非常丰厚的选择。实际上，现在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在近期成立的一些投资公司大肆吸纳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其最终的预期在相当大程度上就包括转让国有股甚至是直接上市流通以获取超额利润。基于此，可以顺应客观形势需要，推出针对市场公开募集的国有股、国有法人股减持基金，吸纳对此有着强烈预期的资金。最后，风险投资基金和期货基金也可以适时推出，以适应一些追求比较高的风险收益的投资者的需要。

2.进一步扩大市场。首先是扩大目前的股票市场的规模。在今后一段时间，要特别将大型蓝筹股的发行放在重要地位，以全面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使得机构投资者有比较充足的投资对象。其次，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包括可转换债券市场，为机构投资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市场。最后，要加快建立完整的证券市场体系，特别是要加快创业板市场推出的步伐。虽然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全球创业板市场发展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是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为小国创业板市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充分的借鉴作用。

3.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全面引入做空机制。在目前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只存在被动性做空，做多与做空难以形成良性发展，致使市场风险越来越大。而且，现存利益格局有进一步加强这种不平衡的趋向，主要是因为：(1)券商及其他中介机构基于收取更高佣金的想法会诱使投资者做多；(2)上市公司为了维护市场形象、通过配股及增发新股筹集更多资金也有引导投资者做多的意愿；(3)管理层希望股票市场上涨以表现国民经济良好发展的动向，以及股市上涨会带来更多的印花税等原因，也有维持市场向上的政策意向；(4)几乎所有的投资者也只有在“牛市”的大背景下才能获得比较丰厚的利润，因而内心也希望市场呈现持续的“牛市”，而一旦市场出现不同的声音时往往会表现过激的反应，以至于提醒市场风险的言论经常受到恶意的攻击。（注：笔者认为，2001年下半年以来，“海归派”受到市场各界的强烈批评，可能是这个问题最明显的表现。）改变这种状况，降低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给予机构投资者良好的发展空间，必须全面引入做空机制。在目前做空机制的引入已经具备基本条件的市场环境下，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些错误的观念还主导着市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做空机制的引入可能导致市场进一步下跌，从而导致市场风险的进一步增加。实际上，因为这种想法的存在而反对引入做空机制，本质上就是认为，目前的市场本身就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市场价值仍然处于被高估状态，因为做空机制的有效实施只能在价值高估的背景下进行。

以色列政府引导创业投资启示 篇3

吸引海外资金

各国政府以股权投入参与风险投资基金，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撬动国内民间资本，但成效远没有以色列那么显著。

政府发起或设立股权投资引导基金，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引导对象，简言之就是引导谁。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以色列与其他国家就有着显著区别。以色列政府在股权投资引导中，不仅成功引导了民间私人资本，还引导了海外投资基金。这是以色列与其他国家相比最显著的特点，也是风险投资事业能够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以色列政府在政策引导和合作激励等方面均作了大量努力。2000年时，以色列风险投资基金达到70亿美元。仅1998～2003年5年时间，以色列就从国外引入82亿美元风险资本。

由此可见，以色列政府在创业投资中的引导对象不仅包括国内民间资本，而且特别关注撬动海外投资基金，这是以色列模式最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的一个方面。

多种资本相互融合

要使政府在股权投资中的引导作用真正发挥出来，必须首先考虑引导模式，解决如何引导的问题，这涉及到基金结构的组成模式。

各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模式不尽相同，有的是政府占基金的很大比例，民间资本初期占比较小；有的甚至是政府以全资方式组建。比利时GIMV基金开始由政府百分之百控股，后来私人部分逐渐增加到20%左右。苏格兰政府创建的股权合伙基金中，民间与官方各占一半。加拿大引导基金也主要是政府与民间的混合，政府投资的基金占整个风险投资基金9%。这些国家的模式大致是政府以一定比例配比民间资本，开始的时候政府所占份额较大，后来逐渐减少甚至完全退出。

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以色列政府风险投资基金的模式是政府+民间资本+海外资本，是以政府为基础加上民间与海外资本的“1+2”模式，是三者相融合的股权投资基金。政府参与设立的10个YOZMA子基金，每个大约2000万美元，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入国外资本，并对符合投资要求的基金再注入40%股份，实现多种资本的相互融合。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资本实力，而且有利于资源的优势互补。

引导投资种子期

以色列的“1+2” 融合型投资基金在政府引导下具有鲜明特色。投资基金的日常经营运作并不由政府掌控，富有投资管理经验的机构拥有经营运作权。另外，政府许诺一定时期后会退出，由社会资本以成本价或加一个较小的收益率回购政府股份。

投资调查问卷的研究与启示 篇4

一、投资调查问卷的内容

本文调查问卷的主要关注点是“投资”, 是企业根据其项目主旨以“提问”的形式向地方开发区管理者发出的调查咨询函件, 其内容涉及到地区政策、经济环境、市场环境、资源环境、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文化因素等多方面, 而各个方面又可细分为多项, 具体可详见表1。

二、投资调查问卷的分类与解析

为了解析不同企业对投资的关注点, 本文对投资调查问卷的类型进行了归纳, 主要按照投资者所属地进行了分类。每种类型的企业数量分别为17个、11个、19个和6个;本次所调研的开发区属于国家级开发区, 投资者涵盖了欧美、日韩、台湾、大陆等世界各地的企业。鉴于样本数量的问题, 本次采用的调查问卷分类对象为欧美企业 (17个) 、日韩企业 (11个) 、国内大型企业 (19个) 和国内中小企业 (6个) , 而台资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不在文章的关注范畴内。每个企业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经营特点、管理类型、生产方式、人力资源、文化内涵来设计投资调查问卷, 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问卷既有共同性亦有差异性, 详见表2。

本文从53份投资调查表中提炼出相对主要的内容进行了分析, 给出了每项主要内容占所有全部问卷数量的百分比 (见图1) , 以使得招商管理者了解到投资企业的主要需求, 从而能够做到主抓重点, 有的放矢。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 区域政策和经济环境、投资程序和行政收费、基础设施和能源配套、相关产业和土地状态等是所有投资企业都关心的最基本的共同性内容, 而对于其他差异方面内容各有侧重。

在中国的欧美公司大多是注重企业的战略规划, 都会以科学和定量化的态度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策划进行全面和严密的分析。因此, 欧美企业的投资调查问卷不仅仅局限于共同性的基本信息, 而且也注重同类企业信息、代办或代建机构、人力资源、水电气等配套、废弃物处理等相关信息。开发区管理者应在了解本区同类企业情况的基础上, 正确引导企业的投资以避免企业的同质化恶性竞争。针对欧美企业对我国国情和建设程序不甚了解的不足, 也应掌握一批资质优、信誉好的代办或代建机构资料, 以备及时提供给企业进行咨询。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日本企业主要的海外投资地, 日本中小企业占到华投资总数的60%以上[3], 因此对该类型企业调查问卷的关注应该格外重视。日企的调查问卷涉及范围广泛、内容详尽。除包含欧美企业问卷的内容外, 中日的文化历史差异和自我保护意识使得日企还非常注重区域及周边的其他日本企业情况, 以及本国社区和国际教育配套情况。此外, 日本人认真细致的特点在调查问卷中的反映是, 会要求提供开发区管理者的信息和节假日工作政策。因此开发区管理者应针对日本中小企业的特点, 将调查问卷的答复做到细致入微, 面面俱到。另外, 对于有着多年丰富生产和投资经验的日韩大型跨国企业 (如日本丰田、韩国三星) , 当前时期最为注重的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优惠政策, 而不像日本中小企业的细微关注点。

国内大型企业基本为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 它们对我国基本国情和相关产业信息的掌握都十分清晰, 一般都有本企业的建设标准和开发程序, 因而相对于欧美和日韩企业的调查问卷会简明许多。该类型的投资调查问卷内容除了基本的共同性内容外, 还主要会了解经营与投资许可、公用设施成本、废弃物的处理、厂房租赁情况。这是因为大型企业不仅要考虑本企业的规划和发展, 而且也担负着社会责任并且更为看重社会的良好口碑。

不同于其他类型企业, 国内中小企业基本为私营或民营企业, 该类型企业有着投建周期短、资金周转率高、产品类型单一等特点, 而对于建设条件的全面性、投资程序细节及废弃物的处理等内容并不十分关心。因此, 对于国内中小企业, 开发区管理者应该着重提醒相关政策和环保要求, 避免其走弯路或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三、投资调查问卷的答复工作

作为招商部门的基本工作内容, 本文认为调查问卷的答复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需要加强。第一, 答复应及时详尽。投资调查问卷作为企业进行投资的前置性内容, 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开发区的基础性政策、经济条件、产业配套等内容, 以此来进行风险性评估和判断项目建设的可行性。为了能让企业决策者有良好印象并及时、准确了解各方面内容, 招商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该项工作, 在最短的时间内详尽答复, 从而提高招商引资的成功率。第二, 建立问卷答复模版。为了能提高答复效率, 招商部门可以将调查问卷的答复做成不同类型的模版, 并与时俱进、及时更新。第三, 针对不同类型企业作出不同答复模版。对于欧美、日韩企业, 特别是中小日企, 答复模版应该做到详尽全面;对于国内企业, 在答复共同性内容的基础上, 应该尽量提醒容易忽略的内容, 尤其是近年国家严查的环保方面内容。

四、做好招商工作的对策建议

通过前文对投资调查问卷的分类和分析, 可以了解到投资企业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能为开发区管理者厘清如何改善和提高开发区投资环境的思路, 从而为开发区的长久、稳定发展奠定基础。本文给出了一些相关建议, 以期对招商工作者有些许有益启发。一是合理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仍是吸引投资的必备条件。投资方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成本的降低或者收益的增加, 因此招商主管部门还是需要在税收优惠政策、土地优惠政策或者产业资助政策等方面下功夫。二是较高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和质量水平已经成为吸引投资的重要条件。投资者重点关注投资程序是否简化和便捷、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政府服务的延伸是否到位等, 招商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上述条件来提高本地区的生产效率从而吸引投资。三是大力发展和培育产业集群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迫切需求。产业集群体现在生产要素的数量、专业化程度及区域主导产业的带动效应。投资者关注点在于产品的销售市场、上下游的供应商等, 招商主管部门应在招商政策上倾向于产业链招商、并提供企业信息的公共服务平台从而为企业创造机会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

摘要：投资调查问卷是企业在投资前期获取地方开发区基本情况的必要手段。本文在收集某开发区的53份国内外企业投资调查问卷的基础上, 分类归纳了投资调查问卷的内容, 总结和分析了问卷内容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最后提出了应对调查问卷的注意事项, 并为管理部门给出了开发区管理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调查问卷,招商引资,合理化建议

参考文献

[1]邵怀民.开发区招商引资的新策略分析[J].中国外资, 2013, 297:170~171

[2]贾晔.浅析市场调查问卷分析[J].大众商务, 2010, 10:54~57

浅析隐名投资纠纷的原因及启示 篇5

浅析隐名投资纠纷的原因及启示

郑祺

近年来，以他人名义出资的现象日渐增多，尤其是一些境外投资者往往借用中国内地居民的身份设立公司、开办企业。究其原因主要有这几点：一是为了方便办理相关手续。内地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审批、设立、经营过程中除部分政策优惠外，有诸多限制，如设立条件较多、监管较严格，办理手续较繁琐;还有就是寻求“本地优势”，试图通过这些挂名股东在当地的人脉关系、渠道迅速开拓和占领市场。境外投资者的这种隐名投资方式虽然在短期内看来简易快捷且可能收益颇丰，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实际上已为自己埋下了定时炸弹，留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本所办理的一起上海某餐饮有限公司投资纠纷案中，就较为典型的反映出隐名投资的巨大缺陷。不仅投资者的利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更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对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重大破坏。参与协调办理该案，并最终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了各方当事人利益的本所主任孙仁荣律师提醒所有的境外投资者：在到中国境内投资前，必须全面仔细考察投资地的投资环境和法律环境，严格遵照中国的投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在发生纠纷时运用法律I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切忌为了躲避繁杂的手续或为赚取一些短期利益而规避法律的监管，最终丧失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

一、案情介绍：

7月28日，中国籍吉林人尹某与美籍韩国人柳某经协商同意，在上海成立一家集桑拿、洗浴、餐饮、美容美发为一体的公司。由于缺乏对中国投资法律法规的了解，柳某全权委托尹某办理该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宜。为了扩大投资规模、分散投资风险，柳某又先后找来韩国籍人朴某和与柳某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中国籍温州人孙某参与投资，后孙某又找来台湾人李某加入。同时，尹某也找到中国籍安徽人张某加入。至此，一家错综复杂的合资公司粉墨登场。其轨迹演变如下：

209月，上海某餐饮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RMB500万元。工商注册登记法定股东为尹某、孙某、陈某(朴某的挂名股东)三人，其中，尹某用美籍韩国人柳某的资金以自己的名义出资3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5%;陈某作为韩国人朴某的挂名股东出资75万元，占注册资本15%;孙某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由尹某出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基本都由其操作。公司成立之时，原发起人约定：先以国内合资注册登记，待时机成熟时再变更其公司性质。

截止到2月1日，实际出资人柳某、朴某、尹某、孙某、张某共投资约1911.38万，其中柳某523.38万，朴某660万，尹某(用柳某的资金)188万，张某200万，孙某420万(其中200万为李某的资金)

在投资过程中，柳某逐渐察觉到：在处理投资款项和餐饮公司装修等一些涉及重大资金问题的事项上，尹某的一些做法十分不妥，甚至存在众多可疑之处。后经多方调查取证后发现，尹某采用所谓的“借鸡生蛋”的手法，即一方面假借公司装修急需资金的名义，不断要求柳某等投资者连续投入巨额资金。另一方面，尹某用赊账的形式拖欠装修的工程款和设备款。正是巧妙的利用这一“时间差”，尹某令近千万的投资款不知去向。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柳某决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在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人士后，柳某发现自己的这种隐名投资行为由于在我国尚无法可依，在公司里没有正式的“名份”，因此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于是，柳某只好通过与其有密切的业务往来孙某，要求孙某代其提起诉讼以公司名义主张权利。

203月8日，在柳某的指使下，孙某以公司股东名义，同时以上海某餐饮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起诉股东尹某，要求尹某停止侵害公司利益，返还公司资金124万元，并赔偿公司利益损失。

年3月11日，法院裁定保全公司成立至今的财务账册。

2005年3月27日，在尹某的安排和操纵下，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免去尹某执行董事，聘任其同乡为执行董事。尹某已准备金蝉脱壳，逃避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形下，柳某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报案。

2005年5月10日，尹某被公安机关经侦处立案调查。至此，公司内部投资纠纷已经转变为刑事案件。

2005年5月12日，尹某外逃境外。

200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内容为尹某、陈某两名股东转让股权事宜及变更公司法定人数。最终形成决议：尹某无偿转让其所有股份，陈某代表朴某原价转让15%股份，受让人黄某占公司80%股份，孙某占20%。

2005年10月26日，十几起诉讼案件在本所律师的指导下，由公司人员自行处理完毕。至此，这起涉及出资人数众多，法律关系复杂，案件金额巨大的投资纠纷案暂时得以平息。

二、律师在本案中的作用

鉴于本所主任孙仁荣律师在涉外投资法律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影响力，在本案投资纠纷发生后，各方当事人都先后不约而同的慕名而来，希望孙仁荣律师能够成为其法律顾问，维护其合法权益。

当时的情况是：公司内部，实际投资人、股东身份错综复杂，各方矛盾激化，关键当事人外逃境外，员工被拖欠工资，大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置公司的利益于不顾，都希望从公司中拿到更多利益。更有极端的投资人以保护公司财产为名，带领10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强行入住公司;公司外部，由于Y当时采取赊账的工程方式，因此导致工程结束后债权人纷纷上门索要工程款。场地出租方也索要拖欠的场地使用费及相关费用，并已经中断对上海某餐饮有限公司水电供应。债权人在索要欠款不成的情况下，纷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当时公司实际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

孙仁荣律师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接受上海某餐饮有限公司的委托，以调解人的身份，介入协调公司内部实际投资人之间的矛盾。同时，委派孙仁荣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韦剑、杨昌文负责处理上海某餐饮有限公司对外诉讼。

孙仁荣律师的处理该案的思路是：首先，统一各投资方的观点，即一切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只有在保证了公司利益的前提下，投资方的权益才有可能得到充分保障。因此，既然Y的问题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就应暂时搁置。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公司早日走出目前的困境，保护公司的现有财产，争取尽快重新投入营业，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同时，各投资方应联合起来，在律师的指导下统一对外应诉，尽早结束目前的被动局面。

在孙仁荣律师的巧妙协调及各投资方的积极配合下，这起涉及投资人数众多、法律关系复杂、投资金额巨大的涉外投资纠纷终得以解决，从而避免了各投资人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三、本案引发的启示与教训

在涉外投资法律实务领域有着丰富经验和影响力的孙仁荣律师，总结类似投资纠纷后发现：境外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些法律认识上的误区及操作上的错误，最终导致无法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此，特结合此案提醒境外投资者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1.境外投资者必须全面了解相关的投资法律法规并严格遵守

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双轨并行阶段，因此境外投资者在投资前除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外，还需重点关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及相应的实施条例、实施细则。设立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或独资企业(简称“三资企业”)是外商投资的主要形式。上述“三资企业法”对企业的设立审批、注册登记、组织形式、注册资本、管理机构、经营管理权以及解散清算等方面作了全面细致的规定，是“三资企业”设立和经营的直接法律依据;“三资企业法”没有规定的，则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Y正是利用了外籍人士L对中国法律的不熟悉，以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手续繁琐复杂为名，取得了L的全权委托。同时，混淆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的概念，以公司设立需要大量注册资金的名义，不断的要求L投资。设想如果L在投资前了解相关法律或咨询资深律师，最后就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

2.投资前应谨慎调查，切忌经“熟人”介绍后就冒然地盲目投资

一些境外投资者由于人生地不熟，对投资地环境知之甚少，因此比较信任来自同一国家的投资者或其在投资地的朋友。这样往往造成经“熟人”介绍后未经充分全面的调查就草率作出投资的决定。一旦发生纠纷，才后悔莫及。本案中，L为降低其投资风险，“善意”的将其同胞P及与其有密切生意关系的S加入到投资行列。而Z是Y为扩大投资而拉来的朋友。这些人由于未经成熟的考虑，冒然听信了“朋友”的一面之词，草率地投入数额较大的资金，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3.合资合伙经营各方应目标一致，以公司利益为重

合资、合伙企业一般都是为了共同的经营目标，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因此，这类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更多的以共同利益为重，而不应为了合资、合作各方个人的利益而损害共同利益。如果各方都过多关注个人利益而置共同利益于不顾，合资、合作企业很难存续下去。在本案中，各投资方在投资之初就似乎各有打算，L想借助其他几方达到低风险投资，Y则根本就是借用他人资金达到自己目的，P是为了赚取合资公司购买进口设备的高额差价，S则是为了保持其与L的生意关系。四人各有所图，怎么可能将公司经营好!

4.尽量避免隐名投资，防止权利受到侵害时无法可依

所谓的隐名投资是一方(隐名投资人)实际认购出资，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资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显名投资人)的一种法律现象。无论隐名投资是善意或恶意，都是规避法律的行为。隐名投资人通过登记机关的登记，为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正因为如此，隐名投资所产生的纠纷较一般投资纠纷更为复杂，这类纠纷大体分为二类。第一类属内部纠纷，即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股东资格之争，包括公司分红、股权转让、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之间权利义务享有和分担之争等等;第二类属外部纠纷，即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第三人权益之争，包括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侵权纠纷等。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关于隐名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因此实际出资人的权益很难受法律全面有效的保护。()一旦发生纠纷，一般只能以实际投资人与显名股东的协议，根据合同法及民法中的公平诚信原则进行救济，而实际投资人作为公司实际股东的权利很难加以行使。本案中，L作为投入资金额最大的投资人，自始至终都未能获得对公司的有效控制，以至于在发现异常情况时无权对公司事务进行有效干预，而只能借用他人的名义。这不能不引起充分的重视。由此可见，在隐名投资中，一旦实际投资人失去对挂名股东的有效控制，就意味着失去对其投资的公司的控制，结果很有可能是血本无归。因此，投资者应尽量避免隐名投资。如果一定要采取隐名投资，也必须在律师的指导下与挂名股东订立内容详实的协议，以防在发生纠纷后手中仍握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四、律师提醒

投资启示 篇6

王婷 （1990-），女，汉族，河北，管理学硕士，中央财经大学，会计。

摘 要：我国的税收政策对股权投资方面的调节几乎是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亟待改善。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对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介绍，并对我国股权投资税收制度的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股权投资；税收优惠；国际经验

随着全球范围内股权投资活动的日益频繁，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各国促进股权投资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我国税收对股权投资领域的调节却几乎是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针对股权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在优化股权投资制度环境的同时，也充分发挥股权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助力经济结构转型的功效。

本文将对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介绍，并对我国股权投资税收制度的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股权投资税收优惠的国际经验①

（一）新加坡。自2009年起，新加坡已经连续三年在IESE公布的世界VC/PE目的地榜单上排名前五位，充分彰显了其对于股权投资者的吸引力，而这与新加坡较为完备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密不可分。

1、税率、税基优惠

在税率方面，新加坡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其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一直在下调，2010年起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为17%。作为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VC/PE机构，在初始成立时税率会根据其应纳税所得额的情况享受相应的优惠。

在税基方面，新加坡规定风险投资的投资损失、股权交易损失或因风险投资事业清算导致的损失，都可以从投资者的其它所得中扣除，最高可达100%。新加坡实行的天使投资减免税计划（AITD）规定，对于一个向合格的初创企业投资至少10万新元的自然人，可在持有投资的第二年年末，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其投资额的50%。

2、税收减免、抵免或抵扣

在税收减免方面，根据新加坡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对于发生在2012年2月17日至2015年3月31日之间的合格的并购交易，其律师费用、专家费、会计和税收尽调费用等交易费将获得双倍税收减免，以10万新元/年为上限。

在税收抵免方面，新加坡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单一公司税制度，即公司收入在公司层面征税完毕，股利免税。当一家公司从另一家公司收到股息时，如果发放股息的公司已就发放股息的那部分所得缴纳了所得税，则这笔股息可不再纳税；当个人股东收到股息时，可从其个人应纳的所得税中，将这笔股息在公司缴纳所得税时所负担的相应税款全部抵免。同时，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的管理费及红利收入，最高可享受10年免税。

（二）日本。从总体上看，日本属于税负较高的国家，但是其对股权投资仍给予了一定的税收扶持，尤其是对个人投资者有较为明确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制度。

1、税率、税基优惠

在税率方面，日本政府自2003年开始对股息与证券资本利得实施10%的优惠税率，原计划该政策到2008年到期，后来日本政府将其延期至2013年。另外，日本对中小企业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水平较低，这对投资于中小企业的VC/PE机构来说也可能是较为有力的刺激因素。

在税基方面，日本规定公司之间进行股权投资的，持股比例超过25%时，股息全额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持股低于25%的，可扣除部分为股息的50%。1997年4月制定的“天使投资税制”规定，个人股权转让的损失金额可跨年度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此外，日本还针对企业合并中的亏损结转做出规定，明确了企业在合并中发生的亏损允许向后结转5年，即从5年内实现利润的应纳税额中扣除。

2、税收减免、抵免或抵扣

在税收减免方面，日本天使投资税收计划（ATS）规定，投资人如果在一个中小企业上市之前持有该公司的股票超过三年，并且在该公司上市之后一年内卖掉其所持有的股票的，则其出售该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税可减免50%。同时，日本还有条一般性的规定，即只要在一个企业上市之前持有其股票超过三年，并在其上市之后一年内出售股票，其资本利得税可以减半。

在税收抵免方面，2000年日本“天使投资税制”规定，个人转让股权收益应纳税额的50%可抵免资本利得税； 2008年颁布的财政预算案规定，为促进海外风险基金对日投资，对于外来风险投资所产生的效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此外，日本政府在2010年实施的《税制改革法案》中提出，将于2014年1月1日正式实行“个人储蓄账户”（IAS）计划规定；届时，符合一定条件的个人投资者可开设免税账户，通过此账户投资证券取得的股息或股权转让获得的资本利得均不缴纳所得税。

3、税收递延

日本针对股票期权制定了税收递延优惠政策。2011年《税制改革法案》明确规定，准许投资者将股票期权的纳税环节由行使选择权时推迟到出售股票时。

（三）香港。作为亚洲著名的避税港和金融中心，香港整体税收环境的宽松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如此，为了增强吸引力，香港还是针对股权投资制订了专门的税收优惠制度，而这也使得香港成为了各國PE/VC最为钟爱的落脚地之一。

1、税率、税基优惠

在税率方面，香港没有针对股权投资做出特别规定，但香港公司利得税税率为16.5%，证券交易需缴纳的印花税税率仅为每笔0.2%，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非常低廉。

在税基方面，根据《香港税务条例》第22条（即有关亏损的税项宽免限制），有限合伙制中的单个合伙人可以用其在该合伙中承担的相应亏损额抵扣其他业务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有效减少了采取合伙制形式的VC/PE的合伙人的税基，对其是一项较为有利的政策。

2、税收减免、抵免或抵扣

在税收减免方面，香港在利得税税制中明确规定，“售卖资本资产所得的利润不属于利得税征税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在香港设立的VC/PE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从被投资项目中退出无需缴纳利得税。此外，香港对于股利也予以了税收免征。

二、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各有不同，但大都选择在税率和税收减免、抵免或抵扣方面给予优惠，并辅以适当的税收递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综合考虑国际经验及自身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也可建立相关的税收优惠制度，从而完善股权投资税收制度体系。

由于我国缺乏实施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经验，贸然将制定出的政策直接适用于所有市场主体，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因此，可在小范围内先行试点、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在推行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我国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对税收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使其更加切近市场需求，在稳定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1] 张学勇.私募股权投资税收政策探讨[J].税务研究，2010，（6）：59

[2] 平力群.浅谈日本天使投资税制改革及其影响.经济贸易，2012，（7）：33

[3] 陈丽平.新加坡税收法律保护制度初探.法制与社会，2009，（4）：45

注解：

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篇7

创业投资又称风险投资, 是一种向处在发展阶段、具有高成长潜质的企业投入权益资本, 并为之提供创业管理等增值服务, 以期通过该企业发展和资本增值获取高额收益的资本运营方式。其特征是:投资对象一般是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创业企业;采用权益资本而非借贷资本, 在投资者与被投资企业间建立起适应创业企业内在需要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机制;投资者不仅为创业企业提供资本金, 而且提供技术咨询、管理经验、市场营销甚至员工培训等经营服务, 主动参与管理;对退出机制要求较高。

创业投资是一种支持创业活动的金融投资制度创新, 对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出现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融资方式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 为最需要资金但又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创业投资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 极大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尤以提供高新技术产品、创新服务模式的中小企业最为突出。

二、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创业投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1998年以前。1985年3月, 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拉开了我国创业投资的序幕, 资金来源为政府出资。1985年9月, 中国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中创公司) 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标志着我国创业投资业的起步。

第二个阶段, 从1998年到2004年, 在当时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和随后国家七部委制定出台的政策推动下, 及受到互联网泡沫和创业板即将推出的影响, 涌现出了数百家创业 (风险) 投资公司, 资金来源包括各级地方财政、民间资金和外资, 金融机构除了少数证券公司以外基本未进入。大批国际创业投资基金和公司涌入中国, 为刚起步的中国创业投资业注入了新的资金, 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新的风险管理技术和规范化的风险运行机制, 从而促进了我国创投业的发展。

第三个阶段, 约从2005年开始进入。《公司法》、《证券法》和《合伙法》的修订颁布, 基本解决了创投设立和投资运作的法律障碍。金融业的资本充实和机构投资者的逐渐成熟, 使金融机构的资金开始入主基金型的创投。加上国外PE大举进入的影响和本土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的起步, 创投企业向国际主流的基金管理型转变。十部委《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 标志着创投企业进入了一个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展望我国创投业未来的发展, 可能将出现以下趋势:金融资本将成为创投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合伙制可能成为创投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VC和PE将日益融合发展;创投管理人的品牌将日益突出;政府政策的基本取向将从一般性扶持培育创投企业, 转向主要鼓励合规竞争树立优秀管理人品牌和对重点领域投资的扶持相结合的政策。

三、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启示

世界各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对我国发展创业投资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1. 规范风险投资主体。

一是风险投资公司。我国一些风险投资公司是以政府出资为主, 由此带来资产所有者虚置、错位和预算约束软化等问题, 不利于风险投资发展, 需要加以调整。二是风险投资基金。用私募或公募方式筹集风险投资基金是扩大风险资本的主要手段, 也是发展风险投资主体的方向。与风险投资公司相比, 公募基金的集资规模大, 作为一种金融工具, 与金融机构具有天然的联系, 在设立运作一段时间后可申请上市。

2. 拓宽风险资本来源渠道。

首先, 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是风险投资的最佳资金来源。其次, 商业银行资金也可以多种模式介入风险投资。第三, 积极引导国外资金进入, 不仅可以获得风险投资资本, 而且可以学习经营管理经验。第四, 引导大企业参与风险投资, 同时解决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提供增值服务的问题。第五, 引导民间资本投向风险投资领域等。

3. 正确定位政府在建立创业投资体系中的作用。

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创造环境、培育市场和实施监管, 制定推动创业投资发展的鼓励政策与符合创业投资发展和创业企业成长的政策法规, 并运用政府以及动员社会中介力量对参与创业投资的各类主体实施监管。此外, 在初期政府给予启动资金的支持和引导是十分重要的, 由此而产生一个政府如何正确把握出资人地位的问题, 应注意避免超越出资人权利而进行不恰当的行政干预, 保证创业投资体系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健康发展。

4. 健全退出机制。

由于风险投资的特点, 风险资本投资于风险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从风险企业获取短期红利分配。而是选择最适当的时机进入企业, 并在最适当的时机退出投资。因此创造顺畅的多元的撤出渠道, 才能有效吸引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保障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

5. 培养投资人才。

通过组织专业知识培训, 提高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业务管理水平;大力发展教育, 尽快培养大批金融、证券、投资, 财务、会计、管理、法律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人才;制定优惠政策, 提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机制, 为人才合理流动创造必要条件;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人才成长的环境, 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高层次科技与经济管理人才投身于风险投资事业中来。

参考文献

[1]康中迈.创业投资在中国[J], 北大商业评论, 2007, (4)

[2]郭向军, 刘健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解读[J], 证券市场导报, 2006, (3)

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及启示 篇8

美国社会责任发展历程

社会责任投资早在美国建国之前便开始萌芽,在三个世纪后的今天,社会责任投资已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每八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拥有某种形式的社会责任投资。纵观美国社会责任投资发展的历程,下面我们总结了美国社会责任投资主流化的三个阶段。

(一)由宗教信仰带来的伦理投资(ethical in-vesting,EI)阶段

早在美国建国之前的1758年,在英国贵格会费城年会就宣布禁止成员贩卖奴隶。卫斯理宗的创始人之一约翰.卫斯理,在其教义第50章《金钱的使用》宣扬他的社会投资的基本理念,不要因为自己的商业行为伤害你的邻居,避免投资于制革和化工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对工人的健康有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最初的社会责任投资的轮廓,带有明显的宗教驱动性,拒绝投资于那些“有罪的”的企业,比如军火、酒精和烟草。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理念的影响。18世纪60年代末期,卫斯理宗开始向美洲扩张,随后,卫理公会在美国成立。1908年12月,美国的联邦教会委员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采纳了“教会社会信条”(The 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认为教堂应该以取得社会正义为目标。1929年在波士顿成立的先驱基金(the Pioneer Fund)最早开始系统地依此方式筛选投资标的。

这一阶段,具有宗教信仰的投资者们坚持对道德和金钱的长期、共同的取向,开辟了最初的社会责任投资,故最早的社会责任投资被称为伦理投资,而早期的社会责任投资主要集中于筛选的形式。

(二)伦理投资向社会责任投资(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ing,SR I)过渡阶段

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反对种族主义运动的日益高涨,波伏瓦的《第二性》一书的出版掀起了新女权主义浪潮,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成为20世纪环境生态学的标志性起点。在此期间,伴随公民权利、男女平等、消费者权益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社会、环境和经济问题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些社会和文化剧变都要求在传统的伦理投资中加入更多的内容。

1969年,为了反对陶氏化学公司生产凝固汽油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股东行使了旨在制止该生产的股东提案权,这是历史上第一份有关社会责任的股东倡议。1971,美国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发起了著名的“Campaign GM”,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东年会上提交了一份包含9项建议的报告,建议企业对公众安全、少数股东、环境污染等问题采取全面措施,成为社会责任投资“股东倡议”方法的里程碑。同年,为了抵制越南战争,两个卫理公会的教徒建立了第一支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柏斯全球基金(Pax World Fund),这支基金不投资与越战有关的企业,满足了反战型的投资者需要。也是在这一年,跨宗教企业责任中心(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ICCR)在美国成立了,致力于开展积极对话。时至今日,它仍然在开展股东倡议中发挥重要作用。1972年,Moskowitz首次提出了社会责任投资的概念。一年后,第一个专门致力于社区发展的银行———芝加哥南河岸银行(South Shore Bank,后改名为海滨银行Shore Bank,现在是城市合作银行Urban Partnership Bank的一部分)成立了。70年代末期开始,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撤资运动愈演愈烈,这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1977年GM公司董事里昂·沙利文(Leon Sullivan)提出沙利文原则(Sullivan Principles),要求公司平等对待不同肤色员工。学校、政府和养老基金和采纳沙利文原则的企业纷纷从南非撤资。进入80年代后,环境问题成为了社会责任投资者关注的首要话题。同时,出现了很多的社会责任投资研究机构,包括如1981年成立的美国社会投资论坛SIF(Social Investment Forum)、1985成立的机构股东服务公(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1988成立的KLD公司(Kinder,Lydenberg,Domini&Co.,Inc.)、1989年成立的环境责任经济组织联盟(CERES)。

这一阶段,从内容上,伦理投资开始突破传统的宗教范围,开始涉足社会、环境等多种领域;从形式上,除了筛选,股东倡议(或对话)和社区投资也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另外,第一批现代社会责任共同基金和社会责任投资机构相继成立,这直接促进现代社会责任投资在美国发展成型。

(三)现代社会责任投资蓬勃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责任投资产品的多样化以及投资者数目和类型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使用SRI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用“伦理”去形容投资让人觉得不舒服,伦理投资上带有的宗教或伦理色彩让人不安。1997年,在英国养老基金部长Stephen Timms在对国会的演讲中说:“传统上称之为EI,但笔者更倾向于称之为SRI。当一个名词负担到提及会扼杀而不是鼓励明智的辩论的时候,它需要被改变。”另外,一些人反对使用EI,因为好像暗示着其他投资是没有伦理的。现代社会责任投资的兴起,使各种社会责任指数应运而生。1990年KLD公司推出了多米尼400社会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DSI400),它是美国第一个以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为筛选标准的指数。它是美国社会责任投资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后,一些有代表性的指数陆续发布,包括1999年的道·琼斯可持续全球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Global Index,DJSGI)等。这些指数的发布促进了社会责任投资从单纯的“消极”性筛选发展到“积极”性筛选,进而发展出主动“选择”的投资组合筛选法。

这一阶段,现代社会责任投资得到了飞速发展,社会责任指数的发布更是推动了积极的筛选,诞生了很多基于社会责任投资的金融产品,虽然机构投资者仍是社会责任投资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一些零售基金的发展,个人投资者的力量也不可忽视,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不容忽略的组成部分。

美国社会投资者的投资动机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投资者热衷于社会责任投资呢?Schueth认为,美国社会责任投资者的动机主要有两种:

一部分人认为需要选择一种吻合自己个人价值观的投资方式。这部分人以宗教投资者为代表,被现代媒体称为“感觉良好”投资者,他们不希望自己投资组合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冲突。

另一部分人则强烈的希望投资于社会责任来改善生活品质。事实上,不同的投资方式将给人类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是前人选择的投资方式的结果,而我们现在选择的投资方式,将决定世界未来的模样。多米尼在《社会责任投资》一书中写道,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开始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投资的方式是重要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美国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梦想,南北战争扫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两次世界大战通过战争经济完成了对世界财富的掠夺史,拥有最顶尖的科技和最发达的资本市场。可是,与此同时,森林的覆盖率在骤减。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最新的数据显示在生存状况已知的59508种生物之中,有19265种濒临灭绝,占总数的32.4%。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发现战争带来的危害,他们呼吁和平、呼吁环保、呼吁平等,他们开始抛弃“唯利是图”的观念,他们期盼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他们承诺,将创造一个适宜生存的世界的目标融入我们最为强大机构———商业和金融———日复一日的管理工作中。

正因为如此,不到15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社会责任投资经历了一个从小众到大众的飞速发展的历程,社会责任投资从1995年的6390亿美元,猛增至2010年的3.07万亿美元,是前者的4.8倍。

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主要方式

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三种主要方式分别是筛选(screening)、股东倡议(shareholder advocacy)和社区投资(community investing)。

(一)筛选:投资者投资组合的选择工具

筛选是指投资者基于社会、环境和企业治理准则而进行的投资组合的选择,包含肯定筛选和否定筛选。根据Schepers和Sethi的报告,截止到2003年,基于伦理的否定筛选在美国仍然是主流的方法。否定筛选指的是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首先排除那些对社会造成伤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较差的企业。早期的排除的范围主要是教会传统关注的领域,如酒精、烟草、赌博、武器生产相关的企业;其后排除范围拓展到包括种族隔离时期与南非有经济往来的企业、环境保护、人权保护、色情和动物福利等。然而一些学者质疑,纯粹道德的要求,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往往会导致道德无力。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投资者会觉得自己已经在使用财产时履行了道德责任而忽略了鼓励好产品、好企业、好的社会条件和好的环境作业手法等,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一些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倡导采用肯定筛选方法,即投资者只选择那些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得好的企业作为投资对象,例如那些重视人权、重视环保、重视产品质量和安全的企业。目前,在美国采用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标准的资产和投资工具的种类多样:第一类是由共同基金、交易所买卖基金和封闭式基金组成;第二类是对冲基金、社会风险投资、双重底线和三重底线私募基金、责任不动产基金、特殊组织(如未注册的有限责任企业或股份有限企业)和高净值的投资者等;第三类是由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个人投资者管理的混合投资组合。此外,还有不同的分立账户工具或策略。据统计,到2010年底美国采用ESG理念的基金从1995年的55只增加到2010年的493只,增加了796%。

(二)股东倡议:股东直接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

股东倡议(或股东对话、股东请愿),指的是社会责任投资者可以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直接提出经营管理建议、与企业高管进行对话或通过行使股东权利方式,诸如代理投票和提交股东决议等来影响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决策。在实践中,股东倡议是鼓励美国企业解决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重要工具。社会责任投资者以股东身份提交股东提案并投票,催使企业高管注意到社会责任的相关重要事项,同时赢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某些情况下,股东倡议并不需要赢得投票,重在倡议提交过程中所产生的富有成效的讨论以及与管理层达成的共识。2007和2008年,社会责任投资论坛调查显示,在美国企业的年度大会上,每年约有300个关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股东倡议被提出。其中包括要求企业更好的披露和监督他们的政治捐款以及解决平等就业、气候变迁、全球劳工标准、环境管理报告等问题。大部分的发起者是宗教投资者、共同基金和关注ESG问题的投资经理。跨宗教企业责任中心(ICCR)和对环境负责经济体联盟(CERES)在协调这些倡议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社区投资:扶持社区和关心弱势群体的途径

社区投资瞄准传统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未能照顾到的低收入群体、小型企业以及社区服务机构,提供他们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的贷款、股本、资产和基本的银行产品,以解决儿童保健、经济适用房、卫生保健、小企业发展资金等问题。社区投资机构(Community Investment Institutions,CIIs)给那些有被拒绝经历的人提供优先权,给他们机会去借贷、存款和投资他们自己的社区;他们经常支持重要的服务机构,比如教育辅导和技术支持机构;他们重视建立家庭、非营利机构、小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以及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社区投资,是因为这样既可以获得积极的影响又可以将他们的钱投资于他们所关心的人和社区。目前,美国的社区投资机构主要有社区发展银行、社区发展信用合作社、社区信贷基金和社区发展风险投资基金。

近15年以上三种类型的社会责任投资在美国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ESG投资方式已经成为社会责任的主流投资方式。从表1可以看出,在2010年年初,筛选方式下管理的资产总额为2.512万亿美元,占社会责任资产总额(3.07万亿美元)的比重约为80%;股东倡议方式下管理的资产总额为1.497万亿美元,占社会责任资产总额的比重约为48%;然而,社区投资方式下管理的资产总额仅为0.047万亿,占社会责任资产总额的比重较小,约为1.36%。同时,就各种投资方式下管理的社会责任资产总额的增长比率来说,从1995年至2010年的15年间,筛选投资方式资产增长了1450.6%,股东倡议投资方式资产增长了216.5%,社区投资方式资产增长了942.5%。

美国社会责任投资业绩

尽管Lewis和Mackenzie认为,社会责任投资者会期待一个较低的投资回报率,作为投入他们的信仰的成本。但是Morningstar的数据表明,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平均收益要比其他的基金高。在美国,每l5个l00万以上的筛选基金中,就有l1个(73%)的回报率,连续1年或3年期内在Morningstar排名中名列前茅。他们跟踪的社会责任投资共同基金中,35%的表现达到四星及五星级,而一般共同基金,则只有32.5%有此成绩。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市场表现比传统基金要好。

美国社会责任投资发展的原因

社会责任投资在美国得以蓬勃发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人文精神的引导

第一,宗教信仰。美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总人口中约占91%,如此之多的宗教信仰人数给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营造了非常良好的人文环境。事实上,正是宗教机构提出了伦理投资,而最早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成立要归功于卫理公会和贵格会教徒。

第二,社会运动。20世纪美国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反种族歧视运动也促进了社会责任投资在美国的发展,加速了传统的道德投资向社会责任投资过渡的进程。直到今天,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仍是美国社会责任投资考虑的要素之一。

(二)资本市场的健全

第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美国的企业治理模式为“外部人”模式,要求企业在“阳光下进行有规则的游戏”,有严格的监管制度和强大的舆论监督、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机制。2003年,美国证监会要求共同基金披露他们在持有股票的委托股票政策和程序,同时基金企业也需要向客户披露股东倡议上的投票政策和投票记录,方便基金持有人了解和提出股东倡议。

第二,较低的股东倡议门槛。在美国,股东只需持有企业一年以上并且市值超过两千美元的股票就可以发起股东倡议,由此,股东提出的社会责任投资倡议数量逐年增加,促进了股东倡议的发展。

第三,健全的资本市场反馈机制。美国拥有全球最健全最发达的资本市场,众所周知,17世纪的南海泡沫案后,英国出台法律限制企业上市,使得英国资本市场停滞了一个世纪,而美国则不然,19世纪的美国股市崩盘,美国人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股票市场的法制化建设,颁布了严厉的证券交易法,制定清楚的游戏规则,减少市场的不健康行为,企业的价值相对可以通过股票的价值来反映,从而使金融市场的反应可以影响企业决策,这使得社会责任投资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支持社会责任履行好的企业,而对那些履行的不好的企业进行惩罚。

(三)非盈利组织的发展

第一,美国陆续成立了致力于社会责任投资不同方面的相关组织。比如,ICCR致力于宗教间的积极对话、CERES致力于环保问题、SIF则会定期出台美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些机构或多或少的推动着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

第二,一些著名机构陆续发布社会责任指数,如Domini400社会指数、NYSE Arca清洁技术指数、道琼斯环球可持续发展指数、Calvert社会责任指数、纳斯达克社会指数、NYSE Arca环境服务指数。它们的发布为投资者提供了筛选的标准,加速了美国社会责任的主流化。

第三,美国是社区银行的发源地。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社区银行经营模式较完善且数目众多,这为社区投资在美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投资者本身的需求

第一,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教育水平较高,同时长期的资本市场熏陶,使得美国投资者对投资有理性的判断。

第二,机构投资者拥有的资金占美国资本市场的绝大部分,也构成了SRI的主要部分。

第三,美国公民的人权、平等、环保意识强烈,这符合社会责任投资理念。

美国社会责任投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社会责任投资作为一种通过金融投资活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投资方式,在美国的得到了广泛应用与发展,并成为一项重要的金融投资产业。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潜在巨大市场空间是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发展的前提

从美国近十年的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状况来看,截至2010年年初,美国的社会责任投资表现出了比传统投资更快的增长速度,社会责任投资理念下管理的资产总额约为3.07万亿美元,占美国所有投资资产的12%,相对于1995年的0.639万亿美元,增长了380%,远远高于美国传统投资理念下管理的资产增幅。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良好发展空间,吸收了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其间,使之有成为未来投资主流的趋势。由此可见,潜在巨大市场空间是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我国第一支公募社会责任基金———兴业社会责任基金近三年的市场表现来看,收益率为82.54%,年涨幅6.85%,在255只标准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13位。2009年6月30日,上证社会责任指数启用,截至2011年4月13日,收盘指数为1072.256点,较基点上涨7.25%,高于同期上证指数1.85%涨幅。这表明,中国的证券市场同样孕育着社会责任投资快速发展的机遇。

其次,健全的资本市场是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发展的基石

中国社科院肖红军等人以富士康公司员工连续自杀事件为案例,实证研究发现,富士康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给予富士康公司贷款的中国大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与交易量均未受到富士康公司员工自杀事件的显著影响;相反,同样作为贷款银行并实施赤道原则的渣打银行以及富士康公司的客户企业苹果、戴尔、惠普等IT公司的股票对富士康公司员工自杀事件反应敏感。这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市场对公司社会责任事件的经济惩罚作用较为显著,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市场尚未发挥对公司社会责任事件的经济惩罚作用。另外,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来看,2010年度我国2063家境内上市公司中只有531家披露了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而按GRI报告指引的仅有38份,经审验或第三方认证的报告不到10%。这说明我国还比较缺失引导社会责任投资行为的关键市场信号。健全的资本市场是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发展的基石。为此,首先加强公司信息披露机制,而且经第三方审验,增强公信力为社会责任投资者提供真实、公开、透明的信息。其次,降低股东倡议的门槛,社会责任投资需要股东倡导理念。目前,我国一般持有上市公司3%以上的股份的股东才能在股东大会上提出提案,远远高于美国发起股东倡议的门槛,不利于社会责任投资者对公司和管理层施加影响。此外,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反馈机制,鼓励投资者对社会责任表现不佳的公司用“脚”投票,形成反应灵敏的经济惩戒机制。

再次,丰富的投资形式是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发展的载体

美国的社会责任投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但目前中国的社会责任投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体现在几只成立不久的企业社会责任基金上。因此,一方面要丰富社会责任投资形式,在开放式基金形式上,发展绿色基金、可持续基金、道德基金、公司治理基金等社会责任子基金;同时,集合理财、专户理财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责任投资也应当成为培养的重点,更多满足投资者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股东倡议和社区投资等其它形式,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社会责任多元化投资体系。

最后,社会广泛参与是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发展的动力

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社会广泛参与。中国的社会责任的发展同样需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首先,政府尤其证券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完善法规,督促上市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履行报告,并引导社会责任投资。其次,加快中介机构的发展,发展像美国KLD那样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发布机构,为资本市场释放市场信号;发展社会责任方面的审计公司,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公信力;甚至发展第三方论坛,组织社会责任投资协会,建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投资舆论环境。此外,鼓励基金托管人在投资中披露“在选择、保留和实行投资过程中对社会、环境和伦理因素的考虑程度”,以及向客户披露股东决议上的投票政策和投票记录,方便基金持有人了解和提出股东倡议。

摘要：社会责任投资作为一种通过金融投资活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投资方式,正在世界金融市场得到广泛应用与发展。本文以美国为例,首先概括介绍了社会责任投资在美国发展的历程和原因、投资者的动机、投资的方式、投资的业绩,然后从中总结了对我国的启示,以期为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健康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社会责任投资,经验,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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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IF.Community Investing Overview&Institution/ProductMatrix[EB/OL],http://www.socialinvest.org/re-sources/pubs/documents

投资启示 篇9

早期的小额信贷1机构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FIs) 多奉行福利主义, 以扶贫为主要目标, 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补贴和国际机构的捐款, 财务可持续性较差, 此后, 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的MFIs (奉行制度主义) 开始获得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小额信贷商业化趋势日趋明显, 其重要表现是逐渐摆脱了对补贴和捐款的依赖, 以市场化方式获取商业资金。在这种背景下,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 (Microfinance Investment Vehicle, MIV) 在国际上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

由于发展时间较短, 国际上对MIV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世界银行扶贫协会小组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CGAP) (2009) 认为, MIV是投资于微型金融的各种投资工具的集合体, 重要特征是50%以上的投资额集中在微型金融领域。白澄宇 (2009) 指出, MIV是专门投资于微型金融领域的投资工具, 其功能是向公共和商业投资者、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并投资于MFIs。何广文等 (2011) 认为, 小额信贷批发机构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市场中将资金引导到MFIs中去的一种组织形式, 批发机构本质上就是一种MIV。

二、MIV的发展现状

(一) 规模增长迅速

自2004年以来, MIV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CGAP (2010) 调查显示, 截至2009年底, 全球共有104家MIV, 总资产达65亿美元, 2007年至2010年总资产增长率分别为:86%, 34%, 25%, 15%。Goodman (2003) 发现, 商业基金可持续发展的最小规模通常是2-3千万美元。2007年, 86%的MIV资产规模不到2千万美元, 而到2009年底仅有44%的MIV资产规模在2千万美元以下 (CGAP, 2010) 。

(二) 区域分布差异大

MIV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 但区域差异较大。据CGAP (2010) 调查, 截至2009年, 43%的MIV资产集中在东欧和中亚, 36%的MIV资产集中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占比上升至15%, 非洲及中东地区MIV占比较低, 仅为6%。2009年MIV对微型金融领域投资的总资产高达4.8亿美元, 但各地区在这部分资产中所占比例显著不同。

(三) 投资对象集中

MIV的投资组合以固定收益证券为主, 且投资对象多为以硬通货计价的证券。截至2009年底, MIV在微型金融领域的债权投资中, 以硬通货计价的债权占69%, 以当地货币计价的债权仅仅为31% (CGAP, 2010) 。另外, 在MIV的资产构成中, 流动资产比例较高, 自2008年以来, 该比例由2008年的10%上升为2010年的17%。

(四) 投资方式单一

CGAP (2010) 指出, 2006-2009年间, MIV的投资中债权投资占比最高, 各年均达70%以上。而且, 2006年至2009年股权投资占比逐年上升, 这是商业资本进入MIV的必然结果: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 MIV有动力从债权投资转向股权投资。

(五) 市场集中度高

Micro Rate (2012) 统计显示, 2006-2011年间, 前5大MIVs (资产规模超过30亿美元) 占有的市场份额保持在45%左右, 第6-20名的MIVs (0.93-30亿美元之间) 占有的市场份额则逐年降低, 从2006年41%降低为2011年的31%, 其他MIVs占有的市场份额有所提高, 从2006年12%增加到2011年的24%。上述数据表明, 国际MIVs市场集中度仍然较高。

三、MIV的运行模式及其分布特征

(一) MIV的主要运行模式

按照CGAP (2010) , MIV共有七种运行模式:

1.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 (Registered Fixed Income Mutual Funds, 下文用M1表示) 。这类MIV属于一种中长期金融工具, 主要针对个人投资者, 以债权投资为主, 只有少量的股权投资。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ASN-Novib Fonds。

2.未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 (Unregistered Fixed Income Mutual Funds, M2) 。这类MIV也属于一种中长期金融工具, 主要针对公共和私人机构投资者, 投资对象主要是附带付款保证的债券和优先级债券。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The Dignity Fund。

3.静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 (Structured Finance Vehicles/Static Asset Allocation, M3) 。这类MIV是一种短期金融工具, 主要针对个人投资者提供多种金融工具组合, 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Blue Orchard Loans for Development。

4.动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 (Structured Finance Vehicles/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M4) 。这类MIV的特点与M3基本相同, 但以固定收益证券为主要投资对象。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European Fund for South East Europe。

5.社会关注型基金 (Social Focused Funds, M5) 。这类MIV是一种长期金融工具, 资金主要来源于公益性组织和个人捐款, 投资对象多为规模较小的MFIs, 通常由非营利性组织或者联合性组织管理。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Emergency Liquidity Fund。

6.微型金融机构控股公司 (Holdings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6) 。这类MIV是一种中长期金融工具, 投资对象通常为微型金融银行和其他MFIs, 投资方式是向处于起步阶段的MFIs提供股权融资和技术支持, 发挥孵化作用, 通常是受特定被投资对象邀请而成立。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Global Microfinance Group SA。

7.私募股权基金 (Private Equity Funds, M7) 。这类MIV是一种长期金融工具, 其特点是追求发展型投资回报, 早期可能亏损, 但后期收益率较高, 发起者通常是风险资本家和股份公司, 以股权投资为主。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Antares Equity Participation Fund。

值得关注的是, 不同模式的MIV在资产规模、投资方式、投资对象等方面存在差别 (见表1) 。

(二) 不同模式MIV的分布特征

不同运行模式的MIV在全球的分布差异性较大。从资产比例来看, 注册和未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静态分配型金融工具主要分布在东欧和中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动态分配型金融工具集中于东欧和中亚地区 (77%) , 社会关注型基金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40%) 控股公司50%的资产位于非洲和中东地区 (见表2) 。

四、MIV的发展绩效

(一) MIV发展的制度绩效

1. MIV拓宽了MFIs的融资渠道。

通过资本市场与微型金融行业的连接, MIV不仅大大拓宽了MFIs的融资渠道, 还极大地推动了MFIs资金来源的市场化, 使得私人投资可以有序地投向微型金融领域。CGAP (2009) 调查发现, MIV资金来自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占比高达66.8%, 其中, 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98.2%的资金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

2. MIV成为MFIs发展的重要支柱。

CGAP (2009) 发现, IFIs孵化出的较为成熟的MFIs的持续发展, 均以MIV的资金支持为基础。截至2009年, MIV的投资总额占对MFIs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除了银行和大型对冲基金对MFIs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 大量的私人投资都是通过MIV投入到MFIs的 (CGAP, 2009) 。可以说, MIV的存在支撑了全球MFIs的发展。

(二) MIV发展的财务绩效

MIV在投资于MFIs的同时, 自身也实现了较好的财务绩效。由表3可知, 总体上MIV有较好的财务状况, 但不同运行模式MIV的收益率和费用率差异较大。其中, 注册的固定收入共同基金收益率接近6%, 费用率为2.2%;结构性金融工具 (静态分配) 的收益率和费用率分别为8.3%和1.2%, 私募股权基金的收益率最高, 为10.5%, 但其费用率也很高, 为5.8%;社会关注型基金的收益率不足3%, 费用率则高达4.9%;控股公司类MIV的费用率最高。

(三) MIV发展的社会绩效

MIV虽然不能直接服务于低收入人群, 但它为以服务低收入人群为宗旨的MFIs提供融资服务, 因此间接地服务了低收入人群, 具有积极的社会绩效。由表4可知, 七种模式MIV所服务的MFIs对农村客户和妇女客户服务的覆盖程度均较高, 基本都在50%以上, 但不同模式MIV的社会绩效差异较大。

五、对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启示

首先, 应大力发展中国的MIV。MIV规模的持续增长印证了资本市场对小额信贷的兴趣, 其发展绩效也表明了MIV对小额信贷行业的积极意义。尽管我国小额信贷行业已经有20余年的发展历史, 但仍面临十分严峻的融资难题, 因此, 借鉴国际经验大量发展中国MIV应是题中应有之义。2011年10月, 我国第一支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普惠1号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成功组建, 这可以看作是MIV在我国的一次尝试, 但迄今我国仍没有建立更多的小额信贷批发基金。

其次, 为MIV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MIV在促进MFIs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MIV的发展需要一系列外部条件的支持。从国际经验看, 应为MIV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这包括:立法确立MIV的市场地位, 出台MIV参与资本市场的交易法规, 明确MIV进入、退出等方面的规范以及MIV在支持MFIs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此外, MIV还需要一些服务机构的支持, 例如, 针对MIV的评级、审计的专业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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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GAP.MIV Survey Preliminary Results[EB/OL], www.cgap.org, 2010.

投资启示 篇10

社会责任投资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简称SRI) , 是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而产生的投资行为, 是一种基于环境准则、社会准则以及经济效益的投资模式。

与传统投资相比, 社会责任投资具有以下特点:其一, 投资理念。社会责任投资追求社会公正、环境和谐、经济繁荣, 其投资理念是通过改变投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 提高其生活水平。其二, 投资主体。社会责任投资所涉及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企业、个人、医疗机构、宗教机构和其他一些非盈利组织。个人投资者81%是白领, 中青年居多, 受教育程度较高, 具有社会责任感。其三, 投资对象。社会责任投资综合考虑投资项目的社会贡献、环境贡献和经济贡献, 倾向于将资金投向那些关注社会责任的公司, 其投资对象大多数是知名度高, 社会责任绩效优良的大企业。其四, 投资目的。社会责任投资具有双重目的———投资回报与社会责任, 实现当前收益与长期资本增值, 同时更多地关注社会责任。其五, 投资决策。社会责任投资将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整合到投资决策之中, 将道德摆在重要位置, 进行三重考量:投资获利、社会影响、环境问题, 考虑投资给社会、环境等方面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六, 投资回报。社会责任投资者把资本投向与自身价值观相一致的企业, 也看重财务回报, 但重视程度不及传统投资高, 他们更看重社会和环境的收益, 追求长期效益。从长远看, 社会责任投资回报率高于一般平均回报率, 社会及环境的回报远远超过金钱回报。其七, 本质。社会责任投资突破单一的财务数据分析, 全面考查企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表现和绩效, 并非要求企业牺牲经济利益, 单纯为社会、环境做贡献, 而是要企业处理好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和谐发展的关系。社会责任投资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二、社会责任投资的“三驾马车”

社会责任投资有三种实现方式, 又称“三驾马车”, 包括筛选、股东提倡、社区投资。

1、筛选 (Screening)

筛选, 是指投资者根据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来选择投资对象。这是最早的、也是现在使用最广泛的投资方式。投资者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 在筛选投资对象时采用负面筛选、正面筛选和行业最佳法。

(1) 负面筛选。负面筛选是在进行投资组合时排除那些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违背社会责任要求、没有社会伦理道德的企业, 不对其进行投资, 比如将酒精、烟草、赌博和武器等行业从投资组合中筛选过滤掉, 这属于早期的筛选标准, 后来筛选标准还有污染环境、性别歧视、生产有害产品、剥削劳工、侵犯人权、出版色情物、种族隔离、误导性广告等等。投资者认为要避免投资这些企业, 因为它们伤害人类, 对社会的发展有负面的影响。

(2) 正面筛选。正面筛选是指将那些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好的公司纳入投资组合, 比如选择注重人权和劳资关系、符合社会责任标准、从事环境保护、开发清洁能源的公司等等。正面筛选标准有单一标准也有多重标准, 包括资源循环利用、消除污染、处理废物、关注健康、提供便利的公共交通、生产安全设备、为独居老年人提供警报措施等。

(3) 行业最佳法。行业最佳法指比较同行业各企业的财务、社会和环境指标, 并进行排序, 从每个行业中挑选出在社会、环境和道德议题中表现最好的公司, 将其纳入投资组合。这种方式提高了投资收益, 减少了投资风险, 有利于提高公司全面的社会绩效, 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社会责任。

筛选对经济、环境、社会业绩好的企业可以起到奖励的作用, 而对经济、环境、社会业绩不好的企业则有惩罚的功效, 从而促使企业在考虑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还考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

2、股东提倡 (Shareholder Advocacy)

股东提倡是指股东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 通过与管理者对话、股东提案、代理投票和公布黑名单等方式, 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改善企业社会形象。下面介绍这些方式。

(1) 股东与管理者对话。一般而言, 在正式递交提案之前, 股东通过电话、同管理层见面等形式, 与企业的管理层直接进行对话, 对敏感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交流意见, 说服管理层作出积极反应。这种方式成本低、影响力大, 收效快且持续时间长, 问题容易得到解决。股东与管理层直接对话是一种战术性的影响方式, 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2) 股东提案。股东提案是股东行动中较正式的方式之一。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 股东若符合一定条件, 可以与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针对某一问题进行交涉。股东提交的方案通常有公司治理提案、社会责任提案以及其他提案。在提案中股东可以要求管理层披露其发展规划, 或要求企业改变其政策。如果没有达成协议, 那么方案会提交到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进行投票。这种方式具有的优势:一是透明, 因为股东提案是公开的文件, 属于股东民主活动;二是合法、合规, 股东提案严格按照公司治理的程序, 符合公司的规章制度;三是股东能充分行使投票权利, 干预董事会组成和主管薪酬等问题。

(3) 代理投票。所谓代理投票是指股票所有者授权他人代表自己在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不少股东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代理投票制度遂应运而生。代理投票制度的初衷, 是使股东提案得到更多股东的重视和支持, 以帮助小股东实现其意志, 维护其权益。1992年美国证监会放宽了股东征集代理投票权的限制, 许多社会责任投资者大力开展游说活动, 广泛地征集代理投票权。这种投票权的征集活动, 既保证了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行使权利, 也使各位股东联合起来, 对那些关注社会、环境的提案投支持票, 从而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目前, 许多共同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在网页上公开他们的代理投票政策, 定期公布他们的代理投票信息, 一方面提高了操作过程的透明度, 另一方面对企业的管理层施加压力。

(4) 公布黑名单。公布黑名单即让劣迹公司曝光, 将社会责任表现差、业绩落后的公司的名单通过媒体公布出去, 迫使管理层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善企业社会形象。公布黑名单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 由美国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发起。迫于舆论的压力, 大部分列入黑名单的企业管理层都采取积极行动, 解决存在的问题。

股东提倡是股东采取行动影响企业的一种重要方式。股东作为所有者, 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有利于企业、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社区投资 (Community Investing)

社区投资是指通过社区发展金融机构, 把资金投向传统金融机构所不愿意投资的社区, 为低收入家庭、小型企业、社区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区发展贷款基金。社区发展贷款基金从多种渠道借款, 并进行相应贷款业务, 贷款对象通常是那些没有资格从大金融机构获得资本的人群, 它们向借款人提供房屋贷款, 支持社区贷款人全国网络建设。第二种类型是社区发展投资银行。社区发展投资银行鼓励人们储蓄和节俭, 开展创新型和激进型的项目。第三种类型是社区发展信用联盟。社区发展信用联盟是非营利组织, 主要为附近的低收入人群或者组织提供金融服务。以美国为例, 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投资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廉租房建设。住房对于一个家庭的稳定来说至关重要, 许多社区投资机构将创建经济适用房作为首要任务。用不同的策略将资本直接注入房地产市场, 包括借钱给房地产开发商来创建廉租房、服务型住房、过渡性住房;或者直接为低收入的个人提供贷款。通过各种优惠策略, 来确保低收入人群买得起住房。

(2) 小型私营企业。小型私营企业的发展是社区经济增长的核心, 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许多社区投资机构向小型私营企业开展小额贷款, 提供启动资金、扩张费用或设备购置费用, 还提供一对一的技术培训。这些举措将在社区中产生连锁效应, 对社区财富的积累产生持久的影响, 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带动当地社区经济的发展。

(3) 社区设施。社区投资机构将资本投向社区的儿童设施建设、教育设施建设、医疗保健、社区公园之类的项目, 为社区组织提供贷款、技术培训、业务援助、金融服务, 从而提高社区的发展能力。

(4) 妇女和少数民族。社区发展金融机构集中为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贷款、培训、业务指导, 提高他们参与家政和社区事务的程度。

(5) 环境保护。社区投资机构为那些保护社区自然资源的项目提供贷款, 例如森林保护, 生态旅游, 废弃物回收, 水资源清洁等。社区投资方式对环境保护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社区发展金融机构为低收入社区融资,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务, 向小企业和重要的社区提供资本, 既丰富了筛选策略, 又为股东积极行动者寻找了一条新的投资渠道。

三、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社会责任投资30多年, 筛选、股东提倡和社区投资“三驾马车”在实践中并驾齐驱, 在这“三驾马车”中, 筛选起主要作用, 其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两种, 社区投资是“三驾马车”中发展最快的, 也是最有活力的投资方式。这“三驾马车”各有不同的目的和影响, 它们相互作用, 互为补充, 任何一种方式都会强化其他两种方式的影响。投资者可以将这“三驾马车”并用, 同时采用多种实现方式来进行社会责任投资。

社会责任投资和企业社会责任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从筛选标准看,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将直接影响社会责任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履行社会责任业绩良好的企业是社会责任投资者的青睐对象, 而如果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出现问题, 投资者会将其从投资组合中淘汰掉。反过来, 社会责任投资通过不同的方式, 促使企业关注可持续发展,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投资对中国来说是新兴事物, 中国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社会责任投资的实现方式, 营造良好的社会责任投资环境:提高普通民众社会责任投资意识;加强社会责任投资的法制建设, 完善资本市场;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作用;大力发展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更加注重公司监管, 尤其是在股东行使权利方面的监管。

摘要：社会责任投资 (SRI) 是一种基于三重考量的新投资模式, 在投资理念、主体、对象、目的、决策、回报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筛选、股东提倡、社区投资“三驾马车”相互作用, 互为补充。社会责任投资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关键词：筛选,股东提倡,社区投资

参考文献

[1]多米尼 (Domini, A.) :社会责任投资[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于东智、邓雄:社会责任投资论[J].金融论坛, 2009 (8) .

投资启示 篇11

一、利用外资规模的讨论

从我国加入 WTO后每年流入我国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来看，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已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甚至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与此同时，我国储蓄率高达35%以上，居全球之首，从1992年以后，我国银行存款大大高于贷款，国内资金过剩，已造成国内资金大量流向海外，庞大的外资规模，似乎远远超过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合理规模，如此下去，中国极有可能重蹈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覆辙。一时间，“拉美化”成为理论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焦点。围绕利用外资规模的多少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过大，中国经济对FDI依赖过重已经成为事实。其主要理由有：第一，根据英国经济学家贝里尔的测算，外国资本通常只占经济起飞所需资金的30%是最好的，过分依赖FDI推动经济增长会有巨大风险。FDI虽好，但不能过量利用。第二，从经济增长的目标来看，我国政府把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定在 7%-8%，控制过高的增长速度，而不应是经济增长被动的表现为FDI推进的结果。第三，宏观上国内资金处于充裕乃至盈余状况，特别是国内超过 10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和庞大的外汇储备显示，利用外资中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都是不存在的，这也表明，我国已经出现外资替代内资的状况，资金使用效率过低，浪费严重。因此，我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大量的利用外资，而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多样化的投资渠道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确保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第四，从我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和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的能力来看，也远远不能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基础、市场条件、技术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向发达国家那样大规模的引进外资。

与此相对应的观点则是，虽从FDI流入的绝对量来看，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宜被夸大。实际上，外资流入存在多种形式，包括FDI、证券投资、银行私人信贷、官方援助及双边与多边转移支付等。证券投资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中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绝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利用外资的规模都超过中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利用外资的形式。即使在国内资金和生产能力均过剩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大力利用外资，内资不能替代外资。其理由如下：第一，对于很多技术进步较快的行业，引进外资是捷径。当今社会，国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激烈竞争。尤其在一些技术进步速度快的产业，核心技术和产品更新迅速，需要持续的巨额研究与开发费用，生产能力投资额巨大。在这个大背景下，进口替代显然是一种风险巨大的选择，甚至在未等到形成生产能力时，引进的技术与产品已经过时的并不是少数案例，形成生产能力后缺乏竞争力更是常见的情形。跨国公司之所以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技术优势。据估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已掌握着全球85%以上的技术开发能力，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流动，愈来愈依靠跨国投资作为载体。因此，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第二，FDI并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理想引资效果，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引进先进技术。在较早时期，外商投资企业引进技术的实际状况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此时技术转让必定不会顺利。竞争是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的真正推动力。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跨国公司在华大量投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形成了激烈竞争。我国利用外资有明确的产业导向，但是实际表明，我国制定的产业导向，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决策的方向并不完全一致。一些我国鼓励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如基础设施、农业、中西部地区等，跨国公司并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而一些我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的行业和领域，跨国公司却有很强的投资意愿，不惜想方设法绕过政策限制。

就引进外资的规模问题而言，外资的投资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对最佳规模的界定，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当前，我国整体的技术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产业结构相对失衡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这些问题的快速解决都可以借助外资来帮助解决。从我国生产要素角度来看，对于产品需求弹性较小、技术人员的平均产值较高、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相差较大的行业，较高的外资企业生产比例有利于国民收益，在本国技术人员供给增加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外资数量有益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因此，利用外资绝对不是多少的问题，而应是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和配套措施，来引导外资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将外资的目标和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二、“市场换技术”的反思

所谓“以市场换技术”是指通过向外国产品出让国内市场份额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策略。通常所说的“以市场换技术”一般是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以市场换技术”。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下，东道国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将先进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将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独立的分包商；外国直接投资还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生产相似产品的竞争力乃至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中国对FDI出让了市场份额，是否换到了技术？就这一问题，理论界形成了如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换技术”是可行的。用市场换技术，不是将市场份额直接给予外国的产品或公司，只是意味者市场的开放。开放市场只是给外商一个竞争的机会。市场本身无价，但开放竞争可以使外商拿先进技术来华投资，从间接的意义上换来了技术。开放意味着竞争，竞争是效率与繁荣的基础与源泉。市场开放以后，产品的流动是技术扩散的一个重要渠道，外国产品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将先进的技术、生产组织方式、管理经验、营销技巧带到国内。随着外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后，技术扩散的速度空前加快，中国人不是仅仅可以看到优秀的产品，还可以亲自加入到他们的生产过程和研发过程中去了，这些熟练工人和研究人员的发展很难说是有害于民族产业的发展与研发能力的提高。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换技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市场换技术”换不来领先技术。有学者根据中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估算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到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从最粗浅的FDI份额与中国制造业（各类企业其中包括FDI企业）的总生产率相关系数来说，FDI显著地与中国制造业的总生产率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系数显然会过高地估算FDI对中国的技术溢出程度；第二，从FDI与剔除了FDI的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看，在第一层次上的“技术溢出”大为减弱了，在产业内外资份额已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不显著相关了，只有港澳台资份额仍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显著正相关；第三，从FDI份额对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距离的效果看，外资进入在这一方面上并无显著作用，且外资进入会妨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自主创新而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距离的努力。

评判“市场换技术”的成功与否，需要结合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解读。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换技术无疑能够迅速的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但是随着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市场换技术对东道国形成的更大挑战则是能否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形成自身的技术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技术超越和自主创新。引进技术到底是形成技术依赖，还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技术能力和技术创新，关键是看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是否注重培育自身的技术基础和技术能力，是否形成促进自身技术发展的制度、机制、条件和环境，自身是否有足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就市场换技术模式而言，如果外资企业在当地产生较多的溢出效应且当地企业能积极利用，注重自身的技术学习和研发投资，就可加快东道国企业技术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形成自主创新。因而，在这一阶段国家进一步的政策配套和引导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全面开放后的产业安全辩论

随着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我国的市场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从此愈加开放。于是人们开始担心产业安全、担忧外资对国内经济的控制过大，甚至质疑外资的作用。

担心外资进入可能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的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外资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控制力过大，不利于国家的产业安全。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担心外资对我国品牌的控制，随着外资大举的并购，一些民族品牌纷纷倒下，如中国名品牌产品销声匿迹的“金鸡鞋油”和“天府天乐”等。二是担心外商的市场控制。近年来外商对同一产业内的骨干企业往往通过兼并收购及系列投资来实现产业内部的一体化控制，力图谋求在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三是担心技术控制。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各个产业中垄断势头的增强，外资企业将会更加全面地控制中国的技术发展。对于低端的生产技术，跨国公司可以采用收取特许费和许可证费的方式转让，对于中、高端的生产技术，母公司通过提供关键零部件或中间产品的方式转让。这样，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有可能使东道国学到低端的生产技术，但不可能使东道国学到高端的甚至是中端的生产技术。第二，认为外资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会造成消极影响。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对外资开放步伐加快，在华投资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加，其业务范围和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将构成严峻的挑战，加大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货币政策调控和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都将加大。第三，认为对外资实施了“超国民待遇”削弱了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自1980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大量吸引外资，我国对外商实行了包括税收等方面的诸多优惠政策。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持续增长，不可否认，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终结，中国给予外企的所得税等优惠待遇，对国内企业愈发显得不公平，继续实施特殊优惠政策不仅会破坏平等竞争，损害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歧视性的地区经济分割，而且还会造成中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使前者在与后者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大大削弱中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外资进入中国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封闭的经济环境对产业发展也不安全。我们一方面要看到FDI对国内企业品牌的侵蚀；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外商投资对国内企业品牌发展的积极的影响；外商投资一方面对国内企业产生了市场挤占；另一方面也给国内市场带来了竞争的活力；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技术控制，但同时对我国企业也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

诚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所指出的那样，对待产业安全问题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视角来看待，应当用综合的、系统的、动态的观点来考察产业安全，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产业的控制力和发展力。正如个别企业的不安全通常不会影响产业整体安全一样，个别产业的不安全通常也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个别产业当前的不安全，并不表明它今后永远都不会安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强调：“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而不是权宜之计”，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建国60年来，我国累计引进外资已超过 7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吸收外资国，但我国的经济从整体上说仍然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开放经济有着与封闭经济不同的风险源。我国在过去近30年的短短时间内，己经从一个封闭型经济迅速转型为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对于如何防范开放经济风险，还缺乏认识与经验，由此导致防范开放型经济风险的机制很不健全，甚至是严重滞后。这样一来，一旦遇到问题，通常的反应不是考虑如何改善风险防范机制，而是暂停开放进程甚至倒退，这样只会丧失发展机遇。当务之急应该是深入研究开放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尽快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

四、小结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推动了我国对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的空前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我国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

通过总结过去30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理论争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我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更好的认识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回顾我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争辩，启迪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和思辨的态度对待开放。

第一，开放兴国。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要想使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就必须向世界开放。没有对外开放，也能发展，但只能是低水平的发展，慢速度的发展，将会不断地拉大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差距。没有对外开放的胆略和智慧，就不可能有大步的前进。对外开放，就是要进入世界市场进行贸易，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借用资金，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商投资和开办企业，本币与外币更自由的接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以与外部沟通，国内宏观调控把国际经济变动作为政策分析的重要因素，加强与主要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等等。回顾过去，凡支持、促进开放的理论，今天看起来就显出了远见，显出了水平。凡是反对对外开放的理论，尽管有不少论据，今天看来，就显得苍白和保守。

第二，开放促进改革，改革推动开放。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演变，是对外投资理论不断深化的一条主线。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后来的市场经济的大争论中都直接促进对外投资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对外投资理论的进展，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一些学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动力。这个观点的确很有道理，符合我国60年走过的道路。这说明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和开放并列提出，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对外投资理论争辩的结果显示，由于对外投资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实践性，当时提出的某种理论可能过于局限某种当前现象，使得理论脱离现实的超前研究相当困难。然而，大量有实际用处和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多是先来自实际部门工作的初级形态理论，然后由理论界再归纳升华成某种体系。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借助理论指导实际工作，通过实践升华理论。

[1]马赛，中国“拉美化”：外资不能承受之重[J]，中国外资，2006年第3期.

[2]钟继红、吴琼，引资“拉美化”之忧[J]，财经界，2005年第2期.

[3]李泳，增强利用外资与挑战被外资利用[J]，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

[4]陈墨，中国的外资多不多[P]，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0月20日.

投资启示 篇12

一、创业投资退出机制的重要性

1.实现投资收益,获得风险补偿。创业投资家涉足创业投资领域的根本动力源于高额经济回报的追求,如果缺乏完善的投资退出机制,成功项目的投资回报就难以变现,其他失败项目的投资损失也无法得到补偿,创业投资活动就难以为继。

2.保持创业投资资产的流动性。创业投资退出既是上一轮创业投资的终点,又是新一轮创业投资的起点。只有创业投资顺利退出,收回本金或收益,才能进入新一轮的投资,开始新的循环。假如缺乏退出机制,创业资本无法从成功投资企业撤出,新的投资活动便受到限制,创业资本的增值和整体创业投资活动便会受到阻碍。

3.降低投资风险。创业投资通常以高风险新兴产业作为投资对象,投资项目不易成功。考虑到资金的机会成本,创业投资家急切希望从成功项目推出,规避系统风险;项目失败创业投资家更需要畅通退出渠道,减少投资损失。

二、创业投资退出机制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国或地区创业投资机制的完善程度是衡量该国或地区创业投资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投资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行之有效的创投退出模式,其成功经验对于尚处于创投发展初期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经验

美国是创业投资的起源地,同时也是创业投资运作最成功的国家。美国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的融资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形成了以二板股票市场公开发行(IPO)和并购为主的退出方式,其创业投资退出机制的经验主要有:

1.成熟的二板市场———纳斯达克(NASDAQ)市场。NASDAQ即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挂牌系统,是美国创业投资退出机制的标志性市场。它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渠道,促进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随着NASDAQ市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如戴尔、思科、微软、 新浪等在该市场实现创业资本的成功退出。此外,相对于具有严格上市要求的纽约证券交易市场,NASDAQ市场制定的上市标准、上市费用等方面的要求都相对较低,这使得整个NASDAQ市场具备高流动性和高效率性等优点,为很多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渠道,也为创业资本的退出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创业投资在美国的高速发展。

2.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为确保创业投资的发展,美国政府给予创业投资业在立法方面的政策扶持: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经济恢复税法》,将资本收益税从28%降至20%;1997年《投资收益税降低法案》进一步调低税率,并规定向新兴创业企业投资的税收优惠;美国政府制定《小企业法案》和《小企业融资法案》为创业投资公司提供专项贷款;为风险企业提供信用担保,鼓励和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涉足创业投资领域;为创业投资的退出方式如兼并收购、创业企业回购提供法律、法规保障;美国《公司法》中关于清算退出的法律规定,使得创业投资家能够及时果断地采用清算的方式退出创业投资。

3.政府帮扶为主很少干预。在创业投资成长进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低估。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扶持创业投资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创业投资业营造一个稳定、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创业投资面临的风险。美国政府很早就充当了创业投资的“保护伞”,但是美国政府很少直接参与创业投资的运作与管理。

(二)台湾地区经验

台湾地区的创业投资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学习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迅速,探索了一套适合自身的创业投资模式,成为创业投资发展最好的亚洲地区。相较美国而言,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对大陆创业投资发展更加具有借鉴意义。

1.多层次资本市场。目前台湾资本市场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公司制的台湾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市场;第二层次是财团法人制的证券柜台买卖中心市场;第三层次是兴柜市场。近年来随着上柜公司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柜台买卖渐成规模,兴柜市场定位于上市、上柜的预备市场。台交所集中市场上市条件严格,申请企业在资本数额、设立年限、 财务要求、股权分散、公司治理等均方面严于其他层次市场; 柜台买卖市场上柜条件较为宽松,企业以中小型企业和科技型企业为主,因此对上柜资格条件较台交所有所降低,为了帮助台湾中小企业、科技企业和重要事业进入资本市场,本世纪初曾在柜台买卖中心中新设二类股票,其上柜条件较柜台买卖更为宽松;兴柜市场是上柜、上市预备市场,兴柜交易的审核主要由推荐的证券商负责,上柜条件以程序性条件为主,没有实质性条件。台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新兴科技产业提供健全的培育场所,已成功培育众多中小高薪技术企业,尤其是门槛较低的柜台市场和兴柜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成为中小企业融资及创业资本退出的重要渠道。

2.政府扶持与引导。在税收减免方面,台湾地区在《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之外,每年根据台湾产业发展情况出台一个《创业投资事业适用标准》,对70%以上资产投资于适用标准的创业投资基金予以税收减免。投资创业投资公司的股东持股达二年以上者,可根据所投资金额的20%抵减所得税。若年度不足抵减时,可在以后四个年度内抵减,抵减金额以不超过创投实际投资科技事业金额占创投实收资本额比例为限。当股东因创业投资事业以未分配盈余转增资而取得的股票,免计入该股东当年度综合所得额或营利事业所得额课税。此外,营利事业投资于创业投资事业,其投资收益80% 免予计入当年度营利事业所得额课税。除了税收优惠外,在资金融通方面,政府不仅牵头成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创业投资发展,还为创业企业提供专项贷款和补助金,之后财政部还允许保险公司的资金投资创业投资事业,扩大了创业投资事业的资金来源。

三、中国创业投资退出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1.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创业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中,IPO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退出,并购和回购主要是通过产权市场退出,清算一般是通过拍卖市场退出。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海外市场、场外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拍卖市场共同构成了一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因此,现阶段构建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体系,应采取的措施包括:第一,政府应规范引导主板市场的壳资源,使经营业绩良好,发展前景广阔的企业通过买壳上市或借壳上市顺利进入主板上市。第二,适度降低创业板、 中小板的上市要求,使其独立于主板市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二板市场。第三,为中小企业海外上市创造有利的条件,积极鼓励国内的创业企业利用海外市场实现创投资本的顺利退出。第四,建立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打破地区界限,整合优质资源,加强市场化建设,形成统一标准、统一监管、信息共享、 资源集中、信息发布网络化的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吸引各类投资者积极参与到产权市场中来,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创业投资的退出提供法律保障。 目前,中国尚未建立完整的创业投资退出法律法规体系。美国和台湾地区在创业投资发展初始便制定扶持创业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并伴随着创投的发展不断优化完善。因此,中国政府应结合国内创业投资运行现状和需要,尤其是考虑创业投资不同退出渠道的特点,效仿国外,尽快出台《创业投资法》,使创业投资业发展有章可循,使创业投资退出机制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此外,还需完善《公司法》关于企业并购的规定,为创业投资退出提供便利出口;修改现行《公司法》的若干规定,为创投企业股份回购提供法律支持;明晰《破产法》中关于破产原因及清偿能力的界定,降低创业投资家面临的风险;修改《证券法》中限制创业投资业发展和创业资本退出的条款,适当放宽创业企业在创业板、中小板上市条件, 扩大知识产权在创业企业中所占股权比重,使更多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让中小企业的股权转让较为灵活。

3.培养优秀的创业投资人才队伍,助推创业投资可持续发展。首先创业投资家是推动创业投资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创业投资公司的核心。创业投资的顺利退出,离不开优秀的创业投资家队伍。所以培养和造就一批具备识别风险、 化解风险的专业化创业投资家队伍,是加快中国创业投资发展的现实选择。其次,培育创业投资人才应结合中国实际,渠道灵活,实行产学研相结合,在有关高等院校开设专门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在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功底、同时能联系实际的复合型人才。第三,创业投资机构应与高等院校联合,加强创业投资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 丰富理论知识,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最后,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可以牵头,定期组织创业投资行业人员到国外发达地区创业投资机构进行深造,并定期邀请国外创业投资家来国内讲课授教,同时积极引进国外优秀人才。

摘要：创业投资业的发展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完善的创业投资退出机制是创业投资成长的关键,是保持创业投资活力的重要环节。美国和台湾地区创业投资退出机制成功经验表明: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退出渠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培养优秀的创业投资人才队伍,是当前完善中国创业投资退出机制,保持创业投资业健康发展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