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精选12篇)
社会建设 篇1
市民社会建设与法治建设有着内在的关联, 本文拟通过对市民社会理念以及中国法治道路演进进行梳理, 揭示市民社会与法治建设的内在关联性, 提出在中国法治道路中加快形成市民社会的对策, 希望对中国法治实践有所裨益。
一、中国市民社会与法治道路演进
1978 年宪法明确强调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1992 年十四大提出了要加强立法工作, 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适合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理想。在2011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 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这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13 年2 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三位一体建设, 这使得我们法治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化, 我们不仅仅要让政府主导法治建设, 还需要让社会更多主体参与法治建设, 从而促进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道路演进, 可以说是道路曲折艰辛, 但是当前法治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法治建设成绩显著, 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引,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断完善该体系, 那么法治梦将不再是中国梦而是中国明天的法治实践。
二、法治建设与市民社会内在关联
( 一) 市民社会理念制约法治理念
市民社会理念中的“国家优先说”强调的是国家优位于社会, 那么对法治理念产生的影响就是法治必须以国家权力至上, 法律的地位不能高于国家权力, 这样的法治势必是行政权占绝对优势的人治之下的法治。如同前文所提及的黑格尔之主张, 这样的话, 很容易让社会淹没在国家之中, 社会和国家权力中, 国家占绝对地位, 社会和国家无法分离, 并且难以形成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带。
1. 市民社会理念中“社会优先说”与法治理念
如同前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洛克“社会优先说”中所提及, 社会优先说更多的注重社会自身内在规律, 强调社会优位于国家, 忽略了社会可能潜在的无政府主义之混乱, 在法治上会更加注重“自下而上”的法律意志的形成与实现, 这种法律往往缺乏宏观性, 在法治的价值追求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是自由对秩序的优先性, 在法治理念上可能会使得市民自由主义泛滥而忽略社会整体之利益, 很可能还会造成社会的自我削弱。
2. 市民社会理念中“国家与社会辩证说”与法治理念
在市民社会理念中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国家与社会关系, 而不能坚持“片面的理性”。国家是社会中具有公共性的组织, 社会是国家存在的载体, 国家诞生于社会之需要, 社会又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防控, 不能让“权力”如同“脱缰之野马”去肆意侵害市民之权利。社会结构变迁使得社会与国家逐步分离, 社会结构主体增多, 以往的一元论在当代是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 我们必须坚持二元论甚至多元论, 这样才能符合当前之现实。
( 二) 市民社会促进法治形成的内在机制
1. 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与法治建设所需经济形式一致
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主体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地位的平等性、独立性、自主性, 交换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 交易中的矛盾纠纷必须以法律作为调节方式。法治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就难以真正产生。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的法律制度从无到有并且不断完善, 要求法律本身具有可操作性、稳定性、不变性等特性以保障市场经济主体权利的实现。由此可见, 市民社会和法治社会建设所需要的经济形式是一致的, 都必须是市场经济。
2. 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与法治社会的价值追求一致
市民社会中市民具有自主性、独立性, 享有结社等广泛权利, 人们追求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价值, 而这些价值的实现必须基于市场经济基础,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方可顺利实现。而法治要求的平等、自由、保障权利、权力制约等也是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形势下方可实现的。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多元化, 要求主体之间具有平等地位, 要求具有公平竞争的规则, 要求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益, 要求自由竞争, 才促使法治的基础得以形成。市场经济中主体多样性决定了对社会权力的多元分化, 这样也就对国家集权有制约平衡作用。
( 三) 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1. 市民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推动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主体不是政治国家, 真正主体是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市民社会中, 主体具有多元性, 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 这些不同利益集团将其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以多样化的方式在政治和法律上表达出其意志要求, 这种要求是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的强大内推动力。
2. 市民社会是民主之基础, 法治建设又以民主为基础
强有力的市民社会可以抗衡国家权力, 限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可以保障民主的实现。而法治建设中, 没有民主作为基础, 法治很可能会成为少数人暴政的武器。法治需要以民主政治作为其政治基础, 民主在现代政治国家里, 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注重“少数服从多数”, 还意味着“多数要尊重少数人的利益”, 这在法律中就体现为注重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 在调整社会关系时, 法律就兼顾了普遍与特殊, 在立法上只有民主科学的立法才是良法, 按照亚里士多德之说, 即“社会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该是良法”, 否则就会出现类似“良性违宪”之类的情形。基于此, 我们可以说市民社会为法治社会提供了民主基础。
3. 法律之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
法治意味着法律在全社会得到普遍遵守, 良法得不到遵守, 那么法治也是无法实现的。市民社会中, 社会共识的水平相对较高, 法律意识也相对一致, 国家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建设, 也必须尊重社会之需求, 必须采取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方式。“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 在社会治理中, 仅仅靠国家强制力去维持社会稳定之秩序, 那么这种秩序将有可能是表面的和谐, 表层之下却充满一触即发的深层的多样化的矛盾, 一旦强制力无以维持之时, 这种矛盾的爆发产生的爆炸力对国家政权而言有可能是毁灭性的。这种紧张关系体现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缺乏内在一致的调和性, “它无法调动社会成员采取有效的行动去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而形成更为有效的社会秩序”。
三、中国法治道路选择与市民社会建设
( 一) 以法治保障市民社会建设的路径
1. 以法治确保市民社会的民主制度
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坚实基础, 在市民社会中, 多元的主体多元的意识, 但是却又有着高水平的社会共识, 尊重个体的自主性, 从而在社会共识形成的过程中, 民主在悄然形成并贯彻其中。对于市民社会的民主, 往往在不同利益集团积聚表达出来后上升为一国法律制度, 最终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 一旦确定就具有国家强制力来保障该项民主制度的实施。在实践中, 我们必须以法治来保障民主制度, 而不能以法治去扼杀正在形成发展中的民主尝试, 对于民主实验, 我们可以鼓励, 对于优秀典范可以逐步推广, 从而让更多人从民主制度中获益。
2. 以法治化解市民社会中的矛盾
市民社会基于个人特殊利益而存在, 而个人特殊利益相互之间往往是冲突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如黑格尔所说“市民社会是个人利益的战场, 是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场”。在市民社会中发生的这些冲突, 我们仅仅靠伦理规则、交易习惯不足以解决的时候, 法治还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现有的法律制度虽仍有不完善之处, 但是对于市民社会中的矛盾, 以法治方式来解决纠纷还是最合适的。
3. 以法治指引市民社会的发展
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自由主义盛行下的无政府主义混乱, 这种不良秩序需要法治来矫正。法治理念可以引导市民朝着更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向前; 法治理念可以促使每个公民形成遵守规则的意识, 这样也间接促进了市民社会中市民守约习惯的形成; 法治理念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指引作用, 对于每个个体的市民而言, 能够指引其按照法定的方式去行为, 去追求其个体的特殊利益, 而不至于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
( 二) 以市民社会建设促进法治之对策
1. 强化市民社会理念以促法治理念之形成
市民社会理念重在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 让市民社会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分离出来。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应该既要注重国家普遍利益也要注重市民社会个人的特殊利益, 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这种良性发展才会促进个人和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市民社会中形成的契约意识、平等、自由、保障个人权利的意识……这些价值观念正好是我们法治所追求的一些价值, 法治理念中注重保障人权, 尊重公民的自由……基于此, 培育健康的市民社会, 强化市民社会理念, 可以有效促进法治理念的形成。
2. 广泛发展社会团体促进权力制衡
个人的有序参与远不及团体的政治参与高效, 社会团体的增多往往会分担一部分社会公共职能, 这些社会团体在分担职能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这也间接地分散了一部分政府权力, 这样可以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滥用和专断, 而权力制衡正是法治建设的关键所在。基于此, 笔者以为, 我们在市民社会中广泛发展社会团体, 提高这些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政治的能力, 不失为实现权力制衡的有效对策, 这也是以市民社会建设促进法治实现的有效途径。
3. 让市民广泛参与立法促进良法实现
法治社会的良法不应该仅仅是运用法律技术经过严密的逻辑及程序制定的法律, 它应该是充分体现公意的回应社会需要的法律, 是市民社会建构起来的法律。基于此, 我们应该在市民社会培育中鼓励市民积极的广泛的参与立法活动, 当然我们的国家政府部门也应该给市民提供广泛的意志表达渠道, 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立法是体现公益而非众意, 体现社会需要而非故纸堆的“法治理想国”, 也唯有根植于市民社会的法律才是良法, 否则, 难以实现真正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四、结语
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 我们不应忽视市民社会建设, 法治的真正基础和源泉不是政治国家而是市民社会, 同时, 法治也能够为市民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基于此,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法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建设, 要注意以法治促进市民社会建设, 同时也要以市民社会的建设来促进法治, 如此良性互动便可使我们法治社会目标早日实现。
摘要:法治实施需要有市民社会作为其真正坚实之基础。市民社会理念演变与中国法治道路演进规律说明市民社会与法治实施与建设有着内在的关联性, 市民社会为法治实施提供基础, 法治建设促进了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三位一体”建设为法治中国建设明确了新方向, 应该抓住法治建设新契机, 促进市民社会与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 以此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法治建设,法治实施,市民社会,法治道路
参考文献
[1]何勤华等.法治的追求——理念、路径和模式的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0.
社会建设 篇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党的十六大中提出来的。“小康”这个词是一个充满了文化色彩的概念。在儒家思想中,大多数的人认为小康是指比大同理想社会较低一级的社会形态。“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分别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和现实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变为现实的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以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们生活更加殷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因此,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我们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要明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阶段,因此,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知道我的历史使命,身体力行,支持国家政策,并参与到小康社会的建设中来。
其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内容。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要有社会前瞻性,强化自己的同时,更要致力于提高他人的精神觉悟,积极投身于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之中,使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需明白,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再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清楚地明白当今的世界格局和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融入于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我们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牢牢掌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最后,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一定的思想道德修养,并且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技能。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紧张,我们更应该清楚的认清自己并不是高人一等的天之骄子,我们要用自己的实力说话,不要把自己立于人民群众之上,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必须要投身于小康社会建设的洪流之中,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我们在掌握书本知识的同时更要掌握一定的技能,以及实践能力。同时,要想奉献,我们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二、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做到一下几点: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持之以恒的发挥积极性,主动投身于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之中。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我们要有持久奋斗的思想准备。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创业,发扬奋斗精神,在将来就业的岗位上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建功立业,为推动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在群众中发挥引导作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我们要以身作则,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主动去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群众,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人民,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新一代的青年,引导大家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形成牢固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充分发挥服务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服务作用。我们必须把竭诚服务人民群众作为全部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完善服务手段,拓展服务领域,建设服务体系,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我们要牢牢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开展工作,协助党和政府解决好人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把服务工作落到实处。
社会管理与社会阶层、文化建设 篇3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任务堪比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是个涉及中国社会中的任一个体、社会群体的严峻问题。例如,2012年以来,由于医患矛盾而引发的数起医生被砍伤或砍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社会风险的思考。与之相应的官方手笔是:在大型医院设置警卫室。这种现象说明,在人们都要涉及的医疗领域,社会管理的任务已经直接提到议程上来了。同时,对医生职业的评价、医生与患者关系的评价等文化层面的内容也浮出水面。再如,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严峻现实促使家长、教育管理部门反思,采取各种措施重建人们对教育的信念,重建教育的神圣感。这些都说明,社会管理及其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显学,不可等闲视之。本文拟从社会分层、文化建设的角度谈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功能,试图在社会管理的研究领域发挥一种学科渗透的作用。因为,社会分层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问题,文化建设则涉及哲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社会管理也横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社会政策等学科或领域。将上述关键词联系起来,分析相关社会事实之间的关联,找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将会对社会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社会分层及其意义
“分层”的本义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定义概括起来有两类:一类是把社会分层看作是客观过程的界定,认为社会分层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机会不同等原因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或过程;另一类是把社会分层看作是主观方法的界定,认为社会分层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方法。
在本质上,社会分层是一种结构化的、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它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事实。由于社会赋予人们之间自然、社会或先天、后天差异以价值判断,所以人们总会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也无论我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都是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中年妇女和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人,显然处于不同的、按照经济标准划分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穷人和富人。除了贫、富这一最基本的社会阶层差异,我们还会发现根据政治标准、社会标准或综合性的标准而划分的社会阶层。时下流行的90后、00后孩子们的“拼爹”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阶层意识的影响。2011年12月28日,朝鲜为刚刚去世的金正日将军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那高规格的送葬队伍、灵车和路边哭丧的朝鲜民众,在传递政治新闻的同时,也在传递着社会阶层的符号、象征。金正日的死与一个普通老人的死无疑有着不同的阶层含义。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11年12月进行了一项“2011年广州城市状况市民评价”的民调。该调查根据广州市12个区、县级市的常住人口比例进行配额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06位市民。该调查发现,“低收入者的成分主要为机构就业中的普通工人、职工和职员,单位多为私营民营企业;此外是零星就业人员,无业和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且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中等收入者的成分则以机构就业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为多,自己经营生意或事业的人明显增多,学历较高,年龄上中青年较多。高收入者多为机构就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单位多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此外私营业主也较多;年龄多处于壮年及以上,学历呈高、低两极化。”[1]
从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看待社会、研究社会,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研究范式。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构成的 “两阶级一阶层”的结构逐渐解体,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趋向于复杂、多元,由封闭转向开放,基本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当代中国,随着就业方式和财富获取方式的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社会整合更加困难,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呈上升趋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正在逐渐扩大,其增长速度大致为:每年约增长一个百分点。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22%,2009年占24%。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是英文middle class的翻译,直观地看,中产阶层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社会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产阶层是指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用现代化的指标来衡量(在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应该达到40%以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这表现在:在整体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中下阶层的比重仍然很大,中层的比重偏小,整个结构总体上呈现出“洋葱头形”,这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形”还存在一定距离。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11年11月进行了“北上广市民工作感受”民调,以分层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共2001位市民。本次调查显示,“北上广”作为中国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已经形成“花瓶型”的社会结构,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2]。这就需要协调、整合阶层利益关系,进行社会政策调控,以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缩小社会中下阶层,推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要到2025年后才能达到工业社会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占40%的标准。而现实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贫富差距的逐年持续拉大,物价的持续上涨,也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巩固和扩大,进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2009年秋,我去杭州出差,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同学感慨地对我说:“要是在现在,当年我这样的从浙江穷村子里出来的学生根本考不上大学。”是呀,1981年,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女,他们可能在偏僻的山村、小城市读小学、中学,但他们可以考上大学,考上北京大学。但是现在,优质教育资源向大城市、富人倾斜,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如果还在偏僻的山村、小城市上学,他们如何能考上大学呢?
社会阶层影响着人的生命体验、生活感受和工作感受,影响着人的消费习惯,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笔者2011年11月19日至12月9日到英国参加一个培训,在伦敦的摄政公园,看到美丽的草坪,湛蓝的天空,还有早晨跑步的几个年轻人。和朋友说起此事,朋友评论道:在摄政公园跑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你想想,普通人有实力住在摄政公园附近吗?他们一定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其实,在中国何尝不是呢?那些很贵的楼盘,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怎么能买得起,比如西湖边上的天价楼房。
这个“北上广市民工作感受”的民调,以分层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共2001位市民,剔除离退休人员、学生和家庭主妇,49%的在职工作者受访。该项调查,按就业方式将受访者划分为“自谋事业者”人群,主要指私营个体业主、独立谋生的法律、会计等专业人士和文化艺术等自由职业者;“公职就职者”人群,主要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等聘用和合同雇佣人员;在商业机构的就业人员,按产权划分为“国企就职者”、“外企就职者”和“民企就职者”人群,主要指国有、外资、民营企业雇佣人员;“非稳定就业者”人群,主要指散工、临时工、钟点工和失业、无业人员。经过比较研究发现:各就业方式人群的工作感受差异主要显示在满意度水平上,不满意度的差异并不明显。概括而言,在经济最发达、谋生机会最多的“北上广”,拥有个人资源又勇于开拓事业的“自谋事业者”,对工作各方面感受基本位居前列,尤其在工作成效方面的“工作薪酬”、“工作成就”更为突出,唯一感受略低的就是“工作稳定度”。常被人称之为“体制内”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职者也拥有较好的工作感受,尤其在“工作稳定度”、“工作压力程度”上更为明显;但比较而言,两者对“工作薪酬”的满意感受不及体制外的“自谋事业者”和“外企就职者”。在外企、民企就业的人群,对工作的满意感受均低于前三者,尤其在“工作压力程度”、“工作与生活的协调”上最为明显。相较而言,“外企就职者”的感受总体优于“民企就职者”,前者对“工作稳定度”、“工作薪酬”的满意水平明显高于后者。工作感受最糟糕的是“非稳定就业者”,既不属于体制内又被社会边缘化的处境,使他们对工作的不满感受尤为凸显,调查中10项指标的不满意度均高居首位,而对“工作薪酬”、“加薪与升职机会”的不满水平更达33%,基本三人之中就有一人不满[1]。
二、阶层亚文化及其建设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亚文化表现,特别是在生活方式、消费、休闲等领域。笔者在英国期间,在爱丁堡的一家中国餐厅,邂逅了两桌来自中国某直辖市的官员。他们推杯换盏,大声喧哗,旁若无人地互相敬酒、劝酒,男人们个个满脸通红,丝毫没有顾及到他们的大声吵嚷干扰了全餐厅客人的吃饭氛围。我们坐在他们的邻桌,说话都要靠嚷的,否则根本听不见,有些两三个人的散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喧闹,匆匆吃饭后就走了。作为同胞,我们真的是为这群政客的行为感到羞愧:太没有公德心了。我忍不住推了他们那群人中临近我座位的一个人,希望他们小声点儿。那个人回答说:“喝高了,没办法控制了”。吃过饭后,趁在门口集合的时机,我们的一位老师悄悄地对他们中的一位女士说:“你们出国前没有进行外事纪律培训吗?”那位女士意识到他们过分了,后来在门口站着的时候他们就都静悄悄的了。作为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师,我一直在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以很明确地判断出他们来自某市各区(如J区)的机关、社会团体,是有一定权力的人,其中一个被呼为“刘局”的人权力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大家纷纷给他敬酒。他们在单位里一定是习惯了这种被人捧着或互相捧着的饭局,结果把这种饭局方式照搬到了英国。这件事情过去没几天,在伦敦中国城的一家川菜饭店里,我和朋友又邂逅了几个中国富二代。她们都是女孩子,个个身材高挑,穿着名牌,手里挎着名包。坐下后专捡饭店的招牌菜点,根本不考虑价格因素。相比之下,我和朋友两个人却精打细算,退掉了一个菜,招来了服务员的白眼。就这样,我们还花了40多英镑,相当于人民币400多元呢。由此可以推想,那些时尚中国女孩子们根本不差钱啊!其实,也不是他们不差钱,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不差钱,典型的富二代!
不同社会阶层的亚文化表现关乎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生态,不可小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以所谓“三片”——芯片、薯片、大片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以强大之势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此,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公民层面,都要有清醒的判断和态度。从国家层面来说,致力于文化建设,有很多顶层设计层面的举措。在我们身边,某些国民的文化自信心在流失,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自信心的教育。最近我听一个讲座,老师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在某个偏远地区的小学,老师问五月初五是个什么节,学生回答:是粽子节。老师引导学生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吗?是因为要纪念屈原。你们知道屈原是谁吗?孩子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个男孩子勇敢地举手,站起来说:屈原是一个香港歌星。上述事例说明,文化建设努力都是从集体层面进行的,从国家层面,要进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要打造中国的文化产业;从北京的文化建设方面,提倡建设北京精神;从学校教育层面,要加大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力度。但是,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谈文化建设,比如社会阶层的角度。
每个社会阶层的人所不自觉地营造出来的文化,不仅仅关系到其所在的阶层的价值,更会影响到社会文化整体的性质和发展趋势,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像我上述的两例英国见闻的社会阶层消费文化的案例,影响到的就是中国人的整体文化形象。所以,如何引导社会各阶层的人,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不仅仅是个体性的或局部性的,更会影响到社会文化整体生态状况,在此基础上使他们自觉地树立起文化自觉性,把积极向上的文化样态呈现给社会,这也应该是文化建设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恰恰是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在专家们忙于设计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决不能忽略人的社会阶层差异。只有在阶层差异的前提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引导,才能使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三、社会管理与社会阶层、文化建设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入,政府管理职能在当代已经由过去强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逐步转向在继续开展好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工作的同时重视社会管理,并将社会管理看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部门为促进社会系统的和谐运行与良性发展,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
社会管理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对从不同的角度划分的各种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管理,目标是达到社会结构的和谐。在这些角度中,社会阶层是一个重要角度。社会阶层的和谐取决于社会管理的水平,也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孤立地谈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毫无意义的。
(一)社会管理要有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
社会管理的误区之一是维稳。有些地方干部以为不出治安问题就是社会和谐,就实现了社会管理的目的。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导向下,为了所谓的“维稳”,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比如,为了“截访”,有些地方干部夜不能寐,雇用了很多人从事这一行当,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实际上,不出治安问题只是社会管理水平的低级指标,高级的指标应该是社会阶层的和谐。保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使各阶层的人在其所处的阶层能够有合理的诉求和满足感,各阶层的人互相理解、和谐相处,这才是社会管理的高境界。
(二)社会管理要有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
社会管理的误区之二是物质文化建设。有些地方干部以为给当地修建了娱乐设施,修了路,人民群众就会满意。他们社会管理的政绩就体现在上述物质性的指标上。殊不知,关爱各阶层人们的心灵才是硬道理。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其心灵感受、精神需求。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不能给各阶层的人以积极文化的引导,就不能说社会管理是成功的。“心灵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维系一个社会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往往是人们内心的价值沉淀。人是有灵的动物。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2]
总之,离开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管理。正如田毅鹏所言:“虽然现代人业已在长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获取了关于社会管理体制及其运行的一些理性认识,但欲达至‘体制协调’的目标,仍需直面‘消解结构’诸因素的挑战。”[3]例如,社会原子化的挑战,社会流动性的挑战。笔者认为,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和相对剥夺感增强,阶层亚文化引导难度增大等也是对社会管理体制构成冲击的重要因素。不解决此问题,社会管理体制及其成效难以有乐观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邓伟志.创新社会管理体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陆学艺.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对话、争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1.
社会建设 篇4
一、充分认识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很多行业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 在管理过程中都强调“管理不留空白”, 以至让人感到, “管理不留空白”已被有关公权力机构视为一项运用职权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其实按照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作为社会管理对象的全部空间都是属于国民的, 国民通过制宪、进而立法, 把一部分空间交给有充足时间和技能国家机构管理, 留给自己支配的自由空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直接支配的空间;另一部分是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自主支配的空间。纵观国外公共管理和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 社会自治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 成熟的现代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有效的桥梁。我国缺乏成熟自主社会组织, 即使有少数这类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组织, 它们也没有应该有的法律地位, 仅仅是政府的派生机构, 以至于在作用的发挥上并不能让政府和公民都满意。
其次, 成熟的现代社会组织可以更充分有效的实现社会监督。在任何国家中, 权力的运行都是需要监督的, 否则肯定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古今中外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在是比比皆是。从十八大我们清楚看到党对严惩腐败问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报告告诫我们全体党员“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 甚至亡党亡国。”长期以来我国的权力监督一直依托内部监督机制来实现, 可是在我国的政治体制、组织体制和行政体制下, 内部监督常常受制于官员对上级的服从, 以及官僚体系中的利益关联。因此, 要优化对权力的监督机制, 就必须要同时加强对权力者的外部监督即社会监督。但是, 缺乏组织的民众常常缺乏主动监督的动机, 并且常常很难获得准确信息, 因此其监督的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加强社会组织在对权力者社会监督中的作用。一方面, 社会组织可以集中民意和民众的力量, 形成在法制框架下对基层权力者制衡的力量;另一方面, 社会组织所具有的专业化特点可以使其在获得和分析信息方面的能力更强;再一方面, 社会组织在社会监督方面可以更加理性, 更加遵守法律, 从而避免和减弱松散民众非理性群体行为的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建设都越来越复杂, 要推动各个方面建设和事业的发展, 越来越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相当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而社会参与和社会动员都需要依托一定的组织体系。应该看到, 政府的行政体系只能完成法律所赋予它的公共管理职能, 而难以包办所有的公民社会参与渠道和基层社会动员的职能。因此,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能否成功, 关键取决于政府能否主动放权, 将大量公共服务事项, 通过公开、公平竞争的渠道, 让渡给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承担。如何让社会组织变得有能力, 为公众提供更加贴心、便捷的服务, 这是加强社会建设,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依据十八大精神尽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在加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组织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行为的规范, 也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我国目前缺乏增强社会组织能力、完善其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依照现行法规, 我国社会组织仍需双重管理, 在民政登记注册前, 必须找到一个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这种登记和管理的“双轨制”, 让社会组织无法摆脱对政府部门的依赖, 更难以“依法自治”。因此, 要实现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目标, 应该首先修订、完善扶持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的法律法规, 尽快废除“双轨制”, 尽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组织建设的提法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新意, 也是极大的亮点。以前, 政府一说起社会组织, 总是强调“监督、培育”, 或者“既要培育, 又要加强监督”。但此次, 是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 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这对于今后废除社会组织管理的“双轨制”, 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 “政社分开”是对社会组织的重新定位, 是废除“双轨制”的政策依据。长期以来, 政府和社会组织行政关系错位, 合作有余, 分工不足, 从属有余, 自立不足。政府对社会组织领导而非指导。从理论上讲二者本应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但现实中, 社会组织的人事任免、目标方案的确立乃至工作的安排都是受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 政府的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领域, 集资源提供者、直接运行操作者、宏观管理者多个角色于一身。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大多类似于国家机构, 享受财政拨款, 并被纳入行政组织系统, 挂靠于主管部门, 定行政级别, 按行政级别确定福利待遇和隶属关系, 这一方面削弱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导致脱离社会, 更加依赖政府。
其次, “权责分明”是科学界定了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这是废除“双轨制”的现实依据。我们必要充分认识发展社会组织对加强社会建设的作用, 加强社会建设需要有有效的组织载体。在当代社会中, 政府应在社会建设中担当着主导的作用, 但大量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组织以其民间性和非营利性两个方面的特点而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有着不同的功能。它们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两大方面。
第一, 社会组织可以在基层社会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生力军。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主要是制订法规和政策, 监督法规和政策的实施, 以及提供必要的资源。但政府难以直接从事基层具体的社会管理工作, 基层的具体社会管理事务基本上应以民众自治的方式进行, 因而一方面需要在社区中建立各种具体的管理组织去实施社区社会管理;另一方面, 大量超越社区之上的、更大范围的基层公共事务需要跨越社区之上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再一方面, 当代社会管理越来越需要具有行业性、专业化和跨地域的社会组织体系来承担社会管理事务。
第二, 社会组织在各项社会服务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作用方式之一是在社会服务所需资金的筹集和分配中担当中介作用的组织。当代社会中许多民间的基金会、慈善会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担当了此类中介角色。他们积极参与筹集和分配社会服务资源的活动, 从民间捐赠者那里筹集资金, 或从政府获得资金, 然后将其分配给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另一种介入方式是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各种非营利的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私人养老院以及在老年服务、残疾人服务、儿童服务和其他各种福利性服务方面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都属于这一类。前一类服务方式具有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功能, 后一类服务方式具有直接服务供给功能, 二者也都能促进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
最后, “依法自治”是其中的关键, 这是废除“双轨制”的法律依据。“依法”是说社会组织和其他机构一样要遵守宪法和法律。“自治”则是中央政府下决心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现状的一个重要“信号”释放, 让我们瞩目有期待。符合十八大报告要求的“现代社会组织”, 是一个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组织体系, 这意味着今后社会组织要像现代企业一样, 拥有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 高效运作、公开透明、充满活力,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 是依附关系, 权责不明, 更难“自治”。
创新培育社会组织加强社会建设 篇5
今年上半年,为规范我县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更好地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加强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中的积极作用,并结合去年的《江西省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区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精神。我局积极发扬“想干、敢干、快干和会干”精神,突破思想观念和管理体制的制约,不断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促发展,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我县社会建设。
(一)探索创新社会组织登记模式。一是实行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和备案双轨制。继续下放权力,降低门槛,简化手续,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制度。二是实行网上行政审批服务。我局今年加大了网上行政审批力度,建立了完善的行政审批网络,要求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并熟练掌据好有关政策和审批程序。三是缩短行政审批工作时间。规定实行当天受理、十日审核、三日审批,一日办结四个步骤的程序。时间由法律规定的60个工作日缩短到15工作日完成,审批时间缩短了四分之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探索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新方式。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建设公民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建设的需要,也是社区治理的需要。在这种大趋势下,我县加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充分发挥其作用,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和社会多元利益的动态协调。一是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争取将社会组织发展资金纳入县财政预算,探索设立全县性的专项扶持资金,重点加大对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或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并贡献突出的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二是加强专业化、职业化培训。分类培训和指导,通过业务、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等培训,转变观念,更新知识,加深认识,提高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指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三是探索孵化基地试点。探索选取一个乡镇进行试点,建立“乡镇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在乡镇选择3-5家草根组织进入基地,培育成熟后进行登记。待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广。四是探索建立购买服务机制。探索将年检初审工作委托给社会组织,探索向民间社工机构购买服务。
(三)探索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新途径。目前余干县社会组织共56家,约占全市社会组织总数的20%,为构建和谐余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我县社会组织仍存在内部管理有待规范、自我能力不足、服务内容有待拓展、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指导和监督,提高其社会公信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一是探索建立社会组织评估制度。制定《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完善社会组织各项管理制度。组织和鼓励我县社会组织积极参评。二是加强联合执法。加强部门联动,监督社会组织加强内部管理,依法规范社会组织,依法查处非法组织,促进我县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四)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工作发展新方向。一是开展项目购买。以项目开发为重点、岗位购买兼顾的形式,继续拓展社工服务领域,鼓励和指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居家养老等服务项目的购买。二是探索“社工+义工”联动模式。推行“社工引领义工服务、义工协助社工服务”的运行机制,实现“社工、义工”联动互补、互动共进,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水平。
余干县民政局
社会建设 篇6
一、创新载体、激发活力,使就业服务“接地气”
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优先目标,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上级各项扶持就业的政策措施,并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新的就业增长点紧密结合,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统筹城乡就业。
1.开辟就业服务“快车道”
招聘会举办常态化是我区促进就业、缓解招工压力的有益尝试,通过举办人力资源大型招聘会、依托基层保障平台把招聘会开到百姓家门口,组织区内赴外地招聘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就地就近转移,2010年我区在全市率先实现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村”100%达标。“企业招聘直通车”品牌做大做强,为企业提供招聘、录用、职业指导、用工指导一站式全方位服务。对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家庭等重点群体开展专项帮扶活动,积极落实促进就业优惠政策。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岗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考机制,增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途径。做精做优“好苏嫂”家政服务品牌,鼓励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到家庭服务业就业创业,力争把家政服务打造成具有港闸特色的服务品牌。
2.打好技能培训“组合拳”
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行“就业培训123”服务,多措并举,使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取得了实效。一是打造一流服务队伍。通过加强服务队伍的业务培训,打造业务素质一流、服务质量优质的人员队伍,增强自有师资力量。二是推行两结合培训模式。推行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相结合,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相结合的培训模式。三年来,我们累计开展职业指导、家政服务、保洁保安等各类培训100期,培训人数近2万人,为4700余人提供职业鉴定服务,帮助126人落实小额担保贷款800多万元,帮助他们成功实现创业。在与市技能鉴定中心的积极对接下,指导企业开展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南通中集成为南通市区首家焊工高级技师鉴定点。三是实施红黄绿三色培训。针对失地农民开展红色订单式技能培训,帮助失地农民掌握就业技能,为失地农民及时送上致富“金钥匙”;针对城乡失业人员开展黄色菜单式培训,根据城乡失业人员的需求,用好用足市区两级培训优惠政策,为城乡失业人员开展多元化的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针对在岗农民工开展绿色提升式培训,推行以取得国家职业资格初、中、高级证书为目标的培训,提升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水平。
3.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
人社工作关乎民生,作为直接服务人民群众的保障平台,更是人社部门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自2003年起,我区开始致力精品劳动保障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打造。针对服务对象全员化、服务项目多样化、服务要求标准化的新情况,我们合理配置就业社保经办管理资源,率先全面实行村级保障平台工作人员专职化,并逐步纳入村(社区)管理序列,全区60个村(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实现了劳动保障服务和信息网络全覆盖,人力资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不断提高。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就业援助、职业介绍与指导、技能培训、保险缴纳、退休人员管理等一站式服务,真正实现了服务“零距离”。
二、迎难而上、无缝对接,让社保工作“暖民心”
社保是民生之福。我们严格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要求,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重点,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和待遇水平,努力使社会保障惠及更多群众。
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从2008年我区农保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到2009年顺利实现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全覆盖,从2010年新农保制度实施对缴费标准和政府补贴做调整,到2011新农保制度与市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实施,原农保参保人员和待遇享受人员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继续参保和享受待遇,我区基本形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体系。截至2011年底,我区新农保参保人数为12800人;2012年上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2003人,按月领取养老金人数达5771人,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15525人。
2.全区25682名被征地农民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
2012年,我们加速推进被征地农民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进程。此项工作涉及到全区4.5万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工作面广量大、政策性强、情况复杂、时间紧迫的压力下,我们通过积极落实各项工作举措,建立健全区街村组四级组织网络,开展业务培训,规范业务操作,部门协调联动,组织各街道、开发区尽快启动、全面推进,确保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被征地农民转保工作。截止目前,已有17984名被征地农民及时享受到退休待遇,此项惠民政策的实施很好地保障了被征地农民利益,对于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重要作用。
(例:秦灶街道桥东村的许老爹,在《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衔接办法》未出台前,只领取350元/月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养老金;政策出台后,该老人2012年上半年享受937.8元/月的退休养老金,7月起正常调资后享受1101.6元/月的退休养老金,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养老无忧。)
3.全区84563名居民受益统筹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
根据市统一部署,通过积极组织推动、加强责任考核和优化经办服务等途径,2009年我区率先在全市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的并轨。2011年11月起,按照市统一政策,统筹标准调整为成年居民每人每年460元、在校学生和不在校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260元,市、区两级财政补助标准按照年龄段的不同分别予以340元、170元、210元的补助,对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职工家庭,以及完全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家庭,成年居民由个人缴纳80元,财政补助380元。对符合参加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件的农村成年(18周岁及以上)居民我区另行给予财政补贴,每年在规定期限内登记缴费的,由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开发区)财政补贴农民个人缴费部分60元。至此,我区城乡居民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基本实现全覆盖。
三、强化机制、部门联动,为社会配备“减压器”
和谐是民生之旨。面临着劳动关系运行复杂多变、劳资矛盾多发多样的严峻局势,我们以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为重点,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共建共享。
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制。扎实推进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管理和“一体化”执法工作机制,试点建立街道和谐劳动关系指导服务站,加强劳动纠纷排查化解。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规范劳务派遣、社保扩面等专项检查。把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巡回宣传常态化,立足事前主动防范,引导企业主强化依法用工观念、增强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健全劳动关系监测、协调、防控和应急处置的工作机制,完善紧急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预防和处理好各类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确保全区大局稳定。
社会建设 篇7
一、“人情社会”的涵义
自秦以来, 我国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人情社会。何谓“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是指以人际关系为运行基础, 个人的义务和权利以及利益的分配方式受人际关系网络的制约, 明确的法律条文或制度不对组织或个体产生绝对的约束力;相反, “人情社会”中“潜规则”大行其道, 法规制度常常被“灵活”, 在成文的规章制度背后, 人际关系往往才是最具有决定力的因素, 且这种受人际关系影响的制度有其独特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二、我国人情社会形成的原因
(一) 经济原因。
一是由种植业主导的生产方式要求劳动者依附于土地, 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进行生产。因此家庭成员之间必须有牢固的关系, 儒家的“孝”、“悌”和纲常思想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同时, 由于商业经济的不发达和地域上的差异, 劳动产品的货币化率很低, 许多劳动产品必须依靠人际关系形成的、非商业化的市场来进行流通。二是社会总体财富的匮乏、不健全的市场、不平衡的分配制度、缺乏约束力的法律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促使人们更愿意接近社会中的威权人物, 如官僚、族长等, 以期获得更多利益或减少自身损失。
(二) 政治原因。
在我国, 尤其是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这种拥有广阔疆域的朝代, 要维持广阔的版图并非易事。仅仅依靠军队等暴力机关不仅成本太高, 而且很可能造成军事割据。因此, 专制政权必须依靠其它方式来维系统一。依靠人情社会的人际网络来加强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显然是一种成本更加低廉的手段。
(三) 社会原因。
封建社会的弊端, 即君权家天下制。这天下是赵家的天下或刘家的天下, 只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才得以彻底更改。在漫长的封建史中, 皇权地位坚固, 家长制一言堂是它的变形表现, 一句话概括:不受约束的权力是罪魁祸首。人情社会作为皇权的产物, 同时也是饱受皇权专制的人民一点心理的安慰, 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人情练达即文章”。
三、人情社会的危害
(一) 导致人际关系庸俗化。
在不正常的人情中, 人们之间的友谊、亲情实际上异化为一种物化关系、相互利用关系、买卖关系甚至人身依附关系。而对于实用主义和趋炎附势式的人情来说, 因为这种人情建立和保持的前提是一方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 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性地保有其权力和社会地位,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人情更不可能巩固长久。一旦这种前提不再存在, 原来那种炽热的人情就有可能化作一滩冰水, 原来的“门庭若市”也有可能变成“门可罗雀”, 徒为一些人心头增加几分“世态炎凉、今不如昔”的伤感。
(二) 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在一个过分讲人情的社会中, 不可避免会滋生腐败。或许有人会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然而有的官员受贿的“起点”只是一张卡、一顿饭、一点烟酒而已, 但发展下去却成为职务犯罪的一个个源头, 也才有了渐进式腐败的生动先例。实际上, 收“人情礼金”早就成了不少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
(三) 影响社会公平公正。
每个人的人情资源并不是平均的, 有多的有少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和不公平。而且一旦考虑问题处处以人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可避免就会脱离机制和制度的约束, 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如果在具有同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情况下, 人情世故对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是否诸事顺利、是否提职荣升起到决定作用的话, 那这个社会自然就无公平公正可言了。
(四) 削弱了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
由于人情消费猛增, 使农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被挪用, 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投入和扩大再生产。我国家庭人员调查数据显示, 最低收入20%的家庭, 其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29.7%, 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了人情往来支出, 这对于一个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来讲, 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 因此人情支出, 对于普通家庭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如任其蔓延, 在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也不堪重负, 势必削弱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
四、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途径
人情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情”, 而法治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法”。人情社会严重阻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 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 树立宪法法律权威。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全面依法治国, 就必须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 使其成为规范一切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准绳。大力营造尊法、知法、守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让依法行政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要在全体公民中深入开展增强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活动, 使全体公民都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合法、负责、理性、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 积极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每一个细胞, 让“人情网络”没有胡作非为的空间, 让法规制度成为调节一切组织和个人行为的标尺。
(二)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相较建国初期, 我国法律体系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 有了质的飞跃, 但在不少方面还不够完善。有的法律存在部门“条条”的局限性, 有的新兴领域存在法律空白, 《民法典》尚未编纂出台等等, 都需要进行进一步完善。完善法律体系应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加强环境保护立法, 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奠定基础。
(三)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一是要完善司法机构设置和职权配置, 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出发, 加强司法机关内部机构制约, 建立统一的执行工作体制和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二是要规范司法行为, 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加强对案件办理的管理。三是要强化司法民主和法律监督方面进行改革, 加强对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 加强司法人员司法行为的监督, 努力提高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最大程度地防止司法领域里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
(四) 加大执法力度。
“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主要途径。一是要选好人、育好人、管好人, 调动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细化司法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提高司法人员的责任意识。二是要加强内外衔接、科学协调的运行机制, 建立立体的监督管理机制。三是要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落实责任到人, 使每一个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审判执行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彻底改变人们“信情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的落后观念。
(五) 强化执法监督。
社会建设 篇8
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各地亮点纷呈
围绕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确定的“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广东各地都把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作为党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齐抓共管,探索出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归纳起来有“七个多”:
(一)多策创新管理方式,提升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当前,广东流动人口多达3000多万,居全国第一,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徙,带来了治安、劳资、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矛盾。广东各地,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珠三角地区,在提升外来人口管理和服务水平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如中山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积分制入户,在解决了1.5万名流动人员入户与子女入学问题的基础上,以“同是中山建设者”为主题,一方面对外来务工人员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工程”,不断提高其素质;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把住房、社保、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纳入积分制管理,并将这些重要权益逐步向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延伸。又如,东莞市户籍人口181万人,而外来人口超过1000万人,东莞为“新莞人”成立了服务管理局,全面保障“新莞人”除了集体分红外与本地居民享有大体一致的各项社会服务,并可以参政议政,大大激发了“新莞人”的主人翁意识,“新莞人”与当地人一样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二)多方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经济社会处在转型时期,民众的诉求日趋增加,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就业保障、集体利益分配、医患纠纷等方面,容易引发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影响和谐稳定。广东各地十分重视化解这些矛盾纠纷,办法多样,成效显著。例如云浮市云城区牢固树立“维稳第一责任”的意识,突出抓信访维稳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率先在全市建立全区村(居)委一级信访工作站和信息网络以及信访考核奖励机制,建立健区、镇、村三级信访维稳网络,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及时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化解在盟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群众到市、区集体上访批数、人次逐年下降,连续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又如河源市,自2008年以来,不断试水网络问政,已经形成了“公仆信箱”、“公仆微博”、“公仆在线”等“公仆系列”平台。目前,河源网络问政“公仆系列”已成为广大网友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的网络主渠道,成为覆盖全市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的“直通车”,成为荟萃民智、辅助决策的“信息库”,成为推进数字化、信息化河源建设的“助推器”,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民生问题,而且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三)多力加强人口控制,提高人口素质。
广东常住人口1.0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7%,成为第一人口大省。据对淡水、耕地等基本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和能源、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的测算,广东的最大人口容量为1.1亿人左右,当前广东人口承载力接近极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相当突出。广东各地在确保人口有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深圳市坪山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新区、办事处、社区三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育龄人群和青少年等各个群体实行全覆盖。据统计,2010年新区共出生2426人,自然增长率9.82‰,户籍人口政策出生率98.08%,流动人口政策出生率93.46%,无政策外出生的社区13个,占社区总数的56.5%。再如广州市的南沙区为全力打造“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三道防线”,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近年先后出台了《南沙区自愿参加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南沙区免费孕检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开展优生筛查工作的通知》及《广州市南沙区奖励参加婚前医学检查人员实施方案》,大大提高了出生人口的素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出生缺陷婴儿比例由2007年的81.5/万人下降到目前的41.51/万人,下降幅度达39.99个万分点。
(四)多法确保最低工资收入,保护合法权益。
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成为矛盾冲突的焦点。广东把提高低群体收入、确保劳动收益作为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工作来抓。例如东莞,从2011年3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100元人民币,与上一次上调相比只有10个月时间,涨幅达19.57%。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了东莞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缓解了物价上涨对普通劳动者的支出压力。再如惠州市,成立了处理劳动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市财政建立了处理劳动突发事件欠薪周转金账户,市、区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实行领导包案制度,市、区工会部门通过建立三方协商机制和参与劳动仲裁,从源头上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近两年来,惠州市没有发生重大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五)多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
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既是造成农村积贫积弱的障碍,也是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水平的障碍。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广东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广州、深圳、佛山、肇庆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最先探索、影响最大的是中山市。中山市近几年致力于统筹城乡发展,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将公共服务由城市延伸到农村,实现城乡规划建设、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管理的“五个一体化”,把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断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在教育方面,部分镇区推行12年甚至15年义务教育,全市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普及率均达100%。在医疗方面,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100%,逐步形成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新格局。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山以“三个一”工程为基础,编织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城乡居民都有一份养老保险、一份医疗保险、一个就业创业机会,实现了城乡居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六)多径大力改善民生,提高福利保障水平。
民生问题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各地在大力改善民生方面因地制宜,创造出许多新经验。例如云浮市,从2002年开始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7年创新筹资标准,分成2档,1档62元/年,其中农民交10元,各级财政补助52元;2档67元年,其中农民交15元,各级财政补助52元。在全面推行新农合制度的过程中,云浮市不断提高补偿比例和补偿上限,完善资金管理,加快补偿办理速度,使云浮市新农合制度稳步健康发展,为切实缓解农民治病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据统计,云浮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从2002年度的32.9%提高到目前基本全覆盖。又如江门市,把就业工作延伸到农村,大力推进“千企扶千村”就业工程,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登记、推荐和跟踪服务制度。目前,全市1050个村委会与1296家企业分别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书。
(七)多管齐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当中承担润滑作用,近年来,广东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规模迅速壮大,每年以10%左右的幅度增长,目前广东已有社会组织28509个,数量位居全国前三位。例如珠海市在全省率先出台《珠海市社会组织评估暂行办法》,主动把部分职能放权到协会,协会主动解决企业和的困难,简化了企业办事流程,提高了企业办事效率,在方便企业、加强协会与企业的互动的同时,政府也节约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又如江门市,致力于建设“一站式”的社区服务中心(站),将政府公共服务直接覆盖到社区,服务辖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服务方式为免费服务、补贴服务、低偿服务和义工服务。目前,江门市区建成并投入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达11个,社区义工服务站161个,注册义工已超10万人,义工服务队伍纷纷走进社区,造福社区居民,服务总时间已超过70万小时。
几点启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广东既处于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期。切实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幸福广东、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各地的经验做法折射出以下启示:
(一)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加快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
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现代化本身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会导致社会重构。当前,广东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不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推动社会建设,突破生产力进步的体制、机制、政策、思想束缚,使社会结构这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那么,现代化进程会受到影响,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无法通过社会变革巩固下来。因此,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已成为当前广东后工业化时期经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这既为当前广东应对经济增速放缓风险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转型升级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有利于加速广东科学发展的进程。
(二)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建设幸福广东的重大战略举措。
社会建设管理与幸福广东相伴相生、与民生福祉如影相随。幸福广东建设的本质是让人人都拥有幸福美满的新生活,而能否把社会建设好、管理好,使社会更加进步文明、让生活更加和谐富足、让环境更加优良秀美,则是衡量人民群众是否具有幸福感的重要标准。可见,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幸福广东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幸福广东是涉及千百万人的事业,只有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幸福广东才能建设成功,才能共同分享。加强社会建设,提高管理水平,有助于凝聚民心、集聚民智、激活民力,营造人人参与幸福广东建设、个个共享幸福广东成果的良好氛围,必将大大地加快幸福广东的建设进程。
(三)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程。
当前,由于广东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等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社会已经进入了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和危机多发、频发。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满足利益请诉求,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这既是新形势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创新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程。
科学社会主义与建设和谐社会 篇9
科学社会主义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 集中到一点, 就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 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的历史证明, 它的理论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 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 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 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实现社会和谐, 建设美好社会,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之一, 是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人类的美好愿望, 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一直为建立和谐社会而不懈奋斗, 在党的八大前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就进行了初步而卓有成效的探索, 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进入21世纪以后, 党中央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就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切实贯彻好会议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当前, 我国只有构建起和谐社会, 才能保证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 居安思危, 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 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逐步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然是或者说更加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我国已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显, 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如果处理不当, 将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经济也将停滞乃至倒退, 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要以极大的精力, 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 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 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政策以及教育、协商等多种手段, 善于解决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矛盾, 防微杜渐,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靠发展, 二靠公平, 三靠统筹兼顾。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综合国力增强了,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才有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没有发展, 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不可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当前, 改革已到关键时候, 更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举例说明, 当今, 非洲不少国家处于饥荒、战乱之中, 哪有和谐可言呢?可见, 发展对于社会稳定之重要。当然, 我们所追求的是科学发展, 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 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相协调, 还包括人的全面发展。
是不是有了发展, 就有了社会和谐呢?回答是否定的。要实现社会和谐, 还要有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基本条件。没有公平, 势必社会不稳。如果国家总体上有了发展, 但只有少数人富裕了, 大多数人贫穷落后, 少数人拥有各种发展机会, 而大多数人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 社会一定是不安定的, 更谈不上团结了!比如, 中国历史上曾爆发多次农民起义,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社会不公平, 所以, 农民起义往往打出“均贫富, 等贵贱”的口号;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 说:“我们没能加强党的领导和实现社会公平, 导致极少数人一夜暴富, 而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在下降!”再比如, 一些西方国家虽然很发达, 但缺少公平正义, 因而, 游行示威不断, 社会潜伏着许多不安定因素。所以, 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益, 实现最广范围、最大程度的公平。实现公平首先要力求起点平等, 为个人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 给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其次, 通过政府利用税收杠杆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对国民收入再分配, 以实现尽可能的平等。我们要把多数人的利益, 多数人的愿望, 多数人的意见, 多数人的情绪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每项政策出台都要坚持总体受益原则, 尽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加强对各方面群众的教育引导, 使群众正确认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要逐步完善社会调节机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把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和愿望主张引导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
构建和谐社会, 还必须统筹兼顾, 协调好各种关系。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幅员辽阔的国家, 现阶段社会结构也极为复杂, 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若干阶层。由于这种复杂性, 加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造成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出现了若干弱势群体, 他们游离在社会的边缘, 在医疗、社会保障、升学就业等公共服务方面属于“盲区”。这些状况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潜在威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 就必须统筹兼顾, 协调好各地区、部门、阶层、民族、城乡之间的关系, 让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共同建设。人民, 也只有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切成就, 是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成员在内的广大人民共同创造的。今天, 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尤其需要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 共同奋斗。因此, 必须实行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战略方针, 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竟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 人人共享和谐的生动局面。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 它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具有新的更高的内涵。我们必须汲取历史的智慧与启迪, 坚持与时俱进,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全民共同努力, 才能谱写和谐社会建设史上的新篇章。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亦称科学共产主义, 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含义, 泛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狭义的含义则专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当前, 改革已到关键时候, 更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还必须统筹兼顾, 协调好各种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共同建设。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切成就, 是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成员在内的广大人民共同创造的。
社会建设 篇10
人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人的各种各样需求需要通过社会来满足,社会问题的滋生便源自于这些需求得不到适当的满足。因此,社会组织的建立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缓解社会矛盾。
1.1 社会组织能满足人的共性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公共需求是公共利益的表现,在服务公民的过程中,了解广大群众的需求是基础与大前提,如何迎合公共需求,关键在于切合公民的自身利益,换位思考。在此条件下,需要的是既拥有如同政府管理的强大执行力,又能贴近居民生活的组织单位,而社会组织正是符合上述条件的组织形式。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多的自由与自主在人民心头大涨,各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由此滋长,政府的手也无法再涉足更多领域。在平衡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其从社会而来,又接受政府的领导,构建起政府与社会间的桥梁,在保证调动双方的积极性的同时,弥补政府管理中的缺陷,通过自身的特点拓展为公民服务的方式,以创新管理驱动新的服务模式,满足人们的各层次需求。这方面的功能在一些小城镇的社区中最为凸显,在小城镇中,由于政府之手触及之少,人们的生活保障往往难以得到关注,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是供给人们物质需要的一个单位,社会组织入驻社区,为广大的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便民服务,最为典型的便是卫生服务站、医疗保健服务站,在安全与生存需求上给予帮助。
1.2 社会组织能补给人的个性需求
相比于共性需求的满足,个性需求的补给更显社会组织功能的微观层面,它可以是只为某一特殊群体而成立的组织机构,亦或只关注于某一人群的某一特殊需求,是为人的发展性需求而设置的。截至2015年3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1.3万个,同比增长10.9%。其中社会团体31.2万个,基金会419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9.7万个。社会组织之所以发展速度之快,便在于它成立的目的的多样性,在满足多数人的共性需求的同时,也照顾到少数人的个性需求。随着社会化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眼光不仅仅关注在温饱、生存等基本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们为发展自我而有更高层次的渴望,如人的社交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面对这些个性需求,社会组织团体的成立便能满足这些欲望。在社区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团体自发组建,如夕阳红老年人舞蹈团、留守儿童成长服务团、心理咨询服务站,以及各式的特殊人群小组。这些团体的成立,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帮助解决因社会关系失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发展了人们的社会功能,是一次再社会化的过程。
1.3 社会组织能帮助挖掘人的潜在需求
通过分析人在未来发展中最关注的需求层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社会问题的产生。因为社会组织的人员源于广大群众,最能代表人们的利益诉求,也最能发现人们的社会需求。社会组织的成立,是受到社会中的“精英团”的关注,他们充当了人们群体的“智囊团”,为社会建设出谋划策,同时也为维护广大同胞们的利益做出努力。在社区中,这些少数人表现在居民的带头人,关注社区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并组织讨论工作,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开展实施相应的解决方案。同时,这些带头人不仅仅活跃在社区建设中,他们也有各自专攻的领域,如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从事评论社会发展工作,因而在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更加专业,也更具权威性,能有效解决并预测问题发展动向,帮助制定更合理全面的方案。此过程中,亦逐渐形成了社会组织与群众密切相连的纽带关系,这一情感牵动着整个社区的融合,使社区发展更加和谐,社区居民更有归属感。
2 动员社会力量——创造社会福祉
2.1 通过增强社会公民的社会参与,来凝聚社会共识
社会人之所以以“社会”命名,在于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多元的词,人在社会之中是复杂而多样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与理念,在与人相处过程中会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所以,往往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所形成的团体,会拥有多样的特点,能反应不同人的利益诉求,更具有民主色彩。在社区中便体现在:一个社会团体的组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贵贱,人们自发性地融合在具有某一兴趣特点,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组织中,这样的团体更具凝聚力,会让人们在此流连忘返,乐此不疲。如我们在社区中常常看到的老年人组建的舞蹈团,这里的老人群体来自于社区中,有的是邻居,有的是从前的同事,有的仅仅是陌生人,但是他们的融合帮助许多孤寡老人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节约了为照顾那些孤寡老人而使用的社会资源。此外,更多社会组织的成立,是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他们设法融合更多有作为的社会成员,鼓动人们贡献社会,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通过积累整合社会资源,创造更多社会福祉
社会资源不仅源于取之而来的自然资源,更源于社会网络下潜藏的巨大资源链,一般而言,社会资源是指一个社会在其运行、发展进程中,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其活动中为了实现自身目的所需要具备或可利用的一切条件,社会资源是十分丰富的,但发掘和利用这些资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资源利用可以说是事在人为,需要的是动员社会群众的力量去整合,个人的才能也会在群体之中由他人发掘。在社区中,如若没有社会组织作为桥梁,人与人之间便不会轻易被连接,资源与资源间便是断层的,通过组织的建立,能使社区需求与社区资源相互协调配置,使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而避免重复与浪费。此外,也通过社区能人志士的游说工作,让政府与企业支持社会服务工作,给予更多资源补助与支持。
3 改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共融
3.1 社会组织倡导服务理念的延展。
社会组织是社会服务的主体,受到组织宗旨与价值观的影响,因而区别于政府与企业。它所倡导是一种新公共服务理念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责是服务,这与新公共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社会组织服务于公民,公民是主体,应该采用积极对话的形式让公民参与到民主自治当中,让人们群众享有更广泛的话语权。社会组织帮助政府成为民主自治的一个引导者、服务者与参与者。因此在此基础之上,社会组织的服务核心便是以人为本,为民所想、为民所动、为民所谋,为民所利,能充分考虑居民的公共利益,建立服务型社区,加强服务职能。管理层人员要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出相应的举措,以共同价值观和集体的公民利益为指导,在行动上帮助居民更明确地表达公共利益。
3.2 社会组织改进了服务队伍的素质
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仅依靠物力与财力的支撑,更多的是人力上的支持。以社区单位为例,在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要有专业素质的社会工作者的加入,因这些人员是经过社会工作课程的培养与实务上的实践后从事该类工作,与原先的社区居委会的阿姨们相比,更有独到的见解,处理问题更加专业。此外,由于社会组织的特性,吸引了许多志愿者的参与,他们热心于服务社区,愿意为社区居民提供帮助,例如在志愿队伍中的大学生群体,利用学业之余加入某些公益性的社会组织进而参与社区建设工作,不仅锻炼了自身素质,也帮助节省社会服务的成本,是一个双向互惠的过程。而企事业单位则是扮演社区工作的助推人员角色,帮助社区服务项目更好实施。而政府则通过行政手段,提供社区服务专项资金和行政服务,使得社区服务工作能更受广泛关注。这样一支服务队伍集结了各方力量,能充分体现政府对于服务型社区构建的重视,也体现了社会对服务理念的支持,同时更能充分调动社会人士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让这种志愿服务精神在实践中得以拓展,得到更多人的响应号召。
摘要:随着社会化进程的推移,社会建设的目标不断被提上议程,受到公民与政府的极大关注。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生活在和睦共融的环境中是人人所向往与追求的。在这样的目标下,社会组织的存在便具有重要意义,其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颇具影响力,是加快社会建设的催化剂,尤其在社区建设方面,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主要功能包括其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解决现有的与潜在的社会问题;动员社会力量,创造更多的社会福祉;改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目标的共融与社会气氛的和谐。围绕着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展开论述,主要以促进现代社区发展为例,探讨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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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小增.社会组织间合作——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路径的理性选择[J].社会管理研究,2012(12).
[3]王名,孙伟林.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趋势和特点[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1).
社会建设 篇11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分层;社会冲突;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26- 0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主要是针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和自然关系不和谐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于协调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十分艰巨的深层次改革任务的顺利进行和改革目标的实现,对于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的意义。
一、社会与“和谐社会”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与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关系。
1.社会的涵义和特征
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则是社会的中心要素,人类正是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结成了社会。”
因为社会是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是以人的活动为主体:“(1)社会是以文化为纽带的。 (2)社会是以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的。 (3)社会是有组织的系统。 (4)社会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 (5)社会是有具体形态的。”
2.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如果说,社会稳定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形式上的特征的话,那么“和谐社会”强调的是在社会稳定本质上的特征,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稳定。
“和谐社会”是社会资源兼容共生的社会,民族、宗教、党派、阶层是国家重要的社会资源。虽然这些资源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共存、共生于一个社会之中。
“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社会结构合理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把社会距离和社会矛盾拉大,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张力也大。社会张力一大,社会冲突一触即发;反之,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距离适当,社会矛盾也会比较小,和谐社会容易建成。”
“和谐社会”是行为规范的社会,“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的防火墙,是社会发展的支撑点。社会在前进,社会规范会更新。更新后的社会规范依然是推动整体前进的推进器。”
“和谐社会”是社会运筹得当的社会,“社会结构是人搭起的架子,社会规范也是人制订的,一句话都是人运筹起来的。运筹得当,兼顾各方,兼容并包,各得其所,人与人和睦,人与社会融洽;运筹得当,方能用尽可能低的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源的作用。”
和谐社会是针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而言的。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的研究及提出解决社会失调、失衡等社会问题的对策。所谓从社会学角度看问题,正是从良性运行和协调的角度看问题。
二、“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问题
我们从系统论的观点知道,合理的结构联系,能使各个部分的结构所具有的功能达到最佳。具有合理社会结构的社会整体的功能大于部分结构的功能相加之和。社会各个部分的最优化,不一定能达到社会整体的最优化,而社会整体的最优化,也不简单地表明社会各个部分的最优化。
“冲突论认为社会系统运行不可避免地伴随出现紧张、失调和利益冲突现象。不和谐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在发展,就会产生社会结构本身各部分的发展失调问题,就会产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失衡现象,也会出现社会各个部分运行中的功能失调,从而导致某些社会问题的产生。”
1.在近十几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中产阶层-白领阶层,“目前他们还被认为是‘中国不成熟的中产阶层’。其表现主要是其生活方式、文化素养、社会声誉和对社会的责任感(社会觉悟)、自觉的阶层意识和阶层性心理识别还不够高,还欠发展。这本不是大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是一个阶层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但是,这种社会阶层状况,处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工程框架中,就是应该予以注意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社会角色地位、财富状况和社会权力,都使他们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状况下,人的心理是紧张的,活动的频率极高,意识的变异也迅速,这就造成人们的紧张、浮动、烦躁与焦虑的心理状态。这是不稳定状态,欠安全状态,是社会和谐的隐患。
3. 社会作为家园而保护、保证人们的安定、祥和、温馨的生活。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工也逐步趋于细密化,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秩序出现了混乱。例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与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合理等不公平现象的存在;社会公共管理者贪污腐败问题,下岗工人、农民和农民工、老年人、各种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员。
三、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激发社会活力。所谓和谐是社会在发展中、进步中建立新的体制、新的机制过程中的和谐,和谐不是僵化的、绝对的,不是绝对没有不和谐,而是在不断解决不和谐的过程中趋向和谐。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就是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和谐,这就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1. 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包括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
(1)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的和谐,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和谐社会中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和谐的具体的、个体人格化的表现。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
(2)人自身的“自我和谐”。自身是一个从内到外的和谐体。现代社会没有绝对的孤立的个人,每个人的自身和谐,是全社会的和谐的个体人格化保证。
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期,暴富心理,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愤懑心理,投机取巧心理等等,都是现代社会心理症候,也都是和谐心理的、健康心理的敌对因素,因而是破坏和谐社会的个体因素,是和谐社会的威胁。因此,社会的人保持其自我和谐,是很重要的。
2. 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冲突的出现,寻根究源最终只能归之于社会利益的不平等占有,它是社会冲突产生的前提条件。但社会利益的不平等占有不会直接产生社会冲突现象。”
(1)“就资源配置方面看,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还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其他再分配制度建设。
(2)从本质上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使得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对利益的追求一直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前进的主要动力,但是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是一柄双刃剑,需要秩序的规范,而秩序则有赖于道德规范与法律规则。民主法治与诚信友爱就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设和谐社会,既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也离不开道德的精神支撑。作为在制度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民主法治与在道德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的诚信友爱,对于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在社会相对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调节人们的社会心理。“以我国传统文化的“和合”与宽容、仁爱、温良恭俭让等精神指导人们的思维言行;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我们必须弘扬先进思想文化,建立全体人民有共同的理想与信念,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的精神追求,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巨大无比的精神合力。努力实现社会各阶级、阶层在政治、精神上的和谐。
3.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类需要改变一直以来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要既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又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保护自然、养育自然、敬畏自然。这样,人类与自然才能保持和谐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协调人的利益与其他物种的利益,通过道德和法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和谐社会”蕴含的整体性思想,要求我们看问题具有全面性,不要以单视角的方法只看到问题的某些方面而遗漏了另一些方面,仅仅看到了局部而忽视了全局,仅仅照顾了部门而忘却了全体。因此,在社会发展中,要考虑到使社会结构的部分的目标与功能服从社会整体的目标和功能。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和自然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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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 篇12
一、社会保险费改税的重要意义
社会保险税是按薪金和工资所得对企业课征的一种税, 它是随着社会保险制度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课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征税额的多少不仅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密切关联, 收支情况还直接关系到政府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因此, 社会保险费改税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对于社会保险“费改税”, 我国经济学界、法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运用征税方法取代现行的社会保险费, 用社会保险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分析, 甚至还有很多具体方案, 政府决策部门也做过很多调研论证, 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和实证分析。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方式无论是费也好, 税也好, 都具有收入再分配和筹集社保资金的双重作用, 必须有统一的制度和执法的刚性。它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实际上已具有“税”的性质。社会保险费是政府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 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征收的费用, 具有规范和稳定的收费来源渠道, 从学理上看, 符合费改税的条件。运用税收手段, 预提一部分资金, 以备用于劳动者退休后或失业期间的生活来源, 保障生活需求, 因此其更具有“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特点, 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对社会总产品分配进行必要扣除的原理。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 社会保险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 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 将社会保险统筹部分实行“费改税”, 符合我国税收的财政原则、经济原则和社会原则, 将有力地成为政府在宏观领域调控国民收入分配, 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过程中, 民众也经历了由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的过程。初期曾被许多人视为新的负担, 持抵触态度。现在则不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在普遍增强, 社会保障问题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 缴与不缴直接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 必然引起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保险的关注, 以求用必要的付出换取将来的利益。由于社会保险资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 国家、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必然高度关注。要缴得顺心, 管得放心、用得舒心, 就需要更高层次地予以规范征收、管理和监督, 以税代替目前以费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 已是人心所向。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主要环节。党的十五大又强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七大要求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提高统筹层次, 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社会保险费改税是深化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已将税费改革列为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 意在将政府为支持某些重要事业发展而设立的具有税收性质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费改为税收。同时, 实行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费改税, 让社会保险税成为公共财政体系下的主体税种, 可以促进加速实现社会保险全国统筹, 让政府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使社会保险资金来源有法律保障, 使全国人民能够享受到比较公平的社会保险待遇, 使社会保险成为公共财政下老百姓享受到的国家最大的福祉。
必须看到费改税并不增加企业和个人的现有负担, 而是由收费向收税的制度转变。关注民生, 强调以人为本, 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实践, 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 基本建立了涵盖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5个具体的项目, 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高了政府、企业单位和职工个人承受能力, 为社会保险费改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二、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作用
(一) 实行费改税, 更能充分体现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 化解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面临的一系列障碍
社会保险不同于其他收费。社会保险税具有的偿还性并不是对称的。通常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政府不收费, 而以税收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而社会保险是社会稳定、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是政府出于公共财政职能需要承担的必要责任。因此, 以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和实施作为显著特征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需要开征社会保险税。一经上升到“税”的层面, 就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与征收有关的征收主体、征收政策等方面问题就将全面得到统一和规范。
(二) 实行费改税, 有利于规范收入来源渠道, 化解财政风险
开征社会保险税, 可以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促进规范、稳定的社保资金收入来源渠道和灵活的资金调剂机制形成, 从而有利于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 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的安定。当前普遍存在的滥用和挪用社会保险资金的, 若不进行改革必将失信于广大国民, 造成不平等、不公正。而以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 便于建立收支两条线式规范的预算管理, 增加专款专用的透明度, 从而赢得纳税人的广泛支持, 也有利于广大国民的监督。
(三) 实行费改税, 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加大筹集资金力度
社会保险税比社会保险费具有更强的强制性和统一性, “税”的立法层次明显高于“费”, 在执行过程中刚性强。实行社会保险税可以大大提高社保资金的征收力度和统筹层次, 有利于不同地区间企业的公平竞争, 也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 从而为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四) 实行费改税既可降低社保基金的征收成本, 又能大大提高社保资金的筹资效率
由于将税务机关征收社保基金的征收主体地位明确下来, 有利于提高社保基金的征缴率。计税依据 (缴费基数) 更加准确。税务机关具有税收征管的基础设施、管理规范、征收经验等诸方面的优势, 还有着较为完善和征管手段、方式、方法, 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 而这些软硬件资料与征收社会保险税的共享, 更有利于社保资金的筹集和量的增长。例如, 社会保险税税基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基互补, 纳税人为了少缴社会保险税有可能少报职工人数, 为了少缴企业所得税又必须多报职工人数以扩大扣除额, 如果利用社会保险税与企业所得税的钳制性, 把二者综合起来进行稽核监控, 必然会取得良好效果, 从而为社会的稳定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
三、国外征收社会保险税的经验与借鉴
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措社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税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所得课征, 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所得课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税征收的税金, 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 成为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俄罗斯等。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主张政府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就提出, 采取最基本保障由政府负担, 鼓励私人机构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补充保障的方式。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给予适当照顾, 有效降低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风险和财政负担。美国社会保障税率的综合水平约在20%左右。
实行社会保障税制的国家, 通常保险项目及其税率设置较为简单、明了, 税款缴纳和保险金支付都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 分工明确, 管理集中。美国的社会保险项目包括老年退休、残疾、医疗、失业等, 税率全国统一, 各项保险分别由社会保障署、劳工部、铁路退休委等部门管理, 国内收入局负责税款征收, 财政部管理资金并按计划拨付款项, 达到了管钱与管事分开、行政管理与执行机构分设, 各部门相互协作、相互制约的目的。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社会保障税收入直接构成政府财政收入, 成为政府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收支平衡状况直接影响政府财政的综合平衡。因此, 严格组织和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及其运营是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经常性的工作。在这种模式下, 财政直接参与社会保障管理, 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和管理具有极强的预算约束。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和适应性。社会保障税模式不论收入高低, 不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只要参加社会保障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按统一的税率缴纳社会保障税, 否则将不能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政府利用集中的部分社会保障税款,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障基金的余缺调剂, 平衡地区差距。同时, 实施社会保障税优势在于不需要更多的苛刻条件, 只要税率适度, 社会保障法规比较完善, 利用已有的税收征管机构和国家预算执行系统就能做到顺利实施。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险税已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税收入占到税收总收入的1/3, 仅次于个人所得税, 已成为其国家的第二大税种。征收社会保险税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许多国家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先后经历了由社会保险部门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待条件成熟时候改为征税的做法。这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如以前英国的社会保障缴款由社会保障部门的代理机构负责征收, 但自1999年起, 为了更好地为国民提供服务和方便纳税, 英国政府调整部门职能将征收社会保险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都由税务署制定。2000年8月, 俄罗斯将养老保险基金以外的3项社会保险费改为统一社会税, 其征收机关也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他们认为, 由税务机关征收可以有效降低征收成本, 有助于减少偷漏行为, 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征收资源, 有利于扩大实际覆盖面, 并使社会制度更加规范。这些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成功运行模式, 无论是他们征税的依据, 还是征税的尺度和征收与管理的办法都为我国实行社会保险费改税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四、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目前的状况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社会保险资金以费形式筹集的弊端日益凸显, 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革的程度。
(一) 存在问题
1、参保范围不一, 参保率较低。
从各地情况看, 有大量的单位和人员尚未参加社会保险, 同一地区、同一类型企业的参保险种仍不相同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统一和参保率低的现状, 不仅损害了应保未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制约了劳动力的正常合理流动, 而且也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同时还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 只有对所有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才能充分体现宪法赋予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方面的平等权利, 从而适应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2、缴费基数不一, 征收政策难以界定。
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对企业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有的按“工资总额”, 有的按“参保职工缴费工资之和”。就是按“工资总额”征收的地方, 有的是按企业“上年的工资总额”, 有的是按企业“上月的工资总额”, 有的按“实发工资总额”, 有的按“应发工资总额”, 不尽统一。工资总额的概念, 随着经济发展, 住房货币化、通讯货币化、公车货币化、福利货币化等一系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 其形式和内容都在随时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统计上的“工资总额”概念边界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 致使在实际工作中难于把握和界定, 且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已不能适应目前征收工作的需要。
3、费率不统一, 负担不公平。
费率不统一是造成负担不均的主要原因。由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各地不一。从养老保险看, 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 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 (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 , 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但由于各地统筹层次不一, 地方政府在确定本地区的缴费比例上弹性过大, 造成全国各地费率相差悬殊。例如, 国家规定的综合费率为28% (统筹20%, 个人8%) , 厦门市政府规定综合费率为22% (其中统筹为14%) ;而广东省的中山市政府规定综合费率为18% (其中统筹为10%) , 辽宁则实行的是最高标准28%。就是在同一省区内, 有些地区的缴费比例也不统一,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有些地方从当前基金收支平衡角度出发, 时常调整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 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以上问题的出现, 归根结底还是以费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缺乏法律支撑和体制保证。法律不健全、层级低, 使得社会保险费无法可依, 从而不能有效规范地调整各种法律主体关系;体制混乱、管理分散, 也使得有关部门不能科学行政, 从而无法建立高效协同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
(二) 原因分析
社会保险资金以费的形式筹集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低、跨地区转移难等问题, 既不规范, 也不公平。同时, 由于筹资能力弱, 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负担逐年加重的情况难以应对, 无法为解决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1、统筹层次低,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以解决。
由于统筹层次低, 造成各地社保资金状况参差不齐, 苦乐不均。越是经济条件差的地区, 负担越重, 而且收不抵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 负担越轻, 而且还有大量节余, 形成恶性循环的态势, 并且有不断加剧的倾向。一方面, 各地之间不能做到总体平衡和以丰补欠, 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大量资金弥补缺口,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得到解决, 势必将影响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另一方面, 统筹层次低是制约参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 一些新兴经济热点区域不断涌现, 尤其是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经常进行人员变动和轮换, 使我国劳务人员跨地区转移越来越频繁, 由于受各地社会保险政策的限制, 他们的参保关系很难转移接续, 一方面给征收缴费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2、人口老龄化,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难以支撑。
根据国际社会惯例, 65岁以上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10%则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人口国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以我国为例,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 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0.88亿人, 已经达到人口比例的7%。2005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 占总人口的比例 (以下简称“比重”) 达11%;到2020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 比重将提高到16.0%;预计21世纪40年代后期, 我国将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届时,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4.3亿人, 比重将达到30%, 即每3人-4人中就有1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 我国老年赡养比也在逐年提高, 2000年, 我国老年赡养比为15.4%, 预测2010年和2020年将分别提高到17.4%和24.7%。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未富先老”和老龄社会的过早到来, 必将增加社会保险资金支出, 从而加重劳动人口的负担, 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课题报告预测, 到2020年, 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将达到28145亿元, 相当于2000年的13倍多。
3、财政负担重,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难以维系。
几年来, 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 尽管来自各级财政的当期补助日益增加, 尤其是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转移支付补助2000年338亿元, 2005年增加到545亿元, 2007年增加到894亿元, 2008年是1127亿元。但对于财政而言, 更大的压力在于规模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和巨额的历史欠账。1997年以来, 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实个人账户, 无法割断统、账基金之间的联结, 锁定统筹基金的债务。一些地方为满足当期支付需要, 大量动用“中人”和“新人”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 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 全国各地合计空账已至少8000亿元。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弥补空账给各级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4、筹资能力弱, 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制度资金难以保证。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将大多数的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 没有体现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 没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既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及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阻碍,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文化素质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要消除城乡差别, 纠正城乡失衡, 不仅要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 也要进行制度创新, 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 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 就目前来看, 最有可能解决的就是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资金问题,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现实生活压力较大, 暂时不可能实行统一的缴费政策, 广覆盖、低水平无疑是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险制度的必然选择, 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保险的资金需求最终还是要由城镇来承担。那么, 当务之急则是要完善筹资机制、健全管理体制, 切实增强社会保险资金筹集的强制性、规范性和统一性, 在确保及时足额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基础上, 通过城市反哺农村, 实现城乡一体、人人享有社会保险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