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共12篇）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篇1

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在本质上是共同信仰发挥作用、社会价值认同的结果, 它需要一个与其相匹配的社会体制的大力支持。社会体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民生的质量, 继而影响到信仰建设。因而一个社会的体制问题与信仰建设关系密切。

一、社会体制与信仰建设的关系

我国的信仰建设主要是围绕如何巩固主导信仰即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进行的。社会主义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表现和运行方式, 因而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根本的一致性, 但由于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不断发展, 理解的不同也会影响到社会体制的建构, 使其在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问题, 而社会体制在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也会对信仰建设产生影响。

(一) 信仰建设影响着社会体制的建构

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不同, 信仰建设就有所不同, 进而对社会体制的建构产生影响。建国后,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为了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 必须消除一切异己的意识形态, 在信仰建设上, 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一体化, 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民众中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在苏联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影响下, 计划、公有、平均分配等被认为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是社会主义应有的特征, 由此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 市场经济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被排斥在经济生活之外。改革开放后, 社会主义进入了改革阶段, 虽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的主导信仰, 但是与过去意识形态向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不同, 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的控制有所减弱, 信仰多元化开始出现。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 对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也敢于进行讨论、提出质疑和展开论战了, 这为把马克思主义从僵化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条件。人们改变了过去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 不再将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本身, 而是看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间的一致性, 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市场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

(二) 社会体制对信仰建设有反作用

首先, 社会体制施行的客观效果会影响信仰建设。社会体制如果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能够有效地满足群众精神、文化和物质方面的需求, 就能坚定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制度的信心, 对马克思主信仰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 如果社会体制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无法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 就会引发民众对社会制度的质疑, 从而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其次, 社会体制的特点会影响信仰建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似乎带有某种“计划、命令”的非主动、非自愿色彩, 因为在这种人、财、物完全由行政部门统一调拨和分配的条件下, 人们只能服从国家的政治需求, 公民的主体意识被扼杀, 在信仰上形成高度统一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种社会体制的建构都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 而市场本身是带有功利性的, 是讲究物质利益和自我实现的, 这容易诱发个人主义思潮和拜物教的滋生, 给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带来挑战。

二、当前社会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信仰建设的影响

改革三十多年以来, 我国由于长期偏重经济建设, 社会体制改革发展相对滞后, 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群众对当前社会的不良现象就有“二十多”之总结, 这些现象往往是由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管理不当所致, 这也进一步对社会的信仰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就以下六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 劳动就业体制问题及对信仰建设的影响

从就业体制上来讲, 当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1、就业结构转换滞后, 加剧了结构性失业。一方面是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另一方面, 劳动者的素质和结构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出现了大量的岗位空缺。在就业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的交互作用下, 弱势群体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2、劳资协调机制不健全, 劳动者利益缺乏有力的表达渠道和保护机制, 劳资冲突有所加剧, 劳动就业法规体系仍待健全。

劳动就业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了失业人口增多, 就业压力增大, 劳资冲突加剧的问题, 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失业大学生、下岗工人、无业人员和残疾人组成的群体形成了社会的“新贫困阶层”, 其中部分群众, 对社会前景悲观失望, 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和对立情绪, 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些人产生了迷失感, 甚至出现了心理失衡、忧虑苦闷、痛苦空虚等心理现象。这些在现实中受到了挫伤、丧失了信心的人, 很容易逃向现实之外, 在各种适合自己的宗教与迷信活动中去寻找填补内心空白的“良药”。

(二) 收入分配体制问题对信仰建设的影响

收入分配体制当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减少, 劳动报酬偏低;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具体表现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上;3、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 造成社会初次分配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 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公共资金漏失、寻租和金融腐败等现象;4、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解功能错位, 无法起到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 甚至还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 (即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 。

我国的基尼系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高, 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不符合共同富裕的要求, 引起了许多群众的强烈不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意味着资源占有差距过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通过大量的研究, 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 依据各自占有资源 (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 的多少从高到低划分出了“十大阶层”, 其中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等由于对资源占有较少, 收入也最低, 基本处于十大阶层的底层, 这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处于“排头兵”位置的政治定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作为我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的主体阶层和党的主要依靠力量, 这两个阶层却占有了最少的资源, 是改革中受益最少的阶层。这种错位现象, 严重影响了工人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 影响着两个阶层对我们党的支持和拥护程度, 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要群众基础。另外, 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即“权力寻租”, 成为了特权阶层, 侵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 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 破坏着社会的整体公正性, 不断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 为民众所仇视, 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发展的一大诱因, 给党和政府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民众的支持是执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当社会分层中的非正常现象积聚到一定程度, 民众又怎么会不对其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质疑呢?!

(三) 社会保障体制问题对信仰建设的影响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在我国当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不同社会群体的保障待遇不公平;2、统筹层次低;3、政府、企业、个人的权利与责任边界不清晰。

保障待遇的不公平, 体现在不同地区、企业与事业单位人员、不同所有制企业人员之间, 以及城乡之间。这些不公平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造成了不同单位职员社保负担的不同, 并扩大了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差距。同时不少弱势群体, 因为交纳不起社会保障金而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保障待遇不同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成为引发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统筹层次低, 造成了各地方之间的社保制度不统一, 社保金在区际之间的转移困难重重, 与当前市场经济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要求完全相悖。同时各种社保政策缺乏统一标准, 社保基金在当前银行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存在着事实上的贬值问题。这些都引发了群众对于政府对社保基金监管能力及动机的质疑与不满;另外, 随着人们逐年缴纳的社保金负担越来越重, 缴费基数也越来越高, 民众对未来预期的回报率是多少, 政府的责任、企业的责任在哪些方面, 政府的钱花在了哪里等方面却不清楚, 所以人们对社保制度的不满意程度也在增加, 对这种所谓的“公担机制”产生质疑。这些社保体制不健全带来的问题, 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容易诱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认为其实行的政策、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共产主义理想相去甚远, 这些“大而无当”的崇高信仰只不过是某些中饱私囊的政府官员愚弄百姓的意识形态工具罢了。

(四) 教育体制问题对信仰建设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政府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之一, 这与30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形成巨大反差, 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阶层之间分布不均等, 教育不公平现象严重, 是制约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障碍, 此外还存在教育结构单一、学制僵化、各类教育之间衔接不紧密、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等问题。

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使得现在的家长普遍都有读幼儿园难、上学难的感慨, 公办的优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数量少, 普通群众没有关系很难进去, 往往官宦子弟却能轻松的就读。同时, 还有一些学校为了缓解教育办学经费和社会需求的矛盾, 以种种借口收取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等, 把政府应该负担的部分教育经费, 转嫁给了社会和学生家庭, 引起了群众强烈不满;从教育的模式上来讲, 当前的这种应试教育和沉重的课业负担让学生和家长们怨声载道;脱离实际的学校教育、衔接不上的职高教育也是当前大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每个父母都希望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 但在今天教育资源不公平的背景下却成了一种奢求, 为了孩子, 托关系、转户口、买学区房……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 连孩子基本的教育都成了问题, 群众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具有优越性的, 难免会产生一些怀旧和崇洋的思想, 青年一代从小到大经历了的这些教育不公平、上学难、就业难甚至因学至贫等问题让他们对于社会制度也产生了抱怨, 根本无法做到发自内心的去信仰党和国家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五) 医疗体制问题对信仰建设的影响

当前医疗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缺乏公平性,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基层卫生服务严重不足, 以药养医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下老百姓对医疗体制的一个普遍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一份关于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已经成为专为特权阶层们服务的工具。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城镇有70%的人、乡村有百分之96%的人承受不了目前昂贵的医疗费用, 而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经费, 有80%却是为850万以上的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 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 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从该调查报告中不难看出, 国家支付的医疗费用大部分用于满足一部分“特权”人士使用, 而绝大多数民众没有享受过这些待遇。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 侵占了群众的基本利益, 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建设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党内腐败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最大瓦解性因素。另外, 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一定的效益, 但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 往往忽略了对人的关怀, 忽略了自身应该具有的社会服务功能, 高额的医疗费用甚至成为了当前某些社会恶劣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如交通事故中“压伤不如压死”, 老人跌倒了无人敢扶, 见死不救等等这样的例子现在比比皆是, 群众在这样的体制下为了避免自己利益的损失, 也不得不做出违背良心、道德的行为, 如今人性冷漠、心灵麻木、道德滑坡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社会现实了。所以, 什么样的体制造就什么样的人, 由于缺乏体制性的保障, 全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 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关系都被摧毁了, 更不要说去建立什么远大崇高的共同信仰了。大公无私、舍己为人、集体主义这些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精神在这样的体制下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口号了。

(六) 社会管理体制问题对信仰建设的影响

社会管理的目的在于整合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滞后, 存在着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弊端, 影响着信仰建设, 主要表现为:1、许多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至上理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公共财政对社会事业的投入不足。不少地方领导只重视经济增长, 追求政绩而无视民生建设, 有钱公款吃喝、旅游、出国, 却无钱办教育、医疗和发放工人工资;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政府越位、缺位、错位和失位等现象依然存在。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也应该是服务者, 但往往管控思想严重, 服务意识淡薄, 不关心群众需求和疾苦, 习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正因为有了“官压民”的社会乱象, 才有了“民仇官”的事件和心理。同时, 一些本来应该由民间组织和市场解决的问题, 政府却越权承担, 成本很高却效率低下, 特别是近些年涉及公益、慈善的丑闻不断, 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导致了群众的不满。当一个政党、政府不以维护民众利益为己任, 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时, 又如何号召民众为共同理想奋斗、树立远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呢?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去进行信仰建设, 无疑是毫无效果。

三、结语

远大的社会理想、崇高的社会信仰对于民族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社会的信仰建设不可或缺。而真正有效的信仰建设却又不能离开社会现实的土壤。在当前的中国, 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真正建立起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良性社会体制,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就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广泛认同、使党和政府正确的政策路线得到支持。所以, 必须加强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在一个有效、公平、公正的良性社会体制中, 塑造出道德高尚、理想远大、信仰崇高的社会主义公民, 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奋斗!

摘要：信仰建设的实效性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体制的支持, 当前社会体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是信仰建设缺乏实效性的重要原因, 因此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体制、解决民生问题是搞好信仰建设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体制,信仰建设,影响

参考文献

[1]宋晓梧.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刘建军.马克思主义信仰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篇2

龚维斌

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在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我国社会建设领域历史欠账较多，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人民群众对加快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的期盼也在提高。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强社会建设的任务非常繁重。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篇3

关键词：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社会治理;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34-02

随着社会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加快地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组织体制创新，2014年，本课题组以海淀区为例开展了城市社会组织与体制调查研究。

一、北京市海淀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社会组织现状是社会组织体制创新的基石。多年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建设和服务管理创新中越来越重要的主体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而且在结构优化、体制改革、购买服务、社会创新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特征，呈现出新一轮的发展高潮。

以海淀区为例：该区面积430.8平方公里，下辖22个街道、7个镇、570个居委会、84个行政村。2014年常住人口约35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4 161亿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五万元，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三百一十亿元。

多年来，海淀区加大社会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制定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意见，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该区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从2001年前仅百家社会组织，到2014年已超过三千。该区社会组织总量居全市前列。

据调查，截至2014年底在海淀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879家，其中社会团体204家，民办非企业单位675家，备案社区社会组织约二千三百家。在国家民政部或者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在海淀区进行税务登记的社会组织400余家。门类涉及教育、科研、文化、体育、社会服务、工商业服务等各个领域，基本形成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与海淀区作为全国著名科教文化区相适应，该区社会组织多数从事教育行业，约占六成;社会服务类、科研类社会组织也发展较快。

但总体而言，海淀区社会组织仍处于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从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看，社会组织规模总体较小，规范程度及社会服务能力较为有限，社会组织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组织专职人员数量总体较少，人员构成差异性大。以海淀为例，梳理179份有效调查问卷发现，约35%的社会组织无专职工作人员，另1/3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在五人以内，同时，有8%社会组织专业工作人员超过二十人，这部分社会组织主要是民非。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强，近一半从业人员目前工作年限在2年以内。二是社会组织大多由政府发起成立，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不足1/3。调查显示，74%的社会组织由政府发起或在政府支持下成立，而且约有26%的社会组织由退休领导干部担任负责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标明海淀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比较紧密，或具有官方背景。三是社会组织收入支出规模总体偏小，资金来源比较局限，财务管理规范性不足。调查数据显示，约六成社会组织年度收入支出规模集中在二十万元以内，其中年度收入支出在十万元以内的组织最多，占48%。仅个别组织收入支出规模特别大，在一千万以上。从资金来源方面，政府支持、会员费、业务活动收入是其最重要的三项资金来源。四是整体规范性还不足，据调查，在年度财务管理方面，约41%社会组织选择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进行财务审计，但也有近16%社会组织没有正式年度财务审计。在项目财务管理方面，有近50%社会组织没有正式、独立的项目审计，而是由内部自我掌握，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披露不及时、运转不透明的现象。

二、海淀区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现实挑战

海淀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从社会组织体制现状看，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的力量来说，社会组织仍然较弱，还没有真正形成多元管理和服务的格局。究其原因，涉及方方面面，但现行的挂靠和双重管理体制仍然是主要瓶颈，较难适应社会组织发展的需求。

主要体现在：一是双重管理体制给社会组织的合法登记设立了障碍。社会组织想要合法注册登记，不仅要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审批许可，还必须得到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同意，使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遭遇到严重障碍。二是管办不分的现象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公共管理者与出资者、公共行政权与所有权两种身份、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混杂，政府承担着许多社会组织出资者、服务购买者、资金提供者、监管者等多重角色，职能不清，导致主管部门权力过大，放权不足的现象;同时，也导致主管部门疏于监管，过于宽松的监管，导致社会组织频频遭遇公信力危机。三是监管主体的职责存在交叉、重叠之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权责不匹配，“双重监管”异化为“双重不管”，此外对某些新兴社会组织监管的法规缺位、法规不完善，现行法律法规条例不能满足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体制改革创新需要，需要新的法制规范与系统化的政策体系支持。四是主体缺位，社会组织主体意识与能力不强。社会组织在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等基本资源方面，对政府特别是业务主管单位的依赖程度都比较高，自治性弱，据调查，海淀区有55%的社会组织认为自身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五是各方联动不足，缺乏有效协调和合作机制。据调查，海淀区有近30%的社会组织对政府相关培育发展工作不太了解，社会各主体之间理念、资源互动不足，共担社会责任、互联互通的平台和路径没有建成。以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协同为例。很多企业想履行社会责任，愿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志愿者或公益项目，但找不到对口社会组织、对口服务对象;另外社会组织需要优良的资金、项目以及志愿者，但不知有哪些企业可以提供等，没有形成及时、有效的供需对接，造成资源浪费。

此外，随着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组织形态的拓展，以及虚拟社会组织进一步突破了组织边界、时间及空间的限制，社会组织监管难题还将进一步凸显。

三、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思路探析

近几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发展。为加快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更好地引导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结合海淀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与现行社会组织体制存在的问题，建议如下。

第一，树立治理理念，促进社会组织体制创新。要坚持放权的政策基调，坚持依法治理的理念与基本路径。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社会组织体制的系统化，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模式。进一步营造法制健全、政策完善、待遇公平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借鉴国内外经验，鼓励社会组织依法自治、自主发展。更多引导公众参与和互动，更加重视各方合作、协商，更加强调法治的理念，更加重视公开、透明的治理方式，更加重视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更多注重源头化解。

第二，深化管办分开，重构政社关系，构建政社分开、合作共治的协同关系。一方面，政府作为“裁判员”，要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政府部门要主动转移职能，有意识地保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积极搭建社会组织培育的扶持平台、孵化平台、沟通平台、人才培养平台、税务服务平台等，为社会组织发挥职能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运动员”，要主动提高自身能力和自主性，减小对政府的依赖性，逐步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

第三，加快社会组织监管创新。把法治化作为社会组织监管的基本方式;在转变我国双重管理体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依法监管。面对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我们既不能只看社会组织的消极效应而过分制约其发展，也不能忽视其消极效应而忽视其监管。一是要加快立法步伐，逐步构建健全完善的社会组织法律监管体系，为这些新型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提供法律准绳，力戒以往临时性、政策性的集中清理整顿。二是要加强人员配备与监管资源配置，建立联合执法与预警相结合的执法监察机制，实现动态管理，发现问题，随时处置，防止不良后果扩散。三是要落实责任追究的实际举措，对于那些违法违规的社会组织，及时查处，形成震慑力。四是要规范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并进一步发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监管合力。

第四，创新工作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进一步创新党建机制和畅通社会组织沟通渠道;进一步深化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骨干”的三社互动机制;进一步引入第三方机制，把评估、审计、结果应用相结合;进一步健全评比、研讨、展示机制，聚焦海淀社会组织改革、发展问题;进一步推动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自治自律机制;进一步强化退出机制等。

第五，夯实工作基础，提高社会组织工作能力。社会组织并非天然擅长与社会打交道，并非天然具有社会工作能力，必须夯实工作基础，强化社会工作能力建设。政策方面，进一步明确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意见，引导社会组织向多元化、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资金方面，鼓励和组织社会组织申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并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场地方面，积极通过多方合作提供场地，引入以社管社，以社会化方式运营。人才方面，加强与高校合作，共建基地，建立专家智库，提供创业平台，开展社会组织从业培训。信息化方面，提升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社会组织与志愿者服务网，以智慧社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等。

第六，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方面积极搭建沟通和服务平台，加快形成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推进政府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的常态化、制度化，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向多元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使社会组织真正依法自立、自律和自治。另一方面要构建良好的动力机制，有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积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居民需求，符合现代社会组织发展规律、尊重多样化、个性化，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使其在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有效释放社会发展的能量。

参考文献：

[1]王成磊，杨雅琴.浅析新型社会组织的现状及发展困境[J].社团管理研究，2011（6）.

[2]廖鸿，李培晓.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怎样“炼”成[J].中国社会组织，2013（1）.

[3]徐晓全.从“管理”到“治理” 治国方略重大转型[N].学习时报，2013-11-18.

[4]李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J].前线，2014（1）.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篇4

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科学内涵

城乡一体化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按照其主要矛盾的不同, 划分为城乡经济一体化初级阶段即城乡经济一体化阶段 (1978~2001年) 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 (2002~2020年) 。[1]关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 但总的来说其内涵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任务 (高飞乐, 2010) 。这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概念首次出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除了包括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 还强调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 目的在于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2]笔者认为,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就是指打破城乡分离的格局而形成的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共同发展、协同发展,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过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由之路, 是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基础上, 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的同时, 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相互协作, 优势互补, 以城带乡, 以乡促城, 互为市场, 互相服务, 从经济、社会、空间布局等方面融合发展, 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 强化城市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流动, 实现资源的共享、互补和合理配置, 达到缩小城乡差别,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持续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 其实质是破除城乡分割和对立, 加强城乡联系, 推进城乡平等与融合发展, 形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社会文明化的整体推进的发展格局,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使城市和乡村共享现代文明。[3]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至少应该包括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一体化、城乡市场经济一体化等。综上所述,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 而是通过统一城乡规划, 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 加强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 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 使城乡共同现代化。总而言之,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真正的内涵和目标, 就是让所有人口, 无论居住在城市或是农村, 都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 [4]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服务, 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而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的着力点

当前, 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 严重制约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任务的顺利推进。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顺利实现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历史任务, 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时代命题。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实现城乡统筹最大的障碍, 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主要表现为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胡锦涛提出了建立健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的城乡统筹思想内容, 强调户籍制度不适应、农村经济体制不完善、农业生产销售体制不健全、城乡一体化劳动力体制未建立、“三农”服务体制欠缺等是建立健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理应思考的方向和主要建设内容。[5]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 要着力加强城乡统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构建利益均衡机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加快深层制度创新与政策体系完善。

(一) 着力加强城乡统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21世纪, 世界经济尚未一体化, 中国国内市场仍然被割裂, 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极大限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破城乡市场分割, 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城乡统一市场建设包括三大内容: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以来,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 但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力度弱, 劳动者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极强的流动性致使其人力资本投资缺乏合理的预期, 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就业队伍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户籍制度长期缺乏质的突破, 就业队伍长期处于消极、被动、观望之中, 内在发展和创新的潜质被严重抑制等原因,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效率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土地市场是中国结构最为复杂、运作最缺乏规范、整体效率最低的要素市场。就农村土地市场以及城乡土地市场关系而言, 核心问题涉及到农村承包地流转、农地征用制度以及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建立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市场具有中国特色, 是地方政府在同时满足国家保护耕地需要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硬约束下的近乎唯一的选择空间, 同时冲破了传统体制下劳动力、住宅和承包地“三合一”的利益格局, 使劳动力市场、宅基地市场和承包地市场相互独立, 大幅度提高了三大要素市场在城乡间的配置效率。逐步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资本市场, 促进社会资本在城乡间有序流动。特别是完善农村金融和财政政策, 激励农业企业和农村种田大户的发展, 推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城乡规划一体化的前提下, 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的各项管制政策, 实现人口、土地、资金在农村、城乡之间的独立的自由的流动,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二)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一是完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 编制完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环保等专项规划。注重城市资源的整合, 形成一主多副、组团式的城镇空间结构。大力推进高层次的集中城市化, 致力于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中心城镇, 尽快形成一批规划布局有序、环境优美、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新城镇。二是结合区划调整开展撤镇 (乡) 建街道、撤并行政村等行政区划调整工作, 整合中心村和农村居民点的建设, 形成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的发展格局。合理确定村庄、社区的布局和数量, 统筹谋划村庄建设空间、功能、产业、要素和资源布局, 加强农村居民点建设, 逐步建成居住规模化、设施完备化、布局科学化、功能完善化、管理制度化的“五化”新社区。加强集中区形态设计, 突出地方特色, 重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三是加快城乡规划管理一体化进程, 逐步实现农村建筑的规范设计、有资质施工、法制化管理。按照节约用地、美观实用、功能配套的要求, 积极开展示范村创建。通过典型引导、示范带动, 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并发挥其主体作用, 加快建设富有田园风光和现代气息的农业园区型、集市商贸型、民俗文化型、乡村旅游型的新村庄, 与城区形成一体, 相得益彰[6]。

(三)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

一是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 建立投入保障机制。根据基础设施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应当承担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放责任。当地方政府因财力限制、难以提供全国基准水平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时, 由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转移支付支持。二是集中财力优先安排农民最急需、受益面广、公共性强的农村公共品和服务。切实加强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道路、水利、能源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实行免费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 重视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质量,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努力打破与城乡二元结构相伴随的城乡教育差距。增加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 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改善县乡医疗卫生条件, 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三是调动农村社区组织和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农民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把握好有关政策界限, 严格控制标准, 防止因出现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而重新加重农民负担[7]。

(四)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增加社会公共财政的支出力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 它能否充分发挥作用, 取决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状况。政府应通过加强社会保障预算等措施进一步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 不断提高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稳定性, 充分化解社会风险。二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起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 解除劳动者的失业、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 尽量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竞争, 在竞争中获得相应的安全保障, 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三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建立健全以维持最低生存为目标面向所有贫困人口的社会救济体系、大病住院保障机制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等, 充分保障处于社会边缘人群的基本生存需要, 确保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 逐渐消除社会贫困, 实现社会公平。四是重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曾长期将农民排除在外, 这实际是不公平的。我们应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 促进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为基础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 继续推进以互助合作为原则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切实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8]

(五) 加快构建利益均衡机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 在均衡政府、企业、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各个利益主体的过程中, 主要突出以下工作:一是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通过制度努力确保社会公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协调好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等公共政策手段, 在推进社会保障政策的同时, 努力实现社会保障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平性。二是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和税收政策等, 鼓励企业努力实施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 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促进整个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类社会保险, 帮助居民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科学的养老意识, 从软硬件等各个层面提高居民自身的保障能力, 构建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9]。四是建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截至2011年年底, 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10]。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收, 失地农民群体也随之迅速扩大, 总量已达4, 000万~5, 000万人, 甚至更多, 而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递增, 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1.1亿人左右[11]。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中, 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是解决城乡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的关键。目前, 我国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主要表现在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方式单一、土地征收范围过宽、征地补偿资金管理混乱等。由于没有建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由征地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 如2010年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2011年江西抚州临川爆炸案、广东汕尾乌坎事件。近年来, 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事件是因为土地问题, 其中由征用农民土地而引起的在60%以上[12]。可以看出, 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是解决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城乡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的关键。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重点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和现行财税体制;改变单一的以经济为指标的政府考核体制;建立农民统一的利益表达机构。

(六)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标志,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就必须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的户籍制度在不断进行调整:“农转非”、大城市的“蓝印户口”、城市购房入户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和推进了户籍制度改革。为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 必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 这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只要其在一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就有资格办理当地户口。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的权利, 实现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 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使户籍登记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居记和职业状况, 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人口身份的不平等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权益的不平等。但是, 户籍制度改革可能要引发其他制度改革或以其他制度改革为前提, 户籍制度的改革进程将会受制于其他方面的改革, 其改革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不应把它简单理解为农民变市民, 机械地把统一城乡户籍制度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行政性措施来推进, 关键是要抹去横亘在农民和市民之间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差距, 必须从户籍制度背后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入手, 通过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才能最终实现。

(七) 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 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 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着力点。统筹城乡劳动就业,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从根本上讲, 就是要进一步突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合理流动。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实行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并重”。就地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中, 积极发展非农产业, 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特别是增加服务业的就业规模和容量。异地转移, 就是支持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 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和工作条件, 推动城乡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总之, 就业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13]。

(八) 加快深层制度创新与政策体系完善。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篇5

作者：陈利幸来源：中组部党建研究网添加时间： 2011-10-27

导语：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宁波市北仑区在探索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通过综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基层社会自治能力，切实增强了基层社会管理合力与效能，提高了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水平。

宁波市北仑区陆域面积615平方公里，下辖6个街道2个镇1个乡，户籍人口35万，流动人口53万。区域内拥有5个国家级开发开放功能区，是浙江省开发开放先行区、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区域性物流中心。建区26年来，北仑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使北仑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较早地遇到了社会管理的一系列问题。一是基层社会形态快速变化给社会管理带来了盲区，二是基层社会管理网络不健全影响了政府管理的效能，三是多元化利益群体的出现给基层利益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四是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弱化对党在基层社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于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北仑区积极从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入手，着力构建以区域党组织为核心、公共服务中心为依托、协商议事组织为基础，“三位一体”的基层组织体系，并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推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强化“区域化党建”工作，构建基层社会管理核心。把基层党的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大力推进城乡统筹的区域化党建工作。通过组建区域性党组织、采取“1+N”等模式优化基层党组

织设置，实现区域党组织和党建工作的全覆盖；加大党建资源的整合力度，同步建设区域党员服务中心，整合阵地、党务工作人才等各类党建工作资源。灵活采用党建联席会议、“实体党委+兼职委员”、“联合党委”等形式，对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以及行政村等党组织的党建工作进行区域统筹；发挥区域党组织龙头作用，推动区域党建带动区域群团组织建设，实现党群工作的“区域一体化”。发挥党建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支持，组织发动党员创办和领办社会团体，进一步增强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区域化党建工作的推进，使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得到了切实加强，基层党群组织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基层党组织已日益发展壮大为社会管理的“排头兵”。

强化“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构建基层社会管理网络。适应公共服务城乡统筹和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大力推进区域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将区域公共服务中心作为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全面整合政府下延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同时承接原由村（居）委会代为履行的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为区域内各类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形成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网络。整合基层管理服务资源，采取政府出资购买或低偿（无偿）代办等形式，整合邮政、金融、公用事业等社会服务资源，建立区域志愿者工作服务站，吸纳各类社会团体、企业共同参与公共服务，形成以公共服务中心为管理主平台、各类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的社会管理服务网络。提升服务中心管理服务效能，推进区、镇、社区三级审批服务网络建设，构建基层“十五分钟公共服务圈”。建立分片联系的网格化管理制度，制定标准化服务程序，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强化“和谐共建理事会”建设，构建基层社会自治平台。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要求，搭建区域性的自治平台，吸引各方力量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着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加强村

（居）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通过剥离村（居）委会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经济职能，进一步强化村（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重点培育区域内公益性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志愿者协会提供志愿服务、民间调解组织完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融合性组织促进新老居民融合，切实增强社会自我管理水平。组建区域性自治组织，由区域党组织发起，在城乡社区组建和谐共建理事会等区域协商议事组织，吸引区域内村（居）委会、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贤达人士代表自愿参与，自觉结合，推进城乡基层各类群体协商、协调和议事，满足各类组织和群体参与社会管理、表达利益诉求、协商沟通的需求。促进区域和谐共建，借鉴基层自治组织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民主机制，以民主协商为基础，制定和谐共建理事会的章程，逐步培育各类社会群体的民主协商意识，通过协商协调解决矛盾问题。

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推进三类组织一体化运作。积极推进区域化党组织、公共服务中心、和谐共建理事会三类组织的融合统筹。在班子配备上，实行三类组织人员的交叉兼职，并由区域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公共服务中心主任、和谐共建理事会理事长或秘书长。在职责分工上，明确区域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的牵头抓总作用，建立重大事项区域党组织首议等制度。在工作力量上，贯通基层专职工作人员的管理使用，形成评优、评模范、进乡镇（街道）班子的基层干部培养激励链。在议事机制上，建立区域协商议事会议制度，明确区域公共利益或矛盾问题，由党组织牵头，通过协商议事会议这一“圆桌会议”机制进行讨论协商。在问题解决机制上，在街道（乡镇）层面建立基层工作分析会制度，对通过协商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由街道（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牵头解决，特别重大的问题及时上报区委、区政府或通过“两代表一委员”提案议案等途径进入公共决策领域。在保障机制上，分别在区、镇两级建立了基层组织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对各类基层组织的领导；制定了相关

配套文件，分别就片区认定、议事规则、人员管理、资金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每年3500万元的基层组织建设专项资金，从领导力量、制度规范、财政支持等各方面为新体制的运行提供保障。

经过近5年的实践，北仑区“三位一体”的基层社会管理新体制越来越被基层群众所接受，群众在促进区域融合中走向和谐，在参与社会管理中提高素质，在享受优质服务中感受幸福。

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究 篇6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概述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在我国整个社会保障中，农村社会保障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社会保障是以法律为依据，将国家、集体等作为主体，通过分配以及再分配国民收入，给予农村社会成员物质保障的法令、规章以及措施的总称。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促使农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其中包括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救济这三个方面。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建设成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核心内容。现阶段，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制度成为农村社会保证各项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与城镇社会保障相比较，农村社会保障从保障水平、内容等方面都具有其特色。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社会保障主要局限在集体保障，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保障开始过渡到国家集体以及家庭来一起承担社会保障。从1949以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的集权化保障阶段；第二阶段，农村社会保障的调整阶段；第三阶段，社会保障的改革以及创新。在这三个阶段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完善，并且满足了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

（1）便于保障人权，满足社会公平的需要。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生存权，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农村人口的生存权。同时在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积极发挥政府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尽可能改变城乡之间不公平的现状，促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2）便于农村经济向着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政府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农村，农村经济要向着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并且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在改革深化农村经济的时候，第一，农村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要自己承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第二，通过建立以及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的现状。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保障农民的权益。（3） 顺利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顺利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大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可以有效的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大问题。（4）便于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可以促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农村，加快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步伐。（5）有利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为了改变我国农村的传统观念，比如：多子多福的观念、家庭养老的观念，避免由于老人供养问题而引起的家庭矛盾，并且也可以有效的解决农村老龄化问题。

三、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整个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原因就是目前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投入的资金较少。国家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投入资金较少的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此时财政缓慢的投入速度无法满足经济的发展需求。另外，政府所投入的社会保障资金过于注重城市而忽视了农村，从而不能够充分发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2）较低的保障水平。保障水平较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范围较小、社会化程度较低、保障标准不科学等方面。目前在乡镇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络还不到50%，对于那些没有建立社会保障机构的地区，个人所缴纳的公益金主要用于赡养孤寡老人。同时还有一部分乡镇企业、私有企业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认识不够，现阶段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主要将养老以及医疗作为重点，这就缩小了社会保障的范围。有一部分地区农村农村社会保障项目不齐全，并且各个保障项目之间缺乏联系性，并且没有配备相应的设施。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农民投保档次较低、投保时间短、养老标准较低等问题，因此不能够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顺利开展。（3）风险较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风险较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现在法律建设上。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形成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体系，这就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缺乏依据，不利于更好的管理社会保障基金。二是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较为分散，各个管理机构的利益以及地位都是不同的，因此在管理以及决策上会发生矛盾。三是较低的管理水平，管理社会保障需要较强的技术，并且所要求的管理水平也是比较高的。（4）保障模式落后。现阶段，我国的保障模式主要是主要是现收现付以及略有节余。从整体出发，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是以现收现付为基础，但是这一社会保障模式却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1）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现收现付模式存在着弊端；2）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此时现收现付这一模式不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3）现收现付这一模式不仅会增加农村居民的压力，这就不利于拉动农村市场，最终不利于政策的顺利实施。4）现收现付这一模式不利于储蓄以及积累全社会的资金。

四、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措施

（1）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主要依靠于政府财政投入，如果现在仅仅农民以及村集体来筹集资金，这就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过于流于形式。政府具有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存的义务，如果没有保障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生存情况，那么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发展。因此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2）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政府的重要职能是指社会保障事业建设，通过建立起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此时政府要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要想缩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这就要求政府要将保障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政府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现阶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三年的时间里已经得到了推广，并且受到了许多农村家庭的欢迎。（3）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抗风险能力。我国要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险法规要对保险人的范围、缴纳保险费的原则以及标准进行规定，并且还要规定社会保险待遇的义务以及则热，从而可以更好保障被保险人的权益。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的政策以及文件来引导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这些政策缺乏法律效力，会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通过法律制度可以促使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我国要不断健全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抗风险能力。（4）不断改革保障模式。政府要不断改革保障模式，多渠道来筹集资金，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要对现有的保障模式进行改革，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顺利实施。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现在的保障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要创新保障模式，充分发挥保障模式的激励作用。另外通过改革保障模式可以为社会保障积累一定的资金，解决社会保障制度资金不足的问题。

总结：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能够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以及先进性体现出来这就要建立与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先进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参考文献：

[1] 龚晶. 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J]. 湖北农业科学. 2012（24）

[2] 金波，李宁顺.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研究[J].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03）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篇7

一、明确经费保障责任

“明确责任”即经费保障主体须明确自身在经费保障工作中的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规定、按标准加大对法院的经费投入, 努力提高经费保障水平, 确保法院履行职能的经费需要。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后, 同级政府本级预算安排的经常性政法支出不得低于改革前水平, 并应根据法院工作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予以增加。不得以中央和市级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抵顶本级政府应安排的支出, 并严格按要求安排使用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和项目补助资金。

二、实行分类保障政策

“分类负担”是指科学划分政法经费项目, 根据不同地区政法机关的特点, 确定各级政府的保障范围, 实行分项目、分区域、分部门的政法经费分类保障政策。内容涵盖以下两点:

1.分项目保障。

将政法经费划分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四大类, 其中公用经费划分为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和办案 (业务) 经费两部分, 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划分为办公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两部分。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办公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和各类基础设施维修经费由同级政府负担。办案 (业务) 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原则上由同级政府负担, 对法院设施、装备共建共享项目, 省、市财政予以专项支持。对于这一问题, 本文将在下面展开更深入的论述。

2.分区域补助。

要建立“以奖代补”为主的市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结合中央下达的“以奖代补”资金, 对行政区域内经济相对薄弱地区、相对困难的基层法院予以支持, 并向基层法院倾斜, 确保人民法庭装备齐全、设施完好、运转正常。

三、严格实行收支脱钩

“收支脱钩”是指要坚决贯彻落实有关收支两条线的规定, 切实加强法院收支管理, 确保收支脱钩、按标准全额保障。主要有两项基本要求:

1.要将法院履行职能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按标准予以保障。

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向法院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收入指标, 不得将法院的经费支出与其诉讼费收入和罚没收入挂钩。法院诉讼费收入和罚没收入应按预算级次全部上缴国库。

2.法院应确保应收尽收、应罚尽罚。

诉讼费收入和罚没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 法院应建立内控机制, 制定切实可行的制约措施和监督考核办法, 防止出现因收支脱钩可能产生的执法不严、应收不收、应罚不罚等问题, 造成诉讼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的非正常减少。

四、完善公用经费保障机制

“全额保障”是指法院应根据工作需要和财力状况, 适时调整法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 确保司法工作需要。主要要做到以下几点:

1.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政法机关进一步完善法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 对公用经费保障标准中的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和办案 (业务) 经费划分各自支出范围。日常运行公用经费标准要综合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财力状况, 参照当地党政机关的支出水平和政法机关的工作特点进行调整确定;办案 (业务) 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 (业务) 量和办案 (业务) 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2.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标准, 将法院公用经费足额列入部门预算。

3.法院要保证将财政安排的经费按标准、及时、足额安排到基层单位, 不得截留。

五、准确理解各项经费内容

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要求通过“以奖代补”、转移支付、补助人民法院办案专款等形式, 使法院的办案 (业务) 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得到有力补充。根据规定, “以奖代补”、转移支付资金补充的是办案 (业务) 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其他专项补助经费。而要做好此项工作, 首先需要准确界定办案 (业务) 经费、业务装备经费以及其他专项补助经费的内涵、界限。其中, 办案 (业务) 经费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根据法院工作实践, 笔者认为, 办案 (业务) 经费应涵盖以下几项内容:

1.办案费。

包括办案差旅费、法律文书印制费及发布费、业务消耗费 (“网上办案”及信息化办案设施、设备运行维护费、耗材费等) 、司法勘验、鉴定费、审判场地租赁费、押解执行费、死刑执行费、办案补助费、案件咨询费、聘用辅助办案人员费用等。此块费用, 在办案 (业务) 经费中所占比例较大, 处于基础性地位。

2.辅助性费用。

是指保障案件办理工作正常进行的一系列辅助性费用, 所含项目众多, 体系庞杂, 主要包括: (1) 陪审员费, 主要指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培训活动而支出的的交通、培训、生活补助等费用; (2) 劳务费, 主要指聘请专家、调解员、联络员等各类工作人员的费用; (3) 法制宣传费; (4) 服装费, 是指审判服、警察服的制作、运输、保管、发放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5) 专项调研费, 是指与审判和执行工作相关的专项调研经费, 包括调研过程中所需的各类费用, 调研结果评审费用及优秀调研成果奖励费等。 (6) 业务交流费; (7) 设备维护费、“两庭”维护费、邮电、交通费, 是指审判执行业务中发生的电话费、电报费、传真费、网络通讯费、专网租金、车辆燃料费、车辆维修费、车辆保险费、路桥费等。 (9) 司法救助费。

3.其他费用。

是指上述两类款项之外的一些必要费用, 主要用于激励和保障办案人员正常开展工作, 包括奖励款、办案人员保险费、举报奖励费、办案人员困难补助费、因公牺牲遗属生活补助、租赁专用设备费、专门人民法院所需的船舶租赁费、燃油费、看护费、登轮补贴等。

明确项目可使会计实践操作更有针对性, 支出可更为规范。其中也有支出项目交叉的情况, 可通过特列项目优于一般项目的处理原则, 针对性的列支开支。比如, 陪审员的交通费列支到陪审费, 这是特列项目, 而办案差旅费支出则为一般项目。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篇8

一、档案信息化保障协调机制建设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档案信息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组织协调与科学的合理分工。既没有固定的财力投入作为经费保障、又没有专门的主管机构进行沟通协调, 档案信息化建设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零散状态”。档案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与档案信息化理论研究之间相互脱节, 难成一体, 往往是档案工作人员仅仅从事档案信息技术应用, 而信息技术人员则兼搞档案信息化理论研究。其结果:一是导致档案工作人员在信息技术人员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一座座档案信息应用平台, 难免成为“信息孤岛”、自成体系, 彼此间的联系失衡, 难以体现集成的综合优势;二是在档案信息化建设进程中往往政出多门, 相关标准的制定、技术软件的采用、应用平台的选择等等五花八门, 兼容交互性难以得到有效实现;三是在客观上造成已有的档案信息化理论研究成果脱离档案信息化工作的现实, 难以切合档案工作专业特点与档案信息化的实际需要, 缺乏综合性、准确性与可操作性;四是档案信息化理论研究内容与研究形式枯燥乏味、研究周期旷日持久,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加之研究部门或技术部门均无权决定是否实施、如何实施档案信息化的具体模式, 客观上造成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成果经受实践检验的机会难见尽头, 致使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优劣难以得到及时准确、科学有效的验证, 具体实施更显困难。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尽快得到转变, 长此下去, 档案信息化建设将难以有所建树, 必将使档案信息化建设实践陷入举步唯艰的窘迫境地, 既影响档案信息化的健康发展, 又将制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合理完善。

二、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制建设

档案信息化必须依托并融入政务信息化这一系统整体, 才有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政务信息化直接涉及到各级政府部门的核心政务, 事关重大, 必然要求在电子政务运作实施中具有高度可靠性、安全性作为保障。信息安全、包括档案信息安全, 始终是电子政务整体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档案部门来说, 建立保障档案信息形成、收集、存储、开发、利用工作正常运转和档案信息系统安全可靠的相关机制已成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成为建立真正开放的、可互操作的网络档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系统的必备条件。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 保障信息安全已成为关系到档案信息化建设成败优劣的生命线。其原因在于档案信息化建设使现代信息技术与档案管理有机地融为一体, 传统的档案管理理念、方式、手段均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档案管理方式手段数字化、网络化, 档案信息载体形式多样化、科技化。档案信息安全保障问题日益突出, 档案信息安全保护难度日渐加大。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关注档案信息安全保障建设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全面的视野规划考虑档案信息安全保障建设问题, 按照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依据档案信息安全思想保障、策略保障、法制保障、标准保障、技术保障和人才保障等基本要素, 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方案, 体现动态发展原则、稳定协调原则、均衡防护原则、效益成本原则、管理与技术相结合原则。强化危机管理意识、把握档案业务工作重要环节, 构建科学完善、安全合理、动态协调的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为档案信息化建设深入开展“保驾护航”。

三、档案信息化人才队伍保障建设

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人才队伍这一重要基础条件。人才队伍的教育、培养和完善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关键要素之一。档案信息化本身所具有的技术特点和技术要求, 决定了建立档案信息化理论体系离不开一支作风硬朗、技术精湛、钻研业务的人才队伍;特别是离不开档案理论工作者、档案业务工作者和档案信息技术专家三者之间的密切协调与共同合作。其中尤其要注意凸显档案信息技术专家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优势。因为档案信息技术专家往往最了解档案信息化的技术与应用, 对档案信息化的优势、长处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 具有较强的信息意识和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具备熟练掌握档案信息系统的能力。他们是档案信息化规划、建设和应用的主力军, 也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承担者。我们不难想见:一个既不具备信息技术的专业知识、又不掌握信息技术专业技能的人, 即使他是档案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 也难以为档案信息化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 更难以描绘出整个档案事业在信息时代的表现形式与运作方式, 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显见的。因此, 注意凸显档案信息技术专家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主动精神, 是档案信息化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培养一批能够胜任档案信息化建设职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造就一支能够驾驭档案信息化建设实践的群体人才事关重大, 甚至将会构成对档案信息化建设优劣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杨公之.档案信息化建设实务.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3.8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篇9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政社分开,社会组织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 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 也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 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关如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有五个方面要点, 第一,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第二,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第三,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第四, 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第五, 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这五个方面全面概括了中央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对策, 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要以此为指导思想。

一、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政社分开顾名思义就是让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到社会事务管理当中, 政府不再包揽一切, 能够转移给社会组织来承担的职能, 都由社会组织来负责。从直观的感受来看, 如果将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比喻为赛场上的运动员, 那么政府在其中就应该扮演一个严格执法的裁判身份。政府不能参与比赛, 不能成为利益相关者, 保持中立、公正的态度, 从而使社会在一个公正的规则和秩序下, 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首先, 从职能范围划分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公共事务的合理配置。从个人或家庭的层面来看, 大部分的日常事务都能够由个人或家庭解决, 在这个层面解决不了的事务再交由社区或社会组织来承担。最后, 社区或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问题再交由政府解决。个人或家庭、社区或社会组织、政府是三个不同层面, 每个层面有各自负责的领域。因此, 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社会领域的事务, 防止职能越位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

其次, 从多元主体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形成多元合作机制。从历史层面来看, 一元的单一机制不利于竞争与合作, 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 将使得单一主体停滞不前, 缺乏前进的动力, 也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同时, 单一主体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 不利于学习与进步, 最终将导致整体社会效率的降低。因此政社分开符合多元合作机制, 主张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社会事务, 形成多元合作机制。

最后,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政府负责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 对于少数人群的特殊需求, 应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如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包揽过多, 将导致政府职能扩张, 行政成本增加, 有损社会效率, 政府并不能触及到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因此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 转移一部分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事务。

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政府购买服务的提出源于西方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福利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普遍的治理危机, 由此兴起了以公共服务改革为核心的政府改革运动, 并提出了“购买公共服务”, 即POSC (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 。中国在21世纪才逐渐展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学术界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义都比较趋于统一, 即政府将原来由自己直接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 (包括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非盈利部门和社会服务组织等) , 同时根据社会组织的等级、提供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对其进行评估的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首先, 从政府层面, 应选择适当的领域进行政府购买服务, 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 同时逐步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也要极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标准是, 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 都逐步过渡给有条件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方面, 应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条例, 不仅涉及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制度、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 而且涉及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投标规则、项目的评估和监控制度。只有从制度上严格约束政府购买服务的方方面面才能使政府购买服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其次, 从社会组织方面, 要不断完善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范围。不仅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 也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地方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政策, 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定期为辖区内的社会组织进行评级, 2011年顺德区开展第一批社会组织登记评估, 30家社会组织获得3A及以上等级。2012年进行的第二次评估有29家社会组织获得3A级以上登记。获得3A以上 (包括3A) 级别的社会组织, 才有资格承接政府放权, 获得政府向其购买服务。在评级过程中能够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 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最后, 从监管层面, 要健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 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在监督机构设置上, 可在各级人大下设立专门的“政府购买服务监督委员会”, 防止政府职能部门既负责审批政府购买服务计划, 又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进程、资金使用、预决算等情况的监督。

三、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是指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为社会做贡献为目标, 以知识、劳动、技术、时间等形式实现该目标, 不以获利为目的, 通过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的方式服务社会、贡献社会。从这个定义来看, 志愿服务组织指的是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目前在中国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不仅包括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而且包括大量未正式以志愿组织身份进行登记的组织, 如, 社区组织、企业组织、公益组织等, 他们提供志愿服务的规模非常巨大。因此, 我们在定义志愿服务组织的时候, 应将范围适度地扩大。为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政府必须实现职能转变, 通过制度、机构、运行机制方面的支持, 引导志愿服务组织朝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 增加志愿服务相关制度供给。目前志愿服务制度法律效力低、内容不全面等问题制约了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 必须制定一部针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统一的全国性法律。统一的法律不仅可以很好地规范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动, 而且为志愿服务组织跨区域合作提供制度基础。从法律内容层面来看, 应尽可能详尽地规范志愿服务活动, 包括志愿服务组织准入制度、保护制度、激励制度、监管制度等。在准入制度方面, 应尽可能降低志愿组织准入条件, 取消场地、人员、资金等方面不合适的限制。放开准入限制将促进志愿组织发展, 同时将原本非法的志愿组织纳入合法范围, 从而方便管理与监督。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可解除他们在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后顾之忧。在激励制度方面, 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将志愿服务时间作为社会公认的成果并以一定的形式进行补偿。在完善监管方面的法律过程中, 应明确监管机构义务与责任、设定清晰的监管标准和程序, 从而使监管落到实效。

其次, 加强志愿服务组织政府机构建设。一方面, 目前缺乏专业的志愿服务统一协调机构,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信息的共享、资源的整合、项目的协调。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志愿服务协调机构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 应尽快取消志愿服务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 使得志愿服务组织去行政化, 解除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束缚。

最后, 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监管制度。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监管不仅包括外部监督, 如:政府、媒体、第三方独立机构, 而且包括内部监督, 如:组织内部和行业内部。其中尤其要重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的监督力量, 鼓励发展更多的民间专业化监督评估机构, 并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公开、公正的排名, 从而使民众获得相应的信息, 监督志愿服务组织的财务状况、内部运作、项目开展等情况。

四、实现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中国目前采取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是双重许可制, 涉及登记制度的法律主要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特征可以总结为:归口登记, 分级管理, 双重学科, 限制竞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除法律规定需要前置审批外, 可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 简化登记程序, 促使更多的社会组织进行合法登记并合法地开展各项活动。严格的双重许可登记制度对社会组织成立与发展不利。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现象, 但实际上中国经过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实际数量的8%~13%。

较早对社会组织登记制度进行改革的是广东省。2012年广东省政府出台相应规定, 将双重管理体制改为许可与备案双轨制, 改革效果显著。广东省社会组织数量年增长率翻了三倍, 进入了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阶段。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重点在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 主要目的是降低登记门槛, 简化登记程序, 实现“宽进”。规定明确提到, 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 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 转变过去行政管制的思想, 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同时, 此次改革率先采用了登记备案制度, 即根据相关条件, 城乡基层群众类社会组织可采取法人登记、备案登记两种方式进行登记。备案登记是指针对那些会员数和活动资金达不到法人登记条件的城乡基层类社会组织, 采取备案方法, 即先进行备案, 待其发展到一定规模符合法定条件再进行法人登记。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为部分暂时缺乏条件的社会组织提供一个过渡平台, 在现实中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广东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的实践, 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政府改革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唐钧政社分开:解放和充分发挥社会活力中国社会报, 2012-11-21:3.

[2]魏中龙.政府购买服务的动作与效率评估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2011:14.

[3]编写组编著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11) :314.

[4]孙婷.志愿失灵及其矫正中的政府责任[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011:163.

民国时期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探究 篇10

一、民国初期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发展

1912年随着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 以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 但是由于北洋派代表人物袁世凯带来的军事压力, 孙中山先生被迫放弃临时大总统, 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主共和国临时大总统, 至此结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虽然后期袁世凯称帝建立中华帝国, 年号洪宪, 但是只局限内部, 对外还是以中华民国的称号, 所以应该还是中华民国纪年。

在袁世凯成为民国政府执政者之后, 中国的整体实力得以提升, 他从各个方面入手, 大力开展经济建设, 使得当时的中国经济能力逐步回升。为了能够使得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袁世凯下达的改革命令达到八十多项。其中尤以经济为发展的进出口贸易, 成立中国第一支警察机构, 人数达3000人, 并且建立现代化军队, 而且大力发展教育等一系列举措, 形成了初具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规模。

在社会保障管理制度的细则定制上, 以首都北京为中心延伸至省级行政机构再到地方政府的三线一体的管理模式, 主要以防范自然灾害为主, 因为没有先例借鉴所以在整体内容上就只有预防灾害救济难民为主。虽然也有几条相关约束的法规, 但是由于袁世凯执政后期称帝的事情, 已经无暇其他事情, 并且当时各地的贪污行为时有发生, 所以很多救灾款项都流入到了个人的腰包, 民国时期开创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基本算是名存实亡了。随着袁世凯的病逝, 军阀四起,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至此民国初期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从建立到推行短短几年就宣告失败。虽然, 民国初期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 但是它所承载的意义是非凡的, 极大地推动中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袁世凯称帝后病亡, 各地军阀四起, 中国进入到军阀混战时代, 各地纷纷自立政府行使独自行政权力, 当时各地军阀统治的政府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基本没有。一直到1927年以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 基本结束了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阶段, 进入以国民党为执政党的中华民国时期。同年4月18日, 国民党正式立南京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逐步恢复中国的整体行政能力。在社会保障方面继续沿用袁世凯执政时期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并加以改进, 细致化处理。同时建立社会保障行政法规, 以保障制度能够彻底贯彻下去。而且社会保障机构直接听令于南京政府, 负责整个中国社会保障的管理, 机构名称“内政部”。

民国时期的内政部相当于现在我国的国务院, 所有民国政府的各地方行政机构都会受到内政部的监督, 并且根据各地行政能力给出指导意见, 而且对于地方政府的执政者如果发生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的事情, 内政部可以直接报请国民党行政院, 经过开会研究后作出判定。而且, 在地方警察系统以及消防系统的管理以及官员任免上也是内政部管理的范畴。总之在行政上所有的社会性事务都属于内政部的管理范畴[1]29。在民政管理上, 内政部负责的事务更加明确, 其中囊括了各地区行政区域的划分以及自治区的少数民族管理、对于自然灾害的预防、灾区重建、救济灾民, 并建立地方社会保障机构等。 并且建立实业部负责管理民国时期所有农田耕地的划分以及所有实业。而且增设地方司作为直接管理机构。

三、民国时期社会保障体制的推行工作

由于民国初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受到军阀混战造成的损害极其恶劣, 而且自然灾害频发, 造成当时国家经济严重下滑, 而且国外帝国主义长期窥视我国, 民国的社会政局动荡不安。当时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低落的时期。

在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之后, 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对当时的社会形式作出了剖析, 为了能解决现阶段的实际问题, 增设社会保障机构是最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并且为了防止袁世凯执政时期的民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事情再次出现, 加大保障法制的建设, 而且增设相关的管理监督机构, 特别是对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民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情况, 增设社会保障赈灾机构, 增设慈善机构。

而且为了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 国民政府还在地方邀请社会名流士绅共同组建民间慈善机构, 红十字总会就是诞生在这一时期, 而且相关的救灾赈灾的慈善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 据当时的统计民国时期总共有社会保障慈善机构230个, 而国民政府亲自组建的国家性质社会保障机构有73个, 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组建的有31个, 私人名义建立的慈善机构有1个, 而且为了预防突发性自然灾害等情况的发生, 国民政府还加设了临时性的社会保障慈善机构, 国家性质的共有54个, 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建立的有62个, 私人名义的多达9个。正是这些社会保障慈善机构的建立, 极大地保障了民国时期社会稳定,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发展[2]2。

四、民国时期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保护性法规建设

民国时期, 为了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 国民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正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建设, 极大地保障了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推行。而且也为以后新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建设奠定了夯实的基础。1928年末,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 这也标志着国民政府社会保障工作进入规范化管理时期。明确了每一个保障性机构的行政权力以及法律法规, 从1928年一直到1938年, 立法院共颁布了二十九条关于社会保障性事业的法律法规。其中明确了关于孤寡老人以及孤儿和残疾人的管理办法, 明确了关于居民身体健康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由于贫富差距带来的贫民增多的管理办法。在实质内容上要求各地方行政机构在当地建立养老所解决孤寡老人的生活问题, 设立孤儿收容所解决社会流浪儿童的生活问题, 设立残疾人收容机构解决残疾人生活问题, 设立专业婴儿保育机构保障新生儿的成活率, 增加无偿医疗机构保障贫民的身体健康, 设立小额金融贷款机构保障贫民可以自主创业脱贫致富[3]118。而且为了保障工人的切身利益, 国民政府还出台了《工会法》、《工厂法》等保障性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建设是中国从封建统治到民主自治的第一部保障性法律法规, 标志着中国向民主自治的福利型社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而且为了防止这些法规在各地方实行起来时, 出现贪污腐败、携款私逃等情况, 立法院又出台关于赈灾款项以及物资发放的法律法规, 而且对于赈灾有功的群体以及个人也出台了奖励机制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的建设极大保证了社会保障事业的推广。

五、民国时期社会保障经费调拨与支出

在民国时期由于受到前期战乱等严重的影响, 国家的经济情况十分不乐观, 所以这就造成民国时期很多的事业发展形成了障碍。而如果经济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就会直接影响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所以保障性经费才是最为关键性的事情, 经过立法院与内政部等专家的集体讨论, 只有把保障性经费纳入国民政府的财政预算之内, 才能保证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完整性、可靠性, 所以在1930年出台了社会保障事业的保障性法律《救灾准备金法》, 其中内容上明确了以国家年经济收入的总和的百分之一作为国家保障性经费, 如果经费达到五千万, 而没有遇到特大型灾害的话保障性经费将自动停止, 直到保障性经费启动才可以继续积累。其中省直行政机构关于保障性经费的存储是按照总收入的百分之二作为保障性经费的。而且关于资金的启动设有专立的行政机构, 有中央派出启动小组委员七人省直机关派出启动辅助小组五人。在实际救灾资金启动上都要有明确的支出和收入的账目, 设有专业会计师四人, 把汇总的账目呈报给中央监督管理机构。

1935年, 国民政府又出台了关于保障性经费的使用暂行办法, 内容上明确了如果地方性保障性资金在遇到特大灾害的时候不能够满足的, 省保障性经费自然启动, 如果省保障性经费也不能满足则中央保障性经费启动。关于以工代赈和居民迁移开荒救灾的人员要加大补助金额, 所有的一切流程都要按照步骤和法律法规的框架来执行, 因为国家的保障性经费是来应对当社会出现重大灾害的时候应急经费, 所以只有完整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才能够有效地把这些相关政策落实到实处, 避免了贪污腐败的发生。

中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建设, 是从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就开始逐步建设起来的, 当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意识到关于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 所以有很多实际有效的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推广, 造成民国时期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形同虚设。但是, 当时的执政机构提出来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意见是值得肯定的, 虽然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 但是已经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今天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成绩都是不断深化改革得来的。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以史为鉴, 要从以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发现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要不断深入研究、不断总结, 保证我国未来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

参考文献

[1]蔡勤禹.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2]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工作报告[R].1946

民间公益“逆袭”社会体制 篇11

“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殊。但邓飞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做到让各种各样更多更大的政策，在普通人的引领下进行改变，进行提升。”

近日，在无锡举行的第七次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用一个“公民公益”的典型案例开场，并指出“慈善正在影响社会体制改革，它会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百人论坛”，是一个有徐永光、王振耀、杨团、陈健民、冯燕等数十位公益“大佬”齐聚的盛会。回顾往届，议题从“富人慈善之道”到“透明度与公信力”等，每次都针对慈善领域发生的时弊展开辩论。

而本次论坛将貌似空大的“现代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定为主题，在现场引起了一阵唏嘘。

面对记者的提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秘书长杨团的回答是：“狭义来说，影响社会体制的改革，即是对公共政策的触动。慈善，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一种柔软的力量

“两年前，他做免费午餐6个月，国务院确立了新的政策；去年，他做儿童大病医保，今年很有可能激发国务院去推动全民的大病医保；现在，他又开始做中国水危机。”说到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公益公民”邓飞，王振耀总是充满赞许。

对于了解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儿童大病医保的社会公众来说，“邓飞”不是一个陌生词汇。从揭黑的调查记者到公益志愿者，在两个身份的切换间，他利用微博与微信煽动了民意的翅膀。

提起免费午餐设立的缘由，邓飞回忆起2011年2月，在一个颁奖晚会上，邻座的支教女教师聊到，她所在的学校没有午餐，每到吃午饭时，因为无法面对学生们渴望的眼神，不得不跑去教师宿舍吃饭。

“她受不了孩子们的眼神，我受不了这个故事。山区的孩子不能在下午上体育课，因为他们会晕倒。”他讲述道：“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我没有能力改变，一个孩子一年吃饭需要800到1000元，这么多孩子，连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

半个月后，邓飞带着深圳一位企业家资助的2万元进入贵州山区；当年的4月2日，贵州省黔西县沙坝小学启动免费午餐，成为全国第一所享受免费午餐的学校。

设立之初，赞许与质疑同存，转折发生在6个月后。就在众人围绕免费午餐筹款是否合法、如何长效发展等疑虑展开讨论时，高层的声音悄然而至。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680个县（市）开始试点，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对特困地区学生每日餐补3元。

至今，在500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的支持下，该项目在全国200多所农村学校扎根。

“这是最典型的案例，民间公益逆袭了社会体制，推动了中央政策的颁布。”王振耀认为，“免费午餐”是“营养补助”的重要推力，更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成功范例。

今年3月底，当记者再次见到邓飞时，他提到今年的计划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开设免费午餐，“截至目前，通过各种形式，免费午餐已经筹款5700万元，今年还有两三千万元的目标，看看能不能突破一亿元”。

公民公益时代的到来

2012年7月，邓飞联合众多公益人士再次发力，儿童大病医保项目在北京启动。仅一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落实后，参保的大病患者在通过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的报销金额可达50%以上。

一次次逆袭公共政策成功后，邓飞把自己比作一尾搅局的鲇鱼。“我们就是一尾鲇鱼，把这个水给搅浑了，把这个局给搅活了，把规则给改了，把氣氛给带动起来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会影响公共政策，民间公益与政府互动的“切合”仍然屈指可数。对此，王振耀持乐观态度：“不要怕小，不要怕困难，每个公民只要去做，就会越来越好。”

源于实践，邓飞也认同王振耀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去服务公众，只要有一个好的创意，就可以变成一个发起人，一个慈善家。“比起愤怒的力量，还有一种柔软的力量、联合的力量，像小溪般，汇聚起来就能迫使改变发生。”

据了解，两年来，免费午餐通过互联网团结了无数的年轻人和妈妈群体，通过在天猫上出售虚拟产品，一年帮助该项目筹款1000万元。即集合每个普通人一块钱的力量，像雪球一样滚大，把公民的公益变成一个现实。

“一个公民公益的时代正在到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朱健刚判断说。他举例道，如果说汶川地震救灾使得志愿者被社会主流所认可，那么芦山地震救灾让公众看到了组织化的民间公益力量的兴起。

在朱健刚看来，市场经济推动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这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而且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公益，实质就是公民公益，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

撬动社会体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公益“逆袭”社会体制的同时，国家政策层面对于现代慈善这一舶来品的认知与接受也在逐渐改变。

“中央财政连续两年预算2亿元专项资金采购社会组织的服务项目；2012年2月，中央发文支持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2013年3月，国务院决定取消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今年，慈善事业写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王振耀说起了公益组织成长环境的变化。在他的设想中，有了政策“正名”的慈善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类型，会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承载体，无疑也是社会管理体制的参与者。

此外，各位公益“大佬”在“百人论坛”中，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中国已进入到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

这一认定的数字依据是，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并朝着人均GDP1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水平迈进。“它意味着我国社会整体格局将迎来重新调整，在国家战略、政府职能与社会理念方面都面临着全面转型。”

他们介绍说，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结构急需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亟需官民之间能够良性互动，防止解决矛盾的暴力化倾向，形成理性的公民秩序。

“比如，整个社会面临着老龄化与儿童、残疾人照料等诸多问题，社会体制中缺乏基本的载体来容纳各类社会建设要素。谁来解决？”王振耀说道。

针对这一问题，朱健刚告诉记者，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公民公益才可以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它培育慈善组织，培育积极公民。“因为它可以给普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一条柔性、理性的管道。”

他进一步解释道，社会政策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民生和发展问题。其决策过程并非是由政府单方面促成，而大多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公益倡导等方式来影响相关法规和社会政策的创新，促进受助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篇12

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收入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 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 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 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