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社会建设

法制社会建设（精选12篇）

法制社会建设 篇1

局长 徐海燕

近年来, 天津市河西区司法局按《天津市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关于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建设“法治河西”的决议》和《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 (2011-2015年) 》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

创新普法载体、深化普法内容、强化普法合力、夯实普法成果, 全面完成了“六五”普法工作中期目标任务, 保证了法治河西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2011年、2012年, 河西区连续两年荣获“天津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确保各项任务落实

天津市河西区司法局积极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制度保障, 重新修订了依法治区领导小组会议制度、工作职责、办公室工作职责, 建立了普法讲师团工作制度、法制宣传志愿者工作制度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信息报送制度。建立了普法依法治理和法治河西建设工作考核检查机制, 对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和法治河西建设工作进行责任分解, 并制定考核标准。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切实履行指导、协调、检查、考核职能, 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讨重点问题, 制定工作方案, 下发工作安排, 做到年初有部署, 年中有推动, 年底有考核。及时建立充实普治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 调整了由区委书记张杰同志担任组长的依法治区领导小组, 搭建起覆盖全区、调动各方的区、街 (单位) 和社区三级普治工作网络, 确保工作层层推动和落实。加大普治工作经费保障, “六五”普法以来, 区财政局共划拨普法经费194.2万元, 有力地保障了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发挥法制宣传积极作用

“六五”普法以来, 司法局紧密围绕区委、区政府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 突出抓好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习宣传, 法制宣传教育专项活动蓬勃开展。围绕区人大代表换届和居委会换届选举, 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 确保了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围绕维护河西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开展了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等专项法制宣传, 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围绕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 组织开展了防震减灾、关爱未成年人、道路交通安全等一系列专项法制宣传活动, 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矛盾多发和易发领域, 组织“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 开展“3·8”妇女维权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26”禁毒日等宣传活动, 受到群众欢迎。在开展各类专项活动期间, 全区共设置法律咨询点685个, 制作宣传展牌1520块, 悬挂宣传横幅1370余条, 发放法制宣传资料65000余份, 开展普法培训、讲座549场, 受教育人数120多万人次。

深化“法律五进”推进全民学法用法

河西区司法局始终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为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对象, 把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重中之重, 深入开展“法律五进”活动。及时下发河西区“法律五进”工作制度, 建立了下瓦房街富裕广场社区等2个“法律五进”工作示范点, 马场街司法所等5个“法律五进”活动联系点, 以点带面, 推动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一是“法律进机关、进单位”活动循序渐进。坚持并完善党委 (组) 中心组集体学法、法律知识考试考核等制度, 将法律课程纳入区委党校和行政学院教学内容, 先后组织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法8次, 举办处级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讲座11期。

二是“法律进学校”活动扎实开展。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 将法制教育课纳入教学计划、大纲和学校德育工作计划之中, 推动“计划、教材、课时、师资、考核、法制副校长”六落实。

三是“法律进社区”活动不断深入。积极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六个一”活动, 积极组织“律师进社区”活动, 为每个街道社区配备了法律顾问, 通过开展普法讲座、义务法律咨询等活动, 为广大居民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法律服务。

四是“法律进企业”活动注重实效。坚持普法教育与依法经营管理相结合, 积极推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有效提升了依法经营管理和应对法律风险的能力水平。同时, 区工商、卫生、质监等单位结合各自工作重点深入240多家企业, 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

五是“法律进工地”活动拓展创新。在“法律五进”的基础上, 将法律服务等活动送进工地, 组织律师深入友谊路街谊城小区、梅江街川水园工地, 向外来人口宣传法律知识, 解答法律咨询, 提供法律服务。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坚持将法制宣传与法治文化相结合, 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活动, 形成独具河西特色的法治文化新格局。先后组织开展了法制宣传公益广告征集和最受市民欢迎的普法依法治理活动项目评选;组织了“西岸风”法治文化惠民系列活动, 组织法治书法作品创作笔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今年以来, 结合河西区“创文”工作的开展, 为全区13个街设计制作了图文并茂的法制宣传教育展板, 准备在全区开展“创文明城区, 建法治河西”法制宣传教育巡回展, 为推进法治河西、平安河西建设营造良好氛围。此外, “六五”普法以来, 共向司法部报送参赛法制动漫作品81件, 摄影作品10件, 书画作品13件, 法制好新闻22篇, 其中1幅摄影作品获全国法制宣传摄影优秀奖, 2幅动漫作品获全国法制动漫优秀奖。

创新宣传载体突出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宣传阵地和电子信息显示屏等现代传媒, 积极搭建立体宣传平台, 加大公益广告和舆论宣传力度, 宣传推广工作亮点, 提升社会各界对法治河西建设的关注度和认同惑。天津电视台、《天津日报》、《天津政法报》、网易网、北方网等多家报刊、媒体先后97次对河西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全力打造精品法制宣传栏目, 坚持利用“河西普法网”开展网络法制宣传教育, 共发布普法信息4500余条, 图片2000余张。特别是自2012年3月起, 在《天津日报·新河西》上开辟了“六五”普法法治惠民专栏, 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 采取律师以案说法的形式对法律法规进行宣传。截至目前, 共刊发57期, 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推进法治河西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多年来,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工作, 特别是2012年《法治天津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实施后, 河西区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区委结合河西发展实际, 及时做出建设法治河西的重大决策部署, 成立了由区委书记张杰同志担任组长的法治河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成立了依法执政等7个专项工作组,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法治河西建设的实施意见》, 召开了法治河西建设推动会, 各专项工作组组长递交了工作责任书。同时, 大力营造宣传声势, 《天津日报·新河西》对法治河西建设工作进行了整版专题报道。一年来, 法治河西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法治河西建设领导小组适时召开工作会议, 研究部署法治河西建设工作。法治河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不断加强研究部署和组织协调, 制定了《法治河西建设任务分解》, 指导各单位、各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成立组织机构, 健全工作机制。切实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 精心组织, 扎实推动, 认真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今年5月, 在市委、市政府召开天津市深化平安天津法治天津建设工作推动会议后, 为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经区委领导同意, 区委办公室立即下发文件传达贯彻全市工作推动会议精神, 对法治河西建设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河西区保持了政治稳定、社会稳定,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能力进一步增强, 全民法律素质和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法治河西建设实现了良好开局。

深化法制宣传教育, 建设法治河西, 使命光荣、任重道远。河西区司法局将不断改进工作, 按照“六五”普法规划、《天津市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的要求, 坚持做到各项工作与保障和改善民计民生相结合, 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相结合, 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相结合, 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结合, 逐步实现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同步发展, 努力推动河西法治建设工作走在全市乃至全国前列。

法制社会建设 篇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社会心理建设

分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的.社会特点及其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指出在社会全方位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心理呈现出积极与消极两种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心理建设,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作 者：胡凯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刊 名：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年，卷(期)：20039(5)分类号：A849关键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社会转型 社会心理建设

参与社会管理 助推社会建设 篇3

从2011年8月开始的全国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其影响已超越了新闻战线，变成一项全国性的社会活动。其意义也不再只是改进新闻工作，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等，而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特别是走基层，使新闻传媒得以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有利推进社会建设。

一、“走基层”的社会动因

“走基层”除了新闻传媒本身新闻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外，更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要。

（一）转型社会期待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加强

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过渡的转型期。一方面“单位的人”渐变成“社会的人”，“单位管理”逐渐成为“社会管理”;另一方面，由于体制不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复杂多变，一些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和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纠结在一起，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社会风险加大，这些情况和问题不能再靠单位而是要依靠社会来解决。

与此同时，我国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等安全网络也初步形成，这为解决转型期出现的新老问题提供了条件和打下了基础，期待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加强和推进去化解矛盾。

（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成为时代主题语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提出把政府的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又强调“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11年2月，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创新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则强调“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特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有学者提出：近10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主题语悄然发生转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已然成为人们的关注热点。

（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呼唤传媒积极参与

何谓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二者关系如何？李学举认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但是有差别的两种实践过程。社会建设主要是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于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属于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同时，“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因为社会建设着重于社会生活，而社会管理需要社会组织协同、公众积极参与，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管理，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媒体来真实全面地反映国情，呈现客观的社会图景，以便党和政府科学决策那些社会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动员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和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媒体的舆论力量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再次，处在利益冲突的转型期，表达各方，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意见和情感，媒体提供的渠道尤为迫切。当下，媒体单靠日常的零星报道显然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而有策划的“走基层”的新闻报道才能不负众望。

二、“走基层”凸显参与社会管理，助推社会建设功能

“走基层”活动开展一年多来，它在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方面已彰显成效。

（一）如实描述中国国情，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传媒生产还具有社会管理的重大价值......国家机构借助媒介了解社会动态，协调社会各部分的活动，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

2011年1月中宣部组织全国新闻战线“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以及后来倡导的“走、转、改”活动，传媒为各级政府展示了最真实生动的国情和社会生活的景象，推动了政府对社会建设中一些问题的决策。央视的走基层从“新春走基层”开始，一年的时间，先后涌现了“蹲点日记”、“百姓心声”、“最美的中国人”、“第一手调研”、“在岗位”多个系列报道，派出800路，超過2800人次的记者走基层。《走基层——蹲点怒江》不但报道了一个溜索过江巡诊的乡村医生的感人事迹，而且如实反映了偏远山区行路难的问题。报道播出后，交通运输部到实地调研，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在当地建了两座桥一条路。《爱心小院蹲点日记》播出后，引起了国家民政部和中国残联的关注。民政部表示，该报道带给民政部门诸多思索，必将推动我国加快儿童福利制度和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的进程，并决定从2012年开始，在一些省份先行试点，将残疾儿童及重病、罕见病、艾滋病儿童纳入我国儿童福利保障体系。爱心小院的报道引起媒体与政府联动，推动了一项社会制度的建设。

央视的走基层报道，许多触及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如《皮里村孩子的上学路》反映上学难;《儿童医院蹲点日记》反映看病难;《招工局长陈家顺》，反映招工难;《邵全杰回家路》反映买票难;《杨立学讨薪记》反映讨薪难等等。报道播出后，不但个案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引起全社会特别是相关部门的关注，进而推动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解决整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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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走基层采访活动，其大型报道《情牵大乌蒙》和《倾听贵州》、《倾听安徽》、《倾听海西》、《倾听新疆》等“倾听”系列报道，围绕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民生热点，描述了国情、世情、民情，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关注，为其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信息支持。

各地广电媒体在走基层报道中，也关注和促进了诸多民生问题的解决。重庆卫视记者来到三峡库区的涪陵区南沱村，发现当地村民因电力问题不能正常看电视。报道播出后，国家电网重庆公司专门为村里安装一台新变压器，解决了看电视难的问题。

（二）搭建话语平台，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纠结在一起，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艰难中前行。传媒在走基层中发现这些矛盾，不回避，也不简单批评，而是深入探究矛盾的前因后果，为矛盾各方提供话语平台，让其倾诉各自的难处，着力于沟通，增进包容理解、互谅互让，起到社会情感安抚和心理安慰作用，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有效方式。如央视的《在岗位》系列报道中的“快手售票员”，让温荣英讲述春节期间因旅客不理解而受辱的亲身经历，获得社会同情，也消散了社会曾有的不满。《马子硕的求医路》等報道，追踪调查号贩子问题，既全面展示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又让人看到医院、政府所做的努力，在医疗卫生部门与社会之间架起沟通理解的桥梁。又如央视的《长沙城管朝阳中队蹲点日记——“城管来了” 》的纪实报道，如实地记录了流动商贩与城管打游击的情景，也如实记录了城管中队长为小贩找门面的情景，在城管被妖魔化的舆论中，报道为城管提供了讲述自己两头受气的窘境和委屈的机会，增进了社会对城管的支持和理解。

（三）关注芸芸众生，记录百姓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助于社会价值的整合和提升。

在新闻战线“走基层”报道活动中，过去采访不到的盲区和死角，这次都有记者涉足，过去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在记者的报道中，展示这些普通老百姓的人生价值，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理想与抱负，他们做人的道德和良知，对人的社会行为起到很好的规范和示范作用。

央视“新春走基层”播出《听漏工的不眠夜》，报道为避免自来水因管网老化严重跑冒滴漏造成的损失，自来水公司设立听漏工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行业，其重要性也少有人关注——全国供水漏损率达到13% 。央视记者在除夕夜采访了昆明市听漏工李绍斌。李绍斌说，这是个良心职业，发现了漏点嫌麻烦不报也没人知道，但自己良心会过不去。记者感慨：这个良心，就是每一个公民对编织在社会里的那个自己的价值的透彻认识。他们关于良心的表达，能够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浙江卫视《来自蹲点一线的报道——壁下岛的坚守》系列报道，生动细致地展现了海岛女医生钟杏菊36年扎根海岛治病救人的感人事迹。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每个人都想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该系列报道播出后，许多观众反应，从钟杏菊身上，我们找到了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四）动员社会组织和个人扶贫济困，促进社会慈善事业良性发展。

在走基层的报道中，许多记者来到过去很少涉足的边远贫困地区，深入了解并展示山区人民的艰难困苦，引发社会关注，并动员了社会组织和个人伸出援手，进行救助。这不但为社会慈善事业提供了迫切需要救助的对象，而且激活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机制，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

在央视的《爱心小院蹲点日记》播出后，社会组织与个人各种形式的捐助源源不断涌向爱心小院。爱心小院的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个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走进小院，都只想为孩子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央视财经频道的记者，下基层来到宁夏红寺堡区菊花台村，该村146户村民有残疾人的就达94户，村民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记者没把主要精力花在展示当地村民的困苦上，而是着力表现当地政府为改善残疾人处境而打造的“黄河善谷”的战略实施上，由政府提供土地，招商引资，吸引外资来开办社会企业或福利企业，吸收当地残疾人就业，同时将盈利的一部分用于当地的慈善事业。这种打破传统的慈善救助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慈善之路，是社会建设中的一个创举，为企业家投身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三、“走基层”助推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还任重道远

“走基层”不是一阵风的活动，而应成为传媒的常态，传媒人的自觉行动。在深入“走转改”活动中，传媒也应加大推进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力度。

（一）传承历史，接轨国际，“走基层”要建立长效机制。

“走基层”在我国是有历史传统的。著名的新闻记者邹韬奋，1942年11月，曾化装去苏中解放区、苏北解放区民间采访和社会调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1920年10月曾以《晨报》记者身份，深入苏联基层采访，写成《饿乡记程》、《赤都心史》等名作。我国杰出的记者范长江，1935年，为了向全国人民报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情况，历时10个月，行程6000多公里，不畏路途险恶，深入大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写作了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中国当代著名记者穆青，多年来一直深入基层，扎根群众，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写了多篇在新闻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闻佳作，如《雁翎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无数事实说明，我国名记者的名篇，都是成功于走基层的深入采访。走基层深入采访也成了我国新闻战线的优良传统。

国际新闻界也盛行走基层。越来越多的国外媒体把“基层人物”和“基层社会”作为中国报道的选题和素材，因为这是他们了解和介绍中国国情的最好切入视角。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边区采访，从高层到基层，广泛接触基层社会，1937年10月出版《西行漫记》，向世人介绍了一个真实的解放区，引起世界强烈反响。《大趋势》的作者、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他关注的不仅是未来，关注更多的是现实，他是从现实中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他特别关注中国的基层社会，从1967年第一次来中国，45年来，他已数百次来到中国，深入基层采访，继2010年《中国大趋势》出版后，2011年他又深入成都基层调查，出版了《成都调查》。这样的事例不胜其数。有学者统计，从2007年至2011年以英语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新闻纪实类书籍中，以“基层社会”和“基层人物”为主题的占到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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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我国优良传统中的走基层的报道，还是国际上目前流行的基层社会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作为报道的新闻框架。我国传媒应传承历史，接轨世界，建立起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为主题的新闻框架，以基层社会、基层人物、公民英雄为报道主体的走基层的长效机制。在央视制定的“走转改”长效机制中，包括台领导走基层、选题播出量化、建立基层联系点、奖励考核等机制。

（二）关注报道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一个关键节点。传媒在今后的走基层中应更多地关注我国的社会组织建设。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我国有社会组织40多万个，每年筹资100多亿元，提供超过1000万个专兼职工作岗位。但据清华、北大所做的调查，我国社会组织应有300万个，但大多数是未经民政部门批准的维权组织和临时社会组织。但总的来说，我国社会组织薄弱，普遍面临注册难、定位难、信任难、参与难、监管难、吸引人才和资金难等问题。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正在加大社会组织投入、探索社会组织孵化方式、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等工作，媒体应积极跟进采访，为社会组织的成长给力鼓劲。

（三）关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声张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力。”这里不仅表述了现阶段我国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而且提出加紧保障公平的制度建设。而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应是公平制度建设的关键。权利公平涉及户籍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机会公平涉及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保障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而规则公平则涉及司法制度改革和反对“潜规则”等。

前一段我们的走基层主要是通过个案展示我国国情，并通过个案的解决体现政府和各部门的努力。今后走基层要通过个案发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不足和缺陷，并追根溯源到社会管理体制的症结，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参考文献：

[1]王小章;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社会建设为重心”[j] 浙江学刊2011：（1）

[2]李学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88—99

[3]喻国明等;传媒经济学教程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388

[4]史安斌、李彬;回归“人民性”与“公共性” [j] 新闻记者 2012：（8）

[5]胡占凡;政引風霜成物色 语回天地到阳和——中央电视台“走转改”一周年总结与思考[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2（8）

法制社会建设 篇4

一、中国市民社会与法治道路演进

1978 年宪法明确强调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1992 年十四大提出了要加强立法工作, 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适合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理想。在2011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 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这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13 年2 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三位一体建设, 这使得我们法治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化, 我们不仅仅要让政府主导法治建设, 还需要让社会更多主体参与法治建设, 从而促进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道路演进, 可以说是道路曲折艰辛, 但是当前法治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法治建设成绩显著, 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引,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断完善该体系, 那么法治梦将不再是中国梦而是中国明天的法治实践。

二、法治建设与市民社会内在关联

( 一) 市民社会理念制约法治理念

市民社会理念中的“国家优先说”强调的是国家优位于社会, 那么对法治理念产生的影响就是法治必须以国家权力至上, 法律的地位不能高于国家权力, 这样的法治势必是行政权占绝对优势的人治之下的法治。如同前文所提及的黑格尔之主张, 这样的话, 很容易让社会淹没在国家之中, 社会和国家权力中, 国家占绝对地位, 社会和国家无法分离, 并且难以形成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带。

1. 市民社会理念中“社会优先说”与法治理念

如同前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洛克“社会优先说”中所提及, 社会优先说更多的注重社会自身内在规律, 强调社会优位于国家, 忽略了社会可能潜在的无政府主义之混乱, 在法治上会更加注重“自下而上”的法律意志的形成与实现, 这种法律往往缺乏宏观性, 在法治的价值追求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是自由对秩序的优先性, 在法治理念上可能会使得市民自由主义泛滥而忽略社会整体之利益, 很可能还会造成社会的自我削弱。

2. 市民社会理念中“国家与社会辩证说”与法治理念

在市民社会理念中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国家与社会关系, 而不能坚持“片面的理性”。国家是社会中具有公共性的组织, 社会是国家存在的载体, 国家诞生于社会之需要, 社会又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防控, 不能让“权力”如同“脱缰之野马”去肆意侵害市民之权利。社会结构变迁使得社会与国家逐步分离, 社会结构主体增多, 以往的一元论在当代是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 我们必须坚持二元论甚至多元论, 这样才能符合当前之现实。

( 二) 市民社会促进法治形成的内在机制

1. 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与法治建设所需经济形式一致

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主体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地位的平等性、独立性、自主性, 交换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 交易中的矛盾纠纷必须以法律作为调节方式。法治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就难以真正产生。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的法律制度从无到有并且不断完善, 要求法律本身具有可操作性、稳定性、不变性等特性以保障市场经济主体权利的实现。由此可见, 市民社会和法治社会建设所需要的经济形式是一致的, 都必须是市场经济。

2. 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与法治社会的价值追求一致

市民社会中市民具有自主性、独立性, 享有结社等广泛权利, 人们追求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价值, 而这些价值的实现必须基于市场经济基础,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方可顺利实现。而法治要求的平等、自由、保障权利、权力制约等也是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形势下方可实现的。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多元化, 要求主体之间具有平等地位, 要求具有公平竞争的规则, 要求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益, 要求自由竞争, 才促使法治的基础得以形成。市场经济中主体多样性决定了对社会权力的多元分化, 这样也就对国家集权有制约平衡作用。

( 三) 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1. 市民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推动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主体不是政治国家, 真正主体是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市民社会中, 主体具有多元性, 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 这些不同利益集团将其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以多样化的方式在政治和法律上表达出其意志要求, 这种要求是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的强大内推动力。

2. 市民社会是民主之基础, 法治建设又以民主为基础

强有力的市民社会可以抗衡国家权力, 限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可以保障民主的实现。而法治建设中, 没有民主作为基础, 法治很可能会成为少数人暴政的武器。法治需要以民主政治作为其政治基础, 民主在现代政治国家里, 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注重“少数服从多数”, 还意味着“多数要尊重少数人的利益”, 这在法律中就体现为注重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 在调整社会关系时, 法律就兼顾了普遍与特殊, 在立法上只有民主科学的立法才是良法, 按照亚里士多德之说, 即“社会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该是良法”, 否则就会出现类似“良性违宪”之类的情形。基于此, 我们可以说市民社会为法治社会提供了民主基础。

3. 法律之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

法治意味着法律在全社会得到普遍遵守, 良法得不到遵守, 那么法治也是无法实现的。市民社会中, 社会共识的水平相对较高, 法律意识也相对一致, 国家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建设, 也必须尊重社会之需求, 必须采取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方式。“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 在社会治理中, 仅仅靠国家强制力去维持社会稳定之秩序, 那么这种秩序将有可能是表面的和谐, 表层之下却充满一触即发的深层的多样化的矛盾, 一旦强制力无以维持之时, 这种矛盾的爆发产生的爆炸力对国家政权而言有可能是毁灭性的。这种紧张关系体现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缺乏内在一致的调和性, “它无法调动社会成员采取有效的行动去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而形成更为有效的社会秩序”。

三、中国法治道路选择与市民社会建设

( 一) 以法治保障市民社会建设的路径

1. 以法治确保市民社会的民主制度

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坚实基础, 在市民社会中, 多元的主体多元的意识, 但是却又有着高水平的社会共识, 尊重个体的自主性, 从而在社会共识形成的过程中, 民主在悄然形成并贯彻其中。对于市民社会的民主, 往往在不同利益集团积聚表达出来后上升为一国法律制度, 最终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 一旦确定就具有国家强制力来保障该项民主制度的实施。在实践中, 我们必须以法治来保障民主制度, 而不能以法治去扼杀正在形成发展中的民主尝试, 对于民主实验, 我们可以鼓励, 对于优秀典范可以逐步推广, 从而让更多人从民主制度中获益。

2. 以法治化解市民社会中的矛盾

市民社会基于个人特殊利益而存在, 而个人特殊利益相互之间往往是冲突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如黑格尔所说“市民社会是个人利益的战场, 是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场”。在市民社会中发生的这些冲突, 我们仅仅靠伦理规则、交易习惯不足以解决的时候, 法治还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现有的法律制度虽仍有不完善之处, 但是对于市民社会中的矛盾, 以法治方式来解决纠纷还是最合适的。

3. 以法治指引市民社会的发展

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自由主义盛行下的无政府主义混乱, 这种不良秩序需要法治来矫正。法治理念可以引导市民朝着更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向前; 法治理念可以促使每个公民形成遵守规则的意识, 这样也间接促进了市民社会中市民守约习惯的形成; 法治理念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指引作用, 对于每个个体的市民而言, 能够指引其按照法定的方式去行为, 去追求其个体的特殊利益, 而不至于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

( 二) 以市民社会建设促进法治之对策

1. 强化市民社会理念以促法治理念之形成

市民社会理念重在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 让市民社会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分离出来。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应该既要注重国家普遍利益也要注重市民社会个人的特殊利益, 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这种良性发展才会促进个人和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市民社会中形成的契约意识、平等、自由、保障个人权利的意识……这些价值观念正好是我们法治所追求的一些价值, 法治理念中注重保障人权, 尊重公民的自由……基于此, 培育健康的市民社会, 强化市民社会理念, 可以有效促进法治理念的形成。

2. 广泛发展社会团体促进权力制衡

个人的有序参与远不及团体的政治参与高效, 社会团体的增多往往会分担一部分社会公共职能, 这些社会团体在分担职能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这也间接地分散了一部分政府权力, 这样可以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滥用和专断, 而权力制衡正是法治建设的关键所在。基于此, 笔者以为, 我们在市民社会中广泛发展社会团体, 提高这些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政治的能力, 不失为实现权力制衡的有效对策, 这也是以市民社会建设促进法治实现的有效途径。

3. 让市民广泛参与立法促进良法实现

法治社会的良法不应该仅仅是运用法律技术经过严密的逻辑及程序制定的法律, 它应该是充分体现公意的回应社会需要的法律, 是市民社会建构起来的法律。基于此, 我们应该在市民社会培育中鼓励市民积极的广泛的参与立法活动, 当然我们的国家政府部门也应该给市民提供广泛的意志表达渠道, 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立法是体现公益而非众意, 体现社会需要而非故纸堆的“法治理想国”, 也唯有根植于市民社会的法律才是良法, 否则, 难以实现真正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四、结语

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 我们不应忽视市民社会建设, 法治的真正基础和源泉不是政治国家而是市民社会, 同时, 法治也能够为市民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基于此,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法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建设, 要注意以法治促进市民社会建设, 同时也要以市民社会的建设来促进法治, 如此良性互动便可使我们法治社会目标早日实现。

摘要：法治实施需要有市民社会作为其真正坚实之基础。市民社会理念演变与中国法治道路演进规律说明市民社会与法治实施与建设有着内在的关联性, 市民社会为法治实施提供基础, 法治建设促进了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三位一体”建设为法治中国建设明确了新方向, 应该抓住法治建设新契机, 促进市民社会与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 以此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法治建设,法治实施,市民社会,法治道路

参考文献

加强社会体系建设，创建诚信社会 篇5

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的基本目的，在于建设诚信社会，确立诚信观念和诚信道德，推动经济发展。它所针对的，正是我国社会诚信观念和诚信道德的严峻形势。据统计，我国银行系统由于失信行为而造成的损失每年达5855亿元。就以作为一项善举的助学贷款为例，仅广东省就有64所

高校的2.3万名困难大学生从中受益，贷款额达3亿多元。但很多贷款毕业生还贷违约，违约率超过了20%，致使一些银行不得不停止这项贷款业务，不仅严重破坏了自己的信用记录，还把“苦果”留给了正在大学校园求学的贫困师弟师妹。这样的现象正是我国诚信建设严峻局面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我国历来是一个讲究诚信的国家，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历来被奉为道德经典，“信”德自在其中。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信者，诚也，人言无不信者为诚。以“信”为本，讲究诚信，反对失信，是我国社会尊崇的信条。但是，近代以来，“信”德乃至于儒家道德受到三次大的摧残和冲击：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在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下，诚信道德的破坏作为革命的副产品，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第二次是“文革”，在极端的“革命”口号之下，孔孟之道再次受到“清算”，“信”德不可能离开“仁、义、礼、智”的命运而单独存在下来。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当中，人的信仰出现危机，过于追逐经济利益，一切“向钱看”，诚信观念和诚信道德同样在危机当中，以至于造成现今的状况。

现代社会是诚信社会，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没有诚信的社会，不能成为现代社会；没有诚信的经济，同样不能成为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因此，针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诚信状况的实际需要，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而作为先导和探索，必须加快银行系统征信体系的建设，进而推动全社会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的全面建设，推动诚信社会的全面建设。据世界银行金融部高级经济学家玛格丽特?米勒女士介绍，拉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征信体系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的帮助下，违约率在大银行减少41％，小银行减少78％。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对于建设诚信社会、维护金融秩序、避免金融风险，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基本状况

近年来，我国对征信体系建设有了初步发展。据与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任兴洲女士提供的信息看，从1989年开始至今，我国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征信业的起步，由于对外贸易企业对于信用调查的需求，国内出现了部分信用调查机构和企业咨询策划机构，中国的征信业开始起步。第二阶段是民营征信业的初步发展和外资进入，从1995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品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规模都不断扩大，对企业信用调查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国内出现了新的民营征信企业，外资征信和资信评级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推动了我国征信业务的发展。第三阶段是政府推动征信业发展，2000年至今，在加入wto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市场更加开放，居民信贷消费增加，社会的信用规模进一步扩大，而失信行为的不断增加，也促使政府重视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征信机构的建立，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战略任务，中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个人征信试点也开始进行，并在上海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至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四类不同的征信机构：一是政府部门所属、专门提供企业资信调查活动的机构；二是中资民营的企业征信公司，主要从事企业信用调查和咨询、风险管理等业务；三是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国征信机构，提供企业征信服务；四是正在试点的个人征信机构，例如上海建立的个人征信机构，已经有了100多万上海市民在个人征信机构中拥有了自己的信用记录。

应当看到的是，尽管我国征信体系的建设已经有了上述的发展，市场化运作模式也初步形成，企业征信市场的集中度在逐步提高，个人征信试点初见成效，中央银行信贷咨询系统建立并取得成效，但是就全国征信体系的状况而言，这仍然是初步的发展，距离建设诚信社会的整体需求，确实具有相当大的距离。

三、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的基本思路

为了中国社会诚信建设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归纳起来，其基本思路是：

第一，必须全面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速度。就目前我国征信业的发展而言，面对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远远不能适应商业银行和社会各界对征信服务业提出的迫切需求，加快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在现有基础上，必须全面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征信机构建设应当公共模式和民营模式并举，引进外资征

信机构，形成市场化良性竞争。在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征信机构是民营征信机构，主要的征信业务集中在三大民营征信机构。在欧洲，以国营的或者公共征信机构为主导。中国建设社会征信机构，应当公共模式和民营模式并举，同时，欢迎外资征信机构进入市场，形成征信业的良性竞争，通过市场引导征信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以建立统一的银行征信机

构为先导，带动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机构发展。现在，中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已经建立并运行，录入420多万借款企业的信用信息，查询用户达到6万多个，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认为，应当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还应当建立个人的信用信息登记，进一步带动全国的企业和个人的征信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将中央银行征信体系建设和上海市个人征信试点经验推向全国，逐步形成少数拥有全国基础信用信息资源的大型的综合性征信机构和众多提供信用信息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性、专业性征信机构，建立覆盖全国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

第四，坚持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针，全面开展征信业务，充分发挥征信体系作用。征信机构由于涉及到企业和私人的信用信息披露，必须坚持特许经营，经过必要的审批。征信机构不仅要开展一般的信用信息的征集、加工、使用服务，还要进行信用评级、评估等信用增值业务，并且要开展专业性的、地域性的征信业务服务，形成信用信息资源整合，实现信息共享，各具特色，充分利用各项资源，发挥规模效益，适应不同征信需要，为推动诚信社会建设充分发挥作用。

四、建设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必须加强法制

建设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必然涉及到被征集信用信息的主体的权利保护问题，同时，征信机构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进行，如果不加强法制，也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必须依法进行。

建设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如何在采集、加工和使用企业、个人信用信息的时候，保护好信息主体的权利。建设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是以征集、加工整理和使用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为基础，这就必然涉及到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即围绕个人信用报告的采集、制作与使用，必然地要对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披露，形成与个人和企业的隐私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矛盾和冲突。对这种权利冲突的协调原则是：第一，坚持对企业和个人权利的保护原则，特别是对个人的隐私权、信用权必须予以保护，不能因为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使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受到侵害。第二，个人和企业应当适当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内容，即对于自己的信用信息对征信机构予以披露，对这些信息以及已经公开的信用信息，准许征信机构采集、整理和使用。第三，对于征信机构采集的信用信息以及制作的征信产品，个人和企业享有知情权，征信机构应当保障信息的准确，对信息主体必须定期报告，每年应当免费为其出具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报告，使信息主体知道自己被征集和使用的信用信息的真实情况。第四，征信机构对掌握的信用信息必须正确使用，保障信息管理及信息管理系统运行的安全；信息主体对信用信息享有变更权，当信息主体发现自己的信用信息不准确，有权请求变更，征信机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更正。第五，发生侵权纠纷，可以选择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总之，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应当依照法律进行，求得信息公开与民事权利保护的协调，确保社会征信系统的全面建设和良性运行，使我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对社会各界提供信用信息咨询参考，防止失信行为为害社会（中国好范文 ）。

社会管理与社会阶层、文化建设 篇6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任务堪比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是个涉及中国社会中的任一个体、社会群体的严峻问题。例如，2012年以来，由于医患矛盾而引发的数起医生被砍伤或砍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社会风险的思考。与之相应的官方手笔是：在大型医院设置警卫室。这种现象说明，在人们都要涉及的医疗领域，社会管理的任务已经直接提到议程上来了。同时，对医生职业的评价、医生与患者关系的评价等文化层面的内容也浮出水面。再如，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严峻现实促使家长、教育管理部门反思，采取各种措施重建人们对教育的信念，重建教育的神圣感。这些都说明，社会管理及其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显学，不可等闲视之。本文拟从社会分层、文化建设的角度谈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功能，试图在社会管理的研究领域发挥一种学科渗透的作用。因为，社会分层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问题，文化建设则涉及哲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社会管理也横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社会政策等学科或领域。将上述关键词联系起来，分析相关社会事实之间的关联，找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将会对社会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社会分层及其意义

“分层”的本义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定义概括起来有两类：一类是把社会分层看作是客观过程的界定，认为社会分层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机会不同等原因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或过程；另一类是把社会分层看作是主观方法的界定，认为社会分层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方法。

在本质上，社会分层是一种结构化的、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它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事实。由于社会赋予人们之间自然、社会或先天、后天差异以价值判断，所以人们总会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也无论我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都是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中年妇女和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人，显然处于不同的、按照经济标准划分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穷人和富人。除了贫、富这一最基本的社会阶层差异，我们还会发现根据政治标准、社会标准或综合性的标准而划分的社会阶层。时下流行的90后、00后孩子们的“拼爹”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阶层意识的影响。2011年12月28日，朝鲜为刚刚去世的金正日将军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那高规格的送葬队伍、灵车和路边哭丧的朝鲜民众，在传递政治新闻的同时，也在传递着社会阶层的符号、象征。金正日的死与一个普通老人的死无疑有着不同的阶层含义。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11年12月进行了一项“2011年广州城市状况市民评价”的民调。该调查根据广州市12个区、县级市的常住人口比例进行配额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06位市民。该调查发现，“低收入者的成分主要为机构就业中的普通工人、职工和职员，单位多为私营民营企业；此外是零星就业人员，无业和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且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中等收入者的成分则以机构就业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为多，自己经营生意或事业的人明显增多，学历较高，年龄上中青年较多。高收入者多为机构就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单位多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此外私营业主也较多；年龄多处于壮年及以上，学历呈高、低两极化。”[1]

从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看待社会、研究社会，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研究范式。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构成的 “两阶级一阶层”的结构逐渐解体，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趋向于复杂、多元，由封闭转向开放，基本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当代中国，随着就业方式和财富获取方式的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社会整合更加困难，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呈上升趋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正在逐渐扩大，其增长速度大致为：每年约增长一个百分点。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22%，2009年占24%。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是英文middle class的翻译，直观地看，中产阶层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社会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产阶层是指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用现代化的指标来衡量（在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应该达到40%以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这表现在：在整体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中下阶层的比重仍然很大，中层的比重偏小，整个结构总体上呈现出“洋葱头形”，这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形”还存在一定距离。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11年11月进行了“北上广市民工作感受”民调，以分层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共2001位市民。本次调查显示，“北上广”作为中国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已经形成“花瓶型”的社会结构，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2]。这就需要协调、整合阶层利益关系，进行社会政策调控，以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缩小社会中下阶层，推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要到2025年后才能达到工业社会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占40%的标准。而现实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贫富差距的逐年持续拉大，物价的持续上涨，也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巩固和扩大，进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2009年秋，我去杭州出差，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同学感慨地对我说：“要是在现在，当年我这样的从浙江穷村子里出来的学生根本考不上大学。”是呀，1981年，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女，他们可能在偏僻的山村、小城市读小学、中学，但他们可以考上大学，考上北京大学。但是现在，优质教育资源向大城市、富人倾斜，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如果还在偏僻的山村、小城市上学，他们如何能考上大学呢？

社会阶层影响着人的生命体验、生活感受和工作感受，影响着人的消费习惯，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笔者2011年11月19日至12月9日到英国参加一个培训，在伦敦的摄政公园，看到美丽的草坪，湛蓝的天空，还有早晨跑步的几个年轻人。和朋友说起此事，朋友评论道：在摄政公园跑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你想想，普通人有实力住在摄政公园附近吗？他们一定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其实，在中国何尝不是呢？那些很贵的楼盘，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怎么能买得起，比如西湖边上的天价楼房。

这个“北上广市民工作感受”的民调，以分层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共2001位市民，剔除离退休人员、学生和家庭主妇，49%的在职工作者受访。该项调查，按就业方式将受访者划分为“自谋事业者”人群，主要指私营个体业主、独立谋生的法律、会计等专业人士和文化艺术等自由职业者；“公职就职者”人群，主要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等聘用和合同雇佣人员；在商业机构的就业人员，按产权划分为“国企就职者”、“外企就职者”和“民企就职者”人群，主要指国有、外资、民营企业雇佣人员；“非稳定就业者”人群，主要指散工、临时工、钟点工和失业、无业人员。经过比较研究发现：各就业方式人群的工作感受差异主要显示在满意度水平上，不满意度的差异并不明显。概括而言，在经济最发达、谋生机会最多的“北上广”，拥有个人资源又勇于开拓事业的“自谋事业者”，对工作各方面感受基本位居前列，尤其在工作成效方面的“工作薪酬”、“工作成就”更为突出，唯一感受略低的就是“工作稳定度”。常被人称之为“体制内”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职者也拥有较好的工作感受，尤其在“工作稳定度”、“工作压力程度”上更为明显；但比较而言，两者对“工作薪酬”的满意感受不及体制外的“自谋事业者”和“外企就职者”。在外企、民企就业的人群，对工作的满意感受均低于前三者，尤其在“工作压力程度”、“工作与生活的协调”上最为明显。相较而言，“外企就职者”的感受总体优于“民企就职者”，前者对“工作稳定度”、“工作薪酬”的满意水平明显高于后者。工作感受最糟糕的是“非稳定就业者”，既不属于体制内又被社会边缘化的处境，使他们对工作的不满感受尤为凸显，调查中10项指标的不满意度均高居首位，而对“工作薪酬”、“加薪与升职机会”的不满水平更达33%，基本三人之中就有一人不满[1]。

二、阶层亚文化及其建设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亚文化表现，特别是在生活方式、消费、休闲等领域。笔者在英国期间，在爱丁堡的一家中国餐厅，邂逅了两桌来自中国某直辖市的官员。他们推杯换盏，大声喧哗，旁若无人地互相敬酒、劝酒，男人们个个满脸通红，丝毫没有顾及到他们的大声吵嚷干扰了全餐厅客人的吃饭氛围。我们坐在他们的邻桌，说话都要靠嚷的，否则根本听不见，有些两三个人的散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喧闹，匆匆吃饭后就走了。作为同胞，我们真的是为这群政客的行为感到羞愧：太没有公德心了。我忍不住推了他们那群人中临近我座位的一个人，希望他们小声点儿。那个人回答说：“喝高了，没办法控制了”。吃过饭后，趁在门口集合的时机，我们的一位老师悄悄地对他们中的一位女士说：“你们出国前没有进行外事纪律培训吗？”那位女士意识到他们过分了，后来在门口站着的时候他们就都静悄悄的了。作为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师，我一直在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以很明确地判断出他们来自某市各区（如J区）的机关、社会团体，是有一定权力的人，其中一个被呼为“刘局”的人权力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大家纷纷给他敬酒。他们在单位里一定是习惯了这种被人捧着或互相捧着的饭局，结果把这种饭局方式照搬到了英国。这件事情过去没几天，在伦敦中国城的一家川菜饭店里，我和朋友又邂逅了几个中国富二代。她们都是女孩子，个个身材高挑，穿着名牌，手里挎着名包。坐下后专捡饭店的招牌菜点，根本不考虑价格因素。相比之下，我和朋友两个人却精打细算，退掉了一个菜，招来了服务员的白眼。就这样，我们还花了40多英镑，相当于人民币400多元呢。由此可以推想，那些时尚中国女孩子们根本不差钱啊！其实，也不是他们不差钱，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不差钱，典型的富二代！

不同社会阶层的亚文化表现关乎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生态，不可小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以所谓“三片”——芯片、薯片、大片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以强大之势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此，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公民层面，都要有清醒的判断和态度。从国家层面来说，致力于文化建设，有很多顶层设计层面的举措。在我们身边，某些国民的文化自信心在流失，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自信心的教育。最近我听一个讲座，老师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在某个偏远地区的小学，老师问五月初五是个什么节，学生回答：是粽子节。老师引导学生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吗？是因为要纪念屈原。你们知道屈原是谁吗？孩子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个男孩子勇敢地举手，站起来说：屈原是一个香港歌星。上述事例说明，文化建设努力都是从集体层面进行的，从国家层面，要进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要打造中国的文化产业；从北京的文化建设方面，提倡建设北京精神；从学校教育层面，要加大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力度。但是，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谈文化建设，比如社会阶层的角度。

每个社会阶层的人所不自觉地营造出来的文化，不仅仅关系到其所在的阶层的价值，更会影响到社会文化整体的性质和发展趋势，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像我上述的两例英国见闻的社会阶层消费文化的案例，影响到的就是中国人的整体文化形象。所以，如何引导社会各阶层的人，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不仅仅是个体性的或局部性的，更会影响到社会文化整体生态状况，在此基础上使他们自觉地树立起文化自觉性，把积极向上的文化样态呈现给社会，这也应该是文化建设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恰恰是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在专家们忙于设计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决不能忽略人的社会阶层差异。只有在阶层差异的前提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引导，才能使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三、社会管理与社会阶层、文化建设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入，政府管理职能在当代已经由过去强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逐步转向在继续开展好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工作的同时重视社会管理，并将社会管理看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部门为促进社会系统的和谐运行与良性发展，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

社会管理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对从不同的角度划分的各种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管理，目标是达到社会结构的和谐。在这些角度中，社会阶层是一个重要角度。社会阶层的和谐取决于社会管理的水平，也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孤立地谈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毫无意义的。

（一）社会管理要有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

社会管理的误区之一是维稳。有些地方干部以为不出治安问题就是社会和谐，就实现了社会管理的目的。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导向下，为了所谓的“维稳”，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比如，为了“截访”，有些地方干部夜不能寐，雇用了很多人从事这一行当，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实际上，不出治安问题只是社会管理水平的低级指标，高级的指标应该是社会阶层的和谐。保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使各阶层的人在其所处的阶层能够有合理的诉求和满足感，各阶层的人互相理解、和谐相处，这才是社会管理的高境界。

（二）社会管理要有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

社会管理的误区之二是物质文化建设。有些地方干部以为给当地修建了娱乐设施，修了路，人民群众就会满意。他们社会管理的政绩就体现在上述物质性的指标上。殊不知，关爱各阶层人们的心灵才是硬道理。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其心灵感受、精神需求。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不能给各阶层的人以积极文化的引导，就不能说社会管理是成功的。“心灵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维系一个社会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往往是人们内心的价值沉淀。人是有灵的动物。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2]

总之，离开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管理。正如田毅鹏所言：“虽然现代人业已在长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获取了关于社会管理体制及其运行的一些理性认识，但欲达至‘体制协调’的目标，仍需直面‘消解结构’诸因素的挑战。”[3]例如，社会原子化的挑战，社会流动性的挑战。笔者认为，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和相对剥夺感增强，阶层亚文化引导难度增大等也是对社会管理体制构成冲击的重要因素。不解决此问题，社会管理体制及其成效难以有乐观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邓伟志.创新社会管理体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陆学艺.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对话、争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1.

法制社会建设 篇7

一、充分认识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很多行业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 在管理过程中都强调“管理不留空白”, 以至让人感到, “管理不留空白”已被有关公权力机构视为一项运用职权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其实按照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作为社会管理对象的全部空间都是属于国民的, 国民通过制宪、进而立法, 把一部分空间交给有充足时间和技能国家机构管理, 留给自己支配的自由空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直接支配的空间;另一部分是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自主支配的空间。纵观国外公共管理和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 社会自治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 成熟的现代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有效的桥梁。我国缺乏成熟自主社会组织, 即使有少数这类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组织, 它们也没有应该有的法律地位, 仅仅是政府的派生机构, 以至于在作用的发挥上并不能让政府和公民都满意。

其次, 成熟的现代社会组织可以更充分有效的实现社会监督。在任何国家中, 权力的运行都是需要监督的, 否则肯定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古今中外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在是比比皆是。从十八大我们清楚看到党对严惩腐败问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报告告诫我们全体党员“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 甚至亡党亡国。”长期以来我国的权力监督一直依托内部监督机制来实现, 可是在我国的政治体制、组织体制和行政体制下, 内部监督常常受制于官员对上级的服从, 以及官僚体系中的利益关联。因此, 要优化对权力的监督机制, 就必须要同时加强对权力者的外部监督即社会监督。但是, 缺乏组织的民众常常缺乏主动监督的动机, 并且常常很难获得准确信息, 因此其监督的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加强社会组织在对权力者社会监督中的作用。一方面, 社会组织可以集中民意和民众的力量, 形成在法制框架下对基层权力者制衡的力量;另一方面, 社会组织所具有的专业化特点可以使其在获得和分析信息方面的能力更强;再一方面, 社会组织在社会监督方面可以更加理性, 更加遵守法律, 从而避免和减弱松散民众非理性群体行为的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建设都越来越复杂, 要推动各个方面建设和事业的发展, 越来越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相当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而社会参与和社会动员都需要依托一定的组织体系。应该看到, 政府的行政体系只能完成法律所赋予它的公共管理职能, 而难以包办所有的公民社会参与渠道和基层社会动员的职能。因此,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能否成功, 关键取决于政府能否主动放权, 将大量公共服务事项, 通过公开、公平竞争的渠道, 让渡给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承担。如何让社会组织变得有能力, 为公众提供更加贴心、便捷的服务, 这是加强社会建设,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依据十八大精神尽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在加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组织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行为的规范, 也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我国目前缺乏增强社会组织能力、完善其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依照现行法规, 我国社会组织仍需双重管理, 在民政登记注册前, 必须找到一个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这种登记和管理的“双轨制”, 让社会组织无法摆脱对政府部门的依赖, 更难以“依法自治”。因此, 要实现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目标, 应该首先修订、完善扶持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的法律法规, 尽快废除“双轨制”, 尽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组织建设的提法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新意, 也是极大的亮点。以前, 政府一说起社会组织, 总是强调“监督、培育”, 或者“既要培育, 又要加强监督”。但此次, 是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 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这对于今后废除社会组织管理的“双轨制”, 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 “政社分开”是对社会组织的重新定位, 是废除“双轨制”的政策依据。长期以来, 政府和社会组织行政关系错位, 合作有余, 分工不足, 从属有余, 自立不足。政府对社会组织领导而非指导。从理论上讲二者本应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但现实中, 社会组织的人事任免、目标方案的确立乃至工作的安排都是受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 政府的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领域, 集资源提供者、直接运行操作者、宏观管理者多个角色于一身。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大多类似于国家机构, 享受财政拨款, 并被纳入行政组织系统, 挂靠于主管部门, 定行政级别, 按行政级别确定福利待遇和隶属关系, 这一方面削弱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导致脱离社会, 更加依赖政府。

其次, “权责分明”是科学界定了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这是废除“双轨制”的现实依据。我们必要充分认识发展社会组织对加强社会建设的作用, 加强社会建设需要有有效的组织载体。在当代社会中, 政府应在社会建设中担当着主导的作用, 但大量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组织以其民间性和非营利性两个方面的特点而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有着不同的功能。它们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两大方面。

第一, 社会组织可以在基层社会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生力军。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主要是制订法规和政策, 监督法规和政策的实施, 以及提供必要的资源。但政府难以直接从事基层具体的社会管理工作, 基层的具体社会管理事务基本上应以民众自治的方式进行, 因而一方面需要在社区中建立各种具体的管理组织去实施社区社会管理;另一方面, 大量超越社区之上的、更大范围的基层公共事务需要跨越社区之上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再一方面, 当代社会管理越来越需要具有行业性、专业化和跨地域的社会组织体系来承担社会管理事务。

第二, 社会组织在各项社会服务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作用方式之一是在社会服务所需资金的筹集和分配中担当中介作用的组织。当代社会中许多民间的基金会、慈善会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担当了此类中介角色。他们积极参与筹集和分配社会服务资源的活动, 从民间捐赠者那里筹集资金, 或从政府获得资金, 然后将其分配给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另一种介入方式是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各种非营利的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私人养老院以及在老年服务、残疾人服务、儿童服务和其他各种福利性服务方面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都属于这一类。前一类服务方式具有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功能, 后一类服务方式具有直接服务供给功能, 二者也都能促进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

最后, “依法自治”是其中的关键, 这是废除“双轨制”的法律依据。“依法”是说社会组织和其他机构一样要遵守宪法和法律。“自治”则是中央政府下决心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现状的一个重要“信号”释放, 让我们瞩目有期待。符合十八大报告要求的“现代社会组织”, 是一个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组织体系, 这意味着今后社会组织要像现代企业一样, 拥有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 高效运作、公开透明、充满活力,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 是依附关系, 权责不明, 更难“自治”。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推进法制建设 篇8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法治程度的不断提高。法律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居于基础地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的基石。在和谐社会的制度构建中,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使社会处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

二、法制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不明确

目前,我国在如何从立法层面上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个制度框架的指导思想尚未明确。从立法的形式上看,现有的法律制度已经基本涵盖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从立法的精神和内涵上来分析,却发现目前很多法律规范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有许多立法的空白、盲点,使法律法规远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规范作用。

(二)执法不公正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体制不健全等原因,依法行政基本原则仍然得不到切实的贯彻落实,从而引发了行政执法在诸方面的不和谐。首先是权力对执法的干扰。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思想和等级特权观念的影响,加之建国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造成领导机关形成以言代法、以政代法的习惯,呈现权力干预执法的特色。其次是金钱对执法活动的腐蚀、干扰和破坏。再次是人情对执法的干扰。由于原来残存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血缘宗亲关系和社会盛行的哥们义气的影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人情因素泛滥导致了执法不公。最后,部分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粗暴执法,没有认真履行行政执法的职责,使得群众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对构建和谐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三)司法不独立

造成司法不独立公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由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所造成的。我国法院在人事和财政上依附于各级党政机关,在法官的人选上没有形成严格统一的法官任免制度,给司法公正独立理念的形成带来严重的制度上的障碍,使法院、法官对司法权的行使,不能有效回归中立者的本原立场上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不独立公正。

三、加大法制建设的建议

(一)坚持民主法治原则,加快和谐立法步伐

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是实现现代法治,构建我国和谐社会制度文明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为促进社会和谐,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人民对立法过程的参与,不断完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律制度,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为法律法规所覆盖,形成有法可依的有序状态;应当进一步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保障和拓展公民权利,使广大公民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与理性的方式反映各种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应当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立法理论研究,更新立法观念,注重立法实效,提高立法质量,从法律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规范社会建设管理、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

(二)厉行依法执法,构建现代法治政府

执法是贯彻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协调服务者,行政主体能否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做到依法行政,直接关系着社会运作能否顺畅、社会关系能否和谐、社会交往能否融洽,直接关系着能否成功地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是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守护者,政府行政权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设一个透明、诚信、负责、理性的现代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关键的一环。因此,应以确立普及政府守法观念为前提,以理性监控行政自由裁量权力为特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建成现代法治政府。

(三)坚持司法独立,确立司法公正地位

法制社会建设 篇9

一、“人情社会”的涵义

自秦以来, 我国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人情社会。何谓“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是指以人际关系为运行基础, 个人的义务和权利以及利益的分配方式受人际关系网络的制约, 明确的法律条文或制度不对组织或个体产生绝对的约束力;相反, “人情社会”中“潜规则”大行其道, 法规制度常常被“灵活”, 在成文的规章制度背后, 人际关系往往才是最具有决定力的因素, 且这种受人际关系影响的制度有其独特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二、我国人情社会形成的原因

(一) 经济原因。

一是由种植业主导的生产方式要求劳动者依附于土地, 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进行生产。因此家庭成员之间必须有牢固的关系, 儒家的“孝”、“悌”和纲常思想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同时, 由于商业经济的不发达和地域上的差异, 劳动产品的货币化率很低, 许多劳动产品必须依靠人际关系形成的、非商业化的市场来进行流通。二是社会总体财富的匮乏、不健全的市场、不平衡的分配制度、缺乏约束力的法律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促使人们更愿意接近社会中的威权人物, 如官僚、族长等, 以期获得更多利益或减少自身损失。

(二) 政治原因。

在我国, 尤其是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这种拥有广阔疆域的朝代, 要维持广阔的版图并非易事。仅仅依靠军队等暴力机关不仅成本太高, 而且很可能造成军事割据。因此, 专制政权必须依靠其它方式来维系统一。依靠人情社会的人际网络来加强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显然是一种成本更加低廉的手段。

(三) 社会原因。

封建社会的弊端, 即君权家天下制。这天下是赵家的天下或刘家的天下, 只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才得以彻底更改。在漫长的封建史中, 皇权地位坚固, 家长制一言堂是它的变形表现, 一句话概括:不受约束的权力是罪魁祸首。人情社会作为皇权的产物, 同时也是饱受皇权专制的人民一点心理的安慰, 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人情练达即文章”。

三、人情社会的危害

(一) 导致人际关系庸俗化。

在不正常的人情中, 人们之间的友谊、亲情实际上异化为一种物化关系、相互利用关系、买卖关系甚至人身依附关系。而对于实用主义和趋炎附势式的人情来说, 因为这种人情建立和保持的前提是一方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 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性地保有其权力和社会地位,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人情更不可能巩固长久。一旦这种前提不再存在, 原来那种炽热的人情就有可能化作一滩冰水, 原来的“门庭若市”也有可能变成“门可罗雀”, 徒为一些人心头增加几分“世态炎凉、今不如昔”的伤感。

(二) 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在一个过分讲人情的社会中, 不可避免会滋生腐败。或许有人会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然而有的官员受贿的“起点”只是一张卡、一顿饭、一点烟酒而已, 但发展下去却成为职务犯罪的一个个源头, 也才有了渐进式腐败的生动先例。实际上, 收“人情礼金”早就成了不少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

(三) 影响社会公平公正。

每个人的人情资源并不是平均的, 有多的有少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和不公平。而且一旦考虑问题处处以人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可避免就会脱离机制和制度的约束, 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如果在具有同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情况下, 人情世故对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是否诸事顺利、是否提职荣升起到决定作用的话, 那这个社会自然就无公平公正可言了。

(四) 削弱了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

由于人情消费猛增, 使农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被挪用, 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投入和扩大再生产。我国家庭人员调查数据显示, 最低收入20%的家庭, 其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29.7%, 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了人情往来支出, 这对于一个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来讲, 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 因此人情支出, 对于普通家庭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如任其蔓延, 在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也不堪重负, 势必削弱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

四、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途径

人情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情”, 而法治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法”。人情社会严重阻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 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 树立宪法法律权威。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全面依法治国, 就必须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 使其成为规范一切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准绳。大力营造尊法、知法、守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让依法行政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要在全体公民中深入开展增强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活动, 使全体公民都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合法、负责、理性、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 积极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每一个细胞, 让“人情网络”没有胡作非为的空间, 让法规制度成为调节一切组织和个人行为的标尺。

(二)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相较建国初期, 我国法律体系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 有了质的飞跃, 但在不少方面还不够完善。有的法律存在部门“条条”的局限性, 有的新兴领域存在法律空白, 《民法典》尚未编纂出台等等, 都需要进行进一步完善。完善法律体系应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加强环境保护立法, 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奠定基础。

(三)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一是要完善司法机构设置和职权配置, 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出发, 加强司法机关内部机构制约, 建立统一的执行工作体制和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二是要规范司法行为, 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加强对案件办理的管理。三是要强化司法民主和法律监督方面进行改革, 加强对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 加强司法人员司法行为的监督, 努力提高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最大程度地防止司法领域里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

(四) 加大执法力度。

“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主要途径。一是要选好人、育好人、管好人, 调动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细化司法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提高司法人员的责任意识。二是要加强内外衔接、科学协调的运行机制, 建立立体的监督管理机制。三是要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落实责任到人, 使每一个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审判执行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彻底改变人们“信情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的落后观念。

(五) 强化执法监督。

法制社会建设 篇10

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各地亮点纷呈

围绕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确定的“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广东各地都把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作为党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齐抓共管，探索出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归纳起来有“七个多”：

（一）多策创新管理方式，提升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当前，广东流动人口多达3000多万，居全国第一，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徙，带来了治安、劳资、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矛盾。广东各地，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珠三角地区，在提升外来人口管理和服务水平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如中山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积分制入户，在解决了1.5万名流动人员入户与子女入学问题的基础上，以“同是中山建设者”为主题，一方面对外来务工人员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工程”，不断提高其素质;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把住房、社保、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纳入积分制管理，并将这些重要权益逐步向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延伸。又如，东莞市户籍人口181万人，而外来人口超过1000万人，东莞为“新莞人”成立了服务管理局，全面保障“新莞人”除了集体分红外与本地居民享有大体一致的各项社会服务，并可以参政议政，大大激发了“新莞人”的主人翁意识，“新莞人”与当地人一样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二）多方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经济社会处在转型时期，民众的诉求日趋增加，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就业保障、集体利益分配、医患纠纷等方面，容易引发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影响和谐稳定。广东各地十分重视化解这些矛盾纠纷，办法多样，成效显著。例如云浮市云城区牢固树立“维稳第一责任”的意识，突出抓信访维稳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率先在全市建立全区村(居)委一级信访工作站和信息网络以及信访考核奖励机制，建立健区、镇、村三级信访维稳网络，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及时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化解在盟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群众到市、区集体上访批数、人次逐年下降，连续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又如河源市，自2008年以来，不断试水网络问政，已经形成了“公仆信箱”、“公仆微博”、“公仆在线”等“公仆系列”平台。目前，河源网络问政“公仆系列”已成为广大网友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的网络主渠道，成为覆盖全市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的“直通车”，成为荟萃民智、辅助决策的“信息库”，成为推进数字化、信息化河源建设的“助推器”，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民生问题，而且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三）多力加强人口控制，提高人口素质。

广东常住人口1.0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7%，成为第一人口大省。据对淡水、耕地等基本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和能源、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的测算，广东的最大人口容量为1.1亿人左右，当前广东人口承载力接近极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相当突出。广东各地在确保人口有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深圳市坪山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新区、办事处、社区三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育龄人群和青少年等各个群体实行全覆盖。据统计，2010年新区共出生2426人，自然增长率9.82‰，户籍人口政策出生率98.08%，流动人口政策出生率93.46%，无政策外出生的社区13个，占社区总数的56.5%。再如广州市的南沙区为全力打造“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三道防线”，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近年先后出台了《南沙区自愿参加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南沙区免费孕检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开展优生筛查工作的通知》及《广州市南沙区奖励参加婚前医学检查人员实施方案》，大大提高了出生人口的素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出生缺陷婴儿比例由2007年的81.5/万人下降到目前的41.51/万人，下降幅度达39.99个万分点。

（四）多法确保最低工资收入，保护合法权益。

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成为矛盾冲突的焦点。广东把提高低群体收入、确保劳动收益作为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工作来抓。例如东莞，从2011年3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100元人民币，与上一次上调相比只有10个月时间，涨幅达19.57%。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了东莞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缓解了物价上涨对普通劳动者的支出压力。再如惠州市，成立了处理劳动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市财政建立了处理劳动突发事件欠薪周转金账户，市、区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实行领导包案制度，市、区工会部门通过建立三方协商机制和参与劳动仲裁，从源头上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近两年来，惠州市没有发生重大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五）多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

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既是造成农村积贫积弱的障碍，也是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水平的障碍。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广东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广州、深圳、佛山、肇庆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最先探索、影响最大的是中山市。中山市近几年致力于统筹城乡发展，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将公共服务由城市延伸到农村，实现城乡规划建设、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管理的“五个一体化”，把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断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在教育方面，部分镇区推行12年甚至15年义务教育，全市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普及率均达100%。在医疗方面，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100%，逐步形成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新格局。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山以“三个一”工程为基础，编织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城乡居民都有一份养老保险、一份医疗保险、一个就业创业机会，实现了城乡居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六）多径大力改善民生，提高福利保障水平。

民生问题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各地在大力改善民生方面因地制宜，创造出许多新经验。例如云浮市，从2002年开始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7年创新筹资标准，分成2档，1档62元/年，其中农民交10元，各级财政补助52元;2档67元年，其中农民交15元，各级财政补助52元。在全面推行新农合制度的过程中，云浮市不断提高补偿比例和补偿上限，完善资金管理，加快补偿办理速度，使云浮市新农合制度稳步健康发展，为切实缓解农民治病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据统计，云浮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从2002年度的32.9%提高到目前基本全覆盖。又如江门市，把就业工作延伸到农村，大力推进“千企扶千村”就业工程，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登记、推荐和跟踪服务制度。目前，全市1050个村委会与1296家企业分别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书。

（七）多管齐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当中承担润滑作用，近年来，广东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规模迅速壮大，每年以10%左右的幅度增长，目前广东已有社会组织28509个，数量位居全国前三位。例如珠海市在全省率先出台《珠海市社会组织评估暂行办法》，主动把部分职能放权到协会，协会主动解决企业和的困难，简化了企业办事流程，提高了企业办事效率，在方便企业、加强协会与企业的互动的同时，政府也节约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又如江门市，致力于建设“一站式”的社区服务中心(站)，将政府公共服务直接覆盖到社区，服务辖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服务方式为免费服务、补贴服务、低偿服务和义工服务。目前，江门市区建成并投入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达11个，社区义工服务站161个，注册义工已超10万人，义工服务队伍纷纷走进社区，造福社区居民，服务总时间已超过70万小时。

几点启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广东既处于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期。切实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幸福广东、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各地的经验做法折射出以下启示：

（一）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加快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

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现代化本身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会导致社会重构。当前，广东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不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推动社会建设，突破生产力进步的体制、机制、政策、思想束缚，使社会结构这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那么，现代化进程会受到影响，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无法通过社会变革巩固下来。因此，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已成为当前广东后工业化时期经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这既为当前广东应对经济增速放缓风险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转型升级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有利于加速广东科学发展的进程。

（二）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建设幸福广东的重大战略举措。

社会建设管理与幸福广东相伴相生、与民生福祉如影相随。幸福广东建设的本质是让人人都拥有幸福美满的新生活，而能否把社会建设好、管理好，使社会更加进步文明、让生活更加和谐富足、让环境更加优良秀美，则是衡量人民群众是否具有幸福感的重要标准。可见，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幸福广东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幸福广东是涉及千百万人的事业，只有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幸福广东才能建设成功，才能共同分享。加强社会建设，提高管理水平，有助于凝聚民心、集聚民智、激活民力，营造人人参与幸福广东建设、个个共享幸福广东成果的良好氛围，必将大大地加快幸福广东的建设进程。

（三）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程。

当前，由于广东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等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社会已经进入了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和危机多发、频发。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满足利益请诉求，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这既是新形势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创新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程。

法制社会建设 篇11

第三个方面是，从我国人口的年轻化来看，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目前15岁到59岁的人口有九个多亿，还是占人口主体。所以说，虽然一方面我们劳动力开始紧缺了，但总体来说，这不足为理由。特别需要关注的是，2010年的全国普查表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和教育的事业的发展，我们国民的文化程度显著提升，每10万人口当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达到了一万四千多人，大学文化程度达到八千左右，占8%。这个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国民素质在提升，国民对我们政府、对社会生活、对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第四个方面是互联网发展的挑战。到2012年底，我们的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4.5成，其中39岁以下的人口占到了8成以上，2014年，我们网民是6.32亿，增长数字也非常快。第五个方面是，我们社区建设体制面临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区建设应该说成绩斐然，但是我们所形成的这个体制，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服务”中，我认为这还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目前来说，它也日益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总体因为我们的社区到现在来看，它姓区，不姓社，高度行政化，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再一个是我们居委会的角色日益尴尬，2014年12月底，民政部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城乡社区专项委员会的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了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居委会的角色转移问题。对于居委会目前状况，我的一个基本分析和判断是，居委会目前的主要服务人群是老年人群和残疾人和特困家庭，按照目前我们如果说老年人是两个多亿的话，那么城市居委会就面临了一个多亿老年人口。居委会能够紧密服务的老年人群最多是六分之一，是两千万不到，加上残疾等等，所以说从上海的角度看，上海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300万，按照六分之一就是50万，我们养了这么大一批队伍，而它紧密联系和服务的群众只有100万不到，这么看来，应该说是成本相当高，服务效果差。再一个，居委会它不是法院，它不具有民事和刑事的诉讼能力和责任能力，这个角色非常尴尬。

从过去来说，我们加强基层建设，就等同于基层政府对居委会的建设，而忽视了基层政府的角色、功能的转变，尤其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加强基层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甚至排斥了新型的社会组织发展的参与。虽然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在这几年有所发展，但是还是遇到了制度性的机制性的障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专门去研究。

第六个方面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现在是不适应，高度不适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今天的党和社会联系的平台制度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党的工作体制基本还是以单位体制作为依托的，尤其造成党联系群众的基础现在是属于最薄弱的时期，党的社会基础在今天也是最薄弱的时期。因此，以单位为依托的工作机制急需转型，而传统的工青妇及社区居委会作用极为有限，依靠行政权力方式来实现社会的重组和团结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我在五、六年前就讲，工青妇必须转移三级，最近好像很多领导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因此，新时期的改善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工青妇的群团能力必须主动建筑新的平台，建筑与社会新的关系。那么，这个新的关系的平台是什么呢，就是要不同于政府官办的社会职责，不同于一般社区的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

新型的社会组织是我们社会治理创新重要的平台，对此，我就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第18条有关社会组织的18条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解。总体我认为写的非常好，但也有一些问题，第一，有语法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比如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这把几类组织都属于行业协会，这个语法上、逻辑上就出现错误了。第二，我们讲社会组织，但是把商会这种市场的主体作为优先发展就是错的。那么，如何来理解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或者新型社会为主导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几个不同，一个是不同于政府讲的是官办机构。二个是不同于社区的文体活动，社区文体活动都是自主制的，它是以自我娱乐为导向的，它不是以社会为导向，不是为服务他人、支持他人为导向的。所以，绝对不能叫做社会组织。三个是，像那种行业协会，各种经济类、教育类的培训机构等，也不能称之为社会组织。虽然我们目前民间组织行业条例把它视为社会组织，包括我们民办医院，这有好多例子，这非常荒谬的。他们以社会组织的名义登记注册，享受非常好的税收待遇，赚大钱，比企业者挣的钱还多。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它一定是追求社会理性、提供非营利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才能称之为我们讲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必须具有三个性，第一个，非营利性；第二，非政府性；第三社会性。发展新型的组织、创新社会治理，在社区层面，我们有必要处理好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处理好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强30年度形成内制的机制。为此，就要求我们基层政府要逐步建立两张清单，一张就是政府真转变的清单，社会责任的转变清单；一张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清单。光有购买社会服务的清单是不够的，所以，要两个清单一起来建立。

最后我要讲的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它有一个成功经验，它是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的重要抓手，从全国看，从上海、广州、北京、浙江来看，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发展首先是由社会工作来引领的。因此，现代社会工作是引领新社会组织、新社会发展的旗帜和抓手，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成功经验。第二，它也是我们深化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给基层政府设置转变的中国推手。第三，也是我们今天基层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居民委员会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专业元素。当然，工青妇能不能转型升级为社会组织的枢纽性组织，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存在着体制性障碍。至于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它才能成为枢纽。

总之，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它是我们今天重复现代中国政策关系、推动政策分开、政策分工合作的新社会体制的专业力量。

（徐永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法制社会建设 篇12

一、当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与类型

(一) 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 就是会计核算的依据不真实或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虚假, 不符合实际情况。会计信息失真,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国家税收减少, 影响国家宏观调控,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削弱会计的经济管理作用, 阻碍经济发展, 危害非常严重。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社会不良风气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产生了不良影响。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时,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逐步抬头, 私欲不断膨胀, 削弱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部分会计人员不顾会计行业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道德规范, 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 不顾一切地故意伪造、编造、隐匿、毁损会计资料。

(二) 会计信息失真的类型

1. 虚假记载

虚假记载是指会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 将不存的重大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或将重大事实作不实记载, 从而违背《会计法》、《证券法》、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相关披露准则规定的法定义务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行为。其特点是会计信息披露主体就有关事项作了分开陈述, 陈述中有不真实的成分。该虚假陈述属重大事项, 可能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

2. 误导性陈述

误导性陈述是指会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使投资人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发生重大影响的陈述。误导性陈述的类型主要有:语义多解型, 即对于已公开的陈述可能有多种解释和理解。而且各种理解和解释都有相应的理由作为支撑;语言难解型, 即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 但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则难以理解;半真半假型, 即没有陈述事实的全部情况, 遗漏了相关条件, 以此误导投资者。

3. 重大遗漏

重大遗漏是指会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予以记载。根据主观状态可分为过失遗漏和故意遗漏, 按照客观状态可分为部分遗漏和完全遗漏。

4. 不正当披露

不正当披露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不正当披露包括不及时披露和不合适披露两种形式。

二、加强会计诚信建设与会计监督, 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

(一) 全面实施会计诚信教育

要将会计诚信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赋予会计人员适应时代要求的会计人格精神。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复杂的经济关系对会计人员的诚信要求更高, 因此只有加强对会计人员进行适应时代的会计诚信教育, 才能使会计人员具有“会计人”社会活动的会计人格精神。会计诚信教育是培养和塑造会计人员高尚道德的系统工程, 这个系统工程的教育对象包括:单位负责人、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等相关人员。会计法明确规定, 单位负责人为单位会计行为主体, 会计人员有忠诚执行会计法的责任, 注册会计师依法对企业和相关单位有社会监督的法律地位, 三位一体, 缺一不可。大规模地开展会计诚信教育, 并作为会计管理的重要目标, 要从学校教育抓起, 到会计执业资格准入教育, 到会计人员的后续教育, 都必须把会计的诚信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各级财政部门不仅要向他们讲授专业知识, 训练专业技能, 还必须学习职业道德知识, 强化会计人员道德的规范, 促使会计人员注重本身职业道德的培养, 使之具有良好的诚信修养。

(二) 建立健全会计法律制度

在我国长期的“人治”传统的不良影响下, 往往在现实中的权大于法, 施行“法治”道路艰辛,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 加大执法力度是增强会计诚信的必要手段, 重点在立法技术上, 注重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同时, 更应强化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的落实, 真正追究责任到人, 使造假者感到犯罪成本高, 以至于不敢轻易越过雷池。另外, 对现行法律法规中一些责任和处罚模糊的条款加以明确界定, 与时俱进, 增加对现实中出现而法律法规中并没有针对的情况。要加强监督部门执法检查的力度, 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严格财会纪律, 这不仅是整个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共同要求, 更能凸显政府对杜绝会计造假的坚定的决心和信念。

(三) 培育良好的会计诚信环境

要更好地建设会计诚信机制, 必须努力创造良好会计诚信环境:一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会计造假和信息不真实的根本原因来自于领导层。从根本上解决会计造假问题, 就必须要从根本源头抓起。单位内部要建立科学合理效率高的内部监察制度, 形成分工协作, 权责明确, 相互监督, 相互制约的良性制度, 这是保障会计真实准确的一个重要途径。二是不忽视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监督, 大力宣扬先进会计人员事迹, 树立会计诚信示范的榜样, 努力引导会计人员向先进人物学习、看齐。对反面典型要大胆地予以曝光, 引以为戒。三是建立会计行业自律性组织。会计行业自律性组织是联系单位会计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中介,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在市场经济下能起到主动纠正错误杜绝违规违法现象的作用, 行纪行规能约束某些单位会计不诚信行为, 协助财政部门做好管理会计人员职能。

(四) 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 加强内部审计

首先要求参与经济业务事项所有过程的工作人员要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重要经济事项的决策和执行要明确相互分工和制约的程序, 明确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 实行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其次, 对于重大违纪违规问题, 要联合纪委、监察部门共同参与, 形成多方面的内部监督体系。

(五) 加强政府监督和社会审计监督的作用

加强政府监督主要是加强财政、审计、税务机关对单位会计工作的监督, 加强社会审计监督主要是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监督。大力发展会计师事务所是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建立健全单位内部监督制度的基础上, 规定外部监督层次, 将专业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 保持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配套协调一致。

(六)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会计监督问题之所以越来越重要, 关键在于会计是经理人员的化身, 也是多重委托关系的集中体现, 会计监督的好坏, 影响的将是许多人的利益, 包括投资者、债权人、国家、职工、经理人员及自身的利益。为了实现委托目标, 需要降低代理成本, 而如何降低代理成本, 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 为了克服代理人可能会做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委托人必须设置恰当的激励机制以协调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关系, 并通过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来减轻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损失。会计监督作为我国经济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法律、法规、规章贯彻执行中发挥重要作用。会计监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多管齐下, 加强包括单位内部监督、社会审计监督和政府监督在内的多种形式的会计监督, 促进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摘要：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的形成与提供违背了真实性原则, 不能正确反映会计主体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普遍出现会计信息失真现象, 给使用者提供了虚假情况, 给决策者制定相关的政策带来了不利影响, 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成为当前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针对其产生的原因, 提出了加强会计诚信建设与会计监督应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会计诚信,会计监督,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