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教育（精选11篇）
强制教育 篇1
2012年9月, 全国青少年与学校武术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在银川举行, 教育部体卫艺司、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出席, 共同商讨青少年武术教育问题, 其中, 针对青少年体质下降问题, 提及武术国民教育、刚性教育问题, 这使武术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
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 近年来, 以“国学热”所带动的传统文化热潮再次将国民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从西学东渐引发的“国民意识”冲击促使国民教育在近代首创, 到当今文化强国战略提出“文化自觉”重新确定国民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价值意义, 国民教育随着历史步伐的推进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寄托。
国民教育作为一国民众获取国家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其不仅体现在民众对所属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清, 更在于对所属国家民族精神与文化的认同。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在此精神的指导下, 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第四条“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施途径中明确指出, 各学科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 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全过程, 贯穿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 意义重大深远。然而, 当2012年香港启动国民教育课程规划以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俱进, 要求中小学分别在2012至2013学年及2013至2014学年实施国民教育课程过渡时, 却在推行之初便受非议。在国民教育涉及政治“洗脑”与呼吁理性看待国民教育, 让其回归独立人格培养的强烈社会舆论中, 国民教育再次引起人们思考。
我国近代国民教育提倡者蔡元培认为:“国民教育内容应包含:道德教育、识字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美育。”由此可见, 国民教育首先是包含民族精神在内的道德教育, 其次是文化教育, 最后是国民生存教育, 对这三个教育层面的完整把握, 只能追本溯源, 回顾中国历史文化, 追溯中国文化精华。武术作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全面兼顾到了上述国民教育的三个层面。在《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的“体育课应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更明确了武术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国民教育所涉的三个教育层面中,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对国人心性的培养, 但这个过程却需要经历从“德”到“礼”, 再到心性的培养过程。习武之初, “武以德立, 德为艺先”、“未曾习武先明德”传达的即是习武的基础与前提, 同时也是道德教育的首要目的———“明德”。其次, “为武师, 须教礼”则规范了包括师徒关系在内的武术之礼, 由武术道德观念的最初印象建立, 到武术礼仪的规范实施, 后者突出的是道德教育的实践强化——“表礼”。最后, “十年练功, 百年养性”明确了“练功”与“养性”的结合, 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两者时间上“十年”、“百年”所透出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还表现为武术、道德的磨砺需武术之“练”、心性之“养”的完满融合。从“德”到“礼”, 再到心性方可最终实现“养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就认为:“国民教育核心就是这种对中国国民心性的最终培养。”此外, 国民教育也是保存、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增强国民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璀璨花朵, 其自身所融合的中国传统哲学、医学、美学等文化精髓以及对民族精神的彰显已成为不争事实。所以说, 武术不仅可传承民族文化, 并将民族精神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还可避免由直接的文化灌输所引起的排斥与抵触。
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李东山认为国民教育有两层含义:其一, 它是国家提供给人民的一种教育;其二, 它是为一个人适应国民生存, 即适应这个社会的一种教育。适应生存的基本条件便是国民体质的不断增强。因此, 作为提高国民体质重要的手段, “体育、卫生、教育”被蔡元培纳入国民教育范畴。武术, 自产生于原始狩猎, 到应用于古代战争, 再到摆脱军事而独立, 健体防身始终是其重要作用。当下, 武术健身更是得到广泛推崇。以太极拳为代表的武术国际传播, 使得全世界人民共享中国武术健身资源, 武术也因此美誉全球。中国人民也因武术的声名远传而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 这大概就是武术教育的目的, 也是国民教育的旨归。
当今, 依附于西方竞技体育理念下的体育课堂, 其框定的课程内容与形式, 使得武术自身很难发挥传统文化教育的优势, 从而在西方体育理念的浸透下与国民教育渐行渐远。所以, 无论是划归必修课程, 还是学校制度保障, 武术所具备的功能与价值必须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指引。武术只有纳入国民强制教育体系,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提升国民道德水平、改善国民体质状况、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传统文化思想的应有作用。
强制教育 篇2
近年来，**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着力打造大所、强所、示范所，各项工作呈井喷式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相对于规范统一的所政管理、一流绩效的队伍建设和突飞猛进的习艺矫治等业务工作，教育矫治工作（特别是集中教育课堂化教学）却仍然处于不温不火的低谷状态。教育矫治工作的这一失衡现象不仅直接影响了教育矫治业务的绩效，而且严重制约着全面工作的可持续、跨越式发展。如何破解这一困局，确立教育矫治的中心地位，确保教育矫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已成为当前司法行政戒毒场所（以下简称戒毒场所）教育矫治工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此，笔者试以**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例，就创新完善教育矫治工作机制作一些探索性的浅思。
一、教育矫治工作有为有位亮点纷呈
**市强戒所是**司法行政戒毒系统软硬件实力比较靠前的市、州级所，整体工作居全省戒毒系统的第一方阵。近年来，该所紧紧围绕提高教育矫治质量工作目标，创新矫治理念，积极创新教育方式，以强化教育基础工作，突出主题教育为重点，推进了教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社会化；以“建体系、扬文化、树品牌、促发展”为主线，积极营造场所文化氛围，打造了“一队一品牌”戒毒文化特色品牌；以“延伸矫治手臂千户行”活动为载体，组织千名志愿者大帮教，打造了“大戒毒、大矫治”特色品牌，特别是联合地方党委、政府开展“情暖高墙，关爱孩子”、“延伸帮教，助力禁毒”、“警示教育，法润沅澧”等主题教育有声有色，引领了潮头，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场所矫治文化体系，达到“文化活警、文化育人、文化励志”的效果。
二、教育矫治工作存在的短板不容忽视
为适应戒毒矫治新常态，提升戒毒矫治整体水平，近年来，**市强戒所对开展教育矫治工作的保障性投入是空前的，包括有线电视进宿舍、广播系统进车间、民警授课发津贴等硬件设施和课堂化教育均有硬性保障。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整体谋划和督导考评，教育矫治工作在全所整体工作中仍然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随意化”、“碎片化”、“功利化”的工作部署和模式，导致民警对从事教育矫治工作的职业认同和主动参与规范化教学的工作热情不高，严重制约着教育矫治整体效果的提升。
从**市强戒所的情况分析，当前教育矫治工作存在的短板主要包括：一是教学设施科技含量不高，全所仍有部分大队至今没有配套建成多媒体标准化教室；二是教学师资专业化水平不高，全所从事课堂化教育的民警中没有一人取得教师资格证，而且民警在教学中的随意性大，教案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还比较突出；三是工学矛盾仍然存在，受财政保障资金缺口的制约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民警重习艺劳动的经济效益，轻教育矫治的社会效益现象仍然存在，集中教育日的课堂化教学难以常态化规范进行。
笔者认为，教育矫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市强戒所教育矫治工作面临的困境也是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从劳动教养转型后所面临的不容回避的发展瓶颈。究其原因，既有机制体制没有完全转型到位（变向沿用劳动教养时期的制度体系）的因素，更有民警工作理念没有跟着转型到位（习惯性沿用劳动教养时期的教育方式）的原因。
三、教育矫治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构想
教育矫治是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中心地位不是一句口号，也不会一蹴而就，必须从戒毒场所的工作实际出发，从“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向“矫治好、戒好毒”的工作理念转变入手，按照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总体要求，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实事求是的着力解决当前教育矫治工作“去劳教化、去形式化、去功利化”问题，着力解决教育矫治工作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笔者认为，当前戒毒场所的教育矫治工作应以强矫治，防复吸为抓手，充分体现“大戒毒大矫治”的工作理念，打造贴近实际、注重效果和有、特色、有品牌、有规模的教育格局。
1、巧借外力建立专家团队，提升戒毒矫治的“专业性”
针对戒毒人员是脑疾病患者、违法者、毒品受害者的特点，从事教育工作的民警要打破过去抓劳教教育的思维定势，内容上要去劳教化，方法上要重科学化。既要立足本所，着力培养一支能管善教的民警师资队伍，又要巧借外力，充分利用社会优势资源建立高素质专家团队，通过外聘高等院校、机关单位、专业团队的老师、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康复训练师、创业培训师等专业人员作为场所专家团队成员，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教育、道德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体能康复训练和就业创业指导，帮助戒毒人员重构健康人格、重建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顺利回归社会。
在当前师资力量匮乏，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可采取集中建立所级专、兼职教师人才库、外聘专家团队两条腿走路的形式，建立文化要素教育、法律道德教育、戒毒专题教育教研室，探索推行“教育矫治中心－－大队——班（组）”一站式联动教育模式，即：集中教育日由教育矫治中心在主课堂集中进行多媒体课堂化教学，各大队分别组织戒毒人员分班（组）收看听课。实现教育计划、教学教案、作业批改、教学日志等教育基础台帐的规范统一。
2、突出特色打造一队一品，体现戒毒矫治的“功能性”
戒毒场所矫治文化体现的是教育矫治的“本”、“命”、“魂”，应突出戒毒矫治的主题和物态文化、心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科技文化的鲜明特色。要充分利用现有场所设施，大力营造场所文化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化宣传活动；要创新矫治文化载体，按照人人是教员、事事是教材、处处是课堂的理念，以红色文化、传统文化长廊为主线，全面加强戒毒人员学习、生活、习艺功能区的环境文化建设，形成集教室文化、走廊文化、宿舍文化、习艺文化、餐厅文化于一体的场所功能区文化体系特色，将矫治文化融入四大现场，贯穿于戒毒人员的一日生活中。打造“队有品牌、所有特色”的场所矫治文化建设体系。着力增强教育的时效性、针对性、实用性，达到外化于行，内化于心。
3、对接平台开展社区戒毒，激活“延伸矫治”的“综合性”
2011年7月,**市强戒所主动对接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矫正职能，创新开展了“延伸矫治手臂千户行”活动，在戒毒场所与地方司法行政部门之间全面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矫治帮教专业化网络平台，依托桃源县漳江镇漳江社区建立了全国首个延伸帮教矫治社区工作站；2014年3月，先后在鼎城区灌溪镇和武陵区芷兰街道社区联合建立了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灵活多样、机制完善的“延伸矫治”工作不仅拓展了戒毒场所教育矫治工作的外延和内涵，为解决戒毒人员家庭失和、子女失学、拆迁失地、回归失业等现实困难提供了帮教、帮扶的平台，而且无缝对接了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戒毒回归人员的后续照管措施，打通了戒毒的最后一公里。
据此，笔者认为：戒毒场所的教育矫治工作应当借力综合性矫治帮教专业化网络平台对外进行延伸，对接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联合建立戒毒回归人员过渡性就业基地、康馨回归家园，为戒毒人员回归就业创业、顺利融入社会搭建绿色通道。
4、整合资源嫁接“互联网+”，强化教育流程的“科学性”
一是从去“劳教化”、“形式化”入手，根据基层大队的工作实际和戒毒人员的实际需求创新教育矫治工作的方法手段，在部局和省局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规范教育工作流程，优化整合教育矫治资源，通过省、所局域网、警务通平台进行电子表册的呈报，教学视频的互联，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提高工作效率。
强制教育 篇3
申请人：连云港连利水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连利公司”)
被申请人：青岛嘉达船务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嘉达公司”)
2003年12月16日，连云港连利公司委托青岛嘉达公司运输一批水表。青岛嘉达公司收到货物后，于2003年12月19日向连云港连利公司出具了收货凭证和提单号码。有关货物装上船并运抵目的港后，青岛嘉达公司却以连云港连利公司的代理拖欠其运费为由，拒绝为连云港连利公司签发该票货物的提单，致使收货人无法在目的港提货。连利公司于2004年1月7日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海事强制令申请，要求强制青岛嘉达公司签发提单号为JGQD03128084的全套正本提单。
【审判】
青岛海事法院主办法官迅速进行审查。依照我国《海商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后，应托运人的请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被申请人拒不签发提单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申请人连云港连利公司要求被申请人青岛嘉达公司签发提单的申请合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青岛海事法院于2004年1月9日裁定如下：
一、准予申请人连云港连利公司的海事强制令申请；
二、自送达海事强制令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被申请人青岛嘉达公司向申请人连云港连利公司签发提单号为JGQD03128084的全套正本提单。
【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见之较少的一类海事强制令案件。
1．实践中，海事强制令的三种类型。海事强制令是海事诉讼中特有的诉讼制度。《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海事强制令是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责令被请求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强制措施”。海事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海事强制令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1．强制放货。即一方当事人(包括承运人及场站等负有放货义务的人)对持有提单的另一方当事人应当放货而不放货的，应申请人即提单持有人的申请，海事法院鉴发海事强制令，责令被申请人在限期内向申请人发货。这是海事司法实践中遇到较多的一种情形。2．强制放船。即在光船承租合同到期或因其他原因解除承租关系后，光船承租人拒不向出租人交船的，光船出租人也可以申请海事法院签发海事强制令，责令被申请人在限期内向申请人放船。3．强制放单。即一方当事人(包括收到货物后负有签发提单义务的人，一般指承运人)收到另一方当事人货物，后经其要求仍拒不签发提单的，应货方的申请，海事法院签发海事强制令，责令被申请人在限期内向申请人签发提单。这是海事司法实践中见之较少的一种海事强制令类型，本案即是这种类型。
2．以不签发提单作担保行为的违法性。出现第三种类型的海事强制令案件，多是因为海运实践中，承运人与货方在长期合作基础上会产生一些未清费用，承运人便以不签发一票货的提单作为强迫货方结清其他费用的．“担保手段”。实际上，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也无法达到承运人的预期目的。首先，提单不能作为留置的标的物。据《担保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留置，是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留置该财产……”可见，留置的标的只能是“财产”，包括提单在内的权利凭证不在此列。其次，签发提单是承运人的义务，我国《海商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后，应托运人的请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第三，多票货物的运输关系在法律上均为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相互之间并不能起到“担保”作用。所以承运人拒不签发提单的，申请人申请海事法院签发强制令后，承运人终须在限期内向申请人签发提单。
强制教育 篇4
一、实施党校法治教育的必要性
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依法治国不仅是我国民主法治发展的标志, 而且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 更是保障我国长治久安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在扣押征收以及其他行为方面较为常见, 现今暂无正式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规范。引起类似社会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为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较低, 对于国家出台、实施的法律条文难以进行正确地解读, 进而影响了法律的正确贯彻于执行[2]。为遏制这类现象的发生, 必须全面依法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从思想、法律等多方面对各级领导干部开展教育。目前大多数法治教育工作由党校直接承担, 这既是现阶段较为有效的一种教育措施, 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自依法治国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之后, 各界人士均意识到依法治国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之外, 还应具有法律素质较高的执法队伍。虽然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但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却不高, 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究其原因主要为大部分非科班出身, 对于法律的了解甚少;另外法治意识不强, 从而造成执法人员依据自身的主观判断来处理问题, 未依法行政。执法主体即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升离不开法治教育, 党校法治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党员领导的法律素质, 有助于为依法治国的开展提供符合要求的执法主体。现阶段, 提升党员领导法律素质较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实施党校法治教育, 这也是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然要求。通过党校法治教育提升执法主体的法律素质, 充分将党校这一法治教育关键阵地的作用发挥出来。与此同时要选择科学合理的教学专题与恰当的教学方法实施教学, 保障教材的实践性与理论性[3], 深化学员对行政强制法的理解, 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与课堂参与度, 促进师生间的互动交流, 进而提升党校法治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党校教育应开展定期法治教育, 同时保障法治教育的组织性与目的性。党校教育是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即执法主体法律素质的关键手段, 将党校所具有的法治教育阵地的重要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通过选择适当的法治教育教材来保障党校自身功能的发挥, 对于党校法律教学质量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二、党校法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我国对党校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 且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 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 党校在发挥法治教育主渠道作用方面受到了制约, 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法治教育教材的选择不当与法律教学方式较为传统。下面分别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说明。
(一) 法律教材选择不当
主要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上分析, 我国缺少符合党校法治教育需要的专业教材。由于党校的学员是具备理论知识的行政执法人员, 因此党校有关人员在教材的选择上必须同时具备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而事实上, 党校并不拥有这样专门的法律教材。部分党校在进行法治教育时, 不加选择地直接使用高等院校的法律专业教材, 也有些党校自己编写教材并使用其开展教学。比较上述两种教材不难发现, 前者重于理论二缺少实践性, 后者具备一定程度的实践性, 但是理论性不足, 因此这两种教材都无法符合党校开展法治教育的要求。党校法律教材应满足“新、活、深”这三方面的要求, 其中“新”指的是教材紧贴最新的法治动态;“活”指的是学员能够将法律知识应用到工作之中;“深”指的是教材要有研究价值和法理深度。
从微观上分析, 党校未能根据学员的需要制定专门的教材。由于党校的学员所处的政府部门不同, 其工作内容各异, 且党校的法治教育班次的层次多样, 因此党校在开展法治教育时应结合学员的工作性质与层次来确定教学内容。但在实际的法律教学过程中, 鲜有党校会依照学员的工作性质与层次的不同来选取教材, 从而导致了全部学员与班次均使用一部教材进行法律学习的情况。若党校教育未能结合自身情况以及学员特定的工作背景选择专门的法律教材进行授课, 则易导致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相分离, 学员难以实现学以致用。
(二) 党校法律教学方式过于传统
主要体现在教学手段与师生课堂地位两方面。基层党校法律教师在教学手段上仍以传统的讲授方式为主, 这种灌输式教学已无法满足现代人对知识的需求。因此基层党校应将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应用到法律课堂教学当中,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 从师生课堂地位的角度分析, 党校的法治教育仍以教师为中心, 主要采用的是灌输式教学。教师与学员的互动较少, 难以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无法调动其学习积极性, 导致教学有效性较差。
三、《行政强制法》对党校法治教育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的起源可追溯至1999年3月, 这一时期我国人大常委会工委着手起草该法律, 概不法律的征求意见稿于2002年形成。从1999年至2009年这十年间, 《行政强制法》前后共三次提交至全国人大产委会审议, 最终于2011年6月表决通过。由此可见, 该法从1999年酝酿至2011年, 共12年才得以顺利通过, 成为我国的一部重要法律。《行政强制法》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 且贯彻了执法者的日常工作, 自颁布后便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具有深远意义, 并且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党校内学习期间不可或缺的法律。《行政强制法》依据宪法制定, 包含行政强制措施与强制执行, 其目的在于对行政执法机构的日常执法行为进行规范, 使其按照法律的相关要求履行岗位职责, 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公共利益, 切实保证组织、法人、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对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手段进行规范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四、《行政强制法》在党校法治教育中的实施
(一) 从《行政强制法》的颁布背景与立法目的展开教学
党校在向各级干部讲授《行政强制法》时, 不仅要注重对此法的法律内容进行解释, 还要从该法颁布的历程与背景进行分析, 将其坎坷的立法过程进行详细说明。从而使学员体会到这并非一部简单意义上的法律,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于实施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我国法治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 也是党和国家重视公民权益与行政效率的直接体现[4]。在实施法治教育的过程中还要对《行政强制法》进行深入分析, 使学员明确其立法的目的, 从而使学员在思想上形成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理念。
(二) 由《行政强制法》涉及到的问题进行教学分析
党校对学员开展法治教育的过程中, 应将法律知识与生活实际遇到的问题想联系, 从而做到实事求是, 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开展法治教育, 既能帮助学员更准确地理解与掌握书面的法律条文, 又能够加深学员对法律内容的印象, 有利于将其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为了更加全面、详细地讲解如何运用《行政强制法》解决实际问题, 党校的法律教师应从两方面来进行讲授, 一是《行政强制法》的适用范围, 二是将该法与我国目前的热点问题想联系进行讲解。
(三) 采用恰当的教育方法开展法治教育
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法治教育质量的前提, 而教育方式的选择则是提升法治教育质量的关键, 科学的教育内容与正确的教学方法相结合才能够增强教育效果。在教育方法的选择上主要有案例教学法、互动教学法以及现代化教学方式。
1. 案例教学法
由于法律这门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因此在课堂教学时结合案例进行授课能够取得更为显著的效果。在使用该方法之前一定要做足准备, 以便达到更好地成效。课前, 法律教师应收集、撰写并分析好案例, 之后运用录像、录音、文本阅读等形式向学员介绍案例。教师还应设计一系列与案例相关的问题, 以引发学员思考, 要求其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分析、讨论, 最终以书面的形式将结果进行总结。在案例的选择上, 教师应尽量选择能够激发学员讨论兴趣的案例, 提高学员的课堂参与度, 从而提升法治教育的效果。教师通过针对性地发问与适度引导来增强学生对行政强制法中的法律精神的理解。一些经典的案例可以反复使用, 比如国家税务机关执法时会对被查企业的账户进行强制抵缴、冻结等, 这个案例不仅能够用来讲解行政强制的分类, 也能够体现行政强制定义中对财产的强制。案例的选择应侧重于精而非多。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过多地使用各种案例来进行说明, 则会影响学员对知识的吸收, 因此教师在案例的选择上, 也应掌握好一定的度。案例的选择兵营受地域、实践等因素的限制, 无论是历史上的、当今的, 还是本地的、他省或他国的案例都可用于案例教学, 凡是能够对问题进行充分地解释说明的案例均属于合适的案例。
2. 互动教学法
由于现阶段多数党校的法治教育仍以教师为中心, 师生间的互动较少, 因此必须倡导师生共同参与, 加强互动的教学方式。运用互动教学法, 使教师与学员在互动中共同提高, 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例如, 教师在讲解《行政强制法》的过程中, 首先讨论的必然是行政强制的定义, 为确保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教师应使用专业术语对行政强制的定义进行阐述。之后关于行政强制行为的类型等知识可以由学员自行举例, 表达他们的观点。教师将学员所列举的各类行政强制行为进行汇总, 并展开讨论, 判断其所举案例是否为行政强制行为, 最终在对行政强制的定义进行回顾。再次对行政强制的概念进行回顾时则是对行政强制行为的高度概括, 而非单纯的专业术语。
3. 引进现代化的教学方式
现代化的教学方式 (如远程教育、多媒体教育等)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主要表现为虚拟性、资源的共享性、突破时空的开放性等。将法治教育与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相融合, 能够拓展党校法律教学领域,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 党校法律教师也应提升自身的法律素质, 以满足现代化教学手段对教师专业技能的要求。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使传统的教学方式更具内涵。党校教师在应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展开法律教学时应掌握其具体操作要求。除了会运用课件软件之外, 教师还应结合教学要求制作多样化的课件, 从而使法律课堂更富有趣味, 将法律知识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表示出来。在声音、文字、图像的相互作用下, 增强知识的传播力度, 进而提高学员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 促进师生互动交流, 提升党校法律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计算机技术颠覆了传统的教育方式, 互联网技术则突破了传统教育在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 使党校法治教育拓展到学员的生活当中, 渗透至工作的各个方面, 推动党校法治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五、结语
现阶段我国深化改革的步伐与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 面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挑战, 党和政府能够以自信从容的姿态应对, 不断攻克难关, 充分弘扬了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法治精神。应用法治思维与手段实现执政兴国的目的, 推进依法治国, 使其进入崭新的阶段。《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于实施填补了我国在行政法律体系方面的一大空白, 党校将该法作为法治教育的教材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 并且在提升各级领导的法律素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非常重视, 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 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为此, 必须充分重视党校法治教育对于提升各级领导干部思想素质与法律意识所具有的优越性, 将党校教育理念与时代发展充分联系起来, 将党校教育理念进行更新与完善, 不断优化党校教育方式。
关键词：行政强制法,党校,法治教育
参考文献
[1]刘效敬.<行政强制法>的制度创新及实施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求实, 2013 (S1) :61-63.
[2]薛清兰.<行政强制法>实施困境分析[J].福州党校学报, 2014 (03) :57-60.
[3]任君.论<行政强制法>的实施[J].世纪桥, 2013 (15) :52-53.
强制淘汰 引领市场 篇5
兄弟几个里最小的叫张福才，原来在乡镇企业有份不错的差事。后来看到加工厂生意越来越忙，他就毅然辞职，回家入伙专门跑起了家具销售。那时，他拉着板儿车跑遍了乡镇供销社，有时为卖一张桌子就要跑十几里路。由于兄弟几个手艺好、活儿细，加上勤快，所以生产的家具销得很快。院子里的地方不够用了，就找生产队申请地皮盖厂房，生产规模逐年扩大。那时，一年下来销售收入能达100多万元，纯利润10多万元，这在当时的农村可真是个大数目了。
生意做大了，人心也大了。张福才开始不满足小作坊的生产方式，不满足只生产“三十六条腿”。他找哥哥们商量，提出生产沙发和席梦思床垫，不料遭到哥哥们的一致反对。理由是：上新产品就得贷款，就得买设备，就得学技术，生产出来也不一定卖得出去，还不如“三十六条腿”干得安稳。张福才几经理论，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最终还是胳膊没有拧过大腿。1988年，张福才和哥儿几个“掰”了。他另立门户，贷款几十万元购进了生产设备，建起了自己的家具厂，起名为“强力家具厂”。他根据多年跑市场的经验，自己设计出了一种木扶手布面组合沙发和席梦思软床垫。果不其然，这两种产品投入市场后很抢手，张福才的信心更足了。1990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后来，哥哥们的销售越来越困难，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张福才就把他们全都接进了自己的工厂。
他到南方考察家具市场，回来后设计了一种法式席梦思床，投放市场后卖得特别火。接着，他又设计开发出软硬两用席梦思床，一上市便成了俏货。他还把广东家具美观新颖、上海家具加工细腻与北京家具用料实在的特点结合起来，开发出新式虎腿木框架真皮沙发，赢得了消费者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好评。据有关资料显示，1992～1993年，强力沙发在北京市销量居首位。1994年6月，全国商情信息网公布信息，北京地区各类沙发的市场占有率以及消费者对沙发的综合满意度、质量满意度、售后服务满意度、外观满意度、价格满意度等六项调查，强力沙发均名列前茅。北京强力家具公司坐在了北京沙发行业龙头老大的位子上。
这一成绩确实来之不易。想当初，为了把住质量关，安排了20多名专职质检员不间断地巡视，制定并实施了从主管经理、车间主任到质检员的奖罚办法，但客户的投诉电话还是接二连三，而且许多质量问题根本找不到直接责任人。什么原因呢?生产环节责任不落实。于是，他们制定了工艺流程卡，规定每个工人必须在本道工序完工后在卡上加盖手戳。有人不以为然，没实行几天手戳就不知去向了。为了革除这种劣习，公司又公布一项严格规定：没有手戳不能上岗。1995年，石家庄一个用户来电话，反映他买的床垫质量不好。公司售后服务车专程送去了新床垫。问题床垫运回检验，原来是床胆定位不正，公司不但处罚了主管经理、车间主任，还按工艺流程卡上的手戳，处罚了直接生产责任人。从此，客户投诉明显减少，产品质量有了稳定可靠的保证。后来，强力公司又把工艺流程卡、保修卡、产品说明书三证合一，随每件产品送到用户手中，以便用户监督。这一年，共生产销售各类产品20万件，相当于1994年的4倍。此后，“强力家具”的荣誉接踵而至，先后被北京市消协评为可信商品，被北京市技术监督局评为好产品，荣获了北京市名牌产品称号和布鲁塞尔国际尤里卡金奖。
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强力公司将被动适应市场转变为主动预测市场，加大新品开发的步伐。1997年底，他们投资300多万元，购进国内外最先进的电脑制图设备，在广东建起了新产品研究开发中心。这个中心广泛搜集相关信息，认真分析市场走向和消费者需求，超前开发新品种，设计出的新款式一周之内就可投放市场。在半年时间里，中心连续开发新款40多个, 是前三年开发数量的总和。
新品开发提速，紧接着就是加快市场上强力家具的更新换代。董事会一致认为，只有实施“强制淘汰法”，才能真正做到否定昨天、创新发展。公司规定，每月停止一批老型号产品的生产，同时推出一批新型号产品上市。
“强制淘汰法”不仅淘汰了老型号，而且淘汰了老材料、老设备，还淘汰了人们旧的经营观念。比如，他们淘汰了床垫传统的花色面料，采用了意大利防螨虫保健材料；淘汰了传统的锛凿斧锯，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意大利砂刨、台湾纵向齿接机以及德国双端铣床、万能雕刻机、多排钻孔机。他们从财务核算到物资供应，从人事管理到产品设计，全部应用了电子计算机，很多车间生产还实现了计算机程序控制。
”强制淘汰法“使得开发——生产——销售全线畅通，平均每个星期就有两个新款问世。去年以来，强力公司推出的雕刻真皮沙发、拼接实木家具、气动杆收放床具、内胆加强床垫等多款家具，引领了家具市场一次又一次的新潮流。“强制淘汰法”实施以来，销售量稳步递增，年销售木质家具1．6万件，床垫18万张，沙发8000套，均比实施前增长20％以上。今年, 公司根据多方面调查，进一步确定了强力家具的主基调，即：颜色淡雅温暖、结构灵巧多变、尺寸功能多样、外形线条明快、可以任意组合、突出欧美风格。
强制教育 篇6
关键词：高性能计算系统,云系统,云教室,虚拟化平台业务,客户端
2013年教育部推动成立应用技术型大学, 开启地方高校转型大幕。应用技术型大学创造一些为直接对接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的一些专业群, 关键来说, 是应用二字的体现, 当然大学绝不是为了应用而应用, 然而这类大学确实是为了应用而生, 因此它必为应用而服务。在教学上, 有点像德国的双元制教学, 也像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 主要进行实际技能的传承。
一、引言
1999年5月, 教育部宣布将大幅度扩大该年度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 并且在今后几年将继续扩大[1]。那么应用技术型大学由于扩招导致如下部分问题:
1.在校本科生人数剧增, 导致基础设施不够, 教学资源日益紧张。如部分实际手工操作课改为表演课。
2.生师比提高过快, 教师“师傅带徒弟”指导不足。
3.大学教育和社会实际脱节现象严重, 讲授知识为几年前的知识, 但不符合当前企业的需求。
4.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创新性得不到发挥。
5.由于扩招学生数量大量增加, 平均素质降低。
二、在教学系统及教学制度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教法探讨
本文针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来进行教法探讨。现在企业流行无纸化办公, 大学毕业生以后的工件主要是在电脑上完成的。所以电脑应用技能是必修课程, 必须掌握OFFICE、CAD/CAM/CAE等软件。根据教学内容, 构建高性能的虚拟化平台培训系统, 如图1, 针对这个系统, 每个人的职责不同:
1.高性能的虚拟化平台培训系统的构成。
(1) 高校研发中心高性能计算系统。这是当前针对企业或高校专门应用的小型数据服务中心, 具有数据容量大, 运算速度高, 多客户时, 自动进行性能均衡。
(2) 教师客户端。对于教师来说, 有三座大山[2]———科研的大山、教学的大山、房子的大山。工作激情高效才能搬走三座大山。于是在校内组建或参与各纵向、横向团队。团队所进行的科研, 皆为超前研究项目或当前企业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 都需大量的数据支撑, 特别是现在的CAD/CAM/CAE等软件都需高性计算机进行支撑, 而大学教师配置的多为笔记本电脑, 台式机配置也比较低, 对于大型数据计算, 可通过高校研发中心高性能计算系统对项目进行支撑。这解决了科研、房子的大山。
教师的科研、企业项目最终成为教学内容, 也解决了教学的大山, 这是教师工作的重心。如, 教师从企业 (企业同意) 得到最先进的数控机床的图纸, 先让学生根据图纸生成3D, 再从3D输出2D, 保持与原图一致。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提出十万个为什么。如:设计的主轴, 精度如何保证;当前夹具的定位、夹紧方案等等, 让学生自己去理论书上查找答案。最终, 由具体的一个完整的产品, 来说明所用到的OFFICE、2D/3D、CAM、CAE的使用, 及完成这个产品所涉及到的所有学科。
也解决学生在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里, 工艺方案的设计不合理、工序卡的设计不全、图纸绘制中公差与配合的标注不正确、夹具的方案设计分析不足等等问题。
(3) 云教室, 教学管理。云教室 (Cloud classroom) , 是指基于云计算技术基础上的电脑、电化教室管理系统, 云计算教室所有的教学资源都存储在“云端”, 实际上就是用一个大型资源库取代了每一台电脑有限的存储空间, 简化了主机这一功能。只要拥有一个云终端, 老师就可随时随地备课、辅导学生, 学生则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原来在教室才能进行的听课、答疑。关键是学生所有的内容存贮到云终端, 防止了相互之间的COPY;同时, 去教室对学习操作有记录, 保证必须学习。
同时从性价比上考虑。“云教室”解决方案在硬件投入成本、软件许可开销、人员雇佣成本、管理维护费用、后期运营成本等方面均更加有效, 能节省大量的投入, 省下大笔的费用, 克服了众多传统电脑教室的问题和弊端, 其具有维护简便、小尺寸、低功耗、低噪音、寿命长、高性价比、功能齐备的配套教学软件等优势。
(4) 终端的配置。电脑只是一个工具, 呈现我们的设计思想及技术创新。但从毕业论文的格式、毕业图纸上缺少尺寸和公差标注不合理, 工作效率不高, 这都是工具使用的问题。对应用大学来说, 要求大学生必须熟练使用计算机, 应用工具体现自身的思想, 完整呈现出自己的文字能力、绘图能力、语言能力。这三个能力也就是应用技术型大学重点培养学生的地方, 这是人生阶段必须学会的能力, 其他能力可终身学习。终端与云教室必须在一个局域网内, 由于基础设施欠缺, 自己有电脑的同学, 用自己的电脑进入云教室, 自己无电脑的同学, 利用学校提供的终端进行云教室。
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强制学生学习制度的和平共处。高性能计算系统、云教室 (电脑的批量配置, 主机性能可差点, 但显示器必须为32寸及以上, 后面的培训中电脑显示界面需分区使用) , 学生客户端之间不能通信, 防COPY, 是本教法研究的前提。
(1)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教学主要是“先进教学内容”的开发, 即“课件”或“视频”, 它要吸引学生, 让学生在课堂上不再是低头族。企业盈利是有产品, 那么学校最主要的产品就是“课件”或“视频”, 为了把其做成商业化产品, 课件不再是单独由教师来完成, 而是多方合作, 可以借鉴电影的制作。
一般商业课件的制作, 大致可分三个步骤: (1) 制作前的工作, 包括提构想, 这部分是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提出的, 由实际机床总产品, 细分到各专业群。写故事, 整体概述后, 归类典型产品, 表现细节构思。分场大纲, 每个具体的场景, 表现手法, 这里更倾向于3D仿真、动漫、画化音等手法。签导演, 对学生接受能力比较了解, 艺术手段多样化, 采用如《舌尖上的中国》、《微观世界》、《大国重器》、《国家地理·伟大工程巡礼系列》等表达方式, 只具体到微观各实例。列预算, 这里可加大投入, 教育产品将来会大卖, 或者说是无条件投入, 一节课视频投入几百万以上。编剧本, 以及决定制作小组的成员。 (2) 课件制作中的工作, 即在导演的指挥下采密集作业方式进行, 并由执行制片监督经费开销、课件开发进度和一切行政事宜。 (3) 课件制作后期的工作, 包括剪接、配音、配乐、设计字幕、制作预告片等。这里一定强调, 课件大量应用虚拟数字平台的, 分门别类针对“专业群”课件的开发, 而不单单满足教授视频及PPT的制作, 如MOOC[3]。更多的是课件本身的开发, 如好莱坞大片一样, 如何来讲故事, 如何让故事吸引观众。引申为如何来做这个视频, 如何让视频吸引学生。在摄制过程中, 导演应有详尽的分镜计划, 并拟定拍摄顺序, 求得快速之推展。对于3D仿真、动漫、画化音、剪接、配乐的安排, 则须工作人员与导演密切配合, 以达到所需之效果, 故一部课件是群体的创作, 也是导演在各种张力下暗藏个人视野的艺术品。
个人感觉, 现在的“提分宝典”视频做得比较好, 截取一个图片, 如图2, 教师只是一个小区域, 更多的是讲解。而在新的机械工程“专业群”的课件中, 教师都可不出现, 更多的用3D仿真、动漫、画化音等方法来实现。配注旁白, 普通话标准的专业人士, 有感情。如果把机械工程类教学开发成教学游戏软件也是可行的办法。
(2) 强制学生学习制度的建立。首先通云教室, 把学生所有的内容存贮到云终端, 防止了相互之间的COPY;同时, 去教室对学习操作有记录, 保证必须学习。其次, 所有的技术人员, 都需参加Office办公软件计算机等级考试, 对于这个界面, 应该还有印象, 它在原有的软件界面上进行了一些变更, 把一部分功能屏蔽了, 使用不了, 如复制、粘贴功能。那么针对机械工程学生必须掌握的OFFICE、2D/3D、CAM、CAE的使用, 教师也需进行一定的限制与开发。软件培训界面如图3、图4。图3是2D/3D、CAM、CAE软件的教学, 教师2D图, 学生按照2D图绘制3D图, 旁边的其他电子资料是3D实物、操作手册等。图4是OFFICE软件的教学, 样例是教师给出一个含有软件多个使用指令的例子, 样例作业指导书是实现样例的操作步骤, 而学生只能一步一步地操作, 因为没有COPY功能, 最后学生呈现的作业需与样例一模一样, 但操作步骤可不同 (体现创新性, 有加分) 。还有一些具体的实例, 如毕业论文、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机械加工工序卡等企业实际工作模板。
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 不好的制度, 能让好人变坏。通常认为, 如果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跤, 他会被人们笑为“笨蛋”, 如果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各摔一跤, 他们会被人笑为两个笨蛋。按照“修路”原则, 人们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是谁修了一条让人这么容易摔跤的路?如何修正这条路, 才不至于再让人在这里摔跤?如果有人出错, 可能是个人的原因;如果有人在同一地方重复出错, 那肯定是路有问题。所以应该修改教学制度、教学手段, 防止学生犯错。
三、结论
所有的教研方法都是为解决讲什么, 怎么讲, 如何学, 必须学, 学后效果如何, 打没打开学生的创新思维。
1.兴趣教学的教研, 解决讲什么, 怎么讲。学校提供教学平台, 教学理念有一点点的改变, 需讲现代企业主流技术, 并改为企业培养模式, 来了先干活, 再研究为什么这么干, 即后进行理论支撑。企业盈利需产品, 学校收入也需产品, 吸引学生兴趣也需产品, 那么做什么?做的是“课件”或“视频”, 以商业化产品为要求。专门人员来做, 生动有趣加动漫。机械产品为主题的电影“变形金刚”和“钢铁侠”等非常吸引人, 由变形金刚产品开始讲其设计原理、制造等, 这样才能引起学生兴趣, 学生才有学习的动力。扩展到由企业成熟产品为例, 从产品功能、产品结构, 自上而下扩展到很多构成的零件, 零件的性能, 零件的尺寸及形位公差, 零件的加工制造, 在制造过程中, 刀具、机床、夹具、检具、辅助工具及装备等的选择, 最后再装配成整个产品。这是一个大的系统, 把整个机械工程知识全部讲到, 需几千个学时。
2.强制教学的教研, 解决如何学, 必须学。云教室、教学软件的开发, 再通过选修课程, 网络考试, 客户端登陆应用、有操作记录、有观看记录等方法解决。
3.教师的三座大山没了, 有更多的精力进行一对一教育, 即师傅带徒弟, 解决学后效果, 触发学生创新思维。有了商业化的“课件”或“视频”, 教师有更多的精力进行差别化教育, 根据学生的学习、作业情况, 判断他的创新思想方向是否是对的, 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一点点小改小革实现的, 一定不能忽略学生这个庞大的创新群体。
参考文献
[1]胡瑞文, 张海水, 朱曦.大众化阶段的人才供求态势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R].中国梦:道路·精神·力量——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学术年会文集 (2013年度) .
[2]木然.教学、科研、房子:大学青年教师 (青椒) 头上的三座大山[DB/OL].财经网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4-05-23/114205485.html.
强制责任保险的强制边界数学分析 篇7
一、一般商业保险市场分析
一般的商业保险只涉及保险人与投保人 (风险行为人) , 并且假设保险人是风险中性者而投保人是风险厌恶者, 使得他们对风险的期望损失不同, 因此就会存在一个均衡的保费, 使保险人愿意卖保险而投保人愿意买保险。当然, 市场上的风险行为人并不都是风险厌恶者, 如果存在一些风险喜好者,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 风险喜好者会将风险厌恶者逐出市场, 使得市场变成一个“柠檬市场”。[1]
因为一般商业保险市场只存在两方, 即风险行为人 (投保人) A和保险人B, 假设A的初始财富为W1, 从事风险行为的损失概率为P, 若成功, 可获收益I, 若不成功, 损失为D;假设B的初始财富为W2, 愿意出售保险的价格为a。其合约为:若A发生损失, 由B赔偿损失D给A。则有如下分析:
若要A购买保险, 则必须满足 (式1) ≥ (式2) , 即
W1+I (1-P) -a≥ (W1+I) (1-P) + (W1-D) P, 整理后得
对于B, 没有出售保险时, 期望财富为W2 (式4)
若B出售保险, 期望财富为 (W2+a) (1-P) + (W2+a-D) P (式5)
若要B出售保险, 必须满足 (式5) ≥ (式4) , 即
(W2+a) (1-P) + (W2+a-D) P≥W2, 整理后得
联立 (式3) 与 (式6) , 得到A与B在风险都是中性的情况下的保费形成区间是DP≥a≥DP。由此可以看到在风险中性且没有交易成本的保险市场中, 商业保险的价格a等于风险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损失DP, 因此, a=DP就是一般保险在双方都是风险中性且没有交易成本时的市场均衡条件。
当然, 现实中不可能没有交易成本。现实中保险人B厘定保险费率时要考虑营业成本, 应该不只纯保费, 还应包括附加保费 (设为β) , 此时保险市场就不成立。假设风险行为人是风险厌恶者而保险人是风险中性者时, 风险行为人愿意接受比DP更高的价格, 引入参数δ来表示A愿意支付比a更多的那部分保费, 此时, 若要A购买保险, 则必须满足:
而B要出售保险, 则必须满足:a≥DP+β (式8)
联立 (式7) 与 (式8) , 得到保险市场价格形成的条件:δ≥β, 也就是说A要支付比a多的那部分保费δ要大于保险公司的附加保费β时, 保险市场就形成了。
至于参数δ取何值, 它取决于风险行为人的效用函数, 只要δ≥β, 保险市场就能自发形成;若风险行为人支付的多于a的那部分保费不足以弥补附加保费 (保险人的营业成本) , 保险市场就不存在, 此时风险行为人自担风险。
可见, 在一般商业保险市场中, 无论保险人是否愿意承保, 或投保人 (风险行为人) 是否愿意购买保险, 双方都是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作出决策, 此时不需要引入强制。
二、责任保险市场分析
责任保险市场的情况比较复杂, 因为责任保险市场涉及四方利益主体:投保人、保险人、第三方和监管者, 不仅存在一般保险市场上那种可能的“柠檬效应”, 同时还会因为损失的发生是针对第三者而不是行为人, 逆选择会进一步加剧。即使信息是完全的, 保险市场也会有可能不能自发形成。因此, 引入监管者就显得尤为必要, 否则, 会带来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引入监管者, 当然是基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假定监管者关注的是公共福利问题, 监管者强制某些行为进行投保, 以保证当风险发生时第三方的损失能够得到赔偿。从表面上看, 对于投保人是一种福利损失, 但对于第三方, 则是一种福利弥补, 只要这种福利弥补大于福利损失, 强制就是必要的,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更是如此。
在责任保险市场, 风险行为人可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此时, 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一般商业保险市场模型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第三方C。行为人A从事风险行为发生的损失D分为两块, 一块损失发生在A, 记为DA, 一块损失发生在第三方, 记为DC (假定C的损失DC全部由A承担) , 第三方C对A的风险行为和保险决策只能被动接受。
显然, 若A没有购买保险, 则第三方C的损失全部由A承担, 可是如果A无力赔偿或不愿赔偿, 那么A没有赔偿的部分只能由C自己承担。假设A实际补偿给C的部分为KDC (K为一个常数, 且K∈[0, 1]) , 现实中, K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主要还是受A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决定。A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只要有一项比较低, K必然较小;只有在A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较强时, K才较大 (可以将K看作是A的赔偿比例) 。
做如下分析:
对于A:
若A购买保险, 期望财富为:W1+I (1-P) -a (式9)
若A不购买保险, 期望财富为:
(W1+I) (1-P) + (W1-DA-KDC) P (式10)
则若要A购买保险, 必须满足 (式9) ≥ (式10) , 即
(式11) 表明, 若A投保, 那么保险的价格a必须不超过投保人的期望损失。
同样, 对于B:
若B未出售保险, 则期望财富为W2,
若B出售保险, 期望财富为:
若要B出售保险, 则必须满足 (式12) ≥W2, 即
(式13) 表明, 保险人提供保险合约所需要的价格必须不小于保险人的期望损失。
联立 (式11) 与 (式13) , 可以得到A与B都是风险中性的情况下的保费形成区间 (DA+KDC) P≥a≥DP (式14)
由于D=DA+DC且K∈「0, 1」, 因此, DP≥ (DA+KDC) P, 则只要K≠1, (式14) 就不能成立。 (式14) 不成立意味着保险人B提供保险合约所需要的对价大于行为人A购买保险时所愿意支付的保费, 保险市场不成立。
而K=1时, A完全负担其对第三方C造成的损失, 也就是A对自己风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全部负责, 此时市场等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市场。
在责任保险领域, 显然保险市场比其他保险市场更不易自发形成, 或者即便能自发形成, 条件也比其他保险市场更为苛刻, 其原因在于A对第三方C所造成的损失并不需要全部赔偿。由于A对C进行了风险转嫁, 而C又无法避免这种风险转嫁, 此时无论从社会公平或社会效益的角度, 都必须有某项措施来保护C的合理权益, 例如采取强制保险的方式。
在一般商业保险市场的分析中, 我们假设风险行为人A都是风险厌恶者, 他会愿意为保险多支付一些价格, 这部分多支付的价格我们记为δ, 同时保险人B的附加保费用β表示。此时, 若要A购买保险, 则必须满足:
若要B出售保险, 则必须满足:a≥DP+β (式16)
联立 (式15) 与 (式16) , 得
(DA+KDC) P+δ≥a≥DP+β (式17)
观察 (式17) , 可以发现在引入这两个参数后, 责任保险市场就有可能自发形成, 只是相对于一般的保险市场条件更为苛刻而已。
接下来考虑强制的边界。
首先, 要分析是否需要强制。强制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保险市场无法运行, 导致A的行为对第三方C带来损失;二是采用强制所产生的管制成本 (监管成本) 要小于第三方C的损失。
根据 (式17) (DA+KDC) P+δ≥a≥DP+β, 可知当该式成立时, 存在一个A与B都接受的价格, 此时保险市场有效, C的财富受到保险的保护, 从而避免或尽可能多的减少A的行为对C造成的损失。假如该式不成立, 则保险市场无效, 因为A从事风险行为时, 由于赔偿能力或赔偿意愿等因素使得他可能只需承担部分C的损失, 从而对C造成影响。在现实中, 这个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此时可能需要通过强制手段代替商业行为来保障C的财富。因此在该式inance NO.11, 2011 (CumulativetyNO.462) 不成立时, 在自发的市场环境下, 即便没有保险合约, A依然会进行风险行为, 而C遭受的损失则可能无法得到弥补。 (式17) 在什么情况下不成立呢?简化 (式17) (DA+KDC) P+δ≤a≤DP+β, 得:
即当δ≤ (1-K) DCP+β时, 不等式不成立。当不等式不成立时, 责任保险市场不存在价格区间, 也就说自发的责任保险市场不存在。
其次, 考虑强制成本, 记为θ (当采用强制保险时, θ的含义是β;当采用其他强制手段时, θ的含义是θ1) , 第三方可能所受损失为 (1-K) DCP。
我们知道, 强制所产生的监管成本θ要小于第三方的损失 (因为如果是大于的话, 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直接给予第三方的经济补偿而不必介入监管) , 即:
时, 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来确保第三方C所受的损失。
至于何时应该使用强制保险, 当然是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必须小于其他行政强制成本, 即θ1≥β (式20)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认为, 强制保险的条件是 (式18) 、 (式19) 及 (式20) 同时成立。因为当采用强制保险时, θ的含义是β, 因此, 将β代入 (式19) 中, 得
当 (式18) 与 (式21) 同时成立时, 自发的责任保险市场不存在, 需要采取强制保险。
客观上讲, 市场经济要求各经济主体应遵循平等、诚实守信原则, 然而现实中并非能完全如此。正如我们常见到的矿难事故中工人无法得到及时赔偿、交通事故中肇事主体无赔偿能力或不愿意赔偿等等现象, 说明某些领域单纯依靠还不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无法有效和及时解决各种纠纷问题的。同时, “柠檬市场”的存在以及现代社会危险责任概念的迅速扩大, 都要求一些领域需要采取强制手段, 强制责任主体购买保险, 来解决各种因责任事故导致的纠纷问题。
当然, 如前所述, 什么保险需要强制?强制的界限如何界定?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 从 (式18) 与 (式21) 可以发现, P、K、DC这三个参数影响责任保险是否需要强制的主要因素, 其中, 参数K最能体现责任保险与其他保险的不同。正因为现实中投保人 (风险行为人) 由于赔偿意愿和赔偿能力的不同, 导致第三方可能在遭受损失后, 获得很少的赔偿甚至得不到赔偿。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考虑强制。[2]
摘要：责任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 遵循的是“契约自由”的原则, 是否投保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而强制责任保险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要求特定单位或个人, 不管意愿与否, 都必须购买的责任保险。强制性受制于法定性, 强制程度的强与弱取决于国家法律的具体规定, 体现的是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立法考量, 并且以牺牲“契约自由”原则为代价, 因此, 这项考量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不能任其泛滥, 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
关键词：责任保险,强制,界限
参考文献
[1]George A.Akerlof, “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70) :P488～500
强制教育 篇8
关键词：强制性规范,商法公法化,意思自治,经济法
一、强制性规范的概述
从法律规则的强制性程度上, 可分为强制性规则和指导性规则。强制性规范指行为主体“必须”作为或“不作为”的规则。绝大多数义务规则属于强行性规则, 在语言表达上, 以“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术语表示, 也就是说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无法通过相互协议约定加以改变的法律规范。
国家制定了带有大量强制性和政策性的规范, 来进行规制, 如调整商事关系的商法, 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经济法。目前, 理论界很多学者提出“商法公法化”现象, 更有甚至认为商法可并入经济法。笔者认为, 商法公法化并未改变商法私法的本质, 商法与经济法是有区分的。商法仍旧是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在调整经济关系过程时, 强制性规范在商法和经济法中最能得以体现。分清商法强制性规范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异同, 不仅能够正确理解“商法公法化”, 还能够更清晰区分商法与经济法。
二、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相同点
商法是私法范畴, 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德国商法学者德恩 (Dalln) 曾说过:“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为自由, 同时又是最为严格的法律。”商人法产生自中世纪欧洲, 商人们组成团体, 运用一套商人规则来处理商人间和与非商人间纠纷。其中就有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如今, 商法强制性规范在商主体法、商行为法、商事责任法中均有体现。比如商事登记制度中的强制性规范。
经济法是国家通过干预手段来调控市场, 实施化解经济危机、反对垄断、保护弱者的法律措施。经济法是公法性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市场是资源配置期决定性作用的。而市场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 需要强制性规范的引导和规制, 从而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 同属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两者自然有相同之处。两者均体现强制性规范的特征。
1. 在效力上, 强制性规范, 顾名思义是具有强制性的。它是具有绝对性、无条件性的, 在法律适用时, 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自由。
2. 在法律规范的结构上, 强制性规范有且只有一种单一的肯定或单一的否定行为模式。不像任意性规范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当事人选择的行为模式。
3. 在法律术语表达上, 强制性规范多以“不得”、“必须”、“应当”等词来表现。是带有禁止和命令性质的词语。
4. 在本质上, 强制性规范体现国家强制, 以国家强力保障的形式进行规定, 涉及国家公权力。
5. 在违反的法律后果上, 违反强制性规范, 对行为效力会产生影响, 可能会导致行为无效, 严重时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三、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不同点
同时, 不能忽视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有明显区别的。
1. 历史发展不同
商法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纪的商人法是根据长期商事活动形成的商事习惯和商事惯例而形成的。与商法相比, 经济法的史龄较短, 经济法产生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法强制性规范是国家贯彻经济干预政策的结果。
2. 产生原因不同
商法强制性规范是因商事交易的安全性要求, 兼顾商事交易外善意第三人利益的需要, 还有商事交易国际化的要求产生的。强制性规范中规定的法律责任, 使得交易双方当事人, 第三人能够诚实守信, 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经济法强制性规范则是因为要化解经济危机, 弥补市场缺陷, 反对垄断, 保护弱者,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国家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协调。
3. 表现形式不同
商法强制性规范多以“不得”、“必须”、“应当”等法理术语来表示, 以公司法为例, 有学者曾作出相关的统计, 我国新公司法中, 表示强制性中的命令性的“应当”和“必须”分别为178处和28处, 表示强制性中的禁止性的“不得”出现了65处。随着公司法的修改, 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只是任意性规范中的部分掺合, 处于辅助性地位,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商法的私法属性。
经济法强制性规范多通过禁止、命令等方式表现出来, 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在经济法中强制性规范是国家通过强制力干预经济的最多适用的法律规范, 对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关系起到极大的作用。
4. 作用机理不同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仅对商主体的营业活动产生微观上的影响。它适用于处平等地位的商主体, 具体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行为, 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并调整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商行为。因此, 对违反商事义务, 要承担商事责任。商事责任具有民事责任的一般特点, 包括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同时还具有综合性, 主体特定性, 责任可约定性等特点。例如:《公司法》第6条规定:“设立公司, 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直接作用和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生活, 产生宏观上的影响。它适用的主体有协调主体和协调受体, 包括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市场中介组织, 以及农户、个体工商户、个人等。经济法主要是以强制方式对特殊主体予以特殊保护, 以体现产业政策。采用国家干预, 协调参与等手段调整一种包括市场监管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在内的经济管理关系。对违反经济法义务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 采取追究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5. 价值目标不同
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着眼于商效益。商法强制性规范仅指向有且只有一种的行为模式, 有利于提升商事交易的效率, 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特定商主体个人和组织的利益。
而国家适用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维护本国经济秩序, 更加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在市场规制方面, 经济法强制规范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 干预私人经济, 保护市场中的弱者, 减少资源浪费,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宏观调控方面, 经济法强制性规范对国民经济发展任务、方针和原则进行综合调控, 使整个国民经济均衡高校的发展。
四、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比较的意义
1. 有利于横向联系商法与经济法的异同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指出:比较研究方法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方法。比较研究法是一种清晰有效的研究方法, 将两个不同法部门取其相同一部分内容进行比较, 可以在相互关系的比较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商法强制性规范和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比较, 有利于从它们的历史发展、产生原因、表现形式、作用机理和价值目标上分析, 两者的区别, 有助于掌握它们的共性和个性。
2. 有利于正确理解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不少学者提出商法的强制性规范趋同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 还有认为商法没有必要存在。要注意,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目的在于辅助和服务于商法, 使其能够更好地调整商事主体的商行为, 而不是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用于扩大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它们间存在的区别性, 有助于理解商法是一独立的法部门。
3. 有利于防止商法公法化现象
商法公法化, 是指商法为保障私法规定的实现, 制定了许多属于公法性质的条款, 几与行政法、刑法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形成的现象。商法公法化是由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体现出来的。比较商法强制性规范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 明确商法中是私法性规范占主导, 公法性规范居从属。注意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商法公法化, 维护商法的私法性质。比如:商法中政策性强制规范应予减少;登记管理中登记机关自由裁量权最小化;简易化和形式化商事登记;加大程序强制规范;尊重商业惯例。合理适用商法强制性规范, 增进交易效率, 保障交易安全。
五、结语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形成“商法公法化”的现象, 并未改变商法的私法本质。商法强制性规范仅起辅助性作用, 它是为增进交易效率, 保障交易安全而制定的。而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是以弥补市场存在的缺陷, 扩大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比较两者的异同, 有利于正确理解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也有利于实施一些有效的措施防止商法公法化现象, 保障商主体间意思自治, 维护商人效益。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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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旭东.商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3月版.
强制医疗制度探究 篇9
(一) 强制医疗的概念。目前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对强制医疗的说法都不一样, 治疗处分是日本的说法, 收容监护即是德国的说法, 不论称呼如何不一, 强制医疗在本质上和刑法条文的规定都有明确的目的性, 都是使得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小, 而且都是尽可能防止和阻止犯罪发生的可能性, 同时令其尽快恢复身体健康, 目的就是为了符合国情即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人权。刑法第十八条规定, 精神病人不能识别或者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造成损害的, 依照法律程序确定, 依照确认其为无刑事责任, 但是他的家属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责令其进行严密监护和处理;在必要的时候, 由其政府进行强制治疗。由此, 采取国家强制力进行强制其人身的前提是在精神病人犯罪时或者犯罪后。
(二) 强制医疗制度的价值。
1.保障人权。人权有三种状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应有权利是指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所必须而且应当要具备的权利也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权利。而实有权利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实际所拥有的权利。法定权利主要是指人们所必需的具有的必有权利经过了法律的明确化的许可和确定。人权保障是强制医疗制度的首要体现, 一是体现对精神病患者自身的权利保障, 在刑法保障人权的理念中, 我们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和合法有效的医疗措施对精神病患者的疾病进行医治, 使其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更好地归入社会, 保障了其自身的权利, 强制医疗程序通过对精神病人的救治和权利性保障达到刑法所呼吁的人权保护的目的。二是在实施强制医疗程序的过程中强调对精神病人的监督和照顾, 这一系列的治疗对精神病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对精神病人的危险程度的限制和降低, 保障了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2.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本质就是防止滥用公共权力。程序法的主要作用绝大部分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于自身具有的独特价值, 即通过法律所具有的严格的法定程序所呈现出来的民主、法治、人权和文明的精神;另一方面表现在附随的价值, 即为了使得结果公正地得以实现和实行而创造出依附于实体法的价值。第一, 单单从独立的价值的方面看, 强制医疗制度限制了其人身自由, 在实施过程中就必须要运用正当程序, 在刑事诉讼中, 所有的当事人包括精神病人都享有平等诉讼的权利, 强制医疗程序, 限制了当事人及其人身自由, 这是极为严重的权利干涉, 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通过正当程序使其合法化。第二, 从附随价值的表现方面来看, 为了保证精神病人在实施强制医疗程序执行方面, 将会对实体法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实施的过程的呈现, 如果处于案件之外的第三方司法机构要想在执行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中介入, 并且能够保证相关的利害当事人能够独立参与其中, 在进一步加强司法审判程序的公正与有效进行方面, 能够做到让当事人有寻找救济的权利并且使得最后的裁判结果公正和达到人们的可预测程度。
二、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缺陷
(一) 适用对象单一。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 强制医疗程序的对象的前提条件即对于司法机构所进行的司法鉴定, 对于主体要求是精神病人, 而且主观层面的责任形态要求是达到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而新刑诉法关于此项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定, 在范围上更作了细致的规定, 由此看出, 不同的是在适用条件上作出了扩大化的表现, 使得精神病人在实施具体行为时有了更宽的范围, 原来的规定只限定在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现在范围扩大到了行为人在行为上有暴力性且对社会有一定危险影响的精神病人。但是此处存在的缺陷是虽然在使用条件上扩大了但是对象上并没有宽泛。如果设想将来的某一天把这些精神病人放置在社会中, 他们会因为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而加重病情, 这样长此以往同样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二) 适用程序不够具体。单独就审理程序而言, 刑诉法中只规定了参与的主体和诉讼的期限, 并没有规定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只是说可以比照普通程序, 虽然医疗机构和家属对被申请人的定期“诊断评估”有了申请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实际操作中, 其规定怎么定期实施, 这种模糊之处只能由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此外, 强制医疗是通过法院的判决形式, 当事人要救济可以只申请复议, 而我国对于这种只能复议的救济, 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救济还可以有通过上诉的途径。根据法院审判中立的原则, 只要是任何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的重大处分都需要由中立的司法机关作出, 而根据刑诉法规定, 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被告人, 法院在审判程序中的判决可以使得强制医疗得到确认。而这种规定和上条规定比起来由法院单方面作出决定显然违反了审判中立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 在今天的法治社会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在某些方面相比别的国家还存在缺陷。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法治国家, 对于各种程序之间的关系、以及审判组织的确定、执行、复议程序等许多个方面都有待法律和司法解释作出更进一步更详细的规定。否则长期下去难免会导致权利滥用和精神病人人权被侵犯现象的发生。
(三) 执行主体不明。对于主体是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如何进一步进行强制医疗所进行的强制措施问题上, 在由安康医院收治的规定条文上, 应该由哪个部门将精神病人送至医疗, 我国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 这也是我国刑法一大缺陷, 别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对此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 实践中仅仅是以“政府”来代替实施, 将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送交医院治疗。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 由于公安机关有其独特的行政法规所制定的相关程序, 而且往往是自己对于是否送治所作出的决定, 如此一来看到了公安机关存在的弊端即自由裁量权, 在能否将精神病人送交医院治疗的问题上, 公安机关还有权对强制医疗设施的决定和审批予以决定与准许, 所以所有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审查和监督阶段检察机关根本没有介入, 更谈不上有辩护律师的介入, 人民法院也没有行使审判权, 这样一系列的缺乏主体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被人暗箱操作, 长期下来会造成权力滥用和权力不在阳光下行使, 长期下去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一) 适用对象。我国对于强制医疗的对象在刑事立法中有了规定, 应包括以下四类:一是由于主观上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下且患有精神病的人所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 而且一直到提起诉讼时精神仍然没有恢复正常者。对于此种情况我国刑法已经有明文规定;二是精神是正常的但做出危险行为, 但突然精神疾病发作的过程中丧失了诉讼行为能力者;三是在服刑期间, 精神病人, 不承认或控制服刑能力者, 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四是在刑期届满后, 精神病患者可能会被释放的, 释放后可能危及社会保障者。
(二) 适用条件。在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上主要有两个要件, 即行为要件和实质要件。行为要件是指主观上要求鉴别为精神病人, 客观上要求其实施的行为对别人的人身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达到了人们所阻止的一定的危险性, 并且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刑法明文规定所禁止的不允许实施的, 而在犯罪程度上有一定的要求, 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达到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性较大的, 如此一来法官在此判断上则有了自由裁量权, 但是法官对精神病鉴定应准确以客观的标准加以判断。实质要件即行为人所实施的一系列的人身危险性的犯罪行为, 涉及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等情况确定的社会危险性, 即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韩旭.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7
婚检能否再次“强制” 篇10
取消“强制”导致婚检率大降
1994年国家出台的《母婴保健法》明确规定了婚检的内容，使婚前医学检查在全国城乡普遍推开。但2003年10月1日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旧条例规定的强制婚检的内容，对进行婚姻登记是否要提交婚检证明没有再作明确规定。
广东省政协委员朱锐芳介绍说，2000年～2003年，广东省婚前医学检查率超过50％，但2004年锐减到2.9％，近3年来一直在5％左右徘徊。在广东省中山市，婚捡率由2003年之前的100％迅速降到2004年的5％以下。2006年6月，中山市政府拿出300万元实施免费自愿婚检，当年婚检率超过10％，2007年上升到26.59％，2008年上升到42％，但仍然不足一半。
广东省人大代表王伟阳分析，现在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愿婚检，主要是观念问题：有的人不想让婚检破坏配偶间的信任；有的人认为，既然登记不需要婚检证明，何必花费时间、精力去婚检；有的人认为单位每年组织的体检可以代替婚检；还有人觉得要孩子时再来孕检也一样……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广东全省的婚前检查率由2002年的62.46％跌到2007年的5.43％。与此同时，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由2002年的137.2／万。上升至2007年的244.2／万。
婚检的医学意义依然重要
据广州市一家三甲医院妇儿科主任介绍，根据他们的统计，近年来。由于没有进行婚检，新生儿的缺陷率明显提高。主要体现在遗传痛和传染病方面。其中，新生儿患传染病最多的是梅毒，遗传病方面主要是地中海贫血。
朱锐芳认为，婚前医学检查是减少出生缺陷和疾病的第一道关口，对保障后代健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环境污染加剧等因素也可能导致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但婚检率大幅下降是最重要的因素。她表示，截至2008年11月底，中山全市当年参加婚检的为8841人，检出问题的为4584人，占51.08％。其中轻微异常的有3996人，占45.2％；影响结婚生育的有588人，占6.65％。
王伟阳表示，如果男女双方均患有同类的遗传性疾病、精神性疾病，他们的后代发病机会就会很高。甚至能达到100％。因此，要预防控制新生儿遗传病的发生，婚检、孕检、新生儿疾病筛查三条防线缺一不可。
建议“免费”与“强制”并行
实际上，目前许多地方都尝试用“免费”来鼓励人们自愿婚检，有专家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4月，青岛市崂山区就在全国开了实行免费婚检的先河，随后这一做法被许多地方效仿，然而，这些城市的婚检率也只是达到20％～30％。
有医学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有必要将强制婚检作为过渡手段。
王伟阳建议广东省通过地方立法。将婚检作为结婚的前置条件，并实行免费婚检制度，所需经费由财政解决。这一提议得到了许多来自医学界的代表和委员的响应。
法律界争议声不断
相对医学界对于“免费强制婚检”的热情，法律界则多是反对声。广东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正伟表示，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体现了立法的人性化，保护了公民的隐私，赋予了公民更多的私生活自由。不婚检并不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用行政手段来干涉婚检与立法的人性化本意不符。
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北元认为，影响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原因非常复杂，如环境污染等，不一定都是取消婚检而引发。此外，“恢复强制婚检制度”的广东地方立法一旦出台，虽不与《母婴保健法》相冲突，但卸与《婚姻法》相抵触，其深层原因是《婚姻法》与《母婴保健法》相冲撞。他表示，按照法律“新法优于旧法”的精神，不能用过去颁布的《母婴保健法》来约束新实施的《婚姻法》。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初探 篇11
(一) 概念及制度的必要性
强制许可制度, 也叫非自愿许可制度, 指专利主管机关根据一定条件, 在不经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准许他人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法律制度。
专利制度的本质是授予发明创造人对其发明享有合法的垄断权, 同时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将发明公之于众。专利权人的这种法定垄断往往在特定范围的市场形成支配地位, 若专利权人利用这种垄断或支配地位实施非法限制竞争行为, 这就构成对专利权的滥用。
(二) 强制许可制度的发展
强制许可最早规定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但它的规定只是抽象概括的, 这为各国制定知识产权法留下了空间。在TRIPS协议中对专利强制实施许可制度有了进一步完善。我们可以看出, 从内容的范围和立法的严格性上, TRIPS协议对专利强制实施的规定比《巴黎公约》有了很大的发展, 为不同国家进行技术交流和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科技进步提供了保护框架。
二、关于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思考
(一)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价值
对发达国家而言, 强制许可制度本身有促使专利权人自愿转让技术的作用, 从而促进科学技术传播和应用。对技术和经济还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讲, 强制许可制度的最核心的价值是保护本国和民族利益而非威慑。我国应该充分的利用TRIPS协议和《多哈宣言》中赋予WTO成员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等条款, 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应该转变强制许可基本价值取向, 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 明确强制许可制度对我国专利保护的作用, 在杜绝和救济滥用专利垄断权的行为方面强制许可制度能发挥重要作用, 杜绝出现我国承担了保护专利义务的责任但却没有享受到专利技术权利的情况发生。
(二) 专利强制许可与独占许可合同发生冲突
强制许可制度最初是防止专利权人不实施专利技术, 到后来发展为防止专利权人不合理地阻止他人实施专利, 无论是哪个阶段强制许可制度目的都是促进专利技术的应用与实施。《专利法》第48条规定的强制许可是不以专利权人没有实施其专利为前提。这样就可能产生强制许可合同与专利权人和他人已经签订的独占或排他实施许可合同发生利益冲突。如果该项专利被强制许可了, 专利权人对独占或排他实施许可人是否构成违约?有人认为这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 如果因为强制许可的发生使专利权人承担了责任, 这反应的是公权力侵犯了私权一种现象。这种情况应该在批准强制许可时, 也变更独占或排他实施许可合同性质, 使之成为普通实施许可合同, 同时要求专利权人依照普通许可合同的标准收取许可使用费, 专利权人不得拒绝原独占或排他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提出的要求, 这样就能平衡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之间对于专利许可的利益。
三、完善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措施
(一) 法律移植注重本土化
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履行了加入WTO的各项承诺, 修改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 在强制许可制度方面基本与TRIPS协议保持了一致。我国为了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 强制许可制度采用了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但这并不利于保护我国社会公共利益, 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为此, 与本国国情相适应, 是我们进行法律移植时首先应该考虑的因素, TRIPS协议给予其成员国充分的自主权, 我们应该合法合理的利用, 使移植到我国来的法律最能与我国相适应, 为我国所用。
(二) 强制许可制度实施思维的转变
我国自从实施专利制度以来, 因为我国的强制许可立法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还有就是我国对于涉及到强制许可制度实施中的意识思维存在问题, 所以到目前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例强制许可使用的案例。我国强调强制许可的实质作用是劝阻和威慑。这种思维意识说明了设置强制许可的实质目的是为了促进专利权人积极实施其技术及传播与推广其技术, 同时强调对专利权人的威慑为了防止其权利被滥用。但是我国强制许可并没有真正起到劝阻和威慑的作用。因此强制许可制度目前最重要的作用绝不是劝阻和威慑, 而应该是在制定有完善立法的基础上实现其法律价值, 保护我国的专利利益和公共利益, 成为一把斩断专利垄断的利剑。
(三) 完善我国的强制许可制度立法
我国的立法强制许可制度建立时在防止和救济滥用专利垄断权的行为规定上需要更为灵活。因强制许可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更有利于发挥这一制度的保护作用, 我国应当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一些还含糊的问题, 对实施应该放宽权限, 加强法律在实践上的可行性。我国立法还应该注意配套措施的建立, 弥补我国在立法中重要制度如政府使用、制止滥用专利权等的缺位。
参考文献
[1]李洪江.论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与完善[J].知识产权, 2005 (4)
[2]刘斌斌.论专利制度下的独占与公共利益——以专利的经济功能分析为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