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档案价值（通用7篇）
史料档案价值 篇1
巴县婚姻档案是清代巴县衙门在行政管理和诉讼处理过程中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共计6000余卷。这些档案是当时当事直接形成的, 并不是事后根据记忆或者传言编写的, 具有图书、报刊和其他各种文献不能代替的特殊地位, 价值珍贵, 绝不亚于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和私家档案。它不仅是清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还是清代地方衙门的活动记录, 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佐证, 清代地方官府文书的珍贵样品[1]33。具体说来, 巴县婚姻档案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清代四川婚姻家庭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法律、社会关系的最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巴县婚姻档案中所记载的人和事比较具体, 人物的命运曲折坎坷, 向我们展现了丰富的生活形态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比其他文献更加生动, 更加具体, 更加值得研究。类似清代地方档案的最可贵之处, 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细致入微, 具体详尽, 鲜明逼真, 直接反映民间情况、基层情况的材料, 即所谓的微观材料[1]。这些微观材料展现给我们的是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 活灵活现的生活场景, 以及当事人各方斗智斗勇的博弈关系, 有利于我们对清代婚姻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和微观研究。
巴县婚姻档案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清代诉讼文书中纷繁复杂的文种及其格式特点、清代四川的好讼及相关的诉讼制度, 还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下层社会婚姻万象的真实画面:从嫁卖生妻档案中, 我们看到了官方的一再禁令与民间因穷苦而嫁卖生妻屡禁不止的矛盾和冲突;从孀妇再嫁档案中, 我们看到了清代不断加大节妇旌表力度与下层社会孀妇再嫁普遍存在的对立和统一;从犯奸档案中, 我们看到了因夫妻年龄差距过大、丈夫常年不在家、家庭穷苦等感情因素和经济因素所导致的各种婚外情;从卖娼档案中, 我们看到被卖娼妇女的凄惨身世, 她们大多来自巴县以外的其他地方, 被丈夫或其他人因各种原因而逼娼。正是有了巴县婚姻档案, 这些历史的真相才能得以再现。所有这些, 都是我们研究清代四川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依据, 也是我们探讨清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必要素材, 还是我们研究清代法律与地方实践之间联系和区别的重要样本。所以说, “清代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 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2]6。
2.与其他类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互证互补的重要文本。目前有关四川婚姻状况的文献主要有档案、地方志、笔记、小说、家谱等, 这几类文献可以相互补充。比如:在志书中介绍某位节妇, 就仅仅只有节妇的姓名等基本信息, 至于该节妇到底有什么样的事迹, 我们无从得知。但是, 巴县档案中有关节妇旌表的记载, 却对节妇的详细信息及守节事迹有非常细致的说明, 对我们理解清代的守节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巴县档案中每一个坊厢有关男女人口的记载, 可以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清代巴县男女人口的比例, 对研究嫁卖生妻、孀妇再嫁、通奸和卖娼之所以如此盛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巴县档案中有关育婴堂女孩死亡人数的记载, 亦可以作为研究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重要证据。而这些生动而翔实的资料, 却是在志书、小说、笔记等文献中无法找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现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的张我德先生曾对巴县档案的价值有精彩的评述:“ (巴县档案) 不但可以补充、订正一般史书记载的疏漏和错误, 而且还可以使我们能够在历史研究中探索不少新的领域”, “比起高级衙门的档案, 基层机关对这些问题的反映更具体, 相对说也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相比清朝中央政府形成的刑科题本, 类似巴县婚姻档案的州县诉讼档案更接近地方实际和历史真相, 更能直接反映清代州县的民间百态、基层情况和衙门运作。相比清代的会典、则例等官书, 州县诉讼档案也更符合实际, 因为官书上的记载并不等同于地方的具体执行情况。相比以“官箴”为主的文献 (含各种清代私家笔记) , 地方档案的记载也更为真实, 如果没有档案的佐证, “官箴”等类文献的记载也不可轻信。相比各类官修志书, 巴县档案的记载也更值得信任。比如有关清代巴县人口的统计, 志书中的记载并不是自然人口, 如果我们错把《巴县志》中的记载当做了巴县的自然人口, 可能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就偏离了实际。
另外, 对巴县婚姻档案的某些研究结论可以与郭松义等人对全国婚姻关系的研究相互比较, 比如郭松义对清代各省女子的平均初婚年龄进行研究, 四川省统计人数1614人, 平均初婚年龄16.87岁;贵州省统计人数388人, 平均初婚年龄16.79岁[3]211, 笔者根据巴县婚姻档案所记载的女子初婚年龄进行统计, 得出清代巴县女子平均初婚年龄为16.68岁, 与郭松义对四川的研究吻合。
3.研究清代诉讼文书的文种、书写格式及特点、文书制度的极好案例。巴县婚姻档案, 还为我们研究清代文书学提供了很多极好的案例和珍贵的样品, 对丰富文书学和档案学的理论也很有意义。从巴县婚姻档案中, 我们可以看到多种类型的状式类型, 有告状、禀状、诉状、息状、保状、结状、哀状、领状、恳状、限状、存状等等, 它们的书写格式各不相同, 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还呈现出一定的变化。我们还可以看到“署四川重庆府巴县氏开县正堂加三级纪录无辞又军功加四级纪录一次随带马”这样超长的职衔, “须至牌者”、“此札”这样的文种表达, 以及“右札巴县准此”这样的受文者表达。在巴县婚姻档案中, 照样有清代文书中常见的抬头、避讳等书写规则, 尤其是巴县档案中常常出现的“大老爷台前”几个字, 在抬写时使用了双抬甚至三抬, 表现出地方衙门的气焰和威严, 对我们理解清代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老百姓在知县大人面前身份的卑微和渺小, 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感叹地方衙门在公文书写的实际运作上, 与清代官方规定的较大差异。
4.研究清代律法规定与地方衙门案件审断实践差异的直接样本。关于婚姻, 清代律法中有比较详尽的规定, 其中还有若干条律例, 将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考虑到了, 并且都作了相关的规定, 可谓“细致”。但是, 通过对巴县婚姻档案的研究, 我们发现, 地方州县在案件审断时, 并没有完全按照律法的规定行事, 与律法的规定差异较大。清律中对违反婚姻各条规定的处罚一般都比较重, 但是知县在处理具体案件时, 往往没有完全依照清律的规定来执行, 处罚都比较轻。应该说, 知县断案时情理因素的影响是远远大于法律因素的。影响知县审断的因素主要有:妇女丈夫的态度, 知县本人的原则, 案件的具体情况, 当事人对审断结果的接受程度等等。如果知县想要丈夫将妻子领回团聚, 但是丈夫坚决不同意, 知县一般都会尊重丈夫的意见。有多个案例表明, 知县将妇女发交官媒之后, 如果妇女娘家人或者夫家人具哀状求情, 要求将妇女领回另行择户或是回家抚养孩子, 知县大多会同意。另外, 不同知县在处理同一类案件时, 其判案的轻重是不相同的, 体现出知县本人的阅历、好恶、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案件审断的重要作用, 尤其在对犯奸类案件的处理上, 不同知县在审断时的差别很大。
5.研究清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素材。清代诉讼制度中的抱告制度、官代书制度、差票制度等, 在巴县婚姻档案中也有直接体现。但是, 这些制度在档案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 显示出档案中具体案例的灵活多样和贴近实际。已有研究成果认为, 妇女只有关于谋反、叛逆、杀伤、盗诈等重大刑事案件的独立起诉权, 有关家庭、家族之事, 一般不得作为“状首”起诉, 只能由夫、父、兄、子之类的男性“抱告”代诉, 代为出庭。在巴县档案中, 有妇女因为细故而独立起诉、没有抱告的案例, 知县在审断时并没有过多苛责。已有研究成果还认为, 司法审判尽量避免传唤妇女, 因为封建社会禁忌女人抛头露面, 妇女在众目睽睽下受审则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在巴县档案中, 大量案例显示妇女在开庭审判时被传唤。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清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素材。同时, 我们还看到了官代书戳记的不同样式, 以及戳记在状纸中的不同位置, 对研究清代的官代书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6.借古鉴今的生动案例。通过对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的研究, 可以探寻今天民间依然存在的各种不良婚姻形态和婚姻观念的思想根源, 为相关主管部门的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清代巴县民间的婚姻形态和做法与官方法律《清律》中有关婚姻的规定有诸多背离之处。比如禁止早婚、禁止嫁卖生妻、禁止典妻等, 虽然官方有明确规定, 民间因为多种原因仍然普遍存在。这些思想观念在今天也没有消失, 依然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 比如, 农村普遍存在的早婚现象, 婚姻论财等等。另外, 在卖娼类档案中, 妇女卖娼者绝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来渝之人, 她们被丈夫、公婆或者养父母、本生父母逼娼, 产生了一系列的纠纷和诉讼, 知县也对这些妇女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较为合情合理的审断。这些案例给我们今天的流动人口管理和城市治安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综上所述, 巴县婚姻档案作为一种档案文献, 相对于其他文献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 它是当时当事客观形成的历史记录, 具有原始记录性, 而且档案记载更贴近情理与历史真相, 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档案文献的缺陷所在。档案中当事人的说法可能有若干个版本, 前面的告状、诉状和禀状与后面的供状和结状在事实描述上有较大的差距, 有时甚至完全相反, 夸大案情、捏情诬控者比比皆是。因此, 笔者认为, 在分析具体案例的时候, 要做到以供状、结状为主, 辅以告状、诉状、禀状及其他材料, 尽量更为客观地还原事实的真相, 更为清楚地认识当事人当时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历程以及真实意图。此外, 档案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书吏为了使行文更为流畅, 更符合标准, 而将堂审记录进行润色、修改、裁剪等情况, 使得档案记录能够天衣无缝, 达到或者符合一定的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所以, 我们要客观地看待档案文献中的记载, 善于从中存真去伪, 带有批判性地去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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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军旅诗的档案史料价值 篇2
一、抗战将军诗的档案史料价值
由于抗日战争投入的兵力之大, 形成了中华民族全民参战的局面, 一批抗日名将脱颖而出, 成了民众各界的关注焦点, 冯玉祥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位抗日名将。冯玉祥将军不仅征战四方铁血抗战, 而且颇具文人情怀, 擅长把战争中的见闻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 创造了军旅诗这种文学样式, 成为抗战军旅诗的代表诗人。在冯玉祥创作的为数众多的抗战军旅诗中, 不仅有表现爱国热情、民众苦难、将士铁血的诗篇, 还记下了一些特殊的事例。如《日本伤兵》一诗中写道:“日本兵, 来打仗, 最堪痛苦是受伤。受了重伤无处运, 挨苦等死口里嚷。嚷的头目无奈何, 一枪使他把命丧。……受了重伤还未死, 采起木架就火葬。”[1]143这种惨无人道的场面, 只有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者才能记录下来, 因此完全可以作为日本侵略者丧尽天良的明证。又如《女军人》中云:“深夜乘汽车, 吴县到嘉兴。途中多桥梁, 看守多女兵。戎装颇威武, 大刀持手中。气概不平常, 态度至镇静。窦店亦有女哨兵, 年轻不过十余龄。见敌行将进村庄, 发枪射击不容情。打死一个伤两个, 勇武堪称女英雄。”[2]143此诗通过十几岁的女子参加夜战的情形, 记录下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悲壮, 因地名的准确, 可与其他史料相互对应, 因此真实感极强。又如《三烈女》一诗云:“胡氏三女, 投水自杀。助父抗战, 减少牵挂。”[2]214此诗作于“饭时的农家”记录的是冯玉祥行军途中见到的情景, 从诗中来看, 抗战时期民众的生活相当艰苦, 随处可见衣食无着的情况, 但民众仍然不缺乏生活的乐趣和信心:“大石搭做饭桌, 旁坐祖母孙孩。孙儿呆看盘中, 祖母手拿碗筷。饭食多么粗劣, 只有煎饼数块。”此情此景, 虽然让人心辛酸不忍, 却又激起了冯玉祥保家卫国的责任感, 所以他痛下决心:“我国如不抵抗, 亡国惨痛难挨。先要打倒强暴, 方能民实国泰。”
陈毅将军作于1937年的《寄友》诗, 是怀念近两年里几位牺牲的战友, 诗前有一小序颇有史料价值:“1937年春, 日寇策动侵华日急,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清剿日急。余碾转游击于五岭山脉, 时红军主力西去秦陇, 消息难通, 而阮啸仙、贺昌、刘伯坚同志相继牺牲。”[2]从这段小序中, 可见共产党正处于日军与国民党的双重残酷清剿之中, 红军主力辗转于秦陇一带, 通讯困难, 生活艰苦。诗中提到的阮啸仙、贺昌、刘伯坚等三位烈士, 都是中共重要领导人, 并在这一时期的激烈战斗中先后壮烈牺牲, 所以陈毅将军在缅怀先烈之时, 记下了这些战地实况。
李兆麟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 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作于1938年的《露营之歌》曾是一首传唱于东北抗联的军歌, 这首诗记录的是李兆麟将军与抗联战士们餐风饮露的野营生活, 还有抗联战士的乐观精神, 完全可以成为研究抗联史的重要资料。
杨靖宇将军的《四季游击歌》创作于1933年, 1933年杨靖宇在吉林省磐石县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南满游击队, 连续打了好几个胜仗。为了鼓舞部队士气, 杨靖宇特创作了《四季游击歌》:“秋日里游击精神分外爽, 打日贼, 杀走狗, 计策最优良。……雪地里游击我们有特长, 穿踏板扶长杆, 不用喂马粮, 登高岭走洼甸地, 步履比马快, 赶走日本强盗者功垂霄壤。”[3]171歌中记下的冬季战士们用雪耙犁代替马匹的细节, 具有典型的史料性质, 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
二、下级军官和抗日战士诗歌的档案史料价值
1938年, 冯玉祥出资创办通俗文艺刊物《抗到底》, 由老舍、老向与何容任主编与编辑, 《抗到底》1938年l月l日创刊于武汉, 从第十五期起在重庆出版发行[4]125。冯玉祥在《抗到底》发刊词中痛斥日寇之害, 对全国知识青年发出投笔从戎的号召:“当欧洲大战时, 英国剑桥大学有百分之九十的学生投笔从戎, 百分之十因体质关系去参加后方工作。……他们的青年人人以战死沙场、捍卫祖国为荣。这是英国人能以胜利的原因。……我希望全国青年多努力做艰苦困难的工作。”[5]2为激励更多的知识青年参战, 《抗到底》杂志的1938年第1卷3期为“抗日负伤将士作品专号”, 特开辟有汉口医院受伤战士的诗文题词专栏。这些在汉口战地医院养伤的前线志士, 用饱含深情的文字, 记录下抗日前线战士的心声。如陆军第十师五十九团九连罗得胜诗云:“倭寇横行, 世人所恨。此次负伤, 得蒙疗治。女士为国, 急公好义, 他日灭寇, 共享太平。”七十八师四六四团第三连连长李衡阳诗云:“负伤归来, 度日如年。难为高情, 时来周旋。刮骨疗毒, 恩同二天。爱国良模, 同胞共瞻。”七十八师四六七团一连排长谢登洪诗云:“倭寇猖狂, 侵我国土。皇皇华胄, 一致御侮。负伤来汉, 多感看护。伤愈参战, 努力杀寇。灭此朝食, 恢复故土, 扬我国威, 党旗飘舞。”[6]18这些诗句都有着一心报国的忠诚, 还有对战地医院的工作人员的称赞。这说明受伤战士和下级军官在汉口战地医院里受到的细心呵护和周到的治疗, 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后方民众对前方壮士所表达的最直接的关怀。因为人名地名的准确, 这组诗句具有相当真实可信的档案价值, 可以作为战地医护的工作史料或抗战文学资料来保存利用。再者, 从上面那些文雅工整的诗句来看, 这些壮士可能参军之前都是读书的知识青年, 战火烽起之时他们参军报国, 成为一名下级军官, 活跃在抗战第一线。特别具有史料价值的是, 该栏目记录了第十师五十九团一营三连排长郑有余的亲笔手书诗, 诗云:“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巾帼英雄, 毁家救国。刮骨疗毒, 此生难得。聊贡片言, 以志书帛。”[6]18此诗不仅措词文雅, 对仗工整, 押韵整齐, 用典准确, 具有饱满的报国热情与感恩之心, 而且那手漂亮工整的钢笔字, 遒劲刚健, 笔锋走势有板有眼, 颇具书法功力。由此推测, 郑有余壮士一定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生, 也许还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当国家危难之时, 郑壮士投笔从戎, 成为一名战斗在炮火中的英雄。而这些前方战士的诗句与文字, 不仅成为当时抗战年代里的精神动力, 更成为后世最难得的档案史料, 记载下了许多正史所不具备的信息, 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士兵的素质。正如本刊在编后记中所言:“‘上马杀敌, 下马草露布。’这是古来名将所难兼备。现在我们的战士, 兼备这两个条件的太多了。这由本期的作品就可以知道。这里有热血换来的经验, 有战场上活跃壮烈的姿态, 有唤醒同胞的大声疾呼。”
三、抗联战士诗的档案史料价值
东北抗日联军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十四年里, 东北抗联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的兵力, 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东北抗联战士的斗争环境和内地的抗战不一样的是, 他们除了要对付凶残的日寇之外, 还要对付冰天雪地、粮草缺乏、交通阻隔的艰辛, 因此, 东北抗联战士需要有坚强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从研究东北抗联史的角度来看, 东北抗联战士诗是记录当时抗联战士的生活、战斗、爱情、家庭、军民关系等重要信息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于是一些在东北地区工作的文史工作者, 通过多年的走访, 收集到了一批颇具史料价值的抗联战士诗。如《没有棉衣怎么办》一诗云:“就往鹤岗市里干, 离那不过二百里。到那打死站岗的, 破开军库取棉布。兆麟将军把头点, 战士个个都称赞。选个夜里出了营, 天还不亮就回还。”[7]21这是抗联战士经历的一次争夺军需品的战斗, 可能早已被历史淹没, 但在这首朴素的小诗里, 后人看到了抗联战士的机智勇敢和神速。又如《被服厂》一诗云:“被服厂, 进了山, 机器轮子转得欢, 姐姐妹妹把活做, 做好衣战士穿。穿上新衣多神气, 英勇杀敌干得欢。”说明当时的抗联被服厂正随着抗战形势的严酷搬进山林, 被服厂已有了简单的缝纫机, 妇女也早就掌握了使用这种机械的技术, 所以才能“机器轮子转的欢”, 高速度、高质量地为前线战士生产出棉衣。《军医院》一诗所记下的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原木楞墙盖得好, 砍来木枝搭起床, 能养伤病能睡觉。军医院, 能人多, 能治伤病能制药。采来野药开药厂, 治病比洋药更见效。”[7]17从诗中既可以看到抗联医院的简陋条件, 想象出抗日战争的艰苦, 同时也可以看到医护人员的智慧和战士们的乐观。
总之, 在抗日战争时期, 军旅诗以其短小活泼的形式, 通俗可读的内容、方便快捷的传播效应广泛地流传于部队与民众之中, 既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任务与战争形势, 又真实地记录下了抗战历史, 形成了极有价值的“抗战诗史”的局面。
摘要：抗战八年, 中国有560万热血男儿奔赴抗战前线, 其中有148万军人阵亡, 220余万军人负伤。中国军人以碧血丹心救中华于水火的同时, 也用赤子情怀写下了一首首感人的诗篇, 这就是抗战“丘八诗”产生的时代基础。
关键词：抗战“丘八诗”,档案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弗伐.冯玉祥诗选[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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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玉祥.民国二十七年元旦献词[J].抗到底, 1938 (1) .
[6]重庆[J].抗到底, 1938 (1) .
杭州市举办交通档案史料展 篇3
国庆长假过后, 杭州市民讨论最多的就是即将开通的地铁1号线。地铁1号线的开通将标志杭州进入了地下轨道交通时代。除了地铁1号线的开通, 杭甬高速铁路、杭宁高速铁路和杭州火车东站枢纽等也将在年内相继开通, 可以说2012年, 是杭州交通建设发展的“大年”。为了更好地展示杭州交通的发展历程, 杭州市档案局 (馆) 借此契机举办了《杭州交通档案史料展》, 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眼球。
本次展览以镜框与展柜的形式共展出杭州历史上水运、公路、铁路、航空和城内交通等方面的档案或实物原件近400件。所有展品系杭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赵大川、徐正国等个人收藏品。展品内容包括档案、地图、书籍、票据、证章、重要文件等。展览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清代中期的手绘《京杭运河全图》全长8.16米, 宽0.225米, 北起北京, 南至绍兴, 对运河两岸之州府县、水闸、堤坝、山川、河流湖泊和名胜古迹都有详尽的绘画, 反映了京杭大运河的恢弘气势。此图的传世, 为研究中国地图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对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河湖变迁和运河水利工程等都具有非常宝贵的参考价值, 对“大运河申遗”项目也具有重要作用。《咸丰六年 (1856) 黑桥官牙船契》是目前保存的最早的杭州船契, 体现了杭州水运的繁荣。此外, 还有极富时代特色的杭州各时期的交通地图、票据、证章和各类牌照, 不少均为珍品, 存世不多, 能勾起好几代人的回忆。
口述史料的价值窥探 篇4
在科技史研究中, 史料应首当其冲。更要注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 不能也不应该忽略口述史料的价值和意义。但是, 长期以来, 科技史的研究仍以文献和实物史料为主, 口述史料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搜集和整理口述史料, 挖掘蕴含于其中的历史意义, 让沉睡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活跃起来, 通过转换、调节, 达到提升的目的, 具有重要的价值。下面, 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
一、科技思想的传播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口述文化传统的国家,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如歌谣、谚语等, 为了便于记忆和流传, 在语言上非常考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这样高度评价过民间口传谚语之价值:“一个民族的天才、智慧和精神寓于它的谚语之中。”[4]382谚语是最实用的大众语言, 融诗情、画意和哲理于一体, 在人民群众的世代传颂中, 千锤百炼, 成为各族语言的精华, 它措辞凝练简洁, 寓意精辟深邃, 是在民间流传的至理名言。有些是通过长期实践提炼而流传下来的, 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 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对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易在大众中传播, 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大众化。
我国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 古代人们为了预防地震、减小损失, 发明了一些简单的测震工具, 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测高用尺, 测震用摆。”从力学的角度来看, 欲从一个运动系统中确定自身的运动状态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地震发生, 万物都处在剧烈的晃动中, 想要找到在地震时保持相对静止的参照物来记录地面振动的大小、方向、轨迹和方式, 更加困难。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地震仪是英国的米尔恩、格林和尤因等人于1880至1992年发明的, 它完全是一个单摆, 吊绳长6米, 摆锤重25公斤, 用三根钢丝吊起来, 通过机械杠杆进行地震记录。单摆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当外力不是作用在摆锤上, 而是作用吊绳的顶点时, 摆的运动方式就完全不同了, 由于摆的惯性作用, 即使顶点出现快速的振动, 摆锤也会保持相对静止不动。当支架与地面紧紧相连, 而且摆的固有周期远远大于地面的振动周期时, 这个位移量恰好等于地面的运动量, 所不同的仅仅是方向相反。人们终于根据惯性原理找到了能在地面振动时保持相对静止的参照物———摆。这个认识的获得, 是个了不起的发现。若从张衡算起, 整整经历了1760年的探索历程, 虽然近百年来, 地震学经过了几次革命, 但是摆的利用仍然是测震技术的核心, “测震用摆”是历史的结论, 它言简意赅, 易记易传播, 蕴含着深刻的科学思想, 也为后来的地震测量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我国古代在农业生产中也流传着许多谚语, 当时人们以一种非常押韵的口语化方式总结了具体的农业生产经验, 这种方式易于记忆, 便于掌握, 有利于世代传承。如:“清明雨水下终飞, 惊蛰春分浸谷时, 清名加秧谷雨插, 立夏插田人笑迟”;“深耕加一寸, 顶上一茬粪。耕地深又早, 庄稼百样好。秋后不深耕, 来年虫子生”等, 即使今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古代流传下来的谚语史料, 也蕴含着一定的科学原理, 它们的创编、记忆、表演、流布和保存, 体现了我国口述文化的博大精深, 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智慧, 从中我们不难窥探一些有价值的科学思想, 对现代的农业生产活动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谚语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的限制等原因, 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验证, 已经不准确了。如流传在山东济南的一句天气谚语:“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后经山东省气象局反复验证, 虽然八月十五云遮月, 但正月十五不一定雪打灯。因此, 我们要注意采取科学的态度, 合理取舍。
二、弥补文字、实物科技史料之不足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 没有文字的历史所占的时间很长, 如朝金戈先生所说, 如果将人类发展进程看作是一年的话, 那文字的发明还只是12月下旬的事。“在文字发明前, 人类的历史大致是通过口述的方法传承下来的。”[5]100人类的早期, 人们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与神奇, 迸发了许多思想的火花,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文化渐启, 文字既出, 各种文献资料也纷纷出现, 开始了文字记载历史的时代。然而, 人类的童年时期留给我们的有形资料毕竟匮乏, 古代史家撰史, 仍然大量利用口述史料, 时愈古而愈显其重要性。《论语·八佾》中说:“夏礼, 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殷礼, 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6]90由此, 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文献资料不足的情况下, 口述史料有很大的优越性。
远古时期没有文字记载, 人们依靠大脑记忆, 口头传承了许多科技思想。即使到了文字发明了以后, 虽然它改变了人们记载历史的方式, 但由于政治、军事等原因, 很多文字文献被毁。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孔子作《春秋》时搜集的120国史书, 几乎全部被毁, 只剩下一部《鲁史》,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先秦史的时候, 就广泛搜集口述史料, 严加考订。今日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科技史, 除了考古文物发掘以外, 那些口头传承下来的科技史料, 在经科学地考证分析以后, 仍然是文献资料的有益补充,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外, 中国古代, 也有许多家族和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存、繁衍和迁徙的过程中, 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家族文化和民族文化, 有些也包含着珍贵的科技思想, 但相关的文字记载很少, 那些在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歌谣、谚语等, 在人类已进入现代文明的今天, 它们仍然能够发挥它特有的作用。“从深层次的角度说, 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有充足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两者必须结合起来, 以达到印证和补充的双重目的。”[7]
随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科学史建制化的完成, 科技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有内在论和外在论之分, 分别从历史、科学哲学、社会学和科学的各个角度来审视科技史。受历史研究“文字中心论”的影响, 科技史研究长期以来把目光投向文献和实物史料, 口述史料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墨守成规的旧有模式。只注重文字史料的科技史研究是一种单维度的研究, 是一种研究主体对文献史料的单一建构, 这种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的研究范式忽略了直接做出科技成果的活生生的人的亲自感受、体验。通过与科学家、工程师、民间人士面对面的接触和了解, 运用访谈方法所获得的口述史料, 改变了科技史家单一建构科技史的模式, 使科技史工作者走进科技史的主体之中, 既是研究者, 也是参与者, 体现的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是一种研究者和受访者的双向建构。相对于文献科技史料而言, 口述史料的获得具有鲜明的特色。如果说文献科技史研究者是在不变的文字史料中“寻找”科技史的资料凭证的话, 那么口述科技史研究者就是在活生生的受访者那里“挖掘”活资料, 其结果不仅与受访者有关, 也与口述史料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息息相关。
以上谈到口述史料的一些有意义的价值, 但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并不是逃避口述史料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由于口述史料的获取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上的, 而记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 既包含着事实, 也包含着想象。一些人认为, 提供口述史料的人在回顾往事的时候, 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 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后来经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尔说:“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 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8]141但是文献史料的记录者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主观、政治和文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也很难做到严格意义上的客观。从这个角度来说, 文字史料并不一定比口述史料更可靠。
因此, 在一定条件下, 口述资料反而比文献资料更加真实。对口述资料的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过程, 有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把口述的方法引进到科学史的研究中来, 同样也面临着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问题。我们承认口述史料的价值, 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关于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资料, 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科技史的本真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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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档案价值 篇5
清朝档案史料的编纂和发展过程, 深受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古代档案史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影响, 而且还跟清朝的政治与经济繁荣形势紧密相连。中国历来重视博古文化与民族传统意识以及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这些对于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虽然清朝政府统治属于少数民族崛起的关外地区, 但是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 他们也跟历代封建王朝一样, 本着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对中华历史的责任感, 全都为本朝的档案史料编纂注入了自身极大的热情。作为历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与政治思想、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全都密切相关[1]168。清朝档案史料的编纂工作, 深受清朝三百年历史不同阶段的社会因素与统治者所运用的相关政策影响, 这些都跟清朝的政治思想与经济发展相呼应, 并详细记载了清朝发展与演变的每个阶段。
二、清朝档案史料编纂论述
1.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对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历史演化进行介绍, 处于不同阶段的史料编纂工作, 其官办与私人的发展态势会有很大差别。首先, 清政府入关之初的首创阶段。在此阶段, 清政府模仿汉族政权统治制度来实施档案史料编纂工作, 比如实施文书档案工册抄汇与实录的编纂工作。其次, 于康熙十七年直至乾隆、嘉庆的鼎盛阶段。清朝于政治局势稳定以及社会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 官办档案史料编纂受文治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大, 到乾隆、嘉庆阶段发展至鼎盛时期, 是以模仿历代王朝统治制度发展到清朝特有的官僚统治体系制度。再就是从道光时期直至清朝统治没落阶段。此阶段深受西方列强持续入侵以及封建社会制度固有的支配定律的影响, 清朝政府统治也就逐渐趋于没落和衰败, 直至最终灭亡。
2.清朝档案史料编纂的机构模式。清朝的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人员可以分为官办与私人两种。在乾隆、嘉庆时期之前, 因为官办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异常频繁, 不单单指编纂组织机构称谓繁杂、参与人数众多、职能与职责的差异性, 而且其编制的建立也是在模仿历代王朝旧制, 从入关前组织机构模式向多元化组织建制发展的漫长过程。官办档案史料编纂组织机构属于清朝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2]44。概括来讲, 此编纂组织机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 从清政府到地方府衙的档案编纂机构以及史料档案管理处, 比如清廷六部、汉档馆以及寺院衙门的清档馆。第二, 清政府对于史书的修撰机构, 包括对档案史料编纂实施监督管理的抚台衙门, 主要有内阁、翰林院以及钦奉上谕处等。第三, 专办或兼办档案史料编纂和出版的修书组织机构, 具体可以分为起居注馆、方略馆以及修书办等政府长期设立的修书府衙, 另外还有实录圣训馆、会典馆以及则例馆等非政府长期设立修书机构。
3.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成就概论。从实际角度来看, 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和档案史料编纂官员等, 他们于档案史料编纂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不但对当时的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并且至今还具备极强的实际借鉴与参考价值。清朝的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成就卓著, 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编著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数量可观的档案史料汇编。就其种类而言, 此类档案史料汇编大体可分为六大类, 主要有资料抄录档册、档案史料汇编、年史档案汇编、专题档案汇编、律法档案汇编、诏令奏议类档案汇编。这些档案汇编明确了清朝档案史料编纂的根基所在, 而对于此类汇编的编纂一直发展至清朝末期, 成为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纂修项目, 这些都为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清朝档案史料汇编分类
1.汇编概论。清朝历经三百年的历史, 总共对十一位皇帝进行了十二部编纂实录。在嘉庆之前, 全都会为前朝所编纂的实录进行详细的修缮工作, 最终还保留了多种文本形式。清朝的官私修纪略与方略共有百余部之多, 其内容所涉及领域非常广泛, 大体可分为: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与农民起义, 平定统治阶级内部与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对外族的交涉和战争等。在清朝私修纪略与方略中, 少数属于档案史料汇编, 其他多为作者宦海仕途所记载的风土人情实录, 这些都不在档案史料汇编之列[3]91。
2.会典馆、实录馆及方略馆。清朝官方为编纂工作设立了会典馆、实录馆与方略馆。此三馆中都有满汉之分, 其中具体设立了总纂处、翻译处、誊录处、总校处等编纂业务部门, 另外还加设了文移处、书库、纸库等辅助机构。因为会典馆需要提供会典图的绘制与编纂工作, 所以为其增设了画图处。另外还设有会典校勘处与贴黄处等, 为的是要与武英殿修书处办理会典刊本的校对和刻印等事项。清朝没有设立专职官员, 这就明确了编纂机构内各级官员全都是由相关衙门官员所兼任。实录馆与会典馆的各级官员全都是在开馆之初视自身需要从六部、翰林院以及寺院衙门中临时调用的, 书成闭馆后所有官员照例还是回原衙门任职。而在方略馆中, 总裁官员多由军机官员所兼职, 馆中收掌、提调、纂修等事务大多由军机官员在军机处调派, 而翻译、供事、校对等事务则是由内阁、翰林院等衙门调取官员来兼任。为保障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顺利实施, 馆内对于总纂官以及收掌、供事、提调等事务全都明确了职责范围, 而对于校对、翻译、协修、录入等职责也都明确了相关功课数量。为加强编纂管理事务, 馆内还严格制定了详细的考核与奖惩制度, 具体可分为功课催办、功课领办、定期考核、奖惩、颁赏以及功过记录等。此项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就是为了达到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实际需求。
3.史料来源与构成情况。在所有史料汇编中, 经世文编材料可分为史料档案与体裁文章两部分, 而其余汇编材料则是由所有的官私档案文件所构成。如方略辑入材料主要包括谕旨、奏章、地方公牍、信函和文电。奏书则是以官员奏折、题本、电奏以及为数不多的皇帝谕旨和往来文书所构成, 汇编中所录入的史料文本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 其中主要取材自府衙内部所保存的档案文本以及抄录的文书档册、臣工奏书、官私史籍和官私档案史料汇编等。对于官修档案史料汇编而言, 所有录入的文册大多是在编纂过程中不断从内阁大库、方略馆大库以及各级衙门所征调而来的, 并且在此过程中还建立了一套完整有序的征调制度。
4.汇编结构、转录及编排体例。在所有汇编中, 康熙以前的编纂方略和实录不加入附件文本与开卷正文, 而其余的任何汇编全都是由正文和附件文本所构成。官修汇编的附件文本结构具备较好的统一性, 通常是包括御制序、表文、目录以及纂修官员衔位等[4]183。而私修汇编的附件文本所涵盖的内容就会有较大差异, 往往都是以序言和目录为主。在编排体例中, 其实录完全是按照编年纪方式来实施编排的。会典则是在康熙与雍正两朝例、典合二为一的, 自乾隆时期开始就把例、典分别对待, 而嘉庆时期则是例、典、图各自成书。会典正文全部按照衙门、衙内机构以及相关事宜三方面来分类编排。会典事例在衙内机构和相关事宜下按照编年论述来编排。私修方略史料通常是依据时间顺序编排, 个别史料则是依据自行标准来分类编排。奏书的编排最为复杂, 可分为分卷编排与不分卷编排两种, 分卷编排又有时间顺序编排与自行标准层次编排之分。经世文编往往是按照内容来分别设定纲要与目录, 然后再进行分类编排, 然而所有经世文编的纲要与目录在层次设定及数量多少等方面都各不相同。
清朝官私两方在正文的审批和录入方面, 都对汇编谕旨、时间、题奏文书、官员衔位以及史料记载顺序等有着明确的规定, 这也就充分体现出封建制度所特有的时代象征性。另外, 所有汇编材料在审批和录入形式上都存在较大区别。例如奏书, 大多是提前拟定档案文本标题, 个别的只是注明时间与作者, 有的只是转录皇帝批文, 更有甚者其正文也有所删减。
四、基于清朝档案史料编纂的简要评述
第一, 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属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档案史料编纂的总汇与传承, 在继承我国历代档案史料编纂理论实践经验的同时, 也使其求存创新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5]77。第二, 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所涉及领域非常广泛, 这也使得其汇编成果种类繁多。因为在其编纂工作中引用了许多翔实的档案历史资料, 所以汇编内容异常丰富, 并且保留了详尽的叙事过程, 这就使得清朝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得以有效体现。第三, 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在传承历代各项制度的同时, 还将自身的实践工作结合进去, 并且持续加以修缮工作, 并且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可以概括档案史料编纂的每个层面, 这也为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 并且为如今的编纂工作保留下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 这些都对后人有极强的参考借鉴价值。
摘要：清朝时期的档案史料编纂管理, 与我国历朝档案管理的工作成就是密不可分的。此类成就涵盖了档案史料编纂经验积累、档案史料编纂思想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等等, 这些都给清朝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清朝档案,史料,编纂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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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档案价值 篇6
一、外侨与“外侨异动”的建构
在中国古代没有“外侨”一词,但有“外”和“侨”这两个字。《说文·夕部》:“外,远也。“”[1]202外”的本义指外面、外部,与“内”或“里”相对,引申为关系疏远、感情上保持距离之意,如“外人”、“见外”。“侨”是形声兼会意字。《说文·人部》:“僑,高也。从人,喬声。”“侨”的本义为人踩高跷,后借指寄住异地,如“侨居”[1]61。“外侨”一词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及国籍法的实施而出现的概念,指的是持有其祖籍国所颁发的合法证件,侨居他国的外国人。广义的外侨还包括无国籍人员、国际难民等特殊群体[2]47。民国时期大理的官方档案中,出现“外人”与“外侨”并用的情况。“外人”并非指外地人、外省人。抗战时期,云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众多云南省外的学者、艺术家云集,但在公文中并无记录。而民国时期颁布的《中华民国关于外人护照签证办法》《中华民国境内外人出入及居留规则》《中华民国境内停止外人通行游历居留办法》《外人护照查验办法》《外侨出境登记办法》等法规中,“外侨”与“外人”同时并用,由此可判定,“外人”特指“外侨”。官方档案用“外人”称呼“外侨”,更为明确地传达了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对“内”与“外”的一个划界,实质上是对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划界。这种划界据于以下缘由:一是体现了涉外关系中内外有别的原则。强调政府工作人员须增强敌情意识与保密意识,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高度,防范各种可能的情报收集或窃取活动。二是将“外人”与“外侨”作为同等的范畴使用,还有设定文化边界与民族边界方面的考虑。中原文化在历史上就有“夷夏之防”的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被视为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凡与中原文化有明显差异的异族,均是须加以提防、排斥、排除的对象。历代王朝为缓解“内”与“外”紧张,总是力求将“外”变成“内”,采用手段有文化教化、移民、和亲等。这种用同一性去化解异质性可能带来的紧张是传统文化中较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在官方档案中使用“外人”这一称谓,实则是国人“夷夏之防”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三是以“外人”明确“我们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强调内外有别,既是为了强化边疆各族人民的国民意识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为了迎合抗战时期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在民国时期的档案中,“外侨”是中国在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建构的一种身份认定。因而,对这一群体的认同与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权力与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包括与之相关的“苏侨”、“敌侨”、“友侨”、“德侨”、“日侨”等称谓,也是经由特定视角、立场、观念有意选择的结果。
何为外侨异动?在大理州档案馆保留的《外侨异动处理办法》公函开篇即说:“一、为明瞭各地外侨异动情形以便监护起见特拟定本办法。二、此种外侨异动系指右列事情。1.户口或社团之遣返;2.个人或团体之行动;3.国际之变更。三、凡外侨住在地各市县政府均须指派保甲长负责监护如有异动应立即报告各该市县政府。四、各市县政府、报后应即填具外侨异动通报表(对上政为报告表如附式)通报其所往之市县政府,并于二十四小时内递呈本会及分送宪兵司令部查核其情节重大或时间急迫、应用电话或电报先行通报及呈报。”[3]《外侨异动处理办法》对“何为异动”的说明,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规范权力的行使,通过规范化构建起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控网络。民国时期大理县上报的“外侨异动情形报告单”包括姓名及名称附原文、国籍、职业及所属机关、异动情形、监获情形、备考等内容。因此,“异动”有多层意思,既有异地的迁移、流动,也包括了离开居留地的行动,还有是否有异常的行动、举动之意。每月呈报的“外侨调查表”及“外侨异动情形报告单”使个体在权力监控的网络经纬间循环流动,并成为追踪、记录、汇编和保存先前观察和检查结果的历史档案。
二、政界和军界外侨的异动情形
抗战后期的“现有外侨人数统计表”样表中,曾附说明:“本表以现有外侨为限,驻在之外交官或军人等除外。”显然,“现有外侨”并不包括活跃在大理的外国援华军人、技术人员、工程人员,尽管他们也属外侨,但并不属地方管辖的对象。因此,大理县政府呈报给上级部门的“外侨异动情形报告表”涉及的外国政界和军界人士主要为零星的访客。这些访客主要来自美、英、法等抗战同盟国家,属于国民政府认定的友侨。无论这些外侨是因公务途经大理,还是来大理游历,他们都是大理县政府奉命保护和监视的对象。1947年的档案记载中有法国驻滇总领事卜佛来、香港英国战墓集中六十二组炮兵上尉迪更斯、昆明美国领事馆武官艾名世等人。1947年,法国驻滇总领事卜佛来曾带昆明天主堂教士敖世英、领事馆司机陈德平到大理。对其“异动情形”的记录:“卜领事率教士司机一行三人由昆明出发五月二十八日到达大理游览风景,住大理天主堂,逗留四日,于五月三十一日晨三人乘车返昆明。”在“监获情形”言明:“卜领事来到大理前,县府即奉外交部驻滇办事处电,饬到达时妥为保护,县府奉令后原令发交县局办理。卜领事到达大理后,当即派便衣警长一员、警士三名暗中追随监护。该领事同游大理名胜古寺中和峰、观音塘二地,逗留三日幸未发生意外事件。”[4]香港英国战墓集中六十二组炮兵上尉迪更斯在大理的“异动情形”:“率英国士兵三名及中宪兵少校鈡渊、中国宪兵二名、驾驶兵三名乘卡车一辆,由碗町搜集战时死亡英人尸体回昆明。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抵大理福音院,休息二日即赴昆明转香港。”监获情形:“到达后即派便警暗中监视行动并保护安全未发生意外事件”[4]。昆明美国领事馆武官艾名世的“异动情形”:“十月二十日下午五时半,由下关乘指挥车于六时到达大理。同行者有其妻及一广东女子系翻译员。携带大小自卫枪各一支。住城内熙卢旅社。在大理住二日。二十二日下午五时离开大理往下关,据言到保山畹町一程即返昆明。”“监获情形”:“艾武官未到大理前即接下关稽查组电话嘱妥为保护监视行动。到达后即派便衣官长二员率属下二名暗中监视,问其来意伊云游览大理风景。第二日上午八时艾武官到电话局发英文电报到上海及昆明,并到福音医院与美籍院长座谈。下午到五里桥三文笔游玩。第三日又到电报局与昆明复兴新庄1号罗副领事讲话,大意言要到保山去,言必即乘车往下关,俄尔当电告下关警局与稽查组注意其行动。”[4]
三、外国传教士、医护人员、学者的异动情形
大理的外国传教士、医护人员也是重点监视和保护的对象。他们主要居住在福音医院和天主堂,这两地,既是到大理的外国人的歇脚之地,也是大理对外交流的窗口。1945年11月,据大理“外侨人口调查登记表”统计外侨共计26人次,分别为徐司庆、汤秉武、杜古赉、施华义、和守谦、蔡叔义、向保真、曾履洁、李质清、荣雯章、宁琇彰、沈静修、薛如壁、唐德貞、施爱仁、黄祝筠、马光启、施敬答、施沦英、涂约翰、何莉莉、万德成、万师母、安托诺其奥、蒙脱维特、马光等人。性别构成中男性12人,女性14人。年龄状况为七十岁1人,五十岁以上2人,四十岁以上6人,三十岁以上的17人。从职业构成看,17人主要为传教士,包括主教、神父、修士、修女等,其余为护士、会计、医师、采购人员。从国籍构成看,法国籍14人、英国籍7人、美国籍4人、加拿大国籍1人。1947年9月上报的24份外侨调查表显示,这一时期的外侨主要有大理内地会福音医院院长美德纯,福音医院医师包文濂、涂约翰、幸美德,事务员施爱仁、施伦英,护士长马光启、福音医院基督教传教士罗毓华,施伦英夫人,牧师赵立德、赵立德夫人,大理天主堂的主教杜古赉,天主教传教士施华义、和守谦、严希圣、戴雨卿、蓝国栋、罗怀忠、向保贞、宁琇璋、李质清、廖德珍、荣斐章、唐德贞等二十四人。从国籍分布来看,英国12人,法国5人,意大利3人,西班牙3人,美国1人。在其“活动情形”一栏记录“杜古赉为大理天主堂主教该堂动产资本约在一万万以上堂内传教人员十余人具抱独身主义以传教为终身工作故无私产观念家庭组织。”
对这部分长期定居的外国人异动情形的监控,主要是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信息,将其“履历”制成详尽的外侨调查表。如1947年的表格包括了外侨姓名(原文/中文)、性别、年龄、国籍、宗教与党派、职务及服务处所、经济状况、社会机关(好友姓名/社会活动)、嗜好、思想、华语程度、居住本地年月、详细地址、来华年月、家庭状况、护照种类、护照字号、护照本身时效、签证机关、签证字号、签证时效、发给机关、签证有效地区等。这种书写技术与新的监视形式是紧密联系的,其实质是“确保没有任何缺失地将个人资料纳入累积的系统中将个人编入记录之中”,通过履历表将各县外侨置于书写网络之中,使人陷入文件的海洋中,通过这些文件监控并限制其行动。当地警察对外侨的管理,除了登记、统计之外,还要每月调查一次外侨情况,如有异动,当晚分别呈报备查[5]121。
西方学者在大理游历或进行田野调查,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记载。1930年,英国人文学家费子智来大理研究民家(白族)问题,考察过大理三塔寺、南诏故都太和城遗址。德国人克勒纳博士于1930年夏天率研究小组来云南作四个半月的考察[6]73。1937年至1939年,英国人类学者C·P·费茨杰罗德受列弗霍姆基金会的资助,在大理进行了历时三年的田野调查,深入研究白族历史文化,写下专著《五华楼———一个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7]160。1947年,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法国人石泰安到大理,大理县警察局对其异动情形的记载:“石泰安五月一日由昆明到达大理考查藏文及南诏古迹、五月十三日离开大理返昆明乘机回北平”,“监获情形”:“石泰安到大理住天主堂言来大理考查藏文及南诏古迹,外游三次到苍山庙,考查古碑系约传教士一人同住到喜洲后山,考查三霖碑,系约大理人张殿,还同往到太和村后山考查南诏古城,系约大理人赵继曾同往,每次外出俱派便衣警士暗中监视保护之。”在备注中特别申明“石泰安曾任云南教授来大理经云大教授方国瑜介绍找大理人指导前往考查古迹、古碑”[4]。
四、敌侨的异动情形
敌侨是抗战期间公文中常用的称谓,相对于“友侨”而言,主要指来自法西斯国家并持有所在国护照的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1944年5月,大理县警察局上呈的“敌国人民登记处理报告表”内容极为详尽,包括姓名(中文/英文)、性别、年龄、国籍、职业、原持护照类别字号、原住所、在华配偶及未满十四岁之子女人数及关系亲属姓名、登记执照字号、经济状况、处理办法、决定、办法等项目。根据统计表,当时上报的敌侨共四名,国籍均为意大利,职业为传教,对四敌侨的处理,根据“敌籍教士处理一二原则之规定”,大理县县长及警察局在“处理办法”中填写的均是“提请免于收容准其继续居留”,在“决定”一栏填写加盖印章,“免于收容准其继续居留仍应在指定区域传教”,表现出了大理县政府对宗教的开放政策及对无违法行为敌侨的包容。
尽管抗战结束后较少使用敌侨的称呼,而代之以日侨、德侨的称谓,但对其加以防范、严加监视、防其滋生事端的心态仍是主流,这既有政党利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又有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考虑。如1945年11月,内政部转发军事委员会电文:“据报平市有多数善华语之日侨,及年籍浪人改换中国姓名,冒充中国人等情,特抄发原件。查此类情形或不仅平市一地,希即统筹核办,并电各市长注意办理,等因:附抄件一份,奉此。查本部前为维持地方秩序起见,早经于本年九月十一日公布收复、实施户口清查办法,并通行办理在案。各级地方政府应即认真督行,庶日韩籍浪人无处藏匿,其有改换中国姓名冒充中国人,系属违法情事;自不能援用中国国籍法及姓名使用限制条例等之规定办理”[8];对日侨和德侨技术人员的处理,国民政府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1946年规定:“和平条约成立后由政府核准现在所有日侨凡非经许可征用之技术人员一律不准留华”[9]。“二、国立学校雇佣德人为教授此项德人无论教授何科目系技术人员可依照德侨处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办理;三、关于公私机关雇佣德籍技术人员仍应由雇佣机关呈准外交部及内政部核准”[10]。
抗战后,大理警方奉命监视的敌侨主要是华中大学的贝纳福夫妇。严加监视的缘由主要是为执行内政部、外交部于1946年3月下发的指示:“关于德籍人民之处理事益遵照行政院公布德侨处理办法第二、三条之规定执行间谍嫌疑或行动及帮助日军企图或行动者暨私藏军火及其他可供军用之物品图书不报者均应依我国法律处理该德侨等有无上项罪嫌特电请特饬一律履行。”“关于德侨有无上项罪疑或行动及帮助日军企图等罪即迅速送办具报”[10]。
1946年3月,喜洲警察局局长杨升吉上报大理县县长的公文:“……奉此自应遵办,当即派职局巡官李为用前往查明属实所称,并据华中大学函查,贝纳福本系德籍,于数年前逃往英国,继由英国循道公会派来我国服役,于去年来校担任校医,其生活费仍由该循道公会支给,在校行动当由本校负责监视,现住喜洲华中大学内。该夫妇系三十四年中旬到喜,家属仅有夫妇二人等”[10]。1946年5月,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王占祺再次指示大理县县长:“呈悉。查该德侨贝纳福已经查明现在华中大学服务,仰仍随时加以注意监视并通知该校当局为该德侨夫妇有移动时,应即先行通报,特呈查核为要。”[9]大理县警察局对贝纳福夫妇的监视直到华中大学1946年6月从大理喜洲回迁至内地才结束,这在大理县上报的公文中有明确记录:“呈报我县境内德侨仅只贝纳福夫妇,二人已随华大迁移请鉴核。”
大理县“外侨异动”情形的记录把外侨的居住、分布和异动建构成知识的对象,使个体处在知识体系的监控之中,突显了档案所具有的监视和管理的功能。虽然各种档案汇编和处理技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但在权责共担,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地方社会秩序等重大问题上,地方与中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中央与地方通过制度、法规、国家机构、警察、乡保长、甲长等宏观的组织互动与微观的人事互动构建起的这个既可自上而下,亦可自下而上的监控网络,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可以被分布在各处的眼睛监视的场域。
摘要：滇西抗战时期的外侨,在战时乃至战后,都是国民政府关注的特殊群体。大理作为滇西重要的交通枢纽,来往外侨自然成为保护与监控的对象。从中央至地方构建起的监控网络将外侨信息资料、行踪编入记录之中,使外侨的异动处于权力的监视之下。
关键词：大理,外侨异动,档案,抗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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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治寇.建国初期外侨管理工作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4).
[3]关于抄发处理外侨异动办法及外侨报告单格式各一份的训令[A].大理白族自治州档案馆藏,档案号122-1-137.
[4]为呈报外侨调查表情形的报告[A].大理白族自治州档案馆藏,档案号122-1-137.
[5]政协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大理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6]杨镜.大理百年要事录(上卷)[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7]林超民.西南古籍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8]关于平市日韩侨民改冒中国姓名的代电[A].大理白族自治州档案馆藏,档案号:122-1-42.
[9]关于在华日侨希望归化中国一事的训令[A].大理白族自治州档案馆藏,档案号:122-1-42.
史料档案价值 篇7
7月20日, 松江区档案馆举行松江档案史料捐赠仪式, 市民朱德天、何新春、张碧瑞以及程十发艺术馆等向区档案馆捐赠了有关董其昌、夏允彝和夏完淳父子、陈继儒、张祥河等松江先贤名人的纪略、文集、年谱等, 如《华亭愤事记略》、《吴骐日千文集》、《王庆麟文集》、《吴提督谋叛始末》、《花影集·眉公评》、《职官表》、《复社始末记》、《社事始末》等明清手抄本、木刻本, 日本柳川古文书馆所藏舜水关系史料复印件和柳川文化资料集成安东省庵集影印本以及嘉庆《松江府续志》和清代松江人杨葆光对联一副。区档案局副局长陆钱华为他们颁发了捐赠收藏证书。
参加捐赠仪式的还有上海松江收藏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傅仁章、会长任建新、副会长顾崇平等收藏界人士和部分档案义务征集员。收藏家们纷纷表示:作为松江人有责任在今后的收藏道路上多留一颗心、多用一只眼, 关注松江历史文化藏品, 把有史料价值的捐给松江区档案馆。
陆钱华副局长向无私捐赠珍贵档案资料和长期关心支持档案征集工作的有关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说征集工作是确保档案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 是加强档案资源建设、丰富档案馆藏的重要手段。档案馆有着专业的保管技术, 储藏条件好, 还可以对藏品进行整理并向公众开放展示, 对档案的文献价值进行挖掘利用、编辑研究, 这些都是个人和家庭较难做到的。区档案馆要以捐赠人为榜样, 争取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征集、踊跃捐赠, 依靠社会各界力量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 为松江一方文明的传承, 积累更多的资源,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