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论（精选12篇）
多元系统论 篇1
摘要：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其中文学翻译事业成为维系国家之间关系的有利保障,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带动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本文站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对文学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下面我们就开始探究工作。
关键词：多元系统,文学翻译,策略研究
一、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对文学翻译的概述
所谓“多元系统”就是指由社会各种相关系统共同构成的多元化系统模式,其中包括文学系统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其他系统。
在多元系统视角下,国内外的文学翻译事业对其有了更好的应用,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翻译研究工作带了有利的帮助。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具有强势的地位,这就属于强势文化,而翻译文学就相应的处于弱势地位,在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时多采用归化式的研究策略,相反的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翻译文学中的强势地位,要求翻译人员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
二、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关于文学翻译策略的探究
文学翻译策略针对翻译工作而言的,主要是指在翻译工作中应当遵守的翻译原则和规范性方式,翻译策略对翻译工作有着一定的积极性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翻译策略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较好的翻译效果,需要采取多样性的文学翻译策略,归化式的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不是文学翻译策略的全部,但却占有较强的地位。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归化式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翻译策略。
以《简爱》为例,由于这本著作的优秀,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但是不同的翻译版本,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来列举两个翻译的不同版本,通过对比说明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说异化式的文学翻译策略,这种翻译方式主要侧重于译文的贴切程度,使用这种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保留了原本欧式风格,翻译工作人员在注重原文语言风格的情况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来自异国的语言风格和情调,让读者有更贴切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说归化式的翻译策略,相对异化式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它侧重于行文的流畅程度,贴近中国文化中遣词造句形式,这样方便读者进行阅读,不仅看着舒服还有顺畅感,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化式翻译策略。
三、多元系统论的不足之处及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启示
以上我们对多元系统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我们来阐述一下多元系统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西方文化具有强势的地位,然而我们的中国文化却处于劣势的地位,在整个世界化的大系统内,中国文化没有凸显出自己的优势。在佐哈尔的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中,中国的翻译文学理应处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汇的中心位置,翻译工作者也应当相应的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但是就实际的情况来看,多元系统论存在自身的不足之处,它忽略了文学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较好的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作用。
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下面我们讲述几点针对翻译策略的启示:(1)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仅仅应用一项翻译策略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更好增强翻译效果,可以利用删节、增评、加按语评注等方式来增强翻译的效果。其中删节是指有选择地翻译文本,大胆的删去一些对文本无关系的部分,比如在一些书籍的题目上有所应用,《EvolutionandEthics andOtherEssays》利用删节的翻译方式后就被简便的翻译成《天演论》;增评是指根据实际的翻译需要,增加一些语句和翻译内容,将增评性的文字添加到翻译中,有效的表达出自己翻译上的见解;加按语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在文章的结束部分或者是中间部分增加一些按语,为文学翻译工作带来一些便利,便于读者更好的理解文章内容;评注的意思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难理解或者不好解释的词或语句,通过注释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以上说的这四种方式都是增强翻译效果的有效途径,它们都属于归化式翻译的范畴。(2)除了以上提到的翻译策略以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多元系统论存在的不足之处,然后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创新式的途径去完善翻译策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重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的发挥翻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本文对多元系统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策略进行探究,不仅对多元系统论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基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和不足展开探究,最终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够有效的促进未来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增强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不仅提高文化方面的交流,同时增进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多元系统论 篇2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极力主张的异化翻译策略对中国的.翻译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鲁迅的翻译策略提供了新视角.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我们可以更清晰和深刻地理解鲁迅坚持主张直译的历史、文化背景.
作 者：韩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刊 名：文教资料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年，卷(期)：“”(14)分类号：H3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鲁迅 翻译策略
多元系统论 篇3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商务英语；翻译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2）01-0015-02
多元系统论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于1979年首次提出。他从观察翻译对社会影响的角度提出该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系统性途径，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多元系统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透视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理论体系，从培养目标、能力界定及教学模式等层次进行探讨。
一、多元系统论与商务英语翻译研究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运作”[1]。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商务英语作为一种特殊用途英语，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融入新内容的开放式、多元化系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商务的发展，商务英语的内涵也得到不断的扩展，并且具有越来越鲜明的特征。由于体裁的多样性，各个商务英语文本相互关联，但却处于商务英语系统的不同阶层。例如，商务合同由于措辞严谨、语言正式而处于核心层；宣传文本则更注重宣传效果，重视感染和美学等多层次的功能，处于系统边缘。分析各种不同文本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有助于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合适的策略。
二、多元系统论与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培养
“多元系统”这个术语目的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这个术语强调，系统内部是多重交叠的，因此，其结构性是非常复杂的。它还强调，“不用假设系统必须具有同构型才能运作”[2]。商务英语翻译能力不是单一能力，而是由多个能力构成的多元系统，其中的要素必然随着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商务活动的发展和两种语言的文化走势等因素呈现动态性变化，并在核心与边缘之间不断运动。
（一）商务英语翻译能力
商务英语文本与普通用途文本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这决定了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组成要素既与翻译能力要素有重叠，也有其特色创新部分。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力求构建具有多重要素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体系。
如图1所示，商务操作能力指了解商务活动运作方式的能力。策略能力指译者灵活应变、克服障碍完成翻译任务的能力。现代技术能力是指运用计算机辅助工具提高操作效率和质量的能力。就业能力得到关注，因为具有以上能力并不能自然过渡为专业译者。因此，培养体系应以就业需求为导向，将宏观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人才需求变化趋势等作为培养体系构建的依据，并且在教学实践中注意培養其专业技能、心理素质积极动机和职业道德等全面素养，才能够使学生胜任未来的工作，使其团队、社会受益，自身也具有成就感。
上述能力在整个多元系统中各司其职，但位置呈现动态性变化。当学生双语语言文化能力较弱时，这两种能力为基础，处于系统核心。当其认知学业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则会占核心地位。求职阶段，就业能力跃居培养体系的第一位，具有统领全局作用。这要求教师在不同阶段调整教学重点和思路，适应学生学业发展水平和现实需要。
（二）培养体系的构建
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分析和界定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如何才能在理论指导下将商务英语翻译人才培养目标转化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实践活动。理论构建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证明其可以转化为学生的预期学习成果，才能在专业的课程设置等教育活动中得到落实。换言之，理论上的培养目标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教学目标[3]。
三、流程图式教学模式
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界定，有助于明确培养目标，为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奠定理论基础。黑龙江大学引入多种教学模式，包括竞合探究、任务型、过程型、语料库及流程图式教学模式。新颖的教学模式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有效性。本文将对最后一种模式加以简单介绍。我们借鉴了功能翻译理论派“全局到局部”的宏观分析方法，指导学生将宏观层面的翻译目的和文本功能与微观层面上的词、句、篇章的研究相结合，采取勾画工业生产流程图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面对文本时理清思路。
（一）目的分析
首先，在准备阶段，学生拿到源语文本进行阅读的过程中需要对文本作出三个层次的处理，犹如把原料放入三个不同的机器中进行加工。根据弗米尔的目的论，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准则”，“目的决定手段”[4]。
（二）功能分析
纽马克把语言的功能分为六种并指出，一种类型文本肯定兼有多种语言功能，其中某种功能起主要作用[5]。因此，教学中需要训练学生分析文本的多重功能并判定主要功能，尽量使译文具有与原文同等的交际功能。例如，广告和合同具有不同语言功能，译前应该根据功能选择策略。
（三）语域分析
翻译离不开宏观文化语境研究，而语域理论恰是语境理论中最具效力的理论框架。语域是语篇针对特定的交际场合，为达到某一交际目的而产生的一种功能变体，它是多种参数——话语范围、话语意旨和话语模式——的综合体现。语域的三个组成部分和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即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商务英语是商务文化群体特有的英语，是现代英语的一种功能变体。教学中强调语域分析和功能分析同等重要。
（四）文化分析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6]。随着跨文化商务活动不断增多，人们更关注文化差异以及促进商务活动成功开展的方法。在教学体系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良好的跨文化商务交际素养有助于文化分析和文化信息的转换和传递。
（五）策略选择
在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策略选择表明实质性工作阶段的开始。针对不同的语篇目的、文本功能，学生需要选择不同的策略，如增补、删减、编译、摘译和创译等。
（六）语言分析
在语言分析阶段，应从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即语义、句法、符号和语用分析，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深透理解原文，力求原文信息准确传递。
（七） 初译——修改——润色——提交终稿
教师应引导学生团队合作完成译文，并验收点评。初译稿要求信息基本准确传递，行文基本通顺。各团队从多层次对比原文译文，检查译文是否实现了与原文功能上的对等。最后进行润色提交终稿。
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理论支持和具体的教学实践，因而只有不断汲取各相关学科的知识并在教学中积极摸索尝试，才能构建科学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培养体系。本文借鉴多元系统论，将培养体系看作一个开放式、动态性的多元系统，并探讨了能力培养和教学模式。培养体系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产品，我们将在教学中逐步完善该体系，倾力打造优质产品。
参考文献：
[1][2][以色列]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多元系统
论[J].中国翻译，2002，（7）.
[3]严明.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及其培养体系的构
建[C]//第七届全国商务英语研讨会论文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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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olume，Outlining Two Central Concep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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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erman，1989：100，140，173-187.
[5]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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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assnett Susan，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 His-
tory & Culture[M].London & New York：Pinter Pub-
浅谈多元系统论与庞德《神州集》 篇4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神州集》
前言
艾兹拉·庞德 (Ezra Pound, 1885-1972) 美国诗人、评论家，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庞德的诗歌理论推动了英美的现代派诗歌，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庞德译介中国诗的第一本英译诗集《神州集》在中西方译学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国内对于庞德翻译思想及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其中蒋洪新、刘军平和祝朝伟译述庞德的翻译理论较为全面；而对庞德翻译的《神州集》的研究, 蒋洪新首先做了整体性探讨, 谢丹肯定了庞德的翻译创新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一、《神州集》问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经济政治因素等原因，当时的英美国家对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对于强大、成熟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正处于边缘、弱小的形成地位。因此，为了对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后期维多利亚浪漫主义文学，并且发展美国的民族诗歌，庞德发起了提倡以清晰的意象和对事物的直接描述为特点的意象派运动。这一运动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大量与意象派的创作原则有着共鸣的诗篇，为意象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极佳的范例。中国诗歌为西方现代主义注入了清新、强有力的因素，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从而获得重建和新生。
庞德的《神州集》 (有人译作《华夏集》、《国泰集》、《中国》等) 1915年4月在伦敦发表。这部诗集包括18首诗歌，这些诗歌是以美国东方学者和文艺史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 (Emest Fenollosa) 的中国古典诗歌笔记为依据的。《神州集》一经发表，即可获得成功，并在西方立即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引来了用自由诗译中国古典诗的高潮。对于这部译作，国内翻译界大体上还是“颇为欣赏”，认为庞德能够虚心接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在拓展诗歌写作技巧方面。《神州集》被看做是庞德对英语诗歌的“最持久的贡献”，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T.S.艾略特对庞德的译作是这样评价的：“庞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庞德的翻译比理雅各（James Legge）这类汉学家的翻译更能使我们深刻领悟到中国诗的真精神。”因此，《神州集》被视为“20世纪诗歌的杰作”。
二、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 (Polysystem theory) 理论源自俄国的形式主义, 特别是梯尼亚诺夫 (Yury Tynjanov) 有关系统的理论，埃文·佐哈尔（Even-Zoher）对梯尼亚诺夫的核心概念“系统”（System）和“关系”（Relational）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使之成为多元系统理论中的支柱。“多元系统”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1978年佐哈尔出版的《历史诗学论文集》中，其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 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 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 视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 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 却又互相依存, 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 “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 它们有的处于中心, 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 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通过它们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 整体内的各个系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处于中心的系统可能被驱逐到边缘, 而处于边缘的系统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佐哈尔在《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进一步说明，翻译文学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既不能确定为主要的也不能确定为次要的，而是有变化的，这变化取决于本土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具体情况。为此，他勾勒出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第一, 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第二, 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第三, 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中危机或转折点时。”在这三种情形下，本土文学不仅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写作的形式和技巧也会被模仿。如果不存在上述三种社会条件, 本土文化系统处于强势，有丰富的作品时，本土文学就不依赖翻译文学，那么此时翻译作品在译入语多元系统中就会处于次要地位。
三、《神州集》与多元系统理论
构成多元系统的处于不同层级的各个子系统一直不断地竞争系统的中心地位。可以说，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处的“中心—边缘”位置的变更，就是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相互竞争的结果。庞德的《神州集》就是在与美国文学的竞争中，以其传神的创造性翻译和通俗的、当代的、散文体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胜利。从内容上讲，《神州集》呈现出自身特定的鲜明主题，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异域风味如地名、人名、典故等在诗集中有所丢失，但诗歌内在心境、情感氛围却得以重现、强化；从语言上讲，诗集用词浅白典雅，文法简洁单纯，呼应了20世纪美国现代诗歌中一种清新自然地的诗语，而且能够达到这种诗语的最高境界；另外，诗集中意象虽与原诗也有一定的偏差，但意境却得以重构。诗集中有着明显的模仿、增删、保留，正是因为庞德的再创作，使诗集自身具备独特的文学实体性，在美国文学系统中表现出特有的价值。
庞德的译作, 有相当一部分创意英译的中文英译诗被经典化, 一方面丰富了现代英语诗歌的宝库, 在美国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并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也在另一方面充分验证了多元系统论:诗人庞德发挥了现代英语优美和通俗的优势, 把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韵味展现在英语读者面前, 使译作《神州集》赢得了目的语读者对中国诗歌的喜爱, 在美国本土文学系统中获得了一定的中心位置。
四、小结
多元系统理论是翻译理论中第一种把翻译现象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对翻译现象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的理论。它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源语文本在目标语中的对应物的局限。翻译是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间交流的媒介，翻译文学是目标语文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参与目标语文学系统的构建，并对目标语文学系统，乃至文化系统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E.Pound, “The Renaissance”in T.S.Eliot, (e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London:Faber&Fabor, 1954.
[2]、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3.
[5]、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外国语[J].2003, (4) .
多元智力与多元教学 篇5
前些时候，我在翻看教学照片时，一个正和同伴一起搭积木的男孩子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个胖乎乎、长着两个红脸蛋的孩子叫泰迪，是第三代的美籍日裔。泰迪属于那种从来不用老师操心、自己能给自己找事做的孩子，性格非常内向。记得他刚到我班上来的时候，好长时间都不讲话。别人问他什么，他总是用点头、摇头、微笑和手势来答复，开学头几天我还以为他不会讲英语。泰迪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搭积木。我的教室里有一个挺大的积木区，是用下面有轮子、能够推着走的5个大积木架子围起来的，架子上面装满了各种形状的积木。我记得，泰迪到园进行“特别访问”的那一天，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积木区。说起来你大概不相信，第一个学期整整三个半月，泰迪每天来园所去的唯一的活动区就是积木区。我们班上每天的教学材料都随着教学活动的需要而变化，可以说是丰富多样的。而泰迪呢？硬是不为所动，一门心思就是搭积木。时间一长，泰迪的妈妈有些不安了。她问我为什么泰迪从没带过美工作品回家，还问我他在学校做些什么。我如实介绍了泰迪的情况，并邀请她到单向玻璃观察室去观察。我告诉泰迪的妈妈说，既然泰迪喜欢积木，就让他尽情玩个够，我们慢慢来引导他对其他活动的兴趣，不能操之过急，更何况，在搭积木的活动中，他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话虽这样说，其实当时我也有顾虑，担心假如我让泰迪任意在积木区消磨时光，他就会失掉其他很多学习的机会，他的发展也可能会不均衡。事实上，我曾多次试着引导过泰迪。经常是早上他一来到班上，我就带着他到所有的活动区转一圈，告诉他今天我们有哪些游戏活动，他可以做哪些事情。有时候泰迪也会被某一样新鲜教具吸引，试着画个转盘画、摆个拼图，只不过我一转身的功夫，他就又回到他那个积木“天堂”去了。咱们做老师的都知道，有效的教学必须要以孩子的兴趣为基础，孩子的内在动机才是影响学习效果的最重要因素。老师强求孩子做某一件事，只会造成孩子对这件事的反感，反而事与愿违，得不偿失。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允许泰迪自由选择要参与的活动，而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不让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
不过，我们说要允许孩子自由选择并不等于说老师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恰恰相反，老师的责任就是要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多样化的机会，引导孩子进行选择。这样一来就引出了那个“是以孩子为中心还是以老师为中心来设置课程”的老话题了。我知道，许多幼儿教师实践的都是以孩子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教师从孩子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利用设置活动区和提供学习材料来引导孩子，以达到教学目的。我在处理泰迪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泰迪不是不肯走出积木区来参加其他活动吗，那我们就把其他的活动融合到积木区里面去，让泰迪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参与和喜欢那些活动。从我的一些照片中你一定注意到了，老师在积木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供孩子在搭积木的空当中看看书，找点灵感或是查查资料。有的老师根据教学主题在一些积木上贴了各式贴画，孩子在搭积木的过程中还可以进行配对、分类的活动。更多的时候是老师利用积木区的空间设置各种大型的角色游戏背景，比如飞机、汽车、农场、公园、海滨等等，或是增加一些小型主题玩具，比如动物、交通工具、人物等。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用积木来随意搭建和改造。这样一来，搭积木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堆砌游戏，而成为有主题、有创造、有变化的复杂的活动了。
通过观察泰迪的活动我还注意到，他搭积木的水平相当高──无论是结构的对称性、线条的流畅性还是建筑的独创性，都是一般三四岁的孩子所达不到的。
遗憾的是，积木与其他美术作品不同，无法长期保留。更何况我们都知道，搭积木是一个典型的“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的活动，孩子们往往会花费很多精力来搭一个建筑，完成之后立刻推倒重来，毫不吝惜。这样，我们老师就又增加了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及时把孩子的创造用照相机记录下来。对于泰迪呢，由于他的视觉空间思维水平比较高，我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他把自己的建筑结描画下来，集成一册。泰迪本来对美术并不十分感兴趣，所以很少看到他去美工区活动。但是当我把一些彩笔、纸张放到积木区并鼓励他画画之后，特别是看到我给他准备好的“画夹”以后，他非常感兴趣。慢慢地，泰迪不光描画他搭好的结构，有时还在纸上即兴创作，然后再按图纸施工。时间一长，泰迪通过搭建和画画，在三维结构和两维图像之间建立了联系。他的创作水平越来越高，成了班上的“小建筑师”，交了不少朋友，在同伴中间相当有威信呢。后来，泰迪和小朋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再也不把自己局限在积木区，而是常常和朋友们商量着到文档仅供参考
不同的活动区去玩了。
我给你讲泰迪的故事，是想以此为例谈谈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应用“多元智力”（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理论。我想，“多元智力”理论对国内的老师们大概不陌生，近几年我回国期间经常可以看到有关的介绍文章和研究报告。
但是如何在教学实践中真正有效地应用这个理论，如何针对个别儿童的特点来指导他们的学习、促进他们的发展，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来探讨。简单来说，十多年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戈德纳（Gardner）在过去一些关于智力结构的经典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多元智力”理论，在美国的教育界掀起了一个改革的浪潮。戈德纳认为，人的智力并非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样，主要是由逻辑思维和语言能力构成的。他提出，人的智力可以分成至少8种类型，包括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肢体运动智力、音乐智力、内省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还有他近几年才刚刚增加的自然分类智力。我在信后列了一个表，介绍与每种智力有关的一些具体能力，供你参考。由于每个人的智力类型不同，人们接受、加工和处理外界信息时的方式（即认知方式）就不同，对于同一种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当然也就不一样了，这就是造成我们常说的“见仁见智”的原因之一。当然，心理学界关于“智力”定义的争论并没有因为“多元智力”理论的出现而停止，很多人对戈德纳的智力分类也并不赞同。不过对我来说，这个理论的实际意义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可以用来指导教学实践的基本原则。
根据“多元智力”理论，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智力发展潜能，也能够在不同的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戈德纳曾经强调过，虽然人的智力被分成了8种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只具有其中的某几种。恰恰相反，每一个人都具有这8种智力，只不过每种智力在个人智力总和中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认识智力的多元性并不是为了方便老师对孩子们进行分类教育，而是为了藉此来了解孩子们，分析他们的认知特点与需要，并从中找到教育他们的最佳切入点，在这个基础上引导全班孩子共同进步。这一点我自己把它称为是“有教无类”的原则。我觉得，认识到智力的多元性会使老师对孩子更加包容、教学更加有针对性，也会使孩子从老师的包容和教导中获得更多的成功与自信。我经常让新老师做的一个练习是挑出班上最让人“头痛”的3个孩子，写出每个孩子5到10个优点或长处。不少老师写完之后都会吃惊地说，想不到这孩子居然有这么多长处，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呢。我想，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思维习惯倾向于用比较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周围的一切，这就好比我们只从一个窗口向外看，能够看到的当然就很有限。“多元智力”理论为我们打开了许多这样的窗口，我们能够看到的自然就要全面得多了。
我从“多元智力”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另外一个教学原则叫做“扬长补短”。咱们做老师的一定都有这样的经验，同一个班上的孩子们，有的动手能力特别强，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有的则能说会道。好的老师往往会利用孩子们的长处来因材施教，发挥他们的特长，这样做很好。不过我觉得，发挥孩子的特长仅仅完成了培养全面发展的孩子的一半工作，另外的一半工作应当是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孩子发展他并不擅长的那些方面。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特有的兴趣、爱好、经历和潜能。这些都是造成他与众不同的原因，也是老师在教学中的参照点。对于孩子的长处，我们当然要尽量地创造条件来帮助他不断地发扬。对于孩子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就要利用他的长处，并通过适当的教学手段来加以引导和补充。泰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泰迪的视觉空间能力比较强，对积木有极高的兴趣，但是他不善交往，也不喜欢讲话。老师利用了他的长处，通过创设适当的教学环境来补充他并非特长的一些方面，使他的发展更为全面和协调。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智力的多元性从一个角度为我们解释了孩子认知方式的多样性，向我们揭示了他们发展需要的多重性，从而为我们奠定了“多媒体教学”的理论基础。所谓“媒体”，广义来讲无非就是信息传递的途径。“多媒体教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帮助有不同认知特点的孩子成功地获取相同的知识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教孩子们学习空间位置的概念（上下、左右、前后）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相对性，老师可以根据班上孩子的认知特点，为他们提供图片演示、实物操作、幻灯、录像、音乐歌舞、体操动作、语言描述、分类比较、动手游戏等许多学习机会。具有不同认知特点的孩子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学习活动来建构相应的知识经验。这样一来，无论孩子的特长是什么，他都可以在学习上取得成功，与同伴同步前进。其实，我们以前谈到过的综合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个原则。
这些是我从应用“多元智力”理论指导教学中得出的几点经验，写出来与你分享。其实我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师都会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需要，从不同的理论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至于汲取什么，如何评价它，如何将它付诸实践，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过程了。对我来说，这正是“多元智力”理论的有益之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和接受与自己不同的人，也能够促使我们更多地去包容和帮助有不同需要的人。而这个世界不正是由于她的多样性而显得更加美丽么？文档仅供参考
怎样发展幼儿的音乐智能
如何培养乐感？乐感在儿童年幼时就会显露出来。在儿童能够说话之前，他们有时就会哼哼或者弄出一些典型的声音。乐感强的年幼儿童经常会不顾周围的环境，就开始哼哼叽叽、打拍子、倾听或者唱歌。如果没有音乐出现，他们会创造音乐！（这恰恰就是儿童的逻辑智力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有赖于丰富和有支持力的环境。）音乐天赋的早期表征并非总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它也会蛰伏很多年，等待着一个刺激或者有利于它成长的环境。
接下来是针对家长们在培养孩子的乐感时的相互影响和活动性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是发展性的，有些建议对三岁的儿童起到很好的作用，然而其他却最适合五岁的儿童。但是这些建议事实上都能在实际运用中不断修改，从而适用于每个年龄阶段。
鼓励唱歌
唱歌对儿童来说也很有益。它不仅帮助儿童喜欢上音乐，而且有助于逻辑感的培养。唱歌最早从摇篮曲和小曲就开始了，随着孩子长大，家庭成员能培养一种愉快的习惯，就是在全家长途汽车旅行时一起唱歌。
觉察到声音，注意到声音的细微差异，是在儿童早期就能发展的习惯。一般来说，我们只注意视线中的大多数精力。例如，家长们去动物园，喜欢说，“看那头大象！”、“看，老鹰的翅膀有多大啊”、“狮子的皮肤真的是金色的”。他们很少会说，“听，钞票的声音！”或者“你能听到这只鸟发出的声音吗？”，再或者“你认为这头海狮想说些什么？”家长们通过有意识地和孩子讨论视觉和听觉的东西，能够提高儿童的听力习惯，创造一个培养儿童乐感的环境。
鼓励孩子正而八经的唱歌，不论在家里还是作为团体的一部分，都对他有益。就孩子的其他智力而言，能获得父母行动上的鼓励对他是很重要的。
学习音乐课程
给孩子报名参加指导性的音乐课也是很有价值的。选择钢琴课、吉他课、小提琴课或者其他乐器课程，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就音乐天赋而言，演奏某种乐器的能力很容易迁移到其他乐器上。早期开始接受音乐指导的儿童，他的音乐天赋再也不会消失（在儿童早期，几乎所有的儿童都会在音乐课中找到足够的成功，因此上课是件很愉快的事，儿童也会继续上音乐课），所以儿童上音乐课越早越好。
要求在儿童早期开展正规的音乐指导的另一原因是开始有太多的儿童相信他们没有任何音乐天赋。所以为了防止儿童产生这种态度，在幼儿早期开展音乐课程就十分重要。（注意：尽管有其他指导方式，但给孩子找到一个既有个人魅力又和蔼可亲的老师更重要。儿童应该尊重他们的老师，但儿童也应该喜欢他们的老师。儿童应该希望参与音乐教学，如果他们觉得音乐课了无生趣，那么就可能会学会拒绝培养乐感）。
多元系统论 篇6
早教教育是指对0～3岁婴幼儿就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保教活动，0～3岁是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对婴幼儿进行有效的早期教育，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婴幼儿一生的发展。特殊儿童教育是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它的目的和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要求和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发展他们的潜能，使他们增长知识、获得技能、完善人格，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我们特推出2016年重点新栏目——早教、特教，期盼广大幼儿教师能积极踊跃投稿！投稿信箱：xdyjbianjibu@vip.163.com。
学前融合教育让特殊儿童有机会与普通儿童一起学习生活。融合教育不仅需要让特殊儿童与普通学生在物理空间上结合，更重要的是为特殊儿童提供足够的支持。这种支持，既包括显性的特殊教育手段、条件，也包括隐性的环境和氛围，它以人际支持系统为主要元素。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对于特殊儿童而言，其作用就更为突出。因此，如何构建融合教育中良好的人际支持系统，成为实现融合教育成效的重要条件。
一、构建接纳、关心与理解的师幼关系
学前特殊儿童由于生理或智力方面的缺陷，能力相对更弱，这就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关心、耐心与细心。教师一方面要给予他们应有的照顾与帮助，还要引导特殊儿童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让他们自理自立起来。然而，比生活照顾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应在心理上接纳孩子，接纳孩子的缺陷，让孩子在关爱中，日渐阳光起来。同时，教师还应相信孩子有无限教育的可能，并在日常生活与教学中观察孩子的喜好，发现孩子的闪光点，研究孩子成长与发展的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启发与引导孩子，积极地参与班级各项活动，使孩子在身心方面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们的做法：异常中的正常+行为矫正
菲菲是轻度的唐宝宝（唐氏综合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弱，无法集中注意听指令，会突然大叫，偶尔还会有过激行为，一不留神，她就跑得无影无踪……这给班级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了不少麻烦。她刚来那阵，班级老师还能坚持包容，时间一久也渐带厌烦情绪，抱怨不断。面对这种情况，我与班级老师共同查阅了唐氏综合症的相关知识，了解到她的异常行为是由于她所患疾病所致，这些行为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可能有些异常，但对于患病的她来说就是再正常不过。
有了“异常中的正常”的观念，我们不再对她的行为“种种计较”，尝试着用接纳与理解的心态去看待，并采取了一些适合她的行为矫正方法。例如，她管不住自己，我们请老师帮助她；她听不懂指令，就多讲几次，引导她模仿多练几次，直到她会为止；她大叫时，不给予关注，当她安静时，就给予表扬，表扬她声音轻轻真好听；引导她学习和交友的正确方法，鼓励大家和她做朋友，万一她有过激行为，鼓励其他小朋友躲开而不是回击；她喜欢跑，就让她和小朋友一起比赛跑步……渐渐地，她的不良行为减少了，脸上的笑容多了……
二、构建友好、互助与合作的双赢的同伴关系
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理论提出，儿童总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与内化来建构知识与发展人格。能力突出的同伴，就如同建房子的脚手架，会帮助个体获得更大的发展与成功，这正如普通儿童与特殊儿童。融合教育环境，犹如特殊儿童的“脚手架”，他们与比自己强的孩子（正常）长期生活与学习，耳濡目染习得了常态社会化的生活习惯与能力，这有助于他们日后顺利融入主流社会。但特殊儿童能否受益于普通儿童，取决于普通儿童对特殊儿童的友好、互助与合作的态度，取决于他们之间的良好的同伴关系。对普通孩子而言，自小学会接纳与关心特殊孩子，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接纳尊重差异、形成多元意识，不断学习爱的习惯与能力，也会让他们更加珍爱自己、珍爱身边人。因此，教师在对特殊儿童进行引导与教育的同时，要着力构建幼儿良好的同伴关系，让孩子在友好、互助与合作的同伴关系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发展。
如何让孩子们能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光看老师对普通孩子的说教是远远不够的。单方面的说教可能会让他们学会谦让特殊孩子，但并不能让他们从心里真正树立起和特殊孩子做朋友的意识。一方面弱化特殊孩子的“特殊”，另一方面还得扬长，即发现特殊孩子的闪光点，让他们赢得普通孩子的“真心”。
我的做法：扬特殊儿童所长——我们的“爬竿冠军”
随着年龄增长，菲菲的不良行为渐渐招致了不少过于“懂事”孩子的不满。如何让大家真正愿意和她做朋友，这成了一直困扰我们的难题。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她爬竿特别厉害，而且这个本领只有她一个人会。于是，我决定组织一场“爬竿比赛”，赢了的孩子将成为我们班的“爬竿冠军”。比赛结果可想而知，大家顿时对“爬竿冠军”——菲菲崇拜至极，菲菲也特别开心、自豪。为了巩固这场比赛的效果，我们鼓励大家向冠军学习爬竿的方法，菲菲也热情地手把手地教起每一位热心的学习者。于是，菲菲不仅成了爬竿冠军、大家的小老师，还成了大家的好朋友，他们一有机会就一起比赛爬竿，并慢慢发展到一起玩游戏、玩区域活动，学本领也会坐在一起。
三、构建民主、平等、畅通的家园沟通渠道
特殊孩子的家长，往往因为孩子的问题或多或少存在消极的心理障碍，对于老师常常采取小心翼翼的回避态度，如害怕老师告状、害怕遣退孩子、害怕要求花高价聘请随班就读的老师，因此他们一般不太愿意与老师沟通交流。作为教师，在意识到家长的这种心理后，就要用民主平等、积极热情的态度，主动与家长就孩子的问题真诚友好地沟通与交流。在报告孩子在园的情况的基础上，向家长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与在家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与家长共同商讨可行的教育策略，让家长感受到老师的目的也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发展，从而消除疑虑，更好地配合幼儿园的各项工作。
我们的做法：畅通家园沟通渠道
菲菲父母很少主动和我们联系，接送的阿姨成了我们家园沟通的传声筒，他们也拒绝了一切班级亲子活动，从来不和其他家长互动。经过接触了解，我发现相对于爸爸，菲菲的妈妈性格更为温和，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更为重视。于是，我们决定从她妈妈着手，开始家园沟通。与她第一次郑重地沟通前，我查阅了唐氏综合症的相关的知识，并针对她的问题整理了一系列的改善方案，包括家人接纳现实的重要意义、与孩子建立接纳与尊重关系的重要性、孩子参与班级活动的重要性、如何应对孩子的各种问题。在与菲菲妈妈沟通时，我从多方面与她进行了深入了沟通，让她意识到自己在孩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她走进家长群，带领孩子与同伴共同玩耍，建立友好关系，并鼓励她有问题可以和我们共同探讨，家园共同努力解决。
在这种深度沟通后，菲菲妈一改往日的愁容，积极参与班级活动及家长群活动，每周定期与我们电话沟通咨询，家园及时解决孩子出现的问题。在她的积极努力下，菲菲爸爸态度也在慢慢转变，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变化也极为明显。
四、构建友好互助、融洽包容的家长关系
在我国，社会对特殊儿童的包容度还十分有限。融合教育中很大一部分阻力来自于普通儿童的家长的反对，他们认为特殊儿童会影响自己孩子在园的生活与学习，从心里对特殊儿童及其家庭持排斥、拒绝、忽视的态度，从而间接影响正常孩子对待特殊儿童的态度。这就需要教师对家长集体在观念与行为上加以引导，让家长群体成为融合教育的助力而非阻力。
我们的做法：四步走
第一步：坦诚。孩子来园的第一次家长会上，我坦诚地向家长公布了班上菲菲的特殊情况，并真诚地邀请家长们一起成为菲菲成长路上的“贵人”。第二步：合理化。我们将事先收集的有关国外融合教育的图片与视频分享给家长，让他们了解国外对特殊人群的常态化做法，鼓励他们接受特殊儿童，消除对特殊儿童的偏见。第三步：晓之以理。与家长共同分析普通孩子与特殊孩子共同生活与学习的利弊，且利大于弊的辩证关系，如孩子学习接纳差异、形成多元意识，有利于他们日后的创新学习；孩子学习关爱特殊孩子，有助于他们爱的能力的发展，以后会更加爱自己、爱父母、爱身边的人，也更容易成为幸福的人……第四步：动之以情。从为人父母的角度去看待特殊孩子和家人的不容易。因为这次刚入园的发动工作，三年来，我们从未收到家长有关特殊孩子的投诉，相反，家长们极尽热情地邀请菲菲父母参与到各种活动，鼓励孩子与菲菲玩在一起，一班人其乐融融。
高职英语多元评价系统的构建 篇7
关键词：高职英语,多元评价,综合英语
一、相关理论的简要述评
“多元评价”并非某一教育思想或教学流派的系统评价理论。因为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统一的关于“多元评价”的明确定义和阐释。这一概念的界定在各个领域也不尽相同。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教育学家们提出教学评价应该多元化, 但也只是泛泛而谈, 并没有形成一套详尽的多元评价理论。由此可见, “多元评价”并非一种理论, 而是融合了各种教学理论中的教学评价思想, 旨在摆脱传统的一元考核模式 (主要是考试) 的评价弊端, 逐步形成的一种全面评价学生的新评价模式。
罗杰斯 (Carl R.Rogers) 在其出版于1969年的《学习的自由》一书的“非指导性教学理论”中, 提出了学生的“自我评价”, 认为自我评价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最称心如意的评价方式, 反对外部评价, 并列举了一些具体的自我评价手段。自我评价思想动摇了教师在学生评价中的权威地位, 使各国教师开始意识到学生的自我评价在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掌握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布卢姆 (Benjamin S.Bloom) , 在他与其他学者合著的《学生学习的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手册》中, 指出了评价与测验的不同, 提出了教学评价新概念:“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并论述了这三个概念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布卢姆有力地颠覆了传统的一元终结性评价方式, 使教师开始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矫正和反馈, 及时诊断“教”与“学”的状况, 更好地促进了教学。布卢姆的教学评价理论受到了世界各国教育界的普遍关注。我国很多教育工作者也对此做了研究和探讨, 并灵活运用到教学中。
1983年, 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博士 (Dr.Howard Gardner) 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 (Multiple Intelligences) ”, 在美国心理学界和教育学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教师们明确地认识到, 学习者的能力是多方面的, 每个学习者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生在意义建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不是单一维度的数值反映, 而是多维度、综合能力的体现。教育将多元智能理论引入我国后, 使教育工作者树立了新的学生观、教学观和评价观。多元智能理论直接引起了风靡全球的多元评价理论的研究和多元评价体系构建的探讨。
诞生于苏联的合作教育学 (雷先科娃, 1987) , 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主张开展适当的课业形式及作业评定无压力和自我分析的思想, 倡导以发展学生的认识积极性为目标的“实质性评价”。合作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阿莫纳什维利取消了分数, 采用了实质性评价, 就是把学生的学习活动结果与拟定的标准相对比的评价, 这种评价方式的目标是激励、促进、校正、调节和控制学生的学习。他还重点讲述了培养学生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指出评价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建立在可靠的内在动机基础上。受到合作教育学学派影响的教师们认为, 分数不是教学的目的, 应该使每一次计分都有相应的教育作用, 而不是把分数当成教师权威的武器, 对学生的实质性评价比量化的分数更能促进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
巨瑛梅、刘旭东 (2004) 分析了后现代主义教学理论的“多元评价理论”。以“多元”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对教育的影响日益加深。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认为, 教学是丰富多彩的, 应富有情境性、过程性和启发性。后现代主义开放的教学评价观认为, 学生的“错误”和“干扰”能够启发教师的教学, 教师只有善于接纳和理解学生们各有特色的反馈, 才能使教学评价具备诊断性和形成性的功能。因而, 在多元评价理论的倡导下, 越来越多的教师主张教学评价不应局限于知识层面, 而应该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和人格发展, 以及如何通过有效评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以上各种评价思想或理论的提出, 虽然有其不尽相同的历史环境和具体内容, 但都是为了改变普遍采用单一的分数考核给各国教学所带来的不利局面, 为了使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学者和教师能够更关注学生的全方位发展。随着国外的评价理论的学习和介绍, 国内陆续出现了大量关于多元评价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我国多元评价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 将多元评价理论与高职英语教学相结合, 则是近些年的事。随着高职教学改革的深入, 这一结合开始受到教育专家、学者以及教师的关注。
二、构建高职英语多元评价系统的必要性
探讨高职英语的评价改革之前, 需要先从“教、学、考”三个角度以及围绕这三个角度的四个核心问题来探讨高职英语的改革现状 (见表1) 。
“教、学、考”是课程评价的三要素。近些年来, 高职英语“教与学”的改革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高职英语逐渐摆脱了本科院校大学英语的影响, 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都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职英语”, 并且也获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是, 高职英语的评价改革却一直与教学改革相脱节、不匹配。很多高职院校的英语课程仍然采用单一的考试形式考核学生, 用一份试卷来评价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
相对于高调的“教学”改革, 考核的改革却“低调”很多, 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高职英语的评价体制一直存在着一些弊端, 主要体现在过多地关注学生成绩和考试结果, 而对教学的过程性考核和评价缺乏应有的重视。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只在乎最后的结果, 而忽视构成教学过程的多项参数和动因;学生只满足于考试分数及格与否, 而不注重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隐性知识 (各种素质、情感等因素) 的增长。这种单一的评价制度往往使各项教学改革举措最终流于形式, 从而使高职英语的教学偏离了高职教学改革的轨道, 违背了“能力本位、行动导向”的高职理念, 不可能达到高职教学改革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见, 评价改革是高职英语教学改革和深化的关键, 多元评价系统的构建势在必行。
“教、学、考”应该是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 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 而不是互不相关、毫无关联的。考核只是评价系统的一个方面, 对高职英语的多元评价系统应兼顾“教、学、考”三个角度以及各自的四个分项。虽然它们各自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高职英语能符合高职教育的理念, 跟随高职教育的发展道路。笔者提出, 改革评价模式, 打破传统的一元考核制度, 构建一套多元的评价系统。
高职英语的多元评价系统应构建“能力为主、量质结合 (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相结合) 、多元主体共评价”的新模式, 除了考核学生的学科知识, 更要注重考核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以及非学科知识的掌握 (如沟通能力、学习能力等) 。对学生的评价也应该由单向评估转为多向评估, 要求学校、教师、家长、行业、同学、自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三、以综合英语课程为例的多元评价方案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英语系正在尝试一些新的评价方案, 更关注对教学的过程性评价。“综合英语”作为本院英语专业学生的核心课程, 试图率先构建一套适合高职英语专业学生的多元评价方案。该评价方案坚持“能力本位、行动导向”的高职理念, 着眼于综合发展学生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学习能力、职场环境下的英语交际基本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
综合英语多元评价方案与课程改革的目标和标准相一致, 综合评价学生英语的听、说、读、写、译基本知识和运用能力以及相关的基本素质。多元评价系统结合了“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 量化评价是指通过数量化的分析和计算, 对评价对象作出价值判断的评价方法, 一般包括标准化测验等;质性评价是对评价对象的学习细节和完成任务等, 采取模糊评价的方法, 一般包括课堂的行为记录、项目调查、书面报告、作业、学习态度等方法。
目前, 综合英语课程量化评价的参数包括六项, 即每日讲演、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口试、语言能力训练、期末考试;而质性评价主要包括三项, 即教师评语、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学生综合英语课程的总评成绩100分=每日讲演10%+课堂表现10%+平时作业10%+口试10%+语言能力训练20%+期末考试40%。
教师让学生对自己的每日讲演、课堂表现等进行自评和小组评议, 教师综合学生的自评分数、小组评议分数和教师评议分数, 对学生的各项参数给出最后成绩。这些评议都有统一的评分表格 (见表2) 。
除了量化评价, 教师还要求学生及其所在团队依据“知识、能力、人格发展”三方面的教学目标和标准, 对自己本学期的整体表现进行文字的表述。教师评语、个人评价和团队评价等质性评价或实体性评价都将作为对学生的学期鉴定, 放入学生的档案。
四、结语
总之, 只有使评价改革与教学改革相接轨, 才能使教学改革不流于形式, 而是取得真正实质性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真正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才能使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英语人才符合市场的需求,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教学法的改革、课程的改革都必须与健康、全面、立体的评价系统的构建紧密地联系起来。高职英语的多元评价系统应当兼顾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 整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考核要求, 实现评价主体多员化 (教师、自己、团队等) , 评价内容多维化 (课堂参与、语言能力训练等) , 评价形式多样化 (分数、教师评语、自我鉴定等) , 评价标准多重化 (知识、技能、情感等) 。多元评价系统的构建试图让学校、教师和学生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即学生达到能力的提高和心智的完善;教师具备教学的成效和精神的富足;学校形成理念的革新和体制的健全。
但是, 多元评价系统的构建和在教学中的实施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它们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如何为评价中的各项参数制定统一的评分标准, 使教师尽量不受主观因素的干扰, 这是多元评价系统最关键的问题;第二, 由于教师在评定学生总评成绩时, 要把每一项的分数算出来, 从而导致教师的工作量加大;第三, 在操作过程中, 认真负责的教师往往把学生的每一项平时成绩按照要求记录下来, 进行较客观的评分, 但是缺乏责任心的教师则很可能应付了事, 各项平时成绩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给学生一个分数;第四, 学校对某些语言类证书 (如CET4&6) 的通过率有所要求, 往往会让师生仍然注重积累应试技巧, 而忽视沟通能力、职业技能等其他重要素质的真正培养。在以后的研究中, 需要进一步探讨多元评价体系中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 完善高职英语的多元评价系统以进一步推进高职英语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美]霍华德.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二十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上的演讲[J].沈致隆, 译.人民教育, 2003, (17) .
[2][苏]雷先科娃, 沙塔洛夫, 阿莫纳什维利.合作教育学——关于试验教育教师会晤的报告[J].外国教育资料, 1987, (2) .
[3]巨瑛梅, 刘旭东.当代国外教学理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基于多元判别分析的财务预警系统 篇8
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触发了国际上对企业预警管理的研究。随着企业经济环境、竞争环境、经营情况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企业危机、企业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目前企业预警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对财务危机状况进行预测分析。
2 企业财务预警系统的构成
2.1 预警指标
预警指标选择得好, 预警系统就能真正起到预知危机、控制危机的作用;预警指标选得不好, 财务预警系统形同虚设, 起不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2.2 预警判断
包括财务预警模型的建立和警戒线的判断。在上述财务预警指标设计和选择原则指导下, 笔者认为, 完整反映企业经济运行状况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 应该包括的内容有:
(1) 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为了评价债权人关注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 应该选择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利息保障倍数等指标, 用来分别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
(2)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为了评价投资者关注的盈利能力, 应该选择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权益率、成本利润率等指标。
(3) 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指标。为了评价企业运用资产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 (即资产的周转、利用程度) , 应该选择对资产周转、利用程度影响较大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等指标。
(4) 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指标。为了评价企业经营规模、资本增值、支付能力、生产经营成果、财务成果的增长情况, 从而评价企业的营运能力和获利能力, 应该选择利润增长率、销售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资本积累率、资本保值增值率等指标。
3 企业财务预警系统的模式
根据国外企业的成功经验, 建立企业财务预警系统主要有两种模式:
3.1 单变量模式
通过单个财务比率走势, 预测财务危机。这种模式最早由威廉·比弗提出, 他认为按综合性和预测能力大小, 预测企业财务风险的比率主要有:
(1) 债务保障率=现金流量/负债总额;
(2) 资产收益率=净收益/资产总额;
(3)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 资产安全率=资产变现率/资产负债率。
3.2 多变量模式
这种模式最初由美国爱德华·阿尔曼提出, 用以计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
本文着重讨论多变量模式, 即应用多元统计方法。
4 多元统计的方法
多元统计的方法主要有: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判别分析法。
4.1 因子分析法 (Factor Analysis)
因子分析法是主成分分析法的推广, 是将错综复杂的随机变量综合为数量较少的随机变量, 来描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再现原始指标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少数几个随机变量是不可观察的, 通常称为因子。因子分析法也可以认为是将评价指标按原始数据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 同类指标的相关程度高, 不同类指标的相关程度低。因子分析法又分为R型因子分析法和Q型因子分析法, R型因子分析法是从相关系数矩阵出发进行分析, Q型因子分析法是从相似系数矩阵出发进行分析。因子分析方法一般用于评价企业整体财务状况, 具体步骤如下:
(1) 选择评价指标,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2) 将指标值转化为指标体系值;
(3) 确定各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4) 将指标评价值加权平均, 求得综合评价值。
一般选择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等9项指标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因子分析法, 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找出能明确反映不同侧面问题的因子提供的重要程度信息, 并将其提炼成一个新的综合因子, 依次实现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综合评价。
4.2 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主成分分析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 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
我们在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时, 为了能全面、系统地分析企业的整体状况会考虑众多的影响因素, 这些影响因素一般常以指标形式表现。虽然每个财务指标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反映了企业的财务信息, 但各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这必然会导致所统计的数据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叠。而且研究的指标变多, 势必会增加计算量, 同时更会引起分析问题的复杂性。主成分分析比较理想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使我们在定量分析企业整体的财务状况时, 能将所研究的变量减少, 但又保持较多的信息量。
比如, 我们采用杜邦分析法, 以ROE (净资产收益率) 为核心指标, 通过它的展开, 可以得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 这样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的数据, 同时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和偿债能力进行了分析。这种仅利用一个核心综合指标 (ROE) 来综合反映企业状况的处理方法与主成分分析有着相同的基本思想, 也是主成分分析方法应用的一种表现。
由此可见, 主成分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各方面能力 (如盈利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偿债能力、经营发展能力、资本结构等) 的分析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是压缩评价指标数的有效方法。
4.3 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聚类是将数据分类到不同的类或者簇的一个过程, 所以同一个簇中的对象有很大的相似性, 而不同簇间的对象有很大的相异性。聚类分析的目标就是在相似的基础上收集数据来分类。通俗地讲, 聚类分析是依据事物的性质和特征的相似程度, 将彼此相近的样本分在一类, 差异较大的分在不同的类。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聚类分析, 把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与较差的公司分在不同的类, 以此来判断公司财务状况的好坏。
4.4 判别分析 (Discriminatory Analysis)
判别分析的任务是根据已掌握的一批分类明确的样品, 建立较好的判别函数, 使产生错判的事例最少, 进而对给定的1个新样品, 判断它来自哪个总体。根据资料的性质, 判别分析分为定性资料的判别分析和定量资料的判别分析;采用不同的判别准则, 又有费歇、贝叶斯、距离等判别方法。
费歇 (Fisher) 判别思想是通过投影, 使多维问题简化为一维问题来处理。选择一个适当的投影轴, 使所有的样品点都投影到这个轴上得到一个投影值。对这个投影轴的方向的要求是:使每一类内的投影值所形成的类内离差尽可能小, 而不同类间的投影值所形成的类间离差尽可能大。
贝叶斯 (Bayes) 判别思想是根据先验概率求出后验概率, 并依据后验概率分布做出统计推断。所谓先验概率, 就是用概率来描述人们事先对所研究的对象的认识程度;所谓后验概率, 就是根据具体资料、先验概率、特定的判别规则所计算出来的概率。它是对先验概率修正后的结果。
距离判别思想是根据各样品与各母体之间的距离远近做出判别。即根据资料建立关于各母体的距离判别函数式, 将各样品数据逐一代入计算, 得出各样品与各母体之间的距离值, 判样品属于距离值最小的那个母体。
在此, 本文着重讨论多元判别分析法。
5 多元判别分析法
5.1 判别分析的基本步骤:
我们应用SPSS来进行判别分析模型的构建, 其过程为, 对于分为k组的研究对象, 可建立 (k-1) 个典型判别函数 (原始自变量的线性组合) 和k个Fisher线性判别函数, 然后将各样品的自变量回代到判别函数中, 计算其判别分数或者属于各组的概率, 根据数值的大小判别样品所属组别, 对比样品的原始组别给出错分率。具体步骤如下:
(1) 选择自变量和组变量;
(2) 计算各组单变量描述统计量, 包括组内均值、组内标准差、总均值、总标准差、各组协方差矩阵、组间相关矩阵, 并对组间均值相等及协方差矩阵相等的零假设进行检验;
(3) 推导判别系数, 给出标准或未标准化的典型判别函数系数, 并对函数显著性进行检验;
(4) 建立Fisher线性判别模型;
(5) 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分组;
(6) 进行样本回判分析, 计算错分率;
(7) 输出结果;
(8) 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5.2 建立模型的数据假定与原始数据的选择
在财务分析的指标中, 最常见的指标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等。如果公司的这些财务比率较低, 则容易陷入财务困境中。为此, 本文应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判别分析来建立判别函数:
Z=a0+a1×流动比率+a2×速动比率+a3×净资产收益率+a4×总资产周转率
式中, Z为判断函数;a0为常数项;a1为流动比率对判断函数的影响系数;a2为速动比率对判断函数的影响系数;a3为净资产收益率对判断函数的影响系数;a4为总资产周转率对判断函数的影响系数。每个系数可以根据历史资料进行回归得出。为了使建立的模型具有有效性, 本文假定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数据都服从正态分布。为了得到a0、a1、a2、a3、a4, 我们从网上随机下载若干财务数据, 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的假定, 进行整理, 如表1所示。
备注:类别1为非ST组, 类别2为ST组。
a.87.5%of original grouped cases correctly classified
a.87.5%of original grouped cases correctly classified
表2、表3给出了典型判别函数的未标准化系数与标准化系数。由此, 我们构建典型判别模型如下:
Z=-4.069+2.588x1+0.303x2+6.980x3-0.547x4 (未标准化)
Z=0.838x1+0.096x2+0.548x3-0.199x4 (标准化)
由表4可知, p=0.002<0.05, 说明在0.05的显著水平下, 典型函数是显著的。
表5给出了Fisher线性判别函数系数, 据此建立Fisher线性判别模型如下:
非ST组:Z1=-16.667+6.952x1+9.835x2+39.464x3+4.662x4
ST组:Z2=-4.908-1.749x1+8.815x2+15.997x3+6.502x4
表6给出了逐步判别分析小结, 公司破产的正确分组率为90%, 错分率为10%;公司未破产的正确分组率为83.3%, 错分率为16.7%。表7给出了全模型法的判别分析小结, 公司破产的正确分组率为80%, 错分率为20%;公司未破产的正确分组率为83.3%, 错分率为16.7%。
6 结语
本文采用全模型判别分析法的判别效果低于逐步判别分析法的判别效果, 这说明选择对判别贡献大的变量, 建立判别模型要优于未加选择的使用。从判别的结果来看, 本文选择的上市公司判别的效果较好, 但如果各公司判别的效果不太好, 建议进一步收集数据, 同时引入其他的指标变量再建立模型。另外, 本文所用的样本偏少, 如果要得到更精确的结果, 建议样本控制在30个以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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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论 篇9
多元系统论是以色列学者Even Zohar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其论文《历史诗学论文集》首次提出的, 多元系统论是指某一特定文化里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 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 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具体到翻译研究, Even Zohar认为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中一个子系统, 而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也是如此 (Gentzler, 1993) 。Even Zohar (1978) 指出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会出现繁荣, 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三种条件:1) 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2) 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3) 当一种文学正经历危机或转折点时。此外, Even Zohar还对具体的翻译策略问题予以探讨: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 译者往往会参与创造一级模式, 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使译文更注重充分性 (adequacy) , 模仿原文的结构和内容;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 译者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 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使译文作品更注重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 模仿目标语的结构和内容 (张南峰, 2002) 。
二、从多元系统论看斯奈德译寒山诗
寒山诗之所以能在美国兴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 当时的美国社会迅速发展, 进入到后工业社会, 经济繁荣, 科技发达, 军事强盛, 但这种高度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产生了异化感的危机。人们精神上所承受的痛苦和精神世界的贫乏, 种族歧视, 环境恶化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与此同时, 从日本传入的禅宗在美国盛行开来。禅是纯粹中国式的佛学, 愿意为“静虑”, 就是用静坐思维的方法, 以期彻悟自心。禅的境界, 自“疑情”始, 大彻有大悟, 小彻有小悟, 不彻则不悟。由疑生悟, 不仅禅的境界由此而生, 其他一切科学定律、哲学理性……无一不在怀疑的精神上诞生与确立;应用到人事上, 便是一独立不群, 不受人牵制的英雄与圣者。这是禅的精神所在, 也是寒山子的精神本质。总之, 禅是精神上的无着境界, 是天与人的统一, 心灵与存在的统一, 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它得到了当时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赞赏与认同。“跨掉的一代”宣称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 没有口号的鼓动者, 没有纲领的革命者”, 信奉“只要太阳容你, 我也容你”、“只争朝夕, 及时行乐”的处世哲学。在这样的背景下, “寒山热”在美国发生便毫不足怪。
从译者斯奈德的角度看, 他有着极强的生态意识, 而这恰好与寒山不谋而合, 加之寒山的诗通俗易懂, 用词简洁, 寓意深刻, 与诗人斯奈德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中国古诗中的意象也由于庞德等人的介绍而被众多西方人所了解与接受。斯奈德的翻译是有选择的, 他主要选择了寒山的自然诗而非世俗诗, 所以他译的寒山诗才可以大受欢迎。
三、从多元系统论看寒山诗的翻译策略
斯奈德的翻译是忠实于原文的, 对原诗意思的把握程度很深。这也源自于他对东方文化和禅宗的理解。在斯奈德给菲克勒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诗歌翻译的过程和方法:“我的翻译是在伯克利研究生研讨班上在陈世骧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我翻译的方法是:首先, 彻底了解原诗的文字;第二, 专心努力地把诗中的景象投射到脑海里, 就像拍电影一样;第三, 我用自己的语言写下心中所看到的;最后, 把译诗与原诗对照以确定它们相吻合。”其实, 要判断斯奈德到底采用的是归化还是异化策略, 是很难的。因为, 我们无法确定他所说的吻合究竟是指意境与原诗吻合, 还是语言到内容甚至是意境等各方面的吻合 (杨晓茹, 2011) 。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 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 译者会遵守源语文化的形式, 采取异化翻译策略, 译文注重充分性;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时, 译者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 即遵守目标语文化的规范, 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寒山诗作为翻译文学, 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文学有共同之处, 可以说, 寒山诗为当时“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增色不少。当翻译文学与主流文学如此接近的时候, 可以说系统内的平衡慢慢被打破, 用归化或者异化策略也不是绝对的。
我们来看个例子, 同时录出Arthur Waley的译文作为参照:
时人见寒山, 各谓是疯癫;貌不起人目, 身唯布裘缠。
我语他不会, 他语我不言;为报往来者, 可来向寒山。
英译:
When men see Han-shan;They all say he’s crazy?
And not much to look at;Dressed in rags and hides;
They don’ t get what I say; I don’ t talk theirlanguage。
All I can say to those I meet;“Try and make it toCold Mountain。”
(斯奈德译)
可以看出, 在语言风格上, 斯奈德的译文与原诗很接近。寒山诗语言通俗, 比较口语化, 斯奈德在翻译时也大都采用了类似的词汇。但大体上看, 这首可以说完全采取直译的手法。采取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异化。斯奈德的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是非常接近原文的。同时, 在此还想指出的不同是译者对最后一句, 尤其对“寒山”的处理:而威利的另一译本则使用了拼音Han- shan, 而斯奈德则将其译为表示地方的Cold Mountain。这种表达可以让读者了解到作者当时所处地点及其心境, 比Han-shan更容易让读者体会到那种荒凉的景象。 (耿纪永, 2007)
四、结束语
本文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诗人斯奈德及其对寒山诗的翻译, 使人们从更加不同的角度来了解翻译。多元系统论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的静态的、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 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加以动态、系统研究, 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当我们拿这一理论来观照复杂多样的翻译现象时, 总觉得有点圆凿方枘。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纳入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研究, 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对比中解放出来,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任何理论都不能绝对化, 多元系统论对译者的主体性关注不够, 涉及的面太宽太繁杂, 也不能解释所有的文学翻译现象, 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摘要：多元系统论的出现将翻译纳入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研究, 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对比中解放出来, 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 这对翻译来说是个一很大的进步。本文将会介绍什么是多元系统论, 并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美国诗人斯奈德与其翻译的寒山诗。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斯奈德,寒山诗,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Even Zohar.Polysystem Studies[J].Poetics Today, 1990 (11) .
[2]Gentzler, 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3.
[3]耿纪永.翻译与生态思想——重读斯奈德译寒山诗[J].同济大学学报, 2007 (2) .
[4]杨晓茹.从多元系统论看斯奈德翻译寒山诗[J].海外英语, 2011 (6) .
多元系统论 篇10
20世纪70年代,在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基础上,伊塔玛·伊万—佐哈尔采取Tynjanov的分层文学系统理论,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根据该理论,所有文学形式,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都被放在一个由社会、文化、文学、历史等所共同构建的复杂系统内。在这个多远系统内,“不断地进行动态转变,争取在文学经典中占有主要地位。”[1]他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未确定。在多元系统中,它可能占据主要地位,也可能占据次要地位。如果占据主要地位,它会积极地参与到形成多元系统中心的过程中来。”[2]因此,他列出了翻译文学能够占据主要地位的三种情况:
1)“年轻”文学正在建立,会向更为“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模式;
2)当某个文学作品比较“次要”或“弱小”之时,会引进自身欠缺的文学形式;
3)文学史上关键转折点到来之时,即现有模式无法满足需求,或本国文学出现真空。
众所周知,鲁迅不仅是位著名作家,还是位杰出的翻译家。从1909年开始,他便与弟弟周作人合作,将一些外国小说译为半文半白的中文。在他的整个翻译生涯中,他的翻译策略经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他首次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从此,他坚持该翻译观直至1936年去世。
鲁迅的生活年代,恰逢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此时期,中国没有形成自身成熟的现代文学系统,该系统在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始终没有建成。同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主等相比,很明显,中国的文学很弱小或边缘化,不可避免地要从属于西方文学。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复杂的、成熟的现代文学库,其发展方向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因此,中国文学当时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所以,当时的翻译文学就有三种情况(即伊塔玛·伊万—佐哈尔提出的三种情况)可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首要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文学库日渐不能满足大众需求和社会发展。因此,中国的文学就会在多元系统里面屈居次席,而西方文学则会占据主要地位,成为主流文学。
2 鲁迅采取异化翻译策略的原因
鲁迅为何于1909年以后转而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呢?下面我们就在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首先,从多元系统论的宏观视角来分析。正如伊塔玛·伊万—佐哈尔所言,“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了翻译策略。如果翻译文学是主流文学,译者将不会受目标语文学模式的限制,而更愿意突破常规。他们经常拿出一篇在‘充分性’性上跟原文极为相配的目标语文本,再现源语文本的语篇关系,这样做本身可能会产生新的源语语言模式。另一方面,如果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倾向于采用现存目标语文化模式进行翻译,最终产生比较‘不够充分性’的译文。”[3]另外,根据图里对于翻译过程不同阶段的翻译规范理论,“……译者服从源语文本规范,或服从目标语文化的规范。如果面向源语文本,那么目标语文本将会具备‘充分性’;如果目标语文化规范占主要地位,那么目标语文本将具备‘充分性’。”[4]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服从源语文本以及源语规范,翻译策略也应是异化的,这样才能将外国文化的精髓引介到国内文化和文学中来。鲁迅当时也意识到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由此提出了“拿来主义”的概念[5]。他强调通过异化翻译手段或所谓的“硬译”策略对外国文化进行精确传播和忠实引进。鲁迅还在回复瞿秋白的信中指出中国语文的缺陷:“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6]因此,鲁迅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另一目的即改革中国传统语言文字。
然而,当时普遍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归化法,这符合当时“接受性”的翻译规范。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新文化运动伊始,一些翻译家,如严复和林纾,服从于他们的赞助者和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因为他们不敢触犯。这些林纾式的翻译以非忠实的重写源语文本为特征,深受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翻译观念所影响。
第二,某些知识分子,如辜鸿铭,仍然认为只有中国有文学,中国文学是至高无上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翻译文学应该服从中国文学形式和规范,因此归化法是主流翻译策略。
这些归化倾向的翻译最终产生了太多不负责任的重写和漏译,如茅盾所指出的,出现了很多“歪译”,也出现了很多赵景深所主张的“顺译”和“宁错而务顺”。因此,这就违背了图里翻译规范中的“充分性”原则,最终不利于西方先进文学和优秀文化的引介。具体来说,会破坏源语文本的原创性和句法的新颖性,如鲁迅先生所说,“异国情调”和“洋气”会丧失殆尽。此外,中国文化和社会改革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鲁迅对于翻译活动中的这些反常现象很不满意,于是便努力去批评和纠正,最终提出了“硬译”理论,即异化翻译理论,强调“宁不顺而务信”,而不是“宁不信而务顺”。
韦努蒂在《翻译的丑闻》中分析了鲁迅的翻译策略:1)受林纾、严复的影响。鲁迅在青年时期曾满怀激情的阅读了由他们翻译过来的Haggard和Huxley的著作,并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文学。起初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普及”,因此采用了清末的规划翻译策略———为了使他的译文为读者接受,他用古文来翻译,并对原文进行改译。2)受Goether和Schleiermacher的翻译策略的影响。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拜读过Goether和Schleiermacher的作品,并且是支持他们的异化翻译主张的。Schleiermacher在《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说道:“译文越贴近原文,就会让读者越感到它是外来的东西。”Schleiermacher也想通过异化翻译来效力于一个民族主义的“议程”:通过帮助德国文学的建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对法国文化和政治霸权发动普鲁士式的挑战。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种族优越性的信念。这种信念最终将演变成为同志全球的想法。这种幼稚的文化沙文主义也盛行于与鲁迅同时代的清皇朝的忠实拥护者中,也正是为鲁迅所不齿的。他之所以转向异化的翻译策略,是想建设一种现代文学,并通过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矛盾来对它进行质问。[7,8]
总而言之,鲁迅先生翻译策略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对中国文学和文字发展的责任心使然,亦是其对林纾式翻译和赵景深式翻译流派的不满使然。深层和根本原因则植根于中国文学、政治和经济等长期落后的历史背景,是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的结果。
3 鲁迅异化翻译策略的重要影响
首先,在“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开展,各种先进思想涌入中国,革命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成为时代选择的标准,翻译文学开始走向主流地位。译者应该努力保证源语的“充分性”,这会有利于革新文学库和多元系统的动态转变。因此,五四时期的翻译策略应该是以异化为主。此外,五四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得到改良,新文学开始重新建构。除了鲁迅,其他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文言文的局限性,并提倡通过忠实翻译外国文学,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以改革和充实中国的文学形式和内容。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重要,鲁迅和其弟弟周作人共同创办“文学研究会”,主要翻译俄罗斯、法国和一些北欧和东欧受压迫国家的作品。通过“硬译”,鲁迅将外国句法或欧式句法和新的文学形式介绍到中国,为中国文学库的充实和革新做出了很大贡献,人们也从这些翻译作品中受到启蒙,开阔了国际视野。
其次,鲁迅翻译《域外小说集》以及与梁实秋关于翻译的论战对于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域外小说集》便是硬译法的典范,“无疑是近代文学翻译由意译向直译转变的标志。”[9]韦努蒂也曾就此评论:“《域外小说集》的深远意义也表明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异化翻译策略已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冲突。”[10]可以说,正是这本译作揭开了异化翻译的序幕,开始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关于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论战,起初是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为“死译”,鲁迅在给梁实秋的回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一开始,其翻译作品并不畅销,他仍坚持硬译,并愿意成为试金石,愿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甘受惩罚。他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我们的某些语言终究从拙劣变得流畅来。最终,鲁迅先生所做出的牺牲为外国文学的引进和中国文学、文字和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结论
鲁迅的异化翻译理论或“硬译”理论是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已经占据主流位置的情况下提出的,是站在改革中国社会、文化、文学和文字的角度上提出的。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人物,鲁迅的提议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有利于翻译规范的建立和中国文学库的充实。“鲁迅以其勇于面对现实揭露虚伪的大无畏的精神,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敏感,揭示出的翻译各个层面的关系,至今仍启迪着我们对翻译的研究,因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构建,对中外文化交流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11]正如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2001)所说:“通常是主流作家产生最为重要的翻译作品,这些翻译作品又是目标语文化在形成新的文学形式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它会介绍新的诗学,技巧等等。”此外,陈福康也评论道:“鲁迅的翻译作品是最有价值的财富……”[12]鲁迅先生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典范。鲁迅的翻译策略的改变对我们今天的启示便是:当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我们应当采取异化策略为主,以批判性的继承外国文学的精髓,因为当代中国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仍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对外国文学中异质成分的吸纳,是继五四以来的新一轮高潮……当代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学,如果要从边缘走向中心,所采取的方法不应是以保守的文化心态捍卫本土文学传统,而应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学话语……”[13]S
摘要：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自1903年至1936年,鲁迅除了写作之外,还进行了大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在此期间,其翻译观经历了从归化到异化的过程。本论文将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探讨其翻译策略。多元系统论涉及意识形态、翻译规范和文学库等反面,为我们研究鲁迅的翻译策略和当代翻译理念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新视角。
多元系统论 篇11
【关键词】英语写作 计算机辅助 互联网 语料库
【基金项目】湖北工程学院2014年度教学研究项目“网络技术环境下英语写作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编号 2014A09）。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1-0111-02
1.引言
得益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各行各业和领域的自动化、系统化管理与收益成本得以大幅提高，CALL（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便是其中最好的例子。本研究拟整合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从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出发，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大学英语写作系统和环境。该系统支持学生、教师和相关研究人员三方的进入，不仅有助于教师评阅学生习作和打分，更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训练和培养学生写作中的创新思维能力。
传统的计算机辅助英语写作软件，比如word，提供了文本拼写编辑以及语法检查等工具，不过仅限于使用本地计算机的资源。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本地计算机的功能可以加入到至在线系统以便促进外语学习进程。例如，FTP和Email的使用便加强了师生交流，学习者可使用互联网提交作业并接受老师的评阅和修改，但这两个工具却不能完全整合网络和计算机的能力，尤其是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经验不能收集起来供所有参与者共享和利用。基于此，我们设计了一套基于互联网的英语写作系统，综合考虑了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要求。一般而言，但凡与CALL有关的互联网的使用根据交互式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类。其一，学生和教师利用互联网获取资料，如检索听读材料或者浏览网上的交互式课件，学生与计算机之间的关系跟传统的CALL应用模式很相似；其二，让使用者（包括教师与学生或者学生与学生）之间展开互动，即这些计算机辅助英语学习模式是将互联网技术作为交流或者信息提取的工具。
笔者探讨的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机辅助英语写作多元交互系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互联网不仅能提取信息，还能在信息互动过程中建构信息。再者，互联网所构建的信息对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三方都非常有用。信息只有以对使用者有用及容易获取的方式存在，其潜在价值才能被实现。
依据CALL建构有用信息这一理念，信息可区分为三类：（1）由学习者产生的目标语，即学生所写的英语文章；（2）教师对学生习作的评阅和修改；（3）学生依据教师的评语和修改所作的修正。
笔者设计的大学英语写作多元交互系统有以下四个特征：（1）基于互联网的交互界面和传输机制；（2）在线教师评阅及修改工具；（3）学生错误统计和错误分析工具；（4）学习者英语数据库。笔者将这几个特征整合起来，形成了能提高学习者写作和减少教师评阅修改琐碎程度的计算机系统基本思路。
2.计算机辅助大学英语写作多元交互系统的构建
按照要求，笔者设计的英语写作交互系统包括网络架构和数据库设计（如图1所示），学习者利用互联网进入系统，命令传输给服务器，进行查询、检索和数据储存工作，有机地整合计算机与互联网，使用Active数据库技术，将待检索的信息都储存在数据库，包括学生的习作，教师的评阅修改等。系统使用者与数据库的关系见图2。
图1 系统网络
图2 系统使用者与数据库之间的关系
2.1学生界面
写作过程包括写作、修改和完成三个阶段。其间系统为学习者提供了提交习作或检查之前的习作、将习作提交给同学、检查同学发给老师的习作、搜索所有习作的所有评阅和修改、进入讨论区、查看有用链接、检查个人信息等功能。
2.2教师界面
此界面提供选择班级及检查作业、检视评改库、搜寻学生习作、进入讨论区、查看有用链接、检查个人信息、连接语料库、退出登录的功能。教师将该部分选定、输入相关评论，可以加入个人喜欢的评语到评改库中，这样就不能重复输入同样的评语，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3.计算机辅助大学英语写作多元交互系统的主要功能
3.1统计典型的中国学生写作错误
外语学习者由于语感不足时常在写作中产生很多错误却浑然不知，教师的主要困难在于传统的纸和笔的写作模式带来的弊病，故很难把握哪个学生犯了何种错误，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哪个学生常常犯哪种错误。因此，我们设计了具有特殊功能的评阅批改分析工具。该工具能够记录并将每个学生所犯错误分类并显示在查询结果上，查询结构所列出的错误类型与所有这些错误的发生相连接。这样，学生能非常容易地检查到错误，教师也能够看到分类结果，统计出学生最常见的错误。教师使用这些信息来调整教学过程中所关注的领域，并针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个性化的指导，研究人员也能利用该统计资料做进一步的分析，用于学术研究。
3.2查询关键词
对于外语或者二语学习者而言，某些特殊的表达不太容易掌握，关键词查询这一功能能使研究人员和教师调查学生对某些特殊表达的使用，通过仔细研究其结果，对错误的原因形成假设并予以检测。
4.计算机辅助大学英语写作多元交互系统的优点
这里所描述的计算机辅助大学英语写作多元交互系统，或者基于互联网的英语写作教学环境，由一系列先进的功能构成，与传统的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ALL）软件有所不同。其主要优点如下：（1）基于互联网的使用者界面有助于学生和教师登录系统；（2）错误统计与分析能够突出学习困难；（3）将习作归档存入语料库有助于查找二语或外语学习者常犯的错误并支持中介语研究；（4）该系统的使用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并不断提高写作本身的趣味性和写作的质量。
该系统系不同系统的跨学科合作，尤其是构建学习者数据库。目前，建立学习者数据库的最大障碍来自当数据转换成机读形式。通用公式有三种：一是直接用键盘输入数据，二是扫描，三是从学生手中搜集含有习作的磁盘。这些工作耗时费力且繁杂，在输入过程中还有可能会出错。我们设计的模块化系统能够克服这一缺点，写作系统将语料库与基于互联网的语言学习环境连接起来，当学生通过互联网提交习作时，其备份会自动加入至数据库中，每篇习作的基本数据（如性别、年级）会自动加入。
综上所述，计算机辅助大学英语写作多元交互系统将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的需求有机地整合起来。该系统在多媒体及互联网时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其在线英语写作质量，缓解教师的压力和负担，且有助于提高外语学习者的语言意识，使学习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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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多元系统解读 篇12
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他感受到传统的文学和翻译研究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选择研究对象,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对应关系,忽略了许多与翻译有关的因素,无法全面地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而当时没有一种理论工具能不带价值判断地来描述已发生的现象,于是,埃文-佐哈尔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论,以求改变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落后状况。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不是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而不是单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行为不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即世界文化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1]
二.翻译文学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指出,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系统并不平等,而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2]14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由多元系统的格局而定。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对于重要的进程并无影响力。[2]75
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翻译文学只占有边缘位置时,往往采用目标文学里现成的二级模式。[2]79
三.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位置
埃文-佐哈尔提出可从“量”的角度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在中心还是边缘,例如翻译作品发表的数量是否大于原创作品,读者多不多等。但埃文-佐哈尔更着重从“质”的角度来衡量翻译文学的位置,他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极有可能跟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扯上关系,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手笔的。[2]75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大规模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翻译目的性明确,旨在通过译介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学。五四期间,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的带动下,翻译活动大规模开展,其声势远远超过近代。《小说月报》、《创造》、《新潮》、《语丝》、《文学周报》等刊物都竞相译介外国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田汉、刘半农等,都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涌进中国。[3]19综上可以判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
对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多元系统论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埃文-佐哈尔认为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一)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即是说,文学系统依然“年轻”,仍在建立的过程中;(二)文学系统处于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或处于“虚弱”状态,或两者皆然;(三)文学系统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76
在第一种情形下,年轻的文学要把新发现的(或更新了的)语言尽量应用于多种文学类型,使之成为可供使用的文学语言,满足新涌现的读者群,而翻译文学的作用纯粹是配合这种需要。年轻的文学的生产者因为不能立时创造出每一种他们认识的类型的文本,所以必须汲取其他文学的经验;翻译文学于是就成为这个文学中最重要的系统之一。[2]76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借助于翻译文学,翻译在现代文学白话语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白话语体。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4]10因此,翻译文学得以占据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在第三种情形下,在多元系统的变迁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转折点,也就是已确立的模式不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翻译文学就可能占据中心位置;哪怕是中心的文学系统,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假如在这个转折时刻,本国文学的一切形式均被摒弃,从而出现文学“真空”,则翻译文学跃升中心位置的可能性更大。在这样的真空期,外国的模式很容易渗入,因而翻译文学可能占据中心位置。[2]78中国文学是个历史悠久、库存充裕、自给自足的多元系统,在远东地区的大系统中一向处于中心位置,影响别人多于受别人影响。但到了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引发中国整体社会危机,传统文化遭到摒弃。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要,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4]2翻译文学因而得以进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
四.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择
1.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盛况及其原因
俄国的文学作品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来,是在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但第一次大规模译介俄罗斯文学,则是在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除去里边也包括俄罗斯文学的“总集”类外,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这个目录尽管不全,而刊载在报刊杂志上未搜集成单行本的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可是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文学翻译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了。[5]193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得到蓬勃开展是实有原因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高度的思想性、深湛的艺术表现力使它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显得特别灿烂夺目,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情况中,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5]192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在寻求救国之路,渴望中国摆脱困境,实现真正的自强。基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现实,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学习俄国、学习俄国的文学。他们所关注的是俄国文学与俄国的时代、民族保持的密切联系,学习的是俄国文学起到的改造社会、启迪民众的作用。[6]23俄罗斯文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提出了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深思,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人生,发现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十月革命令全世界激动,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它更为向往。[5]192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中国人民从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看到了自己的道路。革命前的俄国和当时的中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中国人民对俄国的革命倍感亲切,迫切地要求从俄罗斯文学中更清楚地了解俄国,吸取斗争的力量。这样,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就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崭新的局面,它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5]193
2.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材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选取作品来翻译的原则取决于本国多元系统的状况,除了看作品跟新的手法是否协调外,还要看它们在目标文学中能否扮演革新的角色。[2]78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构成了俄国文学“人民性”的精髓。“人民性”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所缺乏,也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所呼唤的,中国人理解的“为人生”,指向贫困的消除、政治的变革以及民族的解放。所以,俄国文学中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境遇的“为人生”文学,成为正在寻找文学新范型的中国新文学必然的选择。[6]23同时,翻译的选择还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4]29其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名家的名作受到了五四文坛的重视。
A.普希金
五四新文学以民族化、平民化、语言生活化作为努力的目标,五四文坛对普希金在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作用达成共识。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大力提倡并带头从事小说翻译,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普希金的作品得以译入中国。我国留日学生戢翼翚翻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于1903年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戢译《俄国情史》不仅是第一部汉译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俄国文学名著。随着《俄国情史》的出版,普希金的小说也得以陆续翻译进我国。
在五四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希金的汉译作品仍然以小说为主。若论普希金的文学成就,诗歌要大于小说,但从1903年至20年代中期的二十年间,汉译普希金作品均为小说,没有诗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诗歌需要考虑声韵、节奏、分行等问题方面的因素,很难翻译;二是五四时期的当务之急是争夺思想阵地,俄语翻译者多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自然选择了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翻译的小说,而对需要诗性沟通与时间打磨的诗歌翻译则不能不暂时怠慢了。[4]302
五四时期,关注人生、关注平民阶级的苦难与不幸是新文学的一个普遍主题。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传统是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发端的。这类“小人物”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作家和译者的强烈共鸣,正由于这些作品都是“为人生”、“平民化”、“悲剧化”的,揭露了贵族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不合理,唤起读者对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驿站长》在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中体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B.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黄金时代人道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913年起,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热潮。托尔斯泰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和道德价值。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对五四新文学而言,意味着情感、理性认同下某种更为持久的一种接受模式的建立。这种模式在思想层面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热情和“民众至上”乃至“四海同胞主义”的道德情怀,而反映到文学中,意味着一种主体参与意识,它要求文学成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净化人心灵的某种强有力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第二次热潮,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最多。在当时翻译人才很紧缺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单行本多达24种,而且还有重译。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艺术主张和文学观念开始影响中国文学界。耿济之在《俄罗斯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写到,“托尔斯泰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以灌输于一般人民。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7]186由此可见,五四时期选择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核心因素在于其作品具有强大的道德批判力量,以及托尔斯泰充分肯定文学的教化作用。[6]33
五四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最高,托尔斯泰的宏阔深邃唤起了众多译者的翻译热情,五四时期选择他的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其永恒的人类之爱。托尔斯泰的《伊拉司》不似中国传统文学中常见的那样善有善报否极泰来或者飞来横祸酿成悲剧,而是波峰浪谷的大起大落使人变得豁达开朗起来,上升到新的人生境界,从而引导读者与人物一道进行对生存质量与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他的另一部作品《阿撒哈顿》则表现出无作恶、爱人类的托尔斯泰主义。
C.屠格涅夫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上开始连载陈嘏用文言文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标志着屠格涅夫作品首次进入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屠格涅夫热“,人们争相翻译、出版屠格涅夫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带有编年史性质,从《猎人笔记》到《罗亭》、《贵族之家》等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变迁的轨迹。这对于同俄国有着诸多相似点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亲切。因此,五四时期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得较多,[4]308仅连载的中长篇小说或出版的单行本就有12种之多。
五四运动思想阵地《新青年》先后刊载了《春潮》、《初恋》,不仅表达了国人对现代恋爱婚姻的希冀,还透露出当时进步青年对自由、平等、个性等一整套现代观念的渴望。[4]309《父与子》、《村中之月》、《前夜》等真实地反映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旧习俗、现代风度与贵族习气、个性意志与父母之命的冲突。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作家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外国文学中的同类题材自然会唤起国人的共鸣,因而这些作品被翻译过来。[4]310《猎人笔记》得到新文学前驱者感情与理性诸多层面的认同与肯定,则同中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严重阙如的偏枯现象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4]313
D.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黄金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一脉相承的创作表现是:以人为核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他作品美学表现的重叠内涵。[6]4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既有对堕落社会事实的描写,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这些特点都正好契合五四时期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
1921,周作人在他的《三个文学家的记念》一文中,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极致,……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尔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穷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的存在”。[8]1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抹布”中发现人性的光芒、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希望,五四文坛译介其作品正是希望中国现代青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获得启迪,觉醒起来、振作起来,努力争取中国社会改造的成功。[4]323
中国新文学先驱在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有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以“穷人”为逻辑主线的作品大量引入,如《贼》、《冷眼》、《猎人笔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些作品大多被再版过多次,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复杂的作品则备受冷落,如《二重性格》、《群魔》等作品直到1949年才被翻译。这说明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的是:那些身处肮脏现实、灵魂却未曾泯灭的人们,他们令人心碎的哀鸣、不幸、挣扎和反抗;那些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的富人们,他们对穷人的侮辱、损害、践踏和摧残等等。[7]135这种选择反映了中国新文学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轴心的,隐藏和遮蔽了个人审美情趣。
E.契诃夫
契诃夫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殿军,是这一时代的最后一座高峰。20世纪初契诃夫作品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局势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社会的解放和文学的变革成了中国作家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思想和文学的途径,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契诃夫作品中的抒写现实、反映人生、关注平民生活的题材内容,正切合了力图以文学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要求。实际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尽管属于不同流派,主张的创作方法也不同,但都离不开“为人生”这一主要宗旨,因此,契诃夫作品中现实主义题材吸引了中国文学界的视线,使其大量作品的译介成为可能。[6]38
五四时期,在译介过来的65部俄国文学作品中,契诃夫作品就有10部,仅次于托尔斯泰而占据第二位。中国译者在选择契诃夫作品时表现出明显的自主选择的主体意识。他们倾向于选择与时代、社会、民族的状况相适应,反映小人物生活、暴露社会黑暗、鞭挞愚昧麻木的国民性、唤起民众的良知的作品。当时,主题相对明确清晰、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译介的选材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译者重点关注的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着眼的是文学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译者的文学自觉性还没有进入到审美阶段,对文学产生强烈共鸣和价值认同感仍然停留在“为人生”这一层面,这也导致了译者选择翻译对象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例如,契诃夫后期代表作,如《草原》、《主教》、《新娘》等作品在五四时期就没有译本出现。[9]就艺术形式而言,五四文坛重视契诃夫短篇小说和独幕剧的翻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新文学提倡者急于求成。灵活多样、结构严谨、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较为容易模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创期提供了范本。
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学前驱者选择什么来翻译,主要不是凭个人的兴趣,而是着眼于社会文化改革的需求,当时的翻译家和评论家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建立新文学的作品来翻译。也正是在外国文学的对照之下,才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弊端,加速改革的进程。
五.结语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翻译作品除了带来新的思想和观念之外,还在现代小说、话剧、新诗等文学形式和发展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巨大成就不仅仅在于翻译文学本身,而且更在于它以特殊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对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应。俄罗斯文学是中国文化多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五四期间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居首位,应当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以准确把握当时俄罗斯文学翻译选择的动机、翻译的建树及其翻译的效应。
摘要：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崭新的局面。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假说,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的位置会对翻译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五四时期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数量最多,译者对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选择具有较强的现实目的性,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启蒙的作品来翻译,被译介进来的俄罗斯文学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多元系统,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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