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

2024-08-09

程朱理学（共4篇）

程朱理学篇1

在讲解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宋明理学”这部分内容时, 不论是学生, 还是老师都感到难, 特别是“程朱理学”部分, 感到更难。老师感到难讲明白, 学生感到难理解。本人认为,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除了这部分内容本身比较抽象外, 主要的还是没有把握好程朱理学的特点及其成因。

一、程朱理学的特点

程朱理学是一种以儒、道、佛三教合一为特征的新儒学。它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强调“存天理, 灭人欲”, 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 与以前的儒学相比,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程朱理学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与先秦、汉唐儒学相比, 程朱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辨性、理论化。我们知道,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也刺激了中国本土道家和儒家。但是, 儒学家们并没有像道教那样快速作出反应。唐代, 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宋代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 另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他们在消化吸收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的同时, 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 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北宋初期, 当时名儒孙复等人有感于五代君臣父子伦纪的破坏, 大力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 宣传儒家道统说。宋仁宗庆历年间, 周敦颐在他的著作《太极图说》中, 用简洁、抽象的语言论述了宇宙生成和万物化生的问题, 提出了一切本于“太极”的观点。宋神宗熙宁前后, 张载以“气”为万物的本体, 二程 (程颢、程颐) 以“理”为万物的本体, 并对“气”和“理”这对重要的范畴各自作了论述。二程把“理”作为万物的本体, 认为“天下只是一个理”, “万物皆只是一个理”。张载和二程提出的命题, 成为宋明理学的命题, 从而将董仲舒的天人之学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南宋时期, 朱熹以儒学伦理学为核心, 糅合佛教及诸子之说, 建立了一个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在内的博大繁杂的逻辑体系, 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一系列问题, 从而使儒学真正摆脱了几百年来佛教与道教的冲击, 重新恢复了权威。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 传统儒学终于从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变成了逻辑层次清晰、论证严密的哲学理论体系。

(2) 程朱理学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其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 批评佛道的学说为“虚学”。他们认为的虚实之别的标准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然而, 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在本质上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家们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如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万物只是一个天理;人伦也是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万物。即万事万物都有天理, 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朱熹更强调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就是天理, 是人性的最高境界。他认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 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 人性的美德显不出来了。为了能显现人性的美德, 他提出了“存天理, 灭人欲”的命题。在认识论方面, 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认为“物皆有理”, 只有深刻探究万物, 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把知识、道德和天理联系起来, 认为“进学则在致知”“穷理格物”, 掌握天下之理, 达到对普通天理的认识。朱熹更认为, “物”, 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 而不是求科学之真。可见, 除了理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外, 其他的理学理论如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的修养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等等, 也都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3) 程朱理学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程朱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带有明显的佛道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 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 创立儒家的“道统”;其三是把佛教与道教的禁欲思想吸收进来, 把它作为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提出了“存天理, 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二、程朱理学特点的成因分析

程朱理学之所以具有以上特点, 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 但归根到底主要与宋代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形态密切相关。

(1) 程朱理学的特点, 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隋唐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 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 纲常松弛, 道德式微, 这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 因此, 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 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程朱理学的产生, 出于儒学家革除时弊, 拯救文化, 整顿人心, 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 重建儒学道德形而上学的主观努力。程朱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2) 程朱理学的特点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结果。 (1) 魏晋时期, 由于天下分裂, 大一统的政局不复存在, 儒学作为大一统的思想面临着来自佛教与道教的严重挑战。就儒教本身而言,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教本身在思辨性和理论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儒学在孔子创立之时, 只是一些伦理原则和教条, 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与天道”, 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教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后来的孟子从“四端”说出发, 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 荀子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 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阴阳家的世界观上, 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但是, 这些论证要么不够充分, 要么混乱不清或者错误, 没能使儒学发展成逻辑层次清晰、论证严密的哲学理论体系, 遭到了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面临危局, 魏晋儒学家们向佛道学习并与之融合, 使儒学发展成为一种不同于先秦西汉的新道家学说——玄学。魏晋玄学以精神性的“无”, 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 强调“以无为本”, 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 都产生于“无”, 体现在政治上, 便主张“无为”, 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 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它从“无为”出发, 为维护封建的纲常明教辩解。可以说魏晋玄学是披着道家思想外衣来讲儒家纲常明教的外道内儒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2)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 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 才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佛教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 逐步走向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 这使得许多佛教徒竭力调和佛、儒两家, “内 (儒) 外 (佛) 兼修”, 解释戒杀为仁, 戒盗为义。 (3) 道教的葛洪是最早把道教理论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人, 他把神仙信仰与儒家思想捏合起来, 提出道教徒要以忠孝仁义为本, 否则, 虽勤于修炼, 也不能成仙。道教兼采儒、佛、道三家之说, 有利于宣传推广。

隋唐时期, 国家统一, 由于统治阶级推行文治政策, 对儒、佛、道三教都予以扶持, 三教都得以各自独立发展, 并在各自发展中相互争论, 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 儒教日益处于劣势, 明显地感到来自佛道两家的压力。唐中叶以后, 儒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复兴儒学。他们在回应佛道挑战的同时, 积极援佛入儒与援道入儒。韩愈对佛道进行了批判, 他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 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 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 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 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试图建立一个能融会“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 经由以“北宋五子” (周敦颐、绍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 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 到南宋的朱熹可以说正式实现。

(3) 北宋学者大胆创新为程朱理学产生创造了条件。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 敢于疑经改经, 相互辩论, 相互启发, 独立思考, 大胆立论, 讲注义理, 为程朱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

总之, 程朱理学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 它以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 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更多地吸收了佛、道的因素。它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 一是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 二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结果, 三是北宋学者大胆创新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以上是我对程朱理学特点及成因的粗浅看法, 不足之处还望有关专家和同行批评指正。

摘要：程朱理学的特点有三:一是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 二是它以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 三是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更多地吸收了佛、道的因素。其成因也有三:一是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 二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结果, 三是北宋学者大胆创新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高中,程朱理学,特点,成因

参考文献

[1]侯外庐, 邱汉生.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2]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程朱理学篇2

程朱理学与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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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交锋篇3

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俩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二程的学说，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就二程的学说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他俩却有着较大差别。诚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

大程德行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理学发展到南宋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术体系。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其一生著述繁富，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他还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述作了许多注解和编纂的工作，如《太极图解》《通书解》《西铭解》《正蒙解》以及《谢上蔡语录》《延平（李侗）问答》《近思录》《程氏遗书》等；又作《伊洛渊源录》，说明程学渊源。朱熹的讲学地在福建路的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

朱熹号为集理学之大成，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被当代学者视为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宇宙万物的学说，继承了二程、张载以及邵雍、王安石等人的观点并及当时科学成果，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物组成，“天下之物，未尝无对”[1]，“至微之物，也有个背面”[2]。他进而提出对立的双方是由“一”化分出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节节推去，莫不皆然”，“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3]。朱熹此说，貌似张载的“二端”论，或有老、庄朴素辩证法的味道。但是，当朱熹用此眼光去观察人世时，却转向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为他此说乃是以“理在先，气在后”为前提的，即以客观精神（理）为本，为第一性，物质世界（气）则是前者的表现、产物，属第二性。以这样的眼光来分析社会现象，焉有不歪之理！

在如何看待“存天理，去人欲”的问题上，朱熹于“人性本明”的基础上提出“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4]。朱熹认为，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他说：

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5]

朱熹用他的“理在气先”论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乃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千万年磨灭不得”[6]。

在朱熹那里，不仅仅是君臣之间，而且在父子、夫妇以至兄弟之间，都是“尊卑上下”的统治关系。“乾尊坤卑，阳尊阴卑，不容并也”。族长和家长，统治整个家族。“一家亦只容有一个尊长，不容并立，所谓尊无二上”[7]。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时期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纲”之说，主旨乃在张扬“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而经朱熹发挥，三纲五常竟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

在理学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1139-1193）。他字子静，自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曾结茅讲学于象山（在今江西贵溪县西南），世称象山先生。其创立的学派称象山学派，后由明人王守仁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著作经后人整理编为《象山先生全集》。

陆九渊学说的核心是“心即理”说，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个人心中，心是惟一的实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而“心”和“理”是永恒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8]陆九渊把“心”当作通万物同天地的本体，这就比朱熹以天理为本体、为第一性而更令人亲近。当然，陆九渊以“心”为第一性，也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当代学者视之为主观唯心主义），这是无须赘言的。但是，陆九渊“特别凸显‘心灵’的意义……把‘心’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其实其本意当然是把人的道德理性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上升到终极依据”[9]。

陆九渊和后来发扬他学说的王守仁均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10]。所以后人也称陆王学派为“心学”。

在具体的学习方法上，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认为治学的方法应该是向内体察，其修养指向与终极目标都只在向内培养心灵上。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11]，一切便在自我掌握之中了。他因此提出那充满豪气的千载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12]。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陆九渊与朱熹在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轰动学术界的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两方唇枪舌战，各自为自己的学说慷慨陈词，驳难对方。陆九渊自命为“易简工夫”，讥讽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认为是“支离事业”；而朱熹则嘲讽陆为“禅学”。陆九渊对朱熹之讥，甚为极端；因为外在知识于人的内在休养，是相辅相成的。而朱熹对陆九渊之讽，则反映出作为官方承认的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因为朱熹看到了陆九渊的心学确实已具南宗禅那种“心的宗教”的模样：以我为主，我行我素，自立自主，无所羁绊。诚如陆九渊自己所述：

我观人之好坏真伪，不在言行，也不在功过，而是直截了当的抓出他的心肝来看。做一个人，不要畏首畏脚，而要有一番狂勇的雄姿。

此理在宇宙间，何尝有所碍？是你自沉理、自蒙蔽、阴阴地在个陷阱中，更不知所谓高远底。要决裂破陷阱，窥测破个罗网……

激励奋迅，冲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从来胆大胸隔宽，虎豹亿万虬龙千，从头收拾一口吞。有时此辈未妥帖，哮吼大嚼无毫全。朝饮渤澥水，暮宿昆仑颠，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13]

这气势、这胆量、这豪迈劲，堪比李白的《大鹏赋》！葛兆光先生指出，陆九渊的“心学”指向，“有可能连那种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一道决破。虽然在陆九渊的时代，这种思想并没有出现，但是在后世强调冲决罗网，张扬个性的时候，它却真的作为一种思想资源。”[14]

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不仅在理学史上，而且在儒学史上也是一个大事件。它说明儒学内部其实潜伏着变革反叛的巨大能量；而它一旦爆发出来，竟是那么的五彩缤纷，是那么的绚烂动人，是那么的富有生气！它说明儒学不仅强调集体主义，注重对人的群体价值尊严的尊重，同时也鼓励个性主义，注重对人的个体价值尊严的尊重。陆九渊之时以及后来的元代和入明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陆九洲的“心学”尽管都属于边缘学问，未能处于理学和儒学的中心位置，但它点燃的强调自我、发掘自我的心学火炬（其实是续接了玄学和禅宗的精神），却一直暗中影响着同处于社会和学术边缘的那些具有叛逆个性的学者、士人以及蔑视传统的年轻人。

注释：

[1][2][3][4][5][6][7]《朱子语类》卷六，卷六十五，卷六十七，卷十三，卷十二，卷二十四，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94年版。

[8]《象山先生全集·杂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9][14]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10]《象山先生全集·叙》。

[11][13]《象山先生全集·语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