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协调机制

服务协调机制（通用12篇）

服务协调机制 篇1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是在吸取企业孵化器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直接面对创业及创新服务对象的新型科技服务机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我国国内多种类型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开始兴起, 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模式, 并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创造科技公共服务条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但就国内整体发展水平而言, 目前科技公共服务平台还处在一个较初级的发展阶段, 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其二维机制的矛盾入手, 就二者功能协调的问题做些探讨。

1 问题的提出

国内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为适应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需求, 大都选择“政府主导、企业化运作、市场推动”的发展模式, 其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 政府对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主导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给予前期投入。通过政府支持, 搭起服务平台的基本框架。二是加强统筹规划, 协调资源提供者和资源利用者之间的关系, 最大限度地激励和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三是监督服务平台的发展方向, 形成专门针对平台服务活动的监督和业绩评价机制。

为充分反映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化运作特征, 国内许多地方已采取了包括租赁、承包、转让等多种类型的尝试, 一些地方则干脆采取招聘资产经营公司的方式来进行运作。这些措施为保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公益性原则, 提高各类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效率和竞争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两种机制并存, “看不见的手”对竞争效率的追求与“看得见的手”对公益性和服务性的引导往往会产生许多矛盾和冲突, 能否实现人们假设的两种机制在一个主体内部的交融, 保证服务性 (公益性) 和竞争性 (效率性) 的二维功能在一个行为主体身上的协调, 已成为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进程中一个极为引人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2 体制目标的设计

基于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二维机制并存的认识, 为保持其功能的协调和健康发展, 需要对其功能目标进行新的设计。按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直接面对创业及创新服务对象的公共属性和企业化运作的市场竞争属性的要求, 规范的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在行为目标上应兼顾平台运作的自主性和政府监管与支持的要求, 在决策目标上应兼顾利益机制下的效率和公益性服务的复合标准, 在运作方式上应兼顾企业化运作特征和围绕公共服务质量而实施的监督机制的有效介入。

比较目前国内多数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模式可以发现, 他们存在两个困难:一是作为一个公益性社会机构, 科技服务平台的经济与社会效能评价很难把握;二是科技服务平台规模小、分类细、辐射领域广泛、服务对象不确定、供给与需求之间衔接的稳定性较差, 过于呆板的机构设置往往带来诸多管理效率的损失[2]。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亟需建立一种适合于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特殊组织架构, 并尽可能保证体制目标的协调。

通过对广东、安徽、上海、浙江和山东几种重要模式的比较, 我们认为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整体的组织架构可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决策层, 包括理事会、监督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其中, 理事会负责平台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年度工作计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在理事会和管委会之外,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分别负责平台发展规划、咨询指导以及平台健康良性运行的监督工作。二是管理层, 主要是指管委会和在管委会主任领导下设置的各个不同的岗位和职级。三是执行层, 包括按不同工作内容划分的各个不同科技服务分部门和专门从事商务服务、物业管理、信息服务等职能的机构。

与上述组织架构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要求, 在实际工作层面, 应充分考虑实际运作的自主性要求, 体现企业化运作特征, 保证高效有序的自主管理;在监督和监管层面, 应确立营运单位准入制度和公共服务质量标准, 建立科学合理的业绩监督和激励制度, 并为其发展方向和工作宗旨等原则提供科学决策的监督和保障;在外部协调方面, 应积极推动平台与企业工程技术中心、高校及研究所之间的合作, 以及与各个相关领域中介组织的联系, 形成开放式的服务网络, 发挥好公共服务的媒介作用。

3 评价系统的优化

科技服务平台应把服务功能放在首位, 但同时它也面临一个资产保值增值问题。必须建立一种专门评价机制, 及时总结平台发展经验、发现平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矫正, 才能保证平台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

目前, 社会各个方面对社会公共项目的评价已经尝试了很多的方法, 其中较为符合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借鉴非盈利组织评价的平衡记分卡方法;二是将市场学中的满意度评价延伸至公共项目的评价, 并分别采用了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多重方法。

关于平衡记分卡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从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属性出发, 分别从财务视角 (业务增长、收益率和风险) 、顾客视角 (创造价值和产生的影响力) 、内部运作流程视角 (服务质量和满足顾客需求的效率) 、成长性视角 (平台机制革新和成长的气候) 四个不同方面对其运作的经济和社会效能进行测度, 并综合各个方面的意见做出综合性评价意见。运用平衡记分卡方法对科技服务平台评价的过程中, 评价主体可以由上级主管部门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平台的最大投资方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应列入对平台进行社会贡献评价的主体) 、作为服务对象的中小企业和教科研组织, 以及与服务平台有利益关系的不同群体共同构成;评价过程可按照自我评价、外部评价两个程序进行, 同时可发挥社会舆论评价的作用。

关于满意度的评价是对顾客满意度评价的一种延伸,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确立公众满意理念和建立公众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实施对公众心理状态的量化与测度, 并在尊重公共项目满意度评价特殊性的基础上, 就评价对象的服务功能、服务质量、发展目标、社会责任和各类服务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给出一个综合性评价, 并将其与可参照的标准进行相应比较, 进而得出评价结论[3]。从一些试点案例来看, 这一方法具有目标清晰、考评结果明确、可相互比较等优点, 但也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方面, 例如, 受满意度的主观性影响, 考评结果受考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 因为不同评价主体的随机性, 针对同一对象的两次不同评价结果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 因而依据这一评价体系对科技服务平台的实际服务价值进行准确测度很难, 而对某一团队内部个人价值的衡量更不容易实行。这些方面的偏差说明, 关于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满意度的评价还需要采用其他的方法予以补充。

4 服务能力的培育

目前, 国内多数城市的科技服务平台采取的都是一种专业性服务模式, 这一模式对保证有效的技术服务供给、满足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是在其初期运行过程中仍存在技术服务需求不足和技术服务的供给能力较低等问题。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社会对科技服务平台的认识还存在若干的偏差, 相应的宣传和公众的创业动力不足;同时, 也因企业对科技的需求是一种由产品市场引致的需求, 当部分企业自认为企业生产经营顺利、竞争力还未对其生存产生压力时, 他们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够, 技术服务需求的信号释放不充分。

鉴于上述情况, 为提升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水平, 增强其竞争能力, 必须进一步强化需求导向的服务能力方面的建设。具体工作路径可考虑以下方式:通过对产业链的分拆, 找准技术服务点, 摸清技术服务对象, 发现服务意向;通过高效率的服务和品牌形象的集聚吸引服务对象, 发掘技术服务需求, 将各种技术创新需求信息转换成服务信号, 将观望的服务对象变成现实的服务对象;引入新的制度因素, 解决一些实力较强的大企业研发中心根本瞧不上实力还很弱小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不愿意与其打交道, 一些专业研发机构由于价值观念和行为目标与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有较大差异而妨碍科技合作和服务的问题, 科学地组织技术服务供给力量, 切实地解决技术需求不明确、技术服务效果不佳、技术需求与供给脱节等方面的问题。

摘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公益性和竞争性的二维机制在若干背景下是矛盾的, 通过体制目标的设计、评价系统的优化、服务能力的培育实现二维机制的协调, 对实现其高效率、可持续和高品质的发展目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科技服务平台,二维运行机制,管理体制,业绩评价,功能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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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锦红, 王谦.浅谈政府部门公众满意度评价的有效实现途径[J].天府新论, 2006 (1) :11-12.

服务协调机制 篇2

为贯彻《中共XX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做好XX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经研究决定，成立由XX卫生院、驻乡单位等部门组成的XX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领导组织，为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特制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及职责。

一、人员组成及工作职能

组长：XX

成员：XX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XX卫生院公共卫生办公室，XX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在我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下，各相关部门组成协调组，由XX卫生院为牵头单位，其他部门参与协调工作，负责我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及相关政策制定，研究和部署我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重要事项，组织协调实施过程中相关事宜。

二、工作原则

建立部门协调会议制度。领导小组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协调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协商解决。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会议。

三、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加强我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有关问题，积极参加部门协调会议，认真落实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要加强沟通、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部门协调工作机制的作用。

四、部门职责

1.乡政府办公室：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各村居委会做好妇女保健、妇联的协调工作。

2.民政办：联系卫生院、各村居委会协调做好老年人免费体检、参加人康复、精神病管理等工作。

3.计划生育办：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的管理，提出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做好全面实施出生缺陷预防工作。

4.各村居委会：各村居委会设立公共卫生联络员，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联络网络，建立分级负责的工作机制，协调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开展。同时做好在辖区村（居）民中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组织宣传动员等工作。

5.XX卫生院：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具体实施；在有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与技术支持下，向辖区居民免费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努力完成各项指标任务；接受有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业务指导、培训和督导检查等；对下设村卫生所实行定期督查考核制度，承担具体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中国地方议事协调小组治理机制 篇3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一幅悖论的景象：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启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改革，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的常规化运作;另一方面，沿袭自毛泽东时代的诸多政权治理手段普遍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治理过程中。本文作者透过议事协调小组类型、设立动机、运作过程和后果的实证分析，为澄清中国政治运作逻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这类议事协调机构既是传统官僚制在新环境下对非常规任务的反应，又是主政者调配资源、整合各职能部门的一种方式。它从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动设置型，遵循合法性逻辑，即按照上级政府要求被动设立;另一类是自主设置型，遵循效率逻辑，根据本级政府工作需要而自主设立。按照惯例，这类小组由牵头职能部门依循归口管理和副职负责制的原则以拟定组织架构，并在日常实践过程中，与常规职能部门形成功能的互补——通过“督办”与“考核”推动不同职能部门贯彻上级机构的意志，从而达成政策落地的最终目标。但吊诡之处在于，中国政府在不断设立各种协调议事机构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削减、压缩这类机构，作者最后指出，这种相互矛盾的举动实则因为议事协调机构虽然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机构膨胀、冗余和重叠的问题，由此导致各职能部门的参与者精力分散、疲于应付，进而使得这一制度处于不断的废立循环中。

服务协调机制 篇4

在电信代理渠道中,电信运营商通过委托电信代理商向市场客户销售其业务,作为两个独立经营的单位,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共同目标,然而在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两者分散决策时的利润之和往往要小于集中决策时的利润,因此研究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问题对促进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的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电信代理渠道管理的研究仍然较少。其中,董林等指出营销渠道已经成为电信运营商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存在电信运营商和渠道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运营商对渠道控制力无法保证,渠道布局不合理,配套支持不够,渠道效率低下等问题[1]。AI等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从1991 年到2002 年美国价格规制和收益共享规制是怎样影响美国电信业务零售服务质量水平的[2]。秦维颖讨论了电信企业渠道代理商的选择标准、日常管理以及考核与激励的方法[3]。李雷和鲁利民认为移动业务代理商一般同时代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业务,因此移动运营商和代理商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和信息不对称,为此基于多任务的委托- 代理关系理论研究了移动运营商对代理商的激励合同[4]。以上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没有涉及电信代理渠道中运营商与代理商之间的协调问题。

关于电信领域各主体之间的协调或激励研究方面。陈飞和舒华英基于复杂适应系统( CAS) 理论,运用多主体建模的方法研究了我国电信运营商与SP增值业务合作中的创新激励机制的有效性问题[5]。王晓明和李仕明等研究了考虑共赢的电信业务中运营商对服务提供商的创新动态激励合同[6]。刘国亮和范云翠首先研究了基于收入共享合同的电信运营商与SP的合作激励机制[7]; 郑惠莉和达庆利以移动“彩信”业务为背景,分析了移动互联网供应链中移动网络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的协调机制[8]。杨世旭等研究了基于服务成本共担契约的电信业务代理商激励机制[9]。然而,以上研究没有涉及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问题。鉴于此,本文拟研究一种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电信代理渠道协调机制。

1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本文研究由一个电信运营商和一个电信代理商组成的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问题,其中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都是风险中性和完全理性的。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的决策行为符合以下动态博弈过程: 首先,电信运营商先行决定单位业务的销售价格; 然后,电信代理商根据电信运营商给定的价格决定应提供给客户的服务水平; 最后,电信运营商决定一个可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业务分成比例值,而电信代理商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该业务分成比例值。在通常情况下,电信运营商最终决定的业务分成比例值往往会偏离使得渠道整体利润最大时的业务分成比例值。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一种基于业务分成与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模型以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完美协调。

模型的符号表示如下: p表示电信业务( 服务套餐) 的单位价格; e表示代理商提供的服务水平( 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等) ; Q( p,e) 表示电信业务的需求函数; C( e) 表示代理商提高服务水平产生的服务成本( 包括员工培训费用、额外的运营费用等) ; ct表示电信运营商的电信业务单位运营成本; ca表示代理商销售电信业务的单位成本; Ca表示电信代理商开展业务的固定成本; α 表示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分成比例,1 - α 表示电信代理商的业务分成比例; β 表示电信代理商承担服务努力成本的比重,1 - β 表示电信运营商分担服务努力成本的比重; 另外,本文用上标“* ”代表最优。

假设1:p,ct,ca,Ca>0;p>ct+ca;0<α,β<1。

假设2: Q( p,e) = e( a - bp) ,e ≥ 1,a和b为常数,且a,b > 0 和a - bp > 0。Q( p,e = 1) = a - bp表示代理商保持服务水平不变时的市场需求量;Q( p,e > 1) = e( a - bp) 表示提高服务水平可相应增加电信代理渠道电信业务的市场需求量。

假设3: C( e) = h( e - 1)2,e ≥ 1,h为常数且h > 0。C( e) 是递增的凹函数,这表示随着电信业务代理商服务水平的提高,其付出的服务成本会越来越大,且服务的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

2电信代理渠道的基本决策模型

2. 1集中决策模型

在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进行集中决策时的整个电信代理渠道利润函数 πI( p,e) 可表示如下:

从假设1 和假设2 易知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函数是关于价格p与服务水平e的二元凹函数,因此通过一阶条件求解易得集中决策下的最优价格pI*与最优服务水平eI*分别为:

由式( 3) 可知,在集中决策的情形下,电信代理商会选择提高服务水平以使整个电信代理渠道利润最大化。

2. 2业务分成契约模型

在分散决策的情形下,电信运营商与电信代理商一般通过业务分成契约实现渠道的利益分配。电信运营商的利润函数 πtα( p,e) 和电信代理商的利润函数 πaα( p,e) 分别表示如下:

根据主从对策原理对式( 4) 和式( 5) 进行求解,可以得到分散决策情形下,电信业务的最优销售价格pα*和最优服务水平eα*分别为:

命题1: 业务分成契约不能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

证明: 要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必须使分散决策与集中决策下的最优决策一致,即pα*= pI*且eα*= eI*。然而,当pα*= PI*成立时,求解该方程可得业务分成契约参数,将分别代入eα*和eI*可知,eα*≠ eI*。故得证。

电信运营商具有对业务分成契约参数( α) 的决定权,因此,电信运营商往往会确定某一可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业务分成契约参数值,假定该契约参数值为,此时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为

3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电信代理渠道协调机制

为了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下面将研究一种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模型,即在业务分成契约的基础上,电信运营商将分担一定比例( 1 - β) 的电信代理商为提高服务水平而付出的努力成本,β 的取值主要由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两者协商确定。那么,两者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再根据主从对策原理对式( 8) 和式( 9) 进行求解,可以得到如下电信业务的最优销售价格pβ*和最优服务水平eβ*分别为:

命题2: 当且仅当 α*= ct/ ( ct+ ca) 且 β*=ca/ ( ct+ ca) 时,组合式契约下的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等于集中决策时的利润,即可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

证明: 当且仅当pβ*= pI*且eβ*= eI*时可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求解前述两个方程组,即可得到 α*= ct/ ( ct+ ca) ,β*= ca/ ( ct+ ca) 。故得证。

从以上分析可知,以上组合式契约可实现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最优均衡解[pβ*( a*,β*) ,eβ*( α*,β*) ]为唯一确定解。前文中已经假定电信运营商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对业务分成契约参数的决定权。因此,要使电信运营商最终选择的业务分成契约参数值为 α*,就必须要保证其在选择参数值α*情形下的利润大于等于其在业务分成契约下的最大利润。因此,本文提出一种转移支付机制以保证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的利润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该转移支付机制满足式( 12) 、( 13) 和( 14) :

其中 πtβ[pβ*( α*,β*) ,eβ*( α*,β*) ] + T表示进行转移支付之后电信运营商的利润,T为电信代理商对电信运营商的转移支付数额,T是一常数且满足以下条件:

因此,在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下进行转移支付之后的电信代理商利润为:

式( 12) 和式( 14) 表明,在新的组合式契约下结合转移支付机制( T) 相比业务分成契约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4算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所提出的电信代理渠道协调机制的有效性,这里将通过算例进行相关分析。假设电信代理商保持服务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函数为Q( p,e = 1) = 120 - 15p,进一步令ct= 2,ca= 1,h = 10,Ca= 30,可得在集中决策情况下的最优价格pI*= 5. 5,最优服务水平eI*= 5. 687 5,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 πI*= 283. 476 6。在传统的业务分成契约下,通过应用Matlab软件可得出如表1 和图1 所示的不同业务分成契约参数下的最优决策。

如图1 所示,当 α = 0. 642 0 时,电信运营商的利润 π*tα取得最大值为161. 579 0,此时的电信代理商的利润为π*aα= 39. 117 6,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 πα*= 200. 696 5,最优价格pα*= 5. 557 6,最优服务水平eα*= 2. 812 8。

当α = 0. 417 6 时,电信代理商的利润π*aα取得最大值为143. 187 7,此时的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为 π*tα=69. 095 0,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 πα*= 212. 282 7,最优价格pα*= 6. 394 6,最优服务水平eα*= 4. 280 0。

当 α = 0. 510 7 时,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πα*取得最大值为240. 318 0,此时的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为 π*tα= 125. 622 3,电信代理商的利润 π*aα=114. 695 7,最优价格pα*= 5. 958 1,最优服务水平eα*=3.933 1。

前文已指出电信运营商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对业务分成契约参数的决定权,因此电信运营商会选取 α = 0. 642 0 作为最终的契约参数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即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分成比例为64. 2% ,而电信代理商的业务分成比例为35. 8% 。此时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之间动态博弈的均衡解为( 5. 557 6,2. 812 8) ,即电信运营商决定的销售价格为5. 557 6,而电信代理商决定的服务水平为2. 812 8。传统的业务分成契约下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为200. 696 5,小于集中决策下的利润 β,因此不能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 验证了命题1 正确性) 。

在本文所提出的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下,不同契约参数 α 和 β 的取值与整个电信代理渠道利润之间的关系如图2 所示。

根据命题2,当契约参数a*= 0. 666 7 和 β*=0. 333 3 时,最优销售价格pβ*= 5. 5,最优服务水平eβ*= 5. 687 5,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为 π*tβ= 208. 984 4,电信代理商的利润为 πaβ= 74. 492 2,整个电信代理渠道的利润为283. 476 6,等于集中决策时的利润,因而实现了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 验证了命题2 的正确性) ,并且相比传统的业务分成契约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在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下电信代理商的利润比在传统业务分成契约下利润多35. 374 6,由于电信运营商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可实施电信代理商向电信运营商的转移支付机制: 0 ≤ T ≤35. 374 6。T的具体取值主要取决于电信运营商和电信代理商之间的实力对比和谈判能力。在该转移支付机制下均可实现帕累托改进。

5 结语

本文在考虑电信业务销售价格和服务水平同时影响市场需求量的情况下,研究了可有效协调电信代理渠道的基于业务分成和努力成本共担契约的组合式契约模型及相应的转移支付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在业务分成契约参数等于电信运营商单位业务运营成本除以其与电信代理商单位业务销售成本之和,而努力成本共担契约参数等于电信代理商单位业务销售成本除以其与电信运营商单位业务运营成本之和时,即可实现电信代理渠道的协调,结合本文提出的电信代理商向电信运营商的转移支付机制,实现了电信代理渠道的帕累托改进。

摘要：考虑由一个电信运营商和一个电信代理商组成的电信代理渠道中,电信运营商处于主导地位,电信业务的市场需求量主要取决于销售价格和电信代理商服务水平,应用动态博弈论理论分别建立电信代理渠道集中决策模型、业务分成契约模型和基于业务分成与努力成本共担的组合式契约模型,最终模型证明了传统的业务分成契约并不能实现渠道的协调,给出了实现渠道协调时的业务分成比率与努力成本分担比率,并提出了实现电信代理渠道帕累托改进的转移支付机制。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所提出的协调契约的有效性。

关键词：电信代理渠道,业务分成,努力成本共担,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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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雷,鲁利民.多任务委托移动代理商激励机制研究[J].商业研究,2010(8):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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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惠莉,达庆利.移动互联网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5(5):35-41.

沟通协调机制 篇5

沟通协调机制

为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促进我站社区卫生工作的稳步推进，街道办事处联合社区居委会，一起赴我站协调社区卫生工作，积极的推动我站社区卫生工作，尤其是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在与街道和社区负责人的协调会上，我社区卫生站站长向街道和社区领导就目前社区卫生工作遇到的入户建档难等问题和需要街道配合的事项做了一一说明，街道和社区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也就目前孕产妇信息街道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共享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操作规范相关事项。三位负责人也就街道、社区居委会配合社区卫生站做好社区卫生工作提出了要求。各主管人员听取完情况介绍后纷纷表示，要高度重视社区医疗卫生工作，全力配合，争取形成街道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长效合作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的网络机制 篇6

摘要：企业跨区域成长并不是企业完全迁移到另一地区，而是表现为跨区域的网络化成长模式，即在进入地成立子公司或将企业活动的一部分从企业原生地迁移到进入地，可以加快区域之间的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因此，企业的跨区域网络化成长是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驱动因素；以企业的跨区域网络化成长为动力，以产业网络构建为手段，建立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将促进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的一体化。

关键词：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网络机制；企业跨区域成长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3—0024—03

一、城乡统筹与区域经济协调的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贯彻“五个统筹”，即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摆在五个统筹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是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大问题，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个大问题。

目前，学术界和实践界都在对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的路径进行积极探索。城乡统筹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最有效地实施这个工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论。然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大家一致认同的是，城乡统筹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以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繁荣作为重要支撑和保障。因此，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城乡统筹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协调的问题。如朱红(2006)提出，西部地区必须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依托城镇化来统筹城乡发展。他的研究认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不协调是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必须依托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社会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因此，必须大力提升整体工业化水平，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可行的做法包括：加速优化产业结构进程，提升产业层次，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以特色块状经济为重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用新型工业化的思想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等。张艳萍、朱敏(2007)也提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完整性的基本单元，发展县域经济成为城乡统筹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本文同样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小城市和农村经济的活力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而如何有效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带动与扩散作用，促进小城镇经济的集聚和繁荣以及农村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协调区域经济、实现城乡统筹目标、缩小城乡差距的核心问题。

二、基于企业跨区域成长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

大力发展功能城市化、规模小型化且与农村经济联系紧密的小城镇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城乡统筹的最佳载体和重要支撑。而小城镇经济和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的崛起。本文认为，主导产业在其以网络化为主要形态的本地和异地扩张过程中会产生有效的经济集聚与辐射效应，从而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特色块状经济的形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其中，产业内大型企业的跨区域网络化成长及其对进入地中小企业的影响又成为推动区域间的产业联系和互动的核心要素。

1企业分工网络与区域经济

现代企业和产业的扩张多以网络的形态展开。随着现代生产活动的复杂化、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产业链的分解和破碎化(fragmentation)特征日益显著。企业各自依据自身能力的大小和特点从事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使得企业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形成紧密交织、错综复杂的企业间网络和产业网络，并最终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区域经济网络。从微观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就是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企业组织将生产过程在地域空间上实行纵向分解和联合后展开的协作活动。发达的网络化组织是区域内部经济整合与协调的重要支撑系统。基于企业的分工网络，地区内形成了有序的技术流、物资流和信息流网络，使得区内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得以顺畅流通，并推动技术与产品信息的开发与共享。在这个地区经济网络中，企业和产业间的联系越密切，区域的一体化程度和整体性越强。

2企业跨区域成长与区域间的经济互动

产业链的分解和企业间的分工网络也成为区域间经济协调的基础，并以企业的跨区域成长为重要载体。一般而言，企业的成长与扩张，实际上就是企业的经营空间在区域、区际、国际扩张和渗透的过程。跨区域成长是企业扩张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一定区域劳动地域分工体系走向成熟，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集聚的外部不经济而引起产业扩散，产业扩散通过企业向外分散布局来实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竞争力强、具有独立行动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这些企业和企业集团正越来越多地开展着跨地区经营。对于跨区域发展的企业而言，企业内的分工就是区域分工，跨地区企业分工成为区域间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间的经济整合与协调主要通过企业在进入地的网络化扩张和关联产业网络的构建完成。在此过程中，区域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业中的大型企业在区域经济活动协调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企业在进入地的成长和扩张将吸收周边区域要素向进人地流动、集聚，在整个区域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对进入地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化效应。具体来说，即是以区域内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为基点，通过一个或几个大型核心企业的主导作用，借助专业分工与合作，带动产业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形成联系紧密、协调一致的产业链和产业群，从而达到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三、企业跨区域网络化成长的动因与模式

企业跨区域成长是一种基于特定动机的经济活动，也是根据企业内外部条件情况而作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行为，跨区域成长已成为一种常用的企业扩张战略。企业的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跨区域成长是企业对自身发展战略和成长路径的分析选择，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适应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的一种方式。同时，企业的跨区域成长也是一个为谋求新的发展空间以更好地满足企业成长需要的决策过程。卢正惠(2003)通过对古典企业扩张与现代企业扩张的动态分析，将现代企业跨区域经营的传导机制及基本动因归纳为五个方面：技术扩散、生产的互补性、需求拉动、资源与市场约束以及区域封锁。赵奉军(2003)在研究中提出，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销售或服务网等)的变化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政府间的竞争以及宏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等也是影响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刘怀德等(2005)则将企业在不同区域的迁移和跨区域成长的动因归纳为成本最小化和资源获取。本文认为，对于大多数企业来

说，进行跨区域成长的主要原因是降低生产成本或进入新市场。由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一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特别是企业所在行业达到规模优势之后，各种投入要素的需求会逐渐大于供给能力，出现瓶颈现象，如土地、能源和人力等要素价格的上涨。这时企业在原地经营的赢利空间已消失，继续发展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企业就会向成本较低的其他区域迁移。即使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另一个地方形成了这个企业更为有利的经营环境，能够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也会进行跨区域成长。这里的成本还包括各类交易成本，如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企业承担的税费、政府运作的效率等。此外，接近消费市场是企业跨区域成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贴近市场可以使企业能够更加近距离地观察其客户，了解消费者需求。

企业的跨区域成长并不是企业完全迁移到另一地区，而是主要表现为跨区域的网络化成长模式。即在进入地成立子公司或将企业活动的一部分，如企业的总部、企业的生产基地或研发机构等从企业原生地迁移到其他区域，而其他活动仍保留在原生地，并在原生地和迁入地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间保持紧密的联系。通过企业的各种经济和非经济活动密切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企业的跨区域成长可以加快区域之问的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有助于发挥不同区域的优势，从而在实现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四、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企业的跨区域网络化成长可以作为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和统筹城乡经济的驱动因素。因此，可以考虑以企业的跨区域网络化成长为动力，以产业网络构建为手段，在企业进入地形成大、中、小型企业之间新型的分工协作网络体系，建立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推动特色产业在小城镇的聚集，并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对浙江省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跨区域成长的愿望也具有一定的差异，如大企业的跨区域成长愿望显著高于中小企业，高新产业企业跨区域成长愿望高于传统产业企业。大型跨区企业和企业集团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是城乡之间、特大城市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小城镇之间经济的“连接点”和“生长点”。因此，在构造区域间产业联系时，可有意识和有重点地推动一批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跨区域成长，通过其跨区域成长带来的产业互动推动实现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和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

供应链的协调机制 篇7

由于供应链管理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企业,因而为了实现供应链整体绩效,需要合作方之间能就各自的战略、技能、管理流程和创新等进行充分的协调,以达到多方能力之间的均衡,从而发挥出大于单个企业绩效的整合效应。当合作各方无法实现能力均衡时,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此时就需要启动供应链协调机制,协调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供应链协调机制能够使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在供应链中无缝顺畅的传递,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生产、供应和销售等环节不确定性,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协调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内容,其运作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成员企业的协作效率。

供应链契约是供应链协调机制实施的具体形式,是由供应链成员达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其中一方答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另一方提供商品或服务,而另一方根据契约的规定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量的报酬或者其他商品或服务。有效的供应链契约有两个主要的作用:一是可降低供应链的总成本、降低库存水平、增强信息共享水平、改善节点企业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产生更大竞争优势,实现供应链绩效最优。二是可实现风险共担,供应链中的不确定性包括市场需求、提前期、销售价格、质量、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及研发投入等,契约是供应链成员企业共担由各种不确定性带来风险的重要手段。

社会协调机制的法律重构 篇8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 把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 各阶层间的利益尽可能地得到不断协调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用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的关系和有效发挥其功能与作用的方式、方法。因此, 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有助于协调我国新形势下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的必然要求。

第一, 历史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自人类诞生之日起, 利益问题就一直是一个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益关系, 利益是人类活动的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可以说, 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利益差别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让人们获得的利益产生差别, 不同利益的追求者之间才能产生竞争, 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 利益差别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能够促使社会成员为获取利益, 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 然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 利益差别过大时, 就会激化矛盾, 导致阶层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对抗, 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 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当前, 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进入攻坚阶段, 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 利益矛盾日渐明朗化。社会关系中出现了利益不平衡和有失公平现象。利益差别的存在容易引发利益冲突。为获取一定的利益, 一些利益群体通过不正当手段和非法途径获取利益, 引起其他利益群体的不满, 使得矛盾激化。必须承认, 由于人的特质不同, 即使所有社会成员通过合法途径致富, 也不可能将利益差别缩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时如果没有利益协调机制进行补偿, 利益差别将越拉越大, 使获取利益较少的社会成员觉得不能享受和谐社会带来的益处, 就会产生一种社会排斥感, 会有受挫感, 进而对社会产生逆反心理。

第三, 实现党的宗旨和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以民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宗旨。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执政目标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 要从这一高度出发, 正确认识我国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矛盾,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要途径。

二、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 经济体制变革, 社会结构变动, 利益格局调整, 思想观念变化, 各种利益关系, 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在利益实现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也随之大量涌现,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多样化的局面, 我国的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 这已经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第一, 利益主体多元化带来的利益冲突影响着社会和谐发展。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 我国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矛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 社会利益分化越来越严重, 各种利益矛盾层出不穷, 利益协调困难重重。贫富差距扩大, 分配不公成为当前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焦点, 就业问题突出, 教育不公平干群矛盾突出利益群体矛盾突出, 严重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致使利益的调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

第二, 利益冲突及层次的加深动摇着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我国社会正处在价值观念的新旧交替之际, 原来的价值观念体系已经打碎, 新的价值体系迟迟没有建立, 人们物质上富有了, 但精神却空虚了, 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矛盾比较突出。如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反动思想文化之间的矛盾;科学与迷信、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集体主义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等等。

第三, 矛盾错综复杂性和对抗性增强威胁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在给我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同时, 也使我们遇到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问题, 有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难题。产业结构调整难、就业问题解决难, 这些情况使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的物质利益性矛盾突出, 群体性矛盾增多, 各种矛盾发生的数量比过去增多, 且居高不下, 矛盾的对抗性程度也比以往增强。如果缺失利益协调机制势必严重威胁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用法律保障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现代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 作为一种规则政治, 其本质在于秩序与稳定;没有法治, 利益协调容易失控失序。

第一, 立法机关立法时应充分尊重民意, 充分保障民众利益表达的权利。当今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别明显化, 利益表达问题尤其是困难群众的利益表达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构建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 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 是整合社会利益关系的有效方法。使多元的合理利益诉求, 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予以表达, 从而为执政党制定出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首先, 要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是各阶层利益表达的主渠道的作用, 同时要进一步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 以此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代议、监督、专家委员会咨询、智库与社会组织代言、协助三者共同参与利益诉求的公众参与模式, 三者分工合作, 各司其职,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其次, 要培育社会协商对话机制, 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提供决策帮助的作用。在社会协商对话中, 执政党和政府要超越具体利益纷争, 要做到公平公正。当前要着力解决好各类企业中工会机构缺位、职能弱化的问题, 要逐步建起由政府、企业和工会组成的谈判制度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 切实保护亿万产业工人和农民工的权益。在加快利益表达组织化的进程中, 尤其要注重扶持困难群体组织, 使他们承担起社会利益表达的角色。再次, 在立法内容上应该要让社会群体和每个公民能够通过规范的制度和公开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 让公民合法表达、合理表达。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表达, 赋予并切实保障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序权利, 将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加强立法, 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要教育和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矛盾纠纷, 逐步把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第二, 行政机关应依法行政, 切实保障利益补偿制度的贯彻、落实。现代政府不仅是法治政府, 更应该是权力有限、职能有限、责任有限的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承担着调节利益的重担。作为有限政府, 应该抓住关键以及其余, 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法治政府依法履行其职责, 依法执政, 依靠法律来协调利益、排除纠纷、维护秩序才是政府对社会实施管理的主要内容。当前, 出现部分群体的利益暂时受到影响的现象, 因此, 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补偿机制, 对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补偿。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大财政在患病、退休、工伤、失业等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上的投入, 使他们获得各种帮助和资助, 为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提供物质保障;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再调节, 尽量缩小社会收入的差距, 防止两极分化。这样做, 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能起到“减震器”的作用;而且有利于缓解利益矛盾, 维护社会的稳定, 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 司法机关应完善公正的利益纠纷调处机制, 及时化解各种利益纠纷。司法机关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 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平衡者。实现司法对利益冲突的解决, 首先要树立四个观念:平等保护观念、正当程序观念、司法独立观念和权利救济观念。要通过行使审判和检察职能, 化解各种利益纠纷和冲突, 平衡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 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要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关注民生, 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建立健全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体系, 保障弱势群体行使诉讼权利;完善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的具体条件和标准, 对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以及农民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众, 实行法律援助和司法救济, 确保当事人打得起官司。加强与仲裁机构、行政调处机构、行业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等非诉纠纷解决主体的联系, 建立业务指导、协调、对接、监督等机制, 推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第四, 进一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 使群众懂得依法保护其合法利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法治不仅是一种制度环境, 也是一种文化形态, 更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形式, 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准则, 它使复杂的社会生活秩序得以维持, 从而使社会运行处于良性协调的状态。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公民能否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取决于公民的法律意识。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是顺利推进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因此, 国家应该借助各种渠道切实抓好普法教育, 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 使群众懂得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表达利益, 知道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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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卿红.利益和谐之法律保障[J].商场现代化, 2005 (24) .

农业产业化协调机制探析 篇9

从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看,虽然中国的就业结构一直以第一产业为主,但从产值结构上看,按照所占比例大小排序,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已经经历了从“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的转变,出现了工业发达、农业落后的局面。由于农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仍处于初期阶段,地区发展不平衡、资金投入不足、技术水平低、信息不完整、市场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1)对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农民参与程度低。由于受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搞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不良后果的影响,人们对产业化经营中的合作社经营方式存在种种误解,对合作经济的创建和推广积极性不高,使合作社经济组织在中国发展非常缓慢。

(2)龙头企业组织规模小、带动力就弱。龙头企业是联结小农户和大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在保持农户单独从事生产的基础上,把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所以需要具备现代工业的优势。

(3)利益分配不合理,出现合同危机。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涉及到诸多部门、诸多环节、诸多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尤其使龙头企业和农户的矛盾最为突出,虽然一些龙头企业与农户采用合同契约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与农户建立比较稳定的经济关系,初步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但是许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是松散或买断关系,部分龙头企业和农户间没有签订合同,只是定期到主产区按市价向农户一次性收购而已。

(4)市场体系不健全,流通渠道不畅通。受传统的农业管理体制的制约、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和束缚等,我国目前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十分密切,存在的条块分割、垄断割据,使土地很难集中连片,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其他各种生产要素不能合理配置;行政干预太多,往往取代价值规律;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农产品由原来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市场波动不稳定、质量标准不统一、竞争不规范;又由于农业产业生产周期长,农业企业观念落后、商品意识差、对市场信息的判断不准确等因素,造成使农业产业化销售和流通渠道不够顺畅。

(5)产品科技含量低,竞争力弱。我国农业科技投资机制尚未形成,科研投入严重不足,科技资源奇缺,科技开发市场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完善,农业高新技术的采用成本过高。

(6)资金投入不足,投资渠道单一。农业产业化顺利进行,一方面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自然灾害能力,另一方面需要生产、加工、贮藏、运输各环节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另外,还要对农民进行培训,搜集农业产业信息,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7)扶持政策不到位,组织化指导不科学。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如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要按企业正常生产周期和用途确定贷款期限,利率不上浮;基地建设、技术改造项目贷款要给予优先安排;具有带动性的生产基地建设,中央财政还要优先支持;等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优惠政策很难到位;各地政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落实颇难;不少地方税收优惠很难落实,财政扶持比较分散,金融服务多不到位;目前,我国仍没有出台明确支持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专门政策和法规。

(8)农业信息服务化体系层次低。我国工业化水平还比较落后,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农业信息服务基础薄弱,信息标准缺乏统一的规范化,信息资源封闭不能共享,造成大量信息资源浪费。

从分析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现状得知,我国农业产业化仍处于初级阶段,较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信息化、投资多元化的健全的产业化阶段相距甚远。其症结在于各主体、各环节之间即产业链不能协调发展。而产业链的协调运作必须依托某种组织形态,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结构的协调为前提。

2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框架设计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市场制度、秩序不健全,原有供销社、信用社和乡村社区组织体制转变滞后。其次,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农业生产组织结构仍然是松散型的,农业生产者之间尚未形成长期稳定的联合与合作,基本上还是在不规范的调解下分散独立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4]。最后一个制约因素,也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资本分散,很难获得规模效益。因此,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

不同的组织模式在不同层面上发挥资源协同的作用,追求规模效益,使农业产业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根据各地产业化发展水平的不同选择组织模式,有效的组织可以从市场、生产、资本3个层面来进行资源的协同,使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深入。

(1)市场协同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构建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原则之一是风险共担、利益同享[1]。能够承担起这一使命的组织模式是市场协同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它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农户在产前、产后的市场交易问题,同时满足产中农户之间换工的需要。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市场,依靠价值规律调整各方利益,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分划风险,分享利润,完成市场协同。此种模式一般是以专业市场或龙头企业为组织形态,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初级阶段比较常见。

(2)生产要素协同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在完成市场协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劳动协同的问题。着力解决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盲目性以及生产成本过高等诸多问题,一般以“龙头企业+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态,在农业产业化成长阶段较普遍。

(3)资本协同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在不违背我国农业发展基本政策的前提下,从根本上解决分散农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国外经验表明,要顺畅交易途径,拓展市场空间,减少交易费用,独立的农户或农场主的合作必然要实现深层次的全方位交易产权结合,所以该阶段要从资本的角度完成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化,一般以股份制合作经济组织为主要形态,是农业产业化的最高组织形态。

在组织结构上,农业产业化经营包含两个特定的市场主体,即农户和中介组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基本经营制度,规定了农户作为农业的微观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中介组织(目前的实现形式是龙头企业)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带动力量,组织框架,如图1所示。

3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协调机制构建

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解决好“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在宏观上要发挥政府、金融机构、合作组织以及科研院所各方力量以协调二者的关系,利用农村地区已有的资源优势,并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界限,将外部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资源引入农业,沟通农业与市场的联系。在微观层面上,使各种资源要素在各个主体间合理地配置,实现产业平衡发展。

(1)政府协调。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认为:“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订者,又是解释和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看,无论是企业、农户还是市场都不成熟。所以政府要把握方向,促进市场发育,弥补市场缺陷,也可以取代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特别是对于市场化因素比较薄弱,传统体制影响力较强且农业的弱质特征十分突出。

(2)金融协调。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深入发展,金融服务需求的质和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金融服务需求总量迅速递增,金融服务需求结构也朝多元化、复杂化方向演进,农村金融供求失衡进一步加剧[2]。科学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可以帮助构建农业产业化投入新机制,实现投入主体多元化。

(3)信息协调。信息是农业产业链的神经,起到传导和控制的作用,对产业链上的各个经济实体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装备的采用,必将更加持续、有效、合理地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水平,提高农户和企业把握市场的准确度和市场参与度,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促进市场机制完善。

(4)利益协调。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是农业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长期制约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向理想状态转移的动态过程。其发展趋势是利益联结机制日趋完善,形式呈现多样化。通过改造传统模式、发展各类中介组织和规范订单农业等方式,引导龙头企业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组织形式,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利益联结紧密度不断提高。

(5)技术协调。由于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大系统,技术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与其他子系统环环相扣,减少摩擦,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将其拥有的科技优势、运行机制优势、资本运营优势整合为科技推广、幅射优势,通过建立科技产业化示范基地,向农户供应生产资料,实行产前、产中、产后技术配套服务,从而形成企业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模式。

(6)风险协调。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高风险、高收益性,决定其在经营与发展的各个阶段,将会面临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因此,建立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防范机制,切实避免和减少农业风险给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带来的损失,成为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要战略问题。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种协调机制的发挥取决于城乡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化服务体系及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情况、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幅度、土地适用制度的改善情况、社会制度供给的完善情况、农民的综合素质水平等。目前,我国各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在组织形态上,已经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家庭承包制向股份合作公司制的转变;地域上,是沿着沿海农村、中部农村向西部农村逐渐推进;在内涵上,已经从富裕农村、温饱农村向贫困农村逐渐推进。因此,各种协调机制应该按照不同地域特点、农业产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形式多样、循序渐进地进行设置[3]。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进而使我国农业产业化稳步、均衡地向着理想的模式发展。

摘要：在分析农业产业化组织结构的基础上,通过重新构建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模式,在各经营主体之间、各环节之间建立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以保证农业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的产业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中介组织,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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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锐.论农村金融供给结构的调整[J].黑龙江金融,2008(12):53-56.

对运动协调形成机制的思考 篇10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走、跑、跳, 还是高端科技中的机器人仿真, 均涉及到运动协调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对协调的形成机制和规律进行研究。

1 皮亚杰双向结构理论

首先是皮亚杰的双向结构理论, 他认为个体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起源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动作, 而不是起源于二者本身。而后他又把动作分为个别动作 (如:触、摸) 和由个别动作所组成的动作系统。但是动作系统并不是个别动作的简单相加, 而是加入了另外一种元素-协调。皮亚杰指出:“在单个动作和协调动作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一种突然的中断的区别, 而是逐渐演进的。”这就遵循我们哲学上所提到的质变量变规律, 即在日常生活, 随着对类似于推、触、摸等动作的不断掌握, 以及大脑的不断学习、尝试对个别动作的组合, 逐渐形成了比个别动作高一级的动作系统, 那么继续对动作系统的不断掌握和学习, 形成更高一级的动作系统, 长此以往不断循环, 形成越来越多丰富的动作系统, 其中协调在此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皮亚杰还认为认识的发展也是通过运动协调在主体间“内化———外化双向建构”完成的。如在体育动作学习过程中, 学生对教师所讲授的动作协调组织在头脑中结晶、沉淀, 然后运用已经内化形成的映像通过形成新的运动协调形式把动作组织起来, 以新的动作形式表现出来。协调存在于对动作学习和形成新动作的全过程。因此协调反映了动作与动作学习者的心理互动关系。

皮亚杰对运动协调的研究从哲学层面揭示了论证了运动协调具有心理本源。许多学者认为皮亚杰的双向协调理论是对马克思的实践论和恩格斯的劳动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但是也存在缺陷, 如皮亚杰忽视了社会环境对动作协调形成的影响。

2 伯恩斯坦的运动协调元控制理论

最早对人体运动协调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前苏联著名生理学家伯恩斯坦 (1932年) 。他对运动协调的定义为:“对运动器官冗余度掌握的过程, 换句话说, 就是将其转化成一个可控制的系统。”而具体的转化过程,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Bernstein问题”。

伯恩斯坦认为, 人体运动是由以肌肉或关节的运动集合模式为基本单元的运动协调元组成, 不同协调元的组合形成不同的运动结构, 运动器官是按功能组成这些协调元和运动结构的。人体运动的神经系统正式利用协调元和运动结构来减少控制参数, 将运动的冗余度问题转化为肌肉和骨骼能够揭示的简单指令, 在转化过程中运动系统利用了人体胜利生理结构上的协调规律和生理约束。

在伯恩斯坦的运动协调元控制理论基础上, 许多学者也对运动协调规律进行了研究, 并形成了多种人体运动协调形成的动作控制理论, 如Winter和Stark等人对上肢协调控制理论方面进行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探索。

关于运动协调元控制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将运动协调形成主要归结为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 主要从人体生理系统来阐述运动协调的形成机制和规律的, 但是没有涉及人体的心理系统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3 施密特的图式理论

施密特的图式理论认为, 学习者为能够阐述与情景环境要求相适应的协调运动, 必须从记忆中提前适宜的这类动作的一般运动程序特征, 再附加特定的可变参数来成功完成该运动。这强调了大脑的决定性作用, 认为运动协调是一种开环方式, 大脑必须通过大量的情景练习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 并且把信息加以抽象化、概念化, 以形成长期记忆。图式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 揭示了人类心理获得在运动协调形成中的作用, 主要涉及人体的心理系统。

4 自组织动态系统理论

Haken将自组织定义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 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自组织动态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来自系统内部, 使系统有目的的自组织起来, 使系统从无序向有序, 从低序向高序的自主演化, 这种变化并不是持续的、线性的过程, 而是突然发生变化的。

自组织动态系统理论认为, 由自组织形成的运动协调必然会产生肌肉和关节的特定功能性组合, 协调结构可以是先天固有的或通过后天练习形成的。这主要强调了周围环境的重要性, 提出在肢体特征与环境限制性特征协调一致的情况下, 需要通过特定的肌肉和关节的组合来完成的。比如篮球的投篮动作。

5 思考及建议

5.1 思考

以上研究是许多专家、学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运动协调来进行阐述的, 通常我们判定动作协调只是从外部动作的表现来判断, 虽然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运动协调的心理属性, 但更多只是经验层面的认识。皮亚杰的双向结构理论是从哲学层面阐述了运动协调的心理属性, 认为协调存在于认识的全过程, 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认识论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影响, 以及生理系统的变化。伯恩斯坦的运动协调元控制理论认为运动协调是神经系统对肌肉骨骼支配的优化控制, 主要是从生理方面来解释运动协调的形成过程。而施密特的图式理论强, 是以信息加工的观点来解释运动协调的形成机制和规律的, 主要强调大脑的决定作用, 解释了人类高级心理活动在运动协调形成中的作用, 主要涉及人体的心理系统, 忽视了人体生理系统和社会环境的作用。自组织动态系统理论是以非线性观点来解释“自组织”过程的, 并以非线性微分方程式数值的变化来说明运动协调方式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 主要从人体与外部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研究运动协调。

上述研究表明运动协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形成过程受到社会环境、个人心理系统及生理系统方面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通过三个方面结合来阐述运动协调问题, 但是至今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混合理论。

5.2 建议

综上所述, 在一些教学训练中, 涉及到运动协调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社会环境、心理因素以及生理系统的变化, 例如在教授一些新动作的时候, 刚开始教师或者教练要反复的做示范动作或者播放一些视频, 给学生提供一个足够的社会环境, 在教授完以后一定让学生充分理解动作, 并且在学生动作正确的时候给予一些表扬和鼓励, 另外要督促学生经常性的训练, 以使动作达到自动化。

摘要：对各个运动协调经典理论的阐述、分析以及归纳, 吸取精华部分, 总结不足之处。

关键词：运动协调,机制,思考

参考文献

[1]邹煜, 严波涛.运动协调层次及属性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5, (6) .

[2]高革新.运动协调的属性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 2008, (2) .

[3]严波涛.动作协调能力属性及相关定义的理论思考[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1999, 16 (3) :31-34.

[4]许崇高.动作协调能力结构、层次与分类模式研究——兼论动作协调能力发展的非线性动力观[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1999, 16 (4) :35-38.

[5]邹煜, 高原.对运动协调两侧性迁移的实验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9, (3) .

服务协调机制 篇11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在校师生人数迅速增长，高校饮食安全问题便更加凸显。关于校园饮食安全的研究也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武新胜（2007）从构建和谐校园的角度分析加强高校饮食安全管理的重大意义，通过饮食安全管理打造和谐校园；白志军（2007）认为加强学校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是学校面临的一个难点问题，学校食品安全长效机制是确保学校食品安全的基础；廖文科（2009）通过分析学校食品卫生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其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结合食品安全法的贯彻落实，提出做好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若干对策；庄新华（2010）从食堂食品采购、贮存、加工、销售等环节分析学校食品安全的监管重点，并提出相应的措施。综观相关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分析校园饮食安全存在问题的文献居多，而且大都比较零散，真正涉及高校饮食卫生安全保障机制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

一高校饮食卫生安全存在问题的表现

尽管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但是近些年来高校食物中毒事件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高校师生俨然成为食物中毒的高发人群，这不得不令人担忧，饮食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危害到高校的安全稳定。虽说饮食安全表面上看起来具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后勤部门处于学校教学部门的附属地位，学校领导往往并不真正重视饮食安全的工作，而同时当代大学生对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许多因素都容易危害到师生的饮食安全而难以解决。从就餐环境来说，学校食堂安全隐患高，部分工作人员食品安全意识淡薄，不讲究卫生，不勤洗手，口罩也不佩戴或佩戴不规范，容易产生细菌感染；有的食堂硬件设施陈旧、破损和老化，功能分区不合理、不明确，食品加工制作流程存在交叉污染；也有食堂缺乏完善的餐饮具消毒、保洁设施，在消毒柜或专用保洁柜内放置私人物品或杂物，餐饮具消毒、保洁形同虚设；食堂食品原料、生产和加工存在一定的隐患，餐厅卫生管理容易产生漏洞。从饭菜质量来说，很多同学认为食堂饭菜变化小，荤菜分量少，难以保证正处在成长黄金期的大学生的营养需求，很多同学在饭菜中吃到过诸如虫子的异物，甚至有同学吃过变质的饭菜。这些现象都容易导致师生对校园饮食安全的不信任。

二建立维护校园饮食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

校园安全稳定是构建和谐校园环境的基础，而学校的安全稳定又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治理，学校的安全稳定与校园环境治理的质量共同制约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更要警钟长鸣，常抓不懈。通过校园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建立，从而达到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建设和谐校园环境的目的。

第一，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校园饮食安全首先要从加强思想认识做起，学校各方面应该积极倡导，同心同德，不断推进和完善校园饮食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把校园食品安全放在一定的思想认识高度，形成重视饮食卫生安全的观念意识。在后勤中心、团委、学生处、校医院等职能部门的相互协作下，依托校学生会，大力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并与学生面对面地沟通交流，认真听取学生建议，并通过他们把有关信息反馈给全校学生，从而树立师生的健康饮食理念，提升师生科学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能力。

第二，促进学校各个部门的协作管理，明确责权关系。高校应加强对食堂的组织领导，建立立体化的监管模式，建立以分管校长为首的、各有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各餐饮单位具体实施的监管模式，建立安全工作制度，成立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分管校长与责任部门负责人，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校领导的参与能协调各部门的工作，有利于明确各部门职责，通过保证至少有一名高校领导分管后勤服务工作，做好后勤服务的协调、建设与规划等工作。明确安全工作分管领导和安全管理人员，严格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分工谁负责、谁出问题谁负责的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将安全责任进一步分解细化，并按一定区域划分若干个安全监管责任区，落实责任人，明确工作职责，全面负责责任区的安全工作，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定考核”机制，建立“横到边、纵到底”的网格化安全监管和责任体系。坚持后勤部门在食品安全管理的服务中心地位，加强后勤部门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网格化管理机制将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转变为现代、主动、定量和系统的管理，网格化依托统一的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各餐厅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安全卫生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它的主要优势：（1）它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2）它是管理手段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管理对象、过程和评价的数字化上，保证管理的敏捷、精确和高效；（3）它是科学封闭的管理机制，不仅具有一整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流程，而且发现、立案、处理、结案四个步骤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各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控管理，使得各方互相协作配合，共同劳动，避免职责不清造成实际工作中的障碍，构筑全方位、多角度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从而保证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第三，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良好的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是全面落实饮食安全管理制度的基础，后勤部门应充分发挥饮食安全管理的主体作用，积极贯彻“为学校教学、科研、师生生活服务，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宗旨。一是坚持贯彻“安全第一”的采购原则。采购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因此要严格执行索证、检查、验收、货源比较等采购制度，加强对供货商的管理，凡是学生食堂的米、面、油、肉、蔬菜等大宗物资，均要在获得准入资格的企业中进行招标采购，必要时到供货企业生产现场，对生产工艺流程和可信度进行调查，从根本上降低食品采购风险，保证餐厅所采购的原材料安全卫生，并与供货商签定卫生安全责任书。确保各项食品原材料从源头到入库均具有源头可溯材料，切实有效严把食品安全关。完善供应商台账及食品原材料索证管理，全面推进精细化管理，突出工作重点，狠抓工作落实，认真查漏补缺，把工作做深做细，认真做好账本。深入食堂内部，加强交流，并能提出意见和建议，不断地改进服务态度和服务方法。积极重视市场调研，成立价格调查小组，定期对市场价格进行调查，根据调查价格不断调整饭菜供应价格，降低成本。定期向食堂提供价格预警和通告，节约经营成本。二是建立全过程监控的基本工作机制，定期进行各种安全隐患排查，注重整改实效。按照高校食堂用餐卫生管理的要求，建立食品采购、储藏、加工、供应等全过程的食品安全检测监控体系，构建贯穿于饮食全过程的安全保障链。首先加强对社会餐饮企业经营的食堂物资采购质量监控，同时加强食堂安全保卫与管理，禁止非食堂工作人员随意进出食堂加工操作间及食品原料存放间，对餐厅的安全、卫生、剩饭剩菜和食品留样监督检查，定期查看各餐厅后场、用餐区域、库房、凉菜制作间等，查看食堂现场操作流程是否合理，库房、冰箱内食品原料是否规范摆放，检查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工序及记录是否相符，查对食品原料采购索证台账及添加剂采购、领用、保管、登记是否详尽完善，调查了解食堂饭菜是否按照要求报批和公示价格，是否按规定确保供应。明确各加工环节的检查、操作规范的责任人，促进食堂饮食卫生安全责任落实到位。三是应用PDCA循环工作法，不断创新提高，加强饮食安全管理，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的顺序来实施管理工作，明确目标任务，并及时反馈有关结果，实现后勤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充分利用，同时利用对HACPP等相关食品卫生控制知识的认识，依据HACP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确定食品采购、食品烹饪等关键控制点，并集中力量对关键控制点进行干预，保障食品关键环节的安全。

第四，优化后勤员工队伍，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培训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及卫生部的学生集体用餐监督管理办法，实行食堂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组织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依法将患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调整到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加强工作人员培训，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从根本上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技能和服务水平，树立后勤服务员工的良好形象。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素质是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食品生产人员不仅仅应当满足健康状况合格的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相应的食品卫生知识、食品营养知识以及相关法律知识。通过制订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计划并加以实施，组织学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加工操作规程和其他食品安全知识，提高服务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

第五，建立应急食品安全处理机制。食品从采购、生产、加工到销售各环节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食品安全事故，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应当积极妥善处理，及时向有关领导报告，明确责任主体，严肃追究导致事故发生的相关责任人，做好善后工作。对处置突发事件成绩显著的个人，可给予奖励；对处置工作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个人，应当严肃追究其责任。

参考文献

[1]武新胜.从构建和谐校园看高校饮食安全管理[J].科技信息，2007（29）：206.

[2]白志军.浅谈高校建立食品安全长效机制的重大意义[J].管理教育，2007（7）：74-75.

[3]庄新华.学校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及应对措施[J].教育研究，2010（21）：31-33.

[4]廖文科.我国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的现状及其对策[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9（5）：7-8.

[5]杨爱萍.从食品安全事件看全民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12）：51-52.

建立农机与农艺的协调发展机制 篇12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就农业机械化直接发布长篇《意见》, 是自放弃“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目标以来, 中央人民政府前所未有的举动。《意见》对农业机械化进行了深刻阐释, 制定了优厚政策, 提出了具体措施。这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的任务书, 也是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机械化的动员令。

《意见》指出, 当前,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促进广义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 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措施和重要保证。《意见》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对农机与农艺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在“指导思想”中, 《意见》提出“着力促进农机、农艺、农业经营方式协调发展”。这既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性问题, 更是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当前, 农机、农艺的协调是支撑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在“基本原则”中, 《意见》提出“以促进农机农艺结合、实现重大装备技术突破等为重点”。当前, 农机农艺的不协调已经成为我国农机化全面协调发展的严重障碍。农机、农艺各自孤军奋进, 可能是6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中, 《意见》用较长的篇幅分3个要点对“促进农机农艺协调发展”进行了专门论述, 为我们提出了重要指针。

第一个要点是“建立农机和农艺科研单位协作攻关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相互适应的机械作业规范和农艺标准, 将机械适应性作为科研育种、栽培模式推广的重要指标, 有针对性地推广一批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品种和种植模式。”众所周知, 60年来, 我国农机农艺研究始终没有建立好协作攻关机制, 国务院提出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具有划时代意义。以机械适应性作为育种和栽培模式指标, 把争论多年的“谁适应谁”的伪命题彻底打破了。现代农业要求, 科研新品种必须以机械化为生产手段, 才能迅速变成现实生产力。因此, 育种和栽培模式就要适应时代所能达到的机械技术水平。以机械适应性为重要指标, 将极大地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进程。

第二个要点是“针对重点农作物建立农业机械化实验室, 加强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研发工作。”在对农机工业发展的要求中还提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要充分考虑农作物品种、耕作制度和经营体系的需要, 提高农机的适用性”。按农作物建立农机化实验室, 可以对作物全程机械化进行“打包”式攻关, 以实现各环节机械化齐头并进。当前, 我国重要农作物种植与收获机械化技术两者存在较大差距。农业只能按手工劳动最多的环节保留劳动力。这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致富。农艺的“机械适应性”和农机的“农艺适用性”相辅相成、互相融合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之路。

第三个要点是协调农机与水、肥、种、药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关系, 包括机理研究、机构协调、引导农民, 为机械化作业创造条件。农机是诸要素实施的手段, 与各要素包括土壤、作物等在内必须协调运作。否则, 同一地块上, 不同农户种植不同品种, 生产措施不一, 作物生长、成熟期不一, 就很难实施机械化。因此, 农机与农艺结合, 还有与农户间的关系问题。这不单是生产力问题, 还有生产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