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创新

差异与创新（通用12篇）

差异与创新 篇1

摘要：创新课堂是指让学生成为课堂上的“老师”。通过转换传统的师生关系, 以学生主导课堂为主, 老师起引导和导向作用,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了内科护理学传统教学中的师生角色关系并对课堂时间的使用进行了重新规划, 实现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次革新[1]。探讨创新课堂在内科护理学的应用效果。对比《内科护理学》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差异。发挥创新课堂新奇, 趣味性强的优势, 激发同学们对学习的主动性, 锻炼其自学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增强同学们的团队意识, 提高其综合技能。

关键词：内科护理学,创新课堂,传统课堂,差异

何为大学?用英国教育家纽曼的话来讲“大学的职责是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习环境。让年轻人凭借自身所具有的敏锐、坦荡、同情力、观察力在共同的学习、生活、自由交谈和辩论中, 得到受益一生的思维训练。”为开发大学生的潜能, 解放其思维, 有必要大胆的去尝试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 把更多的课堂时间反交到学生手里, 让其充分展示自我[2]。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对比在《内科护理学》中传统课堂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对学生的积极影响。

1 创新课堂的定义与特点

创新课堂是让学生成为课堂上真正的主人, 让学生在总体教学目标的宏观调控下, 结合老师的指导, 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地选择学习内容、目标及方法, 并通过自我调控学习活动完成预期目标的学习模式。此学习模式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中进行自我调控、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自我评价以及自我反思[3]。创新课堂具有创新性和独立性等特点, 以充分尊重、发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被动转为主动, 由消极转为积极。创新课堂不仅注重解放学生的思想, 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在学习中建立其自我独立性, 促使学生摆脱对教师的依赖, 凭借自身所具有的敏锐性和观察力去自主学习;创新课堂尊重学生学习上的个体差异, 充分考虑到学生个人的自我需要, 制定出具体的学习目标, 选择相关的学习内容, 并对学习结果做出自我评价, 从而达到因人制宜的效果。而创新课堂所具备的创新性和独立性, 能使一部分学生脱颖而出, 发现自己的潜能, 解放其思维[4,5]。

2 传统课堂与创新课堂的差异

由表1可以看出传统课堂与创新课堂的具体差异。“教师”与“学生”均为特定的, 在教学领域中的身份符号和社会角色。教学是一个由教师学生、教学条件、管理、内容、方法等诸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 是一个动态前行的过程。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教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学, 或者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生并不只是一个被动接受教师指导和帮助的机器人, 而是有自我想法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6]。传统课堂束缚了学生的天性和创造力, 使学生对学习的主动性下降, 主观能动性不足。而创新课堂是把由教师主导的教学转向为由学生主导的教学, 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课堂的些许不足。

3 研究背景、对象与研究方法

让学生成为课堂上的“老师”的理念一经提出, 就在短期内就受到了许多学者、教师的关注。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较传统课堂更强调学生的自主性, 改善了在传统课堂中学生一味听取老师授课, 缺乏自我思考的缺点。本研究于2015年9月份开始选取昆明学院医学院13级护理学两个本科班作为研究对象, 分别进行了施行创新课堂以及与传统课堂的两种教学模式, 分别施行创新课堂与传统课堂两种教学模式其中护理学1班为实验组, 以创新课堂的模式进行《内科护理学》教学;护理学2班为对照组, 以传统课堂模式进行《内科护理学》教学。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成绩分析, 比较《内科护理学》创新课堂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差别以及对学生的具体影响, 并做出具体分析。

3.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和成绩分析的方法。对昆明学院医学院13级护理学1、2班共137名同学, 进行逐一问卷调查, 同时对其期末成绩进行分析。其中1班女生69人, 男生3人, 男女生比例为1:23;文科生11人, 理科生61人, 文理生比例为:1:5.55;省内60人, 省外12人, 省内省外比例为5:1;其中专升本6人。2班女生60人, 男生5人, 男女生比例为1:12文科生56人, 理科9人, 文理生比例为6.22:1;省内60人, 省外5人, 省内省外比例12:1;其中专升本3人。

3.2 调查工具

(1) 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 自编问卷, 调查的内容包括班级、性别、对创新课堂与传统课堂的理解、喜爱度等进行调查。 (2) 期末成绩分析。

期末成绩内容:1班以30%期末考试成绩加70%平时分;2班以70%期末考试成绩加30%平时分的形式统计总的期末成绩。

3.3 问卷调查方法

向需要进行调查的同学老师说明研究目的, 获得其同意后, 利用内科护理学教学课堂为平台发放问卷, 指导学生正确填写问卷, 当场收回。问卷发放137份, 回收137份, 问卷回收率为100%。

3.4 统计学分析

考生内科护理学成绩等级判定按照90分以上优, 80-89分为良, 70-79分为中, 60-69为及格, 60分以下为不及格。数据资料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7], excel进行数据录入。

4 结果分析

4.1 考试总体成绩分布

4.2“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与“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下考试成绩分析

4.3“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与“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下问卷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得知同学们对创新课堂的喜爱人数为9人, 占总人数的70.80%, 其中1班有64人, 占本班总人数的88.89%, 班有33人, 占本班总人数的50.77%;愿意接受创新课堂的同学有10人, 占总人数的74.45%, 其中1班66人, 2班36人;不清楚什么是创新课堂的同学共48人, 占总人数的35.03%, 其中1班2人, 2班46人;下学期愿意接受创新课堂的同学有114人, 其中1班69人, 占本班总人数的95.83%, 2班45人, 占本班总人数的69.23%。数据分析详情见表4、表5。

5 讨论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内科护理学课堂中创新型教学模式较传统教学模式更具优势, 能充分的激发同学们的思维, 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创新型教学模式 (护理学1班) 能使部分同学脱颖而出, 1班90分以上的同学明显多于2班, 1班优秀率达5.56%, 2班优秀率仅为1.54%。在创新型教学模式下的1班同学大多数都处在良好以上, 占整班的80.56%,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的2班同学75.38%在中等到及格范围。由表4可得知下学期有83.21%的同学愿意接受创新型教学模式的内科护理学, 其中就有50.36%的是此学期已经接受过创新型教学模式的1班同学, 从喜爱度来看70.80%的同学喜欢创新型的教学模式。无论是从期末成绩或是问卷调查上看, 创新型课堂更受同学的喜欢并且能给予同学积极的影响。打破了传统课堂对同学们的约束, 使同学能独立思考解放思维。不再只做老师教什么就只学什么, 能自我学习, 甚至做到拓展学习, 把老师作为学习中的指导者、朋友。而不是传授者、约束者。提高同学学习主动性的同时改善了师生关系。传统课堂有传统课堂的优点, 而创新课堂将做到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把传统课堂好的地方扩大、发扬, 不足之处进行补充、舍弃。使内科护理学教学模式得到不断完善, 让同学在学习内科护理学的同时学会学习、学会思考。

参考文献

[1]张金磊, 王颖, 张宝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 2012, 30 (4) .

[2]于进.创新课堂教学设计[J].教学探索, 2010 (4) .

[3]韩延明.建设创新课堂提高教学质量[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10, 32 (4) .

[4]刘恩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重塑大学课堂魅力[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10, 32 (4) .

[5]李惠红.论创新课堂的“新”教育理念[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11, 13 (3) .

[6]王攀峰, 张天宝.试论传统课堂教学的基本特征及其面临的困境[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 31 (5) .

[7]张晶, 吴玮, 范洪军, 等.统计学在成绩分析中的应用[J].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学报, 2014, 34 (3) :64-68.

差异与创新 篇2

广告语言的时代性是指在选择广告语言传递信息时，要求广告语言应以展现引导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以及理想为己任，以倡导时尚、引领人生为目标，从而符合现实社会特征并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广告语言形式的多维性。广告语言形式的多维性是指一个广告语言既可以用于传统媒体，又可以用于新媒体;既可以用于口语化的表达，也可以用于书面化、网络化的表达。比如让自然堂被广大女性熟知的广告语——“你本来就很美”，它不同于二十世纪末用于突出产品的功能或者产品的品质，而是从语言形式上用了第二人称，就像是在对着某个消费者表达一种认同。在整合营销时代下的这则广告语，适用于任何媒体，并且还被做成表情包，在不同语境下，新生了不同的含义。

(二)广告语言内容的流行性。不同时期的流行广告语反映出民众对广告主导价值的认同以及对社会、对生活的期待。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等媒介形式的出现，网络流行语以十分惊人的速度与传播强度被人们吸收，许多商品广告在考虑到接受度这一问题时，最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流行语来推广产品，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确实是十分有效的。例如“城会玩”“小鲜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许多活动广告中出现。这不仅反映出一个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状态，也缩短了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距离。

(三)广告效果反馈的极速性。自媒体被广泛使用以来，广告的投放已经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时代。新媒体的存在增加了广告投放的选择，也提高了广告效果的反馈速度。杨洋与郑爽代言的康师傅茉莉花茶微广告视频，在微博上一经推出，1分钟内点赞和评论数量便上万，一句“我的茶都给你喝”瞬间被大家熟知。所以广告语言在新媒体时代下，不仅传播渠道众多，而且有着非常迅速的反馈。

二、发扬现代广告语言的时代性特色应注意的问题

(一)分众时代下细分现代广告语言诉诸不同群体。现代广告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应该在使用范围、适用人群、运用方式等方面有更加细致的区别。例如年轻群体对“吓死宝宝了”“duang”等流行语接受程度很高，而在中老年人看来则不知所云。所以在广告中使用流行语言时必须先了解目标对象的年龄、职业、地域等特征，否则会适得其反。

(二)符号编码避免太过新潮。广告语言是为产品服务的，正确传达产品或品牌信息才是最终目的。现代广告制作在使用新兴词汇、句式时，要尽量使用解码不易出现偏差的内容，减小噪音对于解码者的影响，使得编码解码能够更加顺畅，表达出广告所要表达的真实内容。如果一个广告宣传中的内容太过新潮，那么受众解读错误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错误的解码会导致受众对品牌或者品牌价值观产生误解，从而影响其以后的购买行为和对品牌的态度。

(三)融合传统广告语言与新语言。大众传播时代，微博体、微信体、电视剧体等体裁的语言也会影响现代广告语言的形式与内容。广告语言以传统语言为母体，随着时代的进化而进化，但不论在哪个时代、如何进化，都不能“喜新厌旧”，应该取其精华，将传统的语法、语言使用规范与新生语言融合，产生最佳语言效果。现代广告语言要中和传统语言与新语言，找到传统语言精神与新语言现象的契合点，促进现代广告语言的发展。

三、结语

现代广告语言的时代性表现是有目共睹的，新语言现象的融入对于广告语言的研究来说，是新元素的补充，不仅有利于丰富广告语言研究的内容，还有利于通过研究一个时期的广告语言，来研究当下广告语言使用过程中所反射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特点。广告语言的时代性研究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课题上的重大机遇，同时也带给广告语言研究很大的挑战。

在差异中求创新 篇3

“天道酬勤”“业精于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劳动是高尚的，而休闲则被认为是好逸恶劳的行为。目前虽然中国人的休闲意识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休闲观念在我国社会扎根不深，人们的休闲方式较为单一，且以室内活动为主，组织方式也不够专业。

西方则实现了“全民休闲”，人们想方设法使自己感到放松、快乐，创新出各种有挑战性的休闲活动，宠物俱乐部、运动俱乐部、读书俱乐部等在西方比比皆是。相比于我国的“休而不闲”或“闲而不休”的局面，西方人生活得更随意和从容。

笔者认为，中西休闲旅游理念的种种差异，是由于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从经济、社会角度看，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投入到休闲活动中去，企业也不会给员工足够的带薪休假时间，人们休闲时间较少、休闲消费谨慎。而在西方特别是西欧，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不仅人们可以享受假期而且生活上衣食无忧，完善的社会福利使得上班族在外旅游度假时没有后顾之忧。

从历史、文化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务实，崇尚勤奋，休闲则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倡导，使得人们休闲观念淡薄。西方人自古比较崇尚休闲，甚至《圣经》中都提到上帝对人说：“你们要有休闲，才能感悟到我是神”。休闲被看作是一切事务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

从民族性格上说，中国的大陆文明和农本社会使中国人形成了稳重、内敛的民族性格，推崇静态的休闲观。同时，中华民族还注重群体意识，强调集体主义，压抑个性，喜欢步调一致，致使其休闲活动以静态为主且较为单一。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使西方人崇拜力量之美，形成了好动、冒险的性格，休闲活动也体现着运动与挑战的特征。而且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尊重个人意愿，休闲活动也别出心裁，多种多样。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政府的职能范围较广，是全能型的大政府，不仅涉及公共领域而且涉及私人领域，在休闲上难免有所涉及。西方政府从职能范围上讲是中、小型政府，政府管理不会干预到太多的私人领域。此外，西方有悠久的俱乐部历史，众多专业性俱乐部可提供个性化的休闲产品，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

发达国家的休闲方式多种多样，都是与其民族传统相一致的，例如英国人享受“运动+酒吧”的休闲模式，日本人最爱泡温泉。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亦有“休闲”的影子，讲究“琴棋书画诗酒花茶”，通过雅致艺术陶冶身心。我国应该借鉴西方休闲文化中的科学因素，使休闲方式多样化与创新化，但也要基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发展休闲。

差异与创新 篇4

企业技术创新需要通过获得市场垄断利润得以激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则是最有效的激励方式。然而知识产权保护是一把 “双刃剑”,对知识产权保护太强,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随之提高,产品的扩散将会受到抑制,技术创新的速度变缓;对知识产权保护太弱,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易被其他企业模仿复制,必将减少企业的创新收益,创新热情也会随着专利产品的增多而下降。只有重视技术创新体系与知识产权战略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经历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渐提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由外生的国际压力向内生的需求转变。但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来说,技术仍然以模仿创新为主,正经历技术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过渡,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对技术创新不利。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1 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技术距离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多重要且有意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可归纳出两种主要结论:

第一种结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线性关系。Kanwar和Evenson ( 2003)利用Ginarte和Park ( 2008) 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GP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进行测定,在此基础上利用32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估计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1,2]。Maloney等( 2003) 根据动态广义矩估计法对发达国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的研发质量和技术创新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3]; 第二种结论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技术创新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按照国内外研究对两者间关系可能出现的具体结果,又可分3 种情况: ( 1)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Chen和Puttitanum ( 2005) 运用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的同时,还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 “U” 型关系[4]。( 2)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Horii和Iwaisako ( 2007) 等研究发现,IPR水平和创新之间存在着一条倒U型曲线[5]。余长林( 2009) 等运用60 个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了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并且这种关系还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6]。李平等( 2013) 借助汉森( Hansen,1999) 的内生门限法检验我国的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知识产权门槛,结果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7]。( 3)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非线性关系的具体形状并不明确,主要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水平) 或初始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从而提出了要进行 “适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路。王华( 2011) 研究发现,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还取决于该国初始的保护力度[8]。

学者们对技术距离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出较为一致的观点,国内外许多学者论证了技术距离与技术外溢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间接表明技术距离与技术创新可能存在某种非线性关系。Driffield和Taylor ( 2005) 指出,技术距离与通过技术外溢获得的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当国内外的技术距离小于1. 2 时,间接的技术创新效应为正,否则就为负[9]。Acemoglu,Aghion和Zilibotti ( 2006) 认为国家的技术创新存在着技术距离门槛,如果在门槛值时无法从基于投资的战略转向创新的战略,那么这一经济体将会陷入非收敛陷阱,无法向世界技术前沿逼近[10]。已有类似研究以注重定性分析的理论模型为主,少量的实证研究也囿于国家层面的实证检验,缺乏技术差异视角下,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技术创新的量化研究。考虑到我国是一个非匀质大国,各省区的平均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差异下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理应会有所不同,则全国制定或实施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最终将难以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本文基于中国30 个省市区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下,我国进行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

2 门槛模型构建

对技术创新主体而言,知识产权保护过弱会挫伤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削弱其技术创新的动力,而太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则会抑制国家的技术创新,降低整个社会的福祉。同样地,技术距离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企业通过技术扩散和传播获得技术创新,技术距离过大不仅会削弱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吸收效果,强行引入先进技术也不利于先进技术在企业内部的推广和消化,难以达到提高企业技术水平的目的。技术距离过小同样会减缓企业技术进步的步伐,如果技术距离太小,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差距带来的收益空间则非常有限。本文在进行计量分析时,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技术差异分别作为门槛变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作为核心变量建立门槛模型。通过这样的设定,可以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是否依赖于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技术差异门槛变量以及如何随着这些门槛差异的变化而变化。

2. 1 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变量模型

已有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但这种非线性关系到底是否存在门槛或是存在几个门槛值并不确定,为此根据Hansen的门槛模型[11],假设存在n个门槛( γ1,γ2,…,γn)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多门槛模型如下: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Rit为门槛变量,γj为门槛值,n个门槛值将观测样本变量划分为n +1个门槛区间,不同的门槛区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回归估计系数分别为 δ1,δ2,…,δn,εit为残差项。INN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省区i第t年度的技术创新,采用各省区专利申请受理数表示,IPRit为公式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i省区第t年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Hit表示各省区人力资本水平。

用各地区科技活动人数作为其代理变量;DIFit代表国内不同省区的技术差异; Rit表示各省际的研发资本投入,以2000 年作为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出各年的研发资本存量[12]。

多门槛回归主要是寻找使得残差平方和S( γ1,γ2,…,γn) 最小所对应的门槛组合( γ1,γ2,…,γn) ,通过 “自主抽样法”估计的P值判断第N个门槛效应是否显著,并据此判断门槛个数。Bai ( 1997) 证明多拐点模型的连续拐点是一致估计,即单门槛模型求得的门槛值 γ*可作为双门槛模型中第一门槛的一致估计量,则第二阶段门槛回归的残差平方和S2( γ2) 为[13]:

第二个门槛值为:

Bai ( 1997) 证明是渐进有效的,但 γ*却未必渐进有效,然而的渐进有效性能确保通过第三个阶段的估计得到更好的第一门槛估计值,故只要固定第二个门槛,即可重新估计:

相应更好的第一门槛估计值为:

多门槛效应检验和置信区间的估计仍然采用Hansen ( 1999)“自主抽样法” 来获得其渐进分布,通过估计P值判断原假设是否成立。

2. 2 技术差异门槛变量模型

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不同的技术创新途径引致技术创新的效应不用,技术差异反映了我国企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与通过技术溢出获得的技术模仿创新能力的差异大小。由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差异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而可以推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可能存在技术差异门槛。我国地域辽阔,各省区因历史和各种现实原因导致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则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还可能存在技术差异门槛,为反映不同省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技术差异门槛效应,可建立如下的多门槛模型:

3 变量构造与数据处理

3. 1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

对于地区差异不大的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整个国家和地区应无太大差异。但对于中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存在 “两张皮” 现象,不但整个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不同步,而且各地区经济、文化差异悬殊,从而使得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各地区对相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下实际执行水平存在的客观差异,因而有必要对我国( 除港澳台外) 各地区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进行度量。

3. 1. 1 指标构建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主要由国家统一进行,可以认为各地区的知识产权立法强度由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水平决定,具有相同值。由于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由知识产权立法水平与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共同决定,所以各地区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最终取决于知识产权执法强度。根据数据可获性,借鉴朱树林与代中强的思想,重新构造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知识产权执法指标如下所示[14,15,16]:

其中: ZLit表示各地区不同年份专利纠纷立案数,MAXZLi代表相同年份内各地区专利纠纷立案数的最大值,MAXZLt表示同一地区在不同年份查处的专利纠纷立案数的最大值。专利纠纷立案数分别包括侵权纠纷、其他纠纷、查处冒充专利行为和查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的立案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 “强名义保护、弱实际保护”的特点,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主要取决于实际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各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普遍存在大量侵权现象与执法相对不严并存的现象。在侵权现象比较普遍的情况下,若某个省份加强执法,则被查处的专利侵权案件数量增加,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得分就高; 弱化执法,被查处的专利侵权案件数量减少,相应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得分就低。比值反映了各地区从空间维度上执法强度存在的差异,比值则表明了各地区从时间维度上执法强度的区别,由于各地区的保护强度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相同的增加趋势且总体数值较大,而在空间维度各地区执法强度差异较大且普遍数值较小,为了能够真实反映各地区实际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时空差异,确定的权重为2 /3、的权重为1 /3。由于专利纠纷案件在立案之后需要经过跨期调查、审理才能最终结案,所以用累计值来表示,各地区每年的专利纠纷立案数为1985 年到该年的专利纠纷立案数的累计。因专利统计年报中2000 年与2001 ~ 2010 年专利纠纷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故2000 年各地区的专利纠纷立案数为1985 ~2001 年的累计值减去2001 年专利纠纷立案数。

3. 1. 2 强度测定

以改进GP方法计算2000 ~ 2012 年各省区相同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指数IGP,采用新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指标计算各省区知识产权执法指数ELS,可算出各省市区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如表1[17]所示。

注:东部地区指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中部地区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3. 2 技术差异测度

在估算国内技术差异时,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各地区技术水平进行测度。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定采用索洛余值法,如公式( 8) :

Yit是i地区t时刻的产出,Lαit和Kβit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不同时点与不同地区的投入量,α为劳动的产出弹性,β 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且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即 α + β = 1。只要估计出劳动产出弹性 α 与资本产出弹性 β 就可以估计出中国各地区2000 ~ 2012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值。估算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性时,采用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产出的指标,数据来自2001 ~ 2013 年各年 《中国统计年鉴》; 借鉴张军2003 年的方法,采用2000 ~ 2012 年各地区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 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为:

其中表K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资本存量,Ki,t - 1表示i地区第t - 1 年的资本存量,I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投资,δ 表示固定资本存量平均年折旧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资本存量的方法,利用张军2000 年当年价的资本存量数据,算出以2000 年为基期2001 ~ 2012 年我国各地区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构建技术差异计算公式为:

DIFit表示i地区在t年份的技术差异,GIit为i地区在t年份计算技术差异的指标值,MAXGIit表示在t年份各地区i对应指标值的最大值。DIFit越小,技术差异越小,对应的指标值就越大。

4 门槛模型估计

根据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门槛变量模型,运用Stata12. 0 稳健估计方法,对全样本进行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为保证各个机制空间都有足够的样本数,最多进行三门槛检验,即总样本分为4 个机制空间的估计与检验。具体设置100 个网格搜寻点,进行1000 次 “自举法” 重复,分组子样本异常值去除比例为5% 。

4. 1 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变量的不平稳而引起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出现偏差,需要先对每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有多种方法,本文采用LLC检验考察各变量是否平稳,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p值均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显著,因此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全部变量都平稳,不存在伪回归[18]。

4. 2 门槛效应检验及回归结果分析

依照Hansen ( 1999) 的建议首先从单门槛开始估计,检验和构建置信区间,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索第二个门槛并进行估计,检验和构建置信区间,接下来对门槛的个数进行检验,从而确定是否有必要保留两个门槛,以此类推。

注: ( 1) F1、F2、F3 分别为单门槛、双门槛和三门槛的F值,其临界值是通过Bootstrap方法获得; ( 2) 括号内为t值的伴随概率p值,且所有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经过White方法修正后的稳健标准差( Robust Std. Err. ) ; ( 3) ***、**、* 分别代表1% 、5% 和10% 显著性水平。

表3 的( 1) 与( 2) 分别报告了以知识产权保护ipr与以dif为技术差异变量作为门槛变量,以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核心变量( 机制依赖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计量结果。计量结果( 1) 表明,F1、F2,F3 分别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无门槛、存在单一门槛与存在双门槛的原假设,表明理论上应具有3 个绝对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门槛,但根据4 类知识产权保护区间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除了最小的门槛区间回归结果显著外,其余3 个区间回归结果都不显著,这意味着在门槛回归时,可能受其他变量因素影响,最终真正有效的门槛只有1 个。门槛效应确定之后,需要对门槛值进行估计以及对门槛估计值与真实值的一致性进行检验,也即似然比检验。表4 给出了两门槛变量的门槛值估计结果及置信区间,可以看出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门槛估计值可以代表真实值。

理论上存在的3 个门槛值0. 662、1. 594、1. 797 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分为4 类知识产权保护区间,分别为弱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知识产权保护、中等知识产权保护与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各类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区间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在ipr≤0. 662 的弱保护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10% 的显著性水平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存在积极的促进效果; 在0. 662 < ipr ≤1. 594 的较弱知识产权保护下,对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进一步加强呈现降低的趋势,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r > 1. 797 时,负向影响又开始转变为正向,此时正向效应并不显著。

真正有效的一个知识产权保护门槛0. 662 把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分为两类保护区间。在小于0. 662 的弱保护区间内,每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一个百分点,可明显促进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上升0. 39 个百分点。在高于0. 662 的较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显著。虽然我国在2001 年正式加入WTO,在TRIPS协定下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水平迅速增强,但全国各地实际的执法水平还非常薄弱,从而使得我国的真实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非常低,而我国当时整体的技术水平相对低下,主要以仿制国外产品和模仿创新为主,此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微弱便于我国对国外技术进行模仿,有利于技术模仿创新。随着国内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的加大,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增强,通过技术模仿创新的成本逐渐变大,知识产权保护对模仿创新的反向抑制作用随之增强,结果使得各地区以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断降低。2008 年,国家开始制定创新型国家战略与实施知识产权强国计划后,全国各区域技术水平不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也不断提高,技术创新面临着从技术模仿创新向技术自主创新的过渡,此时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护水平的力度加大,有利于促进技术自主创新,但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技术模仿创新的抑制作用与对技术自主创新的促进力量相互抵消,使得最终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综合效应表现并不显著。

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对各地区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各地区科技活动人数每增加1% ,可促使专利创新产出提高0. 4658% ; 研发资本每提高0. 01,可促进专利创新产出增加1. 4927% 。表明加大研发物质资本与研发人力资本投入能有效提升各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易先忠( 2006) 、代中强( 2010) 等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表明,我国目前主要还是以技术模仿创新为主,处在技术从模仿创新到技术自主创新的转型阶段。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正向实证关系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本适应以技术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方式。

计量结果( 2) 表明,F1 在95% 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门槛的原假设,F2 在90% 的可靠性下拒绝存在单个门槛的原假设,F3 对应的p值为0. 1340,表明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存在双门槛的原假设,因此理论上说明存在两个绝对的技术差异dif门槛。如果提高显著性水平并考虑其他变量因素的影响,并结合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除了最小的门槛区间回归结果显著外,其余3 个区间回归结果都不显著,这意味着最终真正有效的门槛只有1 个。

理论上存在的两个门槛值0. 353、0. 492 将技术差异分为三类不同的差异范围,即技术差异较小、技术差异中等及技术差异较大。不同类别技术差异下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有所不同,随着技术差异的不断增大,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逐渐减弱。具体表现为: 在dif≤0. 353 的较小技术差异区间,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 1693,在0. 353 <dif≤0. 492 的中等技术差异内,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不显著的正向效应( 0. 1077) ,在dif > 0. 492的较大技术差异内,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同样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关系( 0. 0116) 。

真正有效的一个技术差异门槛0. 353 把技术差异分为两类不同的差异区间。在小于0. 353 的小技术差异区间内,每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一个百分点,可明显促进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上升0. 17 个百分点。在大于0. 353 的较高技术差异区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上海、广东、北京、天津、江苏、福建、黑龙江、辽宁与山东省9 个技术差异较小省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 河北、新疆、吉林、山西、湖南、浙江、湖北、河南、内蒙古、广西10 个省区,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很大的潜力,而其余的江西、陕西、安徽、云南、四川、宁夏、青海、甘肃、贵州、西藏及海南11 省区,由于整体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比较微弱。人力资本与研发物质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仍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5 结论及启示

技术创新作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关键途径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又为技术创新保驾护航。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到底如何,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已有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文认为,技术距离是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技术创新最为关键的结构变量,基于中国30 个省市区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在计量实证时,不管以技术差异还是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结果都表明,我国的技术创新存在着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单门限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处于门槛以下时,加强产权保护对技术模仿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当超过门槛值后,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具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技术差异小于门槛值时,增大技术差异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当技术差异超过门槛值时,技术差异的增大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实证结果还表明,加大研发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探究两地创新转型的差异论文 篇5

一、苏浙创新转型差异因素影响

区域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因素复杂，既与自然经济基础有关，又与社会因素紧密相连。造成苏浙创新转型差异，主要与两省的经济基础、引导、创新平台、R&D投入、人才资源等有关。此外，企业行为、市场、金融等要素也影响到区域的创新转型。

（一）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的乡镇企业和浙江的民营企业快速崛起，培养了具有地域标识的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区域发展路径，为两省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两种模式都建立在工业经济载体之上。江苏原有的集体经济实力雄厚，工业企业规模较大；而浙江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主要依托民间力量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来看，浙江企业数量明显多于江苏，但规模较小，总产值仅为江苏的50%左右；从大型企业数量来看，江苏远多于浙江，且单个企业产值较高，平均产值接近浙江的2倍。可以看出，江苏以规模大型工业为主，浙江则是规模中小企业为主，规模企业实力江苏优于浙江。此外，外资在两省工业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相差较大，江苏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近40%，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的省份，而浙江外资工业产值仅为总产值的10%左右。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资金缺乏、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来说，投入创新和转型发展的资金非常有限，而大企业则可以利用规模优势，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在我国研发投资主体依托企业的背景下，企业实力是推动创新转型的最重要的动力。因而，规模工业实力差异决定了企业研发投资的差异，决定了创新能力的差距，金融危机之后浙江中小企业面临困境更为明显，也体现出经济基础的影响。

（二）引导从到底，为引导区域研发创新，江苏省和相关部门共出台政策多达110项。既有省域层面的宏观指导政策，又有微观层面的资金扶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中介平台建设政策和人才政策等。此外，宏观政策得到了地市积极响应，执行高效。如无锡等市实施的“一把手抓科技创新”政策，昆山把科技创新指标纳入各部门和区县党政班子政绩的考核体系等；各级通力合作、齐头并进，共同推进区域创新和转型发展。与江苏相比，浙江省主要是着力完善市场功能，帮扶企业发展。同时，为推进转型，浙江也出台了系列政策，并根据浙江企业特点，制定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金融、税收、管理等政策。但是浙江99%的企业属于“散、小、活”的中小民营企业，的驱动对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缺乏创新，危机之后中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可以看出，在引导区域转型方面，江苏政策的系统性和执行力均取得显著成果，使得区域创新转型能够在的科学引导下有序发展。由于浙江经济发展主要依托民间力量，主要以看不见的手在辅助区域发展，导致政策在转型早期引导性不强，执行力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江苏的顶层设计对区域转型发展有一定优势。

（三）创新平台创新是转型的动力，创新平台构建可以形成协同发展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江苏通过建立企业院士工作站、“产学研联盟”、“校企联盟”等协同创新平台，实现高端智力团队服务于企业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增强企业的技术水平（赵敏等，）。截至20底，全省共有各类研发机构6300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68万人；两院院士87人，人数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本土大中型工业企业建有研发机构比例达70%（张晓峰等，2012）。同时，江苏企业与国内95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建设省级以上产学研合作载体1000多个，“校企联盟”5000多个，通过技术和智力输入，帮助企业改进技术，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技术创新，浙江也采取了多种途径。提出“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的战略，目前已引进和共建530家各类创新载体，总投资达到61.29亿元。开始在企业和地市建立院士工作站，推动院士专家及其研发团队与企业开展实质性合作。截至底，浙江已建站164家，其中省级站26家，共引进院士144名，其中省外院士128名，外籍院士2名。此外，还通过校企合作等途径，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企业规模等差异，导致江苏创新平台利用绩效优于浙江。江苏创新平台能够有效凝聚政产学研，形成互利合作和协同创新格局；而浙江的中小企业，在资金、市场环境、企业家行为等因素影响下，创新平台的综合效益并未得到全面激发。

（四）R&D经费投入无论是总规模、人均支出还是占GDP的比重，江苏投入均高于浙江。高投入带来高产出，推进了江苏科技创新，加速了区域发展转型，使得江苏省在工业转型、企业创新等具有优势。同时，研发资金来源中，规模企业投入多，对江苏来说，规模企业优势则有效保障了研发投入的增长。

（五）人力资源与科研产出人力资源和科研产出也影响到两省的创新转型。从规模上看，江苏常住人口达到7898.8万人，比浙江多2435.8万人。从质量上看，江苏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一直低于江苏。此外，江苏大中型企业和高校从事研发人员的规模也多于浙江，使得企业和高校的科研产出明显高于浙江。通过到20的两省申请受理的发明专利数量来看，之前，两省之间差距较小，之后，江苏发明专利的受理数量呈现快速增长，年底江苏发明的申请专利受理数是浙江的3.4倍。因此，江苏的创新转型的软环境要明显优于浙江。

二、苏浙转型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江苏与浙江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上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产生这种结果，既与的驱动有关，又与区域的整体经济社会背景等紧密相连。

（一）在转型发展中作用重大江苏主要运用“扶持之手”和“看不见的手”积极推动经济转型，而浙江则更多是采用“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职能促动经济转型。从经济转型结果来看，江苏取得的效果更加明显，充分反映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体制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运行等不够完善，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现阶段我国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技术成果应用的公共性，财政投入也非常重要。然而，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经济自由化”到“去化”的过程，从长远发展来看，必须放弃经济干预，以“看不见的手”服务经济发展，激发市场的生机和活力。

（二）市场因素决定转型主体合作关系在经济转型发展中，、企业和科研机构等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主体，即引导、企业主导和科研机构等参与模式。在不同主体参加转型过程中，利益共享是驱动合作的重要动力，尤以企业和科研机构等表现明显。两省的-企业-科研机构之间平台基本相似，如院士工作站、产学研联盟等。从分析可以看出，许多措施浙江走在江苏前面，但企业的赢利模式决定了企业选择，浙江的中小民营企业更加注重当下利益，参与转型的热情不高，致使科研机构等中介组织参与转型缓慢；而江苏大型企业居多，更加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企业与科研机构等合作转型，效果更好。因而，在各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江苏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在驱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效果比较好。

（三）企业规模对转型升级影响深远规模经济对转型的.优势明显，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而江苏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主，在创新转型中江苏省优势更为明显；这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相一致，大企业要比中小企业更具有创新能力，企业做大了才更有利于创新（Schumpeter，1934）。20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浙江的民营企业倒闭较多，主要因素是企业的产品市场、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企业命运，在没有技术创新和资本支撑下，倒闭是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人才和资本限制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难度更大，“无形之手”和“扶持之手”的综合实施将对区域经济转型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危机之后，必须给予中小企业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扶持。

飞利浦寻求差异化创新 篇6

“纵观整个显示器市场，飞利浦显示器一直在坚持创新，努力赋予显示器新的特性，与传统的显示行业单纯比拼尺寸、规格、响应时间等老指标不同，飞利浦对显示器的关注，更多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创造更加人性化和差异化的新品，这也是飞利浦显示器区别于其他厂商最突出的特点。”飞利浦中国区显示器总经理黄夏表示，“液晶显示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外形由厚变薄，尺寸由小变大，分辨率由高清到1080P，但市场上的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而飞利浦显示器却独树一帜，在注重外形设计、显示效果以及环保性能的同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致力于提升用户的体验和使用健康。”

随着显示器技术的不断发展，在行业市场上，做为主要视频显示媒介的高宽高比显示器越来越受到发烧级影音用户的青睐。日前，飞利浦面向这类用户推出了以298X4QJAB和298P4QJEB为代表的21：9高宽高比大屏幕显示器。

据悉，显示器比例的变化，一共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革命，第一次是由4：3普屏比例过渡到16：10宽屏比例，由此人们进入了宽屏显示时代。第二次是变革从16：10屏幕比例过渡到16：9屏幕比例。现在，显示行业21：9屏幕比例已经高调地来到消费者的身边。“随着21：9高宽高比大屏幕显示器日益成为行业市场的主力军，此次，飞利浦结合在电视领域的创新技术，推出21：9的显示器产品，意在将家庭影院延伸到书房的桌面上，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全屏观看体验。”黄夏表示。

至于为什么要把屏幕比例设计为21：9，飞利浦相关设计师解释道，21：9是目前影院银幕的主流尺寸。以往，在观看影片时，普通液晶屏画面上下都会有两条遮幅黑条，让人仍然感觉是在“电视机上看电影”。虽然之前16：10和16：9的宽屏效果已经让消费者初步体验到了家庭影院的感受，但业内人士都清楚，只有达到21：9的宽高比，才能真正实现与影院胶片放映相匹配的观赏效果。迎合电影画面的变化也是21：9显示器诞生的最初目的，画面能完整呈现更多信息，消除拼接边框带来的视觉障碍感，还有避免占用过多的环境空间的超宽一屏多用设计，多应用任务同屏处理都是其显著特点。

此外，飞利浦98X4QJAB和298P4QJEB配上29寸21：9的超宽屏幕，在日常的Office或者WPS办公软件中，能够显示比传统1920×1080全高清分辨率更多的内容，显著提升办公效率。

“上述两款产品是2013年飞利浦显示器为更好地服务行业用户推出来的，此后，飞利浦将不断细化产品，满足不同用户对于画面表现的不同需求，为用户带来更完美的影院级视听体验。”黄夏如此描述。

差异与创新 篇7

“吸收能力”概念最初由Cohen和Levinthal(1990)提出,指企业辨识、吸收、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1]。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绝对或(基于关系的)相对吸收能力对企业技术转移、学习效果的影响,多以单个企业的技术绩效为目标。国内学者王雎,罗珉(2008)[2]考察了“关系性吸收能力”对合作创新整体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合作双方吸收能力水平相近有利于整体创新水平与关系维持。文章假设企业对不同知识的吸收能力相同,从而未考察企业间吸收能力结构差异的影响。

知识能力是指一个组织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和能力,以及对组织内外知识、资源和能力进行协调、重构并更新的一种学识[3]。考虑到技术联盟、合作创新关系中存在着学习模仿、优势互补以及协同创新等多种知识活动[4,5],使用“知识能力”这一概念能够更好地描述这一过程中企业吸收引进外部知识与内部整合创新的能力。现有关于知识能力的研究以企业内部为导向,主要关注知识能力的内涵、构成与企业绩效的关系[3]。对于知识能力如何影响企业外部技术关系的关注较少。

企业间知识能力结构的差异性是影响合作创新、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创新任务的可分解性等环境特征为影响因素,考察了企业知识能力的结构差异对合作创新水平以及合作持续时间的影响,并为理解集群发展模式、集群升级提供启示。

1 知识能力结构差异

对于知识能力异质性的研究主要涉及核心能力与知识分工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企业网络的分析中,往往假定企业同质。与此相反,从资源基础、核心能力角度对企业的研究尤其重视企业的异质性,将其视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而造成这种异质性的根源在于企业的核心知识和能力[6]。

从知识分工与累积角度考察联盟关系,企业通过联盟能够有效实现在知识投资上的专门化与规模化的统一,形成不同企业不同专业知识之间的协同[7]。此外,从知识分工与协调角度研究企业学习创新与相互作用可以为集群发展与升级机理提供微观基础[8]。集群内部企业间非交易的相互依赖是实现知识共享、构成集体知识的基本条件,是集群租金的来源[9]。

假定在企业合作中涉及两种知识(X1,X2)。以(αa,βb)、(αb,βb)分别表示企业a、b对应于(X1,X2)的知识能力。不考虑企业知识能力绝对水平差异,令αj+βj=1(j=a,b),则可以表示企业a、b知识能力的结构差异程度。

2 合作创新模型

借鉴Cowan(2007)[10]的模型,以Xiab(t)=θmax(Xai(t),Xbi(t))+(1-θ)mix(Xai(t),Xbi(t))表示在企业合作对知识的创新。其中:i=1,2;Xai(t)、Xbi(t)分别表示t时刻企业a、b在Xi上的知识水平;参数θ取值在[0,1]区间内,表示创新介于两企业知识水平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是一个重要的创新环境参数。其取之大小与创新活动的分解程度,创新类型,以及合作动机有关。具体含义如下:

首先,θ取值反映了创新活动的可分解程度[10],不仅受所技术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相关企业分工定位与实力约束。在分解度高的情况下,创新取决于各子任务上优势企业知识水平,θ接近1;创新任务不可分割时,各企业需参与创新全过程,弱势企业将成为创新瓶颈,创新更多取决于企业知识水平的最小值,θ接近于0。

其次,θ取值反映了技术背景中以探索式还是以开发式创新为主。θ接近0表示以开发利用现有知识为主,企业只愿意与在方面不弱于自己的伙伴合作;θ接近于1,合作伙伴在某方面的弱势不会威胁到合作创新水平,反映在对新知识领域进行“探索”的创新环境中,缺乏明晰的技术轨迹,企业愿从彼此的差异中学习。

此外,θ的取值还反映出企业间合作动机。取值接近于1,合作以优势互补为目的,企业使用(access)而非占有(acquisition)对方资源[11];取值接近于0,合作以模仿跟进或者超越为目的,企业以提升弱势知识,将对方技术优势内部化为目的。

以上述两种知识的创新成果作为输入变量,采用简化的生产函数,其中两种知识之间的替代系数γ为常数[10]:

上述合作创新成果直接以知识形式被企业内化,或者实现市场价值后由企业分享收益,应用于各自的创新。两种情况下,企业在不同知识上的创新水平均取决于自身知识能力(αj,βj)。

以表示企业j在t时刻将合作创新成果分别转化为两种知识的水平。则企业在时刻的知识水平为:

以(其中:i=1,2)表示合作企业关于知识的相对知识差距,其取值应当具有下限,低于此下限则知识趋同达到一定水平: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而言,通过合作进行学习的空间较小;对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而言,继续合作威胁到自身在该知识上的优势地位,双方将终止在技术创新上的合作。

3 知识能力结构差异与合作创新

3.1 合作创新水平

考察θ取0、1两种极端情况下,知识能力结构差异对合作创新水平的影响。令γ=0.8,A=0.5;企业a、b的初始知识水平均为(0.7,0.5)以避免初始知识差距对结果的影响;令αa=0.5,αb取值在[0,1]范围内变动,则表示企业a、b的知识能力结构差异程度。任取t=5时刻合作创新水平(5)随αb取值的变动如图:图1表示θ=1时,双方知识能力差异度越大越有利于合作创新;图2表示θ=0时,双方知识能力结构相近合作创新水平较高。

3.2 合作持续时间

随着企业知识水平的累积,双方相对知识差距△(a,b,i)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当知识水平差距低于某一下限时,合作终止。取θ=0.5,γ=0.8,A=0.5;企业a、b的初始知识水平分别取(0.7,0.5),(0.5,0.7),以观察相对知识差距的变动情况;αa=0.5,考察αb取值在[0,0.5]区间内变化对合作双方知识水平差距的影响(不考虑某一知识上弱势企业反超优势企业的情况),可看到:双方知识能力结构较为接近时(αb=0.45),相对知识差距的平均值△(a,b,i)趋于下降,见图3;而在知识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时(αb=0.1),相对知识差距的平均值趋于上升,最终均趋于稳定,见图4。

3.3 小结:知识能力结构差异与合作创新关系

(1)创新环境与合作动机在模型中以参数θ反映:(1)创新活动分解度高,以探索式创新为主、优势互补为合作目的的环境中,企业与知识能力结构差异较大的伙伴合作创新水平较高;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探索式创新环境下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合作,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广泛存在的市场换技术优势互补的中外合资企业。(2)创新活动难以分解,以开发式创新为主、学习模仿乃至赶超为目的的环境中,企业与知识能力结构相近的伙伴合作创新水平较高;例如相对弱势企业的技术合作项目往往需求企业之间知识结构相近。

(2)知识能力结构差异较小的企业合作,由于知识趋同不易长期维持,通常以项目形式进行技术转移、合作研发,相关企业会注意保护自身核心优势,随项目终结而终止合作。知识能力结构差异较高的企业间合作,有利于维持稳定的分工合作与优势互补关系。

(3)知识种类由产业技术背景与企业分工水平决定。知识种类越多,为相关企业提供的知识能力结构差异的空间也越大,企业越能够专注于核心业务,实现专业分工;而在知识环境单一情况下,依照现有研究,企业知识能力同质有利于合作创新。

若考虑企业知识能力受知识存量影响,合作创新结果反馈于创新环境与企业知识能力,形成企业知识能力趋同或差异化的自我强化机制,如图5所示。知识能力结构相异的企业通过合作维持差异与专业优势,进一步促进知识能力差异化,提升创新活动分解度;反之,知识能力结构相同的企业之间合作导致知识趋同,进一步加剧彼此相似性与彼此追赶。

4 集群发展模式与升级启示

4.1 台湾新竹:分工协作的学习网络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IC产业以垂直分工的形态、互动的学习网络为特征。厂商专长于整个生产流程的某个阶段,而通过外包分工协作方式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厂商在与供应商、客户的合作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学习和交流;为了避免在技术上被锁定,园区与美国硅谷之间频繁地进行着人才交流和技术转移。新竹的成功显示了弹性专精和合作学习所产生的优势[12]。良好的分工体系,不同专业功能的企业形成结构相异的知识能力,维持着较为稳定的合作创新关系。

4.2 美国硅谷:激烈赶超的持续创新

以硅谷半导体产业为例,半导体技术等有较明确的技术轨迹,众所周知的“摩尔定律”描述的就是半导体芯片的集成化速度。该领域的技术企业不断赶超彼此、创新速度是竞争利器。在这样的环境中,拥有相似的知识能力结构有利于迅速捕捉技术前沿。地区附近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作为科研基础,高学历、高水平技术人才不断涌入,区域内独特的合作文化氛围确保了知识和理解迅速扩散。这些无疑保证了企业与技术人员具有结构、水平均相似的知识能力。高度相近的知识能力及迅速的技术学习与赶超使得长期稳定的技术关系不必要,企业、员工之间会有短暂的相互学习沟通:“每天他们互相打电话或一起吃一顿饭,就可以获得许多世界同行最新消息,如新的趋势、好的想法。”[12]得益于敢冒风险、独立创新、不断进取的文化氛围,硅谷地区整体不会因技术趋同而陷入停滞。技术企业的独立创新为其提供了不竭的生机。

4.3 集群升级的启示

在分工协作类集群中,以知识能力异质性为主的企业间协作关系可持续性高,有利于企业在各自领域深入和拓展。创新与持续发展的局限主要来自现有技术定位上的深入空间及“非本地发明(NIH)”风险;这在依托产业链的分工协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在探索式创新环境下多元知识并存时则相对较弱。应对措施是:适当引导企业向外拓展,一方面将现有协作优势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利用或复制,另一方面可以及时转移那些深入空间有限、遭遇升级瓶颈的技术环节;同时注意引入新技术,适时调整技术定位以拓展技术空间。

在学习赶超类集群中,企业知识能力结构差异度较低,容易陷入同质化与停滞的陷阱中去。不论是企业自身还是集群整体的进步都难以长期依靠模仿跟进。需要企业内部创新或者外部新技术输入,以维持一定的知识差距与学习模仿的空间。例如我国浙江温州小商品市场,以专业市场为导向而兴起,技术基础薄弱。随着现有市场趋于饱和容易失去了进步的空间。内部创新以及外部新技术的引进可以通过龙头企业或者标杆企业实现;也可以选择引进外资。需要确保所引进的技术对集群内企业有一定的开放性、可模仿性。

在上述两类集群发展与升级过程中,政府、中介、科研机构等都可以扮演重要的知识技术和信息源:政府可以建立公共技术、市场信息平台等促进外部新的市场、技术信息的可得性;科研机构也可以积极参与到知识成果的转移与企业的合作中去。

差异与创新 篇8

一差异性管理方法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实施的必要性

花园中生长的植物一般都会有很大差别, 因为植物分别属于不同的科属, 有着不同的生长形态, 需要的是不同的栽培管理方式, 生育期、对环境的要求各不相同, 而且这种差异是必然的。高校学生与花园中的植物类似, 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 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与相去甚远的成长经历和方式, 拥有不同的兴趣爱好, 智商、情商各不相同, 对未来的规划也是千姿百态。面对着如此众多种类的差别, 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让学生们“一刀切”的去发展, 而且一刀切的发展未必对学生成长有好处。比如, 有的学生不希望考研, 希望尽早进入社会参加工作, 那么辅导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天天围绕学生考研, 那么效果肯定不理想;或者有的学生比较自卑, 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辅导员过多的“关注”, 而有的辅导员却恰恰喜欢这样, 感觉这样是对学生的关照, 尤其是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 很多辅导员习惯在开班会的时候说某某某同学家庭贫困, 希望大家多帮助。其实是好心, 但好心却办了坏事, 学生很自卑, 不愿被别人知道家庭条件不好。类似的情况非常多, 不同的学生心理、生理、认识、思想差别非常大, 非常有必要采取差异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

当然高校中学生思想政治开展方式的差异不仅仅是为了尊重某些学生的特殊性格, 或者简单的是为了迎合一些学生心理需求, 满足他们被尊重的要求。也是以人为本开展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 是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融入到高校教学管理中, 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关于以人为本理念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应用的理论基础, 胡锦涛总书记很早就提出了, 他强调指出,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 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应用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 就必须要求我们认真的、系统的了解每一个学生, 尊重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 因人施教, 解决不同学生的实际需求, 这样才能努力把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2]。相反, 如果我们不能认真的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对每个学生充分的尊重, 不仅影响到的是这个学生本身, 而且还会把这种思想带到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甚至也会不尊重他人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等, 显然, 这对学生未来的发展十分不利。

二差异性管理方法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与创新性探索

1创新辅导员自我思维方式, 求同存异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求同存异的思想, 又被称为最大公约数战术。人们只有找到共同之处, 才能解决冲突。无论人们的想法相距多么遥远, 总是能够找到共同性。有了共性, 就有了建立沟通桥梁的支点。在以往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 很多辅导员都认为一些学生太过个性, 或者想法很难理解, 于是无论这个学生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能接受。其实, 学生的成长背景做辅导员的很难详细的了解, 一些特殊的想法和习惯很可能是过去某些特殊的生活经历所导致,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改正的, 而辅导员越是不理解, 学生就越会感觉孤单, 越会难于管理。相反, 如果辅导员首先从自我开始做起, 认同学生的这些特殊的思考方式和生活、学习习惯, 然后再慢慢的接近这个学生, 从头至尾的详细了解这个学生的成长经历、生活背景, 深入挖掘他一些个性思想的形成原因。这样一方面学生愿意与辅导员做知心的朋友, 愿意说心里话, 同时辅导员了解了这些事情的原因, 也就能相应的给出解决措施, 是因势利导, 还是悬崖勒马等等, 慢慢的学生的问题解决了, 师生关系靠近了。如果心近了,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必然是顺理成章, 并且这还能起到很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会让别的有相似情况学生感觉到, 辅导员很平易近人, 大家再有心里话或者什么想法也愿意与辅导员沟通。正如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的那句话用在这里很贴切, “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才缩短了心与心的距离;住在农家的炕头上, 收获的才不只是建议。我的脚下沾有多少泥土, 我的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走近你、读懂你、为了你、依靠你。”当然, 学生不是农家, 辅导员也不是记者, 但大家心近了, 从心底接受了, 当然工作才更好开展, 于是久而久之, 全班、全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会获得不错的效果。

2创新对教育背景发展的认识, 与时俱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目前, 在很多高校中, 不少辅导员还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理学生, 显然这是不符合现阶段高等教育背景的。以前学生少, 学生的思想也简单, 社会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辅导员的工作也好做。但新时期, 大规模的高校扩招, 使得学校学生的数量多了, 竞争大了, 学生的思想复杂了, 如果思想政治工作方式还没有创新, 还抱着传统的思想开展, 势必效果会不好[3]。因此, 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抓住时代发展的潮流, 及时的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 根据他们的想法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这种因势利导的工作方式, 远比闭门造车, 沿用传统的方式管理有效很多。比如以前学生对就业不是很关心, 因为就业不成问题, 但现在学生们很关心未来的就业问题, 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可以围绕就业展开, 通过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社会生产实践结合起来, 让学生更多的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接触社会, 来提高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又如, 以前学生们感情问题遇到的比较少, 而现在感情问题成为新时期大学生面对的重要问题, 甚至不少学生因为不能好好的处理感情问题而自杀。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可以围绕如何正确处理大学生的情感问题与学习和发展为题开展, 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感情、科学理顺感情与学习的关系。当然, 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不同学校的学生所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的, 辅导员可以具体的先了解学生关心什么, 哪些问题重要, 然后再去结合实际的开展。把握教育背景的发展动态, 与时俱进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理念, 因此, 广大学生工作者需要深入的理解, 而不能单纯的流于形式, 看到哪个学校开展了什么, 我们也必须开展, 那是没有意义的。

3创新了解学生情况的方式, 因人而异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性管理, 首先需要了解学生之间的具体差异在哪, 才能进一步安排差异性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 尤其是扩招背景下, 很多学校把原来的系合并扩建为学院, 但辅导员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多少, 因此辅导员了解学生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客观的说, 辅导员想深入的了解全体学生的情况, 绝对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难度很大, 因此我们讲辅导员要讲究方式方法, 才能深入了解学生的情况, 进而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其实, 辅导员了解学生的方式有很多, 传统的调查问卷、具体座谈、个别聊天、辅导员-学生信箱, 新的方式比如建立班级QQ群、BBS、短信平台、公共E-mail邮箱, 甚至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建立班级主页。通过这些方式, 使学生可以深入的与辅导员交流感情, 尤其在虚拟的网络中, 学生会更加真实的吐露自己的想法。如果学生不想让辅导员知道自己是谁, 还可以采取匿名交流的方式, 这样学生会更加没有压力。当教师深入了解了学生的情况之后, 可以把学生分类, 比如学习问题的, 感情问题的, 家庭问题的, 性格问题的, 心理问题的等等, 然后教师在依据这些分类, 有针对性的集中、个别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表明, 通过这种差异性调查, 分层开展教育的方式, 既比个别开展工作的效率高, 而且又比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效果好, 非常值得推广。

总之, 在新形势下, 高校扩招、高校改革及高等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的转变给高校教学环境带来了很多新的变化, 使新时期大学生的发展出现了新趋势和新特点[4]。这些发展趋势和特点使得新时期高校辅导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问题, 尤其是学生个体之间差异的越来越大, 个性越来越鲜明, 导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越来越不适用。因此, 差异性管理方法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已经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 而且必将越来越重要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 做为高等教育中学生管理工作岗位的教师来说, 通过科学的创新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方式, 完善开展途径, 丰富开展思想, 使差异性的学生管理方式真正深入到日常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力求通过不断的创新,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做到一人一方、一人一策, 如对开朗的学生讲问题可以开门见山, 对自卑的学生要注意措辞, 对脾气倔的学生要以柔克刚, 对性格内向的学生要循序渐进, 而对思想固执的学生要增加沟通交流等。

参考文献

[1]丁怀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刍议[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10 (3) .

[2]陈奎庆.差异化管理导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J].中国经贸导刊, 2009 (23) .

[3]刘甚秋.对新时期高校辅导员所面临新问题的思考[J].品牌 (理论版) , 2011 (4) .

差异与创新 篇9

新经济环境下,科技创新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企业价值创造的资源结构。创造价值的资源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资源、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还包括一切以知识或信息为内涵的、能够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以及超额利润的各种无形资源。

知识经济背景下,专业知识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已超过实物资产,其重要性已超过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特定的专业知识是企业所独有的、难以被对手模仿的隐性资源,表现为创新力、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品牌和顾客认知度等,会计学上称之为商誉。而并购商誉的确认与计量,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必须正确面对。并购实务中,并购方由于可以清晰预见并购行为的协同效应,将其出价超过取得的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确认为商誉。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包括管理、经营和财务协同效应,协同效应可以为公司带来长期发展优势和超额获利能力。

我国还有部分企业没有意识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没有将无形资产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披露,在财务报表中对无形资产的描述过于简单,甚至个别企业将无形资产视为操控利润的手段。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意识到在知识经济大环境下,无形资产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把握会计信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对外披露无形资产,保证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

基于以上现实考虑,本文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深入分析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为企业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过程中、优化整合资源以实现协同效应、提升无形资产投资回报效率等现实问题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美国会计学家纽曼·奥尔森和乔治·卡图尔特将商誉的构成要素分为:融洽的劳资关系、良好的声誉、卓越的团队、有效的业务宣传、秘密的技术诀窍、优越的地理位置、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资源发掘水平、良好的纳税关系等。2006年我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剔除;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中从定量角度界定商誉,即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购买方支付的合并成本大于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部分。

商誉作为一项剩余价值,被广泛认为是未来期间超额收益能力的折现价值。冯卫东、郑海英(2013)分析了企业并购商誉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提出并购商誉的初始与后续计量、商誉价值估值机制以及反映并购商誉权属的财务报告,以期增强会计信息相关性,并全面反映企业价值,进而服务于企业经济决策。

闫晓平(2014)通过评价学术界存在争议的自创商誉估价方法,认为运用超额收益法得出的商誉估值在理论上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人们对商誉本质的公认观点是“超额收益观”,商誉的确认在企业并购中是“超额收益观”的具体体现,抑或是企业为扩大控制权而做出的让步。

申香华(2014)研究发现,营业利润、超额营业利润、总资产报酬率、超额总资产报酬率均与企业商誉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商誉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对拥有商誉的企业而言,商誉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所产生的超额收益越多,意味着通过兼并收购实现协同效应的同时可以提高收益水平。

赵燕、冯巧根(2014)研究发现,拥有金融资产和外购商誉的企业分红行为表现出较大差异,在传统价值理念制约下拥有金融资产的企业分红行为表现较差。

汪金祥、廖慧艳和吴世农(2014)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提升品牌商誉以及加大研发投入可以提升竞争优势;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为投资者带来股权投资超额回报,在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显著提升企业价值。

当新技术或商誉运用于生产过程,一般的人类劳动就凝结在产品中,从而表现为价值。协同效应又称增效作用,是并购后预期产生的净现金流量超过并购各方独立运营时预期净现金流量之和的差额,通常被表述为“1+1>2”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合并商誉的存在,明显有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即商誉净额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利用和控制有形、无形资产以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并获取超额利润。有形或无形资产作为潜在的战略资产,其价值在金融市场上决定了投资者对企业的估值水平。

张昭俊、谭霞和武依林(2011)认为,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部分在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无形资产的数量和状况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高水平国际化与高水平创新活动密切相关,而高水平创新则需要通过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加以保护。冯仁涛、张庆和余翔(2013)考察了影响医药企业商标数量及商标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医药企业特有的营销或商标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所拥有的商标数量。

苏治、魏紫(2013)从证券分析师视角出发,分析了无形资产资本化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程度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跟随、盈余预测误差、盈余预测分散性均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若无形资产在企业总价值中占比较高,以上负相关关系将更为显著。

李莉、曲晓辉和肖虹(2013)研究发现,形成当年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具有真实信号传递功能,能够促进经营业绩增长并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形成年末开发支出的研发支出则显现出盈余管理效应,其实质仅为名义上的研发资产,与操控性应计水平显著正相关,明显削弱了企业盈余质量。

当前,依赖于有形资产投资以追求规模效应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胡川、戴浩(2014)从无形资产驱动视角,提出以无形资产为驱动要素的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更利于企业价值创造与对核心竞争力的保持。

王娟、张世举(2014)依据技术创新理论和信息披露实践,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信息披露状况进行定量评价后发现:在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信息披露状况有较大改善,但依然存在自愿披露积极性不高、重形式轻实质等问题。

陈金勇、汤湘希和孙艺铭(2014)以Hamel与Prahalad的核心能力理论为基础,基于核心竞争力视角,构建了一系列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核心指标,为企业财务报告实现对无形资产信息的有效披露提供了可行路径。

随着我国低成本无差异化竞争的逐渐弱化,以及资源优势的不断削弱,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将主导未来的经济发展。向显湖、刘天(2014)从财务与战略相融合的视角分析了无形资产的规划和管理,构建了无形资产财务战略体系整体框架,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苑泽明、金宇和王天培(2015)基于技术创新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利用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为经营者和监管机构提供了企业在创新、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证据,并为投资者对企业价值进行预测与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陈享光、李克歌(2015)从生产条件和社会总产品分配两个维度研究了无形资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出现较高水平分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价值增进型无形资产的无序市场化、流动性无形资产的无序资本化和价格增进型无形资产的无序商品化。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需要规避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实现要素回报的不断递增。强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探寻发展的内生动力,该动力即为对技术的不断创新。各种不同知识、技能等无形资产的组合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所提供的知识、程序、文化等要素均具有战略重要性,可以为企业带来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持续竞争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鉴于无形资产的战略重要性,提升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可明显提升企业市场价值,即无形资产比率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12~2014年度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公司CSMAR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对研究样本做出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企业;(2)剔除ST、*ST、SST的样本企业;(3)剔除财务指标数据缺失以及不完整的样本企业。最后共得到720家样本企业,采用计量统计软件Eviews 6.0进行回归分析。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以托宾Q值(TQ)作为衡量企业市场价值的指标。从理论上讲,企业市场价值是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值,是在供求平衡条件下均衡的市场价值,其数值等于企业市场价值与总资产之比。当TQ大于1时,意味着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的发展能力与潜力评价较高。当TQ小于1时,意味着投资者对企业发展潜力评价不高,不愿意持有该企业股票,企业的发展前景与潜力未能向市场传递出积极讯号。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商誉比率(GDW)、无形资产比率(ITAR)变量,分别用于衡量合并商誉与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其中商誉比率为商誉净额与资产总计的比率,商誉是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价值,商誉净额为商誉与商誉减值准备的差额。无形资产比率为无形资产净额与资产总计的比率,无形资产净额为企业各项无形资产的原价扣除摊销和减值准备后的净额。无形资产包括企业拥有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同时,还包括市场类型(Markettype)、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商誉净额与市场类型交乘项(GDW×Markettype)以及无形资产比率与市场类型交乘项(ITAR×Markettype)等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综合杠杆(DTL)、资产总计(ASSET)等变量。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是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综合指标,用以评价企业运用全部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即用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的净利润数额。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能力,该指标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对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投入产出水平越好,在增加收入和节约支出等方面有良好的绩效。综合杠杆(DTL)可以控制企业债务结构对其财富创造能力的影响。综合杠杆会影响到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侵略性,如果拥有较多的负债,将会促使企业缩小投资规模。同时,由于企业规模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垄断力量以及不同的议价能力影响企业绩效,因此,将资产总计(AS-SET)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企业规模对财富创造能力的影响。同时还包括以下控制变量:有形资产比率(TAR)、审计意见类型(AUDITTYP)。

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3. 模型构建。

为检验前文假设的合理性,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构建如下回归模型,并对参数进行OLS法估计,分别用于检验假设1和假设2:

四、描述性统计

表2为样本企业各市场类型统计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企业中上海A股企业占总样本企业数量的42.08%,深圳A股样本企业占比48.89%,创业板企业在总样本企业中占比偏低,占总样本企业数量的9.03%。可见,不同市场类型企业在总样本企业中的占比存在较大差异。

表3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控制变量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标准差为0.697421;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最大值为0.493925,最小值表现为亏损状态;有形资产比率(TAR)最大值为100%,最小值不足40%;综合杠杆标准差值达到15.43603;表征企业规模的变量资产总计(AS-SET)标准差值为1.304126;审计意见类型(AUDITTYP)最小值为0,表明审计师针对以下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即企业财务报告是否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以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上结果为本文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分析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表3可以看出,托宾Q值(TQ)均值为1.675658,最大值达31.94132,最小值仅为0.090869,标准差为1.681209,表明不同市场类型下企业市场估值差异程度较大。在解释变量中,商誉比率(GDW)最大值已超过57.78%,最小值为0;无形资产比率(ITAR)最大值达到60.36%,最小值为0。

五、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模型的回归系数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中的商誉比率(GDW)回归系数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市场类型(Markettype)、商誉净额与市场类型交乘项(GDW×Markettype)回归系数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假设1未得到验证。

以上回归结果意味着当商誉运用于产品生产过程,它所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就凝结在商品中,从而表现为价值。该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誉与企业估价呈正相关关系,即商誉所占比率越高,则企业的市场价值也越高,投资者对于并购商誉给予了积极响应,并购商誉获得了资本市场认可。但是在单独考虑不同市场类型时,商誉对企业价值并无显著提升作用,这也揭示了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增效作用,需要在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协同增进,才能真正发挥出增效效应,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需要加强协作融合。

模型2中无形资产比率(ITAR)在三个会计年度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市场类型(Markettype)回归系数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无形资产比率与市场类型交乘项(ITAR×Markettype)在2012年和2013年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但是2014年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2未得到验证。

可见,从总体上来看,现阶段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并未成为企业提升市场价值水平的主要动因,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在全部无形资产中所占比重偏低,无形资产的“含金量”不够高。同时揭示了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的构成和组成比重:各类使用权特别是土地使用权的比重偏高,而技术性无形资产(如专利、专有技术等)的比重偏低。与此不同的是,创业板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其在研发实力上更胜一筹,无形资产是其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实践的非实物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这三者反过来单独或共同作用又形成了无形资产并创造出价值,进而提升企业市场估值水平。2009年我国开始在证券市场中设立创业板块,目的在于对拥有创新观念以及高新技术的企业给予关注和资金投入,优化拥有较多无形资产的企业的资源配置,这对于向投资者传递信号并降低融资成本具有积极意义。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回归系数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无论在何种类型的市场中,提升企业的ROA,都将向市场传递积极讯号,在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同时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水平。有形资产比率(TAR)回归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负值,其中在模型2中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资产总计(ASSET)回归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对提升企业估值水平而言,单一追逐量的扩张即有形资产投资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成为企业价值水平提升的障碍。企业应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投入产出效率以保持和提升竞争地位。审计意见类型(AUDITT-YP)回归系数在两大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审计师在执行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审计监督职能,防止企业过高估计其市场价值,以确保企业能够遵守谨慎性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同时,这一结果亦表明本文的分析及分析结果的可信赖程度较高。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和综合杠杆(DTL)回归系数均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注:*、**、***表示参数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双尾检验的t值,下同。

六、稳健性检验

为深入考察基于市场类型差异的商誉比率、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模型1中用个股回报率(EARN,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个股回报率)代替托宾Q值重新进行回归;考虑到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用开发支出比率(R&D,开发过程中资本化后但还没有结转为无形资产的部分/总资产)代替无形资产比率(ITAR),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发现,在模型1中,解释变量商誉比率(GDW)回归系数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控制变量商誉净额与市场类型交乘项(GDW×Markettype)回归系数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表明商誉在总体上为投资回报的积极促进因素,但商誉对投资回报的增效作用需依赖于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协作融合,才可以真正发挥增效效应。控制变量中除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以外,其余变量回归系数并无明显变化。

在模型2中,对比表4的分析结果,开发支出比率(R&D)回归系数在上海A股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均呈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表明企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开展创新活动,解决无形资产“含金量”不高之瓶颈问题,使无形资产真正成为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实践的非实物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进而有效提升企业市场估值水平。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与表4基本保持一致,从而验证了前文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同时,从表4与表5可以看出,多元回归分析结果F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模型拟合优度(修正R2)最高为30.42%,统计量DW_STAT值保持在略低于2左右,表明随机扰动项不存在序列一次相关性问题。同时,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研究结论可靠程度的影响,依据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考察多重共线性问题。依照计算结果,两个模型各解释变量(VIF)均值分别为1.1952和1.5582,并非远大于1,表明各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由此验证了前文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七、结论及建议

1.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深入分析了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试图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商誉总体上与企业估值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投资者对于并购商誉给予了积极响应,资本市场对并购商誉给予了认可。在单独考虑不同市场类型时,商誉对企业价值提升并无显著作用,表明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增效作用在于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协同增进,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需要加强协作融合。同时,现阶段无形资产并未成为企业提升市场估值水平的主要动因,表明企业无形资产构成中技术性无形资产比重偏低。无形资产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实践的非物质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三者单独或共同作用形成了无形资产,进而创造了价值。企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活动来有效提升市场估值水平。

2. 建议。

笔者认为,对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应立足于企业长期价值,实现经营者与所有者创新收益契合,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进而实现创新收益权与创新控制权的统一,规避创新效率损失。在考虑经营者创新收益期限的基础上,建立股权激励创新考核机制,制定股权限售期限和行权条件,使股权成为创新考核结果的激励举措而不仅仅是对经营者进行的福利分配。

监管部门应鼓励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在具备条件时实施并购,通过优化整合以实现资源协同效应,获取更多超额收益。应将商誉的未来超额获利能力作为积极信号,以使资本市场可以对企业并购及商誉确认事项给予客观评价,促进企业走出深层次的内涵发展道路,进而有效提升其市场估值水平。

近年来,企业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有形资产投资边际回报呈现明显递减趋势,加之为解决产能过剩及银行不良贷款增多等诸多问题,产业升级已成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关键举措。而产业升级又必然要求以创新为导向,创新过程又必须通过自主研发投资来实现。因此企业运营管理工作不仅要关注无形资产,更要从战略视角规划和管理无形资产,将无形资产纳入企业财务战略体系,制定无形资产财务战略。与此同时,企业需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实施产品差异化,提高研发投资效率,保持竞争优势,确保提升其市场估值水平。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深入分析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对并购商誉给予了认可。但在单独考虑不同市场类型时,商誉对企业价值提升并无显著作用,表明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增效作用在于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的协同增进;无形资产并未成为企业提升市场价值的主要动因,表明现阶段无形资产构成中技术性无形资产比重偏低。由此可知,企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开展创新活动,进而有效提升市场估值水平。

基于不同层面自主创新的差异 篇10

近年来, 随着我国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自主创新不仅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而且在各地、各企业广泛开展起来。但是, 由于目前学界对自主创新主要集中于宏观战略和一般的抽象研究, 对其更深入的微观研究不够, 尤其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基于国家、区域和企业不同层面的自主创新的内涵、功能定位、目标任务等区分不够, 使学界对自主创新的理解产生歧义甚至争议, 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也缺乏针对性。对此, 我们试作一探析。

1 自主创新的三个层面

自主创新是与技术创新相关并在其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在国际学术界, 自主创新 (autonomous innovation) 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 它与模仿创新相对应, 指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产生技术突破, 完成技术的商品化, 达到预期的商业目的的创新活动;二是国家层面的自主创新, 它与技术引进相对应, 指一国不依赖外部技术的引进, 而依靠本国独立开发新技术, 进行技术创新活动。随着国家创新理论的提出和比较研究的展开, 自主创新也用来表达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特征[1]。在我国, 自主创新的提出是适应国际创新竞争不断加剧的时代潮流, 针对我国科技经济与发展中严重存在的缺少核心技术, 科技对外依存度高达70%以上, 产业技术含量低, 主要依靠拼自然资源外延式发展等问题, 在多年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基础上, 经学者广泛讨论, 由政府官员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内涵丰富的概念, 它既是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方式, 又是一种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作为科技创新方式, 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实现方式。原始创新, 主要是指“重大项目的突破性创新,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这种创新大致集中在四个领域: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高技术领域的根本创新;重大工程项目的自主设计与完成;管理领域的重大变革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成就” [2]。其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广泛性、原创性和带动性。集成创新“是把各个已有的单项有机地组合起来, 构成一个新的产品或经营管理方式。即使每个单项并没有新的成份, 集成结合起来也可能产生新的功能, 或新的产品。集成分为纵向集成和横向集成”[3], 其主要特征在于它的系统性。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在原始创新基础上另一种创新形式。它是通过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破译、消化、吸收达到完全掌握引进核心技术的工作原理、操作、使用及维修服务方法方式后, 对技术和市场的再发展、再开拓。其主要特征在于它的跟随性。

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其实现既需要国家的总体谋划和体制政策保障, 又需要区域 (地方) 政府和企业的广泛参与与实施。因此, 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 对应于不同的实现主体, 有国家 (层面) 的自主创新、区域 (层面) 的自主创新和企业 (层面) 的自主创新。

国家自主创新是指主要依靠本国科技资源能以自主解决 (或基本自主解决) 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并能对全球科学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标志, 着重以原始创新、重大集成创新为实现方式, 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提升国家竞争力为目的创新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国家各个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共性技术的内源式供给, 对部分前沿高技术的以我为主的研究开发, 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基本发展方向的引领或影响等[4]。

区域自主创新是指集中本地有限科技资源, 能够自主解决 (或基本解决) 制约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 以原始创新尤其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要实现方式, 以推动其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提升区域竞争力为目的创新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区域主导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内源式与外源式相结合的供给, 能有效开发本地特色优势资源与推动主导产业发展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等。

企业自主创新是以掌握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自主产权或专有技术、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为标志, 以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为主要实现方式, 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形成自主品牌为目的的创新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对行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核心技术的开发和掌控, 拥有对产品和服务的自主定价权以及市场价值分配过程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4]。

无论是国家自主创新、区域自主创新还是企业自主创新, 其创新活动的开展和目标的实现, 都是各层面创新要素有机结合构成的开放式的完整体系, 系统性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和要求。互动的联系网络是它们永葆生命力之所在。因此, 上述三个层面的自主创新也可称之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和企业自主创新体系。

2 不同层面自主创新的差异和分工

无论是国家自主创新, 还是区域自主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 都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互融互动的有机联系, 但它们在结构与功能, 目标与任务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2.1 创新构成的主体性要素和边界不同

国家自主创新体系是由国家属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机构及统一的国家制度法律、政策等创新要素组成的体系, 属创新的宏观层次, 有明确的国家边界, 创新资源跨国界流动时就会受到种种限制。区域自主创新体系与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主体性要素基本相同, 一般也由属于区域 (地方) 的上述机构、部门组成。但具体到某个区域, 其主体性要素可以有缺失, 如有的区域可以没有研究机构, 但不一定影响到区域自主创新的开展和体系的良性运转, 构建区域自主创新体系也不一定首先要把各种要素补充完整。同时, 相对国家自主创新体系, 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带有较多的特色制度安排、资源条件和更强的地理文化色彩。当地独特的地理资源、语言、文化、习俗与产业聚集程度, 都可成为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比如, 西北黄土高原等特殊的地质地貌资源形成其特有的原始创新成果;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地域意义上的北京文化、陕西内陆文化及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极强的创新创业精神等等, 对其富有特色的区域自主创新形成都起到重要作用。随着创新的发展, 区域自主创新体系的边界都是变化和模糊的, 但区域 (尤其是地方内) 创新资源流动性较好。就创新体系完整性讲, 区域自主创新着重强调技术创新和产业化, 以几个优势产业为主, 是产业聚集的延伸, 或者是建立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 从而体现出不同创新和产业布局特色。而国家自主创新必须建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完整体系, 绝不能只建立在少数几个产业的聚集上。由此决定了区域自主创新更易形成区域创新网络, 而国家自主创新体系规模宏大, 创新网络相对松散。

相对国家和区域自主创新体系而言, 企业自主创新构成要素主要由属于企业的研发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制造和营销部门以及激励企业创新的制度、措施及创新文化氛围等构成, 其要素联结最为密切。需要强调的是, 企业自主创新不是局限于企业内部、关起门来搞创新, 必须与外部的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包括外资企业联合;也不是全部依靠自身力量, 只要企业以自我为主, 在创新过程中, 只要掌握核心技术及技术标准和市场价格的主导权, 就是自主创新。

2.2 目标任务不同

国家执行对外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和对内提供公共物品与克服市场失灵的经济职能, 不仅要关注技术创新, 而且还要重视知识创新和产业创新等, 即在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相互关联的完整过程中, 必须上、中、下游全面推进, 并偏重于外部性大的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前瞻性和共性技术研究开发, 着重通过实施重大高技术研究、大型和壮国威型国防科技工程项目进行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以支撑国家整个科学技术的持久发展, 提升国家经济、军事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区域 (地方) 政府主要保持本区域 (地方)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经济职能, 决定其主要围绕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实力的目标, 在支持、配合完成国家自主创新任务的同时, 着重从事外部性较小的科技创新活动, 可不直接从事知识创新和国防高技术研发, 着力在技术创新链条的中、下游下功夫, 以本区域优势资源为依托, 围绕强化本地优势主导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这个中心, 着重技术开发、应用和普及, 使其在本区域商品化及产业化。从创新追求的价值目标看, 与企业自主创新追求当前经济效益不同, 国家通过基础研究, 以寻求真理, 扩大知识, 实现体系化, 可把追求学术价值作为重要目标;为确保国防安全可较少考虑成本、效益发展高科技以壮国威;可较少考虑当前经济效益而重点开展前瞻性技术开发。区域自主创新在确保本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必须把创新的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和共同提高。也即如果说国家自主创新重点在知识创新以追求学术价值和国家长远利益, 而区域自主创新则在于技术创新和知识扩散、应用,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的经济价值。企业自主创新的价值目标就是追求当前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2.3 创新动力机制不同

国家自主创新主要是克服市场失灵, 提供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和军事战略需求的科学与技术创新产品, 因此, 国家自主创新是由政府主导、国家力量推动的。创新驱动力主要来自对科学问题的持久探索和国家全局与长远利益的考虑。虽然区域自主创新也为政府主导型创新, 但由于各区域 (地方) 创新都要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 从而使各区域在创新链条中下游、创新资源和创新模式在存在合作互补的同时, 必然展开激烈的竞争, 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因此, 市场机制在推动区域自主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国家自主创新和区域自主创新遵从政府原理和公众利益原则不同,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实体要在市场经济的规律下生存和发展。因此, 企业自主创新遵从的是市场原理和利益原则, 企业自主创新是市场竞争倒逼的结果。即企业只有在生产要素紧缺、环保从严、市场竞争充分、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需求充分的条件下, 多数企业便甘冒风险被逼上自主创新之路。

2.4 创新优势不同

区域尤其是国家自主创新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宏观协调能力强, 往往“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特别是国家和区域公共产品的创新, 往往有明确的需求目标, 一般不存在市场风险, 只存在技术风险。企业自主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力量往往比较分散, 但其机制灵活, 决策迅速, 具有国家和区域自主创新所不具有的贴近市场, 反应灵敏, 船小好调头的优势, 特别适宜于采取跟进战略, 实施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但它不仅面临技术研发风险, 也面临管理决策和产品营销的市场风险。区域自主创新可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 使本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形成具有特色的创新优势;借助于与本地企业联系更为密切的优势, 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 提高创新效益。

3 不同层面自主创新的目标定位和实现方式的选择

3.1 明确各层面自主创新的职责与分工, 防止盲目攀高和简单对应

国家、区域和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相互联结的网络体系。应加强相互支持、补充和互融互动, 防止相互封闭, 各自为战。如国家层面自主创新在完成具有国家使命的自主创新任务的同时, 也有承担区域创新的责任和义务, 积极支持和扶持区域自主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尤其是在国家科技资源聚集的北京、上海、江苏及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市, 其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和能力的提升, 可充分利用国家科技资源布局的区域“根植性”、技术能力的非流动性和技术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性等有利条件, 通过加强省部共建、官产学研结合、军地结合和实施区域自主创新工程 (如陕西正在实施的旨在推动国家科技资源与地方科技经济资源对接整合的科技创新“13115工程”) 、建设区域创新平台等措施, 利用和整合国家科技资源, 促使国家自主创新成果首先在本地开花结果, 推动区域和企业自主创新发展。但另一方面, 国家、区域和企业都要明确各自在建设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和职责, 防止“越位”和“缺位”现象的发生。从国家来讲, 应集中力量始终坚持把完成国家使命的重大自主创新当作头等任务, 而把种类繁多的, 一般的技术创新交由区域和企业完成, 防止大包大揽和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上、中、下链条中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从区域来讲, 则应根据本地科技资源和产业实际需求, 按照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原则, 着力做好技术创新中、下游工作和特色培育, 尤其要防止简单对应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功能和职责和做法, 盲目向国家自主创新目标靠拢, 单纯追求科技先进, 盲目争科教大省“虚名”, 而对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重视不够, 使区域自主创新体系事实上成为区域化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 造成象陕西那样科技与经济相脱节, 两者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陕西现象”。[5]同时, 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建设还要根据本地科技资源特色与优势, 实施差异化战略, 防止照抄照搬, 简单平移其它区域自主创新的做法, 导致严重趋同化和恶性竞争的情况。

3.2 根据各层面自主创新的功能定位, 选择适宜的自主创新实现方式

(1) 作为国家层面自主创新中坚力量的国家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要集中精力搞好原始创新。

尽管自主创新的主体最终是企业, 但具体到原始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 无论是从其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 还是从我国现阶段科技力量布局的国情来讲, 原始创新的重任还是应该且只能由国家重点高校和科技院所来承担。因此, 中央政府要按照政府原理和公共利益原则,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部署原始创新能力建设, 通过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和重点高校“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纵深超前部置和投入, 以集中力量和资源, 实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重点突破。国家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则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其在原始创新的良好基础和优势, 集中精力搞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要切实克服对市场导向的片面理解, 走出单纯强调科技成果产业化和自办企业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自主创新源头被削弱的误区。另一方面, 也要注重把追求科技前沿与国家需求和企业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尽力向科技创新的中游靠拢, 尽力使科研成果成熟起来, 走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但在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的合作创新, 高校和科院所应是主体, 处引领和主导地位。

(2) 国家经济、科技综合管理部门和中央龙头大型企业要在重大集成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

对于关乎国家全局利益和国防实力的一些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产业带动性的战略产业的集成创新, 要按照公共利益和效益原则, 以国家综合管理部门为主导, 进行组织协调和实施, 或由行业骨干大型企业为龙头, 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全力配合、联合攻关。而对于大量的一般竞争性产业和产品的集成创新, 则按市场原理和效益原则, 由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完成, 并重视通过产学研合作, 提高创新能力, 但在这种类型的合作创新中, 企业始终为主体, 处引领和主导地位。

(3) 企业自主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体。

企业作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体, 关键是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尤其是再创新工作, 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避免受制于人, 走出“路径依赖”的误区。这除了企业自身努力外, 政府也要重视通过财税优惠等政策工具和公共基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和引导企业创新, 并协助企业处理好与国外企业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纠纷;高校、科研机构、金融和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等也要以利益为纽带, 积极参与企业创新, 进行合作创新。当然, 在这一合作过程中, 企业要主动出击, 与有关学、研建立技术紧密型的合作关系, 在合作中直接产主企业所需要的成果, 确立企业出题、出资、参与全过程的用户主导紧密型产学研合作模式[6]。

(4) 区域自主创新总体上应以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基本形式。

区域自主创新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功能决定了其应以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现新方式为主。当然, 具体到不同地区, 情况则比较复杂。其一, 区域自主创新体系是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国家意志实现的基本单元, 因此, 所有区域 (地方) 都有配合支持国家重大原始创新的责任, 并从中受益, 以形成两者相互补充, 相互支持的互融互动联系, 尤其是国家科技资源聚集区的北京、上海、西安等全国科技中心城市更应如此;除此之外, 对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和来源仅限于某一特殊区域, 如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 (如黄土高原) 、地方病等的原始创新, 地方政府更应主动参与或直接承担;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浙江等省市, 也可利用地方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发达的产业集群优势, 开展一些与之相关的获取产业、产品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与品牌类的原始创新。其二, 关于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尽管都是所有区域都要着重选择的自主创新方式, 但东部与西部地区、沿海与内陆地区, 还应有区别。东部发达地区可广泛进行重大产业、产品类的集成创新, 而中西部地区一般侧重于大量一般产品的集成创新;沿海地区如深圳、珠海等地区, 应充分利用对外开发的地缘和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聚集的优势, 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再创新;中西部内陆地区如西安、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 着重利用东部地区先进技术转移的机遇和本地国家高科技 (如军工高技术) “溢出空间局限性”[7]的优势, 进行再创新。

摘要：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 对应不同的实现主体, 有国家 (层面) 的自主创新、区域 (层面) 的自主创新和企业 (层面) 的自主创新。虽然三者作为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互融互动的有机联系, 但它们在构成要素、功能定位、目标任务、动力机制和创新优势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分工。各层面自主创新应根据各自的功能定位, 明确自身的职责与分工, 防止盲目攀高和简单对应;并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三种方式中, 选择适宜的自主创新实现方式。

关键词：不同层面的自主创新,国家自主创新,区域自主创新,企业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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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鑫生.源头创新小议[J].中国基础科学, 2001 (2) :113-114.

[3]朱高峰.自主创新:把技术与经济融为一体[N].光明日报, 2005-11-13.

[4]刘凤朝, 等.基于集对分析法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评价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6 (11) :83-90.

[5]杨忠泰.陕西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缺陷与调适[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6 (1) :62-66.

[6]周元, 王海燕.关于我国区域自主创新的几点思考[J].中国软科学, 2006 (1) :13-17.

PC行业将更具创新和差异化 篇11

什么叫按应用细分?简单来说就是针对电脑消费者的应用需求，为他们在不同价位上提供拥有不同功能、服务以及工业设计的产品。

手机早就走上了这条路，如果用户只需要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一个几百块钱的黑白屏手机就足够了。如果他还想用手机拍照、收发彩信，还想有好听的铃声，那可能就得买个一两千块钱，有彩屏、摄像头和弦铃声功能的手机了。当然，如果他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想用手机处理更多的事情，也可以选择五六千元的智能手机。

电脑从20年前取代打字机，主要做文字处理，到10年前增加多媒体和互联网功能，到今天可以处理数码照片、MP3、MP4，可以玩三维游戏，它的应用和功能一直在增加：这让有些人觉得电脑很神秘：另外有些人觉得电脑什么都能干，只要是电脑就应该拥有全部功能。在此，我要说：这是一种误解。

我推测，以后的电脑一定会像手机一样按应用进一步细分。如果按坐标轴左中右的顺序排列，最左边的就是像华硕EeePc这种便宜的，专门用于工作或学习应用的基本型笔记本电脑：坐标轴中间的是增加了一些多媒体娱乐功能，功能较全面和通用的主流笔记本电脑与台式机：最右边的则是能跑各种三维游戏、能处理高清视频的高端台式机。用户要在这些电脑中做出选择，就应该搞清楚自己真实的应用需求，选择最贴合自己的配置和功能。这样才是最省钱、最能发挥电脑效用的方式

我想绝大多数消费者，尤其是刚刚接触电脑的消费者，会买中间的通用型电脑：一小部分已经用了很多年电脑，熟悉自己应用需求的人，可能会选择最左边的或最右边的电脑，也可能这三种电脑都会买，像我这三种电脑都有

应该说，电脑按应用细分是大势所趋，它将为电脑产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更多的差异化竞争。希望越来越多的电脑厂商、软件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能够关注这一趋势，并从中抓住机会。也希望与合作伙伴、媒体一起，引导和帮助消费者理解电脑的细分趋势，让他们真正清楚自己的应用需求，清楚该买什么样的电脑。

广州市工业创新空间差异研究 篇12

目前,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城市创新、产业创新对创新进行研究。工业创新是产业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 尤其是工业创新的空间分析是产业创新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视角。目前, 在工业创新领域, 国外学者主要从具体的工业部门、工业流程、地区特点等方面来研究[2,3,4,5,6], 而我国的工业创新研究偏向于工业企业的技术评价[7,8,9,10], 对工业创新活动的地区差异研究不足, 尤其是对城市内部工业创新的差异、驱动力分析较少。本文以广州为例, 对城市内部的工业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分析其地域差异并揭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为优化广州城市内部工业创新提出建议。

1 评价方法及模型构建

1.1 评价方法的选择

目前, 工业创新能力评价是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 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 (AHP) 、数据包络分析 (DEA) 、专家打分法和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 (Factor Analysis) 具有通过多元统计方法从多个观测变量中找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来解释原始数据的特点, 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 探索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 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该方法不受主观因素影响, 有较好的客观性, 且得出的指标之间的信息交叉少、可比性强, 因此本文基于因子分析法建立工业创新能力评价模型。

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创新能力评价尚无评价模型, 本文参照不同学者对不同产业部门评价模型的构建, 并根据指标设计的科学性、通用性、可测度性原则, 设计了一套包括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工业创新评价体系, 如表1所示。

工业创新能力可以理解为工业企业在一定创新条件下生产和汲取新的科学与技术知识, 并将其转化为新产品 (包括新的服务) 与新工艺的能力。按照这一理解, 本文认为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的评价可以从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环境三个方面着手。指标中工业创新环境 (即工业创新基础) 反映一个地区整体的创新条件和实力;工业创新投入从人力和物力两方面选择指标;而创新产出从专利和新产品产值等4个指标反映转化为新产品 (包括新的服务) 与新工艺的能力。该指标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 覆盖面广, 有较强的综合性, 涉及到总量、内部结构、效率等方面。 (2) 突出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水平这两个指标, 能较全面地反映地区工业创新活动。 (3) 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有机结合。

2 评价过程分析

2.1 评价范围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评价范围为广州市行政辖区内的十区两市。一般统计年鉴只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情况的数据, 鉴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较大中型工业企业更能代表一个地区工业创新的整体水平, 本文选取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的数据来构建指标评价工业创新能力。所需数据来源于《广州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 为广州市目前的最新数据。

2.2 因子分析

本文选用SPSS16.0作为统计分析软件。在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中, 这些指标的数据通过假设检验可以进行因子性分析。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标准化 (即无量纲化) 处理, 并求出其相关系数矩阵, 根据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其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如表2) 。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选取3个公因子, 提取的公因子方差较大, 各指标数据包含信息绝大部分得到体现, 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90%, 满足评价要求。

为了突出对公因子的解释, 更清晰体现各因子与各变量的相关性, 选用最大方差对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由旋转矩阵中可以看出, 各个因子在各个指标上有着不同的载荷和解释能力, 其中:第一公因子载荷较高的指标是企业科技机构数量、研发人员数、研发经费、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拥有量, 这些指标是广州各个地区工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在量上的体现;第二公因子在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比重、研发经费占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比重、科技活动人员占总企业人员比重上载荷较高, 这些个指标反映的是发展的整体结构, 体现的是广州各个地区工业创新投入的相对水平;第三公因子在新产品产值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比重上载荷较高,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反映的是广州各个地区工业创新能力产出新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水平, 是广州各个地区工业创新产出在质上的测度。

2.3 评价结果

为了对广州市各地区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对三个公因子计算其因子得分, 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根据因子分析法的步骤及前面所得的数据先计算出公因子得分, 根据各公因子的特征根值占3个主因子总的特征根值的比重, 并以此作为权重与公因子得分进行加权计算, 可得出广州各个地区工业创新活动能力的最终综合评价得分 (如表3) 。

从得分结果可看出, 广州的各区 (市) 的工业创新能力各有差异。在第一公因子上, 番禺和萝岗两区优势明显, 反映了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在量上的优势;越秀、海珠、天河三区在第二公因子的得分情况较好, 体现了这三个地区的工业创新在量上的投入较高;花都和黄埔两区在第三公因子的得分优势明显, 反映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创新能力产出新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水平出众。

3 工业创新的空间差异分析

3.1 工业创新的空间特征

根据上述因子得分值在arc GIS9.3软件中作聚类分析, 将聚类数设置为3, 以广州市12个区市为样本进行聚类分析, 可得出各类聚类分级图:第一等级 (F>1) 包括萝岗区, 是创新能力较强区;第二等级 (0

在第一等级中, 萝岗区的工业创新活动在一二公因子的得分都位居前列并且综合得分排名第一, 与第二名的黄埔区得分差距比较明显, 说明萝岗区的工业创新活动在广州各区 (市) 中优势最显著。萝岗区有较多以科技研发为主的大型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园区, 包括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国家级“火炬”创业中心、国家863软件孵化基地、广东软件城、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基地等, 这些机构为萝岗区的工业创新活动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

第二等级中, 黄埔、花都、荔湾、海珠和天河等五区的得分情况为正数, 具有一定的工业创新活动。天河区属于广州新的CBD, 主要打造高端产业, 人才集聚;而荔湾区、海珠区属于广州老城区, 将大部分工业迁出, 工业设计方兴未艾;黄浦区拥有广州港 (原名黄埔港)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保税区, 形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花都区近几年工业发展很快, 汽车、摩托车、轻工业等制造业发展迅速, 依托广州火车北站、新白云机场等区位交通优势, 因此也有利于工业创新。

第三等级中, 各区 (市) 的综合得分处于0到-1的区间, 表示番禺区、白云区、南沙区、越秀四区和从化、增城两市的工业创新活动低于广州市的平均水平, 工业创新活动程度较低。越秀区是广州的老城区, 人口密度高, 可开发土地面积少, 不利于强创新活动的工业园区开发;而从化市和增城市的工业基础较广州其他各区 (市) 弱, 工业创新尚处于初始阶段, 工业创新活动少但可发展空间大。

各区分值零是各区工业创新活动能力高于或低于广州市平均水平的标志, 即大于零说明工业创新活动高于广州市各区 (市) 工业创新活动能力的平均水平, 反之则低于广州市各区 (市) 工业创新活动能力的平均水平。广州市12个区 (市) 工业创新活动能力大于0的有6个, 分别是萝岗区、天河区、黄浦区、花都区、荔湾区和海珠区, 主要分布在广州的东部、北部及中部地区, 并表现出一种空间上的集聚;创新活动能力小于0的有6个, 分别是番禺区、白云区、南沙区、增城市、从化市、越秀区, 除越秀区外, 其余均分布在广州的城市外围地区。

3.2 广州工业创新空间主要驱动因素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将10个指标数据与最终得分做相关性分析。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 与广州各区 (市) 工业创新能力得分呈现强相关的指标为:企业办科技机构数、研发人员数、研发经费、专利拥有量、专利申请量, 其他指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或相关性弱。企业办科技机构数、研发人员数、研发经费分别反映的是创新的准备和投入, 专利拥有量、专利申请量反映的是创新的产出。依据指标相关性系数, 可以认为广州工业创新空间差异形成的驱动因素主要为环境驱动因子、人才驱动因子和经费驱动因子。

3.2.1 环境驱动因子

在广州个区 (市) 中, 企业内科研机构数量最多的是萝岗, 科技机构数小于10的有越秀、南沙、增城和从化。各级政府鼓励创新和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重视地区产业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问题,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是其核心竞争力来源, 注重培养创新意识, 对创新投入不断增大, 形成一定的创新效应,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刺激创业活动、优化人文环境等途径进一步反作用于创新环境。从前文可知, 工业总产值、企业办科研机构数与工业创新评价总得分有较强的相关性, 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比重、科技活动人员占总企业人员比重与工业创新评价总得分的相关性却很弱, 说明广州的创新环境还处在数量提升阶段, 仍没有转变为质量提升阶段。地区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利于创新环境的进一步完善。

3.2.2 人才驱动因子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数量和规模是人才聚集现象产生的基础。科技型人才是影响地区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 只有保证人才集聚正效应产生才能有效促进地区和企业的创新发展。从广州各区 (市) 科研人才分布来看, 基本符合“中心-外围”理论:萝岗是高新企业集聚区, 以萝岗为中心产生人才集聚正效应, 这种正效益向外围传递, 在天河、番禺和花都等地区形成工业创新人才集聚的第二梯次;越秀是老城区, 增城和从化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工业领域的研发人才也较少, 工业创新扩散受阻, 是工业创新人才贫乏的第三梯次。

3.2.3 资金驱动因子

在广州个区 (市) 的企业科技活动资金筹集总额当中, 内部支出研发经费数额最多的是萝岗区, 其次是黄埔区和番禺区;研发经费数额小于一亿元的有越秀区和增城市。从资金筹集来源来看, 来源企业资金总额最高为花都区, 最少为越秀区;来源为政府资金的最高为天河区, 最少的为越秀区。企业资金投入额远远高于政府投入资金额, 由此可见政府对工业创新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国家资金投入占科技活动经费募集总额的比重与工业创新评价总得分的相关性很弱, 也说明了政府投入创新的影响力有限。

4 结语与讨论

研究表明, 广州市工业创新能力有较大的地域差异, 工业创新能力较强的有萝岗区, 工业创新能力较低的有越秀区、白云区、南沙区、从化市和增城市, 工业创新能力一般的有天河区、黄浦区、花都区、海珠区和荔湾区。很明显, 广州的开发区和产业园集聚是广州工业创新的主要阵地, 广州市的老城区如越秀区以及经济发展比较弱的边缘地区南沙区、从化市、增城市、白云区的工业创新能力较差, 主要原因是老城区的第三产业集中, 工业经过退二进三数量有限, 边缘地区经济发展较弱, 工业创新能力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其他地区的工业与第三产业都有一定的数量, 因而处于中间水平。通过因子分析等统计数据的分析, 影响广州工业创新能力差异的因素主要是环境驱动因子、人才驱动因子、资金驱动因子等共同作用。

本文分析是以广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料进行分析的, 虽然规模企业是创新的主力, 但由于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创新数据的缺失, 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各项指标来代替整个工业的创新活动能力与实际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 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仍可以反映出广州市工业创新活动的空间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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