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哲学

中医哲学（通用7篇）

中医哲学 篇1

摘要：阐述中医养生哲学是食疗养生的理论基础, 探讨中医养生哲学指导下的食疗原则、传统中医食疗养生的具体要求。

关键词：中医,养生哲学,食疗养生

与中医养生思想相适应, 中医食疗养生的历史久远, 早在《汤液经》里就主张通过食物烹饪的方法来达到特定的疾病治疗效果。至汉唐时期, 食疗养生的发展更为鼎盛, 形成了那一时期特有的食疗理论系统。如《黄帝内经》中就曾对各种食物的药用价值进行过一一阐述, 将食疗养生的思想广泛传播。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更是对某些植物的药用功效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进一步凸显了“以食为养”的食疗理念, 并推动中医食疗体系更加完善。

进入当代社会, 中医养生食疗也日益成为人们青睐的养生保健手段。如在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就提出了“用之对症, 病自渐愈”的食疗主张。实践表明, 以中医养生哲学为理论基础, 培育人们科学合理的食疗养生习惯, 不仅能够实现饮食的均衡搭配, 对于抗老延衰、延年益寿等都有着积极的促进功效[1,2]。而且遵循四时阴阳变化的养生食疗, 也能从人体基本生理调节的角度提高人体机能的免疫力与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性。

1 中医养生哲学是食疗养生的理论基础

1.1 未老养生的预防思想

《黄帝内经》提出“不治已病, 治未病”的观点, 喻示人们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养生, 适时做到保健防衰和防病于未然。《淮南子》云:“良医者, 常治无病之病, 故无病;圣人者, 常治无患之患, 故无患也”。这种预防为主的养生思想告诉人们, 必须自幼注意养生、平时注意养生, 尤其在生命的转折关头, 尤应高度注意养生, 正所谓“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安不忘危, 存不忘亡”。

1.2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中医养生学主张“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知人事, 可以长久”, 明确把天文、地理、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强调人既是自然界的人, 又是社会的人;影响健康和疾病的因素, 既有生物因素, 又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因素。由此, 中医养生要求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理解和认识人体的健康和疾病, 重视自然环境和心理因素的作用, 如强调养生要“顺四时而适寒暑”等。

1.3 阴阳对称的平衡观

中医养生学认为阴阳分别代表人体内相互对应的双方, 在人体正常生理状态下, 应该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反之, 如果出现一方偏衰, 或一方偏亢, 就会使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紊乱, 出现病理状态。因此人体养生, 无论是饮食起居、精神调摄、自我锻炼或药物作用, 都离不开协调平衡阴阳的宗旨。人的衰老, 或为阴虚, 或为阳虚, 或阴阳俱虚。阴虚则阳亢, 阳虚则阴盛, 阴盛则阳病, 阳盛则阴病。故防治衰老, 贵在调和阴阳, 保持相互平衡。

1.4 动静结合的恒动观

中医认为人的生命活动, 从发生、发展到消亡的全部过程, 始终贯穿一系列的内部矛盾运动, 这种运动的突出表现就是升降出入, 一旦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发生障碍就是患病。所以中医养生学非常重视运用运动变化的观点来指导防病治病。生命在于运动, 运动是生命存在的特征, 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着, 只有保持经常运动, 才能增进健康, 预防疾病, 以求延年益寿。同时强调“静”不是绝对的静止, 而是“动”的另一种呈现形式。唯有动静结合, 相辅相成, 方能养生保健。

1.5 养生方法中的辩证观

中医养生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宜, 强调养生保健要根据时令、地域和个人体质、性别、年龄的不同, 制定相应的方法。尤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与自然界有着密切联系, 只有尊重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适应自然, 同时根据个体的阴阳盛衰情况进行调摄, 才能实现健康长寿。

2 中医养生哲学指导下的食疗原则

我国素有讲究平衡膳食的优良传统, 要求遵从良好的饮食原则。如日常生活中要保持食物的原本, 即多样性。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造食物涌现出来, 这类通过加工的食品, 可能味道比较诱人, 普遍受到人们的赞赏, 但其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并非有利。同时按照上述中医养生哲学思想, 某种食疗方法对某一类人有效, 却未必适合其他人群。因此, 食疗养生需要根据作用对象的身体状况、年龄、疾病等来作出具体选择。换言之, 只有遵循基本的养生原则, 选择科学的食疗方法, 才能达到治病防病等养生功效。

2.1 阴阳平衡的原则

阴阳平衡也是中医食疗中需要注意的基本原则。阴阳盛衰失调必然会影响到养生食疗的药用效果, 其对机体平衡也极为不利。中医养生食疗崇尚“补其不足、损其有余”的食疗理念, 重视人体的阴阳平衡, 如鹿角胶粥、二冬膏等均能起到很好的滋阴补阳效果。在阴阳平衡的机体状态下, 方能促进食材药用疗效的发挥。

2.2 五脏协调的原则

协调五脏是中医养生食疗中最为基本的养生原则。这主要是由于人体五脏中任何一处病变都将严重制约人体机能的发挥, 影响人体健康。五脏以脾胃为重, 运气濡血均需通过脾脏运行, 这也是食疗养生的根本场所。古语云“虚不受补”, 只有在保障脾胃功能的基本前提下, 才能更好地体现食材的药用疗效。

2.3 三因制宜的原则

所谓三因制宜原则, 主要是指中医养生食疗过程中应坚决做到因时配膳、因人配膳以及因地配膳。因时配膳应以四时变化为基础, 顺应气候变化的规律来选择食材;因人配膳则需从个体的身体素质出发, 重视临床症状与食材疗效的相互对应;至于因地配膳则是立足于不同地域特征的药膳特点, 注重从生理与环境的双重角度来体现中医养生食疗的效果。

2.4 辨证施膳的原则

辨证施膳是一种药膳养生整体观的体现, 同一种临床症状可能表现为多种病症特征, 这就需要中医食疗过程需要时刻与实际病症相对应, 切忌出现食材胡乱、随意搭配的现象。一些气候变化、地域特征或是个体素质差异等, 都有可能造成不同的食疗效果, 需要仔细辨别、妥善对待, 积极寻找科学合理的施膳途径。

3 传统中医食疗养生的具体要求

3.1 粗细粮合理搭配

粗细粮搭配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要适当多吃一些传统的粗粮, 即相对于大米、面粉这些细粮以外的谷类及杂豆, 包括小米、高粱、玉米、荞麦、燕麦、薏米、红小豆、绿豆、芸豆等;二是针对目前谷类消费的主体是加工精度高的精米白面, 需要适当增加一些加工精度低的米面。研究表明, 不同种类的粮食及其加工的合理搭配, 可以提高营养价值。如谷类蛋白质中赖氨酸含量低, 是其限制性氨基酸;豆类蛋白质中蕴含丰富的赖氨酸, 但蛋氨酸含量低, 也是其限制性氨基酸。若将谷类和豆类食物合用, 它们各自的限制性氨基酸正好互补, 从而提高了其蛋白的生理功效。

3.2 主副食品合理搭配

主食是指含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粮食作物食品;副食主要为动、植物性食物, 它们在营养价值及感官性状上各有特点。主食可以提供主要的热能及蛋白质, 副食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等。所以如果进行适当的副食搭配, 如增加鱼、肉、蛋类和豆类等, 可使主食的营养价值获得较大的提高。当然如果通过适当的烹调加工来改善、提升风味的话, 其营养价值和人体吸收利用率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

3.3 荤素食品合理搭配

荤食是指肉、鱼、蛋、奶及其制品, 它们富含蛋白质、脂肪和多种无机盐。特别是动物肝脏中脂溶性维生素、B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含量丰富, 适量食用可改善相关居民维生素A、维生素B2等营养欠佳状况。素食主要是指各种蔬菜、水果和豆类。蔬菜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含量丰富;水果则含有丰富的糖类、柠檬酸、苹果酸、果胶等物质, 其中的糖类主要是葡萄糖、果糖、蔗糖, 这些糖多是多糖, 可以直接为人体吸收, 因此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容易被人体吸收;豆类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钙、维生素B1、维生素B2、烟酸等。因此两者搭配烹调制成成品, 味美口香, 不仅富于营养, 又能增强食欲, 有利于消化吸收。

3.4 酸碱搭配

我国劳动人民在与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 留下了很丰富的饮食文化, 有待于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去发掘、提高。如南方有些地区讲究把鳝鱼与藕合吃。原来鳝鱼含有粘蛋白和粘多糖, 能促进蛋白质吸收和利用, 同时其又含有比较丰富的完全蛋白质, 属酸性食物;藕则含有丰富的天冬酰胺和酪氨酸等特殊氨基酸, 维生素B12和维生素C, 属碱性食物。这一酸一碱, 加之两者所含营养素的互补, 对维持机体的酸碱平衡起着很好的作用。实际上, 我国人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烹调习惯, 有很多是属于酸性食物和碱性食物搭配的。总的看来, 动物性食物属酸性, 而绿叶菜等植物性食物属碱性, 这两类食物的搭配对人体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也是中医食疗养生强调荤素搭配的优点所在。

4 小结

食疗养生是指人们通过饮食促进人体生命活力, 全面提升生活质量的养生方式。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 对于食疗养生的基本类型, 已经可以分为传统食疗养生和现代食疗养生两大类。传统食疗养生以中医食疗养生为代表;现代食疗养生, 则是指以营养有机食品为核心的养生方式。由此, 食疗养生的理论支柱, 也当包括传统和现代两方面。但无论传统理论, 还是现代理论, 都讲究饮食的多样化及合理搭配, 就此而言, 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 本文所探讨的中医食疗养生理论, 仅是传统食疗养生理论中极小的一部分, 其科学性尚待进一步论证。用中医养生哲学指导食疗养生实践, 不仅因为其理论晦涩难懂, 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与专业技能, 而且往往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同时还会因为中医理论的模糊性, 势必夹杂或隐含一定的欺骗性。对此实际应用过程中, 忽视现代食疗养生基本理论, 或者过分夸大传统中医养生理论, 都是极其片面的。

还应该看到, 不尊重科学饮食之道, 仅把希望寄托在中医理论、中医秘方和饮食偏方等方面, 是伪养生泛滥, 进而使人们受骗上当的重要诱因。因此, 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把传统与现代食疗养生观有机结合起来, 这样既可弥补传统食疗养生观之不足, 也可促进现代食疗养生方式的多样化发展[2,3,4,5], 使二者共同为人类健康服务。总之, 中医养生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传统食疗养生需要扬弃, 要与现代饮食科学相融合, 最终实现科学饮食、合理膳食, 不断提升食疗养生的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1]李里特.中华传统食品的科学与价值[J].食品科技, 2004 (1) :17.

[2]李斌.中国食疗发展史探讨[J].扬州大学烹饪学报, 2000 (3) :215.

[3]项平.中医食疗药膳的应用及发展前景[J].药膳食疗》, 2002 (11) :56.

[4]海城.食疗药膳基础知识 (一) [J].家庭医学 (新健康) , 2007 (2) :1.

[5]叶锦先.中医康复食疗药膳特色和展望[J].药膳食疗研究, 2001 (1) :30.

中医哲学 篇2

中医作为中华民族与疾病长期的斗争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医学,己经流传了几千年,中医理论的发展不断的融入了中国社会发展中各个方面的优秀的理论,因此学习中医的医学理论,我们会发现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充满了古人先贤留下来的哲学智慧

哲学作为揭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普遍原理的科学,是科学研究中的最高境界。哲学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用哲学观察世界，我们可以做到高屋建瓴，预测事物的发展.毛主席就曾经在现代科学中的中子和质子还未发现时,根据一切事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哲学原理预言，分子和电子也不例外，还可以再分,果然若干年后人们发现了中子和质子，现在又发现了夸克。哲学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并且指明一切事物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停运动,因此事物的稳定状态只是处于相对的动态平衡中而己。我们的祖先可是早在几千年前就懂得了这个哲学原理并在中医理论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中医把人看做一个整体，并将人体中所有对立面的动态的生命现象概括为阴与阳一对矛盾，阴与阳处于平衡时，人体是健康的，阳占上风或阴占上风时人体内阴阳相对处于不平衡状态时就会出现病症，而中医就是通过服药或针灸等治疗手段帮助人体阴阳重新达到平衡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例如：在中医中认为凡属表证、热证、实证为阳证;里证、寒证、虚证属阴证。阴阳不足要用补阴阳的方法，阴阳过盛要用泻阴阳的办法来达到平衡。如肺结核病人面红、手心热、舌体瘦而红，脉搏细数属于阴虚，就要用地黄、天冬等补阴的药物纠正阴虚;如病人是发热、口渴、脉搏快而有力，则是阳盛，要用黄连、黄苓泻火纠正阳盛。中医阴阳平衡的治病原理体现了中医驭简去繁，从本质和整体上治病的观念，不论在现在西医中是什么病，包括西医无法诊断和治疗的病，在中医这里都可以找出病因，诊断治疗并取得效果。例如西医到目前为止对病毒感染没有什么有效办法,特别是如对付艾滋病和禽流感等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到现在也没有找出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但中医却可以通过辨证施治找到对这些病毒的治疗办法。可以说中医从宏观上治疗疾病的理论和思路己经给未来的医学发展方向指出了一条全新之路。

又如，哲学中讲事物发生变化有内因和外因，而且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医中致病的外因为大自然中的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病因叫“六淫”，这六种外因侵入人体的前提是人体正气虚弱,无法抗击邪气入侵。正如《黄帝内经》所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就是说, 只要人体内正气充足,即使有可以致病的外因,人体也不会产生疾病。这不就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具体体现吗？

又如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在中医中也有具体体现，如中医中对病证的鉴别有表里之说，如疾病侵入人体后，病变有四个层次，即“卫、气、营、血”。如病在“卫”、属表,在“气”,则病已入里,如及时治疗,效果还比较好，如此时不及时治疗，病邪入“营”，则病更进一层,治疗就比较费力，如再耽误时间，病邪入“血”就接近质变了，再不抓紧治疗，病证就会发生质变，“病入膏肓”时就无药可救了。所以有病不能拖，拖到质变时,就是神医也无能为力了。

中医火神派医易哲学简论 篇3

1 坎离为人生立命之根

郑氏在“乾坤大旨”中，根据传统易学关于宇宙生命演化理论，认为乾坤交媾，繁衍出世间万物，而乾坤交媾化生的六子中，乾之三爻依次相乘于坤之三爻，而生三男，震、坎、艮。只有坎是乾之中爻乘于坤之中爻所生，所以坎为中男，是得乾坤中正之气所生。而坤之三爻依次相乘于乾之三爻，所生三女，巽、离、兑。只有离是坤之中爻乘于乾之中爻所生，所以离中为女，是得乾坤中正之气所生。而人属天、地、人之三才之中，必得中和之气而生，所以郑氏：“乾坤六子，长少皆得乾坤性情之偏，惟中男中女，独得乾坤性情之正。人秉天地之正气而生，此坎离所以为人生立命之根也。”[1]

郑氏在这里是想表明，除了乾坤二卦为父母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坎离二卦了，但其说明过程似乎过于简单，不足以得出坎离为人生立命之根。对坎离二卦的强调，究其根源是来源于《周易参同契》，《参同契》认为：乾坤二卦是体，是定位天地的，而坎离二卦是天地定位中之用，坎离为日、月，是天地中的最大现象，是天地定位中的最大之用，乾坤坎离为四正卦，覆冒整个阴阳之道。而坎离二用是道之纪纲，如《参同契》云：“日、月为易”、“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易者象也，悬象著明莫乎日、月”、“坎离二用无爻位，幽潜沦匿，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纪纲。”[3]等等。坎离为易，在天为日、月，在地为水、火，郑氏强调坎离为人生立命之根，其实是取象比类，要引出人体中的坎离、日、月、水、火，这是生命之体的最大现象，最大作用，为人生立命之根。郑氏对此表述不如《参同契》表述清楚而形象。

2 坎离二卦在生理上的运用

2.1 坎离二卦的生理配属

郑氏在“离卦解”曰：“离为火、属阳、气也，而真阴寄焉。中二爻，即地也。地二生火，在人为心，一点真阴，藏于二阳之中，居于正南之位，有人君之象，为十二宫之尊，万神之宰，人身之主也。故曰：“心藏神。”(1)郑氏“离卦解”内容不多，并无多少新意。

郑氏在“坎卦解”曰：“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1]郑氏在这里认为坎中一阳才是真种子，是立命之根，同离卦解描述而言，已露出更强调坎卦一阳，符合《参同契》中所提出的坎为主，离为宾，以铅才能制汞。《参同契》以黑铅喻肾水，独重坎卦肾水，因为肾水中藏有真阳金精，是五金之王。《契》云：“铅外黑，内怀金华，被褐怀玉，外为狂夫。”又曰：“黑者水基，水者道枢，其数名一。”[3]后世丹经无一例外均强调坎水黑铅，强调坎中一阳，如“水乡铅，只一味”，“黑中有白为丹母”，郑氏的坎中一阳为真种子，是立命之根”，正是对丹道的继承。丹道中坎即属命基。

2.2 坎离二卦在人体生理中互根互用关系分析

这部分是郑氏最有特色和创意的见解，可以说郑氏最终提出，“治病独重坎中一阳”，正是对坎离二用的深刻理解，可从三个方面来看坎离二卦互根互用的关系。

2.2.1 心肾水火既济

郑氏认为，每日子时一阳生，午时一阴生，在人身则子时肾中真阳升发，能使水上交于心，午时心中真阴生，能使火下交于肾，于是气血循环，周流不息，水升火降，阴平阳秘，达到人体水火既济的最佳生理状态。正如郑氏在“离卦解”曰：“故子时一阳发动，起真水上交于心，午时一阴初生，降心火下交于肾，一升一降，往来不穷，性命于是乎立”。并且郑氏指出了坎离能水火既济的原因是：“坎中真阳，肇自乾元，一也;离中真阳，肇自坤元，二也。一而二，二而一，彼此互为其根，有夫妇之义。”正如《周易参同契》所指出的，真阴真阳乃姹女婴儿，乃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室宅”。“金本从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归其母……”。真阴真阳相荡相摩，“阴阳相饮食，交感道自然”。

2.2.2 气与血的关系

人体的基本物质是气、血，气属阳，血属阴。郑氏认为坎离两卦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气血相互依存的特性。坎卦上下为阴爻，中间为阳爻，正是“气无形而寓于血之中”，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血能载气”，离卦上下为阳爻，中间为阴爻，正是“血有形而藏于气之内”，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气能统血”。坎离虽分，其实一气，即都来源于乾元之气。郑氏高度把握了人体气血的生理关系，以坎离配气血关系，见解精妙，很有说服力，也创新地诠释了《参同契》所云：“金为水母，母隐子胎，水为金子，子藏母胎”。

3 独重坎中一阳

郑氏在分析了以上坎离二卦互根互用的关系后，得出“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最关键是他认为:“坎离虽分，其实一气，皆是来源于乾元之气。”坎离二卦皆是假名，为此他论证了气、血两字，认为“作一坎卦解之也可，作一离卦解之也可，作坎离二卦解之也亦可。”所以郑氏特以坎卦假名，人体本身完全是一个坎卦模式。郑氏曰：“人身一团血肉之躯，阳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他指出：“人体合而观之，一阴一阳而已，更以阴阳凝聚而观之，一团元气而已。”从这些论证，可看出，郑氏已明确指出，人体一坎卦模式中的一阳之气，实质乃是人体真气，元气，落入坎宫而假名一阳之气而已。所以，如果攻击郑氏重阳，不重阴，不重视中医中的阴阳平衡，则是此站的角度不同，导致的理解失误，因为郑氏扶阳乃是扶真气，扶元气。这是继承了丹道的“重阳”学说。丹道认为“纯阳为仙，纯阴为鬼”，人乃阴阳各半，要防止人往纯阴之鬼转化，所以要炼阴为阳。因此，丹道“重阳”、“崇阳”，其实这些阴阳皆是分类上的假名，是概念游戏，实际是指人之真气、元气的消长而已。

结语：

目前，火神派独重扶坎中一阳理论，在中医界引起很大争议，褒贬不一，很多人认为太偏执。本文结合丹道易学，梳理了火神派郑钦安医易哲学，力图揭示其医理和丹道易学阴阳理论的内在关系。表面上看，传统中医学的阴阳平衡和丹道易学的重阳消阴观念似乎不相容，甚至对立，其实质上是有阴阳理论的特点决定的，因为阴阳理论是一种关系哲学，阴阳无限可分，角度不同，结论就不一样，甚至相反，所以不能执著于假名的阴阳名相。

参考文献

[1]唐步祺,郑钦安医书阐释,四川出版集团,1996

[2]萧天石,道海玄微,华夏出版社,2004

中医哲学 篇4

【关键词】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阴阳五行;饮食养生观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成果，其中蕴含大量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医理论中的哲学思想，如“五行学说”中，“五味”对“五谷”膳食结构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人们的择食关键。“医食同源”巧妙地将饮食与用药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填饱肚子又可以防治疾病，堪称中国一绝。中医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就像一个挖不完的金库，值得我们深究。

1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所体现的中医哲学思想

1.1 阴阳学说

《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可见调理阴阳是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中医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的生理病理机能都可以分为阴、阳两种属性， 阴是指具有滋养，濡润、抑制、凝聚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阳是指具有温煦、兴奋、推动、气化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1]在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下形成了因人、因时、因地择食的饮食观。

1.1.1因人择食

阴阳学说将人的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三种类型;将食物划分为温热、寒凉和平性三种类型。“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 (《灵枢・经水》)告诉我们：饮食因先辨其体质再决定吃什么食物调理。偏阳者应少食温热性食物，而宜食寒凉和平性食物，否则将会导致阳亢及伤阴;偏阴者应少食寒凉食物，而食平性和温热性食物，否则就会导致阴盛阳衰。阳虚者宜多食温补之品;阴虚者宜多食甘润生津的食物。

1.1.2因时择食

“朝食三片姜，胜过人参汤”、“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体现了阴阳学说中“因时制宜”的观点。日出、春夏属阳，日落、秋冬属阴，人体饮食需与外界环境相适应，所以春夏、早上宜食温热食物，如生姜;秋冬、下午宜食寒凉、滋润食物，如萝卜。

1.1.3因地择食

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呈现出复杂的地域差异，阴阳学说中“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我国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南北的气候差异决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结构，各地人们的口味也因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四川、湖南一带湿气重，因而喜食辣;北方气候干燥，容易出汗，喜食润燥食物。由此说明，饮食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2 五行学说

中医五行学说把自然界的事物分为木、火、土、金、水五个方面，从而构成不同级别的系统结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自然就被纳入到这一结构模式中，如把食物分为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麦、菽、稷、麻、黍)，五畜(羊、鸡、牛、犬、彘)，五香(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花蕾、茴香子)，五果(枣、李、杏、栗、桃)等。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在五味中分别是酸、苦、甘、辛、咸;在人体五脏中是肝、心、脾、肺、肾;在季节中则是春、夏、长夏、秋、冬。各五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食物五味与人体五脏来说，“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柩・五味》)同样，五脏与五季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春季属木属肝，夏季属火属心，秋季属金属肺，冬季属水属肾。由五脏与五味，五脏与五季的关系可以得出五季与五味也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关系对饮食的宜食、宜忌有很大的影响，饮食只有在不违背阴阳五行生克规律的前提下，才能维持着机体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持身体健康。

1.3 病因学说

晋・傅玄《口铭》：“病从口入”。“饮食病因”在中医思想里面占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饮食失宜(饮食不洁、饮食不节、饮食偏嗜)，饮食失宜直接影响脾胃消化、运输功能，导致营养失衡，引起其他疾病。

很多疾病都是由饮食不卫生造成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秽饭p馁肉p臭鱼食之皆伤人”，意在告诉人们不宜食变质、腐败、不洁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

《灵枢・小针解》：“饮食不节，而疾生于肠胃”，饮食不节包括“食量无节”和“饮食无时”。饮食过少或过多均不利于身体健康，过少使人饥饿，水谷精微不足而营养不良;过多则使饮食积滞于胃肠，引起消化不良。饮食无时是指没有按时规律的饮食，饮食应按四季，早中晚规律进食。

饮食偏嗜即为嗜食偏寒、偏热、偏酸、偏苦、偏甘、偏辛或偏咸之物，以及嗜酒等。长期饮食偏嗜会导致机体脏腑阴阳失调。

2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饮食养生

2.1未病先防：调理脾胃

未病先防是通过饮食养生来维持机体平衡，而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人以水谷为生，故脾胃为养生之本”(清・徐文弼《寿世传真》)，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有容纳和助消化的功能，即“主受纳腐熟水谷”， 食物中的精微物质都由脾胃吸收，化生气血精*输至全身，营养脏腑经络及维持其活动。脾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保障，脾胃功能一旦受损，人体脏腑机能将会随之受损。因此，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传统中医饮食养生观强调必须以脾胃为本，[2]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

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并认为：“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中医认为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饮食，五味偏嗜、过硬、过烫、过多或不规律饮食均会影响脾胃健康。因此，饮食只有以温、软、素、淡、鲜为宜，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注意饮食卫生，不偏嗜，寒温适宜，阴阳五味调和，方能达到饮食养生的目的。

2.2 调理阴阳 寒温适宜

饮食养生应以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为依据来调理人体阴阳，使人体维持和恢复阴阳相对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调理阴阳包括补益阴阳之偏衰和祛除偏盛之邪气，即损其有余、补其不足。[3]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按照阴阳学说划分属性：如食物、人类、四季、地势的阴阳属性。因此饮食宜三因制宜、寒温适宜。《饮膳正要》：“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正是体现“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以调理阴阳的目的。总之，调理阴阳、寒温适宜是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重要饮食养生方法。

2.3谨和五味

食物五味即酸、苦、甘、辛、咸，其属性在人体五脏中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对应，五脏之间相互资生又制约着，因此，五味对人体脏腑的生理，病理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帝内经》中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五味调和，脏腑得益，人体自然健康;五味偏嗜或不遵宜忌，将导致脏腑阴阳失衡，脏气功能紊乱，进而生成疾病。例如：过食酸，会使肝气偏盛，从而伤害脾脏，使脾气衰竭;过食咸，则使骨质受到损伤，引起心气抑郁或者肌肉萎缩;过食甜，可引起心烦胸闷，面色发黑，或使肾气失衡;过食苦，可使脾气受损而不濡润，胃气损伤而胀满;过食辛，会使筋脉损伤而松弛无力，精神消沉。因此，饮食应“谨和五味”，而不宜偏嗜五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饮食在中医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整体观和辨证进食方法，坚持“审因施食”，“三因制宜”，“辩证用膳”的平衡膳食观，遵循“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健脾调胃，去除诱因，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的养生观;使机体维持动态平衡，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饮食方法是最科学的饮食方法。

参考文献：

[1][3] 张登本，中医学基础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2)

科学实践哲学对中医学研究的启示 篇5

中医学在当代科学发展的背景下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经常受到批评说,中医学不是科学。批评者所指主要是:中医学研究方式是经验方式而非科学实验方式;中医学理论是一种文化、哲学和宗教以及迷信混杂的东西;中医学与哲学和文化的关系密切,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纠缠。这些指责使得中医学研究背负沉重的罪名,在西医学的冲击下,不得不走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用西医的科学方式改造中医学。在这种改造中,中医学东施效颦,变得不伦不类,不仅西医学中的好东西也没有学到,中医学的精华也在不断丧失,其典籍教育被肢解,其诊疗方式被弃用。中医学于是更加受到废医的鼓噪和攻击。时至今日,中医学江河日下。不破解这些指责,中医学难以抬头,难以理直气壮地进行自己独特的本土化研究。

那么如何回答这些责难?如何破解这些问题?一些坚持中医学研究的有识之士,他们有的力举中医学的诊疗机理,有的以中医学的有效实践在与废中医主张的抗争,有的则不断寻求新的资源,来为中医学的研究寻找合法性根据。其中包括从系统科学理论寻求新资源的,也有从信息科学寻求新资源的。这些努力有的已经有效地把中医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拉近,有的努力有助于形成中医学是一种别于西方科学的科学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科学哲学领域发展起一种被其创立者称为“科学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的科学哲学理论,这个科学哲学以其典型的科学实践观为特征,认为科学是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有效的打交道方式;认为科学不只是系统的知识体系,而是以实践为基本特征的人类活动,强调科学的地方性本性。这些观点和立场是否给中医学研究以合理性支持和论证?这样的立场是否对于中医学研究给予了合理和合法化的基础?

一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科学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提出的这种新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即以实践的科学哲学观取代表象的科学哲学观,把科学看成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认为如果有一种方式,它有效地处理或解决了本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它就是本土的科学。因此,一切民族中能够有效地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并且在历史上很有效地顺应了自然、提取了自然之认识的人类实践活动都是该民族的“科学”。其判断该民族的科学的标准不是拿另外一个民族的“科学”来作判断标准,而是拿该民族是否以此有效地解决了或处理好了自己与周遭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实践哲学认为,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的、与本土自然打交道的建构性的实践活动。

事实上,库恩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就首先从历史的维度强调了科学实践的重要性,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展现了科学真实的实践过程,开始了对科学实践的关注,认为科学共同体、范式是在历史的实践中变化的。他指出,“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建构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他们不仅关注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因素,把科学的社会研究拓展到对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研究,也开始把对科学知识的研究重点由最初的科学史经验案例的解析到后期采用人类学家的方法来参与到微观实验室中考察,使得科学实践的研究不断地丰富与发展。

因此,并不是只有西方的科学才是科学,其他民族的成功地与自然打交道、并用其生活了数千年的探究方式就不是科学。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只是科学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中医学是中国人长期、有效处理中国人与其周遭世界之关系的医学科学或医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学的科学合法性是理所当然的,无需西医学加以评判的。西医学也是西方民族在处理其身体与疾病关系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相比中医学,它是另一种科学或另一类医术。

相比中医学,现代西医有强大的西方科学技术为其理论和技术基础,这种科学重视两个事情:第一,通过抽象和还原,以及其他条件均同的方式,对世界进行类实验室的实践改造。通过把一个天然的自然改造为一个人工的自然实验室,于是世界被均同化了。人与人也没有差异了,西医把人看做“体”,体是疾病的处所,西医的任务就是在体内找出这种病菌或病毒,通过治疗把疾病排除到体外。第二,西医遵从西方科学的传统,重视表象,即所谓是否有疾病,一定诉诸是否找到疾病的实体性对象,并且找到致病的因果关系。它把病症与人的复杂关系,简化为病毒(或病菌)与人体的关系,力图在这种简化关系中发现病毒(或病菌),表象它并消灭它,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学。这种医学是否有效?它的药物在针对疾病本身是有效的,因为它在实验室里发现了可以抑制或消灭某种病菌的化学制品(XX素),这种制品进入人体后当然对这种病菌有效。但是殊不知,在它有效的同时,也可能损害了人体的其他方面,引起其他问题。不过有时这种问题相比杀死的病菌引发的疾病要小,或者相应的效应较长,或在以后通过长时间的作用可以为人体所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西医学一点也不比中医学多些什么,两个医学是不同的医学,各自有其长处与短处,应该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想要把谁吃掉的想法和做法,都与资本化的学术和科学的权力有关系。

可见,科学实践哲学这种多样化的科学观和实践的科学观为中医学是科学的立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科学实践哲学的多样化和实践的科学观是中医学为科学的合法性的第一个理论基础,那么,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观点则为中医学为科学的观点提供了合法性的第二个理论支点。

所谓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即科学实践哲学在反对以往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传统的同时,也认为科学知识的本性是地方性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是地方性知识普遍化的结果;同时,知识的普遍化过程与权力拓展密切相关(西方知识借助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在这点上做的比东方知识要好)。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也叫做“本土知识”。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教授(Clifford Geertz,1926～2006)提出的。在人类学里,这是对文化的独特性、地域性与多样性的理解。然而,人类学家特别是西方的人类学家仍然承认有普遍性知识。于是知识本分割为两类:一类是普遍性知识,一类是地方性知识。如果以人类学的观点看待中西医学,那么西医学显然是普遍性科学和知识,中医学则是地方性知识。两个医学仍然有高下之分,而不是各有各的用途。而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性知识,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因此,以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观点看中西医学,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不同差异之处。

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观点更加突出知识在其产生、发展、形成和演化活动中的运行背景以及在具体情境中的独特价值,认为一切知识实践活动产生的结果都是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特质的具体特定知识。它是处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众在长期生活生产的自然环境中,通过不断地认知、理解以及与环境的相互适应后,积累下来的并得以传承的一系列有效经验和生存技能。地方性知识的启示在于,它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2]

科学实践哲学借用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认为地方性是一切知识的本性,使得它能够正确地揭示出包括现代西方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都具有实践性、情境性和相对性的品格,从而抗拒了科学主义的普适性、统一性和绝对有效性主张。因此,从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特性和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来描述和阐释中医学的治疗和诊断,不仅给予了中医学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地位,而且揭开了西医学原有的普遍性面纱,还其地方性的本性。这就把两类医学知识和实践都放置在平等地位上了。

二从科学实践哲学看中医

中国传统医学是一门集医学、哲学、文化、技术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医术。在为中医学作出辩护的时候,首先就要回答这种跨多学科、多门类的医术是否具有科学性?

事实上,用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视角和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为重新解读中医学的学理基础和合理内涵带来了机遇。

首先,科学实践哲学把是否有效地处理好中国人与周遭环境的病症关系作为中医学是否为科学的评判标准。而中医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用以诊治疾病的有效方式,如果它无效,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应该早已绝灭。

其次,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是一经历后世不断实践累积的修改发展的经验加直觉智慧的理论体系。

回溯中国医学史,传统中国医学知识大多是民众在长期与自然、社会打交道,在认知过程中依靠直观观察和多年诊疗经验逐步积累而形成的,医学知识体系的产生与实践极大地反映了民众认知自然、顺应自然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信仰观念,它表现了中国民众的生存逻辑与智慧,是民众对其当下的生存环境作出的合宜选择。在这种实践基础上,一些智者和圣人,他们依据其直觉和智慧对民众积累的医学实践知识作出总结和提升,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帝内经》和其他医学典籍。

由于经验、直觉以及假托神人、圣人的做法,不免使得这些典籍里充斥大量的隐喻、隐语,令人费解,加之今天推行白话文、简化字,使得今天的人们已经缺失理解《黄帝内经》的基础。因此才使得人们觉得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不是科学。

《黄帝内经》中也有大量的哲学思想、文化内容,这是否就可以成为批评中医学不科学的依据?不能。理由有这些:

第一,有成功融入现代科学的、被现代科学所认可的地方性科学,它内部夹杂着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和方法,比如民族植物学,它是由美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J.W.Harshbeger)于1895年提出的,最早的定义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定义为“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3]。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植物本身,而是“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领域。它建立在植物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药物学、农学、园艺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之上”[4]。尽管今日这一科学在植物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但它是植物学分类中一门响当当的“硬科学”。民族植物学这种地方性知识特征明显的科学可以如此,中医学难道就不可这样认可吗?

第二,中医学是处理复杂系统的科学,它需要文化、哲学。中医学在处理人与病症的关系时,始终把人看做人,把人与环境看做复杂系统。而西医学在处理人与病症的关系时,则逐渐把人看做人体,把人与环境的关系简化,把人体从环境中剥离开来。近代以来,西方医学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在于:1.从18世纪开始,意大利学者莫尔干尼病理解剖学的成功,以及以仪器为中介的系统实验方法和观察方法延长了人们认识器官的功能,扩大了人们认识的能力、范围和界限;2.数理方法和其他方法相结合,使近代科学逐渐走上了定量化的道路;3.把整体分解为部分的单纯的分析方法和归纳方法,为自然科学搜集了许多材料,积累了大量经验。[5] 西医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人体内部(他们认为存在的)病菌、病毒,而病菌或病毒是异于人体的外部对象,是外部进入的异类,西医认为它们可以被分离出来;中医则以调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为主,认为人与环境是不可分的。这也是决定中医与西医不同诊疗方式的基本差异。比如利用心电图、核磁共振、X射线、CT扫描等,就能确定五脏、四肢、大脑等部位的多种疾病。人体被想象为一台台可以简单拆补和使用操作的机器,似乎只有那些冰冷的机械仪器反映出的图象和生化指标等一组症状,疾病就能确诊,就可以按图索骥、对症下药。

传统中医学从来都不把人看做人体,而是把人作为复杂对象,把人与环境的关系看做复杂系统,甚至把人与疾病因素看做相生相克的互补因子。由于中医学面对的对象是人,它就要在诊治过程中,考虑人的七情六欲,考虑环境的复杂介入。因此,中医学需要哲学的智慧,需要直觉在经验基础上,作出整体论的诊疗和评判。

中医学的实践特征明显,有人因此认为这是一种还没有脱开经验基础的不够抽象的“低级科学”。的确,中医学更倾向于是一门技艺,它着力关注经验与实践。技艺并不适用于全球化,技艺的本质就是特定的,与时间和空间紧密相连。而西医凭借它强大的技术手段,把人体实验室化,因此也使得其知识与其语境渐行渐远。传统中医经验与知识的掌握并不如现代技术那样方便迅捷,中医是否可以被普遍化,像西医一样,有强大的医疗设备和诊断技术的支撑,有数理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基础理论准备?中医在诊察手段上仍然主要采用传统的四诊法(望闻问切),通常是“通过师傅—学徒这种人际关系”来进行传授的,依靠经验的感官直觉,需要经验的积累与变化了状况的理解与领悟,而这种熟练操作掌握具有一定的困难和长期性。它需要智者和仁者,而依靠这样的自然过程中医学的成熟是比较慢的,这也是中医学比较西医学可以通过西医学校的统一的、大规模、大批量培养的缺陷之处。

另外,我们通常看到在中医科学共同体内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诸多节点上,也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认同,构成知识生产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博弈,共同参与着中医学知识的建构过程。这就给人以印象:中医学不科学,不统一。

其实这种不统一是有其道理的。比如我们看到,的确存在医生的背景知识(一般性知识)和望闻问切掌握熟练程度,病人对病情的症状描述,病人生活工作环境,医患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这些各种异质因素不仅影响着医生对病情的推测与确定性判断,也影响着疾病发生的机理认识与知识的形成。因而,在这个任疾病自由流动的空间里,疾病会经历着各种转移和变形。[6]

不同的诊断事实上反映了不同的中医生看到了不同的病症之侧显,他开出的药方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缓解病症中的某些方面更直接些,反映了同一种症状可能是不同疾病、环境和其他生活因素所造成的,而不同的诊疗可能在某一时空更有效地、次第地针对了这些共同因素的某些方面。与现代西方医学技术相比,中医的技艺也更具有可塑性,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作出相应的调整诊断不是一种问题,而是一种智慧。

三在科学实践中如何理解中医的“证”

中医诊疗在实践活动中展开,中医学临证诊断的出发点就是各种“证”。中医的“证”在 《伤寒杂病论》中至少也有4 种含义:一是指病,如“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后世之血证、喘证等均属此类;二是病之证,如“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桂枝汤主之”;三是指症,如:……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俱。”“观其脉证,知犯何逆……”等;四是后世所谓方证,如桂枝汤证、小柴胡汤证等。[7]

病、证、症三者皆为人发生疾病的反应:“病”是人体生理上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本质;“证”是疾病某阶段本质的反映,受疾病的特殊本质所制约;“症”指症状体征,既是病和证的外在表现,又是诊病和辨证赖以凭借的依据,三者都明显具有地方性的知识特征。在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一般普遍认为:“证反映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变化的本质,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正邪的关系。”[8]由此可见,证既是人之不同病理变化的外在表征,又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所依赖的科学事实。中医学的辨证过程就是一个将不同的证相互区别的过程。

在中医学史中,由于人体疾病的病理变化,大都蕴藏于内,因而人们早期认识疾病只能依靠人的外在或现象反应症状和某些体征。加之缺乏认识病因和病理的工具和手段,古代中医主要凭借望其外部的神色,听其声音,嗅其气味,切其脉候,问其所苦等直观感知,以及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从宏观表现上来鉴别疾病。依据中医学基础理论,通过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病因辨证与三焦辨证等,即可分别判断出太阳证、阳明证、少阳证、少阴证、卫分证、气分证、血分证、阴虚证、湿热证等。可见,不论是中医学的辩证方法还是各种证的数目和种类,都较为有限,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医学重视的是辨证,而不是病。

与之相比,西方医学向来以辨病著称,他们往往致力于找到疾病出现的发病原因、确定病理病位来解决问题。中医辨证,西医看病,对于“病”的概念,中医和西医的认识大不一样,已故名老中医任应秋先生曾经对“病”的概念作了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西医所称的病,大多数是取决于病原体,或者就某种特殊病变的病灶而命名,或者就生理上的某种特殊变化而命名。总之,西医的病名,必取决于物理诊断和实验诊断,是比较具体的。中医的病,或与病因的性质而命名,或与突出的症状而命名,或从病机的所在而命名,虽然比较抽象,但它却往往能从整体观出发,局限性比较少。”[9]

中医与西医学在疾病的认识方法和诊疗器具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中医与西医辨别病与证的不同认识方式。而“病之总者为之病,而一病总有数证”。[10] 辨病名,必先辨证。在辨证时常常发现,相同的疾病在不同的患者个体中临床表现仍然呈现多样化。当机体由于病邪的侵入,出现头昏、冷汗、发热、酸麻、呕吐等局部症状时,人体健康就处于一种失衡的非平常态。身体的各种不适就可以通过各种症状、体征、脉象、舌诊等方面表现出来。中医通过辨证论治的方法,补偏救弊,使异常的状态(证) 得到纠正和消除,机体逐渐恢复阴平阳秘的状态,最终恢复健康。同时,中医学的辨证依据多为非疾病特异性的症状、体征,如恶风、畏寒、自汗、盗汗、口渴、口味、嗜食、神色、形态、发肤、性情、睡眠、二便、舌象、脉象等,而恰恰是这些非疾病特异性的特点往往多为西医所忽视。

综上,与“病”不同的“证”着力强调的是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化过程中的不同病理功能状态的认识、把握和处理,特别是某些非疾病特异性的症状更是区别个体诊疗的重要特征。而西医某次片段化的诊疗数据,虽然能够部分显示身体中的可见病变,但这还不能完全代表疾病的本质,不能因此判断疾病现象到底是疾病发生的结果还是引发症状的原因。病理解剖学和先进的医疗器械提供了可见的事实,却不能说明时间上的疾病变化。而中医辨证的过程是对人之疾病的整体反映。

因此,就以上讨论而言,西医与中医各有千秋,一个在整体上可以对人的总体态势、发展变化和如何调息作出判断与诊疗;另一个则可以在微观上对人体某处病灶作出事实判断,作出切割分离的诊治。中医对于症的认识往往更为综合、整体,因此对于人这样的复杂系统的健康或疾病的整体状态的判断是更为有利的。

四一个中医诊疗案例分析

为呈现中医诊疗实践的活动过程的科学性,本文将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着手,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借助对文化符号的“深描”来达到对中医诊疗实践活动之内在意义的阐释。试从信息采集、辨证识病和处方用药3个方面阐述中医诊疗的个性化特征,以分析它的实践性、地方性,以及如何通过参与其中的各种异质因素相互交织建构医学知识的相互辩证过程达到诊疗的有效性(科学性)。

地点选取为北京中医科学院门诊部某诊室,医生为某著名老中医,其兼具中医与西医结合的背景知识。

患者甲(男性,58岁,山东一沿海中型城市的某单位领导)求医。老中医看过患者带来的一些西医诊断如X光片、CT扫描以及其他化验单等以后,态度温和的老中医开始一边给患者诊脉,一边与患者看似聊天。您多大年纪啦?干什么工作啊?累不累啊?喜欢吃什么啊?你怎么不舒服?你哪里不舒服?

实际上,这些看似聊天的过程,实为老中医在提取患者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全方位信息。一个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职业、症状、体征、治后反应、既往史、家族史等信息和一个医生借以辨识的证型、病种等信息都是极其有用的个性化信息。在该案例里,患者西医诊断为冠心病、心绞痛,并患有肾脏并发症。通过脉象以及这些信息的提取,老中医认为,患者为一领导干部,工作需要平日多宴会饮酒,饮食甘之厚味多油腻,是其肝脏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其次,此患者年龄58岁,按中国地方性干部任用制度,即将退休,在退休之前情绪或心理都将会有落差,情绪因素也是诱导肝脏发病的另一原因。这导致病患肝火盛,造成肝肾虚损。久而久之,又影响到心脏。按照中医学的说法是:该患者由开始情志抑郁,多出现肝郁抑脾的症状;气郁日久化火或肝阳疏泄太过,则出现胁肋灼痛、急躁易怒、头痛眩晕;进而肝肾阴亏至阴不制阳,致使阳亢阴虚、肾阴不足,出现心悸健忘、失眠多梦症状;最终肝阳过亢、肝肾阴损太过而化火动风,出现眩晕、震颤抽搐等症状。因肝属木,心属火,肾属水;当木生火,而水不能抑火时,造成肝肾虚损,最易扰之心神而阴虚阳亢。它是一个由虚证逐步过渡到实证的过程。从患者整体的主观感受到局部病变的位置确定,中医都不同于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凸显了中医的诊疗实践是从整体着手应对病机病理的活动过程。

因此,中医在临床表现及治疗上认为这种虚实均有的情况必须加以明辨,当有虚实症状并见时,更要区分虚实轻重辨证用药。因此,看似心脏的问题,实则需要疏肝理气,皆因五行生克所致,是病理现象重新组织型塑的过程。

当然,现代的中医诊疗活动已不同于传统的医学实践,已有西医背景的医师同样会借助于西医的诊断结果来判断病情;同时,在西医占绝对霸权地位的当代,不论在病情陈述还是确证病因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夹杂了大量的西医病名和化验单。因为不仅此处的化验单是帮助医师诊断病情的一个工具,其显示数据和测量结果反映了患者阶段病情,是其病患的一个表征,而且对于患者来说,传统的中医术语和解释已经无法完全听懂,所以对于某些病症也需要把它翻译成为相应的西医术语和语言,以达到通俗化和沟通的目的。

我们知道,西医在诊断时,很少主动与病患沟通,西医所问病情很简单,只是作为初步判断的一个引子,有了初步判断后,就把病患交由仪器作进一步诊断。如病患发烧,医生可能问问几天了,伴随什么?然后拿压舌板看看喉咙嗓子是否发红发肿,让你插一温度计,等温度计温度出来,然后就会开出化验单,让仪器作进一步的检验。检验过后,他有了判断,就开药、打针等。整个诊断过程,西医很少与病患沟通。这是因为西医相信所谓的客观性,他们认为病患主诉太多,可能会影响到病情判断的客观性。但是这不仅造成了西医极大地对仪器的依赖,而且造成了医患之间的隔膜。

中医并不这样认为,中医望闻问切,不仅是诊断手段,而且也是希望通过医患沟通,达到安抚病患,增强病患抵御疾病的信心的手段。中医与病患的沟通不仅是诊断的手段,也是治病的手段。

因此,针对病患的情况,老中医开出的医嘱里,医师偏重饮食疗法而慎用药物,通过最为切近病患生活的方式,对其进行治疗,这不仅与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思想密切相关,也是中医能够从民众本身可以获得的医学资源和实物资源的角度为民众着想的做法。可见,中医典籍所云,下医治病,中医治人,上医治国,是有道理的。

我们看到在这个个案中,老中医与患者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医患互动的过程与环节,在这个过程中,病患的疾症逐渐显现、明晰,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医与病患的医学实践和知识型塑过程:

患者(病者)

医生(学识、经验、诊疗习惯)

四诊法(望闻问切) ——疏肝理气化瘀

患者(体质、情志、性格、工作…)

信念(慕名而来)

医患交谈

以卡龙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看,以上各种要素构成了各类行动者,在医患的行动者网络里交互作用,从而形成有效的诊疗实践,并且通过该实践获得整体和局部的诊疗信息和知识,来有效地克服疾病困扰,达到健康的目的。

可以看出,这样一次中医的个体化医疗实践活动,不仅印证了在一个局部的、存在的境域中的科学实践活动,反映了中医诊所、医师的理论背景、医疗技艺、病人体验、调方用药实践和知识因素等等相互交织,共同参与塑造医疗实践的构造过程,而且也反映了中医尊重地方性的事实,提取病患的地方性特性,而能够对症下药的科学实践过程。中医学就是一个根植于它从属文化的亚文化的科学,中医学认识中的疾病和健康是与中国人的环境、历史、生产生活方式等自然与文化因素紧密相连的,都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是不能脱离当地人、时间、地点和背景环境的知识。而正是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辩证了解,中医学作出了诊疗的恰当诊断,开出了合理的调节性药方,使得病人恢复,获得健康。

结论

科学实践哲学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科学哲学观。当代对科学实践的研究已在各个学科领域悄然开始,无怪乎社会学家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说,“这个世纪的哲学已被广泛理解为有关实践的主张,即便这些成果不是用语言来描述。”[11]

科学实践哲学以实践的视角,通过实践性、情境性、参与性等特征,指出了科学知识并非是普遍性的,它是地方性知识和条件的拓展,科学知识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普遍通则应用到具体情景,而是一个局部情景产生的地方性知识转移到另一个局部情景。科学哲学家卡特赖特在《斑杂的世界》中指出,“不存在定律的普遍涵盖”,“我们最好的物理学理论的巨大经验成功可能论证了这些理论为真,而非它们的普遍性。……所以,物理学定律只适用于它的模型适合的地方”,她提倡一种“形而上学律则多元论”( metaphysical nomological pluralism),反对任何种类的基础论。”[12]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现代科学的普遍性的解构和地方性知识观的确立无疑给了中医学研究以强有力的支持。美国科学哲学家劳斯就强调局部的、境域化的知识,他认为科学知识从根本上说是局部知识,并体现在实践之中,指出“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 诊所、野地等) 知道怎样做事( knowing one′s way out )”,[13]科学知识地方性的本质特征是局域化和境域化的。

在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下分析中医实践活动,中医的实践特征和地方性特点都是对其理论的较好诠释;同时,以这种新视角来看待中医当代存在的问题,不但树立了中医的合法与合理性地位,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意义阐释和发展机会。

中医的医疗实践活动事实上就是中国人民长期实践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中国的医学科学知识与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特征。正如哈金所声称的“实验有自己的生命”,相比之下,每一次个体化的中医诊疗实践同样具有自己的生命。每一次诊疗活动都是一次次医学知识的实践塑造。中医诊疗实践的本质特征在于:

①每一次诊疗实践都将面对一个个体的人,必须充分考虑个体的每一个性特征,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职业、症状、体征、治后反应、既往史、家族史、环境等尽可能全面的信息,这当然更为科学。

②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医能在临床实践上熟练调动他的背景理论知识,活用中医基础理论知识以灵活应对临床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病征,快速反应临床用药开方的正确性和新处方的可能性,随症加减。所以,中医理论引导着中医实践的建构和操作,提供实践得以解释的基础,传统中医理论并没有死掉,废医存药的说法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尽管中医理论不是西方科学那样具有相互关联的语句或概念图示之网的理论,而是一种可拓展的模型理论。

③中医仍恪守着“望闻问切”的四诊法,针灸、刮痧、拔罐等简单的医疗工具和手段,运用直觉思维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诊治疾病,一方面免除了西医医疗设备和试剂在医患关系间的阻隔,另一方面要求医生个人具有较高的悟性和审慎思维来决定理法方药,可见对人的依赖因素非常高,因而有“医者意也”之说。这当然为中医的普遍化带来了困难。

④中医诊所不只是一间房子,医生工作患者看病的场所,正因为没有西医院庞大的检测设备和各种化验程序,它为医患提供了一个可供交流的亲密关系空间,医患在狭小的空间亲密地交谈,容易建立信任感,增加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和遵从开方和医嘱的接受度。

可见,中医诊疗实践是充满真正科学意义的,是集物质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于一体的情境活动。是对世界有意义的塑造,医疗活动也只有当地当时的世界中才是可理解的。同时,中医学知识有多种表现形式,语言的、仪式的、物质的,有些时候是隐性的,它蕴藏在看似与诊病毫无关联的表达形式背后。正像案例中的患者职业和饮食结构、年龄和退休制度,往往是看似毫无关联的因素,在作为判断影响疾病的因素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句话,中医学是一门实践优位的本土科学,给它一定的制度支持,它一定会发扬光大。

附录

中医诊疗个案

病案记录:

患者甲(男,58岁)来自山东威海,领导干部,2008年3月17日初诊

患者主诉:1)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已3年脱发。现在血压不稳定,为100-180mmHg,用药(西药降血压药)后,为80-150mmHg,血压偏高。2)时而伴有头痛、、耳鸣、易怒、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3)同时患有肾动脉硬化,患病时期长。体形肥胖,但体重已降了10多斤,少吃,口重情况减轻。4)睡眠不好。5)脉弦数。

西医诊断:冠心病,心绞痛,患有肾脏并发症

中医诊断:胸痹心痛,血瘀气虚

开方:

生芪15g 地龙6g 牛膝10g 桂枝6g

枳壳6g 秦艽10g 桃仁10g 僵蚕6g

蝉衣6g 姜黄10g 川芎6g 丹参15g

生地15g 麦芽30g 大枣5枚 灸草10g

治疗思路:补气、舒肝、活血

医嘱:注意饮食,早饭吃好、晚饭吃少,少鸡鸭鱼肉、多水果蔬菜。

建议晚上不再吃降压药,以防止血压降低,出现脑梗、心梗。

医师病案分析:1)血压高低是现象,脉压差大,主要是血管问题、饮食问题,还有情绪的紧张焦虑状态。患者血糖已处于临界状态。2)西医的降血压不是主要办法,虽然脑出血减少,但患脑梗、心梗比重增加。病变不在于血压高低,而在于血管的通透度。

按:《黄帝内经》中明确指出:“治病必求于本。本者,本于阴阳也。”[14]中医学特别强调一种平衡关系。

治疗法则: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肝主疏泄可影响气机的畅达、情志的调畅、脾胃的运化,若功能异常其自身阴阳气血失调将会逐步出现以下症状:

①肝气郁结 ②肝火上炎 ③肝阳上亢 ④肝风内动

摘要：从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性和地方性知识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医学诊疗实践活动,指出它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另一种有效诊疗实践的地方性知识,通过对中医“证”概念的辨析和现代中医诊疗“胸痹”案例的解读,呈现了中医知识的建构过程与它的历史时代、哲学观念、社会结构、价值信念、利益等因素相互交织密切关联的必要性。

中医哲学 篇6

1 “象”的哲学渊源及科学内涵

“象”是一个广博的哲学范畴。《易传》中载“见乃谓之象”。天地万物皆为“象”。《系辞》有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 而拟诸其形容, 象其物宜, 是故谓之象。”《周易》正是运用取“象”运数的思维方法和太极象数的思维模式考察世间万物。“象”思维是以观象取类、名物取譬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概念, 以多维、发散、可能、盖然为推理方法, 从整体上、运动中把握事物的具体存在特质, 从时空上把握事物间的普遍联系[1], 并结合主体体悟, 于整体动态中把握认知对象。

根据“象”的不同抽象程度, 可分为若干层次[2]:首先是指人们可直接感知的有形物态之象, 如中医证候的面赤、苔黄之“象”;其次是指具体事物经主观体悟而抽象出来的一般共性之象, 如中医描述的七情喜怒之“象”;再者是指可揭示事物内在联系的本原之象, 也可称为“意象”, 如中医的脉象、广义上的神和气等概念, 即需在主体体悟的“意象”;其四是指能反映事物间的必然联系, 具有普遍指导性的规律之象, 也可称为“道象”、“大象”, 如阴阳互根、阴阳交感、五行生克之象。

中国独特的“象”思维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主要思维方式, 是一种对客体形态的再认识与内在实质的理解相统一的认识活动, 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 借助“象”的概念表述某些意义, 它源于自然形象, 出自于人脑的表象, 以形象信息为其“内涵”, 以抽象性、形象性与多媒多维性为特征, “象”在人脑中具有多媒形象信息的比较、识别与实质意义的认知作用[3]。如魏晋·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章》所言:“尽意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 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 得意而忘象。”将医学与哲学水乳交融是中医的理论特色, 这种特色在思维上表现为一种“象”思维, 中医强调的“医者, 意也”, “医者理也, 理者意也……得理与意, 医也”。正反映了中医的思维特质以及“得象忘言, 得意忘象”的中医思维最高境界[2]。

2 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离不开“象”思维指导

“象”是将中医和中国古代哲学紧密联系的一个基本概念。中医对“象”的把握和阐释采用了“取象比类”的方法。取“象”的理论基础是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 从而可以“引而伸之, 触类而长之, 则天下之事能毕矣” (《易传·系辞》) , “援物比类, 化之冥冥”, “不引比类, 是之不明也” (《内经》) , 从而达到“以已知认识未知”揭示事物本质的目的。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 亦是中医理论体系构筑的基础。中医以“取象比类”方法阐释阴阳、五行和人体各种生理、病理现象。

阴阳是将既对立又统一的事物形态、表象进行终极的类分与抽象, 形成了一种思维中的观念, 概之以“阴阳”。“象”可以用类比的方法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区分出“阴阳”属性。《黄帝内经》称之为“法阴阳”或者“阴阳应象”。而五行亦非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 而是一种一般性表象, 以木火土金水五种代表性物质来比类与象征。五行学说的归属理论, 就是“取象比类”推论演绎的具体体现。

中医认为“有诸内必形于诸外”, 古代先贤们通过对人体内部脏腑气血等生命活动的外部征象进行整体动态考察, 同时与自然万物变化的意象相效法, 藉此推知其人体内部生命活动状况, 以及疾病病机演变规律, 从而将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与治法治则、处方配伍有机结合, 为临床诊治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虽然基源于古代的粗浅解剖知识, 如《灵枢·经水篇》记载“其死可解剖而视之”, 但更多的是前人依据“司外揣内”、“取象比类”、“以象测藏”等方法结合导引、气功的内省过程中推导所得, 并赋予其阴阳五行属性。明·张景岳指出:“象, 形象也。藏居于内, 形见于外, 故曰藏象。”如心、肝、脾、肺、肾五脏都近似实体, 故类比其实象, 拟之于地;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都呈现为空腔形体, 故类比为虚象, 拟之于天, 取其共象, 分属阴阳。

在辨析疾病病因与诊断时, 依据“有诸内者, 必形诸外”的原理, 对外在临床表现之“象”的归纳分析, 推断出疾病在这一阶段的原因、性质、部位及邪正关系, 以判断其病机本质所在。如《灵枢·本藏》指出:“视其外应, 以知内藏, 则知所病矣。”根据风性主动、数行善变的特性, 与临床证候的眩晕、抽搐等归属于“风”, 这均是依据五行学说, 运用取类比象思维所得出的诊断结果[4]。

在治则治法方面, 中医常将深奥的医理用客观物“象”描述出来, 如“补土生金”、“扶土抑木”、“泻南补北”、“增水行舟”、“釜底抽薪”、“提壶揭盖”、“导龙入海”、“引火归原”法。宋·许叔微将脾肾形象地比作“火”与“釜”的关系:“有人全不进食, 服补脾药皆不验……盖因肾气怯弱, 真元衰劣, 自是不能消化饮食。譬如鼎釜之中, 置诸米谷, 下无火力, 虽终日米不熟, 其何能化。[5]”

中医强调“同病异治, 异病同治”, 就是根据不同疾病所处的共同病机作用下形成的共象——“证”, 而不取决于病因或症状。例如慢性腹泻、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 其症状 (象) 不尽相同, 发病的原因也不同, 但其病机均属“中气下陷”, 归为同“证”, 故补中益气汤主之[1]。

还有阐述药物功效时, “以脏补脏, 以枝达肢, 以藤通络”, “皮可利水, 中空发汗, 梗能理气, 子可明目, 介类潜阳, 虫类搜剔”等[4], 都是沿着取象比类的思路生发出来的。

3微观领域的中医理论探索离不开“象”方法论指导

中医理论体系是在宏观、整体的认识方法、思维模式指导下不断发展完善的, 具有宏观整体性、动态糊性等特征, 偏重宏观整体认识健康与疾病, 具有不精确性、不确定性, 缺乏客观化, 在微观领域中医存在着理论缺失, 缺乏微观分析方法, 因而成为当前中医发展缓慢的根源[6]。究其原因, 就是未能将中医独特的“取象比类”、“司外揣内”、“以象测藏”等“象”思维方法运用到微观领域中来, 因此, 对现代生物学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无从吸纳与提炼。因此, 中医学要发展必须明确两点, 即需要保留和发扬整体性辨证思维, 又要充实准确、可控且易于与现代学科前沿交融的理念、方法和手段[7]。中医的哲学方法论若能有机地将现代生物学等最新成果相结合, 进行中医理论在微观层面的创新, 从而为中医的微观化、精确化和可量化提一高度, 沿着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到更高层次[8]。因此, 笔者提出, 运用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归属等理论, 结合整体论、“取象比类”、“司外揣内”、“以象测藏”等思维方法在细胞层面的运用, 以细胞为整体单位构建中医“微观整体理论”, 结合现代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病理生理学等理论与技术, 建立中医细胞微观层面的脏腑、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理论, 从而为中医药在“隐证”、“潜证”、“伏邪”等病症的诊治, 以及中医药、针灸等疗法在细胞、亚细胞、分子水平的机制阐明提供理论依据。因此, 笔者认为“微观整体理论”是通向宏观整体与微观整体的桥梁, 是中医在细胞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 也是中医对细胞层面的病理生理的认识新途径, 将为中医在微观领域的全面阐释建立科学基础, 为中医药诊治疾病拓宽视野, 为中医药治病作用机制的微观定性定量成为可能[8]。

4 结语

中医遵循的逻辑是《周易》“象数”逻辑, 中医的思维模式即是《周易》的“象数”思维模式, 中医也正是采用“象”思维方式, 以宏观整体的方法认知生命与疾病, 由宏观认识微观, 以一般推论个别, 从具体到抽象、进而抽象再到细微具体, 实现了认识由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过渡和深化。因此, 正确认识和运用中医的“象”思维模式, 对于把握中医理论本质, 发扬中医优势, 指引当今中医药理论创新、科学研究, 尤其在微观领域的理论构建, 都将具有积极意义。笔者坚信, “象”思维不但深层次地影响了中医的形成与发展, 也将指导中医微观领域的理论构建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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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莉.立象以尽意用意以求理—浅谈中医思维的艺术[J].辽宁中医杂志, 2007, 34 (4) :431-432.

[3]刘庚祥.“象”与中医思维的研究[J].医学与哲学, 1997, 1 (1) :22-24.

[4]郭延东.中医思维及其发展趋势探讨[J].江苏中医药, 200941 (9) :6-8.

[5]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M].新1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22.

[6]纪云西, 周福生.现代科技背景下中医理论创新不足的哲学思考[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0, 25 (6) :820-823.

[7]郭志军, 刘艳萍.浅谈中医药现代化的误区和出路[J].天津中医药, 2003, 20 (1) :56-57.

中医哲学 篇7

中医有“三种源头”

记者:申漳教授, 我国中医学源远流长, 您能谈一下中医的起源问题吗?

申漳:中医的基础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形成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关于中医源头的探讨, 其实就是探讨以这三部书为代表的中医是如何形成的。当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流行观点, 以甄志亚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为代表。认为中医药知识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批判中医起源于动物本能、起源于“圣”、起源于“巫”等说法。称其“流行”是因为它与“流行”的哲学观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二是调和观点, 以李经纬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为代表。它是调和流行观点和其所批判的观点, 像是一个“拼盘”, 将中医学的各种起源之说拼为一体, 但对许多尖锐矛盾采取回避态度。

三是存疑观点, 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廖育群的观点为代表。他对流行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 启迪人们扩展思路, 但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答案。

记者:申漳教授, 您是怎么看待我国中医起源问题的呢?

申漳:我认为中医至少有三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人类“常规”的生产劳动经验知识, 这为人所共识。第二个源头是中国古代哲学, 它在中医成长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源头可称为“另类”的社会实践所获得的“另类”知识, 这主要指依靠特殊能力或气功等实践活动所获得的知识, 如扁鹊非凡的望诊能力助其创立脉学;再如李时珍认为, 经脉是在气功态时感知发现的。

记者:中医和西医有什么不同?中医自身有什么特点和不足?

申漳:从源头来看, 原始社会在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其社会形态、哲学理论、思维方法等均发生了显著的分岔。西方的“主客二分”哲学思想、科学和西医是一个整体, 走的是一条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传统文化和中医是一个整体, 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因此, 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不同道路上两种医学的先进或落后。中医走的是“辨证”之路;西医走的是“辨病”之路。“辨证”是以“辨关系”为主;“辨病”是以“辨实体”为主。“关系”与“实体”的内涵完全不同。

中医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医学模式, 例如:“天人合一”的生命模型, “和谐”健康观, “失和”病因观, “调和”治疗观, “意象思维”的认识方法等, 这些都是和西医截然不同的, 显示出了中医的特色;但是, 中医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例如:中医对实体知识认识不足, 中医推理或比类有牵强之处, 中医有些学说实证不足等。

中医与“系统科学”的相通

记者:申漳教授, 您最初是学习理工学科的, 曾研究过科技史, 后来又潜心钻研中医的理论和方法,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医和“系统科学”之间的关系。

申漳:“系统科学”可以说是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 20世纪的又一次科学革命。“系统科学”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非线性科学等。“系统科学”方法以整体论为主, 以跨学科的横向比较和模型方法为主。

中医与“系统科学”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 二者研究对象相通, 都以“生成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次, 研究方法相通, 二者都不是以“还原论”为主、而是以“整体论”为主。再次, 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与系统论的“黑箱法”相通。还有, 中医对待疾病的态度与混沌学相通。“混沌”在现代科学中指确定系统的随机性。中医将疾病及其发展演化当作人体生命系统的不确定行为, 重视初始条件的不同, 重视偶然因素的作用, 因此与混沌学相通。

“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之分。在简单系统中, “实体”往往占居突出地位;而在复杂系统中, “关系”是研究的中心。人体是超复杂系统, 中医不是以“实体”为中心, 而是以“关系”为中心, 调整人体系统中的“不正常关系”, 以“恢复正常关系”为目的。针灸与中药治病的机理是调节人体这个超复杂系统的自组能力, 从而恢复生命系统的和谐、有序。

记者:面对人体超复杂系统, “系统科学”是否有其局限性?中医能否解决“系统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

申漳:“系统科学”有其局限性, 尤其是在它面对生物系统时, 常遇到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 “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生命系统至今尚未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而在面对人体超复杂系统时, 中医学能够超越系统科学的表现有三点, 首先, 系统科学仍是以“主客二分”哲学思想为指导, 无法处理“主客交融”的现象, 而中医学是在“主客合一”, 或叫做“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次, “系统科学”乃是以“理性思维”为主导, 而中医学是以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合一的“意象思维”为主导;再次, 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一般复杂系统, 而人体健康与疾病问题是超复杂系统, 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论”是描述这个超复杂系统的简化模型, 并且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实践检验。

中医与“关系哲学”的交融

记者:申漳教授,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哲学理论对中医的解释。

申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罗嘉昌教授在长期从事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关系实在论”, 简称“关系论”。西医的哲学基础是“物质实体论”, 而中医的哲学基础是“关系论”。

“关系论”有两个基本概念:关系和关系者。关系是事件或系统内外的秩序或联系, 任何事件或系统都存在于关系之中, 没有孤立的事件或系统。关系者就是事件或系统。系统通常包括实体与关系两个方面:其中, 实体是有形、有质, 是“形而下”;关系是无形、无质、不可精确定量, 是“形而上”。关系不是关系者的属性或功能。时间可以理解为古往今来的关系;空间为上下左右的关系;物理场表示相互作用, 是关系;除有质量的实体外, 能量、信息都可以理解为关系的表现形式。

“关系论”是对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阴阳论”、“五行论”等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抽象, 或者说是中国古代“主客合一”哲学思想的现代表达方式。《中医今解与关系医学》这本书就是将中医学的“阴阳论”、“五行论”等用现代“关系论”术语、概念来表达和解释的。

记者:请您具体谈一下“关系哲学”与中医学的交融之处。

申漳:“关系论”在中医领域有几点认识, 一是“主客合一”, 这是对“主客二分”哲学思想的批判和超越, 与中医的“天人合一论”和“元气论”同源;二是“关系论”与“实体论”对立互补, 也说明了中医和西医的对立互补;三是“关系论”作为现代系统科学的哲学基础, 也可以作为现代中医的哲学基础;四是“关系论”是中国古代孕育中医的儒、道等学术文化“不在场”的哲学基础;五是“关系论”是中医学的“不在场”的哲学基础。

中国古代的哲学以“天人合一论”、“元气论”、“阴阳论”、“五行论”等为代表, 这些理论也是中医的核心基础理论。“关系论”的正式提出虽然是在20世纪末, 但是“关系论”的基本思想、“主客合一”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 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运用着“关系论”。

用“关系论”来解析中医核心理论, 既是一种继承, 也是一种发展。中医学阴阳关系论是哲学阴阳关系论在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等领域的发展与运用, 贯穿于中医学理、法、方、药等全过程。首先要明确阴阳关系是客观、普遍的存在;阴阳关系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阴阳关系的划分具有主观性、相对性;阴阳关系是“主客合一”的。其次要清楚中医学阴阳关系论是为解释、说明生命现象、病理现象而建立的模型理论。其中, 对立互补关系是阴阳关系的基石, 阴阳对立能揭示矛盾运动, 互补能恰当地说明生命的有机性、整体性, 也是生命活力的体现, 更是信息场保持有序性的表现。

阴阳关系论是中医之魂, 为中医的核心和统领。中医的生理核心处处有阴阳关系;中医的病因、病理也是阴阳关系的“不正常”;中医诊断核心是辨别阴阳关系;中医治疗是调整失和的阴阳关系。“和谐”是阴阳关系的主题, 是多种阴阳关系的相互关系。生命这个超复杂系统, 可分多个层次, 可有千万种阴阳关系。和谐就是多层次、多种阴阳关系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等。人自身整体的“和谐”, 主要是形、气、神的阴阳和谐关系, 以及人体五脏的阴阳整体平衡及和谐关系, 还包括人与自然的阴阳和谐关系。因此“关系论”融汇贯通于中医的整个核心领域。

有人曾试图寻找阴阳和五行的物质基础, 其实这是在不自觉地受“实体论”的支配, 是与中医南辕北辙的。中医学的“五行论”将天地万物“织”入与五行联系的关系网络中, 其核心是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 这是超复杂生命系统内自调节、自组织的动态平衡模型理论, 不是两种或五种实体的属性或功能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