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

农业税（共12篇）

农业税 篇1

一、引言

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是整个国家资源吸取方式和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 并不简单像已有的论述一样, 农业税的减免仅仅归结为农民负担的减轻与否。不管是温铁军提出的应对城市经济危机的“甩包袱”政策导致自收自支乡村治理体系的建立, 还是谭同学论证的以货币为中介的新的乡村社会秩序的整合机制和资源吸取方式的建立, 都宣告了国家大包大揽公共服务时代的结束, 换之以市场化供给方式, 让乡村自治组织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农业税的取消是整个乡村社会秩序重构的必然结果, 并不必然意味着农民负担减轻。相反, 由于以市场化的方式运行公共服务, 使得整个乡村社会秩序和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预示着深层次的治理危机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困境。本文以关系到农业发展命脉的水价改革为契入点, 试图以此窥探现有的以产权模式运行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引发的乡村生产经营活动及整个乡村社会秩序的变化。

二、基本假设与调研地概况

农业用水一方面关乎国家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另一方面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了从社会学角度全面阐释水价改革导致的整个乡村社会秩序的变化, 本文提出并尝试验证以下假设。

假设1:就水价对于用水需求量而言, 具有一定的价格弹性, 农民会随着水价的上涨降低其需求量并相应改变种植结构。

假设2:种植结构的改变势必会引起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假设3:收入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导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生活消费的变化。

假设4: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生活消费变化会相应引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

为验证以上假设, 本次研究选取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重要的农业灌溉区和商品粮基地, 即巴彦淖尔市的CL村为调查地点。巴彦淖尔市灌溉面积有1000多万亩, 以黄河水作为主要的农业用水。因此, 黄河水灌溉的管理、利用及水价改革对这里的农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L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的南部, 全村共75户, 290多口人。耕地面积2200多亩, 土地肥沃, 土壤以红泥土、沙盖垆黄土为主, 都是引黄河水灌溉。主要农副产品有小麦、玉米、甜菜、花葵、油葵、蜜瓜、番茄。

三、CL村农业水价改革

水价改革不仅关系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还关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 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水价及水价改革的政策性文件, 奠定了水价改革的基础。CL村水价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计费方式、价格分类、农业用水的管理费。

(一) 计费方式

农业税免除之前, 用水都是大混供, 农户先用水, 年底一起结算, 不仅水价低, 而且用水方便。农业税免除之后, 采取预付制并实行以亩计费。每年开春时, 村委根据本村用水情况, 参照上一年的水费标准预估收取本年度的水费, 实行多退少补。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确定每亩的放水量, 村长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 容易由于各种原因引发村内不公平的现象, 引起村民之间、村民和村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 价格的分类

农业税免除以前, 一年有五、六次的灌溉机会。税改之后, 有了非常严格的限制。灌溉时次数为三次, 即春 (3、4月份) 夏 (6月份) 秋 (10月份) 三季放水, 其中秋季的用水量最大, 价格也最贵。每次的用水分为平价水和溢价水。所谓溢价水, 是指超过了预先购买水量的水, 价格要高于平价水。在一年80元的水费中, 农户分不清平价水和溢价水, 甚至有农户说根本不存在两种价格的水。加之, 水价每季度不同, 每年随时变动, 而且只涨不跌, 农户完全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三) 农业用水的管理费

除了每年每亩上缴80元的水费之外, 农户每年还得上缴农业用水的管理费。在CL村, 这项费用是在农业税免除之后才产生的新费用。每亩地的管理费用为2.8元, 由大队的队长负责本大队灌溉用水的管理, 再由小队队长负责整个村灌溉用水的管理。管理费先直接交到小队, 再统一交到大队, 部分作为大小队队长的津贴, 部分作为村委会的活动经费。小队队长在管理中, 对于个别多用水的村民和浪费水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CL村水价改革对种植结构和生产收支的影响

水价改革对农民生产活动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的改变、生产成本的上升及收支状况的变化等方面。

(一) 种植结构和生产成本的变化

耗水多的小麦的种植面积大量减少, 农户必须种植新的作物维持农业生产活动。CL村的土壤质量算是中等, 种植葵花是村民根据市场情况和土壤质量等实际情况做出的最佳选择。葵花的用水量很小, 一般每年浇三次水就可以了, 这减轻了农民缺水的烦恼。葵花的经济效益比较高, 每年平均亩产六七百斤, 按照每斤3.5元市场价计算, 收入在2000元左右。由于籽种、化肥、地膜等生产资料全部要从市场上购买, 加之价格的上涨使得葵花种植的成本非常高。此外, 由于多年连续大面积种植葵花, 土地无法进行掉茬轮作, 导致出现死苗现象, 葵花的产量将大大降低, 直接影响农户的经济效益。

为了有效应对缺水, 农户还会采取抽取排干水和打井使用地下水的办法缓解这一情况。抽取排干水需要购置柴油机、柴油和管道, 一亩地所需的费用为15元左右。与用黄河水灌溉相比, 排干水和地下水的水质较差, 里面含有大量的盐碱成分, 对农作物的生长非常不利, 多次使用会使土壤盐碱化。无论是抽水还是打井, 成本由农民自己来负担, 无疑也加重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同样, 水资源的浪费也隐性抬高了水费的价格, 额外增加了农户的生产成本。

(二) 收入结构的变化

2011年, CL村所在的乡镇, 农民的收入在连续增长了几年之后首次出现了下降。由于农业灌溉次数比往年少了一次, 加上气候干旱, 降水稀少, 农作物产量受到严重影响, 出现明显减产。一方面农作物减产, 另一方面收购价格下降。农业生产资料和日常消费物品价格却只涨不降, 农民的负担和生活状况可想而知。种植收入的下降使得农户只能发展其他产业, 包括出去打工来增加收入, 以填补家用。尽管种植业始终是CL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种植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 使得养殖业收入和打工收入比重逐年上升。

五、CL村水价改革对劳动力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水价改革对CL村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结构和生活消费状况的变化上。水价上涨提高了农户的生产成本, 加剧了农业生产的风险, 使农户意识到单纯依靠农业生产致富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开展多种经营, 拓宽生存空间无疑是农户的理性选择。

当用水成为难题, 靠农业增收已经不再那么容易时, 很多农户开始寻求其他挣钱方法, 最典型的就是发展家庭小型养殖业。农业税减免以前, 养殖业仅仅是作为种植业的“附庸”与补充, 农户并不指望发展养殖业来养家糊口。农业税减免之后, 村中小型养殖业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一半以上农户的养殖规模都在30头以上, 他们各自管理经营, 不再对羊进行统一养殖。尽管国家早就颁布实施禁牧政策, 但农民仍然偷偷进行放牧。羊群的增多和无限制的放牧, 使得CL村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快, 村中青年通过读书或其他方式不断外流。在CL村, 留守的劳动力大多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逐渐呈现老龄化的趋势。在打工没有机会, 只能留守乡村, 且乡村文化精神生态落后的情况下, 一些不良风气开始蔚然成风。由此, 乡村今后的建设和发展实在堪忧。

六、小结与思考

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不仅反映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 也诠释了国家资源吸取方式和乡村社会整合秩序的变化。CL村在水价改革上的阵痛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小农面对市场风险时的无助及整个乡村社会被迫浸泡在“波涛汹涌”世界市场上的“风雨漂摇”与衰败。

乡村社会的衰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农业成为风险产业。水价的上涨迫使农民不得不改变种植结构, 替代作物的选择在受限于用水量的同时, 也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这使得农民抛弃乡土固有的种植传统和种植方式, 依仗市场的“鼻息”不断更换种植结构, 从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种植风险。第二, 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被逐渐打破, 农民生活日渐依赖商品化市场。CL村种植结构的改变使得村民逐渐抛弃小麦种植方式, 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从而在粮食生产上依赖于市场供应。沉淀几年来的自给自足乡村生活的改变意味着能否具有购买力便成为检验农民这一社会身份的悖论性存在的基石。第三, 乡村社会全面出现衰败迹象。不仅农业生产日渐高风险化, 农民生活仰仗市场的“鼻息”, 能否具有一定消费能力在不时拷问村落存在的根基, 而且村落的精神文化生态也在日渐败落。乡村集体无力组织集体化的精神文化活动, 导致乡村集体意识一定程度的丧失, 加之种植结构改变后大量空闲时间的出现, 使得村民无所事事, 只能在赌博、酗酒中打发无聊的光阴。

乡村社会的种种衰败迹象无疑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一, 水价改变不仅仅是改变水资源这一公共物品的属性这么简单, 其引发的农业种植结构和农民生计的变化必须纳入到整个国家成本预算中和配套改革方案中。第二, 市场化的运行与村民生活日渐商品化使得如何提高村民的消费购买力和确保他们的消费福利也成为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第三, 如何在应对农业生产高风险存在和发展同时重建乡村文化和精神生态, 使村民真正拥有物质富足和精神充裕的生活无疑是乡村建设的最终归宿和最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董筱丹, 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关于改革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相关性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 2008 (09) .

[2]刘明兴.农业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及其累退性变化与区域差异[J].中国农村经济, 2007 (05) .

[3]缪小林, 刘耀, 钱进.我国农业税减免前后农民税负比较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04) .

[4]苏娜.透析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的农民负担问题[J].湖北社会科学, 2007 (12) .

[5]谭同学.楚镇的站所:乡镇机构生长的政治生态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农业税 篇2

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郑重宣布，像一声响彻云天的春雷，在辽阔的中国农村、牧区的每个角落回荡。对9亿中国农民来说，再没有比这条消息更令他们激动和感动的了。他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历史将记载这一天。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各朝各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共和国成立后50多年里，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为减轻农民负担做了许多努力，但农业税政府还是得收，农民也还是得交。温总理这一宣布，五年后中国农民将告别交农业税的历史，这是本届政府做的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是天大的德政。

我国多年来农业税稳定在500亿元左右，2002年仅占全国税收的2.6%，每个农业人口不到60元，对政府、对农民似乎都不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大数目。但政府保留还是取消这项税收，其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本身。

取消农业税，是项使每个农户都受益的根本性举措。“60”块钱，对城里人，对有钱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数。但在当今中国的不少农民眼里，每个人口交60元也不是一件简单事。五口之家一年要交300元，他种那几亩地去掉化肥、种子、农药、水费等各项开支，又能挣几个300元呢？再说，300元可能维持一家两三个月的最低生活呢。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有农业税，就给其他五花八门的费税“搭车”提供了平台，这样几倍于农业税的负担就会落到农民肩上。五年后取消农业税，其他费税“搭车”的平台也随之失去，农民将从一反一正中大大获益，党和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也因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取消农业税，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9亿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目前，农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加入WTO后，我国农民又多了一层国外优势农业竞争的强大压力，处境更为艰难。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农业工人拥有1000亩耕地，还从政府那里获得补贴。相比之下，我国小规模的、分散的农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新一届中国政府充分体察农民的境况，毅然取消农业税，可以说是现

实条件下对“三农”最强有力的扶持。这项政策必将激发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发展了，稳固了，也必将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取消农业税，实行乡镇财政与税收脱钩，将缓和和改善多年来因收农业税以及其他摊派费用而造成的不少地方农民与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关系的紧张，有利于基层干部集中精力带领农民致富，有利于重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和谐关系，有利于农村的稳定。

取消农业税，必将推动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五年后，乡镇的财政负担将通过国家财政支付转移来解决，这必然要求县乡镇要精简机构、裁减“臃肿”人员，有些地方也可能根据情况对乡镇做必要的合并调整。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将得到优化和提高。

后农业税时代的问号 篇3

这是一个牵动亿万人心弦的时刻——两千六百年的农业税征收历史在中国大陆划上了句号。

有人说，这是中国9亿农民在新年里收到的一个大红包。然而，也有人看到，农业税的取消并不意味着困扰中国多年的“三农”问题迎刃而解了，相反的，更多更艰巨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税改带来的，而是这些问题早就存在，正是由于农业税的取消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逼迫我们必须去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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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农民负担降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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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年底，《中国青年报》记者闵捷到四川的八一乡调查。这个乡曾经在2002年因为强行征收税费导致了农民服毒自杀的恶性事件。停止征收农业税让这个乡的农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同时他们也表示，家里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主要问题是务农不挣钱，由于肥料、饲料等的涨价，卖粮、卖肉的收入最多只能和成本持平，加上孩子上学等费用，“全靠出去打工”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有专家推断，今年废止《农业税条例》，免收农业税将使农民“减负”300亿元，这个数字按农村人口一平均，也只有70多元。近些年来，化肥、机收机种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幅较大，达到一倍多，比如尿素，从原来的每50公斤56元涨到了120元，农民因“减负”增加的收入在相当大程度上被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吞噬了。

同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剪刀差”仍然存在。什么是“剪刀差”？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农产品的价格被压低，从而在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交换中，随着价格的变化，用同样多的农产品交换得到的工业品越来越少，把这种趋势用动态曲线画出来，就形成了一个张开的剪刀的形状，所以叫做剪刀差。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利用这种“剪刀差”，不断从农村提取资金，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剪刀口子张张合合，剪去了农民的利益，城市发展起来，可以说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

进入市场经济后，又形成了新的“剪刀差”。一是通过压低土地的价格，政府来征地，企业来占地，而农民得到的补偿却少之又少，而开发商却利用这些土地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二是通过压低农民工的工资来获取城市发展的资本。据报道，广东等地在10年的巨大发展之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竟与10年前基本持平，很多农民工辛苦打工10年的所得还不如有些老板一顿饭的花费。“剪刀差”的存在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有专家估计，目前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6：1以上。

另一方面，农民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负担仍然很重。城里的中学、大学越建越豪华，而很多乡村的小学还是希望小学，要捐款才能建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信春鹰算了一笔帐：“去年（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2936元，纯收入800多元，而一个大学生每年的支出是七八千元，本科四年下来差不多花3万元，相当于一个农民35年的收入！”

在医疗方面，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往往一个人得病拖累全家甚至亲戚朋友，甚至有的农民得了重病，没钱就干脆不治了。1978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是85%左右，目前还不到20%。不适当的医疗市场化使一些农民买不起药，看不起病，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

在后农业税时代，如何有效地抑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防止新一轮的“税变费”、切实地帮助农民增收、为农民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就不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部门必须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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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农村基层政权靠什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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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政府部门不会自己产生价值，它运转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税收。2004年，全国的农业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不足1%，这为取消农业税提供了财力上的保障。然而，由于发展不平衡，在许多欠发达和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的乡镇一级政权，其农业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还是相当大的，有的超过50%甚至70%，取消农业税后，这些地方的办公经费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连工作人员开支都成了问题。

税费改革后，“农债”问题凸显了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乡村两级在兴办教育、农村道路建设、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举办乡镇企业、小康村达标以及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活动中积累了不少历史债务，农业税免了，还债显得更加困难。吉林省一位乡镇领导无奈地说，税改之后，自己和其他“乡官”都成了“杨白劳”，被债主逼得四处躲债。

取消农业税和各种对农民的集资摊派，固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使得农村教育、卫生、文化、道路、饮水、通讯等基础设施缺乏资金的保障。如有的“示范村”只是做个样子，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差。这些钱从哪里来？这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思路下，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为农村“输血”，但这并不足以弥补乡村财政因改革引起的收支缺口。在行政经费支出压力下，个别地方出现了巧立名目向农民征收新的款项，甚至以加大罚款来弥补经费不足的苗头。有专家指出，我们的乡镇政权机构过于庞大才是造成经费困难的真正原因，所以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要配套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

湖北的咸宁市咸安区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咸安区政府重新检讨和定位自己该管什么和不该管什么，给自己列出一个权力清单。凡是农民能依法自立自理的事，政府就不要去管了。现在，咸安区除了保留派出所、国税所等机构外，其余的乡镇站所“摘牌、收章、改制、走人”，同时把公共服务项目化，凡是具有一定资格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参加项目投标。改革使基层政府精简了人员，节约了经费，而个人、企事业单位和村民自治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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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矛盾，也充满契机

后农业税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改革契机的时代。

农业税的取消，促使广大乡村干部摆脱了过去那种“对上负责”、对下“要钱要粮要命”的尴尬角色，使之真正成为为农民办事的“服务员”，同时促进了基层管理机关的职能转换和体制改革。

农业税的取消，也促使国家进一步改革农村教育、医疗等保障制度，保障农民更公平地享受这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与城市居民共享改革成果。

农业税的取消，开启了一个农民权利时代，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农民的权利实现问题，这其中一是土地权，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二是自治权，把乡村的管理权切实还给农民。

农业税的取消，也推动人们进一步反思目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身份壁垒将被逐步打破，“自由迁徙”和“城乡一体化”将不再是个遥远的梦。

免征农业税后乡村治理问题解析 篇4

一、治理涵义的缘起及解读

“治理”源自于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的“引导领航”(steering)—词,原意是指统理(govern)、引导或操纵之行动或方式,经常与“统治”(government)—词相互交叠使用。长期以来,“治理”一词主要被限用于与“国家事务”相关之宪法议题和法律活动,以及(或)限用于处理各类利害关系人的特定机构或专业单位。现今“治理”已经超越政府运作范围,而强调权力关系、组织制度和公共事务管理等层面。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从以上关于“治理”的论述可以看出,治理不是政府行政,它比政府行政宽泛了许多,包括各种民间组织的活动。因此,乡村治理其实是农民的非政府组织(NGO)协助政府进行乡村治理工作,它的活动过程也更多地表现为多元化和自治性,它所强调的是落实地方分权、尊重多元文化、增加地方居民参与社区政策决策机制、凝聚与动员乡村社会资本、构筑和谐农村社区等。

二、免征农业税后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乡村财政入不敷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我国县乡财政收支规模在不断扩大,县乡财政运行普遍较为困难。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农业税取消之前,在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税收入是乡村财政的重要来源。一般地,农业税收占当地乡村财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70%～80%。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财政收入锐减,无法满足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村委会办公经费支出等日常开支,乡村机构正常运转经费严重短缺。

(二)乡村债务化解难上加难。长期以来,数额巨大的乡村债务一直是乡村治理的一大隐患,这些债务主要是村级公共建设投资和税改前村干部自己借钱为贫困户或不愿交纳税费农户垫交的各种税费,尤其是一些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的乡村,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修路、学校达标等硬性任务,一方面向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向私人借贷,其中以借高利贷居多,经历年累积的债务多则上百万元,少则几万元。在税费改革前,这些债务往往是通过向农民收费和税收的途径予以偿还。税改后,特别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还债的来源断了,加之乡村集体经济薄弱,债务的化解难上加难。债主上门催讨,村里又拿不出钱,导致双方关系开始恶化。村级债务由“拖”的阶段进入“炸”的危险期。

(三)农村公共品供给雪上加霜。税改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要通过乡村提留,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加以解决。而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这些“合法”的收入都随之加以取消了。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农村公益事业更难开展。农村税费改革时,虽然明确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进行,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事一议”根本无法实施。现在多数农村由于劳务输出的原因,青壮年劳动力多半外出,留守在家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根本无法让这些人投工投劳,致使农村公益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四)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取消农业税后,尽管农村教师工资由乡财政上划给县财政统一发放,有了基本保障。但因乡村财力减少,农村中小学的基本建设投资受到严重影响。在调研中,我们看到农村学校的篮球场是黄泥地,足球场是一块荒田,实验室的仪器陈旧得难以利用。如此不堪利用的设施使农村少年儿童处在教育资源非常短缺的环境中,而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在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由于农村学生的学费难收齐,而教师的办公经费又不足,很多农村学校只得向私人借款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有的学校为达到“普九标准”向私人借贷修建设施,等到新学年开始就从学杂费中提取一部分支付债务,农村学校的负债运行将严重阻碍农村教育的发展。

(五)农民负担仍然严重。农民负担过重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因素,它是行政、经济、社会、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必然结果,是现阶段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综合反映。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进行宏观、综合、系统的改革,而不能仅停留在取消农业税这一微观层面上,否则难保不会令减负踏入“黄宗羲定律”中的税费改革怪圈。此外,生病就医、养老保障等问题,同样是农民沉重的负担。

三、破解免征农业税后乡村治理困境之路径分析

(一)发展地方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解决免征农业税后财政困难问题,必须根据本地的实际,充分发挥利用自身优势,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等途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加强财源建设,增加财政收入,减轻因为免征农业税给乡村财政带来的压力。同时,要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税费改革的目的不应只是简单地减轻农民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要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必须把农民增收摆在首位。

(二)加快乡村改革的步伐。免征农业税是农村税费综合改革的深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为此,要配套做好基层政府机构改革,科学制定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减少财政供养负担,确保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

(三)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免征农业税后,减少的地方财力和村集体收入,国家要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全额予以解决。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要严格依照规范办法进行分配。按照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确定对乡镇的转移支付资金数额,真正发挥转移支付在促进地区平衡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防止截留挪用。在转移支付中要分清每一个项目的资金额度,对口拨入专门的帐户,实行专款专用。特别是对用于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的转移支付要及时拨入每个村的账上,便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系和体制,以保证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从而促进整个农村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增加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政府应有的职责。许多发达国家为了维持本国农业一定的规模,以保证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对农村公共品进行了大量投资。例如,在日本,不仅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完全由政府投资,而且农民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设备时,也可以得到大量补贴。同时,通过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促进农业的发展也是世贸组织的规则所允许的。我国目前有条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五)多渠道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建立农村教育助学体系,由政府买单,强化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财政困难县义务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还要平衡公共教育资源,逐步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以及薄弱学校、贫困家庭学生倾斜。特别是要探索多渠道多样化的筹资形式,发展民营教育,调整教育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各级政府要增加职业技能教育投入,重点支持面向农村学生的中等职业学校。

(六)构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监督管理体系。要进一步健全和严格执行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制度,切实加强监督管理。把减轻农民负担同加强财政对“三农”投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务必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要规范完善“一事一议”制度,推行村级筹资筹劳乡镇提前介入制度;严格涉农收费公开公示制度,通过各种村务公开方式,向村民公布所有的收费项目、依据和标准,以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社会监督机制。

四、结束语

免征农业税对我国乡村治理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就整体来说,积极的影响大于消极的影响,但如不消除消极影响,就有可能达不到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乡村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治权力中心,乡村两级党组织如何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至关重要,怎样引导乡村两级干部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齐心协力维持农村的稳定和繁荣,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作为保证。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有序展开,当前应采取切实有效综合措施,改变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桎梏,为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扫除障碍。

摘要：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但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包括乡村财政入不敷出、村级债务更难化解、公共品供给缺失、教育事业发展投入不足和负担容易反弹等方面。破解困境应采取发展地方经济、加快改革步伐、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和加强监督管理等综合措施。

关键词：免征农业税,乡村治理

参考文献

[1]Jessop B:《The Rise of Governance and the Risk of Failure:the C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8.NO.155,pp.29-45。

农业税减免 问题 对策 篇5

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白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实行了48年之

久的《农业税条例》，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提前全部免征农业税。

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加快减免农业税步伐。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

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因减免农（牧）

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今年中央财政为此

新增支出140亿元，用于这方面的支出总额将达到664亿元。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

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

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对重点粮食品种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中央财政还将安排150亿元，增加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

难县的转移支付。这项政策对于这些地区的基层建设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摘自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本文来源：中国政府网）

农业税开始征收：

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何取消农业税：

早在汉代，我国曾废止过农业税。“上复从其（晁错）言，以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

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之租”。但当时属于暂时停征，而我们这次属于永久免除。

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彻底取消这个曾经是王朝国家主要财政支

柱的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

首先，国家有钱了，而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2003年，我国财政收超

过2万亿元，2006年，达到4万亿元，而农业税只有400多个亿，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一从

古代历史上的第一税种下降成为一个小税种。因为国家有钱了，所以，取消农业税对国家政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政府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

力。

其次，国家的财政基础发生了变化。国家财政主要不再依赖农业，而是非农产业，包括工

业、商业和服务业，以农业为基础的时代已经结束。非农产业提供的税收，工商业方面的税

收以及关税、个人所得税等构成国家税收的主体

再次，税收观念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税收都是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剥夺穷人的手段。农民一直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不管是干部还是农民，都非常明确地认可所谓的皇粮国税。中国一直都是向穷人收税，来养活富人。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他国家在税收的观念上早已发生了变化。税收不再是向穷人剥夺的手段，而是成为了调节两极分化的手段；从向穷人征税转变为向富人征税；不再是穷人口袋里的钱流向富人，而是富人口袋里的钱流向穷人。当然，2002年以后，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一种全新的税收观念，和其他国家一样，税收越来越成为国家调节两极分化的基本手段。相关政策：

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联合发出通知，明确了2004年农业税减免政策。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出通知，明确2004年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等11个粮食主产地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并主要用于鼓励粮食生产；其余地区总体上降低农业税1个百分点。沿海及其他有条件地区可以根据地方财力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征收牧业税的地区，要按照农业税税率降低的幅度，降低负担水平。因免征和降低农业税而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通知要求各地将降低税率后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张榜公布，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0天。在得到农民认可之后，再将纳税通知书下达到农户。

解决的问题：

一、在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农民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使广大农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二、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取消农业税，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竞争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三、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步伐，逐步实现基层政府运转、农村义务教育等供给由农民提供为主向政府投入为主的根本性转变，有利于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解决三农问题。

四、取消农业税是缓减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税存在的情况下，因

为农民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实上向农民征收过多的税费，而中央政府常常无法对地方政府实行节制，农民产生了极大抱怨，也引发政令统一的危机。干脆取消农业税，不失为一个釜底抽薪之举，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农业税的遗留问题：

(一)县乡财政压力加大，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县乡财政收入萎缩，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加大了省市县各级财政支出的压力。公益事业负担重，基层财政难以承受。

(二)土地矛盾日益凸显，承包纠纷明显增多

(三)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萎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四)乡村集体债务沉重，依靠自身财力化解债务的难度很大

(五)制约惠农政策落实的因素依然存在，农民增收的形势不容乐观农业税免征后，农民的其他税收负担仍然存在。农民的其他负担仍然很重

解决免征农业税后所出现的新问题的对策建议 ：

(一)积极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

(二)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三)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四)构建城乡一元化的税收体系，减轻农民税收负担

问题补充：

问：减免农业税对总税收的影响？

增加的财政负担如何解决？

答：国家有钱了，而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2003年，我国财政收超过2万亿元，2006年，达到4万亿元，而农业税只有400多个亿，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一从古代历史上的第一税种下降成为一个小税种。因为国家有钱了，所以，取消农业税对国家政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政府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

取消农业税的效应及应对措施 篇6

一、取消农业税的正面效应

（一）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

在世贸组织成员内，各主要农产品生产国，不仅不向农民征税，而且给予农民大量的农业补贴，增强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我国人多地少，农民的农业生产平均土地占有量十分有限，在结构转换中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压力本身就较大，征收农业税无形中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从2004年起，江苏省农业税税率从7％统一调减为4％，计税常年产量和计税价格不变，农业税附加按调整后农业税税额的20%计征，税率调低后农业税及附加综合征收率为4．8%。如楼王镇的农业税亩平均负担由2003年的75．768元调至今年的43．296元，亩平均减负32．472元，已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显而易见，如果完全取消农业税，可直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促进农业发展

长期以来，农民和市民同样作为纳税人，却实行着两套不同的税制。虽然在名义上，农业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同属于所得税类，但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时均要进行法定扣除，而农业税不作任何扣除。农民交农业税无论实际产量和成本消耗多大，都必须按定额交纳，这使得农业税几乎变成了“地租”。试想一下，如果农民交税也有每月800元的扣除额，究竟还会有多少农民达到纳税水平？由此可见，取消农业税，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尤其是在国内生产总值突破十万亿元、国家财政收入超过二万亿元的今天，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减轻农民税负负担，还在于它是完成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一大飞跃，将结束我国几千年来按田亩、产量、人丁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极大地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我国农业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使一部人先富裕起来，但共同富裕的目标还远没有实现，贫富差距正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农民收入一直在低位徘徊，广大农民可支配的收入十分有限。2003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472元，与仅为2622元的农民年均纯收入相比，已相差3倍多。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指出“如果按货币收入比较，再考虑城镇居民事实上存在的隐性收入因素，则城乡收入差距至少在5∶l。”再加上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80%以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事关全局的问题，农民问题又是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问题，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广大农民早日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在于取消农业税。

二、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应

（一）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制约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发挥

自从国家分税制实施以来，省及省以下财政体制逐步确立并完善，县乡间分税制财政体制也基本确立。从收入范围划分的情况看，农业税一般划作乡镇财政收入，尤其在农业主产区，农业税仍然是乡镇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基层政权的重要财力保障。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的收入锐减，而目前县级财政又普遍困难，难以挤出财力安排对乡镇、村转移支付。如楼王镇，2003年农业税正税及附加合计为3560642元，2004年改革后为2034562元，前后相差1525990元，乡镇一级政府受到财力的约束，制约了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发挥。

(二)农村义务教育和成人技术培训面临困难

农业税是农村全民义务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农民是义务教育的主要投入者。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义务教育虽然由县、乡财政拨付，但县乡财政缺口较大，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依然时有发生，而县、乡拨付的费用也难以及时到位。另外，许多县、乡为适应农村调整结构，引导农民致富，多次为农民举办各类成人技术培训班，向农民传授种植、养殖、栽培等多种生产技术，深受农民欢迎。而现在由于资金来源的中断，经费的紧张，使得各种培训班无法再继续开展下去，农民的生产技能难以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不利于农业的长期高效发展。

（三）农村的公益事业难以维继

由于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业税的征收，取消农业税会造成乡镇财政收入严重减少，缺少足够的资金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事业的长期发展。如农田水利设施无力维护和新建；济贫助困工作难以开展；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难以推行。

（四）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营造依法纳税的氛围

取消农业税，对种田农户来讲，只是免除了部分负担，但对乡镇乃至县级经济来讲，由于财政收入总量的减少，严重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氛围，冲淡了公民自觉纳税的观念。

三、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改革现行县乡财政体制，保证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

1、精简基层政府机构，减轻财政负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配置主要靠市场来进行，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目前的乡镇一级政府，缺乏许多作为一级政府所必须具备的职能。政府的多个部门，特别是有权力的部门，都归属于上级主管部门管理。再加上现在的乡镇政府财力有限，养人已经十分困难，根本没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只能提供少量的服务。根据这种情况，建议改变乡镇政府一级政府的性质，将乡镇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即乡镇公署或公所，仅聘用少量的公务人员，完成其公共职能。乡镇原来所存在的公共服务职能，如农机站、经管站、畜牧兽医站等，转型为农民服务的中介组织，不再列入政府预算编制序列。

2、实行国民收入分配向农村倾斜，保证国家政财足额转移支付

在现有体制下，乡镇政府还不是农村居民的自治权力机构，而是我国五级政治架构中的基础环节，因此基层政府的运转经费不应由当地村民来承担，而应由中央政府或上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提供。为了防止一些县乡因财政困难、运转资金严重不足向农民伸手的现象发生，必须对现有财政体制进行调整，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国家财政及时、足额的转移支付是杜绝基层政府再向农民伸手，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

（二）政府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进行农村义务教育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一，理应由政府出资解决。虽然从2002年开始，中央要求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但由于财源不足，县（区）级财政也不堪重负，实际还是要依赖乡镇财政上缴收入来解决。因此，农村教师工资发放渠道是变化了，但资金来源并未变化。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现在仍然还是由农民承担。所以，改革的思路应该是，变农民承担为国家承担，如果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只需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拿出一个百分点，再由各省分担其余部分，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资金窘况便可解决。这无论是从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还是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实现科教兴农，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角度来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完善农村的“两工”及“一事一议”政策

1调整完善农村的“两工政策”

农村“两工”即农民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防汛、抗旱、道路、桥梁的修建等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农民义不容辞的义务。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加快和控减农民负担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两工”的总量应略减，但不能完全取消。

2完善一事一议筹资政策

一事一议筹资是按照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公益性事业的发展需要而确定的筹集项目预算资金的方法。筹资时要从兴建公益性事业实际出发，由村民委员会提出费用预算、实施方案，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核批准。使用时实行镇统筹50%，村用50%，原因主要为道路桥梁及闸站的修建。对于这些公益事业的建设必须以镇统筹，规划实施，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村级交通的畅通，生产水源的畅通。

（四）开征农民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农业税 篇7

关键词：后农业税时代,农村会计管理体制,对策

一、我国“后农业税时代”的来临

我国农业税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以农助工，以农补工是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税成为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行的农业税制呈现出诸多弊端。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意味着广大农村和农民从此步入了“后农业税时代”，而这必将为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局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更深层面全面取消农业税是做“减法”，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前提，而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还要做更多“加法”，这正是农村财务管理的永恒主题。村级财务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中最基本的核算单位，村级财务管理是农村财务管理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以及农村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村级管理组织的运行离不开相应的财务管理体制，与之相关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取消农业税及附加使村账乡管制度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乡镇领导对村账乡管制度的关注大幅度降低，财会人员“重管账轻理财”现象突出，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甚至出现许多新的矛盾、弊端等。

二、目前我国现行农村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1. 领导主体不明确

我国对农村会计的管理原则上采取财政部领导下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但现实中，行业主管部门、审计机关、税务机关、证券管理机关、金融机关等在内的国家政府机构在内都或多或少承担了一定的对农村企业会计监督和管理的职责，而且管理的内容也非常广泛，职责划分不明确。

2. 村级会计机构设置不规范

在农村，不按规定设置会计机构，或是会计机构名存实亡的现象相当普遍。行政村作为若干农户和村民的一个集体组织，应当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建立健全会计机构，反映和监督村集体所发生的经济业务。

3. 农村会计制度不健全或流于形式

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其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应当遵循一定的规范，制定相应的财务会计制度。但在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财务会计制度，有些地方有财务会计制度，也大多流于形式，财务会计制度往往成了应付各种检查的标签，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4. 财务管理“四多四乱”现象突出

一是银行账户多，货币资金管理混乱。二是各类票据多，收支凭证乱。三是违规账目多，会计核算及档案管理混乱。不少村自行设置会计科目，记“流水账”“、包包账”、凭证不装订、不编制会计报表。四是违规问题多，财务收支混乱。有的村收入不入账，设立“小金库”“账外账”，乱发补贴，扩大报销范围和标准。有的财会人员只管付款，不管审核凭证，只管记账，不管监督，认为凡是村委主任、村长审批的就有效，可以付款、入账。

5. 会计队伍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不少会计人员从未接受过正规会计专业培训，无证上岗现象也比较严重。另外，会计人员的选用也存在很多问题。会计人员的选用大都局限在本村范围内，并且选用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根据村领导的喜好或是近疏关系来选用，因此造成会计人员综合素质普遍较低。

6. 农村会计管理缺乏统一的协调

村干部公然违反财务制度，乱收费、贪污挪用、奢侈浪费、滥开支等违纪现象时常发生;财务收支暗箱操作，不透明、不公示，失信于民，造成干部之间互相猜疑和干群关系不融洽等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三、加强我国农村会计管理体制的对策

1. 农村会计管理运行机制的创新

随着“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农村会计管理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也给农村会计管理带来了新的状况和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既是一个法律主体，同时也是一个会计主体，应像其他企业法人一样，建立属于自己的会计管理机构，聘用熟悉情况的专职会计人员，回归会计管理原位。建立属于自己的农村会计管理机构已成为“后农业税时代”的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农村会计管理属于村民自治范畴，是村民自治中最重要的内容，应该由村民自己管理，只有建立属于农民自己的会计管理机构 (即村账村管)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会计管理存在的问题，即取消“村账镇 (乡) 管”，将会计管理职能还给村民委员会。原乡镇会计核算中心的会计人员可以转变成审计人员，健全内部审计机构，专门从事农村会计的审计监督，可对农村经济进行定期审计，也可开展村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将会计核算职能与监督职能分开，有利于加强农村会计的监督管理工作。

2. 进一步完善会计代理制度，实行会计电算化

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是由制度本身不完善造成的，所以要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就要完善会计代理制度。一方面要加强账户管理，由乡镇会计核算中心统一监管各村银行账户，全部取消以个人名义开设的储蓄户和在其他银行金融机构开设的资金过渡账户，村级组织不得擅自设立账户，不得借用他人账户，更不得外借账户。这样有利于会计核算中心统一管理资金，除村级报账员按规定保管一定数量的周转金外，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保管集体资金，这样有效地避免了村级私设“账外账”和“小金库”。另一方面条件具备的乡 (镇) 实行会计电算化核算。会计核算中心对受理的各村会计业务实行电算化核算，并作为一项会计代理的工作制度坚持下去，这样有利于杜绝以往报账员、农经工作人员在村干部的指使请求下改账、造账及做人情账、变通账等现象，有利于制止村干部乱支、乱花、乱送等违法违纪行为，保证各村账目管理规范，有效避免个别村干部违反财经纪律，做假账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增强群众对干部的理解和信任，使各项工作都能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持与配合。

3. 狠抓乡镇农经队伍建设，实行专职化管理

加强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坚持持证上岗，建立农村财会人员岗位责任制。对农村会计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管理。针对农村会计的特点，要逐步建立健全从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机制。逐步将农村会计从业人员纳入会计人员规范化的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体系。同时，要注重培训内容的针对性，时间安排与农村工作的对应性，培训知识的层次性，培训方法的灵活性等，确保从业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加强农村会计学历教育。会计函授教育要向农村扩展，不断提高农村会计人员的文化业务素质，同时要保持村会计的相对稳定。

财政所作为会计的上级业务部门，会计任免各村要同财政所协商决定。在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的同时，大力支持和营造从业会计人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良好工作氛围。将村账乡管、农村会计集中核算办公室等农村会计核算管理组织，作为隶属乡镇政府的事业单位，由乡镇政府负责党政人事关系、工作业绩考核、工资福利待遇审定等，具体工作由乡镇经管站负责实施。会计从业资格发放审核以及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业务培训，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审批和监督执行，由所在地县级财政部门负责。

4. 规范和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严把审核关

乡镇会计核算中心要严格按《村会计委托代理制度》、《财务审批制度》、《现金管理制度》、《民主理财制度》、《收付款凭据管理制度》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办事，把有关制度条文上墙公示，真正做到人员职责任务明确又清晰。同时，各级部门要严把审核关，村级发挥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民主理财小组必须每月召开民主理财小组会议，由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审核当月发生的收支票据，否决村集体的一切不合理开支。乡镇会计核算中心要严把审核关，对不合理不合法的单据，坚决予以退回和纠正。

5. 引入注册会计师业务进农村开展独立审计

后农业税时代，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村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传统的农村审计不能完全解决农村会计公开与民主理财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因此，在政府部门主导的农村审计之外，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独立审计，是农村会计公开民主理财的另外一种途径。注册会计师 (CPA) 业务进入农村，参与农村经济管理活动，参与对农村会计公开民主理财效果的检验和监督，调解农村不同社会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受托经济责任扩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贝洪俊.“后农业税时代”村级财务管理创新研究——以浙江农村为例[J].财会通讯学术, 2008, (5) .

[2]陈晓芳, 肖彬峰.对后农业税时代的几点思考[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8) .

[3]谭红领.浅谈农村会计管理体制的问题和对策[J].河南农业, 2007, (7) .

[4]李爱新.浅谈农村财务管理中会计代理现状与对策[J].河南农业, 2008, (6) .

[5]聂颖, 梁丹辉.加强农村会计管理, 促进新农村建设[J].山东商业会计, 2008, (3) .

农业税 篇8

上述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农村正常经济秩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浙江省温州地区农村为代表的农村经济改革探索者开始探索村级财务管理模式, 试图从制度创新上摸索出一条有效管理村级财务之路, 先后出现了“村账村管制”、“村账乡 (站) 审制”、“村账乡 (镇) 代管制”、“村账双代管制”、“会计委派制”、“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等模式,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一、村级财务管理模式分析

1. 村账村管制。

它是指由全体村民委托村委会聘请财务会计人员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 业务上受乡镇农经站 (或财政所) 的指导和监督, 村财务会计人员对村委会负责、村委会对全体村民负责的农村财务管理模式。该模式最早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时期, 当时, 广大农村地区大都采用这种模式进行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但此模式在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因此已逐渐被其他财务管理模式所取代。

2. 村账乡 (站) 审制。

它是指村级财务由乡镇 (站) 管理审查, 在保证村级集体资产所有权、资金管理使用权、独立核算权、债权债务处置权和经营自主权不变, 以及所有权和审查权分离的前提下, 统一设置账表, 建立相应的配套管理制度, 由乡镇农经站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管理农村财务的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上级政府的指导职能, 加强了对村级财务管理的监督。但该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村级财务人员素质偏低、记账不规范的问题, 并且容易把村级经济控制得过死, 导致村级经济运转不灵, 缺乏活力。

3. 村账乡 (镇) 代管制。

它是指在集体资金所有权不变、资金独立核算权不变、资金管理权不变、债权债务归属不变的情况下, 由乡镇委托经管站对村集体财务实行统一管理、进行代理记账, 但不代管资金的财务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财务人员素质偏低、记账不规范的问题。但会计职能容易被架空, 会计的核算监督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4. 村账双代管制。

它是指在集体资金所有权不变、资金独立核算权不变、资金管理权不变、债权债务归属不变的情况下, 乡镇政府委托经管站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和账目实行统一管理, 即代理记账、代管资金, 平时只留给村里部分备用金, 村里每项经济业务都由乡镇审批并按时入账的财务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财会人员业务素质不高、记账不规范等问题。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往往带有强制性, 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的规定, 缺乏法律依据。

5. 农村会计委派制。

它是指农村会计统一由乡镇经管站委派, 有的一村一人, 有的几村一人兼管, 被委派的会计由乡镇统一向社会公开招聘, 经集中培训后委派到辖区内村、组从事会计工作的财务管理模式。该模式强化了会计的监督职能, 使会计人员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离, 从体制上保障了会计人员严格执法, 维护了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有利于乡镇政府加强对农村财务的监督。但是, 该模式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即被委派的会计人员很容易处于被“村乡 (镇) 双头管理”的尴尬地位, 无法实施有效监督, 工作实效不理想。

6.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它是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大会授权,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乡镇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签订委托记账协议, 由会计委托代理机构对村集体财务活动进行代理记账的财务管理模式。该模式的会计核算比较规范, 便于上级和村民的监督检查, 有利于村级财务管理。

以上五种财务管理创新模式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阶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模式由浙江省温州地区首创, 它与前四种模式相比,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制度构建上都较为合理, 是探索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过程中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模式。

二、建立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必要性

1.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合法性。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乡镇政府不得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 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我国《宪法》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经济活动自主权。”首先,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坚持自愿原则, 即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实行会计代理;其次, 委托之前必须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 通过民主投票的形式进行决策;第三,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决策通过后, 必须与乡镇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签订委托协议。

2. 适应创新农村财务管理体制的需要。

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是在坚持村集体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决策权、监督权不变的前提下, 实现上述“四权”与管理、核算工作的分离, 将属于村集体资产的“四权”仍保留在村中, 而将会计核算的财务管理权分离到乡镇并相对独立, 做到用钱的不管账、管账的不用钱, 使财务管理结构更加科学。

3. 适应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建设的迫切要求。

农村的腐败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利益问题, 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经济的监督。农村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推行, 健全了“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 将村级财务收支纳入各项财务制度的严格管理之下, 保证了各种账目的真实性, 提高了财务信息质量, 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客观上促进了农村的民主建设。

4. 适应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财务管理的需要。

首先,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实施, 确实推动了村级财务管理和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 提高了财务管理质量, 减少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非生产性支出, 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其次, 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规范村领导干部的行为, 严格村务办公支出, 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另一方面规范村级财务管理, 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有利于缓解税费改革后农村财务资金短缺的问题。

三、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具体内容

1. 账务清理。

实行会计委托代理制之前, 由乡镇组织有关人员对村级财务进行全面清理, 清产核资, 查清相关债权债务, 严格按程序办好账务交接工作。为了打好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基础, 各村必须对已发生的各类经济业务按有关规定做好账务清理工作, 在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 切实履行相关手续, 严格按程序办理各类项目的账务交接工作, 切实保管好清理、交接账目的全部档案资料。账务清理结果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确认后, 及时向群众公开, 接受群众监督和询问, 并及时处理在清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 与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签订委托协议。

村撤会计, 保留出纳, 在县市农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依托乡镇农经站 (或财政所) , 在乡镇内部设立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 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负责所辖行政村的委托代理记账, 接受乡镇政府和县农业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按照村民自愿的原则,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乡镇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签订委托代理记账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确保村级集体资产不被平调、挪用和侵占。

3. 建立“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

一是群众监督。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 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选举威望高、熟悉财务知识、公道热心的村民组成民主理财监督小组, 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的原始凭证实行审核监督, 并签字盖章。二是乡镇代理会计监督。代理会计对每一笔村上报的原始凭证在入账前进行严格审查监督, 审核原始凭证是否符合相关制度, 手续是否齐全;同时, 每月定期对村库存现金实行盘点。三是县市审计监督。由县市农业主管部门组织乡镇农经站 (或财政所) 有关人员定期对所辖行政村进行一次轮审, 对村干部实行任期和离任责任审计, 对群众意见强烈的村进行专项审计, 审计结果向群众公开, 同时监督代理会计是否履行职责。

4. 实行“五统一”。

“五统一”是指: (1) 统一财务制度, 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财务预决算、货币资金管理等方面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各乡镇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特别对村级通讯费、招待费和交通费的开支作出明确规定。 (2) 统一账册和记账凭证。 (3) 统一自制票据。 (4) 统一公开, 即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村级财务公开的内容、时间、程序和形式。 (5) 统一建档, 在乡镇建立村级财务档案室, 统一档案格式。

5. 实行电算化管理。

要求已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乡镇逐步实行会计电算化, 提高代理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 可推行浙江省农业厅与有关计算机公司合作, 共同开发农村财务处理系统软件的经验, 在软件设计框架上充分考虑农村会计人员的素质, 做到操作简便、界面直观。

6. 明确县、乡镇、村各级职责。

县 (市、区) 党委、政府在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过程中承担指导和管理职责;乡镇党委、政府承担服务和监督职责;委托代理服务机构承担审核、记账、建档等职责, 科学理财, 搞好财务预决算、财务分析, 制定代理会计、助理会计、出纳员等人员的岗位职责, 及时反馈有关财务信息;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承担对乡镇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职责;各行政村要及时上报财务收支账目, 及时公布乡镇代理机构下发的财务公开表,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作出明确答复, 不得隐瞒收入、坐支、设小金库;村支书、村主任等村主要领导干部要遵守财经纪律, 按有关规定严格进行开支审批;村级民主理财监督小组要认真审查财务收支账目, 对财务公开的真实性实施监督, 对群众提出的质疑和问题要及时向村、乡镇政府进行反映。

【注】本文系中华全国供销总社课题项目“后农业税时代村级财务管理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GX090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廉增禄.当前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山西农经, 2008;5

[2].财政部.关于开展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财会[2008]8号, 2008-07-25

农业税 篇9

1 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现状分析

在有关调查中发现,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农民的隐性负担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 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这些负担是农民负担主要集中的地方,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子女的教育费用过高

目前, 广大的农村地区已经全面实施了“两免一补”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 中小学学生全面免除了学费和书本费, 还补了住宿费, 这些措施都会减轻农民负担。然而, 在农村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由于经费不足、师资力量大量流失等原因导致实施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幅滑坡, 为了保证子女的教育质量, 农民家庭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当地的私立学校就读。以六安市某镇而言, 一般的私立初中一个学期的学费至少需要1000元以上, 加上书本费、住宿费和其他杂费, 每年两个学期总费用至少得5000元。高中教育费用更贵, 平均一年至少一万元以上。如此之高的教育费用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上, 这也是当前农民负担重的一个主要原因。

1.2 医疗费用超出农民负担能力, 养老体系不完善

在农村中, “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普遍。十年致富经不起一场大病, 导致农民对小病一拖再拖, 结果小病拖成大病, 大病的高额治疗费用, 让农民不堪重负, 使大部分农民放弃治疗。在一份农民主要负担的调查报告中, 超过70%的基层干部和农民都认为医疗费用是他们的主要负担。

在农村, 现代的养老体系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 养儿防老是农村自古以来的传统。而现代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 一个家庭一般要养活四个老人, 收入本来就不够高, 老人生一次病就可能花掉几年的收入。因此, 养老成了农民的另一大生活负担。

1.3 农资价格上涨过快

农民作为一个市场主体, 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他们生产的农产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 同时购进必要的农药、化肥、种子、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他们发现在农业税取消后得到实惠的同时, 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大幅上涨, 有时涨幅甚至达到100%-150%。例如, 国家在没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之前, 国产的某复合肥品牌, 售价每包75元, 直补后每包猛涨到120元。磷酸二铵每包涨到130元, 碳酸氢铵每包由20元涨到32元, 每捆地膜由45元涨到69元, 玉米种由每斤2.5元涨到6元。其他农用物资包括农用工具以及浇水、耕地、播种等服务也大幅涨价。农资价格大幅涨价, 种粮成本成倍提高, 这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

1.4 传统的消费观念是农民现实生活中一个较现实的负担

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 农民灰色消费数额居高不下, 这在丧葬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农村, 一个农民办完一件丧事, 少则三五千元, 多则七八千元, 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在农村, 老人再世时子女对其不孝别人无动于衷, 但是死后丧事办得不隆重、不气派, 别人就认为是不孝子孙。因此, 农民在丧葬规格上盲目攀比, 搞得农民精疲力竭, 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较大影响。

2 解决农民负担的相关建议

虽然我国取消了农业税, 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 但是未能真正地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农民负担重的实质是农村剩余产品在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农民所得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少, 影响了农民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和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要减轻农民负担, 就要建立起降低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 逐步解决这个长期困扰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 促进和谐农村的构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相应对策:

(1) 积极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大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免征农业税后, 对乡镇财政的影响主要是税费改革减少了乡政府的非税收入, 造成了乡镇财政的紧张。这样就导致乡一级的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减少, 公办小学和初中教学水平不进反退, 为了子女的未来, 农民只能把子女送到私立学校, 这样就变相的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所以, 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财政政权经费保障机制, 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方面, 特别是要把乡镇教师、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纳入县级财政公共预算, 这样, 不但乡镇一级财政压力将大为减轻, 而且将更好的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

(2)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健全养老保险体系。由于新农合实施过程中筹资总额低、补偿金额少、自负费用多, 加之未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 许多农民对合作医疗缺乏信任, 也缺乏健康投入和互助共济的意识。今后, 可通过正确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参加合作医疗, 发挥卫生部门行政管理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优势, 严格控制医疗费用, 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医疗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 为真正解决农民的“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确立科学的医疗评价体系。与此同时, 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 使农民转变观念, 积极参与养老保险体系, 并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加强养老金的管理和发放, 使得这一新型的养老方式深入人心。只有发展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保险体系, 才有可能去除农民身上的两大经济负担, 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

(3) 相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控制农资价格和日用品价格不正常上涨。在农业税取消后, 农资价格就以各种借口大幅度上涨, 提高了农民生产的成本, 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所以, 要注意防范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资价格上涨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居上的情况出现。国家可对农资产品实行最高限价政策, 采取行政和经济相结合的手段进行调节, 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相关执法部门要严厉打击。

(4)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倡导文明简朴的新风尚。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但要增强农村的经济实力, 更要使农村的旧的风俗习惯得到改变。通过舆论媒体宣传简办婚丧嫁娶的好处, 引导农民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致富项目和农业生产上来。多在农村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使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逐渐改变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的陋习, 形成现代化农村文明、简朴的风尚。

参考文献

[1]李铜山, 陈允仓.后农业税时代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中州学刊, 2009, (1) .

[2]李瑞林, 陈新.取消农业税后西部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 2009, (8) .

[3]王亚平.我国农业税减免后农民收支状况分析—对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北田镇田桥村的调查[J].现代商贸工业, 2009, (10) .

[4]孟凡菊.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分析[J].甘肃农业, 2007, (7) .

[5]王鹏程, 王树玲.关于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民负担分析[J].农业经济, 2007, (10) .

农业税 篇10

关于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主张:一是市场化供给。如党国英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乡村“政府性权力太大”,市场化不足造成的,“用市场化的办法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这是我们需要树立的解决农村问题的信念。”二是政府主导供给。如李彬和李葆华指出,应明确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主要供给者的责任,特别指出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组织不能作为主要供给者,应根据公共物品受益范围来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镇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三是第三部门主导供给。如刘宛晨等提出了第三部门参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优点,并划分了4种具体方式:第三部门独立提供、生产;第三部门提供、政府生产;第三部门提供、私人部门生产;政府部门、私人部门提供,第三部门组织生产。四是多中心供给。如程又中和陈伟东对农村公共物品进行了细分,并依此来确定多中心的供给主体,中央政府供给资本密集型物品;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供给技术密集型物品;社区组织和村民供给劳动力密集型物品。

实践表明,市场和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都会失灵或失效。就当前乡村社会而言,虽然具有组织化的基层政府,但其结构还有待优化,功能还需要健全,不能很好地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乡村市场发育还有待成熟,尚不能在公共物品供给中起主导作用,这在一些落后地区显得更加突出;长期压力型体制严重挤压了社会自组织的成长,制约了农村民间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这说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中,过分倚重某种供给主体,忽视其他主体都是不恰当的,都难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应该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公共物品普遍的治理之道,适应乡土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定,而且要遵循广大农民公共物品消费的基本偏好。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模式应该是多中心模式,当然是有选择、有主导的多中心模式。这种模式的选择,不仅是革除长期以来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弊端的善政之道,而且是化解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良治之途,也是发挥公共物品治理基本逻辑优势的优选之路。

二

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界定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根据地域特征,公共物品一般可分为城市和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是指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密切相关的社会物品,这些物品具有普通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同时具有以下特殊性:(1)多样性。乡村社会中从事不同产业、不同工种的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同。(2)层次性。既包括中央政府提供的覆盖于农村的全国性公共物品,又包括地方政府提供的受益范围局限于本区域或部分外溢到周边的地方性公共物品,还包括农村特定组织提供由特定群体消费的区域性公共物品。(3)高成本性。乡村社会的弥散性、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决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组织和运行的高成本性,等等。这些特征规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特有规律,也是决定供给模式选择的根本变量。

历史地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和税费改革三个阶段,但其供给模式并没有实质性变化,长期沿袭着典型的单中心模式。该模式的具体表现:(1)单中心的供给主体。政府是单一供给主体,市场与第三部门的相关作用微乎其微。如果说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对农村公共事物的垄断是“总体性”社会的产物,那么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后依旧垄断着公共物品的供给,则是公共物品治理结构安排的重大缺失。(2)单方面的决策机制。即自上而下由县、乡政府根据它们的偏好单方面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与种类,这种决策难以真实反映民众的消费需求,往往降低了供给的有效性。(3)单一性的筹资渠道。现代公共物品的资金耗费应源于制度内的财政系统。但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筹集长期由乡镇和村级组织来承担,而且主要来自于制度化的财政系统之外。也就是通过压力型体制,以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为名向农民提取资源,来满足公共物品供给的资源需求。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

单中心的供给主体、单方面的决策机制、单一性的筹资渠道构筑了乡村社会公共物品供给典型的单中心模式。政府长期垄断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导致了低水平供给和总量的严重不足;单方面的决策机制直接导致供给的效率低下与结构失衡;单一性的筹资渠道则常常演变为强制性的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恶化干群关系,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总之,单中心模式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带来了诸多弊端,革除这些弊端势在必行。

三

公共物品供给的单中心模式塑造了一个低速发展、相对落后,与国家体系相断裂的乡村社会。农业税的取消更加恶化了这种状况,冲击了单中心模式的运行。因为,农业税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费用的制度化取消,意味着乡镇政府从制度外筹资的途径被堵塞,乡镇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这对于那些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乡镇财政来说,犹如雪上加霜。虽然有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而且转移额度逐年提高,但缺口仍然较大,难于根本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大大地降低了它们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而且,农村税费改革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工程,其成果的巩固和成效的发挥取决于相关的配套改革。但实践中,由于取消农业税政策推进速度很快,而与此相关的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等配套改革又难于及时跟进,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利益结构的渐次分化,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日益多样化,使得单中心模式难以为继。

当然也应看到,取消农业税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向所带来的契机。一方面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困境,迫使中央政府调整了国家与农村、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这表现为农村社会性公共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比重的逐年提高,一定程度上缓减了乡镇公共物品供给的资源压力。而农业税的取消也给政府施以改革乡镇的动力,可以从根本上推动乡镇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转变。另一方面,取消农业税有助于开拓民间力量供给公共物品的新渠道。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央政府在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投入的同时,为节约高额的成本,必然会以制度化方式把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才能履行的职能交给市场或民间组织来完成,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到农村公共事务的建设之中,从而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提高供给的有效性。

四

多中心的公共物品供给是适应乡村治理的一种优选模式。理论上,这种模式的选择是人类认识现代公共物品治理逻辑的结果。人们对公共物品的自觉认识始于1950年代,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市场方式供给公共物品,成本高昂、缺乏效率,存在失灵现象。因此20世纪50至70年代,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把政府视为公共物品的当然提供者。但随着19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危机,人们也普遍认识到政府治理公共物品的无效、低效和失灵问题。这一背景推动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其核心就是变革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与方式。其中,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治理中的单中心就是政府是管辖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多中心制度安排打破了单中心的权力格局,形成了一个由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治理网络,来承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责。这种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肯定公共、私人部门和社区组织均可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和决策者,引入了多元竞争机制。多中心模式的优势在于,它能够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能够满足民众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不同偏好。

长期以政府垄断为特征的单中心模式在取消农业税后,陷入了严重困境。克服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借鉴多中心理论,建构多中心模式。首先是多中心的供给主体。这些供给主体应包括政府、私人或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比如关系到国家总体利益的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应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来无偿提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公共物品,如区域性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建设等;私人或企业可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公共物品,如小型水利设施等。其次是多中心的决策机制。麦金尼斯指出:“多中心意味着许多决策中心,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要坚持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因为多中心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从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退出和责任的让渡,相反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有义务完善决策程序,提高公共物品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公共物品供给中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决策,一定要通过村民大会,充分听取农民的真实需求和意愿。最后是多中心的筹资渠道。解决公共物品欠账太多的问题,必须通过各种措施拓宽筹资渠道。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赋予乡镇政府相应的财权,为乡镇供给公共物品提供资金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针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转移支付力度,并纳入制度化轨道。另外还要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对部分准公共物品的治理,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大力引进私人或社会资本。

农业税 篇11

关键词：农业税；公共产品；私人产品；转移支付；多元主体

中图分类号：Ｆ810．42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028－02

一、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1．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界定

公共经济学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不完全具有这两种特征的称为“准公共产品”，如公园、电影院等。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农村居民消费、享用的，具有非排他性和公益性的各类物质或服务产品。

2．取消农业税对中央及地方财政减收的影响

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农业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已从1950年的51％下降到现在的不足1％，，取消农业税对中央财政并无大碍。

从地方的角度来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其财政对农业赋税的依赖性不同，取消农业税对各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以经济发达的广州为例，其财政对农业赋税的依赖性已越来越小。2003年，广州市财政收入是274．77亿元，以目前每年实际征得的5 700万元农业税收计，它仅占财政收入的0．21％，如果把征收成本计进去，所征得的税额更是寥寥无几。所以说，取消农业税对整个广州市的财政收入影响非常有限；但全国大部分县乡一级，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县乡财政来看，情况则大相径庭，如农业大县商水，商水县2003年财政收入总数为1亿元出头，农业税的收入为6 700万元多一点，占到该县财政总收入的67％。对于这类地区而言，财政收入还是以农业税为主，免征农业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农业税取消后，相当一部分县乡失去了主体税种，一些乡只能依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来维持机构运转。尽管中央财政为贯彻全面取消农业税改革每年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2004、2005、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分别为510亿元，662亿元，782亿元，但根据税费改革的相关精神和农业税有关政策，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用来弥补税费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缺口。

3．财政影响的不平衡和转移支付政策的调整

只有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足够大，能够保障县乡两级政府财政支出，取消农业税才不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太大被动。因此，科学建立农村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体系至关重要。

根据2001年财政收入对农业税的依赖度及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示，各省财政对农业税的依赖程度相差非常之大。依赖度最大的前五个省是安徽（16．7％）、云南（11．3％）、海南（10．1％）、江西（9．9％）和贵州（9．36％），依赖度最小的五个省是西藏（0．04％）、天津（2．58％）、北京（3．05％）、上海（3．62％）和山西（3．57％）。这意味着取消农业税造成的财政影响是极其不平衡的，为此，对取消农业税而进行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应当致力于解决这个不平衡问题。具体而言，中央对一省进行的取消农业税补偿转移支付的数额，应当与该省对农业税依赖程度成正比，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力，解决本地区县乡政府因取消农业税而带来的财政缺口，所需的转移支付数额就越少）。如果我们使用各省人均ＧＤＰ来测量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把各省的农业税依赖度和人均ＧＤＰ转换成统计学中的Ｚ值，则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税依赖度的Ｚ值与它的人均ＧＤＰ的Ｚ值的差，将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四类，对因农业税取消而导致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补偿需求做一量化评估。

差值Ａ：小于－0．1，取消农业税后完全或几乎完全不需要中央财政对其进行转移支付补偿。按照其不需要中央财政补偿的程度自大而小排列，这些省市有：上海，－4．92；北京，－3．44；天津，－2．84；广东，－1．59；西藏，－1．58；辽宁，－1．18。

Ｂ：－1至0之间，取消农业税后基本不需要或不大需要中央政府补偿转移支付，按其不需要程度自大而小排列有：浙江，－0．89；福建，－0．69；河北，－0．54；山西，－0．48；新疆，－0．39；江苏，－0．32；山东，－0．31；青海，－0．28。

Ｃ：0至1之间，属于取消农业税后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偿的省份。按需求程度自小而大顺序排列，它们是：宁夏，0．11；吉林，0．36；黑龙江，0．44；重庆，0．54；河南，0．73；广西，0．79；四川，0．90；湖南，0．90；湖北，0．94；甘肃，0．97。

Ｄ：大于1，这些为中央财政补偿需求程度最高的地区，按需求度自低向高排列为：内蒙，1．06；陕西，1．24；海南，1．35；江西，1．56；贵州，1．72；云南，2．11；安徽，3．72。

在此基础上，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尽快制定政府转移支付法。增加转移支付制度的透明度，减少各种暗箱操作，这样才能让宝贵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尚存的其他问题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供”“需”结构失衡。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不主动了解农民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地方各级政府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的需要，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大搞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对于关乎农村持续发展、投资大、见效慢的产品却严重短缺。

（2）“软”“硬”结构失衡。从我国近年来财政用于支农支出情况中可以看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农业总投入中占有较大比重，2003、2004、2005三年分别为：64．7％、72．5％、73．1％，而用于农村其他公共产品提供的财政资金比重则偏低，如农业科技三项费用2003、2004、2005三年分别为：0．71％、0．67％、0．81％。

（3）区域结构失衡。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状况也表现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市场经济发达、私营民营企业众多、财源丰裕的东部沿海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相对较好，而中西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則严重不足。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

在我国，当涉及两级或多级政府间的共同事务时，中央政府、各省、市、县及乡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确认、调整机制及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一个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随意性较大。例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计划生育都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和融资，但实际上这些供给责任推给了乡镇基层政府。2004年，全国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拨款达到1 326亿元，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教育补助专款约为150亿，仅占全国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的11．31％。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单一

各级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提供。把政府作为唯一的供给主体使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且因财力限制和供给的强制性很难完全满足农户有差异的公共产品需求。Ｅ．Ｃ．萨瓦斯的研究表明，摆脱政府公共服务低效率和资金不足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积极实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建立起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

公共产品也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提供，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若通过市场方式提供，易存在“免费搭车”心理，对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特征的物品或劳务，消费者是不愿意为此付出价格的，市场也无法通过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为此类物品或劳务求得一种均衡价格。现实中政府失灵所带来的政策失效就是明显的例子。

三、对策总结

弥补取消农业税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必须明确以下几个原则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

1．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转移支付透明度。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并根据财政收入及对农业税依赖程度合理安排转移支付数额，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同时还要增加工作透明度，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2．建立良好的决策机制。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模式，保證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3．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明确划分中央和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责任，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全国性公共产品主要应由中央政府和省级高层级政府来协调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以及农村地区性的受益范围较小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医疗、农村道路建设、自来水供应等，主要应由地方性政府来负责。

4．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在明晰产权关系的条件下，改变由政府或市场单独一方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思路，实行适度的市场化供给。具体而言，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又称民间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应该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对于纯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政府服务、农业科技研究等，应该由政府无偿足额提供。对于私人提供更有效的，政府可以付费、补贴或购买的方式让民间组织、私营组织来参与提供；对于近乎私人产品的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有线电视、自来水、成人教育等，政府可按照“谁付费、谁受益，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引入市场化的供给方式，提高供给效率。

5．完善乡镇机构改革。由于免征农业税后，乡政府的工作将大大减轻，减员空间更大。国家要一方面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弥补地方损失，另一方面，通过乡镇机构改革以减员增效，彻底消除导致地方财政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业税 篇12

一、取消农业税后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出现的主要问题

全面取消农业税后,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面临明显的冲击和影响,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县乡财政压力增大,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农业税在西部大多数地区的县乡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取消农业税后,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财政收支矛盾更加尖锐, 具体表现在:

(1) 县乡财政自给度下降。财政自给度为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之比, 反映本级财政自给自足的程度。一般来说,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自给度较低, 对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随着农业税的取消,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自给度进一步下降。如云南省广南县农业四税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 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2年的36.83%逐渐下降到2006年的22.75%, 县级财政自给度也从2002年的27.08%逐渐下降到2006年的14.50%;又如贵州省绥阳县农业四税 (同上) 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4年的35.14%下降到2005年的26.55%, 县级财政自给度也从2004年的28.37%下降到2005年的24.43%。

(2) 取消农业税后, 转移支付不到位使原本入不敷出的县乡财政变得更加困难。农业税取消后, 中央、省和市级财政相应增加了对县乡的转移支付, 但问题是转移支付的规模应该如何计算?由于取消农业税后, 各种以农业税为载体的附加和收费随之取消, 为了维持农村各项公共服务的正常需要, 中央、省和市级财政所需要承担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仅仅是取消农业税税款, 而应该大于取消的农业税税款。然而事实上, 西部地区不少县乡取消农业税后, 实际增加的转移支付款并未能达到因免征农业税而减少的税款。以贵州省绥阳县为例, 该县农业两税 (农业税、烤烟特产税) 的收入, 2005年就比2004年减少486万元, 而税改转移支付补助, 2005年比2004年仅增加215万元。由此可见, 在县乡财政自给度下降的情况下, 县乡政府的运转将更多地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但是, 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往往不能及时到位, 已导致取消农业税后西部地区县乡的总体财力低于取消农业税之前的水平, 如不及时解决, 西部县乡财政的困难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杯水车薪”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绝大多数是“吃饭财政”, 财政支出构成中, 人员经费比例过大, 公用经费比例过小。以贵州省德江县合兴乡的支出为例, 2004年合兴乡的财政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为:农业支出为158200元, 其中, 人员支出为146238元, 占92.4%, 公用事业支出为11962元, 占7.6%;水利和气象事业支出为59400元, 其中, 人员支出为55754元, 占93.9%, 公用事业支出为3646元, 占6.1%;文化广播事业支出210700元, 其中, 人员支出为141420元, 占67.1%, 公用事业支出为69280元, 占32.9%。[2]由于公用经费份额太小, 导致基层政府无法保证公共财政职能的正常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前,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三提五统”经费和对农民的集资、摊派来解决。税费改革以后, 先后取消了“三提五统”、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 使得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以及乡村道路、饮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都缺乏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虽然也有上级转移支付, 但其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所需资金相去甚远。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 县乡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 在人员经费都存在严重缺口的情况下, 县乡财政再挤出经费来安排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似乎已不太现实, 因此, 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面临着进一步减少的可能。以云南省广南县为例, 该县农田基本建设投入资金已由2002年的406.56万元下降为2005年230万元。

3.县乡债务化解更加困难

由于县乡财政困难, 即使是在税改后, 县乡政府也不得不靠举债和挪用资金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 这就使得县乡政府的债务大量增加, 而乡村债务问题尤为突出。以四川省岳池县和仁寿县为例, 截止2004年5月底, 岳池县全县44个乡镇的债务总额已达27472万元, 平均每个乡624.4万元;861个村的债务总额为5412万元, 平均每个村6.3万元。仁寿县在2001年底乡镇债务已达5.01亿元, 到2004年底已上升至8亿元, 增幅为59.7%。尽管各级政府多方式、多途径采取办法来削减债务, 但收效甚微。随着农业税、特产税、两工集资等税费项目的取消, 县乡财政收入将进一步减少, 偿债资金日益短缺, 县乡债务化解更加困难。

二、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分析

1.最根本的原因是县域经济不发达

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以2006年为例,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东部地区就有86个, 而东北地区只有5个, 中部地区也只有6个, 西部地区仅有4个。究其原因, 西部县域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域投资面临困境。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但由于交通、气候、民族、宗教、观念等条件限制, 县域投资极少。二是县域工业发展水平低。西部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缓慢, 自然资源的深加工能力不足, 导致资源流向东部地区。三是县域消费市场低迷。据有关资料显示, 西部地区县域人均消费支出为1466.4元, 而东部地区县域人均消费支出为2510.9元, 是西部地区的1.7倍。[3]可见, 县域经济不发达导致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缺乏后劲。

2.现行财政体制本身存在问题

(1) 财权与事权不对称。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 国家首先将主体税种中增值税的75%、消费税的100%上划为中央级收入, 2002年起又将增长较快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量的60%上划作为中央级收入, 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4年的57.2%。[4]这一比例的大幅度提高意味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初衷已经实现, 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得以强化, 为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所需要的资源配置提供了便利, 如西部大开发、加大“三农”投入等。在中央集中地方财力的情况下, 省、市 (地) 级财政也模仿中央分切县乡财力“蛋糕”, 使县乡财政成为最弱的两级财政。而财权上收的同时事权又在下放, 由此, 县乡政府就承担了一些本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职能, 如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 导致县乡政府履行事权与所需财权极度不对称, 自身财力与支出责任极其不匹配。

(2) 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均衡效果不明显。

中央财政使用公式法实施的均衡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比较少, 而用于过渡色彩较浓、均衡作用较弱的体制补助、专项补助和税收返还的资金却数额巨大。对于税源充足的经济发达地区, 由于能够完成较多的收入任务, 也就可以从中央得到更多的税收返还;而对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 却因税源不足等客观条例限制, 无法得到与发达地区同样比例的税收返还。

3.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快

导致县乡财政困难的最大症结之一是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快。据有关部门统计, 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 云南省县乡财政供养人口从88.1万人增为112.9万人 (不含半供养人口) , 净增近25万人, 每年净增约2.5万人。由于财政供养人口过多, 增长过快, 导致工资性开支和基本运转经费等刚性支出大幅度增加, 县乡财政不堪重负。又如2004年云南省县乡财政可用财力为277.33亿元, 其中, 一般预算收入为129.27亿元, 一般预算支出为353.40亿元。而人员经费及公用支出就达266.08亿元, 其中工资总额为198.90亿元, 占可用财力的71.72%, 占一般预算收入的153.86%, 占一般预算支出的56.28%。[5]

4.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加剧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沉重的县乡债务, 既是县乡财政困难的结果, 也是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县乡债务形成的原因很多, 有体制因素造成的负债, 如事权过大财力不足, 要求配套资金的专项建设项目过多;有各级政府部门频繁下达给县乡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达标升级活动和建设项目 (如“普九”达标和乡村道路建设等) , 由于超出了县乡财政的承受能力而形成的负债。此外, 还有人为因素造成的负债, 如一些县乡政府的领导出于政绩考虑, 不顾财力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县乡领导为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盲目投资搞建设;还有一部分地区是擅自提高各项开支标准, 超前消费开支所致。

三、缓解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困难的对策和建议

1.支持西部县域经济发展, 做大县乡财政“蛋糕”

解决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县域经济, 涵养财源。一是利用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 培植支柱产业, 开发特色产品, 围绕能源、畜牧、名优酒、烤烟、生态旅游等作文章;二是加快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由农牧业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主导型向工业主要是加工业为主导的转轨, 不断提高农牧业加工业对县域经济的主体支撑和核心带动能力;三是抓住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机会发展第三产业, 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力度,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四是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 促进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

2.构建与完善我国西部县乡公共财政体制

(1) 科学界定与调整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一是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使每一级政府所拥有的财权与事权相对称、支出与责任相统一, 实现政府间事权划分原则的法制化。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 在分税制改革后, 县乡级分享的财力只够承担本级政府的正常行政支出需求。因此, 农村公共产品的提高应根据其不同性质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县乡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来解决。对于西部地区, 应加大中央在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事权责任和财力承担份额。二是西部地区政府应立足实际, 依托自身优势, 寻找和确立符合本地的主体税种, 依靠主体税种带动并形成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中央也可以将一些无关全局发展的税种征收权下放给地方。西部地区还可试行以矿产资源税、地产税为主的财源支柱。县乡也应积极开展契税、耕地占用税的收缴工作, 加大对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的征收力度, 最大限度地弥补农业税取消后财政收入的不足。

(2) 结合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在合理划分县乡财权、事权的基础上, 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一是实施省管困难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实施省管困难县体制可以有效消除省、市、县三级体制对缓解困难县财力不足和转移支付标准不一等问题, 有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二是大力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和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全面推进, 乡镇政府职能在本身就不健全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弱化。与此同时, 乡镇财政运行管理的条件和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乡镇财政收入萎缩, 乡镇财政支出功能减弱, 乡镇财政供给人员减少。现行的乡镇财政管理方式, 愈来愈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迫切要求改革。因此, 要大力推进“乡财县管乡用”改革试点, 在保持乡镇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 采取“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等管理方式, 加强对乡镇财政运行的监控, 防止和化解乡镇财政风险,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此外, 县级财政也要完善体制, 加强对困难乡镇的扶持和帮助。

(3)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对西部地区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笔者建议:可以现行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 辅以特殊性转移支付, 同时完善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体系, 逐步加大对西部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规模。农业税取消后, 由于西部县乡财政缺口大,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其他地区相比极不均等, 转移支付在平衡财政收入的同时, 应均等各县乡公共产品的提供。

3.大力精简行政事业机构, 压缩财政供养规模

一是加快县乡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 凡是有企业经营条件的县乡事业机构, 可以推向市场成为独立的经济或服务实体, 财政不再供养或只采取部分补助。对职能相同或相近, 业务相似的县乡事业单位, 要积极整合, 尽可能地减轻县乡财政支出的压力。二是乡镇职能应重新定位。农业税取消后, 乡镇政府的财权逐步减少, 承担的事权也应不断缩减。乡镇政府应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 精简机构, 合理定编设岗, 压缩人员编制。三是撤并乡镇, 调整乡镇规模。将经济实力弱小的乡镇撤并到强镇, 既可以壮大经济强镇整体实力, 优化资源配置, 又可以减少财政供养人口,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4.建立县乡债务分担制度, 严格控制新增债务

根据债务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债务项目所服务的范围、对象, 界定偿债的主体和责任。同时, 必须责权对等, 哪级决策哪级负责。对属于上级强制性要求而又超越地方财力的建设项目负债, 应谁决策谁承担主要消化债务责任。比如, “普九”和义务教育等形成的负债应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承担消债责任;对乡村道路的达标升级等产生的负债, 应主要由省市承担消债责任;对地方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形成的债务, 县乡应自行承担化解责任。实际上, 造成目前县乡负债过重, 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财政体制本身的缺陷所致、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以及中央和省两级出台的部分政策超越了基层的财力。而且, 县乡级通过前几年挤水分, 卖资产还债等措施,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已无多大消债潜力可挖, 要解开县乡财政困难这一多因素造成的死结, 离开了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 化解债务的主要责任也应由中央和省两级承担。换个角度看, 财政收入实现了分享制度, 债务也应随着收入一起由各级政府共同分担。因此, 中央和省级政府可否每年从财政收入增额以及国债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 专项用于化解县乡两级负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目前, 可以采取豁免部分县乡财政债务, 协调金融机构对政府债务挂账降息或停息处理。同时, 应规范政府行为, 严格控制新的行政债务发生。除法定事项外, 政府及其部门不得对外借款、赊账、贷款和提供担保, 不得负债购车、建房或新建“形象工程”。在此基础上, 还应推行债务年度审计、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 避免“前人借债、后人还款”的情况继续发生。

摘要：取消农业税对县乡财政, 特别是对西部地区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县乡财政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结合调查的情况, 着重分析了取消农业税后西部地区县乡财政面临的困难及其原因, 并从发展县域经济、完善财政体制、控制财政供养人口、建立县乡债务分担机制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缓解西部县乡财政困难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农业税,西部地区,县乡财政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06中国财政年鉴[M].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 2006.

(2) 周昌洪, 曾庆涛.贵州农业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与对策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10) .

(3) 郑洪学, 余吉安.资源禀赋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J].科技信息, 2007, (08) .

(4) 倪志良等.农业税取消后县乡财政状况的实地调研与对策研究[J].税务研究, 2007,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