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业税

后农业税（精选12篇）

后农业税 篇1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自此结束了种田交纳“皇粮国税”的历史。税制是一项重要的资源配置制度,体现了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取消农业税,其实质内容是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农村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变革和调整。它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必然会对现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农村基层政权、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管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对乡村治理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治理涵义的缘起及解读

“治理”源自于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的“引导领航”(steering)—词,原意是指统理(govern)、引导或操纵之行动或方式,经常与“统治”(government)—词相互交叠使用。长期以来,“治理”一词主要被限用于与“国家事务”相关之宪法议题和法律活动,以及(或)限用于处理各类利害关系人的特定机构或专业单位。现今“治理”已经超越政府运作范围,而强调权力关系、组织制度和公共事务管理等层面。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从以上关于“治理”的论述可以看出,治理不是政府行政,它比政府行政宽泛了许多,包括各种民间组织的活动。因此,乡村治理其实是农民的非政府组织(NGO)协助政府进行乡村治理工作,它的活动过程也更多地表现为多元化和自治性,它所强调的是落实地方分权、尊重多元文化、增加地方居民参与社区政策决策机制、凝聚与动员乡村社会资本、构筑和谐农村社区等。

二、免征农业税后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乡村财政入不敷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我国县乡财政收支规模在不断扩大,县乡财政运行普遍较为困难。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农业税取消之前,在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税收入是乡村财政的重要来源。一般地,农业税收占当地乡村财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70%～80%。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财政收入锐减,无法满足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村委会办公经费支出等日常开支,乡村机构正常运转经费严重短缺。

(二)乡村债务化解难上加难。长期以来,数额巨大的乡村债务一直是乡村治理的一大隐患,这些债务主要是村级公共建设投资和税改前村干部自己借钱为贫困户或不愿交纳税费农户垫交的各种税费,尤其是一些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的乡村,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修路、学校达标等硬性任务,一方面向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向私人借贷,其中以借高利贷居多,经历年累积的债务多则上百万元,少则几万元。在税费改革前,这些债务往往是通过向农民收费和税收的途径予以偿还。税改后,特别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还债的来源断了,加之乡村集体经济薄弱,债务的化解难上加难。债主上门催讨,村里又拿不出钱,导致双方关系开始恶化。村级债务由“拖”的阶段进入“炸”的危险期。

(三)农村公共品供给雪上加霜。税改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要通过乡村提留,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加以解决。而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这些“合法”的收入都随之加以取消了。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农村公益事业更难开展。农村税费改革时,虽然明确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进行,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事一议”根本无法实施。现在多数农村由于劳务输出的原因,青壮年劳动力多半外出,留守在家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根本无法让这些人投工投劳,致使农村公益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四)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取消农业税后,尽管农村教师工资由乡财政上划给县财政统一发放,有了基本保障。但因乡村财力减少,农村中小学的基本建设投资受到严重影响。在调研中,我们看到农村学校的篮球场是黄泥地,足球场是一块荒田,实验室的仪器陈旧得难以利用。如此不堪利用的设施使农村少年儿童处在教育资源非常短缺的环境中,而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在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由于农村学生的学费难收齐,而教师的办公经费又不足,很多农村学校只得向私人借款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有的学校为达到“普九标准”向私人借贷修建设施,等到新学年开始就从学杂费中提取一部分支付债务,农村学校的负债运行将严重阻碍农村教育的发展。

(五)农民负担仍然严重。农民负担过重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因素,它是行政、经济、社会、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必然结果,是现阶段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综合反映。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进行宏观、综合、系统的改革,而不能仅停留在取消农业税这一微观层面上,否则难保不会令减负踏入“黄宗羲定律”中的税费改革怪圈。此外,生病就医、养老保障等问题,同样是农民沉重的负担。

三、破解免征农业税后乡村治理困境之路径分析

(一)发展地方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解决免征农业税后财政困难问题,必须根据本地的实际,充分发挥利用自身优势,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等途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加强财源建设,增加财政收入,减轻因为免征农业税给乡村财政带来的压力。同时,要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税费改革的目的不应只是简单地减轻农民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要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必须把农民增收摆在首位。

(二)加快乡村改革的步伐。免征农业税是农村税费综合改革的深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为此,要配套做好基层政府机构改革,科学制定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减少财政供养负担,确保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

(三)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免征农业税后,减少的地方财力和村集体收入,国家要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全额予以解决。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要严格依照规范办法进行分配。按照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确定对乡镇的转移支付资金数额,真正发挥转移支付在促进地区平衡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防止截留挪用。在转移支付中要分清每一个项目的资金额度,对口拨入专门的帐户,实行专款专用。特别是对用于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的转移支付要及时拨入每个村的账上,便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系和体制,以保证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从而促进整个农村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增加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政府应有的职责。许多发达国家为了维持本国农业一定的规模,以保证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对农村公共品进行了大量投资。例如,在日本,不仅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完全由政府投资,而且农民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设备时,也可以得到大量补贴。同时,通过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促进农业的发展也是世贸组织的规则所允许的。我国目前有条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五)多渠道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建立农村教育助学体系,由政府买单,强化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财政困难县义务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还要平衡公共教育资源,逐步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以及薄弱学校、贫困家庭学生倾斜。特别是要探索多渠道多样化的筹资形式,发展民营教育,调整教育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各级政府要增加职业技能教育投入,重点支持面向农村学生的中等职业学校。

(六)构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监督管理体系。要进一步健全和严格执行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制度,切实加强监督管理。把减轻农民负担同加强财政对“三农”投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务必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要规范完善“一事一议”制度,推行村级筹资筹劳乡镇提前介入制度;严格涉农收费公开公示制度,通过各种村务公开方式,向村民公布所有的收费项目、依据和标准,以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社会监督机制。

四、结束语

免征农业税对我国乡村治理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就整体来说,积极的影响大于消极的影响,但如不消除消极影响,就有可能达不到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乡村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治权力中心,乡村两级党组织如何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至关重要,怎样引导乡村两级干部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齐心协力维持农村的稳定和繁荣,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作为保证。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有序展开,当前应采取切实有效综合措施,改变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桎梏,为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扫除障碍。

摘要：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但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包括乡村财政入不敷出、村级债务更难化解、公共品供给缺失、教育事业发展投入不足和负担容易反弹等方面。破解困境应采取发展地方经济、加快改革步伐、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和加强监督管理等综合措施。

关键词：免征农业税,乡村治理

参考文献

[1]Jessop B:《The Rise of Governance and the Risk of Failure:the C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8.NO.155,pp.29-45。

[2]张邦松:“减免农业税:乡镇财政再变局”[J],《新闻周刊》2004年第11期。

后农业税 篇2

田雨露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税费时期，农村工作主要由乡镇政府负责管理，乡镇政府是一个全责政府，它包揽了一切，什么都管。后税费时期，乡镇虽然也管理农村工作，但管理工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使乡镇工作由一个全责政府转变成了“难为政府”。

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工作现状

1、取消农业税后的财政分税制，乡镇失去了公共服务的职能

乡镇财政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在后税费时期，特别是农业乡镇，它们的本级财政收入几乎为零。财政经费主要是上级安排，乡镇没有可以安排的本级经费，财政只是一个报账制的单位，从职权上削弱了乡镇的权力。乡镇的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建设也只能由上级的安排来做，上级对乡镇小项目的公益事业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税费时期，乡镇政府有农业税减免款和提留款，可以预算安排公益事业建设，如农田基本建设、乡镇道路、桥梁、街道硬化、乡镇便道等。乡镇每年预算公益事业建设经费，并由人代会确立公益事业的建设项目。现在，乡镇财政没有这些收入，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就丧失了，乡镇政府很难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的建设，由从前的“全责政府”转变为“难为政府”。

2、乡镇干部难以面对人民群众

乡镇干部是低层次的公务员，他们同样是为人民做事公仆。面对群众的困难和公益事业建设的瘫痪，乡镇干部都十分揪心，个别心急的干部还明确表态，一定尽早为群众办好这些公益事业，让群众放心。一回到政府，才知道财政没有这笔预算，他们的表态成为了一句空话。长此以往，他们在村干部和群众中就失去信任和威信，进而对下一届的选举和进升都造成新的不利因素。因而害怕下村，不敢下村，怕面对群众。这样一来，我们的干部就同群众失去了交流和联系，从而脱离了人民。另一方面，一些乡镇干部也习惯了表态，没有依法治乡的理念，还没有从“全责政府”转移到“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上来，工作全凭个人的主观情感去做，不了解财政的现状和预决算报告，也不去了解。对工作没有指导方向，把握不住原则，这也是乡镇干部中十分普遍的现象。

3、后税费时期，乡镇失去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在税费时代，乡镇是什么都管，如计划生育、收粮收款、播种收割、灭犬防疫、栽桑养蚕、抓贼防盗、群众纠纷、毒鱼电鱼、溪河污染等等。现在这些社会管理工作，乡镇不知从何做起，就拿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成了天下第一假了。一方面，群众对计划生育有了普遍的认识，生育二胎三胎的人少了。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的内部运作，需要必要的管理经费，在乡镇财政没有经费预算安排的情况下，乡镇政府也不得不睁只眼闭眼。对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个别群众怀孕放任不管，以保证经费来源。对于农业生产，因一家一户的自由农业，农民完全按自己的意图种植和生产，乡镇对农业的管理已不知从何下手。对于抓贼防盗、群众纠纷、毒鱼电鱼、溪河污染等社会事务工作又推给派出所和法院。因而现在的乡镇干部处处处于“难为”和“无为”的尴尬的境界。

4、招商引资成为了农业乡镇经济发展工作的一个神话

经济发展本是乡镇的一大职能，但大多数乡镇只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本地经济的唯一工作。从现象上来看，乡镇是在为本地经济发展而努力工作。其实，乡镇招商引资大多是欺骗上级的晃子。作为乡镇，特别是农业乡镇。在市、区没有规划工业园区的地方，乡镇是没有权力征占土地的，仅这一点招商引资岂不空谈。别外，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引得来、安得下。还要受交通、环境、地形、地貌、能源等的限制。结果各镇都在招商引资，届届都在招商引资，把工作时间花在了招商引资的考察、学习上，个别乡镇还敢想敢干，以各种名目侵占农民的耕地。实质上是以招商引资为名进行公费旅游，破坏和侵占农民耕地的做法。招商引资成为乡镇的一大神话，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乡镇政绩的一件工作，也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同。因而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上级的考核，仅仅体现在统计上。多年来，从临近农业乡镇的情况来看，都没有一个乡镇引进什么企业。农业的发展水平还仅仅保持在87年的水平上徘徊。在没有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新体制的情况下，农业的更高发展是不可能的。各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扣除物价因素，农业产值是没有较大增长的。

后税费时代乡镇怎样走出“难为政府”这一困境

1、增强乡镇职能，进一步合乡并镇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一方面，乡镇（特别是农业乡镇）不收税费后，没有了收入来源，乡镇财政成为了一个报账制的出纳单位，失去了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的前提条件。从而削弱了乡镇的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职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进一步合乡并镇，增强乡镇职能和权限，让有限的资金相对集中，增强乡财财力，实现一级财政一级预算。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乡镇的投入，真正实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政策，给农业乡镇留有一定的财力空间，实现一级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

2、调整区划结构，合理配置资源

从现在的区划结构来看，分不清农业区县和工业区县。工业区县在搞工业、在招商引资，而农业区县也在搞工业，也在招商引资，甚至农业乡镇也在招商引资，大有全盘工业化之势。他们（农业乡镇）把招商引资作为他们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的唯一思路，忽略了作为一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主要原因是，各省市没有硬性规划工、农业发展的区域。各地方政府为了抓政绩，把经济指标作为了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因而，纯农业的乡镇走入了这一工作误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再进行一次区域规划，合理配置资源，明确农业乡镇必须以农为主，充分发挥农业乡镇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大力扶持农业乡镇的发展。

将工业乡镇和农业乡镇的考核条件区别开来。这更是走规模农业的前提基础。

3、从具体工作上乡镇怎样走出“难为政府”

后农业税 篇3

关键词：农业税；收入；副业；增收

一、调查目的

今年是我国“十一五”建设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国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后的第五年。在过去的五年内，种粮农民是否在取消农业税后获得真正实惠，收入是否有较大程度提高，生活状况是否有较大改善，“十一五”规划中确立的新农村建设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否得以实现？带着这些问题，我协同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周占伟，在今年寒假用了两周时间，深入到农业大省（河南省）某农业县，对该县乡村的村容村貌做了考察，并选择了一个离县城距离适中的乡村的1000户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

二、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午间走访相结合的形式，自制需要调查问题的问卷对随机选取的1000户农民进行发放，回收有效答卷976份，经过对问卷反馈的数字信息和农民走访中获取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取得本次调查结果。通过对该乡十几个村庄的观察和住户的走访，我们发现，农民近几年来在住房和出行上有了很大改善，过去的瓦房已经很少见，基本都换做了平房。水泥路基本已经实现了村村通，农民出行的工具也已经有过去的自行车换做了摩托车和电动车，汽车在个别先富裕起来的家庭也已经不再是奢侈物了。但村容还不够整洁，水泥路面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甚至垃圾，严重影响了出行的方便。村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打牌赌博之风盛行。

河南地处我国中纬度，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农作物一般一年两熟，广大农民一般选择在冬季种小麦，然后在收获后种植玉米，也有选择不种玉米种油菜或者大豆等经济作物的，但多以玉米为主，因为玉米抗病、旱能力强，播种后基本不用操心，另外产量也大。下面是对普通农民每亩地的投入情况的统计：

如果不考虑天气的影响，一般每亩地可以收获1000斤小麦，1200斤玉米。政府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近年来持续提高粮食的收购价，当前小麦的收购价一般在0.90元/斤，玉米0.80元/斤。所以农民每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为：0.90×1000－307.5+0.80×1200－118=1434.5元，以人均土地1.4亩（2005年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数）计算，则农民人均从土地上获取的收益在1434.5×1.4=2008.3元，加上每人从政府获取的种粮补贴18元，合计2026.3元。

可见，自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从种粮中获得了一定的收益，靠种植粮食获取的收益已经远高于低收入贫困人口标准，因此，可以说，单靠种粮食，农民已经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了。据受调查的农户说，在取消农业税前，基本上“连吃饭都顾不住”，现在是“有所改善”，“最起码可以顾住吃了”。不过，抛除正常开销，想一年下来有太多剩余，倒也不太可能。所以，农村孩子一般辍学率较高，不过自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对国家级贫困县实行教育补贴后，大多数孩子基本上都能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完成。但由于高中和大学尚需要交费学习，因此，这部分教育花费较大，对不少家庭来说，负担比较重，因经济原因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在农村为数不少。

调查发现，农村医疗问题仍十分严重，虽然现在农村基本已经普及了新农合，但农民有病后仍然还要自己拿出很多一部分钱来，这让农民们感到并没有减轻太多的负担，至于平常的小病，如感冒、发烧等，他们得了这些病后，很多选择在家熬，而不是去医院或者卫生所，因为这些小病的花销如果去医院的话，往往也需要少则几十，多则上百元。因此，目前农村的合作医疗体制并不完备，国家对农村医疗的投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通过调查，得出农村家用电器与农用机械普及情况数据如下：彩电普及率100%，洗衣机73%，冰箱10%，拖拉机100%，电脑1%，其他大型农用机械0.2-0.5%.

近几年，由于有线电视信号已经基本普及到农村，加之国家实施的家电下乡优惠补贴，家用电器在农村发展迅猛，彩电普及率已经达到了100%，洗衣机也达到了70%以上。相对彩电和洗衣机的大面积普及来说，冰箱的普及率却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农民目前收入仍然较低，饮食消费结构还远没有升级，可以说只是处于刚摆脱温饱的状态，加之日常做饭炒菜可以就地取材，保持了食物的新鲜，因此对储存食物的要求不高，所以冰箱的需求不大。电器普及率最低的是电脑，大多家庭都没有电脑，仅有的几户，也属于家里有孩子上大学，从学校带回来的，并且没有联网，因此通过互联网收集信息，借助科技发家致富，就无从谈起。

作为农村家庭必备劳动工具，拖拉机在受调查农户中的普及率也是100%，因为农忙时，拖拉机是农户必不可少的农具；农闲时，农民则可以用它来搞运输，发展副业，增加些收入。一般搞运输的农民都是在城乡为个人或者集体拉货，收入不稳定，还有些是在农闲时打石头，一般三天可以打一车石头，每车30元。还有的农民通过几户联合或者个人信贷的方式，买了大型收割机，播种机或其他农用机械，不仅方便了自己，而且服务他人，也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过搞副业，农民一年一般可以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

三、结束语

后农业税 篇4

一、取消农业税对青海农村产生的积极影响

1. 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

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纯务农的青海农民家庭和耕地面积比较多的家庭增收效果比较明显，减免农业税后农民把上交农业税的资金投资到种植、养殖等方面其利益相应增加，相应增强了农村发展的后劲。据资料显示，2004年青海农牧民实际上交国家税金人均40.11元，比上年增加0.04元，增长0.1%，国家税金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49%。其中：农业税人均21.84元，比上年减少3.87元，下降15.05%，牧业税18.24元，比上年增加4.85元，增长36.22%。

2. 有利于化解青海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

取消农业税前，农民既要交皇粮国税，又要为乡村两极集体提供积累，并且要承担乡村现代化的大部分成本。乡村两极组织也借收取各种税费的机会层层加码致使农民负担日益沉重。而且青海农村税费征收历来是青海农村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税费征收时青海的乡村干部直接进村入户收缴，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常常遭到拒绝，有时为完成收费任务而采取粗暴方式，使广大村干部因为收费的原因同村民关系紧张，激化了乡村干部与农民的矛盾，致使涉农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大大降低了乡村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

3. 有助于抑制青海村级集体新增债务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村都负债在身，青海农村也不例外，这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取消农业税之前，青海省的很多村都存在借债垫付农业税费，从而累计形成债务的情况，因为取消农业税前，青海农民负担过重，种田效益较差，很多农民弃田离家，多年税费都没有上缴。而为了避免税费悬空，完成上级任务，许多村干部只好借钱，借款替其垫交税，无形中给青海的村级带来了债务负担。在取消农业税后，村委会不用再为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而去借钱垫付收不上来的农业税费了。说明取消农业税，就可以从源头上控制过去利用征收农业税乱收费，乱摊派的搭载现象，有利于进一步化解村级债务。

二、取消农业税后青海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1. 乡镇财政收入减少，严重影响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

在农业税还是地方财政收入重要收入来源的青海省，取消农业税对乡镇财政收入冲击是很大的，青海的乡镇政府职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一定财政基础上，而青海乡镇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农业税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财政收入也在逐年减少。2002年农业税占乡镇财政的比重为34.5%，而2005年所占比重只为0.05%，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对于本来就不宽裕的青海乡镇财政就显得捉襟见肘。虽然，中央政府会转移支付一部分给青海省，但这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这就势必会减少对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入，最终受损害的还是青海农村。

2. 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危机

乡镇财政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乡镇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使青海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说青海上级政府对乡镇财政危机要负责任，那也不是上级政府抽取了资金，而是它维持着乡镇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这种公共管理体制使得由于农业剩余和农民收入低下，“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很少会表现为货币化的需求”，即农民“买”不起现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同时，青海政府又超过“生产”公共产品，并强“卖”给青海农民;结果一方面使得青海农民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又使得青海县乡政府在和农民进行公共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处于“亏本”状态，这就是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和乡镇财政危机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3. 青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青海省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村公益事业的大多是以农业税为资金保障的，还有对那些经济基础较差的村，通过多渠道筹资(包括农民集资)，还能搞一些公益私营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修路、学校建设及维修等。虽然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加大了对青海省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贫困地区的社区状况得到一定改善，但与全省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由于青海省贫困地区大都地处东部干旱山区和青南牧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农牧业生产靠天吃饭的传统方式没有根本转变;加之青海省自然灾害较为频繁，农牧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很弱。取消农业税，青海乡镇财政更加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青海农村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青海村组织也失去了经济来源，青海农业基础设施无法更新和管理维护，青海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难以实施，青海省的农业新品种的农业技术服务推广更加困难。

三、取消农业税后青海农村税费政策选择

1. 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1) 建立城乡一元化的统一税制

对从事农产品生产和交易的农民与工商企业一样课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征收针对农民的特别税。如果对农民课征增值税在征管困难也可考虑对其免税，但同时要参照欧洲的做法，实行统一比率的进项税补偿额，消除其进项税额负担。在尚无条件推行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的情况下，要探索和实践按消费地课税的制度和办法，解决税源地和税款征收使用地严重不一致的问题，让实际负担间接税的消费者居住地政府获得较大的财政利益，改变由于生产地课税而导致的财富从县乡村流向大中城市的现状，结束非对称型财政机制，为城乡均衡发展和地区均衡发展创造条件。

(2) 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保证人的最基本生存权。连人的生存权都保证不了，就谈不上发展和现代化。农村社会保障并不仅仅是农民的问题，它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应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由全国人民来负担。国家可动用包括国债、外汇储备金、土地批租拍卖收入、甚至适度增发货币等办法加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可分步实现之。第一步对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居民实行全面低保，中央出钱，应保尽保。第二步为配合农民非农化的转移，国家应将脱离土地的农民纳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并考虑县乡经济发展尚落后于城市，对他们的社会保障税税率可适当低于城市居民。第三步在农村普遍推行以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养老、医疗卫生为主的。

2. 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抓住新农村建设的机遇，加快青海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产业化经营，加大科技兴农的力度，兴办各种经济和服务性实体，壮大农村基础税源，积极探索增加村级收入的新途径，夯实村级组织服务群众的物质基础。盘活存量资产，对闲置的房屋和设施采取租，售的形式实现变现。要对集体资源实行公开发包，增加集体收入，积极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同时要积极鼓励在外务工，经商人员回乡，多宣传，多引入合乎适宜的新观念，在青海省树立科技兴农的氛围，培养一些具有模范带头作用的乡镇企业或个体养殖，种植户，带领更多农民共同致富。要多形式，多渠道抓好青海省基础设施建设。

3. 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1) 鼓励农民进城务工

农民向城市分流既是一项重大国策，又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但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对进城农民的不公正、歧视性待遇，极大地影响了这一重大国策的实施。贯彻和落实一号文件，努力将历史形成的不公正格局彻底扭转，并将其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必须建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财政机制，促进按照内部转移为主和外部转移为辅的战略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2) 鼓励发展畜牧业

鼓励发展畜牧业，使畜牧业成为青海省农牧民家庭的支柱产业。一是要提升畜牧业的整体档次和效益，即加快牲畜周转，提高牲畜出栏率和商品率，增加农牧民的现金收入。二是鼓励和发展中介组织、经纪人队伍。各级政府应积极扶持和鼓励一部分有经营头脑，牛羊贩运户作为“龙头”，并在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鼓励多种形式的畜产品交易流通，让先富起来的部分农牧户带动其他户的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三是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畜牧业的优势，发展草原畜牧业，加速畜种改良，加快畜群周转的步伐，大力发展牦牛肉、牛犊肉、羔羊肉、牦牛奶为主要产品的特色经济，加快畜产品深加工开发步伐，提升畜产品质量和经营水平。

参考文献

[1]苏明刘家凯:《农村税费改革难点问题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11～1

[2]马晓河:《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2～11～1

[3]杨爱萍:《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丛书) 》, 2002

后农业税 篇5

思想政治理论课暑期社会调查报告

题目：农村免除农业税后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

刘旭 姓名：

学号：2009418022年级专业：09教育学指导教师：王皓军

2011年8月8日

河 北 大 学

（小初）思想政治理论课暑期社会调查报告（小一）

（小三）题目：姓名：学号：年级专业：指导教师：

年月日（小三）

农村免除农业税后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

调查时间：2011年8月

调查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沙陀村

调查对象（印章）：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沙陀村村民

调查目的：探寻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探究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

2006年，对于千千万万中国农民来说注定是非凡的一年，也必将是永载史册的一年。从这一年起，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了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我国农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农民终于从农业税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此举必将对减轻广大农民的沉重负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及影响。但是取消农业税只是为农民减负的第一步，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负担就彻底卸下了，彻底解脱农民负担还需要更大的努力，走更长的路。而所谓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和收益分配过程中，所承担的向国家、集体及社会有关部门缴纳税费、财物、提供劳务的总称。从理论上讲，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是农民创造的价值如何在国家、集体、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农民负担尽管表现在农民身上，但它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的反映，是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反映。近年来尽管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利农惠农政策，但是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仍然突出，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负担过重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阻碍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所以处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实际上是解决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快速地迈入工业化国家，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收入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也不断扩大。不断扩大的收支不平衡凸现出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解决农民负担过重，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村的局势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为此我专门进行了农村免除农业税后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对村组干部及纯农户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调查，以不同层次的农民和干部为调

查对象，通过向广大村民发放问卷及与当地村组干部座谈等调查方法，广泛了解广大村民及干部的想法、看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调查完成后共收回有效问卷100份，其中15份村组干部问卷，85份纯农户问卷。本文正是在对问卷数据充分分析及座谈讨论基础之上，展开相关分析并进行研究的。

一、农民负担的种类

农民负担的分类没有固定的划分标准，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但根据农民需要负担的支付对象来划分，可以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

(一)支付给国家和集体的负担。这种负担是指农民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必须向国家提供的经济和劳务负担。如农业税收等由不合理交换关系承担的“价格负担”。这些负担一般是通过法律的方式规定负担种类与负担额度，相对比较透明。但是在农业税废除后，这一方面对农民造成的负担极大的得到了减轻。

(二)支付给集体和社会的负担。是指除上述负担之外，社会或集体通过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基金、集资、摊派等形式，要求农民承担的经济和劳务负担。这种收费手段是最容易造成乱收费现象的，通常会成为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这种收费方式一日不取消，农民的根本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的领域集资、摊派现象仍在发生，特别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仍然存在乱集资、乱摊派问题；有的罚款根本就没有政策规定，但有关部门仍在收取，行为很不规范；有的部门在为农民提供服务时变相乱收费；有的地方在征地和安置补偿中，损害农民权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些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粗暴，强征强收现象仍未杜绝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报告，农村人口有6.7亿，占全国人口50.32%，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建设现代农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也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而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的收入在近年来增速变缓，增幅明显减小，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造成农民收人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负担过重．这已成为影响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它既涉及到农村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涉及到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领导乏力、带领农民致富能力差等问题，还涉及到农民自身素质较低等问题。因此，农民负担过重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随着农业税的废除，农民负担的形式及内容发生了“重心转移”，而原本被农业税所掩盖的负担凸显了出来。这些负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难以从根本上缓解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现实的国情国力，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我国农业的薄弱地位。农村与城市相比，农村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因而农业生产和发展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再加上农业的粗放经营方式、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等因素，固化了农业的薄弱地位，难以充分挖掘农业资源的潜力。对于依靠农业生产获得主要收人的农民来说，这是最致命的问题。

(二)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影响农民减负。从表面现象看，现在农民虽然没有政策规定的直接负担，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广大农民在子女教育、就业、养老保障、医疗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仍然承受着较重的负担。目前由于经济及户籍的限制，多数被调查的农民无力支付子女高额的学费，从而造成农民普遍低素质的现象。此外，收入本就不高的农民要为医疗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付高额的费用。

(三)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农药、化肥品种的不断翻新，虽然满足了农民的多元化选择，但也给农民带来了价格上的困惑，价格上涨过快，涨幅太大，大多涨幅超过40%—60%，有的甚至达到了100%—150%。而例如柴油等农资必需品价格上涨额度更是达到 200%,由此导致了多项农业机械化耕作服务成本增加，而这一切高度上涨的费用都需要农户来承担。村组干部和纯农户对“农资大幅涨价”反映最为强烈，选择率分别达到了75.6%和73.0%。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我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解决农民问题有不同的政策。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农民收入低和农村与城市贫富差距大是当前我国农民负担加重的主要问题。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减小城乡差距也是我国十二五计划的重点。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多年来一直困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在某些方面不仅没有改观，反而出现诸多新的问题。综合前文的分析，我觉得解决农民负担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农民收入问题解决不好，久而久之绝对影响全国政局的稳定及其它方方面面的关系。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

1、完全免除农民负担。随着国家农业税的取消，农民负担相对减轻，但光“减轻”还不行，必须彻底免除农民所有税费负担，农民不要向任何部门或任何个人交纳任何集资款或强制性劳务。对地方需要的劳务必须依照当地劳务市场的价格给予农民补贴，而且采取自愿的原则。

2、中央政府必须加强督查，严惩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以前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村（乡、镇）干部，为了谋求个人或部门的狭隘利益，巧立名目乱收费。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加大暗访督查力度，采取严厉的惩罚性措施制裁向农民收取任何款项的行为。

(二)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就业，医疗，养老保障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城乡结构差别，农村和城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待遇也相差甚殊。因此，逐步废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严格控制农资价格恶性上涨。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监管，严格控制农资价格非正常上涨，尤其要注意防范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资价格上涨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居上的情况出现。例如，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农药、籽种、柴油等实行最高限价，对超出最高限价销售的单位和个人，有关执法部门应严厉打击。

令人可喜的是，随着党中央和政府不断对农民负担问题高度重视的发展，以及不断深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免收农业税政策，土地补偿政策、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正式实施等等，这不仅给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给农民带来了希望。

后农业税 篇6

关键词：取消农业税；必要性；意义和作用；负面效应；对策研究

一、农业税理论概述介绍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

农业税改革的主要因素

农村税费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

50年代初，新中国刚诞生，百废待兴，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我国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以农补工”政策，通过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发展城市和工业，这对整体经济发展来说无疑是必要的。

农村税费增长与农村经济发展不适应

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其基本目标是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中包括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减少，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依然存在，确保农村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之必需，因此，国家征收农业税必须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

城乡税制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实行不同的税制，使农民承担着比城市居民还重的负担。向农民征收的税种是农业税，同时具有增值税和所得税的性质。然而，和其它职业劳动所交纳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相比，农业税存在明显不公平现象。

三、全面取消农业税意义重大1.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

在农业增收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减负也是增收，逐步取消农业税就是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施“零负担”政策后也将拆除一些地方政府借农业税“搭车收费”的平台，有利于农民保护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农民负担监督工作有效开展，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2.有利于缓轻农村社会矛盾由于农业税的特定征收对象和现行农村的治理特点，只要农业税存在下去，基层政府与农业税的征收行为始终会难解难分的纠结在一起，而且某些基层政府把农业税的征收演化成了竭泽而渔式的恶性“收、养”机制，造成了农村干群关系长期以来的不可调解。农业税的取消无形地剥离了基层政府不规范权力的又一依仗，基层政府的行为将会逐步得到规范，有利于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缓轻社会矛盾。3.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和缓和农村社会矛盾等，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取消农业税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1.制约惠农政策落实的因素依然存在

其一，涉农物资市场价格的变化引起农民负担加重。农用物资的涨价使农民生产性支出增加，甚至超过了减负的速度，吞噬了减负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其二，医疗、教育负担沉重。目前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差距很大，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仅少数农业人口能够享有低水平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农村公共医疗保健服务供给仍极为落后，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突出。

2.土地矛盾日益凸显

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增多。随着农业税的免征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政策的落实，土地收益回升，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高涨。原来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城农民工开始大批回乡，要求转包户返还原承包的土地；没有赶上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农户，则根据国家现行的农村常住人口人人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向乡村干部提出重新调整土地承包的要求；原来土地承包时因嫌税费过高而没有要地的农户和外出打工后自动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户，也纷纷主张土地权益。凡此种种，引发了原土地承包户与现租赁户、承包户以及乡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二是免征农业税后公益占地补偿问题出现新矛盾。

3.乡村集体债务沉重

【1】取消农业税前。农业负担较重，种田效益较差，很多农民弃田离家，税费多年没有上缴，为完成上级任务，避免税费悬空，许多村委会只好借钱、贷款垫付。

【2】前几年经济开发区建设兴起，许多乡村政权组织为谋政绩，纷纷圈地建开发区，为此向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形成大量债务。

【3】多年来农村兴办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金合作会、农业开发等生产性公益事业、兴办工商企业等也形成了乡村负债现象。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从经营性收入和“乡统筹、村提留”中拿出一部分来偿还债务。免征农业税后，乡村财源断了一个渠道，偿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加上财政转移支付滞后，导致乡村基层组织面临机制运行困难，弱化了自主领导农村发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取消农业税后新问题的对策建议 1.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应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经费保障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公共财政体制；合理划分县、乡镇、村三级的事权和财权界限；积极推进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减少人头费支出。二是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这样，乡镇一级的财政压力将大为减轻。今后政府财政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经济困难的县和乡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建立一套适合不同地域的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资金筹措机制。　2.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1】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推进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2】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3.积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一是要要落实好被征地村安排的集体留用地政策、农村宅基地置换政策，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出让、入股、抵押要出台优惠政策，增加村集体的经营收益。二是要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对集体闲置资产较多的村，要引导其发展混合型经济，通过资产人股的形式借力发展；对家庭手工业发展较好的村，要鼓励发展合作经济，通过帮助他们解决销售方面的问题实现共同发展。三是加快农村后续财源建设，构建多元化财源建设格局。免征农业税后，改变了以农业为主的财源结构，财政部门要把财源建设作为今后长期的工作，把农民增收与财政增收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断开辟新的财源，培育新的增长点，做大财政收入这块蛋糕。要大力发展工业、商贸、旅游、饮食服务业，为财政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通过经济的发展，增强县级财政实力，引导县乡财政走出困境。

参考文献

[1]柯炳生　取消农业税的重大意义与可能途径.涉外税务.2003年10期

[2]罗刚平 取消农业税对县乡财政影响研究.西南大学.2009年

[3]彭玉风.取消农业税后面临问题的新思考.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08期

[4]夏兰.我国取消农业税政策的相关研究综述.科技广场.2008年第11期

后农业税 篇7

上述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农村正常经济秩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浙江省温州地区农村为代表的农村经济改革探索者开始探索村级财务管理模式, 试图从制度创新上摸索出一条有效管理村级财务之路, 先后出现了“村账村管制”、“村账乡 (站) 审制”、“村账乡 (镇) 代管制”、“村账双代管制”、“会计委派制”、“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等模式,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一、村级财务管理模式分析

1. 村账村管制。

它是指由全体村民委托村委会聘请财务会计人员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 业务上受乡镇农经站 (或财政所) 的指导和监督, 村财务会计人员对村委会负责、村委会对全体村民负责的农村财务管理模式。该模式最早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时期, 当时, 广大农村地区大都采用这种模式进行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但此模式在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因此已逐渐被其他财务管理模式所取代。

2. 村账乡 (站) 审制。

它是指村级财务由乡镇 (站) 管理审查, 在保证村级集体资产所有权、资金管理使用权、独立核算权、债权债务处置权和经营自主权不变, 以及所有权和审查权分离的前提下, 统一设置账表, 建立相应的配套管理制度, 由乡镇农经站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管理农村财务的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上级政府的指导职能, 加强了对村级财务管理的监督。但该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村级财务人员素质偏低、记账不规范的问题, 并且容易把村级经济控制得过死, 导致村级经济运转不灵, 缺乏活力。

3. 村账乡 (镇) 代管制。

它是指在集体资金所有权不变、资金独立核算权不变、资金管理权不变、债权债务归属不变的情况下, 由乡镇委托经管站对村集体财务实行统一管理、进行代理记账, 但不代管资金的财务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财务人员素质偏低、记账不规范的问题。但会计职能容易被架空, 会计的核算监督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4. 村账双代管制。

它是指在集体资金所有权不变、资金独立核算权不变、资金管理权不变、债权债务归属不变的情况下, 乡镇政府委托经管站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和账目实行统一管理, 即代理记账、代管资金, 平时只留给村里部分备用金, 村里每项经济业务都由乡镇审批并按时入账的财务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财会人员业务素质不高、记账不规范等问题。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往往带有强制性, 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的规定, 缺乏法律依据。

5. 农村会计委派制。

它是指农村会计统一由乡镇经管站委派, 有的一村一人, 有的几村一人兼管, 被委派的会计由乡镇统一向社会公开招聘, 经集中培训后委派到辖区内村、组从事会计工作的财务管理模式。该模式强化了会计的监督职能, 使会计人员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离, 从体制上保障了会计人员严格执法, 维护了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有利于乡镇政府加强对农村财务的监督。但是, 该模式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即被委派的会计人员很容易处于被“村乡 (镇) 双头管理”的尴尬地位, 无法实施有效监督, 工作实效不理想。

6.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它是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大会授权,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乡镇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签订委托记账协议, 由会计委托代理机构对村集体财务活动进行代理记账的财务管理模式。该模式的会计核算比较规范, 便于上级和村民的监督检查, 有利于村级财务管理。

以上五种财务管理创新模式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阶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模式由浙江省温州地区首创, 它与前四种模式相比,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制度构建上都较为合理, 是探索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过程中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模式。

二、建立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必要性

1.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合法性。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乡镇政府不得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 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我国《宪法》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经济活动自主权。”首先,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坚持自愿原则, 即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实行会计代理;其次, 委托之前必须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 通过民主投票的形式进行决策;第三,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决策通过后, 必须与乡镇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签订委托协议。

2. 适应创新农村财务管理体制的需要。

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是在坚持村集体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决策权、监督权不变的前提下, 实现上述“四权”与管理、核算工作的分离, 将属于村集体资产的“四权”仍保留在村中, 而将会计核算的财务管理权分离到乡镇并相对独立, 做到用钱的不管账、管账的不用钱, 使财务管理结构更加科学。

3. 适应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建设的迫切要求。

农村的腐败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利益问题, 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经济的监督。农村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推行, 健全了“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 将村级财务收支纳入各项财务制度的严格管理之下, 保证了各种账目的真实性, 提高了财务信息质量, 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客观上促进了农村的民主建设。

4. 适应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财务管理的需要。

首先,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实施, 确实推动了村级财务管理和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 提高了财务管理质量, 减少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非生产性支出, 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其次, 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规范村领导干部的行为, 严格村务办公支出, 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另一方面规范村级财务管理, 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有利于缓解税费改革后农村财务资金短缺的问题。

三、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具体内容

1. 账务清理。

实行会计委托代理制之前, 由乡镇组织有关人员对村级财务进行全面清理, 清产核资, 查清相关债权债务, 严格按程序办好账务交接工作。为了打好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基础, 各村必须对已发生的各类经济业务按有关规定做好账务清理工作, 在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 切实履行相关手续, 严格按程序办理各类项目的账务交接工作, 切实保管好清理、交接账目的全部档案资料。账务清理结果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确认后, 及时向群众公开, 接受群众监督和询问, 并及时处理在清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 与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签订委托协议。

村撤会计, 保留出纳, 在县市农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依托乡镇农经站 (或财政所) , 在乡镇内部设立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 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负责所辖行政村的委托代理记账, 接受乡镇政府和县农业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按照村民自愿的原则,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乡镇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签订委托代理记账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确保村级集体资产不被平调、挪用和侵占。

3. 建立“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

一是群众监督。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 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选举威望高、熟悉财务知识、公道热心的村民组成民主理财监督小组, 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的原始凭证实行审核监督, 并签字盖章。二是乡镇代理会计监督。代理会计对每一笔村上报的原始凭证在入账前进行严格审查监督, 审核原始凭证是否符合相关制度, 手续是否齐全;同时, 每月定期对村库存现金实行盘点。三是县市审计监督。由县市农业主管部门组织乡镇农经站 (或财政所) 有关人员定期对所辖行政村进行一次轮审, 对村干部实行任期和离任责任审计, 对群众意见强烈的村进行专项审计, 审计结果向群众公开, 同时监督代理会计是否履行职责。

4. 实行“五统一”。

“五统一”是指: (1) 统一财务制度, 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财务预决算、货币资金管理等方面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各乡镇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特别对村级通讯费、招待费和交通费的开支作出明确规定。 (2) 统一账册和记账凭证。 (3) 统一自制票据。 (4) 统一公开, 即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村级财务公开的内容、时间、程序和形式。 (5) 统一建档, 在乡镇建立村级财务档案室, 统一档案格式。

5. 实行电算化管理。

要求已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的乡镇逐步实行会计电算化, 提高代理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 可推行浙江省农业厅与有关计算机公司合作, 共同开发农村财务处理系统软件的经验, 在软件设计框架上充分考虑农村会计人员的素质, 做到操作简便、界面直观。

6. 明确县、乡镇、村各级职责。

县 (市、区) 党委、政府在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过程中承担指导和管理职责;乡镇党委、政府承担服务和监督职责;委托代理服务机构承担审核、记账、建档等职责, 科学理财, 搞好财务预决算、财务分析, 制定代理会计、助理会计、出纳员等人员的岗位职责, 及时反馈有关财务信息;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承担对乡镇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职责;各行政村要及时上报财务收支账目, 及时公布乡镇代理机构下发的财务公开表,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作出明确答复, 不得隐瞒收入、坐支、设小金库;村支书、村主任等村主要领导干部要遵守财经纪律, 按有关规定严格进行开支审批;村级民主理财监督小组要认真审查财务收支账目, 对财务公开的真实性实施监督, 对群众提出的质疑和问题要及时向村、乡镇政府进行反映。

【注】本文系中华全国供销总社课题项目“后农业税时代村级财务管理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GX090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廉增禄.当前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山西农经, 2008;5

[2].财政部.关于开展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财会[2008]8号, 2008-07-25

后农业税 篇8

关键词：农业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1、乡镇政府职能的现状分析

农业税取消后，给农村、农民及乡镇政府带来一系列新问题，迫切需要乡镇政府进行职能转型，以适应市场经济、农村发展的需要。乡镇政府必须更新观念，重塑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但在现阶段的转型时期，乡镇政府仍存在以下问题。

1.1、职能越位

所谓职能越位, 就是指做了超越政府职能范围和权限的事，没有做分内之事。造成职能越位的原因在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农村经济的分散特点, 乡镇行政区域相对稳定、变动较少, 政权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政府虽然拥有行政职能, 但缺乏经济调控的有效手段，在竞争环境逼迫下, 市场组织发育的普遍落后等原因，管理经济中乡镇政府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弥补市场的劣势。从乡镇政府组织内部分析, 政府的越位主要体现在对其所属、所辖事业部门、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职能越位, 对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1.2、职能缺位

所谓职能缺位，即是乡镇政府没有做好分内之事，没有履行政府的职责，没有承担其职能。从目前状况分析，乡镇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甚至自身生存都难以维系, 因此不得不缩小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规模, 降低标准。乡镇政府职能缺位, 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不到位, 对于一些本应该由乡镇政府承担起来的职能, 没有自觉地承担起来；另一方面是受乡镇政府经济能力、干部素质等方面因素的制约, 使已经认识到应该做好的工作也没有完完全全地履行好。

2、乡镇政府职能的定位思考

2.1、更新观念，做人民公仆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要考虑职能重新确定问题，需要从强制管理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乡镇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是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规范、公平、廉政透明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对乡镇政府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更新观念, 甘做人民公仆。

2.2、加强培训, 提高乡镇干部素质

人力资源是一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因此，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关键因素在于人。过去，乡镇政府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都是习惯于强制型政府的那种对村干部下达任务, 发表各种指示, 对农民下达行政命令的做法, 认为自己就是管农民的人，是下达命令的，而不是为农民服务的。但是在建立服务型政府过程中, 这种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为此, 要有计划地对乡镇干部实行全员培训, 增强其为农民服务的意识，通过培训加强乡镇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真正树立人民公仆的思想观念，这样必然带来乡镇干部工作思想、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的转变, 使乡镇干部能够适应政府的职能转变, 切实为农民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努力贡献。

2.3、实施社会公共管理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政府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方面应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一是为农村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从当前情况来看, 我国农村的大局是基本稳定的, 广大农民群众生活祥和, 安居乐业。但稳定之中也有不稳定的因素存在, 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就应借助国家机器对一切破坏农村稳定的行为进行有效打击, 确保农村环境的稳定，维护公共治安。同时还要在辖区内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通过这种手段来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为农村的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为农村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农村相对城市来说, 其经济比较落后, 弱势群体相对较多。因此，乡镇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 搞好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工作, 并逐步建立以生活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良好的救助服务体系，通过实施具体的工作, 来实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目的。三是为农村发展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室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它包括人、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在资源方面，自然资源数量有限，而且在一定的时间里难以再生，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要保护好各类自然资源。所以, 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方法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减少资源浪费，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结语

简而言之，全面取消农业税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加快农村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乡镇政府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抓住这一发展机遇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农民致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实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农村小康社会, 建立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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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农业税 篇9

1 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现状分析

在有关调查中发现,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农民的隐性负担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 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这些负担是农民负担主要集中的地方,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子女的教育费用过高

目前, 广大的农村地区已经全面实施了“两免一补”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 中小学学生全面免除了学费和书本费, 还补了住宿费, 这些措施都会减轻农民负担。然而, 在农村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由于经费不足、师资力量大量流失等原因导致实施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幅滑坡, 为了保证子女的教育质量, 农民家庭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当地的私立学校就读。以六安市某镇而言, 一般的私立初中一个学期的学费至少需要1000元以上, 加上书本费、住宿费和其他杂费, 每年两个学期总费用至少得5000元。高中教育费用更贵, 平均一年至少一万元以上。如此之高的教育费用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上, 这也是当前农民负担重的一个主要原因。

1.2 医疗费用超出农民负担能力, 养老体系不完善

在农村中, “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普遍。十年致富经不起一场大病, 导致农民对小病一拖再拖, 结果小病拖成大病, 大病的高额治疗费用, 让农民不堪重负, 使大部分农民放弃治疗。在一份农民主要负担的调查报告中, 超过70%的基层干部和农民都认为医疗费用是他们的主要负担。

在农村, 现代的养老体系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 养儿防老是农村自古以来的传统。而现代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 一个家庭一般要养活四个老人, 收入本来就不够高, 老人生一次病就可能花掉几年的收入。因此, 养老成了农民的另一大生活负担。

1.3 农资价格上涨过快

农民作为一个市场主体, 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他们生产的农产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 同时购进必要的农药、化肥、种子、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他们发现在农业税取消后得到实惠的同时, 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大幅上涨, 有时涨幅甚至达到100%-150%。例如, 国家在没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之前, 国产的某复合肥品牌, 售价每包75元, 直补后每包猛涨到120元。磷酸二铵每包涨到130元, 碳酸氢铵每包由20元涨到32元, 每捆地膜由45元涨到69元, 玉米种由每斤2.5元涨到6元。其他农用物资包括农用工具以及浇水、耕地、播种等服务也大幅涨价。农资价格大幅涨价, 种粮成本成倍提高, 这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

1.4 传统的消费观念是农民现实生活中一个较现实的负担

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 农民灰色消费数额居高不下, 这在丧葬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农村, 一个农民办完一件丧事, 少则三五千元, 多则七八千元, 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在农村, 老人再世时子女对其不孝别人无动于衷, 但是死后丧事办得不隆重、不气派, 别人就认为是不孝子孙。因此, 农民在丧葬规格上盲目攀比, 搞得农民精疲力竭, 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较大影响。

2 解决农民负担的相关建议

虽然我国取消了农业税, 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 但是未能真正地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农民负担重的实质是农村剩余产品在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农民所得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少, 影响了农民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和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要减轻农民负担, 就要建立起降低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 逐步解决这个长期困扰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 促进和谐农村的构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相应对策:

(1) 积极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大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免征农业税后, 对乡镇财政的影响主要是税费改革减少了乡政府的非税收入, 造成了乡镇财政的紧张。这样就导致乡一级的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减少, 公办小学和初中教学水平不进反退, 为了子女的未来, 农民只能把子女送到私立学校, 这样就变相的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所以, 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财政政权经费保障机制, 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方面, 特别是要把乡镇教师、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纳入县级财政公共预算, 这样, 不但乡镇一级财政压力将大为减轻, 而且将更好的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

(2)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健全养老保险体系。由于新农合实施过程中筹资总额低、补偿金额少、自负费用多, 加之未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 许多农民对合作医疗缺乏信任, 也缺乏健康投入和互助共济的意识。今后, 可通过正确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参加合作医疗, 发挥卫生部门行政管理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优势, 严格控制医疗费用, 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医疗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 为真正解决农民的“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确立科学的医疗评价体系。与此同时, 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 使农民转变观念, 积极参与养老保险体系, 并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加强养老金的管理和发放, 使得这一新型的养老方式深入人心。只有发展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保险体系, 才有可能去除农民身上的两大经济负担, 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

(3) 相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控制农资价格和日用品价格不正常上涨。在农业税取消后, 农资价格就以各种借口大幅度上涨, 提高了农民生产的成本, 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所以, 要注意防范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资价格上涨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居上的情况出现。国家可对农资产品实行最高限价政策, 采取行政和经济相结合的手段进行调节, 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相关执法部门要严厉打击。

(4)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倡导文明简朴的新风尚。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但要增强农村的经济实力, 更要使农村的旧的风俗习惯得到改变。通过舆论媒体宣传简办婚丧嫁娶的好处, 引导农民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致富项目和农业生产上来。多在农村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使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逐渐改变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的陋习, 形成现代化农村文明、简朴的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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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鹏程, 王树玲.关于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民负担分析[J].农业经济, 2007, (10) .

后农业税 篇10

关于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主张:一是市场化供给。如党国英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乡村“政府性权力太大”,市场化不足造成的,“用市场化的办法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这是我们需要树立的解决农村问题的信念。”二是政府主导供给。如李彬和李葆华指出,应明确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主要供给者的责任,特别指出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组织不能作为主要供给者,应根据公共物品受益范围来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镇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三是第三部门主导供给。如刘宛晨等提出了第三部门参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优点,并划分了4种具体方式:第三部门独立提供、生产;第三部门提供、政府生产;第三部门提供、私人部门生产;政府部门、私人部门提供,第三部门组织生产。四是多中心供给。如程又中和陈伟东对农村公共物品进行了细分,并依此来确定多中心的供给主体,中央政府供给资本密集型物品;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供给技术密集型物品;社区组织和村民供给劳动力密集型物品。

实践表明,市场和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都会失灵或失效。就当前乡村社会而言,虽然具有组织化的基层政府,但其结构还有待优化,功能还需要健全,不能很好地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乡村市场发育还有待成熟,尚不能在公共物品供给中起主导作用,这在一些落后地区显得更加突出;长期压力型体制严重挤压了社会自组织的成长,制约了农村民间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这说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中,过分倚重某种供给主体,忽视其他主体都是不恰当的,都难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应该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公共物品普遍的治理之道,适应乡土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定,而且要遵循广大农民公共物品消费的基本偏好。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模式应该是多中心模式,当然是有选择、有主导的多中心模式。这种模式的选择,不仅是革除长期以来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弊端的善政之道,而且是化解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良治之途,也是发挥公共物品治理基本逻辑优势的优选之路。

二

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界定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根据地域特征,公共物品一般可分为城市和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是指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密切相关的社会物品,这些物品具有普通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同时具有以下特殊性:(1)多样性。乡村社会中从事不同产业、不同工种的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同。(2)层次性。既包括中央政府提供的覆盖于农村的全国性公共物品,又包括地方政府提供的受益范围局限于本区域或部分外溢到周边的地方性公共物品,还包括农村特定组织提供由特定群体消费的区域性公共物品。(3)高成本性。乡村社会的弥散性、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决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组织和运行的高成本性,等等。这些特征规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特有规律,也是决定供给模式选择的根本变量。

历史地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和税费改革三个阶段,但其供给模式并没有实质性变化,长期沿袭着典型的单中心模式。该模式的具体表现:(1)单中心的供给主体。政府是单一供给主体,市场与第三部门的相关作用微乎其微。如果说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对农村公共事物的垄断是“总体性”社会的产物,那么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后依旧垄断着公共物品的供给,则是公共物品治理结构安排的重大缺失。(2)单方面的决策机制。即自上而下由县、乡政府根据它们的偏好单方面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与种类,这种决策难以真实反映民众的消费需求,往往降低了供给的有效性。(3)单一性的筹资渠道。现代公共物品的资金耗费应源于制度内的财政系统。但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筹集长期由乡镇和村级组织来承担,而且主要来自于制度化的财政系统之外。也就是通过压力型体制,以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为名向农民提取资源,来满足公共物品供给的资源需求。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

单中心的供给主体、单方面的决策机制、单一性的筹资渠道构筑了乡村社会公共物品供给典型的单中心模式。政府长期垄断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导致了低水平供给和总量的严重不足;单方面的决策机制直接导致供给的效率低下与结构失衡;单一性的筹资渠道则常常演变为强制性的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恶化干群关系,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总之,单中心模式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带来了诸多弊端,革除这些弊端势在必行。

三

公共物品供给的单中心模式塑造了一个低速发展、相对落后,与国家体系相断裂的乡村社会。农业税的取消更加恶化了这种状况,冲击了单中心模式的运行。因为,农业税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费用的制度化取消,意味着乡镇政府从制度外筹资的途径被堵塞,乡镇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这对于那些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乡镇财政来说,犹如雪上加霜。虽然有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而且转移额度逐年提高,但缺口仍然较大,难于根本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大大地降低了它们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而且,农村税费改革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工程,其成果的巩固和成效的发挥取决于相关的配套改革。但实践中,由于取消农业税政策推进速度很快,而与此相关的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等配套改革又难于及时跟进,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利益结构的渐次分化,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日益多样化,使得单中心模式难以为继。

当然也应看到,取消农业税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向所带来的契机。一方面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困境,迫使中央政府调整了国家与农村、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这表现为农村社会性公共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比重的逐年提高,一定程度上缓减了乡镇公共物品供给的资源压力。而农业税的取消也给政府施以改革乡镇的动力,可以从根本上推动乡镇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转变。另一方面,取消农业税有助于开拓民间力量供给公共物品的新渠道。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央政府在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投入的同时,为节约高额的成本,必然会以制度化方式把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才能履行的职能交给市场或民间组织来完成,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到农村公共事务的建设之中,从而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提高供给的有效性。

四

多中心的公共物品供给是适应乡村治理的一种优选模式。理论上,这种模式的选择是人类认识现代公共物品治理逻辑的结果。人们对公共物品的自觉认识始于1950年代,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市场方式供给公共物品,成本高昂、缺乏效率,存在失灵现象。因此20世纪50至70年代,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把政府视为公共物品的当然提供者。但随着19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危机,人们也普遍认识到政府治理公共物品的无效、低效和失灵问题。这一背景推动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其核心就是变革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与方式。其中,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治理中的单中心就是政府是管辖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多中心制度安排打破了单中心的权力格局,形成了一个由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治理网络,来承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责。这种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肯定公共、私人部门和社区组织均可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和决策者,引入了多元竞争机制。多中心模式的优势在于,它能够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能够满足民众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不同偏好。

长期以政府垄断为特征的单中心模式在取消农业税后,陷入了严重困境。克服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借鉴多中心理论,建构多中心模式。首先是多中心的供给主体。这些供给主体应包括政府、私人或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比如关系到国家总体利益的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应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来无偿提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公共物品,如区域性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建设等;私人或企业可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公共物品,如小型水利设施等。其次是多中心的决策机制。麦金尼斯指出:“多中心意味着许多决策中心,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要坚持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因为多中心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从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退出和责任的让渡,相反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有义务完善决策程序,提高公共物品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公共物品供给中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决策,一定要通过村民大会,充分听取农民的真实需求和意愿。最后是多中心的筹资渠道。解决公共物品欠账太多的问题,必须通过各种措施拓宽筹资渠道。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赋予乡镇政府相应的财权,为乡镇供给公共物品提供资金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针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转移支付力度,并纳入制度化轨道。另外还要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对部分准公共物品的治理,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大力引进私人或社会资本。

后农业税 篇11

欧盟、澳大利亚等成员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在农业谈判上或因为一直是进攻方，或因为近年来国内改革使其在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位置，都希望推动谈判尽快成功，强化世贸组织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而最大的转变来自美国。美国今年是选举年，奥巴马政府在贸易问题上政治遗产不多，希望在任内就多哈回合取得实质进展。美国产业界也急于尽快翻过多哈回合这一页，以便世贸组织能够尽快讨论其关注的21世纪经贸议题。作为美国的紧密跟随者，日本更是在各种场合均表示，各方应以现实态度，推动多哈谈判在今年底内罗毕部长级会议上成功结束。

与政治意愿的积极迹象相比，美国的具体谈判立场仍然没有改变。美国受制于国会刚批准《农业法案》，政府没有贸易快轨授权，颇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味道，谈判中没有必要的筹码，就只能创造筹码。于是，美国就转嫁矛盾、转守为攻，将其削减国内支持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挂钩，强调主要成员应该做出相同的贡献，并且明确不寻求从贫困发展中成员身上要求市场准入，但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向美国开放小麦、玉米、鸡肉、猪肉、牛肉等关键农产品市场。美国的这一立场不仅遭到了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成员的强烈反对，其推卸责任的态度也遭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农产品出口大国的指责，这些国家与美国在开放新兴经济体市场上立场一致，但同样也剑指美国市场，希望扩大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

发展中成员的分化态势也在加剧。巴西、阿根廷等农产品出口国要求在农业谈判上获得有商业价值的谈判结果，不仅希望打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市场，也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巴西、巴拉圭等在讨论粮食安全公共储备问题时，立场明显迎合发达国家，阿根廷更在多场合表示发展中国家市场是其关注重点。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则高举发展大旗，强调农业谈判的重点是解决乌拉圭回合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应实质性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之后才能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补贴问题。

发展中成员或发达成员都是这个或那个议题谈判集团的成员，即便是美国、欧盟这样的成员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坎昆部长级会议后，发展中成员先后组建了“二十国协调组”“三十三国协调组”“非加太集团”等谈判集团，巴西、中国、印度、印尼等主要发展中成员身处其中，很多非洲国家更是多个谈判集团的成员，发展中成员参与国际贸易治理的实力提升。但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兴经济体的壮大，很多弱小发展中成员不希望中国、印度等大个子继续享受跟它们相同的待遇，“二十国协调组”等谈判集团的作用开始下降。

“唇亡齿寒”，发展中成员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抱团取暖，一旦被分化，将很难维护彼此的最大共同利益。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象终究不能总是躲在小蚂蚁后面”，谈判中还是应考虑积极有所作为，既照顾发展中成员的整体关注，又妥善提出“中国方案”，引领谈判进程朝着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使谈判结果最大程度地符合中国的基本利益。

后农业税 篇12

一、取消农业税后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出现的主要问题

全面取消农业税后,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面临明显的冲击和影响,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县乡财政压力增大,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农业税在西部大多数地区的县乡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取消农业税后,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财政收支矛盾更加尖锐, 具体表现在:

(1) 县乡财政自给度下降。财政自给度为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之比, 反映本级财政自给自足的程度。一般来说,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自给度较低, 对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随着农业税的取消,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自给度进一步下降。如云南省广南县农业四税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 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2年的36.83%逐渐下降到2006年的22.75%, 县级财政自给度也从2002年的27.08%逐渐下降到2006年的14.50%;又如贵州省绥阳县农业四税 (同上) 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4年的35.14%下降到2005年的26.55%, 县级财政自给度也从2004年的28.37%下降到2005年的24.43%。

(2) 取消农业税后, 转移支付不到位使原本入不敷出的县乡财政变得更加困难。农业税取消后, 中央、省和市级财政相应增加了对县乡的转移支付, 但问题是转移支付的规模应该如何计算?由于取消农业税后, 各种以农业税为载体的附加和收费随之取消, 为了维持农村各项公共服务的正常需要, 中央、省和市级财政所需要承担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仅仅是取消农业税税款, 而应该大于取消的农业税税款。然而事实上, 西部地区不少县乡取消农业税后, 实际增加的转移支付款并未能达到因免征农业税而减少的税款。以贵州省绥阳县为例, 该县农业两税 (农业税、烤烟特产税) 的收入, 2005年就比2004年减少486万元, 而税改转移支付补助, 2005年比2004年仅增加215万元。由此可见, 在县乡财政自给度下降的情况下, 县乡政府的运转将更多地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但是, 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往往不能及时到位, 已导致取消农业税后西部地区县乡的总体财力低于取消农业税之前的水平, 如不及时解决, 西部县乡财政的困难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杯水车薪”

西部地区县乡财政绝大多数是“吃饭财政”, 财政支出构成中, 人员经费比例过大, 公用经费比例过小。以贵州省德江县合兴乡的支出为例, 2004年合兴乡的财政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为:农业支出为158200元, 其中, 人员支出为146238元, 占92.4%, 公用事业支出为11962元, 占7.6%;水利和气象事业支出为59400元, 其中, 人员支出为55754元, 占93.9%, 公用事业支出为3646元, 占6.1%;文化广播事业支出210700元, 其中, 人员支出为141420元, 占67.1%, 公用事业支出为69280元, 占32.9%。[2]由于公用经费份额太小, 导致基层政府无法保证公共财政职能的正常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前,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三提五统”经费和对农民的集资、摊派来解决。税费改革以后, 先后取消了“三提五统”、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 使得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以及乡村道路、饮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都缺乏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虽然也有上级转移支付, 但其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所需资金相去甚远。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 县乡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 在人员经费都存在严重缺口的情况下, 县乡财政再挤出经费来安排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似乎已不太现实, 因此, 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面临着进一步减少的可能。以云南省广南县为例, 该县农田基本建设投入资金已由2002年的406.56万元下降为2005年230万元。

3.县乡债务化解更加困难

由于县乡财政困难, 即使是在税改后, 县乡政府也不得不靠举债和挪用资金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 这就使得县乡政府的债务大量增加, 而乡村债务问题尤为突出。以四川省岳池县和仁寿县为例, 截止2004年5月底, 岳池县全县44个乡镇的债务总额已达27472万元, 平均每个乡624.4万元;861个村的债务总额为5412万元, 平均每个村6.3万元。仁寿县在2001年底乡镇债务已达5.01亿元, 到2004年底已上升至8亿元, 增幅为59.7%。尽管各级政府多方式、多途径采取办法来削减债务, 但收效甚微。随着农业税、特产税、两工集资等税费项目的取消, 县乡财政收入将进一步减少, 偿债资金日益短缺, 县乡债务化解更加困难。

二、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分析

1.最根本的原因是县域经济不发达

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以2006年为例,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东部地区就有86个, 而东北地区只有5个, 中部地区也只有6个, 西部地区仅有4个。究其原因, 西部县域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域投资面临困境。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但由于交通、气候、民族、宗教、观念等条件限制, 县域投资极少。二是县域工业发展水平低。西部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缓慢, 自然资源的深加工能力不足, 导致资源流向东部地区。三是县域消费市场低迷。据有关资料显示, 西部地区县域人均消费支出为1466.4元, 而东部地区县域人均消费支出为2510.9元, 是西部地区的1.7倍。[3]可见, 县域经济不发达导致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缺乏后劲。

2.现行财政体制本身存在问题

(1) 财权与事权不对称。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 国家首先将主体税种中增值税的75%、消费税的100%上划为中央级收入, 2002年起又将增长较快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量的60%上划作为中央级收入, 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4年的57.2%。[4]这一比例的大幅度提高意味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初衷已经实现, 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得以强化, 为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所需要的资源配置提供了便利, 如西部大开发、加大“三农”投入等。在中央集中地方财力的情况下, 省、市 (地) 级财政也模仿中央分切县乡财力“蛋糕”, 使县乡财政成为最弱的两级财政。而财权上收的同时事权又在下放, 由此, 县乡政府就承担了一些本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职能, 如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 导致县乡政府履行事权与所需财权极度不对称, 自身财力与支出责任极其不匹配。

(2) 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均衡效果不明显。

中央财政使用公式法实施的均衡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比较少, 而用于过渡色彩较浓、均衡作用较弱的体制补助、专项补助和税收返还的资金却数额巨大。对于税源充足的经济发达地区, 由于能够完成较多的收入任务, 也就可以从中央得到更多的税收返还;而对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 却因税源不足等客观条例限制, 无法得到与发达地区同样比例的税收返还。

3.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快

导致县乡财政困难的最大症结之一是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快。据有关部门统计, 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 云南省县乡财政供养人口从88.1万人增为112.9万人 (不含半供养人口) , 净增近25万人, 每年净增约2.5万人。由于财政供养人口过多, 增长过快, 导致工资性开支和基本运转经费等刚性支出大幅度增加, 县乡财政不堪重负。又如2004年云南省县乡财政可用财力为277.33亿元, 其中, 一般预算收入为129.27亿元, 一般预算支出为353.40亿元。而人员经费及公用支出就达266.08亿元, 其中工资总额为198.90亿元, 占可用财力的71.72%, 占一般预算收入的153.86%, 占一般预算支出的56.28%。[5]

4.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加剧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沉重的县乡债务, 既是县乡财政困难的结果, 也是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县乡债务形成的原因很多, 有体制因素造成的负债, 如事权过大财力不足, 要求配套资金的专项建设项目过多;有各级政府部门频繁下达给县乡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达标升级活动和建设项目 (如“普九”达标和乡村道路建设等) , 由于超出了县乡财政的承受能力而形成的负债。此外, 还有人为因素造成的负债, 如一些县乡政府的领导出于政绩考虑, 不顾财力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县乡领导为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盲目投资搞建设;还有一部分地区是擅自提高各项开支标准, 超前消费开支所致。

三、缓解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困难的对策和建议

1.支持西部县域经济发展, 做大县乡财政“蛋糕”

解决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县域经济, 涵养财源。一是利用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 培植支柱产业, 开发特色产品, 围绕能源、畜牧、名优酒、烤烟、生态旅游等作文章;二是加快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由农牧业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主导型向工业主要是加工业为主导的转轨, 不断提高农牧业加工业对县域经济的主体支撑和核心带动能力;三是抓住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机会发展第三产业, 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力度,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四是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 促进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

2.构建与完善我国西部县乡公共财政体制

(1) 科学界定与调整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一是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使每一级政府所拥有的财权与事权相对称、支出与责任相统一, 实现政府间事权划分原则的法制化。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 在分税制改革后, 县乡级分享的财力只够承担本级政府的正常行政支出需求。因此, 农村公共产品的提高应根据其不同性质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县乡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来解决。对于西部地区, 应加大中央在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事权责任和财力承担份额。二是西部地区政府应立足实际, 依托自身优势, 寻找和确立符合本地的主体税种, 依靠主体税种带动并形成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中央也可以将一些无关全局发展的税种征收权下放给地方。西部地区还可试行以矿产资源税、地产税为主的财源支柱。县乡也应积极开展契税、耕地占用税的收缴工作, 加大对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的征收力度, 最大限度地弥补农业税取消后财政收入的不足。

(2) 结合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在合理划分县乡财权、事权的基础上, 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一是实施省管困难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实施省管困难县体制可以有效消除省、市、县三级体制对缓解困难县财力不足和转移支付标准不一等问题, 有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二是大力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和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全面推进, 乡镇政府职能在本身就不健全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弱化。与此同时, 乡镇财政运行管理的条件和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乡镇财政收入萎缩, 乡镇财政支出功能减弱, 乡镇财政供给人员减少。现行的乡镇财政管理方式, 愈来愈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迫切要求改革。因此, 要大力推进“乡财县管乡用”改革试点, 在保持乡镇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 采取“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等管理方式, 加强对乡镇财政运行的监控, 防止和化解乡镇财政风险,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此外, 县级财政也要完善体制, 加强对困难乡镇的扶持和帮助。

(3)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对西部地区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笔者建议:可以现行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 辅以特殊性转移支付, 同时完善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体系, 逐步加大对西部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规模。农业税取消后, 由于西部县乡财政缺口大,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其他地区相比极不均等, 转移支付在平衡财政收入的同时, 应均等各县乡公共产品的提供。

3.大力精简行政事业机构, 压缩财政供养规模

一是加快县乡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 凡是有企业经营条件的县乡事业机构, 可以推向市场成为独立的经济或服务实体, 财政不再供养或只采取部分补助。对职能相同或相近, 业务相似的县乡事业单位, 要积极整合, 尽可能地减轻县乡财政支出的压力。二是乡镇职能应重新定位。农业税取消后, 乡镇政府的财权逐步减少, 承担的事权也应不断缩减。乡镇政府应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 精简机构, 合理定编设岗, 压缩人员编制。三是撤并乡镇, 调整乡镇规模。将经济实力弱小的乡镇撤并到强镇, 既可以壮大经济强镇整体实力, 优化资源配置, 又可以减少财政供养人口,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4.建立县乡债务分担制度, 严格控制新增债务

根据债务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债务项目所服务的范围、对象, 界定偿债的主体和责任。同时, 必须责权对等, 哪级决策哪级负责。对属于上级强制性要求而又超越地方财力的建设项目负债, 应谁决策谁承担主要消化债务责任。比如, “普九”和义务教育等形成的负债应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承担消债责任;对乡村道路的达标升级等产生的负债, 应主要由省市承担消债责任;对地方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形成的债务, 县乡应自行承担化解责任。实际上, 造成目前县乡负债过重, 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财政体制本身的缺陷所致、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以及中央和省两级出台的部分政策超越了基层的财力。而且, 县乡级通过前几年挤水分, 卖资产还债等措施,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已无多大消债潜力可挖, 要解开县乡财政困难这一多因素造成的死结, 离开了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 化解债务的主要责任也应由中央和省两级承担。换个角度看, 财政收入实现了分享制度, 债务也应随着收入一起由各级政府共同分担。因此, 中央和省级政府可否每年从财政收入增额以及国债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 专项用于化解县乡两级负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目前, 可以采取豁免部分县乡财政债务, 协调金融机构对政府债务挂账降息或停息处理。同时, 应规范政府行为, 严格控制新的行政债务发生。除法定事项外, 政府及其部门不得对外借款、赊账、贷款和提供担保, 不得负债购车、建房或新建“形象工程”。在此基础上, 还应推行债务年度审计、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 避免“前人借债、后人还款”的情况继续发生。

摘要：取消农业税对县乡财政, 特别是对西部地区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县乡财政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结合调查的情况, 着重分析了取消农业税后西部地区县乡财政面临的困难及其原因, 并从发展县域经济、完善财政体制、控制财政供养人口、建立县乡债务分担机制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缓解西部县乡财政困难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农业税,西部地区,县乡财政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06中国财政年鉴[M].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 2006.

(2) 周昌洪, 曾庆涛.贵州农业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与对策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10) .

(3) 郑洪学, 余吉安.资源禀赋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J].科技信息, 2007, (08) .

(4) 倪志良等.农业税取消后县乡财政状况的实地调研与对策研究[J].税务研究, 2007,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