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政策（共9篇）
药物政策 篇1
1 基本药物历史与起源
1.1 基本药物
(essential drugs or medicines) 的概念最初是WHO (世界卫生组织)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了解决贫困和发展中国家的药品供应问题, 使他们能够按照国家卫生需要, 以有限的费用、合理的价格购买、使用质量和疗效都有保障的药物而提出的。
1.2 WHO (1975年定义)
基本药物是“最重要、最基本、不可或缺的, 全部居民卫生保健所必需的药物”。
1.3 WHO (2002年定义)
满足人群优先医疗需要的药物。其遴选必须基于疾病流行情况, 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据, 卫生机构条件, 卫生人员培训状况和经验及费用效果分析。基本药物在运行良好的卫生体系内, 应在任何时候都保证有足够的数量, 并以适宜的剂型存在, 保证质量和有充足的药品信息, 价格能被个人和社会负担。
1.4 WHO基本药物的概念
从1975年到2002年产生了如下变化:①基本药物的遴选更系统化, 在确定优先疾病的基础上遵照循证的诊疗指南进行遴选; ②2002年以前, WHO示范目录里不收录昂贵的药品, 因为那时认为, 使用昂贵药品是不切实际的。在新定义中, 单价高的药品如果成本效果好, 仍可被收录到基本药物目录中。
1.5 我国是从1979年开始引入“基本药物”概念的。
基本药物的定义: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 剂型适宜, 价格合理, 能够保障供应, 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 (《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 国家基本药物基本特征:安全、有效、必需、价格合理。
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有关政策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年) 的通知 (国发[2009]12号)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卫药政发[2009]78号) ;关于印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 (暂行) 》的通知 (卫药政发[2009]79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基本药物生产供应工作的通知 (工信部消费[2009]472号) ;卫生部关于调整和制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药物目录的意见 (卫农卫发[2009]94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国家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9]2498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强基本药物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食药监法[2009]632号) ;关于国家基本药物品种检验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食药监稽[2009]764号) ;关于加强基本药物生产及质量监管工作的意见 (国食药监安[2009]771号) ;关于印发《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的通知 (卫办药政发[2009]232号)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卫生部 关于印发《2009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以奖代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社[2010]21号) ;关于做好基本药物全品种电子监管实施工作的通知 (国食药监办[2010]237号) 。
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
3.1 2009年8月18日中国正式公布《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 (暂行) 》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 》 (2009版) , 这标志着中国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正式实施。实施意见指出, 制定和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按照防治必须、安全有效、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基本保障、临床首选的原则, 结合中国用药特点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要求, 参照国际经验, 合理确定中国基本药物品种剂型和数量, 在保持数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动态调整管理, 不断优化基本药物品种、类别与结构比例, 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
3.2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并统一配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基本药物全国零售指导价格, 在保持生产企业合理盈利的基础上压缩不合理营销费用。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原则上按药品通用名称制定公布, 不分具体生产地、企业。
3.3 国家基本药物报销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 报销比例高于非基本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的年度任务.2009年每个省 (区、市) 在30%的政府办城市社区服务机构和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包括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 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率销售;到2011年, 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2020年, 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3.4 解释一下:基本药物将全部纳入政府定价范围, 并且保证基本药物及时 足量供应, 这是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满足广大群众基本用药的重要环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五项重点工作之一。患者凭处方可以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
基本药物使用范围: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 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的使用比例优先使用基本药物。
政府办医疗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 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机构按《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 以省为单位实行网上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由招标选择的药品生产企业、具有现代物流能力的药品经营企业或具备条件的其他企业统一配送。要确保招标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确保基本药物保质保量, 及时配送到每个医疗卫生机构。经省政府批准, 我省2010年度具备基本药物统一配送资质机构共有14家。
4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意义
4.1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保证基本药物足量供应和合理使用, 保障群众基本用药权益, 转变“以药补医”机制, 也有利于促进药品生产流通企业资源优化整合, 对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维护人民健康, 体现社会公平, 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推动卫生事业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4.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 》 (2009版) 18日正式公布, 包括化学药品、中成药共307个药物品种。都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 剂型适宜, 价格合理, 能够保障供应, 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卫生部就此公布了第69号“卫生部令”, 明确这些基本药物目录自2009年9月21日起施行。 为进一步推进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人民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各地又整补了部分药品种类。我省2011年8月1日整补一些药品种类, 整补后的品种虽然不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里, 但同样实行零差率。
4.3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 》 (2009版) 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1]第二部分是中成药[2], 第三部分是中药饮片 (颁布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为国家基本药物,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 最后一部分是有关说明。卫生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这些具体内容。 目录中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主要依据临床药理学分类, 共205个品种;中成药主要依据功能分类, 共102个品种;中药饮片不列具体品种, 用文字表述。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主要包括两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和其他医疗机构配备使用部分。这次公布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其他部分是目录基层部分的扩展, 将配合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尽快制定出台。
5 目前存在的难点问题
5.1 认知重视程度不够, 等待观望。
5.2 药品网上集中采购, 统一配送方面各部门协调难。
5.3 没有制定配套政策, 政府补偿方面不到位不完善。
5.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药品种类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6 今后工作意见
6.1 学习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有关政策规定, 完善补偿机制增加财政投入等措施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6.2 学习基本药物制度及相关配套文件。
6.3 学习基本药物处方集、基本药物临床用药指南。
6.4 把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与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配套改革结合起来.
6.5 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人事、分配、药品采购配送、保障制度等改革, 从根本上切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药养医机制。
药物政策 篇2
作者：何赛娣 专业：工商管理 学号：1046605 摘要：对我国现阶段基本药物政策进行研究分析。我觉得，完善我国基本药物制度，能提高公众的药品可获得性，促进“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基本药物政策推行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合理用药水平。
在现在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在看病吃药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除此之外，因为不合理用药造成伤害的事也屡见不鲜，合理用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药物政策的目标是实现：药品基本的可获得性；保证向公众提供安全有效，质量合格的药品；合理用药。因此，完善我国的药物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
读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应促进医院合理用药》这篇文章，里面详细的描述了全球不合理的药物使用问题。作者通过具体的数据来形象的阐明，让我受到了震撼，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处方药配制和销售中有50%是不恰当的。患者中有半数不能正确地服药。药品的过度使用、使用不足或应用错误导致稀缺药品资源的浪费,并广泛引起危害。在中国,药品的不合理使用也十分普遍。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52%。这一比例在大多数国家仅为15%～40%。所以在我国推行基本药物制度是满足公众用药需求及合理用药、降低医药费用、使国家有限的医药卫生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措施。所谓的合理用药就是患者根据临床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其剂量与疗程要满足患者的需要，且对社会和个人都是最低的价格。简单的说，合理用药就是指安全、有效、经济、适当的用药。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也较其他国家多。一直以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时刻困扰着人们，一些贫困地区的人根本看不起病。即使现在国家正在极力的推行药物政策来使得人人都享有卫生保健，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改善这种情况。但是百姓用药的情况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医生的用药习惯及利益因素也影响着合理用药。有些临床医生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开出处方。一些普通的、常见的基本药物使用率并不高，临床医生考虑更多的则是高新技术和新药。更有些不法医生和医疗机构受巨额回扣的利益驱动，不顾患者的病情和实际情况，用高价药、进口药代替普通药和基本药，这是造成“看病贵”的直接原因。实际上，除此之外，患者对基本药物认识不够也是用药贵的一大原因，某些药品生产企业将一些基本药通过改变剂型，增加规格或是进行一些无实质性的化学修饰后按新药申请并通过审批。这必然导致新药不“新”，价格却会一提再提。而由于受部分虚假广告的影响，一些患者更是盲目推崇新药、进口药和广告药。相反，医生开的对症的基本药物往往不被认可。总结一下，根据我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基本药物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更是我国的基本药物制度还不健全，缺乏强有力的实施保障的必然后果。
我国对基本药物政策的宣传力度还远远不够——基本药物目录品种范围过大，影响了制度实施，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公布了六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数也从最初的278个增加到2000多个，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的品种数也一增再增。这使得国家的医疗经费不断地增加，同时，浪费在不合理用药上的费用也不断增多。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国家基本药物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我国目前公布的药品目录除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还有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非处方药品目录等。由于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实际利益，所以人们对其他几种目录或多或少都有些了解。由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宣传力度不够，人们对其认知度还很低，仅有部分医药工作者知道国家的基本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目录，而绝大多数社会公众和一部分医药工作者对其了解很少，甚至全然不知，更不知道获得基本药物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我们更应该做好国家药物政策及合理用药的工作。在《WHO国家药物政策及合理用药理论和实践》这本书中我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应在国家药物政策提供的框架下加强药物领域的监管。1975年，世界卫生大会2866号决议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设法帮助其成员国制定国家药物政策，并督促其执行相关战略。在这项决议之后，一系列在世界卫生组织帮助下的国家药物行动规划纷纷开始执行。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下解决。每个国家都应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国家药物政策。我国国家药物政策的特色在药品监管等许多方面体现出来，如《药品管理法》建立健全各种监管法规，在制定规范药品研究、开发、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法规上做了大量工作。我国基本药物工作开始的较早。1979年4月，我国政府就开始积极响应并参与WHO基本药物行动计划，在卫生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的组织下成立了国家基本药物遴选小组，这标志着我国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制定工作正式启动。但在制定基本药物政策时，WHO并未考虑到中国传统医药的存在，而是完全以化学药的化学成分分类为基础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因此，由于中药的存在，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在品种上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原则是：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世界卫生组织在合理用药方面经验丰富,将合理用药与国家基本药物政策一起推行。我国作为其成员国,应积极借鉴其经验,在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施和完善过程中,注重促进合理用药。由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和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作者合作的《浅议合理用药与国家基本药物政策》一文通过介绍世界卫生组织在合理用药中的经验,为我国药物的合理使用提供建议。
制度不健全，缺乏保障表现在——我国在发布基本药物目录时就明确提到：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指导合理用药，指导药品生产经营，指导药品报销目录的制定。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基本药物工作虽然得到WHO的肯定，但制度建设还主要停留在目录及其调整上，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仍有近1/3以上的人口不能正常获得基本药物，农村的获得情况更差。
国际上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先进经验很多，《我国基本药物政策关键问题浅析》一文中写到：“自基本药物的概念提出以后，至1999年底，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实施了基本药物政策，并有多个国家以基本药物的合理使用为重点制定了国家药物政策。津巴布韦从1986年开始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目录中除了列出药物品种外还包括诊疗指南，并采用“口袋书”的版本以便于携带。1994年，印度德里为解决药物匮乏和昂贵药物滥用的问题开始实行基本药物政策，在促进合理用药的基础上规范医师和医院的行为，同时对患者进行教育，并将基本药物的概念引入医学教育课程。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还使德里成为其他州效仿的典范。肯尼亚作为基本药物领域的先行者，为解决药物滥用和误用的问题，加强对人用药和兽用药的管理和控制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于1994年建立了国家药物政策，并将此作为今后立法、法规改革、人员发展和改进管理的指导性文件。巴西为了解决不合理用药问题，调整总体用药状况，出台了“国家药物政策”。这项政策主要包括“八项方针”和“四项重点”，力求在国家医疗系统内为药物监护提供有效合理的依据，并致力于整改药品的蓝、药品质量、安全性、药品价格、合理用药等问题，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危地马拉也制定相关政策并加以落实，从而改善了药品的供应，拓宽了药品的分发渠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基本药物制度使许多国家的医疗现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世界范围内能正常获得基本药物并接受有效治疗的人口从开始推行基本药物时的不足1/2扩大到2/3以上，使得绝大多数人的健康得到了保障。”我国的基本药物政策主要是以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形式体现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基本药物政策实施情况还是停留在目录的制定和调整上，没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中西医并重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基本药物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中药的问题，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药物目录。
基本药物制度政策亟需调整 篇3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跟踪国外基本药物政策到90年代发布基本药物目录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 我国对基本药物的政策仅从技术角度关注了药物的遴选, 而对遴选出的基本药物如何保证生产、促进流通配送、优先使用和降低人群使用的经济负担等方面缺乏统一、有力、有效的公共政策保障。近年来, 居民反映的看病就医问题多与药品使用密切相关。为此, 2009年启动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了基本药物制度的概念, 试图从基本药物生产、流通、价格、使用、补偿等环节入手, 系统性地解决一揽子问题。它实施两年多以来, 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取得了一些成效。到2011年第一季度末, 政府办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比例已经达到82%, 城乡居民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用药负担减轻[2]。预计到2011年底或者2012年初, 基本药物制度将覆盖所有政府办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尽管如此, 从国内实践层面和国际经验来看, 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有关政策仍显不完善, 亟需调整充实。医改三年的五项重点任务即将结束, 我国目前正在着手制定2012-2015年的医改重点任务和相应政策, 有必要从完善基本药物制度政策的角度来进行深入思考。
1 基本药物应当广泛可及, 不应当与医疗卫生机构级别绑定
我国2009年启动的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工作将居民获得基本药物的范围限定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也就是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的乡镇卫生院。迄今为止, 基本药物目录仅颁布了城乡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版本, 而二、三级医院版本未能发布。这样, 城乡居民获得基本药物的范围明显受到限制。如果居民在村卫生室、非政府举办的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者二、三级医院就诊, 就难以获得零加成提供的基本药物。这与国际上广泛认同和采用的在卫生系统内任何时候均可获得基本药物的通行原则是不一致的, 影响了居民获得基本药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该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基本药物的属性和地位认识仍然模糊。基本药物是一类特殊的药品, 是解决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主要健康问题的有效手段, 是保障和促进居民健康的基础, 建立并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公共政策的组成内容。基本药物与保障居民的健康权利相关联, 应当促进基本药物在卫生系统内广泛可及, 而不应当将居民获得基本药物的机会和权利与医疗卫生机构的级别绑定。
根据当前形势, 建议应当首先在公立医院和村卫生室引入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现行做法;第二步, 在循证医学的指导下, 根据我国居民疾病负担情况, 按照药品安全、有效和成本效果比的情况,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示范目录, 重新修订我国基本药物目录, 取消与医疗机构级别相联系来制定目录的做法;第三步, 在城乡所有公立和集体性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如能做到公共财政支持基本药物的集中采购, 则可将基本药物的获得范围扩大至所有医疗机构、村卫生室和药店。
2 基本药物应当公平使用, 不应当依靠公平程度不高的保险制度来解决费用分担
我国当前实施的基本药物制度虽在采购配送、定价、报销等方面设计了一些支持政策, 但在最最关键的费用分担环节出现了乏力问题。居民使用基本药物的费用需要分别通过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等去解决费用补偿问题。由于上述保障制度分别面向不同居民, 在筹资水平、补偿政策和保障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 使得城乡居民在获得基本药物方面的实质保障待遇是显著不同的, 难以实现居民公平获得基本药物的目标。
居民能否公平获得并使用基本药物, 关键是要有强有力的统一的筹资政策来支持。为此, 应当考虑建立针对基本药物的筹资政策来推动基本药物制度取得成效, 不能依靠分散的、碎片化的、不公平的医疗保险制度来分担基本药物的使用费用。建议建立基本药物的政府采购基金, 由该基金统一向生产厂家采购基本药物目录内的药品, 较大幅度降低采购价格, 实行统一配送, 医药机构零加成提供价格低廉的基本药物。可向使用者按处方收取固定费用, 与所使用的药物品种和数量不发生关联, 居民不必再从各类医疗保险制度中报销基本药物费用, 实现待遇统一。中央财政可按比例向东、中、西部地区提供采购补助。采购基金除来自公共财政外, 还可来自城乡各类医疗保障制度, 但必须统筹集中使用。
3 基本药物应当数量适度, 地方不宜大量扩充
自2009年底, 国家发布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版本的基本药物目录后, 在执行过程中各地陆续增加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之外的药品, 平均增幅达到206种[3], 一些省份的增幅甚至超过国家发布的307种中西药品的数量, 总量达到700种左右, 而有的省份仅增补了几十种药物, 造成了各地基本药物实际执行目录相差悬殊,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所强调的公平原则再次受到地区差异和地方用药习惯的挑战。地方较多扩充基本药物目录的现象反映出由于缺乏基本药物独立的筹资政策, 地方政府没有受到有力的预算约束。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基本药物示范目录只有350多种药品, 可基本满足绝大多数国家的临床和预防用药需要。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药物目录在200~400种之间。比我国经济条件富裕的墨西哥在2001年实施基本药物政策时, 仅列入150种药物, 而后才增加到260种左右。我国属药物滥用情况比较严重的国家, 如果一味迎合原有用药习惯, 则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制度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也将受到严峻挑战。
因此, 应当严肃维护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考虑到地区差异和过渡性等因素, 地方增补基本药物应当严格备案审批, 增补药物的数量应当控制在100种左右。如果能够配合建立基本药物采购基金的话, 将大大抑制地方扩增基本药物数量的冲动, 切实保证基本药物制度取得实效并能可持续发展。
摘要：通过阐述对我国实施基本药物的三点看法, 即:基本药物应当广泛可及、公平使用、数量适度, 认为要严肃维护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考虑到地区差异和过渡性等因素, 提出地方增补基本药物应当严格备案审批等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基本药物,基本药物可获得性,基本药物目录
参考文献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Medicines:Essential medicines[EB/OL].[2011-06-11].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25/en/index.html.
[2]新华社.以体制机制建设为重点合力推进基层综合改革[EB/OL].[2011-06-11].http://www.gov.cn/jrzg/2011-06/09/con-tent_1880385.htm.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政策知识宣传单 篇4
一、基本药物与基本药物制度
1、什么是基本药物？
基本药物是指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主要特征是安全、必需、有效、价廉。
2、如何正确理解基本药物的内涵？
⑴“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指：优先满足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避免贪新求贵；
⑵“剂型适宜”是指：药品剂型易于生产保存，适合大多数患者临床使用； ⑶“价格合理”是指：个人承受得起，国家负担得起，同时生产经营企业有合理的利润空间；
⑷“能够保障供应”是指：生产和配送企业有足够的数量满足群众用药需求；
⑸“公众可公平获得”是指：人人都有平等获得的权利。
3、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有利于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用药、减轻群众负担，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权益，促进公平、公正。有利于提高群众获得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从而保证群众基本用药的需求，保障人民基本医疗卫生权益。有利于推动卫生事业的发展。
4、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报销有什么区别？
一是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报销范围，非基本药物仅有部分纳入；二是国家鼓励使用基本药物，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5、基本药物就是廉价药吗？
基本药物价格合理，其中包括部分廉价药，但不等于全部是廉价药。
6、基本药物如何做到质优价廉 ？
一是基本药物统一招标采购，价格透明；二是基本药物从投标生产厂家直接采购，减少了若干中间环节，避免了重复加价；三是医疗机构零差率销售减少的收入缺口由政府财政补偿解决；四是国家调整产业政策，保证充足供应；同时，基本药物质量监管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从而确保基本药物价格低廉，质量有保证。
7、基本药物品种越多越好吗？
基本药物品种不是越多越好，应是满足基本用药的需求。基本药物的遴选应坚持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的原则，结合我国用药特点，并参照国际经验。既要与我国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相适应：也要符合我国疾病谱的特点，能够满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见病、多发病和传染病预防、治疗的需求。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设计中已留有政策空间一是允许地方根据当地用药习惯和水平在合理用药范围内增补部分非目录药物。二是对服务人口多、规模较大、服务范围已超出功能定位的中心乡镇卫生院，可以逐步引导转型为公立医院，执行公立医院的药品相关规定。三是对于医院下转的康复病人和慢性病人所需特殊用药，可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药品代购等服务。8.目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有多少种药？
2012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包括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三个部分。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317个品种，中成药203个品种，共520个品种；颁布国家药品标准的中药饮片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3版江西省增补基本药物中，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119个品种，中成药109个品种，共228个品种。结合上述，我省现可以使用的基本药物品种数为749种。
9.如何保证群众使用基本药物的质量安全？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国家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基本药物质量监督管理的规定》，加强对基本药物的质量监管，确保基本药物质量安全。一是地方政府负责保障本地区基本药物安全，定期对本地区药品安全状况进行评估。二是药品监管部门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对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覆盖检验，逐步把基本药物纳入电子监管网。三是只有质量管理水平高、具有现代物流能力的生产流通企业，才可成为基本药物的生产、配送商。生产、配送企业以及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负责上报药品不良反应，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按规定及时召回。
10.如何保证医生开处方时优先选择使用基本药物？
一是通过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完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不断优化品种和数量，将目前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药品纳入目录中，扩大目录的适用范围。二是规范医生开具处方行为，医生应按照《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优先选用基本药物，并将使用情况纳入医生考核。三是
药物政策 篇5
1 研究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始,全球医药产业迅速发展。但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药品市场不规范、结构不合理、必需药品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为此,世界卫生组织(WHO)1975年开始提出基本药物概念(Essential Drug)[1],建议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国家基本药物政策,以保障公众能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基本医疗所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政策(National Essential Drug Policy, NEDP)作为国家药物政策(National Drug Policy, NDP)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根据基本药物研制、生产、供应、使用、广告、信息提供等环节制订有利于促进合理用药推广的有关法律、条例、策略和措施。国家药物政策是政府为确保药品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合理使用而制定的中长期目标及实现目标的主要战略。它提供了包括公立和私立部门在内的所有药品领域参与者协调行动的框架[2]。以基本药物目录为核心的国家基本药物政策,涵盖合理价格、药物筹资、供给系统、管制与质量保证、合理使用、研发、人力资源及监测等各环节,以达到保障基本药物可及性、质量和合理使用的目标。
中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基本药物政策。通过对孟加拉国的经验总结,为中国基本药物政策提供借鉴。
2 资料来源和方法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访谈等方法,比较中国和孟加拉国基本药物政策的情况。系统收集中国、孟加拉国基本药物政策的方案与实践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分析和比较,找出可借鉴之处。
3 研究结果
3.1 孟加拉国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施背景
孟加拉国自1971年12月16日获得独立。当时的情况:贫穷、落后,农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迅速。1972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140人/千人出生儿童。孕产妇死亡率为130人/千名孕产妇。死亡的主因是疾病与营养不良。主因是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基本药物价格高昂买不起。同时,假药很普遍。为改变现状,诞生了1982年的国家药物政策和之后的一套法案。
3.2 孟加拉国基本药物政策的要点
通过专家努力,于1982年5月11日完成基本药物政策法案。还通过了16项标准,用来指导所有在孟加拉国生产的注册药品以及新药的评价。其中,前11项标准都是建立在药物科学理论上的,第14条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跨国企业不准再生产和经销抗酸剂和口服维生素,重点生产更有效的药物,同时还要防止垄断。其中4条是为了国内医药行业的利益而定。政策的目标是保证所有药物的政府采购、制造、质量控制、配给和使用都符合统一的法律和行政规范。成为国家卫生政策中的重要部分。要点是:(1)建立包含150种基本药物的目录和100种特殊药物的补充目录。基本物分三个层次:12种药物专为农村人口;45种药物为初级保健;所有药物都向三级医院提供。(2)45种初级医疗用药的生产和销售全部使用药品通用名(3)颁布国家药品目录。(4)取消产品专利,限制专利的使用。(5)加强《药物法》,主要包括:①建立监管系统;②强制推行GMP认证;③控制药品名称和广告营销;④药价管制;⑤控制有毒药物和依赖性药物的处方;⑥建立特殊药物法庭和强力的处罚;⑦管理国外合作企业的技术转让和准入;⑧限制零售药店的所有权。(6)建立国家药物控制实验室。(7)防止跨国制药企业生产简单药品。(8)监管零售药店,由政府医院监管药剂师的资质。(9)由卫生监督部门强化药品监督和管理。
3.3 孟加拉国基本药物政策的主要内容
3.3.1 基本药物遴选。
专家估计,绝大多数医生所开的药物在50种上下,很少超过100种。并参考WHO建议,制定本国的基本药品目录。还有两项规定。第一,广泛利用现有的,可靠的科研文献,并咨询专家,确定目录。药物的除名要由专家集体决定。第二,所有报告,必须精简,并用通俗语言,便于决策者阅读。
3.3.2 基本药物的价格控制。
有专门机构制定价格。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药物零售价不得高于最高零售价。最高售价的制定是在药物单价的基础上增加固定加成和额外加成。固定加成指的是在单价上加成100%,这包含了进口关税、产品税、进口执照费和个体原材料及包装运输费用。额外加成在50%到225%之间,主要是被允许用来补偿加工工艺、质量控制、配给和零售费用。销售税、增值税、附加费也包括在最大零售价内。有专职机构,审查进口原材料和包装材料价格。药价每半年审一次。
3.4 孟加拉国基本药物政策的成效
一是本土药品生产增加。1982年到1992年,国产的基本药物从30%上升为80%,国产药的份额从35%增加为60%,总产量增长了2倍多。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有了显著的增长,从1981年的173亿塔卡上升为1991年的550亿。二是药品价格得到控制。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下降。三是药品总体质量提高。1981年,检验的327种药品,不合格者占36%。1992年,检测了2600多种,7%的不合格。
4 讨论与政策建议
4.1 目前中国的基本药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4.1.1 基本药物目录种类太多。WHO目录只有313种药品[3],而中国2004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多达2000种,最新公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版收录了307种药品,已有很大缩减。
4.1.2 基本药物目录结构不合理。中国的结构划分简单,且存在多种用药目录,缺乏协调,使《基本药物目录》的作用无法充分显现[4]。
4.1.3 生产供应不足,流通企业不愿经营。
4.1.4 医生与公众不愿意使用基本药物。由于医生的诱导;患者的不了解;临床药师缺乏指导地位,不得更改处方或给予代用药品等[5]。
4.1.5 制度导致的基本药物可及性障碍。有多个版本的“手册”,在临床上逐步发展成分类的治疗指南,妨碍基本药物的推广[6]。
4.2 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4.2.1 以循证医学研究为基础遴选基本药物。
基本药物目录是政策最基础的部分,遴选方法主要有循证研究和经验研究。循证研究主要通过科学的研究设计、系统文献回顾和信息综述,判定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果;经验研究是通过临床医生的用药经验进行药品间比较。多数国家将两种方法结合。孟加拉国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可靠的科学研究文献,据此制定出具体的操作性强的16项标准。而中国基本药物的遴选标准: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对基本药物的遴选起了一定作用,但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且主要根据经验而非循证研究,缺乏科学性。因此应以循证医学为基础,制定基本药物目录。
4.2.2 采用分级分类管理基本药物,发挥医疗保险的作用。
中国的政策还停留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制定,实际运用中,存在多个药物目录,且彼此矛盾,加上地方因素,使国家基本药物的推行变得复杂。对此,可借鉴国际上的分级分类经验,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核心,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药品保险目录,可将其作为基本药物目录的延伸。这可使基本药物目录与医疗保险结合,保证基本药物的可及性,通过医疗保险推动基本药物的使用。
4.2.3 政府负责确保基本药物的供应。
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各国在卫生领域中政府职能的核心体现。在印度,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基本药物供给系统,包括基本药物的采购、配送;在南非,政府购买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基本药物来满足所有国民的需求。因此政府应对基本药物鼓励生产、集中采购,对特殊药物或者用量较少的药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
4.2.4 促进基本药物的合理使用。
制定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临床诊疗规范和用药规范,规范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处方行为。要加强监管。充分发挥医院药事委员会作用。医学教育中强调合理用药。教育患者理解合理用药。政府要完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切断医药间的经济利益链条,或对各级医疗机构强制规定基本药物使用比例。
4.2.5 立法保障基本药物政策的推行。
为保证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推行,应制订从研制、生产、供应、使用、广告、信息等各环节的有关法律、条例。
参考文献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The selection of essential drugs:reportof a WHO expert committee[R].Geneva:WHO,1977.
[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How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na-tional drug policy.Second edition[R].Geneva:WHO,1999.
[3]中国药学会“基本药物制度研究”课题组.基本药物制度:理论和框架[J].中国药物经济学,2008,6:1-9.
[4]汤涵,杨悦.完善我国基本药物制度若干政策建议[J].中国药房,2009,20(5):321-323.
[5]张文通,田侃.加快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刍议[J].中国药事,2008,22(12):1056-1059.
药物政策 篇6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文献检索策略
从中国知网、 万方和维普等数据库中检索年限: 2000 年1 月1 日—2012 年12 月31 日, 检索词汇: 基本药物零差率。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2000 年到2012 年在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以“基本药物零差率”为主题的文献, 排除消息、 会议等、 Letters以及不涉及基本药物制度问题分析的文献。
1.3 提取文献信息
根据研究目的提取的主要相关文献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 文献特征: 包括文献发表时间 (年、 卷、 期) 、 文献类别 (即论著、 调查研究、 经验介绍、 个案报道或综述) 、 主题类别 (即理论探讨、 现状分析和实践探索或其他) 及文献基金来源 (即自然科学基金、 社会科学基金和专项基金等) 。 (2) 研究者特征: 即研究者身份背景, 包括高校及科研单位、 卫生行政部门、 药品生产或经营企业、 医疗机构及其他。 (3) 内容特征: 文献研究涉及的基本药物零差率的问题探讨、 各地的基本药物零差率的模式分析和实践探索存在的问题分析等。
1.4 文献管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Endnote文献管理软件对文献进行管理, 采用STATA 13.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
初检索出文献2 875 条篇, 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 排除2 356 篇文献, 最终获得文献519 篇。
2.1 国内对基本药物零差率的关注度分析
2.1.1 文献公开发表量: 2009 年8 月, 国家发布了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基层版) 》, 遴选确定了307 种基本药物, 并将中药饮片一并纳入,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 从2009 年开始有关于基本药物零差率的文章开始公开发表, 这与国家关于基本药物零差率方面的政策出台在时间上相一致。 并且在2009 年公开发表的文章中, 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政策的策略研究方面以及政策的推进路径方面。 2009 年的相关文献发表量较小, 但随着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的实施, 学术界对基本药物零差率的相关问题关注度逐年增加, 因此2010 年到2012 年是公开发表文章相对集中的时期, 并且在研究内容方面深度增加, 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实施的效果方面, 以及剖析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开始探索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的实施对村卫生室的影响以及相应的补偿机制, 2011 年的文章发表量达到顶峰。 2012 年公开发表的文献显示, 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基于不同视角下基本药物零差率实施后的效果评价。
2.1.2 文献分布情况: (1) 研究者来源: 从表2 可以看出关于基本药物零差率的相关文章作者来源包括高校及科研机构、卫生行政机构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其中高校及科研机构发表的文章最多, 共发表225 篇, 占文章发表总数的43.35%, 说明高校及科研机构特别关注基本药物零差率的理论问题。其次是卫生行政机构, 作为主导医改的政府部门, 近年来也持续关注基本药物零差率方面的政策问题。 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发表文章数量仅次于高校及科研机构, 共发表文章135 篇, 占文章发表总数的20.80%。 (2) 基金来源: 本研究筛选出的相关文献中, 有48 篇文章来自基金资助的项目, 其中有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其他为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说明目前我国对国家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方面研究的基金支持度较高。 (3) 研究范畴: 文献对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实施的现状与问题研究较多, 占总文献的45.62%, 政策的理论探讨与制度分析的研究分别占23.80%和30.58%。
3 讨论及建议
3.1 基本药物零差率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1药品价格得到明显控制: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减少了药品流通环节, 压缩了药品销售的利润。通过文献研究发现, 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降低了药品价格。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价格平均降幅在25.00%~50.00%之间, 安徽省2010年1—3月份, 全省人均门诊药品费、住院药品费分别比2009年同期下降33.50%和30.50%[2], 北京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后, 社区医院的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到了36.10%[3]。
3.1.2门诊和住院服务量的变化, 使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减少[4]: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使得基层卫生机构的药品收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 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很大程度上开始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投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正常运转需要稳定持续的财政供给[5]。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的实施, 降低了在乡镇卫生院就诊患者的医药费用, 不恰当的人员激励措施导致乡镇卫生院医生不愿提供医疗服务, 从这个层面上看, 反而整体导致患者医药费用负担的增加[6]。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使得零售药店不再具有价格优势, 行业内部竞争加剧, 非“医保”药店生存困难[7]。
3.1.3 药品配送不及时: 基层医疗机构分布零散, 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的村卫生室, 需要村医到乡镇卫生院领取药品, 许多村医年龄较大, 行动不便, 导致药品配送不及时, 影响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
3.2 完善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的策略与建议
3.2.1 合理补偿基层医疗机构, 建立健全补偿机制, 完善补偿模式: 补偿问题不及时解决, 不仅会影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关键是会对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带来冲击, 最终影响到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学者建议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实施后, 应当合理面对基层医疗机构利益受损的事实, 研究制定一套合理稳定的补偿机制, 围绕药品差价额度的补偿, 建立能使基层医疗机构有效持续运转的方法。 另外, 基层医疗机构的有效运转需要政府大量资金的投入, 仅仅对药品差价进行补偿是远远不够的, 要使补偿及时到位, 同步于基层医疗机构的资金周转。 明确好 “怎么补” 和 “补多少” 的问题, 理清补偿思路。 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应充分论证补偿模式实施的可行性, 综合政府全额补偿模式、 多头补偿模式以及个人补偿模式的优缺点, 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 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最终保证基本药物政策的合理实施。
3.2.2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基于基本药物零差率的政策目标, 各利益相关者行为与政策目标趋于一致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改变使用强制命令推行政策的方式, 这样不仅能够降低政策实施的交易成本, 而且能增强政策的持续性。 目前, 我国只允许基层医疗机构配备使用基本药物, 但是从实际运行来看, 包括省级增补品种在内的基本药物不能完全满足基层医疗机构的临床所需,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对药物的可及性, 同时也不利于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年) 的通知.国[2009]12号[EB/OL].http://www.gov.cn/zwgk/2009-04/07/content_1279256.htm
[2]申蕾, 冯国忠.对于社区药品零差率销售的思考[J].管理科学研究, 2010, 6 (6) :134.
[3]厉素, 刘国恩, 陈瑶, 等.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的效果评价与思考[J].中国卫生经济, 2008, 27 (4) :41-43.
[4]黄杰, 杨洪伟.陕西省基本药物制度对基层卫生机构的影响—基于两市 (县) 4所基层医疗机构的抽样调查[J].中国卫生政策, 2011 (11) :12-14.
[5]汪胜, 黄仙红, 王小合.浙江省乡镇卫生院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现状与对策研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1 (6) :30-34.
[6]孙强, 左根永.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是否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医药费用负担:来自安徽三县区的经验[J].中国卫生经济, 2012, 32 (4) :65-67.
药物政策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2年6-10月, 以徐州市10区市县范畴内的10家卫生服务中心为研究现场, 对就医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慢性病) 患者, 且“零差率”政策实施前后均在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受过卫生服务。分层抽样对前来就诊的居民共发放1 000份调查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878份, 有效回收率87.8%。
1.2 调查方法
采取当场发放问卷的方式,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零差率”政策的认知情况、对“零差率”政策的满意度、政策实施前后就诊流向的变化情况、政策实施后药品种类和质量的变化情况等, 问题形式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主观题三种形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 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 对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双录入并设定逻辑审核。数据录入并整理完成后, 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等采用描述性分析, 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 并对有差异的影响因素应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找出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研究过程中通过邀请有关专家对研究设计和调查问卷进行论证;对调查员进行培训和实时监督以及设置数据录入时的逻辑检错等方法实施有效的质量控制。
2 结果
共发放1 000份调查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878份, 有效回收率87.8%。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878名被调查者中, 男性占45.1%, 女性占54.9%。以20~40岁的中青年为主, 占59.0%, 60岁及60岁以上者占30.9%。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为主, 占56%。医保情况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为主, 分别占到40.2%和43.8%, 见表1。
2.2 调查对象对“零差率”政策的认知情况
2.2.1 居民对“零差率”政策的认知率
在参与调查的1 000例慢性病患者中, 表示非常了解的占17.8%, 听说过或者知道的占22.4%, 不知道或者没有听说过的占59.8%。
2.2.2 居民对“零差率”政策的知晓途径
新闻和他人介绍是居民了解零差率的主要途径, 分别占24.2%和28.7%, 见表2。
注:a包括广播、报纸、杂志
2.3“零差率”政策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
2.3.1 居民就医地点及偏好行为的变化
“零差率”政策实施前, 有387人选择大病去二级或三级医院, 小病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占总体调查对象的44.1%;203人选择一般都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占总体的23.1%;146人选择一般都去二级或三级医院, 占总体的16.6%;选择就近看病和其他的情况的人数分别为118人和19人, 分别占13.4%和2.2%。
零差率政策实施后, 有359人选择大病去二级或三级医院, 小病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占总体调查对象的40.9%;235人选择一般都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占总体的26.8%;133人选择一般都去二级或三级医院, 占总体的15.1%;选择就近看病和其他的情况的人数分别为127人和19人, 分别占14.5%和2.2%。
2.3.2居民就医地点变化的因素分析
零差率政策实施前, 性别、年龄、了解程度、了解途径、对药价的看法、药品种类、对政策实施效果的看法与政策实施前居民就医地点的选择联系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而学历、医保情况、月药费开销、就医次数与政策实施前就医地点的选择联系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3。
零差率政策实施后, 性别、年龄、了解程度、了解途径、药品种类、对政策实施效果的看法与政策实施前居民就医地点的选择联系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而学历、医保情况、月药费开销、对药价的看法、就医次数与政策实施后就医地点的选择联系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4。将经过χ2检验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 进一步分析各因素与政策实施前后居民就医地点的选择间的关系。 (参考类别:其他) 其中月药费开销和学历是影响居民就医地点的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P<0.05) 。月药费开销这个因素的OR值大于1, 对居民就医地点的选择有正向作用, 即月药费开销越大的居民越有可能去二级或三级医院;而学历这个因素的OR值小于1, 对居民就医地点的选择有负向作用, 即学历越大的居民有可能去社区医院, 具体数值见表5, 表6。
2.4 居民对“零差率”销售政策的满意度
2.4.1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价格的满意度“零差率”政策实施后,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原有药品被基本药物取代, 调查结果显示, 认为药价还可以, 能承受的为466人, 占总体的53.1%;319人认为药价太贵, 不能接受, 占总体的36.3%;59人认为药价很便宜, 占总体的6.7%, 其他情况占3.9%。
2.4.2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种类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目前的基本药物完全能满足用药需求的有166人, 占总体的18.9%;基本能满足用药需求的有539人, 占61.4%;不能满足用药需求的有158人, 占总体的18%。
2.4.3居民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认为政策落到实处的有194例, 占22.1%, 认为政策只是形式, 效果不明显的有549例, 占62.5%, 其他情况135例, 占15.4%。
2.5 定性访谈
受访者对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的政策持肯定的态度, 认为零差率销售政策以来,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药品价格确实大幅度下降, 达到了30%~40%,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的看病难、看病贵, 但是目前基本药物目录内的药品种类和医保药品目录内甲类乙类药品的种类相去甚远, 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居民可以买到的药品的种类比政策实施前少了, 这也给居民看病配药造成了不便, 此外一些常用的、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不在基本药物目录内, 使得居民不得不去高一级的医疗机构或者药店。还有受访者反映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 对零差率不是很了解的居民仅仅知道药价降低了, 但是对政策的其他细节了解很少, 以至于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当成了“廉价药房”, 这样无形中社区医生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被弱化了, 长此以往, 不利于社区卫生事业的发展。
3 讨论
3.1 提高“零差率”销售政策的认知率, 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
调查发现, 尽管徐州市在2010年2月起在部分区县实行, 到2012年3月起全面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 有两年多时间, 但是居民对该政策的认知度还是偏低的, 不知道或者没有听说过的占59.8%。居民对药价有普遍直观的认识, 认为药价降低了, 但是不清楚为什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药价降低了, 居民享受到了“零差率”政策带来的实惠, 但是对政策本身了解较少。这说明了政策实施时间不长, 宣传力度还是不够的, 从居民对“零差率”政策的了解途径分析, 新闻和他人介绍是居民了解零差率的主要途径, 分别占24.2%和28.7%, 而通过宣传活动海报、网络这些途径了解的较少, 为10.9%和15.5%,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 发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很少有关于“零差率”政策的宣传海报, 这也可能影响了居民对“零差率”的了解, 导致零差率的认知率偏低。所以当前要大力宣传药品“零差率”政策, 在社区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广泛宣传, 使得政策的具体内容、重要意义深入人心。
3.2 居民对就医地点的选择在改变, 零差率政策正逐步引领新的就医模式
对比零差率政策实施前后居民就医地点的选择情况, 可以发现零差率政策实施后就医地点选择社区医院的明显增多, 由203例增加到260例, 增幅达28.1%, 而选择二级或三级医院的减少很多, 由146例减少到108例, 降幅达26.0%。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居民就医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 学历、家庭每月药费开销、医保情况、就医次数是两者的共同影响因素, 而药品价格是政策实施后的影响因素, 这与国内其他理论研究中认为药品价格是影响居民就诊流向的因素相一致[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家庭每月药费开销是影响居民就医地点选择的因素, 而刘温文[3]等调查分析显示, 随着药费的降低, 从大医院流向社区的患者比例呈上升趋势。单纯的在大医院就诊这种情况正在减少, 更多的是回归到社区, 或者大病在医院, 小病在社区[4]。
3.3 居民对政策的满意度有待提高
虽然居民对药品价格满意的占总体的59.8%, 对药品种类的满意度达到80.3%, 但是居民对零差率政策执行的效果不是很满意, 62.5%的人认为该政策只是形式, 效果不明显。其原因是: (1) 居民对零差率政策认知度偏低, 对基本药物目录不了解; (2) 政府的相关部门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零差率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 (3)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药品种类少或者规格不全, 无法满足居民的用药需求, 零差率政策实施后, 有些原本可以在社区买到的药物由于不在药品目录内, 给居民买药造成了不便。对此, 有关部门应该更加全方位地考虑居民日常就医用药的需求, 应用科学的方法, 参考国内外基本药物制度和目录, 不断修改完善, 从而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贴近居民生活、满足居民需求的药品目录。
参考文献
[1]姜燕, 林振平, 黄晓光, 等.某市社区卫生机构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的现状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0 (2) :90-92.
[2]刘妤, 许建, 刘温文, 等.北京市社区居民用药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 2011, 8 (2) :410-412.
[3]刘温文, 郭蕊, 刘妤, 等.北京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对社区居民用药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 2010, 13 (8) :2433-2435.
药物政策 篇8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从浦东新 区内3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 心的信息 系统 (HIS)中,随机抽取2013年1—6月每月2个工作日的门诊中成药处方作为研究样本,来调查中成药的使用情况,推行符合社区实际的管理干预方案。干预6个月后再次抽取3家中心2014年1—6月份每月2个工作日的门诊中成药处方,对比方案实施前后指标的变化,对管理效果进行评价。
1.2研究方法
1.2.1中成药处方判定标准:处方上中成药品种超过一种(包含一种),即判定为中成药处方。
1.2.2中成药应用合理性观察指标:参照依据国家卫生部药学和临床医学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处方管理办法》以及《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来拟定用药合理性指标,即:(1)用药与诊断是否符合;(2)是否重复用药;(3)用量用法是否规范;(4)疗程是否合理;(5)药物配伍是否合理。有一项及以上观察指标不合理,即归为不合理用药处方。
1.2.3中成药规范应用系统管理方案:(1)医务人员管理:对社区临床医生,通过聘请专家授课、处方点评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加强对中成药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培训。结合社区常见病、多发病,将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常用中成药编写成中西医对照的《社区常用中成药使用手册》。对药剂人员, 提高药师综合素质,对处方认真进行审核,开设药品咨询窗口,为患者提供安全用药指导,严堵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的漏洞。(2)医院管理:定期组织专题质控检查,完善对中成药不良反应的监测与报告制度,督促落实整改情况。(3) 信息系统管理:制作操作性强的合理用药提示软件,包括重复用药限制、单次处方最高剂量限制、设置处方必填项目和药物配伍禁忌提示等。当医师开具处方时,在工作站上弹出提示界面,以降低不合理用药的发生率。
1.3统计方法
应用SPSS 16.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抽取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3年1—6月份和2014年1—6月份每个月2个工作日的门诊处方共计158 261张,处方最多的中心为66 547张,最少的为43 970张。其中中成药处方75 870张,占调查总处方数的47.94%。
2.2中成药使用医师执业类别情况
在3家中心的75 870张中成药处方中,西医医师开具的有58 420张,占中成药处方数的77.00%,中医医师开具的有17 450张,占中成药处方数的23.00%。
2.3管理前后不合理中成药的处方比例对照比较情况
管理前不合理中成药处方比例达22.80%,管理后不合理中成药处方比例下降为11.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 1),见表1。
张(%)
2.4管理前后中成药的联合使用频率对照比较情况
管理后,在中成药的联合使用频率方面,含3种及以上中成药的处方比例由管理前的9.10%下降到3.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见表2。
2.5管理前后中成药不合理处方项目类别统计情况
管理后,在重复用药、用药与诊断不符合、疗程不合理和用量用法不规范等方面较管理前有了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见表3。
张(%)
* CMH(Cochran-Mantel-Haenszel) 检验 (行均值得分差值)。
3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在3家社区卫生中心的中成药处方中, 23.00% 为中医执业医师开具, 77.00% 为西医执业医师开具。可见,对于社区而言,西医全科医师是开具中成药处方的主力军,这虽然与社区以提供全科医疗为主要服务内容是相吻合的,但也成为社区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这些西医全科医师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医系统教育,而中成药的使用又需因人而异、辩证施治,因此,加强西医全科医师的中医理论知识培训已成为当务之急。
张(%)
基本药物政策的核心是保证基本药物的合理使用[4],上海市实行基本药物政策已将近3年多的时间,现在本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成药品种相对固定,使统一管理实施有了基础,浦东地区一级医院基本都使用同一医院电子信息系统,对处方等信息的查阅以及合理用药提示软件的推行都提供了有利条件。
药物政策 篇9
《 浙江省医 院等级评 审标准 (2010版)》也将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例(以下简称“药占比”)、抗菌药物占药品消耗比例(以下简称“抗比”)等作为体现医院管理能力与效率的准入指标,要求三级医院药占比 ≤45%、抗比≤23%。2012年浙江省卫生厅会同省政府纠风办出台《浙江省卫生系统医疗服务阳光用药工程实施方案》,规定所有医院按季度向社会公示包括药占比、抗比等9项主要指标。通过对宁波市第一医院2008-201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上述行政管理政策对医院药品使用的影响。
1宁波市第一医院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
2008-2013年,我院总收入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与上年同期相比,除了2011年增幅为7.97%,其余年增幅均达10%以上,其中医疗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药品收入。值得关注的是, 2011年是个转折年,药品收入比2010年略降了1.37%,首次出现负增长;而医疗收入增幅达19.77%,首次超过药品收入,详见图1。
2008-2013年,我院药占比、门诊(含急诊)和住院药占比情况见图2、图3。
2宁波市第一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的变化趋势
2008-2013年,我院抗比总体呈逐年走低态势,详见图4。2010年和2011年,由于《浙江省医院等级评审标准(2010版)》和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活动的要求,我院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后,抗菌药物销售金额并未随医院业务量的增长而增加,反而比上年同期有所降低,抗比分别为22.17%和20.69%,降幅较大;2012年有所反弹,2013年继续较好控制效果并达6年最低。在此期间,门诊患者的抗
3讨论
3.1药占比考核取得优异成绩也暴露出诸多弊端
药占比是目前评价医院综合管理的重要指标,行政管理部门将其纳入对医疗机构的考核,以优化医药费用结构,合理有效地将药品费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降低百姓看病的经济负担,是缓解百姓看病贵的有效途径[1]。在相关行政管理政策影响下,我院通过优化药品使用结构、加强合理用药检查、实行药品使用动态监测与超常预警办法、制定差异化的临床科室药占比考核指标等措施,使得药占比逐年下降,在2011年医疗收入首次超过药品收入实现收入结构的转型。医院的业务收入不应单纯靠药品收入来支撑,而是应该通过医疗技术价值来体现,通过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来增加,因此我院业务收入结构的转变符合当前收费结构调整、改变“以药养医”模式的新医改要求。
根据2008-2013年我院的药占比数据对比,无论门诊还是住院药占比均降了近15%,但同期的门诊平均处方额、 人均门诊费用和出院人均费用并未降低反而有所增加(见表1),表明医院药占比的降低其实主要依赖于医疗收入增加来实现的。医疗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是体现医疗服务、医疗水平提升所带来的医院良性发展改变,但不可否认,里面究竟存在多少属于过度检查或治疗,尚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加强管理。而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主要考虑降低医药费用支出,对于患者而言,是把更多的钱花在医疗服务上还是花在药品上,两者其实并无太大区别,不利于从根本上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2]。
在新医改背景下,宁波市市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药服务价格调整从2013年12月28日起统一实施,主要包括药品零差率销售、医用高值耗材零差率销售和医疗技术服务价格调整,调整后医院的药占比进一步下降,促进破除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在医院去除了原有的药品利润后,通过调整原长期处于低位的医疗技术服务价格来弥补这些损失,从而体现出医务人员应有的劳务价值,另一方面也将促进医院进一步提高医疗水平、服务品质,改善医疗环境,提升医院的竞争力和对患者的吸引力。但单纯依赖医院收费结构的调整,在政府补贴不到位的情况下, 医院为确保药品收入减少后业务的正常运转,可能会产生过度检查或治疗的冲动,由此也会使药占比继续降低。因此,片面强调医院药占比已经漏出诸多弊端,甚至导致看病更难[3]。在此形势下,管理部门有必要重新审视对医院药占比的考核,优化医疗费用结构的科学管理,完善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减少医院利益诱导需求,使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本质,从而降低不必要的医疗费用,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3.2抗菌药物不合理运用得到有效遏制
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表现在诸多方面,如无指征的预防用药,无指征的治疗用药,抗菌药物品种、剂量的选择错误,给药途径、给药次数及疗程不合理等。我国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系列政策文件,并在2011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我院通过加强培训、科室考核、落实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加强抗菌药物合理用药检查等措施,2008-2013年的抗比呈不断降低态势(图4),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患者的抗菌药物使用率均有大幅度下降,尤其在2011-2013年专项整治期间上述指标下降更加明显,显示出整治工作对于促进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但在另一方面看到,经过2011年严格管理,我院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指标大幅下降,而之后的2012年因考核等管理措施稍有松懈即出现反弹,表明在目前阶段抗菌药物的使用指标即使有好转仍要常抓不懈,巩固抗菌药物专项整治的成果,因此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管控是一项持续性且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
根据2008-2013年我院门诊、住院抗菌药物销售金额,计算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的人均抗菌药物费用(表2),以2008年、2009年为最高点,接下来几年有下降但变化不规律,住院患者的人均费用比门诊相对稳定。在此期间,我们将抗菌药物销售金额按口服和针剂细分发现,无论门诊还是住院,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口服抗菌药物费用在增长, 尤其在2013年增幅较大且为最高点,而针剂费用却呈现下降走势。此结构变化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能口服就不注射”的用药原则,表明我院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水平正在提高。
那么,门诊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的抗菌药物针剂费用减少,会给我院门诊的输液率带来怎样变化呢?我院门诊所有输液中,含抗菌药物的输液一直占60%以上,因此控制抗菌药物使用对于降低门诊输液比例也是大有裨益的。在2008-2013年,随着我院门诊抗菌药物使用率的大幅度降低,同时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的抗菌药物针剂费用下降,体现了抗菌药物能不用就不用(严格按指征使用)、能口服不注射的合理用药原则,使得门诊含抗菌药物输液比例从最高的8.93%降至4.50%,门诊输液比例也同比减少(图6),这也是临床抗菌药物使用管理带来的另一积极影响。
任何一项与医院药品有关的行政管理政策均会影响到医院药品的使用,本文以我院药品使用的实际数据说明了药占比、抗菌药物管理政策对医院用药带来的变化,阐述了由此产生的相关利弊, 虽仅一家医院数据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管理政策下医院药品使用现状。
目前,真正实现“医药分开”尚存诸多问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4]。浙江省医疗机构药品零差率销售已从最初的基层医院推广到了省级医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也正积极推进, 对于医院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品种数及基本药物销售占药品总销售额的比例均有相应的考核指标,医保总额预付制的推行以及单病种收费模式的探索,都会对医院的药品使用产生深远影响,对此我们将进一步予以关注。
摘要：抗菌药物的过度使用和药费的不合理增长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行政部门通过药占比、抗菌药物等管理政策,限制和规范医院药品的使用,以期降低患者的医药费用,促进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这些管理政策对规范医院合理用药(尤其是抗菌药物使用)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局限性,有必要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