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间组织（精选12篇）
农村民间组织 篇1
民间组织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几个特点[1]。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民间组织,如农产品协会、研究会等;非正式民间组织,如老年人协会残疾人协会等;村民委员会及其附属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民间组织大量涌现,在社会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
随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乡村社会面临一系列的变革。在新的形势下,农村民间组织在维护农民权益、使农民更好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增强乡村整合能力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农民权益的维护
农业税的取消,重新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各地出现了一系列的土地纠纷。在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袋互不相干的马铃薯”,他们通过自发组织起来,向村委会及乡镇政府提出要求,最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2]。农业税取消之后“三提五统”没有了,原本有限的乡、村财政的减少,势必会影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影响良好村庄秩序的生成。为此,国家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和“以工补农”转移支付方式来弥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由于两者之间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乡镇与村委会之间发生资源的争夺成为一种必然。此时,农村民间组织作为农民自己的组织,可以为处于弱势的村委会尽可能地争取更多资源,为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有效的途径。
此外,农村民间组织还可以加强农民维护政治权益的意识,增强他们的基本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让他们体会到组织化维权的成功感和欣慰感。体制外精英能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和带头人,在法律知识增强的同时也没有了原来的顾虑。体制内精英作为村庄的“当家人”,当然希望村民能够组织起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且在有些时候还可以作为村委会抵制乡镇政府行政干预的工具。当乡镇为了自身利益挤占国家下拨给村庄的资源时,组织化的农民组织可以作为村委会与乡镇谈判的筹码,为村庄争取更多的利益。
(二)农民利益诉求的表达
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时,或者把复杂的社会需求简单化,使人性受到严重压抑,使个人完全丧失独立性;或者是由于努力去适应各种复杂的需求而使政府疲于奔命,顾此失彼[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人们自己来满足复杂多变的需求成为一种必然,其中社会团体就是人们满足自己发展方面需求的一种有效方式[4]。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者常常忽略原子化的个人利益诉求,但作为群体或者具有共性的、普遍的利益诉求却是任何政策制定者都无法忽视的。因此,人们要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往往要借助一定的组织,形成具有共同利益要求的利益团体。
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向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再加上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发展中的农民非组织化参与严重制约了农民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维护的有效性,导致中国农民权利事实上的缺失。分散的农民面对种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无法拥有影响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的话语权。因此,要维护农民的利益,就要建立和发展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以高度组织化代替分散的个体表达利益诉求,使农民的利益诉求更容易引起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从而有效推动国家涉农政策的执行并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乡村社会的自我整合
全面取消农业税,解决了国家对农村过度提取的问题,遏制了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国家行政力量从农村中退出,此时农村必须增强自我整合的能力,“官退”的空间必须由“民进”(农村民间组织)来填充。此时,农村民间组织能增强农村的自我整合能力,而且它也是农村社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乡镇进一步弱化了对村庄的控制,加之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政治权威受损,国家在农村的影响力势必受影响,确保乡村的良好秩序必须增强乡村的自我整合能力。通过民间组织加强农民的组织化是提供乡村自我整合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将农民集合在一定的组织中,不仅可以用组织的规章、制度约束农民,而且增强了农民的归宿感,通过对组织的认可达到对基层政权和国家的认可,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整合。
二
由于中国农村民间组织正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大多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特征。另外,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这就决定了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本身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一)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中国农村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大都具有政府化的色彩,许多民间组织的产生都是根源于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运行中的行政化倾向严重。在村庄的权力结构中,这些组织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独立的权力和地位,但实际上要接受乡镇党政权力和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控制,依附性很强。具有“官民二重性”[5],也被称为“类政权组织”[6]。这类组织由于受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控制以及接受政府的资助,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政府的附庸,只对政府负责而不对村民负责,不仅不能有效保护和代表村民利益,而且还常常损害农民利益,从而失去农民的信任。
(二)损害农民权益
非营利性是民间组织的重要特征,但许多农村民间组织由于资金的短缺或者受到营利动机的驱使,以从事商业活动的方式赚取大量利润,从而忽视甚至损害公共福利和社会效益,无形中改变了这些组织的性质。有些组织利用自己的优势与一些农业企业的特殊利益关系,肆意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从中渔利,甚至合伙坑害农民,引发新的社会纠纷。
(三)组织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
随着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各个组织代表的社会群体、追求的价值目标、表达的利益诉求、内部运行的机制等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必然带来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有关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甚至缺位的情况下,组织之间的行为失范将会更加严重。
三
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在培育和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时,应采取多种措施,使其向着有利于农村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防止和避免其危害社会的结果,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应理顺政府与农村民间组织的关系。对那些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农村民间组织进行社会化和民间化改革,使其真正融入乡土社会。政府要更新农村社会管理理念,为农村民间组织的成长和功能发挥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和运行空间。政府应努力营造有利于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对农村公共事务由过去的行政管制转向公共服务,让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鼓励农村以外的民间组织在农村开展活动。他们可以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为农民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培训农村技术人才、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此外,这类组织还可以在支农的过程中与农村民间组织进行合作和交流,促进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总之,中国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既需要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引,需要农村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也需要农村民间组织的高度发展。只有农村民间组织得到较快的发展,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会有真正的提高,农民也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把准方向,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民间在农民权益的维护、利益诉求表达、增强乡村社会的整合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农村民间组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他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损害农民的利益,组织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等。因此,在培育和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时,应尽量使其向着有利于农村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避免其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民间组织,发展,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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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伍军.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3):104-106.
[3]任进.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85-87.
[4]毕监伍.社团革命[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20-125.
[5]李熠煜.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J].人文杂志,2004,(1):162-169.
[6]王习明.中国农民组织建设的现状——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入户调查问卷分析报告[J].中国软科学,2005,(9):7-15.
农村民间组织 篇2
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局部地区的贫困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我国扶贫工作开展已经有20多年，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农村贫困现状依然面临着很严峻的形式，特别是贫困农户要脱贫致富似乎遥遥无期，与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相距甚远，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势下的扶贫工作必须创新思路，扶贫力量应包含政府、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和农民三方主体。在扶贫工作中应该做到有的放矢，各负其责，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指导农村事务工作，而对于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要发挥其公益性、非营利性特点，在资金募集和社会影响力上服务贫困村，另外贫困村应当从
村干部和贫困农民自身素质提高上着手，实现脱贫致富和向新农村的转变。
在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任务下，经济薄弱村的扶贫开发工作无疑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它不能仅于贫困户数量的减少和温饱问题的解决，更应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要求去规划实施，“使广大农民生活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切实加强，使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扶贫开发工作必须由创新思路，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笔者遵循这一思路，以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扶贫村
为视角，谈谈新农村建设形势下的扶贫主体。
一、新形式下政府扶贫的角色定位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政府起着全面主导作用，扮演着全方位、多层次的角色。针对扶贫
工作，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两方面：
1.政府应提供公共服务
我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现任执行院长迟福林表示，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任务。对农民而言，公共服务的主要产品就是农村公用基础设施。目前，我国贫困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不但严重地制约着扶贫工作的开展和扶贫效率的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它无法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无论是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都必须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性和农民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为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可靠的基础性保障。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应该是贫困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者？笔者以为政府应当承担这一责任。一方面农村公用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产品，其投资主体具有特殊性，即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应主要依靠政府或集体投资。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理应承担起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农村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投入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仅靠农民和村集体投入往往承
受不起，对贫困村而言，更是天方夜谭。国家财政应该在这方面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扶持，这是政府的职责使然。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
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
2.政府应做好行政指导
首先在基础设施上，政府要为农民提供好公共服务；而在农村事务、农业生产上，政府要予以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具有助成性、诱导性和柔和性之特征，它相对于传统的“命令——服从”式的刚性政府行为，更能体现对贫困农民的引导和尊重，更符合新农村建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基本目标。
其次，政府对农村事务还应该给予行政指导，这也是依“法”行政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引导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合本地实际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0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推进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
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在新农村建设的路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政府该如何做好行政指导呢？一是引导农村科学做好整体发展规划。政府应当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遵循农村扶贫与农村长远发展规划相结合的理念，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角度，引导农民搞好整体规划，在规划中，“必须要统筹安排，兼顾左右，体现全面发展，而在实施过程中，又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优先扶持发展”。二是政府应当利用其掌握市场信息的优势，为农民做好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指导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供求、农业经营风险预测、农业气象水文灾害预报、农业种植技术等信息, 提高农民把握市场供求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三是政府应当鼓励农民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引导农民树立农业新理念。发展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民脱贫、农业增收的必由之路。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文件中明确“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基层政府应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有的放矢、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发展计划，为农民生产经营指明方向。
二、新形式下民间扶贫组织的定位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说过，“扶贫需要社会的合力”。在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曾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民政部官员也表示，民间组织积极参与扶贫，为扶贫带来不绝的动力，必将成为扶贫项目中的主体。
1.民间组织拥有的扶贫优势
我国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足之处很明显。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在扶贫事业中喜欢搞亮点，面子工程，忽视当地民众的基本需要；扶贫发展项目的计划通常是由当地政府制定的，作为扶贫对象的农民却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就使得扶贫开发缺少群众基础；另外，扶贫资金、物品由于
各种原因难以直接送到贫困者手中，也使得群众对扶贫工作不满。
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参与扶贫活动可以弥补这些不足。首先，它的适应性较强，能够针对当地各种既定的经济、习俗条件，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促进扶贫工作的深化；其次，它“能够近距离平等地接触基层群众，将贫困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培养自立和互助的精神，促进农户参与消除贫困活动的全过程”；再次，非政府组织对扶贫村的综合发展项目，一般规模较小，且更为本地化，更能专注于贫穷农户；最后，非政府组织在消除贫困的事业中，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能有效地唤起一般公众对农村贫困问题的关注，充分利用各种扶贫资源。
2.民间组织的扶贫领域
（1）民间组织的类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引导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搞好信息服务，维护成员权益。鼓励发展农村法律、财务等中介组织，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和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根据此文件精神，笔者认为要培育两类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一类主要是以地域为单位的服务农民自身的非政府组织，简称村域组织；另一类是专业从事农村各种服务、协助农村发展的公益性、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简称农业非政府组织。对于前者，要积极鼓励其发展，利用其植根于民间的优势，整合当地资源，参与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而对于后者，要予以培育，发挥其反映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帮助困难群体消除贫困等方面的作用，发挥其在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的优化配置功能，帮助和维护贫困农民利益、促进新农村建设。
（2）民间组织的功能。非政府组织要发挥智力的优势、发挥募集社会资金方面的优势，积极面向农村、农业、农民开展扶贫济困、救灾防害、安老抚幼、扶弱助孤、贫困助学等活动。在小额贷款方面已作出突出贡献的非政府组织，要继续完善以前的做法，并拓展向农民分发农业生产信贷，使农民有资金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或者向农民发放信贷使他们去开辟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主要从事技术、学术扶贫的非政府组织，要积极动员、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贫困村开展调查研究，为农民脱贫致富建言献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另外，在卫生保健领域、教育领域等其他公共服务领域，非政府组织也应以填空补缺的身份及时出现。总之，在中国，随着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深入，非政府组织既可
以在帮助农村脱贫方面发挥作用，也将在未开启的农村市场中大有作为。
三、新形式下扶贫村如何开展自身建设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贫困村的农民不但是扶贫的对象，也应当是扶贫的主体，成为解救自身的主人。如何做好扶贫村的自身建设工作呢？李源潮指出“在扶贫开发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第一
是要选好带头人，第二是要培训新农民，让农民有新的创业素质、新的劳动素质”。
1．如何选好致富的带头人
选好致富带头人，第一步是要选好村干部。笔者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村干部的选任应以“海选”+“提名”式竞选为主。即“海选”产生一名、村里致富能人推选出一名、村委会推荐一名、基层政府推荐一名，然后通过竞争上岗。这既体现基层民主，也杜绝“海选”的随意性。另外，把大学生输往农村基层组织，即培养“大学生村官”，也应积极推行。第二要处理好村干部之间的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现实中，村支书是上级党组织直接任命，而村主任由选举产生，除少数情况下村支书、村主任由一人兼任外，一般都是两人各负其责。两者关系好坏自然关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村干部之间应以和谐为重，村集体利益至上，同心协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三要保障村干部的利益。扶贫开发工作，要求村干部把精力从收税、罚款等管理工作上转移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尽心尽力为农民服务上来；新农村的建设目标促使村干部要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工作重心。新的形势对村干部要求提高了，对村干部利益的保障机制也应健全。建议村干部的工资参照公务员工资支付形式，将其纳入县市区或乡镇财政统管统发系统，并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和工龄补偿制度，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同时，还要建立村干部激励机制和进退机制等。
2．如何培育新形式下的新型农民
扶贫开发涉及农村千家万户，关系到农民方方面面的利益，而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扶贫工作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要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否则，扶贫开发工作无法良性进展。只有得到贫困户的理解和支持，扶贫工作才能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此，一要实现贫困农民从生活脱贫到心理脱贫的转变。让一个人生活富裕起来不难，而让他从精神上也富裕起来却不易。现实中部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不思进取，沉迷于吃喝嫖赌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因此，扶贫投入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和资金上，更要关注“扶志”，对其“输血”的同时更要注重“造血”。要通过教育、技术、信息等智力扶持，培养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要对贫困户进行心理上的辅导和观念上的引导。逐步实现生活富裕到观念富裕及生活脱贫到心理脱贫。二要实现由贫困户向新型农民的转化。与新农村建设提倡新型农民相比较，现在贫困村农民的文化知识比较匮乏、道德素质不高、固守传统农业的心态较重。落后地区的农民应当利用扶贫开发工作人、财、物注入的契机，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逐渐实现“脱贫——富裕——新型农民”的转化。为此，贫困村民应当利用科技下乡、短期培训等机会，向专家学者请教、学习，定期参加农村劳动力培训，掌握致富的新技能。在国家大力鼓励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大环境下，贫困户应当主动参与市场，在市场中开阔眼界、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历练本领，成就经营能手。贫困村民应该充分享受国家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的成果，尤其是要享受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两免一补”政策，改变读书无用的观念，担负起子女受教育的义务，保证下一代不失学不辍学，让他们从小就接
受教育，远离无知，保证使下一代成长为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贫困地区建设和谐新农村”理论研讨会上曾经指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将会围绕继续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和逐步缩小发展差距两个目标，开展分区研究，整村推进，因户制宜，逐级建立责任制，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逐步增加他们的收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基本完成了１４．８万个贫困村的整村推进扶贫规划”。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政府的坚定支持、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和贫困农民的自我觉醒，落后地区的农村一定能尽快脱
北京民间四大“王牌”组织 篇3
四大组织成员都是谁？ 1.“朝阳群众”组织严密，寻常人难以还原全貌。新华网2015年7月6日报道，北京朝阳区群防群治力量约12万人。
若从一个样板社区调查探访，可窥一斑。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个社区内有200余名治安志愿者、120余名党员巡逻队、70到80人的专职巡逻队、300余名义务巡逻员和200多名治保积极分子。
其中，党员巡逻队最为神秘，不同于一般的志愿者，他们不戴红袖标，无任何标识，或许和你擦肩而过的白发老爷爷，就是一位隐蔽战线上的英雄。
2.“西城大妈”同样不输于人。其实，“西城大妈”只是为了工作需要的一个代号，其前身是名震京城的“小脚稽查队”。
随着时代发展，“西城大妈”里不一定都是大妈，还会有大爷。据新华网报道，北京西城区有7万余名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其中约七成是58岁到65岁的女性。“西城大妈”们大多是本地居民，战时“” 出场，平时回家，隐蔽效果极强。
3.“海淀网友”是另一支生力军，也是海淀区的一个“神秘组织”，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幕后英雄——隐藏于电脑、手机屏幕后，随时随地向警方提供各类线索，但办案民警却很少见过他们的庐山真面目。警方根据这一群体的特点，也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海淀网友”。
海淀公安分局的民警向北京青年报记者介绍说：“他们是热心社会治安的群体。”“海淀网友”人数更多，也不局限于北京海淀区，凡有手机处，皆有其身影。
4.“丰台劝导队”最晚见诸报道，主要由社区干部、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离退休居民、治保积极分子和社区志愿者组成，平均年龄50.3岁。但其前身加入组织的时间并不晚。
人民网2015年9月14日报道，丰台劝导队的前身——丰台区永善社区劝导队在2007年7月已成立，当时只有81人，是北京首支市民劝导队。如今，“丰台劝导队”队员总数已达7350人。
与大名鼎鼎的“朝阳群众”隐匿在人群中不同，“丰台劝导队”的大爷大妈们则是一支看得见的队伍，他们每天穿梭在自家胡同中，发挥着群众自治的作用。
四大民间组织为何都在北京？ 四大王牌组织齐现北京，绝非偶然。
北京多家媒体称，在前不久举办的田径世锦赛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首都85万群防群治力量参与安保任务之中，保证每个街巷、胡同有专人巡逻。“丰台劝导队”是在此次活动中正式出现于众人面前。
事实上，每逢北京重大活动，便是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高峰期。
北京多大型活动，且外来人口众多，基层治安任务重，因此需要“大爷大妈”们。据人民公安报报道，西交民巷片儿警钱铁鑫说：“很多时候靠一个社区民警，要详细了解每一项情况基本是不可能的。有这些志愿者的支持，我们社区民警便多了很多双眼睛，能发现很多自己再怎么努力也发现不了的事情。”
此外，首都众多的退休职工也为这些“情报组织”提供了丰富的构成人员。
据北京青年报2015年7月12日报道，79岁的崔才英在2009年老伴去世后独自生活，对广场舞、社区健身等活动也不感兴趣，每逢重大节日，她都会主动要求参加社区巡逻。
摘自《新安晚报》
农村民间组织 篇4
一、新农村建设呼唤农村民间组织能力水平的提升
作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且任务艰巨, 其不仅需要强化国家在农村社会发展的各项投入, 而且也需要积极鼓励农村各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农村民间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 其自身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程度, 高水平、能力强的农村民间组织有利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持续与健康发展。因此, 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迫切需要提升农村民间组织的能力水平。
1.农村民间组织的能力状况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 并给农村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带来影响
当前, 我国农村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存在着认识不到位、培训规模小、投入与供给不足、制度模式单一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仅靠政府力量是无法完美实现的, 而农村民间组织的灵活性优势恰恰就为弥补这些弊端提供了绝佳途径。高水平、能力强的农村民间组织就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 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各类教育培训, 在普及和提高农民的科技知识、经营理念及生产技术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如浙江省海宁市的郭店苗木协会就是一个典型的能力型农村民间组织, 其凭借自身的组织实力经常组织会员外出考察、举办培训班、召开现场会和发放技术资料等形式传授经验, 教育会员树立经营现代农业的新观念, 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技术素质和市场拓展能力。[1]同时, 高水平的农村民间组织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打破农户小生产与社会大市场间的内在矛盾, 并在信息服务、维护农民经济利益及疏通销售渠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进而提升农户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加强农民间的联合, 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民间组织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农村经济跨越发展。
2.农村民间组织的能力状况关系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 是影响乡村治理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 村委会作为农村民主建设的主体是当前我国农村最广泛的民间组织, 它自身能力的高低与是否赋予村民自治权利、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热情具有直接影响。良好的村委组织机制可以鼓励村民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为促进基层组织和政权的廉政建设, 提高整个农村的基层民主化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诚如学者俞可平指出的:“大凡在村委会十分健全和有力的村, 乡镇干部违纪现象就要少得多。”[2]在福建省东升村, 其村委会工作机制十分规范化、透明化, 该村村务公开内容包括了村干部的薪资、集体财务收支情况、宅基地分配等多项内容, 这些措施有效地遏制了乡村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 极大地推进了当地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同时, 农村其他各类民间组织的崛起则进一步拓展了村治的民主化空间。作为重要外在力量, 它们以村民自治为背景进行广泛政治参与, 进一步提升了农村治理的民主化程度, 如老年协会在发展壮大以后, 其可以通过党员参加支部会议来反映老人协会的意见与要求, 与村两委形成监督与配合的关系。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在村民自发组织较有能力并作用突出的村庄, 村委会与党支部的问责性就明显加强, 在积极互动中双方制衡机制自动生成, 村庄公共事务的处理则更符合民意。[3]
3.农村民间组织的能力状况关系到广大农村的社会风气, 给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影响
净化社会风气, 创造和谐的文化氛围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高水平、能力强的农村民间组织在此过程中能够发挥自身的巨大作用。一是团结农民, 提高农民道德修养, 以其特有号召力和凝聚作用有效克服农民散漫、自利的习性, 消除群众间的误解和偏见, 从而大大提升自身的思想觉悟。以云南省云龙县天池村为例, 该村党支部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成立农民读书会等组织,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其规模逐渐壮大, 并建立了图书馆, 为提高村民精神文明水平奠定了基础, 据悉该村6年无计划外生育, 小学入学率及升学率都达到100%, 曾多次被评为县精神文明村等先进称号。[4]二是作为中介环节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渠道。目前, 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主要采取的还是广播、电视、口号等形式, 这些传统手段作用有限, 而有条件的农村民间组织则可以通过科教文艺活动来进行宣传, 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先进文化教育。
4.农村民间组织的能力状况也关系农民权益能否得到合理地表达和实现, 进而对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带来影响
新农村建设要切实保障好农民的合法权益。目前, 农民基本权益的实现主要通过自身主动与政府接洽和协商实现, 而在公共领域中, 农民作为单个个体的力量往往极易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 组织机构健全的农村民间组织显然要比个人更具优越性和影响力。通过组织渠道表达农民利益, 能够扩充农民的影响力, 也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以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如于建嵘指出, 农民维权组织的建立和正常发展, 意味着农民的抗争更加理性, 可以有效阻止农民维权活动的非理性方式。在农民维权组织的带领下, 农民不断接受现代法制观念, 成为具有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由于农民代表相约不参与违法行为, 要有理性地维权, 因此很少引发恶性群体事件, 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5]
二、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组织能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概而言之, 农村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就是农村民间组织为实践其章程规定的宗旨、目标而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组织、自我建设、自我发展的活动和过程。在当前我国社会的转型期内, 由于相关体制的约束和农村环境的特殊性, 对目前我国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构成了障碍, 也抑制了农村民间组织能力水平的提高,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民间组织资源普遍短缺导致其社会服务能力不足
农村民间组织资源不足主要表现在资金和人才两个方面。在资金方面, 目前许多团体资金难以自筹, 致使组织规模狭小, 无法正常开展活动。如老年协会, 每年费用就包括了值班费、看守费、资助特困及患病老人费、各类水电费、书报费等, 一年至少需5000元, 而农村老人大多低收入或无收入, 因此这类组织不可能靠会费或营业收入生存, 而政府目前鼓励个人和企业捐赠的措施有限, 使得农村民间组织获得的捐赠量极少。[6]在人力资源方面, 组织内专职人员和志愿者不足, 仅有的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和技术也相当缺乏。许多组织在信息来源上还只是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渠道, 组织信息相对滞后, 使其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不能满足农户的客观需求, 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2.过度依赖政府导致组织自主能力较差
农村社会体制改革以来, 农村民间组织的数量虽不断增多, 但民间组织自生的内外因仍不够成熟。目前, 许多农村民间组织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户与市场、政府交流的中介, 大部分组织都直接或间接衍生自政府机构, 作为政府相关职能转化的产物而存在, 本身与党政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像老年协会这样势力较大的民间组织, 会长便通常由退下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或村长担任, [6]从而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伦为了“政府+农民”的混合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农村组织官办色彩浓厚, 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 也抑制了其以独立姿态进入市场和社会。结果许多农村组织只能以政府作为自身的主要业务源, 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足够的内动力和创造力, 自身独立发展的能力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更显不足, 在面对市场和社会时不能有效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3.组织缺乏威信导致其社会影响力不强
农村民间组织存在“合法性危机”, 尤其是大部分草根社团的社会影响力有待提高。有学者在山东省农村调查显示, 有76.4%的被访农民对民间组织闻所未闻。[8]之所以如此, 从民间组织自身来看, 组织规模狭小, 难以满足群众要求是主要原因, 再加上一些恶意组织以权谋私、坑蒙拐骗, 社会影响恶劣, 群众对其自然渐行渐远, 丧失应有威信。从客观环境而言, 首先与农民自身的心理局限有关。由于长期受小农经济思想熏陶, 自利性和保守性占据着农民心理, 结果使得农民公共意识薄弱, 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由此受到制约。其次是历史因素的惯性影响。建国后我国农民曾有过高度组织化时期, 但并未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意义, 许多农民对此仍耿耿于怀, 认为搞合作组织是开历史倒车, 这种误解不利于农村民间组织局面的打开。最后, 农村宗族势力也会产生消极作用。宗族势力在农村还广泛存在, 这些隐性组织若处理得当, 则可能成为农村发展的推动力, 反之则会对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如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中褊袒族人, 破坏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
4.国家相关法制的不健全导致组织内部治理能力薄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曾先后制定并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等一系列相关法规, 但具体到农村民间组织上, 国家仍存在立法空缺。目前, 我国是除朝鲜以外全亚洲唯一未对农村合作组织进行立法的国家, 尽管在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上或多或少有所涉及, 但民间组织具体法律地位和性质极不明确。在已颁布的相关法规中, 对民间组织则设置了较高的登记准入门槛, 加上烦琐的双重管理体制, 不仅给农村民间组织获取相关信贷支持及自身合理权益的保护等带来难度, 而且也造成一些主体资格不合法、非法执业、无照经营等现象产生, 并进一步导致组织内部管理混乱。许多农村组织章程名存实亡,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部分组织甚至根本没有章程, 内部重大事情被发起人一手掌握, 普通会员民主监督乏力, 在整个行业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诚信缺乏现象。
三、加强我国农村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对策思考
农村民间组织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不仅是农村民间组织自身健康发展的障碍, 而且也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不良影响。因此, 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及农村民间组织都要加强认识, 在实践中把提升农村组织的能力水平作为当务之急。对此笔者以为, 当前需要通过四个方面的共同努力而不断提升农村民间组织的各方面能力。
1.加强政府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宏观引导和微观扶持
在宏观上, 政府根据农村社会发展实际制定统一发展规划, 促进农村民间组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 努力避免其各自为政、畸形发展。在此基础上积极强化薄弱环节, 促进它们在结构、布局、规模以及总体目标上的合理性和一致性。同时, 政府逐渐取消对农村民间组织不必要的行政控制, 坚持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原则, 使农村民间组织能从自身客观规律出发, 以独立姿态面对社会和市场并发挥作用。为此, 政府应改革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 适当降低对民间组织的登记准入门槛, 将政府的管理职能从重视“入口”登记逐步转向重视“过程”动态监督、评估和控制。
微观上政府要辅助民间组织做好内部管理, 具体包括几个方面:①通过宣传教育强化民间组织成员的社会责任感, 使其明确组织的属性和社会价值, 积极树立良好的社会服务意识, 努力为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做出贡献;②通过强制措施给予组织从业人员以业务培训, 提高其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并积极招募专业的职业工作人员从事社会公益性事业, 以优化人员结构;③通过定期审查强化组织的自律机制建设, 促使其尽快建立内部财务公开和财务监督机制, 提高财务透明度, 如建立财务审批制度、接受捐赠公示制度等等。民间组织自身也应注意对信息和经验的积累和吸收, 合理规划发展目标, 科学使用有限资源, 以更好地发挥在社会公益事业和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2.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
王绍光等指出, 要解决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资金问题, 就必须打破民间组织可以依靠社会捐款生存的错误观念。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对民间组织给予了一定的财政信贷支持。德国巴伐利亚州每年州政府都对农业各类投资和补贴约20亿马克, 其中10%用于支持各类农民经济组织;美国19世纪末政府豁免了合作社的全部税赋, 并在其后半个世纪里, 合作社一直享受着免税待遇。[9]当前政府可在财政支出上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来支持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诚然, 以有限财政来应付规模庞大的农村民间组织必然压力重重, 但随着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并逐步向民间放开, 国家包揽社会事物的局面将得到根本改变。在此前提下, 政府完全可以把原来投向事业单位的经费用来扶持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在具体实施中, 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展开公平竞争, 以使有限资金能落到实处。其次在国家信贷方面, 对作用突出的组织给予优惠, 并通过多种融资渠道使社会闲散资金向这类组织集中, 政府建立融资担保体系, 组建担保资金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筹资。同时, 还要积极吸引国外组织和机构的资金资助, 共同在农村扶贫、社保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完善对农村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
完善的法制体系既可以规范组织的社会行为, 也是组织向前发展的动力。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能从1950年的约5万个发展到今天的100多万个,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联邦和洲立法所发挥的促进及规制作用。日本在上世纪初就制定法律规定基层的综合农业协会可以从事农业贷款、信用、运送、农业水利设施及老人福利等多项工作, 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逐步产生动力, 结果其逐步形成政府—农村民间组织—分散的小农户的协作链条, 大大加速了劳动农户的现代化进程。[10]因此, 当前国家要尽快填补法律盲区, 大力制定规范农村民间组织的相关法规, 对组织成立的资格认证、注册方式和监督管理做出更为细致、合理的法律规定, 并通过这些法律重点界定清楚组织的性质、职能、责任、权利和义务等, 使农村民间组织明确自身资格及其与政府、市场的关系。同时, 政府还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捐赠免税条例, 以提高个人及企事业单位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扩大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政府自身要严格执法, 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4.加强农村民间组织的对外宣传与交流合作
农村民间组织要想扩大社会影响力, 树立良好形象, 就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对此, 政府可采用先进试点示范的做法, 通过成功个案让农民认识组织的优势及其带来的规模效益。在民间组织之间, 则应加强交流与沟通, 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隔阂、误解乃至对抗, 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目前, 我国68.7%的NGO活动范围只在一个市、区、县范围内, 跨省活动的组织只有6.3%, 活动范围涉及港、澳、台地区或国外的组织更少, 只有6.1%。[11]这种情况在农村民间组织之间表现更为突出, 这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提升农村民间组织的能力, 就应经常促进其进行信息交流与共享, 以弥补自身不足。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核心, 可以负责召开由民间组织派代表参加的年会, 或指派有关专家学者到各地进行帮教扶持。而且政府本身要加强同农村民间组织的合作, 这也是政府迈向善治模式的必然选择。诚如美国学者朱莉·费希尔所言:“政府和NGO的联合努力要比单独一方的努力更为有效。”[12]通过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理分工, 全面推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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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民间组织 篇5
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2009年1月1日
提 要
新年致辞
顺义区社会工委召开成立大会
顺义区表彰奥运服务工作先进社会组织 顺义区社会组织网站运行良好 服务是行业协会立会之本
新
年
致
辞
顺义区各社会组织：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代表顺义区民政局向广大社会组织及辛勤工作在社会组织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地慰问！
刚刚逝去的2008年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考验和磨难，但是考验和磨难更让我们历练了坚强，积蓄了能量。温总理曾说过：“让我们记住这段非凡的经历吧！它使我们学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区很多社会组织都为灾区捐款、捐物和贡献力量，从不同层面参与了灾区的救援与重建工作，捐款 物总量达到1600余万元。北京奥运会让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华民族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力量。奥运会申办、筹办和举办过程中，顺义社会组织同样出色。据不完全统计，奥运和残奥会期间，全区社会组织先后开展摄影、绘画、文艺表演、奥运知识宣传等活动110余场次，组织奥运礼仪、英语、手语、驾驶、餐饮服务等技能培训9万余人次，提供志愿服务30万人次，同时各专业类组织投入资金千万余元，为环境改善、奥运场馆建设、奥运安防和景观设计、配餐物流服务等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我们用自己热情、真诚、良好的服务，为国家赢得了尊严和友谊。在一次次磨难与光荣交织的背后，我们顺义区的社会组织秉持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传统，担当了应有的责任，我也为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感到骄傲！
告别了极不平凡的2008，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09。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我国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对于社会组织管理工作来说，是承前启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顺义区社会建设大会的召开将使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和振奋人心的大好形势为我们带来发展的机遇，也饱含着我区社会组织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在此，向全区社会组织再次致以诚挚的敬意！
我相信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社会的有力支持下，在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顺义区社会组织自身素质会更加提升，服务能力会更加突出，并在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建设和谐顺义做出更大贡献！
最后，祝全区社会组织工作者新春快乐，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顺义区民政局局长：
二○○九年元月 【管理要闻】
顺义区社会工委召开成立大会 日前，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正式揭牌成立。市委常委梁伟，市政府副秘书长侯玉兰，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办主任宋贵伦和顺义区领导夏占义、陶宝金、胡尚云、雷显武、贾春林、陈卫东出席成立仪式。顺义区委社会工委、区社会建设办分别作为区委的派出机构和区政府的工作部门，实行合署办公，设置综合科、社会组织科和社区建设科三个职能科室。该工委将以着力改善民生为工作重点，加大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工作力度，促进社会和谐。区委书记夏占义在成立仪式上讲话，他指出，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的成立，标志着顺义区社会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级组织要深刻认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勇于承担、探索社会工作；要把社会工作当成一项重点工作，精心组织，认真抓紧、抓好，为顺义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顺义区表彰奥运服务工作先进社会组织 11月14日，顺义区召开社会组织奥运服务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市社团办于清源副主任、肖翠岩处长、韩磊副处长和区民政局董荣舒副调研员出席了会议。区烹饪协会等10家社会组织荣获“顺义区社会组织服务奥运杰出贡献奖”，区社区义工联合会等32家社会组织荣获“顺义区社会组织服务奥运突出贡献奖”。近几年，顺义区社会组织牢牢把握“大局、发展、创新、服务、自律、责任”六种意识，抓住机遇，积极推动本区域社会组织健康、协调发展，取得社会及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多赢的局面。市社团办副主任于清源对顺义区社会组织在服务奥运工作中提供志愿服务、培训技术人员、参与主题宣传、促进场馆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谈到新形势下社会组织的发展时于主任表示，社会组织要认真学习关于近期市委市 政府有关加强社会建设的文件精神，加强自身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活力，为大量、高效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积蓄能量。
顺义区社会组织网站运行良好 顺义社会组织网在通过区政府信息部门的各项技术和安全检测后正式全新亮相，目前运行良好。已发布行政管理新闻、社会组织动态等50余篇，点击浏览7500余人次。网址为http://）试运行
【审批动态】
北京市顺义区果树产业协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卢炳华，住所变更为顺义区杨镇红寺村北1000米
北京市顺义区艺术模特协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贾冰，住所变更为顺义区顺通路27号
北京市顺义区关心下一代协会注销登记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人力资源协会注销登记
【经验交流】
服务是行业协会立会之本
搭建平台、为企业开拓市场，加强专业性的指导、帮助企业练好“内功”……如今，“服务是行业协会立会之本”这一观念，已在上海广大行业协会中深入人心。许多行业协会正努力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能量补给站”。
温州商会：在商言学 以学促商
目前，生活在上海的温州人超过21万，创办企业2万多家，总投资达2千亿元人民币。虽然在商海沉浮多年、积累了无数商战经验，但许多温州企业家仍然希望通过不间断的学习充电，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呼应企业家们的需求，上海市工商联温州商会围绕“在商言学、以学促商”的思路，举办了一系列的论坛、讲座。以“人文东方”系列讲座为例，自2005年首度举办以来，已经成为商会的一个品牌活动。每一次活动，商会都会邀请学界翘楚做主题演讲，从“活力创造未来、梦想改变生活”到“创新发展、和谐共赢”，每期的主题都始终贴近时代脉搏，受到大家的好评。
室内环境净化协会：为企业找市场组织参展
许多从事室内环境净化的企业家都说，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协会的工作人员“天生”具有市场意识。
前几年，因为公众对室内环境净化行业不了解，给企业打开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于是，协会借助媒体、社区等平台，积极推进科普知识的宣传；同时还组织企业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为百户新婚房、百户儿童房进行免费检测等系列活动，扩大社会影响。通过持续不懈的宣传，这两年空气治理已经为越来越多人所重视，不少单位和个人还专门将装修后的空气治理费用纳入了装修费用预 算之中。此外，协会还组织企业参加各类会展，通过会展的平台，帮助许多企业拓展客户群，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加强专业性服务登门指导
在上海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进程中，本市各类建设工程检测机构为保证建设工程的安全和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上海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则甘当推动行业发展的“助推器”。
近年来，随着建设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技术检测也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对检测机构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此，协会不断加强专业性服务，及时组织专家编制技术指南、开展技术培训，并登门对仪器设备配置、操作流程等具体环节进行全方位地指导。为了做好专业服务工作，协会目前已经成立了6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委员会，并在协会网站上开辟了检测论坛，随时为企业答疑解惑。此外，协会还建立起以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主要形式的行业培训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会员单位的技术水准和从业人员的职业胜任能力。（记者邵珍）来源：文汇报
报：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
区委常委、区委副书记胡尚云，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雷显武，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海臣，副区长陈卫东，区委政法委，区委社工委。
送：区属社会组织，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各镇、街道办民政科。
社会管理中的政党组织与民间组织 篇6
[关键词]社会管理；政党组织；民间组织；组织资源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1-0033-04
组织是克服个人体能与智能局限，实现目标的载体。组织的构成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价值目标、规章制度、运行机制等其他要素。社会管理体制的形成要求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健全与完善。这有必要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两种组织网络的功能：一是原生网络，即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尤其是基层组织网络；二是新生网络，即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长起来的社会自组织网络，即民间组织网络。两种网络的长期共存与协调发展，对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一、政党组织网络与社会管理
政党是一种根在社会、志在国家的政治组织。不过，政党需要通过其组织网络和组织工作赢得社会，并最终赢得政权。“作为执政党，总是想方设法减少社会矛盾，协调各阶级（除了该消灭的阶级之外）、阶层、集团的利益，以便造成一个和谐的局面，求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1]可以说，执政党的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组织网络协调社会矛盾、开展社会管理、获得社会认同、实现社会整合。当然，不同政党制度规定了政党的不同生存策略，其组织意义也不尽相同。比较而言，以竞争选举为活动轴心的政党，组织作用要相对弱些，而以组织体系为活动轴心的政党，组织意义要强些。
中国共产党是在对中国社会进行组织化改造的基础上领导社会革命，开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根据党章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通过在各领域大力发展党员，积极拓展党组织，几乎覆盖了国家各个领域与社会每个角落，迅速建立了党的组织网络。共产党通过庞大的组织网络及其相应的组织工作，不仅确立了对国家与社会纵向与横向的领导，而且建立起了社会管理的组织体系，构造了全国范围内化解矛盾、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组织力量，从根本上将近乎一盘散沙的社会整合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社会管理和建设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功能。
但必须清楚的是，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从根本上挤占了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很多民间组织或自行解体，或被取缔；即便是留存下来的也出现了严重空洞化，或被改造成高度政治化、科层化的组织，或功能严重萎缩，成为政党和政府的依附组织。因此，政党组织了社会，社会也被政党化了，成了一个结构平铺、泛政治化的社会。从这个意义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主导的组织化管理，本质是统制型管理。以政党组织网络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是有条件的，包括社会的低分化和低流动，组织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利益的均质性和一体性等。如果这些条件发生变化，这种管理模式就必然会受到挑战和冲击而发生变迁或调整。
如果说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基础在社会，那么其执政的基础同样也在社会，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在于能否赢得社会、能否管理好、服务好社会。有学者概括了基层党组织的意义：是党整合社会的组织机制；是党协调与社会关系的组织纽带；是社会协商体系发展的组织力量。[2]可以说，无论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主要工作空间都在基层，工作平台就是党的基层组织网络。或者说，基层组织网络既是党执掌政权的组织基础，也是党领导和管理社会的组织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推动了政党组织网络管理社会的阶级基础、政治环境、责任使命的深刻变化。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乃至更早的时间以来，中国政党组织的演变是一种“萎缩”和“适应”的共时性过程。[3]确实，为适应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党不断开展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目的就是要推动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和生命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通过抓基层、打基础，坚持始终把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积极开展组织制度、组织工作、组织队伍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建设。基层组织凝聚社会、服务社会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无论是在日常工作中还是在完成重大任务、应对突发事件、战胜自然灾害等关键时刻，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了化解矛盾、应对危机、服务群众等社会管理作用。如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基层党组织组建各类“党员抢险队”、“党员突击队”1.82万多个，参与党员达118.3万余人，在救灾一线和灾民安置点组建临时党组织720多个，形成了一个个坚强战斗堡垒，为抗震救灾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民间组织网络与社会管理
不同于政府与政党组织，散布于现代社会的志愿组织、基层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民间组织网络。该网络的存在意味着在国家与社会结构逐步分化的条件下，社会机体能够使各种矛盾和冲突在社会领域得到缓释、修复或化解，实现社会自管理、自控制、自协调。因此，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必须培育民间组织网络、提高社会自组织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以权力转移为主题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撼动了党和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和控制，促进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空间的成长；单位制、身份制、户籍制等逐步解体或松动，促使单位人开始转向社会人，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个体和社会单元；为了实现利益和保障权利而组织起来的大量民间组织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有学者将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和全球“结社革命”结合起来，称之为“社团革命”。[4]在法律上，这些组织具有非赢利、非政府等特性，一道构成了民间组织网络。
虽然，中国各类民间组织成长的政治与行政色彩还比较浓厚，依附性还很明显。除了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政治性社团外，基层自治组织的政治化也非常突出，其他不少社会组织也具有官方或半官方属性。相反，那些“去政治化”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状况则令人担忧。国外有研究认为，在中国不可能出现纯粹的国家——社会的分离，正在出现的民间社会是一个“不成熟的民间社会”，或是一个“国家引导的民间社会”。[5]尽管如此，西方学者还是将民间组织的发展，视为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重要指标。特别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从代表社会下层表达意见、支持个人权利和利益以及支持扩大公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等方面来看，这些新的社会组织回避政治，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民间社会。[6]从社会管理看，民间组织成长及其网络的形成，意味着严重萎缩的社会自主空间开始拓展，严重受损的社会自治能力开始发育，社会自我管理能力逐步增强。
与传统统治型社会管理不同，现代社会的高效管理必然是一种多元治理，是一种服务型管理，不仅包括政府与政党组织，而且离不开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中国民间组织网络的成长已经并将持续发挥其社会管理功能。这可概括为：
其一，拓展社会资本。社会管理与人们之间共识的达成、人际信任与合作密切相关，与社会资本投资和蓄积相辅相成。社会资本研究的共识是：各民间组织是社会成员行为规范和互相交往的组织平台，是促进社会合作和信任的最佳土壤。因为，民间组织是社会成员横向互动的组织网络，能够建立起人们之间相对稳定的组织联系，创造并扩大交往范围，增进互惠、合作规范，形成信任文化。民间组织创造信任、促进合作的机能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信任式微现象，促进沟通、形成共识，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其二，开展社会帮扶。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公平正义缺失是影响社会管理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依靠政府力量。但实践表明，民间组织在慈善救济、扶贫开发、教育帮扶、权益保障等领域发挥了缓解社会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民间组织的慈善救助行为是一种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分配行为，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因贫富分化悬殊带来的社会怨恨，缓解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冲突，拓展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其三，实现良性互动。中国社会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形成了不同利益要求和意见表达，对组织化和制度化参与渠道形成了需求。民间组织的成长有助于将社会成员的一些问题在基层社会直接解决，或通过民间组织将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聚合起来，综合遴选，向政府传递，使不同的社会需求有序地、制度化地进入政治体系。这样可以减少党和政府在整合社会利益时面临的矛盾与压力。如浙江东阳市白云街道杨家村，成立了租住地农民工协会，既帮助农民工保障权益，形成了“社区认同”和归属感，又实现了对农民工精英的“组织吸纳”，避免了体制外力量的非制度化集结，还有效降低了“老乡会”、“同乡会”等组织向“黑社会组织”蜕化的风险，大大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7]
三、两种组织网络的“紧张”关系
在民间组织网络中，如果说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成长的，那么对待其他民间组织的发展，党与政府的态度和行动则经历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最初的反应是控制；然后是规范，要求各类社会团体重新登记，将社会组织纳入政府统一管理的范围；随后是通过党的组织力量加强对各社团的领导和引导，保证在政治上的影响作用；最后的是整合社会团体，开发其功能，纳入社会建设的战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说明，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理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将民间组织纳入了国家建设的总体框架，以发挥其社会管理功能。
民间组织网络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管理组织体系的拓展，形成了政党组织网络与民间组织网络共存的格局。有学者研究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经历两次大的转换，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一次来自政治的力量，其主体是政党，发生于1949年后的中国，以政党为主体，形成了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一次来自经济的力量，其主体来自市场，发生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以独立的法人为主体，形成了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8]无论是组织化社会还是社会组织化，其基础都是组织网络，分别为政党组织和民间组织。在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分化和自主化的条件下，两种组织网络对中国社会管理都是必要的，且将持续共存。如果说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管控过程，那么社会治理的权力向度则是多元的，主要通过协商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由此看，有效社会管理既需要政党组织，也需要民间组织，需要两种组织网络相互借力，并发挥各自优势。
不过，两种组织虽然都是通过组织载体实现社会管理的，但它们的性质和意义有根本差异，属于不同组织形态。其中，政党组织力强，以纪律和规章为保障，具有一定封闭性；民间组织以独立个人和自由社会为基础，意味着空间的拓展，虽仍处于党领导下，但以社会为中心，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正因此，两种组织网络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可能是一种合作关系，也可能是一种竞争关系，甚至还可能出现关系紧张。
总体而言，中国民间组织力量的发展是处于规范之中的，是可控的，与政党组织的关系是和谐的。但必须承认，各种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所形成的组织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党组织的社会管理结构和功能构成了挑战。这体现为：多样化的民间组织渗透在社会各领域，打破了以往政党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并凭借其在服务社会中的公益性、灵活性，凝聚了相当社会力量，赢得了社会支持；民间组织虽无法掌控政权，但在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党组织空白点上，通过服务社会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取代了以往属于政党的功能；基于传统思维和体制惯性，执政党对一些民间组织的发展有所控制和限制，导致一些社会组织与政党组织之间产生了不信任和纠葛；政党无法进入民间组织，相反一些民间组织为维护或谋求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对基层党组织权力进行侵蚀、渗透和影响。特别是，由于管理无序、监管缺位，少数民间组织通过非制度化方式攻击党和政府组织，甚至采取极端手段表达不满与愤懑；一些民间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极端宗教组织等勾结，对党组织进行胁迫和渗透，甚至开展反政府、反人类、反科学的活动；还有一些在中国活动的外国民间组织打着人权、民主等旗号，插手和炒作社会矛盾特别是热点和敏感问题。显然，这既不利于政党组织，也无益于民间组织发展，直接影响了社会管理成效。
四、两种组织网络的关系调适
通过比较现代化研究，亨廷顿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9]如果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那么管理好中国社会，关键仍在党。调适政党组织与民间组织的关系，需要充分展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优势，即通过工作机制、活动方式等的创新，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其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程序创新建立基层党组织领导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平衡，通过党内民主的拓展与创新实现政党组织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社会管理框架和行动中的有机对接，构造基层社会管理合力。
至关重要的是，要加强民间组织的党建工作。共产党大体沿用了传统的组织建制模式，坚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实现社会空间全覆盖，在民间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从实际看，这需要解决好两方面问题：一是科学定位民间组织中的党建功能。对此，基本共识是：引导和监督民间组织的政治方向；服务和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传输和反馈社情民意；教育和管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0]二是积极探索适合民间组织的工作方式。应当承认，基层党组织的传统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与新生民间组织的特点存在很大差异，无法完全相适应，因此在组织全覆盖的基础上，有必要实现工作全覆盖。这意味着党组织必须尊重民间组织独立开展工作，而不能照搬“一元化”领导方式凌驾于民间组织之上；必须按照民间组织的发展规律加强党组织建设，而不能将民间组织政治化和行政化；必须通过组织和党员的行为和人格魅力等非权力、影响力开展工作，获得信任、支持和尊重，而不能凭借权力“强势”，或依靠强制力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
从民间组织看，处理好与党组织的关系是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首先需要优化民间组织的发展环境。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环境是有助于民间组织成长的，民间组织因此得以迅速兴起。但有学者研究指出，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对公民社会以鼓励为主的话，那么其微观制度环境则以约束为主。这主要表现为：[11]相关法规大多是管制性而非鼓励性的；登记和成立门槛过高；实行双重管理；活动经费、范围和内容实行严格限制；政府还根据政治形势实行宏观调控。但客观事实是，在现代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任何执政党，无论其组织规模多么大，都不可能单独管理好社会、服务好民众，即使管起来了，也管不了、管不好，而且可能效率低下、浪费资源。正因此，有必要从观念上，抛弃“保姆政府”的观念，积极引导和培育民间组织自主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支持民间组织依法独立运作；建立健全协商对话机制，促进政党与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开展合作，实现两者良性互动。特别是，两种性质的组织应当相互借力，借鉴和吸纳对方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积极因素，提高自身的社会管理水平。
同时，调适两种组织的关系，需要改革现行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规范其行为。这需要改革登记许可制度，可根据民间组织的性质、规模等采取不同的准入方式，承认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各种民间组织。这样，可使那些没有登记的数量庞大的民间组织具有合法身份，得到政府与社会认可，并更好地表达社情民意，发挥在社会管理中“帮手”的作用。当然，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也应是一个高度建制化的社会。虽然民间组织具有社会管理正功能，但同样可能释放负能量，可能挑战党组织和政府权威、扰乱社会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立法建制对民间组织的社会管理行为进行规范，使其活动处于制度化轨道，减少它们走向“黑帮化”、成为党和政府“敌手”的风险与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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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农村民间组织 篇7
农村民间组织是伴随着农村社区的不断发展而生成,作为农村地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其分布广泛,扎根于社区,并将社区中 “原子化”的个人联结起来,增加社会资本的流动和活力,已成为农村发展产业以及增强社区团结的重要力量。国内外减贫实践表明,民间组织在农村减贫中能够发挥自身灵活性和专业性等优势,成为政府扶贫开发的一种重要补充力量以及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主体。研究表明,我国贫困状况已由大规模贫困向边缘性贫困延伸,主要表现在边缘地区和边缘人口的贫困问题上。政府扶贫开发的 “中位值效应”,即政府投入的扶贫资源对处于贫困程度中位值水平的贫困人口更加有效,这便导致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和最贫困的人口在政府扶贫开发政策中漏出。同时, 囿于政府扶贫开发中的高成本投入和低效率产出, 以及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多主体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成为当前扶贫开发的重要趋势之一。从农村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来看,由于当前贫困人口规模仍然巨大,贫困地区的发展不均衡,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多元化, 单一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扶贫开发模式,针对面上大规模贫困卓有成效,但已不足以应对多维贫困的现实困境,构建合理的贫困治理结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贫困治理结构需要促进民间组织的发 展,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扶贫开发, 增强扶贫开发内生性动力建立大扶贫格局,同时推进精准扶贫,共同协作推进扶贫效益的最大化。〔1〕
由于各省市对于民间组织发展的政策不一,地理条件、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不同,导致民间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分布呈现出不平衡,总体上扎根城市的民间组织数量远多于农村地区。当前,民间组织在生成和发育过程中遭遇诸多挑战,诸如合法性、身份认同以及资源制约等方面。相对而言,当前发育较好、稍具规模的农村民间组织主要集中在四川和云南等农业大省,在这些地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有一定的先导作用。综合来看,四川、云南等地的农村民间组织集中分布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这些省份是境外民间组织进入较早的地区,境外民间组织在培育我国本土农村民间组织上给予了较多的支持和引导,使本土民间组织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二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如汶川大地震、雅安地震以及云南鲁甸地震等,在这些自然灾害中,民间组织在灾害救助、社区发展、社区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民间组织在当地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本研究主要选取了四川省秦巴山片区比较活跃的4家草根民间组织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从组织实践的对比分析中总结农村草根民间组织在开展扶贫工作时的基本特征,并期待能够管中窥豹,对类似的农村贫困社区发展和减贫工作起到有所参考和建议作用。
二、农村贫困治理中民间组织的生成与发展
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又被称为草根民间组织,“草根”是其形象化的一种称谓,也是民间组织工作人员对自身定位的一种体现。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是运用社会各种资源,在农村范围内开展目的是援贫济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促进社区发展的活动,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民间组织的基本特征。〔２〕此外,农村民间组织独具的草根性特征亦使农村民间组织扎根于乡村社会现实,熟悉和适应农村社区的文化结构和传统社会结构。
1.四川省秦巴山区4家扶贫类民间组织概况
4家机构最早于1987年成立,最晚于2008年注册成立,分散位于仪陇县、南江县和通江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在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片区划分中属于秦巴山片区,覆盖大量深度贫困群体。秦巴山片区是西部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集革命老区、库区和自然灾害多发地区为一体,特别是四川省境内在 “汶川地震”、“雅安地震”中3县均是受灾地区。4家机构核心业务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开展且致力于农村扶贫开发和农民生计发展,基本情况见表1。
2.民间组织在农村贫困社区的生成
民间组织的生成一般来源于两条途径:一是政府党政机关职能外溢或者是转移而形成的行业性社会团体和协会;二是社会力量中自发形成自下而上产生的民间组织。在秦巴山农村贫困地区,民间组织的生成是两者的结合产生的综合性产物,使得农村地区的草根民间组织生成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复杂性和特殊性。
(1)制度变迁与农村民间组织生成。现代农村民间组织的出现是中国农村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和民主取向的政治制度变迁的必然产物, “它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从总体上推进了农村的民主和善治”。〔3〕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释放了空间。〔4〕国家对于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的支持政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扶贫开发从初始的政府包办到逐步推进社会参与机制建设, 对于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都是肯定和鼓励。 “八七”扶贫攻坚时期,还提出了充分发挥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各类民间组织团体的作用使其参与到扶贫开发,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 这是民间 组织参与 农村贫困 治理的突 破。〔5〕在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0-2010)》 中,也进一步提出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 在新时期 的 《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 纲要 (2011-2020)》和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扶贫开发指导性文件中,倡导社会扶贫,鼓励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开发。这些有关贫困治理的文件为民间组织的参与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对于农村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也是重要的政策促进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强势发展,日益向乡村社会渗透,使得农村地区逐渐成为国家规划性制度变迁的产物,以致传统的农村社区不再是传统的自然状态。〔６〕扶贫主体在贫困治理中所关注的领域也同样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等,最终目标都是农村贫困社区的脱贫致富和安居乐业,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市场和政府无法囊括农村的所有事务,这也为农村民间组织介入新农村建设创造了制度空间。〔７〕
(2)政府背景与农村民间组织的生成。随着国家在新农村建设和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不断加强,政府对贫困地区资源的投入也相应地增多,这便促使了新的民间组织生成或已有民间组织的转型。在民间组织生成前期,大多数获取的是政府行政资源,组织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从发展起源上来看,秦巴山区4家民间组织最早的南江县秦巴新农村建设发展联合会于1987年成立,其原型是政府畜牧局下属的养羊协会,2000年更名为南江黄羊发展协会,2006年更名为秦巴新农村建设发展联合会并于2007年注册为独立运营的社会团体,这种政府背景是其发展的源力量。民间组织要做两大类事情:一是政府想做,但暂时还来不急做的事情或是没有精力做的事情;二是政府虽然没有想到要做,但只要民间组织做了,它也不会反对的事情。〔８〕在民间组织创办初期,政府背景的工作人员是其重要的人力资源来源。如秦巴新农村建设发展联合会组建时核心团队也均为在职的畜牧局编制内职员,且创办人为政府部门主要领导岗位任职的工作背景。4家民间组织大多数都是由政府扶贫体制里出来的工作人员发起或领办的,这种领导人的政府工作背景是民间组织的一项重要资源。
(3)境外民间组织与农村民间组织生成。境外民间组织的项目合作促使其独立与完善,民间组织的生成也并不是单一依靠政府资源生成,在政府资源的基础上,境外民间组织的资源项目投入也是重要的生成拉力。4家民间组织基本都是在国际小母牛组织的项目或乐施会项目开始后规范运转的,四川省秦巴山区里从事农村扶贫且发展较好的组织都与国际小母牛组织、乐施会有合作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4家机构自成立以来承接过国际美慈、国际小母牛组织、乐施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项目,其中4家均与国际小母牛组织建立了长期项目伙伴关系,参与小母牛 “礼品传递”。
(4)社区公共产品需求与农村民间组织生成。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对民间组织的生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本身就是贫困地区的利益多元化、公共产品诉求多元化、社会需求多样化的结果。秦巴山区作为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面临着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 致贫因素多元化等贫困现状,同时,随着多维贫困的趋势演变,贫困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成为社区脱贫和发展的重要瓶颈。农村民间组织服务的专业化可以弥补和应对这种多元化贫困的趋势,且民间组织的草根性,使其具有与贫困人口更加接近的天然优势,能够敏锐地发现贫困群体对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民间组织自身具有灵活性,对贫困人口的瞄准度较高,能够以较低的成本高效地完成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9〕同时,自然灾害救助也成为民间组织生成的重要因素,自然灾害对基础设施、物质生产资料、人员伤亡和家庭住房等都造成了重大破坏,受灾群众容易因灾致贫,受灾家庭在物质、 生理和心理上同时承担较大的创伤。对家庭和个人而言,生产链条和生活生计条件遭到破坏,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就更加强烈。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 民间组织在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恢复工作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2008年也被誉为中国公益元年。自汶川地震之后,四川省的包括秦巴山区在内的民间组织迅速在社区和县域内成立,与已成立的民间组织积极投身于灾害救助工作之中,大量的资源和人力物力投入使得民间组织在这一时期成长出来。
3.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的发展
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的发展离不开与政府部门、其他民间组织、村级两委、村民的互动,在此过程中,各个组织所追求的目标不尽相同,呈现出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发展的复杂性。民间组织必须处理好与这些在农村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间的关系才能有效的开展扶贫开发、推广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1)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网络。在县域治理中,基层政府所处社会环境差异较大,这就为民间组织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遇。四川省秦巴山区是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又属于四大连片贫困、特困地区之一,也是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和“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由于资源禀赋与发达地区差异较大,这也正是民间组织能够更好地与当地政府建立合作网络,服务居民的重要背景原因。
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一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即民间组织在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活动中互相合作,即在业务范围内与政府形成配合与补充;二是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提供在贫困社区的公共服务。前者在调研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这种职能转移通常是在机构负责人任职期间无法在体制内完成的任务,而通过组建民间组织来突破体制障碍,将政府想做而无法顾及的部分事务承担起来,并不断推进服务的专业化。4家民间组织机构负责人均具有政府任职工作经历,组建的民间组织从事的业务范围均在之前工作单位的业务范围之内,如秦巴新农村发展联合会与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均从事畜牧业相关的项目。这种合作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同时,民间组织的项目成效也作为政府部门工作绩效的一部分。民间组织将经历由官办向半官办转化,最终达到保持组织的独立运作的目标,这种嵌入式的合作对于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当前发展趋势下仍然是一种逐步过渡的阶段,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后者即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政府与农村草根民间组织签订契约购买公共服务并不常见,但仍存在一些间接的购买服务情形。如在国际小母牛组织进入贫困地区推广小母牛 “礼物传递”项目时,通常与政府部门签订协议,达成项目伙伴关系,并组建项目委员会,共同从当地的草根民间组织中选择项目执行方,而在协议中为了达到更好的项目效果和覆盖更多的人群,政府部门也会相应配套一部分资金,由此可以认为,政府部门也间接地购买了农村草根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
(2)民间组织与社区的社会资本 (关系)网络。 民间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0〕民间组织是社会资本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草根民间组织通过提供各种服务,促进了村民参与,加速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形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关系网络,从而规范和激励了人们的行为,为贫困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社会文化支撑,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加。〔11〕民间组织在社区培育互助小组,组建合作社,促进农民在农村治理中的有序参与,形成了大量的现代社会资本,从而发挥了民间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12〕民间组织对贫困社区中社区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关系网络是基于村级两委、社区精英和村民等主体而形成的。民间组织在开展项目时,要进入社区,首先是在县一级项目委员会和乡镇一级的执行委员会的带领下进入,从而进行项目村庄的基本条件考察,包括村庄的地理条件、人口劳动力结构、气候条件、配套设施和参与意愿等硬性指标的评定。此时民间组织与社区建立了第一重的联系, 这种联系基于供需双方的需求情况,是合作的基础条件。在委员会的构成中,乡镇的执行委员会通常是由政府部门、项目代表方和草根民间组织、村级代表共同组成,而村级代表一般来讲会由村两委干部或者社区精英来担任。委员会的形式是民间组织进入村庄社区获取行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此时民间组织、社区以及社区精英建立了进一步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组织基础。在项目前期准备过程中,便涉及到民间组织与村民以及社区精英的互动,这种互动是通过参与式方法来体现。民间组织在贫困社区开展项目最主要的方式便是参与式方法,这种方法强调以人为中心,通过参与使当地人得到自我发展。〔13〕通过项目农户的参与,大家共同讨论项目的实施和运作,在民间组织工作者的指引下完成社区项目的计划、实施和互助模式等,同时由民间组织和社区项目户共同寻找市场,使得项目产品的销路确保无忧。在参与式的学习和培训中,通过与社区精英的互动和授权,鼓励他们组织和引导项目户,树立良好的示范作用,在此过程中使民间组织、社区精英和其他项目户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是合作中最重要的基础。农村民间组织对社会资本 (关系)的应用是广泛的,它不局限于本村、 本乡,以血缘为纽带,按照亲疏关系的强弱把这个关系网扩散开来,以求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14〕
三、贫困治理中草根民间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
现代意义上的农村民间组织的出现是乡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然产物,是农村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民间组织的培育是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它们参与农村治理 “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从总体上推进了农村的民主和善治。”〔１５〕在现有的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模式中,民间组织参与的程度有限,范围也十分有限。毕云天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我国农村民间组织管理中的六大困境:认识困境、态度困境、体制困境、制度困境、能力困境和统计困境。〔１６〕结合四川省秦巴山区4家民间组织的调研观察,民间组织普遍认为参与式的扶贫模式在社区中短期很难呈现出较好的扶贫绩效,是一种缓慢的内源性的促进村庄和农户发展的可行能力的培养过程。而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却受到较强的制度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约束。制度环境是国家用以规范民间组织本身和其开展活动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统称,这些制度的集合体是决定农村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从制度环境层面来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影响着民间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活动。资源方面主要包括资源的来源、管理和分配活动。
1.正式制度的制约
“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space)要远远小于实际空间(Actualspace),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大特色。”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的法律制度环境与现实生成空间存在着巨大张力。一方面,在制度层面关于民间组织的定义和分类十分的模糊,使得许多农村民间组织在登记注册和现实的归口管理中存在着各种偏差和矛盾。〔１７〕在民间组织的生成和发展之中,制度空间远远小于实际活动空间,这便造成农村民间组织的数量远远大于登记注册数量,不便于对农村民间组织的指导与管理。另一方面,民间组织相关的制度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许多制度仍然只存在于面上的民间组织总体性分析,对于农村地区民间组织缺乏仔细深刻的研究,一些制度在基层的执行和运作仍然只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不适用于农村地区的形势。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明确规定 “加强规划引导,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但总体而言,政策优惠无法分解落实,实施细则较少,可操作性不强,落实起来更加困难。
2.非正式制度的约束
非正式制度环境主要是政府及民众对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的态度、认识等。从民间组织自身认识看,公民社会机制尚未形成,民间组织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如何利用社会的全面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组织能力建设缺乏战略眼光,限制了民间组织自身的发展;〔１８〕农村基层社会中存在着活跃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民间组织,虽然没有获得登记成为合法的民间组织,但却通过自身在基层的行动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而这种社会合法性对于民间组织的运作是远远不足的,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需要一定的公共权威为基础,否则,就会遭受到传统治理权威的抵制,也会受到来自当地民众的不信任和排斥,权威的认同是一个重要方面。一些乡镇政府,虽然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但也会提防和担心其对自身在农村社区的权威的威胁和挑战,一旦民间组织与乡镇政府或者村委会等爆发矛盾,其合法性便荡然无存,这也是民间组织在农村贫困治理中的一大挑战。
3.外在的资源依赖
资源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都是外部供给的产物,组织自身都不可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资源。因此,组织想要生存下去,必须从它所处的环境中获取资源,获取资源的形式就是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换,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与组织之间必然会产生依赖关系。在贫困治理之中,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互动,相对应的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与民间组织也不断发生资源的交换以及互动, 这种互动包括竞争与合作、资源交换等,当不止一个部门的组织提供相似服务时就存在着竞争关系,当集中不同的资源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时彼此之间就是合作关系。民间组织由于身份和自身能力的限制,使得其不能完全按照自身的组织目标和发展意愿来开展活动,对政府存在较多的法律、资金、人员等方面的依赖。〔19〕民间组织在农村地区开展活动主要的资金来源于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境外民间组织支持项目、基金会支持项目等方式产生,大多数草根民间组织没有自我筹款能力,只能通过一级一级的项目分包的形式来开展合作,随着农村民间组织的不断增多以及贫困地区需求的多样化发展,现有的资金来源已经无法满足需要,而这种资金来源渠道的局限性是民间组织资源依赖的重要瓶颈。一方面,目前国外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援助有萎缩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内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民间组织在享受某些特殊政策方面的优势也在削弱,与此同时,有利于激励和保障民间捐助的制度体系还不完善。因此,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许多民间组织的生存压力很大,一些组织甚至说本身“也需要扶贫”。这将是民间组织持续性参与扶贫所面临的重大障碍。〔20〕
4.内部的资源稀缺
民间组织属于外部资源依赖型组织,因而其治理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匹配就更显得重要,民间组织治理结构模式选择具有较强的外在约束性。〔２１〕民间组织长期根植于农村社区和小城镇,从地域条件和待遇方面不具有竞争力,农村地区的民间组织面临人才招聘难,留住难。农村相关配套的人事和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专业人才,因此,“土生土长”的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缺乏前瞻性,已成为其力量壮大的主要瓶颈之一。〔２２〕目前,农村民间组织的人员构成大多以退休人员和兼职人员为主,组织内部专职人员较少。再者,由于贫困地区大多是劳务输出地,本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从本地培养人才来担任民间组织的工作也遭遇了困难。民间组织自身的组织化过程中亦面临巨大的挑战,由于资源的约束,民间组织的规模一般都较小,办公地点不稳定,网络建设等方面均处于滞后状态,组织化程度较低。而且,大多数草根民间组织对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本要求很高,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大小、社会资本的强弱,对于组织争取资源和项目起着重要的作用。资源稀缺与依赖造成组织运作的人格化和精英化,进而影响到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和规范化运营,表现出民间组织自身的发展与领导个人紧密相联。如果没有长效的资源供给机制,农村草根民间组织尤其是接班人的问题,将是民间组织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思考与讨论
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早日脱贫,是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农村社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长和民间组织在基层的不断发展,对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提出了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要求。一是政府应当在制度设计上做出努力,促使民间组织在农村贫困治理中发挥正向的带动作用;二是民间组织也应当积极建立合作机制,整合资源促进多方合作共同参与贫困治理的格局;三是加强民间组织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组织化程度和专业服务水平。
加强农村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机制建设。明确农村民间组织在农村公共治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地位,从制度上确立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是实现民间组织参与的重要前提,同时,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也应当得以明确和规范。〔２３〕这种角色定位不是民间组织单方面来决定的,而是应当通过制度来予以规范,尽快制定出农村民间组织的界定、分类、登记管理等文件,明确民间组织可参与的范围与领域;此外,加强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监督评估等方式的制度建设,使民间组织在合理的范围和空间中成长,避免出现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逐步树立制度化运营管理模式,避免过多的人为干预。
加强民间组织合作机制建设。贫困社区的发展和减贫效果都依赖于多方的合作,这种多方合作机制是贯穿着民间组织在资源的筹集、资源的管理与项目的运行全程。从社区减贫目标来看,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到经济收入、政治民主、 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需要多个部门和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应当发挥政府和民间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各自的优势,与贫困社区的需求相结合,共同促进贫困社区脱贫致富;从民间组织自身发展来看,承接境外民间组织、政府职能转移或官办民间组织的项目资源,最终目标是获得合法性地位,包括行政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只有获得了合法性和资源的同时,组织自身才可以持续发展。
加强民间组织自身建设。民间组织自身建设需要克服外接的资源依赖,同时需要提升自身组织化程度。一方面,民间组织的再组织化可以促进民间组织体系的完善,即形成规模、联合起来共同发展。就民间组织的角度而言,个体组织为了积累资源、保证信息、实施影响或获得合法性和被接受性,都有加入联盟或走向联合的需要。〔24〕个体民间组织的力量较为弱小,联合型枢纽民间组织可以发挥纽带的作用,联结小规模的草根民间组织,与政府、基金会以及境外民间组织展开合作。从资源依赖角度来看,这种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个规模较小零散型草根民间组织资源竞争力不足的局面。另一方面,民间组织自身也应当与市场结合起来,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社会企业能够充分运用市场化的商业价值链运作模式,吸收市场主体的灵活与多元的优势。民间组织向社会企业的转型与发展,能够提升民间组织自身的造血能力,逐步减弱外部资源依赖,同时还可以帮助更多的贫困群体,达到更好的扶贫济困的效果。
摘要：贫困治理是民间组织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农村草根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四川省秦巴山区4家草根民间组织发育较早、发展历程具有典型代表性,其发展伴随着农村制度变迁、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产品需求变化等轨迹,它们扎根于农村贫困社区,以促进贫困社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但在实际参与贫困治理过程中也面临着制度性障碍、非制度性障碍、外部资源依赖和自身组织障碍。把握草根民间组织发育演进的历程,探讨如何突围制度困境和资源困境,对其他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农村民间组织 篇8
关键词：灾后重建,农村社区,民间组织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可持续性的系统工程, 必须科学理性有效地展开, 这就要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既要立足于我国和灾区的实际情况, 也应借鉴和吸取国内外灾后重建的经验教训。汶川地震之后民间社会力量迅速行动起来, 无论是灾区的自救, 还是民间组织的反应, 都比以往任何一次危机事件要积极、有效。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展开, 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足以应对灾后重建的大量需要, 必须实现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才能顺利完成。
一、成都市农村社区受损的灾情评估
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关键时期, 社会各种累积矛盾和潜在矛盾将长期存在, 灾后重建中社会经济面临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 将会成为影响和制约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障碍。
1.成都农村社区受损情况严重
“5.12”汶川大地震造成了成都市农村社区重大的人员伤亡及财物损失, 紧邻震中的都江堰市、彭州市、祟州市、大邑县受灾严重, 都江堰市和彭州市被列为汶川大地震十大极重灾区县 (市) 。据有关资料显示, 大地震造成全市地震灾区直接经济损失1270多亿元, 占四川全省灾区直接经济损失1.1万亿元的12.3%, 成都因此成为“经济重灾区”。[1] (1) 受灾范围广。全市19个区 (市) 县共315个乡镇 (街道) 、3477个村 (社区) , 大地震中有308个乡镇 (街道) 、3111个行政村 (社区) 不同程度受损, 分别占乡镇 (街道) 数的97.9%, 村 (社区) 数的88.2%, 其中都江堰、彭州、祟州3市有23个乡镇、259个行政村 (社区) 为重灾区;都江堰、彭州、祟州3市其他乡镇和大邑县、温江区等86个乡镇、1113个行政村 (社区) 为较重灾区;其余199个乡镇、1739个行政村 (社区) 为一般灾区。
(2) 受灾人口多。据统计, 全市受灾人口280多万人, 因灾致伤 (残) 2.81万人, 死亡4264人, 失踪515人, 造成三孤 (孤老、孤残、孤儿) 74人。其中全市受灾最严重的都江堰市受灾人口62.21万人、彭州市57.72万人、祟州市32.16万人, 受灾人数分别占3市总人数比重的92%、80%和48.3%。如此规模大、分布广的受灾人口给灾后安置工作和灾后社会经济重建带来了巨大挑战。
(3) 经济损失重。汶川大地震造成全市地震灾区直接经济损失1270多亿元, 而间接损失更加巨大, 震灾损害对成都市是全方位和深远的。灾后调查表明, 在民生方面, 仅房屋损毁、倒塌就达490万间、17850多万平方米, 直接经济损失512.58亿元。其中, 全市农村房屋损毁、倒塌245.4万间, 造成严重损害537.2万间, 农村房屋受损面积11799.2万平方米, 直接经济损失279.85亿元。在农林商旅等产业方面, 农业粮食作物受灾面积101797亩, 经济作物受灾面积131512亩, 大棚损毁面积32764亩, 经济损失6.02亿元;林业损毁477042亩, 经济损失31.21亿元;商业网点等公共建筑损毁107.68万平方米, 直接经济损失21.88亿元;旅游业因旅游设施 (包括景区财产、宾馆饭店、旅行社) 受损和旅游人数下降, 直接经济损失233.81亿元。
2.农村劳动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地震摧毁了灾区人们赖依生存的农田、厂房、商铺, 使许多农村劳动力成为失业人口。据调查, 因地震失去农业收入来源的农业劳动者13.7万人, 因地震导致的农村零就业家庭2.79万户, 其中96.7%来自于重灾区的都江堰、彭州、祟州3市, 农村灾区劳动者就业状况不容乐观。成都市劳动力就业需求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二、三产业需求比重分别为29%和78%, 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了大量当地农村转移劳动力, 是农村地区性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就业目的地。地震摧毁了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岗位, 使大量本该在当地这类行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丧失了工作机会, 成为失业人口。
3.重建资金缺口巨大
据初步估计, 成都市三年灾后重建资金需求在5000亿元左右, 而地方可支配财力常年仅20多亿元。一方面地震使成都财税收入减少, 据市财政和国土初步测算, 灾后用地无偿供给仅土地收益一项将减收数百亿元;另一方面因灾增支项目是刚性的, 灾区群众住房重建增支、毁损学校重建增支、毁损医院重建增支、水电气路基设施重建增支等需要投资2000多亿元, 灾后重建资金需要量与地方财力有限性的矛盾会日益凸现, 资金筹集面临很多挑战。
4.土地供需矛盾突出
土地供给在我国人口众多的条件下显得十分敏感, 粮食生产安全已成为全国关注的大事。在产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权衡上,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是第一位是无可质疑的, 这就使得灾后重建中受灾群众住房用地、农业商业恢复重建用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等的需求与现存土地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初步测算成都地震毁损住房重建等各种重建需要用地100多平方公里, 其中都江堰新城建设用地40平方公里, 重灾乡镇异地重建用地40平方公里, 接纳安置灾区移民和生态移民城镇扩建用地20平方公里。
5.灾区生态建设与脱贫进程受阻
地震灾害以及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造成农村土地资源毁损严重, 其中受灾耕地面积67748亩, 灭失耕地面积36947亩, 直接经济损失58.78亿元;林木毁损、生态环境破坏等经济损失21.89亿元。同时, 地震重灾区域与生态建设、山区脱贫等紧密相连, 都江堰、彭州、祟州、大邑等县 (市) 受灾较重的乡镇主要地处山区, 这些地区既是成都生态建设的主体功能区域, 也是山区脱贫的重点地区。地震导致灾区生态建设与脱贫进程严重受阻,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6.社会矛盾尖锐
一是受灾群众心灵创伤短期难以抚平。大地震给灾区群众造成前所未有的身体创伤和心理失衡, 幸存者绝大多数存在恐怖心理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特别是“三孤”人员不仅要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而且还要为今后的生计和生存而倍感忧虑。地震受害者们的恐惧压力, 短期内难以抚平, 有的甚至会伴随终身。二是涉灾矛盾纠纷大量涌现。由于灾民的安置将打破原有次序环境, 不同行政区域的灾民由分散居住到集中居住, 由于民族、文化背景、生活风俗的不同以及灾民素质的参差不齐可能引发矛盾纠纷。灾民之间、灾民与行政部门之间、灾民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行政部门之间都可能因经济上的、政策上的、法规上的诸多不确定因素而引发矛盾或纠纷。这种灾区和灾民的主体多元化、客体复杂化的社会矛盾, 将是灾后重建中应当关注的重大问题。
二、民间组织在灾后农村社区重建中的作用
目前, 灾区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救助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恢复重建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这种重建不仅是基础设施、生产设施、生活设施等的重建, 更是社会、秩序、文化和心理的重建, 而灾后重建需要巨大的资金、人力与物力投入。因此, 举全国之力, 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志愿者、灾区人民等各种主体积极参与, 成为灾后重建的必然趋势。
1.民间组织参与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的现实意义
(1) 重建主体多元化是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的新型模式。
长期以来, 我国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灾后重建风险管理上所面临的难度和挑战, “5·12”抗震救灾的事实说明, 单一政府行为在灾后重建中或许因为任务太繁重、牵头单位太多、灾区需求不断增加等原因, 体现出多方面的无序状态。这种无序性会给灾后重建的规划、设计、建设留下先天不足的隐患, 也会使灾区雷同的地震遗址博物馆 (纪念馆) 等文化遗产留下败笔与遗憾, 还会使当地的生态恢复难以进行, 甚至加剧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此, 建立多元化社会管理体系是调动社会一切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的新型模式。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来解决灾后重建的诸多问题, 以此壮大和激发更多的社会自身力量参与其中, 既是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 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分权危机管理机制, 形成分工有序、管理有效的多元化社会管理体系, 理顺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志愿者、灾区人民等各种主体在重建中的地位与功能, 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 确保灾后重建工作有序开展。[2]
(2) 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解决灾后重建资金不足的重要途径。
灾后重建的当务之急是必须破解项目推进难、资金筹措难、产业发展难、扩大就业难等问题。灾后重建的经济工作将围绕扩大资金来源, 努力增强投资而展开, 这就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 资金缺口以财政投入为主, 实现多元投资主体, 多渠道来筹集资金。因此, 重建资金的投入应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 辅之以地方财政和地区间的转移支付;赢得银行信贷的支持, 实行适当倾斜的信贷投入;通过政府性资金的引导, 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 通过资本市场来赢得资金;以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土地政策, 通过灵活的投资合作模式, 引进社会资金, 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充分调动灾区群众的投资积极性, 用多种方式参与灾后重建的基金投入。总之, 在重建过程中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多元化投入、多主体参与、灵活开放、统筹安排、有效监管, 确保重建资金有效利用。
(3) 协调机制多元化是灾后重建的体制保障。
灾后重建由于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的不同主体, 协调机制多元化便成为灾后重建的体制保障。完善协调机制多元化, 一是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即各部门、各单位、各施工主体应定期与当地党委、政府召开联席会议, 通报情况, 使重建工作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协调下有序进行。二是实行项目、事项公开报告制度。由于灾后重建涉及多种项目建设, 为确保资金管理、援建物资等方面阳光、公正、规范, 有必要建立项目、事项公开报告制度, 使之达到政府、建设单位、社会公众共同监管, 加强沟通协调的目的。三是健全联合监督检查、协调各方关系的制度。对重大招标项目、关系灾区民生项目需定期组织对项目进展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联合监督检查, 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同时应与重建地区的监察、建设、财政、审计等部门联合, 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 杜绝腐败、消极等现象, 实现灾后重建效益的最大化。
2.民间组织在灾后农村社区重建中的积极作用
国际经验证明, 在地震等自然灾难的灾后重建中, 单一的政府作用或市场努力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寻求政府力量和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参与灾后重建的作用, 将是灾后重建的的最隹路径。
(1) 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可直接参与灾后农村社区重建。
民间组织一般都是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机构或团体,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可有效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 或与政府救助形成合力, 利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优势, 可在细致专业领域如学校重建、社区建设、文化恢复、心理救助、家庭回归、个案关怀、志愿者和社会工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可在自治参与领域, 通过公众参与、志愿者服务等, 保持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的社会资源的持续动员, 形成自我组织、互助服务的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模式;还可在公共倡导领域为今后类似灾害的防治与政府、企业等合作互动, 做出贡献。
(2) 植根于民间的特殊牲可吸纳整合社会资源。
民间组织大多数植根于民间, 作为组织和成员, 广泛性和基层性使民间组织具有吸纳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动员社会各界支持灾后农村社区重建。在吸纳社会资源方面, 民间组织既是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的资金提供者, 更在重建资金的筹集和分配中起中介作用;在整合社会力量方面, 民间组织既是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的参与者, 也是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自愿者参与灾后重建的组织者。
(3) 及时反馈重建需求为政府和其他组织判明方向。
灾后重建对人力、物力、财力的需求十分巨大, 而灾区和受灾群众面临的困难、问题、需求也千差万别, 随着时间条件的不同, 也会产生需求的变化。因此, 在灾后农村社区重建中, 对灾区和受灾群众多方面需求的了解和判断就相当重要。如何及时将灾区和受灾群众的需求与政府和援建企业连接, 如何使老人、妇女、儿童等不同身份以及失去亲人、身心残障等特质人群的需求能被了解, 必须有人在第一线与受灾群众进行广泛深入接触, 通过服务灾区和受灾群众了解真实的需求, 从而作出灾后重建的正确判断。民间组织机动灵活的特点, 可有效补政府因职能所限而无法顾及的疏漏, 也可为其他社会组织判明灾区和受灾群众的真实需求。
(4) 基层化倾向可担当灾后农村社区重建个案管理角色。
灾后农村社区重建多元而复杂, 受灾农户家庭中, 有可能是因灾失去住房、或找不到工作等经济问题, 也可能是因灾失去亲人朋友、或自己就因灾致残等健康和心理问题。因此, 不同情况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帮助, 政府和企业往往不可能充分满足灾后农村社区重建众多的需求, 而广大受灾群众的自救和互助也是需要来自其他组织或机构的引导。民间组织基层化倾向能深入灾后农村社区近距离接触受灾群众, 了解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的现实需求, 满足受灾群众生产发展、心理救助、社区重建等实际需要, 有利于灾后农村社区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灾后重建与民间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社会的发展进步更多地需要社会自身力量来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灾害问题, 无论是灾后重建还是民间组织发展, 关键在于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分权危机管理机制, 形成分工有序、管理有效的多元化管理体系与建立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3]
1.创新体制机制, 鼓励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 政府要充分认识到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的重要性, 以更加开放、灵活务实的姿态, 鼓励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 通过创新体制机制, 为参与到重建中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提供最优惠的政策措施、最便捷的服务渠道, 与国内外各类民间组织和各方社会力量建立广泛联系, 根据企业和民间组织的意愿, 制定参与灾后重建方案, 协调各方利益关系, 充分调动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的积极性。
同时, 民间组织作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灾后重建中可以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在重建资金的筹集和分配中起中介作用, 如民间的基金会、慈善机构。据成都市政府网报道, 在地震后一个月的时间内, 即2008年6月12日, 全市就有42家基金会通过民政局、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或其他渠道向地震灾区捐赠款物6056.48万元, 共有16个基金会接受企业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捐赠款物5972.30万元, 接受社会各界捐款约540亿元, 以三年重建计划概算, 社会各界捐款将主要用于救灾和重建安置需要, 资金量在200亿元左右。二是为灾区和受灾群众提供直接服务, 举办各种民办学校、民营医疗机构以及为灾后特殊人群服务等。通过民间组织支持和帮助志愿者团体和社会工作者进入地震灾区, 参与农村受灾社区服务工作, 弥补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
2.制定法律法规, 推动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合作互动
灾后重建项目多、任务重、资金缺口大、重建时间长, 单靠政府难以解决。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灾后重建多元化社会管理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充分发挥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 创建三位一体的合作互动关系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4]
首先, 政府应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理顺民间组织的性质、法律地位、职能、权利、行为准则、社会责任等, 确保民间组织有法可依。健全政策法规其重心应是对民间组织行为的规范和引导, 应当指明法律倡导和禁止行为, 触犯相关法律后接受何种惩戒, 以此规范民间组织按确立的宗旨来服务社会。其次, 建立政府与援建企业、民间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平等协商对话机制。政府可以与援助灾区的企业和民间组织签署具有指导意义的合作协议, 明确相互之间在灾区建设中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协调和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行为准则。并以援建企业、民间组织的援建项目为出发点, 按其援建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权利。项目援建过程中尊重援建企业、民间组织的主体意识, 在此基础上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与相关服务。再次, 建立援建企业、民间组织参与灾后农村社区基层民主建设的机制, 通过制度措施为援建企业、民间组织开辟参与灾区建设事务的渠道。例如, 通过援建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公共信息发布, 让灾区民众随时可以了解援建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实际情况;通过对灾区的走访调查与灾区群众共谋重建蓝图, 以此来促进援建企业、民间组织的责任意识, 提高其社会公信度。最后, 培育扶持与灾后农村社区重建中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有利于促进当地就业服务的, 有利于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 最贴近民众、最能反映民众呼声的, 以及关心老少、残疾人的企业和民间组织。只有实现了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共同进取、各尽其责、合作互动的良好局面, 灾后重建的农村和谐社会目标才会早日实现。
3.完善治理结构, 破解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障碍,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灾后重建是一场关于动员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检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 也是考验民间组织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之一。灾后重建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需求是共同的, 因此, 政府要想在灾后重建中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并保持和加强自身的主导地位, 就要打破阻碍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障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变现行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 从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入手, 将目前消极被动的控制型管理改变成主动引导型监管体制, 让民间组织体现和发挥出社会公民应尽义务的权力。其次, 灾后重建中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性, 政府应放弃“统包统揽”的思路, 发挥积极组织与协调的作用, 为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为民间组织参与灾后重建提供最便捷的渠道、最优惠的政策、最良好的服务,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为灾后重建贡献智慧、资金与援建项目, 从而使民间组织真正成为灾后重建的一支生力军。再次, 灾后重建中各级政府应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放弃“双重负责、双重把关”的审批制度, 通过降低民间组织准入门槛、加大监督管理和资源引导等多种手段, 逐步实现对民间组织的依法、科学和有效管理。同时对民间组织的“控制”改变为“善治”、“同治”, 使政府管理变为社会管理, 以实现灾后重建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公共利益的最大化。[5]
完善治理结构, 加强社会监督和行业评估是民间组织取得社会认可的必要前提。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监督机制, 以创新管理方式为出发点, 通过政府常态化管理、新闻监督、社会监督以及独立的第三部门等对民间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绩效、信用进行评估, 建立民间组织的问责和惩戒机制, 鼓励民间组织间的公平竞争, 对民间组织的违法、违约行为依法实施公开惩戒。建立民间组织完善其财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制定灾后重建中民间组织的规范化建设标准, 形成政府管理、社会监督、民间组织自律相结合的管理格局, 从而有效减少政府的管治成本, 提高民间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加强社区建设, 引导灾区群众自助互助, 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和灾后社会重建
发挥灾区群众的主体作用是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的根本, 引导灾区群众自助和互助是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的关键。灾区群众既是抗震救灾的主体, 更是灾后重建的主体。灾后重建只有充分发挥灾区群众的主体作用, 让灾区群众真正成为灾后重建的实施主体、利益主体、责任主体, 从而聚集起重建的强大合力。灾后重建一方面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提供大力支持, 另一方面灾区群众的自救、自助、自强精神, 更是决定他们未来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加强社区建设, 引导灾区群众参与恢复和重建生产秩序、, 生活秩序、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和灾后社会重建。[6]
在灾后重建中, 每一个安置点都是一个新社区, 广大灾区群众由于经历不同、生活方式各异, 由此而起的纠纷和矛盾在所难免。因此, 加强社区建设, 建立利益诉求渠道和利益平衡机制, 提高灾后农村社区治理能力, 在建立党组织、管监两委会的同时, 及时在灾后农村社区中恢复农村专业技术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合作社, 建立团支部、妇工会、志愿者协会、残疾人小组、文化体育组织等各种社会组织, 通过制度创新, 利用他们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发展生产、社区服务、扶贫开发、支教支医、老年人护理、儿童心理健康、残疾人关怀、资源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等提供及时、有效的专业服务, 以弥补灾后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不足, 有序、高效地推动灾后重建工作。
参考文献
〔1〕程显煜主编.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2〕吴铀生等.汶川灾后重建中民间组织的困境与发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 (05) .
〔3〕黄晓勇.中国民间组织报告 (2008)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4〕王名, 刘求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5〕丁一等.新农材建设视野中民间组织的作用与发展思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8, (04) .
民间组织的公共治理功能初探 篇9
关键词：民间组织,公共治理,功能
一、公共治理的理念及其价值
当前, 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社会调节不足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 公共治理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从一定程度上说, 公共治理既是各国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也是影响各国政府政治改革与发展的新理念。就基本内容而言, 公共治理包括主体、客体、目标和手段四个方面。
公共治理是一系列来自政府、社会公共机构甚至包括私人机构在内的公共管理活动。因此, 公共治理主体其实就是一个以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并存的管理机构体系。公共治理的主体是公共治理的利益相关者, 即与治理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当代公共治理主体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公共治理的主体, 既可以是政府、公共机构, 也可以是私人机构;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居民个人。公共治理理论认为, 政府不是国家唯一的公共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 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 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认同, 都可以成为、而且应当成为在各自不同层面上社会公共权力的主体。
公共治理的客体又称公共治理的对象, 即社会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不仅仅是社会性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包括政治性公共事务、经济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等。顾名思义, 从公共二字可见, 公共治理是一个范围相对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人们公认的涉及到所有或绝大多数人的公共事务, 而且包括那些可能转换为前者, 但却与部分人 (有些组织或集团) 、甚至个别人相关的事务。因此, 公共治理的范围遍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全体公民, 涵盖了公共治理利益主体所涉及到的所有对象和要素。
公共治理的目标是指在治理过程中, 各种治理主体可以在互信、互利、互相依存的基础上进行持续不断的协商谈判, 参与合作, 化解冲突和矛盾, 在满足各治理主体利益的同时, 最终实现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现阶段, 公共治理的目标主要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的合作、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通过合作, 促进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公共治理的手段是公共管理的实现方式与实践方法。公共治理强调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 各公共治理主体通过协商来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 既可以采取行政的手段和方式, 即实行正式的强制管制, 采取正式的法规制度, 又可以通过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和谈判, 采用彼此都自愿接受并享有共同利益的非正式措施、约束途径。此外, 伴随着科技进步, 公共治理也积极引入和推广信息、网络等现代管理技术。
综上所述, 公共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并存的新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 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的合作。公共治理特别强调社会公众对行政事务治理过程的参与和监督。政府放松对行政事务的控制, 激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自治和责任分担, 尤其是强调行政区域性的社区自治、功能性的行政行业自治、利益性的行政社团自治、非功利性的行政服务等。公共治理的社会权力运行方式既包括政治、法律、管制等强制性方式, 也包括规划、引导、建议、指导、契约、合作等非强制性方式, 而且强调更多依赖于后者及相关行动技巧的运用。在实施公共治理的过程中, 公民社会和市场机制的力量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并与政府资源互相协调、制衡和整合。与此同时, 政府能够通过行政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和监督制度等社会参与制度, 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与协作, 以交换信息, 增进合作, 降低冲突, 确立和认同共同目标, 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二、民间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基本角色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 民间组织都发挥出公共治理作用, 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公共管理角色。
首先, 在政治领域, 民间组织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途径, 是社会公共价值和社会关系稳定的主要推动者。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关系中, 社会与政府高度整合, 政府直接面对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人。由于政府具有高度的权威, 当政府与社会产生矛盾的时候, 就会形成直接对立的格局, 没有关系缓冲的余地。民间组织作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能够促进上情下达与下情上报, 从而可以有效预防社会矛盾的发生。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 人民的意见是任何性质的政治都必须加以考虑的, 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通过民间组织建立理性的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整合机制, 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股中介力量。一方面, 民间组织能够代表所属群体理性、合法地表达其利益要求以实现有效的下情上报;另一方面, 民间组织也能够以桥梁纽带的身份保证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 并进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和对话。
与此同时, 在公共治理过程中, 公民能够通过各种公民团体和组织去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与渠道实现并诉求各自的价值。民间组织所积极倡导的诸如参与、互惠、友爱、信任、宽容、多元、合作、开放、公正等价值与理念, 对于维护良好的社会价值和弘扬公共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 在经济领域, 民间组织能够提供社会服务、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促进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社会自主性的增强, 中国的民间组织开始承接了政府原来的对经济进行微观管理的那一部分职能, 以管理主体的角色对市场主体的运行提供鉴证、评估、监督等服务, 从而净化了市场, 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民间组织具有规范行业行为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功能:一方面, 民间组织通过制定企业行业规章制度, 实行行业自律, 扮演行业利益代言人和政府政策、信息传递者的双重角色, 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另一方面, 随着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 政府还可以委托某些行业组织承担一定的行业管理职能, 发挥政府直接管理所难以企及的作用, 从而达到强化社会自我管理的目的。
此外, 民间组织可以成为高效率提供社会服务的主体。志愿性是民间组织的特性之一, 它以服务和帮助有需要的人为根本目的, 并以项目结果和资金效益为评估标准。在中国香港, 政府完全依靠民间服务机构, 开办各类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 如老人院、幼稚园、心理辅导、家庭治疗等等。这些机构不仅可以收取较低的服务费用, 而且还有机会得到政府的资助金。既通过直接而有效的服务, 帮助有需求的人, 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同时又能够在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中, 提升服务水平和组织能力。除此之外, 民间组织还蕴藏着巨大的就业潜力, 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解决社会就业的一股重要经济力量。
最后, 在社会生活领域, 民间组织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维护者。民间组织的自治性、民间性等特点及其社会中介地位, 使其可以发挥规范社会行为, 缓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第一, 利用内部发展起来的契约性规则、自治能力和利益格局, 对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和指导, 并对其他社会群体产生辐射影响;第二, 凝聚民众的意见, 实现自下而上的沟通和自上而下的传递, 减少并化解矛盾;第三, 作为联结政府与民众的中间阶层, 避免政府直接面对民众, 从而使各种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冲, 特别是在目前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 这一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第四, 动员社会力量, 以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式, 实施社会援助, 解决社会问题, 增进社会福利, 缓解社会矛盾。近年来, 中国民间组织开展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幸福工程、微笑列车、新长城计划等众多公益项目, 通过积极反映民众诉求, 动员社会资源向农村、偏远地区流动, 向贫困群体流动, 以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获得生存和学习发展的机会。通过这些公益活动, 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妇女、儿童、残疾人得到了社会的关爱, 解决了上学、看病等实际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 民间组织的成员主要由具有很强感召力的共同目标和得到组织成员自觉认可的价值理念汇集在一起, 如环境保护、反对战争、帮助弱者、救苦济难等, 带有很强的道义色彩, 成员间容易形成相互支持、互助合作的关系, 并且有利于促使全社会形成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发展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 实现社会价值理性的回归,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进一步促进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已经成为沟通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和纽带。不过, 由于民间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再加上其本身的一些不完善性, 民间组织的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政府为民间组织营造的外部环境不够好;民间组织缺乏自治, 组织公信缺失, 出现社会公众信任危机;人力资源不足, 志愿者的参与不够;法制不健全, 违法现象普遍;发展不规范、工作机制不健全。为此, 一方面, 政府有必要继续加大对民间组织的支持, 推动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更好地发挥其公共治理功能;另一方面, 民间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 更积极地参与公共治理。
首先, 鉴于民间组织具有显著的松散性和多样性, 政府应该依据其特点分别对待, 让政府办的民间组织与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按一定比例平等发展。当前, 为了保障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国家应制定和完善有关民间组织发展的规范性条文。第一, 制定统一的《民间组织登记法》, 完善民间组织的参与机制。通过降低民间组织登记成立的门槛, 使大量行为合法但由于成立困难而游离于政府监管视野之外的民间组织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范畴之中。第二, 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考虑对所有民间组织实行备案登记, 民间组织在登记备案之前无须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对于活动范围广、影响力大、政治性强的民间组织, 则按照规范的名称、固定的场所、必要的经费、合法的宗旨等基本原则, 实行强制性审批登记制度, 符合条件的赋予社团法人资格。对于社会公益民间组织, 实行更加严格的的公益法人认证, 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基础上, 实行财政与税务部门的双重监管, 以防止其公益性的异化。
政府要做改善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的推动者。现行民间组织实行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注重的是登记的过程, 对民间组织成立的条件控制很严。但是, 民间组织一旦完成登记, 政府的管理则很松, 甚至没有任何管理措施。名为双重管理, 实际上任何一方都未能行使管理职责, 出现了问题就互相推卸责任。因此, 政府要放宽民间组织的登记控制, 以体现公民结社的自由, 将工作重心转向民间组织运作期间的管理, 对其运作的规范化进行监督, 对其行为的后果及质量进行监督和制约。监督过程中要避免行政干预, 只能通过政策诱导、资金支持等手段促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满足社会需要。
政府要积极培育社会急需的民间组织。在社会转型时期, 由于政府权力使用的不规范和公民利益观念的增强, 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常会出现利益冲突, 因此急需在二者之间搭起一座从事协调活动的桥梁。所以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措施, 抓住社会利益纠纷的热点, 有针对性地培养、扶持以下几类民间组织:商会、行业协会等工商社团;社区组织, 如业主委员会、老年活动协会、农村的村委会、城市社区的居委会等;公益组织, 如扶贫、助残、支持弱势群体、见义勇为基金会和各种慈善组织;中介组织, 如会计、法律、工程监理等事务所和社团联合会、社团促进会等。
其次, 从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自律、以更好地参与公共治理来看, 重点在于协调外部因素和加强内部建设两个方面。
从外部因素看, 有些民间组织的遵法守法意识不强, 有法不依、无法可依, 影响了整体民间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再加上民间组织的效率低下和能力不足, 导致社会上大多数人对民间组织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其结果是民间组织的社会捐赠不足, 志愿者的参与极为有限。为此, 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自律, 以加强内部建设改善外部条件, 提升民间组织的公信力。
民间组织的自律规范大致有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 任何一个民间组织都有约束自己成员 (董事、员工) 的行为标准和道德标准, 设有禁止图利于个人、禁止有关非常规交易等议题。此外, 还有民间组织的一系列伦理守则, 比如“回避制度”、拒绝收受所有同其职务有关的贵重礼品;要求董事、干部和员工使用便宜合理的交通工具和选择价格适中的住所等。这些行为规范准则的目的, 在于确保参与民间组织的个人皆可以杜绝潜在的不当行为与权利滥用。第二层次, 某些领域的民间组织联合制定需共同遵守的行为和道德标准。国外常常是由联合组织及协会共同制定行业自律条款。比如, 美国有一个存在于各民间组织之外的独立部门, 是由800多个自愿组织、基金会组成, 它制定了美国民间组织的伦理守则, 以维护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和信心。第三层次, 由民间专业组织专门监督民间组织自律行为。比如美国有一种民间组织, 其主要工作任务就是监督民间组织的活动, 对一些民间组织加以评判。
最后, 创造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良好互动局面, 促进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在公共治理中, 政府和民间组织是作为不同治理主体出现的, 一个良性的治理结构, 需要不同治理主体的合理分工、合作努力, 不同主体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伙伴关系”。当前我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在公共治理中要努力建立一种竞争合作关系:一方面, 民间组织作为政府的补充和支持者, 在公共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政府要对民间组织进行支持。政府既要帮助非营利组织发展, 又要避免过多干预其内部事务影响其独立性。在公共治理中, 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不是彼此替代、互相冲突的关系, 应当是互动合作、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合作, 有助于建立起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协调和化解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实现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 使政府与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而改善政府形象, 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合作不仅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 而且有助于优化民间组织的发展环境, 使民间组织更好地克服成长过程中的缺陷, 加强自律和自身能力建设。具体而言, 一方面, 国家不单纯通过自己的行政组织即政府来达成对社会的治理, 而是以特别的方式对民间组织进行管理, 将其整合到政府系统中, 通过民间组织来贯彻国家的法律和意识形态, 以充分发扬民间组织宽容、互助、互惠、利他的公益精神,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维护公民利益、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化解矛盾、规范行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而有助于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 民间组织也借用某些特殊的形式来获得合法性, 并汲取政府资源, 显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借以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
此外, 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权力边界还是动态的。这个“边界”不是把二者权力绝对分开, 而只是职责和功能上的相对明确。实际上, 在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很难划清彼此的权力边界, 经常会出现政府与民间组织职能分工交叉的领域, 尤其是在目前民间组织能力薄弱、运行不规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就需要政府与民间组织协调合作, 共同承担起公共治理的责任。政府应在避免随意扩大自身职能范围而挤压民间组织权力空间的同时, 指导、支持和配合民间组织开展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活动, 真正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 释放民间组织的能力, 实现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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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间武术组织的武术活动 篇10
关键词：天地会,武术,继承,发展
一、清代民间武术组织的兴起
1644 年满族军事力量进入中原地区, 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由此激化,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 从而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抗力量。各种形式的反清组织先后建立, 例如洪秀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白莲教、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团, 以及天地会等, 此类组织在清朝时期可谓是不胜枚举, 尽管长期处于清朝政府的高压统治, 以及残酷镇压下, 此类组织仍旧十分顽强地存在着, 并且不断地给清政府的封建统治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1]95。
天地会是清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民间秘密武术组织, 这并不是武侠小说所虚构的一个组织, 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组织, 天地会的主要活动是反清复明, 其主要的手段是传习拳术, 宣扬反清思想。主要的成员是农民、手工业者等, 凡是存在着所谓“忠义之心”, 具有反清复明意志的都可以加入, 而不论阶级成分, 或是出身背景, 而在天地会的内部则自称为“洪门”, 之所以使用“洪”, 有学者认为是与“清”相对, 也有学者认为, 之所以用“洪”, 暗指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天地会所传习的拳术, 通常被称为“洪拳”“, 洪拳”主要流传于南方, 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北方, 南方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相对薄弱, 因此清代南方武术比北方武术更为发达, 形成了所谓“南拳”的说法, 而“南拳”之中以“洪拳”最为著名。天地会内部曾有《宗法》一书流传, 详细记载了洪拳的修炼方法, 在《宗法》的第二篇中, 阐明了天地会的宗旨, 以及练习洪拳的目的。“洪拳”气势刚猛, 威力巨大, 讲究的是“硬桥硬马”[2]26。
洪秀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 以及此后由其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对于传统武术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太平天国曾专门立法, 鼓励军民练习武术, 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清代武术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也正因为如此, 太平天国的军事实力一度远远超过当时的清朝军队。太平天国军队中有不少精通武艺的将军, 例如翼王石达开, 不仅擅长箭术, 而且精通拳法。西王肖朝贵也是一位武林高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 肖朝贵的妹妹肖三娘等均是武艺超群的女中豪杰。女将军杨二姑, 更是具有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本领, 一手马上飞刀的绝技, 让对手防不胜防[3]38。
清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 也是民间武术活动的一个缩影。义和团原名义和拳, 属于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早在嘉庆年间, 山东、安徽、河北等地, 便陆续出现了顺刀会、义和拳、虎尾鞭、八卦教等民间武术组织。光绪二十四年, 山东巡抚张汝梅上书, 建议成立乡团, 取名为义和, 其所宗之拳法, 改名为梅花拳。在甲午战争之前, 义和团的主要活动为练武强身, 看家护院。此后, 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 激化了民族矛盾与国家矛盾, 义和团的运动开始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 并且逐渐被清政府所利用。
二、清代民间武术组织的发展
天地会的发展历程, 可以说是清代民间武术组织的一个缩影, 天地会从清初到清末, 始终存在, 并且积极地参与各种反清活动。在这个过程中, 天地会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都有过接触与合作。关于天地会的起源, 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种是天地会的创始人是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殷洪盛。此人擅长武艺, 且慷慨仗义, 在武林界具有一定的威望。明末时, 曾任直隶大同参赞军机一职。清兵入侵时, 他组织了两万名勇士, 抗击清兵, 溃败后成立天地会, 继续从事反清活动。另一种说法是清康熙十三年, 西鲁入侵, 清兵连战连败, 形势危急, 康熙帝出皇榜, 招贤纳士, 福建九连山少林寺一百零八名武僧志愿组成僧兵, 挺身保家卫国, 并且一举将西鲁军队击溃。由于他们不愿继续为朝廷所用, 因此引起了康熙帝的猜忌, 僧兵中的叛徒马二福, 贪图荣华富贵, 向康熙帝告密, 称僧兵意图谋反。康熙帝秘密召集军队包围少林寺, 并且用毒酒毒杀了众多僧兵, 死里逃生的僧兵共有18 人, 其中13 人战死长沙湾口, 仅蔡德忠, 方大洪等5 人逃出重围, 后又遇见郑成功的军师陈近南、江湖义士万云龙等人, 召集众英雄, 创立洪门, 蔡德忠, 方大洪等五人被尊为五祖。因叛徒马二福排行老七, “七”与“鸡”同音, 所以天地会入会时有斩鸡盟誓的仪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天地会的出现与郑成功有关。清康熙元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 将其作为抗清的根据地。清政府屡招不降, 满门抄斩了郑家老小。在军师陈近南的策划下, 召集了一大批反清志士, 在南方各省创立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虽然天地会的出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版本,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它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
天地会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天地会作为反清的先驱, 长期在南方各省传播反清思想, 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 这种思想对洪秀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 天地会成为了太平天国起义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响应者, 天地会在南方各省的分会, 自愿改编成太平军, 参加反清斗争。据史书记载, 清咸丰三年, 天地会在北京张贴告示, 让清政府惊慌失措。曾国藩在《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也曾提到:凡入天地会者, 大半附之而去。据不完全统计, 仅湖南一省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天地会成员, 就达十数万人之多, 如果没有天地会的参与, 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 也不可能在短短时间内超过清朝政府军队的实力。而天地会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原因之一在于, 其长期从事武术传授。事实上, 清政府的统治者早就意识到民间武术活动的潜在威胁, 早在雍正年间, 清朝统治者就曾下令:拳棒一事产予禁止, 如有仍前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拿究。但是, 对于天地会等反清组织而言, 这不过是一纸空文, 清政府越是镇压, 天地会则越是传播。由于天地会不是一个门派, 因此在武术的传习上没有禁忌, 只要是愿意参加的, 都倾囊相授, 因此“洪拳”也成为近代南方地区最大的拳种。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 天地会并没有停止活动, 继续在南方地区宣传反清思想。孙中山曾在幼年时, 就曾接触过天地会的活动, 他说“:洪门之拜会, 则以演戏为之, 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 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 此最足以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辛亥革命前夕, 天地会的活动与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 除了福建、台湾、两广、长江流域以外, 海外也有天地会的分支组织, 例如在南洋的兴义公司, 在美国的致公堂等。辛亥革命爆发后, 天地会在政治上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从单纯的反清发展为反封建, 此后又发展为反帝, 在这一点上, 天地会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派更进一步。一方面是因为天地会有一定的军事实力, 另一方面他们长期与压迫阶级做斗争, 因此具有更为强烈的斗争意识与革命意识。例如, 辛亥革命团体之一的光复会, 曾与浙江一带的天地会组织哥老会共同组成龙华会, 在龙华会的章程中, 明确写道“:若是有人帮助满洲, 不要说是外国人, 越是汉人的奸细, 越要杀绝, 外国人更不用说了。但我们所杀的是和我们打仗的外国人, 也万不肯违背公理杀戮无辜的。”由此可见, 天地会的革命决心。
三、民间商业武术组织的活动
清代民间还活跃着另一种形式的武术组织, 那就是以镖局为代表的商业武术组织, 此类组织最早出现于明代, 清代中后期, 洋务运动兴起,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阶段, 镖局这种专门负责保护行商安全的职业性武术组织, 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 镖局业的发展, 从客观上促进了习武人数的增多, 从而起到了促进武术发展的作用[4]99。
镖局的主办人一般被称为是镖头或是局主, 镖头一般武艺高强, 交游广阔, 在武林中具有一定的声望, 镖局中负责保镖的人叫镖师和镖客, 镖师一般要经过镖主的测试, 合格者才能够入选, 因此镖师一般也是武艺高强者。镖师必须听从镖主的调遣, 在接镖后, 镖局会派镖师, 将行商的钱财和人物送到指定的目的地, 这种活动称之为“走镖”。在“走镖”的过程中, 镖车日间会插上镖局的镖旗以表明身份, 夜间则会挂上一盏写有镖局字样的灯, 目的也是为了亮明身份, 让江湖上的朋友行个方便。走镖每到一处, 镖师一般会拿着镖局的帖子, 去拜会地方武馆, 也就是所谓的“拜码头”, 一方面联络感情, 另一方面调整休息。如果走镖过程中遇到响马劫道, 镖师一般会亮明身份, 拉关系, 讲交情, 以及谈条件, 总而言之, 能不动手, 就不动手。如果对方不答应, 那么只能够动手。如果镖车被劫, 镖局必须赔偿行商的损失, 而后镖局会组织人马去索镖, 因此如果镖主武艺出众, 在江湖上人脉广的话, 很少会发生失镖的情况, 否则的话, 镖局就开不下去了。此外, 镖局也会给有钱人看家护院。近代很多著名的民间武术家, 例如大刀王五, 曾在北京开过镖局。李尧臣不仅走过镖, 还给慈禧太后当过保镖。杜心五、李存义、霍元甲等近代闻名的武林高手, 也曾当过镖师, 可见镖局这种民间武术组织, 对于武术的传播所起到过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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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民间赈灾组织 篇11
古代民间组织
自然灾难具有不可预见性和极大的破坏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大多数民众都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参与赈灾救济。在中国古代，民间赈灾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宗教团体宗教往往以积德劝善作为箴言，并辅之以因缘果报来劝化百姓，因而当面临大的自然灾害之时，宗教团体就会祈福禳灾，并采取具体行动积极投入到地方赈灾活动中来。早在佛教传入的早期，佛寺就以施粥的方式来济贫赈灾，据《魏书》记载，当时的僧尼就亲自主持和收养那些因灾而无力自存的百姓，政府还把他们划归为僧祗户，交由寺院统一管理，并拨给相应的田地作为实物补助。
唐代是佛教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都广建佛寺并衍生出众多的宗派。随着寺院经济力量的增强，许多佛寺都积极投身于地方赈灾的慈善活动之中。如唐玄宗开元年间，五台山的清凉寺就专设粥院，在灾年周济贫民。唐宣宗大中七年，“江表荐饥，殍踣相望”，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就施舍粮食，并提供草药给受灾的百姓。
地方士绅士绅作为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仅在文化上具有优势，而且拥有相当的财富。地方士绅在很早的时候就积极投身到地方公益事业之中。明清以后，地方士绅的赈济活动就越发增多，在江南地区还形成了特定的慈善团体与民间慈善组织。
士绅深受儒家思想或佛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而在地方受灾时，处于优势阶层的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协助官府组织赈济。如明宣德年间，江西普遍出现饥荒，地方米价腾贵。官府曾考虑开仓平粜，然库存有限，无法满足四乡的灾黎。正当官府踌躇之际，地方乡绅鲁希恭、新淦及郑宗鲁各出粟二千石助赈济，随后又有众多绅民献捐，暂缓了饥民的乏食之困。
清代以后，江南地方士绅还组织民间慈善团体，不单将赈济的范围囿于江南地区，还积极投身到全国的赈灾中来。如光绪二年在北方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波及整个华北地区。在这种境况下，无锡富商李金镛、扬州商人严作霖以及徽商胡雪岩等不仅在上海《申报》上刊发《劝捐山东赈荒启》，而且亲自前往山东青州设立江广助赈局，赈济华北灾民。
会馆与商会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是各省缙绅为便利同籍应试士人旅居而在京师与各省城要地创设的。清代以后，随着全国商贸的进一步发展和兴盛，官宦、商贾、工匠流寓足迹遍及全国，无论是北京、苏州、广州等懋迁之区，还是秦陇、川渝、演黔等边陬之地。都有乡贯设立的会馆。
他们不仅给本籍的同乡提供食宿与差旅，还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如清光绪年间，黄河在山东决堤，上海的山东会馆就多次募款赈灾。此外，据史书记载，清中期由于北方频发水灾、旱灾，大量北方难民由于生活所迫，蜂拥至经济相对富足的江南。旅居江南的北方商贾通过会馆，组织人员就地安民，给衣御寒，施粥糊口，对于那些想返回故里的同乡，还给予斧资，助其返乡。
慈善家明清以来，在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慈善家。慈善家有别于一般的地方乡绅，他们一生都在行善积德，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如清末无锡的大善人余治就是江南有名的慈善家。余治幼年家贫，后以教习为生，在家乡设立义学多所，还创立了保婴会、恤嫠会等慈善组织，并著有《得一录》，此书是清代善书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一部中国慈善史料总集。同治十三年(1874年)，余治病逝于苏州，当时苏州城内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叹息“善人亡矣”。
西方教会19世纪中叶后，西方势力逐渐渗入中国，而最早来华的外国人就是传教士，他们来华设立教堂，传播西方文化。由于基督教宣扬的是博爱的理念，因此教会也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慈善赈济事业。一些传教士和教会，自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及内地创办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院等慈善机构。如1846年，基督教会即在刚刚开埠的上海租界区设立仁济医院，设馆以来，用西医医药为贫民诊疗，对于那些无力缴纳药费的，予以适当减免。
此外，教会还积极致力于赈灾慈善事业，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光绪年间，华北发生“丁戊奇荒”，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率先联络在华外侨，于1877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后来，由于灾情蔓延华北数省，李提摩太遂在山东赈灾委员会的基础上，筹设了中国赈灾基金会，在北方展开募捐、解赈、放赈的工作。
现代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衰
建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慈善”看作是富人伪善的外衣或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一种工具。从1950年开始，政府颁布相应条例，开始对旧社会的慈善机构采取接受、改造和调整的政策。
如民国年间著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在建国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其财产，并结合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进程，对慈幼院及其附设工厂做了调整改造。香山慈幼院被改组为公办学校，不再是孤贫儿童的慈善教养机构，其附属的“慈型工厂”改为地方的“国营管件厂”，“慈华工厂”改为“国棉四厂”。“慈平工厂”改为“北京制革厂”，“慈成工厂”改为“交通印刷厂”。至此，曾经名扬海内外的北京香山慈幼院便不复存在了。在民国时期，慈善事业最发达的上海，政府也对各类慈善机构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许多民间慈善团体相继停办或停止活动，各类孤儿院也划归上海市民政局接管。对上海那些接受外国捐赠和津贴的慈善机构，政府采取一律取缔的政策，资产全部充公。
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期，各类社会福利事业基本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体系，民间慈善日渐衰熄，即便存在少量的民间慈善活动，也是由政府所倡导的，可以说民间慈善活动在中国几乎绝迹。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慈善事业仍然相对沉寂，但是鉴于政府财力所限，及部分人士的奔走呼号，政府开始重视民间慈善力量。1981年7月，在多方筹措的情况下，建国后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募集资金形式建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曾多次拨款拨物救助我国遭受地震、洪灾和火灾等自然灾害地区的儿童少年。翌年后，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也相继成立。此外，沉寂多年的宗教慈善组织也得以恢复。1985年在南京成立的南京爱德基金会，是由中国基督教丁光训主教和匡亚明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的民间宗教慈善团体。
20世纪末，在新中国民间慈善史上最重要的两项慈善公益事业分别是“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从1989年倡议至今，一直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支持。1994年4月，建国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的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农村民间组织 篇12
关键词：维吾尔族妇女,民间互助组织,恰依
维吾尔语中的“恰依”是茶的意思, 现代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具有礼仪性质的大部分文化活动都被称为恰依, [1]这里引伸为聚会。“恰依”是非正式民间群众性组织, 在新疆维吾尔族妇女中广泛存在, 具有非常明显的互助功能。
一、“恰依”的组成
1.“恰依”的人员结构
参加恰依的人数不限, 从人员组成上来分有男性恰依、男女混合恰依、女性恰依。男女混合恰依主要是家庭恰依和男女同事组成的恰依, 男性恰依也有, 但相对来说不象女性恰依那样有固定的人员组成和活动程序与时间, 存在的范围和产生的影响也不及女性恰依。就民族成分来说, 一般都是维吾尔族。即使极个别的恰依有维吾尔族之外的民族成员参加, 也是起码能用维语进行交流、认可维吾尔族民族文化的人, 否则, 无法融入到这个组织并为其他成员所接受且产生乐趣。因为大多数参加恰依的维吾尔族妇女文化层次不高, 能听懂汉语的人不多, 其他相近民族语言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 虽然能听懂, 但交流起来还是有障碍。就民族感情来说, 像这种民间娱乐、互助的民族妇女组织, 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 其他民族的也不愿参加。组成恰依的成员主要还是关系好的熟人, 如亲戚、邻居、同事、同学。维吾尔族妇女社会活动圈子小, 朋友比较少, 参加恰依的成员, 互相不认识的一般是其他成员的亲戚或邻居。
2.“恰依”组织的成立
通常是在发起人的提议下, 女性亲戚、住在同一单元或同一栋楼的城市妇女以及住在同一小队或邻近小队的农村妇女、关系好的女同学、在上班的或已退休的女同事相约成立一个恰依。举办活动的次数以及交费的金额由参加的成员共同商议, 视成员的经济状况而定, 一般农村比城市低, 家庭妇女比有固定收入的低。另外, 有些恰依也会定一些特殊的规则:遇到节日做东的成员, 要给恰依里的其他女人送袜子、头巾、围巾等小礼物;举行活动时迟到半个小时要“罚款”。
二、“恰依”的互助性质
1.“恰依”组织成员间的互助
恰依体现的不但是成员之间经济上的互助, 还有精神上的互助。举办恰依活动时女人们的谈话、娱乐与聚餐, 互相倾诉工作上的烦恼、情感上的苦闷, 交流生活上的经验, 分享孩子成长的喜悦, 对于社交范围窄的维吾尔妇女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轻松自在的机会。互相的安慰、鼓励与开导使她们在精神上找到前行的力量。恰依举办聚餐娱乐活动后剩余的钱积累起来可以做一些需要资金量比较大而又急需办的事。轮流做东轮流存钱解决困难, 是恰依互助功能的主要体现。临时遇到困难的恰依成员可以要求提前做东, 以解燃眉之急, 也体现了恰依经济互助的性质。另外, 恰依成员本人或家中近亲有什么事, 其他成员都要集资去探望, 一方面在经济上帮助了该成员,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集体给予的精神上的支持与慰藉。恰依成员间的互助, 还体现在成员本人或公婆、父母、孩子、兄弟姐妹生病住院、婚丧嫁娶、割礼等重大人生礼仪时的看望与参与。通常由负责组织的恰依成员通过电话或一家一家敲门通知, 谁家的娃娃生病了或谁家的公婆去世了, 每人交10元、20元或50元, 几点在哪儿见面, 在哪儿上车一起去看望。在经济上帮的虽然不算多, 重要的是给予了家中有事的成员集体的温暖与关爱, 体现了恰依成员之间经济互助与精神互助的结合。
2.“恰依”组织成员对他人的帮助
有些恰依里的成员用做东请客后剩下的钱帮助别人, 这也是恰依互助功能的一种体现。甚至还有些条件好的城市维吾尔族妇女组成的恰依也做一些慈善活动, 规定每人每个月至少捐款10元, 攒下的钱到年底的时候帮助一些贫困学生。[2]
通过以上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恰依成员在自己也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人, 如果没有恰依互助捐款, 即使有心帮助他人也是无法实现的, 凸显了恰依的互助功能。恰依成员把爱心奉献给社会, 对于社会风气的培育和慈善理念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恰依”的社会功能
1.补充了社会保障的不足
目前政府为国民提供满意的社会保障的能力还是有限, 应当重构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 发挥民间互助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维吾尔族妇女民间互助组织“恰依”成本较低而社会收益较高, 是农村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恰依中的姐妹对经济困难、孤寡维吾尔族老人提供物质帮助和生活照料, 是对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制度不足的补充。“恰依”利用集体的力量, 互相帮助, 轮流做东, 可以解决成员有困难时的资金需求, 也可以用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恰依里的女人遇到家人或自己生病、子女上学等特殊困难, 其他成员都会额外地给她帮助, 这也是对医疗保险和教育救助制度不足的补充。成员家中有诞生礼、割礼、婚礼或葬礼时其他成员都要参加并凑上份子钱, 为自己在将来遇到困难能得到别人的帮助积攒社会资本。
2.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富人的捐献功不可没, 但真正的民间捐赠主体是普通公众。在我国,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现代社会竞争的巨大压力造成了人们之间缺乏沟通与信任, 作为慈善中坚力量的民众缺乏慈善意识。“恰依”中成员间的互助, 不但使得身在其中的妇女们能够感受到来自同性群体的温暖与关怀, 而且还将这种温暖与关怀散播到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群中:她们把“恰依”活动经费的一部分拿出来, 用于资助新疆地区各民族的贫困学生。[3]“恰依”成员每人每月捐10元助学的慈善活动, 后来发展成专门资助教育的“爱心妈妈”慈善组织, 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根植民间社会的公众互助意愿、公民的慈善意识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恰依”成员朴素的助人愿望和慈善行动对整个社会慈善理念的培育以及社会风气的净化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3.增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
“恰依”的经济互助功能, 是其受到城乡维吾尔族妇女青睐的主要原因。如果恰依中成员是年纪偏大的女人, 在新医保实行以前, 恰依得来的钱主要是存起来准备给自己看病, 现在看病便宜了, 花不了多少钱, 钱可以用在其他有需要的地方, 不急用的话就存起来。如果恰依里的女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妇女, 平时钱都是刚刚够用, 恰依来的钱可以买彩电、冰箱等大件家具;供孩子上学、结婚;自己或家人看病或者在别人急需时帮助他人。“恰依”里的女人有困难时能够互相帮助, 开展活动时在一起吃饭、娱乐、聊天:谈女人们自己的事;孩子和家里的事、与老公吵架或者男女欢乐的事、商量一下解决家庭矛盾的办法;做生意的聊一下生意上的事;农业生产遇到割麦子就说割麦子的事;街道上出了什么事, 谁家有困难, 谁帮她等等, 互相倾诉一下, 释放工作、生活中的苦闷和压力。回到家里也能够以更好的心态打理家庭琐事, 带好孩子, 处理好与丈夫、公婆之间的关系, 增进了家庭的稳定, 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协调, 从而对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热娜古丽·卡德尔.维吾尔女性中的恰依 (茶会) 现象研究[J].妇女研究, 2013 (5) :23.
[2]再比拉·艾哈买提江.新疆维吾尔族“恰依”文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