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适应论文（精选9篇）
政策适应论文 篇1
按照计划,到今年年底全国社保异地办理和住房公积金的全国联网使用将实现。据业内有关专家的介绍,这是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要求,由国办等部门督办必须要完成的硬指标。
2016年伊始,相关政策出台更进一步将信息惠民落到了实处。根据《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规划,将在80个信息惠民试点城市开展试点.通过两年时间,使基本公共服务事项80%以上可在网上办理。
实际上,近年来有关部门下大力气狠抓“信息孤岛”的处理,消除“数据烟囱”。信息惠民政策会造成哪些影响?面向互联网时代,如何围绕惠民中心提供便民服务?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信息化》杂志邀请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就未来信息惠民政策走势进行了分析。
互联网技术提供支撑
在今年贵阳数博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为“大数据”背书,他指出信息网络发展需要市场活力,也需要政府发挥应有作用。李克强总理强调,使“互联网”和政务结合,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服务,实现“人在干、数在转,云在算”。
2015年以来,“政务公开年”、“为民服务年”的提法就没有停止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和当前我国致力于打造服务型政府分不开。根据联合国最新统计,目前我国电子政务水平在全球排名第70位,这和我国的大国地位非常不符合。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我国政务发展水平,已经是迫在眉睫。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年初《实施方案》出台,为当前简政放权、信息惠民的政策提供了保障。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副主任宁家骏表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推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大方略。(《实施方案》)出台之后,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直在落实、督办这件事情,要求将电子政务的发展的重心落在为民服务之上。
为了落实信息惠民,近年来我国在政策、外部环境和保障措施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发展电子政务提供了方向,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创新,包括更加开放,同时更加接地气。
宁家骏进一步表示,从电子政务发展历程来看,电子政务所取得的进步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准确地把握需求这两个要素。信息惠民的思路从2014年提出至今已经是第三个年头,要真正做好信息惠民,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互联网技术,要利用互联网提供政务服务。“现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商业中已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之所以要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就是要学习借鉴成功的经验。”
政务外网平台的新使命
在互联网+政务和信息惠民的要求下,各有关国家部门、省市机构都需要适应这一转变。在新的形势下,目前按照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国家信息中心也在承担着一系列新使命,包括电子政务外网建设以及基于外网平台构建三个信息平台。
第一,搭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目前央行、工商等银行也在发展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体系,相比之下国家信息中心主要是搭建信用信息平台,也就是披露、、发布信用信息的平台,包括银行、企业、公民的各种信用信息,现阶段主要是以企业、社会组织的信息发布为主。目前个人信用信息主要是以银监会的个人征信系统为主,但也不完整,未来也有可能加入到电子政务外网平台中来。
对于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平台的作用,宁家骏表示,过去的社会信用信息主要分散在各个部门,缺乏一个统一的平台,因此有关组织和企业的信用信息是不完整的。如果信用信息不能汇聚在一起,将很难建设成一个良好的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建成后对社会组织、企业信用信息会形成很好的支撑。
第二.搭建公用资源交易信息平台。未来国家公用资源信息的交换、交易、发布都会通过这样的平台来完成,包括不动产、动产、水资源、碳排放等,严格来说,这也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公开平台,便于大家来了解和监督。
第三,搭建国家政务信息开放和共享平台。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信息平台,包含了各种人口信息,目前各部委局都有自己的人口信息库,比如公安部门的身份证信息、民政部门有关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婚丧嫁娶等各种信息,还有卫计委的健康信息及各种社保救助信息等。这些信息的集散、交换和共享,将来都通过这个平台来完成。
可以说,电子政务外网和各省市的电子政务平台的未来方向都是为信息惠民提供了基础和支撑。各地在这方面进展比较明显,特别是按照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要求推动信息共享。没有共享就没有业务的协同,也不可能方便老百姓办事。
统一电子证照及后续挑战
按照23号文件(《实施方案》)的要求,到2017年底,各地都要建立统一的电子证照系统。比如在今后电子政务系统中,个人的电子证照可以和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紧密结合,企业也有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再去办事就不需要提供大量证件,只需提供一个号码就解决了。电子证照库原则上还是以各个城市为主,但是必须在统一的标准指导下,未来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平台可以为各种证照信息之间实现互联互通,甚至互认。
宁家骏表示,2016年底之前,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政务服务的跨地域实施将进一步加快,比如社保的异地办理、公积金的异地使用都要尽快加以实现。“据我了解,各部门都在严格按照要求执行这两项任务,具体的系统规划、建设由各部门负责,金保工程三期等正在大力推进,确保这两项工作要在今年底前完成。而电子政务外网平台的作用将成为支撑上述工程的主要基础设施平台,实现相关数据的传输、共享和交换,包括数字证书的认证等等。”
数据共享,信息惠民是未来必然趋势,也得到了相关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宁家骏认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央、地方和企业共同来推动。首先要从办事流程上进行简化,能不用的证明就省略;其次,各地在原有的电子政务系统平台建设之上,也要适当做一些改造。在此之前,我国的电子政务平台基本上是以政务部门内部办事为主,但是对公共服务以及信息的汇集、共享和交换重视程度不够,今后要逐步重视加大对信息资源的重视,在信息资源共享方面进一步完善,做好信息资源和系统平台标准的统一,改变现有的平台“鸡同鸭讲”、信息系统犬牙交互的现状;最后,仍要进一步借鉴新一代信息技术比如云计算、物联网的优势,真正实现政务信息惠民服务“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政策适应论文 篇2
www.sina.com.cn 2004/06/28 13:56 中国青年报“高考政策已不适应人口政策的变化。”说起高考移民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教授说。
劳凯声教授认为，长期以来，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当地根据自己的情况预测需要多少人，并下达招生指标。过去这样做没有问题，因为人口基本是不流动的。可是社会在变迁，人口的流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就国家户籍政 策而言，对人口迁徙的限制也越来越小。
“这就给异地报考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高考政策并没有适应人口政策的这一变化。”劳教授说。
这种带有计划经济烙印的高考招生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不公平和不稳定的因素。前几年就有青岛考生曾经状告教育部，质疑为什么一样的分数却进不一样的学校。
治标的办法是限制。
劳教授认为，在高考移民的流入地，识别本地考生与外地考生并不困难。“但是，难度就在如果卡住这部分学生，也就卡住了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的流动，包括卡住了一批投资者。”他分析，通常，高考移民流入地的政府对此无可奈何，应该与此有关。
如果要治本，劳凯声教授认为，首先应该改变过去以地区封闭为出发点来制定的`高考政策。他建议，教育部适当拉平各地区高考招生录取分数线差异，更多的是凭考生的分数录取，而不是强化地区差别。
政策适应论文 篇3
【摘要】作为科研项目管理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还需要了解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新政策，积极适应国家发展态势，确保科研项目能够出成果，为国家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科研项目；管理人员；质量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在科研领域投入的力度越来越大。高校作为国家科研的主力军，每年所承担的科研项目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作为科研项目管理人员既要基本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掌握先进的研究技术，保持刻苦攻关、敢于创新的科研精神，还需要不断适应国家的新形势、新政策，了解国家科技发展的动向和动态，积极组织申报前沿的有创新价值的项目，不断提高学校的可以项目管理水平。那么，具体来讲，作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人员应该如何适应国家新形势新政策，在此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一、积极完善各项科研项目管理制度
制度是确保科研项目顺利实施和完成的基础保障，失去了制度的约束，科研项目很有可能出现虎头蛇尾、草草收工的现象。为此，作为科研项目管理人员首先应该结合本校科研管理实际，集中集体智慧，及时了解国家新的政策，与时俱进，建立健全各项科研管理制度。首先，依照国家新形势新政策做好科研项目的计划工作。科研项目管理人员在确立科研任务书时要结合国家发展形式，详细地制定研究进度、内容和质量要求。在科研过程中，还需要按计划对项目进行考核，确保项目实施能够按计划进行。其次，根据国家新政策制定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科研经费的合理使用是确保科研项目顺利进行的物质保障。为了能够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作为科研项目管理人员必须结合国家新政策，尤其是关于财务管理方面的新政策新方案，采用先进的财务管理技术，执行预算，确保科研经费的独立运行、精打细算、合理开支。最后，科研项目管理人员需要对自己负责的课题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学习，及时了解国家课题项目的新动态，借鉴和引入先进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确保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此外，高校科研项目管理一般分为主管部门、承担单位以及课题组三个层次，科研项目的具体实施还是由课题组负责，而基层科研的工作量大，有的还需要承担额外的教学任务，科研的实践不稳定。作为科研项目管理人员应该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科研管理模式，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想方设法地调动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各学院应该加大对科研项目的投入力度，提高科研的质量。
二、积极了解并随时把握项目的进展情况
科研项目管理人员适应国家新形势新政策需要建立在管理项目的全面了解上，应该随时把握好项目的进展，确保项目符合国家新形势新政策要求。首先，管理人员应积极进行科研项目的中期检查。在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管理人员必须做好中期检查工作，及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旦发现与国家新形势新政策相悖的地方立即纠正，确保科研项目能够为国家发展服务。如果不问不管，就可能造成科研项目流于形式，丧失实效性，还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所以，各院校对于科研项目不能只重视立项，不重视检查和督促，作为管理人员必须以身作则，防止科研项目实施中出现弄虚作假的现象；其次，管理人员应该对项目进行规范化、常态化管理。作为院校科研项目管理人员必须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可以建立管理小组，由主管业务的领导、科研室以及专家组成，及时提取科研项目课题的进展汇报，研究和分析科研项目的影响因素，形成规范化、常态化管理，确保管理的质量。科研项目管理人员坚持做好阶段性总结和交流，形成书面材料，及时向上级汇报工作。对于项目进展特别好的科研组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科研项目应该与一定的奖励。与此同时，作为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和方法，做好科研项目的考核和评估；最后，管理人员需要主要做好项目实施的信息反馈。由于现代科技发展速度特别快，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新技术、新理论出现，再加上国家对创新发展的大力支持，作为科研项目管理人员必须及时掌握国内外新动向，盯紧学科前沿，确保课题的创新性。作为管理人员需要与课题组保持经常联系，对于科研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同时，确保项目研究的路线与国家新形势保持一致，将科研项目与国家创新发展有效的结合起来，保持科研项目的创新性和时效性。
三、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管理素质
科研项目管理人员应经常深入科研第一线，了解课题研究的内容和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科研难题，提升项目的完成率。同时，管理人员需要加强对国家新形势新政策的学习，加强对科技发展趋势和新进展的学习，加强对专业理论和管理理论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管理素质，促进所管理的科研项目能够取得高水平的成果。此外，作为科研项目管理人员需要树立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为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人性化服务保障。
总而言之，作为科研项目管理人员除了要对整个科研项目有一个全面认识以外，还需要及时适应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新政策，熟悉国家对科研的新需求，不管调整和改进科研管理制度，做好科研项目的监督、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确保科研项目出成果，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国家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陈伟斌.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的精细化管理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
政策适应论文 篇4
关键词：轨道交通,营改增,政策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要求, 轨道交通企业实行“营改增”试点。“营改增”之前, 轨道交通企业主要缴纳营业税, “营改增”之后, 轨道交通企业只需缴纳增值税, 解决了之前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的问题。
一、企业税率、计税基础和税负变化
改革之前, 轨道交通企业的营业税率是3%, 其计税基础是营业收入总额。“营改增”后, 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率为11%, 其计税基础是销项税额扣除进项税额后的差额。税率由3%变为11%, 虽然看似增加, 但并不能够直接比较这两项税率, 因为进项税额具有抵减增值税的功能, 所以轨道交通企业的实际税负是否增加取决于其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多少。
例:某轨道交通企业运营电客车40辆, 票价受政府控制, 当月营业收入为3 500万元 (含税) 。若当月该企业购入运营电客车1辆, 价格2 100万元 (含税) /辆。主营业务成本项目 (可取得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票) 1 000万元 (含税) , 其中400万元按17%抵扣, 其他按6%抵扣。如此, “营改增”前, 该企业缴纳营业税3 500 3%=105万元;“营改增”后, 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 该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为3 500÷ (1+11%) ×11%=346.85万元, 进项税额为2 100÷ (1+17%) ×17%+400÷ (1+17%) ×17%+600÷ (1+6%) ×6%=397.21万元。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 税负为0。
企业采用一般纳税人计税方法, 税负下降比较明显, 主要是轨道交通企业属于公益性企业, 一般采用的是低票价政策, 企业的成本总额高于营业收入总额, 同时, 购买的可抵扣进项税额的税率 (17%, 13%等) 一般比销项的税率 (11%) 高, 形成税率的倒挂。
二、增值税申报及发票处理
一是加强日常管理, 确保取得增值税抵扣合法凭证。企业在对外签订新合同时就要约定好对方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财务人员提醒各个部门配合取得增值税抵扣合法凭证, 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输费用结算单、通用缴款书等。企业在日常采购环节上, 如购买固定资产、各种材料、耗费的能耗时, 要确保从供应商处获得增值税发票, 这就要求企业在选择供应商和服务商时, 将一般纳税人资质作为供应商准入制度条件之一, 确保取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应商和服务商。同时, 财务人员要扎扎实实做好扣税凭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的审核, 以通过进项税抵扣来降低增值税负。
二是按时申报, 及时准确掌握税收优惠政策。“营改增”后实际税负是否降低, 除了与企业经营规模、成本结构、发展时期等因素有关, 还取决于是否可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等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财务部门要熟悉轨道交通企业“营改增”中可能享受到的税收优惠, 尽早准备申请所需的相关资料, 及时申报享受。
三是做好增值税发票的使用和管理。增值税发票的使用和管理影响着轨道交通企业销项税额, 进而影响企业增值税的缴纳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虚开、伪造、非法出售与违规使用等行为都做了专门的处罚规定。企业财务人员应做好发票的申购、税控系统安装与使用、开具、保管、传递和作废、获得及其真伪鉴别等各环节的管理工作, 避免发生与增值税发票相关的违法行为, 降低财务风险。
三、企业会计核算的设置与方法
(一) 会计科目的设置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财会【2012】13号) 和《财政部关于对增值税会计处理有关问题补充规定的通知》 (财会字【1995】22号) 等相关规定, 一般纳税人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两个明细科目;在“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中, 借方应设置“进项税额”、“已交税金”、“出口抵减内销应纳税额”、“减免税款”、“转出未交增值税”等专栏, 贷方应设置“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转出未交增值税”等专栏。
(二) 一般会计处理方法
一是一般纳税人国内采购的货物或接受的应税劳务和应税服务, 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 按税法规定符合条件可在本期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轨道交通企业购进的电客车、列车清洗机、隧道清洁车、数控不落轮镟床、自动售检票系统等固定资产, 借记“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等科目;购入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低值易耗品、消耗性材料、劳动防护、备品备件时, 借记“低值易耗品”、“材料采购”、“原材料”等科目;运营中消耗的水电费、日常维护费用等, 借记“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 按照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 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科目, 按照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 贷记“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银行存款”等科目。购入货物发生的退货或接受服务中止, 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二是轨道交通企业发生有形动产租赁, 支付融资租赁利息时, 借记“待摊投资”、“财务费用”等科目, 按照出租方提供的增值税扣税凭证, 按税法规定符合条件可在本期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 贷记“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银行存款”等科目。承租方执行试点实施之日前签订的尚未执行完毕的租赁合同, 在合同到期日之前, 继续按照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缴纳营业税, 轨道交通企业发生有形不动产租赁不属实“营改增”范围之内。
政策适应论文 篇5
一、关于专门借款暂时性投资问题
根据借款费用准则规定, 专门借款是指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借款费用准则的专门借款 (本文仅考虑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的贷款, 而不考虑非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资金) 并不是金融机构划分贷款用途的标准, 而是针对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在会计确认角度的定义。根据IAS23资本化条件, 我国借款费用准则在专门借款资本化会计计量上规定: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 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 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即明确尚未动用的专门借款取得被动性的利息收入和取得主动性暂时性投资收益的会计确认和计量要求。但是, 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 即金融环境和监管要求的相关制约因素。
从我国金融机构监管要求看, 用专门借款进行暂时性投资缺乏适当的法律依据。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 贷前要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进行严格审核, 订立借款合同时要明确借款用途。借款用途在信贷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银监会令 (2003年第5号) 《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十八条规定, 商业银行给集团客户贷款时, 应在贷款合同中约定“未经贷款人同意擅自改变贷款原定用途, 挪用贷款或用银行贷款从事非法、违规交易的, 贷款人有权单方决定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 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本息”。显然, 将尚未动用的专门借款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并不是金融机构及其监管部门所允许的行为。如果暂时性投资发生损失, 将损失作为资本化备抵项目就更缺乏合理性了。从暂时性投资内容看, 主要是借款人将尚未动用的专门借款用于投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 通过一级市场证券申购、二级市场买卖股票、期货和基金、炒作房地产、风险投资等行为, 获取短期投资收益, 有的高风险业务很可能因操作不当给投资人带来巨额损失, 将指定用途的借款用于投机经营, 违反金融机构关于借款人不得随意挪用信贷资金、改变借款用途的监管规定, 也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从我国银监会监管的目标看, 改变借款用途是其监督检查的重点。在中国银监会印发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中, 明确“改变用途的贷款至少应归为五级分类中的关注类贷款”。中国银监会为全面规范贷款用途、严防贷款挪用的“三个指引、一个办法”有望近期出台。其中, 金融机构项目融资业务指引、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的相关管理办法的送审稿, 已经向各商业银行下发。新的贷款管理规章重点是推行受益人直接收款和实付实贷。前者是银行直接把贷款资金划入最终收款人账户, 严格治理信贷违规挪用, 后者是银行进行贷款授信时, 将不再一次性进行资金划转, 而是在授信总额确定的情况下, 根据客户现实的信贷需求, 分批分期进行授信。在这样的监管环境下, 企业用专门借款进行暂时性投资是应当被纠正的。
从我国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要求方面看, 资本项下的外币专门借款也不允许进行暂时性投资。2008年8月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 资本项目外汇及结汇资金, 应当按照有关主管部门及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用途使用。外汇管理机关有权对资本项目外汇及结汇资金使用和账户变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可以看出, 经外汇管理机构批准用于购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的资本项下外币借款, 只能按批准的用途使用, 不能进行暂时性投资。
二、关于一般借款资本化问题
借款费用准则规定,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 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应当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这样的规定与IAS23的规定相符, 明确了一般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 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 同样存在与专门借款进行暂时性投资相类似的问题, 即改变借款用途, 有挪用借款之嫌。从金融机构监管要求看, 无论何种形式的贷款, 均应当明确用途, 按会计确认角度划分的一般借款, 也应当在签订借款合同时, 明确约定借款用途, 但其用途不是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专门借入, 如果因专门借款不足占用了一般借款, 或者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并没有借入专门借款, 而占用了一般借款, 将一般借款的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确定与资产支出相挂钩, 企业就违背了与商业银行的合同约定。可以说, 计算确认一般借款的借款费用资本化过程, 是企业违反金融机构监管要求的过程, 也是企业资产价值和利润高估的过程。从出资人监管角度看, 改变一般借款用途, 将借款用于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特别是改变流动资金贷款用途, 用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购建和生产活动, 将影响企业的流动性和短期偿债能力。2008年2月29日,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讲话中多次重申短贷长投、短钱长用的危害, 指出“部分企业偿债风险加大。少数企业过分依赖银行贷款扩大经营规模, 短贷长投, 加大了财务风险。”强调了短期借款作为形成长期资产资金来源的危害性。此外, 从期限匹配角度看, 短期资金用于长期资产购建和生产, 对于企业的影响是长远的, 是不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都存在专款专用的基本要求。会计准则规定专门借款进行暂时性投资的会计确认和计量、规定一般借款改变用途进行购建和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的会计确认和计量, 既不符合我国的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 又容易误导借款资金使用人。会计准则的作用不在于为可能发生的不当行为提供合法化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政策解释, 也不能因国际趋同的愿望而忽视国家监管政策和放松企业健康发展的约束。因此, 针对金融环境和监管要求的国际化差异, 笔者建议, 我国借款费用准则应当在以上两个方面予以保留, 承诺有限度地国际趋同。
参考文献
〔1〕唐玮, 杨中华.银监会将出台“三指引”规范贷款〔N〕.华夏时报, 2008-9-4.
〔2〕中国银监会.风险提示:商业银行关联企业贷款风险新表现值得关注〔J/0L〕.2008-04-9.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jsp/docView.jsp?doc
政策适应论文 篇6
因此, 本文特从外语政策与社会发展的视角, 简要述评兰伯特的外语政策思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兰伯特的这些论文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 所以他所分析的是当时的美国外语政策的状况。本文所提到的美国外语政策也是当时的美国外语政策。为了避免行文过于啰嗦, 在以下分析中, 不再详细说明这一时间域。
一、社会发展需求全国性的外语政策
兰伯特批评美国社会在20世纪80~90年代不重视外语政策, 导致美国的外语政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他指出, 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外语人才需要无法得到满足, 这一问题正在制约美国政府的工作和美国企业的发展, 美国在与外国交往中缺乏外语能力将日益成为美国对外交往中的障碍。他分析指出, 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缺乏系统的全国外语规划, 仅有的外语规划只是零星出现在教育体系中的各个学段, 而且缺乏联系。
他认为, 美国外语体制的某些功能已经失灵, 即使是最具天赋的语言教师或者最具天赋的学生为了提高外语水平能力的努力也被这种制度大大削弱。造成此种弊病的元凶并不是教学上的缺陷, 而是制度上的不足——这种制度结构上的不足造成的后果是很少有美国人能够形成 (更不用说具有) 一种使用外语的能力。美国的国家外语教育制度中分散的目标和完全分散的决策导致美国难以制定更有利于国家目标的政策。
兰伯特具体指出, 在普通教育改革规划备受公众关注的时候, 外语在美国却缺少全国规划, 具有足够的外语水平、能够使用外语的美国成年人少得令人失望。整个外语教育体系缺乏联系, 导致一些最具天赋的师生的努力化为乌有, 因为他们在一个学段的课堂上学到的外语无法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同时, 外语教学目标缺乏评价标准, 这会使任何改革难以达到目标。他尖锐地指出, 如果说在美国还有某个领域还需要制定新教育政策, 那就是外语。
兰伯特并不赞同集权式地制定教育政策, 但也不赞同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过多地干预地方教育事务。他认为美国必须制定统一的全国外语政策, 因为只有对外语政策的方方面面加以研究, 才可以更清楚地讨论外语教育政策中的哪些方面可以从集权式制定策略中受益, 哪些方面更适宜让市场力量进行调节。他以荷兰的国家外语政策为例进行了比较说明。
兰伯特所推崇的荷兰国家外语政策《荷兰全国行动项目》 (Dutch National Action Programme) 是由Nijmegen大学的Theo van Els教授主持的专家队伍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下为荷兰政府制定的。荷兰要求每个学生必须接受相当程度的外语教育, 荷兰学校开设两三门外语。《荷兰全国行动项目》不仅使统一政策处于中心地位, 还使外语教育的各个部分处于共同的框架之下 (少数民族语言除外, 对其另有规划) 。荷兰外语政策的各个部分都表述得十分清楚, 它明确规定了各个不同部门的相关责任和作用, 详细规定了各个层次学生必须接受多长时间的外语教育, 规定了外语教育制度中的不同部分所应该达到的外语技能水平。在荷兰, 外语教育的不同方面都有相应的统一要求。例如, 即使在外语测试中, 阅读测试的主持和评阅都是统一进行的, 只有听说的评价由地方主持。国家统一规定, 所有的中小学必须进行英语教育, 并且还规定中小学英语教育应该达到的水平, 但是英语教育的模式则由各个学校自行确定。更为普遍的做法是, 所有中央所规定目标的实施, 都是通过国家的财政支持和考试来进行的, 是由一种被称为“引导”的措施来进行的, 即借助外语教育制度来施加多方面的影响, 以实现中央制定的目标。这充分说明, 有一种理念在荷兰和其他的欧洲国家是深入人心的, 这种理念就是外语教育整体目标的设定和外语制度整体框架的确立是中央政府的法定职能。荷兰的国家外语政策是基于其社会发展 (当时主要是国际经贸) 的需求来制定的。
兰伯特分析了荷兰和欧洲的外语教育政策。荷兰制定了以学校外语教育为基础的、以职业应用为导向的全国性的外语学习制度, 这在欧洲也很普遍。大部分欧洲国家为各行各业的工人开设了公办性质或者私有性质的语言培训机构。如在芬兰, 政府负责管理一系列的培训项目和证书考试。事实上, 是欧洲理事会在维护着这样复杂的政府性机构组成的网络。在整个欧洲, 正式计划通常把学校和成人的外语教育区分开来。然后, 他比较了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相比之下, 在美国, 人们认为外语教育就是在正式的教育体系之内进行, 成人和职业外语教育可以说是一盘散沙。美国对国家外语教育体系中的成人外语教育, 尤其是职业外语教育关注甚少。这类教育是由联邦政府和商业性语言学校来提供, 与正式教育毫不相干。据了解, 在美国没有哪个计划把政府和企业雇员的外语应用教育或者是成人的外语应用教育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然而, 在以应用为导向的外语教育中, 提高学生的外语技能来满足各类外语需要, 在欧洲人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
兰伯特接着就荷兰和欧洲与美国的外语测试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荷兰, 外语测试是中央政府中的独立机构的责任, 这些机构主办考试、管理考试, 并为考试的完成确定标准。另外, 还有类似的机构开发课程。许多欧洲国家的外语教育也有这一特征, 就是在统一的课程和学生能力测评之间建立明显的联系, 而课程和学生能力测试都接受集权性管理。在欧洲, 虽然人们对统一考试的负向反拨作用有些担心, 但是对于考试的合法性却并无太多的争议。而在美国, 对考试的合法性的争议颇多。实际上, 在欧洲, 外语改革运动主要是关于课程和教学方式等方面, 而在美国, 目前的主要外语教育改革运动集中在考试策略方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的外语测试改革与荷兰和欧洲的外语测试改革在方向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美国一直致力于建立语言水平测试标准, 而语言水平测试又完全独立于课程的内容和形式。) 美国的困境是, 一方面要引导大家采用统一的外语能力标准, 另一方面外语教育的决策又很分散, 这使统一外语能力标准的推行困难重重。除开一些州级提案, 如得克萨斯州的教师证书提案, 其他的每一次新测试标准都引起了广泛争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在美国其他学科的教育中, 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教育中, 趋向于国家性测试程序和荷兰式标准的力量非常强大。在数学学科, 甚至有采用全国统一课程的趋向。但是在美国的外语界, 却很难见到与这种趋向相一致的改革。
在分析了荷兰国家计划和欧洲共同体的外语政策之后, 兰伯特指出, 美国必须建立全国性的外语政策体系, 才能适应美国社会发展对外语的需求。
兰伯特指出, 欧洲国家——都是个别或集体地通过欧洲理事会和欧洲共同体这样的组织——全力以赴地致力于为语言教育的未来进行规划, 美国也必须大幅度提高其国家外语能力, 像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 制定国家规划, 制定系统的外语政策, 以提高国民的外语能力, 这样才能满足美国社会发展对外语的需求。
二、社会发展需求系统性的外语政策
如何建立适应美国社会发展的全国性的外语政策呢?兰伯特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建立国家外语体系框架;扩大语种选择;开展全国统一外语考试评价。兰伯特的这三项政策建议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外语政策框架是整个国家外语政策的大框架, 可以满足美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要求。外语语种的选择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需要, 因为美国与非通用语言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联系不断增加, 在美国已经拥有一定的常用外语人才的背景下, 需要有人学习这些非通用语言, 这一政策可以满足美国社会发展的优先性要求。建立能力取向的全国外语考试评价制度可以保证外语教育的结果 (学习者的外语能力) 最终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可以满足美国社会发展的能力性要求。
1. 建立国家外语体系框架
兰伯特指出, 任何外语制度中的主要政策是多少人和哪类人应该花多少时间来学习外语, 如何把外语制度的各个部分整合在一起产生累积效果。美国的外语制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是以倒序排列的。对发展接受外语教育的人数的关注最多, 其次关注的是人们接受外语教育的多少, 受到关注最少的是如何把外语教育贯穿到各级教育中去。这需要一个国家统一制定的外语政策框架。
为此, 他认为, 美国必须规定统一的外语教育目标。
他指出, 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中学学生学习外语的只占学生总数的38%, 而在进入大学之后这些学生中有2/3至少还在两年时间里选修中学学过的外语, 各类学院中大约有一半学生接受外语培训。美国的一项对全国性高等教育机构的调查发现, 在1987年, 只有22%的研究型大学, 13%的综合性大学, 11%的本科学院, 1%的两年制专科学院, 要求学生在中学学习过外语。在毕业要求方面, 69%的大专院校对他们的部分学生有外语培训的要求。对于专科学院来说, 外语培训的要求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学生。只有9%的研究型大学和22%的四年制本科学院要求所有的学生在毕业之前要选修一门外语。学生的专业不同, 外语要求各异。比如, 90%的人文专业和73%的社会科学专业要求学生在毕业之前选修外语课程, 但是只有50%的自然科学专业、22%的商贸专业和8%的工程专业要求学生在毕业之前选修外语课。除了学外语学生人数比例少以外, 外语学习的总数量也很少。即使是在要求学习外语的专业, 外语学习量也可能很少。1/3要求学习外语的机构只要求人文学科的学生学习一到两个学期的外语, 而人文学科学习外语的数量要比其他专业的学生多, 那么其他专业的学生学习外语的数量之少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 60%的机构只要求他们学习一年或一年以下的外语。有一些机构的学生可以这个学期学习这门外语、那个学期学习另外一门外语也可以达到其所规定的外语要求。这样的低要求必然造成这样的后果:在中学和大学, 每一阶段的学生在进入下一阶段之后, 就有50%的人放弃外语。实际选修外语的大学生人数平均比例是很低的, 只占大学生总数的1.5%;人文学科占学生总数的2%, 商科占学生总数的0.8%, 工程占学生总数的0.3%。很难设想这样低的外语学习总量能够学到外语皮毛之外的东西。
兰伯特因此建议, 美国外语教育必须建立学段之间的衔接, 从中小学、大学、成人的课程、教材、教学等各个方面加强有效的系统的衔接, 同时应该建立具有跟踪功能、可以为学习者设定连续的目标、并且能为学习者提供克服目前制度内在不连续性的具有前瞻性的材料。在衔接问题上, 联邦政府的教育机构和州政府教育机构应该按照各自的职责各负其责。
2. 扩大语种范围
兰伯特指出, 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 美国语言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教育机构该提供怎样的外语, 学生该选修怎样的外语。这种显而易见的重要政策问题却几乎没有受到直接的关注。一方面, 在美国的外语制度中, 没有哪项决策比确定所要教学的外语语种的决策更随意更分散。在外语选择方面, 美国也采取了有限度的自由市场制度。从理论上来说, 老师和学校可以提供任何的语言, 学生可以自愿选修或不选修某种语言。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的语言能力水平是这种自由市场的产物。事实上, 过去的决策和教师能力的不可替代性限制了这种选择。所以, 学生的选择主要集中在西班牙语、法语、德语, 选择这些语种的学生占各级教育机构学生总人数的95%以上。
兰伯特认为, 语言选择应该是一个政策层面上的问题。许多欧洲国家更敢于直面语言的选择问题。例如, 荷兰就使几乎所有的中学教学三门外语:英语、法语、德语。所有其他的外语都放到高等教育的专门学院中去教学。其他国家也正在作出类似的决策并对于它们选择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在欧洲作出选择更容易些。在欧洲选择外语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在有欧洲环境的交际中使用某种外语的可能性。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 总是被选修, 然后是选修一种或者是多种欧洲语言。但是对于美国应该为学生提供哪些语言、学习某种语言的相对人数规模多大为宜——对于这些方面, 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应该使用怎样的标准等等问题, 美国决策者没有进行理性的探讨。
作为一个外语教育专家和区域研究专家, 兰伯特提出要把外语教育和区域研究适当地区分开来, 否则外语教育就很容易不受重视。在美国, 当时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是许多项目开始时的目标是与外语有关的, 对外语发展的支持往往是和其他国际性研究目标相结合。从开始的时候起, 外语能力的发展就与区域研究中的培训相结合, 后来就从属于区域研究中的培训了——即研究以该语言为母语的国家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情况。在研究生阶段的外语研究和区域研究中, 只有15%的联邦政府资助是用在外语教育上, 也就是说, 绝大部分被用到区域研究上去了。
兰伯特建议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资源鼓励外语教育, 比如向大学研究中心和奖学金提供资金, 为新教材的研究和开发提供资金;为师生进行海外研究提供资金;为师生开设夏季学校项目;开设海外高级培训中心;推广语言训练的国家服务中心。
兰伯特还指出, 为了国家高度关注的未来国际竞争, 国家应该支持已经出现的为商务专业发展外语教育的专项资助。他提出, 应要求现有的“国防教育法第六条项目”与商学院建立联系;商科学生有获得奖学金的优先权;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奖励制度来扶植新兴的以商务为导向的改革;向十九所大学的国际工商教育中心提供资金, 要求他们的课程中涵盖语言教育。《国防教育法》的初衷是重视对于国家经济竞争力来说比较重要的语言, 但是没有一个标准说明哪些语言对国家的竞争力重要。在众议院的辩论中, 一些议员指出西班牙语不需要额外的支持, 而阿拉伯语、日语、俄语和意大利语需要额外的支持。因为这些语言对国家的未来很关键;另外一些议员则认为, 阿拉伯语和俄语对于国家的经济并不那么重要, 而日语和汉语则对国家的经济重要。法案要求教育部长咨询国防部、卫生部等部的部长以及国务卿和全国科学协会, 然后提出关键语言名单, 结果156种语言榜上有名。于是, 在把外语从《经济安全教育法》第二条拿出来之后, 建立了单独的外语法案:《外语协助法》。它的内容就是“提高全国中小学外语教育供给数量和质量”。“关键语言”的问题被人们重新提起, 但是并不是以正式法规的形式出现, 而是出现在为项目拨款的法规中。拨款的优先权被赋予那些教授非通用的语种, 这些法规还援引阿拉伯语、汉语、日语和俄语为例。当项目法规的初稿公布时, 只有上述几种语言和韩语被赋予接受资助的资格。当其遭到教育部官员和多元语言组织的抗议时, 除上述五种语言外, 又规定五种语言有受助优先权: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不过其受到资助的条件是对前五种语言无法进行资助。
兰伯特概括指出, 从整体上来看, 美国还是有一些措施来拓宽语言选择和发展非通用语言的教学等方面的工作, 可没有更多的去直接关注如何制定更普遍更广泛的合理外语选择政策问题。即使在拓宽非西欧语言选择方面美国似乎也没有一个连贯的政策, 对于各种规划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也缺乏系统的研究。每一种行动只是自行其是, 从不考虑其他的地方在干什么。对于是哪些因素促使语言选择持续变化、如何对教学非通用语言教育进行规划等问题也几乎无人关注。因此, 他认为, 美国必须从全国视野来制定外语语种规划, 按照社会发展需求选择真正急需的语种, 然后国家和各级政府给予财政支持。
3. 开展全国统一考试评价
兰伯特认为, 当时美国外语教育的一项当务之急的工作是开发具有连续性的工具来评价学生的进步、为促进学习提供信息、在每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为学生颁发成绩证书和能力水平等级证书。
他指出, 在欧洲, 外语测试一般由中央政府的独立部门负责, 这些部门设立考试、管理考试并为考试完善确定标准。另外, 还有一个与其对等的机构来开发课程。许多欧洲国家外语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统一课程和学生行为测试之间的明显联系, 并且两者都是接受集权式管理。虽然统一考试的负面效应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外语测试的合法性并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受到激烈的争论。实际上, 欧洲的外语改革主要集中在课程和教学模式上, 而美国的外语教学改革则主要集中于测试策略。还有, 美国的外语测试发展方向与荷兰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外语测试趋向是背道而驰的。美国一直在探索为独立于课程和教学方式之外的语言水平测试建立标准, 虽然近年来人们对这种孤立的意识形态有所背离。美国现形势下的矛盾之一是外语教育决策权的分散性严重阻碍了鼓励采取统一水平标准的努力。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 在美国其他学科的教育中, 特别是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中, 欧洲式的测试程序和标准得到了大力倡导。可是, 在美国, 外语界几乎与这些发展毫不相干。
他认为, 20世纪90年代是开发全国性外语学习测评工具的良机。目前人们普遍认可为了监督和提高外语教育确立标准化学生学习成绩测评工具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十年中, 有一种评级方案和测试模式非常流行:美国外语教学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 /跨机构语言圆桌会议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ILR) 量表和口语水平面试。为这些测试技术赢得合法性地位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 这个量表和与其相联系的测试模式对课堂测试的适宜性遭到了质疑, 因为这种量表和测试模式植根于政府开办的旨在以速成方式培训成人职业语言运用能力的语言学校。还有, 因为待测试的学习者日益增多, 而这种测试模式体系是在精心设计的学习环境下以互动的方式来测试考生的, 并且一次只能测试几个学生, 所以, 这种测试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对这些测试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这种测试对大规模管理的适应性, 测试员评判的标准化问题, 测试结果的合理使用问题等等。因此, 语言研究界, 包括ACTFL/ILR标准的制定者, 准备重新研究全国性外语评价策略应该具备怎样的性质的问题。
兰伯特回顾说, 美国有关外语测试公共政策的历史独具特色。一方面, 鲜有联邦资助项目为外语测试的开发提供资金, 另一方面, 在教育体系的许多方面得到广泛使用的某个测试模式最初却是为了联邦政府语言学校的使用而开发出来的——开始是美国的外事学院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 后来是国防部和其他机构, 联合成立了一个叫联邦跨机构语言圆桌会议的组织。在学术界, 主要的教师协会之一美国外语教学理事会, 与政府机构合作对政府的量表进行改良以适应学术之用。这个合作产生了一种测试方法:口语水平面试, 和一套叫作ACTFL/ILR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InteragencyLanguage Roundtable) 标准的评级标准。随后, 联邦政府各部门就开始敦促学术界采用这种测试和评级模式。甚至有人建议, 各个政府机构应该向大学发文, 告知只有在这个测试中获得证书的学生才能得到政府部门的雇佣。“国防六条”项目本身并没有对口语水平面试和水平指南的使用作出要求。许多负责“国防六条”项目的官员过去认为、现在还这样认为:因为口语水平面试程序和水平指南是从政府语言学校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因此它们也应该是学术语言教育的样板。但是“水平 (proficiency) ”这个词使人对法规的理解产生了一些歧义, 后来法规在措辞上的修改就反映了这个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 在美国各地的语言项目中口语水平面试和ACTFL/ILR标准的使用得到高度普及。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测试和标准开始在州级语言政策中出现。比如, 得克萨斯州使用这些测试和标准来评价教师, 纽约州使用这些测试和标准来改革外语体系的目标。最近, 因为这种单一的测试策略在满足众多测评需要方面的合适性遭到了质疑, 人们才对其不再那么热衷了。但是无论如何, ACTFL/ILR指南的案例代表着美国政府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对美国的外语教育制度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方式既不是基于大部分联邦项目中的工程资助模式, 也不是基于大部分州使用的行政命令模式。这种方式之所以成功可能与口语水平测试偶然碰上了语言教师进行的以口头互动为重心的交际性教学法改革有关, 对这种教学法人们认为用ACTFL/ILR标准来测试比较合适。ACTFL/ILR指南是对美国外语教育环境的一种政策干预策略, 把它作为一种自然案例来研究, 是非常有意义的。
兰伯特进一步指出, 对于美国有关外语的公共政策,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教师对外语学习的参与和培训;以职业为向导的语言教学;远程学习;高科技的作用;成年人语言的提高和巩固;对外研究;教育质量的提高;维持规划和实施的上层建筑;鼓励革新并使其循序渐进, 等等。
三、社会发展需求能力取向的外语政策
兰伯特敏锐的分析指出, 美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日益国际化的迫切要求之一就是建设一个更具外语能力的美国。为此, 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设具有外语能力的美国以适应美国社会发展的建议。
兰伯特提出了一系列外语能力取向的外语政策的建议:
1. 扩展对外语技能的要求。
对外语技能作出高度制度化的详细要求, 在欧洲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导致美国的外语教育制度如此随意、如此盲目的原因在于雇主对外语技能的要求至少是不够严格或要求过低所造成的。目前, 对外语技能需求最大、也是最有组织性的市场是联邦政府。满足私营的企业、工程、保健、科学、新闻等部门的项目对外语使用不断增长的需求乃是绝对优先的。很明显, 单有外语技能是不够的, 外语技能必须和必要的专业技能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
2. 系统发展成人语言教育机构。
美国必须重视加强现有的成人外语教育机构。除了联邦政府的语言学校外, 目前只有私立语言学校和自学形式可以少量满足成人学习语言的要求。在别的国家, 这类机构都是国家资助或监管的, 并被纳入到更大的语言教学体系之中。这些学校和自学课程是美国的国家语言教育体系中很重要的构成部分。发展语言教育系统中的这些部分并合理排列是非常紧迫的。
3. 创设强化、恢复和提高外语技能的体系。
美国几乎把国家所有的外语教学资源都投入到初次学外语的大中学生的低水准的课程上了, 然后眼看着这些本来就很少的技能快速地弱化、消失。当成年人再需要外语技能时, 唯一的选择就是从头学起, 这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美国应该建立一套机制来强化和提高所学的外语。
4. 把移民社区外语技能视作国家资源加以利用。
有一个现象是非常荒谬的:美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来提高只能讲一种语言的美国人的外语水平, 而却很少利用和开发移民群体的非英语能力。美国应该制定周密计划, 提升这些能力, 使其达到职业运用水平, 并增强其职业技能, 使其适合市场需要。
5. 发展职业外语教育远程教育技术。
在培养多种技能的远程电子教育技术开发方面, 许多公司和联邦政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也仅仅是利用这种技术来为不能现场上学的学生再造一个类似于现场的教室。利用这种技术按要求提供职业外语运用所需的现场外语教育显然还只是下一步的计划。联邦政府已经为发展中学远程教学的“明星学校”项目投入的数亿美元可以转移到企业界、科学界和其他各行各业中的学习者身上。
6. 提供专门语言服务。
并不是所有的成人都需要具备全面的外语能力, 企业尤其需要经常性的临时的笔译和口译的专门化服务。大型企业和联邦政府可以从内部解决这些问题, 也可以通过商业性服务来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也可以尝试机器翻译 (日本和德国在这种技术上远远领先于美国) , 但是大部分的企业和成人如果临时需要外语服务则无处可找。其他的国家有官方资助和管理的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 美国应该考虑这样做是否也有意义。
7. 提高大学非外语专业师生的外语水平。
如果不使主要教育场所——大学校园——的外语使用普及起来, 那么在外语教育体系中增加一个运用目的, 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只有各个专业的老师和学生, 特别是应用性专业和职业性专业的, 都具备外语能力, 并且在教学和工作中使用外语, 才能使大学的外语普及起来。制定促进运用导向的外语教学的长期计划虽然非常困难, 但对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应该克服大学校园外语普及的制度和人为障碍而加以实现。
8. 关注高水平的外语技能。
在提高成年人的外语, 特别是职业外语使用能力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障碍之一就是很少的学生接受了达到运用水平的足够训练。美国的外语教育体系基本上都是集中于向学生提供一到两年的外语教育, 而且一年之后就会有50%的学生不再选修外语, 再过一年另外50%的学生也是如此, 大学三年级之后的外语高级课程里的学生都是外语专业的, 并且学的主要是文学。外语教师们深感失望, 因为他们知道, 一两年的学习仅仅只能算是学习外语的开始。再者, 教育制度中有关促成外语知识积累的不同层次的教学设计很松散, 这样一来, 外语学习者在整个外语学习生涯中就不知道如何持续不断地去接受外语教育了。使许多学生达到学习一两年外语的要求并不能解决问题, 美国应该优先考虑的选择是建立起整体而灵活的制度, 可以为那些在成人阶段要使用外语的学生提供真正的高质量的外语教学, 使他们获得高水平的外语技能。
9. 把外语学习与国外经历联系起来。
要完全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能力, 不去以该外语为母语的国家去接触这一语言, 是很难的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 。欧洲制定的以运用为目标的外语教育就计划把大量的大学生 (目标是全体学生的10%) 送到国外去学习, 并且重点送那些职业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学生。为了获得这个项目资格, 学生在到达该国之前, 必须具备使用该国语言的能力。而美国的留学项目只派少量学生去国外, 并且把职业学科的学生排除在外, 而这些学生在他们未来的工作中则最有可能用到外语。还有, 美国还比较喜欢把学生送到讲英语的国家去。当他们到别的国家去, 很多学生外语水平过低, 与其他国家的学生相比, 毫无优势可言, 更谈不上对非大学生的留学项目。美国必须有一个使留学更充分地服务于本国外语需要的国家计划。
1 0. 增加成人及职业运用外语的语种。
无论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 还是在开展成人外语运用教学的私营机构, 欧洲语言都是压倒性多数。不难预见, 美国参与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前沿将会是西欧之外的地区。经过过去三十年的奋斗, 美国拥有了教授亚洲、非洲和中东许多国家外语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其他国家比不上的。但是大多数的外语教育仅仅限于对那些具有研究生水平的专门人才的训练, 或者在联邦政府的语言学校里进行, 而这两种外语教育对于成人和职业的外语运用都没有多大作用。能够教授多种外语的能力是美国对其他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一种强大资源, 所以把外语教育扩展到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和语言学校之外, 使其与联邦政府的专业和成人培训联系起来, 是国家计划的当然任务。
1 1. 把外语教育项目分别与具体学科结合起来, 是促进以运用能力为目标的外语教育发展的有效方法。
不过这些分散而不同的机构需要更多的协调, 和更明确的统一的目标。因此, 美国应该制定一项全国性的计划来培育和发展已有的项目, 同时为了创建合理有效的应用外语体系来发展一项集体策略。这样不仅能以在外语教育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作为出发点, 而且能为21世纪美国人所需要的外语能力为出发点, 这样的新制度、新教育目标才会正确。
兰伯特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现有政策的具体改进建议。
四、对我国外语政策的启示
综上所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 作为美国外语中心的终身主任、美国国家外语政策的核心决策参与者, 兰伯特提出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外语政策思想对美国是非常有价值的, 也是非常有见地的, 并且实质上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外语政策的制定。
兰伯特关于外语政策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对我国当前正在形成的外语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因为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也对外语人才的数量要求越来越多, 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但我国目前外语政策指导下的外语教学还不能培养足够数量和足够具有运用能力的外语人才。
我们认为, 兰伯特的思想对我国外语政策主要具有以下启发意义:
1. 外语政策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兰伯特对美国外语现状的批评主要就是从美国国民的外语能力不能适应美国政府、企业、团体的外语需求入手的, 他还专门写过文章说明企业界如何需要美国国民的外语能力。兰伯特的观点告诉我们, 外语政策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兰伯特的这一观点对我国正在形成的外语政策很有启发, 因为我国当前外语政策的矛盾其实也主要是表现在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上。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政策为例, 一方面社会需要大学生具有听说为主的外语能力, 而获得四、六级证书的学生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另一方面大学又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四、六级考试, 企业招聘时也过分强调四、六级证书的作用。可以说, 目前对四、六级政策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四、六级考试不适应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当然, 四、六级正在进行的改革已经开始解决这一问题, 但目前仍然还在改革的过程中。
2. 外语政策必须具有全国性
兰伯特明确肯定荷兰的外语政策, 主要是因为荷兰的外语政策是全国性的。兰伯特认为外语政策作为国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外语政策涉及的很多问题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 比如非通用语言人才的培养问题, 往往需求的语言种类很多, 但每一种语言需要的数量又很少。这就需要全国政策来协调。
尽管我国目前的外语政策大多是全国性的, 但也有一些政策是地方性的,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从全国战略性进行调整, 比如一些省市的高考外语政策, 就往往只考虑到本省利益, 而没有考虑到全国利益, 但这些省的考生都有很多是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去学习, 这就导致来自这些省的大学生对全国各地大学外语教学的负面影响。近两年蜂拥而上的韩语专业也缺乏全国性的战略考虑。我国外语政策的地方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小学外语的开设, 我们在下面分析说明。
3. 外语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
兰伯特批评美国的外语政策缺乏连续性, 导致学生无法连续性地学习外语, 很多学生在学习外语阶段形成的外语能力因为无法得到连续性学习而荒废。因为外语不像其他学科知识与能力, 外语知识和能力若不经常得到巩固或不经常使用就会很快遗忘和荒废。所以, 外语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
兰伯特主张外语政策必须具有系统性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缺乏系统性的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小学外语教育。
我国2001年开始推行小学英语课程, 但是很多地方至今没有全面开设, 甚至一个乡镇就存在乡镇中心小学开设了外语而村里的小学则没有开设外语的现象。这导致现在初中普遍出现一部分学生在小学学习了外语, 而另一部分学生在小学没有学习外语的问题, 而且往往比例很不一致, 有的是大部分学生没有学, 有的是大部分学生学了但没有学好。这一问题可以说非常严重地造成了我国非常有限的外语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并从系统性的角度尽快解决, 比如从国家财政拨款中专门解决农村开设外语课程没有足够经费聘用合格的外语教师的问题。
4.外语教育政策必须有外语测试政策配套
兰伯特认为, 美国应该建立以外语运用能力为目标的评价体系, 这样才能促进以外语运用能力为导向的外语教学, 而且从运用能力进行评价是外语政策适应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外语运用能力要求的最有效评价检测方式。
兰伯特的这一思想对我国同样非常有启发。我国的外语教育 (其实包括所有学科的教育) 当前面临着缺乏配套的考试改革的问题, 这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和大学阶段都在深入进行的外语教学改革。我们认为, 要推进素质教育, 要推进以运用能力为目标的外语课程改革, 就必须改革我国当前的外语考试政策, 包括外语高考政策和大学四、六级考试政策的改革。
政策适应论文 篇7
减贫是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农村扶贫工作,经过30多年的扶贫治理,贫困人口数量由2000年的9 422万人下降为2010年的2 688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 8% 。参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的新扶贫标准,2011 - 2014年我国减贫人口4 989万人,尚待脱贫人口约7 500万人,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审视我国扶贫工作由普惠性扶贫逐步转变为精准扶贫、 竞争性扶贫的历程,针对当前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贫困群体社会剥夺感增强、绝对贫困问题减少而相对贫困现象增加、特殊群体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变革等挑战,贫困问题研究重心也经历了一个从单一视角向多维视角、从静态贫困向动态贫困转变的过程。
一方面,收入与消费水平是划分贫困与研究贫困的重要指标,通常用满足生产生活所需的货币量来权衡,但不能简单地从收入与消费的视角来分析、判断与治理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特征的社会问题。贫困可以被理解为获取收入的能力存在差距或者社会分配与再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Alkire S等认为 “人的贫困不仅仅表现在收入贫困方面,也包括健康、受教育年限、生活质量等福利指标的贫困”[1],并藉此提出了多维贫困理论,在此基础上设计多维贫困测度指数用于贫困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如贫困发生率、 贫困差率、Sen指数、FGT指数、多维贫困测度的 “双界线”的方法、公理化方法[2]等。我国学者基于该理论的诸多实证分析多选择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数据并综合人均纯收入、教育、健康、 公共服务、年龄等指标测度各地区贫困程度并寻求致贫因素。较于单一视角分析,基于多维视角研判贫困问题所得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实践指导价值。
另一方面,“动态贫困研究是分析个人或家庭在贫困位置上的流动状况( 进入、停留或脱离) 以及地位转变的原因”[3], “贫困是动态的,贫困人口动态地分布在不同的生活状态; 那些长期处于贫困陷阱中的人口以特殊的动态方式反映了社会向上流动的僵滞、社会分层的固化”[4],对于贫困人口的 “贫困进入———持续———退出” 过程的动态分析逐渐取代仅关注某一时段贫困人口规模的静态研究成为必然。动态贫困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的朗特里所提出的 “贫困生命周期理论”与 “生命事件”、“贫困持续时间”两个概念[5],继而哈里、刘易斯提出了 “累积性劣势”理论[6],默里、米德分析了福利制度 “濡化作用( encultura- tion) ”[7]、班恩、艾尔伍德创新性采用贫困时段( poverty spell) 并建立了经验分析模型[8]。国内研究多运用动态贫困理论分析我国贫困现状,将贫困分为持续贫困和暂时贫困、内生贫困与外部冲击贫困等[9],并针对性分析影响贫困人口的 “贫困进入或贫困退出”因素[10],以更有效率地进行扶贫消除贫困的脆弱性与持久性。
二、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特征
扶贫移民是基于减贫而进行的贫困人口从生态环境恶劣地区向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迁移以及与此联系的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我国移民扶贫始于1983年的宁夏三西移民,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 2020》将 “易地搬迁扶贫”确定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政策,至2013年我国近20个省共开展移民扶贫约700万人,作为扶贫移民示范区的江西省自2003年启动扶贫移民工程以来已完成了搬迁安置群众60多万人。
扶贫移民适应期是指在扶贫移民自搬迁安置开始至其在安置区实现社会经济适应的时期,由于移民搬迁安置对于原有发展模式产生冲击,致使在扶贫过程中出现移民安置中利益毁损、扶贫资源传递异化、安置区社会适应成本较高等不良现象,一般认为需要经过3 - 5年的时间才能有效恢复。扶贫移民的适应从内容上涵盖自然环境适应、经济适应、文化适应、社会心理适应等,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特征。
一是发展意识高涨,但发展目标不清。扶贫移民经过搬迁安置,置身于较好发展环境,交通、信息、市场、就业机会等优势明显,加之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宣传与引导,扶贫移民发展积极性高涨,对于发展机遇充分肯定,具有较强的发展意识。处于适应期的移民由于自身素质、原有发展基础、对环境的陌生、基层组织不健全、社会支持与保障系统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多数扶贫移民在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上犹豫不决,常因此而坐失发展机会。
二是竞争意识凸显,但组织协作不够。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民众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搬迁安置后的扶贫移民由于此前发展资源的有限性约束以及渴求发展资源的迫切性进一步加剧了扶贫移民发展的竞争意识。另一方面,竞争意识强烈的背后可能导致部分扶贫移民自我意识膨胀、集体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欠缺等不足。风险社会下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要具备一定风险意识和风险规避能力,尤其是具有个体抱团形成组织进行风险共担、效益共享的发展能力。移民市场意识淡薄, 信息接收和反馈能力差,很难准确把握市场动态, 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组织,协调能力不强,缺乏经营观念、科学管理方法与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和敢于竞争与善于竞争的素质,扶贫移民之间缺乏信任、缺乏协作等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扶贫移民的生计恢复。
三是社交意识明确,但心理受挫能力不高。扶贫移民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现有的生产生产方式,中断了原来的社区邻里关系,移民也由此可能失去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发展和解决困难的资源。 多数扶贫移民尤其是中青年移民到安置区后,能够及时利用电话、网络等方式对于原有社会关系及时联络( 但这种联系如果不在同一空间范围, 则具有 “客观存在,实体虚无; 思想交流可以互助,发展制约难以协助”的特点) ,并积极在安置区开展新的社会关系重建。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功利性、移民生计发展的现实性、市场竞争的残酷性,移民的自利思想、社会交往与经济发展等行为失败导致的自卑与恐惧、加之生产生活环境与方式的转变等带给扶贫移民较大的精神压力。
四是独立意识强烈,但可行能力不足。被称为 “经济学良心”的阿玛蒂亚·森在 《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提出 “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能力就是一种自由。一个人的 ‘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 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 或者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要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防护性保障等五个方面[11]。扶贫移民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囿于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发展支持,逐渐形成了 “缺省依赖基础假设”的较强独立意识,即认为自己可以从事多种方式改善生计,却对于一直存在并给予诸多支持的外界环境依赖没有理性认识; 安置后的扶贫移民对此依赖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减少,从而出现可行能力受限或不足问题,发展迟缓。
依据默顿的反功能理论, “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试的后果。反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还有那种非功能后果的实际可能性,即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12]。移民扶贫作为一项民生工程, 旨在移民安稳致富,实践证明其兼具扶贫和生态保护功能,可有效破解区域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实现双赢。但它作为一种效益寻优与资源优化配置活动,在取得较多收益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目标的 “反功能”现象: 多数移民从迁出地转向安置区,生计资产受损,在安置区新环境里需要经历因为生计策略调整引致收入下降甚至陷入贫困的发展适应期,诸多致贫风险将在该阶段集聚爆发,如不能有效防范,将降低移民生活水平,诱发程度不同的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有违移民扶贫政策初衷,阻碍移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扶贫移民适应期多维贫困影响因素探寻
( 一) 数据调查与模型选择
为能基于多个维度对扶贫移民进行搬迁安置前后数据比较分析,寻找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致贫因素,本研究调查样本选择江西省兴国县均村乡圳背移民安置区、遂川县黄坑乡莲花社区、修水县义宁镇良塘移民安置点三个移民搬迁安置区, 调查时间为2014年3月,数据采集时点分别为搬迁前( 2012年) 与搬迁后( 2013年)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了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移民搬迁基本情况、移民生计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移民心理思想及社会适应状况、移民政策及满意度状况等五个部分。调研组共发放问卷达到220份,经过整理得到有效问卷为209份,有效率为95% ,其中有效问卷中遂川县为34份占有效样本的16. 3% ,兴国县为33份占有效样本的15. 8% ,修水县为142份占有效样本的67. 9% ( 见表1) 。
选用Alkir与Foster ( 2011)[1]提出的 “双界线”法判定多维贫困,从能力视角综合判断贫困个体的贫困程度与深度。贫困发生率( H) 、平均被剥夺程度( A) 与AF多维贫困指数( M0) 计算公式如下。
H = q / n ,其中q为某种贫困维度下贫困个体数,n为样本总数;
,其中q表示贫困维度为k时的贫困个体数,用以描述贫困深度;
,其中ci( k ) 为贫困个体i加权的贫困维度数, d为设定维度数 。
在指标选取方面,依据扶贫移民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丧失发展资源、失去公共服务、 社会关系网络受损、边缘化等生计损失及致贫风险,选择教育、收入、生活质量( 电视、手机、 住房、饮水) 、发展保障( 耕地、技能培训、社会网络、补偿与扶持政策满意度) 等10个指标全面描述扶贫移民贫困状况,测算多维贫困指数时则其整合并分为6个维度,以便更好地进行维度之间的数据横向比较( 见表2) 。
( 二) 各维度贫困的统计描述
单维指标显示( 见图1) :( 1) 移民前教育、 手机、收入、住房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分别为40. 19% 、46. 89% 、24. 88% 和22. 49% ; 移民后技能培训、补偿与扶持政策满意度、教育、耕地的贫困发生率较高, 分别为75. 12% 、 37. 32% 、 38. 28% 和15. 31% 。反映出扶贫移民安置前主要是物质性贫困,安置后由于理念更新与发展环境改变。市场竞争与发展风险冲击使得扶贫移民越来越关注技能培训、组织协作、政策支持与发展资源,虽然扶贫移民安置后技能培训与政策扶持较安置前有较大进步,由于移民认为部分财产损失补偿较低、部分政府减贫行为与移民发展意愿不能有效对接或者扶贫移民 “特殊身份”、 “攀比心理”影响扶贫移民满意度还是呈现下降态势。( 2) 耕地指标满意度下降是因为扶贫移民所获土地的安置区原住居民相比,数量、质量均有所差距,相对于安置前自有土地资源,扶贫移民对于当所获土地的满意程度下降。 ( 3) 从收入、住房等指标来看,扶贫移民搬迁前后发展状况有了较大改善, 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18. 66% 和29. 19% 。其中, 收入的增加得益于扶贫移民安置后外出务工或进园非农就业后的工资性收入增加,住房质量改善得益于政府财政支持的移民安置小区建设。
多维贫困指标显示( 见表3) ,移民安置前后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呈下降态势,且安置后贫困维度k为0的比例上升,移民扶贫政策效果显著; 但仍有部分移民户生活在多维贫困之中,如安置后的扶贫存在3维贫困户比重达9. 57% ,反映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存在较多风险,需要进行有效的风险找寻与应对。
( 三) 多维贫困指数测算与分解
测算多维贫困指数( M0) ,关键是维度数量选择与指标权重审定。为全面、准确反映出多维指标在贫困反映中的特征与重要性,避免重要信息遗漏,本文分析维度选择教育、收入、耐用品、发展保障、住房、饮水等6个维度; 将等权重方法、 PCA量化方法与专家调查法相结合,设定各维度权重( 见表4) 。分别按照k = 3 、k = 4 、k = 5和k = 6时的多维贫困指数( 见表5 ) 。当k = 3时, 扶贫移民贫困发生率由安置前的0. 1053下降为0. 0957,平均被剥夺程度由安置前的0. 5939上升为0. 7333,多维贫困指数也由安置前0. 0625上升为0. 0702,原因是在发展保障维度指标涵盖扶贫移民对于耕地、政策扶持、技能培训等满意程度的负向指标,鉴于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风险损失,多数移民满意程度下降,导致多维贫困指数上升。但当k = 4 、k = 5和k = 6时,贫困发生率、平均被剥夺程度与AF多维贫困指数均有所下降,反映出扶贫移民安置后生计水平总体趋好,并没有出现工程移民研究中得出的 “绝大部分移民将在适应期陷入贫困”的现象; 同时数据也表明少部分扶贫移民陷入多维贫困状态,具有贫困持久性特征。
基于指标进行多维贫困指数( 选用k = 6时) 进行全指标分解,以全面反映扶贫移民各个致贫因素( 见表6) 。可以看出,教育、发展保障、住房贫困较为严重,对扶贫移民贫困的贡献度较大, 安置前( 后) 分别为26. 92% ( 31. 64% ) 、19. 23% ( 46. 33% ) 、20. 51% ( 14. 50% ) 。排除扶贫移民工作中由政府统建的住房、饮水工程影响,如果单纯从收入角度衡量评估,将会忽略安置后扶贫移民的教育贫困、发展保障贫困等影响扶贫移民生计可持续的致贫因素。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政策适应论文 篇8
关键词：农机国家补贴政策,农机推广,标准,重点,范围
农机推广就是将农业机械化新技术转化、普及、运用到农业生产的过程, 是提高农机装备水平的重要措施。农业机械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先进手段和工具, 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其装备水平是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农村建设的深入, 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农业生产日趋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 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也相应增加, 特别是对农业机械和农机技术的需要与日俱增。
近几年, 随着国家对农机补贴力度的加大, 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和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农机补贴政策的实施, 使农民得到很大的实惠, 也加快了农机化的快速发展。国家补贴政策的春风使农机推广工作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 该如何制定农机补贴政策来适应新时期的农机推广工作,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1 农机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必须围绕农机推广工作这一中心
要补贴的机具和技术必须是要推广的机具和技术, 如果把能推广的农机产品和技术也作为补贴的对象, 那就毫无意义可言。要推广什么样的农机产品和技术, 与当地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 要因地制宜地推广农机产品和技术, 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机械化, 把有限的国补资金用到最需要开发、装备、适用的农机新产品、新技术上来, 使农民购买到得心应手、适用的农机产品, 真正发挥农业机械化的作用。
2 农机补贴政策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来制定
我国地域广阔, 各地都有自己的支柱主业和特色。我们要推广什么、补贴什么, 都要结合实际, 必须围绕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符合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来制定可行的政策和计划。只有这样, 才能使政策发挥最大效果, 让广大群众得到最大实惠。
3 农机补贴的项目必须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
推广和引进每项新技术、新机具都要注重其技术内容是否先进和适用, 技术性能是否可靠。不具备先进技术的没有推广价值, 不具备适用的机械没有推广前景。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首先推广投资少、见效快、经济适用、技术先进、产品精良、综合效益显著的先进农机产品, 决不能走形式、摆架子, 为推广而推广, 为机械化而机械化。一句话, 选择推广引进农机新产品、新技术, 必须考虑到该产品的各项内容, 是否符合本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农机化发展的总体目标。
4 农机补贴的标准应随推广的农机产品和技术而定
要考虑到国家到底能够给我们多少农机补贴资金, 让有限的补助资金发挥最大作用。还要考虑要推广的农机产品和技术, 农民能够接受的程度。农民能接受的, 购买热情高的, 可适当降低补贴标准;不易接受的、先进适用的农机产品, 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其实一种新产品和一项新技术的出现, 农民都会有一个接受和使用的过程。随着推广的深入, 农民会越来越接受先进的农机产品和技术, 农机补贴标准也应该随着推广的深入, 逐步进行调整, 该降的降, 该升的升。
5 农机国补重点和范围应该与时俱进
不同时期农业产业规划不同, 农业的重点发展也不同, 推广和补贴的农机产品和技术也要跟着农业产业规划走。这样, 农机补贴政策才适合时代的要求。应科学分析有关情况, 搞好调研工作, 适时调整政策内容, 把那些技术、设备落后的农机产品从补贴中撤下来, 把先进适用的农机产品和技术放到新的农机补贴中。
6 农机国家补贴政策只是农机推广工作的一种手段和措施
农机国家补贴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农机推广工作的开展, 有利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但是, 不能什么都依赖于农机补贴政策, 认为有了农机补贴政策就万事大吉了。农机推广工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如新机具、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等。不能制定和出台了农机补贴政策就完事, 还要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 抓紧政策的落实, 使农机补贴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实施农机补贴政策效果的好与坏并不是简单地用农机补贴资金发放了多少、农机具增加了多少来衡量, 关键要看农机推广工作的成效, 看农机化水平能否提高, 看农民能否增收、农业增效。补贴工作不能停留在补完就完了, 要看看农机推广工作的效果怎么样, 总结一下成败原因, 以便为来年制定出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农业机械发展需要的补贴政策。
政策适应论文 篇9
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 央行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将会进行适度调整, 这必须引起商业银行的重视。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 即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 俗称中央银行的“三大法宝”, 这也是央行所能采取的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主要从总量上对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进行调节。
1 稳健政策下“三大法宝”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1 存款准备金率现状及预调的影响
2011年, 为应对通胀, 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不断突破历史最高位, 曾达到21.5%的高位水平。2011年12月5日起, 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 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释放了4000亿元的市场流动性, 这对维持商业银行宽松的资金环境和信贷扩张的货币基础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于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以及特殊的准备金收益率制度, 银行体系存在较高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会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产生促进作用, 有利于商业银行存贷款规模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2011年10月以来, 继温家宝总理和王岐山副总理分别表示担忧经济严重放缓和需要调整宏观紧缩政策之后, 国内连续两个月超预期放松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 并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支持, 迅速调降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这一系列动作都明确指向了货币放松的意图。目前海外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心有所减少, 但对一季度企业盈利情况恶化的忧虑增强, 与出口挂钩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将是2012年风险最大的两个行业。中国经济的重点已从抑制通胀转向刺激消费, 而且存款准备金处于高位, 所以存准下调的几率和空间很大。
1.2 再贴现率的影响
2010年12月, 央行两年来首次上调再贴现率, 将再贴现率由1.8%上调至2.25%。2010底央行上调再贴现利率与2011年的宏观调控形势紧密相关。2011年, 受通货膨胀压力, 中国信贷政策持续紧缩, 而通胀的根源与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关, 而2012年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由此来看, 央行的再贴现率很可能会下调。
再贷款利率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贷款时中央银行执行的利率, 再贴现利率的上调反映宏观调控部门收紧流动性的政策意图。如果央行在2012年下调再贴现率, 意味着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进行融资成本降低, 这将是央行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一个信号, 将适度增强市场流动性, 会使商业银行放松贷款, 扩大社会信用规模。
1.3 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 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当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时, 中央银行买进债券放出货币, 反之卖出债券, 收回货币, 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央票发行为例来看, 2011年11月, 央行下调一年期央票收益率1.07个基点, 为28个月来首次下调, 引发了市场关于政策放松的预期。随着2012年春节后资金回流银行体系, 资金面渐宽裕, 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打破寂静, 时隔七周出手正回购操作, 继续实现净回笼。央票需求虽有申报, 最终“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则尽显央行的谨慎态度。银行间债市央票到期收益率曲线显示, 一年期品种最新收益率报在3.4783%;而同期国债到期收益率报在2.9275%, 与6.56%的一年期贷款利率相比, 央票对银行贷款的挤出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随着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 及对政策放松规定预期, 央票在确保收益稳定的基础上, 不会过多挤占银行贷款业务。央票的发行对象主要是贷款发放较多的银行, 在于抑制贷款的过快增长。
2 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
央行实施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净回笼央票等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合理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问题, 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准确把握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商业银行不应过分担心、纠结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动, 而应抓住经济快速发展、金融环境较为宽松的良好环境, 加快各项业务的发展。
2.1 加快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发展
2011年有关部门就屡有举动, 如2011年6月7日银监会下发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2011年10月1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201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 定向支持成为2012年货币政策的一项基本要求, 就是货币信贷将加大对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三农、中小企业、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 严格控制资金流向房地产、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 这与2012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相符的, 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2 增强风险管控能力
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着多重调控目标, 又要防通胀, 又要保增长;又要帮扶政府, 又要“供水”中小企业;又要保持短期稳定, 又要推动可持续增长;又要堵热钱, 又要防止资本过度外流。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商业银行越要深入研究国家货币政策的每个细节, 充分掌握各类市场信息, 培育和引进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员, 大力提升交易能力, 提升盈利水平, 重要的是增强风险管控能力, 优化存贷结构, 完善利率市场化体系。
2.3 拓宽经营范围, 增加经营收入
商业银行应尽快调整经营思路, 着力发展理财、代理基金、保险等业务, 以及短期融资券承销、境外上市为主的投资银行业务等。特别应从强化品牌形象, 加快产品开发, 提升服务水平, 在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零售业务方面要有明确的工作计划和目标, 不断加快专业理财师、投资银行队伍建设, 使员工队伍与拓展经营范围的客观要求相吻合。
3 商业银行发展前景乐观
当前, 世界经济复苏过程缓慢、调整艰难, 各国货币政策显著分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但总体向好, 随着金融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 商业银行必将把握好“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稳健货币政策, 苦练内功, 加快发展, 在国家整体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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