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精选12篇）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1

目前,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产业新城作为“双创”载体和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引擎,围绕“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当前,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产业新城得以快速发展,优秀的产业新城运营商不断脱颖而出。

近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开展了关于产业新城运营商的评价研究,并发布了《2016中国产业新城运营商评价研究报告》。该报告深入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产业新城的内涵、范围及特征,通过建立客观、科学的行业评价体系标准,对选取的产业新城运营商进行全维度的客观研究,综合评价并优选产业新城运营商。希望该报告的发布在引导企业科学运营决策、促进产业新城运营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为政府、业界提供更多参考依据及经验借鉴,同时也希望为各级政府在优选产业新城发展合作主体时提供更多参照,真正发挥优秀产业新城运营商对行业的标杆示范作用。

一、产业新城运营商评价结果及分析

1. 综合实力评价结果

目前,我国涌现出一批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扎实实践的优秀产业新城运营商。从我们对全国产业新城运营商的评价结果来看,虽然国内运营商在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但仍有一批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并积极实践的优秀企业脱颖而出(见表1)。

华夏幸福、张江高科和中新集团综合实力突出,行业领军地位凸显。华夏幸福以其对区域布局的精准把控、创新高效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以及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并行驱动的发展模式位列产业新城运营商综合实力榜首;而拥有良好产业生态的张江高科转型“科技投行”,并确立“时间合伙人”战略定位,创新能力突出,产业发展能力领先;中新集团运营的苏州工业园是中新集团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能力的成功示范,近几年中新集团以“新型城镇化综合开发运营”为目标,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异地复制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招商蛇口与招商地产进行整合,并顺利实现上市,蛇口工业区的升级改造战略抢眼,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能力不俗;亿达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和产品定位,亦注重城市配套设施的建设,位居综合实力前五位;泰达控股打造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形成集聚,对天津经济贡献度高,而且城市各类配套完善,城市建设能力突出;启迪协信依托启迪控股的品牌、园区经验和协信的“产住商”硬件资源,市场竞争力得到极大提升,发展势头值得期待。天安数码城有着丰富的园区开发与运营经验,其能为园内企业提供全方面服务,并在园区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产业发展能力出色;随着借壳上市以及国企改革的推进,上海临港产城一体化之路依然可期;中国宏泰定位于产业市镇运营商,起步于廊坊,在龙河高新区深耕亦有十年之久,但对外扩张方面略显保守,发展速度受到制约。

2. 产业发展能力分析

中国指数研究院通过对产业导入能力、产业培育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和经济贡献四个维度详细对比了24家运营商的产业发展能力(见图1)。研究发现,产业新城的产业打造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运营商从定位、招商、产业链整合、运营服务等各环节发力,方能实现园区产业的良性循环。因此真正优秀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在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具备较高的均好性。

从评价结果来看,目前张江高科凭借杰出的产业导入、独具特色的创新孵化能力,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强。中新集团背靠中、新两国政府资源,产业导入能力突出,苏州工业园成为全国首个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区域,创新驱动力优势明显,产业发展能力同样出色。华夏幸福凭借精准的产业定位和专业的招商水准,使固安工业园区的产业“从无至有”,再通过产业培育、嫁接创新资源,产业逐步做大做强,产业发展实力突出。招商蛇口善于把握产业升级态势,拥有较强的产业敏锐度,并注重创新资源的引入,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强。天安数码城拥有25年的产业运作经验,其针对中小企业构建园区服务体系,打造的产业生态闭环,使其成为一座超级孵化器。另外,在评价过程中启迪协信和清控科创两家清华系背景企业创新资源丰沛,创新发展能力居于前列。

3. 城市建设能力分析

本次研究通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口集聚以及生活宜居性四个方面对于目前全国产业新城运营商的城市建设能力进行全面评判(见图2)。目前,国内产业新城项目的城市建设水平较过去有明显的提高,运营商对于园区建设及配套服务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强,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城市功能的完善在现阶段还无法促成“产”与“城”的充分融合,多数新城项目的人口聚集能力和职住平衡度依旧较低,产城融合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产业与城市更加均衡的发展。

从评价结果来看,华夏幸福凭借高效的合作模式和资金优势以及配套先行的城市建设理念,在新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配套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果,其城市建设能力在所有产业新城运营商中领先优势突出。而中新集团则受益于早期与新加坡合作建设新城项目时学习到的城市建设经验和基础,并借助政府层面的扶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园区配套方面同样成果显著,城市建设能力也较为突出。亿达中国作为市场化产业新城运营商的代表,凭借“官助民办”的开发模式,在基础建设与配套方面亦表现出色。

4. 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该研究从经营规模、盈利能力、融资能力、财务稳健四个方面考察产业新城运营商的经营能力(见图3)。从评价结果来看,华夏幸福凭借领先的资产规模、营收规模及增速,企业经营能力居于前列。亿达中国在大连深耕多年,近年来扩张步伐加快,营业收入稳定,企业经营能力领先。另外,张江高科具备推进科技孵化、股权投资的金融环境,向“科技投行”转型成效明显,目前股权投资收益显著加大,资产负债率低,企业经营能力突出。

二、产业新城运营商发展趋势

1.模式创新,PPP等市场化运作模式有望进一步推广

目前,我国PPP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虽然略有成效但问题尚存。随着我国政府部门风险共担及立法意识的加强,未来社会化开发模式将逐步走向成熟,新的PPP开发也会广泛介入城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如轨道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等,未来PPP开发模式有望得到进一步推广。

2.资源整合,建立要素流动通道,构建平台与圈层

未来产业新城运营商将最大限度、开放性的整合优质资源,建立要素流动通道,搭建平台,使各主体之间产业信息、产业资源更加频繁的交互,形成互动循环的内生系统,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

3.轻重并举,探索轻资产模式正在路上

对于产业新城运营商来说,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是其硬实力的表现,而品牌、服务和平台才是未来需要强化的核心竞争力。预计未来,越来越多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将从单纯的土地和物业开发转向开发、运营、服务并重,由重资产模式向轻重并举转型,这也更加符合产业新城运营商的“运营”本质。

4.服务为王,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

业务转型将成为运营商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未来运营商将从产业增值服务、服务软实力等方面入手,加大创新创业孵化服务、融资服务、股权投资等业务的拓展。随着运营业务的精细化拓展,将不断衍生新的增值服务,其收入来源将多元化,收入结构将更加平衡。

5. 纵横捭阖,不同资源优势企业强强联合,实现“1+1>2”

产业新城的开发建设牵涉到土地整理、产业引导招商、产业培育、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运营等多个维度,而不同运营商所擅长的领域亦有差异,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运营商之间各取所长,共享利益,共担风险,方是上策。强强联合将成为产业新城领域的趋势之一。

6. 远赴重洋,国内产业新城成功经验将实现海外复制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产业新城开发及运营企业纷纷拓展国外市场需求,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沿线国家存在较大的产业新城打造空间。未来我国产业新城运营商“走出去”的步伐将更加迫切。

三、结语

当前国内产业新城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真正做到产与城完美融合的还在少数,如何将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并最终实现新城内产业、配套、人员等要素的良性互动,各运营商正砥砺探索。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及产业升级的助推下,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介入到产业新城的开发运营当中,通过不断进行创新模式的探索,持续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企业、政府、新城三方的价值最大化,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2

近年来，全球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势头依旧迅猛：国外，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继续深入，数字出版市场表现抢眼，数字终端不断有新的突破，行业内部整合与企业间合作趋势日渐明显;国内，政府主管部门对产业引导力度不断加强，数字出版产值跃升新高，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数字出版内容平台建设多样化特征明显，移动互联网上升为主要传播渠道。当前，“数字出版是出版行业未来重要发展方向”已经成为出版行业的普遍共识，实施数字化发展战略，推动由传统出版商向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许多大型出版企业的重要发展战略。

作为STM出版重要分支的医学出版，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处于整个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沿，医学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正在从技术服务商主导模式向传统出版企业主导模式转变。人民卫生出版社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级医学专业出版社，近年来高度重视数字出版工作，依托公司在卫生出版领域的品牌优势、专业优势、资源优势，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加大资金投入、丰富产品门类、探索盈利模式，进行了大量实践与探索，初步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专业出版社数字出版转型道路。希望通过本文对人卫社数字化转型实践与探索的总结与客观分析，对我国传统出版社更好地推动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提供—定的参考和借鉴。

1.“学术”、“教育”、“大众”并举，全面拓展数字业务

在研究国际数字出版成熟模式、借鉴互联网界运营方式的基础上，人卫社不断学习创新，自主研发了一系列数字产品，尝试了多种数字化经营方式，奠定了较为坚实的业务基础。人卫社的数字出版业务涉及专业、教育和大众三大方面。

1.1专业出版领域

专业出版是人卫社的立社之基。在专业数字出版领域，人卫社主要开展了数据库、在线服务、电子书形式的数字出版。

，人卫社依托全部专业出版资源，基于自主开发的医药学语义技术，推出了“西医图书数据库”、“临床病例数据库””医学诊疗指南数据库“、”临床药物数据库“、”医学视频数据库“、”医学图表数据库“等系列数据库。数据库包括各类专着3000多种，诊疗指南200多种，临床病例5万多例，专业视频近1万段，医学图表70多万幅，并且保持每年更新图书500本以上。目前，数据库系列产品已经在100多家医院和医学院校试用，预计销售收入超过200万元，并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人民卫生出版社西医图书数据库“还荣获第五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最佳作品奖。

20，人卫社开发了”在线参考书“出版平台，平台支持多媒体内容对纸书内容的拓展，实现实时内容更新，将图书阅读的模式更新成为在线服务。该平台近期将上线，相关图书陆续推出。

针对海外用户，人卫社基于已出版的中医英文图书，开发了一款电子书架和数种APP电子书产品。目前用户分布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一年内盈利。

1.2教育出版领域

人卫社的医学教材和医学考试用书一直处于市场绝对领先地位。面对数字化浪潮，人卫社重点在E-learning、教学资源库、网络增值服务三大领域扎实开展了数字出版业务。

起，人卫社开始实践E-learning在医学考试服务领域的应用。作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唯一官方合作出版机构，人卫社依靠各方资源，搭建了”护士资格考试培训“、”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培训“及”医学职称考试培训服务“平台。这一平台集权威名师授课、独有核心题库、在线精准答疑、最新考试资讯四大特点于一体，大幅提高考试，使考试通过率超越平均水平30%?40%,受到广大考生和医学院校的广泛欢迎。截至2013年9月，累计服务用户超过130万人，年度付费用户超过5万人，年收入达600万元。

，人卫社推出了”医学教学素材库“。这是一款集优质、海量医学素材和强大、便捷管理系统为一体的数字化产品。它整合了人卫社多年积累的、丰富的医学教学资源，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和20多所医学院校的积极参与，形成了资源海量、内容权威、形式多样、功能强大的数字化教学服务。”医学教学素材库“提供本科与中高职两种版本，内容覆盖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护理学、口腔医学、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康复医学、药学等重点学科，共收录素材10万多条，包括图片、视频、动画和音频类型素材。截至2013年9月，素材库已累计应用于100多家医学院校，年收入近300万元。”医学教学素材库“的成功运营，标志着人卫社的电子音像业务率先完成了数字化转型。

早在，人卫社即开始尝试多媒体出版与传统出版的结合，为纸质教材编制配套光盘，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利用数字多媒体教学和学习资源，到20，实现了人卫社规划教材配套光盘全面覆盖。自2013年起，以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为起点，依托政府资助项目一一”中国医学教育数字出版平台“项目，开发建设了”图书网络增值服务平台”全面开展教材的立体化出版尝试。增值服务将读者与教材、数字资源_对_绑定，实现读者随时随地获取知识信息，为教师、学生提供更加完善的学习服务;贯彻“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基本原则，推出教学课件、临床技能操作示教、案例教学等十二大类型资源，帮助教师更好地准备教学素材，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帮助学生更好地利用数字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率;利用网络载体，实现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无缝对接，助力立体化数字课堂建设，帮助教师、学生扩展知识视野，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提升教学效率，推动医学专业教育改革数字化建设新发展。

1.3大众出版领域

在大众出版领域，人卫社主要围绕健康科普开展健康网站、在线百科数据库和电子书方面的数字出版。

人卫社在“人卫医学网”开设有“健康频道”，围绕常见疾病和热点健康话题向大众介绍健康科普知识。”人卫医学网“健康频道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微博”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支撑，为其提供健康科普内容信息。另外，人卫社依托专着资源和数据库平台，建设了”人卫医学百科数据库”为公众免费提供医学科普知识，该平台将于10月份上线。我们还与亚马逊等多家电子书平台合作，将科普图书进行多渠道发布。

2.从电子音像到“人卫云〃的三大历史发展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出版必然基于传统出版，脱离了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数字化转型升级”更加无从谈起。人民卫生出版社实质性的数字出版业务开展只有短短5年多的历史，但其基础则是来的电子音像出版和60年来的传统图书出版。基于此，可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数字化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即：电子音像出版阶段、数字出版起步阶段和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阶段，而2013年9月，人卫社刚刚进入了“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阶段”这一关键阶段。

2.1电子音像出版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1995年至，为电子音像出版阶段。在这当中，人卫社承担了全部“卫生部医学视听教材”和“卫生部医学CAI课件”的出版工作，所出版的1000多种视听教材和数百种CAI课件全部列入了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音像和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先后荣获“国家音像制品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项国家级出版奖项。

2.2数字出版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自20至2013年，为数字出版起步阶段。人卫社加大了配套光盘的出版力度，启动了E-learning、数据库、网络增值服务、数字教材、电子书、APP、健康网站等众多数字出版项目，研发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培养了一支富有经验的数字出版队伍，数字出版营业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医学数字出版和国际化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入选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并获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万元资助““中国医学教育数字出版平台”项目入选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并已申报2013年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3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阶段

从2013年9月起，人卫社的数字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阶段。目前，人卫社已制定《人民卫生出版社数字出版战略规划》，确立了前出版社数字出版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重大工程和领域布局;理顺社内机制，推动全员参与;成立“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创新机制体制，搭建发展平台，全面提速数字出版的发展进程。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的成立和”国家医学数字教材?高等学校本科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国家卫生计生委’十二五’规划数字教材“的启动编写是人卫社进入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阶段的两个重要标志。”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是在人卫社原有”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副牌的基础上实化而成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全资子公司，它的成立标志着人卫社探索通过调整机制体制促进数字出版业务发展方面迈出最关键的—步“”高等学校本科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国家卫生计生委’十二五’规划数字教材“在被我国老一辈医学大家誉为医学”干细胞“教材的”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基础上启动编写，标志着人卫社数字出版进入深水区，开始触及占人卫社整体营收60%以上的教材出版领域，是人卫社推动数字出版业务的最重大举措。同时，作为国内第一套国家级医学数字教材，该套数字教材启动编写也是顺应医学教育数字化变革趋势，符合教改和医改总体方向的`重大事件，将对国家医药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和医学教育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直面全新出版业态，着力解决六大问题

数字出版是一类新兴业态，在实践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持续探索和创新是发展数字出版的必由之路。基于人卫社自身经验的总结，笔者认为，要实现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就必须要解决六大方面的核心问题。

3.1机制体制问题

只有理顺整个业务运行的机制和体制，数字出版才能真正发展。人卫社将”全领域战略、整体转型战略、公司化战略和持续创新战略“作为数字出版发展四大战略，其中两项”整体转型战略“和”公司化战略“两个战略着力解决的就是机制体制问题。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出版企业全体员工拥有数字出版意识和数字内容策划能力，在现有条件下，通过成立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全资子公司，一方面利用公司化优势促进数字出版业务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给传统出版起到示范作用，引领和带动出版企业整体参与数字出版业务，逐步理顺业务流程和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业务合作关系，是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必然路径。

3.2目标定位问题

给数字出版业务一个准确的目标定位对业务发展有极大的指导作用，不仅要有国内定位、国际定位，也要结合出版企业整体发展战略制定企业内部目标定位。”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是人卫社数字出版业务的国内和国际目标定位，“431111”结构战略是人卫社整体目标定位，其中，数字出版要占到其中一个“1”即达到人卫社整体业务的10%。

3.3资金投入问题

数字出版投入较大，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是可行方式。以人卫社刚刚启动的首套国家级医学数字教材为例，其启动经费主要来源包括：人卫社申报的国家级项目资助、人卫社提供的配套资金、医学院校为发展数字教育提供的配套支持，同时,人卫社也在积极探讨社会资本投入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3.4版权保护问题

数字盗版是整个出版行业的死敌，一些成规模、系统化的盗版行为对出版业务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获得第五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最佳作品奖的“人民卫生出版社西医图书数据库”所面临的最大的市场竞争就来源于盗版产品。尤其是人卫社近期启动的国家级医学数字教材依靠的内容平台，就是人卫社历经60年出版积累、35年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成就、几代我国医学专家共同打造的53种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教材，是经过临床医学综合改革、课程体系科学创新、教材体系优化整合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级精品教材工程,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创成果的教材体系，被老一辈医学科学家、教育家誉为中国特色的医学“干细胞”教材。但是这套教材也被有的出版商为了恶意竞争而作为故意模仿甚至粗拙仿造的内容资源。数字出版要发展就必须解决版权保护问题，首先要加强自身数字产品设计和功能服务，在功能上打败盗版产品，其次要加强版权保护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法律武器和技术武器，对数字盗版商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

3.5作家维护问题

作家资源是出版业务的核心资源，对传统出版如此，对数字出版也是如此。随着国家对出版行业管理的逐步放开，竞争格局加剧，除了原有出版社之间的竞争，部分销售商甚至也开始加入竞争，而作家资源的争夺成了竞争的焦点。为了保护作家资源，除了传统的加强作家服务，针对国内图书出版同质化的问题，利用各种方式提高作家版权意识，防止一稿两出甚至多出现象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补充措施。

3.6适应行业发展趋势问题

医学出版服务于整个医疗卫生和健康产业，也服务于医学教育行业，数字出版发展必须适应所服务行业的发展和变革趋势。近年来，随着科技与教育、科技与出版的日益融合，大规模网络公开课(慕课)蓬勃发展，网络公开课由于具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教育资源重组、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学术共享与知识创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普及等突出优点得到了政府部门、广大院校、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和积极推动，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s)和翻转课堂正在给整个教育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将对整个教育模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人卫社将适应和服务于这种教育模式的变革，研究推动组建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搭建高质量慕课平台，以加强大规模医学网络公开课的组织领导、实施规划、编辑出版、推广使用等工作。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3

国家会议中心即将撩开神秘面纱，这座融入诸多中国传统设计元素的现代化建筑景观，位于新建的奥运场馆“鸟巢”和“水立方”附近，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地上15万平方米，地下12万平方米。其中，大会议厅面积约6400平方米，可容纳6000人。首层宴会厅4800平方米，能容纳3000人。展览厅面积约2.4万平方米。如果多功能厅与宴会厅连通，将达3万平方米，可举办大中型专业展览，配套的国家会议中心酒店3.2万平方米，拥有客房443间。

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将充当新闻中心、媒体中心，击剑、现代五项气手枪比赛场馆等四大重要角色，这座庞大的会议中心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随着工程竣工，作为国家会议中心的首任总经理，刘海莹的名字也成为业内的关注点。

从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总经理，到统领北京五洲大酒店及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再到挂帅国家会议中心，2０多年来，刘海莹一路探索，一路疾行，不断创出佳绩。

从2004年底至 2007年６月，刘海莹在担任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总经理兼五洲大酒店总经理期间，以连年提高1000万利润的出色业绩，奠定了企业在业内的龙头地位，无可争议的成为2006年会展十大新闻人物和中国会议业十大新闻人物，并且获得中国旅游饭店业荣誉证章等多项高含金量的荣誉。

和谐是凝聚力

2002年底，同属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和北京五洲大酒店整合成为一体。这两家同是1990年成立的企业，此前，一直是独立经营，单独核算，两家企业曾连年亏损。将两家企业合并重组，就是要利用各自的优势，形成以会展为龙头，会展、餐饮、客房、长包全面发展，齐头并进的经营新格局。然而这两家企业各自独立运行了十几年，不但企业文化、员工意识等诸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就连工资体系也不相同。这对于受命统领两家企业的刘海莹来说，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要强调一家人的观念，只有统一思想，才能使原来的两家人成为一个大家庭。”上任之初，刘海莹就推出营造和谐的总基调。

在他的倡导下，企业创办了《大家庭》杂志，他亲任总编，把经营快讯、动态信息、职工的散文摄影编辑汇聚在一起，创新建立了企业文化。员工从中读到了生活，读出了振奋，也读懂了总经理的心。

接触过刘海莹的人都有一个感觉：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领导者。他着力营造和谐氛围，善于解决许多别人看来十分棘手的问题，总能让企业的管理团队保持凝聚力。

刘海莹认为，企业不是个孤岛，如果没有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作为支撑，企业就不能很好地发展。他总对下属说：“和谐是企业发展的保障，一个成功的企业离不开和谐，作为成功的领导，不仅要有智商，情商同样必不可少。”

“软磨”、“感化”这四个字是他化解矛盾的法宝。企业建立的员工意见反馈箱，不流于形式，配合意见箱，每个季度还定期搞不记名的员工满意度调查，倾听员工的心声，重点解决职工最关心的问题。

刘海莹把“员工第一，客人第一，服务第一，质量第一”确定为企业宗旨，他特别重视与每月评出的先进职工照相，逢年过节更少不了跟职工一块包饺子。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拉近了领导和员工的距离，理顺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冲破了两家企业原有的藩篱，职工心平气顺，精神面貌大不一样。

从“乌眼鸡”到“大合唱”

一个城市举办国际会议和展览次数，往往是衡量这个城市是否符合国际大都市的标准之一，而一个国家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也象征着这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雄厚实力。与会议酒店在国际上几十年的成熟发展历史相比，中国会议酒店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无章可循，尚需探索。

刘海莹是改革开放后最先获得会议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知识型酒店管理人才。法国留学的经历使他受益匪浅，回忆那段经历时，他感触颇深：“一个人置身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耳濡目染，感受的是全新的东西。这是一个‘洗脑’的过程，经过环境的熏陶与刺激，理念和做事方法改变很大，思维变得开阔了。”

销售是会议酒店经营管理的重中之重。对于会议酒店来说，会议档期集中在9、10、11三个月，而会场资源有限，不同的会议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差异甚大，这完全不同于普通酒店的客房销售，需要有自己全新的一套销售模式。

此前，销售部的管理采取末位淘汰制，强调的是个人的业绩考核。这种模式看似调动项目经理的积极性，其实存在着极大弊病。为了完成任务指标，项目经理之间各自为战，大家关系紧张，每天见面像“乌眼鸡”，相互为敌，集体意识差。有的项目经理甚至虚报会议提前抢占会场，然后再用“小会”拼“大会”。企业经营看似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尽人意。到头来还是影响企业效益。

原有的销售机制必须改革。2006年，刘海莹对销售队伍进行了强化管理和机制的调整：对销售部实行整体考核，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指标由销售部分到各组，只有每组都达标，销售部才算完成指标。他坚持参加销售部的例会，听项目经理汇报工作，鼓励销售业绩公开亮相“上墙”，并且进一步完善了内部的各种奖励制度。

新的销售机制把大家的利益捆绑到一起，使各组之间及组内项目经理之间加深了沟通，大家不再是竞争对手，而是团结战斗的伙伴。在老员工的指导下，大家相互帮助，新员工很快熟悉了工作。谁的项目好，大家就主动让路。原来场地难协调的情况彻底改变。

原来松松散散又老死不相往来的销售部不见了。在企业红五月歌咏比赛中，销售部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了大合唱，全体登台演出，破天荒获得了三等奖，大家都很开心。

现在，北京75%以上大中型会议的市场份额被牢牢抓在了企业的手中。企业利润由2003年的1000万每年递增1000万，到2006年达到了4000万。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得到全面提高。

细节是关键

作为会议、宴会、住宿等消费需求的重要承载者，会议酒店在迎接巨大商机的同时，也面临应对市场变化及商业竞争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有人说，会展经济是社会经济气候的晴雨表。

中国会议饭店既要适应国际发展趋势，又要符合中国国情，更要与市场需求相契合。刘海莹认为，要全面提升中国饭店业的核心竞争力，创造新时代的饭店会议产品，为客户提供有效的会议增值手段和解决方案，就必须了解和掌握会议的特点，提升会议的营销和服务能力，通过出色的会议接待将酒店的口碑和品牌迅速传播出去。在这个过程中，细节是关键，也是最能体现管理者的水平的反光镜。

刘海莹是个细心人，他提倡必须从客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任何细小的地方都不能放过。于是，对于一些会议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自有一套应对措施。

比如，会议主席台上要打“面光”，不能打 “顶光”，否则台上人的脸上就全是阴影；发言台应该准备两只不同线路的麦克风，以备麦克风出现问题也不影响会议顺利进行；为了避免同声翻译的耳麦与节能灯的频率产生共振，他们配装的节能灯都要仔细挑选，绝不含糊。再有，为了使客人能更好的休息，他们特别改装了门上的设施，人在时，门外的指示灯亮，避免客人因忘了挂上“免打扰牌”而受到打扰。而酒店的床垫尺寸，也会根据外宾身材的特点而设置，以使客人住得更加舒服。

会议客人多为团队性质，具有整进整出、集中活动、集中消费、消费集团化、衍生需求多元化等特点，由此也形成了会议客人的链条式需求，需要饭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针对商务、政务、学术等不同会议的特性，刘海莹感到，饭店如何以相对固定的设施和服务接待能力满足不同的要求，需要经营者不断摸索和探讨。

在会议服务上，很多酒店采用的是流程负责制：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找哪个部门的负责人。这样的流程有一个明显缺陷：如果一个参会代表遇到了问题，往往要跑几个部门，十分不便。

鉴于这种情况，刘海莹采用了项目经理负责制，会议服务从会议销售就已经开始，作为销售经理，企业赋予他极大的决策权和指挥权，他要对整个会议的各个环节了如指掌，中间有何问题都可以找他，极大方便了客人。

都说众口难调，在连续十多年的“两会”接待工作中，酒店餐厅每年都要为来自各地的代表委员准备特色伙食。比如山东代表爱吃的戗面馒头，江苏代表爱吃卤制豆腐……为了让来自广州的代表吃上家乡特色饮食，他们还专门从广东等地聘请大厨和服务员，在餐厅里搭起小吃台，把凉茶、猪脚蛋姜醋等地道粤式饮品、食品陈列其中。

刘海莹就是这样细心，在他的带领下，他所领导的管理团队也多是细心人，并且以细致入微的服务赢得了广泛赞誉。

最需要超越的是自己

2006年，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数量在世界排名第14位，今年将会继续提升。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中国和北京的会议、会展的市场潜力将越来越大，而同业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会议酒店必然要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只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会议相关设备设施，提供专业化会议服务，不断调整经营管理思路，才能在市场中有所成就。这是刘海莹对未来中国会议饭店发展的思考，也是他的工作心得。

现在，刘海莹还兼任着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理事、会议酒店和会议中心委员会主任以及全国城市贸易中心联合会副会长等多个职务，先后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旅游饭店的效益预测模型》、《形体语言及其应用》、《浅谈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会议型饭店的特质》等多篇有独特建树的论文。他的著述善于把握会议酒店的特质，多是经验之谈，理念独到，观点精炼。

为推动中国会议酒店的规范和发展，刘海莹参与起草了《会议饭店建设与运营指南》，规范了定义，划分了类型，细化了功能，强化了对各项服务的具体要求。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刘海莹把他从多年工作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简约而毫无保留地表述出来，既符合国际标准，也适于中国国情。

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会议酒店需要品牌，更需要善于打造品牌的精英人物。刘海莹在借鉴国际模式的同时，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总结，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议酒店品牌的发展之路。

谈到今年６月被调任国际会议中心担任总经理的感想时，刘海莹说，他要抓住机遇，服务奥运，放眼发展。

到目前为止，堪称“中国会议航母”的国家会议中心不仅正为明年奥运会整装待发，而且已签下2009年在北京召开的多个国际会议项目，包括首次在中国召开的世界盐业大会、世界心脏病大会、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等大型会议活动。相信到那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要人、学术精英、商界名流、运动健儿，一定会通过国家会议中心的周到服务而体会到，中国的会议酒店业正在走上品牌发展之路。

探索中国特色的消费金融发展之路 篇4

会上, 广东省银监局副局长何晓军从监管层的角度出发, 阐述了试点消费金融发展现状、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监管要求, 以及广东消费金融发展规划和前景等, 表明了监管层对消费金融试点公司推进工作的支持和重视, 并明确目前对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的方向。

除了政策方面的指导意见,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以专家学者的研究视角, 从中国消费金融的发展现状出发, 指出我国消费金融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及其成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这种特殊条件下, 需要发展三种金融信用的共同作用,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金融选择权。

来自野村综合研究所未来创发中心及金融咨询部的高级顾问则带来了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消费金融发展案例, 并结合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 展示了日本在发展消费金融过程中的经验。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孟建波在最后的会议总结提出: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听取各方的意见, 从政策和企业实践两方面鼓励广东以创新、开放的思想来办好消费金融公司, 尤其鼓励非银行机构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次会议对探索中国特色消费金融发展道路有着指导性意义。

消费金融对促进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消费金融公司是直接以促进消费为目的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 从目前的试点工作来看, 也是我国金融业务改革创新的一次探索。探索中国特色的消费金融发展道路, 让消费金融迸发活力, 要借鉴好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 更要清楚我国的特殊情况。在中国背景的基础上, 发挥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的共同作用, 尤其是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开放性, 让消费金融业务更丰富, 让人民享受更多的金融选择权, 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 真正实现扩大消费的目的。

PPP规则的探索之路 篇5

从融资到体制创新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共同建设社会公共项目，我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热情。

PPP模式源于西方国家，是在特许经营权协议的基础上，由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合作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开始进入中国，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使用外资过程中，PPP模式也进入国内，当时主要为BOT（建设-运营-转让）模式。这样的历史基因，也让中国在发展PPP项目的几十年中，核心操作模式是政府将公共产品交给社会资本运营，以土地等资源作价，公共产品收费或者财政补贴回报企业，从而减轻政府负债或筹资建设压力。简言之，地方政府只是将PPP模式视为建设公共设施项目的融资手段，解决建设资金缺乏问题。

一个佐证是，2002~2008年间，为完成经济指标，各地方政府都有计划上马大量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却又苦于财政资金紧张，因此这些项目中有一部分采用PPP模式融资，比如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等，皆是当时完成。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制定“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政府财政充裕，之前备受热捧的PPP模式被地方政府“冷落”，甚至有很多正在进行的PPP项目被政府突然终止，社会资本被迫退出，改由政府全资建设。PPP模式只有在政府缺钱的时候才会被重视，融资工具属性明显。

如今，随着政府多个文件的出台，业界对PPP的认识正在发生转变，它不再被视为简单的融资工具，而被赋予更为深刻的使命。

2014年12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其中包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同日，财政部网站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还发布了《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了30个PPP示范项目。

上述3文再加上之前财金76号文、国发43号文、60号文、财预351号文等等，在这些文件的引导下，政府理念的变化方向就是鼓励各地采用PPP模式创新融资体制以引入社会资本，为民间资本进入公共领域投资制定制度保障，扫清社会资本进入的制度障碍，盘活民间资本，这或许会成为下一步基础设施及社会公用服务建设的重点模式。事实上，这已不是微观融资手段的微观范畴，而是投资体制改革的宏观层面。

理想的情景是，地方政府将依托政策支持积极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大量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并且在传统由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领域注入市场力量配置资源，PPP模式也能由地方散点尝试变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一种常态模式。

多因下的必然

实际上，这次PPP模式备受各方关注并非偶然，而是各种因素交织的必然。

首先就是民间资本始终没有真正发挥支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激活民间投资，我国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但效果一直不理想。最近一次是2010年，国务院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但是，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资本能力减弱，并且民间资本很难获得银行支持以分散投资风险，因此各资本方虽手握资金却显然存有疑虑，导致“新36条”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更大的阻力来自于体制的束缚。一些国有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门槛过高让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即使进入，这些项目也大多数对民资不利。记者多方查阅资料后发现，在这以前，民间资本进入的项目，要么是落后产业的落后项目，盈利预期明显不足，吸收社会资本目的是解决资金问题；要么是国有资本或政府资本在项目中占绝对地位，社会资本没有决策权，形式大于内容。社会资本每一分钱都会要求高效回报，上述项目显然难以满足要求，再加上地方政府普遍对民间资本不信任，设置种种阻碍，激活民间资本似乎成为无解命题。

而另一方面，在经过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后，以前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却越积越多。根据审计署发布的公告，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责偿还的债务为20.7万亿元，省级、地市级、县级和乡镇政府负责偿还的债务余额分别占债务总规模的29.03％、40.75％、28.18％和2.04％。

更为紧迫的是，环境问题治理、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增加、城镇化继续发展等现实问题，政府还要持续投入资金，这会导致债务继续扩大，让地方政府压力倍增。传统的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和依靠融资平台举债筹资的道路，显然已走不通。

并且，在之前政府与企业合作的项目中，投资方大多是国有企业，而现在，国企则面临着投资效率问题。“国有体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存在浪费现象，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参与一些项目建设的国企负债率也在上升，融资和抗风险能力减弱”。一位业内人士说。

一方面是手握充足资金、寻找投资出口的社会资本，一方面是面临现实需要的地方政府，让民间资本参与公共项目投资，PPP模式成为一个纽带。而且，随着一带一路规划逐渐清晰，中国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基础设施项目，这种项目需要国际通用的投融资模式，PPP模式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中，社会资本的参与方囊括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本形态，民间资本被放在了与国企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很多PPP的研讨会上，业内人士已经达成共识：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少走弯路一定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PPP模式可以带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对解决当前问题有益。

亟待继续完善标准和规则

需要警醒的是，PPP现在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既能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又能扩大建设的万能模式，这种认识也很危险。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用于PPP模式，国内外也有很多失败案例，并且国外也只有一部分基础建设项目会采用这一模式。很多学者在看好PPP模式前景时，也有诸多担忧：推广PPP模式的中国之路还有很多核心问题并未解决。

如何协调公众利益和社会资本利益是各方最为关注的焦点。PPP项目涉及社会公共产品，为保障公众利益，这类产品定价不会很高，甚至免费。而社会资本每一分钱都要求回报，没有合理收益，PPP最终会变成政府的一厢情愿。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PPP项目如果收益率有差距，也必然造成资本追逐高收益项目而没人去投资低收益项目。

因此就有业内人士提出，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立行业或者区域PPP项目的收益率标准，并以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使PPP项目具可操作性。但是，反对者的证据似乎更充分：在已有的项目中，已经出现因合同条款约定的社会资本投资回报率无法满足，而使项目进展困难甚至无法开展的情况。如何调和这种矛盾，目前的政策还暂时找不到答案。

项目融资过程中如使用财务杠杆也存在“度”的问题。PPP项目资本结构中，权益资本和债权资本各占多少才最佳？从政府角度来说，自然希望权益资本占大多数，但社会资本通过财务杠杆获得资本回报，反而可以降低投资者对运营项目的利润追求，降低公共产品价格。如果政府为防范债务风险而要求的权益资本占总资本比例过高,将减小项目的价值，似乎也不利于基础设施项目吸引民间资本参与，这也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予以确认。

“解决这些问题，最核心的还是完善规则”，已经从事多年PPP项目咨询的金准咨询公司总经理陈宏能认为，政府已经出台的多项政策目的是建立制度框架，但还远远不够，需要在项目运作中总结经验，持续完善政策。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技术标准的确定，保证项目实施的质量，核心是PPP技术标准，如对相同类型相同PPP模式的项目发布标准化的监管方法和价格调整方法等，这或许也将是政府下一步的政策重点。

由于系统的规则体系刚开始建立，其无法涵盖PPP运作的每一个方面，这也使实际操作中产生很多矛盾与困惑。一个PPP项目涉及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投融资、项目管理、工程技术等方方面面，项目中的合同结构安排、投融资模式选择、价格和回报机制、风险处理、监管安排等重要方面皆与项目本身建设条件禀赋、工程方案和工艺技术路线、投资构成、项目运行方案等工程或技术问题错综复杂，没有更细致的规范，遇到的问题将会更多。显然，已经出台的政策还远不足以解决上述问题，体制的完善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推广PPP模式任重而道远。

链接

ppp在中国得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到1994年，中国开始初步探索PPP模式。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资金进入中国，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地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当时的国家计委先后推出5个试点项目，叫做BOT（建设-运营-转让）试点，比较典型的有广西来宾第一B电厂。当时还没有PPP这一说法，BOT模式即被归为PPP模式中。

1994~2002年，我国逐渐试点一些项目。1993年国家计委开始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包括BOT可行性问题。1994年，国家计委选择了5个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广东电白高速公路项目、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项目和长沙望城电厂项目。

2003~2008年，这5年里PPP项目数量非常大，包括兰州自来水项目、北京地铁4号线等都是在这个阶段，但当时也出现了一批争议很大的失败项目。

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国进民退导致PPP市场受到很大打击。一年后国务院出台“非公经济新36条”，希望利用社会资本搞基础设施建设，但当时金融资源仍在向国有企业倾斜，社会资本的机会很小。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6

关键词：民族复兴；道路；探索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十八大主题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贯穿报告的一个核心内容。报告响亮的提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 道路对一个民族的复兴来说，意义特别重大。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了各种代价”。

奠基。恩格斯指出：“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实行“一化三改”，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启动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这一时期探索的主要成果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部代表作中。比如毛泽东提出建设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主张中国也应当实行“新经济政策”，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再恢复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并幽默地称之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关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并要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关于“全国一盘棋”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原则，以及既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长处和先进的经验，又不能盲目、教条式和机械地照搬，既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等，都是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1961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了，但还不甚了解”。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发出了要努力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认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经验与教训并存。但是，这一时期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误，都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起点。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报告中指出：“以毛泽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4]开创。以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地指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这是邓小平总结建国30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训后，重提毛泽东当年指出的这个命题。毛泽东本人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逐步深入的。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庄严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其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也成为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以贯之、孜孜以求的主题。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和阐发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他总是用“不是什么”或“是什么”的判断来认定社会主义的任务、目的、形式和原则等重大问题。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不行”，社会主义“不是两极分化”，“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等。因为有了上述一系列辩证思考作为思想的基础，有了思考问题过程中的反向正向的比较作用，使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清晰起来。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十四大召开，提出并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第一次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因此，十八大报告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

突破。江泽民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时刻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岗位，可以说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13年， 是新中国历史上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最剧烈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逐步丧失活力，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时陷入迷途，西方国家借机加紧了西化、分化的攻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改旗易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山河变色。我国国内也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内党外出现了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继续走下去等诸多疑虑。此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科学把握党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1989年6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邓小平领导全党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全面执行，一以贯之”[7]同时，江泽民针对那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产生动摇的思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探索作出的历史性的抉择。”“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了，就会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增添光彩。”[8]针对某些怀疑改革开放基本政策的观点，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并特别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9}针对有的同志提出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的主张，他明确表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0}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反华声浪，他坚定地表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统一的。中国人历来讲民族气节，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积极迎接信息化、正确应对全球化、稳妥实施市场化、全面适应多样化、逐步推动多极化，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突破。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发展。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审视国际形势变化趋势，认真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道路的内容和结构，又是对新时期逐步形成并作出过初步概括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新拓展。它在建设内容、建设结构、发展机制、奋斗目标上，较之以往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特别是形成了以科学发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领域、建设领域、文明领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内容、新结构。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领域，已经由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拓展为包括社会在内的发展结构；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建设结构；社会主义文明领域，由原来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正在拓展为包括社会文明在内的文明结构。这三重四位一体的发展结构，既是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又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实践平台。并且被写如中国共产党章程，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十年过去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同时还从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科学的界定。报告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总之，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注释：

[1][4][6][11][12][13]《十八大報告》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9页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7]《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8]《江泽民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4页

[9]《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63页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7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扩散和国家促进内需政策的陆续出台, 中国皮具鞋业面临着产业转型和品牌升级的双重压力。国内企业如果没有抓住当前危机和挑战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 创立自主品牌, 必然会在产业转移中失去发展的机遇。中国皮具业当前的品牌战略正处于品牌发展阶段, 实施品牌战略, 做大做强自身品牌, 促进国内市场增长, 将成为我国皮具行业今后产业发展的方向。

时尚焦点 共克时艰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商务部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有关精神, 充分利用广州的交通、产业和市场优势, 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和广东省皮革协会联合主办,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广东省商业联合会、广东省皮具商会、广州市皮具行业商会、广州鞋业商会、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香港鞋业总会、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浙江省皮革协会、深圳皮革行业协会、东莞市皮革行业协会、江门市箱包皮具业商会等协办支持, 香港瑞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庆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2009第3届中国 (广州) 国际皮具鞋业展览会暨2009中国鞋包品牌高峰论坛” (以下简称“时尚焦点2009”) 将于2009年7月8日至10日在广州隆重开幕。

“时尚焦点2009”是在中国皮革产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活动选择在中国皮革产业集群重要基地之一的广东举行, 是一次共克皮业时艰、提振产业信心的大会,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活动将以举办大型展览、高峰论坛、渠道大会、颁奖盛典、时尚发布、形象代言等系列活动方式, 旨在积极应对金融危机下中国皮具鞋业扩内需、促就业、保增长、振信心及拓延消费市场、探索中国皮具产业转型和突围之路。

近日, “时尚焦点2009”组委会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了“时尚焦点2009新闻发布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广东省皮革协会、广东省商业联合会等领导和知名品牌商、百货商场、渠道经销商、品牌营销专家、新闻媒体代表等近200人出席了大会。为了更好地提升品牌影响力, 为行业打造品牌营销致胜的理念, 组委会联合10多家行业领先品牌 (包括百丽、龙浩、斯通福莱、傲士、雅乐士、莱尔斯丹、迪桑娜、歌菲乔、皇冠、诺贝达、姬龙雪等) 现场举行了“时尚焦点2009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此次活动还特邀“中国品牌第一人”李光斗先生、连锁零售终端标准化营销专家戴春华女士围绕“金融危机下的品牌升位”和“如何解决渠道高库存积压”话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并举行了“李光斗羊城对话鞋包品牌”专场12精英沙龙。

品牌升级 营销致胜

据介绍, “时尚焦点2008”曾吸引了全国12000多名专业买家与会, 包括全国20多个省市的300多家商场负责人, 8000多名代理经销商和1200多名国际买家, 为企业进军大型百货商场、拓宽经销渠道提供了一个直接有效的交流平台, 更为品牌企业提供了一个展示品牌形象和实力的舞台。

在“时尚焦点2008”的基础上, “时尚焦点2009”将以八大活动来诠释“品牌升级、营销致胜”的主题:一、展览:集中展示箱包、手袋、皮鞋、运动休闲鞋等品牌, 展位面积近1万平米, 国际展区占20%以上;二、论坛:2009中国鞋包品牌高峰论坛, 对话广州暨全国百货业100家名店VS全国100名鞋包品牌;三、评选:2009中国皮具鞋业风云盛典——评选2008—2009年度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中国金牌代理商及颁奖晚会;四、尚秀:皮光足印霓裳丽影——2009～2010年世界时尚流行趋势发布秀;五、加盟:2009中国鞋包渠道大会——著名品牌营销专家主旨演讲和高峰对话, 知名品牌商和全国百货商现场对接洽谈;六、大赛:2009中国鞋包设计暨模特大赛——中国皮具设计导入国际前沿理念, 美丽经济载体演绎流行时尚品牌;七、成果:发起成立中国鞋包品牌联盟, 发布《2009羊皮宣言》、《2009中国鞋包渠道大全》;八、参观:走进名企·中国鞋包企业参观交流活动。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时尚焦点2009”将紧扣金融危机下国内皮具企业扩大内需消费市场的需求, 为品牌商 (国际品牌和国内品牌) 和渠道商 (百货商场、代理经销商) 提供品牌形象展示和宣传对接平台。

“时尚焦点2009”期间还将举行“2009中国鞋包品牌高峰论坛”, 本次论坛高端专业, 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和广东省皮革协会等联合举办。论坛将围绕“重提品牌、重振营销”这个主题, 邀请国际皮革行业专家、国际皮具品牌代表、中国皮革行业协会领导、著名皮界领袖、品牌营销专家和知名百货商、渠道商和新闻媒体代表出席系列主题论坛, 并特别安排“对话广州·全国百货业100名店VS全国100名鞋包品牌”高峰对话环节。论坛将汇聚全国近五百家百货业和全国知名皮具鞋业品牌企业CEO, 全国20多个省市的省级品牌代理商, 为国内皮具鞋业品牌商与百货等营销渠道搭建交流合作和招商对接平台。论坛将深度挖掘皮具鞋业转型与升级之路, 推动整个产业由数量创汇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 紧紧抓住研发、品牌和创新, 更好的打造民族自主鞋包品牌。

“对话广州”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高端皮具鞋业企业精英的聚会, CEO级别以上人群超70%, 100余家国内外主流媒体、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将进行全程跟踪报道, 全国高密度投放广告总价值将超过1000万元。

另外, “2009首届中国鞋包渠道大会”亦将于7月9日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 大会将邀请中国品牌界权威泰斗艾丰教授、中国品牌第一人李光斗、著名营销专家路长全、叶茂中、余明阳、祝文欣等现场为中国皮具鞋业代理、加盟经销商进行专业营销培训, 并举行知名品牌商和全国百货商专场对接洽谈会, 为企业开拓渠道销售市场、全国百货商场招募优秀品牌进驻提供商务对接平台。

据“时尚焦点2009”组委会最新介绍, 已经确认回执参加大会的百货商场有:

一级商场:深圳西武百货、深圳万象城、天津海信广场、青岛海信广场、温州丹璐广场、

二级商场:深圳友谊城百货、温州时代广场购物中心、天津劝业场

三级商场:长沙王府井百货、深圳茂业百货、福州大洋百货、成都伊藤洋华堂百货、昆明金鹰购物中心、福建东百、柳州工贸大厦、济南贵和商厦、天津米莱欧百货、贵阳星力百货、秦皇岛华联商厦、宁海太平洋百货、海南三亚明珠广场。

中国皮具业面临着产业转型和品牌升级的双重压力, 实施品牌战略, 做大做强自身品牌, 促进国内市场增长, 将成为我国皮具行业今后产业发展的方向。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8

在我国, 工业4.0很多时候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数据等词同框出现, 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联?工业4.0的到来对制造业有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晓明。不同于对这个问题常见的讨论角度, 他将从知识创造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带我们认识工业4.0。

从知识创造的视角来认识工业4.0

有人认为工业1.0到工业4.0, 分别对应的是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他赞同这种表述, 那么对应中国的企业, 如果按照从现状到目标的角度来看, 大部分仍处于机械化和自动化阶段, 少部分企业到了工业信息化甚至更高的阶段, 总体水平处于工业2.0阶段。

如果从物质要素的投入转向知识要素的投入对应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 我认为从工业1.0到工业2.0是物质加工的阶段, 也就是需要投入的物质要素是诸如厂房、生产设备、仓储物流设施、车辆、工具等。而非物质要素包括数据、信息、品牌、软件等可以体现在工业3.0 (信息化) 和工业4.0 (智能化) 的要素, 我们可以把这些非物质要素称为知识性要素。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在OECD国家中, 非物质要素的投入已经超过了物质要素的投入, 这符合技术进步的趋势和工业化阶段转换的方向。信息化和知识化方面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和工业效率的提高很有帮助。

这是从逻辑上来认识当前工业依靠物质要素的投入向知识性要素投入的转换过程。

再来看信息化, 它有一个金字塔结构, 底层是数据, 中层是信息, 塔尖是知识, 意思是通过大量的数据基础, 从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 通过这些有用的信息综合集成为有价值的知识。这是我所说的知识创造的含义。

站在知识创造这个制高点上去理解“十三五”规划中和制造业相关的概念, 比如“创新驱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和大数据这几个战略发展方向, 或许能把我国制造业的未来路径看得更加清楚。

工业4.0和知识创造是什么关系?

知识创造并不是新提出来的概念。1995年, 日本一桥大学的野中郁次郎和哈佛大学的竹内弘高合写了一本书《知识创造的企业》, 在这本书中提出了知识创造和知识管理的理论体系。两位教授认为, 知识创造的源头在于个人头脑中的暗默性知识 (Nowhow) , 知识创造主要沿着两个维度进行:一个维度是个人的知识组织化、社会化;另一个维度是暗默知识的表出化、形式化。在这里, 暗默知识是不容易进行编码的知识, 一般存在于个人头脑里或者是组织内部。

从制造业的角度看, 德国、日本很多制造业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是暗默知识, 我们知道德国、日本有很多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被称之为隐形冠军, 就是凭借工厂层面的暗默知识;德国的学徒制, 通过师徒之间的现场示范和口口相传, 在组织内分享和传播的也是这种暗默知识。形式知识是经过编码和加工转换的知识, 这样的知识存在于组织外部或社会中。工业4.0与知识创造的关系就是借助新的技术和管理, 沿着两个维度加速个人知识的组织化和社会化, 加速暗默知识的表出化和形式化。未来产业互联网是主战场。

如何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理解“互联网+”?

如果按大的板块划分“互联网+”, 他认为一类是现在互联网普遍发挥作用的领域, 叫消费互联网, 加的是生产的后端, 比如电商专注销售环节、服务等领域, 它们把制造业创造出来的价值进一步实现和放大。另一类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制造业产生的产业互联网领域, 未来十年产业互联网将成为互联网发挥作用的主要阶段和主要领域。在消费互联网领域, 电商颠覆实体店, o2o颠覆传统电商模式, 但是到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到底是“互联网+制造业”还是“制造业+互联网”, 制造业和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认为信息化和知识创造的二分法或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日本和德国把其竞争优势的来源归结为知识创造, 大量的暗默性的知识来自生产一线、车间或者研究项目小组。

而现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芯片和数据的计算储存能力以及处理方式的变化等对信息技术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可以将它们简单归纳为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概念, 更加快速大量的信息来源和计算方式使得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创造的过程发生变化, 这对制造业产生了新的影响。知识创造的场所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是美国的再工业化, 它重振制造业的国家战略与德国和日本的路径不同, 它把借助物联网、大数据或者云计算作为知识创造的一种方式, 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暗默的知识尽可能向形式化知识转化, 希望打破组织界限, 通过知识的集成和融合来创造新的知识和新的价值。

未来, 制造业的国家竞争其实是知识创造能力的竞争。日本、德国是基于工厂层面暗默知识 (工匠精神) 的制造业大国, 工业4.0推动暗默知识组织内的形式化和集成化。美国是互联网大国, 工业4.0动暗默知识平台上 (云上) 的连接化和系统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云 (平台) 和端 (企业) 的竞争, 哪一方会胜出, 现在还没有答案。

在我国, 处在科技领先位置的企业已经在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知识创造, 海尔集团提出“世界就是我的研发部”的理念, 利用HOPE开放创新平台将资源方和活跃的用户方以及相关产业的设计人员引入, 通过用户和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提出建议的方式做产品设计, 从内部的跨部门设计扩展到外部广泛汲取建议, 这是从封闭到开源、从单一产业到多学科、从单向到网络式的转变。

如何从知识创造的角度看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制造2025》是大的制造业概念, 中国制造业的体系较全、规模较大、门类较多, 所以要根据制造业的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路径, 不能一味地强调智能化, 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找最适合的技术, 这也是《中国制造2025》中曾提出的先进适用技术。现在大的分类可以分为流程性的制造, 像化工、钢铁等行业, 是一个生产流程, 相当于一个串联的制造。而离散制造, 像汽车、家电等, 先是生产很多零部件, 然后进行组装, 相当于一个并行的制造。未来根据行业的特点、规律、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出台更加精准、适用的政策效果会更好。

从知识创造的视角来看有几方面的启示。

第一, 虽然德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实体经济再工业化, 强调制造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我们要认清它们在工业路径上的差异。

第二, 要借鉴两方面的经验, 一方面, 中国从场所方面获得的暗默的知识还是要扎扎实实地用工匠精神来做的, 处于工业1.0和工业2.0这样阶段的企业不可能不具备这些知识, 就直接跳到信息化、知识化阶段, 信息化只是能提高效率, 需要有传统的制造技能, 才能有助于优化和提高效率, 如果没有基本的技术, 也就没有效率提升的基础和源泉, 《中国制造2025》中专门有强调基础原材料、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内容, 要求我们把基础打扎实。另一方面,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战略高度, 我们现在主体虽然在工业2.0时期, 但是也要看到未来信息化和知识创造的趋势。站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战略的制高点来看待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这样方向才会清楚, 不会走偏, 路径也能看得清楚。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9

古元同志的版画《菜圃》送我到了黄土高原之乡

陕北窑洞里的老大娘交给了我两把金钥匙

一把叫生生

一把叫阴阳

打开了民族本原文化的宝藏

打开了人类本原文化的宝藏

——靳之林(笔者摘自《靳之林的延安》卷首语)

靳之林是在中国民间美术研究领域,具有开拓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论贡献的学者之一。他的中国本原文化探源丛书《抓髻娃娃》、《生命之树》、《绵绵瓜瓞》,代表了这个时代民间美术研究的文化视野和多学科交叉互补的前沿性学术方法,也奠定了民间美术研究在中央美术学院专业学科发展的基础。靳之林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起伏跌宕的磨难和坎坷,他的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生活中的靳之林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社会实践者,也是一个渴望表现新时代、投身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艺术家。

45岁前的靳之林,已经是一个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油画家,他的《南泥湾》、《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罗盛教》、《桦林风雪》、《小白桦林》等代表作品,已形成了自己质朴无华的现实主义风格。45岁以后的靳之林,因为崇仰古元在延安革命时期创作的木刻版画作品,十分向往黄土高原特有的质朴雄浑的自然特色,以及延安革命时期火热激荡、充满革命理想的生活,因而奔向了延安,延安也成为靳之林向往的精神故乡。靳之林经历了“文革”的坎坷磨难,已是妻离子散,他只身来到延安但没有被命运的劫难击倒,多年沉积在内心的延安情结,激励着他全身心投入到建设延安的生活中。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已无法体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一代人身上质朴的忘我精神,而延安——革命时期的精神圣地,也成为靳之林重温革命精神,实现艺术梦想的“扶桑之地”。似乎命运总带有许多宿命的“色彩”,很多时候现实生活中预期的东西并没有到来,而那些隐蔽在“命运”之外的东西却意想不到地不期而遇。

13年(1973—1985)后,靳之林满载着陕北农民沉积在生活中的“文化粮食”离开延安,至今他依然保持着对延安革命时代生活的向往和热情。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那个时代的许多艺术家都走向乡村农民的生活中,实践着“艺术为人民服务”,也隐含着对艺术本体的思考。多年后在北京,靳之林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说出了人类学的一半内涵,也可以引申到民间艺术为民众生存服务的功能阐释层面。革命时期的延安艺术家发现了民间剪纸艺术并从中受到启示,古元的木刻版画就借鉴了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消解了光影并创造出颇具民间特色的中国版画叙事风格。革命时期延安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围绕着革命需要、人民大众的需要而进行的,多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怀着真诚的革命热情,以及对大众朴素的情感从事艺术创作,是那个时代艺术的价值观。革命时期的艺术家们在表达革命生活的主题时,也创造了真诚感人,具有语言特色和本土文化特色的艺术作品。在延安工作的初期,靳之林尊崇着艺术家投入生活、尊重农民、发挥艺术家为革命建设做贡献的人生准则。他深入到延安最艰苦的吴起县,到农村建设中去开展群众美术工作。投身于中国农村最底层的生活中,胸怀建设新延安的理想和对农民朴素真诚的情感,这是靳之林本原文化研究最本真的学术起点。靳之林的学术研究不是书斋式的,而是在生活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回到生活,回到对人的关注与尊重,回到“活的”事实本身,这是靳之林在延安生活中开创的艺术方法论。

确切地说,靳之林的中国本原文化探索是从陕北乡村民间剪纸的普查开始的。在延安地区文化馆的初期群众文化工作中,靳之林发现了陕北剪纸,发现了乡村妇女剪刀下的文化之树。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民间美术热”的活跃时期,靳之林1979年参加主持的延安地区13县(市)以民间剪纸为主体的民间美术普查工作,成为80年代“民间美术热”的重要发端之一。他带领延安各县文化馆的美术干部,在大量细致深入的村落普查基础上,从三四万乡村妇女中发掘出四五十位优秀的剪纸代表传承人,她们都是老一辈的剪花娘子。靳之林在延安以办班的方式,把延安各县老一辈剪花娘子请进来,让她们剪自己熟悉和喜爱的花样。这种让乡村妇女集中互动的剪纸方式,以及基层文化干部对妇女尊重的态度,激活了乡村妇女开展剪纸的热情,也挖掘出大量有民俗内涵和古老文化价值的剪纸花样。陕北剪纸打开了靳之林探索中国本原文化的生命之门,陕北乡村的老大娘给他提供了解开民族生存情感的文化金钥匙。靳之林在回忆他13年的延安生活时,简单而朴实地说:“年轻时看到徐悲鸿《吹萧》的油画,萧声引我到了艺术殿堂(北平艺专);因为崇拜古元的木刻而向往陕北,自己要求调到延安工作,是古元的木刻引我到陕北黄土高原;选择了陕北做艺术创作基地,发现了民间剪纸、民间艺术,陕北的老大娘给了我两把金钥匙,一把是‘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一把是‘生生不息’;拿着这两把金钥匙,从黄河到长江、到辽河,中国本原文化这把锁打开了,再到欧洲,人类文化这把锁也打开了。”

靳之林在陕北老大娘那里接过的两把金钥匙,竟有如此神奇的文化魅力,这不仅使我联想起一百年前英国的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写《金枝》时的情景。弗雷泽《金枝》的书名取自古罗马作家叙述的神话传说。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史诗中,“金枝”就是女神授意折取的神树枝,它指引着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前去冥界寻找父灵。不过弗雷泽关心的是与“金枝”神话相关的一种古罗马古老的地方习俗,他的著作正是围绕着这个早已不复存在的习俗而开始探索,并走向人类巫术与宗教心灵深处的。弗雷泽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渡过的,他每日工作12小时,风雨无阻,在浩瀚的文字资料中,寻找着人类心灵的踪迹。一百年后,人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靳之林从那些乡村婆婆的剪刀下发现了哲学、发现了剪刀背后的文化丛林。与弗雷泽不同的是,这不是女神授意的金枝,而是几千年来,无数代乡村劳动妇女——一个伟大的民间文化传承群体,用剪刀授意的文化金钥匙。与弗雷泽相同的是,靳之林也是围绕着民间剪纸引发的习俗探索,走向了中国本原文化的深处。他在陕北老大娘两把金钥匙的引导下,复活了隐蔽在民间生活中许多古老文化的原型,揭示出民间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中蕴含的文化基因。不过,靳之林的探源不是在图书馆中完成的,他是在民间田野考察中、在民间生活的大课堂中几十年如一日完成的。靳之林不仅是一个为理想献身的人,应当说,他是一个发现生活的天才,是一个如“夸父逐日”般用生命执著于理想的人,他还是一个能在生活中认识民族哲学,并用这个哲学来认识生活和自身的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着几千年农耕文化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文明转型期,中国乡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日趋增强的全球化背景下和快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化步伐中,发生着急剧流变,甚至消失。靳之林的中国本原文化探索之路正是伴随着这样的时代变革开始的,他的田野发现与研究调查成为中国文明转型期的中国民间文化的真实记录,尤其是对老一辈剪花娘子的调查及其剪纸的发掘,都成为这个时代最珍贵的历史记忆。

人类文化的本原往往是简单的。几千年来,中国的本原文化和民间艺术一直没有离开“生存与繁衍”这个人类最基本、最古老的生命主题。民间文化犹如古老的河床,承载着中华文明之河流淌了几千年。正如“子在川上曰,逝着如斯夫”所说,文明之河虽在流淌,但“泥沙”却沉积在河床之中,古老的河床正是后人破译文化之河的鲜活凭证。中国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农耕文明历史,不仅体现在以文化精英为主体的文字典籍和历史遗址中,同样也存活在今天近四百万的村庄和八亿农民的生活中。中国几千年的村社文化和小农村社制度至今基本未变,农村还有什么本源性的东西留存下来,缺乏基础研究(温铁军)。中国多民族乡村中的农民同样是中华文明历史的创造和传承群体,发生、流传其间的民间艺术,正是保留着民族文明多样性的活态文化基因库。靳之林的《抓髻娃娃》,从黄河中上游广泛流传的巫俗剪纸和民间婚俗喜花——抓髻娃娃及其变体进行研究,发现了数千年民间文化遗存的地域与地下出土文物的考古文化区之间的一致性。《绵绵瓜瓞》以民间习俗生活、民间艺术与地下出土文物及考古文献相互印证,揭示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本原哲学的秘密——生命与生殖崇拜。《生命之树》以人类的基本生命意识为基点,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本原哲学的观物取象——生命之树文化,上溯到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探寻与文化生命之树相关的民俗民艺现象,提炼出生命之树中的深层民族生命意识,揭开隐蔽在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之树的文化原型遗存。靳之林二十多年写成的三部著作,揭开了中国本原文化研究的新序幕,他打破了当下学术研究之间的门户界线,发现了民间文化的新大陆。他以一种人类文化的整合比较为主体思维,从宏观和具体两方面入手,以大量的田野考察和极大的耐心、坚韧勤奋的学习精神,做出民间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虽然,靳之林的方法论不是源自西方,但是他把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推向了近似波普尔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证伪”层面。或许,一些学科的权威并不认同他在方法论上的尝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更加全面地认识他在本土文化研究中的创造性贡献。

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发展,大都会面临正反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积淀深厚的文化财富,一方面是积习过重的文化包袱。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人类文化相互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历史是这样,今天更是如此。但文化发展的主导因素更多是来自于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基因,所以当代社会的许多现代化问题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自身文化基因深刻的认知问题,因此我们应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及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主体意识。启蒙主义认为,懂得了起源就懂得了本质。靳之林的中国本原文化研究,无疑为我们认知民族文化基因提供了一个全新参照。我们为什么不去关注生活之树本身呢?生活中民族活态文化的母亲河不正是养育着民族文化繁衍流传下去的“人间食粮”吗?当我们消解了西方人类学所谓的“田野”概念,其实回归的正是生活和人的生存本身,靳之林开启的本原文化之门再一次向我们昭示了那句朴素的真理——生活之树永远是长青的。向人民致敬才是本土文化精神探究的真正起点。

靳之林主要学术著作:

《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生命之树与中国民间民俗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绵绵瓜瓞与中国本原哲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10

这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的一段描述,但却清晰地道出了那个年代中国IT企业的基本现实。彼时的信息技术行业正在进入以美国为首引领下的“信息高速公路”年代,IBM、贝尔实验室、惠普公司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但大多数中国企业仍然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

这些“慢跑”的“乌龟”或许终将获得掌声。

“板凳要坐十年冷”

时间回到十几年前。

“不下山,会被困死、饿死,下山也不能抢、不能偷,硬打硬拼难有胜算。只能留下买路钱支付专利使用费,或者专利互换。”当时,华为的一位高管将华为的处境形象地比喻为“插红旗”,华为艰难地把红旗从山脚扛到了山腰,又从山腰插到了山顶,但从山顶看下去的时候,发现山脚山腰都被别人包围了。这是因为在专业领域上,基础专利几乎都是西方公司的,华为十几年的技术积累陷入了“十面埋伏”中。

一位华为的EMT成员回忆过去和国外竞争公司“打仗”的情形时说:“2003年的春节,大年三十我们还在和C公司谈判,那段时间是华为最为艰难的时刻。”

从十年前开始,就不断有西方公司的CEO写信给华为的高层,要求支付“天文数字”般的专利费用。但这就是世界通信行业的游戏规则。

在2010年,华为向西方公司支付的专利许可费用达到2.22亿美元,2013年为3亿美元,仅支付给芯片巨头美国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费用已经累计接近10亿美元。

如果说,在核心技术上对外国产品依赖度太高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最大的软肋和短板,那么此时的华为及众多中国企业无疑是“悲伤”的——没有创新没有专利,只有日复一日地支付昂贵的知识产权费用。

任正非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我们搞科研,人比设备重要。用简易的设备能做出复杂的科研成果来,而简易的人即使使用先进的设备也做不出什么来。

“在路由器、交换机等电信网络传输核心设备领域,我们追赶了17年。”华为固定网络业务部总裁查钧曾表示,经过17年的追赶,华为已经实现了超越,“目前我们在技术上至少和这些领袖级公司站在同一水平线了。”

如果拿华为和思科的技术差距进行对比可能更加直观。据华为介绍,2004年华为发布10G路由器,落后思科4年,2006年华为发布40G路由器,落后思科2年,到2010年发布100G产品的时候,华为已追平对手,2012年,华为开启400G路由器时代,已经在这个领域超越思科了。

同样做一代“网络交换机敏捷网络”,按照思科商业模式,思科会提前进行芯片研发,同时提交各种行业标准,其他没有芯片开发能力的厂商只能等商用芯片出来再开发产品,而这时候已经落后市场领先者很多代了,华为在自己的产品中采用自有芯片,无疑有助于打破这种困境。

华为员工经常开玩笑称,正是多年来的危机感,让华为把西方公司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上,而正是这种努力,让华为大大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不完全统计显示,西方公司做一个产品需要3到5年,而华为只用18个月。

事实上,华为每年研发投入的资金量是200~300亿美元。在任正非看来,一个基础理论变成大产业,要经历几十年的工夫,不能失去耐心。如果学术研究泡沫化,中国未来高科技很难有前途。“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他强调。

快鱼吃慢鱼

在普华永道思略特最新发布的“2015年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报告中,亚洲已经取代欧洲成为全球研发的首选地,北美洲次之,欧洲则被挤到第三的位置。而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支出也从2005年的12亿美元增长到目前的394亿美元,涨幅高达3183%。2015年全球创新1000强榜单上有123家中国企业,在2005年仅有8家。过去十年中,华为更是以超过1900亿元人民币的研发投入,成为中国企业的一个标杆。

同时,曾经中国企业的科研实力等同于“山寨”的能力,而近几年中国企业的形象却发生了扭转。

今年3月,英国《连线》杂志将小米创始人雷军作为封面,并加上标题:“是时候山寨中国了。”而几天前,福布斯也发表文章指出,微信的创新成分比脸书、推特等都要大。不过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出现在国际的形象截然不同。

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8577.2亿元。其中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现代交通领域技术合同成交额居前三位,成交项数和金额均超过全国技术交易总项数和总金额的50%。

而在涉及知识产权的重大技术合同中,技术秘密与专利技术合同增幅明显。2014年,技术秘密成交2952项,成交额1937.53亿元,占重大技术合同成交额的31.15%。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573.95亿元。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创新而不是山寨正在成为市场竞争力的一部分。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华为研发投入达到596亿元人民币(92亿美元,约占收入的15.1%)。而以创新闻名的苹果公司,2015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不过81亿美元(约占收入的3.5%)。

今年1月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专利申请量突破200万件,其中发明授权专利达到26.3万件。中兴、华为两家手机厂商去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就达到了5086件。

而加大研发方面的投入不仅是大企业的责任。国内越来越多研发型的硬件团队正在崭露头角,其中许多是成立时间并不长的初创团队。对于新的创业者来说,他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创新技术能为企业获取最大的市场竞争力。

在深圳,大批从国外回来的高科技人才流入对本土的硬件产业产生影响,使其摆脱单纯代工或者纯山寨的形象。而这些新兴的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不遗余力的程度与大企业不相上下。

深圳柔性屏显示技术公司柔宇科技创始人刘自鸿谈到小公司的创新时表示,在技术的源头创新上,小公司的投入并不比大公司少。“好多人以前说,你这么小一个团队,能不能做成一个大的公司,我倒不担心。创新不是比谁体积大,不是大鱼就一定吃掉小鱼,现在是快鱼吃掉慢鱼。”

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投入研发的资金获取无法跟华为、微软等企业相提并论,然而,在投入资金的占比上正在追赶并且部分超越大企业。

目前,柔宇科技将60%的融资资金投入到产品研发上。公司在深圳和美国硅谷都设有研究部门,对于研究项目和进展在产品推出市场之前处于保密阶段。

在美国设立研发部门已经是中小企业扩展研发投入的重要方向。在深圳,不少初创硬件企业在美国都有设立研发团队,这些团队大小视公司规模而定。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具有柔宇这样的实力在硅谷设立研发实验室,但是它们都尽量在科研创新实力上向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国外机构靠拢。一些团队创始人会依赖其海外留学背景,让海外高校导师、研究团队加入企业研发项目进程中。同时,大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增强研发实力。

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数据显示,流入美国的中国FDI(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到2013年的143亿美元和2014年的119亿美元。

据汤森路透全球知识产权数据库2015年一项分析,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企业正利用美国研究人员来发明专利,覆盖领域从新软件到网络基础设施。而在十年前在美国研究中心还基本看不到这些企业的身影。

从数量到质量

事实上,中国企业的创新战略正在从过去的需求搜寻型向技术推进型逐步转变,在众多分析师看来,这也是中国企业研发支出增长较快的原因之一。

对于中国的创新创业公司而言,尽管它们对于研发的投入进一步增加了专利拥有数量,然而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升真正来自中国创新团队的技术专利质量。

从数量到质量的变化,折射出了我国企业的创新热情正在不断激发的过程,也是十年道路的重中之重。

如果察觉不到正在发生的变化,现在大多数科技公司将会消失。

这是什么变化?其实就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应用深度和广度都已远远超出想象。《奇点临近》的作者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甚至认为,技术正在以幂指数的方式演进,到了2026年,纳米技术、基因、生物材料、人脑、计算能力将颠覆现有技术格局,人类要换一种思维考虑现有的社会,考虑人的定义,大批商业公司将不复存在。

而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在这种技术变革下,对创新的要求则更为迫切。

以电信行业为例。封闭而复杂的网络架构正在由SDN(软件定义网络)、NFV(网络功能虚拟化)和云打破,电信行业正在从网络、业务、运营和管理几个方面重构,避免成为“管道”。可以预见的是,电信行业引发的IC(集成电路)和CT(文化科技)的融合,基础设施的灵活多变和智能化的服务将成为趋势。

无论是电信还是金融、制造、媒体资产和电子政务,越来越多的行业正转向数字化。而面临数字化转型是全世界的难题,这也是政府、企业进入智能社会的规定动作。数字化变革的模式却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数字化诞生了新的商业模式,释放了新的消费需求。

“鸡蛋从外面向里面打碎,那是一个煎蛋;鸡蛋从里面向外面打碎,那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也不喜欢NFV或者SDN,因为它们会颠覆我们整个通信网络的格局和架构,但是我不愿意成为一个被别人从外面把我们打碎的煎蛋。拥抱挑战、拥抱颠覆,这是我们对未来SDN、NFV的态度。”华为常务董事兼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丁耘在内部讨论会上如此说道。

任正非很认同这种观点,强调一定要从鸡蛋壳里打出去,产生一个新生命。

面对快速成长的华为,任正非鼓励更多的人出去“喝咖啡”,与科学家以及大学教授交流。“我们与几百个人喝了咖啡,消化几百人的思想,然后就会领先世界。如果你不理解,当黑天鹅要出现时,就会错失。”任正非强调。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11

申凯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坚持配套工程战略和新、特、奇的思路，充分发挥自己的研发优势，整合企业内外资源，实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确保企业和谐健康、持续高速发展。

2013年，申凯销售收入计划1.43亿元，实际达到1.89亿元，超额30%。2014年估计将达2.2亿元，预计将超额20%，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畅谈中，记者了解到，他们成功的原因在于不盲目扩张速度，市场定位清晰，强化研发功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制造体系。以复合软包装膜为基础，整合功能性包装、功能性制膜技术，发展复合膜、缓冲包装、功能性膜三大领域。重视开拓新事业，加强团队建设，完善组织与管理模式，长期推行精细化管理。

申凯设备精良，拥有6台顶级的高速高精度凹版印刷机、复合机，各种形式制袋机55台，高速精密全自动检品机以及5台高速分切机。

在食品方面，公司的产品遍及奶粉、膨化食品、番茄酱类、高温蒸煮袋。在药包方面、公司的产品遍及颗粒剂卷、避孕套类、医疗器械包装、计生测试纸类。在电子包装产品方面已遍及VIP真空包装、缓冲类包装、电缆线外包膜、单层PP条卷膜。在农业化工包装方面已遍及种子包装、农药包装、液体包装、防水包装等。

申凯认为，好的产品，更需要好的服务，令客户满意就要尽心、尽力，用心呵护，用最优质的服务去实现客户的最佳利益，塑造“申凯”的金牌品质。

精心的经营也为公司获得荣誉，2012年10月获得了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称号，2014年2月获无锡空港科技进步奖、无锡空港上市工作推进奖、无锡新区“优秀工会之友”单位。

申凯坚信，今日的质量就是明日的市场，要做到这点，一定要聚焦合理的包装手段，体现最先进的技术，为客户的产品提供量身定做的最好软包装。

目前公司的客户遍及全国各地，有可口可乐、中粮、DSM、肯德基、3M、北京德农、哈药集团、隆平高科、东北制药、吉林敖东、九芝堂、康缘药业、天江药业等。

中国篮球的探索之路 篇12

这是武钢向世界500强目标迈出的新的一步。这家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近年来除了在国内频频出手重组钢企外, 还把目光投向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等地, 其目标是在综合竞争实力上进入世界钢铁行业前10名。

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中国国有企业, 2008年上榜世界500强的已有26家。从计划经济时代深陷泥潭、全面亏损, 到如今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我国国有企业有今天的发展, 是因为他们走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宽广的大道上, 并且用他们自身的发展壮大,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好前景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伟大的创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

1979年6月25日, 四川省国营企业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的广告。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产资料广告, 创造了产销双方直接见面的新模式。

“当时广告登出来后, 清静的宁江机床厂立刻炸开了锅, 各地客商在厂门口排起了长队, 一下子订了1000多台机床, 不到两个月把两年的货都给订完了。”时间过去近30年, 时任宁江机床厂厂长的刘伦宝对当时的盛况仍然记忆犹新。

宁江机床厂是四川省1978年10月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6户国营企业之一。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搞活国营企业, 同当时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 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搞活经济的开端。

19世纪末, 马克思曾设想在未来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 社会主义首次在苏联得以实现。多年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一个固定观念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 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前, 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改革开放前夕, 我国工业总体效率递减, 产业结构失衡, 粮食总产增长缓慢, 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

“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30年前,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振聋发聩, 中华民族在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上迈出坚定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深化, 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体制。

——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 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10月,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 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1992年10月,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1997年9月,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并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理论。

——2002年11月, 党的十六大提出“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要“积极推行股份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3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

——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 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实践。

在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下, 以市场为取向,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推进, 激发了巨大生机和活力。

1977年, 15岁的浙江青年邱继宝上了三天高中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如今, 他管理着中国最大民营缝制设备生产企业浙江台州飞跃集团。作为董事长, 每当企业的产品打入一个国家, 他就在公司亲手升起这个国家的国旗。现在, 公司大厅里已经挂上了127个国家的国旗。

“深化改革给了民营企业平等的地位, 翻过了一道‘大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阀门一旦被打开, 亿万人民的创造力就被激发, 无数的市场细胞被激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对旧体制的‘破’全面走向新体制的‘立’。”邱继宝表示, “现在, 我们不仅要卖得多卖得快, 而且要卖得贵卖得久, 为‘中国制造’赢得应有的国际地位。”

“在21世纪最初几年, 如同圣诞树周边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 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标志的玩具了!”这是法国记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所著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的有关描述。2005年该书出版时, 曾引起广泛反响。

实践证明, 在国家有效宏观调控下, 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就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就能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走过的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快速发展的30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位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 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不足1500万,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航船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航道。”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划时代的变革——世界见证中国奇迹

历史记住了这样一幕:1986年11月14日, 邓小平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作为回赠礼物, 交给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约翰·范尔霖。如今, 这张股票摆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陈列室里, 供人参观。

20多年过去了, 中国的股票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沪深两市目前拥有超过1600家上市公司, 投资者开户总数超过1亿户。2007年, 中国内地上市公司首发筹资规模高达4595亿元, 居世界首位。

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从股份制试点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微观的制度创新到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 经过30年的艰难探索, 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 走出了一条繁荣发展的新路。

与此同时,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一个多层次、多门类、多形式的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基础性作用, 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不断增强, 城市经营性土地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全面建立。

1990年, 上海浦东的陆家嘴地区还是一片老城区和乡野交错的土地, 到了今天, 这里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证券、期货、产权等要素市场齐聚, 487家中外资金融机构云集。

浦东开发之初, 资金短缺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的改革者创造性地通过建立开发公司, 运用土地批租、贷款等多种财务手段突破资金瓶颈, 最终在政府财力支持只有千万元的基础上, 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城区。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之路, 不仅推动实体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也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从1978年到2007年, 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 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左右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 200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剔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平均增长了6倍以上。

30年来, 我国不但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 而且我国的谷类、肉类、棉花、花生、茶叶、水果等主要农产品和钢铁、煤炭、水泥、棉布以及电视机、电脑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现在均跃居世界第一位。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我国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人们精神面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出现重大变化。

以就业为例, 过去找工作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调动, 现在我国已经形成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新型劳动就业体制。

在收入分配上, 从原先单一的“铁工资”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拿到工资、奖金的同时, 通过股票、期货、基金、债券、分红、外汇交易、房租、地租、知识产权等多种方式盈利,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因此也得到可观的增长。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目前, 覆盖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五大保险”制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初步建立, 在此基础上, 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建立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当年“包打天下”的政府角色和职能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到主要进行宏观调控, 从行政指令管理为主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管理,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还初步确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不断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实践, 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发挥市场作用的要求, 标志着市场配置资源已进入制度化的新阶段。”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内外需结构不平衡、投资消费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压力日趋加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反映较为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必须认识到,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 有发展阶段、增长方式和公共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但主要的原因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体制不完善。”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近年来, 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改革, 积极提升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但由于银行信贷管理体制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 目前多数中小企业仍被拒于银行门外。银行加快信贷管理体制改革, 积极创新金融服务, 真正发挥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作用成为当务之急。

经过30年改革开放, 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 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市场取向”的改革并没有完成, 必须继续改革攻坚, 从制度上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一些专家指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确立的历史新起点上,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好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 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同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需要有效抑制市场行为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实现新时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中国正在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 改革发展的目标也要适应变化作出新的选择。

今后5年, 中国将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与此同时, 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也在深化。继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四大银行完成改制上市, 农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 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突破。

面对当前国际市场风云变幻, 中国一方面更加注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另一方面也将规范市场秩序放在重要位置。

今年8月1日, 我国首部反垄断法正式实施, 成为继物权法和劳动合同法之后又一部引起全球关注的法律。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 该法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认为, 市场秩序主要存在三大问题:商业欺诈、商业贿赂和商业垄断。这些都是中国今后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更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