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辅助治疗

术后辅助治疗（精选10篇）

术后辅助治疗 篇1

子宫肉瘤较为少见, 仅占所有子宫恶性肿瘤的1%～3%。子宫肉瘤起源于子宫间质、结缔组织或平滑肌组织, 具有多种组织学形态, 恶性程度高, 手术治疗是其主要治疗手段, 但因其具有局部复发率高和早期即发生远处转移的特征, 预后较差, 5年生存率仅为20%～30%。因此, 术后辅助放疗、化疗及激素治疗等, 以期延长患者生存期。子宫肉瘤组织学类型较多, 每种组织类型对于辅助治疗的敏感性不同, 给辅助治疗方案的选择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本文综合国内外文献报道, 对目前常用的子宫肉瘤术后辅助治疗方式进行简要论述。

1 术后辅助放疗

子宫肉瘤的重要临床生物学特征和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之一为盆腔复发。有研究表明, 即便是临床Ⅰ、Ⅱ期的子宫肉瘤, 仍然有超过一半的病例复发, 其中70%发生于初次手术后2年内, 约50%的复发首先发生于盆腔。能否通过术后辅助放疗来提高局部控制率、甚至提高生存率, 目前仍存有争议。

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 (EORTC) 的妇科肿瘤组 (GCG) 进行了一项对224例FIGO分期Ⅰ～Ⅱ期子宫肉瘤患者, 长达13年的随机前瞻性临床Ⅲ期研究。患者被随机分为术后辅助放疗组和期待治疗组。结果表明, 放疗不能降低早期子宫平滑肌肉瘤 (lyomyosarcoma, LMS) 的局部复发风险, 但可能有助于控制癌肉瘤 (carcinosarcoma, CS) 患者的局部复发[1]。GOG 150号研究将206例接受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的CS患者分为放疗组 (盆腹腔外照射30.6 Gy+加强盆腔外照射19.8 Gy, 未予腔内照射) 和化疗组[采用顺铂 (DDP) +异环磷酰胺 (辅助美司钠解毒) 方案, 共3个疗程], 结果表明放疗可以降低CS阴道断端局部复发率, 但对降低盆腔复发率无显著疗效[2]。Major等对301例CS患者进行的研究也提示, 放疗可能降低了CS的盆腔局部复发率。但上述研究均发现, 术后辅助放疗在控制局部复发的同时, 却可能造成远处复发转移率升高。

一项对2677例子宫肉瘤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 和期待治疗相比, 放疗无法显著改善Ⅰ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 但可显著改善Ⅱ、Ⅲ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 (分别为55% vs. 31%, P<0.01, 以及33% vs. 25%, P<0.05) [3]。该研究未针对子宫肉瘤的不同亚型进行分析。另一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美国监测流行病学与最终结果 (SEER) 数据库中1396例LMS患者的资料后认为, 无论LMS期别早晚, 辅助放疗并未能改善患者的5年生存率[4]。而一项基于美国国家肿瘤 (NOD) 数据库920例LMS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则表明, 术后辅助放疗提高了患者的5年局部无瘤生存率, 但不能提高Ⅰ期无淋巴结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5]。

综合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结果, 术后辅助放疗可能有助于控制子宫肉瘤患者的局部复发, 可以降低存在远处转移的LMS患者的局部复发率, 但放疗无法提高LMS患者的5年生存率。

2 辅助化疗

子宫肉瘤早期经血行和淋巴播散, 即便是临床Ⅰ、Ⅱ期其术后远处转移率仍高达40%。因此, 术后辅助化疗为主的全身治疗, 延缓肿瘤复发, 日益得到重视。

根据NCCN 2009年妇科肿瘤诊治指南和2010年有关部分的修订, 一般主张对晚期LMS、未分化子宫内膜肉瘤 (UES) 、CS及复发性肉瘤患者辅以术后化疗。常用且有效的化疗药物有:多柔比星 (ADM) 、异环磷酰胺 (IFO) 、DDP等。近年来, 以紫杉醇类、吉西他滨、多柔比星脂质体和托泊替康等为代表的新型化疗药物亦见报道。其中以ADM的疗效最佳, 文献报道单药有效率为25%。

目前尚无理想的联合化疗方案, 尤其对于各种不同组织学亚型, 选择何种化疗药物及剂量仍不甚明了。一般认为, ADM对LMS和子宫内膜间质肉瘤 (ESS) 疗效较好, 而IFO、DDP则对CS较其他药物疗效更好。目前临床常用的联合化疗方案主要有:①IAP方案:IFO (需美司钠进行解毒) +ADM+DDP;②APD方案:ADM+DDP+氮烯米胺 (DTIC ) ;③VAC方案:长春新碱 (VCR) +放线菌素D (KSM) +环磷酰胺 (CTX ) ;④HDE方案:羟基脲 (Hu) +DTIC+依托泊苷 (Vp16) 。

有研究认为, 对于病变局限于子宫并实现了手术彻底减瘤的CS患者, 可采用IFO+DDP的联合化疗方案进行术后辅助治疗。另有回顾性研究表明, 紫杉醇+卡铂方案可能也对这类患者具有一定疗效。最近GOG正在进行一项Ⅲ期试验, 以比较紫杉醇+卡铂方案与紫杉醇+IFO方案的疗效差异。对于晚期或是复发CS患者, 有一些研究表明紫杉醇联合IFO或卡铂的化疗方案可以提高疗效、延长患者生存期。因此, 有研究者建议将这两种方案作为晚期或复发CS的一线化疗方案。

对LMS患者而言, 若病变局限于子宫并实现了手术彻底减瘤, ADM单药方案、ADM+DDP和吉西他滨+多西紫杉醇方案均有一定疗效。对晚期或是复发的LMS患者, 多建议采用ADM单药 (60 mg/m2) 、ADM+IFO、吉西他滨 (单药或联合多西紫杉醇) 的化疗方案。但囿于样本量等因素限制, 这些方案疗效暂无科学的统计学结论。除此之外, 在前面提到的EORTC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中发现, 无论术后辅以ADM或IFO, 子宫肉瘤患者都未能从中明显获益[1]。故晚期或复发LMS患者接受ADM和IFO化疗方案治疗后的疗效尚需Ⅲ期临床试验进一步加以论证。化疗药物均有一定的毒副反应, 因此, 对子宫肉瘤患者是否选择术后辅助化疗, 临床医生要慎重考虑。

3 激素治疗

众所周知, 子宫肉瘤组织可表达雌、孕激素受体。Lantta等检测了360例不同组织学类型的子宫肉瘤表达雌激素受体的情况, 该组病例中ESS、CS、LMS雌激素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78%、60% 和42%;孕激素受体阳性率分别为60%、22%和19%。理论上, 应用孕激素治疗子宫肉瘤应有一定疗效。同时, 较之化疗药物, 激素类药物具有低毒性的优点。因此, 孕激素治疗应该是子宫肉瘤辅助治疗可选用的方法之一。

根据临床观察结果, 孕激素对ESS、CS有一定疗效, 其中ESS的有效率高达50%。有报道使用芳香化酶抑制剂来曲唑治疗复发低度恶性ESS有效率大于50%。最近有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GnRH analog) 治疗ESS的报道。因此, 许多学者建议激素治疗应作为ESS术后基本的辅助治疗之一。但仍有数项研究报道中, 子宫肉瘤患者术后辅助激素治疗的疗效各异。所以对于激素治疗是否能够降低肿瘤复发率或是提高生存率, 目前尚无定论。

目前, 孕激素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ESS及部分孕激素受体阳性的UES。常用孕激素药物有:醋酸甲羟孕酮 (MPA) , 甲地孕酮 (MA) 和己酸孕酮。一般主张剂量不小于200 mg/d, 应用时间不短于1年。

4 靶向治疗

在软组织肉瘤的靶向治疗领域, 越来越多的靶向治疗药物进入临床, 其中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已被证明对于胃肠道间质肿瘤具有确切疗效。于是, 研究者开始深入至分子水平来探究子宫肉瘤发病机制, 继而提出了一些靶向治疗的方案, 以期能找到开启子宫肉瘤术后辅助治疗这一领域大门的钥匙。关于LMS, 可能的靶向制剂包括:①磷脂酰肌醇-3激酶 (PI3K)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 (mTOR) 、蛋白质丝氨酸苏氨酸激酶 (AKT) 抑制剂;②环氧合酶 (COX) 抑制剂;③针对WT1、acrogranin的靶向制剂。在ESS的靶向治疗领域, 新型孕激素制剂、融合基因JAZF1/JJAZ1和JAZF1/PHF1相关的靶向制剂以及针对WT1的靶向制剂是目前的研究方向[6]。目前相关文献报道较少, 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子宫肉瘤恶性程度高, 易远处转移及复发, 但对放疗、化疗等均不甚敏感, 目前尚无确切有效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案。由于子宫肉瘤发生率低, 缺乏大样本的前瞻性随机研究, 故不易获得循证医学证据, 尚需进行更长时间、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而一些新型的化疗药物或靶向制剂, 可能具有一定的研究前景。

参考文献

[1]Reed NS, Mangioni C, Matrom H, et al.PhaseⅢrandomized study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adjuvant pelvic 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u-terine sarcomas stageⅠandⅡ:an 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gynecological cancer group study (pro-tocol55874) [J], Eur J Cancer, 2008, 44 (6) :808-818.

[2]Wolfson AH, Brady MF, Rocereto T, et al.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randomized phaseⅢtrial of whole abdominal irradiation (WAI) vs.cisplatin-ifosfamide and mensa (CIM) as post-surgical therapy in stageⅠ～Ⅳcarcinosarcoma (CS) of the uterus[J].Gy-necol Oncol, 2007, 107 (2) :177-185.

[3] Brooks SE, Zhan M, Cote T, et al. Survei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analysis of 2677 cases of uterine sarcoma 1989～1999[J]. Gynecol Oncol, 2004, 93 (1) :204-208.

[4]Kapp DS, Shin JY, Chan JK.Prognostic factors and survival in1396patients with uterine leiomysarcomas:emphasis on impact of lymph-adenectomy and oophorectomy[J].Cancer, 2008, 112 (4) :820-830.

[5]Sampath S, Schultheiss TC, Ryu JK, et al.The role of adjuvant ra-diation in uterine sarcoma[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0, 76 (3) :728-734.

[6]Frederic A, Cooosemans An, Maria DR, et al.Clinical management of uterine sarcomas[J].Lancet Oncol, 2009, 10 (12) :1188-1198.

术后辅助治疗 篇2

关键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腹腔镜米非司酮孕三烯酮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2.27.120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在近两年发生率有升高的趋势，其发生多为生育年龄的妇女。腹腔镜治疗具有创伤小、效果好、恢复快等优点_[1]，本文通过回顾分析2011年的患者资料，旨在观察比较不同药物辅助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2011年收治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患者184例，随机分成三组，均实施腹腔镜剥除术，A组54例，实施单纯腹腔镜手术，未辅助用药；B组65例，术后服用孕三烯酮；C组65例，术后服用米非司酮。三组患者年龄、孕产次、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方法：A组采取腹腔镜下行卵巢肿瘤剥除术，止血方式采用电凝止血或者缝扎止血。术后为服用辅助药物治疗。B组手术方法上同，术后患者口服孕三烯酮，1周2次，每次25mg，1个月为1个疗程，共4个疗程。C组手术方法上同，术后患者口服米非司酮，1次/日，每次125mg，1个月为1个疗程，共3个疗程_[2]。观察三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复发率情况。

疗效判断标准：①显效：疼痛明显减轻或环节，盆腔触痛结节消失；②有效：疼痛有所减轻，盆腔结节变软且缩小；③无效：症状无缓解，盆腔结节触痛明显。

统计学处理：所有统计学方法均使用SPSS100进行处理，并对有效率和复发率进行t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临床疗效：A组总有效45例（8333%），B组总有效59例（9077%），C组总有效61例（9385%），B、C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与A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良反应和复发率方面，C组较B组更少，差异显著（P<005）。见表1。

不良反应：B组与C组用药后均有症状出现，主要为体重增加、水肿、痤疮，B组出现不良反应为38例（5846%），C组为5例（77%），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讨论

目前，随着妇产科微创技术的发展，腹腔镜已经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中。但是，子宫内膜异位手术中，囊肿常常破裂，导致术中病灶难以清除，患者采用保守性手术的复发率很高。通过使用药物辅助，可以使其治疗效果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

孕三烯酮可阻断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抑制卵巢甾体激素的合成，使子宫内膜萎缩。米非司酮作为孕激素受体拮抗剂，通常用来紧急避孕等在内膜异位症的治疗中，可发挥萎缩病灶、缓解疼痛的作用_[3]。

本研究中，通过将采用单纯腹腔镜手术患者与术后服用孕三烯酮和术后服用米非司酮的患者相对比，可以发现，用孕三烯酮和米非司酮药物辅助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术效果显著，有更少的不良反应和复发率，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邢庭阀.血清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联合超声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诊断价值[J].实用医学杂志，2009，25（2）：214—215.

2熊员焕，朱波，凌燕.子宫内膜异位症腹腔镜术后不同药物巩固治疗的疗效比较[J].现代妇产科进展，2005，14（6）：492—494.

子宫肉瘤术后的辅助治疗 篇3

1 化学治疗

1.1 子宫平滑肌肉瘤 (LMS) LMS

目前单药化疗最有效的是多柔比星60 mg/m2, 间隔3周, 有效率10%～25%。异环磷酰胺有效率17%。联合化疗方案很多, 多柔比星、异环磷酰胺、顺铂和达卡巴嗪等为常用药物。其中异环磷酰胺+多柔比星的有效率为30%～40%。2008年妇科肿瘤学组报道2个实验结果, 方案为:吉西他滨900 mg/m2, 第1天和8天用, 多西他赛100 mg/m2第1天用, 21天为1个周期。一个以此方案作为一线药物, 实验组有效率为36%, 与多柔比星 (反应率20%～30%) 及异环磷酰胺+多柔比星 (反应率约30%) 相比是有优势的;另一个以此方案作为二线药物, 实验组有效率为27%。同一方案用于评估Ⅰ～Ⅳ期LMS手术后患者应用能否提高无进展生存率, 结果显示采用此方案Ⅰ、Ⅱ期LMS的术后患者2年的无进展生存率为59%, 因此认为吉西他滨+多西他赛联合化疗应当用于早期LMS手术后患者[1]。

其他多药联合虽然有效率有提高, 但是不良反应明显加重。近年来一种海洋源性抗肿瘤生物药物Trabectedin应用于LMS的患者。Trabectedin是用于进展型软组织肉瘤的二线治疗药物, 其机制是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中DNA短支的缺口, 影响并抑制蛋白质的合成, 抑制肿瘤细胞的分裂和生长, 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细胞毒性药物。现在已经成为对蒽环类和异环磷酰胺耐药的进展型软组织肉瘤患者的有效药物。Sanfilippo等[2]报道Trabectedin用于66例转移性LMS的回顾性研究, 11例患者 (17%) 达到部分缓解, 23例 (35%) 稳定, 总的无进展生存3.3个月, 3个月和6个月的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53%和33%, 认为Trabectedin可以作为转移性LMS患者姑息治疗的一个选择。现有的临床观察结果提示, Trabectedin作为LMS的二线治疗效果并不逊色于多柔比星, 异环磷酰胺和吉西他滨的单药化疗。目前将进行多柔比星与Trabectedin联合用药的研究。

1.2 子宫内膜间质肉瘤 (ESS)

对于ESS的报道较少。辅助化疗可用于晚期或复发性ESS的治疗, 异环磷酰胺单药化疗的有效率为33.3%。有学者报道用顺铂+表柔比星方案治疗子宫肉瘤15例, 显效的7例中5例为ESS, 其中4例获得完全缓解。而激素治疗有一定疗效。

1.3 癌肉瘤 (CS)

术后辅助性化疗对于CS提高生存率有效。Sutton等[3]报道96例Ⅰ～Ⅱ期CS患者手术后用异环磷酰胺+顺铂连用5天方案, 结果65例可评估的患者中50例为Ⅰ期, 15例为Ⅱ期, 5年总生存率为62%, 而单纯手术治疗的5年生存率为29%。而Ⅰ～Ⅳ期术后采用异环磷酰胺+顺铂方案化疗232例, 结果207例可评估, 化疗组较放疗组复发率低, 死亡率也较放疗组低。异环磷酰胺与紫杉醇联合的化疗方案也有较好的疗效, 有效率可达45%。

2 放射治疗

由于子宫肉瘤病例较少, 辅助放疗应用于子宫肉瘤的治疗相关报道缺少足够的随机研究而多为单独的回顾性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认为, 辅助放疗可以提高局部病变的控制, 减少子宫肉瘤的局部复发, 但是对生存率没有影响。Wright 等[4]则发现, 辅助放疗对LMS患者的作用十分有限。对于LMS手术有残留的患者可以辅助放疗加或不加化疗。2009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NCCN) 推荐ESSⅠ、Ⅱ期患者术后仅需随访, 不推荐辅助放疗。对于Ⅲ、ⅣA期患者行激素治疗±盆腔放疗, ⅣB期患者行激素治疗±辅助放疗。未分化子宫内膜肉瘤 (UES) Ⅰ、Ⅱ期患者术后常规辅助放疗, Ⅲ期患者放疗或化疗, ⅣA期患者化疗和 (或) 放疗, ⅣB期患者化疗联合姑息性放疗。CS术后推荐辅助盆腔放疗, 放疗患者盆腔复发率低于仅行手术者, 远处转移的中位时间较仅行手术者长, 但5年生存率和远处转移率无明显差别, Ⅰ～Ⅲ期放疗患者总生存期延长, Ⅳ期总生存期和疾病特异生存期均延长;放疗提高术中未行淋巴结切除的早期患者的生存率。2011年一项关于子宫肉瘤术后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 111例子宫肉瘤患者术后接受放疗, 外照射的中位剂量为45Gy, 43%的患者接受了阴道后装治疗, 21%的患者接受了化疗。5年生存率为74.6%, 局部的孤立行复发率为12.6%, 远处转移率为29.7%, 80%发生在肺部。认为术后放疗对于局部控制良好, 后装治疗有效, 但没有提高局部控制率。对于复发或转移的晚期患者, 可行姑息性放疗或化疗。复发肉瘤的放疗根据复发部位和既往辅助治疗的情况来制定放疗方案。

3 激素治疗

子宫肉瘤患者中30%～50%雌孕激素受体阳性。目前临床观察的结果证实, 子宫肉瘤患者雌激素受体阳性者, 与雌激素受体阴性的患者比较, 他们的总体生存率更高, 而无论在原发或复发的雌激素受体阳性的子宫肉瘤患者中都可以考虑辅助激素治疗。也有临床证据显示, 残留或复发的低级别ESS患者对激素疗法的总反应率高达82%, 这提示对于不易行手术切除的复发病例可以考虑激素治疗。另外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也可缓解LMS进展。通过应用激素治疗激素依赖性的肿瘤, 也证实了ESS对芳香化酶的反应性[5]。芳香化酶抑制剂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GnRHa) 已成为一、二线肿瘤治疗药物效果不佳时有效的替代治疗药物, 且芳香化酶抑制剂的疗效比孕激素的不良反应更小, 耐受性更好。O′Cearbhaill 等[6]报道40例进展期或复发的LMS患者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的情况, 结果34例有可以测量的肿瘤, 22例雌激素受体阳性, 9例雌激素受体阴性, 3例不明确, 10例孕激素受体阳性, 10例孕激素受体阴性, 14例不明确;患者中74%采用来曲唑, 21%用阿那曲唑, 6%用依西美坦;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为2.9个月 (95%CI: 1.8～5.1) , 雌激素受体或孕激素受体阳性者1年PFS率为28% (95%CI: 11%～48%) , 所有雌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有较好的部分缓解率。UES由于雌孕激素受体均阴性, 因此对激素无反应。CS约有30%表达雌孕激素受体, 在激素受体阳性的肿瘤化疗前可以试行激素治疗。

4 分子靶向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对于子宫肉瘤的疗效仍在探索之中, 近年来研究比较多的靶向治疗药物主要有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周期蛋白依赖激酶抑制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等。临床试验在评价苹果酸舒尼替尼治疗复发性或持续性LMS的研究中认为, 作为二线、三线药物舒尼替尼的疗效并不理想[7]。而烟曲霉醇 (TNP- 470) 是一种烟曲霉素合成类似物, 能有效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破坏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从而抑制肿瘤的生成与扩散。Miura 等[8]则将TNP- 470联合Jun氨基端激酶抑制剂 (jun N-terminal kinase inhibitor, JNK-Ⅰ) 用于CS细胞。结果表明, 低浓度的两者联用可有效降低各种不良反应, 阻止肿瘤血管的生成。

5 小 结

子宫肉瘤罕见, 各组织学类型的标准治疗方式尚未建立。目前子宫肉瘤的主要治疗方式是手术治疗, 仍未发现有效的辅助治疗方案可以显著减少复发、延长术后生存期。放疗、化疗、激素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Hensley ML, Blessing JA, Mannel R, et al.Fixed-dose rate gemcit-abin-eplus docetaxel as first-line therapy for metastatic uterine leio-myosarco-ma: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phase trial[J].Gynecol Oncol, 2008, 109 (3) :329-334.

[2]Sanfilippo R, Grosso F, Jones RL, et al.Trabectedin in advanced u-terine leiomyosarcomas:a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 analysis from two reference centers[J].Gynecol Oncol, 2011, 123 (3) :553-556.

[3]Sutton G, Kauderer J, Carson LF, et al.Adjuvant ifosfamide and cisplatin in patients with completely resected stageⅠorⅡcarcinosar-comas (mixed mesodermal tumors) of the uterus: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Study[J].Gynecol Oncol, 2005, 96 (3) :630-634.

[4]Wright JD, Seshan VE, Shah M, et al.The role of radiation in im-proving survival for early-stage carcinosarcoma and leiomyosarcoma[J].Am J Obstet Gynecol, 2008, 199 (5) :536-540.

[5]Reich O, Reqauer S.Hormonal therapy of endometrial stromal sarco-ma[J].Curr Opin Oncol, 2007, 19 (4) :347-352.

[6]O'Cearbhaill R, Zhou Q, Iasonos A, et al.Treatment of advanced u-terine leiomyosarcoma with aromatase inhibitors[J].Gynecol Oncol, 2010, 116 (3) :424-429.

[7]Hensley ML, Sill MW, Scribner DRJr, et al.Sunitinib ma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or persistent uterine leiomyosarcoma: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phaseⅡstudy[J].Gynecol Oncol, 2009, 115 (3) :460-465.

中药辅助治疗乳腺囊肿 篇4

我患有乳腺囊肿几年了，一直没有什么症状表现，但还是有些担心，是否可以通过药物或者其他的治疗方法治愈？饮食上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通过服用中草药物可以消除吗？是否会发生癌变？

山西芮城：邓彦艳

邓读者：

乳腺囊肿可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以绝经前40岁以上女性多见，患乳腺囊肿时间最长的达10余年之久，多数乳腺囊肿患者无自觉症状。如果囊肿不断增大，可对乳腺周围组织持续不断地进行压迫，导致乳腺功能异常。由于囊肿形成原因目前尚不明了，其治疗方法可采用手术治疗，抽取其囊内液体，使囊肿缩小。乳腺囊肿多为良性肿瘤，一般不会恶变，但要定期去检查。

生活原则：避免摄入激素类的保健品。如花粉、蜂皇浆、大豆异黄酮、鸡翅、鸡腿甚至海鲜。建议吃时令瓜果蔬菜。

中药辅助：猫爪草、海藻、昆布等有疏通乳腺的功效。在这里向你推荐猫爪草瘦肉汤：将猫爪草20～30克、夏枯草45克洗净，浸泡，500克猪瘦肉洗净，切片。然后把这些原料与两片生姜一起放入瓦罐内，加清水2500毫升（约10碗水量），武火煲沸后，改为文火煲，约两个半小时后，加盐即可食用。每周2～3次。

中药猫爪草煲猪瘦肉有消炎散结、清热解毒的功效。猪瘦肉在汤中为药引之用。

卵巢恶性肿瘤术后的辅助治疗 篇5

1 卵巢癌的一线化疗

卵巢癌初次手术后或中间性肿瘤细胞减灭术前后施行的化疗称为一线化疗。随着化疗药物研究进展, 卵巢癌的一线化疗方案由上世纪50、60年代烷化剂单药、非铂类联合化疗, 70年代铂类为主的联合化疗, 发展为铂类 (卡铂、顺铂) 与紫杉醇或多西紫杉醇联合化疗方案。

1.1 卵巢癌一线化疗推荐方案、用药途径

卵巢癌的一线化疗方案是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方案。国际妇产科联盟 (FIGO) 和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 (NCCN) 等国际权威机构制订的卵巢癌诊治指南均一致推荐紫杉醇和卡铂联合化疗方案为卵巢癌的一线化疗方案。用药途径包括静脉用药和腹腔化疗。推荐的静脉化疗方案包括:①紫杉醇175 mg/m2, 3小时静脉滴注, 卡铂曲线下面积 (AUC) 5.0～7.5, 每3周重复;②多西紫杉醇60～75 mg/m2, 1小时静脉滴注, 卡铂AUC 5～6, 每3周重复;③紫杉醇80 mg/m2, 1小时静脉滴注, 第1、8、15天, 卡铂AUC 6, 静脉滴注, 第1天, 每3周重复。推荐的腹腔化疗方案为:紫杉醇135 mg/m2, 24小时静脉滴注, 第1天;顺铂100 mg/m2, 腹腔灌注, 第2天;紫杉醇60 mg/m2腹腔化疗, 第8天[最大体表面积 (BSA) 2.0 m2], 每3周重复。

骨髓抑制较明显者, 可选择顺铂联合紫杉醇化疗, 紫杉醇宜采用24小时静脉滴注, 以减轻神经毒性。对于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 也可采用顺铂或卡铂联合环磷酰胺方案, 顺铂75 mg/m2 (静脉或腹腔用药) , 环磷酰胺750 mg/m2, 每4周重复。或卡铂AUC 5～6, 环磷酰胺600 mg/m2, 每4周重复。

1.2 卵巢癌一线化疗的指征、疗程数

已行彻底分期手术的ⅠA、ⅠB期G1患者, 经单纯手术其5年无瘤生存率为91%, 总生存率达94%, 可不进行术后化疗;对未能行彻底分期手术、临床疑为Ⅰ期者, 推荐术后辅助化疗;ⅠA、ⅠB期G3 (包括透明细胞癌) 和ⅠC期患者应进行3～6疗程紫杉类+卡铂静脉化疗。ⅠA、ⅠB期G2患者, 可进行严密随访或3～6疗程紫杉类+卡铂化疗;对于Ⅱ期以上患者, 推荐6～8疗程化疗。未达理想肿瘤细胞减灭术者多采用静脉化疗, 达到理想肿瘤细胞减灭术者 (残余灶<1 cm) 推荐腹腔化疗, 也可静脉化疗。

1.3 一线化疗方案的毒性反应和疗效评估

卵巢癌一线化疗方案的毒性反应和疗效评估通常采用WHO或国际抗癌联盟 (UICC) 有关细胞毒性药物急性和亚急性毒性反应评估标准及实体瘤评估标准。每疗程评估毒性反应, 每2～3疗程评估疗效。剂量相同时, 顺铂腹腔化疗较静脉化疗毒性反应轻。由于目前所推荐的腹腔化疗方案较静脉化疗采用更高剂量强度, 因而毒性反应较重。顺铂与紫杉醇联合较卡铂联合紫杉醇化疗神经毒性更为明显, 而后者骨髓抑制更为明显。多西紫杉醇的神经毒性和致敏性较紫杉醇高。顺铂的肾毒性和神经毒性具有累积性, 应用顺铂时应特别注意水化、监护肾功能及神经毒性。与其他实体瘤相似, 影像学证据是评估上皮性卵巢癌化疗疗效的主要客观方法, 包括超声、CT、MRI、PET-CT检查等。但对于以腹膜播散转移为主者尚无敏感有效的评估方法, 如术前CA125升高, 可以CA125作为疗效评价标准。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是Rustin标准和GCIG标准, 以CA125下降50%或75%作为有效标准。远期疗效以总生存期 (OS) 、无进展生存期 (PFS) 作为判断指标。

2 卵巢癌的维持和巩固治疗

化疗杀伤肿瘤细胞遵循一级动力学规律, 即一定剂量的有效药物杀灭一定比例的癌细胞, 每一疗程杀灭一个对数的恶性肿瘤细胞。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患者虽然临床上已无肿瘤存在的客观证据, 但体内仍可能残存高达109个癌细胞, 只有杀灭癌细胞至104～105个时, 残存的癌细胞才有可能被机体免疫机制所杀灭, 从而达到根治目的。因此, 要达到根治效果, 理论上讲单纯诱导化疗达到临床完全缓解是不够的, 其后的巩固化疗或维持化疗是必要的。目前尚无维持治疗和巩固治疗的确切定义及两者间的确切区别。维持治疗一般指延长初始化疗的时限, 方法包括增加原有一线化疗疗程数、继续化疗但改变方案 (包括单药或联合化疗 ) 、进行腹腔化疗、激素治疗、干扰素免疫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等治疗。巩固治疗一般指对完全缓解 (包括临床和病理 ) 及二探时发现仍有微小残留灶的患者, 采用与初始治疗方法差别较大的治疗, 包括干细胞支持的大剂量化疗、全腹放疗、 32P或同位素标记抗体腹腔内照射等。但目前仅有少数临床对照试验显示维持或巩固治疗可延长PFS, 大多数报道均显示不延长PFS和OS。而且, 维持治疗或巩固治疗带来的毒性反应将降低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 维持或巩固治疗对晚期卵巢癌的意义尚待明确。

3 卵巢癌的二线化疗

卵巢癌一旦复发, 是无法治愈的, 对于复发性卵巢癌的治疗是姑息性的, 其治疗目的是延缓疾病进展、延长生存期、控制肿瘤相关症状、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治疗方案应根据复发类型进行分层, 同时考虑二线化疗药物毒性、一线化疗药物累积毒性、患者的意愿等进行个体化治疗。如有可能, 鼓励患者参加临床试验。

3.1 化疗时机

临床上有症状、临床或影像学检查有复发证据、CA125升高, 3项中有2项即可开始复发治疗。CA125升高早于症状2～6个月出现, 对单纯CA125升高的处理存在争议。Rustin研究发现, 经肿瘤细胞减灭术和铂类为基础一线化疗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卵巢癌患者, 如果单纯CA125升高达正常上限2倍即开始化疗并不改善患者生存状况, 且因早期干预所致的化疗毒性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延缓治疗组患者生活质量更好。但该研究存在一定缺陷, 如复发病例中二次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可能作用, 未根据肿瘤细胞减灭术治疗残余灶大小进行分层, 复发化疗未标准化等。目前, 对于系列测定CA125持续升高, 除外其他原因者, 可采取观察、他莫昔芬治疗或开始化疗。

3.2 化疗方案

对于铂类敏感的复发患者, 选择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方案:卡铂与紫杉醇 (周期或周疗) 、卡铂与多西他赛、卡铂与吉西他滨或多柔比星脂质体联合方案, 或顺铂联合吉西他滨。不能耐受联合化疗者, 可选择卡铂或顺铂单药化疗。对停止一线化疗12个月以上复发、病灶孤立、有完全切除可能、生活质量评分高的患者, 可先行二次肿瘤细胞减灭术, 然后化疗, 也可2～3疗程化疗后行二次肿瘤细胞减灭术, 术后继续化疗。

对于铂耐药复发患者, 选择非铂类化疗, 一般不用联合化疗, 推荐药物包括:多西他赛、拓扑替康、多柔比星脂质体、依托泊苷、紫杉醇。其他可能有效的化疗药物包括:六甲蜜胺、伊立替康、美法仑片、奥沙利铂、长春瑞滨、环磷酰胺、异环磷酰胺等。

4 卵巢癌的靶向治疗

卵巢癌靶向治疗药物主要包括抗血管生成 (Bevacizumab、贝伐单抗) 、EGFR抑制剂、PARP抑制剂、mTOR抑制剂等。迄今为止, 临床试验显示, 酪氨酸激酶制剂对卵巢癌治疗作用有限, 贝伐单抗对卵巢癌巩固治疗及复发性卵巢癌有一定疗效。贝伐单抗常见并发症 (多为自限性) 包括:蛋白尿、黏膜出血 (特别是牙龈出血) 、高血压。少见并发症包括:肾病综合征、肿瘤部位出血、顽固性高血压。罕见并发症 (<1%) 包括:可逆性脑白质病综合征 (脑白质血管性水肿导致精神异常、抽搐) 、皮质盲。特有并发症包括:①动脉栓塞, 发生率3%～5%, 高危因素为年龄超过65岁, 动脉栓塞史;②刀口裂开, 发生率约1%;③胃肠道穿孔及瘘, 发生率2%～4%, 高危因素为先前化疗疗程、肠梗阻、肿瘤累及肠壁。

5 卵巢癌的内分泌治疗

内分泌治疗不是卵巢癌的主要治疗手段, 但对于化疗耐药的复发或未控患者, 激素治疗是可以接受的治疗方法。可选择药物包括芳香化酶抑制剂 (阿那曲唑、来曲唑) 、GnRH-a (亮丙瑞林) 、醋酸甲地孕酮、他莫昔芬等。常用方案:他莫昔芬20 mg, 每天2次, 或他莫昔芬20 mg/d联合亮丙瑞林3.6 mg/m, 肌内注射。

6 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及性索间质肿瘤术后辅助治疗

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分期手术或肿瘤细胞减灭术 (年轻、有生育要求者保留生育功能) 后, 除Ⅰ期无性细胞瘤及Ⅰ期G1未成熟畸胎瘤无需化疗外, 其他均需化疗。首选化疗方案为BEP (博来霉素、依托泊苷、顺铂) , 3～4疗程。对于ⅠB～Ⅲ期可选用PE方案化疗3疗程。对于恶性生殖细胞肿瘤复发提倡积极手术, 无生育要求的无性细胞瘤复发患者可采用放疗。经多次化疗复发的患者, 可选择的化疗方案包括TIP、VAC、VeIP、VIP、TC化疗或放疗。

子宫内膜癌术后辅助放射治疗进展 篇6

1 Ⅰ期子宫内膜癌的放射治疗

子宫内膜癌的病理分级和子宫浸润深度是影响子宫内膜癌预后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4,5,6]。现在已有几个根据病理分级的Ⅰ期子宫内膜癌分危模式[4,5,6]。但目前国际上对Ⅰ期子宫内膜癌的低、中、高危尚无统一分危标准。各指南分危标准也不尽一致, 所以对Ⅰ期中各亚组的术后放疗意见也尚不完全相同, 因此, 制定统一的分危标准是规范子宫内膜癌术后放疗的前提条件之一。虽然目前绝大多数指南和研究认为:ⅠA期 G 1、G 2术后无需放疗;ⅠC期G 3术后需加放疗;但对ⅠB期、ⅠC期G 1、G 2、ⅠA期G 3术后是否放疗, 意见还不统一。

目前已出版3个评价术后放疗在早期子宫内膜癌的作用的大型临床随机对照试验[7,8,9,10,11]。还有几个大型临床试验尚在研究中, 相信这些临床实验结果将会对临床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子宫内膜癌术后放疗研究组 (the postoperative radiation therapy in endometrial carcinoma, PORTEC) 研究收录714例ⅠB期G 2、G 3或ⅠC期 G 1、G 2 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 354例接受盆腔放疗;360例观察, 5年局部复发率分别为4%和14% , 差异有显著性, 5年远处复发率及5年总存活率 (overall servival , OS) 差异无显著性 。亚组分析显示, ⅠB期G 2 患者或年龄小于60岁患者的复发率小于5%, 研究者认为对于这两类患者无需术后放疗[7]。后来PORTEC 发表了8年随访结果, 结果显示放疗组局部复发显著减少, 而8年OS差异无显著性[8] 。PORTEC 近期报道了10年随访结果, 重新统一病理阅片, 排除135例ⅠB期G 1, 结果未受影响, 放疗显著降低局部复发, 但10年OS差异无显著性, 大部分患者死于其他疾病, 因子宫内膜癌死亡率分别为11%和9%, 复发后观察组治疗效果好。预后因素主要包括分化程度、肌层侵润深度和年龄, 最显著的是分化程度[9]。为了避免过度处理和减少术后辅助放疗的危险, 研究者建议, 无需对全部中危患者行术后辅助放疗, 仅对于复发可能性超过15 %的高中危患者 (HIR) 使用 (ⅠB期G 3或ⅠC期G 1、G 2年龄超过60岁) , 对于其他低中危患者 (LIR) , 密切随访, 如出现复发, 早期处理。妇科肿瘤组 (the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GOG) 研究收录392例ⅠB 或ⅠC或隐性Ⅱ期患者, 术后190例接受盆腔放疗, 202例观察, 放疗显著减少了5年局部复发及阴道复发, 远处复发差异无显著性, 5年OS差异无显著性;研究者进一步将中危患者分为高中危和低中危, 以G 2、G 3、ⅠC、LVSI 阳性为高危因素, 超过70 岁者有上述1项高危因素, 或50~70岁有2 项高危因素, 或50岁以下有3项高危因素者为HIR (约占33%) , 其余为LIR, 结果对于HIR组, 观察组复发率很高, 放疗显著降低复发, 而对于LIR组, 放疗作用不明显;研究者建议对HIR行辅助放疗, 对LIR无需术后处理[10]。Aalders等1980年发表的研究, 收录了540例临床Ⅰ期患者, 随机分配到两组, 277例观察, 263例接受盆腔放疗, 两组5年阴道和盆腔的复发率分别为7%和2%, 更多的远处复发率发生在盆腔放疗组, 两组分别为5%和10%, 5年生存率差异无显著性, 前者为91%, 后者为89%[11]。

3个实验的结果是术后放疗减少了盆腔和阴道复发率, 但对总体存活率差异无显著性, 且前两个实验表明远处复发率在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而Aalders等的试验结果表明更多的远处复发率发生在盆腔放疗组, 这可能与联合放疗 (内放疗加外放疗) 降低了患者的自身免疫力及有较多的年龄>60岁的患者有更深的肌层浸润有关。但因上述几个研究之间在纳入期别、手术方式及分期系统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 放疗对子宫内膜癌早期的总体存活率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另外, Scholten等[9]对PORTEC的跟踪报道, 多因素分析发现年龄 (≥60岁) 是估计术后局部复发率和死亡率的一个独立预后因素, 而且年龄≥60岁具有G 3或ⅠC, 10年局部复发率:放疗组4.6%;观察组23.1%。因此, 在PORTEC的结果建议中, 把年龄界定为60岁, 而在GOG则将年龄界定为3个组, 分别为≥70岁;50~70岁;<50岁并因此作为其分危的因素之一;而目前指南中也只有1个指南 (MSKCC指南) 将年龄作为术后放疗的考虑因素。因此, 是否应该把年龄及其界定作为子宫内膜癌早期术后放疗的一个分层因素, 也是以后需要研究的内容之一。

总体存活率是大多肿瘤随机对照的终点观测指标。但目前的几个研究结果表明放疗虽然减少了盆腔和阴道复发率, 对总体存活率却没有明显影响。因此, 放疗在子宫内膜癌早期的意义有一定的争议。但许多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最终并不是死于子宫内膜癌, 而是死于其他一些合并症如高血压、糖尿病、 肥胖。在PORTEC的试验中, 8年并发的实际死亡率在放疗组和观察组分别是19.7%和15.6%[8], 与子宫内膜癌相关的死亡率分别为9.6%和7.5%。GOG也有相似的结果, 几乎一半患者的死亡是由于其合并症, 而不是子宫内膜癌本身或治疗引起的 (观察组19/36;放疗组15/30) , 因此认为, 考虑到两组的并发的死亡率, 即使放疗减少了子宫内膜癌相关的风险, 但本试验规模尚不能足够可靠探测总体存活率的差异性[10]。这就是GOG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无瘤存活时间而不是总体存活率的原因。在PORTEC的试验中虽然样本量足够大, 但是它没有纳入那些复发高危的患者 (ⅠC期G 3和Ⅱ期) , 因此, 这个研究中放疗后总体生存率的准确性需谨慎考虑。因此, 仅从GOG和PORTEC的结果还不能足够结论性地推断盆腔放疗对总体存活率的影响。另外, 因为上述几个研究结果显示, 放疗减少了阴道复发, 最近有研究报道用阴道放疗代替盆腔放疗, 可以取得和盆腔放疗同样的局部控制率, 并具有更少的副反应, 获得较理想的无瘤存活率和总体存活率, 具有更好的生存质量[12]。 这个问题正在被PORTEC-2所研究 (一个多中心, 随机对照临床Ⅲ期试验, 比较盆腔放疗和阴道放疗) 。相信这些正在研究的试验, 其结果将会对子宫内膜癌的辅助性放疗产生深远影响, 指导放疗在子宫内膜癌中的更合理应用, 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同时也将会对上述的一些问题做出回答。

2 Ⅱ期子宫内膜癌的放疗

Ⅱ期子宫内膜癌在子宫内膜癌中占12%, 预后比Ⅰ期子宫内膜癌差, 5年总体存活率约75%。以前对于这期患者的治疗是术前放疗后手术, 现在推荐全面手术分期后加用盆腔放疗。现在有几个小宗资料报道对全面手术分期的Ⅱ期患者术后不用盆腔放疗而用阴道放疗有很少或没有局部复发[13], 在Ⅱ期子宫内膜癌中, 常规盆腔放疗的必要性正在被PORTEC-2所研究。对于淋巴管浸润而未行淋巴结切除的患者, 尤其需要盆腔放疗。因为GOG手术病理组发现, 淋巴管浸润的患者有高度淋巴结转移的危险, 别的研究者也证实了这一点[14]。但对那些因淋巴管浸润而已行淋巴结切除的患者的盆腔复发率, 没有很好地被统计, 因此, 对这类患者是否需常规盆腔放疗目前还不清楚。

3 Ⅲ期和Ⅳ期子宫内膜癌的放疗

据统计Ⅲ期和Ⅳ期在子宫内膜癌中分别占13%、3%, 其预后更差, 5年总体存活率分别为60%和15%~26%。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一直在不断改进中。Ⅲ期和Ⅳ期子宫内膜癌患者, 术后如不加用辅助性治疗, 具有很高的复发率。大量的争论存在于对其合理的辅助性治疗, 尤其是那些病灶已经被完全切除的患者。在许多机构, 给予这些患者术后盆腔放疗[15]。但是, 放疗的毒性又使人们开始转向化疗的使用[16]。另外, 很多研究者又提出对这类患者采取放化疗联合使用[17]。目前已报道的3个大型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对这类患者术后放疗和化疗的治疗效果[18,19,20]。

GOG[18]研究收录了396例ⅢA、ⅢB、ⅢC、ⅣA/ⅣB期患者, 术后194例接受化疗 (顺铂50 mg/m2;多柔比星60 mg/m2, 每3周1个疗程, 持续8个疗程) , 202例接受腹部放疗, 化疗提高了患者的5年无瘤生存率 (分别为50%和38%) 和5年总体生存率 (55%, 42%) 。虽然本研究结果表明化疗似乎比放疗更有效, 但由于本研究纳入的子宫内膜浆液性腺癌约占纳入病人的21%, 比以前其他研究所占比例多, 且子宫内膜浆液性腺癌对放疗不敏感, 因此, 这可以解释为何放疗组其结果没有化疗组好。Maggi等[19]研究收录了340例ⅠC期G 3、ⅡA~ⅢB期G 3、ⅢA 、ⅢB、 ⅢC患者, 术后例174化疗 (顺铂50 mg/m2, 多柔比星45 mg/m2, 环磷酰氨600 mg/m2, 每4周1个疗程, 连续5个疗程) , 166例放疗, 两组无瘤生存率 (3年、5年、7年) 和总体生存率无明显差异 (3年、5年、7年) 。该研究认为虽然两组在无瘤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无明显差异, 但化疗比放疗抑制或延缓了远处复发时间, 而放疗比化疗局部控制更有效。日本妇科肿瘤组 (the japan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JGOG) [20]研究收录了385例ⅠC、ⅡA、ⅡB、ⅢA、ⅢB、ⅢC患者, 术后192例化疗 (顺铂50 mg/m2, 多柔比星40 mg/m2, 环磷酰氨333 mg/m2, 每4周1个疗程, 持续 3个或更多疗程) , 193例放疗, 两组5年无瘤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无明显差异。亚组分析后研究者认为, 对Ⅱ、ⅢA期患者来说, 化疗比放疗更能提高无瘤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化疗组比放疗组其毒性反应没有明显增多。由此研究者认为, 对ⅠC、Ⅱ、ⅢA期细胞学 (+) 患者来说, 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是替代放疗的一个合适的方法。

术后辅助治疗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6月至2015年6月于我院就诊的膀胱癌患者56例, 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各28例。对照组男15例, 女13例;年龄45~76岁, 平均 (58.2±1.5) 岁。单发性21例、多发性7例;病理分期:G1期15例、G2期11例、G3期2例。试验组男18例, 女10例;年龄44~78岁, 平均 (60.4±1.7) 岁。单发性20例、多发性8例;病理分期:G1期14例、G2期9例、G3期5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临床诊断标准

(1) 依据《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2], 患者经影像学检查、病理检查确诊, 意识清晰、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能够积极配合医师操作。 (2) 排除药物过敏患者, 心肝肾功能不全患者, 手术禁忌证患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西医治疗方案, 采用膀胱部分切除术切除病灶。术后进行辅助化疗, 用药为吡柔比星, 由深圳万乐药业公司生产提供, 批号:H10930105。用药剂量为30 mg, 和50 ml无菌注射液混合后灌注至膀胱内, 保留时间30 min。每周1次, 共计用药8周时间。试验组辅助应用苦参注射液, 由山西振东制药公司生产提供, 批号:Z14021230。用药剂量为10 ml, 和200 ml氯化钠注射液混合后静脉滴注, 每日1次, 共计治疗4周时间。

1.4 观察项目和指标

(1) 比较两组治疗后的实验室指标, 以白细胞计数、CD4+、CD8+水平为代表。 (2) 观察不良反应情况, 做好准确记录, 常见如血尿、皮疹、骨髓抑制、肝肾功能异常等。 (3) 采用QLQ量表评估患者的生命质量[3], 以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为代表, 得分越高代表生存质量越好。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实验室指标比较

试验组白细胞计数高于对照组, CD4+、CD8+水平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试验组血尿、皮疹、骨髓抑制、肝肾异常各出现1例, 总发生率为10.7%;对照组血尿2例, 皮疹3例, 骨髓抑制4例, 肝肾异常出现1例, 总发生率为3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3 两组生命质量评分比较

试验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 讨论

在我国, 膀胱癌发病率在泌尿系统肿瘤中居于第一位, 患者症状表现为血尿、尿急尿频、排尿困难等, 不仅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还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就目前的研究而言, 膀胱癌发病机制复杂, 除了遗传因素以外, 还和外界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常见如吸烟、接触化学物质等。

在治疗上, 多采用手术方案切除部分膀胱, 并在术后进行辅助化疗, 患者能够获得良好的预后效果, 术后5年生存率能够达到60%以上[4]。但是, 由于患者术后体质差, 用药带来的不良反应多, 增加了痛苦、降低了临床依从性。为了探讨中药辅助治疗的效果, 本研究试验组采用苦参注射液, 主要由苦参、白土苓两种成分组成。其中, 苦参具有清热燥湿、杀虫利尿的功效, 用于便血黄疸、阴肿阴痒、湿疹湿疮等;白土苓具有祛风除湿、解毒健脾的功效, 用于恶疮肿毒、风湿关节疼痛等。两者合用, 起到散结止痛、清热利湿、凉血解毒的作用, 对于癌肿疼痛、出血具有良效[5]。在临床上, 苦参注射液主要应用在癌症术后患者和晚期癌症患者中, 一方面能够减轻疼痛, 改善患者的全身情况;另一方面不良反应少, 能够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苦参含有苦参碱, 进入人体后能够有效调节蛋白水平, 降低Bcl-2蛋白浓度, 加快人膀胱癌细胞的凋亡, 从而减轻症状、改善体征, 实现治疗目标。本研究结果显示, 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 , 和刘曾[6]的研究数据接近。试验组实验室指标优于对照组 (P<0.05) , 且各项生命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 。

综上所述, 膀胱癌患者手术治疗后, 辅助应用中药能够减少不良反应, 改善实验室指标, 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陈建超.中西医结合治疗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 2010, 8 (18) :46-47.

[2]那彦群.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M].200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2 (14) :127-135.

[3]邱敏.膀胱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的术式选择和手术要点[J].临床泌尿外科杂志, 2011, 26 (2) :147-149.

[4]韩苏军, 张思维, 陈万青, 等.中国膀胱癌发病现状及流行趋势分析[J].癌症进展, 2013, 11 (1) :89-95.

[5]邹鹏, 赵红.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中西医治疗研究进展[J].亚太传统医药, 2015, 11 (1) :46-48.

术后辅助治疗 篇8

1 基于临床因素的肺癌个体化辅助化疗:依然宝刀不老

肺癌分期是最重要的临床预后指标, 同时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治疗预测因子。随着近年来几项大规模Ⅲ期临床研究 (IALT, CALGB, JBR.10, ANITA, UFT) 长期随访结果的报道及肺癌分期的更新细化, 人们对肺癌辅助化疗有了更加理性地认识和更加科学的思考。依据分期指导原则制定肺癌的治疗策略, 是目前公认的个体化治疗基本标准之一[4]。从辅助化疗获益的特定人群见表1。

基于以上5个大规模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以及2006年和2007年ASCO上相继报道的3项大型荟萃分析 (2006年LACE荟萃分析, 2007年Stewart和Le Pechoux荟萃分析) , 我们看到, 术后辅助化疗使NSCLC患者5年生存率绝对获益4%, 因此NSCLC术后辅助化疗目前基本上得到认可, 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可为根治术后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尤其是Ⅱ、Ⅲ期患者[5]。IALT研究对各期没有特别强调, 甚至没有专门去评估大肿块的化疗效应。IALT, JBR.10, ANITA研究均未证实ⅠB期患者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CALGB9633是唯一的一项特别分析了ⅠB期患者辅助化疗的临床研究, 总体结果阴性, 仅在原先没有计划的亚组分析中发现, 直径≥4 cm的肿瘤患者可从术后辅助化疗中得到生存获益 (HR=0.69, 95%CI:0.48~0.99, P=0.043) [6]。而UFT研究结果显示, 对于Ⅰ期 (特别是T2N0) 腺癌的日本患者, 口服UFT能显著改善总体生存期[7], 这项试验结果与欧美研究既有相似之处, 又有不同之处, 其中的差异可能与人种、地域不同有关, 因此仅凭IB期患者的这种获益趋势还远不能够把辅助化疗作为标准治疗模式。也正是这些临床研究提示我们, 肺癌特别是IB期患者, 术后辅助化疗的地位目前尚存在争议。

除此之外, 个体化治疗需要考虑的指标还应包括患者的行为状态 (performance status, PS) 和体重减轻指数。如果PS>2或体重减轻指数>5%[8], 化疗或放疗的疗效将会大打折扣, 甚至起反作用。另外一个研究热点是老年人辅助化疗的问题, 老年人由于年长体弱, 器官耐受性更差, 采用顺铂方案辅助化疗, 对生存是否产生负性影响?2006年LACE荟萃分析认为“不应单独因为年龄因素而放弃含顺铂的辅助化疗方案[9]”。近来有研究显示早期NSCLC老年患者对辅助化疗的耐受与年轻患者相似, 且有生存期获益[10]。

2 基于肺癌病理类型的个体化辅助治疗:崭露头角

在关注肺癌个体化治疗分期因素的同时, 其病理类型的区分亦不容忽略。长期以来, 人们一度认为NSCLC化疗的疗效基本上不受病理类型的影响。而Scagliotti等[11]的JMDB研究亚组分析研究结果首次揭示了对NSCLC进行病理类型区分的必要性,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前瞻性的针对NSCLC不同组织学类型化疗疗效的研究, 向个体化治疗迈出了第一步。另外, Hanna等[12]及Peterson等[13]在研究中发现:不同组织类型对培美曲赛和多西他赛的反应存在差异。

与此同时, 在对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临床应用研究中发现, 贝伐单抗治疗引起的致命性出血和鳞状细胞癌组织学类型有关联, 因此在后期的研究中入组标准排除鳞癌患者[14]。

3 基于生物标志物的肺癌个体化辅助化疗:走向柳暗花明

除了肺癌分期、病理分型及PS因素外, 个体化化疗的关键环节, 就是基于生物标志物的化疗方案选择。实践已证实, 仅1/3左右的肺癌患者能从化疗中获益, 且由于肿瘤异质性的存在, 不同患者对化疗的药物敏感性也不尽相同, 故依据耐药基因及药敏结果的化疗方案选择, 已成为目前国际推荐肺癌标准化治疗的趋势[15]。近年来, 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 肺癌耐药因子如ERCC-1、RRM-1、BRCA-1以及β-tubulin等的研究为实现个体化化疗提供了契机, 推动肺癌个体化化疗从“雾里看花”走向“柳暗花明”。

2005年的ASCO大会上, Rosell等[16]报道了第一个基于分子标志物分型选择化疗方案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ERCC-1低表达组对含顺铂的两药方案有高达56.6%的反应率, 遗憾的是, ERCC-1高表达组对非铂类只有37.7%的有效率, 并未显示出如期的高效结果。同时, 该结论在2006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证实。Olaussen等[17]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 对著名的辅助化疗临床试验IALT中761例肺癌手术标本ERCC-1蛋白表达进行检测, 发现ERCC-1阴性患者辅助化疗组的中位生存时间比单纯手术组增加了14个月 (P=0.002) , ER-CC-1阳性患者则未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 首次在大样本研究中证实了功能基因对肺癌个体化治疗的指导原则。在对ERCC1耐药机制的长期研究中发现, ERCC1在NER (铂类化疗药物引起肿瘤细胞复制障碍的最主要修复途径) 修复途径中起着DNA损伤识别和链间切割的关键作用, 其过表达可使停滞在G2/M期的损伤DNA迅速修复, 导致其对顺铂耐药。用反义技术抑制ERCC1表达可以减少损伤DNA的修复[18]。近来Jiang等[19]及Hubner等[20]进行的两项关于ERCC1与肺癌含铂类方案治疗耐药关系进行的荟萃分析研究, 更加印证了上述研究结论。

此外, 基础研究显示, RRM是核苷酸还原酶中唯一的影响吉西他滨疗效的成分, 但既往研究多是基于吉西他滨与其他化疗药联合的方案, 因此这种临床获益是否是得益于吉西他滨还不是十分明确。2009年ASCO上周彩存教授的报道显示, RRM1对吉西他滨的影响可能与顺铂无关[21]。RRM基因多态性的分析可能成为指导化疗的另一靶点, 从而拓宽了RRM在指导化疗中的价值。

同时, Dumontet等[22]在研究中发现β-tubulinⅢ高表达与紫杉类化疗的NSCLC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揭示了β-tubulin与紫杉类药物微妙的关系。

近来基于分子表型检测技术的普及和更多耐药基因的发现, 为肺癌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了依据。

4 基于临床肺癌辅助靶向治疗:正渐行渐近

20世纪90年代, NSCLC新的靶向药物治疗登上历史舞台。靶向药物有着独特的非细胞毒性的抗肿瘤作用, 在疗效上并不亚于传统化疗的同时, 毒副作用也较常规化疗明显减轻。目前国际上大量的临床试验已经证实了靶向药物对晚期NSCLC患者的确切疗效, 同时, 其低毒的特异性靶向机制在肺癌辅助治疗领域中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因此, 肺癌术后靶向药物辅助治疗是否可行, 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焦点。

JBR.19是针对ⅠB~ⅢA期NSCLC切除术后到两年的病例研究。研究中随机将病例分成吉非替尼或空白对照组, 以观察EGFR-TKI的疗效。但因同期进行的吉非替尼治疗晚期肺癌的ISEL及SWOG0023研究显示的阴性结果而被提前终止[23]。而最近报道Janjigian等[24]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在167例EGRF突变的Ⅰ~Ⅲ期肺腺癌完全切除术后患者中, TKI治疗组2年DFS有延长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 (89%比72%, P=0.06) , 2年OS率无统计学差异 (96%比90%, P=0.296) 。该研究第一次证明了EGFR突变肺腺癌根治术后, 给予EGFR-TKI治疗有延长患者无病生存期的趋势。虽然未达到中位总生存期, 但初步结果仍令人鼓舞。但因为是回顾性研究, 患者基线特征不平衡等因素, 尚需进一步基于EGFR突变状态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证实。而RADIANT是一项针对Ⅰ~ⅢA期、EGFR表达阳性的NSCLC患者的研究, 术后先予4个周期含铂方案化疗, 然后TIK持续2年辅助治疗。该研究结果似乎并不能回答辅助靶向治疗是否优于辅助化疗, 也难以明确EGFR状态与靶向治疗疗效间的关系。

近年来, 随着对肺癌发生的研究深入, Crizotinib (EML4-ALK抑制剂) 作为一类新的靶向药物浮尘于世。2012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ESMO) 上公布了该药的Ⅲ期临床试验 (PROFILE 1007) 试验数据, 结果显示:crizotinib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为7.7个月, 与接受化疗的患者中位3.0个月的PFS相比 (HR0.49, 95%CI 0.37~0.64, P<0.0001) 。Crizotinib的总有效率也显着较高 (65%比20%, P<0.0001) 。初步结果令人鼓舞。而其能否应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术后辅助治疗, 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5 结语

术后含铂方案辅助化疗可改善NSCLC术后患者的生存, 而基于临床分期、病理分型、PS因素及生物标志物检测的个体化化疗将使更多患者从中获益;分子靶向药物的应用为NSCLC术后辅助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进一步开展生物标志物的研究, 将为辅助治疗的个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术后辅助治疗 篇9

在中华医学会第十七届骨科学术会议暨第十届COA国际学术大会上，北京儿童医院的李浩教授报告了《3D打印模型辅助后路内固定治疗儿童颈椎畸形》。其研究指出，个体化3D打印模型辅助后路螺钉内固定可提高置钉成功率，有效保护椎动脉及神经根，提高安全性，特别是对儿童颈椎畸形的治疗有很大帮助。研究团队对北京儿童医院骨科2012年9月至2014年5月CT确诊并手术的29例颈椎畸形伴上颈椎不稳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22例采用3D打印技术建立颈椎个体化3D打印模型，在模型上进行模拟置钉及内固定手术，获得个体化置钉数据，再进一步术中辅助真实手术，采取一期后路矫形及内固定治疗。22例个体化3D打印模型辅助术中置钉进行内固定手术，全部置钉成功，无椎动脉及神经根损伤，无内固定松动及断裂。随访时间平均为13.5个月，所有22例患者术后寰椎齿突间隙明显缩小，延髓颈髓角明显增大，延髓腹侧受压明显减轻或消失。本组无手术死亡病例，1例二次植骨融合，1例同期行胸锁乳突肌切断松解术，1例行枕骨大孔减压术，1例行寰椎后弓切除减压。李浩教授认为，个体化3D打印模型辅助后路螺钉内固定可提高置钉成功率，有效保护椎动脉及神经根，提高安全性，特别是对儿童颈椎畸形的治疗有很大帮助。（丁香园/DXY）

术后辅助治疗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0年6月-2013年6月间收治的跟骨关节内骨折患者87例, 所有患者均经临床及X线确诊。其中男53例, 女34例;年龄17~68岁, 平均年龄为 (42.46±14.66) 岁;左侧47例, 右侧40例;受伤后至来院就诊时间2h~8d, 平均 (3.04±2.25) d;骨折后到手术时间2~10d, 平均 (5.72±1.93) d;受伤原因:车祸伤19例, 高处坠落伤61例, 其他7例;按Sanders分型:Ⅱ型59例, Ⅲ型28例。本组患者均为闭合性骨折, 排除陈旧性骨折、开放性骨折、病理性骨折、合并糖尿病及严重心肝肾疾病患者。所有患者均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术后随机分为两组, 其中治疗组44例, 对照组43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情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P>0.05) 。

1.2 方法

手术采用连续性硬膜外麻醉, 麻醉生效后侧卧于手术台上, 采用跟骨外侧“L”形切口, 纵向起于外踝上5.0cm, 于跟腱前缘下行至外踝下方弧形向前延伸至第5跖骨底, 直至跟骨表面。复位后用可塑形钛板置外侧壁固定, 术后留置引流管1枚, 接负压吸引器, 全层缝合切口, 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术后不做外固定, 48~72h内拔管, 2周后切口拆线。对照组患者术后给予常规治疗:应用抗生素3d预防感染, 甘露醇及活血药物消肿止痛, 局部换药及对症处理, 理疗及功能锻炼。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HPO治疗, 术后第2天开始, 1次/d, 10d为1个疗程, 连续治疗2个疗程后比较两组患者皮瓣坏死率。HPO治疗应用青岛平度高压氧舱设备厂生产的空气加压治疗舱, 采用多人HPO舱, 治疗压力为0.25MPa (2.5ATA) , 稳压吸氧时间为1h, 中间休息5min, 共2次。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患者术后发生皮瓣坏死10例, 坏死率为23.26%, 除2例范围较大、钢板外露, 采用转移皮瓣方法治愈外, 其余均通过局部换药、外用生肌药物治愈。治疗组患者术后发生皮瓣坏死3例, 坏死率为6.82%, 皮缘坏死范围较小, 均通过局部换药、外用生肌药物治愈。两组患者皮缘坏死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173, P<0.05) 。

3 讨论

跟骨骨折是临床骨科常见损伤, 约占全身骨折的2%, 其中大部分跟骨骨折涉及关节面。因为跟骨的解剖形态完整性对后足正常的关节功能、足弓的支撑形态及负重时下肢的负重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对涉及关节面的跟骨粉碎性骨折大多采用手术治疗以恢复患者正常的足部功能。但跟骨主要为松质骨, 骨折后出血较多, 骨折出血加上钢板占位易产生较大张力, 压迫血管致血流不畅, 加之跟骨周围软组织菲薄, 切口易发生血供障碍, 局部缺血缺氧, 代谢紊乱, 影响切口愈合, 因此部分患者术后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如切口皮瓣坏死、感染、切口皮肤不愈合、跟骨及其周围疼痛等, 尤其是皮缘坏死的发生率较高[2]。

有研究证实, 在缺氧状态下, 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上皮细胞增殖减慢, 甚至停止分裂, 无氧代谢加强, 细胞发生功能障碍[3]。王友彬等[4]通过动物实验发现, HPO可通过抑制瘤坏死因子-α (TNF-α) 的表达、促进隙连接蛋白43 (Cx43) 的表达来减轻大鼠皮瓣缺血再灌注炎症反应。谭嘉等[5]通过动物模型亦发现HPO可促进软骨样组织向骨组织的转化, 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促进骨胶原蛋白的合成、分泌。临床研究亦证实[6], HPO通过增加血氧分压, 提高创伤组织氧含量, 提高血氧弥散力, 增加组织内氧弥散距离, 从而促进创伤成纤维细胞增生及胶原蛋白的释放, 促进血管再生和上皮细胞生长, 加速细胞增生和胶原纤维形成, 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肉芽组织的生长。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也发现术后应用HPO治疗可显著改善跟骨骨折患者皮瓣的缺氧状态, 促进伤口生长, 加速伤口愈合。因此, 笔者认为HPO辅助治疗预防跟骨骨折术后皮瓣坏死疗效确切, 有临床应用价值。

摘要：目的:探讨高压氧辅助治疗预防跟骨骨折术后皮瓣坏死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 将2010年6月-2013年6月我院收治的87例跟骨骨折行内固定术后患者分为两组, 对照组43例采用常规治疗, 治疗组44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高压氧疗, 比较两组患者皮瓣坏死的发生率。结果:治疗组患者的皮瓣坏死率[3/44 (6.82%) ]明显低于对照组[10/43 (23.26%)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173, P<0.05) 。结论:高压氧辅助治疗预防跟骨骨折术后皮瓣坏死疗效确切, 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跟骨骨折,内固定术,高压氧,皮瓣坏死,治疗

参考文献

[1]秦志勇.跟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并发症的防治体会[J].中国实用医药, 2010, 5 (17) :86-87.

[2]伏海平, 刘华兴.跟骨骨折内固定术后皮缘坏死的处理方法[J].四川医学, 2012, 33 (2) :335-337.

[3]Hunter S, Langemo DK, et al.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for chronic wounds[J].Adv Skin Wound Care, 2010, 23 (3) :116.

[4]王友彬, 戚征, 高春锦, 等.高压氧预处理对皮瓣组织Cx43和TNF-α表达的影响[J].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 2013, 20 (1) :9-11.

[5]谭嘉, 谭海涛, 陈国平, 等.高压氧对小鼠胫骨骨折愈合过程中骨生物力学特性及胶原蛋白含量的影响[J].中国骨科临床与基础研究杂志, 2012, 4 (1) :4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