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

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共7篇）

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 篇1

一、我国环境资源的现状

环境资源的数量及质量, 直接关系到人类生活的品质。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 不断地改造自然, 战胜自然, 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环境, 破坏了资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人均资源相对比较缺乏, 随着与全球经济体接轨步伐的加快, 资源与开发的矛盾、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日趋严重。黄河断流、长江泛洪、淮河变黑、西北地区急速的荒漠化等问题已经危及到很多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剥夺着他们的生存权利; 很多城市的垃圾和污染也正在对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威胁。现在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依旧大于自然界自净的能力。[1]水环境是生态环境建设中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雾霾现象尤为严重。非法占用耕地、非法采矿、滥伐林木等侵占破坏环境资源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环境资源不断受到破坏, 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质量、身体的健康及生命的安全。

二、面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建议与对策

当前, 我们在面临各式各样的环境资源犯罪中还存在着例如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查处阻力大,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认定难度较大,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量刑较轻等问题, 笔者也针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及对策。

( 一) 增强群众保护环境资源的责任感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们不仅仅要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还要保持环境的蓝天白云, 维护好人们生活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

有为哲学家曾说过一句话: “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对于不知法者进行惩处, 既是对他本人的不公, 同时也起不到刑罚的预防作用, 而且国家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现如今我们颁布了那么多法, 法中又有法, 有的法晦涩难懂, 苦涩深奥, 有的使用的几乎都是专业名词, 普通人都看不明白, 怎样才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法的基本内容传播到每个人心中, 至少使其知道一个大概的内容, 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 并且给自己一个可预期的答案, 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大任务。[2]

( 二) 完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方面的立法

一是扩大行为犯, 我们知道, 有些破坏环境的行为与它本身的结果其空间和时间是有一定差异的, 而且这种破坏环境的结果如果发生了也是无法挽救的, 所以我们为了更好地预防环境资源犯罪的发生, 在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方面立法中, 对某些有如污染环境罪的罪名, 要以其行为作为定罪的标准, 即只要发生了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 不管这个行为是否造成了实际的危害, 只要行为属实, 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不仅仅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致使出现严重后果的现象进行处罚, 还要规定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危险犯。我们现在只是对出现严重结果的行为进行处罚, 然而却放任危险犯, 这样做会大大地削弱了刑法预防环境资源犯罪方面的作用。[3]

二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我国环境状况日益恶劣, 环境犯罪也是如雨后春笋, 基于环境问的现实和现代生产的发展需要, 我们可想而知, 想要证明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其实比证明它本身更加得困难。所以笔者认为, 对我国的环境犯罪可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改变“无罪过即无犯罪”的原则, 只要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了某种行为或造成了某种结果, 即便其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 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不仅仅有利于案件的起诉审判,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 避免诉累。

三是提高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幅度。我国环境保护的形势极其严峻, 在现行的刑罚规定中, 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较轻, 不能达到震慑犯罪的目的, 有些罪名的规定也是极其不合理的, 对于环境法中的罪名都是没有配置生命刑和无期刑的, 有些罚金刑的标准和数额也不够明确, 这些都非常不利于我们运用法律去保护生态环境。

三、以检查机关的角度维护环境资源

( 一) 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多数污染环境的行为都是持续长久的, 这就导致结果的发生与行为实施之间间隔时间较长, 增加查办难度, 加上大家对环境犯罪普遍都是宽容心态, 助长了环境资源犯罪的侥幸心理。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强化自身职能: 一要强化批捕、起诉职能, 提出量刑建议, 对环境犯罪严惩不贷;二要强化环境犯罪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 坚决防止和纠正对环境犯罪打击不力问题, 依法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 三是加强控告、申诉监督。通过多方位监督, 确保环境犯罪绳之以法, 提高环境犯罪成本。四是不能仅仅局限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所定的罪名, 应该拓宽视野, 例如走私罪重有部分涉及环境问题中和渎职罪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等都有可能与环境破坏密切相关, 都应予以密切关注。

( 二) 继续推进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

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环境法立法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趋势, 那就是放宽了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由检察机关来主导环境公益诉讼, 可以有效果的防止行政部门因为法律之外的其他原因不作为或作为不当。对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检察机关对于被督促起诉单位没有正当理由却在规定期限届满后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检察机关可代表公众从而起诉。检察机关要对民事环境案件和行政申诉案件作为重点优先办理。对涉及的民事案件, 符合督促起诉条件的, 应当督促环保部门或依法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部门起诉, 或督促其履行职责, 也可以尝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对环保部门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检察机关应当支持起诉。

( 三) 发挥检察的预防职能

环境资源犯罪一旦发生, 往往都是损失巨大, 某些环境的生态功能很难恢复, 甚至不可逆, 而且治理的成本昂贵。但是我们对环境资源犯罪的惩治一般也都是在危险结果发生之后, 很难从根本上达到刑法的目的。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要防患于未然,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 充分发挥好预防职能的屏障作用, 使得我们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逐步从时候惩治向事前保护转变, 强化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检察机关也要高度重视环境资源犯罪中可能引发的职务犯罪, 积极开展预防调查。研究提出有效防范环保领域职务犯罪的对策措施, 协助有关部门消除诱发犯罪的隐患, 从根本上减少环境资源犯罪。如果环保部门执法不作为或执法行为严重违法的, 要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 并督促环保部门及时改正。

( 四) 与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联动机制

加强与公安、环保、国土、林业、工商行政等执法部门的联动, 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制度, 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配合、共同预防为主要内容的衔接方式进一步完善, 从而形成合力。同时, 还要关注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的权力交叉地带, 促成良好的配合氛围, 避免互相推诿。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公安立案, 又要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让案件更顺利得进入诉讼程序中, 防止环境犯罪以罚代刑、有罪不究。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信息予以共享, 增加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整体的工作力度, 共同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案件, 及时介入行政调查, 把行政调查和检察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步进行, 相互配合, 相互监督。

参考文献

[1]付立忠.环境刑法学[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505.

[2]例如,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那么多, 一般人谁也很难全部记得住, 各地可针对当地有哪些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 专门就这些名称进行广泛宣传.

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 篇2

道德教化与生态化--环境犯罪的环境伦理教育调控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环境犯罪不断增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环境伦理教育、防治环境犯罪就显得尤为重要.环境伦理教育的`内容包括正确的自然观教育、恰当的公正观教育、合理的利益观教育,其途径涉及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

作 者：李培超 王超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刊 名：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年，卷(期)：15(3)分类号：B82-05关键词：环境犯罪 环境伦理教育

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 篇3

【关键词】网络环境；预防；青少年；犯罪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网络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人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承受着互联网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成年人来说：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几乎已经成为了定型，但是对于还没有成年的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处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不良文化和不良思想的影响。当前中小学已经将信息技术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进行了开设，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接触到了互联网的信息。在互联网上有好的信息也有不良的信息，由于学生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形成很难鉴别好与坏，好的信息的传播有利于学生的成长，而不良信息的传播往往就成为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诱因。在当前的环境中加强对于互联网信息资源的监管，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沿着健康、文明向上的道路上成长很有必要。同时加强对于互联网文化环境的净化，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手段之一。

一、当前网络环境对于青少年影响的现象分析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媒，与传统的媒体相比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交互性、超时空性以及信息量的巨大性等特点。网络在传播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附带了各种“灰色文化”，导致青少年心理扭曲。[1]在当前的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迅速，影响面大，青少年对于一些现象没有能够很好的认识，就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是诱导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一）暴力思想以及暴力视频和电影的网络传播

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的宣传暴力犯罪的视频和电影随处可见，青少年处于成长发育的阶段，模仿能力较强，在没有任何防备意识的前提下，很容易受到这些视频好电影的影响，有的视频和电影都是可以在互联网上直接可以下载和观看的，这些视频和电影无形中给青少年产生了影响，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崇拜的种子，同时也是成为青少年犯罪模仿的手段之一。目前有的网络游戏中也存在着有暴力游戏的存在，导致了很多青少年学生的模仿和学习，而且很多青少年迷恋这些游戏不能自拔。有的青少年还刻意去模仿这些犯罪活动，近年来国外频发的校园暴力案件都是这些现象的影响所在，这些现象都是导致青少年新型犯罪的诱因。

（二）通过互联网进行不同价值观念的传播

西方敌对势力的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宣传西方文化，对中国的青少年进行不同意识形态的渗透，同时在价值观念上对青少年进行腐蚀，让青少年从小的时候就影响青少年的价值判断和理想信仰，同时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对于传统文化及其精髓部分知之甚少，往往受到不良文化的侵蚀。这对于少数具有价值观念判断不清楚的青少年来说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为以后走上犯罪道路埋下种子。另外西方敌对势力在输出价值观念的同时，还在输出着针对自己国家不满的宣泄情绪，让青少年从内心不认同这样的文化，青少年正处于叛逆期往往很容易就接受这样的思想和价值观念。[2]

（三）色情网站和色情视频的传播，是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之一

青少年处于生理日渐成熟期，对于青少年进行正确的生理教育能够使他们沿着健康文明的方向成长，而互联网信息的网络淫秽站点和信息的泛滥，对于心理和生理都没有成熟的青少年的危害极大，青少年往往通过模仿的手段走上犯罪的道路，色情网站和色情视频的传播，致使青少年的好奇心理加重，通过浏览和下载色情信息和视频，来进行观看，这对于青少年的性欲望的放纵影响较大，同时也为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埋下了种子。

二、网络环境下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对策

（一）建立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建立主流文化的宣传阵地，积极引导青少年正确的网络伦理道德的形成

文化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积极向上的文化能将青少年引领到高雅的成长环境中去，低俗的文化将毁坏青少年的未来。在当前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应该给青少年一个良好的网络文化的氛围，营造积极的向上的网络文化，同时要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的能力，这就要求家长、学校、社会三者都要关注孩子的成长环境，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让青少年在家庭中能够有温暖的环境，在学校内有良好的师生感情，在社会上给青少年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让青少年在关爱、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另外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宣传，让青少年能够懂得是非观念，引导青少年向着正确的价值观念成长。

（二）完善网络监管，切断不良网络信息的传播渠道

网络犯罪可以在网上任何计算机均可实施，犯罪行为人完全可以不与被侵害的犯罪对象有任何物理意义上的接触，这种犯罪行为与计算机单机犯罪相比显然具有更强的隐秘性，理性的犯罪分子已经把网络犯罪作为主要的计算机犯罪形式[3]，建立健全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环境，切断不良网络信息传播的途径。是降低青少年利用不良网络信息进行犯罪的几率的有效手段，加强和完善网络警察监管，在网络筛查和网站检索内容上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监督。在青少年面前呈现出文明的、积极的、向上的网络环境。

（三）加强学校教育，积极引导青少年向着主流的网络文化方向发展

青少年主要接受教育的地方还是在学校里面，教师是影响学生的主要参与人，充分重视学校教育。教育者应该站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高度，从思想上认识到不良网络信息对于青少年腐化的严重性提高认识，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积极引导和防范网络不良文化对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影响。建立起一套适合青少年兴趣爱好和发展的健康的主流网络文化。学校可以通过板报、宣传标语等手段进行网络文化的教育，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对于不良网络文化的危害进行思想教育，让青少年从思想上与不良网络文化划清界限，让青少年积极投身到高雅的主流的网络文化中去。

三、结束语

当前，互联网信息的高速发展，不良网络信息的传播途径也在更新和变换手法，社会学校家庭三者应该高度重视，不良文化对于青少年犯罪的诱导作用，从思想上认识到不良网络信息和文化对于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从来就不是“未成年群体”本身的问题，它往往是一些社会问题的结果而不是社会问题的原因。鉴于网络使用对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干预和控制，避免诱发违法犯罪。[4]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以家庭为主体，家长应该合理的控制孩子的上网时间，防止他们沉溺于网络。其次以行业自律组织为主体，在网络源头上严格审查、屏蔽不良信息，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文明的上网环境。同时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和规范营业性网吧，严格监控未成年少年进入网吧的行为。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上面，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积极配合才能有效预防不良网络文化对于青少年的腐蚀作用。

参考文献：

[1]金诚.网络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防治对策研究[J].公安大学学报,2001.3.

[2]叶慧娟.青少年网络被害问题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4.

[3]王云斌.网络犯罪[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4]姚兵.未成年人犯罪生成中的网络作用机制探讨[J].公民与法.2012.2.

作者简介：林良钧（1976—），男，广东省阳江市广播电视大学法律讲师。

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 篇4

一、环境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立法现状

非刑罚处罚措施是指有权机关根据刑事法律或相关规定，直接适用或者建议适用的主刑、从刑以外的其他处理方法的总称。我国刑法并没有在环境犯罪中适用非刑罚措施的具体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在“法律责任”的章节均规定了大量行政的、民事的非刑罚措施。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第36条、第37条规定了非刑罚处理方法，第64条规定了没收性处罚措施。如果说不考虑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主体还是法人主体的话，单纯从处罚属性上进行分类，我们就可以将其分为：[1]教育性辅助措施，如公开悔过、赔礼道歉等;[2]民事性的辅助措施，如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3]行政性的辅助措施，如勒令解散、限期治理等;[1]没收性辅助措施。[1]而我国刑法第36条、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则包括如下三类：[1]判处救济损失和责令赔偿救济损失;[2]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3]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没有专门规定针对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应该说刑法第36条、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对环境犯罪都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通过支持被害者参与司法过程，了解他们所受到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对他们的损失作出补偿;要求和提倡犯罪人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并付出赔偿。同时，非刑罚处罚措施既有助于缓解一些轻微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又有助于消除刑罚“以暴制暴”思想的产生，对于现代社会犯罪的多样性表现及犯罪人个人状况的纷繁复杂，非刑罚处罚方法无论是在惩治犯罪还是预防犯罪方面都是刑罚的有益补充。[2]因此，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平、正义、效率等法的价值。

二、环境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存在的问题

环境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的行为，其不仅限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还严重侵害生态利益。虽然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处罚在刑法总则中有明文规定，如刑法第36条、37条。但在日益复杂的环境犯罪中，已经难以发挥其预防和补救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也未能很好地发挥预防、改善环境犯罪的作用。在立法和操作上存在诸多缺陷，具体表现为：

（一）非刑罚处罚措施运用于环境犯罪中缺乏可操作性

作为当代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两大主题之一，非刑罚化是当代刑法基本刑事政策———刑法谦仰原则的直接要求。在对环境犯罪的处罚过程中，非刑罚化的处置措施不仅可以弥补现行刑罚制度的不足、消除环境犯罪的持续性危害后果，还可以发挥其独特的特殊预防功能，从而使对环境犯罪的处置措施更加人性化、有效化。[3]然而，在处罚环境犯罪实践中，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运用却少之又少。我们以祝铭山主编《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所收集环境犯罪案例为基础进行了一个实证的分析。该书共甄选环境犯罪案例26个(书上称27个，但因第9和第12个案例均为吴自柱、王启、姜翠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故实际只有26个案例)，从各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情况看，24个自然人犯罪案件都对犯罪人判处了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刑罚，两个单位犯罪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对单位直接判处了罚金，对自然人也判处了有期徒刑的刑罚。26个环境犯罪案件中，有22个案件的被告人都被判处了罚金，有8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了缓刑，有3个案件判处了赔偿经济损失，有一个案件判处了植造林木的辅助措施。由此可见，我国刑法规定的这些非刑罚处罚措施在现今环境犯罪的司法实践中不能完满得以运用，非刑罚处罚措施永远处于配角的地位，难登大雅之堂。我们不应满足仅仅在法律上基于法典完整化的要求而对相关的制度进行规定，而且要从司法实践上运行所有的现行规定，既应用传统刑罚手段惩治环境犯罪，又要加大环境犯罪中非刑罚处罚的使用力度，从而更加有效地打击及预防环境犯罪，修复所遭破坏环境法益，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二）环境犯罪种类多而非刑罚处罚措施种类少

目前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种类仅限于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而针对环境犯罪类型多且复杂的情况，这些刑罚措施是远远不够的，1989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对于环境犯罪的处罚颁布了恢复、制止和补偿的命令;损害的收回;对被告财产的限制令等。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国环境犯罪非刑罚处罚的种类还有很大的扩容空间。

如对于滥伐林木的犯罪人在判处罚金或缓刑的同时，可以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植树以恢复环境质量，或者通过向公共机关支付制止、控制、减轻或减少该种损失或损害的费用和支出来由公共机关修复被破坏了的环境法益。这样就使得环境犯罪者犯罪后不仅要承担直接的刑事责任，而且要对自己所破坏的环境法益进行恢复。

三、我国环境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完善

非刑罚处罚虽然作为刑罚的一种辅助措施，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立法明确，则仍可以起到完善其他严重污染犯罪行为的作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中制定了恢复、制止和补偿的命令、对被告财产的限制令、法院可进一步颁发命令等一系列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严重污染犯罪的发生。如《环境犯罪与惩治法》第14条复原、制止和赔偿的命令规定：法院可命令被定罪人采取命令中指定的措施，在指定的时间内(或申请法院可以同意的更后一点时间)，以制止、控制、减轻或减少该犯罪行为对环境的任何损害或制止犯罪行为的继续或再发生。结合我国环境犯罪问题，应规定能够满足处罚环境犯罪需要的非刑罚处罚措施。

（一）增强环境犯罪中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可操作性

在环境犯罪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当下，仅仅依靠传统的刑罚手段已经不能完满地解决环境犯罪问题，虽然刑事责任可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无法对环境受害人的权益进行弥补。惩治环境犯罪人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遏制了犯罪行为的继续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环境，但是对环境犯罪行为已经造成受害人的利益损失并未进行救济。如此，处罚环境犯罪只是解决了环境犯罪问题的一个环节，却无法解决环境犯罪所带来的遗留问题，如所遭破坏法益如何恢复，环境受害人的权益怎样进行救济及赔偿如何实现等。如果刑事责任仅体现为刑罚，则显然没有完满地解决环境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刑罚措施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其他非刑罚处罚途径进行恢复和解决。如何运用刑罚和非刑罚处罚来有效地矫治和预防环境犯罪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终结果，在司法实践中若加强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应用，则不仅能够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环境犯罪，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受害人的权利和利益，有助于社会稳定和保护环境。

（二）增加环境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处罚种类

除了刑法已经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外，根据环境犯罪的特质，笔者认为对于实施了环境犯罪的单位和法人还可以规定以下措施。

1. 限制活动。

是指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责令行为人禁止从事某类职业活动，或限制行为人的生产活动范围，或剥夺行为人的特殊职务等非刑罚措施的总称。设置这种刑罚辅助措施，是由于多数环境犯罪特别是污染类的环境犯罪，都与行为主体的职业活动有关，行为者往往利用了职务或职业活动而从事环境犯罪。[1]对于此类限制活动的措施，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会基于经济利益或环境利益而做出处罚。如果考虑到经济发展，则可能不会过多地运用这种措施。但笔者认为，在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背景下，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应同样重视。所以，在处理环境犯罪时，应考虑对犯罪人采取这种处罚措施。

2. 销营业证照。

对于犯罪单位或法人，停止其活动吊销营业证照是最严厉的非刑罚处罚。但是对于一般过错的企业并不适用。国外就有学者认为，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有时适用非刑罚手段可能更有利于犯罪的减少或者对生态环境本身的保护。例如，对于构成污染犯罪的企业而言，吊销营业证照的处罚，却能阻止很多犯罪行为。高级董事无法平静地面对被吊销营业证照的事实。但是此类措施对于企业的存亡关乎重大，在司法实践中对环境犯罪实施此非刑罚处罚应当慎重。

3. 增加环境刑法资格刑。

国外大多数国家在惩治环境犯罪的刑法中，规定了许多非刑罚方式，只要实施了环境犯罪行为，就必定要处以我国现有刑罚措施以外的处罚。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50条规定：“[1]使地表水或地下水、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堵塞和枯竭，或以其他方式使水的自然性质发生改变，如果这些行为使动物界、植物界、鱼类资源、林业或者农业遭受重大损害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倍至200倍或被判刑人1个月至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下的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拘役……”[4]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刑法典对于环境犯罪除了规定有期徒刑、罚金等外，还规定了一定时间内不得从事某种职务或某种活动的权利。若我国对于环境犯罪人采用资格刑，将能够起到威慑作用，有效遏制环境犯罪。

四、结语

随着现代环境犯罪中非刑罚处罚理念的盛行，适用非刑罚处罚已经成为环境犯罪司法实践的应然追求，作为较为理想的刑法替代措施，非刑罚处罚不仅符合刑罚谦抑原则、轻刑化的要求，还具有丰富环境犯罪刑罚体系、恢复被破坏环境法益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如果立法上专门规定非刑罚处罚，环境犯罪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①④蒋兰香.环境刑罚辅助措施研究.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②余航.论非刑罚处理方法存在的价值性.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③牟桐.环境犯罪处罚问题研究.东北林业大学, 2010.

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 篇5

价值观念的缺损与修补--剖析环境犯罪的伦理视角

环境犯罪这一特殊性犯罪现象其成因复杂.人的价值观念、环境意识、环境道德责任及其环境法制观念的缺损是导致环境犯罪的重要原因,而价值观念的.调整则是预防环境犯罪的重要机制.

作 者：曾特清 邹国球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刊 名：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年，卷(期)：200315(3)分类号：B82-05关键词：环境犯罪 环境意识 环境道德 环境教育

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 篇6

关键词：环境犯罪；环境犯罪客体；环境权

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由于对环境犯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认识上存在差异，因而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不同观点在我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公共安全说

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作为人本主义思想的产物，这种观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环境利益只是刑法规范间接保护的对象，只有人自身的利益因环境危害行为而受到损害或威胁时，才受刑法规范的直接保护的。

公共安全说将环境排除在刑事规范的直接保护范围之外，认为刑事规范对环境的保护仅仅是间接的，这种保护只是刑事规范的反射性保护，是在人类利益受到危害后而采取的措施。该学说认为刑事规范对环境保护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只有人类才是利益的主体，而环境本身是无法反映利益的，环境只有通过人才能体现其价值所在。这种传统的刑法观念未将环境作为环境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来加以保护，而仅关注环境危害的间接后果，并且这种关注还是附带条件的，即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环境保护制度说

环境保护制度说认为，由于我国刑法将环境犯罪定义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因此，对于环境犯罪的客体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对环境权的侵害，而应视具体情况来判定。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可能是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也可能是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制度，还可能是相关法律和制度的结合。该学说的代表点认为，“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客体应为国家对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环境行政法及民事制裁措施在应对环境犯罪时的无力，以及当前所面临的环境形势，才使得刑事手段不得不介入环境保护，并与行政手段和民事手段相结合。但需要明确的是，设立环境资源保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和预防危害环境的行为，而制度本身不能成为环境犯罪的客体。针对部分学者提出的“因为我国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其立法意旨就表明环境犯罪主体侵害的客体是环境管理制度”这一观点，笔者认为，若仅根据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便将环境犯罪的客体笼统地归结为“环境管理制度”，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疑。因此，对刑事手段介入环境保护的目的应理解为是为了配合环境行政手段、民事手段打击危害环境的行为。

三、双重客体说或多重客体说

双重客体说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为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环境犯罪所直接侵害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环境犯罪所间接侵害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诚然，双重客体说在形式上具有直观的、清晰的优点，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然后才反射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说法与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客体的理论不相符。因为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客体的理论认为，“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行为与侵害对象之间是直接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而非间接的，但双重客体说却在环境犯罪行为与侵害对象之间加入了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与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客体的理论不符。此外，双重客体说还忽略了人本身所具有的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人具有能动性，可以通过这种能动作用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从而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

多重客体说认为，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包括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一般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利益，同类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直接客体则是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

笔者认为，多重客体说克服了传统人本主义观念的狭隘性，对人类之外的法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开始注重对环境犯罪客体本质属性的研究，这点值得肯定。依照多重客体说对环境犯罪客体的理解，要想准确把握环境犯罪的客体就必须对环境犯罪的客体进行多层次的划分。但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每个具体罪的犯罪客体都进行多层次划分显然是没必要的，因为多数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确定该罪的同类客体即可。

四、环境权说

关于环境权说，尽管学者们在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无一例外的将环境权作为此类观点的核心要素。环境权说的代表性观点有：①“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环境权”；②“环境犯罪侵犯的是国家、法人和公民的环境权”。

笔者认为，与前面几种学说相比，环境权说具有明显的合理性，赞同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理由如下：

其一，上文提到，传统刑法的法益观未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当作一种独立的法益加以保护，将环境排除在刑法直接保护的范围之外，关注的重点是环境危害行为对人身、财产的损害，其他法益则不予过多考虑。所以，在传统法益观念的指导下，某些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即使被当作犯罪行为科以刑罚，也是为了追偿或弥补人类因环境危害行为所受的损害，对与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环境权说是理论界在对环境犯罪的研究不断深入的情况下，根据环境刑法理论的发展需要而提出的新主张，环境权是以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环境形势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项权利，它源于人类对自己与环境关系的反思。如今，环境权说在理论界越来越受到认可，环境权观念也逐渐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世界趋势。

其二，环境权说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权，而人又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依赖的，这就要求作为环境权主体的人在从大自然获得利益的同时，必须有所付出，担负起保护环境的义务，改变过去对自然一味地利用和索取而不承当应尽的保护义务的做法，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其三，将环境权作为刑法的一种独立法益来加以保护，符合当代世界环境刑法的发展趋势，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环境犯罪中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观已逐渐被人们抛弃，环境法益观念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德国1998年修订后的《德国刑法典》将环境和人的生命、健康以及公私财产认定为具有同等的保护价值，这是对环境法益作为一种独立法益的立法确认，也对其他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提供了借鉴，为打击环境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最后，虽然目前我国刑法尚未对环境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是生态主义观念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们懂得了当代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范围不应仅局限于对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应该突破传統人本主义观念的局限，将所有的生态环境要素纳入环境刑法的保护范围，把人类自身的发展同生态环境要素的平衡统一起来，二者兼顾，甚至在一定情况下，人类的发展要让位于环境保护。因此，将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为环境权是时代的要求，现实的需要，也是世界环境刑法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蒋兰香.环境刑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2]吴献萍.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杨兴，谭涌涛.环境犯罪专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4]王力生.环境犯罪及其立法的完善[J].当代法学，1991，（3）

[5]陈明华，仁占启.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J].法律科学，2000，（1）

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 篇7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逐年上升且犯罪特点向低龄化、多元化、凶残化、智能化、集团化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青少年犯罪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抢夺和伤害这四类犯罪。

面对这一严峻问题，不能不为社会稳定担忧，为未来的发展担忧，为青少年的命运担忧。为了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发生，特对青少年犯罪提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子女因违法犯罪的青少年都是与他们不良的家庭教育和环境有直接关系的。

家庭环境是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首要环境，家庭环境如何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子女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一个人的良好的家庭环境，会孕育子女健全的人格，给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必要的良好条件。相反，不良的家庭环境则会导致子女的人格向变态的方向发展，往往是造成子女犯罪的主要原因。

不良的家庭环境主要表现形式有：

一、破裂或残缺家庭

随着市场经济观念不断强化，近几年“隐性”残缺家庭逐渐增多。以“空壳”家庭为例，中国常年将孩子放在老家，而父母在外地打工的民工数量就数以千万计。这部分独立生活或者寄养在祖父母或亲戚家中的少男少女，常年不能与父母见面，更谈不上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及受到父爱、母爱和管教。

此外，近几年，全国各地婚外情、离婚、插足、分居、非法同居、包二奶的情况也逐年上升，这是家庭稳定的主要冲击波。

破裂和残缺家庭的显著特点是缺乏父爱或母爱。研究表明：无论是由父亲抚养的孩子还是由母亲抚养的孩子，都比生活在“完整型”家庭中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性格扭曲或个性畸形，这些因素往往导致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对抗性家庭关系

对抗性家庭关系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敌对情绪。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父母离婚前或父母脾气暴躁、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这种家庭经常充斥吵骂、指责、揭短、撕打、孩子没有欢乐，享受不到父爱、母爱和家庭的温馨，有的只是恐惧、忧虑和失望。研究表明，双亲不和，对子女更有消极影响。这种家庭成长的子女往往性格内向、孤僻自卑或向攻击敌视方向发展。子女为逃避这种不祥和家庭气氛，极易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一旦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家长行为有失风范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其一言一行、思想水平、道德水准、生活作风，都在其子女的注视之中，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如果父母本身不过硬，道德素质败坏，常会诱发子女产生不良行为，形成不健康心理，而且年龄越小，其个性受父母的影响越大。可见父母道德素质的低下，对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具有重要影响。

四、家庭教育失当

家庭教育不当有以下几种类型：

1.自由放任型

即父母不履行教育子女的义务。对子女听之任之，不管不问，放任自流。这种类型主要发生在我国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和城里部分经商或父母文化较低的家庭。这主要是由于家长文化水平低，法制观念差，受“拜金主义”影响，只注意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而忽视思想教育，或只注意孩子的学业成绩，而对思想教育不管不问，或干脆让孩子弃学经商，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容易使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冷漠、疏远、互不关心，使孩子形成扭曲的心态，性格内向、怪癖、冷酷、自私，一旦受到外界刺激，易产生偏激行为而导致违法犯罪。

2.娇纵溺爱型

这种家庭教育方式表现为，父母让子女在家庭中处于优越地位，视如掌上名珠，一味满足子女在物质、精神、生活上的任何需求，造成“亲情过胜”，听不得逆耳之言，久而久之则养成子女的骄横、任性、贪图享乐、唯我至上等不良习性，这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尤为突出。娇纵溺爱所形成的不良习性，一旦恶性膨胀，遇到外界不良的诱因，便会导致违法犯罪。

3.粗暴生硬型

這种教育方式表现为家庭对子女的期望值过高，但又缺乏科学的、正确的教育方法。当子女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时，往往“恨铁不成钢”采用粗暴方法对待子女，深信“不打不成才”。有些则表现为家长平时放任子女，一经发现子女有不良行为，便打骂、体罚。这些教育方法使子女身心受到创伤，从而产生恐惧心理，增大了与父母的隔阂，性格孤僻，冷漠，脾气暴躁、情绪自卑、行为自私，极易到社会上寻找同情和温暖，容易被引诱，从而走向犯罪。

五、对策与建议

1.强化家庭教育，大力宣传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对子女的早期开发作用、长期感染作用、环境熏陶作用都是学校和社会教育替代不了的。父母生育子女是一种本能，而教育子女，把子女培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才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养不教，或教子不善是父母的失职，父母理应担当和强化对青少年的首要管教责任。

首先，施教者必须懂法、守法。为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应大力宣传、贯彻和落实目前很多家长都很陌生或漠不关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基本法律。

未成年人从法律角度看是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但是它与成年人一样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其人身权、人格权、荣誉权、名誉权、财产权、受教育权、休息权、通信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等等均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包括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未经许可，不得侵犯其合法权益。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社会各部门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职责，尤其规定了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教育和预防职责，以及不履行这些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对预防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应加大力度宣传该法，使父母懂得不教育子女，放弃对子女的教育职责，或不正确履行对子女的教育职责，是一种触犯法律并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2.优化家庭教育，提高家长素质，规范家长行为

为人父母者应该做到：自尊、自律、学法、知法、守法，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更不能有犯罪行为。

不断加强自身道德的修养，不做有背人伦道德的事，禁止酗酒、赌博和不健康、不正常的性生活。即使是正常离婚也应充分考虑子女的生活、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以免给子女造成心理上的畸形、失落，生理上的反常和错误的认识。

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自己的行为方式，在为人处事中，言谈举止要文明，不能出口伤人，动手打人。对待生活中的纠纷矛盾、摩擦应积极化解，从而对子女的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