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究机构

政府研究机构（精选12篇）

政府研究机构 篇1

县是我国社会的缩影, 是我国政府机关的基本单元, 是农村经济、政治生活的区域性枢纽。伴随着政府转型, 县级政府机构也在不断调整自我, 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的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势使然, 所以县级政府机构的任何改革都必须构建在服务型政府这个大框架下。只有真正建立了服务型政府, 政府才能认真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 社会中各种矛盾、冲突才能适时地得到解决, 和谐社会才能构建成功。

1 建设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的必要性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能够促进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健康、快速发展的县级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能更好地为县域提供公共服务的县级政府, 是中国县级政府走出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1.1 履行政府职能的内在要求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县级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 公共服务成为县级政府职能的核心。为了更好地履行县级政府职能, 县级政府必须实现从经济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积极建设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首先, 彻底转变县级政府发展观念, 树立依法治理、重在服务的管理观念;其次, 明确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市场监管, 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确保县域社会健康发展;再次, 纠正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机构改革的偏差, 有效解决部门利益集团化、普遍化和机制化的问题。

1.2 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

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是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要求彻底变革投资型政

府模式下各级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 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在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 各级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解决日益增长的发展失衡问题、缩小日益拉大的城乡发展的差距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维护社会稳定, 最根本的途径是各级政府要实现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不再以生产建设投资和形成国有产权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和政绩, 而是以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能。

1.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然而随时都可能出现“不和谐”因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非常关键, 而党的执政能力集中体现在各级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上。因此, 县级政府要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 以提高政府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时, 为解决经济社会的深层矛盾, 县级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最根本的途径是县级政府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2 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机构臃肿

这是我国大部分地方政府改革时候都会出现的问题。虽然进行机构精简, 但是机构臃肿、人员膨胀问题依然严重。在改革过程中, 实际涉及党政机构的精简却很少。这种政府机构臃肿、人员膨胀、人浮于事的现象造成了政府的效率不高。

2.2 机构设置不合理

机构设置不合理, 管理结构不科学是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县级政府机构的规模结构的这种不合理体现在许多部门的归口管理上, 从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效率的损失。

2.3 党政关系在县级层次的改革有限

党政关系在县级层次没有真正被触及, 政企、政事、政社关系调整幅度不一, 难如人意。具体表现在:第一, 党政职能重叠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第二, 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 政企不分, 政事不分;第三, 政府管理层次较多, 这种多层次的结构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使得效率低下, 限制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3 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面对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结合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 以服务型政府作为改革的根本指引, 采取有针对性的改革策略, 不断克服自身弊端, 以适应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 实现新旧模式的转换。

3.1 创新政府管理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要使当代中国县级政府管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 必须首先在政府管理理念或者说政府管理观念上实现创新和突破。就管理理念创新而言, 其目标要求直接指向了服务理念、法治理念和民主理念。

(1) 服务理念

县级政府管理者直接面对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县级政府在传统的调控能力上大大减弱, 然而社会发展所需的正常秩序又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因此, 县级政府在管理方式上必须有所调整, 即由传统的计划管理理念转向现代的服务理念。通过服务群众、服务市场、服务社会来实现对社会的调控, 进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社会稳定和繁荣。

(2) 法治理念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法制经济,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也要求县级政府管理者增强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着重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发展上的法治理念, 即按照发展规律的要求, 尊重科学和实际, 努力做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服务上的法治理念, 即在服务社会、服务市场、服务群众上按规则依法办事。

(3) 民主理念

在县级政府管理过程中, 着重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即一切以服务群众为基点, 同时为广大群众参与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拓宽渠道、创造条件。

3.2 转变县级政府职能

优化县级政府的管理, 必须一直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放在优先和重中之重的位置。就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看, 转变县级政府职能应着重以下三个方面:

(1) 政治职能转变:进一步走向民主法治

当代中国县级政府在政治方面承担的主要职能就是政治控制职能, 即保持县域内的社会政治的稳定,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实现此目标, 民主和法治是两条重要的保障。从当代中国县级政府管理的实际状况出发, 建设民主和法治重点应放在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应有权力的行使上。县级政府管理的政治职能转变必须以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为核心, 即以法治为保障, 充分发挥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作用。

(2) 经济职能转变:从公私兼营转向公营

在我国现阶段, 县级政府的经济职能转变应着重于从私营领域中完全退出从而只留在公营领域。具体而言, 应履行好以下经济职能:一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消费上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 因此, 私人投资无法保证与其投入相对的收益, 从而不愿投资。政府必须填补因私人资本空缺而留下的空白, 担负起直接经营一定经济事务, 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职能。二是保护并维持市场竞争, 即防止通过规模或者价格实现的市场垄断。三是维护社会公平。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 需要社会有一种公平再分配的机制。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征税的权力, 该项权力使得政府能大规模进入再分配工作。

(3) 社会管理职能转变:从管理到服务

从县级政府的角度而言, 实现政府管理职能向服务转变, 主要是大力发展各类社会保障事业, 创造安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提高服务社会的水平。同时, 要大力发展群众自治, 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 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促进社会机体的发育和发展。这应该成为县级政府真正从琐细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矛盾之中解脱出来, 做到精兵简政、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

3.3 优化县级政府管理结构

政府结构是指行政系统内各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由此外化而成的制度性规则。优化县级政府结构是突破县级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困境的有效途径, 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县级政府管理模式未来发展的基础。从当代中国县级政府管理模式未来发展的角度看, 优化县级政府结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构建以县级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 县级政府逐步实行分权管理, 其结果必然是多元主体共同管理县域公共事业, 形成以县级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从社会事业的发展来看, 构建以县级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最关键的是建立健全公共事业投资管理机制。当前经费投入不足、经费使用效益不高是影响和制约县级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水平提高的瓶颈。促使县级政府提高效益的重要途径是要引入多元的投资主体, 主要包括:第一, 鼓励企业投资县域公共事业;第二, 引导公民捐赠县域公共事业;第三, 吸引外资投资公共事业。

(2) 优化县级政府权力结构

县级政府的权力结构, 是建立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权力分工基础之上的、县级政府行政权力的整体性关系状态和有序性的活动过程。优化县级政府的权力机构, 科学设计县级政府的权力运作模式, 有利于重新定位县级政府的职能, 提高县级政府的行政效益和公共服务能力。在县级政府行政权力运用的过程中, 必须关注时间的作用、注重对行政效率的追求。同时, 注重县级政府行政权力的运行结果, 把县级政府行政权力的目的性与公众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3) 优化县级政府责任结构

以县级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功能性质上更能体现出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一面。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求, 其价值取向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了让政府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就有必要建立特定的制度结构, 从消极方面来制约其不负责任的滥用权力、渎职怠工等行为, 这就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责任结构。县级政府责任结构的构建方向是实现有限责任制, 即责任者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部分责任, 也就是说对其所得到的收益或者可能遭受到的损失自己只负担部分责任, 用经济分析的语言就是个人受损率与社会的受损率存在一定的差距。有限责任制既能增强个人抗拒风险的能力, 又能克服无责任制下个人为所欲为的局限性。优化县级政府权力结构, 确保职权划分的科学, 避免集权, 是优化责任结构, 构建有限责任制的前提基础, 是开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径。

县级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三条途径, 即从思想上要创新政府管理理念;从行为上要积极转变县级政府职能;从制度上要优化县级政府管理结构, 这三个方面互为依靠, 需要共同推进才能真正实现县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 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

总之,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势所趋, 县级政府机构的任何改革都必须构建在服务型政府这个大框架下。只有真正建立了服务型政府, 政府才能认真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 社会中各种矛盾、冲突才能适时地得到解决, 和谐社会才能构建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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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究机构 篇2

学生姓名

学号

开题日期 2017．12．20 学院名称 人文学院 专业 行政管理 班级

题目来源

指导教师

职称

题

目 政府养老问题政策的研究-----以杭锦后旗为例 1． 选题的目的、意义（理论、现实）及国内外研究概况（1）选题的目的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随着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社会老龄化，同时也加重了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此外，在原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曾经的养老方式已经过时，又因为不少独生子女在照料老人时，往往会因为经验不足等原因出现难题，部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已经难以被满足。因而，在目前学术界与政府亟待解决的焦点难题中，养老问题必然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化速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成比例，超出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合理区间。然而，我国养老政策仍旧不完善，老年人无法享受完善的社会福利，不够健全、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使得我国的养老保险机制无法完全满足老年人的要求。

（2）选题的意义

理论意义 通过本文分析，便于建立完善、科学的养老政策，建立起更加有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国内养老政策的修订和执行。促使我国的养老保险机制全面满足老年人的要求。

现实意义 通过本文分析，为处理国内老年人养老现实问题出谋划策，帮助中国老年人群体过上全新的生活。

（3）国内外研究概况

国内研究概况 90 年代以来，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全世界中速度最快、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我国上演，因此，社会各界要求政

府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呼声愈来愈响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养老服务与政策已有基础，已从原先的“单一供给模式”转型为“多元供给模式”；从原本的“服务弱势老人”朝“服务大众”转变；从原先的“资金救助型”朝“综合服务供给型”转变。

国外研究概况 经过漫长的发展，相比于国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政策更加完善，且研究成果斐然，值得我国的借鉴与参考，时至今日，在养老机构养老、在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三种，为国外最常见的养老方式。以英国为例，“先申请后审批”是英国居家养老制度与模式，遵循：1、申请服务；2、评估；3、计划；4、干预；5、完善评估的服务流程。在英国的居家养老制度中，申请人的第一步是向英国政府提出相应的居家服务申请书，并经由政府审核、在养老部门全面考虑申请人需求、收入来源、地方资源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为其提供居家护理服务，以及提供什么样的居家护理服务。由于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程序化管理仍不够完善，因而英国的居家养老管理制度值得我国的借鉴。为了帮助英国老年人健康养老，“个案管理式照顾服务”是绝大部分英国社区实行的服务，此服务小组的成员多为积极的在校志愿者及社会工作者，通过他们对社区老人的全面评估与规划、追踪、回访、照料、监控，将英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质量大大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将选择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比率降低。

服务类型、管理类型为美国普遍针对社区养老的管理模式。依据功能与性质的差异，美国政府将养老机构分为一般护理照顾型、技术护理照顾型、中级护理照顾型三类养老机构，每种机构的优势与特色各不相同，都能为老人提供不同的服务要入驻养老机构，以满足老人多样化的需求。在美国，老人首先应通过严格的筛选与评估，再决定选择去那种类型的机构养老。为了保障养老机构的质量以及老人的利益，美国养老机构每年都要经受美国政府的严格检查与监管。由此可见，发达国家不仅有着健全且完善的养老制度，且随着时代的脚步，养老制度朝更更多元化、更专业化、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然而我国的养老机构尚且存在服务内容雷同、同质化严重等缺陷，不妨借鉴发达国家完善的养老模式和养老理念，结合本国特色，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也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参考国外养老机构的养老模式,实行国内养老机构的分等级发展，帮助国内的养老机构朝着更专业化、多元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2.选题的理论依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理论依据

政府养老问题相关理论。

（2）研究内容 本文最初叙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当前养老政策的实际情况；之后探究顺德政府养老政策的实施现状，包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老人优待办法、居家养老服务、养老机构、养老保险等多个部分。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指出顺德政府在实施养老政策中面临的问题，包含

等多个部分。最终寻找出顺德养老政策有效实施的对策。

（3）研究方法

第一，调查分析法，利用对相关政府养老问题的调查进行分析。第二，文献研究法。收集并参考相关文献，对政府养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3.进度安排

2017 年 11 月，确定选题； 2017 年 12 月，开题并撰写开题报告； 2018 年 1 月—3 月底，完成初稿； 2018 年 4 月—4 月底，完成二稿； 2018 年 5 月—5 月中旬，完成三稿； 2018 年 5 月 20 日完成最终稿，提交答辩。

4.研究的重点、难点，预期结果和成果形式 （1）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政府养老问题的理论叙述与当前的发展状况，难点就是政府养老问题存在的问题和其处理措施。

（2）预期结果和成果形式 预期结果：通过深入分析，叙述政府养老政策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进而寻找出当前政府养老政策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寻找出合适的处理方案。优化政府养老政策

成果形式：本文分析内容最终会撰写成毕业论文，接受导师的检阅。

学生签名：______________

****年**月**日 指导教师意见（本文的选题深度、广度、工作量等）

指导教师签名：______________

****年**月**日 教研室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名：______________

****年**月**日

政府研究机构 篇3

【关键词】市场与政府;政府规模;经济发展的阶段

在当代的社会中,政府与市场是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主体,而这存在着的矛盾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回避的。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在国家与经济的互动中由好的政府型塑出来的。近代社会先后出现了“守夜人”、国家干预主义等等。但是无论是那种主义,都没有彻底的解决这一对矛盾。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如何保持一个合理的规模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无论是从自身发展轨迹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要素来看,规模都是不断增长的。我国政府规模是否适度,不仅关系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也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寻求和实现适度政府规模是各国纷纷追求的目标, 特别是对已经被机构臃肿和“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困惑很久的中国政府来说,构建一个高效廉洁、规模适当的政府更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那么,何谓适度政府规模? 人们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来进行界定,笔者以为,适度政府规模就是由政府职能规模和机构规模为主要决定因素,以政府合法性为底线,以经济、效率、效益为原则,实现帕累托最优,达到政府与公民权利均衡,政府资源最优配置以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良性互动的政府规模状态。据此,文章拟从理念转变、职能构造、组织结构、公共预算体系建设四方面论述适度政府规模的构建路径。

世界经济的发展普遍存在着四个阶段:经济起飞阶段、快速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政府起到的作用应当是不同的。因此也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以应对当时的经济局面。

1.经济起飞时期

以我国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系中,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不能接受市场经济这种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经济形态。当时社会,许多政府尽管支持自发的市场行为但由于担心党的路线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因而未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而是代之以视而不见的默许态度,这也就是一种支持,尽管有些消极的成分。但是今天看来,这种看似消极的态度的的确确给全国的市场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在这一时期中,由于经济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政府去完成。例如,政策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与修改、基础建设的实施、市场行为的引导、唤醒全民的经济意识。因此政府部门需要一定幅度的增加。

2.快速发展时期

在经历了起飞阶段,经济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后,政府的职能就会有所转变。而政府部门未能处理好二者关系,或者由于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会使整个市场元气大伤,造成了市场的无序与混乱,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当经济处于快速发展这一阶段时,政府应当进行机构重组,把一些在经济起飞时期其重要作用,而在当时不再能够做出贡献的部门裁撤,转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建立新形势下,能够满足即时需要的部门中去。

3.经济发展成熟时期

在这一时期,经济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各项制度、原则都以基本定型,市场自身调节的功能日趋完善,不再需要政府时时刻刻进行调节。

4.经济衰退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经济周期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20 世纪曾两次陷入困境,30 年代的大萧条和70 年代的滞胀问题分别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得到了缓解,促成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就说明了政府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是不尽相同的。在经济衰退时期,经济发展无力,大量企业倒闭破产,此时政府的规模需要适度减小,这样一方面可以削减开支,毕竟政府本身是不会创造利润的。另外一方面,在经济处于衰退时期大量企业减产甚至破产,许多政府部门工作量变少,甚至无事可做。如此一来,政府裁撤机构,有利于增强政府的灵活性,并集中主要力量去解决新的棘手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中起主体作用的应当是市场,而政府的角色则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其发挥作用的区域应当是那些市场无法发挥功效,即出现所谓“市场失灵”的领域。然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上所述,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四个阶段:经济起飞时期、快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衰退时期。在这四个时期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从而也就决定了每个时期的政府规模应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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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力宏.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浙江模式[J].浙江行政学院,2008.

政府研究机构 篇4

近年来,政府治理绩效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如同公司治理对公司经营发展之重要性一样,政府治理影响着政府公共职能的履行效果。政府会计和政府审计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会计系统以量化形式向公众、政府提供财政、经济方面的信息,为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政府审计则具有监督、鉴证和评价功能,促使政府履行其公共受托责任,是整个国家财政体系的“免疫系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我国自2000年开始的政府会计改革,改革动力偏弱并未触及会计核算的核心。2015年初国务院批转财政部 《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标志着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同时,方案提到要完善相应的审计配套规划。政府会计改革初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巨大的转换成本以及风险,其对政府绩效的改善则可能被弱化,这就更加需要政府审计发挥其作用。政府会计与政府审计的协同效应得到广泛的认同,政府审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审计本身也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路径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讨,这为本文研究政府会计改革、政府审计的政府治理绩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60个国家,以其2007-2012年政府治理数据为检验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作用,以及政府审计在此过程中的协同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会计改革是由政府财政部门主导的,旨在降低政府交易成本、提高各部门经济绩效的行为。现阶段,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是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选择。相比于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能够进一步优化收入、费用的确认与配比,从而提高绩效考核的及时性、科学性,并避免利用确认时点问题进行收入费用的操纵。会计师国际联合会也主张以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体系的核算基础,更准确的反映政府部门的财务运行状况,有效的反映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评价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情况,为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管理提供数据支持,解决政府债务隐性风险难以计量、控制的问题。因此,提出本文假设1。

假设1: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能够提高政府治理绩效

政府审计作为国民经济的“免疫系统”在现有政府治理系统中作为一种独立的体系一直发挥着预防、监督的功能。政府审计作为整个政府会计改革的配套制度,既是政府会计改革的推动力量,又是政府会计改革的受益者,两者之间在目标、原则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的内在联系,政府审计通过履行监督职责推动政府会计改革顺利进行并发挥治理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政府会计作为整个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政府审计的监督对象,提高政府会计的信息质量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目前政府会计系统由财政部领导,而政府审计由审计署负责,在实际工作中政府会计与政府审计存在着许多业务上的交叉,审计部门通过长期大量的经验总结,掌握了大量政府会计运行的一手资料,对于政府会计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了细致的了解,能够为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路径提供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政府会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所提供的经济数据是其他部门无法替代的,对于以财务信息为审计线索的政府审计而言,推动政府会计改革,提升政府会计信息质量和治理效应又是政府审计自我提升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会计和政府审计是提升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政府会计改革需要政府审计体系的跟进,在完善的政府审计配套机制的作用下,政府会计改革将进一步提高会计核算质量,促使政府会计在业绩评价、债务风险管理等方面更好的发挥作用。因此,提出本文假设2。

假设2:政府审计增强了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尚未进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因此,本文研究数据为国际上已经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国家开始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改革,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进行了相关的调研,本文从调研数据中选取2007-2012年的数据,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了筛选:剔除2007-2012年数据不全的国家或地区;剔除未建立政府审计的国家或地区;剔除发生战乱或剧烈政治动荡的国家或地区。经筛选后共选取66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通过查阅OECD的《国际预算措施和程序数据库》获取样本国家和地区政府会计改革以及国家政府审计方面的相关数据,通过查阅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网站获取样本国家和地区采用国际公共会计准则进行核算的情况。查阅世界银行的政府治理绩效“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库”获取样本国家公告治理相关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政府治理绩效(GMP)。政府绩效的计量应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综合考虑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目前,对政府治理绩效较为权威的计量是Kaufinaim等设计的全球治理指标,本文选择的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库从六个维度对政府治理绩效进行评价,这六个维度分别是话语权和问责权(GMP1)、政府有效性(GMP2)、政治稳定性(GMP3)、规制质量(GMP4)、法治指标(GMP5)以及反腐败(GMP6),由于数据库给出了样本国家各项指标的得分,因此,本文直接以得分数据作为政府治理绩效在某一方面的评价得分,以六个指标相同的权重,计算加权平均值作为政府治理绩效的综合评价得分。

(2)解释变量。政府会计改革:从目前国际上政府会计改革的实际情况看,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会计基础的选择,即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的基础,还是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现有研究表明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能够更好的反映政府对资产的使用效率、政府承担的负债的风险水平,并能够提供更多的决策支持信息。政府审计(GAUD):本文根据OECD的《国际预算措施和程序数据库》中有关政府审计的调研报告及相关数据汇总为依据,通过分段赋分的方式对各国政府审计有效性进行计量见表1。

(3)控制变量。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因素还包括其他经济指标,参照现有研究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GDP),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基础设施越完备,越有利于政府绩效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国或地区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本文选取GDP指标的自然对数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城市化水平(URB),城市化水平越高,公众参政议政的意愿越强烈,对政府的监督力度越强,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贸易开放度(TRA),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越高,地区经济发展和治理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越大,促使政府职能转型,进而对政府治理绩效产生影响,本文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计量。政府负债率(DEB),以中央政府负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计量衡量负债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见表2所示。

(三)研究模型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1)、模型(2):

表示公司治理绩效的留个子指标,即话语权和问责权(GMP1)、政府有效性(GMP2)、政治稳定性(GMP3)、规制质量(GMP4)、法治指标(GMP5)以及反腐败(GMP6)。

以政府审计为调节变量,加入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审计的交叉项,构建模型(2)检验政府审计对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关系的影响:

采用STATA11的非连续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进行多元回归统计,以模型(1)检验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以政府审计为调节变量,构建模型(2)检验政府审计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政府会计改革的均值为0.3633,表明采用权责发生制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国家数量占样本总数的36.33%,自2007年以来,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新趋势,经过近10年的发展,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不断发展完善并在一些国家趋于成熟。与此同时,政府审计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完善,政府审计的平均得分为56.3354,表明各国政府审计系统处于一个相对完善的水平上,而程晓(2014)年利用该指标体系评价我国政府审计的完善度得分为55分,我国政府审计体系有待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得分的均值为59.5712分,最小值12.15,最大值97.65,标准差为22.1254,表明世界各国在政府治理绩效方面的差异明显。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初步判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同时,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题,对主要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主要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变量政府会计改革变量(GAP)与政府治理绩效(GMP)的相关系数为0.7219,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绩效。政府审计完善度(GAUD)与政府治理绩效(GMP)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政府审计对于政府治理绩效具有提升效果。同时,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3633,可以判断模型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统计。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相关

(三)回归分析

(1)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采用模型(1)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分别统计政府治理指标加权平均值以及六个子指标与政府会计改革的相关情况。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回归统计结果见表5。政府会计改革变量(GAP) 与政府治理绩效(GMP) 的相关系数为20.1421,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表明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显著提升了其政府治理绩效水平。验证了假设1。同时,政府审计(GAUD)与政府治理绩效(GMP)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315。进一步分析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六个指标之间的联系,发现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的六个方面均正相关,其中,政府会计改革与“反腐败”的相关性最高,表明政府会计改革提高了政府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尤其是三公费用的使用情况得到有效监督和控制,有利于发现腐败线索,继而形成对贪腐人员的威慑,有效遏制政府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使得政府债务水平能够更准确、科学的量化,避免了部分政府部门为了业绩,不顾债务风险,片面扩大投资而带来债务风险过高、投资收益低下的问题。同时,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以“各项交易或事项是否发生作为确认依据”,政府债务不能转移到下届政府,有效抑制政府部门的面子工程,倒逼政府加强配套法律的修订完善,拓宽政府公共事务的透明度,从而增强了公众的话语权和问责权,提高政府有效性,增强社会政治稳定性,提高社会规制水平和法制水平。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多方面的系统支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公众参政议政的意愿和能力,有助于促使政府提升治理绩效。贸易开放度与政府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政府债务水平与政府治理绩效负相关,表明政府债务水平过高会给政府正常运行带来风险,风险过高本身就是治理水平低下的表现之一。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相关,括号内数值为p值。

(2)政府审计完善度、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公共治理绩效改善。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绩效的提升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政府审计是整个治理框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能够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发挥对政府会计系统的监督、咨询功能,更好的推动政府会计改革。为了检验政府审计对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利用模型(2)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统计,结果见表6。交互项(GAP*GAUD)与政府治理绩效(GMP)显著正相关,即政府审计能够强化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且在加入交互项后整个模型的解释能力有所提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在不同政府审计完善度截面上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关系的变化,本文研究GAUD变量均值的三个连续性条件变量取值上,政府会计改革变量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均值的差异情况。表7的统计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政府审计完善度的提高,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均值不断提升,表明政府审计强化了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正向效应。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与权责发生制会计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均值的差异从26.38逐步增大到31.09,且P值为0.000,表明不同会计核算基础对于政府治理绩效的改善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随着政府审计的完善,两者的差异程度增大,进一步说明了政府审计对于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验证了政府审计完善度与政府会计改革之间的交互效应,如果不存在交互效应,在每一个截面上,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与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的均值差异就应当是相同的,而政府治理绩效均值差异的变化就表明了交互作用的存在。随着政府审计完善度的提高,均值差异变大,表明了会计核算基础选择差异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逐步增强。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审计的完善能够更好的发挥鉴证、咨询功能,提高了政府会计系统的效率并提供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系统效果远不如权责飞。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即政府审计强化了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的正向关系。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相关,括号内数值为p值。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国家是否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来衡量一国的政府会计改革情况,如果改革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作为本国政府会计核算的基本准则,则IPSAS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0,替代本文的研究变量GAP,按照上述分析过程进行回归统计,结果同样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DECD数据库为基础研究了政府会计改革、政府审计完善度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以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能够更全面、清晰的反映企业的资金流动、债务负担,更明确划分经济责任,便于进行绩效考核,增强了政府财政信息的透明度,促使法律法规修订完善,有效制约了政府人员的寻租行为。政府审计作为国家运行体系的“免疫系统”,对政府会计系统具有监督、鉴证、咨询的功能,因此,能够提升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同时,政府审计与政府会计具有协调效应,政府会计改革为政府审计提供更高质量的财政数据,而政府审计则为政府会计改革保驾护航。

(二)建议

政府研究机构 篇5

1、发展改革局改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目的：突出职能转变。进一步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将主要精力转到统筹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谋长远、抓总量、促改革、促发展。

整合的部门：工商局物价局的定价职能、统计局的统计分析和信息发布职能整合划入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局主要负责数据收集整理，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联系。

2、组建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目的：促进科技工业贸易和信息化的融合。

整合的部门：为促进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将贸易工业局、科技和信息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高新技术产业带领导小组办公室、保税区管理局的职责，以及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信息化有关职能整合划入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不再保留的部门：贸易工业局、科技和信息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高新技术产业带领导小组办公室、保税区管理局、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3、财政局改为财政委员会

目的：完善财税管理体制，探索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

调整内容：深圳市地税局由广东省地方税务机关与深圳市双重领导调整为深圳市政府领导，由财政委员会归口联系。

4、组建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

目的：实现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有机衔接。

整合的部门：为解决目前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脱节、体制不畅、日常管理中职能交叉等现象问题，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实施的有效性，将规划局、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的有关职责整合划入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

不再保留的部门：规划局、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5、组建交通运输委员会

目的：加快形成全市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该委员会统一负责市政道路、公路的规划设计、建设、管养、执法以及交通运输管理等工作，挂港务管理局牌子。

整合的部门：为加快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有序衔接，优化交通运输布局，发挥整体优势和组织效率，加快形成快速、便捷、通畅、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交通局、公路局、城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的职责，规划局、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的有关职责整合划入交通运输委员会。

不再保留的部门：交通局、公路局、城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组建的部门：整合宝安、龙岗区交通局与公路局的职能，组建宝安、龙岗交通运输局，规格为正处级，为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各区相关局不再承担市政道路建设管养职能。

6、组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目的：优化配置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公共资源。

整合的部门：为促进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相结合，统筹优生优育和医疗卫生工作，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将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职能，以及食品药品监督局的政策、法规、标准制定职责和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能整合划入该委员会。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为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承担药品、化妆品和保健品的监督管理工作，由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归口联系。

不再保留的部门：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7、组建人居环境委员会

目的：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整合的部门：为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与城市建设、水污染治理衔接不够，环境保护缺乏有效手段等问题，探索有利于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环境保护职能由治理为主转向全面加强生态建设，将环境保护局、建设局、水务局的有关职能整合划入该委员会。

为完善住房制度、加强城市建设管理，组建住房和建设局，将建设局的职责，规划局的勘探、行业设计管理职责、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的住房保障建设管理及物业管理等职责整合划入住房和建设局。住房和建设局、水务局、气象局由人居环境委员会归口联系。

不再保留的部门：环境保护局、建设局。

8、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目的：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

整合的部门：为更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加强人力资源的统一管理，整合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统筹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健全从就业到养老的服务和保障体系，将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职责整合划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与人事局合署办公的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单独设置，列入党委机构序列。

不再保留的部门：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9.组建文体旅游局

目的：促进文化、体育、旅游业的协调发展。

整合的部门：为整合文化、体育、旅游资源，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将文化局、体育局、旅游局、政府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的职责整合划入文体旅游局，文体旅游局挂广播电视电影局、新闻出版局、文物局的牌子。不再保留的部门：文化局、体育局、旅游局、政府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

10、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

目的：理顺市场监管体制。

整合的部门：为解决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问题，同时为加强商标、版权和专利以及食品安全等执法监督，充分发挥整合优势，有力保护知识产权，强化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将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知识产权局的职责，以及卫生局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整合划入市场监督管理局。

调整前与调整后对比:调整后食品安全监管由目前的卫生、农业、质检、工商、食品药品5个部门减为卫生、农业、市场监管3个部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由目前的工商、知识产权两个部门负责减为市场监管一个部门负责。

不再保留的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物价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知识产权局。

11、农林渔业局改为农业和渔业局

为适应深圳城市化进程，实现林业与园林的统一管理，将农林渔业局的林业管理职责划入城市管理局，农林渔业局改为农业和渔业局，挂海洋局牌子，城市管理局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牌子。

12、组建应急管理办公室

目的:提高政府处置突发应急事件的能力。

整合的部门：将应急指挥中心、民防委员会办公室(地震局)的职责，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安全生产综合协调职责，整合划入应急管理办公室，由市政府归口联系。

应急管理办公室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民防委员会办公室(地震局)的牌子。

不再保留的部门：应急指挥中心。

13、完善安全生产监督防御体制，强化安全生产职责

为进一步强化和落实责任，使行业管理与安全生产紧密结合，促进行业政策标准制定与安全生产监督执行形成合力，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工矿商贸企业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等职能划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将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安全生产综合职能划入应急管理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室挂安全管理委员会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牌子后，安全生产监管形成应急办综合协调，各行业主管单位各司其职的新格局。

14、调整法制办、金融办职能

法制办、金融办主要协助市长处理专项事务，不具有面向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由办公厅归口联系，法制办挂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牌子。

15、调整民族宗教事务局、侨务办公室职能

侨务办公室列入市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挂侨务办公室牌子。

民族宗教事务局由与市委统战部合署办公改为在市委统战部挂牌。

16、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17、不再保留市委驻深单位工作委员会

市委驻深单位工作委员会有关驻深单位管理的政府职能划入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驻深单位党的工作职责划入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部门职能定位

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

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管理职能的机构。

委、局对市政府负责，委对局的重大政策、重要事项进行统筹协调，对执行情况实行监督和综合指导，局对委进行政策反馈和建议。一部分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局，由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的委归口联系。五大突破：

突破一：统筹宏观发展提升产业能力

突破二：城市建设和管理整体协调发展

突破三：全面改善和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与水平

突破四：理顺市场监管体制加强统一监管执法

突破五：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突出改善民生

五大特点：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二、改革涉及面广

三、在较多领域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

四、探索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政府研究机构 篇6

摘 要：政府公信力指的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通过有效地履行其功能和职责获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的程度。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在当下具有相当热门的关注程度。可以将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为打造服务型政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政府职能；政府公信力；公信度

一、政府公信力的意义

作为始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公信力最初指的是新闻媒体获得社会的认可、信任或赞誉的程度。而政府公信力则是指执政的政府获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支持的程度。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公信力”是一个来自中国人原创的概念。由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英语中的“公信度”一詞被国人所改造，其意义更侧重于强调要主动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取得公众信任。在200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有 “要以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的说法。这样一来，“政府公信力”一词就首次得到了正式确认。因其适应了中国特有的现实环境，能够帮助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和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公信力”一词得到广泛的使用。更是出现了“政府公信力”、“司法公信力”和“行业公信力”等诸多的提法。

政府公信力这一词的内涵在于：政府掌握了公共权力，如能在施政过程中合理地分配资源，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就能获得公众对其的信任。即如果政府代表和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则自然会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护。反之，如果政府与人民大众的期望相背离，自然便会失去公众的信任乃至执政的合法性。可以说，政府公信力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社会资源。而政府的主动作为正是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来源。我们知道，一个政权能够建立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部分阶层的利益。因此它在建立之初便拥有一定的公信力。但是，这种初始性的公信力往往是短时的，如果政府在施政过程中的不能有良好的主动性作为，这种公信力便不具有持续性和稳固性。政府公信力的建设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二、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来提升政府公信力

1.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要求

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便是政府职能。在当代强调民主与治理的社会，政府职能更注重的是政府与公民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还有很大欠缺。

比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民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但是部分地方政府还存在着计划经济时代大包大揽的行政管理模式。事实证明，这种落后的模式已经无法再适应现实公共行政的需要。而且尽管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供给不断增加。但相比高速发展的经济，还是存在着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公共投入短缺，供给总量不足，分配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其中部分问题的形势还相当严峻，比如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无法享有或很难平等的享有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长此以往，无疑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和满意度的大幅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2.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促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通过上面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转变政府职能和提高政府公信力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而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反过来也会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在这一步骤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首先，要转变政府的执政理念，应以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治理理念为指导，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与协商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政府应尽快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面貌，将权力自上而下的单一运行，转变为政府与社会上下互动的过程，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拓展与公民沟通的渠道，使公民更直接便利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参政议政的政治自由。只有在公民真正参与到公共行政的过程中，政府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公民的需求，更有效地吸纳民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无疑也会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了解，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进而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其次，要加强政府的作风建设。一定要克服政府里存在的“单边主义”，即一切政府“说了算”，比如信用缺失，表里不一，糊弄群众；工作中随意性强，缺乏连续性；工作态度粗暴；透明度不够等。政府的工作人员应当切实地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群众身上，深入群众与群众沟通，这对提高政府威望和公信力有极大帮助。

第三，还要纠正当下盛行的各种不正之风。廉洁自律是我党传统的优良作风，更应该是每个政府工作人员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必须要保证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只有在思想上和作风上保持清廉，在工作上脚踏实地，才能在人民心中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真正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这不仅是提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和公共形象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总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的关键必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合理地调整政府职能重心与管理权限，才能有效的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完成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占乐.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探析.《长白学刊》，2012年3期

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研究 篇7

一、充分认清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紧迫性

(一) 从政府功能转换实践看必然性

建国初期, 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需要, 我国坚持全能政府的理念, 设定政府职能并构建政府体系。此时的政府, 主要是依靠行政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政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法治化进程也走入“快车道”, 政府职能也随之发生重要改变, 特别是我国近些年持续推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如2004年、2010年国务院先后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 在处理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关系, 正确界定政府职能, 严格依法行政, 建设服务型政府上取得突出成绩。然而很大程度上, 全能政府理念仍然在政府管理理念中仍起着支配作用, 政府管理行为在许多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相冲突, 离“将市长的职能还给市长、将市场的职能还给市场”的目标, 还有较大差距。

(二) 从坚持问题导向看重要性

习主席反复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 将工作的主攻方向, 放在解决突出问题上。着力建设法治、服务、责任、清廉政府,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 是政府自身建设的永恒主题。十八大以来, 我国各级政府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人民群众的满意率不断提高, 但仍然存在许多亟待加强的地方。比如, 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程序繁杂的问题依然突出, 证明“你妈是你妈”“北漂小伙为办护照返乡6次多跑3000公里”等现象屡禁不绝;各级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 行政执法不严、不公、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 为解决这些问题, 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进一步明晰政府功能界定, 缩减权力清单。

(三) 从推进“四个全面”看紧迫性

十八大以来, 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治国理政能力建设, 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四个全面”的必然要求。首先,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 攻山头、涉险滩、啃硬骨头形成“新常态”, 必然涉及到利益的深刻调整。政府是行政权力的行使者, 要想破除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 就必须按照依宪施政、依法行政, 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 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法治支撑。其次, 建设法治政府, 在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部分,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再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必须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强化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统筹处理好“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关系, 激发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活力, 化解社会矛盾, 确保整体推进, 确保在2020年如期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二、切实厘清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

(一) 全面把握法治政府的内涵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是政府真正履行服务职能的前提。要全面把握法治政府六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依法办事。执行法律是政府首要职责, 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 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二是制度完善。重点加强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 加强法规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 确保法规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 谨防单方面体现部门意志, 谨防小范围体现专家意见;还要进一步健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 强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三是依法决策。各级政府及其行政部门要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 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四是公正执法。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严厉查处危害安全生产、食药安全、环保、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违法案件, 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秩序。切实做到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人情干扰、权力意识, 杜绝选择性执法、不公正执法、粗暴执法。五是政务公开。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凡是不涉及国家和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都要向社会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切实通过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 确保政府提供公正服务。六是监督问责。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突出审计、监察履职, 加强财政、预算、投资审计和各种专项审计, 加强对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的监察和问责, 严肃追究违法违纪人员责任。

(二) 深刻理解服务型政府的要义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一是要积极服务保障, 防止不管事、不作为。首要的是要给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运行提供积极的服务和保障。即为市场提供宏观调控服务, 保持经济总量平衡, 促进结构优化, 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 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稳定市场预期,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要坚决简政放权, 防止大包揽、乱作为。服务型政府要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淡化自身传统上的投资主体角色, 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通过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 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三是要优化组织结构, 防止杂而乱、多而散。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 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原则, 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政府各个部门要明确职责、理顺关系, 同时要统筹理顺政府部门与党群机构的关系。根据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原则, 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改革还包括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对行政区划设置做科学研究、充分论证, 视情探索推进省直管县 (市) 体制改革。

(三) 准确把握二者相互关系

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 服务型政府首先必须是法治政府, 它必须依法产生, 决策依法、化解矛盾用法、成事靠法。服务型政府, 核心在于“为民”, 坚持权为民所用, 而行政之要在于“依法”, 因而, 依法行政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 在服务型政府理念下,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必然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定位、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责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时代要求。必须坚持两手抓、两不误, 两促进。

三、紧紧扭住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是一个系统工程, 牵涉面广, 联动性强, 必须紧紧扭住关键环节, 坚持以点带面, 全面整体推进。

(一) 要大力简政放权

核心是做到“精简、放权、优化、监管”八个字。一要精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取消各部门、各单位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全面清理行政审批服务及管理事项, 公布审批事项目录清单, 该取消的事项一律取消。二要放权。主动向市场放权, 重点围绕放宽市场准入, 实施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善于向社会放权, 凡是社会能承担的坚决放给社会。三要优化。简化程序, 优化流程, 彻底解决前置性审批问题。坚决取消部门利用红头文件或其它方式设置的审批前置条件, 坚决杜绝部门擅自提高门槛审批、随意限制审批数量的行为。加强电子政务建设, 充分发挥网络审批和电子监察作用, 积极推行联合审批, 尽力降低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 进一步压缩审批事项和时限。四要监管。简政绝不是“减政”。要切实担当起宏观决策、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 推进政府治理提质提效。

(二) 要提升公共服务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人民群众期待获得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一要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以人民群众需求最迫切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养老服务、公共体育等服务为重点, 强化增量资源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 积极盘活优化存量资源, 促进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均衡发展, 加快公用设施向农村延伸。二要强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突出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实施“交通同网、城镇同建、产业同兴、环境同治、城乡同筹”, 并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三要强化公共服务机制创新。放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准入限制, 探索建立公共服务项目经营权转让机制和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 向社会资本转让全部或部分经营权, 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缓解政府的供给压力, 提高供给的效率和效益。

(三) 要强化社会治理

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一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强化“社会本位”理念, 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政府对社会的传统管理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 加快由被动、刚性管理向主动、柔性服务转变, 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二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降低门槛、放开登记, 加快培育社会组织, 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规范,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更好地承担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抓紧出台向社会组织放权的指导性意见, 明确向社会组织转移的职能目录。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 并探索一业多会, 引入竞争机制, 改变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三要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健全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及时反映和协调群众各方面利益诉求, 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 做到早发现、先防范、快处置。

(四) 要严格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也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管理行政事务必须坚守的基本底线。一要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政府决策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要增强制度意识, 及时完善、严格执行行政决策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社会公示与听证、政府法律顾问、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等制度, 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扎实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发布、备案和清理工作, 增强规范性文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二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行政执法机制, 实行重大案件审查机制, 落实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 减少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强化对执法人员法律知识的定期培训和考核, 严格执法人员资格准入制度, 大力改进执法方式,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三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加大重大决策部署、重要民生事项、重大投资项目、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的信息公开力度, 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房分配等信息, 要详细公开。拓宽办事公开领域, 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都要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 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 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 打造阳光政府。

摘要：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 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必须充分认清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紧迫性, 切实厘清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 紧紧扭住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全面正确履职尽责,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关键词：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简政放权,依法行政

参考文献

[1]杜明中.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建设[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09.

[2]温国庆.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关系辨析[J].人们论坛, 2014.12

政府研究机构 篇8

关键词：政府会计,会计准则,改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有效的政府会计对于公共部门的治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通过有效的政府会计产生具有较高财政透明度的财务信息,可以全面反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衡量政府的工作绩效。市场化改革导致我国的财政的公共化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的建设等,均对反映政府经济活动的政府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地,要求我国政府会计制度从计划型向市场型模式转变,建立起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政府会计制度。立足于政府会计准则基点去研究政府会计改革,对于引导和推动我国的政府会计的改革进程,深化我国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 政府会计比较研究综述

目前政府会计研究仍是我国财政学界和会计学界薄弱环节之一,研究的人不多,受重视程度不够。随着财政公共化改革的深入,诸如部门预算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收支付制度等改革的推进,财政制度整体改革中日益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滞后。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高度重视,也涌现出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现有的文献里通过介绍西方国家政府会计改革经验,从而提出对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借鉴建议的不在少数。比如,应益华(2008)对比中美政府会计制度指出我国现行预算会计体系的缺陷。张琦(2007)通过对新西兰政府会计改革的介绍,提出未来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应以公共管理、公共财政制度等改革为基础,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建议。谷祺、邓德强(2006)分析德国和法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指出我国政府类型、政府体制和德法的相似之处,认为德法模式的政府会计改革值得借鉴。政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会计司还出台了相关的专集专门介绍政府会计研究成果,比如财政部会计司的《政府会计研究报告》等。但是关于西方政府会计理论研究的文献较少,为了拓宽我国政府会计理论研究的视野,这一类的文章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2 中美英政府会计准则差异概述

在中国,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指相关法律规章的制定,政府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隶属于财政部。政府会计的狭义范围大概包括政府行政单位会计;是否应该包括公共事业单位会计仍处在争论中。目前经过财政部部务会议审议已通过《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并且力争在2020年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和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而美国近20年来,在完善和发展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增加机构的合法性、所需的专业知识以及财力保障。合法性意味着得到法律领域和专业领域的认可,这对保证准则能够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被强制执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准则机构的委员必须有才能确保其出台的推测合理可信而且具有说服力。足够的财力支持可以确保委员会委员的职员的规模,也影响专业委员和兼职委员人数的比例。

英国的政府会计准则发展的总体模式与美国比较相似。英国的财政部兼有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和管理办公室的预算职能和美国财政部的财务管理职能,且毋庸置疑的拥有为整个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法定职能。但也存在着某些差别,首先,英国财政部是中央政府会计准则制定的核心,国会和国家审计(NAO)不具有该职能。由于政府“一会”制度的不同,像美国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之前的那个时代发生的总审计署和美国政府预算管理局(OMB)之间相互抵触的情况,在英国就不太可能发生。其次,英国的财政大臣同时拥有预算和财务管理职能,这种制度安排使得预算和会计很容易融为一体,但是由于美国的联邦会计和联邦预算的基础不一致使得两个系统和谐遥遥无期。

3 中美英政府会计比较分析

3.1 会计与预算关系

中国的政府会计是以预算为主导。会计是预算执行和监督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提供一些关于绩效方面的信息,以作为制定来年预算的基础。因此,会计与预算的统一是通过一个共同的账户分类体系以及共同的收付实现制基础来完成的。Chan(2000)指出一定程度上的会计独立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预算外资金会游离于账户之外,导致出现严重的违规现象。另外,中国逐渐受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政府会计的影响,因此,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概念将会使其重新认识会计与预算的关系。

美国的联邦政府以及州和地方政府都维持着预算会计体系,用来反映其现金流量。在美国,预算原则与计量不输入政府会计准则的范围。联邦政府要将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政府活动的情况与收付实现制基础上的预算赤字进行协调,州和地方政府要披露最初通过的以及调整后的预算,包括用预算方法计算出的各项预算与实际执行结果的比较。另外,还要说明预算与实际执行结果直接差别的原因。

英国的财务报表和预算之间似乎没有很明显的区别,年底的财务报表并不包括收入预测和拨款,以及预算和实际情况的比较,地方政府实务规则也几乎不提预算,因此,不难看出其与企业公认会计原则之间的相似之处,因为企业会计原则上不要求企业披露预算或者在财务报告中报告预算的比较情况。英国地方政府的预算使用权责发生制持续很长时间,并对中央政府层面的预算影响尤为深刻。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府会计很大程度上受到预算的影响,但在英国和美国,政府会计却享有很高的独立性。

3.2 使用者和目标

中国的政府会计准则并没有清晰的说明使用者的需求问题。准则或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财务资源、收入与支出以及资金转移的确认和计量问题。每个政府机构会计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在规定的时间(每旬、每月或者每年)向上级政府编制财务报告。这些报告致力于满足政府宏观管理的需要,会计的目标是确保其财务报告能被批准和通过,从而完成其年度政府受托责任。中国的政府会计的管理取向与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政府会计有着相同之处。

美国的政府会计中确定谁是使用者和了解其需求主要是基于财务受托责任的规范理论,即谁有权利知道和需要知道政府的财务事项。关于财务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准则要尽量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并在各种备选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报告中进行合理的选择,以实现公允编报的目标。从实践中看,会计的目标是确保其账目能够通过审计师的核查。对使用者决策的有用性和公众受托责任是英国政府会计准则的概念基础,政府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需要呈交给国会的公共账目委员会进行审议,不管通过与否,都会强化财务受托责任目标。

可以看出,财务受托责任是中美英政府会计准则的基石,知识在层次上有所不同。中国强调政府内不同行政层级的管理责任,英国强调的是行政官员对国会的受托责任,而美国强调的是政府整体对公众的受托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志斌.基于衍生职能界定的政府会计角色定位研究[J].会计研究,2014(1):28-34,94.

[2]戚啸艳,韩静,赵建国.政府会计改革进程中的困惑和机遇解构[J].会计研究,2013(6):33-38,95.

[3]欧阳宗书,狄愷,张娟,等.美国、加拿大政府会计改革的有关情况及启示[J].会计研究,2013(11):3-7,95.

[4]路军伟.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取向定位与改革路径设计——基于多重理论视角[J].会计研究,2010(8):62-68,96.

[5]张琦,王森林,李琳娜.我国政府会计改革重大理论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10(8):76-82.

[6]刘光忠.关于推进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若干建议[J].会计研究,2010(12):11-16.

[7]刘玉廷.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若干问题[J].会计研究,2004(9):3-6,97.

政府机构风险管理研究 篇9

任何规模和类型的组织都面临风险,政府机构也不例外。 一旦风险发生, 政府机构实施行政管理或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会受到影响,造成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满意度降低,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机构风险管理发展迅速, 从20 世纪80年代末开始,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荷兰、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开展政府风险管理工作。 到目前,上述国家已基本构建了规范、严密、系统的政府风险管理制度,政府风险管理逐步演化为政府施政的基本战略,并且,英国、加拿大、法国、美国等一些国家已开始实施战略风险管理［1］。

我国政府机构风险管理也已引起官员及专家们的高度重视。石亚军教授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与政府风险管理的能力密切相关［2］,谢有长、宁陶等人指出:“政府应当把风险管理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尽可能地控制各种风险和损失,保护风险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利益。 ”［3］我国许多政府机构,如出入境检验检疫、海关系统所属的各级单位已建立了较为严密的风险管理体制。

政府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存在于政府机构内部所有活动之中,同时还存在来自外部的风险,风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含在各项具体工作之中。 为防止或减少风险的影响,政府机构应通过考虑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目标的影响,采取相应的措施,为日常工作、决策以及有效应对各类不期望事件的发生提供支持。 一个政府机构的风险管理活动应适用该机构的所有工作领域和层次,并覆盖其所有部门和活动。

1风险及其管理准则和管理目标

1.1 风险的概念

目前,风险管理研究的学派很多,研究的领域不同,侧重点也不同。 不同领域关于风险管理的标准也不同,不同学派不同标准对风险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例如:英国风险管理专家保罗·霍普金认为“将风险定义为事件是最为恰当的”［4］;清华大学周玲和马奔研究员认为 “风险的基本定义是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5］;ISO 31000:2009《风险管理 ———原则和指导方针 》给出的定义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effect of uncertainty on objectives);GB / T23694-2009《风险管理术语 》的定义是: 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其后果的组合;GB / T 20000.4-2003《标准化工作指南第4 部分:标准中涉及安全的内容》对风险的定义是:对伤害的一种综合衡量, 包括伤害发生的概率和伤害的严重程度;GB / 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的定义为: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GB / T20032:2005《项目风险管理应用指南》没有单独给出风险的定义,而是对项目风险进行了定义,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项目目标影响的组合。

虽然不同标准对风险给出的定义不同,但对风险的关注点是相同的,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这里的事件是寓于正常工作之中而又在意料之外的可能发生的情况,其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本文从风险防控的角度,主要研究对于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应如何控制管理。

1.2 风险管理原则

风险管理的总体原则应以控制损失、创造价值为目标,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积极应对,减少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 风险管理应采取嵌入式的管理方式,将风险管理融入决策、管理、执行、检查等各项管理过程和活动,使风险管理成为各过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采用系统的、结构化的方法以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确保风险管理的效果。 风险分析应以事实信息为基础,通过经验总结、现状观察、对未来的预测,并充分考虑政府机构所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资源配置、操作方式、技术水平等因素,确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 应对风险分析的结果、风险管理方案以及风险管理的效果在政府机构内部以及外部相关方之间进行广泛、充分的沟通,及时调整风险管理的针对性以确保其有效性。 风险管理是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内部和外部事件的发生、组织环境和知识的改变以及监督和检查的执行,风险结构会发生变化,应持续不断地对各种变化保持敏感并作出恰当反应。 通过风险绩效测量、检查和调整等手段,使风险管理得到持续改进。

1.3 政府机构风险管理方针和目标

政府机构应制定风险管理方针和风险管理目标,确定风险管理的理念、战略、策略和总体要求。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张燕玲曾指出:“统一的风险管理理念、战略、策略是各项具体风险管理活动的指南。 ”［6］风险管理目标应与总体管理目标相适应,通过控制风险的发生概率和降低风险的影响,确保所提供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不受影响,或风险的影响不至于降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制定风险管理目标应考虑公众和其他相关方的要求和诉求、政府机构自身的风险承受度、价值观、资源状况、运作方式、内外部环境的状况,应确保目标的适宜性。

风险管理目标可以分层次制定,即在政府机构的各职能和层次上分别制定风险管理目标。 例如,美国军方在采购过程中确定风险基线,采购实施前根据采购项目对风险基线的符合程度批准是否实施采购,采购完成后评价采购过程对风险基准线的符合程度确定是否放行［7］。

应避免两种极端的情况:一是风险失控,即不制定风险管理目标,对风险听之任之,等发生问题后再处理。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使风险管理体系失去方向,风险管理也失去意义。 二是制定零风险管理目标,即要求一切识别出的风险不能发生,绝对不许出现问题。 这种要求表面上看似非常严格,实际上任何控制措施都只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但不可能使其为零,也就是说零风险的要求实际上无法实现。 制定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仅无法达到,还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投入,影响其他目标的实现。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唐钧教授所指出的“政府机关风险管理本身的风险”［8］。

2政府机构风险因素识别

由于风险存在于政府行政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任何工作都是风险源,风险识别要全面彻底,要考虑所有的工作过程。

风险管理是嵌入式管理,风险管理体系不能作为一个组织独立的管理体系,必须依附于现有的工作或其他管理体系运作。 应将所有过程作为风险源逐一分析过程运作中存在的风险。

过程是由活动构成,一个过程中的各个活动都存在风险,即:

其中,R:风险;P:过程;a:过程中的活动。

针对特定过程, 风险识别应充分考虑与风险有关的所有因素,针对具体过程的特点、关键活动的特性等具体分析。过程运作所使用的设备、设施、技术状况,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和意识状态等因素都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可以通过过程运行的记录、过程结果的反馈、过程所有者对过程的观察与评价、根据现有过程特性对过程走向的预测等识别风险。

环境因素对风险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识别风险时,应充分明确环境信息及其变化趋势。环境因素包括内部环境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信息以政府机关所处的整体环境为基础,包括国际、国内、地区及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法规、技术、金融以及自然环境; 影响目标实现的外部因素及其历史和变化趋势;外部利益相关者及其诉求、价值观、风险承受度;外部利益相关者与政府机构的关系等。内部环境信息是政府机构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在环境的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各种相关信息,包括影响风险管理的任何事物,例如管理方针、目标以及策略;资源和知识方面的能力(如资金、时间、人力、过程、系统和技术);信息系统、信息流和决策过程;内部利益相关者及其诉求、价值观、风险承受度;采用的标准或模型;组织结构、管理过程和措施;与风险管理实施过程有关的环境信息等。

例如,某政府机构法制部门的工作包括:行政许可、行政违法案件调查处理、行政复议等。 该政府机构法制处识别的风险因素如表1 所示。

3政府机构风险分析和评估

对于已经识别的风险, 应针对每个风险分别评价其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危害,确定风险的严重程度,为风险控制提供依据。

构成风险的因素有两方面:风险发生的可能性(PR) 和后果(C)。 风险评估就是针对具体风险分析发生的可能性和一旦发生所造成的后果,根据分析结果确定风险的危害程度,对风险进行分级。

3.1 可能性分析

可能性受客观条件制约,与资源和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例如,对于表1 中所识别的风险“行政许可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而受理了行政许可”,如果是一位缺乏经验的新职工从事行政许可受理工作,发生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是一位从事该项工作多年且很少出错的职工从事该项工作, 风险发生的概率就小得多。 再如:对于“行政违法案件调查处理人员受到人身攻击”这一风险,发生的概率与被调查人员的素质、教育程度、对待政府的态度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与调查处理人员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也有关系。

由于在分析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时,风险并没有真正发生,所以,所分析的可能性是一个估计的值,这个值是一个取值区间,不是一个确定值,而是一个估计的值域。

3.2 风险后果分析

后果是风险一旦发生后产生的不利结果。 风险后果分析就是根据后果的不利程度确定其危害程度。 通常,不同的风险的危害程度不同。 例如“行政许可项目现场审核不符合规定要求,致使行政许可结果偏离规定的准则”与“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许可的结论”危害程度不一样。

风险的不利结果在不同的组织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即使相同的事件,不同的组织承受能力也可能不同。 例如,“行政处罚案卷在规定的保存期内丢失” 这一风险对于一个有电子备份的政府机构和对于一个没有电子备份的政府机构影响不同。

风险的不利后果也是估计的结果,如果用数值表示,也是一个值域,而不是一个固定值。

3.3 风险严重程度分析

风险严重程度(RD) 是风险可能性(PR) 与风险后果(C) 的函数,即:RD=f(PR,C)

建立一个由可能性(PR)与风险严重程度(C)构成的坐标系,如图1 所示,横轴代表PR,纵轴代表C。 对于所识别每一个风险,根据其可能性与后果, 可以在坐标系中找出代表其严重程度的矩形区域(因为可能性与后果都是值域而不是值,所以风险严重程度是矩形而不是点)对所识别的所有风险在坐标系中标出风险严重程度,就形成风险分析图,如图1 所示。

3.4 风险等级的确定

为对风险实施管理,应为所识别的风险确定等级。 风险等级由风险严重程度和风险管理目标决定。 风险等级有许多表述方式,如唐钧教授建议将风险程度从高到低分为3 个等级,分别为“不能容忍”“可容忍、需重视”“可忽略、需了解”［9］。 依据政府机构的特点和实际管理情况,本文将风险分为4 个等级:低度风险、中度风险、高度风险和重大风险。

根据风险管理目标确定的风险管理要求, 在风险分析图中画出3 条曲线,将风险分析图中的坐标系分成4 个区域,依次为低度风险区域、中度风险区域、高度风险区域和重大风险区域。所识别的风险在坐标系中的区域位置代表了其风险等级(如图2所示)。

区域1:低度风险区区域2:中度风险区区域3:高度风险区区域4:重大风险区

4政府机构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的总体要求是使风险管理的目标得到实现。 风险控制应从两个方面考虑: 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减少风险一旦发生造成的危害。

4.1 降低风险发生概率

由于风险管理是嵌入式管理, 降低风险发生概率的措施应从加强包含风险的工作过程管理入手。 根据风险分析的结果,在风险来源的工作过程中增加降低风险发生概率的管理措施,以控制风险的发生,实现“风险管理关口前移”［10］。

过程控制是降低风险发生概率的基本做法, 正像王洋教授所指出的,风险管理的框架应建立在内部控制的基础上［11］。

对于低度和中度风险,应根据所分析的风险的性质,在已有的过程控制要求中加入风险控制要求。 赵国、黄溶冰认为“内部控制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环节, 内部控制的动力来自组织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 ”［12］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还应在工作进展的适宜阶段进行风险检查,防止风险发生。 例如:为防止“行政违法案件调查处理程序不符合法定要求”这一风险的发生,可在行政违法案件调查处理的适当阶段由独立于调查处理之外的人员对调查处理过程进行审核, 以确定案件调查处理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对于高度风险和重大风险, 除采取中低度风险的控制措施外,如果适宜,应对与风险有关的过程参数进行监控,密切关注风险状况,根据监控结果采取适宜的控制措施。

4.2 减少风险造成的危害

“人们只能把风险缩减到最小的程度,而不可能将其完全消除。 ”［13］由于风险发生的概率不可能降低为零,所以,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降低一旦风险发生所造成的危害。 对于由外部环境因素造成的风险,由于外部环境因素的不可控性,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非常困难,减少风险危害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对于“行政违法案件调查处理期间受到来自外部的影响公正处理的压力” 这一风险,政府机构应加强办案人员的思想意识教育,培养廉洁公正的职业道德素养,增强抵御不正之风的能力。

减少风险危害应从实际出发,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针对风险危害设定应对措施,加强抗击风险的能力。 例如,事先对行政处罚案件的卷宗进行电子备份,可以有效减轻“行政处罚案卷在规定的保存期内丢失”这一风险发生后造成的损失。

5政府机构风险救济

风险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任何风险都存在发生的可能性。 政府机构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预备措施,对风险发生后造成的危害进行补救,这种补救就是风险救济。

由于风险补救措施需占用一定的资源,通常,风险救济应针对所识别的风险中一旦发生后果特别严重的风险开展。

哪些风险属于后果特别严重风险由政府机构的风险管理目标、风险对该机构的影响程度、该机构对风险的应对能力等因素决定,不同机构可能不同。

在风险等级图中画一条平行于PR轴的直线, 直线上方区域的风险为后果特别严重风险(见图3),应为其预备风险补救措施。

注:平行于PR轴的横线上方区域的风险为后果特别严重风险

应当注意,风险救济所对应的风险与风险等级无关,即:高度风险不一定需要制定救济措施,而低度风险不一定不需要救济措施。

风险救济措施典型的做法就是制定风险应对预案,一旦风险发生,应当立即启动预案,以达到预防或降低损失的目的。 风险应对预案应包括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能,明确应对风险的人员或部门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以风险应对为主线,明确事件识别、响应、结束、善后处理处置等环节的工作要求,努力使风险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6政府机构风险管理评审和改进

风险评审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各种类型组织的风险管理均需进行评审和改进。 德国建立了有关风险审计的法律,将风险评审从法律层面作出规定［14］。 为确保风险防控的有效性,风险控制措施及其效果必须进行评审,以确定风险防控状况,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同时,政府机构风险状况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等因素都会使原有的风险分布、结构、程度发生变化。 石玉双和傅建设指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不仅仅是一种规章制度,更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管理过程,是一个持续的、不断修正的过程。 ”［15］

政府研究机构 篇10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强政府”模式

“强政府”目标蕴涵, 项目编号为QY200916。 (注:本文为结题成果论文)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应选择何种目标模式, 这是一个战略抉择。“强政府”模式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特别是在WTO体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释放了社会、市场的力量, “强政府”模式的构建要求我们必须以正确分析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但从根本上说, “政府与市场其实都是人类为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设置的特定制度安排”[1]。因此,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行政府职能目标模式战略决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1) 政府与国内市场。政府在发展本国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主要限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必须有效的推进国内市场的统一, 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引导国内市场经济更加适合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 提高我国市场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二是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 依照各种法律和法规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三是政府应该向社会提供全面的服务,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培养并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 以及提供优质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 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在环境。

(2) 政府与全球市场。政府与全球市场的关系不同于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应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全球化的推进, 使一国的国内市场逐渐延伸至全球, 中国政府能否处理好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也将大大影响我国参与全球市场的能力;二是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 为一国政府与其它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三是全球化的推进, 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 使各国政府之间基于市场基础的经济协调进一步加强, 显现国内问题国际化, 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现象;四是在处理与全球市场关系中, 必须加强各国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中步调的一致性, 一国政府成为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政策的倡议者而不是制定者, 这需要一系列的协调机制保障。

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来看, 社会先于政府而存在, 政府是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而派生出来的, 其目标就是作为社会权力的被委托者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这里, 我们主要把握四种“政府—社会”关系模式。

一是强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的国家一般政治统治功能强大, 社会管理职能相对萎缩, 社会自治程度不高;二是弱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政体中, 缺乏有效的政府机构, 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社会参与程度高, 社会自治混乱;三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类型模式中, 一方面, 其政府机构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 社会力量及其组织化程度也相当高, 能够以强有力的地位与政府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四是弱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模式的特点主要是既缺乏强有力的政府, 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机制, 市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 强有力的社会力量难以形成。[2]

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属于强位政府一弱位社会模式, 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使社会、市场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 社会利益的诉求主体日益多元化, 客观上需要一个强位社会, 以弥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真空;同时, 社会力量的释放, 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使社会利益整合的困难加剧, 另外,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政府驾驭经济、社会问题风险的加大, 客观上也要求建立强位政府。

三、政府职能目标:“强政府”模式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经济全球化政府管理理念转变的思考, 和对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分析, 以及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思考: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应把选择强位政府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目标模式的首要选择。因此, 在把握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 “强政府”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强政府是经济全球化下对“大社会、小政府”模式要求的理想政府目标模式, 应是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在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上, 强政府的权力运行已不再是传统的权力单向度的运行, 而是层层选择, 逐级授予的双向度运行。

(2) 强政府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强政府更强调对社会成员的服务, 服务于社会成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同时, 强政府应是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府。

(3) 强政府是一个法治的政府。必须以法律的形式限制政府权力过度运用, 以法律的权威来铲除政府中权力恶性膨胀的毒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我们应该以法律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界碑, 通过法律来让政府知道政府应该作什么, 不应该作什么。

(4) 强政府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强政府的构建, 必须基于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服务为核心的行政文化理念是构建有效政府的主题和灵魂。服务是政府的责任, 勇于承担起这种责任才算得上是有效的政府。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呼唤的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类型的国家。两强模式的出现必然寄希望于强强联合, 特别是治理理论的要求, 使我们开始从“善治”这个角度进行把握, 要求政府与社会的强势合作, 以共同应对与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同时抓住机遇。所以,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 是一个政府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政府能力, 构建强位政府的过程, 也是一个政府还权于社会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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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彭向刚, 中国“入世”后政府的职能转变及行为调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7) .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篇11

摘 要：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管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满足社会公共多元化和异质性的体育锻炼需求。以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为个案，分析个案的模式、特征以及意义，总结个案的基本经验，以期对二三线城市开展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群众体育赛事；上海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5-0004-05

Abstract：Government purchase of public service of sport is helpful for government and sport administration to transform management mode，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s of social sports and meeting the diversity and heterogeneity needs of people for sport activities.By taking Shanghai Sports Bureau purchasing service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 for Shanghai mass sport events as a cas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rchase patterns，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and summed up the basic experie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to carry out government purchasing public sports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 of sport；government purchase of public service of sport；mass sport events；Shanghai

1 问题的提出

政府购买服务起源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改革，反映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角色和地位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在近半个世纪的实践中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我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有部分发达省市开始试点这种模式[1]，但近年来在政府深化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动下，这种模式在国内二三线城市逐步得到推广。特别是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组织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要求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地利用社会力量，加大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到2020年全国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2]。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开始积极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由于实践时间较晚，发展历程较短，大部分二三线城市缺乏购买服务实操经验，在实践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上海市作为最早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的城市之一，经过十余载的探索，购买服务的范围从刚开始的养老服务逐步拓展到慈善教育、就业扶助、司法矫正和问题青少年教育等诸多领域，并且也延伸到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相当多的宝贵经验，对正在实践和将要试点的其他二三线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为个案，总结上海市在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方面的优秀经验，以期对全国二三线城市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经验和指导。

2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阐释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是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向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成功延伸，两者有机结合源于这种模式的活力和优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思考：

第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思考。西方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市场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自身调节功能够实现对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诚然，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市场呈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市场解决不了社会公平问题。履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从政府的立场来看，除了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率还要关注资源配置的公平问题，仅凭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因此，在市场出现资源配置失灵时，就需要政府站出来进行干预。然而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有时候发挥不了预期的调节作用。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首要前提政府是“道德人”[3]，政府是大公无私的，但事实上政府存在自身利益诉求，有与民争利的风险。其次，政府一方面不能准确洞悉公众的真实需求，存在供给与需求契合度风险，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个性化、异质性需求。最后，缺乏竞争和成本控制手段也都会造成政府失灵。因此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既不能放手市场去办也不能让政府一家去独揽。考虑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风险的存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给出了答案，其认为政府可以转变单一供给主体的思路，引入市场和社会共同提供，通过丰富供给主体，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优势，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合作联动机制，克服各自缺陷，放大各自优势，在供给服务过程中便可以形成合力和提高效率。

第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思考。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但政府作为生产主体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存在较多的弊端，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政府作为单一生产主体，公共服务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供给主体和生产主体相分离无疑是一个较好的治理举措。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是否应该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生产主体相分离，原则上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市场手段和社会力量生产公共服务，发挥竞争机制诚然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生产的经济效益，然而完全依赖市场和社会力量生产公共服务又会产生资源配置不公平问题，但是政府通过向市场和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生产的经济效益，又能够保障公共服务配置的均等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优化结合无疑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要诉求之一。

第三，社会福利多元化的思考。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福利国家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都在收缩福利规模，大多数国家没有能力完全承担社会福利，各国政府都在寻求多方提供社会福利。福利多元主义认为，国家作为社会福利供给的重要主体，但绝不是对福利的垄断。社会总福利应该由公共部门、非盈利性组织、盈利性组织、家庭、社区共同提供，让政府独自承担社会福利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政府应该成为福利服务标准和规范的制定者、社会福利的购买者以及对其他从事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监督者，非盈利性组织和盈利性组织应该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生产者，家庭和社区应该成为社会福利配置过程中的协调者。只有各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做到不错位、不缺位，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有效生产和优化配置。

为了全面提升上海市市民身体素质和幸福感指数，上海市体育局从2013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截至2015年8月，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第三届联赛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体育局为了提升全市社会体育组织适应市场竞争及规范化运作的能力，以市民体育大联赛为平台，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引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把市民体育大联赛的承办服务转交给社会体育组织，以此培育和扶持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

在2014年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过程中，上海市体育局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向全市社会体育组织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参与投标的36家社会体育组织，有30家社会体育组织中标，并与上海市体育局签订了购买服务合同[4]。在2015年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过程中，全市87家社会体育组织，其中55家社会体育组织参与投标，最终51家单位中标[5]。

在整个购买过程中，上海市体育局作为市民体育大联赛的购买方，中标社会体育组织作为承办单位的供给方，购买内容为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运作管理。招标采取第三方委托代理的模式，上海申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体育局招标委托代理方，招标采取“单一来源采购”和“竞争性谈判”两种方式。为了确保整个招投标过程公平、公正和透明，上海市体育局不仅在相关网站公示了应标和中标的单位，而且允许媒体全程介入到招投标工作中，不仅邀请媒体代表参与评标，而且向各大媒体开放招投标现场。

4 个案审视

4.1 个案的模式与特征

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研究，当前较为主流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王名提出的依赖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和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6]，另一种是韩俊魁提出的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模式[7]。尽管在划分形式上两位学者对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实际上他们对划分所依据的标准是趋于一致的，从划分标准来看，他们的焦点都聚集在社会组织与政府两者之间的独立性程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性程度两个方面。

因此，可以从购买服务“买卖双方”独立性程度和“卖方”间的竞争性程度两个维度去考察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的模式。在个案中，从“买卖双方”独立性程度来看，作为买方的上海市体育局与卖方的社会体育组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上海市体育局是政府部门，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是社团性质的民间社会体育组织，双方是不同的法人代表，“买方”和“卖方”是建立在不同主体契约关系基础上达成的购买协议。从“卖方”间的竞争性程度来看，上海市体育局采取“竞争性谈判”和“单一来源采购”两种招投标方式来选择购买服务的承接方，也就是一部分项目供给主体具有竞争性，另一部分项目供给主体具有非竞争性。所以，基于“买卖双方”相互独立程度和“卖方”间的竞争性程度可以将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的购买模式界定为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和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的混合模式。

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层面来看，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具有鲜明的规范性特点：

第一，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西方学者认为存在供给主体竞争市场是购买服务三大基本条件之一[8]。我国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政府购买服务首要前提就是市场存在大量的服务供给主体[9]。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竞争市场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良性竞争机制可以降低服务生产成本，确保和提高服务质量。在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过程中，既存在竞争性购买也存在非竞争性购买。上海市体育局考虑到各项目供给主体竞争环境的实情，对多数具有供给主体竞争市场的项目，通过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从众多竞标社会体育组织筛选出最佳的承办单位，对于缺乏供给主体竞争市场的项目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指定具有承接能力的社会体育组织作为承办单位。

第二，体制外购买。体制外购买是指购买服务建立在不同主体契约关系上。在个案中，上海市体育局在2014年和2015年与多家中标社会体育组织签订了购买服务协议，中标的体会社团和体育协会都是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的社会体育组织，社会体育组织和上海市体育局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体制内购买是指政府出于单位编制有限，通过出资建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招聘社会工作人员来承担公共服务事务，如上海市杨浦区延吉街道政府购买社区体育赛事服务就属于体制内购买这种情况[10]。

第三，购买过程公开透明。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从发布招投标信息到最终确定承办单位，整个过程具有公开透明性。首先，在相关网站发布招投标的信息，组建包括政府、媒体等多方评标机构。其次，在网站公示应标单位让群众参与监督和审查，并且在竞标过程中邀请媒体全程报道，最后，对中标单位在网上进行公示。

第四，第三方代理招投标。购买市民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过程中，为了避嫌，做到公正和权威，上海市体育局没有亲力亲为招投标工作，而是采取第三方代理招投标的方式，委托上海申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体育局招标代理方。

4.2 个案的意义

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中，政府、社会体育组织和社会公众是三个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在理论设计上，这种模式对三个核心要素的作用体现在“一石三鸟”方面。因此，本文从三个核心要素方面考察个案的意义。

4.2.1 政府层面

第一，有利于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管理方式的转变。一直以来，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偏向于政府主导型，“官办”体育色彩较浓，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包办了体育发展的方方面面。诚然，这种体制的优越性给我国体育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功，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体制的不足，一方面使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容易陷入微观管理事务当中，另一方面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空间。而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这种模式有利于弥补政府主导型体育管理体制的短板，能够实现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的管办分离，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的格局。在个案中，上海市体育局一方面把“办”的职能分离给社会体育组织，将市民体育大联赛的直接承办过程转交给体育协会和体育社团等社会体育组织机构，另一方面把“管”的职能延伸到协同治理，充分发挥政府的决策、购买、监督和评价职能，积极调动社会体育组织的专业化承办能力。因此，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可以有效实现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的管理由微观管理到宏观治理的转变。

第二，有利于降低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益。传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是政府作为直接生产者向社会大众提供，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两个弊端。首先表现在供给成本方面，大部分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过程具有专业化，需要在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的配合下才能顺利产出，但实情是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过程中不占据专业优势，倘若政府要直接生产公共体育服务就需要投入足够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提高生产专业化程度，但同时这也让政府生产公共体育服务的成本高出于市场的平均水平。其次表现在服务效益方面，政府直接生产服务实则是政府对公共体育服务生产的直接垄断，竞争机制的缺失，容易造成政府机械的重复生产一种公共体育服务，满足不了公众多样性和异质化的需求，而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中，通过将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工作转交给具有专业化优势的社会体育组织，就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效率和效益。

4.2.2 社会体育组织层面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采取“分级登记，两头管理”的登记制度，即凡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体育组织）需要有相关的主管机构。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监管，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社会组织受到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导致自我独立发展能力较差。另一方面登记注册需要有相关的主管机构导致大多数社会组织寻找行政庇护，对政府依附性较强，致使职能和定位不清晰，使得社会组织发展缓慢，活力较低[11]。但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采取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提高社会体育组织的活力，改善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为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提供动力[11]。就个案具体而言，实施购买服务这种机制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提升社会体育组织的活力，首先表现在拓宽筹资渠道和增加收入方面，社会体育组织在完成承办市民体育大联赛工作后，上海市体育局需要按照合同规定向社会体育组织支付承办服务费用，这便可以增加社会体育组织的收入，保障这些社会体育组织的良性发展。其次体现在专业化承接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实则是一种契约式购买，社会体育组织需要按照合同内容按质按量完成承办工作，如果上海市体育局认定承办单位承办工作服务不合格就会终止购买合作，不予以资金回报，这就迫使社会体育组织主动改善管理，提高专业技能，进而提升各自的专业化服务能力。总体而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可以改变以往社会体育组织“等靠要”的发展模式，提高自身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

4.2.3 社会公众层面

社会公众作为公共体育服务的受益者，不论是传统模式下的政府直接供给方式又或是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下的多元供给模式，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由“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转变是否迎合了他们在体育锻炼方面的诉求。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公众对公共体育服务业的需求一方面体现在规模化层面，另一方面体现在异质性层面。而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使大量且多样的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到公共体育服务生产与供给中，一方面解决了政府直接供给在数量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弥补了政府供给内容单一的短板。在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服务过程中，上海市市民毋庸置疑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通过竞争性购买模式，上海市体育局挑选出服务最佳、专业性最强的社会体育组织来承办市民体育大联赛，从而整体上提升了市民体育大联赛的含金量，市民通过参与市民体育大联赛获得最佳的公共体育活动服务。

4.3 个案的基本经验

4.3.1 结合实际采取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种购买机制

在个案中上海市体育局采取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两种机制向多家社会体育组织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主体服务，采取竞争性购买方式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大部分项目存在承办竞争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性购买机制可以挑选到“价廉物美”的承办主体，“价廉物美”顾名思义就是较低的承办成本和较高的承办服务质量。由于承办竞争市场的存在，上海市体育局就有可能在众多的竞争供给主体中通过比较挑选出承办成本低且服务质量好的承办方：而采取非竞争性购买方式主要鉴于少数项目缺乏承办竞争市场，上海市体育局承办这部分赛事又不占有专业优势，直接承办势必需要支出较高的成本来弥补自身的专业短板，但是让具有专业优势的社会体育组织去承办这部分赛事便可以降低承办成本。因此，从承办成本来看，对于缺乏承办竞争市场的项目采取表面看似是折中办法的非竞争性购买方式，也不失为一种较佳的选择。

4.3.2 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

为了确保招投标工作的科学规范和公平公正，在购买服务中，上海市体育局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开展招投标工作。现行招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招标，另一种是邀请招标。公开招标是指招标单位通过公共媒体向不特定的组织或法人发布招标项目信息内容，并在符合要求的多数投标人中选择出最佳的一个。而邀请招标是招标人根据承包商的资信和业绩，首先挑选一定数量的组织（不低于3家），然后邀请他们参与投标[12]。这两种招标方式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发布信息方式不同。前者采用公告的形式，而后者采取的是投标邀请书。第二，投标人选择范围不同。前者采取公告的形式，面向的投标人是市场上所有对招标项目感兴趣的组织，并且不清楚潜在投标人的数量；后者招标对象是“知根知底”的组织，并且事先已经知道投标人的数量。第三，竞争范围不同。前者面向的是符合条件的所有组织，但凡符合要求的组织都可以参加投标，因此竞争范围较大；而后者因为投标人数量有限，因此竞争范围也较小。第四，透明程度不同。在公开招标中所有活动都要按照既定并为大家熟知的程序和标准对外公开，因此公开透明程度较高；而邀请招标透明程度相对较低，易产生作弊行为。通过以上对两种招标方式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公开招标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公开招标可选择的投标人数量较多，可以通过竞争机制甄选出最佳的投标人；二是公开招标的透明程度较高，降低作弊风险。因此，在个案中上海市体育局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向全市所有具有资质的社会体育组织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服务有利于在最大限度内选择承办方，一方面兼顾了公平公正，另一方面也确保了效率。

4.3.3 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

第三方监督机制是区别于政府部门自身监督的外部监督形式，是监督主体多元化的体现，一方面可以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外部制衡机制，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内部监督的缺陷。在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服务过程中，上海市体育局就充分利用第三方的独立主体的特点，积极引入了第三方监督机制开展购买服务工作。在整个购买服务过程中，第三方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招投标方面采取第三方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招投标，委托上海申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体育局招标代理方开展和监督招投标工作。第二，全程邀请媒体代表介入监督。全程介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邀请媒体代表参与评标工作，其次整个评标过程对所有媒体开放，再次将评标结果在媒体上公布。

5 结语

与传统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相比较而言，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在理论设计上，一方面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政府对体育微观管理到宏观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体育组织的活力，再一方面有利于满足社会公共多元化和异质性的体育服务需求。但从这种新型模式在各地方的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购买体育服务实操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领域有待深入，购买程序有待规范，社会体育组织承接服务能力有待加强。因此，二三线城市在准备开展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前，有必要向已取得成效的一线城市借鉴经验，如上海和广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积极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可以避免走弯路，走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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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究机构 篇12

一、政府绩效评价及基础理论

(一)政府绩效评价的概念界定

政府绩效评价也称为政府绩效评估 , 在英文中 可翻译为 “Governmentperformance evaluation”。一般来说,政府绩效评价是指结合理论和实践,按照特定的操作程序, 设计特定的指标体系,运用数理统计、运筹学等方法,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对比的方法,对政府在某一段 时期内的绩 效做出客观、公平、公正和准确的评价。由于不同的学者对政府绩效评价概念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本文在研究之前对政府绩效评价作了一个界定。政府绩效评价,就是指社会公众、政府自身、上级政府部门、立法机关或者社会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政府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行为过程及结果进行测量、分析、比较和评价,也就是对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综合能力进行评价。对政府的绩效进行评价,是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拉近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距离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有效方法。

(二)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和内容

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解除关键是对政府绩效信息进行全面的披露,而政府绩效信息的形成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而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离不开评价主体的界定和评价指标的设计。本文研究政府会计信息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机理, 需要对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和内容进行界定。

1.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 。 政府绩效评价主体的研究主要是对“谁评价”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绩效评价的根本动因,也就成为了确定政府绩效评价主体与对象的基本依据。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应当包括下列几类:第一,社会公众。政府的权力本质上源自社会公众的授权, 同时社会公众是政府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政府施政的直接接受者,他们对政府的评价能够最直接地反映政府行为的效果。第二,上级政府(部门或者领导)。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部门领导对职能部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效果和效率应当进行客观评价。第三,立法机关。立法机关代表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因此他们也成为了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第四,学术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相关的学术研 究机构和非营 利性民间组织, 如大学里的研究所或者公益性基金会设立的评价机构, 也对政府的绩效水平进行衡量, 为社会公众提供相应的绩效信息。

2.政府绩效评价的内容。评价指标设计 的好坏是政府 绩效评价的 关键,直接关系到绩效评价的质量。评价对象不同,评价指标也不相同。对一级政府来说, 其绩效评价指标是依据增长、公平、民主和稳定这四个价值取向所设计的, 可以分别从政府自身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的能力、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四个方面来构建一级政府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政府绩效评价的相关理论

1.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绩效评价存在的基础。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源自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在全体公民的授权之下,政府作为一个契约集合体拥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 向社会公众提供个人或者企业不愿、不能、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由公共权力的让渡而形成的受托责任被称之为“公共权力受托责任”。而政府在行使其公共权力的过程中需要耗费一定的资源,因此政府被授予征收税款、罚款的权力,通过税收、罚款等渠道从社会获得资金, 形成了政府对持有的公共资源使用和管理的受托责任,称之为“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公共权力受托责任”和“公共财物受托责任”有机组合形成“公共受托责任”: 政府把从社会中获得并持有的全部公共资源投入到社会所需的各个领域,即经过“投入”、“产出”、“成果”及“影响”等各个阶段,最终实现其所承担的“公共权力受托责任”,即为社会公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上述公共受托责任可以看出, 政府需要设立相关部门来使用和管理社会公共资源, 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为社会公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 明显缺少了一 座沟通的桥梁, 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有效的使用和管理社会公共资源无法进行合理监督。政府绩效评价作为一种优质的管理工具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其存在就是为了向社会公众提供各种有用的绩效信息, 以便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使用和管理公共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 从而促使政府提高使用和分配公共资源的效率,解除其受托责任。

2.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政府绩效评价的发展。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场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浪潮, 试图达到改善政府公共管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公共资金使用效益、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这场运动始于英国,并迅速扩张到全球其他国家, 它被看作是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同样,它也被描述为一场追求“经济 (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 (Effectiveness)”的“3E”运动。这次运动不仅使政府受托责任的内容有了扩展, 也使受托责任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场运动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 重新对政府职能进行定位, 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绩效考核制度, 试图运用现代管理技术来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治理对绩效评价的运用大大推动了政府绩效评价的发展。

二、政府会计信息影响政府绩效评价的质量

(一)缺乏政府会计信息支撑的政府绩效评价缺陷分析

一个完整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包含绩效评价数据的输入、绩效评价数据的处理和绩效评价结果的输出。从政府绩效评价数据的输入来看,关键是要让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能够及时、准确、充分地获取相关信息,从而对政府的绩效进行评价。在这些所需的信息中政府会计信息是重中之重,如果缺乏了政府会计信息的支撑,政府的绩效评价将难以合理准确的进行,政府的绩效评价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政府绩效评价内容不完整。政府绩效 的评价体系包 括对政府经 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等方面的评价, 这些评价指标包含对政府的定量和定性评价, 其中对政府的定量评价需要大量政府财务信息的支持。缺乏政府会计信息, 会使得所设置的某些重要评价指标失去其存在意义,导致政府绩效评价的内容不完整。

2.政府绩效评价整体不客观。政府绩效的主体包括社会公众、上级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等,他们需要政府各个方面的信息才能对政府的绩效做出最合理的评价, 其中包含了政府的会计信息。政府会计信息的缺乏,社会公众、学术研究机构难以获知政府的投入—产出、资产、负债等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和活动成果的信息, 政府的绩效评价多以便于获取政府信息的内部评价者的评价为主,缺乏外部评价者的评价, 导致政府绩效评价整体缺乏客观性。

3.政府绩效评价结果不真实。对多数评价主体而言, 他们处于评价对象的外部, 无法直接观察政府的行动和结果, 他们用来评价政府绩效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直接对外公开的信息,包括政府的会计信息。如果评价者所获取的政府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真实性、相关性等水平较低,容易导致评价结果的偏差,使政府绩效评价的结果不真实。

(二)政府会计信息可提升政府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凡是与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相关的信息, 都属于与政府绩效评价相关的信息。对政府绩效评价而言,各类信息中政府会 计信息的公开 尤为重要。我国一级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 反映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能力的指标具有较高的综合性,政府能力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所能取得的绩效,而这些指标的计算与取得, 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政府会计信息。政府会计信息可以提升政府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绩效评价指标选取的多样化。政府会计信息所包含的政府的成本信息、资产负债信息、预算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信息等, 可以为政府的绩效评价提供大量的定量信息, 从而满足政府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和选取。一方面,可以促进评价主体设置更丰富、多样的评价指标;另一方面,有利于评价主体在众多的指标中选取最合适、科学的评价指标。

2.满足全方位的绩效评 价主体。政府会计信息的全方位公开, 有利于政府绩效评价者从多个方面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 避免了由少数群体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所存在的片面化问题。

3.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可靠 。 与其他绩效信息的生成渠道相比较,政府会计系统包含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和表外披露等一系列复杂而系统的程序, 并且每个程序有其特殊的标准和方法, 政府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只有经过以上规定的程序才能转化为有效的、便于理解的政府会计信息,供政府绩效评价者使用。并且,政府会计中处理程序的确定和财务报告的编制, 需要严格遵循我国颁布的各项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认的会计原则。以上政府会计的各项约束可以确保输出信息的质量和有用性, 从而确保政府绩效评价的准确可靠。

三、 政府会计信息影响政府绩效评价的结果

政府会计信息的全方位披露可以约束或促进政府的某些行为从而影响政府绩效评价的结果: 一方面政府会计信息可以监督并约束政府行为,从而促进勤政廉洁;另一方面,政府会计信息可以提高政府的治理效率。

(一)政府会计信息有助于监督并约束政府行为、促进勤政廉洁

政府治理活动产生的原始数据是复杂难懂的, 难以直接产生有意义的信息供信息需求者使用。政府会计系统可以根据特定的规则和程序将这些复杂的数据加工处理成财务信息,为政府外部或内部的会计信息需求者提供便捷易懂的财务数据和信息, 从而促进社会各界对政府部门的监督,约束政府的治理行为。

1.揭示监督政府预算执行情况 ,约束政府行为。由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批准的政府预算在本质上等同于法律, 相关的政府部门必须按照预算严格执行, 不允许任何偏离预算约束的行为的发生。我国的政府会计信息包含预决算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 预决算会计信息可以全面地反映相关政府部门预算的制定和预算的执行情况, 从而对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监控。

政府会计信息对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监控有着重要意义(王银梅,2011)。政府的预算在 执行过程中被 审计部门、立法部门及上级政府部门利用会计信息加以严格监控, 有助于促进相关的政府部门严格按照预算来进行公共治理活动, 抑制偏离预算行为的发生。同时,预决算会计信息的高度透明有助于抑制政府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姚宝燕(2008)认为在对预算执行情况实行全面监控的基础上,政府官员在面临利益诱惑时选择败德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就会增大。

政府及其部门预决算信息的全面公开,会促使政府部门严格约束自身行为,不断改进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科学合理地制定年度预算,并严格按照预算的制定来进行公共治理活动,从而在各评价主体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中,政府及其部门的绩效会呈现升高的趋势。

2.反映并解除政府的受托责任,促进政府勤政廉洁。政府所承担的受托责任与企业所承担的受托责任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政府在被赋予社会资源管理支配权的同时, 还被赋予了公共权威。这种权威的存在会使委托受托双方之间存在信息拥有量的不对称,降低了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运行情况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对政府不信任和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而如果政府会计能够全面、客观和公正地提供关于政府运行和公共资源使用情况的信息,就可以大大改善这一局面。

在政府职能的实现过程中, 作为代理人的政府部门与作为委托人的国家立法机关或全体社会公众等存在目标的不一致性和信息拥有量的不对称性,这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 风险”的发生。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所做出的经济决策并不是充分考虑委托人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 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在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能够与其获得的报酬相匹配。

如果政府会计能够对政府财政活动的所有信息、其他公共部门的准财政活动信息、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或有负债(如政府承诺事项、政府担保等)、税收支出(如减免税额、降低税率等)等进行全面、充分的反映。那么,一方面,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政府对受托责任的执行情况,满足信息需求者对政府会计信息宏观和微观上的需求,极大地消除政府内部和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帮助政府解除受托责任;另一方面,可以克服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有助于防止和减少政府机构或部门工作人员以牺牲委托人利益为代价做出最利于自身福利实现的公共选择,督促政府机构或部门工作人员在履行受托责任的过程中更加的尽职,更大可能的践行社会责任,实现政府的高效、透明与廉洁。在政府的绩效评价中,政府的绩效水平会呈现上升趋势。

(二)政府会计信息有助于提高政府治理效率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西方国家纷纷掀起 了一场“新公共 管理运动”,主张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试图利用绩效评价等管理工具来提高政府公共治理的效率与效益。其中, 健全而透明的政府会计是良好公共治理的基石(陈志斌,2003),它可以为政府管理与决策提供基础经济信息的支持(路军伟,2006)。

1.科学决策和优化政府资源配置。政府的公共治理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的能力可以衡量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政府的治理水平。在众多支持决策的子系统中,政府会计作为全面反映政府活动的信息系统更是政府决策支持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美国APB在1970年也提出过:“会计的功能在于通过有关经济主体的数量信息 (主要具有财务性质),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从决策所需的信息来说, 政府会计可以提供政府部门决策所需的大量信息, 如决策项目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等方面的信息;从决策人员的价值选择来说,政府会计信息的公开可以全面反映政府受托责任的执行情况, 从而有助于防止和减少政府机构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以牺牲委托人利益为代价做出最利于自身福利实现的公共选择。因此,政府会计信息是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政府会计可以为政府机构及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支持,尤其是政府财务、成本等方面的信息。

在政府公共治理活动中, 需要对控制的社会公共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资源的最大效用。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不像市场可以利用自发的趋利性选择机制来实现, 而是通过政府的公共决策及执行来实现, 并且需要一个量化的手段来判断资源配置的效用。政府会计体系和预算机制的建立可以帮助政府合理 地配置社会公 共资源( 贝洪俊 ,2004), 葛家澍 (2003) 认为“政府会计依靠反映性特征将行政与公共管理活动过程及结果等相关的会计信息以财务报告的形式披露出来,从而作为帮助财政资源优化配置的依据。”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将政府会计信息作为 判断经济发展 的计量工具;另一方面,政府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通过政府会计信息来反映, 从而促进政府提高科学决策的能力以实现对社会资源高质量的配置。

政府会计信息中对政府支出、成本与效益核算的信息,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的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帮助政府更加科学的决策,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全面反映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政府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所能取得的效益。政府会计信息激励政府这两方面行为的改进可以极大地提高政府的治理效率,从而提高政府的绩效评价。

2.加强政府风险防范意识。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 许多国家都爆发了严重的财政风险。分析可知,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风险的主要原因是超量的政府债务, 其中或有负债是许多国家发生财政风险的最主要原因。我国由“地方债”所引发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问题也日益凸显。一般来说,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关键是找到风险源头, 及时并敏锐地识别风险, 才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财政风险的识别涉及对财政赤字率、负债率、国债依存度和风险容量等量化信息的衡量, 这需要一个能够及时并且量化地反映相关债务信息的有效工具, 而政府会计可以作为有效工具之一。

政府会计中关于各级政府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的信息, 使隐性风险和或有风险显性化, 可以让各级政府机构和部门切实地认识到自身的财政风险, 从而促使各级政府严格控制自身的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 加强对风险的防范意识, 积极采取一些降低财务风险的行为, 使自己的财务风险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降低财务风险的行为有助于政府治理效率的提高, 从而促进政府绩效评价的提升。

3.节约政府运行成本。政府运行成本是指政府在其运行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资源所构成的总成本。关于该成本,有多种分类标准,本文选用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人力资源成本、公共事务成本、基础设施成本三个部分。政府会计信息中的政府成本信息, 可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政府运行过程中的各项具体耗费, 帮助政府管理者对政府机构的运行成本构成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节约成本,改进政府工作中效率低、成本高的环节。政府的成本信息会被立法机关、审计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等所关注, 对政府的管理者会产生一定的约束, 政府的管理者会尽可能地压缩政府运行 中的一些不 必要的开支,删减不必要、不经济的工作环节,从而使政府的运行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就随之提高。在政府的绩效评价中, 对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管理者的评价也会有所提高。

4.有助于解决政府公共危机。 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偶尔发生的一些诸如地震、洪水、流行病、经济波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和秩序造成重大损害的事件。面对公共危机政府采取的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一种特殊状态和形式,能否高效地解决公共危机是对政府部门职责和能力的考验, 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提升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必然会牵涉到大量的人财物的筹集、调配和使用以 及相关成本 费用的发生, 这就要求政府会计对其中人财物情况和成本费用情况等加强核算和监督, 并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众反映真实的情况。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如果没有政府会计的核算和监督, 一方面会降低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 不利于做出有效的行动决策, 从而不利于整个公共危机的解除;另一方面,对大量的财政投入、捐赠物资和款项没有严格监控, 会滋生一些腐败违纪行为的发生,部分道德较低、自我约束不强的政府管理人员可能发生以权谋私的行为。比如我国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官员的贪腐案层出不穷, 还有很多赈灾物资被截留,去向不明。这些事件的发生不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不利于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 甚至会极大降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政府会计可以对公共危机管理中财政投入和社会捐赠物款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及效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核算、监督,形成的政府会计信息以政府财务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不仅有利于政府部门做出及时有效的行动决策,提高物资的使用效率,高效消除公共危机, 并且有助于加强社会公众、审计部门等对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督, 有效地抑制贪腐违纪行为的发生。总之,政府会计信息有助于政府快速有效地解决公共危机, 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从而提升政府绩效。

四、关于政府会计改革的几点建议

会计目标的受托责任观认为会计是为了解除特定主体承担的受托责任而产生的, 那么政府会计则是为了解除政府的受托责任而存在的。政府公共受托责任解除的关键在于政府绩效评价管理工具的使用,因此,政府会计信息应该通过为政府绩效评价提供支持来帮助政府解除其受托责任。我国目前的政府会计以预算会计为主,主要对预算资金的运动进行核算, 这就使我国的预算会计虽然能够充分反映与当期预算执 行相关的财务 收支情况,却不能全面、连续、完整地反映预算收支对政府治理活动及财务状况产生的当期影响和连续影响, 也不能对政府的资产、负债和成本进行有效的核算和报告。因此,我国应以政府绩效评价为导向, 实现预算会计向政府会计的过渡。

(一)政府会计的核算范围应当由预算资金运动扩展到政府资金运动

想要实现预算会计向政府会计的转变, 就应该对政府会计的核算范围科学分析,重新予以界定。具体来说,政府会计应当把政府全部的资金运动过程作为其核算范围, 如对于政府固定资产的投资、政府的债权债务包括一些或有负债等应该进行充分的核算和反映。凡是因政府公共活动所引起的资金运动, 应纳入到政府会计的核算范围;反之,则不纳入。

(二)政府会计的确认基础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

我国传统的政府会计及其财务报告主要采用 收付实现制作 为确认基础。然而近几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日益扩大, 全面准确地对公共部门的绩效进行测评已然成为各国追求的重要目标。在收付实现制的确认基础之下,政府会计很难对政府的资产、负债和成本等政府绩效信息进行全面、客观的反映, 因此收付实现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会计中已逐渐被权责发生制所取代。与收付实现制相比,权责发生制除了更加有助于满足政府绩效评价的信息需求, 还能够强化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 促使政府更好地对公众负责,满足政府公共管理的需要。

(三)在政府会计计量属性中适当引入公允价值

评价政府的绩效, 需要对政府机构及其部门的资产和负债进行全面客观的衡量,而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没有办法满足这一要求。政府资产既包括金融资产, 也包括基础设施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等长期实物资产。对于某些特殊的资产而言, 如自然资源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可以更好地反映其真实价值。对于政府的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历史成本难以反映其真实价值。无论是政府承诺还是政府担保,都应采用公允价值来进行计量。因此,在政府会计中适当的引入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可以弥补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存在的不足,从而有助于全面反映政府的资产以及债务信息,为准确评价政府的绩效提供保障。

(四)建立我国政府会计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政府会计 及其财务 报告可以 全面、系统地反映政府的预算收支、财务状况、运营绩效以及现金流量等方面的信息, 是向政府外部绩效评价者提供评价所需信息的重要手段。在新公共管理的环境下, 为了满足政府反映并解除受托责任的需求, 特别是满足相关绩效评价者的信息需求, 我国应当逐步建立起健全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第一,需要明确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 财务报告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不同的信息使用者 对政府会计 信息的需求。第二,需要明确界定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 确定政府的财务报告应当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以及这些内容应当如何在报告中予以反映。

(五)建立与政府财务报告相关的审计鉴证体系

在西方发达国家, 政府要求对外披露的政府预算报告和政府财务报告等重要的政府会计信息必须经过政府审计师鉴定后才能向使用者公布。将政府审计报告放在首要位置, 可以从法律上保证政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因此,我国应该在充分借鉴外国政府财务审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的 政府财务报告 编制程序、审批监督制度以及强有力的与政府审计有关的法律法规。

摘要：随着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政府绩效评价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管理工具被引入到政府的管理工作中。而完善的政府会计可以提供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和活动成果的定量信息,为政府绩效评价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本文主要以政府会计信息影响政府绩效评价为切入点,通过研究政府会计信息是如何影响政府的绩效评价来探讨我国政府会计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