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防范

腐败防范（共6篇）

腐败防范 篇1

年关已近, 这段时间不仅是众多企业和政府部门总结汇报制定计划的时间, 同时似乎也是一些部门向企业征收各种税收费用的时间。在诸多费用中, 一种在黑暗中出现, 正在名正言顺蔓延开来的费用就是所谓的企业“保护费”。

“保护费”是某些和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媒体利用企业怕“曝光”心理而提出的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为条件, 捞取个人和小集体好处。几个月前我亲历过这样的事例:一日本客户因为商标在中国惹上了官司, 马上就有一家有权有势的政府部门下属某媒体代表与客户沟通, 希望该公司投放300万人民币的广告, 不仅保证不在该报上刊登负面文章, 并且可以帮助该公司在产品有质量问题和有客户投诉时, 联合该报上级政府单位以及相关媒体不报道有关该公司的负面消息, 言下之意就是“你出钱, 我给你提供一道安全屏障”。有意思的是, 也许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诚意“真切”, 这位代表 (在我们的要求下) 竟然把目前受“保护”的中外企业 (许多是著名的企业) 名单电邮给了我们……

以各种名目向企业索取费用, 换取对企业违规行为和低质产品的“保护”和“偏袒”是典型的“以权换利”, 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腐败行为。日前, 在和一些业界朋友聊天时, 他们纷纷对此表示出无奈和失望, 但同时也表示企业愿意“破财免灾”, 通常每年花5万到20万不等的费用图个平安。可是, 这样花钱真的能“破财免灾”吗?且不说这样做的效果如何, 破了财企业可能是平安了, 那老百姓的灾又有谁能免呢?老百姓的平安又何在呢?归根结底, 经济上受损失的是广大老百姓, 名誉和公信力上受损的是政府、媒体和我们的企业。

我们曾经谈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它不但体现在对社区的投入、环境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企业的一言一行对公众和社会的责任, 包括职业道德和商业行为准则。具体来讲, 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应该警惕、防范和抵制这种另类腐败。

企业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或危机时, 应该如何对付呢?

首先, 企业要对自己的软肋了如指掌。古人曰: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只有了解自己的潜在危机“苗头”, 做好相应的应付措施 (包括防范和改正措施) 和必要的对外传播上的准备, 比如公司的关键信息和相应官方声明、记者问答提纲、背景资料等。

其次, 企业要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一般情况下, 企业应要求对方将要求或提案诉诸于文字, 以便以后举报所用。

第三, 了解对方的背景, 防止某些人假冒政府部门和媒体之名敲诈勒索。必要时, 应主动与该政府部门或媒体联系, 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

第四, 在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和确切身份后, 如果信息属实, 要直接与其上级领导联系,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第五, 随时准备向更上一级纪检部门、中国记协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报。这些机构都是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的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规定的坚定执行者。对外企来说, 通过商务部等正常途径反映这些有违国家法令, 挫伤外商投资积极性的行为也会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最后, 企业在采取以上行动的同时, 应积极做好善后工作, 既要做到“有理有节、不卑不亢”, 又要端正态度, 知错纠错, 这样才能得到政府, 媒体和公众的谅解。否则, 通过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 通过“破财”暂时“免灾”, 从长远来看, 真正毁的是企业及其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和形象。

腐败防范 篇2

襄州区畜牧兽医局-张俊杰

创新廉政教育工作机制筑牢腐败风险防范

襄州区畜牧兽医局-张俊杰

近年来,畜牧兽医局纪检组按照区委、区纪委的要求，不断创新畜牧系统腐败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教育制度，丰富教育载体和形式，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将教育溶入到制度和监督工作的各个环节，渗透到业务工作之中，干部职工执行制度、接受监督的自觉性明显提高，拒腐防变的意识进一步增强，教育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作用得以显现。但在创新廉政教育工作机制，筑牢腐败风险防范工作中我们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廉政教育的整体合力廉政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实实在在的工作，是反腐倡廉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好、做不扎实，将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成败。局党组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认识到，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是广大干部职工拒腐防变的思想保证，是反腐败关口前移、防微杜渐的重要手段。工作中，要注重充分发挥党组统一领导，班子齐抓共管的优势，克服了廉政教育搞不搞一个样的“教育无用论”、抓教育不容易见成效的“务虚论”，澄清了“廉政教育只是纪检监察机构的事”的模糊认识，把廉政教育纳入全局工作总体部署。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局党组坚持“一岗双责”的指导思想，及

时制定了《关于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工作的意见》，结合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范围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分工，明确了领导班子成员、科长及相关科室廉政教育任务，实施廉政教育责任制，并在领导班子人员变动时及时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局长具体抓，各科长直接抓，纪检监察、机关支部、政工科、办公室一道组织协调检查，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做到组织领导到位、工作落实到位，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了反腐倡廉教育的强大合力。

二、强化理论灌输，提高干部职工思想素质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加强理论学习是廉政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预防腐败发生的思想基础，是提高财政干部依法行政和廉洁自律自觉性的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把建设学习型社会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之一。对此，局党组将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理论学习与“创学习型机关、建高素质队伍”紧密结合，把加强理论学习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行认真研究，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突出抓了以下“四个环节”：

第一，明确学习的内容和要求。一是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境界。定期组织中心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封闭式学习。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的同时，需要重点安排《廉政准则》、《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和领导干部“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反对“四股歪风”的通知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等学习内容。通过学习让大家明确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打牢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二是学习畜牧工作业务及相关知识，提高工作效率。在学好用好畜牧部门法律法规和各类专业知识上下功夫，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增强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畜牧工作，促进全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同时，加强微机、网络、公文写作等知识的培训，熟练掌握工作技能，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服务。

第二，健全学习制度。一是学习日制度。规定每周五下午为政治业务学习日，要求各科室无特殊情况要按日程安排到培训中心集中学习。二是心得体会制度。要求每人一个季度要完成一篇心得体会，并在集中学习期间进行交流。三是检查考核制度。对各单位和个人学习情况进行抽查，结果列入年终考核内容，把“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第三，抓好组织工作。学习能否真正抓上去，关键在如何组织。由局纪检组、政工科、局办公室组成学习指导小组，严格按照制定的学习日程，进行组织集中学习。个别科室和干部因临时性任务安排不开，要求可补不可缺，在本月内必须补课。对每个人的自学笔记和各支部的学习记录，定期调阅，并附上有关意见。根据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局党组还适时聘请有关专家学者讲授辅导、答疑解惑。同时，坚持集中

学习与日常自学相结合，学习理论与学习先进人物事迹相结合，走出去参观学习与请进来做报告相结合，先后五次组织读书报告会、交流心得体会、演讲等活动，丰富学习内容和形式。

第四，搞好“学习论坛”。全面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必须建立提高畜牧机关学习水平的有效平台。建立“学习论坛”和“学习园地”是局党组结合党务政务公开工作和创建学习型机关，在党员干部中交流思想、沟通信息、探讨理论与实践、交流工作经验方面的一种新的尝试。近年来，我们办理多期“学习园地”，干部职工围绕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畜牧工作改革与创 新、畜牧科技推广、创建学习型机关、创建高效能机关等内容，撰写体会文章400多篇、调研报告50多篇，100余人次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交流，有效地提高了学习的质量和效果。论坛的开展，全方位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综合素质，一个人人学习、处处用心学习的浓厚氛围已经在我局形成。

三、不断创新教育载体，丰富反腐倡廉教育形式

做好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新的廉政教育载体，利用不同方式和手段创新教育形式，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影响力、感召力和震撼力。

坚持警钟长鸣，正反典型结合，开展警示教育，是提高教育效果，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的有效手段。一是要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市、区开展的公叛公扑大会，听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讲述犯罪经过，剖析犯罪原因，从反面典型的忏悔中接受警示教育。二是要结合近年来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及作风建设等活动，组织观看任长霞、牛玉儒、孙开林先进事迹，专题片《毕玉玺“高速”腐败》、《丛福奎、李友灿受贿剖析》，进一步强化廉政意识、责任意识。

四、大力开展廉政文化活动，营造反腐倡廉浓厚氛围注重用浓厚的廉政文化建设教育人，用浓厚的廉政文化活动引导人，用浓厚的廉政文化传统影响人，是从思想上源头上防止腐败发生的根本之策。要做到三个“抓手”，一是要积极组织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参加市、区纪委举办的警句征集活动，并要求各科室必须使用廉政岗位牌，摆放在办公桌上，随时学习，起到警醒作用。二是要积极组织机关人员参加市、区反腐倡廉书画展。三是要把廉政教育的内容融入到联欢会等娱乐活动中，寓教于乐。春节茶话会上，在节日到来之际通过娱乐、轻松交谈的形式打招呼，搞预防，告诫大家不准接受服务部门及个人赠送钱物和有价证券，增强自律意识。

构建防范和消除腐败的制度体系 篇3

制度设计；权力制约；权力监督；制度体系

消极腐败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它不仅背离了党的宗旨，腐蚀了党员信仰，更威胁到党的执政合法性乃至党的生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近年来，全党在反腐倡廉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努力空间。

一、制度防腐、反腐的现状分析

一是重实体轻程序。制度的实施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序保障，要保证广大党员能够充分参与，能够在权威领导机构内充分讨论表决，否则这个制度终将沦为形式，无法执行。有些制度虽然规定的很好，但由于缺乏程序性制度的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扭曲。如，《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十一条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相配套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五条规定：“选举应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保障选举人的民主权利，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制度并没有得到完全彻底的贯彻执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程序规范。

二是重要素轻系统。制度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只有各项制度之间紧密联系、有机结合，形成相辅相成的有机系统，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制度的效用。制度首先是一项项规定、一条条要求和一个个条例，可称之为要素，其次是将这些规定、要求和条例有机衔接的系统。只有两者都具备，制度才能发挥其作用。综观党的制度，一方面制度间缺乏有机衔接；另一方面，党内实体性制度与保障监督规定不配套。如果认为党章是科学合理的，那么就应当有党章的保障监督制度，确保党章的落实，惩戒不按照党章换届选举的党组织。如果党章条文确实无法落实，那么只有修改、取消，或者制定配套监督制度，才能有效地增强制度的衔接，从而保证制度能真正落到实处，起到规范党内生活的作用。

三是重制定轻落实。制度的权威性在于落实，执行环节应当严格认真。制定制度是基础，执行制度是关键，再好再科学的制度如果不执行，也形同一纸空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建立完善的制度非常多，但重制定、轻执行的现象比较严重。制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势必损害制度的权威性。而新一届党中央在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之后，雷厉风行地予以严格执行。中纪委多次通报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传智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全国已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665个，给予组织处理和党政纪处分2290人次[1]，有效维护了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制度防腐、反腐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权力封闭与权力竞争激烈并存，导致制度设计先天不足。一是制度设计者对自己可能获得的权力具有预期性。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现行干部选拔机制强调“逐级提拔”、“全额定向推荐”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这种选拔任用方式造成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权力竞争日趋封闭，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选用人选日趋集中，可预期性逐步增强。权力竞争封闭，导致领导干部对自己前途或升迁的可预期，所以在制定制度，特别是制定对权力制约的制度时，更愿意采用原则性的、可灵活变通的方式。二是制度设计者不能超脱于权力竞争体系。而现行的干部选拔机制，导致权力内部竞争日趋激烈。内部权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使得制定制度时，制定者不得不为自己的升迁途径考虑。三是官员升迁缺乏应有客观标准。根据现行机制，干部提拔中，起重要作用甚至是关键作用的是上级领导的认可，从而形成了“伯乐相马”的选拔方式。但是什么是“伯乐”，谁是“伯乐”？却没有客观评价标准。这一状况使得制度制定唯上现象严重，甚至某项制度制定的意图、目的乃至于制度条文本身，都唯领导马首是瞻。当制度设计者的前途掌握在上级官员手中之时，制定出的制度就很难约束权力。

第二，监督不足导致制度执行监管无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旦权力失去监督，必然使权力拥有者铤而走险去谋求一己之私。因此，必须“着眼于如何及时发现和纠正官员们在行使职权中的‘越轨行为”[2]，使官员“不敢为”。但在现行党的制度体系设计中，对权力缺乏监督，特别是缺乏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在纪委查办的一些大案、要案中，不难发现，对“一把手”几乎处于无法监督的状态。现行制度体系，造成权力高度集中，下级从属于上级，纪委从属于同级党委，这也是大案、要案需要上级纪委乃至中央纪委直接审查办理的重要原因。现行监督体制下，下级不敢监督，平级不能监督，上级无法监督。监督不足，使得落实制度成为领导人个人意愿和个人行为，在降低了反腐效力的同时，却增加了腐败几率。

第三，党的制度和国家法律界限不明，导致制度落实失去防线。党的领导地位已被载入宪法，党领导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一切事务，同时《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制定法律的同时，党内制度又不能违反法律，所以规范党内制度和国家法律的界限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出现党纪高于国法，党内制度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反法治局面。如行之有效的党的“双规”制度，在某些时候竟成为犯罪分子的庇护，甚至使他们逃脱了国法制裁。“党内制度”优先于“国法”的情况，导致本应由国法追究的案件转由党内制度来处理，既损害了国法尊严，又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由于党内工作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缺乏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党内制度和国法之间往往缺乏衔接，导致在党内制度和国家法律规范之间出现断层和空档，甚至出现党纪高于国法的情况。endprint

三、制度防腐和反腐的对策思考

第一，改变制度设计理念，完善制度体系。要改变制度设计理念，首要任务是改革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一是要破除权力竞争特别是高层权力竞争的封闭性，消除领导者个人的可预期性，将领导岗位要求设定为刚性需求，彻底消除因人定需、因人设岗。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上，增大透明度，增进开放度，增强权力竞争度。二是要缓解内部权力竞争激烈度，为中下层干部打开成长渠道，做到量才而用，视才而为。三是成立专职的制度设计队伍，现任领导干部不得参与。当前紧迫的是要成立一支专职的制度规划和协调队伍，专门负责党内制度的建设规划，协调党内各部门、各级组织间的具体制度，推进党内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在考察或制定制度时，要把每项制度放在整个制度体系中规划、把握，做好党内制度相互配套。首先，实体性制度和程序性制度相配套。实体性制度解决“做什么”，程序性制度解决“如何做”，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前重点要解决的是“如何做”的问题，加快制定完善程序性制度，从程序上保障实体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其次，注重具体制度间的衔接，保证各项具体制度间在时空与内容上的协调。再次，完善具体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保障性制度，不仅要规定怎样做，还要规定不执行或违反了怎么办，明确制定、执行与监督部门的职能，使其环环相扣，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还需制定保障严密实施的制度，特别是对一些原则性、指导性的制度，应及时完善实施细则以及检查、监督办法和奖惩措施。此外，对不合时宜的制度及时进行清理。

第二，完善监督体制，确保制度落实。首先要改进和完善党内监督。党内监督的首要任务是加强纪检委的作用。把纪委视为监督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利器，提升纪检委的地位和作用。要形成党委与纪检委地位平等，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工作机制，从体制上完善党内监督方式。此外，党内监督的完善需要实行党务公开，将党内政治建设情况、财务状况、制度执行情况等向全体党员公开，完善党员监督领导干部的方式，保障党员监督干部的权利。通过全体党员的监督，落实、执行好党的各项制度，使党的工作走向法治化。

其次，完善党外监督，特别是社会监督方式。社会监督保障的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这是“监督国家权力、防止其滥用、腐败的最终意义”[3]。当前的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舆论监督；二是法律所设定的具体制度监督。就舆论监督而言，应积极从法律上完善监督机制，在保障监督自由的同时，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规范，使舆论监督尽快走上良性轨道。而当前所设定的具体制度监督，主要是听证制度、举报制度，应当从速制定制度执行细则，纠正个别领导和机关“视听证为通报，把举报当诬告” 的不当行为，把听证制度和举报制度建成公民个人监督公权力特别是监督官员权力的有效监督方式。社会监督最终要形成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体系，将官员一举一动置于公众视野中，最终构建成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协调配合的制度体系，从而推动党的工作的法治化。

第三，明确党的制度和国家法律界限，维护国家法律权威。党的制度是用于规范党内关系的，而在处理党政、党企、党事、党群等关系时，则要正确运用法律规范；同样，在防范和消除党面临的消极腐败危险时，党要正确、合理利用党的制度和国家法律两种工具。首先，要善于把党内制度转化为国家法律法规。“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4]制定法律，就是将党的主张法律化，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同时，“在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法律的过程中，还应当进行技术化处理，应当按照法律规范、法律体系的要求，来体现党的主张”[5]。及时把党内行之有效的制度及时转化为国家法律，更好地用制度和法律规范权力的运行，提高党依法治党、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能力。其次，要做到党内制度不能违背国家法律。党要带头遵守法律，及时制止纠正违法行为。在党内制度和国家立法的权限上，做到界限分明，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的统一，建立起党内制度与国家法律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将党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法律建设结合起来。再次，要以党内制度建设引导国家法治建设。和国家法律相比，党内制度更加灵活，应变能力更强，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随时做出调整，从而弥补国家法律僵硬、反应滞后的特点。党内制度可以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思想基础和文本规范，一旦经实践检验为合理、有效，应及时将其上升为国家法律，用法律武器防范和消除党面临的消极腐败危险。

第四，设立党内违法审查机构，夯实最后防线。为了防止违法不究、执法不严、选择执法等问题，党内应设立独立的违法审查机构，专职审查党的各级机关的违法行为，使其成为制约权力、应对消极腐败的牢固防线。该机构设中央、省两级，负责审查同级党政、司法部门内党组织的违法行为。为了保证机构的独立性，中央级审查违法机构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直接对党代会负责；地方违法审查机构直属中央违法审查机构领导，不受同级党委领导。中央政治局及地方党委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各级违法审查机构的工作，该机构成员无明显过错不得罢免；违法审查机构办公经费、成员薪酬由中央财政拨付，不得减少。机构成员必须具备法律专业素质，有着从事法律工作的丰富经验。违法审查机构独立审查各级机关违法行为，审查决议及各级机关执行决议的情况及时向公众公开，对执行决议不力的机关领导进行问责。一个独立的党内违法审查机构将成为保障党内制度落实，实现依法治党、依法治国的牢固防线。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官方网站：http：//www.mos.gov.cn/mos/cms/html/3/21/201307/35485.html，数字根据该网站公开信息统计

[2][3]魏宏.权力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83.368.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7.

[5]喻中.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方式[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1）：5.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战略与路径选择研究》（项目编号：12&ZD0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

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的成因与防范 篇4

医药购销腐败的社会危害

医药购销领域腐败, 是多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深圳9名正 (副) 院长受贿案、珠海9家公立医院药剂科主任受贿案、湖南湘雅医院的医药购销腐败窝案、葛兰素史克腐败案、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浙江“依达拉奉”药品回扣案件案……频发的医药购销腐败现象让人触目惊心, 引发社会深思。一是药购销领域腐败是“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推手, 直接导致医疗服务价格升高, 损害患者的经济利益。二是医药购销领域腐败是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产生的温床, 严重腐蚀了医疗队伍, 破坏了医务人员的正面形象。三是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规则, 使市场竞争陷入了无序状态, 严重影响了医药卫生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的成因

1. 法律因素

(1) 立法缺陷。就现行法律体系而言, 对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行为惩治主要涉及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禁止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 的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的“禁止医药购销中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禁止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 投标人以向招标人行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等。尽管这些法律明确了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行为法律责任, 但是处罚力度过轻, 尚不能产生威慑作用。例如,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在购销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等有关人员收受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处分, 没收违法所得。事实上, 在医药购销利润丰厚, 对药品生产或销售企业罚款“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数额过于偏低;而对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等有关人员仅仅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也偏轻。而《刑法》中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明确了医药代表、医务人员等入罪的主体资格, 涉案金额5000元以上就应予以追诉。但是, 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行为较隐蔽、侦查难度较大, 实践中能够立案追诉还是少数。从法经济学看, 违法成本较低, 相关法律尚不能发挥震慑作用, 无论是药品销售者还是医务人员都存在侥幸心理。

(2) 执法缺陷。依照我国法律规定,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药品采购、药品监督部门负责药品质量监督、医保部门负责药费控费, 但是医药购销管辖权存在交叉管理、重复设置的情况, 其管辖范围和权限界定不明确, 其管辖权经常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 工商部门、卫生部门、药品监督部门、公安机关等, 针对医药购销腐败都有调查取证乃至立案查处权力。而在实际中, 对医药购销腐败案件的调查, 经常发生互相推诿现象, 在客观上不利于对医药购销领域的违法行为的查处。

2. 制度因素

(1)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药品零差价制度的局限性。为了防止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解决“看病贵”问题, 国家推行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药品零差价制度,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药品价格虚高问题, 但是并未彻底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就药品零差价而言, 尽管取消了药品的加成部分, 医院层面实现了药品零利润, 但是医师仍掌管着药品使用决定权, 医师与医药销售人员之间利益链条仍未切断。从临床科室主任到科室成员, 从药剂管理人员到为医师统计处方用药的药剂师, 从支付药品销售款的出纳会计到医院信息中心的管理员, 都可能是药品回扣链上的关键环节。 (俞强《对治理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几点思考》, 《医院管理论坛》, 2013年第9期)

(2)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制度不完善。为了规范医疗机构采购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行为, 制止医药购销违法行为, 打击商业贿赂行为, 国家卫生计生委 (原卫生部) 于2007年出台了的《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 2013年12月25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其进行了修订, 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建立医药购销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尽管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卫计委要求, 制定了本行政区域不良记录实施办法, 细化不良记录表现形式和处罚措施, 但是该制度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真正披露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当事人名单的寥寥无几。究其原因, 是责任不清晰、监管不到位、处罚措施不严格所致。

3.道德因素

当前,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 社会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和道德准则都在发生着较大的改变。 (李振唐、张楚研《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几个问题》, 《人民法院报》, 2014年9月3日)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出现了滑坡, “收受红包、吃要回扣”成为医疗行业的“潜规则”。

防范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的措施

1.完善医药购销法律制度, 构筑法律防线

(1) 完善立法。立法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药品管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以下简称《医师执业法》) 等相关法律, 加大对医药购销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 提高处罚数额、建立行业或职业资格的退出机制。例如, 《药品管理法》应提高处罚数额, 《医师执业法》应补充罚款、没收财产等经济性处罚手段, 同时增加“吊销执业资格证书和终身职业禁入”的资格罚。

(2) 严格执法。卫生、工商、药监、公安等部门应积极介入医药购销领域腐败行为的查处工作, 坚持有案必查, 对医药购销领域中涉案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 要按照《药品管理法》、《执业医师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等法律规定, 依法严肃处理, 强化法律威慑作用。

2.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构筑制度防线

(1) 推行“医药分业”改革。“医药分业”, 是指医院 (用药单位) 与药房 (卖药单位) 分离。医院可设置院内药房, 但只供应急诊和住院病人, 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现象, 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的难题。“医药分业”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难点, 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一是遵循“以医养医”的思路, 落实医事服务费制度, 利用价格杠杆, 提高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 调整医院及医务人员的收入结构。医药分业后, 医院收入主要来源于医务人员的技术和劳务价值, 避免开大处方现象, 有利于促进医院及医务人员把精力用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上。二是遵循“财政养医”的思路, 政府对公立医院全额投入方案进行修正, 增加财政用专项基金给予医院必要的补偿, 加大基层医疗机构资金投入, 提高其医疗服务能力。

(2) 完善合理用药监管机制。一是建立“合理用药管理平台”, 强化院内用药监督。合理用药管理平台是将药品采购、药品管理、医师用药等全程纳入计算机监控, 对单张处方药品金额、药品种类超过规定范围或处方张数超过规定要求等情形, 计算机系统立即发出警告或禁止提示, 通过医师用药“红线”, 以杜绝医师开具大处方的行为, 有效规范医院及医师用药行为。 (邓勇《构建“四条防线”治理医药购销商业贿赂》,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4年第11期) 二是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包干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 “倒逼”公立医院改变“以药养医”现象。临床路径管理是指卫生行政部门仿照工业流水线设计疾病诊疗模式, 患者从入院到出院, 医师应依照该疾病诊疗模式, 开展检查、手术、护理等医疗服务, 实现“同病同治”。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包干付费”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不仅可控制医药费用, 而且可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 通过“临床路径管理+包干付费”, 规范医院的医疗行为, 既防止过度医疗、过度用药, 也杜绝医疗服务的“缩水”。三是落实医药购销腐败不良记录制度, 建立“黑名单”制度。医药购销腐败不良记录制度依托互联网技术, 实现不良记录资源共享, 使卫生行政部门、医保部门等快捷地了解药品销售单位、医疗机构及医师的医药购销腐败不良记录。从法律角度看, 医药购销腐败不良记录及时向社会传播, 可形成社会舆论压力, 使药品销售单位、医疗机构及医师受到谴责, 抑制药购销腐败行为再次发生。

3. 加强医院的法制与职业道德建设, 构筑思想防线

(1) 法制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应培养医务人员的法制观念, 提高医务人员的守法意识。一是要定期强化卫生法制教育, 可通过短期培训、法制讲座等方式, 让医务人员知晓“收受红包、吃要回扣”的法律性质和责任。二是以案说法, 加强警示教育, 促使医务人员深刻认识医药购销腐败危害和法律后果, 消除其侥幸心理, 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腐败防范 篇5

1 政府采购工作存在的问题

1.1 一些单位未经审批擅自采购。

据调查，我市去年39个单位实际完成采购金额为3757万元，其中有21个单位的1061万元采购支出该报批而未报批，这些单位占调查单位的54%，采购支出占采购总额的28%。另外，还有一些单位一年中多次出现擅自采购问题。

1.2 采购预算管理不完善，财政部门年初没有编制和下达专门的政府采购预算。

有关部门、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时，没有编报政府预算草案，在需要采购时临时申请，财政临时追加预算，政府采购缺乏计划性和预见性，预算约束力效差。

1.3 监督机制不健全。

除财政、采购中心外，调查的其他37个单位以前大多没有接受过有关部门对其进行的政府采购检查。财政部门缺乏对各采购单位的经常性检查，该报批而未报批的问题较为突出。财政、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在政府采购方面的工作联系协调机制还未建立。

1.4 采购方式执行不严格。

主要表现是一些应当实行集中采购的项目，被审批为分散采购，人为缩小了集中采购的范围，一些符合集中采购标准的项目，没有报经财政部门审批，形成了事实上的分散采购。

2 政府采购工作腐败的模型

在政府采购的非制度模式中，只要是财政供养的单位，都应按时间进度有计划依需要到市场自由选购商品和劳务。至于购买多少、购买什么以及何时购买、向谁购买，政府部门领导或政府采购官员基本具有“垄断”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购活动实际上就是采购部门与供应商一对一的私下谈判，购买过程是封闭式运行的，其典型特点就是分散化和人治化，透明度低，公开性差。在政府采购的制度模式中，虽然可以避免政府采购“暗箱操作”的腐败行为，但不可能完全杜绝政府采购腐败现象。政府采购市场供求双方的经济利益并不会因制度的建立而自动消亡，更何况制度本身的欠完善为政府采购的利益追逐者提供了机会，所以政府采购腐败的形成取决了制度缺陷的程度以及制度执行成本的大小。

2.1 非制度条件下的政府采购腐败模型。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进行以下假设：(1)供应商无差别，即所有的供应商都是理性的，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向政府采购进行寻租，其寻租能力和产品差别暂不考虑。(2)分散性政府采购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且是风险厌恶者。(3)厂商之间是完全竞争的，不存在个别厂商垄断市场的行为。

一般而言，政府采购腐败水平主要取决于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博弈。政府采购官员接受贿金的概率取决于租金的多少，掌握权力的情况以及事后被发现的几率。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要降低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腐败水平和寻租规模，必须降低租金水平，减小采购主体的权力范围，同时提高腐败行为事后被发现的概率。

2.2 制度条件下的政府采购腐败模型。

寻租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制度缺陷，然而是否有了制度就可以消除政府采购腐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政府采购的主体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对政府采购部门和官员具有的自利性动机不可视而不见，在制度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为准则就是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这是经济人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的必要条件。经济人的基本行为动机都是追求净收益的最大化，而人们行为的差异则来源于其收益较之成本的差异。政府采购官员是理性的经济人，在进行腐败决策时也遵循这一原则。只有当寻租人(设租人)的收益大于相应的成本时，他们才会寻租或设租。

3 控制政府采购腐败的措施

3.1 加大《政府采购法》的宣传力度。

各级各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广泛宣传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意义、作用以及《政府采购法》主要精神和内容，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了解、关心、支持政府采购事业的氛围。

3.2 加强对政府采购机构和人员管理。

政府采购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关系到《政府采购法》的全面贯彻和政府采购制度的深入推行。一是逐步建立政府采购人员任职资格制度，加强对采购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二是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理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与政府采购机构的关系，做到双方在行政、财务、人员等方面彻底脱钩。三是按照市场机制，发展壮大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把它们办成规模适当、水平高、运作规范的法人组织。

3.3 加强政府采购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针对本地区实际和政府采购各项工作的特点，按照重效率、增效益、促发展的原则，制定和完善与《政府采购法》相配套的多层次地方法规制度，完善运行程序、操作规程、职责权限、考评办法、监督措施等，把《政府采购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使政府采购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按规操作。

3.4 完善内部业务岗位轮换制度。

政府采购的投标、资质、资金划拨和监管的四大职能，都是由政府采购机构内设科(股)的各职能部门完成的，各职能科室分别掌管着政府采购的方式：招标的投标权，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资质审核权，采购资金的划拨权，对政府采购的管理权，执行政策、法令制度的监督权，有关政府采购政策的制订权。

在一个岗位上干的时间越长，社会人际关系越多，交往就越深，在履行各种职能权力时，往往容易掺杂主观意识，感情用事，情感代替原则，权力不受制约，就容易滋生腐败，导致违纪。实行内部岗位轮换制，可以减少和制约违纪事件的发生，又有利于锻炼和培养熟悉各类业务的年青干部。轮换的时间一般控制在2-3年为宜，轮换岗位必须是由上至下进行，领导干部作分管机构的调换，中层干部作业务机构的轮换，一般干部结合可塑性，可在业务机构内部轮换，轮换不一定是全换，可以分批调整。这样既不影响正常的业务工作的开展，又可以培养和造就掌握全面业务知识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干部。

3.5 加强财政管理，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约束。

财政部门要按照《预算法》和《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在各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草案的基础上，汇总编制本级政府采购预算，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批复下达到各部门单位执行。财政部门要将政府采购预算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范围、统筹管理、认真组织。各有关部门要制订详细的政府采购工作计划，保障政府采购预算的圆满执行。尽快实行国库统一支付制度。为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提供制度保证。发挥各级机关会计核算中心作用，加强对采购资金和采购项目的监督。各部门单位对于使用财政性资金，实际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在内的所有项目，都要严格执行批准的政府采购预算，不得超越和随意变更。

3.6 加强政府采购工作监督检查。

腐败防范 篇6

1.充分依靠人民群众, 实行民主监督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要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推动力,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从而不断实现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由此可见人民群众与执政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党部分人员因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 加之部分旧朝留任人员的官僚思想的侵蚀, 部分官员也开始产生了冒进、偏激的思想, 忘记了我党的使命宗旨, 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 权力私有化, 以公谋私收受钱财, 致使腐败在我们的新中国、新政权中产生了。毛泽东认为, 这种腐败的出现是因为我国资产阶级与我党内部斗争产生的结果。他认为, 这是一种脱离人民群众的表现, 全然忘记了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最大的危险, 脱离群众意味着脱离了我党的支撑力量, 没有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政党最终会失去民心。

为了保证我党的执政方向, 更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建国初期, 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 其中包括“三反”、“五反”运动, 通过发动群众的力量对共产党员和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全面的监督和审查。另外, 在共产党内部, 我党人员还要进行自行监督, 自觉接受同党内部人员的监督, 一旦发现谁有腐败变质的苗头便要对其从思想上、 精神上进行净化洗脑, 使其能够不脱离我党政治路线、 不脱离群众路线, 始终保持对党崇高的信仰, 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这就是通过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反腐的目的。

2.依靠法律和教育防治腐败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思想的重要内容。 1978 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 并提出把我国计划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此, 我国要进行“两手抓”, “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 只有一手是不行的。主要思想包含三个方面: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尤其是在经济转变的初期, 政策、法律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未健全, 这给了想趁机搞投机活动的人新“机遇”。 改革经济市场必然涉及多方领域, 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但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需一个较长的过程, 所以势必要短期内解决腐败问题。因此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同时, 他还提出了法制反腐的必要性。首先要以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为基础。其次, 要把反对腐败与法制完美衔接在一起。从改变“人治”开始, 坚决杜绝个人主义、官僚主义, 坚持与“法治”结合去反腐、治腐。因此, 邓小平指出“克服特权现象, 要解决思想问题, 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他认为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意义。

邓小平强调要依法反腐、依法治腐。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进行, 一些官员也就容易抓空隙搞官僚主义, 开始集权, 凡事一己说了算。所以邓小平就主张通过改革体制和加强法制来反对特权。随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先后实施, 邓小平发现监督对腐败现象的重大影响。他多次指出, 共产党不仅要受到来自党内部成员的监督, 还要受到来自其他党派的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 邓小平以史明鉴, 总结方法教训, 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法, 如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 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 不要重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对人的处理要慎重, 要宽严得当等等。

3.“三个代表”是拒腐防变的重要思想武器

江泽民在我国反腐败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都对我国反腐进程具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他把反腐败定性为一种“内部的政治斗争”, 认为腐败是关乎党的前进方向和政治定性的, 为此曾在多个会议当中指出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最具代表性的是在2000 年2 月, 江泽民围绕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 适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强调展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为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新思路, 提出了新要求, 也表明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决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反映了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为人民、 国家服务的坚定意志与决心。 同时, 他还从我党人员的历史责任角度出发, 细化了我党人员面对腐败问题时应有的对国家、 对人民的态度, 遇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及时提出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又不能违背国家和人民的意志;既要勤俭为公, 又要执政为民。 始终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集体利益放在思想和办事的首位。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把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为民服务、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4.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防范公权私用

腐败具有历史性和长期性, 腐败问题不是新时期才产生的, 它是在各朝各代都存在着的重大难题, 一直以来都难以根治。 为此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在2012 年提出要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切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他主要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概念。 胡锦涛提出要加强我党人员防腐拒变的本领, 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 情为民所系, 事为民所办, 坚持贯彻群众路线, 真正去倾听人民的意见, 真正做到为群众谋福利、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具体应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 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一是重点“查找三类风险、建立三道防线、管理四个环节”。 二是规范公款招待和公务用车制度。

其次, 完善基层民主化管理机制。 一是实行“一推广三转变”, 创新提升民主公开和议事工作。 二是建立“三资”监管新机制, 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 三是全面推行电子政务管理。 可以让公务人员在网上处理工作, 有效减少工作程序流程, 让政务工作的办理更有效率。

再次, 全面推行电子政务管理。使得网上办公成为现实, 优化工作流程及反腐的渠道, 并派专门人员去受理解决, 积极倾听民意, 为反腐倡廉做足准备。除此之外, 还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反腐倡廉的积极性, 要他们知道, 反腐并不是政府的事, 也是人民自身的事。 还要加强对信访接待人员的管理培训, 并成立专门组织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

二、当代共产党人对反腐模式的反思

以往反腐模式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来达到一定反腐目的, 我们把这种形式称为政治运动反腐。这种类型的反腐特点有三: 一是主要是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检举、揭发、参与惩处腐败的方式进行的。 二是在党的直接实施下反映党的意志的。 三是这种运动型反腐模式只有“人治”, 而没有了“法治”。 当然, 政治运动反腐的实施也与我国当时国情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 没有完善的机制规范, 采取政治运动模式, 对遏制腐败、 转变社会风气和稳固政权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 这种模式的运行是反映党的意志, 体现的是党在国家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但这种模式下的反腐也有一定的弊端, 所有的反腐、治腐指令都是由党领导人直接下发, 即便为更好地整治腐败而制定了一些条例, 运动中的执行人为快速执行命令, 也没有去遵循法治条例, 因此, 这种运动型反腐不能根本上惩治腐败。 很多执行人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谁有罪, 如何处置。由于当时法律法规并不健全, 加之人民对腐败者极为痛恨, 使得人们不顾一切约束做出一些偏激甚至错误的行为而不自知。 因为是群众运动, 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 产生的冤假错案不在少数。 尤其是在“三反”、“五反” 中出现的 “ 逼、 供、 信” 现象中产生的错误更多。 在这种情形下, 运动中出现不少冤假错案不可避免。 没有健全的法治规制, 没有正确反腐方向, 由一开始的全民热情反腐演变为最后的激进的、 盲目的反对腐败。运动中被考察、审判的人员由于受不了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而企图自杀, 行至此时, 运动反腐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因此, 运动反腐虽然有一定成效, 但并未真正从实质上惩治腐败问题。

三、新时期反腐的举措

1.坚持依法治腐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腐败行为,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依法治腐, 这并不是老生常谈, 而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任何国家事件都要依法而行, 因此, 反腐要依靠法律是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要依法治腐, 还要依法治国。 同时,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是依法治腐的前提基础。 我党是为人民谋权力的政党, 是人民的政党, 无论是高官腐败还是村官腐败都要一视同仁, 依法治理, 决不能放过每一个损害人民权益的工作人员。

2.坚持制度反腐

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要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杜绝“人治”, 坚持依据制度、法律反腐, 全面打击腐败行为, 根除腐败生长的土壤, 让它无处可逃。在全面依法治腐的情形下, 还要充分发动人民群众, 依靠人民的力量去检举腐败、去监督腐败, 让腐败暴露在阳光下。 政府要坚持阳光执政, 执政为民, 真正做到有腐必治, 有案必查, 出现多少案件就查处多少案件, 绝对不放过一件侵害人民利益的事件, 也绝不冤枉一个好的政府官员。 “千里之堤, 毁于蚁穴”, 如果对腐败藏有姑息的态度, 那么很有可能把“苍蝇”变成“老虎”。 因此, 要做到防微杜渐, 锲而不舍地纠正“四风”。另外, 要对党内部人员进行内部教育, 始终提醒他们要保持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做到权为民所谋, 利为民所争。争取努力全民打造一个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社会大环境。

3.坚持廉政教育纠正党风

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上提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 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是针对党风、党建问题。 当今贪腐之多, 很大程度上因为官员思想的变质, 利用手中职权以公谋私, 只图私利不为老百姓办实事, 更有甚者卖官鬻爵。所以, 我党要继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 从精神上根治党员腐败思想。 例如, 在政府内部要定期开设廉政思想教育宣传会, 使官员在思想上保持清醒, 还可让已落马官员讲述其心路历程, 以人为鉴, 营造出一种不敢腐、不想腐的社会氛围。

摘要：腐败问题, 自古以来由来已久,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国家都面临腐败的问题。整治腐败也从未停歇,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历届领导人对腐败问题都严抓实打, 并根据当时的腐败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做出决策与防范, 使得我国反腐一直在路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腐败,防治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2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2]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