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可译性（精选10篇）
文化不可译性 篇1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饮食文化也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传播,吸引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美食译院》和《舌尖上的中国》等一系列跟饮食文化息息相关的作品的出现,也体现了对饮食文化的跨文化交流的高度重视。因此,在面临不同文化的巨大差异性的时候,如何将中餐菜名翻译得准确和优美,是使中国饮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的关键。
二、中美饮食文化差异
中美饮食文化的差异源于中美文化的差异,其差异除了体现在中美食物的不同以及烹饪方式的差别上,还体现在中美饮食观念上。
1.情感VS.实用。对中国人来说,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跟吃的息息相关。无论是小孩出生、庆祝生日、举行婚礼还是老人去世,中国人都会准备丰盛的食物来表达庆祝之情或者是怀念之情。无论任何场合,中国人总是赋予了饮食无限的情感意义。亲戚朋友一起聚餐,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升华。在美国人看来,吃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是人类补充营养的方式。美国人崇尚快餐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会花很多时间准备食物和品尝美食,对他们而言,饮食更注重的是实用性,而并未赋予饮食太多的情感意义。
2.复杂VS.简单。中国人十分注重饮食本身,愿意花时间精心准备丰盛的食物,一般除了酒水、小吃、甜点、米饭和面条,还会准备十道主菜,每一道菜都包含复杂的准备工序,准备的食物越丰盛,就越能表示主人的友好和好客之情,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在美国,跟中国比起来要简单很多,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超过六道主菜。美国人一般聚餐,都是每一位客人带一道菜跟大家分享。对他们而言,聚餐的意义是为了交流分享,而不在于事物本身。因此,美国人的聚餐一般都比较简单。
3.精致VS.营养。从古至今,中国发展了八大菜系。每一大菜系都有各自的特色菜肴。从食材的选择、烹饪、食物搭配以及环境的布置,都体现了各大菜系的精致和心意。相比而言,比起菜肴的味道,美国人更注重的是营养。他们始终坚持认为饮食只是保持健康的一种方式,只有平衡食物的营养,才会最有利于人的健康。
三、中餐菜名的翻译
中餐菜名不仅仅是中国饮食产业的交流工具,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工具。鉴于中美在饮食文化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为了中国饮食在美国更好的传播,中餐菜名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
1.中餐菜名的可译性。就语言本身而言,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形式。每一个国家之间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当然也体现在语言层面。正因为有这种相似性,所以两种语言之间必然能够相互转换,这就是可译性。菜名,饮食文化的传播者,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之间的菜名必然也具有这种相似性,因此中餐菜名和其他菜名之间的共通性让中餐菜名具有可译性。
2.中餐菜名的不可译性。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地区文化差别,从而造成了语言的差异,此外,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显著差异导致了理论层面上语言的不可译现象。这种不可译主要体现在文化和语言层面上。中餐菜名是中国饮食文化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它不仅仅传达了中国菜肴的特征和烹饪技巧,也蕴含了浓厚的中国饮食文化。因此,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中餐菜名又具有不可译性。
3.不可译的中餐菜名的翻译方法。
(1)音译法。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地域、文化以及语言差异,使得中餐菜名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译的,但是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译现象是可以使用必要的语言手段和翻译技巧来避免的。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音译法。音译能够避免直译或者意译带来的误解,是一种以原语言发音为依据的翻译形式。许多中餐菜名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的目标词汇,因而音译在菜名的翻译中十分常用,特别是翻译用地名、人名或地方语来命名的中国菜时,为了保持原有特色风味,往往可采用音译法,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和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比如:“麻婆豆腐”(ma po toufu)“东坡肉”(dongpo pork)“馄饨”(wonton)等。
(2)意译法。对于含有典故的中餐菜名,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找到对应的目的语表达形式时,一般采用意译法,用解释、删减、借用、改写等手段来翻译。比如,“芙蓉鸡片”译为“fried chicken slices with egg white”,就准确地将菜名翻译出来,还对菜的原材料做了简单的介绍,让读者能够明确地了解到“芙蓉鸡片”的原料和内涵,此意译的翻译方法直观而且通俗易懂。
(3)直译加注法。直译法是保持原文内容和形式的翻译方式,但简单的直译往往容易引起外国读者对中餐菜名的误解,从而达不到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效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来翻译。对于本身含有典故,直译无法体现其食材和做法的,我们可以采用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比如,“锅贴”,翻译为“Pan-Fried Dumplings”。
四、结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不断发展传播过程中又吸收了新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中餐菜名的准确优美翻译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要翻译好中餐菜名,必须要熟知中国菜系,了解中餐菜名的历史文化风俗传统,还必须要了解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找到中餐菜名与西方菜名的异同点,尽量让菜名的翻译越来越规范和标准化,从而准确地传达中餐菜名所赋予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充分考虑中美饮食文化观念的不同,进而使中国美食闻名世界。
参考文献
[1]刘闯.浅析中餐菜名英译的不可译性及解决[J].校园英语,2012,(7).
[2]侯雪菲.从英汉烹饪词汇语义差异看中式菜名英译[D].黑龙江大学,2009.
[3]美食译苑——中文菜单英文译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4]王才英.试论中国菜名的相对不可译及对策[J].长沙大学学报,2009,(7).
[5]宋梅,陈丹.中式菜单英译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补偿策略研究[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2).
[6]朱莉.中国菜名的特点与文化可译性实践[J].宁波大学学报,2011,(7).
文化不可译性 篇2
跨文化交际翻译活动,在形式上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但在内容上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移植.这种活动,不仅受语言形式的束缚,更受文化因素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影响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有效交流与传播.本文从物质文化、观念文化、习俗文化和地域文化等四个方面探讨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并指出译者不仅必须掌握两种语言,还必须熟悉两种文化,诚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
作 者：包惠南 BAO Hui-nan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外语系 刊 名：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年，卷(期)： 21(9) 分类号：H059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翻译 文化观 可译性限度 文化因素
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再思考 篇3
【关键词】可译性 不可译性 互补性
一、语言的不可译性
语言的不可译性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哲学领域中对语言本质问题的探索，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的可译性问题进行研究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提出了关于“逻各斯”的概念来对语言的可译性问题进行关注。“逻各斯”是一个通过声译过来的概念，被赫拉克利特引入到哲学领域当中，用以表示“必须遵循的共有的东西”，包括原则、公式、理性等含义。赫拉克利特赋予了这一概念与语言、言语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这一概念，语言当中也必须是具有某种大家共同遵从的东西才是其具有可译性的前提，但在现实世界中，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环境下就明显的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语言的不可译性大多都是以语言的多义性为前提的，在不同的语义场景中，语言的可译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我们可以认为语言的不可译性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可译和表达方式差异所导致的不可译。
对语言个性的关注导致了我们对语言不可译性的研究，主要包括语言的外在和内在特征的关注。通过对现有的关于不可译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本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不可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现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则是认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导致其不可译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认为不同语言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属性，正是思维方式和精神属性的差异导致了语言本质上的不可译性。
二、语言的可译性
对语言可译性的主张则源于人们对不同语言之间共性或者互补性的关注，语言可译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从语言的共性出发而进行的论证研究。德国翻译学家斯坦纳对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这一概念其实脱离了语言翻译的本质，是对翻译定义上的让步，本文认为这一主张扩大了翻译本身的概念，因而并不十分充分。依据这一概念，就是认为了语言翻译的绝对性，是一个有失偏颇的观点和理解。
另一翻译学家奈达对语言的可译性问题的论述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尽管不同区域的人类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但人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进行高效沟通的可能性，因为人们的思路、反应以及文化经历是类似的。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阶段，尽管各个区域间具有相对的封闭和独立性，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场合上来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们所处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特征都是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语言的表达也能够在另一种语言体系中得到相对精确的表达。这实际上也就是对语言的透明性和绝对可译性的一种认可和支持。除了对语言绝对可译性的论述，还有一些学者例如梅纳德·麦克（1983）认为一些优秀的译作基本上也能够达到和原作相同的阅读体验，这其实是对另外一种语言可译性的观点的支持，即语言的相对可译性。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试图在绝对可译和绝对不可译之间寻找适合语言翻译的第三种理论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有偏向于支持语言不可译的倾向，并不能在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中起到相应的调和作用。
三、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关系
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了语言翻译的本质问题。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认为声音与意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声音上面来讲可能存在希腊语、拉丁语系的区别，但就两者所表达的含义来讲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其中声音可以认为是语言的“外在语词”，意义则是语言的“内在语词”，这仅仅是由于人们的关注点不同所造成的，并不意味着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内在语词是本身存在的，并不依赖于声音而存在，外在语词则需要依赖于内在语词而存在，无法单独表达，最终人们形成的语言的表达，是外在语言和内在语言的统一，融合了文化思维与语言的表达形式。从深层次的理解上来看，这段话的主要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如果我们认可语言的“内在语词”性，就等同于认可了语言的可译性，因为各种语言所表达的含义是一致的；其次，语言的“外在语词”是千差万别的，在不同的区域、语意环境中，外在语词也存在着较大形式的差别，这也等同于从另一个侧面认同了语言的不可译性的观点；最后，这段话的核心意义在于论述了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辩证关系，这两种观点其实是关注了语言的两个不同层面，对两者关注侧重的不同导致了人们对语言翻译认识上的差异。
语言的可译性主要是对语言共性的关注，而语言的不可译性则是对语言特殊性的关注，两者有着不同的聚焦层次，不可译性并不是以否定可译性为前提的，可译性也没有否认语言在某种情况下的不可译性，两者并是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关注了语言的不同层面，是一种协调互补的关系。如果我们固守语言的不可译性，则必然带来对语言共性的忽视，如果我们坚持语言的可译性，则必然到来对语言透明化和翻译创造性的蔑视，必然会带来对语言翻译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认知。因此，我们必须从本质上认可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相对互补关系，促进语言翻译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钟明国.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互补性[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18-121.
文化不可译性 篇4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不可译性,拼音音译
引言
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 即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 (包惠南2004) 。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因此文化负载词在翻译实践中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针对文化负载词这一不可译性, 人们就汉英翻译策略已达成基本的共识———采取拼音音译, 但是这一翻译策略还是受到部分人的质疑, 例如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英译就曾经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虽然人们最终还是选择了Fuwa, 但是也说明人们对于拼音音译并非完全认同。本文试图进一步探讨拼音音译, 解决文化负载词不可译性的合理性及其具体应用, 以此引起大家的共鸣。
一、拼音音译策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文化趋同性和平等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介绍传统中国文化的汉英翻译中应该遵循物从主人、名从主人、以我为主的翻译策略, 凡是有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大多宜采用汉语拼音音译, 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 (金惠康2003) 。这一翻译策略受到了广大外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这充分反映出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例如备受国人青睐的“豆腐”的英译为beancurd, 而外国人更愿意接受tofu, 还有饺
子 (dumpling, jiaozi) 和中国武术 (Chinese Martial arts, Wushu)
等。如果在文化负载词的汉英翻译中我们一味地追求在目的语中寻找对应词语, 那我们就会跟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另外如果在翻译这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中, 一味地在目的语中寻找对应词语, 也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自信, 是对另一种文化的屈从, 在文化交流中就会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 这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流, 也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
二、奥运吉祥物英译对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的启示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 说到跨文化交际活动, 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奥运会, 因为奥运会是全球范围内促进不同文化交流的体育盛会, 其宗旨是公平、公正、公开。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吉祥物的选择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其英文翻译对我们解决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不可译性给出了不少启示。自从1972年慕尼黑夏季奥运会首次出现吉祥物以来, 国际奥委会就对奥运会吉祥物作出明确要求, 奥运会吉祥物必须有广泛的文化内涵, 必须体现主办国民族特色的要求。因此它的英文翻译也应体现该民族的文化特色, 因为奥运会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国际体育盛会, 其英文翻译对本民族文化的对外宣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组委会就没有使用英语中表示“海狸”的现成单词beaver, 而是坚持使用具有浓郁加拿大文化属性的印第安语Amik。1988年汉城夏季奥运会的吉祥物“虎娃”英译也没有选用Tiger Boy, 而是按照韩语发音把其称为Hodori。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翻译不仅没有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而被人们所忘记, 相反其因为这些民族特色而被人们牢牢记住, 更好地促进了外国人对其民族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充分地说明拼音音译是解决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不可译性有效而合理的策略, 这一策略不仅不会阻碍不同文化的交流, 相反会更好地促进交流。
三、拼音音译具体例证和应用
当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英译Friendlies和Fuwa PK之时, 不少人对Fuwa存有顾虑, 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文化负载词采用拼音音译这一策略还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 因为汉语文化负载词包含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而读者对信息的形式和内容的理解, 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的文化预设。由于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不熟悉, 就会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去理解, 从而可能产生不同的联想, 甚至误解原文。但这并不能说明拼音音译策略应该被全盘否定, 其实只要在拼音音译的基础上对音译词语加以补充解释, 就可得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这样既通过音译策略弘扬了本民族的文化, 也可以避免外国读者的误解。例如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压岁钱”英译为Yasuiqian, 可以用词汇补充解释为gift money or blessing money, 也可以用句子补充解释为the newly printed cash which
is believed to bring good luck presented to children as a ritual of Chinese in celebrating Lunar New Year.这种翻译方式既完整地
传达了“压岁钱”在汉语中的独特含义, 保留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又避免了外国人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这样成功的译文数不胜数, 例如汉语中的“关系”、“粽子”、“气功”等英译为Guanxi, Zongzi, Qigong等。这些译文随着具体语境, 或者在标题中直接用汉语拼音音译, 或者在文章中必要时在音译后加以补充解释, 非常灵活, 因而深受广大媒体的欢迎。
当然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采用拼音音译这一策略也并不是盲目排外,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既能够弘扬本民族的独特文化, 又可以减少外国人的误解, 帮助外国人理解并接受异国文化, 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拼音音译当然可以与英语相互借鉴, 进行文字中的中西合璧, 其实那些洋为中用、中为洋用成功的翻译例子早已数不胜数。在中国“神五”和“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之后, 一个中西合璧的词汇Taikonaut就迅速诞生, 而且媒体的反应是一片好评。例如2003年美联社10月的新闻
标题:China’s First Taikonaut Safely Returns to Earth.11月的新闻标题:China to Send Two Taikonauts Next Time.还有2005年10月新华社的英文报道: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talked to the two taikonauts on China’s Shenzhou-6 spacecraft Saturday afternoon, praising their performance and wishing them a triumphant
return.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像中外人士常常挂在嘴边的北京人Beijingnese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成功典范。
其实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再贴切不过了, 因为除了汉语外没有任何一门语言可以更好地体现这种民族文化, 另外这种翻译策略也跟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相吻合。或许它有些不足, 但是我们对其在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中的主导地位不应再持有任何怀疑态度。
参考文献
[1]包惠南.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外文出版社, 2004.
[2]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文化不可译性 篇5
关键词：翻译矛盾性;可译性;不可译性;豫剧翻译;问题
1 翻译的矛盾性
不可译性与可译性是对立统一的。所谓对立，是指双方相互排斥、互相斗争。所谓统一，是指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翻译这个统一体之中，并贯穿于翻译发展的始终。因此，翻译包含着矛盾，而不可译性和可译性的主次之分，决定着翻译是否可以进行。
一般意义上说，翻译是一种夸域的交际行为，在此过程中，信息不仅从一种文字领域传递到另一种文字领域，而且也从一种文化领域传递到另一种文化领域。
与此同时信息也会在传递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原信息的内容与特点有的被遗漏，有的则经过替换或二度创作得以再现。若遗漏的多，再现的少，就表明原信息不可译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原信息是不可译的;如果遗漏的少，再现的多就说明可译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原信息是可译的。
不可译性与可异性一直是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争论的焦点之一。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者也考虑到翻译会出现不可译性与可译性的问题，所以多采用音译的方法进行翻译，用发音近似的汉字将梵语翻译过来，用于译音的汉字丧失了其自身的原意，而只保留其语音和书写形式。
古意大利先贤们则更决绝，他们干脆将翻译看作对原作的亵渎，遂将翻译者看作背叛者。
美国著名翻译家Eugene A. Nida根据语言交际功能观点提出了“高层次的对等”和“低层次的对等”两个概念。高层次的对等要求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要使目的语读者或听众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作出的反应与原语读者或听众基本一致;低层次的对等要求译文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读者或听众能得到与原语读者或听众对等的理解或欣赏。译语与原语只能无限接近但不可能相等。所以，高度的对等是达不到的，尤其当两种语言或文化差异较大时，更难以达到。人们产生和理解语言的方式，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绝对一致，所以，Nida的翻译理论只要求反应基本一致，而基本一致实际上就已经表明翻译中存在着不可译和可译性。
英国著名翻译J.C.Catford通过将翻译的不同层次进行分析研究，把不可译分为语言方面的不可译和文化方面的不可译。导致语言方面不可译的原因是由于原语和目的语语言单位和形式的差异，而导致文化方面不可译的原因则是目的语中缺少原语的文化特征与文化载体。
所以，翻译包含着不可译性和可译性。他们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对立统一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不可译性是绝对的。当翻译者遇到根植于原语文化的语言文字或声音动作时应该放弃替换或二度创作的策略，保留其原有风味，最好是不去翻译。豫剧的翻译亦是如此。
2 豫剧翻译中的三个不可译性问题
豫剧是我国流布地区最广、演职人员最多、艺术水准最高、欣赏群体最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诞生在明清时代，至今已越三百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豫剧不断兼收并蓄，吸取其他表演方式，融化借鉴其他艺术精华，经过几代艺术家励精图治、艰苦创作，终于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之一。近年来，豫剧不断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在传播中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民族感情、提高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上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是，国内翻译界对豫剧的翻译研究甚少，这与其日益突显的作用相比是远远不够的。通过研究发现，豫剧在翻译过程中，其原内容与特点遗漏的多，再现的少，不可译性做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豫剧的不可译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2.1 腔调的翻译
豫剧是一门戏曲艺术，其曲调唱腔皆出自民间，是无数艺人和劳动人民世代相传、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它并非由某一位专业艺术家创作加工出来的。相反，豫剧是由演员、乐师、艺术家、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创作、加工、润色、提高、发展和传承的艺术。因此，其腔调会因为时代和艺术家的不同而不同。另外，腔调所创造的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例如，身为豫剧五大名旦之一的陈素真的唱腔以粗狂、高亢、激越为主，给人一种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感觉，而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则以花腔见长，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艺术魅力。
George Leonard Trager在他1958年出版的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中首先提出Paralanguage（副语言）的概念，副语言就包括对语言起修饰成分的副语言符号如Volume（音量）、Tone（音色）、Speed（音速）、Intonation（语调）以及Sign（叹息声）、whistle（口哨声）等。按照这种理论是否可以把豫剧唱腔当作一种副语言，将豫剧特有的唱腔通过英語中的Oh，Ah，Ya（h）等来加以再现？
著名豫剧大师崔兰田擅长表现旧社会受压迫妇女的悲苦生活。其嗓音清亮，纯净，圆润;吐字讲究，清楚，干净;唱腔质朴而不失坚实，韵味淳厚。其表演的《秦香莲》，《桃花庵》等深受观众的喜爱。“宁可三天不吃盐， 也要看看崔兰田”， 成为观众对她的盛赞。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表演，受到一致好评。崔大师尤其擅演悲剧，其唱腔哀怨深沉，缠绵委婉，感人肺腑。
“接过来这杯茶， 我两眼泪如麻， 夫君京都招驸马， 我、我流落宫院抱琵琶， 可恨他一朝成富贵， 忘恩负义他弃结发。”
——《秦香莲》选段
豫剧《秦香莲》讲的是陈世美为了自己的富贵荣华狠心抛下妻子秦香莲和孩子的悲情剧。经过崔兰田多年的舞台实践和不断研究、探讨、改进、提炼、润色、锤炼和提高，“抱琵琶”终于成为了全剧最精彩的核心唱段。
崔兰田将秦香莲见到陈世美后的愤、恨、悲、愁、怨五種感情融汇在她那精妙绝伦的哭腔中：第一句“接过来这杯茶”的唱腔体现出秦香莲悲恨交加、欲言难止的感情;接下来“我两眼泪如麻”则似说若唱，似唱若怨，似怨若泣，似泣若诉，一个“如”字的哭腔充满伤感，抽泣、哽咽，唱不下去，说不出来，哭又不敢做声的压抑感情，充分表现出封建社会妻子受丈夫压迫，践踏，摧残的悲苦。然后“我流落在宫院，我、我抱琵琶”这句唱腔充满深深的悲怨和控诉，观众可以通过“流落”和“我、我”领会到秦香莲被丈夫抛弃的悲苦与无助，展现出封建女性以丈夫为生活依靠和精神寄托的悲惨命运。而从“忘恩负义”的“负义”二字在很高的音调上急转而下然后徐徐回颤，唱出了封建妇女对封建婚姻双方不平等的审判。“负义”两个词后又加上拉的很长的哭腔，把秦香莲内心的愤、恨、悲、愁、怨的复杂情绪在极度压抑后，如决堤的江河一般一泻千里让其内心情感得以最大程度的宣泄，使观众得到一种畅快自然的艺术享受。
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豫剧唱腔的内容和特点遗漏过多，导致唱腔艺术特色的丧失。不可译性做了矛盾主要方面，所以豫剧唱腔是不可译的，强行翻译是不可取的。
2.2 地方特色的翻译
众所周知，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继承、改革和创新而发展起来的。豫剧诞生在开封境内，后又吸收河南民间小曲、谚语、歇后语、俗语以及河南方言中的土话等，可谓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所以，豫剧具有地域性突出，乡土文化特色强的特点。但是，翻译后其地方特色将大大减弱，甚至消亡。
有些译员认为原语的乡土文化特色可以通过替换来转嫁，例如，把原语方言用目的语方言替换，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原语的地域特色。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是否可以把豫剧地方特色用地方方言来加以再现？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又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方言区众多。美国北方方言：以夸张的“o”音出名，如talk， walk，off，coffee这四个词，纽约市人会发成：twok，wok， woff， kwoffee（这里的“o”均为长音“喔”）。倘若将豫剧用纽约方言翻译会如何呢？
豫剧大师马金凤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马大师的《穆桂英挂帅》以高亢、清脆、甜美、朴实的风格生动展现了豫剧的地方特色。
“……王伦贼一马三箭射的稳，在旁边可气坏了他们兄妹二人，他两个商商量量才把那校场进，同住那满朝文武夸他武艺超群……”
——《穆桂英挂帅》选段
此唱段中“贼”本非小偷，而是贬义词，在河南地区“贼”还可以用来表示厌恶与不欣赏的意思。叠词“商商量量”表示不鲁莽;另外，有别于普通话，这里“稳”、“超”、“群”都读作汉语四声中的“去声”， 并且在“气坏”之前加上河南话特有的“可（ke读作汉语四声中的去声）”。在翻译的过程中，豫剧地方特色遗漏过多，不可译性做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豫剧地方特色是不可译的，强行翻译是不可取的。
2.3 豫剧表演身段的翻译
豫剧是用来表演的。其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的创作背景中，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迥异的人物造型，独到的服装道具，以及传达出来的深邃感情都需要通过表演者的身段展现出来。一抬手，一皱眉，一撇嘴，一抖袖，一正冠，可谓一颦一笑皆有文章。如何在译文中展现这些身段就是英语豫剧的又一难题。
如何翻译出豫剧表演者的表演和身段？有译者提出可以参照西方戏剧剧本来翻译。首先介绍故事背景，舞台装饰和演员装扮，而后通过添加舞台说明的办法来介绍人物动作，解释其心理，描写人物神态，提示舞台设计，表示场景交换。
常香玉大师是常派的创始人，表演方面、唱腔方面、艺术方面的特点都很突出。常大师非常注重表演的每一个细节，大到抬手拂袖，小到一颦一笑都充满艺术性，表演细腻传神，规范精到，富有一种阳刚之气。观众不仅为其优美圆润的唱腔征服，更为她精湛的表演身段折服。其代表作《花木兰》经久不衰，成为豫剧经典绝唱。更留下“自古豪杰有万千，沧海横流谱诗篇，古往今来多评论，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名句。
“……刘大哥讲的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花木兰》选段
翻译一般只能部分展现豫剧的表演和身段，缺乏艺术感染力。在翻译的过程中，豫剧表演和身段的内容与特色遗漏过多，不可译性做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豫剧表演和身段是不可译的。
3 结论
翻译豫剧的目的是让其走出国门，让世界人民感受到豫剧的独特魅力。但是，英译后的豫剧是否适宜演出，是否能够被外国人民认可与接受？日本的柔道（ジュウドウ）译成“Judo”，中国功夫译成“Kungfu”，均按日语和汉语本身的发音译成，而不是各自“削足”。因此，应该让“洋”人了解、熟悉、学习中国的特有的文化和传统，不应该“软化”我们的脊梁，把自己独有的概念削了往“洋”词汇里面硬塞。豫剧翻译时，译者不应使用替换或二度创作的策略，而应该保持豫剧原有的风味。
由于本人能力、时间、研究设备和资料的种种问题，对于豫剧翻译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仅为豫剧英译提供了一个用翻译矛盾性观点探讨豫剧翻译的思路。希望通过此文能够增加人们对于豫剧的了解与热爱，起到弘扬中华文化，推动豫剧英译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Eugene A. Nida.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孟伟根.戏剧翻译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徐丽萍.玄奘“五不翻”理论解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哲版），2008（5）：61-63.
[5]唐文生，贾德江.论翻译的悖论——不可译性[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4）：109-111.
[6]郭克俭.豫剧起源新探[J].中国音乐学，2007（4）：220.
[7]李惠莉.崔兰田悲剧哭腔艺术探究[J].中国戏剧，2008（3）：34-35.
[8]Stuart Berg Flexner，庄和诚译.美国的方言[J].现代外语，1985（3）：37-41.
[9]王晓峰.豫剧《程婴救孤》的音乐创作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2.
基金项目：
2015年河南省软科学计划项目“中原豫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编号：152400410623;2014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与豫剧翻译”，编号：2014-qn-602”。
作者简介：
可译性及不可译性分析及翻译策略 篇6
翻译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 它是用另一种语言对原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风格、神韵等进行再现和表达。然而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 针对一种语言能否被另一种语言所表达这个问题, 国内外语言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人但丁在《飨宴》中提出“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 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语言学者及外交官洪堡提出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苏联翻译学家费道罗夫认为, “实践本身已经证明可译性原则是现实的”, 但同时他又认为“在原文相当明显地违背某一民族全民语言准则而具有该语言的地方特色或狭隘的游民集团用语时, 可译性的原则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在翻译佛经时提出“五不翻”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和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王佐良提出“诗是否可译:绝大多数思想可译, 不易翻译的是原作的气氛, 或者说力量”;傅雷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论”的观点。
2可译性分析
通常认为两种语言之间之所以可译在于两种语言的共性。第一, 人类即语言主题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第二, 人类有共同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都有其共性;第三, 所有语言必然有其共同的语言基础和结构, 有主语、谓语、宾语等。第四, 语言所描述的客体, 自然界、社会生活、人类情感等都有其共同特征。第五, 科技发展, 信息时代的进步, 使各国文化交流不断加深, 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理解不断加强, 人类共识不断扩大。基于这些特征, 我们可以认为语言之间是可译的, 多年的翻译实践也证明了翻译的可行性。
3不可译性分析
然而, 不同语言的独特性, 不同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风俗、价值观、人生观的特有性, 造成了语言之间的翻译障碍,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词汇空缺
词汇空缺是指原语言词汇所指在译入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不同的民族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 拥有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物产、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思想观念意识形态, 如中国特有的物产茶叶、粽子、瓷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武术气功, 中国特有的文化习俗抓周、重阳节登高等在英文中必然没有对应的表达, 正如英文中特有的clone, karaoke, hippie等词汇没有固有的中文表达, 只能借助音译。
(2) 词义冲突
由于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不同, 一些文化承载词汇在中英文中的意义是不同的, 甚至截然相反。如自由主义 (liberalism) 这个词汇在中文中是贬义词,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重视集体主义,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在西方人眼中自由主义是个褒义词, 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强调个性、独特、个人独立, 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再如“白象”一词, 在汉语中是褒义词, 因为在东方人眼中大象是吉祥平安的象征;而white elephant一词在西方人眼中则是贬义词, 因为在西方大象往往被视为大而笨重的东西。
(3) 语义联想
语义联想是指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 同一词汇在中英文中引起的情感和联想是不同的。“滑铁卢”这个词汇源于希腊神话, 比喻致命的弱点和缺点。“吃醋”这个词汇不仅指喝醋这一举动, 更指一种不健康的嫉妒心理。那么当我们进行翻译时可否不丢失其内在含义而将其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
(4) 修辞审美观差异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两种语言在发音、字形结构、造句谋篇上都有其各自特点。汉语特有的音韵美感、特有的字形结构在翻译中难以达到同等表达;汉语中特有的修辞手法, 双关、回文、镶字拆字等的使用在翻译中难以达到同等效果;还有作者的写作风格等难以完全翻译出来。然而英文中特有的写作手法和修辞手法的运用在中文翻译中也难以再现。如汉语中有四个声调, 通常叫四声, 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不同的声调可传达不同的感情意向, 而英语没有声调, 因此这对于汉翻英来说是一个障碍;然而, 英文中的押头韵、尾韵等写作手法的再现对于汉语来说也并非易事。
(5) 观念文化差异
由于中欧文化差异、观念差异, 我们对同一事物、事件的理解和观点是不同的。如, 龙这个形象, 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然而, 在欧美文化中龙是妖魔的、邪恶势力的象征。在中文中很多跟狗相关的词汇都含贬义意味, 如, 狗仗人势、狗血淋头、猪狗不如。然而, 在英文中很多跟狗相关的词汇非但不是贬义词, 而且是褒义词。如:You are a lucky dog.
(6) 风俗习惯差异
风俗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 反映了民族心理和价值取向。如, 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 常说“你吃了吗?”但在英文翻译中我们可改译为Hi, 这样才符合欧美人打招呼的习惯。汉语中的方言等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 如四川话“啥子”、贵州话“搞哪样”在英文中都翻译为what, 这难免就丢失了其独特的语言特色。
正如翻译学家费道罗夫所说, “实践本身已经证明可译性原则是现实的”。所以客观地来说翻译中没有完全的可译和不可译, 只能说在一定限度上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笔者认为对于一些应用文、说明文、客观描写和叙述, 其可译性较强;然而对于一些文学作品, 因为其所含文化成分、修辞成分较多, 因而并非完全可译性;对于一些特有的修辞手法和审美其可译性较弱。而随着世界文化的沟通和交融, 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必然会不断加强。
4翻译策略
对于英汉两种语言间的互译, 要实现完全的对等翻译, 既翻译出文章的内容又翻译出文章的写作、修辞手法和风格特征是不容易的。针对语言的不可译现象, 现提出一些翻译策略。
(1) 直译法
直译法是翻译中最常用的方法, 也是许多翻译家推崇的方法。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如鳄鱼的眼泪、特洛伊木马、牛仔这些词汇越来越被我们所熟悉;针灸、中药、京剧等也越来越被外国人所喜欢, 所以直译法越来越成为解决不可译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因为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可以保持原文的特色和风格, 也能被大家所理解和接受。如:鳄鱼的眼泪直接可译为crocodile tears ;滑铁卢可直接翻译为Waterloo。
(2) 直译加注法
如果原语言的内容并不为我们所熟悉, 或者说采用直译的方法可能会引起读者误解, 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持原文的原滋原味, 并且能让读者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如:clone一词可直译为克隆, 为避免读者不明白, 可在文中加注“一种无性繁殖方法”;sauna——桑拿, 加注“源于芬兰的一种蒸汽浴”。
(3) 音译法
这种方法通常用于文化空缺的词汇、专有名词等。比如OPEC常常直接就译为欧佩克;mango就直接译为芒果;中国福建特产茶就直接按其方言译为tea ;当然这种方法只有在读者对这些外来词熟悉的情况下使用。
(4) 音译加注法
音译加注法即指在采用音译法的基础上对所翻译内容进行加注以解释。如TOEFL译为托福,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可在文中加注:由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举办的英语能力考试, 全名为“检定非英语为母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
(5) 意译法
倘若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神形兼顾, 既抓住文章内容, 又抓住文章的写作手法、风格特色, 这时我们应该认真理解原语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 舍弃原文的字面意义, 抓住主要内容和精神。如:green hand一词往往译为“新手”;Love me love my dog. 这句话的含义为“爱屋及乌”。
(6) 混译法
混译法即直译法、音译法、意译法和加注等方法混合搭配使用。对特有不易翻译的专有名词可采用音译法, 对读者不能理解的词汇进行加注, 当不易采用直译法进行翻译时则采用意译法, 保留原文主要内容和精神。如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译为“道琼斯工业指数”, 就是音译和直译两种翻译法相结合。
(7) 转译
什么是转译呢?举个例子, “胆小如鼠”的“鼠”我们通常不译为mouse, 而将这个成语译为as timid as a rabbit或as timid as a hare, 因为英文中通常说像兔子一样胆小;又如“打草惊蛇”往往我们将其翻译为to wake a sleeping wolf, 将蛇的形象转换成狼。转译就是说将句子中的一些形象进行转变使它们在原文和译文中产生同样的联想, 达到同样的效果。
5结束语
正如许多人所说翻译是一个苦差事, 即翻译出文章内容, 又体现其写作手法, 保持其写作风格并非易事。周恩来总理曾说过:“翻译没有基本功和丰富的知识不行。基本功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我们不仅要精通两国语言, 掌握翻译的基本方法和技巧、翻译基本知识, 还要广泛吸收各方面知识, 把握各国不同的文化和风俗, 尊重不同的文化, 认真理解原文, 把握原文进行创造性翻译, 才能做好翻译。
摘要：自人类翻译活动产生以来, 语言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引起了不少的争论, 国内外语言学家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是否可译的问题, 本文将进行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一些翻译策略。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包惠南.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4.
[2]陈龙.文化趋同与可译性限度[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2 (5) .
[3]陈伟莲.试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J].南华大学学报, 2005 (4) .
[4]陈志立.习语中的文化空缺与可译性探究[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2005 (1) .
[5]李华田.论文化不可译性及其对策[J].高等函数学报, 2010 (23) .
[6]却正强.论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争[J].学术问题研究, 2010 (2) .
试论辩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篇7
虽然关于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这个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洪堡(Wilhelm eon Humboldt,1767-1835)就已经有所讨论,但在当时在西方翻译史上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但在二十世纪却引起很大反响。洪堡的言论貌似自相矛盾,其实是反映了他从语言的本质特性出发,对翻译所持的一种辩证立场。而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中,虽然二十世纪初迎来了中国第一个翻译文学的高潮,但是中国早期文学翻译中有太多的意译、太多的再创造成分,对文学翻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站在文学研究者的立场。从“五四”以后,这种研究才开始呈现出译学研究本身的特点,才注意到对文学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上,因为起步晚,加之国内翻译研究更多地关注具体的翻译人)。在中国,佛教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如“佛光普照”“借花献佛”都表现出了对佛祖的敬仰。
(4)文学背景差异
文学方面的背景知识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例如go Dutch不译成“去荷兰”而是“各付各的帐”。它源于一段史话:17世纪以后英国占据了海上霸主地位,到17世纪末,荷兰成为英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对手,两国曾发动多次战争,英国为了攻击对手,在许多场合下用Dutch一词表示厌恶情绪。go Dutch就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如汉语典故“身在曹营心在汉”、“猪八戒倒打一耙”等,在英语中也有Black Friday之类的词语。
3.翻译原则、技巧与方法
分析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翻译时更全面准确地进行文化转换,因此,文化翻译应遵循的总的原则是:既要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文化特色,又不能超出目的语文化和译文读者的可接受限度。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问题主要涉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从译作的表现形式上,它总是归化和异化的混合体。
3.1归化
归化(Domestication)指的是在翻译中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适当的归化能使译文读起来比较地道和生动。一般成语和典故因其比喻运用中通常包含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翻译中常采用归化译法,使读者在理解的基础上获得较为全面和贴切的译文。例如:They are willing to talk turkey and end the war.(他们愿意坦诚地进行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火鸡对西方人来说极为熟悉,而中国人对此了解不多,如果直接翻译成“火鸡”,中国读者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很难将“火鸡”与“战争”联系起来。英美人觉得火鸡求偶非常直截了当,因而这个短语包含“开诚布公”的意思。对于这类词语,翻译中采用归化法进行处理。
3.2异化
异化(Alienation)指的是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实践的译本,所以对于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少而又少。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翻译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相互传译的活动,用某种语言表达的一种思想、一段话、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能否用另一种语言翻译过来?坚持可译论者认为各民族的语言存在广泛的共性,人类有共同的思维逻辑能力和认知表达能力,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交流和翻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客观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实。坚持不可译论者认为,每种文化及其语言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着自己的不能被替代的个性,每个民族的语言沉积着该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特点和思维习惯,有着许多独具特征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因此原文语言中有许多含有独特感染力的词语很难传译到译语中,尤其是通过语音和形式表达的思想感情及作品的独特风格往往难以传译。其实,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本,都体现着语言的基本功能,它们是可以变化发展的。
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共存于文本
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可译性问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即以拼音或者直译的方法,努力保留原文中的形象化语言。例如:英语中的salad,coffee,ho dog等音译为“色拉”“咖啡”“热狗”等。
3.3归化与异化结合
汉英两种语言文字系统不同,有时导致无法进行直接移植。因而,翻译中常可采用归化异化相结合的方法,即在音译词后加上一个类属性或者描述性的范畴词,如爵士乐、探戈舞等。例如:(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全化成酸醋。译成:The
wine in X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西
方人很难将醋和嫉妒联系起来,为了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背景,更好地理解句子的隐含意义,译者在翻译时增加了这一短语in his jealousy,以作补充。
总之,语言的翻译,并非仅仅是语言到语言的转换,而是包括一种语言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信息在另一种语言中的表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英汉两种语言,虽然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和体味这种内涵的文化意境,找出其异同之处,发现其深层意义并用与之相应的译文语言表达出来,就能达到翻译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2]包惠南.文化语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
[3]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国教育出版社,1997.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连淑能.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兼论汉英语言常用的表达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
[6]唐亮.从文化差异看英语习语的翻译[J].科技信息,
翻译中的关联推理
王海燕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摘要:翻译是传递信息的跨语言交际,而语言交际的基础是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根据关联理论,翻译是一个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同时扮演了读者和交际者两个角色,翻译的过程就是推理和寻找关联的过程。本文作者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论述翻译中的关联推理,意在提升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运用关联理论的意识,对译者的翻译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
关键词:翻译推理关联理论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经常会遇到一些乍一看不知如何下手的地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时是因为文化差异,有时是因为源语的语言特色,但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表达方式造成的。表达得过于简约,过于含蓄,或在上下文中暗含大的转折,都可能造成我们理解上、表达上的问题。这时就需要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用某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是否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完全确切地再现出来。这个问题包括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两个方面。所谓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指的乃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1]。也就是说,在传译过程中,原文文本的意义和特点有多少被遗漏,有多少被再现于译文。遗漏的多再现的少,不可译性就大,可译性就小。遗漏的少再现的多,不可译性就小,而可译性就大。“绝大多数语篇在总体上可译的,但同时又总是存在着局部的不可译性”[2]。卡特福德(J.C.Catford)说:“翻译决不是、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是源语文本全部被译语文本中的等值成分所替换。”这就是说,可译度的问题不是一个清楚明了的“两分仪”(dichotomy),而是一个刻度变量(cline),在“绝对可译”和“绝对不可译”之间变动。任何文本都是能够传译的,但绝对完全的传译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文文本是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奈达说:“信息流失任何交流过程中必然会有的,翻译中绝对的对等是永远不可能的。人们完全承认,绝对的交流(absolute communication)是极不可能的。”可译性使原文文本有传译的可能,不可译性使原文文本有传译的必要。“不可译的东西才真正值得一译”[3]。翻译的目的就是要把一种语言形式改易为另一种语言形式,促进了解,传递思想。如果语言之间没有差异,没有不可译的地方,翻译活动就不必存在了。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翻译工作者不但要用另一种语言把原文中的基本信息表达出来,而且要结合自身对译入语的掌握程度,进行创造性劳动。由于不同的翻译工作者对译入语的不同的掌握程度,因而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本。解构主义对文本终极意义的否定,实际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肯定了不同译本的存在。事实上,就文本的终极意义而言,肯定与否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即使肯定终极意义,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存在与不存在就是一回事。解构主义翻译观把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往前推了一步。翻译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化过程,而是一个文化政治行为,服从译入语文化语境。
三、辩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矛盾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之一。矛盾观点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第二,任何事物对立的两个方
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进行大胆的想象和合理的推理,以判定原文的内在意义和欲表之情。译者要想成功地与原作者交际,就必须获得与作者共享的认知环境,获得与作者共享的认知环境就需要推理。推理机制给成功的交际提供了可能,推理的目的是获取信息和意图。
一、推理
推理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它涉及许多加工过程,如激活、记忆搜索、信息提取等,是指没有包括在语篇中,但通过语篇内在表征而且同时被当前语境激活而提取的信息的过程。[1]布洛克[2]认为,推理是指语篇中未明确提及,但被语篇读者在理解过程中所激活的信息。信息激活有长短强弱之分,但布洛克认为,语篇读者激活语篇中未明确提及的信息的过程,短时激活和长时编码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相反,短时激活为长时编码提供了基础。因此,短时激活与长时编码都是构成面又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辩证统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翻译的两个方面,根据矛盾观点基本内容及所包含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辩证统一的。同时矛盾的观点还包括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以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不同的内容,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同样也符合这些观点。在不同的情况下,由于译本所服务的读者的不同,翻译工作着对译入语的掌握程度不同,以及在译入语环境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诗学的不同等种种因素的制约,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也就不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共存于一个文本中,上面所说的各种制约因素的势力大小不同,在不同情况下,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度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辩证统一的。在不同的情况下,翻译工作者的着眼点不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度也就不同,没有绝对的可译性,也没有绝对的不可译性。当我们说某一个原本可以翻译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译本中没有完完全全表达出原本中的内容的部分,从而让译语读者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异域文化。当我们说某一个原本不可以翻译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通过一定的翻译可以让译语读者了解一些异域文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辩证统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翻译活动中同时存在的一对矛盾体,是语言之间共性和个性特性的体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相对而言的,即,可译性大,不可译性就小,可译性小,不可译性就大。这种相对性就是说二者并非断然分清,绝对不变[4]。
参考文献
[1]Allen,Sture,Translation of Poetry and Poetic Prose——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110[C].Singapore:World Sci-enc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m,1999.
[2]Snell-hornby,Mar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9.
[3]贾影.零翻译还是不可译?[J].中国翻译,2002,(7):75-77.
小议律诗建筑美的不可译性 篇8
关键词：建筑美,不可译性,取舍
1 律诗的建筑美
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提出诗歌的“建筑美”一说。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诗歌所具备的建筑美———“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间, 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原来文学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
这里所指的建筑美即诗歌在空间形式上表现出的能直接传达给读者眼睛的美感。就律诗的空间表现形式而言, 其每一个句子都长短一致, 且有着严格的字数规定。汉字为单音节字, 每句字数一致也就意味着每个句子的长度的严格一致, 且近体诗都以方块汉字记载, 这就使得每首诗在形式上构成一个整齐的矩阵。笔者认为, 这正是儒家“方正规矩”思想的体现。
2 律诗建筑美的特征及其不可译性
在《诗的格律》中, 闻一多先生指出了用象形方块文字所纪录下的诗歌在空间形态上所具备的美感。但同时他也指出律诗的局限性———“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因此, 闻一多先生认为近体诗———尤其是律诗———在建筑美方面是不如新诗的。笔者认为, 闻一多先生的诗词理论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在对传统诗词的评价上, 有矫枉过正之嫌。近体诗在空间的表现形式上或许不如新诗灵动, 但也具备源于中国古典文化所产生的独特建筑美。这种美不仅表现在空间上, 也表现在修辞上。
1) 在修辞上, 律诗必须要使用对仗。近体诗中的对仗不同于英文诗歌中的couplet。Couplet指诗歌押韵且具备相似节拍的上下两句诗, 对仗则不仅有语法上的要求, 也有声韵上的要求。从语法上讲, 互为对仗的两句诗的语法结构必须完全相同, 且位于相应位置的词必须要求词性相同, 词意相反或者相关。从声韵上讲, 互为对仗的两句诗的平仄格律必须相反。近体诗中两句被称为“一联”。律诗共有四联, 先后顺序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其中颔联和颈联必须为对仗。以律诗中仄起平收范式为例, 结构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到, 一联之内平仄相反, 音调高低起伏;两联之间平仄相近, 音调一脉相承。诗歌整体的音调既不显单调, 也不会过于花哨。
2) 在空间形式上, 近体诗的基本构成单元是汉字。汉字是单音节象形方块字, 形态整齐统一, 恰如建筑中的砖块。由汉字这种独特的建筑单元构建成的近体诗具备严整规则的建筑形态, 在外观上表现为由方块字构成的整齐方阵。虽然形式上偏于单一, 但这种整齐划一的特性足以让“方阵式”的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所有诗歌形式中显得独一无二。
以上提到的空间形式和修辞上所表现出的建筑美在世界诗歌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性也为在翻译工作中将其形式的完美再现增添了极大的难度。以英语为代表的欧洲语言多使用表音文字。表音文字由字母拼写, 单词大多长短不一, 这就使得英语诗歌的基本单元和汉语诗歌的基本单元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在不影响诗歌内容的前提下, 翻译者往往最多只能基本保持每个诗句长短的基本一致。而要用单词长短不一的英语完全再现由汉语构成的严整方阵, 几乎不可能。近体诗在修辞上所体现的音乐弹性和空间张力更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来复制。因此, 笔者认为, 中华古典诗词的建筑美同样具有不可译性。
3 翻译工作中的取舍
虽然律诗的翻译充满了难度, 有些元素甚至是不可译的, 但并非没有成功的例子。深受意象派影响的现代派美国诗人Ezra Pound (艾兹拉·庞德) 曾经挑选了十几首中国古典诗歌, 并将其翻译成英文诗集Cathay (<神州集>) 。以《神州集》中《登金陵凤凰台》中的颔联为例, 原作为“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庞德译为:
Flowers and grass
Cover over the dark path
Where lay the dynastic house of the Go.
The bright cloths and bright caps of the Shin
Are now the base of old hills.
后一句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原作中的“衣冠”并非实指衣服和帽子, 而是指代古代贵族, 士大夫阶层;“古丘”也并非实指古代的山丘, 而是指陵墓。译作将“衣冠”和“古丘”译为birght cloths and bright caps和old hills显然是误解了原诗的意思。总体上看, 庞德的译作中色彩、形象、感官上给读者的印象非常鲜明。遗憾的是, 原诗在修辞和形式上所具备的建筑美被译者完全放弃了。
文学家茅盾在《译诗的一些意见》中认为“原诗的种种好处, 翻译时只能保留一、二种, 绝不可能完全保留。”王国维强调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诗歌也是如此。笔者认为, 在律诗的翻译工作中, 当在保持原诗意境的前提下, 兼顾其他美感。值得注意的是, 保留意境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完全放弃诗歌的建筑美, 因为建筑美是律诗最为显著的表现特征之一。即使律诗因为其表现形式的特殊性, 不能在目标语中完全再现, 翻译者也应当尽力利用目标语的特点以及目标读者的审美取向, 将建筑美最大部分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Ezra Pounds.Cathay[M].Montana: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7.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3]单其昌.汉英翻译技巧[M].杨宪益, 校.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0.
诗歌中不可译性的诗意 篇9
一、诗歌中的不可译性
诗歌及其创造者在不同社会现实中常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正确地认识诗歌及其创造者在诗歌翻译中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无论诗歌还是诗歌翻译都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诗人和诗歌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往往扮演不同的角色,也正是文化背景的差异增加了诗歌翻译的难度,诗歌译者和诗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对诗歌翻译也进行过迥异的阐释。
1.音韵上的不同
中国诗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节奏上和谐统一,这样有些诗歌就会用到迭韵,就是指两个字或几个字的韵母相同。迭韵诗指的是全诗各句所用的字的韵部均相同的诗,又叫韵字诗、同韵诗。例如: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English version:
The slender clouds are shining their elegance,
The flying stars are delivering their complaints,
The Milky Way is vast with its ceaseless streams.
Annually the separated couple meets in this season of gold-gilded winds and jade-like dews,
With their supreme happiness overwhelming everything else.
The couple is bearing their waterlike subtle emotions,
Thinking this yearly date seems only perambulating in dreams,
And dares not to look back the return route along which either trails.
If a couple is deeply committed to each other with all their souls,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y are physically together all the days and nights.
从这首诗歌的英译文可以看出,译者也用了押韵,每句诗歌的最后一个字用了辅音“s”,但是,这和原文中的用元音“u”押韵就相差甚远了。
2.象征意义上的不同
即便是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也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更不用说诗歌了。诗歌中词语的象征意义更加丰富,翻译诗歌的时候,译者遭遇到的不可译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English version:
Autumn Thinking
—to the tune of Sky Scours Sand
Sear vines,old trees and crows in twilight.
A small bridge,flowing water and cottages in sight.
An ancient road,a lean horse in the westerly wind.
The westerning sun down wend,
A heart-broken man is at heaven's end.
该诗歌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都是有象征意义的,译者能否在英文中找到有着同样象征意义的对等词语呢?回答是否定的。
3.文学样式上的不同
汉语是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汉语的四声构成了发音的抑扬顿挫,产生了一种音乐的特征。中国诗歌声律除节奏外,还有就是声调的平仄律。所谓声调,是指语音的高低、升降、长短。平仄是在四声基础上,用不完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平指平直,仄指曲折。汉字每个音节都有声调,每首诗歌中音节与音节组合在一起,读起来是否协调优美,这就产生了“平仄律”。例如: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English version:
To the snow rune of spring beaming in garden
What a scene is in the north found!
A thousand li of the earth is ice-clad aground,
Ten thousand li of the sky is snowbound,
Behold at both sides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Yellow River,up and down,
The surging waves are gone!
Like silver snakes the mountains dance,
Like wax elephants the highlands bounce,
All try to be higher than heaven even once!
……
尽管译文中,译者表达了诗歌的大意,也运用了辅音“d”和“s”押韵,也有节奏感,但是,原诗歌中汉语具有代表性的声调的平仄律,却没能表现出来,不禁让人遗憾。
二、翻译对策
诗歌是一种结合了内涵、外形与声音的完美的艺术整体,而每一首诗的内涵与外部形态都是诗作者不同的自我意识的体现。尽管诗作者和诗歌的译者成长环境不同,情感经历和文化影响不同,但是,译者一定要意识到翻译诗歌的责任,从形象入手,再到其象征意义进行探讨,尽力揣摩诗作者的思想倾向,使读者能更好地认识理解和品味诗歌。诗歌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我们应该在译文中向读者描绘出原诗的意境及韵律之美,将译文完美地呈现给读者。可取的翻译方法有形式翻译和阐释翻译。
1.形式翻译
形式翻译注重的是译诗的学术价值,而不是文学价值。译者关注的是对原诗的形式(包括音韵)的绝对忠实,认为译诗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精确地“还原”原诗,因此,译诗中应努力避免外来成分(包括社会、哲学、历史、文化成分)的介入。以王维的《鸟鸣涧》为例: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English version 1:
Bird-Chirpping Hollow
The light beams of the moon on the earth softly rain,
The night is quiet,the spring mount empty,
The moon’s up-rise the birds doth frighten To cry now and then in the spring tide hollow.
English version 2:
Bird-Singing Stream
Man at leisure.Cassia flowers fall.
Quiet night.Spring mountain is empty.
Moon rises.Startles—a mountain bird.
It sings at times in the spring stream.
比较这两个版本的译文以English version 2更为贴切,因为该译文用到了形式翻译,特点是用词最少,最简洁,还原性最强。English version 1的译文对“鸟”字的译法为复数。而第二个版本的译文较好地使用了单数形式,译出了原诗歌恬静的诗意。将秋天比作女神,给秋天赋予女人的面貌、温柔的头发,到处忙碌着。原诗作者用“Thou”直呼秋天女神,译者也忠实于原诗用“你”来赞誉Autumn。
2.阐释翻译
阐释翻译是面对广大读者的文学翻译的方法。跟形式美相比较,这种翻译方法突出的是诗歌的文学价值,要求保留原诗的意境美和音韵美。以我国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为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English version 1:
In the Quiet Night
So bright a gleam on the foot of my bed,
Could there have been a frost already?
Lifting myself to look,I found that it was moonlight.
Sinking back again,I though suddenly of home.(Witter Bynner译)
English version 2:
Nostalgia
A splash of white on my bedroom floor.Hoarfrost?
I raise my eyes to the moon,the same moon.
As scenes long past come to mind,my eyes fall again on the splash of white,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翁显良译)
在English version 1中,Bynner的译文的特点是直译,而且有些词语的翻译是有争议的,例如在唐代“床”指的是座具,睡觉的用具是“榻”而不是“床”。在译文中Bynner用“bed”来翻译诗歌中的“床”,显然是不妥的。而在English version 2中,翁显良先生运用阐释翻译方法,把第一句译成“A splash of white on my bedroom floor.Hoarfrost?”在表达原诗意境上比前者更胜一筹。
三、结语
诗人是人们内心世界的观察者,现实和梦想的巨大落差不断地成就也不断地毁灭着诗人的内心,使其有所感悟,这些都需要在诗歌的书写中快意地释放出来,以形成具有力量的呐喊。译者不仅要做人们内心世界的观察者,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高超的创造技巧和恰当的描写手法。毫无疑问,译者自身内部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因素促进了译文的形成。从自身内部因素提升到外部环境因素促进,译者应尽全力,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展开想象,体现原诗作者本意。但是,由于各种的局限性,译者在探索、追寻和完成的道路上,会有得有失,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诗歌的不可译性的诗意。
参考文献
[1]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刘明菲.On Functions of Transliter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ts Features[J].科学中国人,2014,(2).
[3]李延林,潘利锋,郭勇.文化翻译学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诗的不可译性和翻译的必要性 篇10
首先英国著名作家雪莱关于诗的翻译也有段著名的论述:试图把一个诗人的创作译为另一种语言, 犹如将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希冀借此发现花色与花香的构造原理, 两者皆非明智之举。紫罗兰必须再次萌生于种子, 否则开不出鲜花——这是巴别塔之咒的负累。 (《文化构建》) 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诗歌翻译的不可为。试图把一首诗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就好比想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一朵花以确定它的芳香与色泽来源于何处一样显得荒诞不经。而后著名翻译家奈达对诗歌翻译的论述更为详尽了。首先奈达在翻译中提出了对等原则。在他的《论对等原则》中开篇提出语言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等, 所以必须辨别翻译的不同类型, 已确立不同的对等原则。翻译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 (1) 信息的本质。 (2) 作者目的以及相应的译者目的。 (3) 受众的类型三个基本因素。奈达在信息本质这个项下讨论诗歌翻译问题。即:在信息当中, 主要考虑的因素到底是内容还是形式?他说:与散文相比, 在诗歌 (翻译) 当中我们显然更关注形式的因素。这并不是说诗歌翻译必须牺牲内容, 而是因为内容本来就必须紧紧压缩在特定的形式土壤之中。只在极少数情况下, 诗歌翻译可以同时复制形式和内容。所以一般来说, 形式往往因为内容而被牺牲掉了。从另一方面来说, 译成散文的诗歌不是原文的充分对等物, 虽然它可能复制概念内容, 却大大缺乏对情感强度和原诗风味的再现。那么从以上几位翻译家的研究得出诗歌翻译的困难是很大的。后来著名翻译学家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很明确地把诗歌的翻译放在符号学里进行了考察, 他认为:不论是语内或语际, 诗歌是不可译的, 只能是创造性的移植, 这是他关于对等理论合乎逻辑的引申。他从符号学的观点探讨了翻译中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这一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根本问题。
强制性范畴强调语言不可译, 它制约语言的表达, 如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语言表达的制约, 从而使不同语言形成各自的特点。非强制性范畴强调语言表达有自由。语法是语言的横向组合, 决定了语言必须表达的基本信息, 制约了语言的信息组织方式, 属于强制性范畴, 是翻译中最为复杂的问题, 是翻译的难点所在。而词汇是语言的纵向聚合, 组织方式灵活, 属于非强制性范畴。
诗歌的主要意义并非传递信息也就是说在诗歌中是强制性范畴在起着主导性作用也就是雅各布森所说的“诗律”, 因为诗律是不可进行移植的, 所以诗歌是不可译的。
前几位翻译学家都对诗歌翻译提出了观点, 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但是却还有很多翻译实践家在努力地做着翻译工作。那么他们难道都是误译吗?不尽然。乔治·穆南 (George Mounin) 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 其翻译思想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具有重大的影响, 被视为“法国翻译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他的代表作《翻译的理论问题》以翻译为研究对象, 将翻译纳入了科学的研究范围, 并被法国教育界和学术界所认可, 为翻译研究登入科学研究的大雅之堂打开了通道。他认为: (1) 翻译是可行的, 但存在着一定限度。 (2) 翻译的可行性存在于其限度之中, 而其限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理论上说明了译本不断更新的必要性, 也从实践上向我们更大限度地接近原文, 追求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提出了客观的要求。翻译中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 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利维 (Levy) , 捷克著名的翻译研究者, 最早把诗学引入翻译研究, 脱胎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 (客观诗学) , 并在翻译研究中发展了形式主义的诗学研究观点。他把语言学应用于文学翻译, 其中包括诗歌的音韵学方法。他摒弃了传统翻译理论中采用的乔姆斯基跟奈达的深层结构研究方式转而强调作品的表层结构, 实现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 也奠定了翻译研究的基础。在他的翻译理论下, 诗歌的翻译也是可以相对成功地实现的。以翻译为媒介的交流永远不可能实现,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首优秀的诗歌, 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完全保持其原有的诗韵和精神价值, 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国诗人赵萝蕤还是尝试着做出了中文版, 并且受到了戴望舒等作家的肯定。这就是赵女士的在一定限度内做出了对诗歌内容的最大限度地传递。她在《荒原》译序中说:她被艾略特那全新的诗歌观念和深刻的精神内容打动了。她看到了艾略特的“最引人逼视的地方”, 即诗人的“恳切、透彻、热诚与诚实”。赵深刻理解艾所表达的现代人特有的“荒原求水的焦渴”, 看到“欧战以后, 人类遭受如此大劫之后”, 只有艾“将其中隐痛深创如此恳切热烈而透彻的一次倾吐。”赵萝蕤翻译与研究《荒原》都有着明确的目的, 即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这部伟大的作品。那么赵在翻译时做了很多修改和创新。但她是从介绍这部作品给中国读者这一点出发的, 那么一定是对原诗歌进行了再创造, 使之符合汉语语言规范, 并纳入中国文化系统, 用了中国文化象征、价值观来对原诗进行改写。从研究思路和方法来看, 赵对《荒原》的研究基本属于文本解释型, 即“通过分析、释义、评论确定作品的意义, 通常侧重于晦涩模糊或者有比喻意义的段落进行阐明。”赵在翻译中主要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 直译并不是一味地“硬译”, 而是有一定的灵活性, 特别是要遵循不同语言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这样赵翻译出的中译本做到了利维所说的“诗歌翻译是可以相对成功地实现的”。她凭借自己对《荒原》的理解和良好的中外文知识实现了艰难的诗歌翻译, 不仅把《荒原》中艾的深刻精神内容传播到了我国腐朽的诗坛, 介绍进来的艾的那些艺术手法也对中国的新诗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那么我认为翻译是有哲学一面的, 诗歌本质上是不可译的, 但实践中存在着利维所说的一个“鞍点”, 即在一定限度内达到最大的传递, 另外这个限度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更新的。
摘要：本文依据西方翻译理论界在翻译研究发展中各位理论家提出的对诗歌翻译的见解, 来阐释自己的看法:诗是不可译的, 但诗的翻译却又是必要的。希望自己的分析能给诗歌翻译实践有一些帮助。
关键词：对等原则,强制性范畴,非强制性范畴,鞍点
参考文献
[1]苏珊.巴斯内特.种子移植:诗歌与翻译.